医学的哲学思考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医学的哲学思考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有人认为中医学因为未能全方位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结合，发展缓慢，所以至今未能得到长足的发展，主张它应该与现代医学相结合，还应该结合一切现代科学为我所用。初期看来，中医尤其是中药是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是，我们从实际情况看到，中医研究越来越标准化、客观化，很多学科都从细胞水平、分子水平、基因水平来研究中医中药，结果呢，一味中药越提越纯，临床应用一看，结果却不是这么一回事。事实上，中医现代化已经走入了一个误区。从SARS的爆发和控制过程可以看出，西药所治疗的病人死亡率明显高于中药，而且，中药现代化研究的一些成果在SARS面前仍然束手无策，而我们控制SARS所使用的正是被认为不符合时展需要的中药汤剂。

裘沛然教授指出：“中医现代化，首先要知道几千年来无数的大医和先哲们呕心沥血的成果是什么，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到中医的现代化。”而我们从事中医现代化研究的，有几个真正懂得中医、了解中医？所以中医现代化只能是一种假的现代化，是“伪现代化”。“现在的政策导向是强调用现代科研方法研究中医，其实就是用西医替代中医，美其名曰中医现代化，实际上就是消灭中医”（焦树德教授语）。在这样一种中医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下，谈中医的创新只能是一句空话。必须牢记的是：只有返本才能创新。事物需要发展，但是如果摒弃原来的基础，只能算是一种新兴事物罢了。中医学只有在自身的准绳内发展，保持自身的特色，中医现代化才能有真正有价值的成果。

中医需要创新，它的现代化应该是继承了五千年传统的现代化，中医一系列独特的理论体系、医学方法，并不是束缚中医发展的绊羁，而是体现中医特色的关键和根本，科学需要突破束缚，但是如果要打破中医这些特征的话，那么现代化的中医也就面目全非了。而中医在几千年来的发展过程中，本身就是在不断的求创新、求发展的，从来就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历代中医各家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中医学的丰富和发展，重大创新历代层出不穷。

不相信中医独立的学术地位，盲目崇拜西医学方法，对中医自身传统的冷漠，导致中医学术界目前的现状，即：把盲目改造中医传统、简单模仿西医当成中医现代化的方向。中医的发展本身是在一个非常成熟的、完善的、符合客观规律的理论框架之内的，这种发展可以是无限的，如果任意想突破这个框架，必然容易导致违背客观规律。现在的大多数现代化研究只不过是对中医药的量化、标准化、客观化的研究，进行微观的分析，而这种研究成果实际上只不过是对中医药进行一次逻辑语言、数学语言的解释而已，对中医的实际内容没有任何触动，中医药的思维方式仍然没有变化，只是某些形式和外在的东西有所变动，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变动可能对中医的发展造成致命的打击。

中医对疾病的认识是通过“黑箱理论”来认识的，控制论认为：认识客观，“黑箱理论”有两种方法，即打开和不打开黑箱。中医认为有诸内必形诸外，我们完全可以不通过打开黑箱的办法研究中医药，而且取得相当大的发展（高国宇语）。中医的很多理论是无法通过现代研究来证实的，如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现代研究无法证实它的存在，然而它在实际应用中却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中医理论是一种“哲理式”的思辩，实践是一种“经验式”的积累（王磊、常存库语）。认识中医必须先从中医的哲学思维入手，中医与西医是截然不同的理论体系，如果一味地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医的本质、中医疾病的本质及转归的机制，是行不通的。而且，现代研究也不过是一种思维方式，过分追求中医药的客观化、标准化、量化只能把中医引入死路。尤其是当代的“实验阳性”理论根本改变了中医以人为本的理念，试图用临床--动物实验--临床实验--临床的方法进行中医药的研究，是对中医根本理论方式的漠视。归根结底，中医现代化应该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应先理解中医、理解中医的思维方式才能谈发展。中医几千年来不断的发展、壮大，以至今天获得独立的社会地位，都证明了一个哲学道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第2篇

关键词:摄影;罗兰•巴特;哲学思考;艺术创作

中图分类号:J40-02 文献标识码:A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Photography Art: On "La Chamber Claire" by Roland Barthes

SHAO Xin-yuan

摄影技术诞生至今已经有了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这期间有无数的书籍介绍过摄影,其中罗兰•巴特的《明室》却给我们打开了另一扇窗。在《明室》中作者没有关于光影、构图、拍摄等任何摄影技巧的文字描述,而是以一种在我们看来近乎于“呓语”的独白弥漫着全书。但在书中我们似乎触摸到定格在真实影像背后的时间、记忆、地点,体验了文字与语言符号所表述不了的乐趣。笔者认为,罗兰•巴特在书中真正想表达的不是摄影本身,也不是形而下的技术,而是形而上的思考,是想表达一种观念,一种由“摄影”阐发的态度,并想通过摄影让观者来讨论“观看”。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观看摄影、绘画、文字与雕塑,以至于观看历史、当下和未来。也许这就是摄影的魅力所在,它留住一个个“不可能再触摸到的真实”。在台湾版《明室》的封底,罗兰•巴特引用了一个典故,故事讲述了藏传佛教的祖师马尔巴修得一门大法,叫“往生夺舍”,它可使灵魂脱出自己的身躯,进入另一具尸体,使之复活。他的儿子塔玛多德跟随父亲修行,成为此法的独门传人。一次,塔玛多德参加赛马,坠落悬崖,马尔巴得知噩耗,忙赶去看望儿子。弟子们想请师父行“往生夺舍”法,却找不到合适的尸体。马尔巴把儿子抱在怀里,哀痛不已。恰巧就在前几天,有一对老人失去独生子,马尔巴前去以佛理相劝。说,得子丧子,如梦如幻,不要太过悲伤。看到马尔巴悲痛的样子,一名弟子对他说:您告诉我们,一切皆是幻象,令郎之死且不也是一种幻象?马尔巴答道:你说得没错,但我儿子的死是一种超幻象。

这段文字与《明室》有什么联系呢?当读完全书我明白了,书中的寓意都包含在这个故事里。罗兰•巴特在《明室》的开篇便舍弃了学术的立场,声明只“以对我而言真正有存在意义的几张照片作为研究的根据,完全不关文本总体,只谈这些个体。”他甚至倡导开创一门个体的学问,不关乎普遍性的“知面”,只关注打动个人的“刺点”。“知面”(Studium)和“刺点”(Punctum)这两个词语贯穿书的始终,这是两个拉丁语在词典中也找不到确切的翻译和中文解释。所谓“知面”我的理解就是影像的表层,是一幅画面所展示的众所周知的描述,是广义上的摄影,衍生开来就是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的普遍知识。而“刺点”则与个体息息相关,它只是关注个体本身的情感,在摄影的范畴里,是画面里真正能够击中人的内心世界的元素。“知面”与“刺点”虽然彼此相互对立,但又并存于同一张照片中。罗兰•巴特在思考“知面”与“刺点”时,诉诸这样一种“面的延伸”与“点的穿透”的辩证解释。其实他借用了伯格森与德勒兹“广度•强度”的二元论。广度是外在的、空间的、物质的;强度是内在的、时间的、精神的。在罗兰•巴特看来“神情也许是某种精神方面的东西,一种把生命的价值神秘地反映到脸上去的东西”。如果用“刺点”理论来看《明室》,书中第一处打动我的是在阅读完整个上篇晦涩深奥的理论之后,下篇开头关于他的母亲去世的那段文字。当读完这段文字,我恍然大悟了,前面提及的马尔巴的丧子在这里暗喻着罗兰•巴特的丧母。让罗兰•巴特困惑的是在一堆母亲的影像中,他无法寻找到与记忆里的形象相符的母亲。每张照片都只是保留着母亲的一个侧面,一个局部,一个稍纵即逝的残留。即使这些都是曾经的母亲、曾经存在的母亲。但都并不是母亲的本质,“因为我错失了她的生命本质,所以我错失了全部的她。”罗兰•巴特怀着对母亲深深地思念,去追寻心中母亲的影像,他走进了母亲过世时住的那套房子。于是,影像穿越了时空,“在灯下一张张地看她的那些照片,跟她一点一点地上溯历史,想到我曾经爱过的那张真实的脸。结果,我找到了。”死亡的阴霾被照片中的小女孩儿驱散,那是一幅幅完整的影像,它触动了罗兰•巴特,他说“我从中看到了不被家庭悲剧(父母离异)以及任何体系束缚的善良。”在照片中,罗兰•巴特看到母亲童年时代的善良与温存,母亲坚守着这些美好的品质,终其一生。在这里他找到了他心中的完整的母亲。

书中还写道:“总算这一回,摄影带给我好像回想般断定的感触,正如普鲁斯特曾体验过的:一天普鲁斯特低着头脱鞋,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他祖母的面庞,‘我第一次于无意中在记忆里重新见到了祖母,她那样子完整而生动’”。在罗兰•巴特看来“他拍摄了一张超等照片,其存在之久远,超过了摄影技术本质所能合理保证的期限。”其他的照片,仅有类比而无真实。“ 不管照片给你看的是什么, 也不管它以什么样的方式给你看, 照片永远都是不可见的,我们看到的不是照片。”在这里,罗兰•巴特并不是在玩弄文字游戏,而是道出了摄影作为艺术在精神层面上的“虚无”。这样的论述总觉得似曾相识,也同样适用于其他任何艺术门类,可以放进绘画、雕塑、设计,可以放进古典主义,也可以放进后期印象派的笔端。只是在摄影中表现得比较明显罢了――以其“可视” 表达它的“不可视”。作品中形象的部分只是作为媒介,或者是被作者用来转述或实现其意图的材料,它们除了作为意义或“无意义” 的方式、手段或线索之外, 并不指向“形象”本身。在罗兰•巴特看来“摄影出自纯粹的偶然并且只能如此(和文字相反,文字的东西可以因为一个字于无意之间起的作用,使一个描写的句子变成一个发人深思的句子),摄影能立即把成为人种学知识素材的‘细节’显现出来。”不管是照片,还是“一般图像”,在细节方面,每个人观看的角度不同,触动观者的细节不同,对同一张照片的解读也就因人而异。当图像给予观众不同的体验和感受时,对于图像的生理感应就很自然的上升为精神层面的感应,观众会对照片的世俗价值与精神价值进行判定。罗兰•巴特希望看到的是,从生理感应上升到精神感应所产生的愉悦,而作品本身与现实产生的关联性以及逻辑关系,则是更值得关注的。

从而罗兰•巴特认为“摄影的真谛很简单,很平常,没有什么深奥的东西:‘这个东西存在过’”,按照现象学的说法,图像是虚无的物体。“摄影对我来说成了一种奇怪的‘中间事物’,一种新形式的幻觉,在感觉这个层面上是假的,在时间这个层面上是真的,是一种有节制有分寸的幻觉,是‘可分的幻觉’。是一张实在的事物擦过不可思议的图像。”

看到这里我迷惑了,既然这些都是虚无的,都是时光残留的幻像,那么,这些影像是怎样震颤我们的灵魂,甚至震撼一个时代的呢?难道我们都在被假象所欺骗?在全书的末尾,罗兰•巴特给了我回答:“我明白了,在摄影、疯狂和某种我不知其名的东西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扭结般的),我开始把这种东西称的痛苦。”在人类所有领域到达一定的高度时,人们关注的问题则是心灵的回归,回归到最原始最本质的爱。且不说哲学的定义就是“爱,智慧”,就连当今前卫的物理学都试图求证物质与人类情感之间神秘的联系,摄影亦是如此。一个著名的摄影师曾经说过:“美好的事物大家都喜欢,但我喜欢拍摄痛苦的主题,快乐永远只是短暂的,只有痛苦才能穿越永恒。”因为爱所以痛苦,因为痛苦所以爱得更深。如果从这个层面理解,摄影的意义已经不在于影像本身,影像只是一个触点,用于激活已成过去的潜藏于灵魂深处的爱以及追忆那段往事的痛苦,这样的痛苦足以让人沉溺。影像激起了我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怀念,那些稍纵即逝的美好时光因为影像重新浮现在眼前。但过去的终究已经成为过去,我们会很自然的面对正在发生的当下。更痛苦的事情随之到来,对于当下,对于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在,每个人同样是无能为力。一切体会到的,没有体会到的美好生活都会成为过去,我们能做的只有再次记录下眼前的瞬间,让它定格在记忆中。在书中罗兰•巴特还提出了另一个命题:怜悯。“我把所有那些曾经‘刺痛’过我的照片又重新集中回想了一遍……通过其中的每张照片,我都必然走得更远,比被再现事物的不真实走得还要远,我会发疯似地进入照片的场景,进到图像里面去,用双臂去围拢已经死去的和将要死去的东西,像尼采那样――1889年1月3日,尼采哭着扑向一匹被杀死的马,抱住马脖子:由于怜悯,他疯了。”就像巴尔马对丧子的追忆一样,罗兰•巴特对已故母亲的追忆也只是现实中爱与怜悯的形式,真正的爱深藏于心灵的深处。当然更多人心中的爱会因为现实的冷酷变得无情而僵硬。然而摄影师是敏感的,他们贪婪的享受着正在经历的爱与欢乐。同样是因为敏感,他们必须承受当爱逝去时的悲伤。痛苦的力量远比爱带来的精神愉悦更为强大,更为持久。影像的记录是暂时的,也是无助的,但是摄影师必须拍摄。只有拍摄出力量足以强大的影像,才能盖过时间流逝的悲伤。时间的逝去与影像的定格永远是不能两全的悖论,即使已经定格下的影像也有保存的期限。然而爱可以永恒,与爱伴随的痛苦可以穿越一切。摄影师就是在这样一个悖论中追问并无限逼近真理。同样,这样的追问也刺痛着所有看过这些影像的人。

《明室》出版不久,罗兰•巴特就因车祸身亡,巴特的理论也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明室》中充斥着极其主观的姿态,“自我之古老的绝对权力”(尼采语)随处可见。罗兰•巴特把自己的经验视为首位,并以此去定义摄影的本质,在哲学的高度关注摄影、阐释摄影、洞察摄影,给我们留下了对摄影的哲学思考。

参考文献:

第3篇

由于现代医学根植于现代科技和思想文化，使人们从思想上更容易接受，而中医学根植于中国古代文化，其思维并不具备完整的逻辑性，甚而很多理论是离散的，这能从《黄帝内经》的篇目题名和《伤寒杂病论》的条文看出来。中医学的“望闻问切”及语言的模糊性使人难以直观的理解，中医学是整体地看待人与疾病及周围环境包括四季气候和人的思想情绪等。中医学是一门实践医学，它与同时代的《老子》和《周易》有明显的源流关系。《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认为“道是产生作为宇宙万物统一体的原始混沌之气，而在此统一体的基础上产生出阴阳二气，阴阳相互作用而产生出千差万别的万物。《周易‘系辞传》”一阴一阳之谓道。“认为阴阳对立而相互转化，容忍人们对道的阴阳属性有不同的认识和见解。”仁者见之谓之仁，知（智）者见之谓之知（智〉。“《内经丨阴阳应象大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指出了疾病的本质是阴阳失调。能明其中奥妙者，往往一语中的，而不得要领陈述再多如坠五里云雾不知所云。

