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和金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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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中国经济 金融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经济迅速得到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然而,伴随着金融业高速发展而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也引起人们日益密切的关注。2007年由美国房价下跌导致的次贷危机,让美国经济遭受衰退危险,特别是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陷入严重财务危机,并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后,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到实体经济,全球经济急剧萎缩。

基于此,本文收集国内外大量相关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报告,查阅我国现行的金融危机管理的主要著作,借鉴国际上金融危机防范经验,提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风险的几点政策建议。

一、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金融危机(Financial Crises)最简单的定义是指突发的、覆盖几乎全部金融领域的金融状况恶化。金融危机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定义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金融危机具有三层含义:1.金融危机是金融状况的恶化;2.这种恶化涵盖了全部或大部分金融领域;3.这种恶化具有突发性质,是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总结起来,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主要有以下影响:

(一)影响我国的外贸出口

我国的对外贸易最近几年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但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的外贸出口已经出现衰退,中国的出口商品竞争力较大幅度地减弱,对外经贸形势面临严峻挑战。

由于中国进出口总额占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比重近1/4,尤其是出口已成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一个重要“边际因素”,因此,贸易顺差减少,对我国经济影响巨大。同时,由于我国的出口中一半以上属于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达到较高水平,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己开始产生较大直接影响,因此,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加。

(二)影响我国企业引进外资

此次金融危机对工业项目招商引资和企业投资产生了普遍影响。部分投资者缺乏投资信心,致使引进资金、技术等借助外力的发展受到限制和影响,招商引资难度加大,项目引进势头减弱。出于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担忧,部分生产企业对国际经济走势难以预料把握,多数企业处于观望状态,经济增长放缓及企业投资削减会逐渐凸显,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未来工业引进外资增资扩能。

二、对中国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的几点政策建议

(一)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一国汇率制度的选择应该顺应不同时期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和金融制度的特征而适时主动调整。目前人民币汇率还不适合完全自由浮动,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继续深化和推进,进一步健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步扩大汇率弹性区间,以增强汇率对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能力,发挥汇率作为金融危机缓冲器的作用。汇率双向波动也有利于提高市场参与者防范风险的能力,并抑制短期资本的流入。同时,保持适度的外汇市场干预。货币当局应动态和准确地把握市场汇率相对于均衡水平的状况,遵从汇率目标区调控原则,采取“目标区内相机干预”和“边界干预”相结合的方式,逐渐扩大目标区宽度,保持渐进性与合理性,避免超调现象发生,使汇率水平能在自由浮动的情况下保持一定稳定的水平。

(二)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

资本自由流动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包藏着巨大风险。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要慎之又慎,如果在条件不具备或者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当国际游资流入时,运用不当将使本国经济陷入困难,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引起大量资金外流,本国将面临对外支付的困难。我国汇率弹性增大后,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兑换应逐步推进,慎之又慎,待条件比较充分时再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对投机资本的大量涌入和随后可能发生的流向逆转保持高度警惕。首先要夯实市场基础和完善市场规范,同时在开放中的动态博弈中逐步提高金融监管水平,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实现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调整,从而更加安全地融入全球资本市场。

目前,大量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和数据巨大的外债,已对人民币形成压力。如果要避免因为过分依赖外商投资带来的潜在风险,中国就必须尽全力发展自己的资金市场。只有国内资本市场越活跃,中国对外资的依赖程度才会越低。因此,我们应该加快发展新的融资市场的步伐。在发展国内融资市场的过程中,特别应重视证券、债券和保险市场的发展,使它们成为中国国内基金的一个稳定来源的重要补充,特别是保证耗资巨大的基本建设项目的资金来源,减少对外国资本尤其是对短期外国资本的过分依赖。要建立充分完整的、市场化的资本市场运行规则,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监管;扩大市场流通总规模,提高市场内在价值;提高市场透明度、全面公布信息,以帮助投资者对金融风险做出正确评估,提高投资者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

(四)坚持正确的利用外资政策,合理控制外债规模和外债结构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和最富活力的国家之一,也已连续数年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外资的大量涌入的确弥补了国内资金缺口,也支持了重点项目或大型项目的建设。但与此同时,也对我国的外资和债务管理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课题。首先,我国必须将外债规模确定并维持在一个适度或合理的水平上,即借用外债既要考虑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对外债偿付能力和消化吸收能力,不能盲目大量向外举债。此外,还必须对外债结构的各个要素构成比例进行合理配置,优化组合,特别是要合理安排短期债务和中长期债务的比例,以达到降低成本、减少风险、保证偿还的目的。最后,尽管中国外债规模一直控制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以内,但应加快清理那些实际对外负债、又脱离政府监管的“隐性外债”,把“隐性外债”纳入外债监管范围之内,提高外债规范管理的有效性。

(五)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保持充足的外汇储备,提高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场国际收支危机和债务危机。片面追求高的经济增长率,进口需求超过出口能力,必然会导致国际收支出现逆差,使外汇储备减少,削弱了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因此借鉴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必须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我们既不能为出口而牺牲进口,更不能为进口而牺牲出口。在科学吸引外资的同时,我们更应大力发展出口加工工业,提高本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在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同时,保持良好充足的外汇储备,以提高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参考文献:

[1]李恒阳等编.全球金融危机经典案例[M].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9;

[2]石俊志著.金融危机生成机理与防范[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3](澳)罗伯特・希斯著、王成等译.危机管理[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

[4]李栋巍.金融危机的成因及预防措施[J].财税与会计.2003.(09);

第2篇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一直保持在8%左右，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然而，经济增长过程中高投入低效率的问题却不容忽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如何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提高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重要的战略问题。另一方面，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展开，特别是2005年我国汇率制度的改革以及资本交易管制的逐步放松，“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大涨大落”等金融因素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冲击也更加明显。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则更是凸显了国际化背景下金融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我国金融部门的发展是否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在我国的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是否存在着显著差异；二是开放背景下，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有所不同，我国地区经济开放水平的不同是否能够解释金融发展效应的地区差异？所带来的启示是什么？对此，我们首先基于数据包络分析和永续存盘法对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深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我们继而深入分析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并对我国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效应的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我们在开放的视角下，进一步分析了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

有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可以追溯到Schumpeter（1912）。Schumpeter（1912）强调金融中介的资金动员职能，认为功能完善的银行能够通过发现和支持具有较大成功概率的创新项目而刺激创新，继而推动经济增长。此后经过Gurley和Shaw（1955）对Schumpeter思想的发展、Patrick（1966）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研究以及McKinnon（1973）和Shaw（1973）金融抑制理论的提出，金融发展理论渐成雏形。而在实证研究方面，结构主义代表人物Goldsmith（1969）则首先应用跨国数据，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交易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以及计量工具的迅速发展，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大量涌现。在理论研究方面，新古典理论中完全信息和完全市场的假定被逐渐放松，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渠道被加以细致分析。这其中包括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对金融发展风险识别功能的研究，以及Bencivenga和Smith（1991）、Saint-Paul（1992）对金融发展配置资源，促进产品和服务交换职能的考察等等。而在实证研究方面，Levine（1997）在样本选取、控制变量选择、金融发展指标选择、分析方法等几个方面拓展了Goldsmith（1969）的研究，并为以后的实证研究奠定了一个基本的分析范式。伴随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进一步争论（Bell和Rousseau，2001；Calderon和Liu，2003；Christopoulos和Tsionas，2004），采用产业及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也大量出现。（Rajan和Zingales，1998；Wurgler，2000；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1998等）。

虽然总体层面上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层出不穷，但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具体渠道的分析却仍然较少。Beck等（2000）使用1960～1995年7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截面回归和广义矩估计两种方法对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资本积累、生产率进步和私人储蓄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了良好的银行部门有利于动员储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的长期增长的结论。而Rioja和Valev（2004）则在Beck（2000）研究的基础上，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研究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差异。Rioja和Valev（2004）认为，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促进生产率提高实现的。而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在资本积聚方面的作用则更为明显。

伴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中介的快速发展，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大量涌现。这其中包括曹尔阶（1992）、尚明、吴晓灵和罗兰波（1992）对信用扩张与中国经济增长和稳定性的研究；卢峰和姚洋（2004）、张军（2005）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研究等。从现有研究来看，虽然在整体层面上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较为丰富，但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进一步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渠道，以及我国金融发展地区效应差异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献仍然相对较少。同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逐步展开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生产企业的融资渠道与融资方式必然会与封闭条件下的情形有所差异。因此，在开放背景下，重新审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二、方法和数据

（一）经济增长源泉的分解

由表1可以看出，大部分控制变量的符号均能在经济学意义上加以解释，说明我们控制变量的选取是合适的。重点考察金融发展对各经济增长变量的影响，我们发现：

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统计上均显著为正，说明金融发展在总体上有利的推动了我国地区经济的发展。比较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变量系数的大小，发现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差异较大，中部地区最为明显，其次是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小。

具体分析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发现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但促进了各地区间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还对人均资本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只不过，在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形成的相对贡献有所差异而已。在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主要是通过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推动经济增长，而在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资本深化的特征较为明显。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渠道和方式都有所差异。这其中的原因很多。在此，我们不求面面俱到，而是从开放的视角下，对我国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效应存在差异的原因加以解释。使用的模型见式（5）。

从表2可以看出，当在回归方程中加入开放变量的交叉项，将视角由封闭转向开放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又有所差异。注意到在以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形成为被解释变量的方程中，金融发展变量的符号显著为正，而经济开放变量与金融发展变量交叉项的符号显著为负，这说明虽然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和资本形成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随着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却有所降低。而在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的方程中，金融发展变量及其交叉项的符号都显著为正，则说明随着对外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在逐渐增大。开放经济条件下，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这一特征是与当前我国的发展水平及制度安排相对应的。这一点，在金融开放时，更容易理解。随着各个地区实际利用外资的增多，地区经济发展中，生产活动面临的融资约束有所降低，对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依赖也就相应减少，反映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便是资本形成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的减弱。而另一方面，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往往蕴含着较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贸易部门相对于非贸易部门也往往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因此在贸易开放水平较高的地区，银行部门会有更大的机会将贷款投放给那些制度完善、生产率较高的生产企业，金融发展对生产率提高的促进作用也就更加明显。

四、结论

综上，对于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整体上看，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但金融发展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差异较大。金融发展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西部地区最小。从具体渠道来看，金融发展主要是通过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推动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而在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资本深化的特征较为明显。

第二，开放条件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同封闭条件相比也有显著不同。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金融资产和私人部门信贷数量的增多以及政府对信贷市场干预的减少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越来越为显著。开放条件下，金融发展更为有利的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转变。

第三，为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尽快调整当前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实现增长方式的集约化转变。而这其中，金融部门的发展至关重要。一方面，应进一步推动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提高我国金融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率。另一方面，由于开放条件下，金融发展对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所以在积极完善各地的制度环境和改善产业结构的同时，应继续坚持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在继续推动贸易开放逐步深化的同时，应谨慎有序的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以及通过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进一步促进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方式转变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包群，阳佳余.“金融发展影响了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比较优势吗”，《世界经济》2008年第3期.

