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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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前众多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研究中,大多贯穿着一种思路: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分业监管模式为适应综合经营需要逐渐向统一监管模式转变,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也需采取相应变革措施,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笔者并非绝对否认金融统一监管模式的合理性,但对上述思路的论证方式仍然存有疑虑。第一,按照法律移植和制度借鉴的基本原理,仅有国外法制变革的现实而缺少对该制度在中国本土适应性的论证,提出法制借鉴的理由充分性是不足的。第二,金融体系的统分,起码包括人员机构、经营业务、金融监管和法律规定等多个层面,并非是一项“统一”的理念或号召就能够瞬时解决的宏观问题,而应当选择合适时机和步骤逐步完成。[1]这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国 1999 年制定《证券法》时选择美国式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按照金融产品保障、储蓄和投资功能的基本分类,建立了“一行三会”为代表的金融监管体制。如今面对金融产品功能混合、金融业务综合经营、金融集团机构发展的客观现实,在采取逐步改进金融监管体制的方式下,如何区分金融产品功能以及确定相应金融监管机构将成为一项重要任务。此外,面对非正规金融的冲击,银行或证券监管部门是否应当介入、如何进行分工合作、如何对具体金融产品或行为定性管理等,也都是较为棘手的问题。笔者认为,上述问题的解决,仅有金融监管的宏观理念和制度变迁描述是不足的,还必须深入到细节问题上,有必要从根本上扩张“证券”概念及范围,这样,才能对当下金融监管职责分工以及今后金融经营与监管的逐步融合,作出较为有力的回应。

    二、中国《证券法》中“证券”概念的不足

    按照 2005 年修改的《证券法》第 2 条对该法调整范围的界定,该法调整“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政府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的上市交易”;同时,“证券衍生品种发行、交易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依照本法的原则规定”。

    1999 年《证券法》制定时,有一种观点认为,《证券法》应当调整所有证券(包含其衍生品种)的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另有一种意见认为,“我国证券法所调整的证券关系主要是股票、公司债券等基本证券的交易活动,而对股票、公司债券的发行活动在公司法已作规定的基础上,根据实践中的新情况作出补充性规范。此外的其他证券,即政府债券、金融债券、投资基金券等,……需要另行制定法律、法规加以规范”。[2]立法者采用后一种调整范围的观点,称此举是基于“基本法理、立法惯例、现行体制和立法技术几方面的综合分析”。[3]这在学者看来属于一种“过渡阶段”立法。这种用经济发展的“过渡阶段”来解释立法或修改法律的意图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在修改《证券法》过程中对“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的问题,已经成为执行《证券法》的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在没有分散型法律、法规设计的情况下,统一型法律已经先期出台了,其调整对象‘宽’比‘窄’好”。[4]然而,在 2005 年该法修改时,对法律调整的证券种类仅增加了“证券投资基金份额”一种;关于“证券衍生品种”的法律适用,《证券法》原则规定由“国务院依照本法的原则规定”。实践中,仅有中国银监会在部门规章的层次上于 2004 年《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 3 条中规定“衍生产品”是一种以“远期、期货、掉期(互换)和期权”为基本种类的金融合约,或者是包含上述一种或多种特征的结构化金融工具。修改后的《证券法》实施以来,国务院并未根据法律授权认定过“其他证券”的种类。总体上,我国目前《证券法》中的证券概念是以股票、债券为基本类型,相关证券发行、交易中的审查批准、信息披露、不当交易控制、法律责任等制度也基于此种证券概念的界定而构建。

    面对以股票债券为基本证券形式而演化的金融衍生产品的新发展,现有立法中的证券概念显然偏窄而不利于法律对金融实践进行规制。国外法制经验是,“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证券法都对证券范围有所规定,但通常是按照‘功能标准’对证券种类进行不完全列举。功能标准,是指按照某种权利证书是否符合证券的基本属性和功能来判断其应否归属于证券,而不是按照该种证书是否被冠以证券之名而进行判断。所谓不完全列举,是指证券法只能列举证券的主要和常见类型,而无法全部列举各种证券形式”。[5]因此,有学者提出了需要扩大《证券法》中证券概念的建议,“在列举法定证券种类的基础上引入一般性的概念,为证券监管机关判断某种金融投资商品是否属于‘证券’提供判断标准”。[6]如此,学理上需要探究说明的问题是,如果从列举角度无法完整概括证券种类,是否可能设定兜底性条款或实质性标准来说明证券特征,以使监管执法及司法部门明确判断金融产品是否具有证券属性、是否适用证券法规范或比照相应原则进行规范管理。

    三、证券概念的比较法研究

    大陆法国家的法律传统习惯于从上而下的体系构建和相关概念种属确定或比较鉴别,以此确定某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学者通常从两个层面提炼证券概念的特性。其一,证券是一种记载于某类介质上的权利凭证,由此其属于法律中书证的范畴。由于证券法上证券通常表彰的是财产权利,并且按照该财产权利与证券介质之间的关系,证券概念被缩限在有价证券的范畴中。其二,证券是财产权利的凭证,其与民法上的物的概念具有密切联系,两者的区别是证券被等额划分或标准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是份额的自由转让,因此证券被认为具有标准化及流通性的特点。在大陆法学理中总结证券的特征为:证券是一种投资收益权凭证、是一种占有凭证、具有流通性和风险性。[7]学者进一步将有价证券区分为商品证券、货币证券和资本证券,并认为证券法中的证券为资本证券,而货币证券为票据法的调整对象。[8]

    此种证券概念界定方式能够勾画出证券法上证券在民法书证或广义证券体系中的地位,便于从形式上定位证券概念。然而,此种方法注重形式比较,没有解释出区分商品证券、货币证券或资本证券的实质,在足智多谋的金融投资者面前这种证券概念可能被突破。例如,美国 SEC V. W.J Howey Co.案[9](以下简称“Howey 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该案中交易对象以果园和果树等实物资产为表现形式,并不能排除法院对事实上存在证券的实质性的司法认定;而在 Reves V. Ernst & Young[10]案(以下简称“雷维斯案”)中,作为投资工具的表现形式是农业合作社签发的见票即付的本票,但在案件具体情境中美国最高法院依然将该案中的本票认定为证券。

    以上述案件为例,笔者明显感到,如果以大陆法惯常使用的证券形式概念和种类列举方式,将会出现法律规制漏洞的问题。相较而言,以美国法为代表的证券法制较为注重法律关系的实质性,“联邦最高法院采取了重经济现实轻法律术语、重内容轻形式的分析方法。也就是说,不管你在形式上叫什么名字,是‘服务合同’还是‘买卖合同’,只要在经济现实上与证券一致,就按证券论,要求登记披露,以保护投资者利益。反过来,即使其名字叫‘股票’,如果不具备股票的基本特征,还是不能按股票论”。[11]

    美国证券法制中对证券的概念界定,实质上是采用双层认定体制。首先,美国 1933年《证券法》第 2 条 a 款及 1934 年《证券交易法》第 3 条 a 款第 10 项都有对“证券”种类的列举式规定。其次,司法机关在具体案件中可以裁判认定证券的情形。尽管美国联邦及州立法中对证券概念进行了颇为详尽的列举式规定,但实践中具有证券性质的金融工具种类表现形式更为多样。因此,司法机构承担了在具体案件中判断金融工具是否属于证券以及是否需要接受证券法律规制的任务。美国联邦法院通过判例,确立了几项证券判断的重要规则[12]:第一,尽管股票作为证券的一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明确的,即股票的特征是按一定比例分享收益并享有投票权及承担责任;但如果案件中金融工具不符合上述股票的基本特征,法院还应当判断其是否属于投资合同(investment contract)来判断其是否属于证券概念;第二,投资合同成为法院认定证券法列举证券种类之外的金融工具,或是对金融工具证券定性存在争议情形下的基本概念。事实上,美国借助投资合同这一含义不甚明确的概念,实现了法的稳定性和对经济社会发展适应性的平衡,由司法机构承担了面对实践不断产生、花样翻新迅速的证券类金融工具性质的认定工作。

    受美国证券法的影响,日本《证券交易法》第 2 条也采用列举方式规定所调整证券的种类。[13]该条在详尽列举各种类有价证券之后,还概括性规定可适用证券交易法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因公益或保护投资者认为必要且适当,根据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则规定的其他证券或证书”情形。为应对交易商品多样化趋势、重构资本市场与金融市场之间的秩序,特别是吸收证券化关联商品的法律规制需要,日本 1998 年修改《证券交易法》时增加了第 2 条第 18 项,即在列举第 1-17 项之外,法律概括性规定“斟酌流通性以及其他因素,为确保公益或保护投资者,认为有必要,政令(《证券交易法实施令》1 条)规定的证券或证书”。[14]2006 年,日本制定《金融商品交易法》时,将“证券”定义扩展为“金融商品”的概念。尽管立法并未对“金融商品”进行明确定义,但为适应各种基金实践需要而导入“集合投资计划”定义,即在《金融商品交易法》第 2 条第 2 款第 5 项规定“集合投资计划是指民法上的合伙、商法上的隐名合伙、投资实业有限责任合伙、有限责任事业合伙、社团法人的社员权以及其他权利,享有通过金钱出资进行的事业而产生的收益分配或该出资对象业务相关的财产分配的权利”。[15]尽管日本学者认为日本金融改革立法尚未最终完成,但从“集合投资计划”概念的导入,到对有价证券概念定位采用“经济实质性标准”的做法,显然是受到美国“Howey 案”判决的影响。这为日本《证券交易法》进行大幅度修改而变身为《金融商品交易法》,并使该法规制所有具有投资性金融商品,奠定了根基。

