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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典散文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与古诗一样在古代文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历史上也涌现出很多大散文家,汉代的杨雄、司马迁、张衡、贾谊,魏晋南北朝的建安七子、陶渊明以及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等等,这些人在古代散文上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早在秦汉时期散文就开始形成了,并产生叙事以及议论两种形式。到南北朝时期散文得到进一步发展,哲理政论等等形式的散文体层出不穷,散文家也是数不胜数。唐宋年间散文到了一个更加繁荣的时代,在这个时期描写景物进而来表现作者内心世界的散文作品有很多,比如大家熟知的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柳宗元的《小石城山记》等等。到了明朝,又出现了市井民众所喜爱的适情作品。我们现代的散文都是以古代的散文为基础发展而来的,虽然格式上没有以前没那么严格,但是,在散文的形式上大都和古代散文相似。现代的散文依旧和古代散文一样语言优美、意境深邃、情感至真。现代散文有时为了读得更加流畅也会力求押韵,这都是古代散文对现代散文的影响。现代 文是古代散文的发展和继承,摒去了格式的枷锁,继承了其优美的语言和特有的表达方式,最终形成现在的散文。
二、古典小说对现代小说的深远影响
在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影响的几个表现中,古典小说对现代小说的影响是最明显的。诸如鲁迅将《儒林外史》这部作品的讽刺艺术应用到自己的小说中,可以说时时可见。在《故事新编》这部小说中,鲁迅应用了大量的历史传说,以及古代神话,也就对古典小说因素的借鉴。同时,鲁迅的小说还有一个行文简洁的特点,这也是对传神写意的良好借鉴。在鲁迅之后,便出现了诸如郁达夫、孙犁等抒情小说家。这些抒情小说作品在对传统诗歌抒情特点继承的基础上,更具有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和思想。出自郁达夫之手的小说《采石矶》,引用了大量的中国古诗词,同时还有《迟桂花》等非常注重营造良好的意境。此外,还有一批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小说家,他们通常更加注重小说的故事,不论是小说结构,还是小说语言,甚至是小说的表现方式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古典小说的结构、语言,以及方式等。诸如出自赵树理之手的《登记》以及《小二黑结婚》等都对白描手法进行了集中的应用,对于小说故事性的特别强调,而且还在道具运用等方面对古典小说进行了一定的借鉴,这样的白描方法与话本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有着相似性。在我国的现代文学中,还有一个分支就是章回小说。章回小说通常采用古典小说中的结构形式与叙事方法,诸如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李涵秋的《广陵潮》以及不肖生的《近代狭义英雄传》等等。
三、古典戏剧对现代话剧的深远影响
与前面叙述的诗歌、散文以及小说相比较,现代话剧与古典戏剧之间的联系并不是非常密切,但是千丝万缕的关系还是存在的,古典戏剧对现代话剧的深远影响还是得到了充分体现的。我国现代从事于戏剧舞蹈创作的优秀剧作家大都非常重视古典戏剧创作的经验,吸取古典戏剧的精华。诸如的《雷雨》,整个戏剧的情节非常符合大众的胃口,曲折的情节迎合了观众的欣赏习惯,尤其是大众对于故事性情节的欣赏习惯。整个剧目通过对戏剧冲突进行全面精心的安排,将整个故事情节一步一步地推向了剧目的阶段,广大观众的心弦被紧紧地扣住了。与此同时,我国的古典戏剧在情景交融方面有着独一无二的特色,对于词句的写作更是备加注意。在戏剧中的诗词,通常都是抒情诗,意蕴深厚。而在我国的现代话剧中往往正是缺乏这样的诗意浓厚的作品,诸如郭沫若的《屈原》,的《家》等。在我国的时期,出现的新歌剧同样也对古典戏剧的一些特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继承与发展,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白毛女》,曲折变化的戏剧情节,可读性强的故事,同时在整个剧目的结构上更是对古典戏剧的写意方法进行了全面充分的运用,此外在音乐的形式方面,也在很多情节中与民歌、戏曲的一些素材结合在一起,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的创新。在延安进行旧剧改革时期,曾经涌现出了《逼上梁山》等著名的新编历史剧,这些剧目均是古典戏剧的演变与发展,是现代戏剧家对古典戏剧的创新与改革。
四、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内容上的深远影响
我国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的影响除了体现在以上四个方面以外,还有就是主题内容上的影响。我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中,在主题内容方面也对现代文学造成了很深的影响。诸如爱国主义是我国古典文学经常表现出来的突出主题,其对现代文学的影响非常大。再如我国著名文学家鲁迅、闻一多,以及郭沫若等的作品,都将前辈的爱国主义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诸多内容反映了人民生活的实际苦难,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诸如艾青和鲁迅的作品,都对《诗经》中的风雅进行了一定的借鉴,同时还有《诗经》中体现出的现实主义传统也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借鉴与应用。《诗经》通过现实主义传统将下层人民群众的辛苦劳作,以及百姓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等充分地反映出来,表达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阿Q正传》作为鲁迅的代表作品,以及《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作为艾青的代表作品,都将现实主义体现出来,表达出下层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以及对政府救治的渴望。
但是,庆历以后,文风丕变,流行五百年的《文选》的影响,呈式微之势。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呼‘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于此可见宋代文坛风尚的变迁。
庆历前后文学趣味的转向表明,一个时期以为雅的东西,到另一时期则可能走向它的反面。虽然《文选》曾经是、现在仍是最高典范,但它毕竟已被文人用得“烂熟”了。任何一种风尚,一旦至于烂熟,必归于俗,必遭厌弃。否弃《文选》,是符合美学上所讲“陌生化”理论的。
而否弃《文选》之所以发生在庆历以后,其原因在于,宋代文学经历了七八十年的发展,随着宋代文人时代感与文学自信的进一步加强,随着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等当代典范的树立,宋代文人已不屑于步唐人之后尘,而以学《文选》为陈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并且,这些文章巨公周围,已然生出大批追随者,成长为具有转移风气意义的文学群体。因此,必然产生文学的代际,从而与前朝文学取向拉开距离。
带头唱响《文选》时代挽歌的,正是后来成为宋代文学巨擘的苏轼。苏轼对待《文选》的态度具有典型性。他几乎凌驾于这部被前人极力推崇的文学经典之上,敢于批评其不足。在他眼里,这部书不仅没有因数百年被推崇而增加些许神秘感,反而彻底揭开了其被唐人及宋初文人膜拜的面纱。“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又说“齐梁文章衰陋,而萧统尤为卑弱”。苏轼这种平章古今、睥睨《文选》的姿态,标志着宋代新文学的成熟和新的文学审美标准的形成。
宋诗之所以在整体上能够走出以《文选》为祈向的古典时代,还在于宋代文人切入生活之深。他们太熟悉这个时代,在他们笔下,平凡与不平凡,平淡与不平淡,雅与俗,都随缘自然,在在共存。它们洗净了六朝的绮靡,选择了素朴淡雅的主导风尚。
1古典文学作品为传统医学提供传播载体
上古之人,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的认识,还没有形成理性意识,文化呈现原始综合态势,这种态势成为古代孕育各门知识最初的摇篮,中国传统医学与古典文学的融通关系就是在这种原始态势的影响下孕育起来的。当传统医学还没有从原始综合文化体分离出之前,最早的文学样式民歌、民谣,就已经成为医学的重要文字传播载体。成书于西周到春秋中期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可谓是一部以诗传医的早期佳作。《诗经》汇有诗歌305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的社会生活,也较广泛地记录了阴阳、五行、脏腑、疾病、药物、治疗、保健等医学内容。《诗经》记录各种花草约有149种,可以作为药物的约60种,如芣苢,即车前子;蝱,即贝母。其中木本药物约20种,如桐、柏、梨、槐等;虫类药物约90种,如蟾蜍、虿(全蝎)、蛇等。《诗经》对疾病也有了广泛的认识和记录。如《国风•卷脉唯从肉上行,如循榆荚似毛轻,三秋得命知无恙,久病逢之却可惊”[2],短短四句把浮脉的脉位、脉象、临床意义表述得很清晰。采用歌赋体裁用以解说中医药知识,使诗歌和医理互融,于是枯燥的医学知识变得容易理解和掌握。历史上许多医学古籍本身就是有重要文学价值的作品。当我们阅读这些中医古籍时,体验到的是林间漫步的怡然,以及与智慧和自然对话的深邃。譬如现存中国古代第一部经典医著《黄帝内经》就是以对话文学为体裁编撰的,其开篇“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故能形与神俱,而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用古典文学浪漫主义手法陈述了传统医学天人感应,阴阳合一的医道。
2古典文学作品蕴涵传统医学知识
自《诗经》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中涉医内容丰富,几乎涉及中医药各方面的知识。举凡疾病诊疗、中草药知识、针灸,乃至气功、养生之道等等,无一不在古代文学中得到充分的描写。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文人大多通晓医道,有些人还亲身从事过医药实践。由于具备医药的知识背景和人生经历,因此他们创作的作品中的医药内容,往往有科学或经验的依据,真实可信。先秦时期《左传》、《庄子》、《吕氏春秋》等书都可见到不少医药寓言故事。在《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醒世姻缘传》、《老残游记》等名著中所包含的丰富的医学思想更是举世罕见。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曾多次借用书中人物之口,描写了刘备的痢疾,姜维的心绞痛,司马昭的中风,曹操的头疼等等。文学对医学知识的灵活运用,反映出不同时期医学思想在市井的普及情况,也使得文学作品更加再现了生活的真实性。小说《镜花缘》写了17个医方,或为作者李汝珍所自拟,或为民间验方,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清代医家陆以湉《冷庐杂识》[3]尝谓:“《镜花缘》说部征引浩博,所载单方,以之治病辄效。”有人作过统计[4],《红楼梦》涉及疾病114种,方剂45个,药物约120种,书中用大量笔墨描述了弱不禁风的林黛玉的病情和诊断过程,“两弯似蹙非蹙柳叶眉,一双似情非情含情目”的林妹妹在中医看来就是肺肾阴虚。这些有关疾病医疗的描写,不仅从一个侧面着实形象地反映了黛玉的性格和命运,也生动阐述了大量的医理,推动着性格与情节的发展。有的情节甚至直接表达出了作者的医学观点和见解。书中八十三回描述了贾府保健医生王太医给林黛玉的诊疗过程:“六脉弦迟,素由积郁。左寸无力,心气已衰。关脉独洪,肝邪偏旺。木气不能疏达,势必上侵脾土,饮食无味,甚至胜所不胜,肺金定受其殃。”一部《红楼梦》就有如此丰富的医药内容,由一斑而窥全豹,可见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医学知识之宏富了。传统医药素材丰富了古典文学的内涵,为古典文学注入了活力,提升了古典文学的社会价值,成为传统医学与古典文学融织的结晶。与此同时,中国古典文学所反映的丰富的医学素材,实质也反映出现实生活中传统医学的丰富内容,可以看到传统医学对人们防病治病、养生保健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兴盛所做出的贡献。同时也体现了传统医学广泛地浸透到不同时代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想、心理、行为和风尚。
3传统医学作品承载文化内涵
在中国古代,文学是医学的基础,是习医者必备的文化素养,历代名医无不运用文学来编纂和撰著,以阐明医理。中医学很多宝藏,都保存在历代文献里,通过书面语言保留下来。医学家没有一定的文学水平便不能很好地把它继承下来,更谈不到整理、提高、发扬。可以说凡医学之有成者,无不娴熟于文学,只有这样才能够通过优美的文字语言,促进医学的发展。中医家历来将文、史、哲作为治学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是很难深刻领悟医道的。清代医家陆以湉[5]说:“医非博物不能治疑难之症。”明代李梃在《医学入门•习医规格》写道:“盖医出于儒”,正说明文学为医学家构筑文化底蕴,文学可以帮助医学家加深对“人”的体验,对人的社会性的认识。医儒不分,由儒而医,是中国古代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纵观中医发展史上,不少著名医家是从饱读经书的秀才走上医学道路的,在中医史上,医学家兼通医学与文学是十分普遍的事情,而集医、文、史、哲之大成者,不乏其人,如被称为“中医针灸学之祖”的魏晋著名学者皇甫谧,在文史方面很有成就,写有《帝王世纪》、《高士传》等文史著作,后因病中年瘫痪,愤而学医,所撰《针灸甲乙经》成为针灸学奠基作之一。在这样一部医学巨著里,我们可以窥视到他的哲学观点,他在《针灸甲乙经•精神五脏论》[6]中指出:“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也。”体现了气是构成万物生命的根源这一哲学观点。东晋著名医学家葛洪精通文学和哲学,他的文学代表作古记小说集《西京杂记》被鲁迅先生称为“意绪秀异,文笔客观”。而他的著名理论著作《抱朴子》是研究我国晋代以前道教史及思想史的宝贵材料,这部著作不仅论述了神仙、炼丹、符箓等道家思想,其中如《抱朴子内篇•仙药》中对许多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习性、主要产地、入药部分及治病作用等,均作了详细的记载和说明,对我国后世医药学的发展更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北宋范仲淹倡导“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人生理想,曾对一部分文人的人生观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事实上有不少文人学士皆通医道。如白居易、苏轼、司马光、沈括、陆游、元好问、蒲松龄、刘鹗等文学家虽不以医名世,他们皆有关于医学的论作。以博学和才情著称的苏轼,就曾写有《人参》[8]一诗:“上党天下脊,辽东真井底。玄泉倾海腴,白露洒天醴。灵苗此孕毓,肩股或具体。移根到罗浮,越水灌清泚。地殊风雨隔,臭味终祖祢。青桠缀紫萼,圆实堕红米。穷年生意足,黄土手自启。上药无炮制,龁齧尽根柢。开心定魂魄,忧恚何足洗?糜身辅吾生,既食首重稽。”诗中生动地描绘了它的形态、特性,介绍其服法和功用。文、医皆通的东坡居士,将诗兴与学识及人生感悟熔为一炉。文学家把在文学中关注生命,崇尚生命的思想转向对医学思想的审视。医学家通过文学艺术来体验病痛、孤寂和疾病的可怕,通过文学作品了解诸如人们抵抗病痛时个人和社会的反应,了解不同的人以及他们在不同的背景下的心理、思想和情绪,从而加深对人的认识。可以说古典文学奠定了医学家坚实的生活基础,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储备,使得传统的医学著作有不少都具有相当高的文学性。