第3篇

一、sna与mfs概述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在迅猛发展，但在统一向前的大步伐中，世界各国的发展仍体现出明显差异。为了增强统计的国际可比性，协调世界各国的宏观经济统计制度，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先后制定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国际收支手册》（bop）和《政府财政统计手册》（gfs）等国际统计准则。2008年联合国专家组又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1993）进行了修订，推出了08sna。

sna以全面（综合）生产理论为基础，运用会计账户方法对一定时期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活动的全部内容进行系统的统计核算，为宏观经济分析、决策和管理提供客观依据。sna作为最为全面和系统的宏观经济统计国际准则，其中包含相当丰富的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准则。

但是，在2001年，经过长期研究和多次修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颁发了一部专门的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准则《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mfs），用于指导和协调世界各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mfs的出版，填补了货币与金融统计领域国际准则的空白，对世界各国的统计、金融事业及宏观经济管理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概念和原则上，mfs与1993年sna保持一致，并与《国际收支手册》（简称bop）和《政府财政统计手册》（简称gfs）等国际统计准则相互协调。

本文尝试从宏观上把握sna与mfs的区别与联系，并以金融工具分类为切入点，细致探讨两者的具体不同。

二、宏观把握sna和mfs的区别与联系

sna是关于整个宏观经济统计的国际准则，mfs则是专门针对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国际准则。仅就货币与金融统计而言，两大国际准则之间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

（一）核算目的不同

sna是为了核算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而设计的。它以整个社会再生产为主线，全面核算再生产的条件、过程与结果。全面测定生产、收入、分配、使用和资产负债的总量。在sna中，反映国民经济的综合指标主要有国民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净值（nnp）、国民收入（ni）、个人可支配收入（pdi）等。国民本文由收集整理经济全部活动以账户和矩阵的形式列出。账户形式即会计账户的借贷格式，借贷双方平衡，最基本的是生产、消费、积累和国外（即国际经济往来）四大账户。体系中包括：国民收入计算，投入产出表，资金循环表，国民资产负债表与国际收支表等内容。

mfs是关于货币与金融统计表述方式的国际准则，是为了测定整个社会的金融活动状况、分析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而设计的。mfs范围覆盖了广义金融的各个方面及相关经济活动，内容包括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定义、分类、指标、方法和表式等。它以经济体中的资金运动为主线，侧重于金融性公司部门以及次部门的金融资产负债的流量和存量核算，在金融领域自成体系。

核算目的的不同是sna和mfs最根本的区别。

（二）理论基础与指标体系不同

mfs和sna两套核算目的的不同导致他们建立的理论基础也不同。sna以社会再生产理论为基础。社会再生产理论认为：社会生产活动是一个生产-分配-流通-使用不断循环的过程，是一个综合物质运动与价值运动的过程，生产活动是一起经济活动的中心，以此为指导，sna全面核算社会再生产的生产-分配-流通-使用各环节的价值和实际的流量与存量。其总量指标有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总收入、国民可支配收入、消费、储蓄和资本形成总额等。

而mfs以金融理论为依据。金融理论认为：货币供应取决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货币供给可以制约货币需求，进而影响国民经济的运行。以此为指导，货币与金融统计全面统计了金融交易形成的流量和存量，根据金融性公司的职能不同，核算了影响经济和金融过程的重要指标，详细描述了金融性公司部门以及次部门的债权和债务。

（三）sna和mfs的主要联系

1 核算主体一致

一国之内的单位、个人和国外的单位、个人参与的经济与金融活动，是sna和mfs核算的主体。

2 核算客体一致

尽管sna和mfs在核算内容上与有关于生产、分配、使用等方面的差异，但是金融资产和负债额流量与存量是二者相同的核算客体。

3 基本概念一致

sna和mfs在经济核算的许多基本概念上取得完全的一致。比如常住单位。机构部门、金融交易、金融资产、负债等，两套核算体系采用了完全相同的定义。

三、sna与mfs金融工具分类比较

mfs的统计标准是以sna的统计标准为基础的，sna的统计标准是组织、计量、处理经济体中非金融和金融活动的完整框架。因此，sna的基本原则决定了mfs的统计原则。但是，由于两者统计的目的不同，因而sna货币与金融统计与mfs无论在体系结构和具体内容上均存在较大的差异，下面就以金融工具的分类为例，具体来比较sna和mfs的不同。

sna没有明确提出对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只从存量（金融资产）与流量（金融交易）出发将金融工具分为不同的七个类别。它采用复合分类法，在第一层次上把金融资产和负债划分为七种：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通货和存款、股票以外的证券、贷款、股票和其他权证、保险技术准备金、其他应收/应付账款。同时对一些一级分类做了二级分类，例如保险准备金分为住户对人寿保险准备金和养老保险的净权益。保险费预付和未决索赔准备金。对于贷款和债券分为长期和短期。

第4篇

关键词：金融冲击；经济波动；措施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3-0000-01

一、金融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

1.金融市场的影响

金融市场是金融经济产生的条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经济不断向前发展。但是其中也遭受过巨大的波动和影响，曾先后经历过整个亚洲的经济危机、中国的洪水灾害以及非典的侵袭。灾后重建等活动都对金融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进程。所以说，金融市场的波动直接影响着我国的经济波动。

2.融资约束的影响

融资约束是产生金融冲击的重要原因。融资约束是指由于外在的一些政策、活动和法律对于融资活动开展所产生的一系列约束行为。企业或个人可以通过众筹、引进外资、借贷等一系列经济活动来完成资金的筹集行为。但是由于现在经济市场条例日益完善，对于融资的要求越来越高，使得一些企事业单位无法在正常的期限内筹措到自己想要的资金份额，从而造成了一些经济摩擦的发生。一些研究表明，近几年我国的国内贷款发放额度大幅度下降，使得我国企事业单位借款难度加大，对于其开展正常的金融活动产生了一定影响，使得我国的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这对我国的就业现状、工资涨幅等方面都造成极大程度的影响。利用金融约束，可以对我国经济发生波动的很多原因得到完整而有效的解释。所以，在分析金融冲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时，一定不能忽略国家的金融约束力的因素。

3.银行利率的影响

银行利率的高低对金融冲击的发生也有着一定的影响。主要是因为银行利率主要受当前社会政策和体制的影响，而银行利率的高低又直接影响着市场资金的高低以及周转情况。同时银行利率又是衡量市场时效性的重要指标。由于我国采用的是固定利率制，所以银行利率的高低直接受我国政策的控制。银行作为为我国经济提供支持和保障的单位，对于我国的经济水平的快速提高起着保障性的作用。而且我国经济正在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保障其投资水平是维护其正常发展的重要措施。一旦银行无法根据市场制定出相应的利率和提高足够的资金，就会对很多企事业单位进行正常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势必会造成经济摩擦，可能对于投资者的影响是巨大的。

二、如何应对金融冲击

1.完善金融管理体系，健全监控制度

毫无疑问，要想保证某一事物的合法公正的运行，首先就要有相应完整的管理规范。要使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对于金融冲击的控制同样如此，国家要想更有针对性的解决其存在的问题，就要依据当前国情和体制，制定科学而全面的管理机制，健全金融监控制度。例如，在面对金融企业造成的信贷风险时，相应的管控部门就要建立全面的监控机制，从根源上对其进行治理。如每月或每半年对企事业单位账簿进行审核，防止发生企业造假及漏税行为。对于银行来说，应该完善其内部管理体制，对于不按时还贷的行为进行严厉管制。同时建立独立的金融核算系统，加强各环节的监控，管理和审核，分配岗位时严格按照岗位设立标准执行，对于银行的整个系统和环节进行管控。对于企事业单位，应该在其内部设立于企业单位相对应的会计单位，启用专业的会计人才，对于会计人员做到合理分工和授权，及时而正确的掌握企事业单位内部的金融活动动态。从金融活动设计到的各环节和各部门对其进行监管，做到全面的控制和防范。

2.建立风险防控机制

我们要加强对金融风险防控机制的建设，对于金融冲击产生的风险做到准确预测，从而能及时准确的根据发生的风险采取相应的措施，减少不必要损失的发生。例如，银行在面对信贷风险时，应该建立相应的防范措施或弥补政策。如在企事业单位或个人进行借贷这一行为时，应首先对其信用进行评估，对应不同的信用等级给予不同的借贷数额。在发生借贷不能归还的行为时，应根据相应的拖延期限以及数额对其采取法律措施，来保证信贷行为的正常进行。

3.鼓励科技创新，发展高端产业

在前文中已经提到过，产生金融冲击的原因是由于全球经济体正在进行融合，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希望利用自己的经济霸主地位对其他国家的经济进行管控。一些国家要想避免受到发达国家的经济控制，就要首先摆脱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赖。而实现国际经济独立的主要途径就是大力发展和鼓励本国科技创新，发展本国的高端产业。但是世界经济论坛在2014发表的创新竞争力全球排名却让中国国民觉得难堪和反思，中国排在了中下等水平。所以为了提高中国的科技创新竞争力，主席开展和颁布了一系列鼓励科技创新的政策，力求使中国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创新大国。只有完成这一转变，才能减少国外经济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形成国家经济独立，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国际金融冲击对国内经济的影响。

三、结束语

毫无疑问，在经济发展全球化的今天，金融冲击所造成的影响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漫延的。因此我国在面临的一系列的严峻现状时，应该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证市场经济统一性和完整性，避免我国经济受到国际金融冲击的影响。对于国内的金融冲击，我国应该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依据完善的管理制度，有效的防止国内金融冲击的发生以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张龙清.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基于中金融市场化进展的视角[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0.