第2篇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开放

随着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金融的运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金融监管也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和金融的不稳定性日渐突出。面对金融全面开放，为了能够更有效地提高金融机构运行和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保证金融市场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我国金融监管需要进行不断地创新和变革。

一、开放条件下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挑战和问题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即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主体的“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制。随着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现行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实践中也产生了诸多问题:

(一)金融监管法治环境薄弱

金融监管立法仍然滞后，立法技术亦不成熟。《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金融监管领域的基本法律至今没有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处于法律真空状态。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不协调，甚至存在严重冲突。盲目移植、照搬照抄、脱离实际的规定大量存在。金融监管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二)金融监管目标不合理

我国金融监管目标是既要保障国家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的有效实施，又要承担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保障平等竞争和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维护整个金融体系安全稳定、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金融监管目标具有多重性和综合性，实际上是对金融监管目标的弱化，从而制约了金融监管的功效。

我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一致的。这使得中国金融监管的主要工作就是进行货币政策的执行和信贷规模控制的合规性检查，并没有真正从金融运行的安全性、高效性出发，形成独立的、明确的职能。

(三)金融监管的内容和方式存在缺陷

重市场准入，轻市场退出。目前的监管大多对金融机构、金融业务的市场准入进行严格限制，而在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理上则缺少详细的可操作的市场退出规定。在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时，“一行三会”的监管只能借助于行政手段来化解金融风险，违反了市场规律，进一步加剧了金融风险。

重现场监管、轻非现场监管。我国的金融监管主要采用现场监管。现场监管虽然能够比较细致地了解、发现那些从金融机构公开的财务报表和业务资料中难以发现的隐蔽性问题。但是，它本身也存在许多不足，如，风险监管不足，随意性、非规范性较大，人力不足以及重复检查并存等等。

重合规性监管、轻风险性监管。先行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是对金融业市场准入、业务范围、财务帐目、资本状况等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合规性监管，而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尚不规范和完善。强调从资本充足性和资产流动性方面进行监管，忽视了金融机构自身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等指标的监管。重视传统存贷业务，而对表外业务及其他金融创新业务监管较少。

(四)金融监管信息仍不透明

目前中国的金融监管仍处在起步阶段，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尚处于一种分割、低效、失真的状态。中国金融监管信息不透明主要表现在:“三会”的监管信息系统处于分割状态，不能实现监管信息共享;金融监管信息实行定时报送制度，使得金融监管信息收集效率很低;金融机构报送数据存在人为调整，虚报、瞒报现象屡有发生;缺乏社会监督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对金融机构报表、资料的真实性审查，等等。

(五)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协调，监管存在“真空”

我国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还不健全，整个金融监管组织体系仍按计划管理模式设置，“一行三会”虽各有分工、各有工作侧重，但是相互之间仍存在职责不清、相互扯皮的问题，有时出现职责冲突，有时出现监管“真空”，从而降低了整个金融监管的效率。我国的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混业经营趋势正逐步加强，原有的以机构类型确定监管对象的监管模式难以发挥作用，进而出现金融监管“真空”。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

前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已严重滞后于国际发展与实践需要。随着金融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不断深化，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金融监管体制上不断做出相应调整，而我国仍采取根据既定金融机构的形式和类别进行监管的传统方式。在金融机构的业务界限日趋模糊的情况下，这种监管方式的弊端日益凸显。

国外的金融机构大都为混业经营。尽管加入WTO后对进入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仍可限制其经营业务，但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其境外的后援体系，其混业经营的优势仍能发挥，使我国金融机构在竞争中处于下风。混业经营已是大势所趋，当前我国金融机构的诸多业务创新已具有部分混业经营的性质，光大控股集团、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金融控股公司的组建事实上也拉开了我国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序幕。与我国实行的分业经营相适应的分业监管体制已不适应这一趋势的发展。为适应混业经营的发展要求，我国应在现有的金融监管基础上平稳过渡，依据金融体系基本功能逐步改革和完善监管体制，实现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协调。:

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直属的政府机构应放弃金融监管职能，着重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做好宏观调控，这样有利于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在“三驾马车”(即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基础上设立“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作为整个金融业的最高监管机构，维护整个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对各类金融业予以全面监管。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集中置于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的统一领导之下，对各类分业经营的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控股公司名下的子公司实施功能化监管，并定期召开由三大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加强“三驾马车”之间的联系。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则有权对各监管机构的职责和各种争议予以界定和仲裁。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则由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直接监管，从而形成一个立体的、有层次的、有分工的、横向与纵向并重的金融监管体制。

三、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理念建设

在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完善金融监管内容和方法，改善信息披露制度、强化社会监督，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的同时，在体制转型的基础上实现监管理念的转变是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关键:金融监管活动应从事后被动处置向事前预警防范转变;金融监管内容应从合规性、机构性监管向合规性与风险性监管并重、功能性监管转变;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转变控制金融风险的思路，使金融监管既要强调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又要注重提高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以及国际竞争力。唯有在金融监管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金融业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实现金融监管理念及时、科学的调整，才能在开放条件下促进金融监管的不断成熟和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建华.中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2]杨有振.金融开放、创新与监管.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第3篇

那么，本次会议提出的“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与传统的“机构监管”有何不同？

横向的“功能监管”

在混业经营环境中应运而生

功能监管，可理解为在混业经营环境中，对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开展的相同或类似业务进行的标准统一或相对统一的监管。可见，这一监管模式关注的是金融机构所从事的业务活动，而不是金融机构本身。

比如，就信贷类业务来讲，无论这些业务是由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还是保险公司提供的，银行业监管部门都对所有的这类业务实施统一监管。再比如，银行销售基金产品要到证监会获得基金销售牌照。

功能监管强调跨机构、跨市场的监管，这有利于缓和监管职能冲突，减少监管真空及监管重叠，消除监管套利，适应了混业经营趋势下防控交叉金融风险的需要，能够实现对金融体系的全面监管。

“行为监管”针对机构和人

行为监管则是就监管目标来说的，其对象是从事金融活动的机构和人。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实施的监督管理，包括禁止误导销售及欺诈行为、充分信息披露、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等。从事金融业务就必须要有金融牌照，从事哪项业务就要领取哪种牌照。对有牌照的机构要监管，对没有牌照从事金融业务的更要监管，无照经营就要严厉打击。

相同金融产品不按照同一原则统一监管是造成监管空白、监管套利的重要原因，也是当前金融秩序混乱的重要原因。因此，功能监管与行为监管是金融稳定的重要基石。此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认监管模式为“功能监管、行为监管”，是首次在如此高规格的层面对监管模式的改变进行确认。

纵向的“机构监管”只适合分业经营

与功能监管、行为监管相对应的是机构监管，它是我国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框架下，一直以来主体的监管模式。

第4篇

一、互联网金融面临的问题

互联网金融顾名思义是互联网和金融的结合，但却不是互联网和金融的简单相加，而是二者的有机结合，它是既不同于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也不同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第三种金融融资方式。互联网金融的类型不断扩展，由于其不仅包含传统金融的特性，也有新型金融的特征，从不同的视角可以对其进行不同的分类，一般而言应该包括：互联网支付类、P2P借贷类、众筹融资类、虚拟货币类、互联网保险类及其他传统网络金融业务。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发展并不成熟，发展中也面临很多问题：

1.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合法性问题。虚拟的网络技术进入金融领域时，互联网金融随即产生，当互联网金融刚出现时并没有有效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规范。而今，第三方支付、P2P借贷、众筹等互联网金融模式层出不穷，然而仍然缺乏法律的规制，也没有政府机构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使得互联网金融游离于法律之外，虽然对第三方支付设置了行政许可制度，但其他金融机构的成立并不需要许可，仍处于野蛮生长的状态。

2.互联网金融法律关系的规范问题。互联网金融下的法律关系有和现存法律关系交叉的地方，但是由于其依赖于虚拟技术，又有特殊的地方。互联网金融并没有创设新的法律关系，只是利用网络技术对多种法律关系进行串联，形成了新形态的综合法律关系。比如在P2P借贷关系中，它包含了一般意义的借贷关系，也有借贷双方，但是它是借助于第三方借贷平台实现，借贷双方并不需要见面，因而具有匿名性。对诸如此类的涉及法律关系的新问题要进行有效规制。