关键词:《诗经》;文化精神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国家。诗歌是中国文学中产生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学好诗歌,可以从中获得美的感受,领会中华文化的精髓。
作为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人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可以这样说,《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多角度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掘的文化内容,都承载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是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对于《诗经》,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在漫长的古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诗经》始终处于主导的地位,是我国古典文学遗产的主体。其次,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含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一、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考古发掘证实,早在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便已开始了农业生产活动。到了周代,农业已成为周人的主要生产方式和主要的社会生活内容,几乎所有人都与农业生产发生直接关系,许多政治、宗教等活动也都围绕农业而展开。
创作来源于生活,因此可以这样说,《诗经》中所有的诗都是农业社会的产物,都反映了农业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无论从题材、从道德观念到审美情趣都带有农业文化的性质。《诗经》中有关农业生活诗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们不仅艺术地再现了农业生活中人们勤劳朴实的性格,淳厚平和的民风,而且在表现技巧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二、浓厚的宗族伦理情味和宗国情感
翻开《诗经》,除了感受到它的乡土情蕴之外,另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充溢于其中的浓厚的宗族伦理情味和宗国情感。在祭祖诗中,诗人把他们的祖先奉为神明,祈求祖先神保护自己的部族事业昌盛,人丁兴旺。
在中国文学史上,《诗经》是最具有伦理情味的诗歌艺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产生它的周代是一个具有浓厚的宗族意识的农业社会。自原始社会以来形成的宗族血缘关系,在周人的农业文化生活中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变成一套由家庭宗族推而广之的宗法制国家的结构模式,并由此形成一套更完善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制度,并赋予它一种理论形式。宗族观念既是周人最重要的伦理道德观念,也是最重要的政治观念。同时,它已经转化为周人最为真挚的社会情感,它植根于故土,情牵于亲人,继而升华为爱国之情,这已经成为贯穿作品的中心主题之一。它或隐或现,或明或暗,或深沉或热烈,或委曲或直接地出现于《诗经》的大部分作品中,从而使《诗经》的抒情诗中处处充溢着伦理亲情,充盈着爱心。
人们把自己的生活理想寄托于和妻子的相亲相爱,对父母的教敬、对兄弟的关心、对朋友的忠信,乃至对宗族的依恋和对国家的忠诚。同样,也正因为有了这样一颗崇高的爱心,才使诗人更加痛苦于亲人的离别、朋友的失信、宗族的破败和国家的灭亡。
三、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世界上每个民族的文学创作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与西方文学相比较,如果说古希腊最发达的是史诗和戏剧,那么中国就是一个抒情诗最发达的国家。诗被中国人视为最崇高又最普通的艺术形式,也是人们抒发个人情感的最好的艺术工具。所以,诗歌一直秉承的是以人为本的艺术创作理念。
人本来就是文化的主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都是人的创造。创作的灵感总是来源于生活,因此文学作品丰富的内容必须以人为中心加以表现,这应该是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基本特征。
江苏省东海县西双湖中学222300
【摘要】《诗经》的语言艺术特色,基本体裁为四言诗;名词动词具象化;形容词摹声摹形;重章复唱的章法;重复中表现节奏;押韵形成诗歌节奏的音乐美;单音词表达多样化。
关键词 《诗经》、语言、特色
我国古典文学历史悠久,诗词曲赋,各领。《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收录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近五百年间三百零五篇诗歌。分成《风》《雅》《颂》三类。初三课文《蒹葭》选自《诗经》《秦风》。它是诗经中最优秀的篇目之一,反映出《诗经》很多方面的艺术特点,尤其在语言方面更具代表性。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深秋的季节,芦苇丛中,雾气茫茫,一个男子想追寻所爱的人,痴迷中看到“所谓伊人”一会立在水中央,一会立在水中坻,一会立在水中沚,若隐若现,似有似无,无限惆怅而产生幻觉。这首诗在语言方面表现了《诗经》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基本体裁为四言诗
人们熟悉的《诗经》篇目中绝大多数为二节拍的四言诗,带有很强的节奏感。如《蒹葭》全诗三章,每一章只有最后一句是五言,其余每句都是四言。再如《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还有《氓》《六月》《静女》等名篇都是二节拍四言诗。也有间杂多言的,如《伐檀》、《木瓜》《七月》等,但这些篇目仍然是四言为主体。四言诗构成了《诗经》的基本体裁。它们都是文风朴素,语言简洁,比兴巧妙,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
2.名词动词具象化
《诗经》中所用名词动词的最大特征是它的具象化。它使诗的语言简洁生动且具有形象性,大大加强了语言的艺术效果。《蒹葭》中“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洄从之,道阻且右”让人们想象出小伙子要想与“伊人”相见,不论是逆流而上还是顺流而下总是困难重重,仿佛让人看到了如下场景:小伙子在芦苇丛中一会儿跑向水的上游,一会儿跑向水的下游,道路险阻漫长,地势高难攀登,而且还要绕很多的弯路,总是不能与心爱的姑娘相会,使读者产生了深深的同情。
3.形容词摹声摹形
《诗经》擅长运用重言或双声叠韵词来摹声摹形,这一类形容词的使用量特别大。如《蒹葭》里“苍苍”、“萋萋”、“采采”。其他篇目里重言如夭夭、灼灼、霏霏、肃肃、翘翘、晰晰等,双声如参差、黾勉、踟躇等,叠韵如辗转、窈窕、崔嵬、逍遥等;再如,《伐木》里的“伐木丁丁,鸟鸣嘤嘤”、《鼓钟》里的“鼓钟锵锵,淮水汤汤”、《江汉》里“江汉浮浮,武夫滔滔”等。这些重言和双声叠韵的形容词,具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用它们来描摹事物的声音与形貌,收到了非常好的艺术效果。
4.重章复唱的章法
重章复唱是短章民歌常用的形式,这种形式使《诗经》中形成了一些套语,这种套语不但是为了方便记忆,同时也是语言运用的一种技巧和表达主题的一种手段。如《蒹葭》里“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这一样式的最初形成是为了便于歌唱、记忆和传诵。在《诗经》的305篇中,占了一半以上。在复唱中不断地使用一个调子甚或是相同的句式,有时只要换一两个词语。这也形成了《诗经》篇章结构和语言上的一大特色。
5.重复中表现节奏
《诗经》里的句子回环重复,形成节奏,易于唱和,给人一种美的享受,使人感到亲切,愉快。如《蒹葭》里“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关雎》一诗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窈窕淑女,寤寐求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在这种交替重复中,表现出很强的节奏感,与人的感官产生共鸣共振,给人带来愉快与美的享受。
6.押韵形成诗歌节奏的音乐美
《诗经》的押韵为后世诗歌的韵律形式奠定了基础。让学生掌握好押韵,也是理解古典诗歌音乐美的重要一步。押韵是字音中韵母部分的重复。按照规律在一定的位置上重复出现同一韵母,就形成韵脚产生节奏。这种节奏可以把涣散的声音组织成一个整体,让人读前一句时预想到后一句,读后一句时回想起前一句。《诗经》最常用的押韵方式是隔句押韵,一般是押偶句韵,也有句句押韵的。《蒹葭》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霜”“方”押韵。《硕鼠》中“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鼠、黍、女、顾”押韵。读来犹如乐曲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音,整首乐曲可以由它贯穿起来。从此也可以看出《诗经》的语言形式服从于音乐美的要求。
7.单音词表达多样化
A.记录孟子言行的儒家著作《孟子》,常于从容谈论之间引喻取比,意思精到,“揠苗助长”的故事尤为生动,广为后人传诵。
B.《韩非子》为先秦法家的代表著作,书中保存了不少寓言故事作为论证材料,形象生动,趣味浓厚,如“守株待兔”“滥竽充数”“刻舟求剑”等都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C.我国地理学名著《山海经》,因其保存了大量远古神话传说,被誉为中国古代神话的渊源。这些神话又可以看作古代小说的萌芽,故又被称为“古今志怪之祖”和“小说之祖”。
D.《淮南子》为杂家著作,其中保存的上古神话传说,一定程度反映了古代社会的面貌和人民群众的愿望,如《女娲补天》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斗争和理想。
2.下列有关文学常识的表述错误的一项是( )
A.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的《三国志》,成书早于范晔的《后汉书》,后人因为推重陈寿的史学与文笔,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史外,加上《三国志》,合称为“前四史”。
B.陶渊明,名潜,字元亮,世称靖节先生。他的作品《桃花源记(并序)》描绘了一幅没有剥削的社会图景,反映了古代农民的愿望与要求,是现实主义描写与浪漫主义精神结合的典范之作。
C.《玉台新咏》是南朝徐陵所编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的《木兰诗》为我国最杰出的民间叙事诗。
D.南朝梁代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全面总结了前代文学,把文学理论批评推向新的阶段,成为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杰出的理论巨著。
3.下列各项对作品故事情节的叙述,不正确的两项是( )
A.觉慧说服了姑妈张太太,让躲在同学家的觉民与琴见了面。两个饱受相思之苦的情人见面后,抱头痛哭,诉说着别后的思念。(《家》)
B.吴荪甫对屠维岳委以重任,并派车送他回厂,但又对他浪漫颓废的作风很不满意,就打电话给莫干丞命令其暗中监视屠维岳。(《子夜》)
C.克洛德告诉爱斯梅拉达在目睹对她的用刑时,他用藏在教士服下面的匕首一刀刀割自己的胸膛,他还掀开教士服,让她看伤口。(《巴黎圣母院》)
D.马斯洛娃被判刑后,聂赫留朵夫便想退掉大宅子,把佣人都打发了,自己搬到旅馆去住,但由于女管家一再劝说,他放弃了这种想法。(《复活》)
E.查理觉得咖啡太苦想加些糖,尽管父亲霹雳般的目光瞪着她,使她惊慌到心都碎了,但欧也妮还是把父亲藏起的糖碟子重新拿来放上桌子。(《欧也妮・葛朗台》)
4.根据上联“身残志坚,保尔唱响生命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选出合适的下联是( )
A.沉稳机智,诸葛亮草船借箭(《三国演义》)
B.拨草寻蛇,林冲棒打洪教头(《水浒传》)
C.不知所措,刘姥姥进大观园(《红楼梦》)
D.眼明心亮,悟空识破白骨精(《西游记》)
5.“字字写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和“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分别讲的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
和 。
6.阅读下面的《三国演义》选段,回答问题。
孔明曰:“如雄师到日,即当远接犒劳。”鲁肃暗喜,宴罢辞回。玄德问孔明曰:“此是何意?”孔明大笑曰:“周瑜死日近矣!这等计策,小儿也瞒不过!”
