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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医疗责任保险

中图分类号：F840.68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7-0166-02

医疗责任保险属于责任保险的一种，是指以被保险人依法应当对第三人承担的医疗损害赔偿责任为标的而成立的保险合同。该保险最早兴起于20世纪初（如美国在20世纪初即建立了医疗责任保险）；在20世纪50—60年代，医疗责任保险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了20世纪70年代，欧美等国己初步形成较为健全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目前，医疗责任保险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责任保险，其对于实现医疗风险转移与社会保障具有重要意义。但就中国而言，目前并未建立起完善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所推行的医疗责任保险仅为部分地区和部分保险公司在这方面的尝试。

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建立伊始，尚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但目前在研究中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构建时，对于中国设立的医疗责任保险应属于何种类型的问题鲜有探讨。

一、医疗责任保险基本类型辨析

医疗责任保险依据被保险人和构建基础的不同，可以区分为对执业医师提供的医师责任保险和对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机构责任保险。

（一）被保险人不同

1．医师责任保险，“是专家责任保险的一种，就是指被保险人（医师）在执行医师业务时，因为过失行为（Negligent Acts）、错误（Errors）、或疏漏（Omission）、或业务错失（Malpractice），违反其业务上应尽的责任，直接导致病人体伤或死亡，依法应由被保险人（医师）负担赔偿的责任，在保险期间内受赔偿请求的时候，承保该业务的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医师）负赔偿的责任。”该保险承保医师在履行职责时，因作为或不作为而使他人遭受伤害时应当赔偿的损失。医师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为执业医师。

2．医疗机构责任保险，是指以医疗机构对其医务人员因执业过失而致患者损害，医疗机构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而成立的保险合同。该类型的责任保险，所转嫁的是医疗机构的风险，被保险人为医疗机构。

（二）构建基础的不同

1．在推行医师责任保险的国家中，该类型的保险其构建基础在于，在这些国家里，医师为自由职业者，医师能独立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在法律上为独立民事主体，在经济上具有独立承担保险费的能力。

2．在推行医疗机构责任保险的国家，该类型的保险其构建基础在于，医疗机构对其医务人员因执业过失所造成的医疗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中国目前所推行的为医疗机构责任保险。而医师责任保险则主要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推行。在此值得说明的是，目前在国外和中国台湾地区不仅设立了医师责任保险，同时还存在有以医疗机构为被保险人的责任保险。比如，台湾产物保险公司于1989年推出的医院综合责任保险，以一张保单承保整个医院或诊所的医师及其助理护理人员执行业务错失应负之赔偿责任，并扩大至包括医院或诊所之公共意外责任。美国的医疗责任保险体系也实行的是医疗机构责任保险和职业医师责任保险的双重责任保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在美国、台湾等这些国家和地区也设立有医疗机构责任保险，但这些国家和地区构建医疗机构责任保险的出发点同中国却完全不一致。在美国、台湾等这些国家和地区，构建医疗机构责任保险的出发点则在于，医疗机构希望通过投保医疗机构责任保险增强保障能力，目的是吸引医疗人才，属于一项福利制度，只是对实施的医师责任保险的补充；而在中国设立医疗机构责任保险的出发点在于，认为中国的医师不属于自由职业者，中国法律规定由医疗机构来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因此被保险人应为医疗机构。

二、中国现行模式的反思

鉴于目前中国已推行的医疗责任保险为“医疗机构责任保险”，通过对中国法律规定和现实需要的考察，中国目前所推行的医疗责任保险，其类型设计不合理。

在中国，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2条规定：“医疗机构，是指经登记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机构。”当前，中国的医疗机构可以分为公立医疗机构（非营利性）城镇个体诊所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及中外合资合作制的医疗机构（营利性）。上述医疗机构依据民事主体的性质划分，又可以分为个人合伙、个体工商户和法人型的医疗机构。非营利性的公立医疗机构在中国均为法人；而城镇个体诊所、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中外合资合作制的医疗机构（营利性），结合中国实践中存在的形式，又可以区分为个人合伙、个体工商户以及法人三种组织形式。

在中国法人型的医疗机构中，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存在隶属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43条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2条的相关规定，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定性为“职务行为”，由医疗机构承担“替代责任”。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医疗机构，虽然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负主要责任的医务人员予以追偿，但这是基于二者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及内部的惩罚措施，并非将医务人员视为独立的责任主体。在法人型医疗机构中，医疗机构对医疗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医务人员既然无赔偿的义务，因此医疗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为医疗机构自无异议。

然而，伴随着中国医疗体制的改革，目前中国营利性的私营医疗机构已经占居相当比例。而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13条的规定，由依法取得医师执业资格的医师所开办的个人合伙型和个体工商户型的个体诊所，在中国已大量存在，并为居民提供着大量医疗服务。在这种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个人合伙型和个体工商户型的医疗机构中，当发生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时，依据《民法通则》第35条和《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47条规定，个人合伙对外责任的承担，是由全体合伙人负无限连带责任；依据《民法通则》第29条和《民通意见》第42，43条的规定，个体工商户在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时，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因此，在这两种类型的医疗机构中，发生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时，应由作为合伙人或个体独立经营的执业医师来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此时，当个体诊所的执业医师因执业过失造成医疗损害时，该个体诊所的业主即执业医师本人为赔偿义务主体。如果是个体诊所的雇用人员致使医疗损害的，则应由个体诊所的业主即执业医师来承担雇主责任。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为对第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人，因此在个人合伙和个体工商户型的医疗机构中，执业医师自应当成为被保险人。

三、中国医疗责任保险类型的重构设想

中国目前所推行的医疗责任保险条款简单划一地规定医疗机构即为被保险人，可以说既忽视了中国医疗机构所存在的类型，也未认识到不同类型的医疗机构由于其法律性质不同，损害责任的承担主体因此有差异。这样的做法不仅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需要，也不符合中国法律的规定。

因此，中国在构建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时，应对现行的医疗责任保险类型予以重构。同时，这种重构，不是单纯的借鉴国外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做法，而是立足于中国的实践和中国现行的法律。

对中国医疗责任保险类型重构中，由于在法人型的医疗机构中医务人员不属于自由职业者，需要由医疗机构承担“替代责任”，因此，医疗机构应为医疗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此类型的医疗机构投保的应为“医疗机构责任保险”；而在个人合伙型和个体工商户型的医疗机构中的执业医师属于自由职业者，并依照法律规定独立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因此，这种类型的医疗机构中的执业医师应为被保险人，此类型的医疗机构中的执业医师投保的应为“医师责任保险”。因此，在设立中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时，中国医疗责任保险的类型应采用综合型的责任保险类型，既应包括医疗机构责任保险，也应包括医师责任保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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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袁晓晶，骆绪刚.医疗责任保险及其法律问题研究[J].兰州学刊，2004，（2）.

第2篇

遗传学是高中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考的重要考点，而遗传学中的概率计算又常常是高考命题中的重点和热点。我从事多年的高三生物教学，深知该部分知识常令学生头痛，特别是遗传系谱图中概率计算让相当一部分学生望而生畏，即使基础知识很扎实的学生也常常难免失误。为除去学生的畏难思想，降低学生的失误率，我总结出“四边形对角线法则”来解决有关问题。

二、“四边形对角线法则”模型

已知有甲、乙两种遗传病，且按照自由组合定律独立遗传，若子代中不患甲病概率为A（甲病正常概率为A），则患甲病概率为D；若子代中不患乙病概率为B（乙病正常概率为B），则患乙病概率为C，如下图：

在上图四边形ABCD中：

边AB表示：子代正常概率A・B

边DC表示：子代同时患两种病概率为D・C

对角线AC表示：子代只患乙病概率A・C

对角线BD表示：子代只患甲病概率B・D

对角线AC+BD表示：子代患一种病概率A・C+B・D

三、例题解析

例1.白化病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受基因A，a控制，色盲为伴X染色体隐性遗传病，致病基因为b，设一对夫妇基因型为AaXX和AaXY，求该夫妇所生的男孩中：（1）只患一种病的概率；（2）患两种病的概率；（3）正常的概率。

解析：（1）求出四边形四个顶点的数值

按照基因的分离规律可知，由亲代Aa×Aa子代男孩不患白化病概率为3/4，患白化病的概率为1/4；由亲代XX×XY子代男孩不患色盲概率为1/2，患色盲的概率为1/2，所以四边形ABCD四个顶点的数值分别为A=3/4，B=1/2，C=1/4，D=1/2。

（2）构建“四边形及其对角线”

（3）按“四边形对角线法则”计算

所生的男孩中患一种病的概率：对角线乘积相加=（3/4）×（1/2）+（1/4）×（1/2）=1/2

所生的男孩中患两种病的概率：（1/4）×（1/2）=1/8

所生的男孩正常的概率：（3/4）×（1/2）=3/8

答案：该夫妇所生男孩中只患一种病的概率为1/2，患两种病的概率为1/8，正常的概率为3/8。

例2.下图为患甲病（显性基因为A，隐性基因为a）和乙病（显性基因为B，隐性基因为b）两种遗传病系谱图，Ⅱ1不含乙病致病基因，问：Ⅲ1和Ⅲ4婚配后，子代只患一种病的概

据Ⅱ、Ⅱ患甲病，而Ⅱ、Ⅱ的女儿Ⅲ正常，可判断甲病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据Ⅱ、Ⅱ不患乙病，而Ⅲ患乙病，故乙病为隐性遗传病，又因为Ⅱ不含乙病致病基因，所以乙病为伴X染色体隐性遗传病。

（2）求出Ⅲ和Ⅲ基因型

因为Ⅲ不患甲病，故Ⅲ的甲病基因型为aa；因为Ⅲ患乙病，所以Ⅲ的乙病基因型为XY，所以Ⅱ和Ⅱ的乙病基因型为XY和XX，Ⅲ的乙病基因型为1/2XX或1/2XX。综合上面两方面分析可知：

因为Ⅱ、Ⅱ患甲病，而Ⅲ不患甲病，所以Ⅱ、Ⅱ的甲病基因型均为Aa，由上图可知Ⅲ的甲病基因型为1/3AA或2/3Aa；因为Ⅲ不患乙病，所以Ⅲ的乙病基因型为XY。综合上面两方面可知：

据基因型aa×（1/3AA，2/3Aa），可求子代不患甲病概率：（2/3）×（1/2）=1/3，患甲病概率2/3，据基因型（1/2XX，1/2XX）×XY，可求子代不患乙病概率：7/8，患乙病概率（1/2）×（1/4）=1/8。

（5）按“四边形对角线法则”计算

子代只患一种病的概率：（1/3）×（1/8）+（2/3）×（7/8）=15/24=5/8

子代患两种病的概率：（2/3）×（1/8）=1/14

子代正常的概率：（1/3）×（7/8）=7/24

第3篇

① 等价有偿确实是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民事活动的原则之一, 但不能因此将该原则理解为一切民事活动的必要准则。道理很简单, 民法通则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并非都是商品交换关系(比如民法通则所调整的人身关系和身分关系在本质上不是商品关系)。即使民法通则所调整的商品关系也未必一定必须是实行等价有偿原则的关系( 比如基于自愿的赠与关系和无息借贷关系, 基于公法干预的那部分非完全收费的医疗服务关系)。

② 更为重要的是, 就损害赔偿关系的法律调整而言, 等价有偿原则并不意味着损害赔偿关系的调整应当以该项损害赔偿关系的前提关系是否体现了等价有偿为原则, 换言之, 并不意味着赔偿额占实际损失额的比例应当与受害人在该项损害赔偿关系的前提关系中所支付的代价占其所获得的利益的比例相一致, 而是意味着应当赔偿的数额与实际损失的金额相符即实际赔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笔者认为, 民法通则关于侵权赔偿责任的规定所体现的实际赔偿原则, 是民法通则总则所确立的等价有偿原则在侵权责任关系中适用的结果, 是等价有偿原则的具体体现。就民法调整的医患关系而言, 等价有偿原则对医疗服务关系(即医疗事故赔偿关系的前提关系)的作用在一定范围内或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体现公共福利政策的公法的制约, 因而医疗服务关系在一定范围内或一定程度上可能并非完全贯彻等价有偿原则,但是,我们不能以医疗服务关系(尽管是一定范围内的)的不完全等价有偿性为由,否定实际赔偿原则在医疗事故赔偿关系中的适用。

③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 现代民法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是其权利救济机能的扩张(往往是通过民事特别法或判例的形式),它不仅作用于传统的私法关系领域(商品经济关系,私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作用于带有一定公法性质的社会关系领域( 公共福利的提供和利用关系, 国家与私人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其重要的背景之一是人权保障范围的扩大。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民法是如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民法更应当如此。在损害赔偿问题上,不论侵权发生在什么领域, 都应当贯彻反映等价有偿要求的实际赔偿原则(至于是否有必要在特定侵权领域设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问题另当别论)。

(5) 在支持限制医疗事故赔偿、反对适用民法通则的议论中，有种似乎与上述可能存在的对等价有偿原则的误解有关联的意见认为，在医疗事故赔偿问题上，应当贯彻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也就是说, 医疗事故被害人所享有的获得赔偿的权利应当与其承担的付款义务相一致, 付款义务的大小决定了受偿权的大小; 医疗机构承担的赔偿义务应当与其收取医疗费的权利相一致, 收费权利的大小决定了赔偿义务的大小。否则, 就是违反了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法律原则。依笔者之见, 这种看法也是似是而非的。