第5篇

关键词：金融业综合统计；资金流量账户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4（8）-0044-04

一、日本金融业综合统计的基础：资金流量账户

（一）概况

日本央行从1958年开始编制资金流量账户统计（the Flow of Funds Accounts Statistics，FFA），记录部门（金融机构、企业及住户）间金融工具（也叫交易项目，如存款、贷款）引起的金融资产与负债的流动，涵盖范围远远超过美国和欧元区资金流量账户（见表1）。账户数据每季度公布一次，初步数据在报告期3个月后公布，最终数据在报告期6个月后公布，每年3月份对往期数据进行修订。

（二）主要内容

1、统计框架。日本资金流量账户是反映不同经济实体间金融交易以及相应的金融债权债务存量的矩阵。矩阵的“列”由各经济实体构成，矩阵的“行”由金融资产与负债构成。矩阵包含三张表，其中，“交易表（流量表）”记录某一时期的资金流动，反映每一经济实体在金融交易后资产与负债的增减变化；“资产负债表（存量表）”记录某一时期末经济实体持有的资产与负债。总的来说，存量数据是流量数据的积累。但是，当交易项目的价格发生变化时，期初和期末余额就会不一致，这时就需要“调和表”来调和存量和流量之间由于价格变化导致的差异。流量与存量的关系如下：

（T-1）期的存量 + T期的金融交易流量 + T期的调和量（由于市场价值变化等）= T期的存量

2、矩阵的“列”与“行”。构成日本资金流量账户统计的“列”的经济实体分成六大部门，包括“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政府部门”、“住户部门”、“服务住户的私人非盈利机构”以及“海外部门”。构成日本资金流量账户统计的“行”的金融工具（交易项目）包括“货币和存款”、“贷款”、“除股票之外的证券”、“股票和其他股权”以及“保险和养老准备”等等，以及上述的细项。总共有45个分部门和51个交易项目。

3、细化的补充信息。“资金流动账户细化数据”以及“非金融部门融资渠道”作为资金流量账户统计三张矩阵表（“交易表”、“资产负债表”及“调和表”）的参考材料。“资金流动账户细化数据”总共有4张表，分别是资金部门间流动表――国内债务证券（存量数）、资金部门间流动表――国内债务证券（流量数）、资金部门间流动表――贷款（存量数）以及资金部门间流动表――贷款（往前追溯5年的存量变化数）。矩阵反映每一个部门的金融交易，但是并不反映谁是融出方、谁是融入方及其融资工具。“资金流动账户细化数据”则弥补了这一缺陷。“非金融部门融资渠道”反映了国内非金融部门及海外部门是如何融资的。该表提供融资的流量及存量数据，以及存量（年末余额）同比增长率。

（三）编制方法

1、垂直法与水平法。资金流量账户的编制方法包括：一是垂直法，即通过使用各部门的财务报表来确定每一部门每一单元格的数据；二是水平法，即将每一个部门持有的资产/负债合计数分解到每一单元格。换言之，垂直法估算部门数据，水平法估算交易项目数据。

2、会计计量原则

（1）按市价计值（Mark-to-Market）。日本资金流量账户统计通过市场价值来同时评估资产和负债。例如，作为资产持有的股票以市值评估，同时，该股票作为其上市公司的资本也是以市值评估。即使是企业债券这种由经济实体按面值偿付的债务，资金流量账户也按市值进行估值。

（2）权责发生制（accrual basis）。日本资金流量账户统计原则上遵循权责发生制来记账，这也是1993年SNA和IMF手册采纳的原则。权责发生制按借方/贷方关系发生的时点记录交易情况，而不是按照现金转移的时点。

3、统计的准确性。日本资金流量账户数据有时候也需要使用估计。例如，当只存在年度财务报表时，季度数据就必须估算得出；当数据延迟获得时，有时候也使用上期数据代替等等，因此不可避免存在估算误差。鉴此，当获得更准确的原始数据时，日本资金流量账户统计就回溯修订。日本央行指出，大约60%的资产估算的准确度为“高”，不到5%的资产的估算准确度为“低”。

二、将证券业信息纳入金融业综合统计

确定证券持有者的准确信息一直以来都是统计人员面对的最有挑战性的工作。近年来，一些国家中央银行开始建设证券数据库以存储证券持有人的准确信息。欧央行从2009年开始建设“中央证券数据库”，国际清算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后一直致力于收集证券统计中持有方的信息。金融稳定委员会在2009年强调掌握风险在不同部门实际潜伏情况的重要性。日本央行从2009年开始探索将证券业信息纳入金融业综合统计。

（一）日本“中央证券存托”的主要特征

1、非中央政府债券的唯一簿记转让平台。日本有两套债券簿记转让平台（book-entry transfer services），一是中央政府债券簿记转让平台，由日本央行维护；另一个就是非中央政府债券簿记转让平台，由日本证券存托中心（Japan Securities Depository Center， Inc， JASDEC）维护。该中心是根据“日本债券股票转让法”注册的私人证券公司，为包括企业债券、股票、商业票据及投资信托在内的证券提供簿记转让服务。簿记转让系统从2002年开始运作，目前商业票据转让对该系统的使用率几乎达到100%，其他证券交易对该系统的使用率也接近100%。“日本债券股票转让法”规定了该公司的簿记转让职能，但并不要求其向央行或统计部门提供统计信息。

2、链式账户。日本证券存托中心使用层叠式的账户结构（见图1）。投资者首先在直接（或间接）账户管理机构开户，当达成交易后，交易信息就从开户机构发送到交易对手的开户机构。如果图中的投资者（i）向投资者（G）卖出证券，交易信息就流经机构E、A以及日本证券存托中心，并最终到达C，这时售出的证券就被登记在客户G的账上。然而，如果投资者（i）向投资者（ii）出售证券，交易信息仅在机构E内部进行处理。

账户管理机构（通常是银行或证券公司）也可以直接拥有自己的账户（自有或自营账户），在交易系统中与客户账户分离。截至2010年5月，系统中有直接账户管理机构89家，间接账户管理机构407家。

3、最终所有权（直接体系vs.间接体系）。日本证券存托中心与其他一些国家证券存托体系不同的地方是证券的最终所有权。在日本，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账户管理机构，都不会接收客户账户中交易证券的所有权。这种体系称为“直接体系”，意即账户管理机构仅仅保管投资者账户及提供簿记转让服务，证券的法定所有权归投资者。

与“直接体系”相对应的是“间接体系”，在一些国家，一家账户管理机构从法律上持有资产，同时投资者在这些资产上保持权益，或是一项证券的权益从投资者转移给账户管理机构。在间接体系下，很难判断证券的最终持有者。

4、以单一证券为基础（security by security）。在簿记转让系统中，所有数据都是以“单一证券”为基础的。每一证券的信息都包括：证券名称、证券发行方、面值、到期日等。对于那些向公众开放的企业债券数据，可以从日本中央证券存托中心的网站上，通过证券名称或是ISIN识别码轻易查到。这种以单一证券为基础的系统便于统计人员按照国民账户核算体系的要求对数据进行排序。

（二）将中央证券存托数据应用于资金流量账户

日本央行从2009年底开始陆续将中央证券存托数据纳入资金流量账户，目前的进展包括以下方面。

1、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资产支持商业票据是结构化融资工具，在修订前，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的数据通过估算得出（Sato，2009）。通过与日本证券存托中心的商讨，日本央行明确了中央证券存托系统中的数据与日本央行对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的定义是一致的，因此决定使用其作为新的数据来源。

2、地方政府债券。地方政府债券无纸化是从2006年开始的，之前发行的债券信息是从已经注册的债券信息进行推算，因此准确性大打折扣。无纸化开始后，绝大多数的地方政府债券信息都进入了簿记转让系统，因此央行能够从系统中查找符合统计定义的债券信息。

3、向私人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日本央行目前还在审查其他结构化融资工具，如向私人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的情况，因为需要通过抵押物的类别来对这些证券进行分类，以便将其归类到资金流量账户中不同的交易项目（证券化产品或其他类型的企业债券）。

（三）目前面临的挑战

1、账户信息的层次太多。投资者信息只掌握在其账户管理机构手中，中央证券存托系统并不直接掌握。例如，中央证券存托系统和直接账户管理机构都处在链式结构的上游，无法知道一笔发生在间接账户管理机构内部交易的情况。大多数国家通过其他辅助信息源来克服上述困难。美国在统计非金融企业发行的债券和股票时，同时使用中央证券信托系统的数据和私人数据供应商的数据进行相互验证。英国中央证券存托系统的数据并不直接用于统计，只是用作数据质量验证。英国证券统计信息的数据源是伦敦的发行和支付机构。西班牙从中央证券存托系统中获得本国居民发行并被非居民持有的债券信息，但该信息仅涵盖债券第一次交易的对手方信息，如果债券多次交易，系统无法提供最终持有者信息，因此西班牙央行也向本国证券托管机构采集信息。在德国，中央证券存托机构仅是约2000家向央行报数的机构之一。在日本，中央证券存托中心可以直接提供的信息仅限于那些直接在该中心开户的客户，如图1中的A、B和C。

2、客户账户的保密性。在账户管理机构与客户签订的协议中，客户通常要求账户信息保密。为了克服这一困难，中央银行需要与证券存托机构签订协议，只要求提供汇总数据。例如，美联储与中央证券存托机构签订的协议中有一条保密条款，禁止获取单个公司层面的数据。

3、数据采集的合法性。美国、澳大利亚和智利都与其中央证券存托机构签订了合同或协议。德国和西班牙则制定了专门的中央银行条例，对数据采集工作提出了强制要求。但是在日本，中央银行仅是与证券从业机构达成某种共识。

三、政策建议

（一）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编制金融概览方案

加强国际交流，梳理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在统计立法、监测框架、指标设置、数据共享等方面的经验，重点研究将非银行金融机构纳入金融部门整体统计框架，扩大核心指标采集范围，加大对创新金融工具和产品研究力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概览编制方案。

（二）加快推进标准化建设，夯实金融统计基础

标准化的优点是保证金融统计数据的客观真实性，为监测跨机构、跨市场、跨境金融交易提供“搜索引擎”，同时保证金融统计的统一性和权威性，从根本上减轻微观金融机构的报数成本和负担，提高工作效率。可以考虑由人民银行牵头建立基于数据仓库的金融业综合统计信息平台，实现统一、高效、方便、快捷的部门合作和信息共享，同时应进一步深化与国际组织统计标准的趋同性，增强国际信息共享。

（三）完善金融统计法规，提供有效制度保障

应在研究国内外相关统计法规和国内上位法的基础上，由人民银行牵头对“一行三会”的统计管理规定进行梳理，尽快起草“金融统计管理条例”，在机构上覆盖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金融机构以及各行业交叉环节；在业务上覆盖金融机构全部表内、表外业务。

参考文献

[1]Bank of Japan （2006）， Guide to Japan’s Flow of Funds Accounts， August 2006.