中医学依照“道”的观点：“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对疾病的认识亦是如此，“道”是自然规律是天地万物（宇宙包括人的生理病理）的本源，是可以由人的思维去认识，用人的语言表达描述，但用人的语言思维表达的“道”是不完整和有偏差的，当你描述的越多，越背离“道”的宗旨。当你试图对某个具体事物下精确的定义做精辟的阐述，那么你就越背离了事物的本质，失却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周易·系辞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这器。“一阴一阳的道作为客观规律，它是无形的东西。《老子》“道恒无名”，大凡有形的东西它就不是道，只能是具体的器物，大凡物就有二重性，一是可以看得到（包括仪器观测）的物质实体，二是它有内在的运动规律，二者互相依存构成对立统一的体用表里。中医学的整体观也是试图从总体上把握实在，力求最简。《易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力求从宏观上把握本质上的东西，而对具体的器物背后细微末节的是不予深究。中医医生对经典的诵读记忆与理解，有类佛教的参禅，靠对经典的熟记于心、临证自会有所领悟（直觉和悟性很重要）。本人曾治过一例难治性冠心病，男性40多岁，经某二甲医院二次住院无效，后经某三甲医院专家确诊为特殊类型的心脏病无特效疗法，嘱休息静养，迁延半年多，表现为恶寒特甚。虽盛夏酷暑，在室外阳光下尚可，一人室内即刻全身鸡皮疙瘩，欲厚衣被，舌淡，脉紧。予以麻黄汤3剂，汗出病愈，后予调理脾胃补助正气之剂3剂完全康复，病虽迁延但始终是太阳表证，如拘泥于冠心病活血化瘀那就误人歧途了，随访十多年此人至今健康。五行学术并非机械唯物主义，这点本人在临床有深刻体会。《伤寒杂病论》的外感三阴三阳六经传变与杂病五行推衍是亘古真理。本人曾经治过一例较重的乙型肝炎患者，中年发妻暴毙，又经商蚀本，某三乙医院要求立即住院，因经济困顿转求中医。遵《金匮》治肝实脾之法，并明示肝虚则用此法，实则不再用之，肝病很多是本虚标实。予茵陈术附汤加味。十剂药后腹胀黄胆顿消，矢气频作，饮食倍增，精神有加，服至三十剂，各项化验肝功正常，仅表面抗原阳性，后再服药渐感药后腰痛，顿悟脾过实能伤肾，诚至理明言，至今三年多，不时调3，基本健康，可从事体力劳动。中医临证用药确如用兵打仗，药不在多而在精，遇一青年妇女经常感冒，习惯输液治疗，效果并不好，自述没精神，见此人体温并不高，似欲昧状，脉微细，此伤寒少阴证，与麻黄附子细辛汤二剂而愈。外感伤寒三阳病多见，而三阴病相对少见，为什么此人常感冒每次都大致如此，这使我悟到《内经·阴阳二十五人篇》五行之人各有不同，因体质差异而外感生病不同。临证不可不细心玩味。还有一例是某男，50多岁，农民，劳累过度经常感冒，有时消化不好就自己服用酚酞片，后患一病深以为苦，在工作中时常有欲腹泻大便感觉，且便意急迫，如厕慢时欲便裤内，而真正如厕下蹲则便意消失并不大便，一曰内频繁发作，经两家二甲医院诊治未能明确病因，经口服庆大霉素及诺氟沙星多次无效，历时二年多不见好转，此人不信中医，后在万般无奈之下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吃中药，思忖似痢非痢，因于外感正气不足，侵人大肠阳明之里胁迫津液泻下，葛根黄芩黄连汤证也，后服药三剂病若失。《伤寒杂病论》由于年代久远有些古语需要反复玩味深刻理解，又如经文中“小便不利”与“淋病”绝不相同，尤其有些农村妇女语言表达描述不清，医生再不细究就会辨证失误。本人还曾治过两例60多岁农村老年妇女，都是“小便不利”说成是淋证（老百姓俚语有的叫淋涩一例小便频数，总觉尿不尽，以致夜不能安，但无尿痛，服用了多种抗菌素及石苇胶囊等无效，以为患了大病，就诊于某三甲医院，经输头孢菌素半个月无效，细寻病因乃半年前患感冒经一庸医误用下法，致体虚三个月后患此病症，面色咣白，此中气不中足中气下陷，膀胱收缩无力下坠压迫尿道也，予以补中益气汤，重用黄芪二剂，不期第二天病人喜来，大笑不止，自以为是小学教师略通文理，不意大补之剂竟愈此疾。又一例尿道热灼不适难受但不痛，小便不尽欲尿，经输抗菌素及服用三金片20多盒无效，时值盛夏时年雨多，田间下蹲锄草受湿气交蒸，舌苔黄厚腻，予以五苓汤五剂而愈。这些实实在在的治法疗效，皆为本人苦读经典的临床感悟。还有我上学时老师讲过一病例，一个角膜溃瘍的病人经多方医治效果不好，后找了一个老中医看了后辨证下药补中益气汤，数剂痊愈，跟随的学生问这是什么道理，老先生说我不懂什么深奥的道理，我只知道中医治则”陷者升之“一语中的。中医有些疗效很难用现代医学的生理生化得到验证的。可惜这些药方都不赚钱，不能产生经济效益，而这些病都经过西医治疗，那些疗法都大赚其钱，这恐怕也是中医是日渐衰落的原因之一。

    《医学衷中参西录》治癃闭方之对宣阳汤与济阴汤交替应用的更是中医阴阳互生的精髓与典范，值得一读，能启迪中医的思维，耐何人多不悟。

第4篇

【关键词】上皮化生;哲学思考

【中国分类号】R73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511（2012）06-0001-02

适应是一种基本的生物学现象。通常是指，生物体常常受到各种各样的刺激，只要这些刺激不威胁到机体的生命，它仍能够在其生活环境中生存。具体到由细胞组成的组织或器官的适应，是指在内外环境中各种有害因子的作用下，组织或器官产生的非损伤性应答反应，表现为萎缩、肥大、增生和化生。其中，化生（metaplasia）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适应反应。国内外的权威专著以及大学教科书都有化生的经典定义。它是指一种分化成熟的组织细胞转化为另一种分化成熟的组织细胞的过程(1)。那么，一种分化成熟的组织细胞为何要转化为另一种分化成熟的组织细胞？如何转化为另一种分化成熟的组织细胞？常见的转化有哪些类型？这种转化有何临床意义？本文拟从哲学角度初步分析这一问题，认识化生发生的机理，从而防止不利因素以保护机体健康。

一、 化生的常见类型

根据上述化生的定义，一种分化成熟的组织细胞可以转化为另一种分化成熟的组织细胞。人体内最常见的化生是上皮间化生（interepithelial metaplasia），是指由一种分化成熟的上皮细胞转变为另一种分化成熟的上皮细胞。上皮化生常常发生在气管，食道和宫颈。气管为黏膜上皮，由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细胞组成，常常化生为鳞状上皮；宫颈的粘液上皮细胞常化生为鳞状上皮；而食道的鳞状上皮细胞则化生为腺上皮。间叶组织间也可发生化生，例如，骨化性肌炎时，肌肉组织内可出现骨组织。总之，都是从一种分化成熟的组织细胞变为另一种分化成熟的组织细胞（1）。那么，上皮细胞与间叶细胞间能否化生呢？从经典的概念出发回答是否定的，但广义上讲，不但可能，而且这一问题还非常重要，属于上皮-间叶的转化问题（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formation, EMT），是当今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具有重要的理论与临床意义（2）。例如，快速进行性肾炎是肾小球肾炎的一种，其特征改变为肾小球大量新月体形成，即由包曼氏囊的上皮细胞转化为纤维性细胞，肾脏的功能严重受损（3）。反之也存在(4)。还有，肿瘤组织中是否存在化生？按照上述化生的经典定义，回答是否定的。但是，广义上讲，肿瘤组织内也存在化生。例如，人类常见的上皮性恶性肿瘤乳腺癌，其中可能见到骨肉瘤成分。由上可知，不论哪种化生，从哲学意义上讲，化生的细胞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形态不同了，功能也不同了。尽管化生可发生在上述不同情况之下，但最常见的仍是上皮之间的化生。本文将以此为例讨论以下问题。

二、 组织细胞为何要化生

如上所述，化生的细胞不但形态学与原来不同，而且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称其发生了质变（qualitative change）。在哲学上，质变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是从量变开始的，量变不会永远维持下去，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只有当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引起质变，变为另一种性质的事物。从人体出生直至长成成人后，原先固有的组织细胞为何要从根本性质上改变自己呢？这定有其原因。我们先以支气管黏膜的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化生为鳞状上皮为例说明这个问题。正常时，支气管黏膜的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细胞具有分泌粘液及清除尘埃的功能。当人体吸入清洁空气时，上述细胞不必分泌大量或较多粘液以实施清除功能。然而当吸烟时，多种刺激因素作用于纤毛柱状上皮细胞，久而久之，纤毛柱状上皮细胞必须改变自己的形态与功能，以便能经受住这种刺激。研究表明，支气管黏膜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的鳞状上皮化生常常发生在长期吸烟的人群（1），显然这种变化与吸烟的长期刺激有关。在长期吸烟的刺激下，支气管黏膜的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为了适应这种刺激，便转化为更能耐受刺激的鳞状上皮，因而耐受刺激的能力提高了，但其原有的功能却丧失了。同样，具有良好耐受性、以运输食物为主要功能的食道鳞状上皮细胞，当长期受到胃液及胆汁返流刺激时，会变为具有分泌及吸收功能的腺上皮（1）。如前所述，这种变化不是骤然发生的，而是渐渐完成的，体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规律。但是，从伦理学的角度考虑，不能用人体的组织标本观察这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连续过程。由上可见，组织细胞的化生，是外因长期作用下发生适应性反应的必然结果。但是，值得指出，外因并非一定是人体之外的因素。例如，胃液及胆汁的返流刺激，虽然胃液及胆汁存在于人体内，但对其作用的细胞而言已是外因了。

三、 组织细胞如何化生

那么，诸如支气管黏膜从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细胞化生为鳞状上皮细胞的这种质变是如何完成的呢？显然，从细胞形态来看，并没有直接转变的依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质变？从哲学的观点看，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在支气管黏膜的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向鳞状上皮化生的过程中，吸烟及环境污染是外因；同样，当食道固有的鳞状上皮细胞向腺上皮化生时，胃液及胆汁反流刺激是外因；就两者而言，控制细胞表型的基因调控才是内因。然而应当注意的是，虽然吸烟、胃液胆汁反流是条件，但是，如果患者不吸烟或者胃液胆汁不反流，控制细胞表型的基因调控程序就不会被启动。在这里，条件起了始动作用。那么，控制细胞表型的基因作用于什么细胞呢？近年研究发现，干细胞（stem cell ）可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长期的慢性刺激，黏膜局部的上皮损伤是必然的，损伤后机体必须修复，谁来填补缺损，极可能是具有分化潜能的干细胞。研究资料推测，支气管黏膜的干细胞可能有两种来源：一种可能是来源于组织局部，另一种可能是来自骨髓动员（5）。不论哪种来源的支气管黏膜上皮干细胞，在到达损伤部位后，在修复微环境中细胞因子的作用下，细胞分裂增生以填补缺损，同时应当向固有黏膜分化。然而遗憾的是，修复微环境极可能受到吸烟或胃液胆汁反流的影响，因而调控因子也发生改变，致使干细胞发生重新编程（reprogramming），使得细胞增生与分化不能向固有方向进行，而发生了鳞状上皮化生，以能更好地耐受吸烟或胃液胆汁反流的刺激。初步研究表明，P63是调控鳞状上皮化生的关键基因（5）。P63是一种转录因子，与众所周知的肿瘤抑制蛋白P53的序列结构有高度同源性。免疫形态学研究表明，P63在支气管及宫颈黏膜化生的鳞状上皮细胞的胞核强阳性表达（6,7）。尚有研究资料表明，P63在维持鳞状表皮干细胞的潜在增生、分层及分化中具有重要作用（8）。另外，调控肠上皮化生的基因也有重要发现，其中，cdx1和cdx2在维持肠上皮的发生、分化以及表型中的作用甚为重要（5）。在成人，这两种蛋白只表达于小肠与结肠，而在正常的食道与胃黏膜不表达，而在肠上皮化生时，cdx1/2的表达显著上调。那么，为何上述调控基因在化生上皮中表达升高呢？我们不难推测，是外源性的慢性刺激如吸烟、胃酸及胆汁反流等引起的炎症反应，刺激了化生的微环境，触发了以上关键基因的表达以及相应干细胞的鳞状上皮化或肠上皮化。

四、 化生的临床意义

第5篇

关键词： 语言哲学 阅读理解 文本意义

语言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语言在不同层面（如词汇、句子、段落与篇章）上的意义问题。本文感兴趣的是在篇章阅读方面的意义问题。阅读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阅读的对象是文本（此处指传统的书面阅读文本），读者是如何理解文本意义的呢？本文结合格赖斯、戴维森、博吉等语言哲学家和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的部分思想从文本的命题意义与文本解释两个层面探讨阅读理解的问题。

文本理解过程是一种在有限的工作记忆中多层次对文本及其场景建构连贯的记忆表征和推理的动态过程 （Alexander & Jetton，2000），这一定义首先认定文本的意义是多层次的，而在每个层面上，读者的任务就是要利用摄入的信息和自己的背景资源建立起连贯的结构，文本中作者建立连贯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命题主项重叠、命题谓项关联、因果联系、人物目标、隐喻运用等，读者也需运用这些方式帮助理解。读者拥有哪个层面上的记忆表征往往与其相关背景知识的众寡、阅读目的及作者的写作目的和文本文体有关。

人类语言是非常复杂的，意义构成也复杂，分不同层次，语言哲学主要在语义和语用层面探讨了语义问题：意义的语义学研究者主要有弗雷格、罗素、维也纳学派、塔尔斯基和早期的维特根斯坦等：罗素的认识论目标是追求确定的真的知识，他一直想为知识寻找一个牢靠的根基，他认为亲知是一切经验知识的来源，也是知识的基础，他沿用分析哲学的方法用形式逻辑阐释语义;维也纳学派强调逻辑实证，属实在语义派;塔尔斯基提出了真值条件意义观;属意义的语用学研究方向的语言哲学家则包括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和格赖斯等：后期维特根斯坦强调意义在于使用;奥斯汀提出“言语行为”的理论;格赖斯则提出了基于意图的意义理论。其后的语言哲学家们则试图将语义和语用两个层面的意义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戴维森撇开意图、信念和语义的循环，提出语句的意义由认定语句为真的态度决定;达米特联系语言实际使用的方式，避开语句真假值讨论意义的可能性，他认为说话人掌握了自己的语言就是知道该语言的一种意义理论;意义内在论和外在论的争论则直接与语言的个人性和社会性相关联：乔姆斯基注重语言的个体性，普特南和博吉等则强调语义的社会性。