① 且不论权利与义务相一致这种表述本身是否妥当, 这种见解不是把权利义务相一致理解为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性( 通常大概有几种的含义, 比如,人们在享有和行使其法律上的权利的同时,应当履行其承担的法律上的义务;不能只享有法律上的权利,不承担法律上的义务,反之亦然;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一方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就是另一方当事人所承担的义务,反之亦然 ),而是理解为人在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 即任何人享受的法律上的权利必须和他所承担的法律上的义务相对等。这种理解显然是不恰当的。如果规定人的权利或义务的法都是以这种见解为依据的,那么其中许多的法一定是非常不合理的法。至少在大多数场合, 这种见解不符合我国现行法的实际。

② 即使在医患关系这一特定的法领域, 这种见解也存在明显的不当之处。因为按照这种见解的逻辑, 就应当彻底取消我国公共医疗服务行业所存在的非常有限的福利性或公益性, 应当彻底实行有病无钱莫进来的医疗服务政策。

③ 如果这一见解在医疗事故赔偿关系的法领域真的可以被认为是妥当的话, 那么, 如前所述,合理的赔偿标准就应当是医疗费自付率和损害赔偿率成正比,或者是福利程度与损害赔偿程度成反比。这么说来, 权利义务一致论绝非是支持适用条例赔偿规定的论据, 恰恰相反,它实际上是反对适用条例的论据。

3. 医疗机构的承受能力或偿付能力有限这一事实判断本身就是不恰当的。即使能够成立,也不应当以此为由限制医疗侵权被害人就其所受损害获得全部赔偿的权利。

(1) 医疗机构的承受能力有限这种一般性的一刀切式的事实认定,本身就是不恰当的。因为它根本不能反映现实情况的多样性:各个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因各自的实力和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异。同一医疗机构,对于不同数额的赔偿,其偿付能力可能不同;不同的医疗机构,对于同等数额的赔偿,其各自的偿付能力也可能不同。说得再通俗一点, 对于一家实力雄厚的大医院而言,即使是一件高达百万元的赔偿,也许算不了什么; 而对于穷乡僻壤的一间连工资也发不出的合作医疗站而言,即使是一件不足千元的赔偿,也许足以使它关门倒闭。

(2) 即使医疗机构的承受能力有限这一判断在现实中的特定的某个案件中也许能够成立,但由于这一判断的对象只不过是个别事实,该事实不具有一般性或典型性或唯一性,因此该事实与所谓的医疗福利性一样,不具有立法事实的性格。所以, 该事实不应当被条例起草者在设计医疗事故赔偿的范围和标准时作为立法事实加以考虑。如果条例起草者希望医疗事故处理机关在具体确定赔偿数额时考虑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的话, 那么就应当在条例第49条第1款中就此事实因素作出规定。只有这样,条例的限制性赔偿标准在具体适用中才可能减少或回避因立法上的一刀切而可能引起的明显的不公正。

(3) 即使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有限这一事实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并且相当多数的医疗机构在偿付能力上的差异和相当多数的医疗事故引起的损害在量上的差异小到如此的程度,以致于条例起草者在设计统一适用的赔偿标准时,可以省去这些差异而把该事实作为立法事实加以一刀切式的考虑, 在立法政策上, 这种考虑也是极不妥当的。

① 医疗事故的被害人应当按照什么标准获得赔偿的问题，换言之,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应当按照什么标准对被害人进行赔偿的问题, 是医疗事故赔偿案件的当事人在法律上有何权利义务的问题。条例起草者在解决医疗事故当事人在损害赔偿方面的权利义务这一问题时,当然要对各种各样的损害作出政策上的评价, 确定什么样的损害应当赔偿, 什么样的损害不应当赔偿, 并在此基础上规定应当赔偿的范围和确定应当赔偿的数额计算标准, 即确定统一的赔偿请求权和赔偿义务的内容。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在确定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即确定求偿权和赔偿义务的内容的时候,到底应当考虑什么,不应当考虑什么,到底应当以什么为基准对某项损失是否应当作为赔偿项目,对某一程度以上的损失是否应当赔偿进行评价。依笔者之见,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不应当被作为评价标准或考虑因素之一。条例起草者原本应当区分应当赔偿多少和有能力赔偿多少这两个问题,不应当用赔偿义务人的偿付能力这一因素来限制被害人的赔偿请求权的范围和数额。 条例起草者的错误在于,她把应当性与可能性混为一谈,用可能性否定或限制应当性。按照条例起草者的逻辑, 我国民法通则所体现的实际赔偿原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根本没有考虑到侵害人的偿付能力;产品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涉及赔偿问题的民事特别法也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也都没有考虑赔偿义务人的偿付能力;国家赔偿法则更是错误的,因为她没有考虑到国家这一公共利益的法律上的代表者的偿付能力(更严重的错误也许在于,国赔法要国家从国库中拿钱即拿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来赔偿受害的私人);至于破产法则是错过了头的,因为它甚至让资不抵债的企业关门倒闭,让工人们失业。

② 笔者不知道条例第1条所规定的“保护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这一立法宗旨与条例限制赔偿的规定有无关系,也不知道条例起草者在设计赔偿制度时是否意识到这一立法宗旨。不过人们从答记者问的有关论述中也许可以发现,答记者问似乎把二者联系在一起,似乎把条例限制赔偿的规定理解为保护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也就是说,大概在答记者问看来,较之其他侵权领域的赔偿义务人,在同等情况下医疗事故机构应当少赔, 少赔是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 条例之所以要赋予医疗机构这样的权益, 理由之一是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有限。如果笔者的这些推测属实, 如果条例起草者也是如此认为的话, 那么,不仅条例限制赔偿的规定, 而且条例所规定的“维护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作为立法政策都是非常不妥当的。因为这一立法宗旨的意图之一是要赋予医疗机构这一特定群体少赔的特权.从而明显地违反了平等原则.

(4) 卫生部之所以把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有限）作为限制赔偿的理由之一, 当然不是仅仅为了维护医疗机构的利益。卫生部汇报表明, 她显然是想通过维护医疗机构的利益来维护广大患者的就医利益。大概在卫生部看来(支持限制赔偿政策的许多议论也一样), 如果不限制赔偿而实行实际赔偿原则, 那么医疗机构就可能会因赔偿负担过重发生运营上的困难甚至倒闭, 原本能够向广大患者提供的医疗服务就会受到严重影响。不仅如此, 医疗机构也可能将其因支付赔偿金而受到的经济损失, 通过某种方式转嫁到广大患者的头上, 加重广大患者的就医负担。

不过在笔者看来, 尽管这种顾虑本身也许有一定道理, 但采用限制赔偿的方式来回避实际赔偿所可能引起的负面后果实际上大概是行不通的。理由如下。① 限制赔偿并不是不要赔偿, 现行条例所规定的赔偿范围和标准对于许多势单力薄的医疗机构而言, 仍然是难以对应的。一旦发生损害额较高的医疗事故, 这些医疗机构就完全可能面临资不抵债的危机, 更不用说继续为广大患者继续提供原有质量的医疗服务。② 医疗事故机构大概也不会因为少赔几个钱就放弃转嫁损失的念头(如果它想转嫁的话)。所以, 现行条例的限制赔偿政策并不能回避在实际赔偿的场合所可能引起的影响广大患者就医利益的后果。按照医疗机构偿付能力有限论的逻辑, 要避免赔偿对医疗机构运营能力和对广大患者利益的负面影响, 彻底的办法是完全免除医疗机构的赔偿责任。

4． 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这一因素也不能成为条例限制赔偿的正当理由

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或者说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还不富裕, 人民生活水平在总体上还比较低, 也许谁也不会有异议。但是如果以此为由, 否定实际赔偿原则对医疗事故赔偿的适用, 说条例限制赔偿是合理的,人们也许就难以理解了。

所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这一判断,当然是就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比较而言的。它不是关于我国国内某一地区的经济状况的判断,并不涉及国内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状况。那么, 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是怎样的呢? 是基本上均衡的呢? 还是存在巨大差别的呢? 毫无疑问,至少就相当一部分地区而言, 答案应当是后者。

答记者问和卫生部汇报之所以强调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其目的显然是想让患者们明白以下的道理。我国的经济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如此高的程度,就像发达国家那样,老百姓一般能够付得起相当高额的医疗费,其生命健康利益或生存利益具有相当高的可期待价值,其生存费用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医疗机构能够赚取高额的医疗收入因而实力雄厚,在发生医疗事故的情况下有能力承担高额的赔偿费; 医疗事故的被害者可以像发达国家的医疗事故被害者那样,有可能或有“资格”获得相当高额的赔偿金。既然如此, 在我国经济水平还不高的现在和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医疗事故赔偿问题上,就不得不对患者群体的对医疗事故赔偿的不切实际的过大期待加以合理的限制。

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赔偿标准或人的生命健康利益在经济上的价值之间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关系的问题,本文姑且不加以讨论。笔者在此只针对上述以经济发展水平为理由的赔偿限制论谈点意见。只要人们承认,在我国相当范围的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存在着巨大差异。在已经相当富裕的沿海大城市和仍然极度贫穷的部分农村,不仅两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挣钱能力、生活费用、包括享受医疗服务在内的消费能力或负担能力等)、可期待平均寿命和生命健康利益的经济价值(观)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差异, 而且两地医疗机构的经济实力也大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差距,就可以作出如下的论断。答记者问或条例起草者所主张的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这一事实,对于证明条例限制赔偿政策的合理性而言,是不合格的,没有关联性的。因为这一事实认定仅仅是关于整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判断,而条例的限制赔偿规定所适用的对象是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存在巨大差异的国内不同地区的医疗事故赔偿案件。基于国际比较的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这一事实认定,显然不能用来作为解决我国这样一个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悬殊、老百姓贫富差距巨大的国家的医疗事故赔偿标准问题的依据。

5． 四项事实根据与条例关于限制赔偿规定的实际关系•有关限制性规定存在的主要问题[59]

议论至此,有必要概观一下上述四项事实根据与条例关于赔偿的规定(第50条)的实际关系并对有关限制性规定作一简短的评论。在此先确认一点，四项事实根据中的“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似乎与条例关于赔偿的规定没有什么明显的关系。

(1) 条例关于赔偿项目的规定。

如前所述,条例未将患者本人因医疗事故致残丧失劳动能力而导致的收入损失和死亡而导致的收入损失作为赔偿项目（即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加以列举。由于条例关于赔偿项目的列举是完全列举,所以条例未列举这两个项目意味着条例否定二者是应当赔偿的损失。

依笔者之见, 四项事实根据中的“医疗行业的福利性”和“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这两条大概成了否定该项损失赔偿的事实根据。

将这两项重要损失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从我国民事赔偿法的现状来看，可谓条例对赔偿范围所作的重大限制。如前所述,民法通则第119条虽未列举这两项损失，但由于该条的列举是不完全列举，所以在特定案件的审理中如果确认其存在，法院就可以通过对民法通则第119条的解释将该其纳入应当赔偿的范围之内（当然，在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于2004年5月1日起实施后，法院可以直接适用该解释中关于这两项损害赔偿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在卫生部考虑修改办法之前，承认这两项赔偿的外国的和台湾的医疗侵权赔偿制度的有关情况已为我国法学界所熟知，我国的国家赔偿法也已明确作出了相关的规定。因此,卫生部当然应当知道这些情况。据此笔者推测，卫生部在修改办法起草条例时不是疏忽而是特意将二者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遗憾的是,卫生部汇报中没有提及这个重要问题,答记者问对此也没有直接发表任何意见)。

条例排除对这两项损失的赔偿是完全说不通的。条例既然将非残疾患者的误工损失纳入赔偿范围,就应当将残疾患者因丧失劳动能力而导致的收入损失纳入赔偿范围，更应当将死亡患者丧失的收入利益纳入赔偿范围。承认前者而否定后二者是根本不尽情理的。

(2) 条例关于赔偿标准的规定。

① 关于误工费赔偿数额的限制(患者有固定收入的,•••对收入高于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按照3倍计算)、残疾生活补助费的支付标准(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平均生活费计算,自残疾之月起最长赔偿30年•••)、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支付标准(按照其户籍所在地或者居住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算•••)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的限制(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造成患者残疾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3年)的规定,大概也与“医疗的福利性”和“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这两条考虑有关,也可能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这一考虑有关。另外,关于陪护费、丧葬费、住宿费、交通费等项费用的人数限制大概也是如此。“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计算”之类的规定, 显然是考虑了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这一因素,与四项事实根据似乎都没有关系。

② 条例关于赔偿标准的规定明显违反了实际赔偿原则。其中关于误工费数额的限制，根本否定了误工损失通常因案而异因人而异，因而不同的案件不同的被害人，误工损失大小不一，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一事实。既然是要解决损失的赔偿问题，那么误工损失的赔偿问题就只能由裁判机关根据损失的具体情况作出判断，预先在立法上作出一刀切式的规定是完全不合理的，更不用说是低标准的限制。条例关于赔偿标准的规定的基本特征是平均主义加低标准主义。人们难以感受到这里体现了充分救济的民事赔偿法的精神。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的限制性规定，笔者在此只想提一个问题，那就是卫生部在起草该规定时到底有没有认真考虑过医疗侵权致人伤残尤其是致人死亡所可能引起的精神损害的严重性。笔者从自己所了解的有关情况(包括笔者的医疗侵权案件)中深切感到,这种精神损害有时是非常深重的(尤其是在如下场合: 患者或患者的亲属满怀着期待和信赖将自己或自己最亲爱的人的健康或生命的命运托付给了医院和医务人员,不是由于病入膏肓不可挽救,不是由于医务人员单纯技术上的差错,而是由于医务人员对患者诊疗的明显的严重失职,甚至是放任不管见死不救，导致原本完全能够救治的疾病未能得到救治, 原本不应当发生的严重残疾发生了,原本可能得到或应当得到挽救的生命丧失了)。条例所规定的如此低标准的抚慰金难道能够抚慰那些受到巨大精神痛苦的被害人或其亲属吗?