[2]Bank of Japan （2006）， Compilation Method of Japan’s Flow of Funds Accounts， August 2006.

[3]Bank of Japan （2012）， Japan’s Flow of Funds Accounts： 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Measures for Enhancement

[4]Kanda， Hideki （2009），The Legal Environment for Holding and Transfer of Intermediated Securities： U-NIDROIT Draft

Convention.

[5] ECB（2009）. The centralized securities database in brief. Februar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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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urostat， IMF， OECD， UN and World Bank （1993），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1993 （1993 SNA）.

[8]Eurostat， IMF， OECD， UN and World Bank，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2008 （2008 SNA）”，2009.

[9]Financial Services Agency ， Strengthening Oversight and Regulation， 27 October 2011.

[10]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2011）， Shadow Banking： Strengthening Oversight and Regulation ， October 2011.

[11]Venture Enterprise Center， 2010 Survey Results on Trends in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December 2010.3.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Financial

Comprehensive Statistics

――A Case of Japan

ZHAN Yunsheng

（Haikou Municipal Sub-branch PBC， Haikou Hainan 570105）

第6篇

一、金融冲击的基础性内涵机理论述

结合以往实践经验论证，企业长期以来从事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或多或少地承受融资需求束缚效应，这和金融市场监督控制体制缺陷有着直接性关联。须知金融市场核心存在意义，便是竭尽全力地将剩余者遗留的闲置资金加以灵活性转移，一旦说该类工序流程中衍生任何摩擦冲突迹象，整个交易工作就会变得愈加棘手。现阶段我国国内贷款比例在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上显现出深刻的下降趋势，加上经济周期频率剧烈的波动交叉影响，令我国各类企业都不可避免地深陷融资困境之中难以自拔，在此类环境下获得的贷款数量自然不够理想。但是唯一能够针对这部分企业融资束缚问题产生扰动的要素便是金融机构，所以称以上社会经济现象为金融冲击。

二、金融冲击和我国经济波动的实际状况研究

为了切实验证探讨金融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不同学术专家都决定在相关指导模型制备过程中灌输金融市场不完美因素，决定在异质化经济管理体制控制范畴之下，针对金融周期范围内相对重要的冲击作用机制加以考察校验。在此基础上，有关金融机构对外部冲击和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才能得以适度的放大，力求为我国日后初步界定评估以上冲击效用提供丰富的指导性线索。最近阶段，包括王文甫（2010）、张宇霖（2010）都开始将研究重心转移到金融市场和经济周期关系之上，认定想要系统科学化地考察验证我国经济波动特征，唯一适应路径便是将流动、借贷约束视为传导机制，透过此类约束效应窥探我国一切经济周期性波动细节。至于其余研究主体，一部分倾向于利用银行信贷影响结果透过实证和理论两类层面加以研究，剩余人员则分析金融在周期经济波动中的加速器效益。

三、如今金融冲击和我国经济实际波动状况的关联细节解析

关于这部分金融冲击我国经济一切波动状况，都深刻地验证了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之间关系极为缜密，所以在日后宏观经济建模过程中切勿引起对金融市场冲击、摩擦的任何忽视迹象，究竟怎样透过数量上考察校验金融冲击对我国企业信贷潜能的影响效果，这将是我国宏观经济规划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革命性问题。

第一，笔者决定针对固定资产投资来源等信息加以综合性考察认证，证明国内贷款作为我国企业固定投资方式，实际占据比例空间呈现出激烈快速地下降趋势，尤其是在周期频率内上下波动迹象显著。以上结果深刻验证了当前我国企业融资约束压力的巨大，能够获取的贷款数量可说是逐年缩减，可以说和企业信贷能力随机扰动的强制约束状况渊源深厚。相关研究主体在探索中发现，金融机构实际贷款余额和具体产出波动正相关性极为显著，证明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关键性因素便是信贷供给，最终真正影响我国企业贷款获取数量的，也必将是金融市场上的信息紊乱和诸多摩擦效应。

第二，相关研究主体决定透过标准样式的动态随机均衡性模型构建途径，获取金融冲击对于我国宏观经济影响的关键性参数估计数值。由于不同厂商贷款过程中必然会存在一类强制性约束，并且会因为外部金融冲击作用令该类约束力不断强化。于是，笔者决定将五种不同类型的实际刚性要素灌输到该类经济模型之中，包括消费习惯、可变动资本实际应用效率、投资调整耗费的成本数量、劳动力资源在市场内部不完全竞争现象，以及最终权益支出调整的成本等。需要额外加以强调的是，除了金融冲击之外，诸如中性、投资专有、政府支出等冲击效应，都能够对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提供完善健全的解释，如此一来，就连金融冲击的相对重要性也可以被更好地调查掌控。

第7篇

一、当前甘肃省扶贫重点及成效

近年来，甘肃省深入实施“1236”扶贫攻坚计划，即：一个核心，就是始终突出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这个核心。两个不愁，就是无论丰年灾年，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都有可靠保障，基本实现家中有余粮，手头有余钱。三个保障，就是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六个突破，就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富民产业培育、易地扶贫搬迁、金融资金支撑、公共服务保障、能力素质提升六个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贫困人口由692万减少到412万，减少280万人，年均减幅20.3%；贫困发生率由33.2%下降到19.8%。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由4507元增加到5736元，扶贫对象年均纯收入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两年建成通村道路20786公里，建制村通沥青（水泥）路比率由50%提高到70%；解决了贫困地区400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贫困地区自来水入户率由62%提高到75%；贫困村动力电覆盖率由48%提高到80%；完成贫困户危房改造41万户，农村砖混、砖木住房结构比例由76%提高到84%。二是富民主导产业持续壮大。草食畜牧业、设施蔬菜、优质林果、马铃薯、中药材、乡村旅游等特色主导产业收入占到贫困农户家庭经营性收入的50%以上。三是易地扶贫搬迁步伐加快。制定出台了《甘肃省易地扶贫搬迁实施规划（2013-2018年）》，完成6.1万户30.5万人的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占规划任务的27.2%。四是金融支撑力度明显加大。

支持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在贫困地区延伸服务网点、加大信贷投放、强化金融服务。全省金融机构对贫困地区贷款累计2517亿元，同比增加27.4%。五是公共服务水平有效提升。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从84.9%提高到87.2%；建制村标准化卫生室覆盖率从31.4%提高到55.5%；新农合参合率从97%提高到98%。六是劳务输转培训不断加强。两年完成职业技能培训88万人，有61.7万人获得了职业资格证书。同时积极推进劳务输转，与16个省区市建立了劳务合作关系，累计输转城乡富余劳力1078.4万人次。2015年6月，甘肃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扎实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意见》，对全省精准扶贫工作做出了总体部署，同时出台了关于饮水安全、动力电、交通、危房改造、易地搬迁、生态环境、富民产业、电商、教育、卫生、乡村文化场所、社会救助、小额信贷、劳动力培训、干部人才支持计划、驻村帮扶工作队整合、贫困县考核办法等17个配套文件，这“1+17”精准扶贫方案，是一个一揽子的政策框架，是“1236”扶贫攻坚行动的深化和拓展，贯穿了精准性的要求，突出了组合拳的特色，强化了配套化的措施，是各地各部门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的任务书、作战图和时间表。

二、国际金融组织与甘肃省扶贫合作情况

对国际社会影响较大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主要有世界银行（世行）贷款和亚洲开发银行（亚行）贷款。世行和亚行贷款通过长期贷款的支持和政策性建议帮助会员国家提高劳动生产力，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改善和提高生活水平。其贷款具有贷款周期长（20-50年）、利率优惠（利率水平与国际金融市场利率水平比较接近）的特点。世行和亚行长期致力于帮助全球发展中国家开展减贫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在国际减贫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积累了丰富经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银行与中国政府开展了扶贫领域的合作，提供了资金、经验和技术方面的支持，取得了显著扶贫成效。1997年初，经国务院批准，甘肃省实施了第三期世行贷款扶贫项目———西部扶贫世行贷款项目。项目涉及甘肃省天水、平凉、定西、陇南4市的19个县。该项目注重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通过各种培训，使项目区农户掌握了1—2门农业实用技术，为广大项目农户全面脱贫致富提供了保证；通过基础设施和农产品加工项目建设，提高了项目区基本条件和农业产业化水平，帮助330万人摆脱了贫困,促进了项目区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了投资环境，引进了先进管理经验和方法，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外向型和实用型相结合的技术、科研和涉外项目管理人才，起到了创新、示范和带动作用，有力地推动了甘肃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西部扶贫世行贷款项目是甘肃省首次利用外资进行的跨行业的大范围、大规模的到村到户扶贫项目，在各方努力下，项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中，项目设计方法和管理方法为今后实施外资扶贫项目和国内扶贫项目创造了经验，在扶贫模式、体制创新、科技培训等方面为农村扶贫工作进行了有益探索。2012年，国务院扶贫办又选定甘肃省实施六期世行贷款产业扶贫项目。项目区涉及甘肃省定西、庆阳等6市16县（区）的55个乡镇、240个村，1767个自然村，总户数10.25万户，其中贫困户4.98万户，总人口42.5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41.66万人，贫困人口22.76万人，贫困发生率54.63%。项目目标是探索在贫困片区培育和建立现代、高效、可持续发展农业产业扶贫的模式；探索提高贫困人口组织化程度、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方式和方法；探索建立贫困片区产业化扶贫市场和技术支持体系的具体方法；对项目建立的产业扶贫模式在更大片区范围内进行示范和推广。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综合产业链发展、公共基础设施与服务支持、产业扶贫机制研究与推广、项目管理与监测评价。目前，项目正在按照规划有序推进。

三、新时期甘肃省精准扶贫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与思路

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力争实现消除绝对贫困、减少相对贫困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甘肃省除了继续加大各级财政投入，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工作外，充分利用国际机构的智力资源、资金资源和多边机构的国际平台优势，围绕扶贫开发工作主要任务，深化与国际机构的减贫合作，积极借鉴国际扶贫经验、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资金开展扶贫工作也大有可为。

（一）进一步扩大合作范围和深度双方合作要更加注重创新性、示范性和可推广性，借助世行、亚行平台，使世行、亚行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发展模式注入甘肃元素，共同为推动甘肃精准扶贫事业做出贡献。在做好传统合作项目的基础上，甘肃省应与世行、亚行加强知识合作，拓宽合作范围，重视难点问题研究，借鉴外省成熟经验，为精准扶贫提供有力突破点。