3.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体制问题。我国对传统金融实行“一行三会”的监管模式，进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这一模式并不能容纳互联网金融的综合性。互联网金融呈现混业化和多元化现象，要对其进行有效监管必然对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实施改革创新。另外，由于互联网金融没有时空性，客户分布广泛，对其监管的难度也随之加大。

4.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问题。1994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因为将金融消费者纳入保护范围，也没有法律法规对金融机构的义务和责任进行规制，消费者在金融消费过程中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权益受损后的救济更是无从谈起。金融消费者可能面临售后服务不完善、平台退出时资金保全得不到维护等问题。

二、互联网金融的法律监管现状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出现，虽然我国尚未出现专门针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法律，也没有成立专门的机构，但是由于其本身仍然是属于金融领域，因而，在原有的框架内也可以对其进行一些规制。金融监管依赖于强有力的主体，在我国金融监管的主体包括：官方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行业自律组织、金融市场特殊主体金融交易所。互联网金融的勃兴带动了我国金融监管架构的改革，在证券领域，行业协会被赋予了一些重要角色，如证券协会拟出台规定对私募股权众筹进行规范；银监会的组织架构也在2015年进行了调整，监管部门由11个增加到17个，其中有关于互联网金融的专门机构，如网贷归惠普金融机构监管；保监会也在着力健全行业的保险资产交易平台和资产托管中心。金融创新推动了金融架构的改革和完善，但是其仍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仍需要进一步的强化改革，互联网金融监管仍存在真空。

金融监管的规则体系主要是指立法体系，我国互联网金融的规则体系包括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等，但广义的互联网金融规则体系还包括行业协会的相关办法和指引。互联网金融的生长带动了金融监管规则的变化，呈现了“放开前端，管住后端”的改革趋势，即逐步放低准入门槛，完善平台退出时的后续管理工作。

互联网金融本身就是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也是在法律的缝隙中生存，由于法律固有的滞后性，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迅速革新的事物总是在寻找利于自己生存的空间企图逃离法律的束缚，不可避免的会有原有金融监管机构不能涵盖的新的金融机构的出现。而我国又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金融监管模式，对于跨行业的互联网金融也会出现相互推诿直至无人监管的现象。

法律并不能预测到没有发生过的现象，只能是对已出现过的现象进行规制，因而不可避免的存在滞后性。而互联网金融却依托信息技术处速变革之中，因而，法律很难对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及时做出反应，这就需要制定开放式和总括式的法律，以便在适用法律时有解释的空间。例如，我国证券法上没有对证券进行抽象定义，现实生活中出现一些新形式的融资和集资活动时，证券监督机构无法依法监管，或者一概归为非法集资。这样使得结果呈现两种极端，一种是放任其自由发展，那这中间就存在很多的风险和隐患；另一种是把创新扼杀在摇篮，那么无疑是不利于社会进步的。要做到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有法可依就要对相应的法律规定进行完善。

三、互联网金融法律监管的改革措施

1.加强市场准入管理，明确法律地位。

互联网金融往往没有准入门槛，只要具备一定的技术支持就可以进入该领域，又由于网络的虚拟性，真假很难鉴别，因而，互联网金融市场中鱼龙混杂，个别贪图利益的人混入其中借机骗取财物。因而有必要对互联网金融设置一个合理的准入门槛，对金融主体的法律资格进行审核，对其法律地位进行确认。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主体的法律地位确定了之后可以方便有关部门进行监管；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主体的法律地位确定之后，有利于金融消费者进行识别，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2.改革监管主体职能，加强监管协调。

在现有立法中存在我国金融监管主体职权授权不明甚至与法律相冲突的现象，一些监管部门在行使职权时并没有直接的甚至是间接的法律依据，导致了监管效率低下甚至监管不到位的现象。鉴于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非常规性，时常出现新情况和新问题，建议授予金融监管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让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发挥和调整。

另外，如前所述，我国实行的金融管理模式为“分业经营”模式，而互联网金融的突出特点就是混业性和多元化，因而，在互联网金融监管方面时常出现监管真空。为了改善这一局面，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业务性监管模式，建议我国逐步推行功能监管模式，即按业务功能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监管。按照业务功能进行监管可以加强监管机构的组织和协调，避免监管真空的出现。

3.修改相关金融法律，引入包容性概念。

如前所述，法律本身滞后于社会现象，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又有突变性，所以，具体性的法律规范很难跟上互联网金融发展变化的速度，这时就需要增加法律条文中的抽象性概念以期在出现问题时有关行政监管部门可以扩大条文的适用范围，避免出现无法可依现象。当然对于包容性概念的引入要把握好限度，如果超过必要限度，就会导致法律的形骸化，法律形同虚设，而实际操作则完全有行政部门自己把握，这无疑也是与依法治国的理念相冲突的。在开放性法律规范的基础上，加强对法律的解释，也是应对实势变迁的良好选择，既不损害法治原则，又能有效实施监管。

4.建立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督机制，实现双重监督。

为了适应互联网金融突变性和速变性的特点，有必要适当放宽金融监督机构的自由裁量权，然而权力总是和腐败如影随形，权力放宽后，如果不加以适当的限制，则会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越来越多的政治和法律问题也会涌现。所以，为了防止金融监督机构滥用权力，有必要对其进行监管，让金融监管机构能够依法行政。这相当于对互联网金融实行两级管理制度，一级是金融监管机构的直接监管，另一级是通过对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实现间接监管。这种双重监督，既有利于及时有效的应对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新问题，同时也可以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避免权力的滥用。

5.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衡平利益冲突。

我国现行的法律中没有针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专门立法，甚至都没有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只是在《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中有保护储户、投保人、被保险人等的条款，在《民法通则》、《合同法》等一般的民商事法律中有可以适用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条款，但是这些条款散落在不同的金融法和民商事法律中，概念界定不明晰，针对性不强，可能出现适用混乱的现象。为了促进中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维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制定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还可以根据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特殊性，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中设专章对其权利义务进行规范，强化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保护。

结语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虽然面临很多问题，但是其发展的总趋势却是不可逆的，因而要通过改革互联网金融监管机制来促进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加强市场准入管理，明确其法律地位；改革监管主体职能，加强监管协调；修改相关金融法律，引入包容性概念；建立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督机制，实现双重监督；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衡平利益冲突。完善互联网金融的法律监管是推动互联网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可行之策。

参考文献[1]任春华，卢珊.互联网金融的风险及其治理[J].学术交流，2014.

第5篇

说到金融危机，很多人对这一概念并不陌生，但是却二、金融危机的危害 并不了解什么是金融危机，因此。我们首先要了解金融危1.破坏国家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首先会给国家的经济带来严重的危害，使国家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本国货币对外的汇率降低，这会给国家的经济带来很大的损失，对外汇率的降低，会阻碍进出口贸易，进出口贸易是我国的经济来源之一，一旦进出口贸易衰败，自然会使国家整体的经济受到影响。

2.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

金融危机一旦发生，随之而来的就是货币的贬值，而当货币贬值后，人们用同样的钱，只能买到更少的东西，人们的消费水平降低，企业所生产的商品就无法卖出去，只能滞销，为了保障企业的利益，企业不得不采取裁员的方法，如此一来，就会使大量的人失业，失业的人越来越多，企业产品滞销，一部分企业会因此而倒闭，人们连最基本的消费都成了问题，金融危机的产生，极大的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生活水平的降低，使许多人不具备购买力，这会使国家的经济陷入持续低迷的状态之中。

3.影响社会稳定

社会是否和谐稳定，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然而金融危机的出现，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当金融危机出现后，人们的生活水平会因此而下降，没有足够的购买能力，连维持基本的温饱都成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使人走向极端，做出一些危害社会安全的事情，社会的稳定将无法得到保障。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也会加剧人民和国家的矛盾，人心涣散，国家的稳定也难以确保。

三、金融监管的内涵

金融监管，指的就是对于金融的监督和管理。金融监督，指的是相关的监督机构要定期对金融机构的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对金融机构的工作进行督促，使金融机构能够依法运作，保障金融机构的运行安全。金融管理，是指相关的管理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对金融机构的工作进行协调和管理，以保障金融机构工作的顺利进行。金融管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金融业的安全平稳运行。一般来说，金融监管的方式可以具体划分为三种，分别为公告监管、规范监管以及实体监管。金融监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国十分重视金融监管工作。

四、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金融监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金融危机的危害极大，若想有效应对金融危机，我国必须加强金融监管，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工作中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

我国是法制国家，任何工作的开展都要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进行。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我国金融机构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在此基础上，为了保障我国金融行业的稳定，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以规范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但是目前我国的相关法规并不完善，在法律法规中对一些经营行为并没有明确的规范，一些法律法规的内容不够详细，过于笼统，不能为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提供有效的指导。

