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和金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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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中国经济 金融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经济迅速得到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然而,伴随着金融业高速发展而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也引起人们日益密切的关注。2007年由美国房价下跌导致的次贷危机,让美国经济遭受衰退危险,特别是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陷入严重财务危机,并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后,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到实体经济,全球经济急剧萎缩。

基于此,本文收集国内外大量相关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报告,查阅我国现行的金融危机管理的主要著作,借鉴国际上金融危机防范经验,提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风险的几点政策建议。

一、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金融危机(Financial Crises)最简单的定义是指突发的、覆盖几乎全部金融领域的金融状况恶化。金融危机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定义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金融危机具有三层含义:1.金融危机是金融状况的恶化;2.这种恶化涵盖了全部或大部分金融领域;3.这种恶化具有突发性质,是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总结起来,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主要有以下影响:

(一)影响我国的外贸出口

我国的对外贸易最近几年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但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的外贸出口已经出现衰退,中国的出口商品竞争力较大幅度地减弱,对外经贸形势面临严峻挑战。

由于中国进出口总额占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比重近1/4,尤其是出口已成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一个重要“边际因素”,因此,贸易顺差减少,对我国经济影响巨大。同时,由于我国的出口中一半以上属于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达到较高水平,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己开始产生较大直接影响,因此,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加。

(二)影响我国企业引进外资

此次金融危机对工业项目招商引资和企业投资产生了普遍影响。部分投资者缺乏投资信心,致使引进资金、技术等借助外力的发展受到限制和影响,招商引资难度加大,项目引进势头减弱。出于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担忧,部分生产企业对国际经济走势难以预料把握,多数企业处于观望状态,经济增长放缓及企业投资削减会逐渐凸显,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未来工业引进外资增资扩能。

二、对中国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的几点政策建议

(一)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一国汇率制度的选择应该顺应不同时期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和金融制度的特征而适时主动调整。目前人民币汇率还不适合完全自由浮动,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继续深化和推进,进一步健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步扩大汇率弹性区间,以增强汇率对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能力,发挥汇率作为金融危机缓冲器的作用。汇率双向波动也有利于提高市场参与者防范风险的能力,并抑制短期资本的流入。同时,保持适度的外汇市场干预。货币当局应动态和准确地把握市场汇率相对于均衡水平的状况,遵从汇率目标区调控原则,采取“目标区内相机干预”和“边界干预”相结合的方式,逐渐扩大目标区宽度,保持渐进性与合理性,避免超调现象发生,使汇率水平能在自由浮动的情况下保持一定稳定的水平。

(二)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

资本自由流动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包藏着巨大风险。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要慎之又慎,如果在条件不具备或者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当国际游资流入时,运用不当将使本国经济陷入困难,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引起大量资金外流,本国将面临对外支付的困难。我国汇率弹性增大后,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兑换应逐步推进,慎之又慎,待条件比较充分时再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对投机资本的大量涌入和随后可能发生的流向逆转保持高度警惕。首先要夯实市场基础和完善市场规范,同时在开放中的动态博弈中逐步提高金融监管水平,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实现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调整,从而更加安全地融入全球资本市场。

目前,大量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和数据巨大的外债,已对人民币形成压力。如果要避免因为过分依赖外商投资带来的潜在风险,中国就必须尽全力发展自己的资金市场。只有国内资本市场越活跃,中国对外资的依赖程度才会越低。因此,我们应该加快发展新的融资市场的步伐。在发展国内融资市场的过程中,特别应重视证券、债券和保险市场的发展,使它们成为中国国内基金的一个稳定来源的重要补充,特别是保证耗资巨大的基本建设项目的资金来源,减少对外国资本尤其是对短期外国资本的过分依赖。要建立充分完整的、市场化的资本市场运行规则,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监管;扩大市场流通总规模,提高市场内在价值;提高市场透明度、全面公布信息,以帮助投资者对金融风险做出正确评估,提高投资者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