（二）重视扶贫战略研究重点开展面向2030年的扶贫开发战略转型研究；城镇化进程中扶贫政策与战略的调整，统筹考虑城乡贫困问题和扶贫政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提高贫困地区公共服务能力。也可研究实践经验，如重庆借势“一带一路”，转变沿海的加工贸易发展方式，推动整机加零部件垂直整合一体化，在内陆发展大规模加工贸易等，这方面的战略研究可作为甘肃省与国外金融组织知识合作的研究重点。

（三）积极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目前中国农业经营主体已经呈现多元化趋势，而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其重要形式之一。截止2015年3月，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已有131万家，是2010年数量的3倍多。虽然甘肃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有较快增长，但存在规模小、实力弱、市场竞争力不强，名为合作社实为个人或股份制公司，没有“联合社”的法律地位，农民要求拓展合作领域等问题。世、亚行在支持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支持农民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方面，都具有很好的合作前景。

（四）支持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甘肃农村金融服务水平远远不能满足农业和农村地区日益发展的金融需求，农户贷款、融资难与金融机构难贷款现象并存，需要进一步完善体制、改善监管与管理。世行、亚行在支持小农户间合作性金融的建立和发展方面,具有很大优势。推进金融产品创新。发挥财政资金撬动国际金融资金参与精准扶贫的作用，与金融机构做好对接，创新金融扶贫产品，支持贫困地区全产业链建设，提高特色产业的规范化、标准化。如在用好风险补偿基金政策的同时，大力发展村级互助资金和抵押担保，建立和完善市场化、可持续的信贷渠道，促进信用文化资源、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等多种生产要素货币化、资本化、市场化，努力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促进贫困人口收入稳定增长。

（五）促进低碳、绿色扶贫与发展用活财税、保险政策，促进社会资源与市场要素精准服务于扶贫事业。支持生态脆弱区和生态保护区贫困人口发展可持续生计，把防灾减灾和扶贫开发有机结合起来。可学习借鉴安徽等地实施精准扶贫、科学扶贫的创新举措———光伏扶贫。安徽省财政从2015-2020年，每年新增安排2亿元、统筹扶贫资金2亿元，每年4亿元专项支持31个扶贫工作重点县自主开展光伏扶贫试点，发挥产业扶贫的造血作用。光伏电站并网发电后，贫困户家里的“钱袋子”就会有一笔长期、稳定的收入。

（六）大力支持智力扶贫加大项目区农民文化素质、科技技能、市场经营风险意识等综合素质培训，为提高产业化精准扶贫效用奠定良好的人文素质基础。紧密结合市场的多样化岗位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贫困农民产业技能培训，大力实施新型农民培养工程。使贫困农户及其未升学的子女掌握一两门实用技术，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就业创业的能力。如贵州的实践就表明，低保兜底、产业扶持、移民带动和就业增收等，都是可以重点扶贫的手段，尤其教育、卫生等扶贫就是斩断穷根的根本性的扶贫。

（七）提高基层治理能力通过把贫困村规划、项目管理、产业发展和与农村社区基层治理结合起来的方式，实现精准识别、精准帮扶，把扶贫与产业开发结合起来、扶贫与城镇化建设结合起来，探索“特色基地/规模园区/专业村群+扶贫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贫困户”的“产业链式扶贫”新机制，扩大农户参与、选择扶贫项目的自，把扶贫资金真正落实到每村每户的产业项目上，解决农村发展中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第8篇

全球经济金融形势

一是全球经济正处于长周期的下行阶段。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创新的集群式出现推动世界经济呈现出长周期波动，即“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一般历时54-60年。一般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信息产业革命开启了新一轮世界经济长周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这一波周期进入了下行阶段。这意味着中低速增长将成为未来全球经济新常态。

二是如何从危机中走向复苏仍是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任务。鉴于1929年大萧条的巨大破坏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掀起了一波史无前例的集体救市运动。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纷纷实行量化宽松政策（QE），保持充足的国际流动性;其他国家跟随出台极度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中国也第一时间推出四万亿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在托底全球市场需求、稳定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短期内，此次救市取得了相对理想的效果，主要国家金融体系的有毒资产被有效隔离留待日后清理，全球主要金融市场保持良好秩序，主要国家银行体系及时恢复了融资功能。在极宽松政策刺激下，大宗商品和主要国家资产价格很快迎来新一轮涨势。

然而，宽松的政策也造成政府债台高筑，更重要的是，在成功削弱危机强度和烈度的同时，也延缓了市场出清，直观表现在企业层面，大量“僵尸企业”苟延残喘，妨碍资源重新配置;在金融层面，有毒资产长期得不到彻底清理，金融机构融资能力受到掣肘;在宏观经济层面，实际利率居高不下，资产价格高涨和实体经济疲软并存，全球经济进入了漫长的调整期，某些经济学家甚至讨论陷入“L”型复苏的可能。

三是复杂和分化是当前和未来全球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由于各国所处发展阶段不同，政府救市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宏观经济变数，因此全球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各国复苏进程不一，各经济板块运行差异明显。总体看，美国等弹性较强、市场出清和结构调整较快的经济体表现出更强的复苏势头;欧元区受制于统一财政政策的缺失，不断爆发的债务危机严重影响了经济复苏;日本受人口老龄化困扰，难以走出长期通缩困境;新兴经济体易受外部冲击影响，金融市场波动增大。从短期看，造成这些板块经济分化的基本因素难以得到彻底改观，因此，复杂和分化仍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全球经济运行的基调。

四是推进深度再平衡是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是引发此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这种失衡主要表现为：一是美国经常项目巨额逆差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大量顺差长期持续。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经常账户逆差骤增，其占GDP的比例从1997年的1.6%飙升至2006年的5.8%。同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常账户顺差快速增长，其占GDP的比例从1997年的1.1%飙升至2006年的4.8%。二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长期背离。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制造业中心转移到新兴市场，而货币金融中心仍主要掌握在美国等少数发达市场国家。于是就形成了东方制造真实产品，西方创造货币购买力;西方创造各种金融产品，东方用出口换取的外汇去购买这些产品;西方向东方借钱，东方给西方融资的失衡甚至“荒谬”的全球经济布局。三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造成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权利与义务的失衡。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发行失去了黄金储备的制约，在理论上具有了无限发行的权力。在现实中，由于美元一家独大，储备货币发行缺乏有效竞争，美元发行缺乏必要的制衡，主要服从于美国国内经济需求，往往表现为其他国家分担美国经济调整的成本。未来全球经济能否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根本上取决于能否推进深度的全球再平衡。

五是QE背景下的通缩是全球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量化宽松政策直接导致央行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意味着大量基础货币的投放。与2007年相比，截至2015年6月底，美联储、英格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膨胀了4倍。但全球却面临普遍的通货紧缩压力，主要国家的通胀率始终徘徊在低位，日本和欧元区核心通胀率更是长期游走于零水平附近。这种现象的背后是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不畅。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在全球性调整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难得的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总体仍在合理区间。当前国内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仍不足，主要表现为投资增速放缓，消费增速缓中略升，进口降幅扩大。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经济总体仍在合理区间，为结构调整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经济结构调整需求迫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延缓了我国经济的调整，造成失衡现象严重，突出表现为结构性短缺和过剩并存，投资和出口驱动依赖严重等。中国经济亟待通过结构调整重新激发经济活力，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三是人口红利加速消退。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报告显示，2010-20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人口红利面临加速消失的风险。这将对经济潜在增速产生深刻影响，进而对劳动生产率、利率、汇率等政策变量产生重大影响。

四是改革动力有待进一步增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已度过了帕累托改进的增量改革阶段，深入到了涉及利益再分配的存量改革阶段，面临的阻力空前增长，改革的动力亟待进一步增强。但“危”也意味着“机”，国际金融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国内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速释放改革红利。

中国的应对

在当前挑战与机遇并存的背景下，中国能否迎难而上，这是关系到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能否跃过“中等收入陷阱”、能否由大国过渡到强国的关键所在。

一是锐意改革，加快结构调整，集中释放制度红利。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中国经济要行稳致远，必须全面深化改革。要形成政府和市场“双引擎驱动”，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培育打造新引擎，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改造升级传统引擎。

二是致力开放，融入全球市场，充分释放全球化红利。一方面应扩大国内市场开放，有序推动金融、教育、文化、医疗、养老等服务业对外开放。另一方面应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顺应比较优势规律，合理引导优势产业转移，鼓励国内居民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产，分享全球化红利。

第9篇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大家要讨论的是风险问题，竞争过度问题，创新过度问题，以及监管不力的问题。但是，回到中国，金融体系的基本的问题却是发展不足，竞争不足、监管过度和成本太高。而最根本的，是大家已经遗忘多年的问题，即过多的国有化，没有充分发挥私人产权和私人信用的作用。

这其实是10年前、甚至20年前的话题。商业银行本质上就是私人之间的信贷、信用关系，而且中国的经验，无论历史还是现实，也都体现了这种特质。我们的金融机构现在绝大多数还是国有的金融机构，大型商业银行都归国家所有，使信贷变为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信用关系，不仅容易导致呆坏账，还会将政府陷入一般的信用关系中，加大监管成本，湮没政府的监管执法职能。

既然是国有，最后承担责任的是政府。政府拼命地监管，越管越严，越管越死，管到婆婆妈妈的小事上，这就失去了监管，变成了所有者。政府对私人之间信贷的限制，使商业银行失去了信用基础。现在一提发展金融，焦点都在股票市场衍生工具上，却忘了最基本的产权，最基本的私人之间的信用。惟有减少国家跟私人之间的信用关系，政府才能真正作为第三者，作为执法者。

第二点，我们要发扬法制的精神，才能保证创新活动的发展。法制的精神，就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不可以做的事情都是可以做的，而不是政府同意你可以做的事情才是可以做的事情。应该由法律规定不能做的事情，而不应凡事凭政府批准。如果要靠政府批准才能做事，我们永远没有灵活的创新体制，包括金融。

再说到一点具体的，资金的基本要素是利率，但利率市场化这件事好像被遗忘了。利率不能市场化，不能按照市场的供求关系调节，怎么消除我们现在仍然用行政权力管制的利率利差？此外，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责任也与政府责任混为一谈，政府规定了不可变动的利差，而政府监管也必须无条件服从，这个市场是不正常的。从长久来讲，市场的固定利率制度不利于市场竞争的展开，我们的市场也没法形成自由竞争的市场。