2.监管不够全面

金融监管的不全面主要体现在对银行的监管上，在对银行进行监管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银行的工作进行审批，另一方面是监督银行的工作是否符合规范，但这是远远不够的，银行在经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面临风险，然而我国的金融监管对这一问题缺乏关注，也就是说，对风险的监管不够重视，即使对风险进行管理，也只是集中在对信用风险的管理上，银行所面临的风险是多样的，不仅有信用风险这一种，还包括利率风险、汇率风险等，由于国家金融监管不够全面，加大了金融风险的发生概率。

3.监管效率低下

我国在进行金融监管时，普遍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监管效率低下，这是由于我国金融监管的形式单一而造成的。我国在进行金融监管时，采取的都是重点监管的形式，只对金融机构中的重点工作进行监管，而忽视了日常的监管工作，这种监管形式的效率是十分低下的，在这种监管形式下，难以发现金融机构日常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使小问题不断累积，最终给金融机构的安全带来隐患。除此之外，在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时，流于表面，监管工作不够深入，只是通过收集数据、资料等来完成监管工作，在收集完资料、数据后，没有对其进行有效的整理，使金融监管工作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五、我国加强金融监管的措施

1.建立健全法律法规

健全的法律法规，是进行金融监管工作的前提，我国在法律法规的建设上存在着一些不足，因此，我国必须建立健全法律法规。相关的立法部门要对金融市场进行充分的调研，了解金融市场的现状，在此基础之上，再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

2.提高金融监管的透明度

我国要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提高金融监管的透明度，要对金融市场的信息进行适当的披露。同时，要重视对金融机构内部机构的监管，对其内部进行合理的控制，提高金融监管工作的效率，从而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防范，保障金融市场的健康平稳运作。

金融危机会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为了维护我国经济的平稳运行，我国必须重视金融监管，努力解决金融监管中存在的问题，提高监管水平。

参考文献 :

[1]叶莉.金融全球化条件下的我国金融安全问题研究[D].河北工业大学,2008.DOI:10.7666/d.d048922.

第6篇

宏观审慎监管的两个核心要素分别为监管对象是系统风险，监管目的是金融稳定。金融稳定理事会（FSB）认为，系统风险是金融服务中断产生的风险，源于全部或部分金融系统遭受的破坏，它对实体经济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若某类风险仅对单一市场具有影响，但与金融体系的整体没有关联，即使影响再大，也不能称为系统风险。可见，宏观审慎监管是一个有严格定义的专门术语，具有明确的使用范围。

宏观审慎监管的主要内容

宏观审慎监管有三方面内容：一是识别系统风险，即发现、监测和计量系统风险及其潜在影响；二是降低系统风险的发生概率，即通过提高监管标准和针对性监管措施等，预防系统风险爆发；三是缓解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溢出效应，即在系统风险爆发后，限制破坏的程度和范围，尽可能降低经济损失。

宏观审慎监管的对象是系统风险,包括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空间维度关注跨领域问题，即所有金融机构共同面临的风险暴露。时间维度关注周期性问题，包括商业周期产生的风险波动，以及风险敏感性监管造成的顺周期效应。

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分为宏观审慎监测框架和宏观审慎监管工具两个部分。前者通过指标体系识别和监测系统风险，后者侧重于研发干预系统风险的政策工具。作为二者的基础，还应确立宏观审慎监管的制度安排，建立监管主体之间的分工合作机制。

宏观审慎监管的由来

宏观审慎监管概念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79年，起因是西方向新兴市场发放的大量贷款。1979年6月，英格兰银行行长库克在库克委员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前身）会议上首次使用这个概念。他认为，微观审慎问题（单个银行贷款）的集合可以成为宏观审慎问题。10月，欧洲货币常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拉法路西将单纯针对市场个体的传统监管方法称为“微观审慎方法”，认为必须辅之以“宏观审慎方法”，将市场作为整体进行监管。这标志宏观审慎思想的萌芽。

第二阶段始于1986年，起因是资本市场金融创新。欧洲货币常务委员会报告提出了“宏观审慎政策”，用于“促进广义金融体系和支付系统的安全和稳健”。这是宏观审慎术语首次在公开刊物上出现。

第三阶段始于1997年，起因是亚洲金融危机，重点问题是银行监管的顺周期效应。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宏观审慎分析”概念，建立“宏观审慎指标”，用于评估系统脆弱性，并将其纳入金融部门评估项目（FSAP）。2000年，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安德鲁・奈特在国际银行监管机构会议上，全面阐述了宏观审慎监管方法。宏观审慎监管开始从学术概念走向监管实践。

第四阶段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等系统性问题受到广泛关注。这个阶段，宏观审慎监管概念得到明确，监控框架趋于完善，监管工具不断拓展，监管范围扩展到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宏观审慎监管受到了二十国集团的高度关注，成为金融监管改革的主题。

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关系

从宏观审慎监管的发展可以看出，无论是新兴市场贷款、金融创新、顺周期效应，还是“大而不能倒”等问题，它始终面向微观活动，并源于微观活动的集合效应引发的系统风险，是与微观审慎监管相辅相成的一对概念。微观审慎监管即通常讲的银行、保险和证券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关注整个金融体系不同，微观审慎监管主要关注金融个体。

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区别和联系

区别

一是监管目标不同。前者维护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增长；后者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持金融机构财务稳健性。二是监管视野不同。前者将金融体系作为整体，自上而下监管；后者关注单个个体，自下而上监管。三是对跨机构共同风险和风险关联的考虑不同。前者将其作为重点内容，后者认为不相关。四是对集中风险（Aggregation Risk）态度不同。前者认为源于市场个体的集体行为，属于市场内生风险；后者认为集中风险与集体行为无关，属于外生风险。

联系

一是风险来源都主要是微观活动。比如,金融创新的所有开发和销售，都是微观市场行为。二是风险载体主要是微观主体。从“大而不能倒”的跨国金融集团，到不受监管的特殊目的机构，都是微观主体。三是风险监测很大程度依靠微观市场数据。单纯的宏观数据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宏观审慎监管的需要，必须主要依靠微观监管数据。四是监管手段主要是微观监管方法。无论是监管资本要求，是风险管理规定，还是集团架构要求，都是适用于微观主体的监管工具。

宏观审慎监管的职责分工

宏观审慎监管涉及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机构，以及中央银行、税收和会计准则机构等多个监管主体。由于宏观审慎监管的对象大多是微观主体，监管工具主要是微观手段，金融监管机构自然成为宏观审慎监管架构的核心。这客观上要求金融监管机构充分利用自身专长，履行宏观审慎监管的主要职责，发挥主导性作用。

中央银行可以利用开展宏观调控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承担四项工作。一是控制流动性总量，防止流动性过度泛滥，降低资产泡沫化概率。二是监测系统风险的动态变化，分析系统风险变化与宏观经济的相互影响。三是加强支付结算系统、征信系统等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在危机时期提供流动性，参与对危机机构的紧急救助。税收和会计准则机构的职责相对比较清晰。在明确职责的基础上，应在金融监管机构之间、金融监管机构与其他机构之间、境内和境外监管主体之间，建立跨境监管协调机制，对系统风险开展全面监管。

用一个比喻可以较为形象地说明宏观审慎监管的职责分工。维护金融稳定如同在鱼缸中养鱼。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责主要是管鱼，要特别关注体型庞大的大鱼（“大而不能倒”机构），关注体型不大，但却能引起鱼群恐慌的“闹鱼”（无监管实体），还要关注鱼群的集体动向（跨领域关联）。同时，还应避免饲养方法在鱼受惊的时候加强对鱼的刺激（顺周期效应）。只有这样，才能防止鱼缸被鱼撞破。中央银行的任务是控制好鱼缸水量（流动性总量），加固鱼缸（支付结算和征信体系等市场基础设施），协同其他监管主体，监测鱼缸的整体状况（市场监测和预警）等。

第7篇

关键词：金融监管：微观审慎：宏观审慎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92(2010)09-0029-03

从历史的角度看，金融监管总是与金融危机相联系的，无论何时发生金融危机，金融监管立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易宪容，2003)。此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也不例外，传统的金融监管理念又一次受到了挑战。危机前，大多数国家采纳巴塞尔协议提出的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监管思路，而危机的爆发和迅速蔓延表明，以金融机构偿付能力为基础、强调单个金融机构个体稳健的传统金融监管，在新的形势下已经无法完全胜任其职能，宏观审慎的概念被再次提出并形成了一系列的改革建议和方案。

一、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的内涵

金融监管中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的区分并不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国际清算银行总裁Andrew Crockett(2000)就曾明确提出将金融稳定划分为微观审慎(Micro-prudential)与宏观审慎(Macro-prudential)两个维度。微观审慎的目标是减少单个金融机构破产的风险，宏观审慎的目标是减少整体经济因金融危机而产生的成本。在宽泛的意义上，两者的目标分别是“个体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因此，如果将金融系统看作一个大的投资组合的话，宏观审慎关注的是整个证券投资组合的投资收益与风险，微观审慎关注的是单个证券的收益与风险。