（3）如前所述，答记者问认为，条例是不可能违反民法通则的基本精神的；卫生部汇报表示，条例根据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建立医疗事故赔偿制度，笔者的疑问是，在答记者问和卫生部汇报看来，民法通则的有关基本精神或基本原则到底是什么呢？条例对赔偿所作的种种限制难道真的可以说是符合民法通则的基本精神或基本原则的吗？

6． 为了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在制定法上与其限制医疗事故赔偿，还不如让医疗事故的受害者同其他侵权的被害者一样有权按照实际赔偿原则获得完全的赔偿。实际赔偿制度的适用对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应当通过限制赔偿,而应当通过其他的政策手段或制度来减轻或回避。

(1) 如前所述, 限制赔偿不是条例的目的, 而是实现条例的宗旨即保障和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和医学科学的进步的手段。对于这一宗旨本身, 即使是要求损害赔偿的医疗事故的被害者大概也不会不赞成。问题不在于目的而在于手段. 我们应当关心这样的问题: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从比较政策论的观点看, 限制赔偿这一现行条例采用的手段相对于其他手段是否具有优越性,是否比较值得(即具有较好的效果成本比); 是否存在其他较为优越的手段可以用来取代限制赔偿。以下是笔者的基本看法。

① 首先必须承认, 医疗事故赔偿与医疗事业的发展可能存在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关系。其一是医疗机构的财务状况因医疗事故赔偿金的支付而恶化,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因此而下降。如果这种情况严重到一定的程度,医疗事业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会受到不利的影响。其二是医疗机构的服务和管理质量,医务人员的职业责任感和诊疗水平因医疗事故赔偿而得到提高,医疗事业的发展因此而得到促进。在考察医疗事故赔偿与医疗事业的发展的关系时,不应当像答记者问和条例起草者那样,只见前者,无视后者。

② 减轻或回避医疗事故赔偿对医疗事业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的手段或方法可能有若干种,其中包括最近在我国医疗赔偿议论中成为热门话题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主张限制赔偿的答记者问也非常关注这一制度)。因此, 限制赔偿只不过是手段之一, 并非唯一的手段。既然存在若干种选择方案, 政策制定者就应当利用效用成本分析, 对各种手段作出适当的评价, 选择效用较大成本较小的手段或手段的组合。

③ 比较而言, 限制赔偿是得不偿失的, 效用成本比是较差的(相对于医疗责任保险)。第一,在效用方面, 限制赔偿的效用在某种意义上是比较差的。限制赔偿的特点是医疗机构对超出限定范围和标准的损失不予赔偿,对未超出限定范围和限定标准的损失仍应赔偿。所以,限定赔偿制度只能限制医疗事故赔偿对医疗事业可能发生的不利影响。与此不同,医疗责任保险的特点是保险范围内的损失由保险机构承担赔偿,医疗机构只有在损失超出保险范围和标准的情况下,就超出部分承担赔偿责任。所以, 在发生医疗事故的情况下, 只要损失未超出保险范围,医疗机构就无须赔偿,医疗事业因此就不会受到因赔偿而带来的不利影响。当然,事情总是存在两个方面。由于限制赔偿仍属事后责任制,只要不发生医疗事故,医疗机构就不存在花钱赔偿的问题。医疗责任保险则属于事先花钱(支付保险费)回避或减少赔偿风险的制度,保险金的支付与是否真的发生医疗事故无关。支付保险金必然加重医疗机构的负担,从这个意义上讲,医疗责任保险也可能会给医疗事业带来不利影响,尤其是在保险费负担过重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在美国似乎比较严重)。不过笔者还是认为,至少在我国的现阶段,谈论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负面作用的问题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我国最近才兴起的医疗责任保险, 至少在保险费率上还是相当低的(当然, 笔者不排除在对医疗事故赔偿实行实际赔偿原则的情况下,保险费率有可能上涨)[60]。第二,在成本方面, 限制赔偿的成本显然是比较高的。其中最大的成本在于,它是以限制患者获得完全赔偿的权利为代价的。随着个人化的人权观念在我国社会的逐步确立,这个代价的性质就会变得更加严重。与此不同,医疗责任保险却在客观上有助于患者获得应当获得的赔偿,有助于对患者权利的充分救济(在未加入责任保险的医疗机构发生了损害额高于其偿付能力的医疗事故的情况下,患者获得赔偿的权利将得不到完全的实现)。

(2) 这里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情况。① 卫生部汇报表明, 卫生部在选择限制赔偿政策时, 与其在起草办法时[61]不同,没有将我国尚未健全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这一情况作为理由。据此笔者推测, 也许在卫生部看来,　即使我国建立了比较健全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医疗机构大都加入了医疗责任保险, 只要我国的医疗事业仍然具有公共福利性的事业, 我国的经济水平还不够高, 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仍然有限, 就仍然应当坚持实施限制赔偿这一特殊政策。② 答记者问虽然特别强调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对于解决医患之间在赔偿问题上的矛盾,对于兼顾患者的权益和医疗事业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但并未主张以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来取代现行的限制赔偿制度。

在笔者看来, 卫生部汇报之所以会无视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所具有的双重功能?既有助于患者权益的切实保障,又有助于减轻医疗事故赔偿对医疗机构的自身利益和服务能力的影响, 没有注意到这一制度所具有的替代（尽管未必是完全替代）限制赔偿制度的重要价值; 答记者问之所以会在论述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意义时也没有提到该制度所具有这种替代性, 这不仅与二者所强调的限制赔偿政策的事实根据论有关, 而且可能与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并且应当牺牲个人利益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有关。 (三) 对其他相关问题的评论

1． 关于对漫天要价和天价判决的忧虑

无论是答记者问还是卫生部汇报, 对医疗事故被害人追求金钱赔偿的欲望, 似乎都很忧虑。她们似乎担心, 如果不事先明确对医疗事故赔偿的范围和标准作出明确的限制并明确排除民法通则的适用, 患者在医疗事故案件中就会设法尽量利用实际赔偿原则漫天要价,在最高法院采用并用原则的办法时代曾经出现过的所谓天价判决就会重现。面对这种忧虑, 笔者的疑问是, 在卫生部和最高法院看来, 我国医疗事故赔偿的水准, 我国患者的生命健康利益的实际价值, 到底是合情合理的, 还是低得不尽情理的? 所谓的漫天要价和天价判决, 难道真的已经到了离谱的地步, 并有四处蔓延之势, 以至于有必要在立法上对医疗事故赔偿的范围和标准作出现行条例这样的限制, 有必要在案件审理上排除民法通则的适用 ?

2． 关于国穷则人命贱的逻辑

关于我国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利益的损害赔偿问题, 长期以来, 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 那就是国穷则人命贱。在这种观点看来, 中国既然是个人口众多的穷国, 既然与那些人口不多的富国存在着如此明显的天壤之别, 那么, 对中国的老百姓而言, 他们可期待的生命健康利益的价值就应当远远低于富国老百姓所能期待的价值。如果有人不顾“贫穷”这个国情, 想要提高自己个人的生命健康价值, 那就是想入非非的漫天要价, 就是无理要求, 或者就是想借医疗事故来敲竹杠发横财。在笔者看来, 国穷则人命贱的逻辑尽管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无可奈何的命中注定, 但对于我国赔偿政策的制定和我国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利益的法律保障而言却是非常有害的。作为赔偿政策的制定机关和适用机关, 应当警惕和肃清这种观点的影响, 应当从人权保障的观点出发, 反省现行的赔偿政策和裁判方针所存在的问题, 探讨新的比较好的解决赔偿问题的方策。

3． 关于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比喻

在支持条例的限制赔偿规定的议论中, 有个听起来似乎非常通俗易懂实际上却令人难以理解的说明, 即“羊毛出在羊身上”。其意思是说, 医疗事故赔偿实际上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最终还是要分摊到所有患者身上，而不是由国家出资赔偿。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应适用条例所规定的较低赔偿标准，是可以理解的[62]。笔者的疑问是, ① 按照羊毛论的逻辑, 既然医疗侵权赔偿的最终拔毛者不是医疗机构而是广大患者, 那么, 医疗侵权赔偿制度在事实上岂不成了制裁广大患者的制度, 成了对医疗事故机构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民事制裁意义的制度? 如果事实确实如此, 那么取消而不是限制医疗侵权赔偿不是更具有合理性吗? 我们有什么理由要让广大无辜的患者去当医疗事故机构的替罪羊, 为了某个特定受害者的损失而拔毛呢? 诸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责任法那样的加重型或严格型的民事责任法, 由于会导致广大消费者被拔去更多的毛, 岂不都成了更不尽情理的法律? ② 羊毛论到底有多少事实根据呢? 它能够确切反映医疗损害赔偿金负担的实际状况吗? 它将医疗事故被害患者与广大患者的利益关系视为对立的关系, 这在事实上难道能够说得通吗? 羊毛论应当成为医疗事故赔偿政策的制定依据和医疗案件审理的法律适用选择的依据吗? ③ 医疗事故的被害患者会被羊毛论说服吗? 她们难道会为了其他患者的就医利益而作出自我牺牲, 心甘情愿地接受较低的赔偿标准吗? 广大患者会为了自己的就医利益而支持羊毛论吗? 她们难道会因此而放弃自己在遭遇医疗事故时请求完全赔偿的权利吗? 即便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 她们会赞同羊毛论吗? 她们难道不怕一旦承认了羊毛论, 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千方百计向广大患者转嫁赔偿负担, 因此必将招来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吗?

4． 关于分配的公正论

答记者问所强调的双赢论也好, 卫生部汇报所主张的兼顾论也好, 都表明以公正•公平为医疗事故赔偿政策的价值取向, 反对不顾其他有关方面的利益, 只考虑对被害人的权利救济。在支持赔偿限制政策的一些文章中有一种观点叫做“分配的公正”。在这种观点看来,医疗侵权损害赔偿实质上是将医疗资源这一具有公共性的社会财富(由国家、社会和医疗机构所投入或创造的,为不特定多数患者所共享的财富)的一部分分配给医疗侵权的特定被害人个人。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标准实质上就是在被害人个人和广大患者之间分配医疗资源这一社会财富的标准。赔偿范围越宽,赔偿标准越高,意味着流入被害人个人的口袋里的医疗资源就越多,为广大患者所共享的医疗资源就越少。如果将民法通则所体现的实际赔偿原则适用于医疗事故的赔偿,那么就可能会导致医疗资源在被害个人和广大患者之间的不公正的分配。条例限制赔偿就是从分配的公正这一观点出发调整医疗资源在被害个人和广大患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使其比较公正。

笔者承认, 医疗损害赔偿制度的设计,如同其他任何涉及到(无论是直接和还是间接的)社会性财富的分配问题的法制度的设计一样,应当考虑分配的公正。但是, 公正是一个相对性的观念, 利害关系的各方可能各有自己的公正观,并且可能互相对立,既定的对利害关系各方都是公正的客观标准并不存在。有利害关系的任何一方(包括代表国家投资利益的官方)都不应当把自己认为的公正说成是利害关系各方共有的公正。依笔者之见, 分配是否公正的问题, 与其说是实体问题还不如说是程序问题。法定的分配标准是否具有公正性, 只能以其是否是通过具有相当代表性的、公开并且民主的协商、交涉、表决的方式作出的为判断标准。

第4篇

【关键词】律师；违法执业；刑事法律责任；豁免

律师执业刑事法律责任，有的人称为律师的刑事法律责任，他认为：律师的刑事法律责任，是指律师在执业活动中，因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的有关规定而应当受到的刑制裁。刑事责任是律师法律责任中最严厉的一种。也有的人称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刑事法律责任，他认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刑事法律责任是指律师或律师事务所在执业活动中实施刑事法律禁止的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称为律师的刑事法律责任者与称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刑事法律责任者，其相同之处都认为刑事法律责任之发生与执业活动有关，都是在执业活动中实施刑事法律禁止的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其不同之处在于二者对律师执业刑事法律责任的范围出现分歧：前者认为律师执业刑事法律责任仅指律师个人的刑事法律责任；后者认为律师执业刑事法律责任不仅包括律师个人的刑事法律责任，而且包括律师事务所的刑事法律责任，也就是同时包括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在内。但是，新《律师法》只有在第49条规定了律师个人的刑事法律责任，而没有任何一条有规定律师事务所的刑事法律责任。所以，依照新《律师法》的规定，笔者所称的律师执业刑事法律责任应当是指律师个人的刑事法律责任。