“这等计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结果怎样?
答:
7.阅读下面的《红楼梦》选段,回答问题。
“我是横了心的,当着众人在这里,我这一辈子莫说是‘宝玉’,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我一刀抹死了,也不能从命!”
这是谁说的话?她因为何事而说此话?她的最终结局是怎样的?
答:
8.对联是我国灿烂文化史上的一株奇葩,有“诗中之诗”的美称。请根据给定的上联,从白鹤梁、石宝寨、太白岩、张飞庙、神女峰中任选一景为对象,补写出下联。
启功先生曾是书协主席,又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般世人都以书画大师和大鉴定家目之。但如果详读先生撰述,他学术之渊深、涉猎之广博、鉴定之精审,特别是研究的旨趣、目标,是远非“书画大师”和“大鉴赏家”的称号所能概括的。
“书画鉴定”对一般收藏家而言,主要是判定真伪问题,但如从学术角度而言,则是解决书法史、绘画史的基本素材,以便形成正确的艺术史的问题。所以同是“书画鉴定”,从学术研究角度与从实用角度出发,在性质、深度和水平上是大不相同的。启功先生对古文字学、经学、史学、古典文学、哲学、宗教诸方面均有深入研究,且熟悉历代典章制度、礼仪民俗、戏曲小说,本人又是书法、绘画大师,有极高的艺术素养和敏锐的鉴赏眼光,所以能在学术研究与艺术鉴赏相结合的基础上,从整理、充实中国书法、绘画发展史的高度,有目的地去考订若干古代书法绘画上的重要实物和关键性的历史公案,取得卓越成就。
启功先生数十年来的大量研究工作和撰述,如《兰亭帖考》、《论怀素自叙帖》、《孙过庭书谱考》、《平复帖说并释文》、《山水画南北宗说辨》、《戾家考》、《旧题张旭草书古诗帖辨》、《古代字体论稿》等,都是围绕着为书法史、绘画史建立科学性的材料基础和廓清伪史料这一总的目标而进行的,所研究都是些重大问题和著名的历史公案,但举证充分,说理透彻,故虽考证极其精密而始终坚持基本宗旨。
《兰亭帖考》是启功先生在书法史研究上的力作。论文把现存之唐摹本、唐宋临本、定武本石刻、历代传刻本、伪造本按系统逐一归类,化繁为简,并重点就定武本、唐临本、唐摹本三类详加论述。指出神龙本行距前松后紧,中有浓淡墨改定加字之处具有草稿特点,保存兰亭帖原本面貌最完整。此文对兰亭帖的流传经过和现存实物做了周密的分析和历史性总结,是研究兰亭序的重要成果。
对旧题唐张旭草书四帖真实年代的考定是启功先生学识与目力结合、鉴定水平高出时辈的又一例证。此帖宋人、明人先后题为晋谢灵运和唐张旭书,现代又被人大力宣扬,号称张旭传世名迹。启功先生从书风判断它应为宋人所书,他通过对帖中文字逐句逐字进行研究,发现诗中避宋讳“玄”字,而讳玄字始于北宋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有力地证明了此帖是北宋佚名人的草书佳作,先后被宋人、明人强加以谢灵运、张旭之伪名,变真迹为伪物。他语重心长地规劝当代鉴定家们要为人民负责,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要学那些“宁可要古而伪,不肯要近而真”的古代帝王、商贾和“好事家”。
关键词:女性教养 女红 三从四德 文化修养
人类社会发展至父系社会,女性作为社会主体的资格被剥夺,成为男权社会下被奴役、被统治的对象。这似乎是世界各国发展历程中必经的阶段,但由于时代、地域、风俗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各个国家、各个时代对女性的制约又呈现出不同的样貌。本文试从女性教育的角度,以女性文学高度发达的平安朝为中心,纵向分析日本古代女性教养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对其成因进行总结性概括。
一、平安朝的女性教养
公元5世纪,中国的汉字经由百济的阿直岐和王仁等人传入日本,打开了日本文学的新纪元――记载文学时期。但传入日本的汉字只是为统治者的男性社会所用,他们通过学习汉字了解中国,效仿中国,加速了日本封建化社会进程的同时,也为本国的文化增添了丰富的羽翼。而女性自然是与这些先进的东西无缘,被当时社会的主流文化拒之于千里之外的。有着日本第一部诗歌总集之称的《万叶集》,成书于上古时代,其中不乏出自女性之手的优秀诗作,尽管我们可以将此看做女性文学的启蒙时期,但由于这些和歌大多数为抒发苦闷爱情的“恋歌”,我们无法从中窥视当时女性的生活状况,更无从得知她们所受到的教育。
纵观日本古典文学史,平安朝文学称得上是最能体现日本民族特色,最具有贵族艺术气息的一段时期。“从前在村上天皇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宣徽殿女御的,是小一条的左大臣的女儿,这是没有不知道的吧。在她还做闺女的时候,从她的父亲那里所得到的教训是,第一要习字,其次要学七弦琴,注意要比别人弹的更好,还有随后《古今和歌集》的二十卷,都要背诵。”这是清少纳言所著的《枕草子》中一段著名的桥段,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习字是指假名,而非汉字。另外,藤原道纲母在《蜻蜓日记》中也有“父母从小便应该教孩子习字,赋歌等”的记述,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对女性的教育主要集中在练习假名、学习古琴以及背诵和歌这三个方面。
众所周知,在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古代的日本对中国可谓进行了高度的效仿,七夕、中元等传统节日在日本依然得到了完好地保存和继承。那么中国的“无才便是德”,女子被完全禁锢于家中,成为男性的辅助者,儒家提倡的此种女性教育制度为何没有在日本得到贯彻呢?
“凡为女子。学女工”,“是故勤于耕。士勤于学。女勤于工”。可见在中国,《列女传》、《女戒》、《女论语》等女训书很早就对女性职责进行了规定,明确将女红作为女子的第一要义或女子的本职。从中国当时的社会性别分工来看,女子只有专攻于女红,管理好家务,才称之为有德,男子才能在外专心于自己的仕途。但在平安时代的日本,女子可以跟男性一样出仕,前述《枕草子》的作者清少纳言,便是她的官职之名。有着日本古典文学巅峰之作之称的《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曾入宫侍奉一条天皇的皇后藤原彰子,做她的侍读女官。实际上,日本很长时间内都处于外戚藤原家族掌权的摄关政治体制。平安时代的贵族大都通过世袭而致仕,为了维护家族的地位,他们甚至以女儿为攀龙附凤的工具,通过与天皇联姻来求得荣华富贵。因而,当时的贵族将对女儿的教育视为家族兴旺发达的重要一环,而贵族女性由此也得到了学习音乐、诗歌等方面才能的机会,这也间接地促成了平安朝女性文学的繁荣。可见,对于平安朝时期的贵族女性来说,她们虽然处于男性统治的绝对权威之下,却也因祸得福获得了中国女性所未享受到的接受教育的机会。
影响日本女性教养的因素除了摄关政治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当时的婚姻形式主要为走婚或者访婚。所谓走婚,是指男女双方结婚后各居其家,婚姻生活由男方到女方家造访得以实现,暮合朝离。这种婚姻形式产生于大和时代,12世纪末期,随着武士阶级地位的上升,嫁娶婚开始流行,到了14-15世纪的室町幕府时期,嫁娶婚基本完成之后走婚制才退出历史舞台。不同于中国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婚姻形式下男女相悦即为婚,男子不受一夫一妻制的约束,可以同时跟多名女子保持男女关系。男子多方打听情趣高雅、年轻貌美的富家女子,给女子寄叫做“悬想文”的求爱信,当然信的主要内容为和歌,如果女子不能作和歌,自然错失良好姻缘的机会。另外,如果女性所作和歌之字写得过丑,恐怕也会招致男性的不悦。音乐自古有着抚慰人类心灵的作用,女性习得琴艺,一方面可以排遣等待男性造访的无聊心境,另一方面可以起到自我粉饰的作用。《宇津保物语》、《夜半不成寐》中的女主人公均凭借自己超群的琴艺博得男性的喜爱。由此可见女子练习写假名、弹琴还有作和歌在当时是自我宣传的重要手段,也是女性获得幸福婚姻的重要媒介。
二、平安朝以后的女性教养
以藤原家族为首的外戚贵族把持着朝政,过着极尽奢靡的生活,12世纪以后贵族势力开始衰弱,取而代之的是迅速崛起的武士阶级。到镰仓时代武士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直至明治维新,他们都是统治日本社会的支配力量。适合这种以战斗为主要职业的男性自然成为家庭的中心,而女性则居于更加次要的地位,负责家庭的日常起居、顺从丈夫、恪守妇道成为其必须遵守的规范。随着武士成为统治阶级,这种性别分工也扩展到整个社会,那么平安朝以后的历史时期内日本的女性教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作为新兴的统治阶级,武士阶层为了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大肆宣扬中国的儒家思想,使其成为武士社会的主流思想。儒家的女性道德观亦被他们所用,用来明确社会分工。到了江户时代,统治阶级内部的知识分子开始仿照中国的《女戒》、《女训》、《女论语》等编著女子训诫书。这一时期既出现了以上层社会女性为对象的训诫书,又有以庶民女性为对象的训诫书。数量众多,类型丰富,是日本女训书发展最为全盛的时期。尽管数量众多,儒家思想中男尊女卑的道德观念成为其核心教义。佐久间象山在其所著的《女训》中这样说道:“裁缝之道乃女子之技,切不可疏怠。夫之衣物,相时而备,不违时令。晨当早起,进汤捧盥,装扮清洁。勿误夫之公私事宜。勤习庖厨肴馔之事,不可怠惰(中略)古有男治外女安内之训,妇人循夫家之法,专心管理家内之事。”对女子的日常生活进行了详细规定的同时,还强调女子应该专心于纺织缝纫,从小就要接受这种家务技能的训练。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镰仓时代以后的日本虽然受到儒家思想的绝对影响,儒家的三从四德、男尊女卑观念在日本也得到了较好的贯彻,但“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一理念却并没有为当时的日本人所接受。如前所述,平安时期的贵族女性从小接受练习假名、作和歌以及琴艺的教育,只有这样的女子才会受到男性的青睐,才可能为自己所属的家族带来飞黄腾达的机会。事实上,到了近世,这种贵族式的家庭教育传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武士家庭出身的女子最初仅学习武艺,后来受贵族社会的影响,也开始注重提高女性的文化修养。《女式目》中对女性的教育做了如下描述:“如不晓文习字,见识浅薄,便难于相夫教子。女人不分地位高低,各有所爱,然首先应学艺,写文章。如不谙此道,则一生不识善事也不辨恶事,既无乐趣,又无慰藉。”《女实语教》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品优不为贵,以心正为贵,容姝不为贵,以有才为贵。”虽然这种教育带有很强的功利性,是为了满足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的需要,是为了让女性更好地相夫教子,但掩盖不了女性学习文化受到鼓励这一事实。江户时期,在大阪、京都等商业发达的大城市,招收女学生的寺子屋明显多于其他地区,并且在寺子屋中,女学生的比率也比较高,有些寺子屋中女学生的比率甚至超过了男学生,女性受教育的普及程度可见一斑。
三、结语
综上所述,平安朝之前,受摄关政治体制这一特殊历史现实和走婚这一婚姻形式的影响,贵族女性习字、作和歌和练习琴艺,尽管男性掌握着文学领域的霸主地位,但她们有着较高的文化修养,创造了日本古典文学的巅峰时期。平安朝之后,武士为了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加强了对女性的控制,女性的地位更加卑微,她们像中国的女性一样受“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封建礼教的束缚,她们也被要求学习女红、做家务,但在接受教育方面她们却有异于中国女性,甚至可以去学校进行系统的学习,她们学习文化的这一行为是受到鼓励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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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1977.