这也是中国价格改革的一部分。中国的产品价格已经进行了很多改革，但是要素价格的改革，从能源价格、电力价格到资金的价格，在改革开放30年后如果还不能走向市场化，中国经济将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们反而要回过头来思考，我们怎么能够进一步发展，使市场竞争更加发展，使中国能够真正拥有在世界范围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

樊纲为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根据记录稿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许小年：经济体制刚性阻碍转型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时期。国际金融市场上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这些事情从金融角度来讲对中国的直接影响不大，但是对中国的间接冲击是非常大的。如果说国外金融动荡是产生于金融创新过度，风险过度，国内正好相反。在讲中国问题之前，我想强调一个观点，目前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风暴，源头到底在哪里，我们总结了很多，却没有总结美联储的运作。

在我看来，这场金融危机总源头是美联储，美国的衍生金融工具，各种金融品种的膨胀，只不过是货币发行过度的一个必然的结果。“9・11”之后，美联储把过低的利率保持了过长的时间，所以，今年格林斯潘说美国碰上了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为什么？因为美国有一个百年不遇的美联储主席，就是格林斯潘本人。为了避免这样的危机在美国重新出现，当务之急是约束美联储，当务之急是要监管监管者，不能让中央银行随意发行货币，发行货币的节奏一定要与世界经济保持一致。

那么，这场危机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影响？对中国的实体经济来说，这场危机使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或者说我们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即将面临着空前的挑战。

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有两条原则，第一条叫投资驱动，第二条叫低成本的外向经济，现在两者都在发生迅速的变化。外部需求减弱，外向经济碰到很大的困难。在广东、江浙一代，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关门。同时，投资正在减弱，投资品价格迅速回落，钢价格在回落，机械设备价格在回落。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转型的任务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过去行之有效的增长模式，行之有效的企业的发展模式，尽快地实现转变，以适应新的经济形势。

转型具体来讲是从投资转向消费，这个大家都同意。问题是，怎么转？近几年，我们固定资产投资占到GDP比重已经接近50％，而居民消费仅仅占GDP的35％，美国的居民消费则占GDP的70％以上。我们的经济增长似乎是为了增长而增长，而不是为了老百姓消费而增长。此外，我们的制造业占GDP的50％，可是制造业提供的就业机会仅占全社会的27％，服务业虽然占GDP的40％，但是提供了30％以上的就业机会。换句话说，要解决中国未来的就业问题，希望不在制造业，希望在服务业，所以，我们要尽快地实现从投资到消费的转型，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型。

但是，谈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转不过去？原因不是市场的刚性，而是我们经济体制的刚性。受到经济体制限制，我们转型永远是在嘴上，而不能够是在经济上。这个刚性表现在我们对经济的过度管制，这种管制阻碍了转型顺利进行，阻碍了资金在各个行业的流动。制造业的企业关闭了，其所有的资源不能够从制造业转移到其他地方和领域去，因为进入壁垒高耸。具体而言，我们重要的服务业是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媒体舆论，这些现代的服务业，都在政府的严格管制下，从制造业游离出来的资源和人力无法进入。

当经济从投资转向消费，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时候，要求我们的金融体系跟着转型。我们现在的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为主体的，基本上是服务于大型制造业的，它不能适应分散的、创新的、多样化的服务业。这给我们经济转型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原因也是管制。监管当局管了很多公司的事情，如开设网点、任命高管等，这都是企业的经营自，却统统收到监管者手里。过度管制造成金融机构产品单一、机构单一，连业务操作都有统一的规范，更别说创新了。

政府应该做的是把市场中出现的新事物、新产品、新的商业模式，及时地总结及合法化，事后追认。

安徽小岗村农民的改革，既不合规也不合法，当时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抵触的，但有了这个违法，才开始了中国伟大的农业改革。政府应该做的，是像小平同志那样，及时总结，认为这是推动中国生产力、发展中国经济非常有利的措施，将其合法化。如果都先要求合规合法，中国经济改革不会到今天这一步。

东南沿海地下钱庄很多，也不宜总是打压。其“非法集资”的原因是因为无法可依。这些金融机构发挥了国有银行无法替代的作用。比如，商业银行现在不敢给房地产贷款，他们也不可能完成任务。反之，要靠孟加拉银行那样的金融机构去发挥作用。这样的机构我们早就有了，而且运作得不错，对当地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政府要做的就是要承认它，合法化，规范管制，政府作用的界定就在这里。

这几年，市场化的改革停滞不前，政府对经济的卷入越来越深，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对于政府和市场的分界长期存在着误解，观念上混乱。我们经常把政府在危机时刻的职能，和在常态中的职能混在一起。政府在危机时刻确实有很多事情要做，就像今年的美国政府，就像1929年的美国政府，就像在战争时期的各国政府一样。但危机时期的政府决策，并不意味着要在常态也做这么多事，这两者要区别开。凯恩斯主义的诞生，掀开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序幕。但凯恩斯主义产生于危机时刻，它仅适用于危机时刻，我们现在把凯恩斯主义无限地推广，把它推广到常态中去，这就走得太远了。所以，在这个认识上，我们需要澄清。

第二，我们需要澄清的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不平衡，一部分弱势群体不得不依赖政府。但是，不应把弱势群体依赖政府扩大为中产阶级也依赖政府，这个事情也要分清。政府的社会职能，主要是去解决弱势群体的生活问题，而大部分人口是不需要政府去关心的，他们可以生存发展。

第10篇

当前经济领域有这样一个现象：似乎人人都在谈金融。

近日遇到几个“二代企业”家，谈到企业的发展目标，不约而同都谈到了一个词：上市。

而与朋友谈到大学生创业现象，发现年轻人不约而同都在谈一个词：融资。

而在媒体上看到，由于市场环境不好，经营成本上升，许多企业家都在干同一件事：放贷。

一些经营状况不好的企业，都面临着同一个苦：缺钱。

而在居民投资方面，人们谈得最多的就是：买房、买股票。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企业都热衷于上市呢？

融资后的钱都用在了哪里呢？

据说目前中国已有各类私人股权投资机构（PE）7000多家。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行业如此发达说明了什么呢？

而近来这种机构与实体企业，包括与当当网、俏江南等等发生各种纠纷，又说明了什么呢？

企业都忙着上市、放贷、与各类金融机构拉关系，对于老板们来说，这是企业的重中之重。

日常的企业管理先不说，国家提倡的经济转型，创新创造从何而来，质量经济从何做起呢？

近日报道美国制造业正在迅速回升，不能简单判断这是奥巴马为支持自己的产业工人找饭吃以谋求连任，因为重要的一点是，美国从此次金融危机中醒悟，制造业是支持国家经济的基石，纯粹“玩钱”的风险太大。

在这一点上，德国人稳扎稳打，不急不躁，长期坚持，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使之成为今日欧洲救星式的“盟主”。

因此，我们要问的是：制造业――尽管是初级加工或代加工，已经不能成为中国经济的基础了吗？中国“金融业的春天来了吗？”

事实未必――以温州为代表的金融改革尚在初期。在这层表象之下，中国的实体经济未来走向如何呢？

没有人一心一意做实业，如果长此以往，设想一下，中国经济会不会出现一种新的“二玩结构”呢？

即：一是继续由农村进城的产业工人支撑的中国初级产业（加工）；二是由城市新的就业群体组成的所谓新型服务业，其中的核心将围绕“金融”化趋势，就是“玩钱”、“暴富”。

长此以往，人才会过度向金融领域流动，并带来一系列连锁社会问题。

假如“弄到钱”就算成功，那么谁来创造真实的市场价值呢？

结论是：如果全民开始并继续热衷“玩钱”，热衷虚拟经济和迅速的暴利，那么，中国制造就仍将不会有什么突破，创新、质量、高端等经济转型目标的实现，仍将会进一步落空；短期行为、就业难、工人素质低、产业山寨等问题也仍将会继续存在。

最后说个段子：

甲和乙，两位都是才貌双全的一流经济学家。他们是清华校友，也是在哈佛读经济学的同学。

第11篇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 传导机制 中国经济

一、国际金融危机传导机制分析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全球经济进入低迷阶段，其传导机制是：美国金融自由化过度，政府对金融风险监管不利，金融衍生产品出现损失，导致其他与之相连的金融产品出现损失，进而导致金融体系混乱，由于各个国家的经济相互依靠相互影响，顾金融危机很快从一国传导到另外一个国家，形成国与国之间的连锁反应，最终以加速效应或者乘数效应的方式从虚拟经济导向实体经济，最终形成多国多产业损失惨重。所以这次的金融危机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危机，而非某一个因素能推动其传导的危机，爆发似乎不可避免。

（一）国际金融危机形成条件和传导机制

美国经济实力雄厚，美联储连续降息，刺激外来资金流入，外表一片繁荣，房地产经济泡沫越来越严重，再加上美国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疏于监管的行为，成了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一只推手。使得次贷危机发生后世界金融体系处在严重失衡的状态。危机形成的传导机制研究，美国民众的超前消费，贷款消费的方式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而金融自由化和衍生品的泛滥，把资产证券化推到了极端，为这次危机的发生创造了生存条件，并将风险逐步转向全世界。

（二）金融传导机制的深层次原因

美国是世界金融中心，美国财政账户赤字庞大，日本中国欧洲等国家对美国有大量的贸易盈余，美国通过向这些国家出售资产或借款，使这些国家成为美国的债权人，所以这些国家的投资收益非常容易受到美元汇率和经济波动的影响。顾全球经济结构失衡是当今美国不断积累的金融风险危机导致的。更具体更深层次的讲，美国金融危机是资金流动性过剩导致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经济处在总需求不足与总生产供给过剩的状态中，是低效无序的不良状态，大量的闲置资金找不到投资的项目，进而购买了没有实体经济支持的金融衍生产品，这样美国本地资产价格严重泡沫化，一旦美国泡沫破灭，必然引发全球的金融危机。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

我国在这一轮美国次贷危机中也受到不小的影响，但是略小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国际金融危机在通过各种途径冲击我国的实体经济，主要表现在俩个方面：一个是我国在海外的投资严重缩水，一个是国内资本市场下跌，房地产等支柱企业不景气，外国热钱流出等。具体的说：