一、律师执业刑事法律责任的概念及其特征

律师执业刑事法律责任，也就是律师个人的刑事法律责任，是指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实施了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危害，触犯了刑律，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法律后果。但对于律师执业刑事法律责任的特征，却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律师刑事责任基本特征表现为：责任的主体为律师；责任的前提是与律师执业活动有关的犯罪行为；责任具有明显的背职性。由于律师所扮演的特殊的社会角色，在法律现实中所取得的不可或缺的地位，因而对从事这一行业的人进行特殊的法律规制无疑是必要的，其违反法律所设定的义务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进而触犯刑律的，由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有的认为律师刑事法律责任之属性是律师“职业行为触犯了相应之刑事法律规范。虽然刑事责任主体是特殊的，但刑事法律规范却并不一定特殊，即相应之刑事法律规范并不一定专门为律师而设定，诸如律师行贿、介绍贿赂、泄露国家秘密等等。我国刑法第306条所规定之辩护人、诉讼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加拿大刑法典》第331条规定之受托律师盗窃罪等，是较例外的情况。在大多数国家，律师之大部分刑事责任都是普通规范而非特殊规范”笔者认为，律师刑事责任之构成特征应具备如下几个：（1）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即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仅限于执业律师，而不包括哪些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而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黑律师”；（2）犯罪客体的复杂性。律师之犯罪行为一般指向其执业的相对人，如司法人员、当事人、证人等，其侵犯的客体比较复杂。一方面，其相关的犯罪行为直接侵犯了具体的社会关系，如律师行贿侵犯了司法机关的廉洁性，另一方面，律师之犯罪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律师职业的公信性，贬损了律师职业的社会形象；（3）犯罪与执业的相关性。有人认为“关于律师的刑事责任，要注意律师的犯罪行为是否与其执业活动有关，即要区分律师个人犯罪和律师职务犯罪。从个人角度来看，律师对其自身的与执业活动无关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属于一般主体刑事责任，与律师刑事法律责任无关；从职务角度来看，如果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犯罪行为，构成律师的职务犯罪，则属于律师的刑事责任。律师的刑事责任是律师法律责任中最严厉的一种，律师只有在其行为达到严重危害社会的程度、触犯了刑法、并且应当受刑罚处罚时，才负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律师之犯罪行为如果与执业无相关性，则属于公民之犯罪。

二、律师执业刑事法律责任的种类与法律误区

第5篇

【关键词】律师；违法执业；刑事法律责任；豁免

律师执业刑事法律责任，有的人称为律师的刑事法律责任，他认为：律师的刑事法律责任，是指律师在执业活动中，因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的有关规定而应当受到的刑制裁。刑事责任是律师法律责任中最严厉的一种。也有的人称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刑事法律责任，他认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刑事法律责任是指律师或律师事务所在执业活动中实施刑事法律禁止的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称为律师的刑事法律责任者与称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刑事法律责任者，其相同之处都认为刑事法律责任之发生与执业活动有关，都是在执业活动中实施刑事法律禁止的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其不同之处在于二者对律师执业刑事法律责任的范围出现分歧：前者认为律师执业刑事法律责任仅指律师个人的刑事法律责任；后者认为律师执业刑事法律责任不仅包括律师个人的刑事法律责任，而且包括律师事务所的刑事法律责任，也就是同时包括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在内。但是，新《律师法》只有在第49条规定了律师个人的刑事法律责任，而没有任何一条有规定律师事务所的刑事法律责任。所以，依照新《律师法》的规定，笔者所称的律师执业刑事法律责任应当是指律师个人的刑事法律责任。

一、律师执业刑事法律责任的概念及其特征

律师执业刑事法律责任，也就是律师个人的刑事法律责任，是指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实施了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危害，触犯了刑律，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法律后果。但对于律师执业刑事法律责任的特征，却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律师刑事责任基本特征表现为：责任的主体为律师；责任的前提是与律师执业活动有关的犯罪行为；责任具有明显的背职性。由于律师所扮演的特殊的社会角色，在法律现实中所取得的不可或缺的地位，因而对从事这一行业的人进行特殊的法律规制无疑是必要的，其违反法律所设定的义务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进而触犯刑律的，由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有的认为律师刑事法律责任之属性是律师“职业行为触犯了相应之刑事法律规范。虽然刑事责任主体是特殊的，但刑事法律规范却并不一定特殊，即相应之刑事法律规范并不一定专门为律师而设定，诸如律师行贿、介绍贿赂、泄露国家秘密等等。我国刑法第306条所规定之辩护人、诉讼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加拿大刑法典》第331条规定之受托律师盗窃罪等，是较例外的情况。在大多数国家，律师之大部分刑事责任都是普通规范而非特殊规范”笔者认为，律师刑事责任之构成特征应具备如下几个：（1）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即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仅限于执业律师，而不包括哪些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而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黑律师”；（2）犯罪客体的复杂性。律师之犯罪行为一般指向其执业的相对人，如司法人员、当事人、证人等，其侵犯的客体比较复杂。一方面，其相关的犯罪行为直接侵犯了具体的社会关系，如律师行贿侵犯了司法机关的廉洁性，另一方面，律师之犯罪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律师职业的公信性，贬损了律师职业的社会形象；（3）犯罪与执业的相关性。有人认为“关于律师的刑事责任，要注意律师的犯罪行为是否与其执业活动有关，即要区分律师个人犯罪和律师职务犯罪。从个人角度来看，律师对其自身的与执业活动无关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属于一般主体刑事责任，与律师刑事法律责任无关；从职务角度来看，如果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犯罪行为，构成律师的职务犯罪，则属于律师的刑事责任。律师的刑事责任是律师法律责任中最严厉的一种，律师只有在其行为达到严重危害社会的程度、触犯了刑法、并且应当受刑罚处罚时，才负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律师之犯罪行为如果与执业无相关性，则属于公民之犯罪。

二、律师执业刑事法律责任的种类与法律误区

第6篇

问题之一:法律责任概念与归责原则。行政复议法律责任概念是我们研究法律责任制度的基础和出发点，混沌不清的概念往往导致制度设计的失误以及复议实践中问题。《行政复议法》第六章规定法律责任制度，其中第34、35、36、37条具体规定了承担责任主体、承担责任事项以及承担责任形式等，但并没有明确地规定定义。从法律关系主体角度看，似乎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均不承担任何责任，而是由行政复议机关、被申请人相关负有责任的工作人员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则是法律的强制性在法律规范中的直接体现，它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是违反法律者必须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⑤法律责任存在必须以责任追究制度作为基础和保障，达到监督法律得到正确地实施，而责任追究制度落实又必须是设计相关归责原则，以归责原则作为评断责任承担的标准，使行政复议责任承担者明确责任内容，使责任实施者追究责任时依据明确，同时归责原则也具有指导性作用。遗憾的是，在《行政复议法》以及《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并没有明确地规定责任追究归责原则。

问题之二:构成要件与责任承担主体。构成要件是法律关系主体承担法律责任的必要条件以及法律责任的核心内容。通常包括责任主体要件、行为要件、法律规定要件。只有在完全具备上述3个要件的情况下，法律关系主体才承担法律责任，缺少任何一个条件，都不构成法律责任。行政复议法律责任构成要件是判断法律责任是否成立的重要标准，也是追究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责任的主要依据。但是《行政复议法》以及《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并没有法律责任构成要件相关规定。现行法律并没有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被申请人作为行政主体应承担法律责任。行政复议机关、被申请人实施或者参与行政复议活动的责任直接落到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工作人员身上。现行法律责任制度并没有区分行政主体对外责任以及工作人员对内的责任，承担责任主体规定不甚合理。

问题之三:责任追究启动主体与责任追究主体。《行政复议法》第38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发现有无正当理由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不按照规定期限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对申请人打击报复或者不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等情形的，应当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建议，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处理。”《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65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行政复议法和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机构可以向人事、监察部门提出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分建议，也可以将有关人员违法的事实材料直接转送人事、监察部门处理;接受转送的人事、监察部门应当依法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报转送的行政复议机构。”依据该规定，责任追究启动主体是法制工作机构，发现有违反行政复议法律规定的情形，负有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处分建议的职责。在《行政复议法》中，并没有明确“有关部门”。依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65条规定明确了“有关部门”是指人事、监察部门。上述条文规定法律责任的责任追究启动主体和责任追究主体。复议制度设计的责任追究启动主体是行政复议机关的法制机构，可能主要是考虑该机构具体承办行政复议案件，能够及时地发现违法行为或者不当行为，并且不受自身利益的限制，容易做到公正裁决，可以适时地启动责任追究机制。在行政复议实践中，却由于不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内设部门，即法制机构对本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向负责本行政机关的人事、监察部门提出处理建议，无异于有“损害本机关声誉之嫌”。作为行政复议机关的法制机构在没有获得本机关负责人同意的情况下，是不可以为之的。行政复议机关的法制机构对向其他行政机关提出处理建议也没有任何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行政复议机关的法制机构与责任追究主体之间不存在直接行政隶属关系，即使提出处理意见，人事、监察部门也有可能忽视、搁置处理建议。虽然《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明确责任追究主体是人事、监察部门，但是其行使追究职责，即做出处理决定的来源信息主要是行政复议机关的内设法制机构提供违法的事实材料和提出的处理意见。人事、监察部门追究法律责任“不告不理”原则，当然也不具有主动性，由于责任追究启动主体本身存在缺少积极性、法律地位非独立性等，作为行政复议责任追究主体很难发挥责任追究主体的作用。

问题之四:责任追究程序与责任承担种类形式。依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65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法制机构应该向人事、监察部门提出处理建议或者将有关人员违法的事实材料直接转送人事、监察部门处理，但在涉及接受建议的人事、监察部门应该在多长时间内做出处理决定，采用处理何种程序，处理决定是否必须以行政复议机关的法制机构建议为准，有关人员对处理不服，如何救济以及途径等程序性问题均无任何具体规定，在行政复议责任追究实践中，因无程序规定而无法具体操作问题。《行政复议法》及《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规定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行政复议机关工作人员承担责任作为承担责任的主体以及承担责任形式，但是法律规定的种类形式单一，仅仅规定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也仅仅规定了行政处分。行政复议机关、被申请人作为行政主体应承担法律责任种类形式并没有规定，申请人承担责任的形式包括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也并没有区分自然人和组织区别等。

行政复议法律责任制度完善思考:行政法治理论是现代法治国家确立行政法律责任制度的理论基础之一。行政法治理论要求行政权力的运行要受到监督和制约，行使权力的主体必须依法承担违法行政所产生的法律责任。人们通常所说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作为法制的基本要求，实质上已经蕴涵了法治的全部内容。⑥现代行政法除服务社会的功能外，主要是以控制行政权力为基本功能，其也以行政权、行政行为和行政责任作为基本结构，针对上述现行行政复议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为分析点，与行政复议制度其他改革相配合，提出法律责任制度完善以下思考。

(一)法律责任概念

实际上就最广义的层面来看，行政责任意味着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行其在整个社会中的职能和义务，即法律和社会所要求的义务。从这个角度上讲，行政的责任意味着政府的社会义务。而狭义上的行政责任即是指我们所说的行政主体的行政法律责任。⑦通常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不同，可以把法律责任体系分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违宪责任。行政责任实际上是一种行政法律责任，行政复议法律责任是行政法律责任的一种形式，是行政法律责任在行政复议法律活动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关于行政法律责任学说，行政法学界主要包括行政主体说、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责任说、行政相对人责任说、违反行政法规说。行政主体说认为行政法律责任的承担主体是行政主体，不包括相对人，有学者认为行政法律责任是行政主体及其执行公务人员因行政违法或行政不当，违反法定职责和义务而应依法承担的否定性的法律后果。⑧也有学者认为行政法律责任是指行政主体和行政人员因违反行政法规范而依法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它主要是行政违法引起的法律后果。⑨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说认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是承担行政责任的主体，既包括行政主体，也包括相对人。⑩行政相对人责任说认为行政法律责任是指行政相对人违反行政管理法规应承担的法律后果。违反行政法规说认为行政法律责任是指因违反行政法责任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上述行政法律责任观点中，各种学说均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也存在不全面之处。行政相对人责任说显然不全面，将行政法律责任承担的主体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即仅仅是相对人而忽略了行政主体。违反行政法规说比较全面地阐明了行政责任承担的原因，但是没有突出行政责任承担主体，使责任主体与行政责任脱离。行政主体说虽然突出了行政主体说承担责任的主体，但是承担责任的主体仅仅限于行政主体而没有行政相对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责任说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行政责任承担的原因以及承担的主体范围。为了保障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均能够履行其职责或者义务，笔者认为行政复议法律责任概念应采取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说，即法律责任承担主体既包括行政复议机关、被申请人，也应包括申请人。行政复议法律责任是指在行政复议过程中，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以及工作人员不履行行政复议法律规定的职责或者义务，构成行政复议违法或者不当而应承担的否定性法律后果。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应注意以下三点:一是法律责任承担者是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可以是行政复议机关、被申请人或者申请人，即采取广义行政法律责任概念;二是存在违法或者不当行政，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原因是由于其存在违反行政复议法律规范的行为，包括违法，即实体违法和程序违法，也包括不当行为。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对其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承担不利后果;三是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应由不同层次组成，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是对外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的主体，包括行政复议机关、被申请人以及申请人。在行政复议机关、被申请人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后，行政复议机关工作人员、被申请人工作人员存在违法行为或者不当，他们也需要对内，即所属行政机关承担基于职务委托上的行政责任，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二)归责原则

归责原则实际上是确定实施行为承担责任的依据。归责原则是法功能的集中体现，它指导着具体法规的制定，是形成完整法律体系的基石之一。行政复议法律责任归责原则是指在行政复议活动中，判断某种行为是否承担法律责任和如何承担法律责任的基本标准。行政法律责任归责原则的理论模式通常包括违法归责原则、过错归责原则、无过错归责原则等。归责原则通常决定承担责任的范围以及反映了法律责任制度的价值取向和政策，行政复议法律责任追究归责原则也体现了行政复议法律责任的价值取向和政策。行政复议法律责任归责原则具体构建应为违法原则，主要理由是:一是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在行政复议活动中，依据行政法治的原则，必须按照行政复议法律规定实施以及参加行政复议法律活动，依据法律实施行为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二是行政复议活动中，法律已经预先设定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的职责(义务)标准，这些职责(义务)是行动的指南，违反这些标准就是违反行政复议法律规定;三是行政复议制度是提供相对人行政救济以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法律制度，行政复议机关及工作人员、被申请人以及工作人员均必须依法行政，依法实施行政复议活动以及维护行政复议的法律秩序，归责原则的价值取向和政策是行政复议机关及工作人员、被申请人及工作人员不可以违法。确立违法归责原则是行政复议法律责任制度的当然责任追究原则，违法原则主要是针对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中的行政复议机关及工作人员、被申请人及工作人员要求依法行政。违法原则当然也适用申请人，申请人在参加行政复议活动中也应遵守行政复议以及相关的法律，否则也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构成要件