本文主要从文本的命题意义与文本解释两个层面探讨文本意义的理解，但需要指出的是，读者会注重在哪个层面上的理解往往与其相关背景知识的众寡、阅读目的及作者的写作目的和文本文体有关，并不一定每次阅读都需要在每个层次有深刻的理解。命题意义部分大体可以划归语义的层面，而文本解释则大体属语用的层面。在文本的命题意义方面，我们可以借用戴维森“原初解释”的概念，撇开作者的信念和意图，语句的意义由认定语句为真的态度决定，单凭对文本语言的理解建立一种意义体系，这与 Kintsch（1988，见Goldman，Varma & Cote，1996）提出的文本三层面意义中的前两层面，即表层结构、命题性文本基础，有关。所谓表层结构，指的是读者对于文本字面的记忆;在命题文本基础这一层面上，意义的提取靠的是在词汇、句法和篇章层面语言过程的自动执行，由词汇意义和命题结构构成，这主要包括文本的显性信息，推理仅仅只是在将新摄入的命题与前面命题相关联时起作用。

根据Kintsch提出的“周期性理解模式”，文本意义是一种不同命题相互联系的网络系统，在阅读理解时，读者在工作记忆里逐句逐句地将文字输入解码成命题，然后将该命题与其场景和短时记忆中的其他命题相联系，各个命题的激活程度会有所不同，这取决于命题在短时记忆中与场景和其他命题的关联度和时间的最近度，只有那些重要的命题该有可能保留在工作记忆中，带入下一个周期的表征处理中，否则，该命题将会被从工作记忆中裁减掉（Fletcher，Broek，& Arthur，1996）。成熟的读者会带着目的阅读，将信息融入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如不能，则会创建新的体系，当新知识来学习，改变自己原有的信念。在文本的命题意义理解方面既可能涉及语义层面又有可能涉及语用层面上的意义研究，如文本中代词指代的不同情境。

如果读者不能靠推理将文本的显性信与相关的世界知识联系起来，他们就会有种未能理解文本的感觉，并且对记忆文本感到有困难（Long，Seely，Oppy，& Golding，1996），这说明了以知识为基础的推理和解释的重要性，因此在弄清文本命题意义的同时，我们还要重视文本意义的第二个层面，即对文本命题意义的进一步解释和推理，这与Kintsch模式第三层面，即情景模式接近。情景模式强调的是读者利用自己的背景知识在命题意义的基础上对文本意义进行进一步解释和推理。可从两方面阐述这一层面：一是对作者写作意图方面考虑;二是读者根据自己的意图和背景解释文本。从作者意图来说，格赖斯基于意图的意义理论强调了所谓的“说话人意义”，在这里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作者将自己的意图诉诸文字，会有不同意图，根据格赖斯的意义理论，弄清作者意图是意义理解的根本，说话人意义可以透过其交际意图理解。西方哲学在文本意义方面有“自在论”和“构成论”的争论。文本意义的“自在论”者认为，文本的意义是作者主观意图或是无意识的意见，读者理解文本意义，就是要发现这些主观意图或无意识的意见。由于作者的意图是固定不变和唯一的，要理解文本，就是要重构或复制作者的主观意图或无意识的意见（李云飞，2005）。但是，文本意义的“构成论”者主张，文本的意义并不是作者的意图，而是文本所说的事情本身，即它的真理内容，而这种真理内容随着不同时代和不同人的理解而不断变化。文本的真正意义并不存在于文本本身之中，而是存在于对它的不断的再现和理解中。要理解文本的意义，单凭文本自身是不够的，还需要读者的参与和创造。文本意义只有在读者理解的“发生”中实现，在这一过程中，读者自己的思想也参与了进去（李云飞，2005），这与中国哲学中 “我注六经”的思想是吻合的。伽达默尔按照海德格尔确立的本体论方向，把人的在世存在作为理解文本的前提，也就是说，读者自身的经历是理解文本意义的基础（王志强，2006），这种观点强调了读者会根据自己的背景和意图理解和解释文本。文本的意义不仅是作者倾注于文本中的意图与观点，而且是读者将自己的知识体系参与其中而形成的东西。读者阅读理解的过程是文本世界与读者世界这两个世界的融合。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往往是以他/她个人的前理解为解释的前沿深入到文本中去的。作品既在它的语言、风格、内容的庇护下抵御读者的破坏，保持它的完整性，作品又大开门户让那些能扩展和丰富作品意义的解释进来，展开意义无限广阔的天地（王志强，2006）。由于每一位读者都不同，他们对文本意义的理解就一定是多元的，对文本意义在不断拓展，而且，同一个读者对文本的每一次阅读也会读出新的东西，这也是在对文本意义不断充实，同时读者在理解文本的过程中也在不断了解自身，充实自我，改变自己的前理解。当然读者理解和解释的多样性并不是随意的，主要受两方面制约：一方面，博吉指出，一种语言的概念源自基本的、普遍的感知经历，尽管不同地区的人所处的世界可能有不同，语言概念体系也会有差别，但大体来说，世界的主体和语言的绝大部分概念都是共通的，因此，不同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会有很大的共通性。另一方面，根据达米特的理论，掌握一门语言就是掌握了这门语言的意义体系，作者与读者解释的大体一致性正是因为他们都在使用被同样的（或几乎是同样的）意义理论制约的语言在进行交流。

概括起来，本文结合格赖斯、戴维森、博吉等语言哲学家和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的部分思想探讨阅读理解的问题。文本理解是读者多层次对文本及其场景建构连贯的记忆表征和推理的动态过程，文章主要从文本的命题意义与文本解释两个层次探讨了文本意义的理解。在文本命题意义方面，文本意义是一种不同命题相互联系的网络系统，而到了文本解释层面，读者需要利用自己的背景知识依靠推理对文本进行解释，是读者与文本积极互动的结果。

参考文献：

[1]Alexander PA & Jetton TL（2000），Learning from text： a multidimensional &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M]. In Pearson，Kamil，& Barr （eds.） Handbook of Reading Research，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Inc.

[2]Burge，T （1998）. Wherein is Language Social？ [M]. In Baghramian，M，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London ：J.M. Dent.

[3]Davidson，D （1998），Belief and the Basis of Meaning [M].In Baghramian，M，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London ：J.M. Dent.

[4]Fletcher，C R，van den Broek，P & Arthur，E J （1996）. A Model of Narrative Comprehension & Recall [M]. In Pearson，Kamil，& Barr （eds.） Handbook of Reading Research，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Inc.

[5]Goldman，S R，Varma，S，& Cote N （1996）. Extending capacity-constrained construction integration： toward “smarter” & flexible models of text comprehension [M]. In Britton & Graesser （ed.s）Models of Understanding Text，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Inc.

[6]Long，D L，Seely，M R，Oppy，B J & Golding，J M （1996）. The Role of Inferential Processing in Reading Ability[M]. In Britton & Graesser （ed.s） Models of Understanding Text，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Inc.

第6篇

研究21世纪流行文化中的哲学，教授首先给我们讲解了什么是流行文化。所谓流行文化，与高雅文化、保守文化有别，它是向传统文化和主流文化发起挑战、to think out of the box (跳出常规思考)、提倡接受新观点的文化。例如爵士乐、嘻哈音乐、超现实小说和魔幻电影等等。

因为课程设置在下午，又是小班授课，所以这位在丹佛大学哲学系执教超过30年的Jere Surber教授一般会把课堂安排在哲学系图书馆的圆桌会议室。大家围坐在一起，像老朋友相聚喝下午茶一般观看电影和讨论哲学问题。Surber教授常说，在21世纪的流行文化尤其是电影文化中，没有哲学思考的电影是不会真正受大众欢迎的。

Surber教授对我们抛出的第一个话题是：梦。一提到梦，我首先想到的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中国人可能习惯了把梦与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联系在一起。所谓上半夜梦真，下半夜梦假。上这堂课之前，我对梦的理解只限于梦的预兆性和对梦反映人的潜意识和暗示思想的了解。其他哲学专业的同学讲了例如弗洛姆的梦的象征性语言说、阿德勒的梦是自我催眠说等等。听了大家的话，Surber教授笑着说，这堂课会带领我们从一个更有意思的角度去解读梦，让我们知道哲学也可以是很好玩的。

我们首先观看了最早出现对梦和现实进行质疑的影片《黑客帝国》的片段。即使大多数同学都看过这部影片，但伴随着阅读教材，从研究梦与现实的角度再观看一遍这部电影，同学们不禁要问：如果Neo没有吞下红药片，他岂不是会一直生活在梦里。那我们呢？我们的世界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我们是醒着还是在做梦？一想到我们有可能像实验里的小白鼠一样被一双双看不见的眼睛研究着、观察着，大家就感觉不寒而栗。也许这些问题永远无解，但教授想让我们通过质疑自己原本的认知观，通过打破我们已经塑造的知识大楼，来用哲学的眼光重新审视和看待所有问题。

根据弗洛伊德的著作《梦的解析》，教授与我们讨论了梦境与现实的联系。梦是欲望的满足。弗洛伊德把梦分为显现的隐义的。而我们做的梦就是希望发生的事和害怕发生的事。“也就是说，梦也许来源我们的潜意识，而梦境可以看成是我们自己塑造的另一个世界！”一位同学大为感叹。在这之后，我们观看了电影《阿凡达》和《盗梦空间》。这两部影片更是把我们对于梦和现实的理解上升到一个新的领域。

能区分出是梦还是现实吗

作为获11项奥斯卡奖项《阿凡达》的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呕心沥血15年可谓得偿所愿。 “AVATAR”一词来自印度梵语，本意是指“分身、化身”，在印度教中指主神毗湿奴下凡化作人形或者兽形的状态。当今，“AVATAR”成为网络用户在网络世界中虚拟形象的代名词。而“AVATAR”更与这部电影的中心思想完美匹配。灵魂可以通过梦境与身体一分为二，去感受另一个世界，以至于最后主人公选择了抛弃本来的世界而留在“潘多拉星球”，这不能不说是在挑战人类对哲学的终极思考：当人的思维在另一个空间生存，当相对于人的身体来说的梦境的世界也真实存在的时候，也许人的本体不那么重要了，而人的现实世界也是可被抛弃的。梦，也可以是另一个现实。

教授让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一天12小时在现实中生活、12小睡觉并且一睡觉就开始做梦。这听起来似乎没什么，因为我们日常的梦总是记忆模糊且不连续的梦。但如果我们的梦是连续的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教授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案例：有一位美国女士每天做这种像连续剧一样的梦。但不同于观看连续剧，她本人是剧中的主角并且她在梦中无法意识到她是在做梦。让人咂舌的是，她在第二天做梦的时候会继续第一天梦中没完成的事情，而她梦中的其他人和场景也是连续的。在这种完美的梦境里，没有突兀、没有逻辑谬误。如果你认为这没什么，不就是做梦嘛，那你就错了。这位女士在过了几个月这样的生活之后，慢慢地开始分不清现实和梦境。梦的连续性实实在在地模糊了现实与虚拟的界限。于是她既认为自己是公司里名不见经传的小职员，又认为自己是家住西欧村庄的4个孩子的妈妈。真是应了那句话，是梦是真，傻傻分不清楚。也许梦与现实没有区分，又也许梦也可以是另一个现实，因为在梦中，我们无法分辨自己是在做梦，也无法让自己醒来。

关于梦与现实，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迫使我们思考，我们也许无法证明自己不是在做梦。在《第一哲学沉思录》中，笛卡尔说：“在夜晚沉睡时，我曾经多少次对那些熟悉的事情深信不疑——我正穿着晨袍，坐在壁炉边——可事实上我正赤身躺在床上！然而此时此刻当我看着这张纸的时候，我的眼睛绝对是清醒的；我摇摇脑袋，它并没有睡着……我也曾在睡梦中被同样的想法欺骗！当我更仔细地思考这个问题时，我清楚地看到，根本没有任何可靠的迹象能够将醒着和睡着区分开来。这种感觉更加深了我有可能正在梦中这一想法。”你怎样才能排除在你拿着这本杂志阅读的时候，自己仍然处在梦境之中的可能性呢？笛卡尔试图通过怀疑论来为知识的存在寻找基础。他最后得出结论：通过推理而得到的真理要优于通过感官得到的知识。

还没来得及讨论《盗梦空间》，这部分课程时间已经结束了。大家都觉得意犹未尽。这堂课之后，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不管看什么美国电影我都喜欢从中找出一些哲学含义来。也许并不是每部电影都暗含着哲学意味，但是学会从哲学的角度看待问题，我发现所站的角度变高了，而且电影反映的实际生活中的哲学理念也多了起来，于是每部电影也因此变得诡异和深沉。不知道缺乏哲学上的思考是不是中国某些电影所欠缺的，但是希望国产电影能更发人深省吧。

这堂课上，教授引导我们去打破原有的世界观，去质疑和假设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哲学并不是哲学家才需要的东西，它是每个人都应该了解和运用到生活中的每一天的指导方向。就如Surber教授说的：“哲学和真理不仅仅是为了让你知道幸福是什么，也是为了让你学会焦虑(anxiety)，让你从一个无知的幸福态到学会思考的无尽的焦虑态。”

第7篇

1.1培养具有健全人格及创新思维的个性化人才需要通识教育中国自古人文与自然各门学科的知识和智慧相互交融。中医学要取得长足的发展，其人才培养模式不可或缺以文史哲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融入。

1.1.1“人才”应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才”成为人才的首要条件是健全的人性，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应具责任感、正直、合作等良好品格，才能担当起科学与文化及社会发展的重任。而品性教育属于以文史哲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1.2培养具创新思维的个性化人才应避免模式化教育尽管现今高等教育改革的理念是倡导“学术研究”和“职业技能培训”的分流，为企业提供大量应用型高技能人才，但现今中医学要实现现代化，对其理论的攻坚仍属现阶段的主要任务。现今对中医学的教育，经验传承早已走在了理论深入研讨的前面。回顾中医学发展史，至明清时期，中医学经验总结早已形成了一部部的全书、类书、丛书，但中医学理论提升却遇到了瓶颈，难以升华，难以与近代自然科学接轨，其直接后果是导致近代中医学出现了生存危机。故而，中医学高等院校教育现今仍然应有别于模式化的职业技术教育，应如浙江省“两会”上代表建议的“鼓励学生在共同基础上，差异性发展，个性化发展”［2］。对此，文史哲等传统思想文化底蕴的倡导，当在学生个性化发展中举足轻重。