Claudio Borio(2006)从目标、关注点和风险性质等方面对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作了具体区分。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是限制金融危机所产生的风险，以免对整个经济实体的真实产出产生巨大损失。微观审慎监管的目标是单个机构的风险控制。而不考虑他们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因此，宏观审慎的目标更多是在宏观经济中，而微观审慎则在保护消费者(存款人和投资人)方面得到合理体现。

从风险性质的角度看。宏观审慎认为风险依赖于机构的集体行为――在技术层面它是“内生的”。这是因为，总体而言，机构能影响金融资产的价格、交易的数量(即借和贷)，由此影响经济力量本身。反过来，这又对机构的良好运行具有强大的反馈影响。与此相对的，由于关注焦点在于单个个别机构，微观审慎的视角会忽略这种反馈，即将风险看作“外生的”。孤立来看，单个机构一般会对市场价格或经济整体产生很小的冲击。宏观审慎监管关注的是金融体系整体，微观审慎则关注单个机构，因此，从监管手段上看，前者是“自上而下”的，而后者是“自下而上”。

二、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微观审慎监管的偏差和宏观审慎监管的缺位

(一)微观审慎监管的偏差

根据传统的银行审慎监管理念，资本要求是银行监管的根基，人们采用资本要求的根本原因是维护被监管机构的偿付能力。保护债权人利益(Dewatripont＆Tirole，1994)。这种微观审慎监管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巴塞尔委员会制定的资本协议中，并逐渐发展演变成为银行监管的国际标准。事实上，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其完全实施之前已显现出严重缺陷，而此次危机则是以破坏性的方式将其充分暴露。

1.新资本协议在流动性风险的管理要求方面存在不足。虽然巴塞尔委员会在《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中指出，流动性风险是银行经营管理中必须高度关注的风险之一，在新资本协议第二支柱中要求银行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但对如何管理流动性风险、如何计量流动性风险、如何应对流动性风险等这些重要问题，新资本协议的规定相对简单。而且，在金融创新和银行业混业经营的大趋势下，银行流动性风险表现出更为复杂的表外运行趋势，依靠日常的监管手段很难实时监控，一旦出现流动性危机，则迅速演变为系统性风险而难于逆转。

2.新资本协议对于创新金融工具的资本约束不强。随着金融工程的迅速发展，银行除了存贷款等传统业务外，在证券化产品、表外融资工具、股权投资、衍生产品交易、投资银行业务等新兴业务领域的投资组合迅速增长。而新资本协议虽然提出了资产证券化的资本要求和方案，但对这些新工具缺乏明确、具体的处理办法，对其中类似CDO(担保债务凭证)这样的金融工具的风险认识不足，对一些新出现的风险也没有给予足够的资本覆盖。危机爆发之后，巴塞尔委员会认识到，现行的新资本协议没有捕捉到一些较为关键的风险，因此，委员会在2009年1月了《新资本协议市场风险框架修订案》(征求意见稿)，对非证券化信用产品提出了“新增风险资本要求”的概念；对证券化产品，要求按照银行账户计提资本。委员会还在考虑要求银行计量压力下的VaR、停止对于股权特定风险4％资本充足率的优惠等(黄志凌。2009)。

3.新资本协议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缺陷。根据新资本协议，其第三支柱即市场约束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充分的信息披露。但从此次金融危机的演化看，无论是CDO还是CDS，其市场规模、机构持有状况以及风险评估，都不为投资者所知，当危机爆发后，信息的不透明加剧了投资者的恐慌情绪并放大了系统性风险。

(二)宏观审慎监管缺位

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健并不足以实现宏观的稳定，经济学理论上所说的“合成谬误”就是其具体体现，而从此次危机看，宏观审慎监管的缺位是监管领域暴露的最大问题，

1.影子银行系统的扩张与监管缺位并行。影子银行系统(The Shadow Banking System)的概念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执行董事麦卡利首次提出并被广泛采用，又称为平行银行系统(The Paralel Bankin)Svs，tern)，它包括投资银行、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债券保险公司、结构性投资工具(SIV)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机构通常从事放款，也接受抵押，是通过杠杆操作持有大量证券、债券和复杂金融工具的金融机构(巴曙松，2009)。长期以来，影子银行系统游离于现有的监管体系之外，而通过高杠杆投资方式将利润急剧放大，从而鼓励了整个金融系统的过度信用扩张和过度风险承担行为。在带来金融市场繁荣的同时，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和高杠杆操作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了巨大的脆弱性，并成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推手，

2.多头监管诱发监管套利和监管真空。在现有监管体制下，不同类型的金

融机构和金融产品面临不同的监管部门和监管规则，经常会导致监管当局的监管工作陷入“监管重叠”(Regulatory duplication)和“监管真空”(Regulatory gap)的困境中，从而为金融机构的“监管套利行为”(Regulatory arbitrage)提供了空间，诱导金融机构选择监管宽松的监管者，形成了竞择监管者行为(Regulator-shopping)。

3.顺周期性的监管政策加剧了系统性风险积累。按照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定义，顺周期性是指经济中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正向反馈机制)，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会放大经济周期的波动，并导致或加剧金融部门的不稳定性。长期以来，监管机构在制定监管政策时对政策产生的顺周期性认识不足，加剧了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积累。

三、有效平衡金融监管中的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的建议

针对此次危机暴露出现行金融监管框架中的种种弊端和缺陷，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纷纷出台了金融监管的改革建议和方案。反思这些改革建议和方案，并结合中国客观实际，有必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以达到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的平衡。

(一)进一步完善微观审慎监管的政策和工具

微观审慎监管是审慎监管体系的基础，强调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性并不是要取而代之，而应基于现有的微观审慎监管框架加以补充和完善。从我国金融业以及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进程看，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水平、强化市场纪律约束等问题依然是改革进程中面临的攻坚难题。因此，银监会提出的“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的监管理念，以及坚持通过一切监管行动和措施来强化审慎风险监管和促进被监管对象的进步、依靠银行业金融机构内因的积极变化来构建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防线等原则，其意义在危机背景下更加凸显。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需加强风险集中度和大额风险暴露的监管：加强信息披露和提高透明度，细化了对资产证券化、表外风险暴露和交易业务的披露要求；将薪酬机制纳入监管范围，完善金融机构激励机制。

(二)扩大监管范围，涵盖所有的金融机构、产品和市场

为防范系统性风险，新近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提出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中，都强调了应将监管范围扩大至包括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和活动，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次：一是被监管机构的扩大，将信用评级机构、保险公司、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等纳入监管范围。二是被监管产品的扩大，将衍生产品尤其是场外交易的衍生产品纳入监管范围。三是被监管市场的扩大，包括将衍生产品交易市场、“影子银行体系”和“结算和交割体系”等纳入监管范围。不仅如此，G20伦敦峰会报告《强化稳健监管和提高透明度》还提出，还应要求不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也应具备注册资格或接受适当监督，还要特别考虑到非系统重要性机构的同质潜藏的系统性风险。在中国金融创新开始起步、跨行业金融产品不断涌现的背景下，各监管机构之间明确职责分工、加强不同形式的金融监管、不留监管真空，显得尤为重要。

(三)建立统一的系统性风险防范机构。加强监管部门问的协调和配合

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重点应在于防范跨行业、跨市场、跨领域的系统性风险。在中国现有的一行三会监管框架下，必须加强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定期信息交流制度、经常联系机制及联席会议机制，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力求发挥合力，使监管更加及时有效。未来可以考虑借鉴欧盟的做法，在现有监管机构之外，构建相对独立的系统性风险理事会，专门负责系统性风险的监测、识别和监管。

第8篇

关键词：金融创新;金融监管;风险管理

金融创新是把双刃剑，一方面，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让我们深切的体会到了金融创新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及其破坏性;然而另一方面，金融创新是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的不竭动力，它在转移风险、增强流动性和信用创造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显然，在当今社会，金融创新仍是金融业蓬勃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有效保证，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强金融创新的同时，保证有效的金融监管能够实现。那么该如何协调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二者间的关系。

一、金融创新的风险重构

所谓金融创新，是指是金融领域内通过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创造性的变革或引进新的事物。广义的金融创新涵盖了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上各种革新，包括新制度、新市场、新工具、新业务、新机构乃至新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 而狭义的金融创新则指金融产品、金融工具的创新。

近年来呈现出的新趋势――工程化和证券化――则主要侧重于狭义概念上的金融创新，因此本文研究的重点集中于狭义概念，主要谈及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创新所带来的风险。

从微观上讲，金融创新是金融机构对于不同的金融工具和产品的再组合，这种组合实际上并不能消除风险，反而使得风险变得更为隐蔽和集中，难以控制。尤其是对于衍生品的再组合，更是使得其自身风险高度复杂化。金融衍生品本身所具有的风险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基础产品具有的风险，二是衍生产品作为一种新的独立产品而具有的风险。金融衍生品本来就属于金融创新的一类，其风原本就比较隐蔽，若金融创新是基于对衍生产品的再组合而产生新产品，达到创新基础上的再创新，其风险复杂程度可见一斑。从宏观上讲，金融创新直接改变了金融市场的内部结构，给整个市场带来新的风险。