法律责任构成要件是衡量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承担法律责任的尺度和标准，只要符合行政复议法律责任构成要件，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通常认为行政复议法律责任构成要件主要包括主体要件、行为要件、法律规定要件。主体要件是行政复议法律责任承担必须具备的主体条件。法律责任主体包括行政复议机关、被申请人以及申请人。行为要件是行政复议法律责任构成要件的核心，行为要件由职务行为和非职务行为构成。职务行为是指行政复议机关以及被申请人在行政复议活动中实施的职务行为以及与职务有关行为，这些行为存在违法或者不当。非职务行为是指申请人在行政复议活动中违反行政复议法律规定的行为。法律要件是指“有法律规定”，即现实存在的所有关于行政复议法律责任的法律、法规和判例等，承担法律责任必须确定法律规定。行政复议法律责任构成要件三者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同时也应存在免责事由，即使符合三要件要求，如特殊免责事由，可以免除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的责任，但是通常必须是法律明确规定情形。

(四)责任主体

通说按照行政责任范围的不同可以分为内部行政复议责任、外部行政复议责任。内部行政复议责任是指行政复议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被申请人及其工作人员因其行为违法或者不当造成损害，而对行政机关和国家所负的法律责任。外部行政复议责任是指行政复议机关以及被申请人违法造成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损害后果，依法承担的行政法律责任。行政复议机关、被申请人违反行政复议法律，这些行政主体是承担违反行政复议法律责任的当然主体和法律主体。只追究行政主体(行政复议机关以及被申请人)的法律责任，而不追究行政复议机关工作人员、被申请人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是有失公平的，也不利于行政主体工作人员的管理。追究行政复议机关工作人员、被申请人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而不追究行政主体的法律责任不仅有失公平，而且是责任主体规定缺位。完善行政复议法律责任的对外、对内承担主体，即行政主体(行政复议机关以及被申请人)承担对外行政复议法律责任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种类，同时也明确规定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复议机关工作人员、被申请人工作人员由于故意或者过失而导致行政复议活动违法应对内承担行政法律责任，这样可以完善行政主体以及工作人员的行政复议责任承担主体的范围，明确各自责任。

(五)追究启动主体

行政复议机关的法制机构作为启动责任追究主体存在“损害本机关声誉之嫌”以及缺少独立法律地位问题，在行政复议机关内设法制机构作为行政复议责任追究启动主体的同时，应增设其他的追究启动主体，扩大责任追究主体的范围。在理论上讲，责任追究启动主体必须是与行政复议活动公正性结果具有一定的利害关系的。与行政复议决定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是行政复议当事人，即申请人、被申请人以及第三人。因而应增加行政复议当事人作为责任追究启动主体，主要理由:一是从行政复议当事人角度进行监督行政复议机关，提供有关行政复议机关及工作人员违反行政复议法律规定的材料，启动责任追究程序，行政复议当事人更具有主动性;二是增加责任追究启动主体种类，有利于行政复议法律责任追究程序启动频率;三是可以部分弥补由于行政复议机关内设法制机构自身存在的缺陷问题。

(六)追究主体

依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规定，人事、监察部门作为责任追究主体，依据责任追究启动主体提供的材料以及建议，做出处理决定而将处理结果通报责任追究启动主体。从现行行政复议实践上，人事、监察部门的被动处理机制效果并不理想。依据一般管理原理，责任追究主体与被追究责任者之间通常必须存在某种监督关系以及不存在利害关系，并且责任追究主体拥有相应的职权和职责，只有具有法律上监督地位组织作为责任追究主体，才可能有效地履行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职责。有研究者认为有权追究行政复议机关责任的主体多为该复议机关的上级主管机关，但是鉴于“自己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弊端，不妨采用与复议机关无利害关系的第三者，如法院来追究复议机关法律责任的建议。瑏瑣我们赞同由没有利害关系的，具有相关职权的第三者作为针对行政复议法律责任追究主体。建议不仅增加法院作为行政复议责任追究主体，同时也应增加同级人大作为行政复议责任追究主体，主要理由:一是同级人大以及法院本身具有监督行政机关职权与职责，由同级人大以及法院实施责任监督符合我国现行权力分配运作体制;二是同级人大以及法院作为责任追究主体，从职权以及职责、权力监督与管理、主动性上均要优于行政机关内部的人事、监察部门;三是同级人大以及法院是作为一种外部监督主体从公信力以及公正性角度，大大地优于行政系统内部人事、监察部门实施被动监督。

(七)责任追究程序

程序是实体制度得到落实的路径和形式，法律责任追究制度必须建立相应的程序制度，以保障责任追究制度的实施。构建双渠道行政复议责任追究机制，即人大以及法院监督途径，由同级人大承担法律责任追究主体必须明确规定责任追究程序，否则使行政复议责任追究无法落实。同级人大接到有关人员违法的事实材料或者通过监督和检查发现存在违反行政复议法律规范事实，通过制定相关责任追究的程序，实施行政复议责任追究，如规定同级人大受理和审查期限，并告知责任追究启动主体案件受理。从案件受理之日起，规定处理期限，特别是行政复议有关人员具有权利说明情况，应包括告知、陈述意见、说明理由等正当程序要素。同级人大履行监督职责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行政复议的当事人、行政复议机构作为启动责任追究的主体主动申请有关机关履行追究责任，提供行政复议责任追究材料;二是依职权履行追究责任，同级人大可以通过工作检查、汇报、调查等途径获得有关资料，主动履行职责采取追究行政复议责任人。法院监督主要通过行政诉讼的形式，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或者司法解释的方式，增加违反行政复议职责的内容可以纳入行政诉讼范围，增加行政复议不作为之诉类型，保障行政诉讼原告行政诉讼权利。同时我们并不赞成由法院主动启动追究责任程序，法院在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的仍然应遵循不告不理原则，在作为监督行政机关主体时，仍然不可以主动追究复议机关的责任，以保持法院中立性的立场。

第7篇

关键词：法律责任；经济法法律责任；社会责任

一、我国现行的法律责任体系

(一)法律责任概述

1.“责任”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有双重含义：一是分内应做的事；二是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而应承担的过失。前者表示积极方面，具有肯定性；后者则表示消极方面，具有否定性。两者也是相互联系的。哈特认为，责任至少应当包括：(1)角色责任；(2)因果责任；(3)应负责任；(4)能力责任。也就是说，责任范围是很大的。法律责任是由特定法律事实所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赔偿、补偿或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亦即由于违反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第二性义务。这种传统的法律责任概念只强调了责任的消极后果，使得“有限责任”、“证明责任”和责任制之“责任”等概念无法解释。经济法学者却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提出要考虑责任的积极功能，扩张责任的含义，如：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责任的含义包括：角色责任、能力责任、公共责任、财产责任、组织责任、道德责任。

2.法律责任是指因违反了法定义务或契约义务，或不当行使法律权利、权力所产生的，由行为人承担的不利后果。法律责任的特点在于：(1)法律责任首先表示一种因违反法律上的义务(包括违约等)关系而形成的责任关系，它是以法律义务的存在为前提的；(2)法律责任还表示为一种责任方式，即承担不利后果；(3)法律责任具有内在逻辑性，即存在前因与后果的逻辑关系；(4)法律责任的追究是由国家强制力实施或者潜在保证的。

3.根据违法行为所违反的法律的性质，可以把法律责任分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违宪责任和国家赔偿责任。

(1)民事责任是民事主体因违反民事义务所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它主要是一种民事救济手段，旨在使受害人，被侵犯的权益得以恢复。

(2)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因其犯罪行为所必须承受的，由司法机关代表国家所确定的否定性法律后果。

(3)行政责任是指因违反行政法规定或因行政法规定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4)违宪责任是指由于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某种法律和法规、规章，或有关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或公民从事了与宪法规定相抵触的活动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5)国家赔偿责任是指在国家机关行使公权力时由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所引起的由国家作为承担主体的赔偿责任。

(二)对现有法律责任的分析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门；另一种说法是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国际法，经济法，环境法，军事法这部门法。那么，是否每一个法律部门都应该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呢?我们是否需要在现有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基础上增加经济法责任、社会法责任或者环境法律责任呢?首先，违法经济法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并且，这种责任是具有独立性的。目前，关于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主要观点分为三类，即固有与援引说，综合责任说和彻底独立性说。经济法的责任形式我认为不应该是民法、刑法、行政法法律责任形式的简单综合，但是，仅基于此就设立一个经济法法律责任，这种观点是否妥当呢?这是令笔者感到疑惑的。

其次，我认为，将法律责任划分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是出于对违法行为或者不合法行为进行纠正时法律所代表的主体以及其法益目标两者进行衡量而产生的：民事责任是法律站在平等主体之间的立场上，其法益目标是维护公平、平等，因此大多为补偿性措施，比如恢复原状、赔偿损失、道歉等等；刑事责任我认为是法律以国家的名义，在强制力的保障下，法益目标是对公正、正义的追求，通过惩罚犯罪而达到预防犯罪，所以大多是惩罚性手段，比如罚金、有期徒刑等等；行政责任则是政府机关行使职权的行为，目的是政府管理职能的实现，所以一般是吊销营业执照、查封等行政行为。而经济法的法益目标是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所代表的经济法主体是生产和再生产领域的消费者、经营者和管理者。

第三，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往往不是单一的，在接受刑事责任的惩罚的同时，还要承担民事上的赔偿责任，如交通肇事逃逸的法律后果。因此，违反经济法后，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应该是包括刑事、民事、行政责任在内的综合性责任。

二、经济法的法律责任必然存在

国内学者对经济法责任的认识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其含义大致有法律后果说、应付代价说、强制义务说、义务后果双重说、后果义务措施说等。

第8篇

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市场经济已经得到了成熟的稳定的发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与环境中会计信息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不同利益代表的经济主体往往会由于会计问题产生各种类型的矛盾与冲突。而会计信息的重要性与利益相关性使得企业中的利益纠纷往往都与会计数据存在密切的关系。近几年来，各种会计违法，会计发作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股东、债权人、社会，乃至国家的利益。因此，进一步完善我国会计法律责任制度十分有必要。

一、会计法律责任及其特征

1.会计法律责任

会计法律责任主要是指会计主体违法法律法规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其中的会计主体包括企业与个人。值得注意的是，会计法律责任不单单是指违反《会计法》所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同时还包括违反《证券法》、《审计法》、《保险法》等一系列设计到会计行为的法律法规所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1]。

2.会计法律责任特征

会计法律责任的形成是由于会计违法行为的产生，而会计违法行为主要包括会计业务处理中的，会计处理结果公布中所涉及到的一系列违法行为。鉴于上述原因，会计法律责任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会计法律责任主体存在多元性。由于会计业务行为并不是单一、独立的活动，而是涉及到多个主体的综合性活动。因此，会计法律责任的主体存在多元性[2]。例如，企业所产生的会计业务需要经过多个主体，其中包括业务审批人员、会计人员、出纳等。并且，形成一份完整的会计报告需要多个环节加以审查验证，因此当会计业务出现虚假信息或会计信息披露出现问题的情况，给国家、企业或股东造成经济损失的时候，就需要深入追究涉及会计业务的部分人员，让其为该后果承担法律责任。2.会计法律责任追求机关的多样性。基于会计法律责任的概念可以明确得知，要承担会计法律责任的法律众多，因此牵涉到众多政府机关与部门。所以，如果当会计违法犯罪行为出现时，有可能是多个机关需要追求相关法律责任。《会计法》中明确提到，财政、审计、证券等监管部门需要根据当地法律规定来对企业的会计数据进行监督检查。同时，也明确规定当违法《会计法》并且同时违法其他法律的需要各自的部门在其职权范围依法处罚。因此可以看出，出现会计违法或会计犯罪可能是由多个机关一同对违法犯罪进行处罚。

二、会计法律责任的具体形式

1.行政责任

会计法律责任中的行政责任主要可以分为行政处分与行政处分。其中，行政处分为国家工作人员违反行政法规所需要承担的行政法律责任，主要形式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等。行政处罚是对于其认为违反行政法管理的一种行政制裁，主要形式包括警告、罚款、没收非法所得等。在我国市场环境日渐成熟的背景下，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热潮中行政处分已经无法实现预防会计违法的效果，因此在承担行政责任方面将会渐渐朝着以行政处罚为主的方向发展[3]。

2.刑事责任

会计法律责任中的刑事责任是指会计犯罪行为所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在会计业务中违法国家会计制度相关会计舞弊行为构成犯罪的都需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会计犯罪行为属于经济犯罪，其所侵害的对象是正常的经济秩序与经济关系。

3.民事责任

会计法律责任中的民事责任是指违反了会计法律规范，让蒙受利益损失的受害人得到的补偿。但是在现行的《会计法》中并没有对民事责任承担有相关的固定。而《注册会计师法》与《公司法》对民事责任有一定的规定，具体指出注册会计师应该就其违法行为给予利益相关者所蒙受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4]。

三、中国会计法律责任制度的完善

1.完善《会计法》与其他法律制度的协调

完善《会计法》与其他法律制度的协调能够更加彻底的贯彻落实《会计法》，发挥《会计法》的效用。《会计法》是我国产权保护法律中的基础性法律之一，其需要在满足宪法规定的基础上给其他法律的制定与执行提供专业的支撑。而其他法律则应该在《会计法》的责任划分、法律执行与程序的制定中提供相应的帮助。所以，《会计法》与其他法律制度的协调与配合应该详细规定各自的内容与属性。针对这一情况，相关政府部门可以设立《会计法》起草拟定部分，在经过全面的调查与意见征求后，着手对当前《会计法》以及其他设计会计内容的法律责任规定进行统一的调整，以表面出现会计司法操作矛盾的情况[5]。