1.1.3自然和社科科学各领域均需哲学精神的普照现今，社会、文化、哲学领域学术研究处于倍受冷落、令人尴尬的地位，殊不知，历史上许多大师级的自然科学家，其辉煌成就的取得或提出有价值的预言与其哲学素养是密不可分的:如爱因斯坦曾表示他得益于哲学思索不少于他得益于自然科学训练［3］。诚然，许多具体科学如教育学、历史学、文学及以理论物理学、数学等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各领域，其流光溢彩均得益于哲学精神的普照。中医学是最具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基因传承，且能融自然与人文一体的一门学科。虽然京剧、书画、武术、中医为四大国粹，但只有中医学融儒、释、道、兵、武、艺、天文、历法等人文与自然科学于一炉。由此，中医学术发展及中医学教育均不可或缺文史哲底蕴的铺垫和源头活水的注入。

1.2古代汉语等传统文化功底为中医学子成才之基础现今中医教育界存在着极大的困惑，即:现今中医学科班教育培养的人才，为何还比不上民国时期一些自学成才的中医家，如恽铁樵。其原因现已达成共识，如潘毅教授所云:中国近代在引入西方科学时，对中国优秀本土文化采取了“浮云”化态度［1］。中医学子既缺乏文化积淀，又欠缺中医人应有的思维方式。现今虽有《医古文》课程的开设，但对于高中阶段古典文化底蕴只有幼稚园水平的中医本科学子，仅靠几十节课堂教育是打不通已接近淤阻湮塞的中医学思想文化经脉的。现今的中医学子，即使是本科生，其文化储备中对“《周易》、《道德经》、《孙子兵法》、《论语》等中华文明的精神支柱”［1］也鲜有涉及，从而对“原味中医”看不懂，故潘毅教授著书立说，着眼于中医学子现今的知识结构、认知能力，向中医人渗透、剖析原味中医学理，而这一些在民国时期本是“秀才学医，如菜作齑”，小菜一碟的。中医硕士研究生学子虽然对阴阳五行等学理已初通，但还谈不上游刃有余，研究学术亦经常会碰壁，写作论文说理也难透彻，只好以西医学认识作为论据。当然，西医学研究成果未尝不可作为一种“微观象”来丰富中医学术，但一般硕士生其论文并未使其真正融入中医学乃至系统科学学理中去，拼凑的学术并不是透彻的学术，“半中半西”，并不是“和而不同”的中西医之融通。总而言之，中医学术研究及学术论文写作皆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与积淀，其深浅厚薄决定了中医学子将来是否可成为大才。

1.3历史与逻辑的研究方法可使中医学研究更具“景深”历史是一面镜子，与人以借鉴;历史亦是时空之长河，予人以时空的坐标。任何人或事物只有被放在历史的坐标上，才能变得立体起来。中医学的历史是厚重的，任何中医学术研究均不能脱离开历史而投机取巧。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中医临床研究的第一步则是临床文献研究，如青蒿素治疗疟疾和砒霜中提取的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即是典型的例证。而以临床文献为起始纳入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EBM)“证据体”的构建过程，则属逻辑研究方法。形式逻辑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所倡导的，尽管原味中医学其础理论最常用的是象思维方法，但作为临床实证研究，遵循逻辑方法是不可或缺的，如同潘毅教授所言:中医是道理合一的医学［1］。

1.4中国古典哲学成就了中医学术及教育的智慧高度潘毅教授认为，中医学不纯粹是一门知识之学，它更接近智慧之学，它的底气、根源或谓“深海下的海床”即是中国古典哲学文化。《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阴阳和”即是中医科学与文化之灵魂，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之演示是基源于对中国文化的深彻领悟。中国古代先贤立“道”目的之一是“推天道以明人事”，中医学法之即是“推天道以明医事”。中医学的学理和技术只有在道统领下才有生机与活力。

2结语

第8篇

经济哲学究竟需要研究哪些问题，取决于经济哲学的学科性质。经济哲学既不是国内通常所理解的应用哲学，也不是经济学和哲学相结合所形成的交叉学科，而是一门部门哲学。

那么，该怎样去研究经济哲学呢？

经济哲学的研究应从体系结构出发，通过建立经济哲学的体系结构，并按这种体系结构去展开经济哲学全部的研究内容，达到对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经济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经济与人的关系的全面理解。这种研究方法不是单纯对经济现象做哲学思考，而是从哲学理论出发去系统研究经济与自然，经济与社会文化，经济与人的关系，并在研究中解释和把握各种经济现象。

社会经济发展日新月异，运用现代关系哲学方法对经济哲学进行研究，是一种较好的研究方法。现代关系哲学是关于事物关系（特别是系统关系）的哲学，它研究事物关系的最一般的形式、结构、状态、演变规律，及其关系间量的规定性。

运用关系哲学的方法对经济哲学进行本文由收集整理研究，从哲学的高度，文化的广度，对马克思之后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规律和新特点进行价值论、认识论、实践论和方法论的探讨，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经济实践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说，当今世界上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信息产品、知识产品大量充斥市场，“物质生产”已不再是社会生产唯一的生产部门，代之而起的是“物质生产”和“信息生产”、“知识生产”、“人才生产”的同时并存。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物质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所以，他建立起来的经济理论主要以物质生产和它的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物，马克思以后的100多年里，世界发生了第四次产业革命，进入了物质生产、信息生产、知识生产、人才生产并立的时代。不仅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格局已经改变，而且人们的经济观亦已经变化，并对传统经济理论的许多规律和原则提出了挑战。

从宏观上说，以往的经济发展中，由于过分强调物质经济的高速增长，即所谓“高投入、高增长”，造成资源的短缺，环境的污染，生态的失调等，反过来影响了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文明和人类的繁衍。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和手段、途径发生了尖锐的对立，也要求经济学提出新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去解决这类问题。

面对当今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传统经济学落伍了。尽管当代西方兴起了形形的经济理论，但是，西方经济理论过分注重经济生活现象层面的数量分析，强调经济研究的数学模型化和实证分析，而没有从文化的广度和哲学的高度去总结这个经济时代的经济价值、本质和规律。这样，人类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在全面、正确的经济哲学理论和经济观的指导下来进行，于是，就必然要出现经济越发展，经济领域的异化现象就越严重。

从现实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没有前人的理论和成功的经验可借鉴，一开始完全靠摸索和试验。后来，西方经济理论、方法被大量引用到我国经济建设之中，但并没能完全解决经济改革遇到的现实问题，因为西方的经济理论是产生于西方经济发展的现实，而中国的经济毕竟有其特殊性，中国复杂的社会问题是西方经济理论所不理解的。因此，从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性上说，建立一门从文化的广度和哲学的高度 去思考重大经济问题的学说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

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说，经济学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样的发展，经济学的这些发展，一方面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却又引发了许多关系到地球和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于是，经济学不得不要反身自问：到底经济是什么，经济进步的最终标准是什么，未来经济发展的模式怎么样，以及21世纪的经济学应该研究些什么等等，这就必然要导致一门新的学科——“经济学学”的产生。

从学科性质看，可以说经济学本身就是哲学的经济学，哲学本身就是经济学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就把社会最基本的关系看作是经济关系，它主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的向前发展，主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成为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

同样，任何社会，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存在纯粹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因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人是有思想、有意识的，人的行为与人的心理过程密切相联系，是受人的思想意识控制和支配的。于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就不能不研究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和人所处的各种环境，而这些都是哲学研究的内容。

经济哲学是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进行研究，它的研究对象应该是经济领域中存在的需要哲学去研究的事实。因此，其内容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部分：

首先，经济活动在人存在发展的一般规律中的地位。一、经济活动在人的生存发展的整体方式中的地位。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人的一种生存发展方式。这种生存发展方式与人的生存发展方式必定存在着特定的关联、相互作用而构成人生存发展的整体方式。由此，对这方面的探讨是题中应有之义。二、经济活动在人的本质生成和变化中的地位。经济活动作为

人的各种活动中最重要的活动，它对人的本质的生成和变化具有什么作用？与其它活动相比，它在人的本质的生成和变化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三、经济活动在人发展的一般必然性之中的地位。人的发展无论是个体的发展还是人类的发展，都存在着一些一般的必然性（如个体成长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相互作用的必然过程，人类历史的个体与群体相互作用、物质与精神相互作用的必然过程等），经济活动和人发展的这些一般必然性是什么样的关系？如果经济活动有自身发展的必然性（如经济活动的分工规律、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等），那么，它们与人存在发展的那些一般必然性之间是怎样互动的？它们对人存在发展的那些一般必然性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次，经济必须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经济活动应该以什么为本，这不仅是个经济学问题，而且是个哲学问题。经济行为的主体是人，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的也是人，但是，在经济发展史上，人并没有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仿佛财和物才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和真正动力，人反而从属于物，这似乎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决定的。但是，生产力要发展到什么时候才能使经济从以物为本转化为以人为本，又从以人为本转化为以能力人（人的智能）为本呢？这是经济哲学必须研究的，我们称之为经济本体论。21世纪的经济发展应该以什么为本，这是每个国家，乃至全人类必须认真加以回答的。

第9篇

【关键词】 整体观念 哲学 中医 方法论

整体观念是中医理论体系的特点之一，但纵观古代医书，并未有整体观念这样的特定词语。整体观念是何时提出的，它对当代中医的发展有何影响，本文从其概念提出、文化渊源和哲学基础以及其优劣性等方面的分析中阐发中医整体观念的意义。

1 整体观念的提出

从孔子时代起，中国人虽然只生活在中国的地域里，但精神世界中，自认为生活在“普天之下”的世界里，并认为中华民族是现实世界里拥有最高文化的民族。因此，尽管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激起了中国道教的兴起及儒家新理学的建立，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原来的思想模式。由此，在十六七世纪中国人开始与欧洲人接触时，也就并未对欧洲人十分在意［1］，直到发现欧洲文明可以和中国文明相颉颃时，才极大地动摇了中国人对自己古老文明优越的自信。

医学上，在西医强大的冲击力下，人们对传统医学同样也丧失了信心，可中医仍艰难地存在着，它需要不灭的精神支持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西医的比较争论中，开始有中医关于“全体”“整个”的提法，但到建国之初，也没有明确提出“整体观念”是中医特点。1957年左右，有中医名家提出“辨证论治”中医的诊疗规律。最先指出“辨证论治”是中医特点的，却是西学中学者。1960年“整体观念”作为中医特色写进教科书［2］。这两大特点，特别是“整体观念”在建国后取得共识，必然有一定的哲学思想背景。而众所周知，无疑是这个时代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哲学理论。不过经典著作中，并无“整体观念”这个术语。有人认为［2］，这个观念的提出是为了尽量向辨证唯物论靠近。不过，认识论在中国古代哲学里从未得到发展［1］，即中国哲学不像西方哲学那样有一条明晰的唯物和唯心的界限［3］，所以向“唯物”靠近是一种时代选择。但是“辨证”思维在道家《道德经》“反者道之动”和儒家《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中都可见其光芒，中国哲学是富于辨证的，而“整体”和“辨证”是可联系的，因为辨证逻辑要求人们必须把握、研究事物的总和，从事物本身矛盾的发展、运动、变化来观察它，把握它，这样才能认识客观世界的本质。所以“整体观念”是有点哲学的味道，或者说是用新的哲学思维方式来解说中医的发现，它源于民族情结，更是新时代下中医的精神支持点。

2 整体观念的文化渊源及哲学基础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在中国古代哲学的指导下逐步形成的。而哲学的形成又是有其地理和经济的背景的。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中华民族历来依靠农业来维持生存，无论在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农业都同样重要，被认为是立国之本。而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农民得靠天吃饭，太阳、月亮的运行和四季嬗替的自然变化是农业必需跟进的。读书人虽然通常并不亲自耕地，但农业生产的好坏与他们有直接的联系，因此他们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主要反映了农民的思想，而农民的眼界制约着中国古代哲学的方法论［1］。哲学家把直接认知的东西看为哲学思维的出发点，他告诉人们看见了什么，语言简短而内涵丰富，但只作提示而并不明确，因为它来源于直觉，不代表假设或用理性演绎得出的概念［1］。所以，“人与天地相应也”（《灵枢·邪客》）的看法，可以说是一种直觉感受，表达的是对自然的爱慕和顺应。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及哲学背景所决定的。而从哲学发展上，关于“天人关系”的认识，是自西周以来中国思想史上出现的一个最重要的命题［4］。《书经》中《洪范》篇传说是周武王克商之后，商朝贵族箕子对周武王陈述来自夏朝大禹的治国大法，其中提及五行观念，虽然还没有以水火木金土代表抽象的力量［1］，但它暗含的“天人关系”是：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是联结在一起的，国君的恶行伴随有自然世界不正常现象。春秋以后，“天人关系”有两种不同的认识路线［4］，一是老子、庄周道家宣扬的“天人相分”“消极无为”观，《老子·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人对于自然“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一是自孔孟、《易传》开始的“天人感应观”和“有为观”，主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天人感应”思想最早表现在对“咸卦”的解释中“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在汉武帝即位的前六年，丞相田蚡等人以儒家学说为武器展开了反对崇尚老子道家思想的窦太后把持政权的斗争，这场斗争以窦太后的逝世而告终，从此，儒家取得了正统地位，诸子百家则遭“罢黜”。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大儒董仲舒的许多措施被统治者所采纳而成为当时社会的重要制度，而他吸收先秦方士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学说［5］，并利用当时天文、历数、物候等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所构造出的以“天人感应”为中心的神学目的论，显然也有一定强势影响力。因此有学者认为［4］，《内经》中关于人与天地相应的原理，是源于儒家哲学的演绎，确实不无道理。再者，儒家注重伦理道德，主要关心的是社会，而不是宇宙，关心人际关系的日常功能，和人的今生［1］。由于这种儒家社会伦理观的渗入，《内经》在对“人本身”的认识中，采用的是结构严密、分工有序的社会组织来比喻描述，各脏腑的联系也是用人际关系来比喻描述的，如《素问·灵兰秘典论》言“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当然，这里并不否认道家等其他诸子学说对《内经》的影响。

中医基础理论的教科书上在表述中医整体观念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二是人与环境有密切的联系。古人认为，人与天地有相互作用的关系，人本身各脏腑间也有相互作用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以上的阐述中朦胧地找到整体观念的景象。