关键词:枫桥夜泊;古典诗词艺术歌曲;旋律风格; 演唱技巧
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是中国古诗词与西方艺术歌曲形式相结合的声乐体裁,其显著特征是歌词均源自中国古典诗词,通过古诗、音乐、人声的结合,充分展示古诗优美韵律和语言魅力,它逐渐从对欧洲乐派艺术歌曲的借鉴中独立一家,充分发挥古诗词与中国特有五声调式之韵味,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对社会文化生活及现代音乐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枫桥夜泊》之意境
《枫桥夜泊》由我国著名作曲家黎英海先生以唐代诗人张继的同名诗为词所作。张继,唐朝不第书生,本诗作于作者科场失利返乡途中,因此诗中字句都流露出幽幽的失落惆怅之情。他生平所著不丰,唯有《枫桥夜泊》流传甚广。“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短短四句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诗意浓厚。诗中对江南深秋月夜的细致刻画,使人眼前不觉呈现出渔火缀江面,枫叶伴客船的画面,由此从有限的画面中延伸出悠长的韵味和无穷的美感。首句以“月落乌啼”为诗头,有声有色有情,夜月东升,乌鹊哀鸣,伴着充盈天地的霜气,为这深秋之夜洒下丝丝凉意,作者也触景生情,不免“愁”由心生,江风拂叶,渔火点点,勾起对故土的思念,可面对一片迷茫的前途,诗人心中怎一个愁字了得。正当此时,“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正是这寒山秋叶对孤舟,诗人聆听钟声阵阵,从之前的入境到“到客船”渐远的出境,也是此诗对人超越自身而达于超脱的彼岸世界之哲学高度的提升。此诗看似写景,却寓意深刻,将诗人主体的感官世界、情绪世界与自然、人世和超然的宗教世界完美融合,使本诗本曲本作者的意境由此升华。
二、《枫桥夜泊》之音乐
《枫桥夜泊》在音乐上大致有以下特点:首先,从歌曲结构上讲为带附属前奏、尾声的单二部曲式。作曲采用了中国雅乐七声调式,华彩乐段又采用了传统的六声调式:宫、商、角、徵、羽、闰的音阶排列方式,运用音乐中传统的起、承、转、合式,使音乐在含蓄中绽放着中国古典民族色彩。其次,歌曲创作在极大程度上保留了中国古代音乐风格特点的同时仍然有现代音乐元素的体现,例如歌曲中大量的半音行进和旋律半音回旋,频繁转换调性使音乐的色彩丰富异常,这些元素的运用在当时中国声乐作品中并不多见,因此也为《枫桥夜泊》典型的中国古典音乐的风格定调,使其在同时期作品乃至今日都大放异彩。
值得一提的是《枫桥夜泊》的伴奏;众所周知,歌曲的钢琴伴奏对于作品也有着决定性的因素。本曲的伴奏与旋律融为一体,切合得恰当好处,准确地表达了歌词的情绪和意境。钢琴对主旋律的模仿、对比交织在一起,将诗人凄凉悲愤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伴奏每一小节都以色彩虚无缥缈的纯五度和弦为始,声声相扣,犹若夜半钟声敲打于心。陈鹏年在《歌曲写作技法》中分析黎英海《枫桥夜泊》写道:“《枫桥夜泊》这首歌是用立体的手法来写作的。引子开始低音层用五度音奏出模仿式的、缓慢的、从弱到中强的钟声,以后每个小节都有,贯穿全曲,直至消失。钟声成为全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手法十分巧妙、自然。”而以往为该诗谱曲的作者“到了第三句唱出‘姑苏城外寒山寺’后才出现几次钟声,以引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种手法虽不能说不好,但未将钟声成为艺术构思的组成部分难免有插标签之嫌。”在本曲中的伴奏部分对古寺钟声的模仿演奏亦为本曲重要的音乐特征。
三、《枫桥夜泊》之吟唱
《枫桥夜泊》从整体情感上把握,应当主要突出“愁”字,惆怅的情绪也是全曲的感情基调。琴声起,由远而近,空灵悠远,五度和旋模仿钟声阵阵,作品每句词都以二度或三度的长波音结束,提示歌者应当以弱声吟唱的方式完成句末,犹如内心悲诉。首句“月落乌啼”声色俱备,其中尤其以“落”、“乌”二字倾注悲苦之情,“霜满天”则为本句重点,与前一个音形成八度关系,尤见寒苦之意。“江枫渔火”的出现,似乎在那一江落寞中,诗人渴望借此景得到一丝的平静,情绪和音域上也与前句形成对比,呈现回落趋势;可是看着这秋枫片片、渔火点点,却只能“对愁眠”。正当愁思万缕时,忽听“姑苏城外”的寺庙里传来阵阵钟声;在这钟声中,客船也到达了彼岸,这时随着音乐的平静,预示着诗人内心的升华,渐渐由入境至出境,闻钟声观离人过客恍若隔世,而在“到客船”的反复吟唱时,歌者情绪有着细微的变化,因此在演唱的同时声音由近及远,仿佛随着离人慢慢消失在这茫茫雾色之中。本曲有一处妙笔,即为每一句词都有二度或三度的音程伴随长波音的出现,呈现空灵之象,因此对歌者气息、技巧、情绪表达都有相当高的要求。在末句出现的时候,歌者应当以犹若浮丝的弱声加以吟唱法,以体现古诗词特有的韵味,给人余音绕梁之感。笔者认为实际上,本曲中吟唱部分的表达方式可以追溯到中国西周,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古代的诗歌最初的形式皆为口头传唱,相当于我们现代的歌词;因为当时诗歌主要在民间流传,而民间音乐尚未成熟,因此更无规整的调式调性之说,于是古时的诗歌曲调比较生涩;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音乐和诗歌独为一家,但音乐中的唱词仍然是诗词内容,而当时诗人在诵读作品时受到过去传唱诗歌的影响,仍然是半歌半诵,因此“吟唱之法”便应运而生;吟唱的方式在众多中国古代戏曲中也有其元素的存在,譬如京剧的拖腔。本曲中之所以运用如此之多的吟唱方式,一方面使歌者运用技巧更加完美的在声乐作品中展现,另一方面运用古代吟诵之腔,诗中有歌,歌中有诗,以一种古典的方式表达本诗的意境与情感,可谓点睛之笔,同时也使本曲有着与传统中国艺术歌曲不同的音韵之美,由此展示了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的独特魅力。
中国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学史上一株绚丽的奇葩,数千年来,它以简练的语言、高远的意境、丰富的内涵,传达着中国特有的文化底蕴。从音乐创作上讲,古典诗词激发了无数作曲家的创作灵感,由此写下了经久不衰的作品。这些具有中国古典韵味的艺术歌曲至今仍是艺术歌曲创作领域的精品之作。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作曲家受前人启发将目光投向了古典文学的歌曲创作,那些传颂千年的古诗词成作曲家在创作生涯中不竭的源泉。我们相信,如《枫桥夜泊》一样,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将随着国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国音乐文化史上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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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互联网搜索引擎为教学服务
教师应该采取开放的心态,在教学中充分利用互联网知识信息获取方面的便利性,把学习甚至教学的主动权进一步下放给学生,让他们更多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其一,采取问答方式提升教学效率,让课堂更高效。以往学生反映的文学课程教学中比较死板的部分,如文学常识的介绍,可以变单维的教师分析讲解为双维的问答方式,以促进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提升教学效率。教师可以提前将相关问题布置给学生,让学生借助教材或互联网搜索引擎收集,整理材料,得出自己的认识与理解。在正式上课时教师以抽查的方式了解学生对相关问题的把握,如有不足之处再加以补充。这一教学方式一方面使教学时间的分配更为合理,缩短了对文学常识进行介绍的时间,也就为文学作品的阅读、分析与讨论提供了更多的教学时间;另一方面,通过问答这一互动的方式来讲解知识性的内容,能让学生变被动接受为主动获取,在收集、整理、消化资料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与掌握相关知识。当然,最重要的是,因为互联网在搜集资料上的方便与快捷,学生在课后无需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这反而会让他们愿意主动参与到这一过程中,而不会视其为沉重的学习负担。具体而言,在古典文学课程的教学实践中,以《诗经》为例,可以将《诗经》的一些基本常识归纳为以下几组问题:《诗经》作为一部诗歌总集,如何收集而成?其涵盖的时间与地域的跨度如何?《诗经》原名《诗三百》,为何改为《诗经》,“经”让其具有了怎样特殊的意义?风、雅、颂的分类依据何在?《诗经》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哪几个方面?这些基本常识,学生借助教材和互联网搜索引擎完全能够掌握到比较全面的信息。从课堂上的反应看,学生争相发言,表达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并形成了热烈的讨论,取得了极好的教学效果。其二,让学生成为老师。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大学教育的核心是素质教育,文学课程的教学绝非停留在对基本知识的了解与记忆的层面,而应把重点放在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以及认识、理解、表达能力的提高上。虽然提出问题,学生通过搜集整理材料找到答案,还只是停留在较为浅显的层面,但这一过程已经让学生对如何进行学术研究有了一个基本的概念。在此基础上,老师可以进一步放手,让学生成为老师。当学生能够把自己阅读、感受和理解到的用自己的语言加以表达的时候,也就表示学生对所学内容有了更深入的体会与把握。互联网收集信息的方便、全面与快捷,使学生能够较为轻松地获得讲课所需要的各方面的资源,这让学生成为老师具备了基本的客观条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尚需把握以下几点。一是教学内容的选择,话题不宜过大,过深,而应兼顾知识性与形象性,留给学生自我发挥的空间。比如举例分析《诗经》“赋、比、兴”中,“比兴”创作手法的特点;又如举例分析希腊神话故事性、形象性强的特点。二是学生讲课的时间不宜过长,一般应控制在10分钟以内。三是在学生“小老师”的选择上,一定要体现公平和自愿原则。四是这一教学方式的运用应当均衡地分布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而不能过于频繁和集中。五是老师应适当给予学生备课一些提示,并在内容上做基本的要求。在具体教学实践中,这一方式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首先,其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学生踊跃报名,以个人或者组团的方式来体验做老师的感觉,表现出了极强的自我表达的渴望。其次,由于学生在备课时是从自身的角度出发,竭力解决自己尚不明白的问题或者渴望了解的内容,这从另一方面有利于老师了解学生最真实的需要,从而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再次,学生在讲课的过程中,总是力图让教学更为生动有趣,如制作课件时偏好运用图片和视频,又如买来糖果激励其他学生回答问题等,这也能帮助老师调整自己的教学方式,更好地与学生进行互动。最后,从其他学生的反应看,当身边的同学成为老师,既亲切又陌生,这反而让他们也更积极地参与到教学中,形成热烈又轻松的教学氛围。
回归文学作品本身
文学课程教学的落脚点,同时也是与素质教育密切相关的一点,是对文学作品的阅读与赏析。如果说让学生成为老师,采取问答方式讲解文学常识是教师充分利用互联网为教学服务,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互联网搜索引擎所带来的信息获取方式的便利性也会滋生出一种不良倾向,即学生偏好浅阅读,往往略过作品本身直接搜索他人对作品的评论,达到完成作业和应付考试的目的。因此,文学课程的教学必须要采取一些新的教学方式,让教学“活”起来,让学生能回到作品本身,真正去体验与感受文学作品的美与力量。其一,诗歌朗诵会。对诗歌进行讲解时,可以把课堂变为一个诗歌朗诵及赏析的舞台。为了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让更多学生参与到阅读及赏析诗歌的过程中来,可以将学生进行分组,各组根据教学内容的要求准备至少一首诗歌进行朗诵与赏析。比如在盛唐山水田园诗部分,每组可以根据自身的喜好,选择王维、孟浩然等诗人的诗歌进行赏析,然后在课堂上相互交流,分享彼此对山水诗歌的感受与理解。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该方式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每组学生都作了精心准备,配合音乐,绘画或视频来呈现诗歌的意境,有的同学还把古代诗歌与自己当下的生活相结合,进行了具有现代性的阐释。此外,从古典文学期末考试的情况来看,在诗歌评论部分,大部分学生都能表达出自己对于诗歌的感觉和认识。其二,舞台表演。对戏剧作品进行赏析时,可以采取舞台表演的方式,让学生在阅读剧本的基础上,选择其中片段进行演绎。比如在讲到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时,可以将学生进行分组,用表演的方式呈现《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等经典作品。要完成这项作业,学生不仅必须去阅读剧本,深入分析角色与故事,甚至还会背诵其中的经典对白(如果西方文学课程有双语教学的要求,还可以要求学生直接用英文进行表演)。在呈现方式上,既可以选择直接在课堂上表演,也可以制作短片在课堂上播出。这一教学方式在学生中获得了极佳的反响,他们不仅会对人物形象和剧本进行讨论和修改,还会精心制作道具,准备服装,力图达到完美的演出效果。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学生通过阅读剧本到表演这一经历,体会到戏剧独特的艺术特点,升华了对经典作品的认识,另一方面,作为观众的学生也在热烈的氛围中感受到了戏剧的魅力。其三,模拟作品人物。对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进行赏析时,可以让学生模拟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心理,即站在小说人中人物的立场来思考作品传达出的价值与意义。长篇小说因为篇幅的关系,很难保证学生完整阅读原文,所以不妨让学生选择作品中的某个人物,通过构建这个人物的生命历程和性格心理,从另一个侧面来感受和理解作品。比如分析《红楼梦》时,可以要求学生分别站在林黛玉、贾宝玉、薜宝钗、王熙凤等人物的立场来思考每个人物的命运,以及由此传达出的作品主题。具体而言,可以让学生为自己所选择的人物写小传,并试着角色扮演,站在作品中人物的立场思考我为什么呈现这样的性格特质,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人生选择等问题。在课堂上,不同的人物可以进行对话,探讨彼此的关系,以及各自的命运轨迹,从而深化对作品的认识。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和思维方式。面对互联网对高校文学课程教学所带来的影响与冲击,教师应该始终保持开放的心态,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式,既要更好地利用互联网为教学服务,又要竭力规避其消极影响,引导学生重视作品的阅读和赏析,真正发挥文学课程素质教育的特色。此外,建构在互联网基础上的新媒体,如微博、QQ群等,也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方式。教师也可以借助这些平台,突破课堂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有限性,更全面深入地与学生进行交流与探讨。