(四)坚持正确的利用外资政策,合理控制外债规模和外债结构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和最富活力的国家之一,也已连续数年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外资的大量涌入的确弥补了国内资金缺口,也支持了重点项目或大型项目的建设。但与此同时,也对我国的外资和债务管理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课题。首先,我国必须将外债规模确定并维持在一个适度或合理的水平上,即借用外债既要考虑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对外债偿付能力和消化吸收能力,不能盲目大量向外举债。此外,还必须对外债结构的各个要素构成比例进行合理配置,优化组合,特别是要合理安排短期债务和中长期债务的比例,以达到降低成本、减少风险、保证偿还的目的。最后,尽管中国外债规模一直控制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以内,但应加快清理那些实际对外负债、又脱离政府监管的“隐性外债”,把“隐性外债”纳入外债监管范围之内,提高外债规范管理的有效性。

(五)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保持充足的外汇储备,提高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场国际收支危机和债务危机。片面追求高的经济增长率,进口需求超过出口能力,必然会导致国际收支出现逆差,使外汇储备减少,削弱了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因此借鉴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必须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我们既不能为出口而牺牲进口,更不能为进口而牺牲出口。在科学吸引外资的同时,我们更应大力发展出口加工工业,提高本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在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同时,保持良好充足的外汇储备,以提高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参考文献:

[1]李恒阳等编.全球金融危机经典案例[M].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9;

[2]石俊志著.金融危机生成机理与防范[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3](澳)罗伯特・希斯著、王成等译.危机管理[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

[4]李栋巍.金融危机的成因及预防措施[J].财税与会计.2003.(09);

第2篇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一直保持在8%左右，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然而，经济增长过程中高投入低效率的问题却不容忽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如何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提高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重要的战略问题。另一方面，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展开，特别是2005年我国汇率制度的改革以及资本交易管制的逐步放松，“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大涨大落”等金融因素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冲击也更加明显。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则更是凸显了国际化背景下金融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我国金融部门的发展是否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在我国的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是否存在着显著差异；二是开放背景下，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有所不同，我国地区经济开放水平的不同是否能够解释金融发展效应的地区差异？所带来的启示是什么？对此，我们首先基于数据包络分析和永续存盘法对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深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我们继而深入分析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并对我国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效应的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我们在开放的视角下，进一步分析了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

有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可以追溯到Schumpeter（1912）。Schumpeter（1912）强调金融中介的资金动员职能，认为功能完善的银行能够通过发现和支持具有较大成功概率的创新项目而刺激创新，继而推动经济增长。此后经过Gurley和Shaw（1955）对Schumpeter思想的发展、Patrick（1966）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研究以及McKinnon（1973）和Shaw（1973）金融抑制理论的提出，金融发展理论渐成雏形。而在实证研究方面，结构主义代表人物Goldsmith（1969）则首先应用跨国数据，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交易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以及计量工具的迅速发展，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大量涌现。在理论研究方面，新古典理论中完全信息和完全市场的假定被逐渐放松，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渠道被加以细致分析。这其中包括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对金融发展风险识别功能的研究，以及Bencivenga和Smith（1991）、Saint-Paul（1992）对金融发展配置资源，促进产品和服务交换职能的考察等等。而在实证研究方面，Levine（1997）在样本选取、控制变量选择、金融发展指标选择、分析方法等几个方面拓展了Goldsmith（1969）的研究，并为以后的实证研究奠定了一个基本的分析范式。伴随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进一步争论（Bell和Rousseau，2001；Calderon和Liu，2003；Christopoulos和Tsionas，2004），采用产业及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也大量出现。（Rajan和Zingales，1998；Wurgler，2000；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1998等）。

虽然总体层面上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层出不穷，但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具体渠道的分析却仍然较少。Beck等（2000）使用1960～1995年7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截面回归和广义矩估计两种方法对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资本积累、生产率进步和私人储蓄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了良好的银行部门有利于动员储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的长期增长的结论。而Rioja和Valev（2004）则在Beck（2000）研究的基础上，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研究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差异。Rioja和Valev（2004）认为，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促进生产率提高实现的。而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在资本积聚方面的作用则更为明显。