由上述可见“整体观念”不是中医与生俱来的特定概念，它是与西医抗衡而选择的一个比较概念。但它有一定的文化渊源和哲学基础。

3 整体观念的优劣

谈及整体观念，有人会以“天人合一”并谈。“天人合一”这个概念最早明确出现在北宋哲学家张载的《正蒙·乾称》（《西铭》）篇中，但其用意不是要编织宇宙的关系网［5］，注重的也不是人与自然间的相互作用，而只是为了强调个体的道德义务，是指一种对个体的利害得失具超越态度的道德境界。借用这个词语来说明人与自然界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不免有些牵强。倒是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宇宙系统论符合辨证法的范畴，而且从历史的时间先后看，“天人感应”才是对《内经》中医理论建构有积极影响的学说。事实上，《内经》也没有天人合一的固定言词。有学者认为，天人合一是“在不了解事物内部要素及其结构的情况下无奈的认识模式”，并以此言“中医这种整体观具有巨大的缺陷”，其实是在言词解读上受的误导和束缚。而且，虽然中医里没有微观机理的结构，但至少有五脏六腑等内部要素及各部分的搭配和排列(即结构)规律。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的《现代汉语词典》中注释“整体”：指整个集体或整个事物的全部（跟各个成员或各个部分相对）。故又有学者认为“中医所强调的整体是一个较为忽略部分的整体”，这是仅把整体观念作为一个单纯词，而不是作为一种方法或原则来看。并且事实上，中医并不忽视和否定局部，局部治疗法也很多。

笔者认为，这个整体观念注重的是事物内部组成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如天人相应、五脏的生克乘侮等，是一种辨证观念，是优势点。然而，这个整体观念强调维持整体自身的平衡、稳定及常态，缺乏有关对立冲突的深刻理解，看不到建立新平衡的重要意义［6］，限制了中医的发展，是劣势点。中医为什么自觉无以突破呢？因为，在黑格尔理论里，当一个事物被否定时，另一新生的事物在更高的层面上开始了；而按照老子和“易传”的思想，当一个事物被否定时，另一个事物又重复过去的旧事物。这就是劣势的根源所在。

任何民族在任何时代的哲学理论都有其时代局限性，但有部分哲学思想具有持久性的价值。理论的更新不只是否定先前的理论，它可以批判地继承先前理论而创造新价值。撇开古中国与古希腊关于哲学的方法论的区别，也不论“元整体”与“合整体”的差别，整体观念作为一种方法论，不仅是中医的精神支柱，它还代表探索复杂性思维方式的先行思想。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系统科学的进展，正为整体观念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借用非线性理论的话，医学的任务就是从无序中发现有序，揭示杂乱、破碎、混沌等极不规则的复杂生命现象内部所蕴含的规律，找到一些简单定律，实现对非线性中稳定因素的有效控制，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这样，整体观念无疑是中医探索生命的有力武器，是有积极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247.

［2］ 刘延伶，赵洪钧．“整体观念”特色论之反思［J］.医学与哲学，2002，23(4)：45.

［3］ 张其成．《中医哲学基础》导论［J］.医古文知识，2004，3：6.

［4］ 邱鸿钟．医学与人类文化［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262.

第10篇

在电荷的周围空间存在着电场，电场的显著特征是对放置其中的电荷有力的作用。如何描述电场的这一力学特性？显然应该从电荷受力谈起。

由于任一电荷都会在其周围产生电场，为了描述场源点电荷的电场，可引入另一电荷做研究。当引入另一个点电荷时，点电荷本身也产生电场，此时的电场已不是原来的电场了，而是一个复合电场，它的力学特性也不是原来电场的了。

哲学上讲“要抓主要矛盾”的方法启发了我们。为了研究场源点电荷的电场情况，我们引入的一个检验电荷应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电荷电量足够小，产生的电场足够弱，它引入后的复合电场主要是场源电荷产生；二是体积足够小，可以看成质点，这样可以描述电场中某一点的特征。

能否用检验电荷q所受的力F来描述场源点电荷Q的电场力学特征呢？从F = k Q ? q r 2可知，这是不行的，引入的描述电场力学特征的物理量必须只能反映电场本身的特点，不能与外在的因素有关。而上式中，F与检验电荷的电量q有关，且如果在电场中同一点，分别放置正、负电荷，电场力的方向也不同。

虽然不能用检验电荷受力来描述电场，但也给了我们启发。我们注意到，在电场中的同一点，放入不同电量的检验电荷，它所受的电场力是不同的，且电量越大，电场力越大。在电场中的不同点，即使放入同一检验电荷q，一般来说，所受的电场力也不同，但检验电荷的电量越大，电场力就越大。由此，我们可以考查一下电场力与检验电荷电量的比值。

在电场中的同一点，分别放入电量为q1、q2、q3的检验电荷，它们所受的电场力分别为F1、F2、F3，则有：

F1 = k Q ? q1 r 2 F2 = k Q ? q2 r 2 F3 = k Q ? q3 r 2

显然：F1 q1 = F2 q2 = F3 q3 = k Q r 2

上式表明，在电场中的同一点，不同检验电荷所受的电场力不同，但它所受的电场力与其电量的比值却相同，与检验电荷无关，只跟场源电荷有关（场源电荷的电量Q及在电场中的位置r）。

若将同一检验电荷放在电场中的不同点，则有：

F1 = k Q ? q r 12 F2 = k Q ? q r2 2 F3 = k Q ? q r3 2

则：F1 q ≠ F2 q ≠ F3 q

上式表明，即使是同一检验电荷q，放置在电场中的不同的点（r1 ≠ r2 ≠ r3），它所受的电场力是不同的，且电场力与电量的比值也不同，但它们的比值仅由场源电荷的电场决定。

这样说来，检验电荷在电场中所受到的电场力与其电量的比值Fq有三个特性：

1、确定性。在电场中的同一点（如：距场源电荷Q距离为r 处），不同的检验电荷的Fq均相同（k Q r 2），且只与场源电荷有关。

2、区别性。在电场的不同点，即使是相同的检验电荷，其Fq也是不相同的（r1 ≠ r2），Fq只与场源电荷及在电场中的位置有关。

3、本质性。电场中某点Fq越大，表明单位电量的电荷在该点所受的电场力越大，表明该点的电场就越强；反之，则表明该点的电场就越弱，Fq可以反映电场力学特性的本质特点。

据此，我们可以引入电场强度的概念，它是用电荷所受电场力与其电量的比值而定义的，这就是用比值定义法定义的新物理量。

考虑到电荷有正、负，我们规定电场强度的方向与放置在该点的正的点电荷的受力方向相同，与负的点电荷的受力方向相反。

从电场强度的引入过程可以看出，E = Fq只是电场强度的量度式而非决定式，因而不能说“E与q成反比，与F成正比”，事实上E与q、F无关。它的有无、大小是由电场本身属性所决定的，与外在的因素无关。即使不放入检验电荷，该点的电场也是客观存在的，它可以通过外在的两个物理量的比值来度量其本质。正如问一个人的身高是多少？它是由本人长的高度决定的，但可以利用刻度尺来测量，即使不用尺子去测量，人的高度也是确定不变的，因而正确的测量可以反映出而并非决定人的高度。

利用比值的方法定义新的物理量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已知的两个物理量与要反映的事物本质属性有关，如电场强度这一概念的引入中，电场就对放入其中的电荷有力的作用。二是已知两个物理量的比值具有确定性和区别性，即对于不同事物或同一事物的不同特点一般是不同的，能够将它们区别开。三是两个物理量比值的结果有意义，能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如本例中，Fq的大小能反映出该点电场的强弱。

利用比值定义法定义新的物理量，建立新的物理概念，这在物理学中俯拾皆是。如速度的概念V = s/t ，加速度概念a = ΔV/t，密度概念ρ= m/v，电阻的定义R = U/I ，电容概念C = Q/U等，都是用这种方法引入的。比较复杂的情况，可能涉及到三个物理量的比值问题，如磁感应强度的引入，就是用垂直磁场放置的电流元所受的磁场力F与电流元的电流强度I和长度L乘积的比值来定义的，即：B = F/I?L

第11篇

关键词：哲学理论文化建设哲学基础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动力，是力量之源，一个民族和国家不能失去文化的支撑。因此，我党十分重注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繁荣民族文化，满足人们对文化的需求，提高社会主义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任务。在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道路中，我们要在尊重文化建设的规律上，以科学的方法来指导，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哲学基础。

一、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以此作为出发点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我国的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我国国土面积大，地区差异也大，不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人文历史条件，我国不同地区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传统和人文风俗都不同。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时，不能强调一律，而应突出差异性。一定要从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找出本地区的特色，建设当地特色的文化。而一切从实际出发要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时，应注重区分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从客观的实际出发，找到适合自身的建设模式，只有适合自身的才是最好的。

二、要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性和长期性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既系统又复杂，在文化建设中，其中的每个要素、每个环节都是紧密联系的，我们要充分依靠各方的力量，形成文化建设的强大合力。我们在文化建设时应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开辟文化建设的多种途径，同时也要探索不同的文化建设形式，要突出主导力量，搞好每个部门的协调工作。我们一定要在整体上把握文化建设的方向，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处理好文化建设。既要考虑当前文化的需要，又要着眼于文化建设的长远利益，以求做到长期受益，要树立好“持久、系统”的思想，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为新时期的一项重要工程。

三、要运用矛盾的方法分析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中，必然存在着诸多矛盾，如政府较大的主导作用与较低的人民积极性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与文化的产品服务不能满足需求之间的矛盾等。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诸多的矛盾必然会制约文化建设的发展。然而，在这诸多矛盾中，必然有一种矛盾起主导作用，其他的起从属作用，运用主次矛盾的分析方法，要求我们在处理问题时既要抓重点，又要统筹兼顾。而在任何一种矛盾中又有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事物的发展起着支配作用，决定事物发展的性质，矛盾的次要方面起着从属作用，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告诉我们，要运用全面的方法分析问题，要运用两分法。因此，在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中，我们要运用这种辩证思维，不能离开矛盾的指导思想，既要抓重点，又要统筹兼顾。

四、在实践中要坚持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统一

人民既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体，又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客体。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在对经济、政治、社会进行建设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最主要的是加强人民的科学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的建设，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素质。或者是说，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广大人民来实现，而人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又对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产生影响，直接关系到它的成败。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实践具有决定作用，决定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人的主体地位就表现着实践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体现着一种主体性的建设，即在建设中，把人和人的思想作为建设的对象。广大人民群众既是文化建设的主体，又是客体，在文化建设中必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依靠群众，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明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素质，培养适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公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又体现着一种实践性的建设，其对主体的改造是通过树立正确的文化观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加强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使得人们的素质有所提高，从而促使社会主义的其他建设的实现。因此，必须要以文化作支撑，加强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五、建设先进的文化要坚持社会意识的能动性和独立性的统一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指导作用。先进文化具有凝聚力、整合力，是其他社会主义建设所不能取代的，因此，先进的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两者是辩证统一的。而只有先进的社会意识才能对社会发展起积极作用，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要掌握新的情况，以正确的意识为直到，探索文化建设的新途径，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新的力量保证和动力支持。

总之，文化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根本、是灵魂、是血脉。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的凝聚力和整合力是其他的社会要素所不能代替的，同时也在提高人们的文化修养、规范人们的行为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又复杂的工程，在建设中必然会有许多矛盾，我们要运用矛盾的方面处理，用哲学的思维处理各种矛盾，用发展和辩证的观点来正确对待，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一定要克服各种不好的思想，避免急于求成，要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统领全局，把这项重要的工程建设好。

参考文献：

[1]宋一．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哲学思考[J]．学术探索，2008/06

第12篇

关键词：神木；免费医疗；福利思想

在质疑和非议不绝于耳的媒体环境中，神木免费医疗改革已经坚持了一年多。经过了探索初期的短暂混乱和不断的调整完善，免费医疗在神木基本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神木以实践回答了种种猜疑和质询，免费医疗模式很好地解决了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医疗困难，受到了当地群众的赞扬。医疗保障关系到每个人的健康，是重要的民生问题。抛弃情绪化的冲动表达，更需要我们对此进行深入的理性思考。本文试图通过福利哲学的视角，对神木免费医疗进行分析，以期深入理解这种模式的优势和重要性。

一、神木免费医疗的基本情况和社会影响

为了深入研究神木免费医疗，首先我们简要总结其一年多的实施效果，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重要的社会影响。

（一）神木免费医疗模式的实施效果

神木免费医疗运行一年下来，很好地解决了当地居民的医疗问题。在费用控制方面，也没有超出设计者的预想。一年人均医疗费用350元，全县近40万人，总费用为1.5亿。这个财务状况没有超出预算，更没有造成人们普遍担心的财政负担。客观地说，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都非常好。

（二）神木免费医疗的社会影响

神木免费医疗的实施不仅受到了当地居民的赞誉，而且引起了全国各大媒体的普遍关注和广泛报道，更重要的是初步得到了学界和政府的肯定。2010年初，神木模式被社会政策领域的专家评为2009年度中国社会政策十大创新事件之首。评审团认为：“神木模式基本实现了全民医保的制度公平，当地政府履行了对公共事务的义务和责任，建立了科学的健康及卫生服务管理模式和有效的医疗费用控制机制。”2010年两会期间，卫生部长陈竺肯定了神木模式的破题意义。他认为：“平均每个人400元，一年运行下来的情况相当好。如果都像神木那样的话，按照300元的标准，大概五分之一的县里可以先做起来。”

二、免费医疗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

健康是个体幸福的重要内容和基础。因此，保障健康是社会福利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何妥善解决医疗问题，不仅是个复杂的社会难题，也是发展社会福利的重要方面。对于神木免费医疗的评析目前主要集中在其医疗层面，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其重要的社会福利思想价值。我们从免费医疗与社会福利，免费医疗与福利社会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一）免费医疗与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是政府和社会为提高国民生活质量而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和设施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社会福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社会福利供给的特征是收费低廉或者免费。健康是人们正常生活和幸福的重要基础。健康保障是社会福利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一个社会的健康保障水平也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福利发展状况。神木免费医疗制度的实施，不仅改善了当地的医疗状况和健康水平，也激发了人们对于社会福利的探讨。神木的免费医疗，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福利发展。因为，免费医疗具有医疗资源配置的平等性和公共财政支出的共享性，所以它的提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福利思想价值。

1、免费医疗的制度设计体现了平等性

神木免费医疗制度的重要突破，或者说创新，打破了在医疗资源配置方面的身份界限，实现了在医疗领域公民的平等性。我国现有的医疗体系不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而是按照身份界限分割为不同的板块。其中政府公务员实行公费医疗制度；城镇职工实行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城镇居民实行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农村实行新农合制度。这种体系设计表现出了强烈的身份界限，实际上反映了公民在医疗保障领域的不平等性。神木免费医疗制度，打破了这种身份界限。神木规定，拥有神木户籍的城乡居民统一实行门诊医疗卡和住院报销制。它打破了城乡之间的界限，也打破了公务员、职工和居民之间的身份界限，将城乡居民统一纳入到单一医疗保障体系中。这才真正合乎政府建立医疗保障体系的基本原则。