本文作者:周磊作者单位:重庆邮电大学
关键词:《次北固山下》 接受 传播
唐代诗人王湾,先天元年登进士。玄宗命马怀素等校正群书,王湾亦预其事。十一年,湾与殷践猷等重修成《群书四部录》二百卷。湾词翰早著,为天下所称。《次北固山下》“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之句,张说题于政事堂,令为楷式。《全唐诗》存诗十首(1)。
与李白相比,王湾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实在并不很高,但在王兆鹏先生《寻找经典---唐诗百首名篇的定量分析》中,《次北固山下》与白居易《琵琶行》、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由于得分完全相同,难分高下”,并列第十。新晋的2011《唐诗排行榜》一书里,该诗仅次于李白《蜀道难》,排行第十一。无疑《次北固山下》在千年之后的中国,受到读者极大的喜爱,这也说明,读者对名篇的选择和价值判断,并不完全看作者声望的高低和名声的大小,而是看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当然,这里面不排除有时代因素的影响(2)。王兆鹏先生甚至说:“今后的文学史著作,是否应该给创造了经典名篇的张继和王湾留下一席之地?”
正如程千帆先生所言,文坛上作家的穷通与作品的显晦,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次北固山下》今日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唐代名篇之一,当今的选本很少有不选它的,但回顾这一诗作在明代前的命运,却未必如现今般青云直上。诗歌作品传播本身,也是民众接受的过程,《次北固山下》经典意义就在这一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形成。
王湾没有专集,《次北固山下》只有通过总集、选本或杂记流传下来。今存《唐人选唐诗十种》中芮挺章《国秀集》卷下最早收录此诗:“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而后殷《河岳英灵集》也收录王湾此诗,但题为《江南意》:“南国多新意,东行伺早天。 潮平两岸失,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归年”,称赞“诗人以来少有此句。张燕公手题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
宋代文献如《文苑英华》、《唐文粹》、《唐百家诗选》均未收录王湾的《次北固山下》。耐人寻味的是,《文苑英华》收录了王湾其他三首作品,如《丽正殿赐宴同勒天前烟》、《年应制》、《清白二渠判》等;《唐文粹》则选录王湾另一首作品《奉使登终南山》,可见以上三则材料非不能收录《次北固山下》,很有可能是见而未录。仅南宋周《三体唐诗选》收录王湾《次北固山下》;计有功的《唐诗纪事》,仍以《江南意》为题录前一种文本,又附录后一种文本;尤袤《全唐诗话》,则全从殷所录,题为《江南意》。
元代唐诗选本不多,成书于至正四年的杨士弘《唐音》是较好的和易得的本子,收录此诗。方回的《瀛奎律髓》因专选唐、宋两代的五七言律诗,故也收录《次北固山下》。
到了明代,该诗的光辉重新绽放出来。有明一代,胡震亨《唐音癸鉴》、唐汝询《唐诗解》、高《唐诗品汇》等选本均收录此诗。关于《次北固山下》的评论也接踵而来,如《唐诗直解》赞其:“中联真奇秀而不朽”;《诗薮》称:“‘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北固之名奚与?”;《唐诗训解》赞:“三四工而易拟,五六太淡而难求”;《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引徐充曰:“此篇写景寓怀,风韵洒落,佳作也。‘生’字、‘入’字淡而化,非浅浅可到。”《唐诗镜》则谓‘潮平’二语,俚语殊甚。‘海日生残夜’,略有景色。‘江春入旧年’,此溷语耳”,虽是对此诗的批评,但也体现了当时的流传盛况。
明之后,《次北固山下》经久不衰,清代多家选本收录该诗,如《唐诗别裁》、《唐贤三昧集笺注》、《唐诗笺注》、《网诗园唐诗笺》以及由蘅塘居士所编选的家喻户晓的《唐诗三百首》等。近代以来,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论及此诗,引用晚唐诗人郑谷“何如海日生残夜,一句能令万古传”来印证“它在当时的影响和盛唐所提倡的标准诗风(3)”古代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傅璇琮先生也对该诗赞不绝口,认为“风格壮美而又富于展望”;袁行霈教授则认为该诗“让人感受到盛唐时代的气息以及盛唐诗歌的风貌”(4)。
纵观《次北固山下》的接受历程,顺畅也不乏挫折。王湾712年登进士第,在此前后,写下该诗,随即被当时的宰相张说看中,并亲手题于政事堂,这种示范性的揄扬与号召,必然使该诗广为流传,以致到了晚唐诗人郑谷仍心仪不已。不过,该诗在宋朝至少在北宋受到了冷遇,当时的主要文献记录很少,也缺乏大量的评论。与之后明代大规模的选录与评论是迥异的。
为何王湾的诗在唐代广为流传、宋代收录不多,而在明代重新绽放光彩呢?探讨这方面的原因,不得不说到《次北固山下》的基本格调和对其进行揄扬的伯乐――张说。从诗本身来说,这是盛唐才有的风貌,“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正是代表唐人的审美意识:天地之大美、自然之伟观――黎明、春天、新年,一齐来到人间,使人神清气爽。“生”、“入”字,热情奔放,是生命化的大自然。万物复苏,积极有为,迎向清新与博大。这首诗潜在的盛唐气息与张说的美学观不谋而合,使得它的初次传播范围更广泛。
张说,据《新唐书・张说传》云:“开元文物彬彬,说力居多。”其历仕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官政四十余年,三登左右丞相,三作中书令,睿宗时期就已是政治中枢的主要成员之一。张说文学修养极高,堪称一代文宗,其为文俊丽,用思精密,乃朝廷大手笔,多特承帝旨撰述,尤长于碑文墓志。其诗,人谓得江山之助,已具盛唐风貌。后人胡震亨评价说其“律体变沈宋典整高则,开高岑清矫后规(5)”
张说在《洛州张司马集序》开篇写道:“夫言者志之所之,文者物之相杂。然则心不可蕴,故发挥以形容;辞不可陋,故错综以润色。万象鼓舞,入有名之地;五音繁杂,出无声之境:非穷神体妙,其孰能与于此乎!”这段表达张说诗美观的开场白,诚可作为美学名段。他在序中明确提出“族高辰象,气壮河山,神作铜钩,天开金印”的“气象”,规制了“逸势标起,奇情新拔”的盛唐“骨力”,他以为,盛唐时代精神的作品,就是要“摇笔而绮秀飞”,且达到“感激精微”、“天然壮丽”之境界,讲求神韵,崇尚气势,欣赏境界扩大、气格爽建的作品(6)。《次北固山下》正具有张说欣赏的“壮丽““气象”,让它知名度大增,殷《河岳英灵集》选录此诗除了诗篇本身的审美特色,也未尝没有考虑当时的社会影响力。
也同样是该诗透露出的盛唐风貌让其在宋代冷遇,明代重现光彩。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说,“诗分唐宋乃风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别”,可见唐诗与宋诗风格是不同的。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五、《薛〈山泉诗〉提要》云:“宋承五代之后,其诗数变,一变而西昆,再变而元。三变而江西。江西一派,由北宋以逮南宋,其行最久。久而弊生,于是永嘉一派以晚唐体矫之,而四灵出焉。然四灵名为晚唐,其所宗实止姚合一家,所谓武功体者也。其发以清切为宗,而写景细琐,边幅太狭,遂为宋末江湖之滥觞。”可见风格壮美,气象博大的盛唐气象在觥筹交错的西昆诗人、点铁成金的江西诗派那里是得不到回应的。效仿盛唐诗人,也是杜甫、李白之伦,王湾诗名显然不够远扬。
明代诗文领域最显著的特征便是文学复古思潮日益活跃。从李东阳到李梦阳,所提倡之唐诗,主要是盛唐。如李梦阳在《空同集》卷五十二言“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使“人不复知诗矣”,表明对唐诗的赞赏。后七子中李攀龙、王世贞的复古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承接李梦阳等前七子的文学思想,以为“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这些都是对盛唐诗歌的赞赏与推崇,在这样的社会风气和文学思潮的影响下,盛唐诗歌必然会受到时人传诵,而《次北固山下》这篇被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喻为盛唐句的诗歌,在天时地利的情况下,必然会受到当时人的激赏。
马一浮先生曾说,诗其实就是人的生命,如迷忽觉,如梦忽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我想能带给整个时代、社会这样美妙体验的,不止是《次北固山下》。每一首诗歌,都能凭借风力直上青云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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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寻找经典---唐诗百首名篇的定量分析》王兆鹏 文学遗产2008年第二期
(3)《笳吹弦诵传薪录--闻一多、罗庸论中国古典文学》郑临川 徐希平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盛唐诗歌与盛唐气象》袁行霈 光明日报1997年
(5)《唐音癸签》胡震亨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关键词:国学;古诗词歌曲;声乐教学;通识教育课程
国学,是指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涵盖历史、哲学、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术数、医学、星相乃至音乐、戏曲、书画、建筑、舞蹈等艺术范畴。中国古诗词歌曲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流传至今至少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每个历史时期都留下了古诗词歌曲的遗韵。这些古诗词歌曲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同时期的音乐审美意识,而且活态化地展示了儒家音乐美学思想,是中华文化中的音乐瑰宝。教育是人类文化延续最主要的渠道,尤其是高等教育能够对文化进行过滤和整合,将本民族文化中最有价值的精髓进行保存和传承,使之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因而,在高校音乐教育领域弘扬国学,在高校音乐教学中重视中国古诗词歌曲的教学与研究,应是我们无可推卸的文化担当。
一、古曲渐息——古诗词歌曲教学的现状
迄今为止,国内高教领域仅有中国音乐学院在2007年成立了“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研究中心”,并开设了由本科至研究生的“中国古典诗词歌曲教学”。这大概是我国唯一冠以“古典诗词歌曲研究”的学术机构,也是唯一开设了古典诗词歌曲专业的音乐院校(此处的“古典诗词歌曲”即本文的“古诗词歌曲”)。随着那位毕其一生、呕心沥血致力于古诗词歌曲研究的傅雪漪先生的离世,随着创办这一专业教学的中国音乐学院王学芬教授的退休,也随着王教授苦心孤诣培养的7位研究生的先后“转业”,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这块原本是广袤而丰厚的文化土壤,而今已是地荒人稀、寂寥冷清。
2500年来,孔子代表的儒家学说在国内外推崇得如火如荼。88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282所“孔子学院”,进行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教学。国学日兴,但儒家音乐文化的精髓——古诗词歌曲却声息渐远、日趋式微。点开“网络孔子学院”的音乐栏目,我们可以看到其下有民歌、民乐、戏曲、曲艺、歌唱家、演奏家、乐评论道、音乐资讯……唯独没有古诗词歌曲的介绍。近年来,我国数以百计的高校设立了音乐专业,但又有多少将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列入课程体系并真正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教学与科研呢?我们难以设想在其他门类的艺术教学中——绘画不学水墨丹青、工笔重彩;建筑不懂雕梁画栋、斗拱重檐;工艺不识四羊方尊,长信宫灯;而书法不知道泰山刻石、颜骨柳筋、《兰亭序》、《华严疏》……假若如此,高等教育何以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因而,在高校的音乐教育中没有理由让中国古诗词歌曲的教学处于后位、甚至缺失。
难道是当代社会文化价值的多元将中国古诗词歌曲已经边缘化了?或是她自身的生命力开始衰竭?