伴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中介的快速发展，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大量涌现。这其中包括曹尔阶（1992）、尚明、吴晓灵和罗兰波（1992）对信用扩张与中国经济增长和稳定性的研究；卢峰和姚洋（2004）、张军（2005）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研究等。从现有研究来看，虽然在整体层面上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较为丰富，但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进一步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渠道，以及我国金融发展地区效应差异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献仍然相对较少。同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逐步展开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生产企业的融资渠道与融资方式必然会与封闭条件下的情形有所差异。因此，在开放背景下，重新审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二、方法和数据

（一）经济增长源泉的分解

由表1可以看出，大部分控制变量的符号均能在经济学意义上加以解释，说明我们控制变量的选取是合适的。重点考察金融发展对各经济增长变量的影响，我们发现：

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统计上均显著为正，说明金融发展在总体上有利的推动了我国地区经济的发展。比较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变量系数的大小，发现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差异较大，中部地区最为明显，其次是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小。

具体分析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发现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但促进了各地区间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还对人均资本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只不过，在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形成的相对贡献有所差异而已。在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主要是通过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推动经济增长，而在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资本深化的特征较为明显。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渠道和方式都有所差异。这其中的原因很多。在此，我们不求面面俱到，而是从开放的视角下，对我国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效应存在差异的原因加以解释。使用的模型见式（5）。

从表2可以看出，当在回归方程中加入开放变量的交叉项，将视角由封闭转向开放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又有所差异。注意到在以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形成为被解释变量的方程中，金融发展变量的符号显著为正，而经济开放变量与金融发展变量交叉项的符号显著为负，这说明虽然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和资本形成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随着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却有所降低。而在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的方程中，金融发展变量及其交叉项的符号都显著为正，则说明随着对外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在逐渐增大。开放经济条件下，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这一特征是与当前我国的发展水平及制度安排相对应的。这一点，在金融开放时，更容易理解。随着各个地区实际利用外资的增多，地区经济发展中，生产活动面临的融资约束有所降低，对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依赖也就相应减少，反映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便是资本形成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的减弱。而另一方面，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往往蕴含着较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贸易部门相对于非贸易部门也往往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因此在贸易开放水平较高的地区，银行部门会有更大的机会将贷款投放给那些制度完善、生产率较高的生产企业，金融发展对生产率提高的促进作用也就更加明显。

四、结论

综上，对于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整体上看，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但金融发展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差异较大。金融发展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西部地区最小。从具体渠道来看，金融发展主要是通过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推动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而在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资本深化的特征较为明显。

第二，开放条件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同封闭条件相比也有显著不同。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金融资产和私人部门信贷数量的增多以及政府对信贷市场干预的减少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越来越为显著。开放条件下，金融发展更为有利的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转变。

第三，为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尽快调整当前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实现增长方式的集约化转变。而这其中，金融部门的发展至关重要。一方面，应进一步推动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提高我国金融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率。另一方面，由于开放条件下，金融发展对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所以在积极完善各地的制度环境和改善产业结构的同时，应继续坚持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在继续推动贸易开放逐步深化的同时，应谨慎有序的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以及通过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进一步促进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方式转变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包群，阳佳余.“金融发展影响了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比较优势吗”，《世界经济》2008年第3期.

第3篇

一、sna与mfs概述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在迅猛发展，但在统一向前的大步伐中，世界各国的发展仍体现出明显差异。为了增强统计的国际可比性，协调世界各国的宏观经济统计制度，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先后制定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国际收支手册》（bop）和《政府财政统计手册》（gfs）等国际统计准则。2008年联合国专家组又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1993）进行了修订，推出了08sna。

sna以全面（综合）生产理论为基础，运用会计账户方法对一定时期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活动的全部内容进行系统的统计核算，为宏观经济分析、决策和管理提供客观依据。sna作为最为全面和系统的宏观经济统计国际准则，其中包含相当丰富的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准则。