第一，金融创新增加了风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加大了监管成本和监管难度，且这种高度复杂的风险一旦产生不良后果，难以追本溯源找出根除办法，其破坏性将无限放大与扩张，这一点，由金融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明。第二，金融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金融体系的构成。在一轮又一轮的金融创新浪潮中，非银行金融机构不断创造着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逐渐扩大了其在整个金融体系中所占的比重，也就严重降低了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比重，从而改变了金融体系的构成，削弱了银行对于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控制能力。其三，金融创新加剧了金融业经营的不稳定性。随着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银行业面临了来自其他金融机构的巨大挑战。为跟随金融创新的大潮，银行也开始从事如保险、承兑、理财、衍生品买卖等一些业务，这就给银行业带来了数额巨大的表外业务，使得银行经营变得更加不稳定，对于银行的监管也变得更为复杂。作为金融业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银行业的不稳定性，将直接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2013 年中国对于银行业理财产品市场的整顿正是出于种原因。

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角度，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风险复杂化和隐蔽化，给金融市场的繁荣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必然需要加强对其的监管力度。

二、金融创新的风险度量

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力度，首要前提在于能够有效的识别和度量风险，关于这一点，巴塞尔协议或许对于我们有所裨益。

2010 年9 月12日，27国中央银行代表一致通过巴塞尔协议Ⅲ，这是对2008年金融危机所做出的亡羊补牢的式的努力。虽然 自1988 年巴塞尔协议出台以来，其主要涉及领域集中于银行业，主要内容也是侧重于对于银行业风险的管理和控制，但该协议中所提及的关于风险的识别与度量方法，却是适用于整个金融业的，因而同样能够给金融创新的风险度量提供一些标准和借鉴。

根据巴塞尔协议，商业银行的表外风险依据“信用风险转化系数”转化成同等性质的表内业务，再根据风险权数来测算表外业务的风险。这显然已经给银行业金融创新的风险度量提供了有效的方法。然而从近年来的趋势来看，金融创新的主力军不仅有银行业，更重要且更为活跃的，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如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风险，如前所述，带有极高的隐蔽性和复杂性，难以度量和有效监管的。借鉴巴塞尔协议，对于此类风险，实际上可以借鉴“风险转化系数”的方法，将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业务转化为同等性质的银行表外业务，再根据银行风险的度量模型来刻画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风险，从而达到有效识别和管控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创新风险的效果。

因此下一步，根据巴塞尔协议，尤其是新出台的巴塞尔协议Ⅲ，一方面中国监管部门要高度重视银行业风险度量和管理，尤其是对银行金融创新的风险度量和管理，紧跟国际形势，充分利用风险计量模型，有效刻画和描述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也要开创对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风险的度量方法和模型，从而保证非银行金融机构也能纳入到制度化的框架中，在加快金融创新的进程中，有一定的制度和方法保证其有效控制自身风险，使整个金融业健康发展。

三、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政策建议

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使全球社会认识到金融监管的重要性。然而就中国而言，目前中国的金融市场还处于成长和发展阶段，金融风险度量的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纵观中国银行体系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目前仅有中国银行在 2003 年开始完善市场风险日常管理，并根据银监会《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指引》要求，在 2006 年将市场风险管理职能从业务部门中独立出来，构建了中国银行的市场风险管理体系，而其他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这一方面却没有足够的重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增速放缓，经济金融开放程度更高，全球范围内金融创新蓬勃发展，必将以势不可挡的态势冲击中国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对于中国尚不成熟的金融市场而言，这必将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因此，加强对金融创新的风险监管对未来中国的金融发展和资本市场健康运行，乃至整个市场的良好发展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就现状而言，除了风险度量的机制不成熟以外，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与体制还存在着以下问题：首先，中国金融监管的法制体系不完善，监管中的行政主导倾向明显。目前中国金融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较少，金融创新方面的法律几乎空白，间接导致了金融监管方式以行政管理为主，而缺乏一个制度化的框架，金融监管被简化成金融命令与金融计划，从而引发寻租现象的发生，带来了金融监管的不公平性，从而削弱了金融监管的权威性。其次，中国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机制不够完善。中国实行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模式，各个监管机构相互独立，且还没建立相关的协调机制，从而打破了整个金融市场的完整性。然而金融创新有明显的混业经营特点，跨行业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且成为发展主流，也给中国金融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最后，目前中国的金融监管缺乏主动性，大多是事后监管，而缺乏对于风险的先期识别、预测和防范，这与中国金融监管从业人员的自身素质不足有关，也与中国政府历来的“重救轻防”观念有关。然而，正如前文所述，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风险，并不同于从前，这种高度复杂化和隐蔽化的风险一旦爆发，就会给整个金融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因此对于此类风险的预防显得极为重要。

除此之外，中国金融监管体系还存在着诸如缺乏与国际监管部门配合，监管效率不高等一系列问题。

因此，在金融创新蓬勃发展、金融风险不断复杂化的今天，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必须顺势改革和完善，从而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支持。基于此，下一步，中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应注意一下几点：第一，以法制理念引导监管，正确认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金融创新是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发展的不竭动力，加强金融监管是为了帮助相关机构有效预防创新带来的风险，从而让更多金融机构能够参与到金融创新的大潮中，搞活中国的资本市场，为“新常态”下的社会发展提供支持。因此，监管的导向在于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靠法律、制度以及市场化的运作手段来认识、度量和预防风险。从这一点出发，中国应尽快加强相关的法律体系建设，完善金融创新相关的法律法规，鼓励社会监管机构在政府的支持下去行政化，依靠市场手段来是实现监管。第二、建立切实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构建完善的监管网络。金融创新是垮领域，跨国界的，因此金融监管不能拘泥于某一领域，在中国现行分业治理模式之下，应注重以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大金融监管机构为核心，在三大监管机构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的基础上，对上密切其与中央银行和政府的联系，对下加强其与金融同业协会等社会机构的联系，建立其全方位立体式的监管网络。第三，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导向，转变金融监管理念，提高监管主动性。金融监管的目标在于最大限度的控制和管理金融风险。在金融创新过程中，广大的金融产品消费者是事实上的风险承担者，那么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应该成为金融监管的最终目标。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于2011年3月通过了金融改革法案，该法案将保护消费利益作为其金融监管改革两个原则之一，可见这一点的意义重大。因此，在中国下一步的金融监管改革中，最大限度的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应该成为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导向和理念。一旦此种理念形成，中国金融监管就能实现主动化的风险识别和预防，从而掌握风险管控的主动权，为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打好基础。

参考文献：

[1] 刘磊：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金融监管探究[J]. 中国市场，2011 年第 19 期。

第9篇

【关键词】混业经营;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探讨

一、引言

近些年来说，世界上金融业中混业经营的发展越来越迅速，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金融监管会带来挑战和风险。一些金融危机的发生会给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就是由于金融监管中存在问题。在现代金融行业发展的过程中混业经营的普遍发展导致金融监管风险的提升，面对这样现象要加强对金融监管的力度，提升重视程度。金融监管主要是指在金融管理中从金融规划出发对金融活动进行监管管理。

二、金融监管体制创新发展的重要性

近年来我国分业监管体制中存在的问题逐渐显露，新型经营模式承担了重大的收益性，混业经营方式在我国也进行了实际性的应用，并且给我国的金融监管带来相应的挑战。“混业经营”是金融业经营模式中分业经营的一种模式，目前国内外对混业经营的概念并不统一，并且缺少直接的概念含义。近年来国内外混业经营的模式已经成为有足够的经验，并且发展也逐渐成熟，但是对于模式的概念还缺少明确的界定。这样会对我国经营模式的理解产生影响，从而影响我国混业经营中金融机构监管模式的的探讨。

三、我国金融混业经营的现状

金融分业的含义是指银行业务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相分离，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是与工商业部门的业务脱离的体制。金融混业主要是指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机构业务之间相互交叉但是有不局限在自身营业范围内，并且实现混业的比较利益，从根本上能够提升金融业的运行效率以及竞争水平。主要分为两个层次，一种属于业务上的混业，另一种属于金融控股权混业。近年来随着国际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也逐渐深入。传统中分业经营的条件已经产生改变。我国金融法律制度的完善发展，监管水平的有效提升，实现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并且近些年来我国金融经营体制的理念认识也不断发展，金融监管也发生了变化，由此可见分业经营会提升金融安全理念受到了质疑，并且制度中的效率优先已经代替价值有限目标。发展现状表明，分业经营的方式已经阻碍了金融业的发展，在这时期，分业经营的方式开始逐渐向混业经营转变。目前世界金融行业处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背景下，由此可见，分业经营会导致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失去联系，阻碍了金融机构的创新发展，会制约我国金融企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已经把混业经营当成金融业经济体制发展的重要目标。在我国金融体制发展的大背景下，已经放宽对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管理，根本的意义在于实现金融机构的效率和价值的提升，提升我国金融行业应对风险的能力。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面对的主要问题在于，要适应世界金融市场的发展，建立适合我国情况的金融混业经营监管制度。