二、诗乐同源——古诗词歌曲的文化基因
“中国文学中的诗歌,从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无一不是歌曲之词,随着时代推移,音乐佚亡,歌词尚存。凡词皆可歌可咏,应当说,中国文学史中的半壁江山存在于中国音乐史中。”[1]赵晓生阐述的诗歌与音乐同源的观点不仅反映了中国音乐发展中的文化现象,在西方音乐历史中这种现象同样存在。古希腊的“音乐和诗歌几乎是同义词”,“没有音乐,诗歌形式便没有名称”,抒情诗歌(Lyric)最初指的就是“和着里尔琴(Lyre)而唱的诗歌”[2],这和我国诗经“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3]几乎是同样的音乐行为方式。
然而,由于乐谱的佚亡,我们无法知道诗经、楚辞、乐府这些上古时期的诗词歌曲是什么样的曲调?用什么样的谱式记录?歌词与曲调的配合又是怎样的方式?
人类最初的音乐是通过自身的嗓音来创造的。唐人孔颖达为《诗周南关雎序》注疏:“动声曰吟,长言曰咏,作诗必歌,故言吟咏性情也。”[4]从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的吟诵进而“嗟叹不足故咏歌之”的咏唱,原始的歌唱是语言的音调化逐步加强的结果。由于汉语的“四声”音韵极富音乐性,“把歌词声调略为夸张性地朗诵,可‘吟诵’出曲调来。”[5]这正是《礼记乐记》中“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的意思。因而,吟诵这种最自然的发声状态也常常成为营造古诗词歌曲清微淡雅、沉着高古的艺境特有的表现手段。
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古诗词歌曲的初始阶段仅仅只是语言声调情绪化的强调,它应该还有与歌词同出一“辙”的曲调。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汉书艺文志》除了录有《河南周歌诗七篇》、《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另外还录有与此相应的《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以“歌诗”与“歌声曲折”并列,由此可以推断应是词与曲的关系。《文心雕龙乐府》篇说得更清楚:“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这里“诗指的是诗人所作的歌辞,歌指的是和诗相配合的乐曲”。[6] 尽管当今学者对于“声曲折”或“歌声曲折”的谱式形态还见解不一,尚在探讨,但无论是认为“声曲折是用线条的曲折来表示音调的高低” [7]之 “曲线说”,还是认为“声曲折是用文字记写的方式标记歌诗音调之高下的乐谱”[8]之 “曲谱说”, 或者是认为“歌声曲折是现知中国最早的旋律谱本”之“旋律谱说”[9],基本的共识是古诗词歌曲在文学的诗词之外还存在表现音乐的歌曲曲调。由于至今缺乏实物考证,唐代以远的古诗词歌曲还不能如我国古代器乐曲那样根据文字谱、减字谱、燕乐半字谱以及弦索谱和管色谱去“按谱寻声”,大量“歌词尚存”的古诗词歌曲均为后人补曲,这也为我们研究古诗词歌曲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历史发展到“依声度曲”、“倚声填词”的诗、乐高度分化阶段,我们依然可以从诗的整齐美、对仗美、节奏美、音律美以及词的平仄相间、抑扬顿挫,散文化的语法句式中看到古诗词歌曲中音韵与旋律的关系,即诗乐同源、共为连体的关系。
三、修身养性——古诗词教学的现实意义
“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人类用自身的嗓音来表达内心情感,更为直接,更为深刻。古诗词歌曲大部分属于中国古代的文人音乐,尤其是唐、宋时期及其以后的古诗词歌曲,歌词精辞妙句,大多咏史叹世,直抒胸臆,寄情山林田园,参破人间宠辱;曲调则婉转迂回,韵味幽远,忧而不伤,哀而不怨,表现一种超脱、旷达的人文品质。古诗词歌曲的演唱很大程度表现为气定神闲的“自娱性”音乐行为,体现了中华民族 “中正平和、含蓄蕴籍”的审美趣味,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和谐的音响对人的心理有安定、抚慰的作用,音乐的和谐让心灵的和谐达到完美的境地,从而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音和——心和——人和——政和……这正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历来重视音乐与人生、人与社会关系的特点所在”。[10]
我们清醒的看到,由于当前社会媒介市场化、商业化运作,一味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带来了社会文化的低俗、恶俗现象,并日趋形成强大的媚俗文化势力。从颠覆审美的“文化丑角”到精神狂乱的“反智主义”,都是用瞬间的精神去满足人们日益浮躁、倦怠无聊的心态。长期 “速食”这种娱乐至上的快餐文化,人们将逐渐丧失审美的“咀嚼”能力和对一种高品质文化的欣赏耐心,直接导致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低下。目前,大学生中存在的审美取向低俗化、娱乐化的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著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在“全国高校艺术教育科学论文报告会”上大声疾呼,在低俗化的时风下 “高校要保持独立的思考,发出科学的声音”、“高等学校的艺术教育应该对民族的艺术思维作出独特的贡献”(2009.2.13于东南大学),这也是每一个高校音乐教育者的社会良知。将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纳入高校音乐教育,引导大学生品读、演唱古诗词歌曲,在古曲中唱出诗的意境,在诗词中领略古曲的幽雅,在“唱着歌儿学古诗”[11]中修身养性,不仅可以培养大学生对美的感受、鉴赏能力,完善审美心理结构,培养他们在文化人格、艺术趣味、音乐素质方面的自我塑造能力,更重要的是增强当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使他们能从情感上建立起母语文化的音乐情结,从而凝聚中华民族文化的向心力。转贴于 四、专业化研究与普及性推广——古诗词歌曲教学走进高校
作为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主要的艺术品种,古诗词歌曲应该成为一种特定的声乐体裁进入高校声乐教学课程,并获得应有的地位,犹如德奥艺术歌曲、民族民间歌曲、现代通俗歌曲等,真正使高校课程体系包容多种文化形态,成为多元而丰富的现代教育体系。在高校实施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应首先从声乐专业教学切入,在教学实践中逐步获得对中国音乐文化的深刻理解,进而作出系统的理论总结,包括诗词审美欣赏、音乐本题分析、演唱风格的把握以及教学方法的创新,进而推及到全校学生公选课的教学,形成专业化研究与普及性推广的全方位展开。
专业化的研究是指在声乐表演专业的教学中系统的进行中国古诗词教学与研究。
(一)组成教学团队
在高校的古诗词歌曲教学中,师资队伍是确保教学质量的首要条件。担负古诗词歌曲教学的教师除了具备精深的声乐专业知识外,还需要广博的古典文学知识以及对古诗词歌曲音乐方面的分析解读能力,这种高素质师资人才的缺乏,也是古诗词歌曲教学难以在高校广泛展开的原因之一。综合性大学应充分利用学科门类齐全的资源优势,集合声乐专业教师、音乐理论教师、古典文学教师共同组成“三合一”的教学团队,形成学科知识的互补与共享,以获得对中国古诗词歌曲“全观视角”的整体解读。
(二)加强理论研究
中国古诗词教学应在系统的理论指导下进行。我国几千年的音乐历史,历代音乐家都曾对民族声乐艺术作过理论总结,如战国时期的《乐论师乙篇》、《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唐代段安节的《乐府杂录》、元代燕南芝庵的《唱论》、明代魏良辅的《曲律》、清代徐大椿的《乐府传声》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音乐论著,不仅精辟地论述了歌唱中的咬字、呼吸、发声、润腔等技巧,而且详细地规范了民族声乐的审美标准,鲜明地体现了民族声乐的审美意识,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将这些典籍中有关声乐艺术的理论进行精选,并从现代声乐科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加以系统整理,从而为古诗词教学夯实丰厚的理论基础。
(三)建立教材体系
编写教材《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及辅助教材《中国古诗词歌曲萃选》,包括简谱、五线谱对照的声乐演唱谱与钢琴伴奏谱。教材中对每首古诗词歌曲的教学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1.古诗词的文学赏析(作者简述、创作背景、文学风格、诗境与艺境、白话体译文);2.歌曲的音乐本体分析(曲式结构、调式风格、旋法特征、钢琴的背景与歌唱);3.古曲演唱提示(基本音乐情绪、重要的吐字归韵、有特点的行腔、声音色彩的把握)。
(四)调整课程设置
为声乐专业所有学生开设学科基础课程“中国古诗词歌曲演唱”,使他们掌握古诗词歌曲的一般知识以及能够演唱一定数量的古诗词歌曲。同时,为那些立志研究中国古诗词歌曲的学生开设专业选修课程“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与研究”,以适应学生的个性发展。以上课程的教学都应制定相应的教学大纲与课程标准,切实按纲实施教学。
(五)创新教学方法
通过声乐专业的教学实践,探索、创新一种“以中国古诗词歌曲的吟诵、咏唱为原点,并吸纳民歌、戏曲演唱技巧”的教学方法,在演唱中要求学生做到以情带声,以气出声,气息流畅,字清腔纯,尤其是注重无声状态下的气息连贯,培养学生在演唱中逐步进入和谐的情趣意境、淡定沉稳的气韵神态。
普及性的推广是指将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的外延扩大到非音乐专业范围,将国学的传承融入于高校的素质教育。“乐所以修内也”、“乐者,德之华也”,这些儒家古籍中的名言强调用音乐来提高内心修养,并在音乐审美中体现以德为美,说明高尚的道德和美的情趣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发展的重要组成因素。上世纪80年代,哈佛大学开设的六类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第一类就是“文学与艺术”,其目的就在于使学生在具备专业知识技能的同时成为有教养的现代人。因而,构建一门“以国学传承为宗旨,以音乐教学为载体”的通识教育课程“中国古诗词歌曲的品读与学唱”尤为必要。在通识课的教学中可以突破传统声乐教学的“一对一”模式,将多媒体大课教学与口传面授的分组辅助更广泛的教学平台。
责任编辑:陈达波
注释:
① 2009年 12月12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研究中心主办、北京世纪视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唱响古诗词汪国真作品音乐会暨唱着歌儿学古诗汪国真古诗词歌曲唱专 辑首发式”在北京音乐厅举行。此处借用“唱着歌儿学古诗”,是提倡一种边唱、边学、边背的古诗词传习方式。
参考文献
[1]赵晓生.传统作曲技法[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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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缪天瑞.音乐百科词典[M].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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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修海林,罗小平.音乐美学通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
Making a Thorough Inquiry into the Chinese Songs filled with Ancient Poetries
Rao Zerong
所谓人文教育,其本质在于人性教育,根本目的在于提升受教育者的思想境界,加强受教育者理想人格的塑造,以及促进受教育者个人及社会价值的实现。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化发展,科学技术在社会进步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彰显,再加上人文教育功能的实现并不能一蹴而就,人们的教育观念开始向科学知识教育倾斜,人文教育逐渐被忽视。在高校课堂教学中,科学知识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对立也屡见不鲜。教师们盲目地认为,为适应当今社会发展需要,让学生立足于社会,就必须使他们掌握特定的谋生技能,因此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养就成了课堂教学的主要目的。一些专业技能课变成老师和学生们重点关注的对象,而文史哲等课程则被置于无关紧要的地位,大学教育呈现出过分专业化的弊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活动关注的是,人的潜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并加以实现,以及人的内部灵性与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质言之,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2]。这就告诉我们:教育的核心是人的教育,人的健康全面的发展是教育的终极目标,“重专业,轻人文”的教育观念则偏离了教育的初衷。高校是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基石,因此在高校教学中如何加强大学生的人文教育是关系到整个社会价值导向和整个民族精神塑造的重大课题。