（一）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我国深层次矛盾凸显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同时也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这次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引爆点的国际金融危机更加重了我国深层次矛盾凸显。首先，我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商品生产属于劳动密集型，但是从长远的发展来看，这样的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本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严重打击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致使很多中小型出口企业纷纷倒闭，主要集中在玩具和纺织等领域。另外，很多国家制定新的环境标准，使得我们国家的出口产品遇到了绿色贸易壁垒，威胁了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我们国家的经济必须转变这种以依赖资源的消耗，以破坏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经济模式，不然谈不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外我国经济还缺乏有效的引导拉动消费增长的机制。一个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的资金从中国撤离，国内市场感到压力并且投资信心不足，导致民营资本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引导，另外，虽然经济不断发展，但是城乡差异依然很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提高不多，农村的消费市场没有很好的得到启动，而城市居民虽然收入提升，但是随着房价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开支不断的加大，城市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抑制。

（二）我国经济结构不平衡，金融发展滞后，致使经济危机发展迅速，没能很好的起到导向的作用

我国因为在外国有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随着这次金融危机的缩水而缩水，此外我国国内找不到优质的投资项目使得外汇储备无法投资，而由国外直接引进的投资项目又要支付巨大资金给海外投资人，这就导致了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处于劣势，国内的商业银行因自身存在很大金融风险，在为非金融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方面也受到一定制约。国内金融市场在发展大方向上呈现滞后和不景气的现状。

三、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重点

国际金融危机为我国经济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使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目前居民存在金融机构中的大量存款没有得到有效利用，资本充足，劳动力过剩，因此需要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及时调整和完善，建立良好的并适合中国市场的经济运行机制，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使我国经济找到新的增长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一）转变贸易模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改变原有贸易增长模式，使其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调整贸易政策及发展思路，从全局出发，协调进出口关系，对进出口商品结构进行调整优化，使贸易更具竞争力，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树立一批有竞争实力的在国际上能叫的响的大的民族品牌，增加产品自身的科技含量和付加值，提高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引进外资方面要调整引进政策，重视技术含量，优化外资服务，以此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整合优化。在加工贸易方面要制定长期的发展规划，延伸其产业链，加速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同时实施绿色贸易增长战略，创新绿色产业发展战略，制定相关政策，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推进产品的环境标志制度，实行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并鼓励企业注重环保技术，研发绿色产品，开拓绿色环保的新市场。

（二）建立并完善我国经济体系中有效扩大内需的制度和相关配套政策

国内需求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点，因此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消费拉动和投资驱动是扩大内需的两个要素，二者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在国内经济增长上起到了重作用。实现有效的扩大内需一方面要扩大投资，要加大投资力度，实行积极、相应宽松的财政及倾向政策，制定有效的扩大内需措施，优化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尤其是要加强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如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的“民生领域”的投资以及如节能减排等的企业技术项目改造的投资。另一方面要刺激消费，重点是提高城镇居民、农民及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强化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农民各项负担，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加大农业生产农村建设的财政补贴和农业产业化的扶持力度，完善农村养老和医疗体制改革。

（三）加强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

国际金融危机是并不是全球经济化的终结，市场经济制度和金融自由化仍然是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方向。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认识到，国际社会经济要在国际货币体系重构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方面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我国做为国际社会中重要的一员，也要在经济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审视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及劣势，加大金融改革开放的力度，实现金融政策的主动性、预见性及可控性。同时要在交易机制、市场结构上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创新金融产品及金融衍生产品，扩展资本市场规模，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改善金融结构，化解金融风险。深入推进交易机制市场化改革，深化融资融券等制度的改革及有效创新。

（四）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应抓住美元因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而做为国际货币核心地位有所动摇的契机，强力推进人民币国在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的确立，使人民币国际化，从而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减少汇价风险。由于国际贸易“三无悖论”的影响，我国人民币汇率上升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因素，如对出口行业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调整相应的政策及相关制度，选 择长期对我国存在贸易顺差的国家为切入点，分步骤的稳步推进我国货币的国际化，提高人民币国际协议计价货币的作用和地位，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使人民币在国际上被认可的程度大大提高。

参考文献：

[1]王子先.〈美国金融危机新情况.发展趋势及影响和对策〉.《国际贸易》2008年第12期

第12篇

【关键词】资本账户开放 金融发展 金融不稳定 国际经验分析

资本账户开放，就是通过放松资本管制实现现货币的自由兑换，并允许居民及非居民持有跨境资产，同时也可以从事跨境资产交易。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自由化成为必然趋势，各个发达国家开始对本国资本账户陆续实现开放，之后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对资本账户的管制采取了放松策略，使得金融发放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在各国对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程中，关于资本可自由兑换项目的划分也做了一定的限制，由此可见，资本账户的开放是基于有效管理的资本况换与流动活动。

一、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发展现状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目前，国际上对于资本账户的管制被细分为资本和货币市场工具交易管制、衍生品及其他工具交易管制、信贷工具交易管制、直接投资管制、直接投资清盘管制、房地产交易和个人资本交易管制等7个方面。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的资本账户已与国际资本市场形成了一定范围的相互交流，并使得资本项下交易规模和流入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我国对于资本账户的开放正一步步得到实现。目前已实现基本可兑换的项目包括信贷工具交易、直接投资、直接投资清盘等14项，部分可兑换项目包括债券市场交易、股票市场交易、房地产交易和个人资本交易等22项，不可兑换项目有非居民参与国内货币市场、基金信托市场以及买卖衍生工具等4项。从总体上来，我国对于资本的管制程度还比较高，但预计在2020年之前，可以完成资本账户开放的全面开放。

随着我国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日益加大，由其带来的对我国金融体系的逐步完善也体现出了较明显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本账户开放以后，我国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经营水平、规范管理程序得到了有效提高，不仅使我国的金融服务竞争力实现了较大程度的提升，还促进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进一点完善。第二，资本账户开放以后，在引进国外资金时，明显降低了引进成本，这使得国内外资金进一步实现了自由流动，从而加强了我国资本的合理配置，相关收益也得到了较大提高。

第三，资本账户开放以后，明显加快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为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完全可兑换提供了有利条件。

当然，开放资本账户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资本账户开放后，必然会加剧国际资本的流动性，由此会加大账户开放后对国家经济金融的不稳定性风险。我国在开放资本账户后，资本的大规模流动会在短期内对人民币汇率造成不稳定性的负面影响，如果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而采取央行干预市场的手段，必然会导致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不良影响，使得我国货币的供应量过分依赖外部因素。因此，需要借鉴国际上对于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发展和经济金融不稳定的经验分析，以保证我国在进行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中实现经济的平稳和发展。

二、资本账户开放的国际经验分析

本文以IMF测算的G20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度为样本，对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不同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对比分析。根据相关测算样本，进行了有关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划分：

中国、印度、印尼、墨西哥、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对于资本账户的开放度较低。这些国家的典型特点为人口多、经济欠发达，经济支柱主要为农业和制造业，金融业发展较为落后，一般都采取宽进严出的资本流动政策，以实现对外资的大规模引进对本国经济的发展促进。

法国、德国、巴西、沙特、韩国、美国、南非、土耳其、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家属于账户中等开放度国家；英国、意大利、加拿大则属于高度资本账户开放国家。各国对于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的差异，与本国的实际情况有很大关系。以南非、沙特、澳大利亚为例，由于这几个国家的重要经济增长模式以能源出口为主，需要政府提供更为宽松的对外投资政策，因此在对资本账户的管制方面没有进行严格的限制。而美国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将外国直接投资和非居民投资排除在重要的特殊行业如交通行业以外，因此在整体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上就显得保守一些，处于中等水平。虽然不同国家的资本开放程度各有不同，但从总体形势分析，国家的经济越发达，则资本开放程度越高。

三、对于我国未来资本账户开放的政策建议

以上对G20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比较和分析，对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提示了我国在进行资本账户开放的相关工作时，应根据自身的政治经济特点，借鉴国际上的先M经验，与国际经济有机结合、密切接轨，通过制定符合国情的战略措施实现资本账户的有序开放，保证国家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

第一，通过对国内企业直投管制的放宽，加快资本的流动性，促进国内资本的对外投资，实现国内外市场的平衡发展，减轻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第二，通过对利率的管制的放宽，进一步加强利率变动对资本流动的调节功能，推进利率的市场化建设，使得利率市场化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提高经济效益。

第三，通过对资本账户的渐进式开放，保证国家经济的平稳发展，避免因仓促开放资本账户而导致国际投机资本对我国经济的破环。

参考文献

[1]李巍.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发展和经济金融不稳定的国际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8，03：34-43.

第13篇

2007年源于美国房贷市场的次贷危机，在2008年逐步演化为金融风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并向实体经济扩延。在经济全球化中迅速崛起的中国也不能独善其身，虽对我国金融体系的损害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但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很大冲击。我们必须抓住这次金融危机带来产业重大调整和重新洗牌的机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优化。这其中，加强区域间经济合作至关重要：一是，在东部沿海地区传统加工型企业面临生产要素供给从紧，需求下降的情况下，通过区域间的产业转移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用群体的力量增强区域抗风险和经济高增长能力。二是，加强地区政府间的合作以发挥其引导作用，减少市场的盲目性，保证跨区域合作的顺利进行。

2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现状

2.1区域经济合作已取得了一定进展。近年来，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区域融合不断深化，国家四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有望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新生力量。目前，东部地区三大城市圈经济合作活跃，如“长江三角洲”地区15个城市，通过协议分工的方式，在旅游业合作等方面达成协议，共同开拓和开放市场，共同获利。东北地区的经济合作处于浅度竞争层面，中部地区在经济互补的基础上初步进行了经济合作，西部地区在较低的经济层面上开展了制度导向互补型合作。

2.2区域经济合作程度较低。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的垂直分工发展缓慢，没有形成良好的区域产业链。由于自然条件差异、交通条件的限制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长期以来，我国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在技术合作、资本提供、环境污染治理及管理经验交流等方面的合作上缺乏积极性，这增加了企业在地区间投资交易费，直接或间接地降低了企业竞争力。同时合作形式较为单一，没有形成良好的区域产业链。

区域经济合作制度尚未形成。由于缺乏合作经验及相关的法律保证，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制度尚未形成。未成立区域协调发展委员会，在区域合作出现摩擦时仍主要由中央协调，并缺乏相应的协调机制。同时由于缺乏区域性空间规划，导致区域合作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产业结构趋同、无序竞争等问题始终没得到解决。

“粗线条”的区域发展政策有很多不合理之处。我国现行的区域政策市根据东中西三大地带和四大板块为基本范围制订的，虽然比“一刀切”的政策有所进步，但仍失之过粗。区域政策的制定应按照区域类型“因地制宜”制定区域发展政策。