福利哲学的永恒主题是社会正义，无论社会正义被解释为民主、平等还是自由，平等都是人类最基本的追求。医疗领域的不平等，实际上是特权思想在医疗方面的突出表现。神木的突破，不仅具有重要的医疗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福利思想价值。因为，神木免费医疗制度体现了中国人对于社会福利的更高追求。社会福利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专利，也应该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追求。正因为如此，神木医改，被人称为“中国福利建设史上的一个圣典”。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高度评价了神木免费医疗。他认为，神木医改是中国福利建设史上的一个圣典，是一场社会政治大变革，促进了和谐社会的建设。

2、免费医疗制度的实施体现了公共财政的共享性

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改善人们生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理应由全体人民共享。但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很多普通民众却很难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贫富差距问题的加剧就是这种趋势的突出反映。如何实现公共财政的共享性？加强社会福利建设是一个重要的途径。神木免费医疗的实践应该是这方面的一个成功的探索，它通过为民众提供免费医疗，让人民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经过30多年市场经济的探索和发展，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市场机制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激励作用。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不可能是走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回头路，而应该由政府着力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因此，在教育、医疗、就业、住房、养老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府要有所作为，积极投入公共服务，改善民生。基本公共服务的免费提供，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

（二）免费医疗和福利社会

从历史发展来看，社会福利的发展经历了剩余型和制度型两个阶段。在我国的社会福利建设过程中，存在着福利发展模式的争议。一般认为，我国应该避免高福利国家的教训，即由于高福利所造成的就业不充分和激励不足等福利病。但我们应该看到，我国现在面对的情况主要是福利供给严重缺乏、社会保障不足，而不是过度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建设一个适度普惠型的社会福利制度。所谓适度普惠型，就是一方面尽力使广大人民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而另一方面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和严格的监督机制规避发达国家的福利病，使社会在保持充足活力和动力的同时，实现基本的社会正义。

神木免费医疗制度的实施，我们认为是一种适度普惠型的福利建设。所谓普惠是指它面向全体民众，打破了身份、城乡的界限，是一种制度性的社会福利。所谓适度是指它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和严格的运行监管，合理控制费用支出，避免了过度医疗和严重的费用负担。事实上，神木在实施免费医疗制度以前，已经实施了免费教育。教育、医疗虽然需要投入社会资源，但是这些不是单纯的消费领域，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投资，教育增加了社会的文化资本；医疗增加了社会的健康资本。在这些方面加强福利建设具有重要的社会投资价值。因此，我们认为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都是建设适度普惠型福利社会的发展方向。

三、神木免费医疗对构建福利社会的启示

通过对神木免费医疗制度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关于构建适度普惠型福利社会的启示。首先，要积极发展社会福利，让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发展经济是手段，不是目的。发展经济的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成功。为了缩小贫富差距，应该通过发展社会福利，让大家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使群众的生活品质伴随经济发展相应提高。其次，社会福利重在建设。发展社会福利，不在于提出多么完美的理论，也不在于喊出多么诱人的口号，关键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像神木这样不断推出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等举措，虽然制度设计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但是却能够为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再次，发展社会福利缺少的不是资金，而是执政为民的理念。神木免费医疗的投入，并没有造成人们普遍担心的财政困难，但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目前，我国社会矛盾日渐突出，维护社会稳定成了政府的重要任务。与其事后花费巨大财力去维护稳定，不如事前着力去发展社会福利、解决民生问题，从而减少、化解社会矛盾。因此，解决民生问题缺少的不是资金，而是理念和责任，我们希望有更多地方政府能够以切实行动发展福利、改善民生。

参考文献：

1、王家敏.陕西神木免费医疗模式施行1年获肯定[J].中国新闻周刊,2010(4).

2、佚名.医改:从神木学到什么[J].中国新闻周刊,2010(5).

3、欧阳景根.背叛的政治――第三条道路理论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002.

第13篇

摘要：避免新理念带来的概念模糊是当前课程改革亟需注意的问题。语文综合性学习的提出打破了以往以课堂教学为主的观念，但也反映了人们心中传统学科观念的根深蒂固和对一些概念之间关系的模糊理解，同时还反映了对学科课程与综合课程之间关系的认识不清。没有思想上的正确认识，有效教学行动的实施只能是空中楼阁，一定要开阔思路，摒弃传统学科观念的束缚，以宽容、真实的态度面对新课程，以切实、有效的行动回答新课程。

关键词：学科观念；综合性学习

由于人们心中受学科观念影响甚深，在学习新理念的过程中，对于“综合性学习”这一概念的理解产生了偏差和歧义。有许多学者将综合性学习严格限定为首先姓“语”，另造“语文综合性学习”概念，将其解释为：“语文综合性学习是以语文课程的整合为基点，加强语文课程与其他课程的联系，强调语文学习与生活的结合，以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整体推进和协调发展。”［2］“语文综合性学习是以语文学科为依托，注重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学生生活和社会生活之间的整体联系，它以问题为中心，以活动为主要形式，以综合性的学习内容和综合性的学习方式，促进学生综合性的发展。”［3］人们将眼光单纯局限于学科层面，以学科视野去理解跨学科领域，简单地将作为课程形态出现的“综合性学习”与作为学习方式的“综合性学习”划上了等号。这种浅层次的认识和简单化的理解，使“综合性学习”“综合学习时间”与“综合性学习课程”等概念的混淆成为偶然中的必然，由此引起了目前教学界对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综合性学习”等概念的交叉理解。概念的混淆不清必然使“综合性学习”的有效实施受到严重的影响。

第14篇

一

从总体上看，近几年的电视剧艺术创作成果卓著、社会反响良好，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呈现出较为均衡的发展态势，不同题材类型电视剧作品也呈现出各有特色的审美追求。从人物形象塑造、题材选择、形式创新等方面来看，一批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主创者也在进行着执著的探索和不懈的追求。然而，汹涌袭来的大众文化思潮和无孔不入的商业意识，具体到以收视率作为艺术成败准绳的尴尬现状，使得中国电视剧的创作生态和批评生态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繁荣、光鲜的一面背后隐含着诸多值得深思和警惕的问题。

首先，应警惕“伪现实主义”和“皮相现实主义”。在当下的一些电视剧作品中，对人性的展现与价值评判，尤其是对于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人性挖掘与深度刻画，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价值偏差，使其“好人不好，坏人不坏”。在歌颂理想、赞美崇高时遮遮掩掩，对一些真实的重要历史人物，在塑造其艺术形象时总要搞一点“人性深度”，在主人公的高贵圣洁的人格上泼点脏水。与此相反，对卑劣人性的描写存在着过度宽容，甚至是有意纵容的倾向，艺术化地展现反面人物所谓的“人性善良”，抹平了正义与邪恶之间原本鲜明的价值鸿沟，让观众通过对反面人物的“同情”、“理解”颠覆了以往固有的价值体系。一些评论者不仅忘记了“引领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文艺担当意识，甚至给一些创作者“出招”，嘲笑思想性和价值判断为“行政性”，将一些背离人之常情的怪异行为称为“还原人间烟火”。

一些电视剧作品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醉心于恩格斯当年批评的那种“恶劣的个性化”、畸形的细节描摹，把个人的偶然际遇当作历史的必然归宿。从艺术流派和美学渊源来看，这种“伪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与历史上出现过的自然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思潮一脉相承，既非真正的“现实主义”，更不能被看成是“现实主义的重生”。还有一些电视剧作品打着现实主义旗号的同时停留在社会现实的表层，虽然揭示了现实生活中的无奈现状，但对剧中人物扭曲地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人生选择，注入了同情理解的色彩，没有起到用先进文化和审美理想引领观众的作用。因此，这些作品只有“皮”——社会现象，而没有“骨”——价值导向。这种“皮相现实主义”创作仅仅揭示了表层社会现象，但这些“局部”的皮相，让观众尤其是缺乏生活经验和正处于价值观形成期的青少年观众，误认为“皮相”就是真实的生活，甚至津津乐道，反之对倡导洁身自好、清贫乐道的主流价值观体系产生了质疑。

更值得警惕的是，由于收视率等经济利益因素的推波助澜，这两种创作态势日益变为创作“时尚”。相反，对于近代史上很多大学者、大科学家在艰苦的环境中成就了一番伟大事业这些更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创作界却缺乏足够的热情和关注。从这个意义上看，当下的现实主义题材创作值得深刻反思。缺乏价值立场和伦理底线的“伪现实主义”，缺乏独立批判意识和反思力度的“皮相现实主义”，本质上都反映了一部分创作者和评论者在物欲横流和西方思潮的双重冲击下，本应坚守的文化自觉意识的匮缺。这些“伪现实主义”和“皮相现实主义”作品，甚至沦落为讴歌利益关系、媚俗迎合、花眼乱心进而误人子弟的荧幕乱相。

其次，应警惕以个人小悲欢代替宏观历史把握的不良倾向。珍视创作者的个体情感体验是必须的，但是，要真正深刻、准确地再现历史，就离不开唯物史观的指引。话剧艺术大家于是之就反对单纯的“从自我出发”的表演理论。中国传统文论也主张从“小我”进入“大我”乃至“无我”。艺术创作既然承担了表现历史的责任，如果没有对历史的宏观把握和深切认识，沉溺于个人的情感体验，就会在历史真实转化为艺术真实的审美创造过程中失去方向。在表现历史的深刻度和准确度上，现在的一些电视剧作品很有可商榷之处。例如，剧中主要人物在特定时期和历史背景下的所言所行，虽然今天的年轻人听起来很有个性、很过瘾，但却失真，不是那个时代的人能说出来、做出来的。再如，一些电视剧作品为了表现特定历史时期中、特殊社会环境下的人性的变异过程，将主要人物性格的异化表现得过于突兀，缺乏对复杂的转变过程的符合人物性格逻辑、情感逻辑和行为逻辑的合理到位的描绘，缺乏对人物性格转变复杂性的充分呈现，因而在人格的统一性上发生了分裂，使得观众在欣赏过程中产生了审美接受心理的“阻隔感”，从而感到对人物性格的变异难以接受。写好大时代背景下人物的精神面貌，而不仅仅限于主创者个人的“自我体验”，或者说，将这种“个人化的情感生活体验”诉诸于更为宏大厚重的历史时代背景，将个人的艺术体悟根植于准确到位的历史把握，才能完整呈现特定时代的风貌。

再次，应警惕利用以徒有其表的形式遮盖空虚乏力的思想、以娱乐化思维代替审美思维的不良倾向。我们反对将历史过度道德化，反对将艺术创作附庸于政治或道德范畴，但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文艺创作与批评又被迫屈从于经济利益，由以往从属于政治道德附庸的极端跑到以利润思维取代审美思维的另一极端，片面追求收视率，坠入过度娱乐化的泥潭。具体就表现为，以炫目迷乱的视听奇观、虚幻的历史背景等徒有其表的艺术形式刺激观众的视听，进而误把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当成艺术本应追求的精神美感；将空洞贫乏的内容、乖张乖戾的人物个性、偏失的价值观，掩盖在“娱乐至上”的假象、乱相之中。

从人类艺术史的发展历程来看，究竟何为艺术之本？何为艺术之末？我们现在需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如果倒置了本末，艺术作品就不亚于精神鸦片，会使得观众沉沦于视听奇观的幻觉，而逐步丧失了审美思辨能力。人类有别于其他物种的最根本之点，在于人类具有独特的精神世界，以审美的方式认识世界、把握世界。如果艺术创作者将艺术作品沦为了艺术产品流水线上的纯工业化、纯经济诉求的产品，将观众仅仅视为艺术产品的消费者，将自己的艺术创作过程视为工业化流水线的机械操作，将自己的社会责任定位为经济利益链条中的一环，实际上就已经放弃了人类灵魂构建者的神圣职责，而沦为了“消费”链条的奴隶。

最后，应警惕借改编经典之名解构经典的不良倾向。我们不反对以当代人的视角，对经典作品进行新的诠释解读；但如果借改编经典之名，行经典“化钱”之实，就走向了一条改编的歧途。一些改编作品以挖掘经典的“边角料”、“奇闻轶事”和人物的三角关系，来刻意营造“卖点”迎合媚俗的欣赏趣味，或生吞活剥西方思潮的一些只言片语来任意曲解经典，或以没有伦理底线的所谓“人性解放”的谬论瓦解经典作品的道德底线。这些改编其实都不是真正以严肃严谨、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来进行改编，而是将“经典”作为化钱求名的工具。经典是经过历史与人民检验的承载着民族优秀价值取向、伦理道德和审美情趣的精品力作。敬畏经典，是文化自觉与自信的表现。改编经典，应坚持顺势方向地丰富、深化、发展，反对逆势方向地解构与颠覆。对经典名著的改编应该立足于当代生活实际，挖掘整理文学资源，淡化、剔除其腐朽的不符合时代精神的因素。简单的颠覆和一味的戏说都会误导观众，使观众接受那些不真实的历史和文化信息，贻害无穷。每个民族都应坚守自己正确的历史观、文学观，颠覆和篡改名著只会让我们的历史观和文学观统统走向混乱。

二

上述值得警惕的“表象”性问题，其背后所蕴含的缘由固然复杂，但从创作思维层面深究，根子是在哲学上出了毛病。因此，从哲学思维出发根除这些乱相，方为治本。究其哲学根源，“乱”的最根本的病根在于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过去，我们曾一度习惯于简单地将文艺从属于政治，走以政治思维取代审美思维的极端；如今，面对市场经济，又误将文艺笼统地从属于经济，跑到以利润思维取代审美思维的另一极端，片面地以收视率的经济指标作为评价电视剧作品的重要乃至唯一指标，堕入了文艺商品化、过度娱乐化的泥潭。

哲学根源上的偏差，就会导致在实际创作过程中的诸多谬误。笔者曾反复着力批判片面认识观赏性、盲目追求观赏性，即是最为典型的一例。注重观赏性，本是唯物史观和接受美学的题中之义。但观赏性与属于创作美学范畴的思想性、艺术性不同，乃属接受美学范畴。思想性与艺术性这一对概念抽象的逻辑起点是作品本身；而观赏性概念抽象的逻辑起点却是观众的接受效应。语言学与逻辑学规定：只有在同一逻辑起点上抽象的概念，才能在同一范畴里推理，从而保障推理的科学性。思想性、艺术性是作品自身的历史品格和美学品格，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恒量；而观赏性却是观众的一种接受效应，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因地而迁的一种变量，主要是决定于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审美情趣，以及与作品发生关系时的时空条件的一种综合效应。从辩证法和范畴学看，什么范畴的矛盾应主要在什么范畴里解决，并关注到与之相关的范畴里的相关矛盾。那么，观赏性就应主要在接受美学范畴里解决，一是下功夫净化观赏环境，营造科学健康、具有独立批判意识的文艺评论氛围；二是着力提高观众的鉴赏修养，以艺术性、思想性兼备的优秀作品来陶冶、提升观众的鉴赏能力。歌德有一句名言：鉴赏力不是靠观赏中等作品而要靠观赏最好的作品才能培育成的。现在却把观赏性推给创作美学范畴里的创作者去解决。于是，创作者面对不健康的创作环境与素养不高的观众群体，其选择的唯一出路，便是为了追求收视率而迎合观众。