2.完善《会计法》具体规定

首先，针对目前企业负责人的会计法律责任难以落实到法人主体的问题，《会计法》应该明确规定企业会计部门主管要组织企业开展专业培训，使其能够详细明确会计处理工作，避免企业挂名管理人推卸法律责任。在《会计法》中应该详细制定企业负责人的法律责任，如果企业提供了一系列与实情不符合的资料或数据，不仅仅需要企业会计部门负责人背负法律责任，企业的管理人员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其次，针对目前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难以划清的问题，《会计法》应该严格限定会计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的区别。例如，可以采取以涉案金额的大小来作为违法与犯罪的判定标准。又例如，可以采取以涉案人员是否存在特定犯罪目的以及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来作为违法与犯罪的判定标准。

最后，行政处分规定合理性欠缺的问题，《会计法》应该进行明确的规定。如国家机关或国有企业以外的企业管理人员出现了会计违法行为，在未涉及到刑事犯罪的情况下，由国家会计监督管理机构下达行政处罚通知书。如对行政处罚有异议可以审定复议。而国家机关或国有企业工作人员接受行政处分，则需要由国家会计监督管理机构向行政监察机构提出处分建议，具体的行政处分完全由行政监察机关决定与执行。

3.制定《会计法》细则

需要明确《会计法》的立法思路以及实施细节。对于限制性的法律规定要进一步的细化与量化，以能够使得《会计法》便于执行。例如，针对会计信息以及虚假会计信息情况的出现做出详细的规定[6]。这一详细的规则需要在会计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出现。同时，要严格限制会计信息与虚假会计信息的既定，避免法律规范中存在不专业的情况。因此，在制定相关细则的时候需要专业会计人员配合法律专业人员一同来商讨，以制定严格、科学、合理的标准。对于会计信息与虚假会计信息犯罪的情况也要具体化，并且结合《刑法》中的相关条例来制定相关标准。针对《会计法》与其他多种法律规定之间的约束与限制，制定《会计法》的细则显得更加重要性。

4.强化会计法律责任追究力度

强化会计法律责任的追究力度，尤其是对于会计违法的相关民事与刑事责任的落实。在民事法律方面，《会计法》对会计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存在相应的缺陷。因此，需要在《会计法》中建立民事赔偿制度，对会计违法行为所需要承担的民事责任作出相应的规定，让会计违法的主体能够为其会计违法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全面保证会计相关利益者的权益，强化会计违法的成本，进一步保障会计信息质量的准确性与真实性。在虚假会计信息刑事责任的制定各方面，可以借鉴我国刑法的相关罪名对于在会计业务当中存在的提供虚假财务报表、会计证明等会计舞弊行为来进行定罪。

第9篇

【关键词】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质量控制；执业责任保险

由于审计环境发生很大变化，使得会计业务更加复杂，审计风险进一步增加。同时，监管部门保护投资者的意识日益增强，监管措施日益完善，处罚注册会计师的力度日益加大，这都使得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成为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一、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成因

（一）注册会计师遭受法律诉讼的外部原因

1、社会公众与注册会计师的期望差距

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投资者和债权人开始更多地使用经过审计的由于审计中的固有限制影响注册会计师发现重大错报的能力，注册会计师不能对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100%的绝对保证，只能提供合理保证。而社会公众可能认为注册会计师应绝对保证发现并报告财务报表中的重大错报。由此导致社会公众和注册会计师之间产生期望差距。

2、“深口袋”效应的转嫁影响

当投资者由于被投资公司破产或陷入财务困境而遭受损失时，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谁应该对损失负责，而是谁有能力赔偿他们的损失。在连带责任规则之下，财力雄厚的会计师事务所往往会成为的对象，这不一定是因为他们犯了错，而是因为他们赔得起。因此，注册会计师作为“保证人”被看成是一个拥有经济实力的团体，当投资者和债权人在遭遇困境时，往往将注册会计师作为索取赔偿的对象，当作承担责任的“深口袋”。

3、消费者利益保护主义的兴起

随着美国20世纪30年代早期《证券法》的通过和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投资者和债权人越来越多地使用经过审计后的财务报告作为决策的依据。这种现象既提高了社会公众对注册会计师工作的期望，也大大增强了依赖注册会计师工作的投资者和债权人因为遭受损失从而向注册会计师获取补偿的欲望。这可以看做是对消费者权益和商业利益之间出现利益失衡进行的一种补偿，也表明消费者利益逐渐得到了认识和重视。

（二）注册会计师遭受法律诉讼的内部原因

1、注册会计师在商业领域的参与日益拓展

注册会计师在商业领域的参与度日益增强，其主要表现为：注册会计师或其近亲属可能在审计客户中拥有直接或间接经济利益；或者与审计客户或其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由于商务关系或共同的经济利益而存在密切的商业关系；注册会计师可能与审计客户长期存在业务关系；注册会计师可能向审计客户提供非编制会计记录和财务报表、信息技术系统、诉讼支持、招聘服务等非鉴证业务。这些商业领域的活动有可能会影响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

2、注册会计师存在过失或者欺诈行为

所谓过失，是指在一定条件下，缺少应具有的合理的谨慎。按照过失的严重程度，可将其分为普通过失和重大过失两类。普通过失指缺少应有的职业谨慎，对于注册会计师而言则指没有完全遵循专业准则的要求；重大过失是指缺少起码的职业谨慎，对于注册会计师而言则指根本没有遵循专业准则或没有按专业准则的基本要求执行审计。欺诈，又称舞弊，是以欺骗或坑害他人为目的的一种故意行为。对于注册会计师而言，欺诈涉及知情不报甚至与客户管理层合谋的行为，出具严重失实的意见出自故意，而非疏忽。与欺诈相关的另外一个概念是“推定欺诈”，又称为“涉嫌欺诈”，是指虽无故意欺诈或坑害他人的动机，但存在极端或异常的过失。在美国，许多法院曾经将注册会计师的重大过失解释为推定欺诈，特别有些法院放宽了“欺诈”的范围，使得推定欺诈与欺诈在法律上成为等效的概念。这样一来，注册会计师如果具有重大过失，其法律责任就会进一步加大。

二、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类型

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通常被划分为三种类型：即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这三种责任可以单处，也可以并处。

（一）行政责任

《注册会计师法》、《公司法》、《证券法》和《违反注册会计师法处罚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对注册会计师违法法律规定应该承担的行政责任均进行了规范。对注册会计师的处罚种类包括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暂停执业部分或全部业务，暂停执业的最长期限为12个月；吊销有关执业许可证；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对事务所的处罚种类包括：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暂停执行部分或全部业务，暂停执行的最长期限为12个月；吊销有关执业许可证；撤销事务所。

（二）民事责任

民事责任主要是指赔偿受害人损失。根据《民法通则》、《注册会计师法》、《证券法》和《公司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注册会计师违法相关法律规定，给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除非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特别是2007年6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将审判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了符合法律精神并且切合实际的规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三）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是指触犯刑法所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其种类包括罚金、有期徒刑预计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等等。对此，《注册会计师法》、《证券法》、《公司法》、《刑法》以及《违法注册会计师法处罚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均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三、注册会计师避免法律责任的对策

注册会计师避免法律责任的根本要求是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项目经理和普通注册会计师必须强化风险意识、责任意识和质量意识，会计师事务所必须建立并严格执行有效的内部质量控制制度，严格遵循职业道德和专业标准的要求。

（一）建立健全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制度

执业质量是注册会计师的生命线，是注册会计师行业维护公众利益的专业基础和诚信义务。会计师事务所应当按照《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准则第5105号――业务质量控制》的要求，建立健全本所质量控制制度，以合理保证执业质量。会计师事务所的质量控制制度应当包括针对业务质量承担的领导责任、相关职业道德的要求、接受与保持客户关系和具体业务、人力资源、业务执行和监控等多方要素二制定的政策和程序。应当将质量控制政策和程序形成书面文件，并传达到全体人员。

（二）审慎选择被审计单位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注册会计师在计划审计工作时，需要开展初步业务活动，以实现不存在因为管理层诚信问题而可能影响注册会计师保持该项业务的意愿的事项等目的。在接受客户关系之前，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客户的主要股东、关键管理人员和治理层是否诚信，以及客户是否涉足非法活动（如洗钱）或存在可疑的财务报告问题等。在选择被审计单位时，要远离不诚信的客户，既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社会公众的需要。

（三）深入了解被审计单位的业务

注册会计师实施风险导向审计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错误或者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风险导向审计要求注册会计师评估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以应对评估的错报风险，根据审计结果出具恰当的审计报告。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活动开始于被审计单位的决策过程，且受其经营战略、控制活动和经营过程的影响。当决策开始执行后，交易活动随之发生，通过会计确认和计量并在会计记录中得以反映，最后在财务报表中汇总体现。注册会计师只有深入了解被审计单位的业务，包括其经营性质、经营目标和舞弊因素、经营战略、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员工的胜任能力、组织结构和生产过程，以及用于应对风险的内部控制，才能够知道会计信息系统实际应该记录什么类型的信息，才能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

（四）完善注册会计师执业责任保险制度

注册会计师执业责任保险制度能够有效保障其赔偿能力。1994 年的《注册会计师法》第二十八就要求会计师事务所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建立职业风险基金，办理职业保险，2007 年3 月财政部印发了《会计师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对风险基金的提取、使用等具体问题做出了明确、系统的规定。1999 年 12 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注册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条款》报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备案后，开始开展执业责任保险业务。2000 年 7 月，深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与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深圳分公司签订《注册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承保协议》，之后深圳注协管辖之下的9家具有证券期货审计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才应其要求购买该保险。太平洋保险公司和一些中小型财险公司陆续推出该险种，国外保险公司也有涉足。建立职业责任保险制度是个“多赢”的选择，是处理审计风险的可行途径。但是，目前注册会计师主动购买执业责任保险意愿不强，还需要监管部门的推动，以加强注册会计师赔偿能力的培养。

参考文献：

[1]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审计.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

第10篇

（云南省有色地质局楚雄勘查院，云南 楚雄 675000）

摘 要：会计法律责任，指的就是会计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在会计事务中由于违反了会计的相关法律法规，必须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接受法律的制裁。会计的法律责任，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描述：从狭义上讲，会计法律责任，具体指的就是《会计法》对于会计事务中所规定的法律责任；从广义上来讲，会计法律责任除了包括《会计法》中的规定，同时还包括了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对于会计事务中的行为规范的要求，也包括了其他法律法规关于会计事务中的相关规定。本文主要从狭义上探析违法会计行为及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问题。

关键词 ：会计；违法行为；法律责任

中图分类号：DF4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5）05-0159-02

收稿日期：2015-02-07

作者简介：周小燕（1968-），女，云南楚雄人，大学本科，中级会计师。研究方向：会计。

一、违法会计行为的认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以下简称为《会计法》，均指现行的新《会计法》）是会计执业的法律准则，当然也是违法会计行为认定的法律依据。

会计错误行为，在客观上会导致会计过程错乱和会计结果错误，但只有那些性质恶劣、后果严重、为《会计法》所明确禁止的会计错误行为，才属于“违法会计行为”。所以概括地说：违法会计行为一定是会计错误行为或是会计舞弊行为，但会计错误行为、会计舞弊行为却不一定就是违法会计行为；违法会计行为或者存在客观过错、或者存在主观故意，但都必须为法律所明确禁止，具有明确无误的“违法性”。

新修订后的《会计法》在“第一章 总则”之“第五条”中对违法会计行为设置了总体法律预防：“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其他会计资料，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然后在“第六章 法律责任”的“第四十二条至第四十六条”具体列出了必须要承担法律责任的15种违法会计行为。所以《会计法》是违法会计行为认定的最为重要的法律依据，它明确界定了违法会计行为认定的三方面要件：违法主体、客观过错或者主观故意、违法性。

根据《会计法》“第四十二条至第四十六条”规定，违法会计行为包括以下15种：

1.不依法设置会计账簿的行为。是指依法应当设置会计账簿的单位和个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设置会计账簿、设置虚假会计账簿或者设置不符合规定的会计账簿及设置多套会计账簿的行为。

2.私设会计账簿的行为。就是指依法应当建帐的单位和个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法定的会计账簿之外私自设置会计账簿的行为，这是对第一种违法行为的补充。俗称“二本帐”“帐外帐”。

3.未按照规定填制、取得原始凭证或者填制、取得的原始凭证不符合规定的行为。

4.以未经审核的会计凭证为依据登记会计账簿或者登记会计账簿不符合规定的行为。

5.随意变更会计处理方法的行为。

6.向不同的会计资料使用者提供的财务会计报告编制依据不一致的行为。

7.未按照《会计法》规定使用会计记录文字或者记帐本位币的行为。

8.未按照《会计法》规定保管会计资料，致使会计资料毁损、灭失的行为。

9.未按照《会计法》规定建立并实施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或者拒绝依法实施的监督，或者不如实提供有关会计资料及有关情况的行为。

10.任用会计人员不符合《会计法》规定的行为。

11. 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报告。具体包含有①伪造会计凭证行为、②变造会计凭证行为、③伪造会计账簿行为、④变造会计账簿行为、⑤编制虚假财务报告五种表现。