但是，在2001年，经过长期研究和多次修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颁发了一部专门的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准则《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mfs），用于指导和协调世界各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mfs的出版，填补了货币与金融统计领域国际准则的空白，对世界各国的统计、金融事业及宏观经济管理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概念和原则上，mfs与1993年sna保持一致，并与《国际收支手册》（简称bop）和《政府财政统计手册》（简称gfs）等国际统计准则相互协调。

本文尝试从宏观上把握sna与mfs的区别与联系，并以金融工具分类为切入点，细致探讨两者的具体不同。

二、宏观把握sna和mfs的区别与联系

sna是关于整个宏观经济统计的国际准则，mfs则是专门针对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国际准则。仅就货币与金融统计而言，两大国际准则之间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

（一）核算目的不同

sna是为了核算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而设计的。它以整个社会再生产为主线，全面核算再生产的条件、过程与结果。全面测定生产、收入、分配、使用和资产负债的总量。在sna中，反映国民经济的综合指标主要有国民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净值（nnp）、国民收入（ni）、个人可支配收入（pdi）等。国民本文由收集整理经济全部活动以账户和矩阵的形式列出。账户形式即会计账户的借贷格式，借贷双方平衡，最基本的是生产、消费、积累和国外（即国际经济往来）四大账户。体系中包括：国民收入计算，投入产出表，资金循环表，国民资产负债表与国际收支表等内容。

mfs是关于货币与金融统计表述方式的国际准则，是为了测定整个社会的金融活动状况、分析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而设计的。mfs范围覆盖了广义金融的各个方面及相关经济活动，内容包括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定义、分类、指标、方法和表式等。它以经济体中的资金运动为主线，侧重于金融性公司部门以及次部门的金融资产负债的流量和存量核算，在金融领域自成体系。

核算目的的不同是sna和mfs最根本的区别。

（二）理论基础与指标体系不同

mfs和sna两套核算目的的不同导致他们建立的理论基础也不同。sna以社会再生产理论为基础。社会再生产理论认为：社会生产活动是一个生产-分配-流通-使用不断循环的过程，是一个综合物质运动与价值运动的过程，生产活动是一起经济活动的中心，以此为指导，sna全面核算社会再生产的生产-分配-流通-使用各环节的价值和实际的流量与存量。其总量指标有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总收入、国民可支配收入、消费、储蓄和资本形成总额等。

而mfs以金融理论为依据。金融理论认为：货币供应取决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货币供给可以制约货币需求，进而影响国民经济的运行。以此为指导，货币与金融统计全面统计了金融交易形成的流量和存量，根据金融性公司的职能不同，核算了影响经济和金融过程的重要指标，详细描述了金融性公司部门以及次部门的债权和债务。

（三）sna和mfs的主要联系

1 核算主体一致

一国之内的单位、个人和国外的单位、个人参与的经济与金融活动，是sna和mfs核算的主体。

2 核算客体一致

尽管sna和mfs在核算内容上与有关于生产、分配、使用等方面的差异，但是金融资产和负债额流量与存量是二者相同的核算客体。

3 基本概念一致

sna和mfs在经济核算的许多基本概念上取得完全的一致。比如常住单位。机构部门、金融交易、金融资产、负债等，两套核算体系采用了完全相同的定义。

三、sna与mfs金融工具分类比较

mfs的统计标准是以sna的统计标准为基础的，sna的统计标准是组织、计量、处理经济体中非金融和金融活动的完整框架。因此，sna的基本原则决定了mfs的统计原则。但是，由于两者统计的目的不同，因而sna货币与金融统计与mfs无论在体系结构和具体内容上均存在较大的差异，下面就以金融工具的分类为例，具体来比较sna和mfs的不同。

sna没有明确提出对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只从存量（金融资产）与流量（金融交易）出发将金融工具分为不同的七个类别。它采用复合分类法，在第一层次上把金融资产和负债划分为七种：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通货和存款、股票以外的证券、贷款、股票和其他权证、保险技术准备金、其他应收/应付账款。同时对一些一级分类做了二级分类，例如保险准备金分为住户对人寿保险准备金和养老保险的净权益。保险费预付和未决索赔准备金。对于贷款和债券分为长期和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