3加强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建议

3.1搞好区域经济合作的空间规划。做好区域经济合作规划，根据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发力度和发展潜力确定区域合作发展战略、主要任务和重点布局。统筹安排区域内城市功能定位、骨干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分工、水资源保护及生态环境建设等，努力实现区域内产业互补、市场互通、资源共享、文化互融。

3.2建立相互开放的区域经济合作体系。加紧清理地方立法和政策体系中涉及地方保护主义的规定和条款，建立相互开放的区域经济合作体系，各地方政府遵循同样的社会政策、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共同的经济行为规范，大大减少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体制性障碍，如大体一致的就业条件、充分合作相互支持的市场管理机构以及大体一致的基本社会保障水平和制度等。

3.3建立区域协调发展委员会。成立区域协调发展委员会，负责编制区域性空间规划、主持制定区域发展政策、提出促进特定地区发展的目标和任务、负责跨省市行政区重大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实施，负责跨省市行政区流域的综合治理与环境保护、区域合作机制的构建、促进国际次区域的合作等。

3.4构建良好的区域产业链。各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根据优势互补、利益共赢的原则，充分利用各区域生产要素的差异性以及产业结构的互补型，通过生产要素和产业结构在地区间的转移，实现产品的横向分工。在这个过程中，各地区在各产业中努力构建相关产业链，各地区分别承接其中的一个环节或几个环节。如此形成的一条产业链有利于发挥各区域自身优势，提高企业竞争能力，扩大就业，提高地方财政收入。

3.5加快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突出企业主导。深化地方国有企业改革，地方政府尽快从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中退出，企业逐步成为区域经济合作主体、经济协调发展的支柱，取消企业合作中地方政府的审批环节，企业需要的资源可以通过市场行为获得，企业间更多地采取项目合作的方式来实施完成区域经济合作。

第14篇

自银行产生以来，人们就一直在思考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King、Levine等从产业层面对经济和金融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得出结论： 健全的金融体系和发达的金融市场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帕特里克（1996）从“供给导向型”和“需求导向型”两个方面来辨析金融和经济的关系。他认为在金融水平较低的阶段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会起到支配作用，金融体系为那些急需资金的高科技企业提供了最初的资本，帮助企业启动起来，这个阶段处于“供给导向型”形式。而当经济发展逐渐成熟，由各部门对投融资的强烈需要而引起的对金融系统的需求成为金融发展的主要动力，也就是所谓的“需求导向型”模式。

我国学者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相关的研究。何风隽（ 2005）对有关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来自不同方面的观点和争论进行了客观的比较和总结。张旭军（2007）回顾了最近几年来国内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发现了其中一些有失客观和全面的观点，指出了有待改进之处。

我国关于金融发展和金融增长的研究总的来说大概有以下三种论断。

第一，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经济长期增长存在比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

第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促进关系。杨晓华（2005）通过研究证实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

第三，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如韩廷春（2001）建立了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我们应该更加重视金融体系的效率与质量，而不是一味追求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和资本市场的更大规模。

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水平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互相促进，还是单向因果，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根据经济增长理论，经济的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本增加、劳动增加和技术进步三个方面。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我国充分利用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在世界经济的产业链中占得一席之地，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而今，人口红利已经慢慢减弱，如何发挥金融体系的作用，促进我国实体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二、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M2/GDP代表我国的金融发展程度，用FD表示，通过国内生产总值GDP反映经济发展情况。样本选取1995年到2010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是世界银行。

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证实在我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为此，首先要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查。本文选择ADF单位根检验法，GDP和FD都是不平稳序列，为了消除不稳定性的影响，对GDP和FD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分别为LNGDP和LNLNFD，再次对变换后的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可见得到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

在得到平稳变量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通过格兰杰检验来验证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结果如表1所示，该结果显示了在置信度为95%的水平下，第一个假设不成立，也就是说LNLNFD是LNGDP的原因，而第二个假设成立，LNGDP不是LNLNFD的原因。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上文的实证研究证明，现阶段我国金融发展刺激了经济的增长，而经济增长并未成为驱动金融发展的重要力量。这说明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金融体系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经济体的货币化程度提高很快。金融发展通过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刺激了经济的增长。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经济增长并未促进金融的发展。这可能是由于我国仍然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经济发展还不够成熟。因此，我国要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的程度，争取形成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态势。

尽管金融发展在我国经济增长中体现了重要作用，我国金融发展进程中仍然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金融产品的结构不尽合理，层次不够丰富；利率市场化程度不够充分；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同步建立，存在真空地带；汇兑换自由化问题等。这些都是我国金融深化进程中比较困难的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才能实现金融的自由化。

（一）加大市场机制在金融市场的作用

政府应当减少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尤其是给与利率和汇率机制更加灵活的空间，使得外汇市场和资金市场的供求更加直观地反映出来。完善的金融体系和活跃的金融市场能够集聚社会闲散资金，为生产性活动筹资，引导资金流向高效益的部门和地区。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普通民众对理财的需求更高，而各企事业单位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更加多样化，这些都会倒逼金融体系的发展。最近比较火的互联网理财产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广大平民阶层提供了理财的途径，更重要的是大大推动了利率市场化的步伐。

（二）重视金融深化中的质量问题

麦金农和爱德华·肖的金融深化理论中比较重视金融体系量的扩张，对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关注度不够，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却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金融系统的整体质量的提高是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在我国金融深化的过程中应注意逐步确立良好的金融系统的架构，监管部门在减少行政干预的同时也不能对风险的防范掉以轻心；逐步改变以往政府兜底的局面，引入竞争，健全推出机制，全面提升金融系统运行效率，避免出现亚洲金融危机中的状况。

（三）使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程度相适应

金融发展和金融监管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分割的，忽略金融监管的金融发展就像海市蜃楼一样根基不实，无法抵御来自外部或内部的风险，而金融监管过于严格繁琐，则会束缚金融的发展，同样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因此如何协调金融发展和金融监管的关系，是确保金融健康稳定发展的重点。

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金融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催化剂，金融和经济的关系更加紧密。经济的发展深度和广度，决定着金融体系的规模和质量；金融通过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促进经济的增长，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不断彼此促进，相辅相成，这才是经济健康 稳定发展的保障。

参考文献：

何风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证争论的述评.生产力研究，2005（08）.

张旭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近期国内外文献综述.嘉兴学院学报，2007（01）.

李钊，李国平，王舒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基于两部门模型中国实证研究.南方经济，2006（04）.

杨晓华.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经济纵横，2005（07）.

第15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区域经济合作；区域分工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9-041-01

一、引言

源于美国房贷市场的次贷危机，逐步演化为金融风暴，引起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并向实体经济扩延。在经济全球化中迅速崛起的中国也不能独善其身，虽对我国金融体系的损害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但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很大冲击。我们必须抓住这次金融危机带来产业重大调整和重新洗牌的机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优化。这其中，加强区域间经济合作至关重要：一是，在东部沿海地区传统加工型企业而临生产要素供给从紧，需求下降的情况下，通过区域间的产业转移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用群体的力量增强区域抗风险和经济高增长能力。二是，加强地区政府间的合作以发挥其引导作用，减少市场的盲目性，保证跨区域合作的顺利进行。

二、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现状

（一）区域经济合作已取得了一定进展

近年来，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区域融合不断深化，国家四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有望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新生力量。目前，东部地区三大城市圈经济合作活跃，如“长江三角洲”地区15个城市，通过协议分工的方式，在旅游业合作等方而达成协议，共同开拓和开放市场，共同获利。东北地区的经济合作处于浅度竞争层而，中部地区在经济互补的基础上初步进行了经济合作，西部地区在较低的经济层而上开展了制度导向互补型合作。

（二）区域经济合作程度较低

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的垂直分工发展缓慢，没有形成良好的区域产业链。由于白然条件差异、交通条件的限制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长期以来，我国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在技术合作、资本提供、环境污染治理及管理经验交流等方而的合作上缺乏积极性，这增加了企业在地区间投资交易费，直接或间接地降低了企业竞争力。同时合作形式较为单一，没有形成良好的区域产业链。区域经济合作制度尚未形成。由于缺乏合作经验及相关的法律保证，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制度尚未形成。未成立区域协调发展委员会，在区域合作出现摩擦时仍主要由中央协调，并缺乏相应的协调机制。同时由于缺乏区域性空间规划，导致区域合作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产业结构趋同、无序竞争等问题始终没得到解决。“粗线条”的区域发展政策有很多不合理之处。我国现行的区域政策市根据东中西三大地带和四大板块为基本范围制订的，虽然比“一刀切”的政策有所进步，但仍失之过粗。区域政策的制定应按照区域类型“因地制宜”制定区域发展政策。

三、加强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建议

（一）搞好区域经济合作的空间规划

做好区域经济合作规划，根据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发力度和发展潜力确定区域合作发展战略、主要任务和重点布局。统筹安排区域内城市功能定位、骨干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分工、水资源保护及生态环境建设等，努力实现区域内产业互补、市场互通、资源共享、文化互融。

（二）建立相互开放的区域经济合作体系

加紧清理地方立法和政策体系中涉及地方保护主义的规定和条款，建立相互开放的区域经济合作体系，各地方政府遵循同样的社会政策、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共同的经济行为规范，大大减少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体制，如大体一致的就业条件、充分合作相互支持的市场管理机构以及大体一致的基本社会保障水平和制度等。

（三）建立区域协调发展委员会

成立区域协调发展委员会，负责编制区域性空间规划、主持制定区域发展政策、提出促进特定地区发展的目标和任务、负责跨省市行政区重大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实施，负责跨省市行政区流域的综合治理与环境保护、区域合作机制的构建、促进国际次区域的合作等。

（四）构建良好的区域产业链

各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根据优势互补、利益共赢的原则，充分利用各区域生产要素的差异性以及产业结构的互补型，通过生产要素和产业结构在地区间的转移，实现产品的横向分工。在这个过程中，各地区在各产业中努力构建相关产业链，各地区分别承接其中的一个环节或几个环节。如此形成的一条产业链有利于发挥各区域自身优势，提高企业竞争能力，扩大就业，提高地方财政收入。

（五）加快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突出企业主导

深化地方国有企业改革，地方政府尽快从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中退出，企业逐步成为区域经济合作主体、经济协调发展的支柱，取消企业合作中地方政府的审批环节，企业需要的资源可以通过市场行为获得，企业间更多地采取项目合作的方式来实施完成区域经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