12. 隐匿或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报告。

13. 授意、指使、强令他人伪造、变造或隐匿、销毁会计资料。

14. 打击报复会计人员。即对依法履行职责、抵制违反《会计法》规定行为的会计人员实行打击报复。

15. 将检举人姓名和材料转给被举报单位和被举报人。

二、违法会计行为的归责原则及承担法律责任的必要条件

从《会计法》 “第四十二条至第四十六条”规定的15违法会计行为可以看出：无论是具有客观过错的违法会计行为，还是具有主观故意的违法会计行为，都具有违法性、危害性，必须承担法律责任。那么违法会计行为的归责原则是什么？违法会计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必要条件又有哪些呢？

仔细分析《会计法》“第四十二条至第四十六条”规定的15违法会计行为的追责规定，个人认为，违法会计行为的归责原则主要有两条：A.过错责任原则:是指违法会计行为本身存在过错，比如不依法设置会计账簿的行为、随意变更会计处理方法的行为，应以过错作为责任的要件和确定责任范围的依据的责任。B.责任法定原则。其含义主要指:作为一种否定性法律后果，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由法律规范预先规定；违法行为发生后应当按照法律事先规定的性质、范围、程度、期限、方式追究违法者的责任；排除无法律依据的责任，即责任擅断和“非法责罚”。

在过错责任原则与责任法定原则两大原则共同规范下，违法会计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必要条件就极其明了，那就是：违法会计行为要已然确实发生，会计行为对《会计法》的违犯成为事实，为停止并限期改正该违法会计行为，作为一种否定性法律后果，必须对该违法会计行为追究法律责任。

三、违法会计行为的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是指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也就是对违法者的制裁。它是一种通过对违法行为进行惩罚来实施法律规则的要求。一个法律制度，如果没有可强制实施的惩罚手段，就难以实现其在社会中维持秩序与正义的基本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责任关系到法律的功效，是法律制度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为了保证《会计法》规范的有效实施，惩治会计违法行为，原《会计法》和新《会计法》均设专章对违法行为及违法责任作了规定，但新《会计法》增加了违法行为的种类，扩大了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范围，具体规定了各种责任形式，并进一步明确了执法主体。修订后的《会计法》，在法律责任的规定上主要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对各种违法行为作了明确具体的界定，便于在实际执行时认定违法行为，并对违法行为及时加以惩处。二是扩大了惩治对象的范围，主要是对一些新的规定增加了相应的法律责任，使相关规定更加严密，更加完善。三是加重了所规定的各种违法行为的责任，特别是加大了对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以及隐匿、销毁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及其他会计资料等行为的打击力度，重点突出，有利于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完整。四是加重了单位负责人的法律责任，他们不管是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还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都需要受到相应的制裁。

从《会计法》“第四十二条至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可以看出，根据执法追责主体的不同，违法会计行为的法律责任可分为行政处罚责任、行政处分责任、刑事责任三种。现分述如下：

《会计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①不设账或不按规定的种类、形式、要求设立账簿、②私设账簿（账外账）、③不按规定填取原始凭证或填取的凭证不合法、④会计凭证未审登账或登账不符合规定、⑤随意变更会计处理方法、⑥不同会计资料使用者提供的会计编制依据不一、⑦未按规定使用会计记录文字或记账本位币、⑧未按规定保管会计资料，导致资料毁损、灭失、⑨未按规定建立内部监督，或拒绝监督或不提供会计资料、⑩任用会计人员不合法这10种违法会计行为，依据情节轻重，必须承担的行政处罚责任是：责令限期改正违法会计行为，对单位处予3千～5万罚款，对责任人处予2千～2万罚款，吊销负有责任的会计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5年内（含5年）不得参加重新取证考试，行政处罚的执法主体“县以上财政部门”；视违法情节轻重，同时可以并处的行政处分有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降职、撤职、留用察看和开除，其追责主体是所在单位或相关单位（可以是上级单位，也可以是行政监察部门）；刑事责任未在法条中单列出来，但若上述违法会计行为存在偷税逃税骗税、贪污、挪用公款等情形，情节严重，必须按相关规定定罪量刑，其执法主体是司法机关。

《会计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会计行为，依据情节轻重，必须承担的行政处罚责任是：通报批评，对单位处予5千~10万的罚款，对直接负责主管的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予3千~5万的罚款，吊销负有责任的会计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5年内（含5年）不得参加重新取证考试，行政处罚的执法主体“县以上财政部门”； 视违法情节轻重，可以同时并处的行政处分有撤职直至开除，其追责主体是所在单位或相关单位（可以是上级单位，也可以是行政监察部门）；其刑事责任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

《会计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对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及其他人员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或者隐匿、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声违法行为，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会计行为，依据情节轻重，必须承担的行政处罚责任是：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吊销负有责任的会计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5年内（含5年）不得参加重新取证考试，行政处罚的执法主体“县以上财政部门”； 视违法情节轻重，可以同时并处的行政处分有撤职直至开除，其追责主体是所在单位或相关单位（可以是上级单位，也可以是行政监察部门）；其刑事责任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

第11篇

一、法律责任应以《档案法》的条文为据

所谓的法律责任，是指违反有关法律的规定而应承担的责任；作为《档案法》中的法律责任，则应该是对违反《档案法》中的有关规定所适用的处罚，目的是保证《档案法》的贯彻与执行。因而，应受处罚的行为也应该和《档案法》中的相关条文相吻合。但在《档案法》“法律责任”一章所列出的各种行为中，有些并没有在《档案法》中明确禁止，严格地讲，即处罚无据。

在《档案法》九项应负法律责任的行为中，明确援引《档案法》条文只有两项，大体可以在《档案法》条文中找到明确依据的也有两三项，而其余的违法行为很难在《档案法》中找到相应的规定，如在第24条第二、三项中所列举的擅自提供、抄录、涂改、伪造档案的行为，在《档案法》中均没有相对应的禁止条款，将这类行为列入《档案法》的“法律责任”一章没有依据。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档案法》中的“法律责任”并不是对所有与档案事务相关的违纪、违法行为的处罚办法，因为这不是《档案法》所能够承载的内容。另一方面，也并不是只有《档案法》才能保护档案，实际上国家其他的法律也在维护档案的管理秩序和安全。像“抢夺、窃取国家所有的档案”的行为，就是《刑法》的条款，并没有列入《档案法》之内。前文所述的擅自提供、抄录、涂改、伪造档案的行为，其实也能够依据《刑法》等相关法律予以处置，并不一定要《档案法》予以特别关注。如擅自提供档案的行为，如果这一行为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基本上属于违纪行为，与法律责任无关。如果擅自提供的档案中涉及国家或商业秘密等，根据不同的情节，构成《刑法》中的“滥用职权罪”，或“故意、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或“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或“侵犯商业秘密罪”，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将所有涉及档案事务的违法违纪行为全部列入“法律责任”一章，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退一步讲，即便是在档案管理活动中存在着其他所有法律都不适用的常见并且特殊的违法现象，也应该在《档案法》的相关条文中先明确禁止，然后才能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行政处分不是法律责任

《档案法》“法律责任”一章，共列出七种处罚办法，其中，虽然也少量使用了行政处罚的手段，如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但这些手段的适用范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只适用于某些特定的行为和特定的情况。在七种处罚办法中占主导地位并广泛适用的是“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但这并不是合理的处罚手段。对违反《档案法》的行为不能“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而只能给予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是国家机关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给予的制裁，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处罚的种类主要有罚款、没收非法财物、暂扣和吊销执照、行政拘留等七种。而行政处分则是国家机关对内部违法违纪的公务人员实施的一种惩戒措施，其所依据的是调整行政内部关系的法律，如《公务员法》等。

《档案法》不是调整行政内部关系的法律，其所规范的是国家档案管理事务中的管理人(行政主体)与被管理人(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属于调整行政管理关系的法律。行政主体处罚违法的行政相对人是维护行政管理秩序行为，也不是行政机关内部的事务，以行政处分制裁行政相对人显然和相关法律规定相悖。

“行政处分”严格地讲，不是法律责任，而是纪律责任。《公务员法》第55条明确表述：“公务员因违法违纪应当承担纪律责任的，依照本法给予处分”。法律和纪律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规范。纪律是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的内部规范，单纯的违纪行为一般只会对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的利益和声誉造成危害，即使同时对社会造成了危害，也往往由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承担责任。而法律则是社会规范，违法行为直接危害的是社会秩序。违反上述两种不同规范有不同的制裁方法，违反国家机关纪律规范的制裁手段是行政处分，这一手段对国家机关之外的社会人员无效，给予一个自由职业者以行政撤职处分显然没有任何意义。对违反《档案法》等法律所明确的社会规范、但尚未构成犯罪的行为，只能给予行政处罚，这一制裁手段对社会所有组织和人员都具法律效力。以行政处分替代行政处罚，实际上是使违法人员逃避了法律制裁。

另外，在“法律责任”一章还有“责令赔偿损失”的处罚手段，“赔偿损失”严格讲是民事责任，也不是行政处罚。行政主体“责令赔偿损失”，行使的不是行政处罚权，而是行政命令权，从法理上讲国家行政机关无权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剥夺公民物权。“赔偿损失”只能由法院决定，行政机关无权裁决，也无权责令。

综上所述，对违反《档案法》行为的制裁，只适用《行政处罚法》中所规定的处罚种类。除此之外，如行政处分、责令赔偿损失等手段严格来讲都是非法的。

三、法律责任应该明确承担责任的主体

承担《档案法》中法律责任的主体，是国家档案管理事务中违法的行政相对人。行政相对人有两种，一是法人，即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二是自然人，即公民个人。在何种情况下应该由法人或者由自然人承担法律责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档案法》中规定除了“擅自出卖档案或者转让档案的”；“倒卖档案牟利或者将档案卖给、赠送给外国人的”两种违法行为是由“企事业组织或者个人”承担法律责任之外，其余各项违法行为都是由“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也就是公民个人承担法律责任。这里显然有商榷的余地。

在档案管理事务中，公民个人在履行职务活动中的违法行为，除本人应承担纪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之外，赋予其职权的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也应该承担行政责任。在《档案法》中所认定的违法行为：“不按规定归档或者不按期移交档案的”，或者“明知所保存的档案面临危险而不采取措施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档案损失的”，可能有多种原因，并不一定完全是档案工作人员的责任，但都是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在管理上的失职，是国家机关、社会组织自身未能认真履行《档案法》所规定的义务所致。因此，首先应该承担法律责任的是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本身，而不是这些组织“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上述组织承担法律责任之后，是否追究、追究何人的纪律或刑事责任，则不是《档案法》所应该关注的重点。

第12篇

(一)法律责任概述

1.“责任”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有双重含义:一是分内应做的事;二是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而应承担的过失。前者表示积极方面,具有肯定性;后者则表示消极方面,具有否定性。两者也是相互联系的。哈特认为,责任至少应当包括:(1)角色责任;(2)因果责任;(3)应负责任;(4)能力责任。也就是说,责任范围是很大的。法律责任是由特定法律事实所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赔偿、补偿或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亦即由于违反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第二性义务。这种传统的法律责任概念只强调了责任的消极后果,使得“有限责任”、“证明责任”和责任制之“责任”等概念无法解释。经济法学者却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提出要考虑责任的积极功能,扩张责任的含义,如: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责任的含义包括:角色责任、能力责任、公共责任、财产责任、组织责任、道德责任。

2.法律责任是指因违反了法定义务或契约义务,或不当行使法律权利、权力所产生的,由行为人承担的不利后果。法律责任的特点在于:(1)法律责任首先表示一种因违反法律上的义务(包括违约等)关系而形成的责任关系,它是以法律义务的存在为前提的;(2)法律责任还表示为一种责任方式,即承担不利后果;(3)法律责任具有内在逻辑性,即存在前因与后果的逻辑关系;(4)法律责任的追究是由国家强制力实施或者潜在保证的。

3.根据违法行为所违反的法律的性质,可以把法律责任分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违宪责任和国家赔偿责任。

(1)民事责任是民事主体因违反民事义务所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它主要是一种民事救济手段,旨在使受害人,被侵犯的权益得以恢复。

(2)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因其犯罪行为所必须承受的,由司法机关代表国家所确定的否定性法律后果。

(3)行政责任是指因违反行政法规定或因行政法规定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4)违宪责任是指由于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某种法律和法规、规章,或有关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或公民从事了与宪法规定相抵触的活动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5)国家赔偿责任是指在国家机关行使公权力时由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所引起的由国家作为承担主体的赔偿责任。

(二)对现有法律责任的分析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门;另一种说法是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国际法,经济法,环境法,军事法这部门法。那么,是否每一个法律部门都应该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呢?我们是否需要在现有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基础上增加经济法责任、社会法责任或者环境法律责任呢?首先,违法经济法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并且,这种责任是具有独立性的。目前,关于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主要观点分为三类,即固有与援引说,综合责任说和彻底独立性说。经济法的责任形式我认为不应该是民法、刑法、行政法法律责任形式的简单综合,但是,仅基于此就设立一个经济法法律责任,这种观点是否妥当呢?这是令笔者感到疑惑的。

其次,我认为,将法律责任划分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是出于对违法行为或者不合法行为进行纠正时法律所代表的主体以及其法益目标两者进行衡量而产生的:民事责任是法律站在平等主体之间的立场上,其法益目标是维护公平、平等,因此大多为补偿性措施,比如恢复原状、赔偿损失、道歉等等;刑事责任我认为是法律以国家的名义,在强制力的保障下,法益目标是对公正、正义的追求,通过惩罚犯罪而达到预防犯罪,所以大多是惩罚性手段,比如罚金、有期徒刑等等;行政责任则是政府机关行使职权的行为,目的是政府管理职能的实现,所以一般是吊销营业执照、查封等行政行为。而经济法的法益目标是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所代表的经济法主体是生产和再生产领域的消费者、经营者和管理者。