二、高校日本古代文学史课堂教学中人文教育的必要性
日本古代文学史的授课对象为高年级日语专业的学生。语言类专业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过分注重语言这一工具,认为语言学习的目的无外乎听、说、读、写、译这几种能力的习得,语言背后所蕴含的人文知识则无关紧要。部分教师“重专业轻人文”的教育观更是加深了学生这一错误认识。因此,目前高校日本古代文学史课堂出现的问题是,教师只是按部就班地对教科书中的知识点进行梳理,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对古代文学史中涉及到的作品及其社会文化现象只字不提或笼统概括;学生则更是出于应付考试、拿学分等目的,机械地学习此课程,教师教学效果不佳,学生学习兴趣低下。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句话的意思是:“学生们为什么不学诗呢,诗可以激志,可以观察社会,可以交往朋友,可以怨刺不平。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侍奉君王,还可以知道不少鸟兽草木的名称。”这是对文学人文教育作用的最高度赞颂。日本古代文学史不仅是一部日本文学发展史,也是一部日本文化、文明的进步史,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史。它具备文学和历史双重学科的性质,应该是对日语专业学生进行人文教育的生动教材。通过对日本古代文学发展规律的探索和总结,可以提升学生的思想认识水平;通过对文学史中出现的著名作家的成长、经典作品的诞生、代表流派的形成等时代背景和历史要素的考察分析,可以增强学生的文化素养;通过对作品的学习,可以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另外,通过对中日文学发展史的对比以及文化差异的对比,可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民族文化自信心、自豪感等。我们应该高度重视日本古代文学史的教化功能,改变过去教学中只重视传授专业知识的做法,注重人文教育,使广大学生在学习日本古代文学史的过程中真正获得心灵的熏陶和升华,“使学生变成历史意义上、文化意义上、情感意义上、道德意义上的人,实现精神成人的目的”。
三、人文教育视域下的高校古代日本文学史课堂教学
(一)分析我国文化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建构,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中日两国同属于汉文化圈,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学的建构,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建构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例如,向学生讲授日本古代文学史时,不能忽视中国古代文化的以下作用:奈良时代,汉字的传入结束了日本漫长的口承时代,使日本进入了文字记载时代,首创了由变体汉文或纯汉文书写的文字文学《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并为假名文字的产生打下了基础;平安时代初期,日本贵族文化兴起,汉字文化更是被置于公众场合,《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等大批汉诗集出现在日本文坛,一度占据日本古代文学的主流,掀起了唐风文化的。初期的汉文学模仿带来了平安中后期的汉文学深层消化吸收,间接地推进了日本文学的“和风化”进程。日本古代文学双壁《源氏物语》《枕草子》中的白诗受容等就可以反映出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深远影响。镰仓室町时代是日本文学发展的特殊时期,这个时期的日本战乱频繁,文学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在中世文学代表作《沙石集》《徒然草》等作品中依旧可以看到中国儒家、道家与佛教典籍及其思想的受容;江户时代的草子文学、读本等更是处处有中国明清志怪、传奇小说的缩影,甚至出现了以中国的小说为题材的“翻案小说”。通过以上的日本古代文学史的学习,可以让学生感受到日本古代文学史是一部日本文学自身发展史的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中国文化受容史,以此可以让学生了解到中国古代文化的灿烂辉煌及其深远的影响力,增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使学生树立起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
(二)解读日本古典名著,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审美素养是当代大学生应具备的一种重要素质,审美素养的提升应贯穿大学教育的始终。古代日本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不仅要包括基本文学常识、文学概念的讲解,更要与经典作品的解读相结合。文学反映的是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对文学著作学习、鉴赏的过程,同时也是审美素养形成的过程。文学经典名著表面上看起来或许只是一次远离社会生活的个体审美事件,但归根结底是与某种意识、思想、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是对客观世界的人格化处理。在作品的世界里,人的思想、行为在文学艺术中被展示、被感受、被体认,从而在读者中引起一系列积极的反应。不同时代文化渲染下的读者对同一作品可以表现出不同的审美态度。在日本古代文学史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文学理论的有效渗透,奠定学生审美意识的思想基石;通过文学经典著作的讲读,陶冶学生的审美情操,拓展学生的审美视野,真正做到“以美启真、以美启智、以美育人”。日本最早的和歌总集《万叶集》以雄浑、朴实、清新的歌风奠定了日本文学的基础。其作者层上至宫廷贵人下至普通庶民,题材广泛还涵括了日本偏远地区的民歌———“东歌”“防人歌”等,被称为日本民族的精神故乡。《万叶集》是古代日本人民对自身精神生活的直接表露和最真实情感的流露,他们热爱山水,敬畏自然;忠于国君,奋勇征战;悼念死者,感伤离别;满怀希望,追求自由。通过对《万叶集》的学习,可以让学生理解用文学来表达对自然及人生的最淳朴的感动———“诚”的文学美意识。日本女作家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与清少纳言的《枕草子》被并称为日本古典文学的双壁。作品《源氏物语》以光源氏为主线,描写了不同身份贵族男女间的恋爱纠葛及生死别离,“美丽”和“哀愁”是贯穿小说的主线。对《源氏物语》的赏析可以让学生理解日本美学中的“物哀”精神。与此相对,清少纳言则一改平安贵族们作品中惯有的感伤情调,采取积极的创作态度,通过对自然和人事的描写,创造了“明快”的世界,它与《源氏物语》中的“物哀”一起,构成了平安朝文学中的两大审美趋势。
(三)探究文学中日本特有的文化现象,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文学是一种心灵文化,是文化的表征,是体现文化精神、具有传播与教化功能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建构活动,它并非游离于文化系统之外。”任何时代的文学都映射着各自发展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政治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等文化内涵。因此,在日本古代文学史课堂教学中,不应局限于文学本身的研究,而应将其上升到文化层面,探寻文学背后的文化意义。日本古代文学史是日本精神文化的源头,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更加客观地理解日本文化,拓宽视野,并用广阔的视角去比较中日文化的异同,从而加深对中日文化异同的理解,更好地增强跨文化交际能力。日本文化向来被称为“杂合文化”,日本古代文学史中不同历史阶段中国文化的受容,可以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日本文化的这种“杂合性”,了解日本民族自古以来对外来先进事物所采取的惯有的积极吸收、巧妙融合的态度,从而使学生理解当今日本社会对外来文化强有力的兼容和吸收。日本古代文学作品中歌颂自然的作品的大量存在,则展示了日本人对水木山川、日月星辰等大自然的敬畏和热爱,这与中国古代作品的“诗言志”倾向大有不同。对中日文学差异的讲解,有助于培养学生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外来事物和文化。另外,日本古代文学中武家社会生活的描写则有助于理解日本人所推崇的武士道精神,古代日本稻作文化中则体现了日本人的集团意识。这些异文化的学习和理解,对学生在以后的跨文化交际中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结语
所谓人文教育,其本质在于人性教育,根本目的在于提升受教育者的思想境界,加强受教育者理想人格的塑造,以及促进受教育者个人及社会价值的实现。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化发展,科学技术在社会进步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彰显,再加上人文教育功能的实现并不能一蹴而就,人们的教育观念开始向科学知识教育倾斜,人文教育逐渐被忽视。在高校课堂教学中,科学知识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对立也屡见不鲜。教师们盲目地认为,为适应当今社会发展需要,让学生立足于社会,就必须使他们掌握特定的谋生技能,因此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养就成了课堂教学的主要目的。一些专业技能课变成老师和学生们重点关注的对象,而文史哲等课程则被置于无关紧要的地位,大学教育呈现出过分专业化的弊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活动关注的是,人的潜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并加以实现,以及人的内部灵性与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质言之,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这就告诉我们:教育的核心是人的教育,人的健康全面的发展是教育的终极目标,“重专业,轻人文”的教育观念则偏离了教育的初衷。高校是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基石,因此在高校教学中如何加强大学生的人文教育是关系到整个社会价值导向和整个民族精神塑造的重大课题。
二、高校日本古代文学史课堂教学中人文教育的必要性
日本古代文学史的授课对象为高年级日语专业的学生。语言类专业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过分注重语言这一工具,认为语言学习的目的无外乎听、说、读、写、译这几种能力的习得,语言背后所蕴含的人文知识则无关紧要。部分教师“重专业轻人文”的教育观更是加深了学生这一错误认识。因此,目前高校日本古代文学史课堂出现的问题是,教师只是按部就班地对教科书中的知识点进行梳理,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对古代文学史中涉及到的作品及其社会文化现象只字不提或笼统概括;学生则更是出于应付考试、拿学分等目的,机械地学习此课程,教师教学效果不佳,学生学习兴趣低下。我们应该高度重视日本古代文学史的教化功能,改变过去教学中只重视传授专业知识的做法,注重人文教育,使广大学生在学习日本古代文学史的过程中真正获得心灵的熏陶和升华,“使学生变成历史意义上、文化意义上、情感意义上、道德意义上的人,实现精神成人的目的”。
三、人文教育视域下的高校古代日本文学史课堂教学
(一)分析我国文化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建构,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中日两国同属于汉文化圈,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学的建构,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建构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例如,向学生讲授日本古代文学史时,不能忽视中国古代文化的以下作用:奈良时代,汉字的传入结束了日本漫长的口承时代,使日本进入了文字记载时代,首创了由变体汉文或纯汉文书写的文字文学《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并为假名文字的产生打下了基础;平安时代初期,日本贵族文化兴起,汉字文化更是被置于公众场合,《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等大批汉诗集出现在日本文坛,一度占据日本古代文学的主流,掀起了唐风文化的。初期的汉文学模仿带来了平安中后期的汉文学深层消化吸收,间接地推进了日本文学的“和风化”进程。日本古代文学双壁《源氏物语》《枕草子》中的白诗受容等就可以反映出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深远影响。镰仓室町时代是日本文学发展的特殊时期,这个时期的日本战乱频繁,文学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在中世文学代表作《沙石集》《徒然草》等作品中依旧可以看到中国儒家、道家与佛教典籍及其思想的受容;江户时代的草子文学、读本等更是处处有中国明清志怪、传奇小说的缩影,甚至出现了以中国的小说为题材的“翻案小说”。通过以上的日本古代文学史的学习,可以让学生感受到日本古代文学史是一部日本文学自身发展史的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中国文化受容史,以此可以让学生了解到中国古代文化的灿烂辉煌及其深远的影响力,增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使学生树立起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