哲学根源上的偏差，除了导致批判标准的偏差，亦表现为如下种种笔走偏锋的极端现象：从过去忽视观众娱乐、乃至说教化的极端，跑到以视听感官的娱乐刺激冲淡、乃至取代精神美感的极端；从过去曾把人性、人道主义视为的极端，跑到以展示“人性恶的深度”和“窥人隐私”为能事的极端；从过去对传统经典敬若神明、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僵化极端，跑到专门逆向拆卸、解构、颠覆传统经典以吸引眼球寻求“娱乐”的极端；从过去普遍盛行的“高大全”式的浪漫主义形象塑造的极端，跑到“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无是无非”的“非英雄化”倾向的极端；从过去一度忽视审美化、艺术化程度的极端，跑到大制作、大投入的“营造视听奇观”的形式唯美主义的极端，等等。凡此种种，其结果都导致“过度娱乐化”，都有悖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的艺术宗旨。

这让笔者不禁想起了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的那句名言：“没有一个时代，人们对艺术谈论得如此之多，而尊重得如此之少。”时下娱乐成风，娱乐过度，要么止于营造“视听奇观”，以感官冲淡乃至取消艺术本应追求的精神美感，要么颠倒了术与道的关系，醉心于术而忘了道，失却了思想和灵魂。须知，一个民族过度的视听感觉生理上的刺激感被强化之时，常常是这个民族精神灵魂上的美感和反思能力被弱化之日，我们决不能乐此不疲、麻木不仁。

三

哲学根源找到了，就容易对症下药了。笔者认为，从根本上修正上述哲学思维层面的谬误，必须从哲学的深度进行审视，而不要拘泥于细枝末节和零打碎敲。

首先，应自觉坚守全面辩证和谐的艺术发展观。毫无疑问，发展文化已成共识。从上个世纪末至新世纪以来的十余年，反观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已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演进为“经济支撑，文化引领”；从单纯由政府资金投入，演进为允许各种社会资本进入到艺术创作中来，进一步激活艺术创作的生产力；政府的职能从对艺术创作的单一管理，演进为给艺术创作提供全方位服务，充分发扬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艺术创作环境更为宽松和谐。只有坚守全面辩证和谐的艺术发展观，才能有效提升电视剧作品的历史品位和美学品位，在人物形象塑造、题材开拓、形式创新乃至作品历史意蕴和人文品格提升等诸多方面，体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平和深刻的思想内涵。

其次，应自觉坚守美学的、历史的文艺评价标准。“美学的”标准考量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而“历史的标准”则考量作品的思想价值和历史内涵。两者相辅相成、交融统一，既可以防止在历史层面和价值层面失去宏观的总体驾驭，而津津乐道于技术和形式层面的细枝末节，又可以防止离开对艺术本体实实在在的审美体悟，做出空泛的、历史的、道德的评价。笔者多年来不断重申贯彻这一辩证统一的文艺评价标准，在此不再冗述这条标准的基本内容，只是再次强调：美学的、历史的评价标准是当代面对乱相丛生的文艺思潮和文艺现象时，最为有力的、科学的、辩证的评价标准，美学的、历史的文艺评价标准统领着文艺评论的总体方向。

相较于西方繁杂纷乱的文艺批评理论派系，历经时间和实践的洗礼，美学的、历史的文艺评价标准更显示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性光芒。我们强调科学的文艺批评标准，不是机械地照搬经典理论，将经典理论作为束缚文艺创作的框架或是拿来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附庸，而是要强化评论者坚守文艺创作应宣扬社会正面力量、社会核心价值及优秀民族精神传统的历史责任；我们强调科学的文艺批评标准，不是要一竿子把其他各类批评标准都统统批驳倒，而是要提倡评论者在复杂纷繁的文艺批评环境中，仍然坚守文化自觉意识，坚守自身独立的学术操守和自由的精神理想，不要在追逐名利的过程中迷失掉自己的精神家园。

再次，应自觉坚守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立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关涉到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发展文化的重要课题。要真正做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就要自觉认清文化的独特功能，自觉把握文化建设的独特规律，并自觉践行文化的时代担当。这就要有对自身优秀的文化传统和革命文化传统的充分肯定，要有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要善于辨别自身文化和外来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要有对外来先进文化进行科学合理的、博采众长的兼容吸收。缺乏文化自觉的坚定信念，就会在经济利益的诱惑和西方思潮的侵袭面前，轻易放下自己应该担当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就会在人云亦云的思想潮流面前，亦步亦趋，患得患失，畏首畏尾，丧失知识分子独立自主的批判精神。

我们要坚持引导，反对迎合；坚持教育，反对媚俗。这样才能坚持文化自觉，才能建立文化自信，也才能健康、可持续地通向文化自强，才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一些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创作者，已经通过自己的作品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他们自觉认清电视剧艺术在提高全民族精神素质中的独特功能和地位，锲而不舍，辛勤创作，如痴如醉地从历史文化的富矿中采掘，自觉践行人民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和历史担当；他们自觉坚持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的指导作用，自觉把握并遵从电视剧艺术独特的审美规律，善于吸收历史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前沿研究成果，并融汇到自己审美创作思维的全过程中去，做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和谐统一。

四

在电视剧创作与批评的实践中，还要努力处理好以下两对辩证关系。

首先，处理好创作与批评之间的辩证关系。创作为批评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研究素材，批评为创作建构起外部环境和发展平台。“阴阳各有时中处，不可相无似两轮”，创作与批评的关系亦是如此。而现实情况是，面对创作界出现的数量庞大、题材重复、创作趋于模式化的现状，批评界处于一种“失语”的临界状态。长此以往，创作与批评都将会严重偏离和谐发展的正常轨道。批评界“失语”的根源，就在于上述所说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意识的匮乏，因而在市场经济无形之手的驱动下，“唯收视率”、“观赏性第一”等偏颇的评价标准大行其道。电视剧批评薄弱，就会导致创作上的价值追求与审美追求旨趣的偏差，出现前文所述的一系列值得警惕的问题。广大观众有了自主的收视选择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评论者就可以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地跟随所谓“时尚”的脚步，而放弃自己理应承担的引领风尚的时代责任。相较于其他门类的艺术作品而言，电视剧作品的大众娱乐性更为明显，但并不能因此而抹杀其理应具有的美学品格和社会价值。一部优秀电视剧作品的含金量，不能依据暂时的收视率，而是有赖于那些有文化自觉意识的批评家以美学的、历史的文艺批评标准，对作品做出全面辩证、统一兼容的科学评价，以兼具感性、理性的丰富饱满的艺术意象思维来引领和升华人们的审美体悟。这样的评价才具有时空穿透力，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现在阻碍中国电视剧艺术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之一，是缺乏既精通艺术人文、又通晓哲学历史的批评通家。因为这不仅仅是坐井观天式的所谓“专业化的批评”所能承担的责任，它需要激活全民族的艺术思维。

其次，处理好“引领”与“普及”之间的辩证关系。纵观历史，“花雅之争”自古有之，“普及与提高”更是时代命题。当下在文艺批评界流行这样一种观点：“文艺不迎合观众迎合谁？”但这种观点的本质却是以“为人民服务”之名，行“为人民币服务”之实。一字之差，体现了大众传媒时代的艺术因商业利益的驱使所产生的媚俗迎合趋势。这种迎合论，直接导致了文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恶性循环：一些作品消极适应大众文化中的低级趣味和浅层次的生理，而这种消极适应又反过来刺激创作者生产文化品位和审美情绪更为低下的精神产品，进而败坏了观众的审美情趣，恶化了文艺生态环境。客观地看，观众的审美品味存在着差异性，众口难调，但文艺创作应当防止“尾巴主义”和“迁就”倾向，不能以降低审美品位和牺牲美学价值来迎合、纵容，乃至误导广大观众有待提升的鉴赏品位。

鲁迅先生说得好：“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批评家应该以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双慧眼，辨析出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来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这才是文艺批评“为人民立言”的正确选择。古今中外的经验反复证明：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都是既反映人民精神生活、又引领人民精神世界的。当前的电视剧创作应立足于“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和“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以这样的辩证思维来引领创作和批评。坚持引领还是放弃引领，是评价民族文化自觉与自信的重要标志。文化是流淌在一个民族肌体内无处不在的软实力，需要长期积累，水到渠成，不能急功近利地违背规律让文化直接去化钱。文化“化”钱，以牺牲人的素质为代价，将来低素质、低境界的人不仅会把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吃光、花光、消费光，还会从根本上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的“败家子”。这是完全背离科学发展观的。

面对良莠不齐、喜忧参半的电视剧创作现实，以及纷繁杂芜、亟待整合的电视剧批评现状，唯有倡导走一条辩证整合、兼容和谐的文艺创作、研究之路，才是有利于中国电视剧长远和谐发展的“人间正道”。兼容和谐、辩证整合，理应成为当今文艺审美思维所遵循的原则。21世纪刚度过了十几个年头，电视剧艺术创作者和评论者们肩负着时代和历史的双重责任和考验，艺术家和理论家们应既坚持民族的审美个性，又反对食古不化；既坚持学习外来文化，又反对生吞活剥；既坚持“见好就拿”、“拿来就化”，又反对固步自封。让每个个体呈现出自己最美的东西，创造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民族审美个性，即“各美其美”；也充分认识到世界文化多元多样、各有所长，以开放的眼光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国家、地区的文化及其表达，即“美人之美”。在此基础上善于把这两种美交融、整合、创新，“美美与共”，创造出既富有民族特色又富有时代特色的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的“天下大同”。

第15篇

一、国内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与

西方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相同吗?

管建华先生在其文章《“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批评与音乐教育的文化哲学建构》中写道：“但有一点似乎让人迷惑不解的是，在21世纪中国的音乐课程标准中却提出了比审美的音乐教育更为极端的概念，即‘音乐教育以审美为核心’的概念。这种‘核心’的哲学根基是什么?”“我们没有看到音乐新课标中关于‘审美’界定的任何参考文献，也无任何新的理论阐释，从其理论依据来看，它基本出自对历史的沿用，如从席勒、康德美学理论中‘审美’的引用。再则，与美国音乐教育家雷默‘作为审美教育的音乐教育’(MEAE)有一定联系。”“它(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基本上将音乐教育禁锢在‘审美’的牢笼中，使音乐教育无法面向人类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的世界敞开。因为，音乐生活与人类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活动各领域息息相关。”很明显，管建华先生认为国内的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与西方审美音乐教育哲学如出一辙，而国内这种说法甚至还要极端。

那么，国内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与西方审美音乐教育哲学到底相同不相同呢?为了弄清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先来明确―下西方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的本质。

审美音乐教育哲学产生于美国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此之前，美国音乐教育主要以实用主义为其哲学基础。“二战”后，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与之对照，美国发现自己教育的落后，由此调整教育目标，将学科教育放到了教育之首。面对音乐教育备受冷落的境遇，纳尔逊・亨利提出要发展一种注重音乐内在价值的音乐教育哲学，希望通过强调音乐学科的学习价值与独立存在价值，确立音乐学科在教育中的基础地位。于是音乐教育出现价值转向，开始强调音乐中要素的、形式的、审美关系的感知和知识，以及对音乐学科的实在的体验，音乐教育由此开始进入一个审美教育哲学的时代。该哲学思想于20世纪6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至1970年，贝内特・雷默《音乐教育的哲学》这一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这场审美教育运动达到了巅峰。80年代之后，审美音乐教育哲学思想逐渐走向衰落，并开始受到其他音乐教育哲学理论的质疑与批判。由以上可以看出，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理论的产生背景以及其美学理论基础(18世纪康德、席勒等人的“纯粹美学”)决定了它过分强调音乐的本体价值。该理论认为：音乐作品的价值是固有的和内在的，欣赏者要想获得审美体验，必须以审美方式聆听音乐作品，必须深入到使作品成为一件艺术作品的那些创作素质中去――即旋律、和声、节奏、音色、织体、曲式等音乐要素。很明显，审美音乐教育哲学倾向于“为艺术而艺术”(审美)，从而也就忽略了音乐的其他功能。

我们国内以“审美为核心”音乐教育哲学理念的确立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对传统历史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又是对外来文化的借鉴与吸收。

回顾历史，早在春秋时期，儒学创始人孔子就提出“尽善尽美”的评价音乐作品的标准。说明，我国古人早已注意并感受到音乐陶冶性情之美，以至于孔子在欣赏了《韶》乐之后，陶醉得“三月不知肉味”。但我们注意到，音乐作品在此必先“尽善”，后才“尽美”。之后，由于宗法伦理社会的需要，更是过分强调音乐的教化功能。如孔子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于是音乐渐渐沦为道德教育的附庸和政治宣传的工具。至1912年，任教育部长时提出将音乐教育作为美育的主张(这一主张深受康德及席勒的影响)，并先后提出“五育并重”、“以美育代宗教”、“美育救国”等创见。在1930年为《教育大辞书》所写的“美育”条目中说：“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培养感情为目的者也。……所以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可见，的美育主张依然是以德育为最终目的的。后来，美国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贝内特・雷默在1985年与1998年两次来华访问，其《音乐教育的哲学》(1970年版)著作也被引入，由此对中国音乐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音乐教育之所以容易与雷默的审美音乐教育立场产生共鸣，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传统儒学文化中的美学渊源；另一方面，便是社会因素促成了两种文化的结合。原因是，在刚刚经历了疯狂迷乱的十年“”岁月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政治变得格外敏感，而由于音乐素来有为政治服务的传统，于是便认为就音乐论音乐没有任何政治色彩，可能会比较保险。最终在制定《标准》时，明确提出我国的音乐教育哲学：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笔者认为，虽然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理念源于西方，但由于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中，它很难成长为纯粹审美意义的哲学理念，它依然脱离不了通向德育教化目的的传统文化轨道。也就是说，与西方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理念相比，实则名同而质不同，相通而不相同。春秋时期的晏子曾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句话中所蕴含的哲理用以解释这种现象再合适不过了。这也正是音乐学科在中国始终不被重视，而在美国能够成为基础学科的真正原因。

二、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是统一性、封闭性、排他性的吗?