第三,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往往不是单一的,在接受刑事责任的惩罚的同时,还要承担民事上的赔偿责任,如交通肇事逃逸的法律后果。因此,违反经济法后,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应该是包括刑事、民事、行政责任在内的综合性责任。新晨

二、经济法的法律责任必然存在

(一)经济法律责任的学界观点

国内学者对经济法责任的认识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其含义大致有法律后果说、应付代价说、强制义务说、义务后果双重说、后果义务措施说等。

第13篇

关键词：校园侵权 法律治理 法律责任

青少年学生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然而，近年来频发的校园侵权事件不仅对学生的生命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还给家庭、学校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对校园侵权法律治理进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校园侵权内涵的界定

关于校园侵权的内涵，国内外学者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出发做出了不同的界定。本文将校园侵权界定为：行为人故意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组织的校外活动中，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内，实施损害或可能损害教育法律关系主体人身或财产的违法行为。

二、校园侵权类型之法律关系与法律责任

总而言之，校园侵权大致可以分为刑事性质、民事性质和行政性质三种类型。

1.刑事性质的校园侵权之法律关系与法律责任。所谓的刑事性质校园侵权，是指行为人在校园内实施具有暴力内容且对社会具有危害性的行为，根据法律规定，该行为应当受到刑事处罚。刑事法律关系是指发生在受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关系，若作法律推定，该关系主体是受害人和实施犯罪行为、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教育法律关系主体，包括教师、学生和自然人。

2.民事性质的校园侵权之法律关系与法律责任。民事性质校园侵权是指在负有管理责任的校园内或在校方组织的校内教育教学或校外活动中，行为人实施的具有暴力性质并对他人造成损害结果的民事侵权行为，该行为往往发生在学生之间或学生与教师之间。

3.行政性质的校园侵权之法律关系与法律责任。根据《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42条规定，教师用暴力手段惩罚学生，由学校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由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罚；造成恶劣影响的，对其教师资格予以撤销。所以，暴力体罚学生的教师应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

三、校园侵权行为的治理体系构建

依法对校园侵权进行治理，有利于建立健全教育法制，校园侵权行为的治理体系构建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1.制定校园侵权专项立法，构建预防体系。校园侵权综合反映了学生、学校、家庭和社会之间存在的问题，必须构建校园侵权治理体系，对相关责任人法律责任予以界定，完善法律程序与法律救济制度，校园侵权问题才能得到切实解决，从而预防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

2.对法律保护条款进行细化，并体现在学校的常规管理当中。加强法律、法规中关于学生人格尊严等相关保护条款的建设，对侵犯学生人格权的行为制定严格的教育法律责任。此外学校还要转变教育观念，加强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和教师的职业道德建设，对有不良行为的学生加强督导和管理，关注师生的心理健康，为他们提供心理咨询和指导。

3.各部门齐抓共管，建立健全校园侵权法律救助制度。加快建立教育行政法律救济制度，制定关于校园侵权的教育行政申诉条例或办法，细化申诉程序，并发挥教育行政复议作用。将不规范行使教育公权力而导致产生的具有行政性质的校园侵权行为纳入到行政诉讼范畴。从司法上强化对校园侵权的预防，加大惩罚力度，利用司法威慑作用减少或避免校园侵权的发生率。

综上所述，校园侵权事件目前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学生的安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教育教学体制中出现了各种新问题，使校园侵权具有了新特点，从而导致现有的教育法律、法规并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需要加强对教育法制的建设，建立健全校园侵权法律治理体系，使学生拥有一个安全、稳定、和谐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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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篇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lated legal regulations of Labor Law， Labor Contract Law and Regulations on Worker's Compensation Insurance，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still have the identity of students not workers in the internship. Then， who is responsible for their hurt in internship？ How should the students protect their rights？ Many students select to bear themselves through the survey. This article analyses and discusses the legal liability of post practice hurt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hopes to provide legal help for the rights of student.

关键词： 高职学生;实习伤害;法律责任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practice hurt;legal liability

中图分类号：G9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5）04-0314-02

0 引言

高职院校多以“就业即上岗，上岗即顶岗”，“与就业零距离”等口号作为提高自身竞争力的标语，这就造成很多高职院校学生在大三时几乎全部下企业实习，虽然为学生将来走向市场提供了良好的实践机会，提高了学生的操作能力，但同时也给学生带来了各种风险，尤其是人身伤害的发生率逐年上升。由于目前我国法律滞后，造成伤害学生救济无门。本文根据实习学生可能受到的伤害种类及法律责任的承担略加分析，以期为伤害学生提供法律帮助。

1 顶岗实习学生伤害的种类

1.1 顶岗实习上下班途中遇到的交通事故伤害 顶岗实习上下班途中遇到的交通事故伤害，实行过错责任，根据事故发生时各方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种伤害等同于一般的交通事故伤害，事故发生后，首先选择报警，由交警勘验现场作出事故认定书，根据事故认定书确认的责任，各自承担。同时，如果学生的和实习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则该事故同时可以认定为工伤事故。

1.2 顶岗实习工作中受到的伤害 实习中受到的伤害，主要指工作期间受到机器挤压伤、砸伤、擦伤，甚至摔伤、跌伤等意外伤害。由于目前高职学生从事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劳动，直接操作机器设备，所以，这类伤害是最常见发生频次最多的伤害。例如，2012年5月，某高职校学生刘某在苏州鼎盛模具厂实训，工作中，由于操作不当，不幸被左手臂自肘关节以下被机器绞伤，整个左手被绞碎，只能截肢。

1.3 顶岗实习下班后受到的伤害 下班后受到的伤害，主要指在实习单位提供的宿舍里受到来自于外力的伤害，比如暴力冲突，宿舍的设施隐患造成的伤害等。例如，2013年6月，河南省商丘某高职学生服装设计班同学在苏州直某服装厂实习，下班后，学生在服装厂提供的宿舍洗澡，一女生在洗澡时因燃气热水器漏气造成煤气中毒死亡。

以上伤亡事故是根据实习过程中不同时间段来划分的，由于时间段不同，适用法律不同，责任主体也不同。

2 顶岗实习学生伤害的法律责任

2.1 实习单位的法律责任

2.1.1 实习学生在工作中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实习单位应当对该损害承担侵权民事责任。如果实习单位没有尽到安全教育、危险警示或安全保护等方面的义务，致使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受到人身伤害，则实习单位具有过失。

2.1.2 实习学生如果在下班后，回到实习单位提供的宿舍发生了伤害事故，应根据不同情况由不同主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由于实习单位提供的宿舍设施存在安全隐患造成了学生的伤害，首先，应该由实习单位根据推定过错责任，承担全部的赔偿义务，然后，可以根据过错责任予以追偿。比如，实习学生下班后在单位提供的宿舍洗澡，由于煤气泄漏导致中毒死亡，这种情况下，首先要由实习单位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然后，如果鉴定下来是燃气热水器的质量问题，实习单位可以向热水器的生产商和销售商承担赔偿责任。如果热水器已经超过质保期或自然老化，由于实习单位怠于检查造成的伤亡事故，只能由实习单位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2.2 学校的法律责任

2.2.1 学生在实习期间发生的事故，原则上可以根据学校和实习单位之间的实习协议，承担各自的法律责任，但如果实习协议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根据过错责任原则，学校可以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对于实习学生的人身损害，学校需要承担相应的过错侵权责任。对于学生的实习来说，作为学生在校课堂学校内容的延伸，通常情况下，这是学校教学工作安排的一项具体内容，在实习单位实习期间，实习生的身份依然是在校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需要对学生承担管理责任和保护的义务。

2.2.2 对于受害学生，实习单位和学校需要承担不真正的连带责任，通常情况下，学校需要对受害学生承担侵权法上的补充责任。所谓不真正连带责任是指，针对不同发生原因，多个侵权行为人偶然产生的同一赔偿内容的数个责任，各负全部赔偿义务，并因其中一个侵权责任人之履行而使全部赔偿均归于消灭的责任。侵权法上的补充责任是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指多个行为人基于各自不同的发生原因而产生同一给付内容的数个责任，造成损害的直接责任人应首先承担责任，承担补充责任的责任人在直接责任人不能赔偿、赔偿不足或者下落不明的情况下承担责任。

2.3 第三人的法律责任

第三人的法律责任，主要指实习学生在工作期间或上下班途中或下班后，由于第三人的侵害而造成的身体伤害。一种情况是在上班期间由第三人引发的伤害，这种伤害，只能根据侵权责任法，由侵权人承担相应的赔偿义务。比如，上班期间，实习学生因不服从管理或其他个人原因和工友发生争执，进而引发身体伤害，这种伤害，只能由侵权人自己承担，与实习单位和学校都无关。第二种情况是上下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伤害，因为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款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发生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但由于实习学生身份的特殊性，目前法律不认为是合格的劳动者，所以，不能认定为工伤，而只能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等，根据过错责任，由肇事方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3 顶岗实习学生伤害救济建议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的不断明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推动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对于职业院校来说，按照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和教学计划，组织在校学生到企业等用人单位进行教学实习和顶岗实习逐渐成为一种制度，通常情况下，这是职业院校专业教学的重要内容。但是，在实习过程中，由于实习学生缺乏工作经验和风险防范意识，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学生在实习期间容易受到人身损害，并且在规范层面，由于对实习生的人身损害问题缺乏明确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在实习期间实习学生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充分的保障。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派出实习生的学校和接受实习生的单位来说，通常情况下，需要对包括学生在实习期间的安全保障、投保义务及损害赔偿责任等实习事项事先作出明确的约定。这样，一来可以对责任进行明确，二来可以促使实习单位将风险通过保险向社会转移，三来对事故的发生进行抑制。同时，对于此类问题，希望相关立法机关能够尽早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此类纠纷，在规范层面提供相应的依据。其中，将实习生的人身损害纳入到工伤保险体制中，目前这是一种比较好的办法，一方面可以减少学校和实习单位的压力，另一方面切实保护广大实习学生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杨立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释解与司法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250.

[2]吴亚东，冯金丽.高职学生校外实习人身伤害法律责任探析[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2（5）：59.

[3]罗芳香.大学生实习期间人身伤害事故责任划分的分析[J].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2）：7.

[4]吴猛.高职学生校外顶岗实习人身伤害法律责任辨析[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09（1）：18.

第15篇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二)变更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由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释义】 本条是关于对申请人不执行行政复议决定,行政机关应采取措施保证履行的规定。

    行政复议决定维护原具体行政行为的,申请人应当履行原决定的义务性内容;变更的需要履行变更部分或未变更的原决定。撤销或确认违法以及责令重作具体行政行为的因不涉及到申请人的义务,不存在申请人应当为一定行为、履行义务的问题。

    申请人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义务同样适用于第三人。

    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行政复议决定是具体行政行为,因此应当受到审判机关的监督,所以申请人包括第三人,认为复议决定违反法律规定或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无论行政复议决定是维持、变更还是撤销等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是公民、法人的基本权利的具体体现。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提起诉讼的期限一般为十五日。

    行政复议决定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允许申请人等提起诉讼仍然是一种行政救济性的程序,也就是当事人可以提出异议,寻求法院依法保护的过程。复议决定在未被依法撤销之前始终具有效力,申请人必须履行。

    申请人如果不能自动履行复议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两种方式强制其履行。

    第一种方式是由行政机关强制申请人执行,采用这种办法是依照各项具体的法律规定进行的。《外国人出入境管理法》规定:“处罚由公安机关执行”;治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定,执行由公安机关施行。兵役法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可以强制应服兵役有法律规定未服兵役者履行兵役义务;《公路法》第八十二条规定交通主管部门可以按规定拆除违法建筑、设施;《水污染防治法》则规定县级以上政府可以经批准关闭企业。这类规定都是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执行的依据。这种由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法律规定是较少的。

    第二种方式是由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是我国目前强制执行的基本制度。人民法院收到申请后,要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有关规定进行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依法强制执行,以维护行政管理秩序;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则驳回申请。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在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期限内申请人没有提起诉讼,即申请人放弃就行政复议决定申请救济的权利。如果在申请人并未丧失起诉权之前即由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一旦由申请人提起诉讼并进入法定程序,则会给法院和行政机关的工作造成不必要的影响。

    不论采用哪一种执行方式,具体执行的行政机关要根据复议决定的结果来确定。如果是维护了原具体行政行为,就要由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即被申请人来强制执行或申请强制执行。如果复议决定变更了原具体行政行为,即使是部分变更,也要由复议机关来依法强制执行或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以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六章 法律责任本章是关于违反行政复议法的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的规定。

    法律责任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实施违法行为所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即因违法行为而在法律上受到的相应制裁。法律责任是一种强制性的责任,是由国家强制力来保障实施的,是违法者所必须承担的。确定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是法律规范区别于道德规范、政策文件等其他行政规范的重要特征,对于维护法律尊严,教育违法者和广大公民遵守法律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责任是行政法律、法规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有重要的地位。任何一项完整的行政法律规范,都应当包括适用条件、行为模式以及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模式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样三个要素。其中法律责任的规定是体现法律规范的国家强制力的核心部分。如果在一部法律中缺乏法律责任的规定,就难以有效地保证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实现,从而使之形同虚设。因此,在法律、法规、规章中,根据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特点,正确、合理地选择、规定法律责任的条款,对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具有非常重要的法律意义和社会意义。

    法律责任从性质上说可分为三种:行政责任(包括行政处分和行政处罚)、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其具体承担方式,又可分为人身责任、财产责任、行为责任等。采取何种法律责任形式,应当根据法律所调整、违法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的性质、特点以及违法行为的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