四、我国金融监管法律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我国传统的分业监管模式不能够实现对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行业的有效监管，并且现阶段实行的监管模式不能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全面、适合的管理和监管。其次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关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这就会造成金融控股公司中混业经营的风险得不到有效的预防，要尽快实现相关的立法。对于目前进行混业经营的金融集团的监管法律方面存在法人管理和内控制度的空白。目前我国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中存在较大的差异，并且相应的内控制度还存在区别，这就需要建立起更严谨的法人治理制度以及治理机构的内控制度。

五、完善我国金融混业监管法律制度的措施

（一）要建设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

要想实现长期发展，要改变我国监管体系现状，调整目前的金融监管体系。首先要实现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会合一”，改变多方运作的现状，建设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的具体实行中，要保证“三会”合一发展，建设“三会”之上的金融监管机构，进行统一管理，并且利用“三会”职能继续实现对银行、证券机构以及保险公司的管理。在实际的管理中要保证“三会”之间实现信息的交流和共享，保障信息流畅。面对两种不同经营模式，相关监管方式也要实现不同的监管。

（二）建设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制度

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导致出现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立法是保证混业经营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在现代我国对混业经营的法律管理的管理，导致出现金融机构控股和非金融机构控股的遐想，同时公司发展的状况也不同，存在监管交叉和空白的现象。立法的落后会导致我国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发展受到影响，并且也会影响金融行业。要保证立法的完善，在法律的影响下实现市场选择混业经营的发展。

（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近些年随着我国金融混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存款保险制度的缺失会导致越来越多问题的出现，并且会对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面对这样的现象我国要建设在市场经济体制上包含存款保险制度的预防措施。

六、总结

综上所诉，金融行业发展环境的发展，对金融业的市场环境造成影响，改变了我国金融结构体制。混业经营是当下金融业发展的主要趋势，是在市场竞争中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在我国金融业发展过程中，不能够全面实行混业经营，也要结合我国实际市场情况，选择适合的金融监管模式和完善金融法律制度。要保证制度建设的稳定发展，以此来实现金融防范风险体系的建立，提升监管法律制度建设水平。

作者:季冬俊 单位: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

参考文献

[1]胡照青.金融混业经营与中国金融法律制度建设[J].中国发展,2006,03:30-35.

[2]罗莹,王子立.我国金融混业监管法律制度探析[J].河北金融,2011,05:36-38+42.

第10篇

摘要：构建宏观审慎监管的制度框架已成为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核心议题，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实施涉及多方面的利害关系，因此急需解决金融业监管的协调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自2007年以来国际和国内金融监管趋势的变化，并阐释了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内涵及框架；其次分析了国内金融业协调监管的现状和不足，进一步说明了金融业协调监管机制的必要性；最后分别从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结合、宏观审慎监管与宏观政策的协调配合以及宏观审慎监管的国际间合作三个方面提出了解决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的协调监管问题的对策及建议。

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协调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4004905

在后危机时代，注重防范和应对系统性风险的积累和爆发，构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已成为全球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关键环节。“十二五”规划也已明确提出，我国要构建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评估体系和处置机制，这充分表明了我国金融监管方向和理念的重大变革。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目标就是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它既不等同于宏观的货币、财政政策，也不同于对微观层面金融机构的监管，因此，它不仅需要一系列对单个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同样也需要与汇率政策、利率政策、行业政策以及一些逆周期政策在内的调控和监管政策的配合。宏观审慎监管具体政策的实施涉及多方面的利害关系，因此如何解决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金融业监管的协调问题，对于保证各政策层面宏观审慎监管目标的一致性、监管工具的有效性，以及监管政策的最终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金融监管趋势的变化：从微观审慎到宏观审慎

金融监管之中的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概念的区分由来已久，国际清算银行总裁 Andrew早在2000年就曾明确提出将“金融稳定划分为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两个维度”[1]。微观审慎监管关注个体金融机构经营的安全边际，它的目标是降低个体金融机构破产的风险；而宏观审慎监管更关注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它的目标是降低整个经济体系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成为国际金融监管趋势变化的转折点。危机发生前，多数国家主流的监管理念来源于巴塞尔协议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监管思路，然而随着次贷危机的爆发，并迅速蔓延至全球，人们普遍意识到仅仅关注单一机构稳健性运营存在重大的缺陷，各国的金融监管由微观审慎转向了宏观审慎的监管理念。

1 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和内涵

“宏观审慎监管”概念的提出，最早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1979年6月，库克委员会（Cooke Committee）在一份工作文件中首次提及了“宏观审慎”（Macro-Prudential）这一概念，当时主要针对的是国际银行业快速发展所面临的风险管理问题，强调与宏观经济方向有关的调控与监管。80 年代中期，国际清算银行（BIS）也同样将这一概念运用在国际银行业，在公开文件中又正式提出了“宏观审慎监管”一词，主张维护整个金融系统安全稳定，降低整体的系统性风险[2]。但由于当时全球金融、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系统性风险主要集中在银行，国际上普遍认为针对银行业的微观审慎监管足以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所以，宏观审慎监管仍不被人们所关注。直到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暴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在1998年的一份报告中明确提出，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是实现银行持续、有效监管的两种途径。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国际社会重新反思传统金融监管方法的内在缺陷，并更加关注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宏观审慎监管”一词开始广泛出现在金融文献中，并成为各国金融监管的重要议题。2009 年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一份有关货币政策的报告中首次提及“要将宏观审慎管理制度纳入宏观调控政策框架”。 随后，央行多次强调我国应建立宏观审慎管理制度，降低并防范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2012年3月，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的建设正式列入了“十二五”规划纲要。

虽然实践中各国都在强调宏观审慎监管，但其具体定义并没有一致意见。国际清算银行认为“宏观审慎监管是微观审慎监管的有益补充，其监管对象应为整个金融系统”[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报告认为，宏观审慎监管是指必须关注宏观经济走势对金融体系稳健的影响，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性运营。2011年11月，针对目前对宏观审慎政策的内涵认识模糊、界定不清等问题，金融稳定理事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联合了 《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和框架》报告并提交给20国集团戛纳峰会。该报告对宏观审慎政策进行了明晰的界定，即“宏观审慎政策是指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目标，以运用审慎工具为手段，而且以必要的治理架构为支撑的相关政策。”[4]

2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框架

（1）宏观审慎监管的主体

在有关宏观审慎监管主体的研究中，普遍认为一国的中央银行应该作为核心主体负责宏观审慎监管的职能。一方面是因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应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而中央银行是一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主体；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宏观体系的现状和动态的了解更为迅速且掌握更多的信息，监管政策的制定更具针对性，政策的实施更具有效性。

为了更有效地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欧美等发达国家成立了专门的宏观审慎监管机构。美国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委员会主要由美联储、财政部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成员组成，主要任务是识别系统性风险、强化市场纪律，应对和解决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风险隐患；欧洲央行和欧盟各国央行成立了欧盟系统风险委员会，它不仅是欧盟宏观审慎监管的最高级别决策机构，也是相关监管法律和规则制定主体。

（2）宏观审慎监管的工具

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并不具备专属性，各国应结合各自国情和金融体系的特点进行设计和选择。2009 年底，针对各国宏观审慎监管工具运用情况，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对 33 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进行了调查。调查表明，各国央行已开始积极使用多种宏观审慎监管的工具，这些政策工具均具有普遍的逆周期性，即当信贷扩、经济位于上升通道时，监管工具的实施更为严苛 ；当信贷萎缩、经济低迷时，适度放松监管标准。

“目前可以将各国监管机构运用的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分为三大类：一是主要以降低金融体系内在关联性和负外部性为目的的监管工具，这主要是指解决金融机构共同风险暴露问题的一系列监管措施；二是以降低杠杆和期限错配放大效应为目的的政策工具，具体如外币贷款限额和期限错配比例限制等；三是抑制信贷过度扩张和资产价格泡沫的政策工具，如对特定行业的监管资本要求、贷款成数和债务收入比例进行逆周期调整”[5]。

（3）宏观审慎监管的制度安排

宏观审慎监管的制度安排主要考虑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国际上目前的金融监管体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美国、法国等为代表的多头监管体制；另一类主要以英国、日本等国为代表的统一监管体制。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一行三会”的多头监管体制，在多头监管体制下，各个监管主体往往只关注各自职责范围内的局部金融风险，容易忽视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从而造成金融体系的风险积累。在新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下，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有助于更好地将整个金融市场纳入监管体系。

第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决策和实施应采用相机抉择的方式。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往往具有偶然性和突发性，因此在宏观审慎监管在具体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中，不仅需要按照已有的政策和规则进行操作，还需要根据危机的进展和未来的趋势对政策干预的力度和时机进行灵活地选择，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造成的成本。