我们先来看看功能论、语境论、实践论各自对审美教育哲学的批评。

李渝梅、李方元两位教授在其文章《解读“功能音乐教育”――读书札记：关于当前美国音乐教育理念之一》中对美国教授保罗・哈克博士所主张的功能音乐教育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功能音乐教育最核心的内在品质有两点：“一点是通过音乐多种功能的教育，影响学生的态度、价值和行为，以此发展出学生对多种音乐风格的判断力和抉择力，并获得明智的运用的能力；另一点是，希望音乐真正回归到文化之中，以此承载起更多的社会功能，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审美的和

非审美的交流，包括对社会、对仪式、对环境、对心理、对生理等全方位的贡献。”通过引用著名音乐人类学家A.梅里亚姆所指出的音乐的十种功能(情绪表现、审美欣赏、娱乐、交流、符号象征、身体反应、强化对社会规范的符合、树立社会机构和宗教仪式的权威、为文化的延续和稳定服务、促进社会的凝聚力)，进而指出：既然音乐作为人类的基本活动具有多方面功能，那么，音乐的多种功能应该在音乐教育中得到充分展示。而“作为审美教育的音乐教育总是倾向于孤立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这样就大大限制了音乐所能起到的功能，不能使音乐教育在广泛、多样、基本的功能方面表现出应有的作为。”原因是审美音乐教育存在局限性――“审美教育有三个将点：一是它与欧陆的传统美学的直接联系；二是其理论是建立在音乐学的知识体系之上的，与精英主义观念有着某些渊源；三是从时间上看，它可能还没有来得及与民族音乐学进行认真、深入的对话和对其最新的研究成果做出必要的回应。”以上可以看出，功能音乐教育针对审美音乐教育孤立“审美”的弱点，提倡审美理念与实用理念相结合的观点，力求使音乐在更广阔的社会范围内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同时对音乐的文化语境也给予了关注。

那么，我们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是否对音乐的各种功能给予关注了呢?在《标准》中除了对音乐教育美育功能的强调，对音乐教育德育功能的关注更是我们的历史传统，如《标准》中指出：“应将我国各民族的优秀传统音乐和反映近现代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优秀音乐作品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使学生了解和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增强民族意识，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另外，《标准》中对音乐教育的审美体验价值、创造性发展价值、社会交往价值、文化传承价值四方面价值的界定，也体现了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对音乐教育其他功能的关注。

管建华先生在其文章《“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批评与音乐教育的文化哲学建构》中从音乐人类学的角度，提倡建构将“音乐作为文化”的音乐教育的文化哲学(语境论)。指出音乐人类学家已提出将“音乐作为文化或文化中的音乐”的观点，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也已经公认“音乐是作为人类的普遍文化现象”。当今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已成为重要潮流，“今天的音乐教育必然开始音乐文化反思与‘概念重建’。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将不同文化音乐并置，承认它们是价值平等而表现方式不同的音乐，非洲音乐、阿拉伯音乐、印度音乐、东南亚音乐、拉丁美洲音乐等等，都将进入我们音乐教育的视野。”所以“(1)我们需要多学科的、综合的与文化整合的音乐教育哲学，而非单一的、与文化分离的审美的音乐教育哲学。(2)音乐教育的社会功能日益受到严重挑战，音乐教育不可能回避全球文化视野及其生活世界的考虑，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是人类未来音乐教育的现实基础。”进而指出以“审美为核心”音乐教育哲学是建立在自笛卡儿以来的认识论的普遍主义哲学基础上，在哲学史上有其历史局限性：“第一，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的认识论哲学基础是普遍主义，它将‘审美’作为人类理解音乐的最重要的和共同的心理基础。第二，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的认识论基础是反历史主义的。第三，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的认识论哲学基础是反哲学语言学转向的。”特别是管建华先生的几个反问，更是有效击中了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的软肋：“是否存在符合所有文化普遍的‘音乐’界定以及普遍的‘美学’标准或‘审美’概念?或者说我们能否找到一个音乐的共同本质的东西作为理解世界音乐的基础?”“我们是否能够先脱离各种文化或依据一种文化来创造一个普遍的、本质的音乐美学、概念理论，然后可以用这种普遍的美学理论去说明、去理解不同音乐?”“请问有哪一种‘音乐美’在历史上是永恒不变的?”从而得出结论：“当代音乐教育不是一种审美区分的教育，审美并非核心，它是文化功能中的一种，文化的概念可以包含美学的、宗教的、哲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教育的各个方面，但音乐教育作为审美，把音乐教育的认识活动简单化或单一化了，并将音乐的生活世界的经验隔离或边缘化。”

而在我们的《标准》中，则将“理解多元文化”作为基本理念之一，指出应“通过学习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作品，感知音乐中的民族风格和情感，了解不同民族的音乐传统，热爱中华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的音乐”；“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赖于对不同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在强调弘扬民族音乐的同时，还应以开阔的视野，学习、理解和尊重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音乐文化，通过音乐教学使学生树立平等的多元文化价值观，以利于我们共享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这充分说明我们国内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已经从音乐人类学的视角，对世界多元音乐文化给予了关注，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多元文化意识。另外，《标准》中对音乐教育的文化传承价值的明确界定，也说明了，我们国内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已经将音乐这一传承载体归属到其文化母体之中，赋予其深厚的文化意蕴。

前面两篇文章都提及了美国大卫・埃里奥特的实践哲学。在埃里奥特看来：只有实践才是音乐的本质，音乐在实践中存在，音乐人也是实践意义上的存在，音乐欣赏只是音乐实践的一小部分。也就是说，审美只是音乐教育的一部分，实践包括了审美。音乐教育的主要价值即MusIc(指包含了许多种不同的音乐实践的多样化人类实践)的主要价值：自我成长、自我认识以及最佳体验。因此，音乐教育的目标，以及每一个音乐教学情境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培养学生在精选的音乐实践中平衡他们的音乐能力和音乐挑战，使他们获得自我成长、自我认识及音乐愉悦。埃里奥特认为，音乐的审美概念以四个基本的假设为基础：“第一个假设是音乐是客体或作品的集合。第二个假设是音乐作品存在而且以一种且只以一种方式聆听，即审美的方式。审美地聆听音乐作品意味着完全专注于所谓的审美特征。音乐作品的元素和结构特征：旋律、和声、节奏、音色、力度、织体和组织过程(如变奏、重复)，这些为审美特征提供了形式。审美概念的第三个假设是音乐作品的价值总是固有的和内在的。大多数(而不是全部)美学理论家相信音乐的价值只在于音乐作品的结构特性。第四个假设是假如听众审美地聆听音乐作品，他们将获得(或经历)一种审美体验。术语审美体验指一种特别的情感发生或无私的乐趣，它们似乎来源于听众对音乐作品审美特征的完全关注，不包括任何道德的、社会的、宗教的、个人的或其他特征可能表现、指向或代表的实际联系。”

在《标准》中同样体现出非常明显地注重多样化音乐实践活动的倾向。如《标准》中明确规定将“重视音乐实践”作为音乐教育基本理念之-，并指出：“音乐课的教学过程就是音乐艺术的实践过程。所有的音乐教学领域都应重视学生的艺术实践，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各项音乐活动，将其作为学生走进音乐，获得音乐审美体验的基本途径”；“每一个学生都有权利以自己独特的方式

学习音乐，享受音乐的乐趣，参与各种音乐活动，表达个人的情智。要把全体学生的普遍参与与发展不同个性的因材施教有机结合起来，创造生动活泼、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为学生提供发展个性的可能和空间。”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功能论、语境论、实践论三种哲学观点各自所坚持的不同立场、各自的合理内核，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虽然在广度与深度上不及各种观点更广泛、更深刻，但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国内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与西方统一性、封闭性、排他性的审美音乐教育是不同的，它有着一种非常明显的追求多元化、开放化的倾向。

那么，为什么国内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还会受到人们的质疑与批评呢?笔者认为，首先是因为国内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与西方的审美音乐教育是同宗同源，是建立在具有历史局限性的18世纪康德、席勒等人的美学理论基础之上的，并与19世纪的精英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观有着天然的亲和关系。这一天生的劣根性，自然会成为人们的众矢之的。其次，便是因名之故。以“审美为核心”这一命名，很容易误导人们去过分注重音乐的本体价值，从而也就容易忽略音乐的非本体价值。如前面所述，不论是实践论的观点，还是从功能论的角度，审美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且各种功能并不存在“核心”与“边缘”或“主”与“次”之分。正如保罗・哈克所说：“无论审美功能如何重要，具备怎样的基础性质，我们应该同时记住音乐的其他功能也是同样重要的，也具备着同等的基础性质，当我们在涉及审美的价值以及实现这种价值的必要性的时候，我们绝不能孤立地考虑审美自身。”。而且，在音乐人类学家看来，并不存在一种符合所有文化的普遍的“美学”标准或“审美”概念。如此一来，以“审美为核心”这一命名确实有些让人匪夷所思。这应该正是管建华先生认为：“有一点似乎让人迷惑不解的是，在21世纪中国的音乐课程标准中却提出了比审美的音乐教育更为极端的概念……”的原因。

三、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该如何发展?

哲学家威尔什指出：后现代是一个告别了整体性、统一性的时代。后现代是一个彻底的多元化已成为普遍的基本观念的历史时期。的确，在当今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多元化”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在音乐教育哲学研究领域内，音乐教育哲学基础也呈现出多元化的面貌。刘沛先生在其文章《音乐教育哲学观点的历史演进―兼论多维度音乐课程价值及逻辑起点》中就系统梳理了西方音乐教育的六种主要哲学观点：所指论、表情论、形式论、语境论、实践论和功能论，各种哲学理念既对立又统一，有效地促进了我们对音乐的本质以及音乐教育价值的深入认识。各种哲学理念虽然各执一词，但相互之间也存在互相交融的情况。比如，功能论者保罗・哈克指出：“无论是实用的理念还是审美的理念，偏取一家之说都不能为全社会认可音乐教育提供强有力的论证。我的动议着眼于中庸的立场，强调音乐的整体价值……”“在这里，我提出一种‘社会的／功能的音乐教育’，或简称做‘功能音乐教育’，它可能有助于我们认识审美观与实用观之间的关系，不是截然的对立，可能有助于我们及时地为当代社会的音乐教育树立起一种更为宽广、更为全面的观点。”对于外部社会的声音的认识，功能音乐教育亦采取了音乐人类学的立场，即音乐是文化中的音乐，必须从文化中认识音乐的立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功能论与语境论以及审美观相互融合的一面。实践论者大卫・埃里奥特则主张：审美只是音乐教育的一部分'实践包括了审美，可见埃里奥特所主张的实践包括能够给人们带来音乐体验的所有音乐实践活动，它已经涵盖了审美实践。另外他亦指出：语境性和过程性是实践的特征，脱离了一定的语境，音乐也就不成其为真正的实践了。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实践论与语境论相互融合的一面。而音乐人类学家(即语境论者)则将视野拓展到全球文化视野，坚持文化相对论，并认为音乐作为文化对于人类可以起到多方面的功能，审美并非核心，它只是音乐文化功能中的一种。在此我们亦可以看出语境论与功能论、审美观互相交融的一面。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各种哲学理念之间有着相互融合的趋势。

那么，我们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理念面对哲学基础多元化以及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发展趋势，面对来自各方面的质疑与挑战，又该如何去发展自己呢?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审美音乐教育的掌门人贝内特・雷默是如何应对的，或许会给予我们以提示与启发。

面对多重挑战，雷默在其2003年版的著作《音乐教育哲学：提升的视野》中谈到：“审美教育并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法则，而是提供一种过程指导，就其本质而言，必须是正在发展的过程中而且是开放的，……我所理解的审美教育是可以改变的并且是灵活的，试图去捕获有关音乐的最佳思考，并将其运用于音乐教育实践。”对于各种哲学观点，雷默采用了“融合”的观点：“融合是与多元主义和平共处，而不是超越它……但是，它不是简单的接受，而是试图与多样性共存合作促使事物多样性，试图去做哲学工作应该做的事情……融合是多元主义的一种思考、研究和分析方式。”。最终雷默的建议“以体验为基础”的音乐教育哲学。对于“体验”一词，他做出界定：音乐与人类的其他体验一样。他认为，这种体验哲学关注和珍视所有方式的音乐体验，关注和珍视能够提供特殊音乐体验的所有音乐。任何单一的哲学都没有这种哲学的内涵全面，体验哲学包括所有的音乐以及参与音乐的所有方式。可见雷默的最终目的是试图建立一种多元化、开放化，包容性极强的音乐教育哲学体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多元化的哲学观点都有着明显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这就启示我们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也应该以一种海纳百川的胸怀，对国际音乐教育领域的各种新成果，以一种兼容并蓄的态度，取其“精髓”，去其“糟粕”，进一步补充、完善自己，并以一种坦荡、开放的胸怀，随时准备接纳、吸收人们在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这是人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为避免固步自封，思想滞后，追求与时俱进的必然要求。有感于此，笔者在此提倡一种“求善论”的音乐教育哲学观点，此观点中的“善”既是对儒学创始人孔子所提出的“尽善尽美”艺术标准中“善”(德)字含义的继承，又是对它的一种超越，乃是取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著作《尼各马科伦理学》一书中“善”字的含义。在该著作中，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行为都有其目的，在所有的目的中，应该有某种首要的或者最高的目的。这是一种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它，而它却不以其他东西为目的的目的，即其自身就是目的的目的，这就是最高的善。很明显，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善”字的含义是指人们的愿望与理性所要达到的最高目的。藉此含义，来建立我们的“求善论”，实是与我们音乐教育的终极目的再相符不过了，它包罗万象，所有美学的、哲学的、宗教的、文学的、艺术的、科学的含义等等，都为它的胸怀所容纳，它是过去、现在以及将来人类不断追求的至高无上的理想境界。同时我们清楚地知道，由于人们认识过程的过程性与无限性，决定了一切认识和理论都天生具有着某种历史局限性。换言之，任何理论学说都不会是完美的，人们对事物终极本质的认识与关怀，只不过是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与理想，它始终在我们认识的彼岸，我们永远走在不断探索的路上。但为了关注我们的内心世界，更为了深层关怀人类自身，我们愿意为之付出、不断跋涉，因为幸福、乐趣就在路上。

《文系音韵――第三、四届全国音乐教育获奖论文精选》

由《中国音乐教育》杂志社编辑、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文系音韵――第三、四届全国音乐教育获奖论文精选》一书是国内具有权威性的音乐理论与实践指导工具用书。该书选用的论文覆盖范围全面、研究课题广泛、理论性强，收录了包括中小学、高师以及幼儿音乐教育的论文。对音乐教育工作者和音乐专业人员研究我国音乐教育现状、了解国内外音乐教育动态、学习论文写作等方面都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现杂志社还有少量存货，欲购从速。每本定价18元(邮费另加10％)。

汇款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甲55号人民音乐出版社522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