(二)解读日本古典名著,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
审美素养是当代大学生应具备的一种重要素质,审美素养的提升应贯穿大学教育的始终。古代日本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不仅要包括基本文学常识、文学概念的讲解,更要与经典作品的解读相结合。文学反映的是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对文学著作学习、鉴赏的过程,同时也是审美素养形成的过程。文学经典名著表面上看起来或许只是一次远离社会生活的个体审美事件,但归根结底是与某种意识、思想、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是对客观世界的人格化处理。在作品的世界里,人的思想、行为在文学艺术中被展示、被感受、被体认,从而在读者中引起一系列积极的反应。不同时代文化渲染下的读者对同一作品可以表现出不同的审美态度。在日本古代文学史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文学理论的有效渗透,奠定学生审美意识的思想基石;通过文学经典著作的讲读,陶冶学生的审美情操,拓展学生的审美视野,真正做到“以美启真、以美启智、以美育人”。日本最早的和歌总集《万叶集》以雄浑、朴实、清新的歌风奠定了日本文学的基础。其作者层上至宫廷贵人下至普通庶民,题材广泛还涵括了日本偏远地区的民歌———“东歌”“防人歌”等,被称为日本民族的精神故乡。《万叶集》是古代日本人民对自身精神生活的直接表露和最真实情感的流露,他们热爱山水,敬畏自然;忠于国君,奋勇征战;悼念死者,感伤离别;满怀希望,追求自由。通过对《万叶集》的学习,可以让学生理解用文学来表达对自然及人生的最淳朴的感动———“诚”的文学美意识。日本女作家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与清少纳言的《枕草子》被并称为日本古典文学的双壁。作品《源氏物语》以光源氏为主线,描写了不同身份贵族男女间的恋爱纠葛及生死别离,“美丽”和“哀愁”是贯穿小说的主线。对《源氏物语》的赏析可以让学生理解日本美学中的“物哀”精神。与此相对,清少纳言则一改平安贵族们作品中惯有的感伤情调,采取积极的创作态度,通过对自然和人事的描写,创造了“明快”的世界,它与《源氏物语》中的“物哀”一起,构成了平安朝文学中的两大审美趋势。
(三)探究文学中日本特有的文化现象,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任何时代的文学都映射着各自发展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政治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等文化内涵。因此,在日本古代文学史课堂教学中,不应局限于文学本身的研究,而应将其上升到文化层面,探寻文学背后的文化意义。日本古代文学史是日本精神文化的源头,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更加客观地理解日本文化,拓宽视野,并用广阔的视角去比较中日文化的异同,从而加深对中日文化异同的理解,更好地增强跨文化交际能力。日本文化向来被称为“杂合文化”,日本古代文学史中不同历史阶段中国文化的受容,可以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日本文化的这种“杂合性”,了解日本民族自古以来对外来先进事物所采取的惯有的积极吸收、巧妙融合的态度,从而使学生理解当今日本社会对外来文化强有力的兼容和吸收。日本古代文学作品中歌颂自然的作品的大量存在,则展示了日本人对水木山川、日月星辰等大自然的敬畏和热爱,这与中国古代作品的“诗言志”倾向大有不同。对中日文学差异的讲解,有助于培养学生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外来事物和文化。另外,日本古代文学中武家社会生活的描写则有助于理解日本人所推崇的武士道精神,古代日本稻作文化中则体现了日本人的集团意识。这些异文化的学习和理解,对学生在以后的跨文化交际中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结语
所谓人文教育,其本质在于人性教育,根本目的在于提升受教育者的思想境界,加强受教育者理想人格的塑造,以及促进受教育者个人及社会价值的实现。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化发展,科学技术在社会进步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彰显,再加上人文教育功能的实现并不能一蹴而就,人们的教育观念开始向科学知识教育倾斜,人文教育逐渐被忽视。在高校课堂教学中,科学知识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对立也屡见不鲜。教师们盲目地认为,为适应当今社会发展需要,让学生立足于社会,就必须使他们掌握特定的谋生技能,因此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养就成了课堂教学的主要目的。一些专业技能课变成老师和学生们重点关注的对象,而文史哲等课程则被置于无关紧要的地位,大学教育呈现出过分专业化的弊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活动关注的是,人的潜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并加以实现,以及人的内部灵性与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质言之,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这就告诉我们:教育的核心是人的教育,人的健康全面的发展是教育的终极目标,“重专业,轻人文”的教育观念则偏离了教育的初衷。高校是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基石,因此在高校教学中如何加强大学生的人文教育是关系到整个社会价值导向和整个民族精神塑造的重大课题。
二、高校日本古代文学史课堂教学中人文教育的必要性
日本古代文学史的授课对象为高年级日语专业的学生。语言类专业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过分注重语言这一工具,认为语言学习的目的无外乎听、说、读、写、译这几种能力的习得,语言背后所蕴含的人文知识则无关紧要。部分教师“重专业轻人文”的教育观更是加深了学生这一错误认识。因此,目前高校日本古代文学史课堂出现的问题是,教师只是按部就班地对教科书中的知识点进行梳理,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对古代文学史中涉及到的作品及其社会文化现象只字不提或笼统概括;学生则更是出于应付考试、拿学分等目的,机械地学习此课程,教师教学效果不佳,学生学习兴趣低下。我们应该高度重视日本古代文学史的教化功能,改变过去教学中只重视传授专业知识的做法,注重人文教育,使广大学生在学习日本古代文学史的过程中真正获得心灵的熏陶和升华,“使学生变成历史意义上、文化意义上、情感意义上、道德意义上的人,实现精神成人的目的”。
三、人文教育视域下的高校古代日本文学史课堂教学
(一)分析我国文化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建构,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中日两国同属于汉文化圈,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学的建构,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建构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例如,向学生讲授日本古代文学史时,不能忽视中国古代文化的以下作用:奈良时代,汉字的传入结束了日本漫长的口承时代,使日本进入了文字记载时代,首创了由变体汉文或纯汉文书写的文字文学《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并为假名文字的产生打下了基础;平安时代初期,日本贵族文化兴起,汉字文化更是被置于公众场合,《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等大批汉诗集出现在日本文坛,一度占据日本古代文学的主流,掀起了唐风文化的。初期的汉文学模仿带来了平安中后期的汉文学深层消化吸收,间接地推进了日本文学的“和风化”进程。日本古代文学双壁《源氏物语》《枕草子》中的白诗受容等就可以反映出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深远影响。镰仓室町时代是日本文学发展的特殊时期,这个时期的日本战乱频繁,文学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在中世文学代表作《沙石集》《徒然草》等作品中依旧可以看到中国儒家、道家与佛教典籍及其思想的受容;江户时代的草子文学、读本等更是处处有中国明清志怪、传奇小说的缩影,甚至出现了以中国的小说为题材的“翻案小说”。通过以上的日本古代文学史的学习,可以让学生感受到日本古代文学史是一部日本文学自身发展史的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中国文化受容史,以此可以让学生了解到中国古代文化的灿烂辉煌及其深远的影响力,增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使学生树立起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
(二)解读日本古典名著,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
审美素养是当代大学生应具备的一种重要素质,审美素养的提升应贯穿大学教育的始终。古代日本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不仅要包括基本文学常识、文学概念的讲解,更要与经典作品的解读相结合。文学反映的是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对文学著作学习、鉴赏的过程,同时也是审美素养形成的过程。文学经典名著表面上看起来或许只是一次远离社会生活的个体审美事件,但归根结底是与某种意识、思想、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是对客观世界的人格化处理。在作品的世界里,人的思想、行为在文学艺术中被展示、被感受、被体认,从而在读者中引起一系列积极的反应。不同时代文化渲染下的读者对同一作品可以表现出不同的审美态度。在日本古代文学史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文学理论的有效渗透,奠定学生审美意识的思想基石;通过文学经典著作的讲读,陶冶学生的审美情操,拓展学生的审美视野,真正做到“以美启真、以美启智、以美育人”。日本最早的和歌总集《万叶集》以雄浑、朴实、清新的歌风奠定了日本文学的基础。其作者层上至宫廷贵人下至普通庶民,题材广泛还涵括了日本偏远地区的民歌———“东歌”“防人歌”等,被称为日本民族的精神故乡。《万叶集》是古代日本人民对自身精神生活的直接表露和最真实情感的流露,他们热爱山水,敬畏自然;忠于国君,奋勇征战;悼念死者,感伤离别;满怀希望,追求自由。通过对《万叶集》的学习,可以让学生理解用文学来表达对自然及人生的最淳朴的感动———“诚”的文学美意识。日本女作家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与清少纳言的《枕草子》被并称为日本古典文学的双壁。作品《源氏物语》以光源氏为主线,描写了不同身份贵族男女间的恋爱纠葛及生死别离,“美丽”和“哀愁”是贯穿小说的主线。对《源氏物语》的赏析可以让学生理解日本美学中的“物哀”精神。与此相对,清少纳言则一改平安贵族们作品中惯有的感伤情调,采取积极的创作态度,通过对自然和人事的描写,创造了“明快”的世界,它与《源氏物语》中的“物哀”一起,构成了平安朝文学中的两大审美趋势。
(三)探究文学中日本特有的文化现象,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任何时代的文学都映射着各自发展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政治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等文化内涵。因此,在日本古代文学史课堂教学中,不应局限于文学本身的研究,而应将其上升到文化层面,探寻文学背后的文化意义。日本古代文学史是日本精神文化的源头,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更加客观地理解日本文化,拓宽视野,并用广阔的视角去比较中日文化的异同,从而加深对中日文化异同的理解,更好地增强跨文化交际能力。日本文化向来被称为“杂合文化”,日本古代文学史中不同历史阶段中国文化的受容,可以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日本文化的这种“杂合性”,了解日本民族自古以来对外来先进事物所采取的惯有的积极吸收、巧妙融合的态度,从而使学生理解当今日本社会对外来文化强有力的兼容和吸收。日本古代文学作品中歌颂自然的作品的大量存在,则展示了日本人对水木山川、日月星辰等大自然的敬畏和热爱,这与中国古代作品的“诗言志”倾向大有不同。对中日文学差异的讲解,有助于培养学生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外来事物和文化。另外,日本古代文学中武家社会生活的描写则有助于理解日本人所推崇的武士道精神,古代日本稻作文化中则体现了日本人的集团意识。这些异文化的学习和理解,对学生在以后的跨文化交际中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