二、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监管协调的必要性分析

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的协调机制最早可以追朔到“2000 年9 月，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联合建立了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并确定其主要职责是研究银行、证券和保险监管中的有关重大问题；协调银行、证券、保险业务创新及其监管问题；协调银行、证券、保险对外开放及监管政策；交流有关监管信息等”[6]。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框架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方面是针对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而制定的法律制度，通过法律做出原则性的要求，明确协调监管的框架和制度；另一方面体现在协调监管的组织形式上， 即“金融监管联席会议”。通过相关协议的签订，对协调监管的具体事宜，如权责的分配、信息采集、交流机制等做出明确的安排和规定。

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刚刚起步，并未制定针对宏观审慎监管专门的协调机制，同时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金融监管协调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组织架构不合理，监管部门间缺乏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等问题。但同时，政府和央行等金融监管部门已意识到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协调力度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从宏观审慎监管相关理论的发展和各国对此的实践经验不难看出，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构建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政府、央行、金融机构等众多的监管主体和监管对象，还要考虑各个层面政策工具的制定和实施。因此这必然需要各个部门、各项政策的共同协作和协调配合。而金融协调监管是就为了更有效地实现各个层面监管的目标。在监管主体方面，通过协调机制促进监管当局之间信息交流与合作，避免监管决策和行动出现矛盾；在政策制定方面，完备的协调机制能够提高宏观审慎政策制定的准确性，拓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制定者的视野，降低系统性风险；在监管工具实施方面，建立国内、国际层面监管的协调机制，能够抑制整个金融体系风险的积累，减少由于宏观审慎的政策差异可能导致的监管套利机会，提高宏观审慎监管的效率。总之，在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构建的初级阶段，建立健全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尤为紧迫。

三、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的金融业协调监管机制

1 实现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结合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已充分说明，仅仅关注个体金融机构经营的安全边际和运营风险难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单一个体金融机构的经济行为即使是理性的，但整体金融机构决策的结果却并不是最优的，甚至会隐藏和积累风险，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从而陷入博弈的困境，即个体理性并不代表集体的理性。不难看出，一方面，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对维护整体金融体系稳定的无力根本上在于缺少宏观的视野，不能以降低整体金融体系风险的角度进行决策，这就必然需要宏观的政策工具与之相匹配；另一方面，宏观审慎监管的基础是从系统的、宏观的视野进行审慎分析，识别并评估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而这不可避免对微观层面的金融机构进行信息和数据的采集，在对个体金融机构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做出宏观层面的判断，因此需要在微观和宏观监管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协调机制，实现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结合。

（1）实现监管指标的有效结合

建立宏观审慎的监管指标体系，调整已有的微观审慎监管指标。个体金融机构的监管指标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当经济处于上升周期时监管指标更容易收到正面的反馈，无法及时反映隐藏和积累的的风险；在经济处于下降周期时，又容易放大风险的负面效果，造成监管政策的过分保守。因此引入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指标体系，在经济上行时期提高监管指标的要求，衰退时期则采取更为宽松的监管指标，以抵消经济的波动；同时调整以往的微观审慎监管指标，指标的设定应顺应宏观审慎的要求，注重考察考察各监管机构的联动性指标，降低风险跨机构传播的可能性。

（2）建立微观监管机构之间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

各个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忽略系统风险积累的根源在于各监管主体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和过高的信息采集成本。因此，建立顺畅的、低成本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政府应建立信息交换与共享平台，并做出明确的制度安排。首先，加大对信息共享平台运作的技术支持，提升平台的信息化和科技化水准；其次，明确政府部门和金融监管机构间信息共享的具体方法和路径；最后，尽快建立金融监管信息相关的数据库。对宏观经济层面和各类金融机构所反馈和采集的信息进行动态的识别、采集和整理，并进行统一的标准化，提高数据的时效性和适用性。

（3）建立跨部门的协调监管机构，明确各监管主体的职责

改变我国目前“一行三会”分业监管的格局，成立跨部门的协调监管机构，进行统一的协调监管。在已有的“金融监管联席会议”的基础上，赋予该机构更明确的权力和职责，并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和制度安排；建立协调监管机构完善的组织架构和人员安排，划分与其他监管部门监管权责界限，提高协调监管机构的执行效率。

2 实现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都是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都以实现经济平稳运行为目标。但是二者存在明显的区别：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来源于不同的政策框架和范畴。宏观审慎监管是属于金融监管范畴的概念，是为更好地实现金融监管而提出的，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政策，本质上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但两者的调控对象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交互影响。那么在二者实施过程中如何实现最佳的协调配合，发挥最大的效应，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1）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货币政策主要的政策目标是抑制通胀、实现经济增长和完全就业，货币政策的实施主体是以控制货币供给、调控利率等措施而实现其政策目标。因此，货币政策的实施与制定，既需要考虑货币供给的平衡，也应重视金融体系的稳定。但很多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与金融稳定的相关程度很低，货币政策当局往往更重视前两者政策目标的实现，而忽视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成功的宏观审慎监管可以降低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保障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通畅。同时，货币政策也可以通过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影响，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因此，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可以通过有效的协调配合，互相促进和补充，发挥更大的政策效果。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程度是影响二者协调配合的关键因素之一。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以及信贷变动情况不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程度也将变化，从而二者之间协调配合方式也有所不同。在货币政策较稳健、信贷总量变动程度较小的情况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联度下降，二者的政策目标、实施工具等相互的影响程度降低，但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灵活性将更高，对潜在风险的敏感程度更高。此时，央行及监管协调机构在货币政策稳定的前提下应更多地使用宏观审慎的监管方式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在经济失衡，货币政策过度紧缩或宽松的情况下，宏观审慎的监管政策将很难奏效。因此二者的协调合作应在审慎的货币政策的基础上的，同时货币政策的变动也应以宏观审慎监管的效果作为风向标，以避免相互冲突，抵消彼此的政策效果。

（2）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

财政政策通过政府支出、税收等手段调节社会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更偏好于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目标，它更容易忽略宏观系统的稳定性和金融风险的积累。因此财政政策的实施更需要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相配套。一方面，借助宏观审慎监管，可以及时识别和评估财政政策工具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完善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也保证了财政政策调整的空间和运行环境的稳定性。

实现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更好协调配合，首先，应保证政策实施主体间顺畅、良好的合作交流机制。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当局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时应充分了解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动态和监管反馈的最新信息，保证未来的财政政策适应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平稳运行。宏观审慎监管的主体也应科学地评估未来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平稳性的影响程度，适时调整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抵消财政政策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因此必须建立政策实施主体间的合作交流机制，明确彼此的权责，制定统一的解决方案。其次，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保持一定的稳健性。政府在应对突发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时，为了重建信心，防止经济体系崩溃，往往过度使用财政政策，这将限制未来宏观审慎监管政策调整的余地，甚至造成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瓦解。

3 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运用应实现最有效的国际合作

鉴于宏观审慎监管国际合作的不足，一些国际性的组织和金融机构开始积极地呼吁、指导各国宏观审慎监管的协调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和金融稳定论坛（FSF ）早在2008年便就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达成协议，建立彼此的信息共享和沟通的机制，同时双方的合作框架还对宏观审慎监管方法、金额监管指标、资本金监管规则、跨境监管以及各国央行的宏观审慎监管等内容做出明确的安排和规定。我国在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方面也取得显著的成果，在开拓并巩固了与多个国家、地区金融监管机构的国际合作的同时，逐渐在国际领域的协调监管合作中由规则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规则的“制定者”。而目前，在宏观审慎监管方面，我国尚未进行相关的国际合作。未来我国应积极倡导、参与建立的宏观审慎监管的国际标准，并努力成为规则的主动制定者，最大限度减少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制度成本；同时，积极参与国际上的金融协调机构，共同治理和防范全球经济体系的风险；与贸易、金融往来密切的国家和地区共同建立信息共享和交流的平台，完善相应的制度建设，从而更有效地运用宏观审慎监管工具保持国内和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参考文献：

[1] Andrew， CMarrying the Micro-and Macro-Prudential Dimensions of Financial Stability[Z]Basel，Switzerland，2000

[2] BIS The Term “Macroprudential： Origins and Evolution”[J] BIS Quarterly Review，2010，（3）

[3] BISCycles and the Financial System [R] 71st Annual Report，2001 123-141

[4] IMF-BIS-FSBMacroprudential Policy Tools and Frameworks [R]Progress Report to Gzo，2011

[5] 钟震宏观审慎监管相关研究综述[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7）：49-55

[6] 贺聪，洪吴，王紫徽，等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反思与构建设想[J]浙江金融，2012，（4）：13-16

[7] Borio，C Towards a Macroprudential Framework for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 [R] BIS Working Paper，No 128，2003

[8] Perotti，E ，Suarez，J Liquidity Risk Charges as a Macroprudential Tool[J]Mimeo University of amster-dam，2009，（10）

[9] Hanson，S ，Kashyap，A ，Stein，J A Macroprudential Approach to Financial Regulation[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10，（1）

[10] Borio，C，Drehmann，M Towards an Opeational Framework for Financial Stability：“Fuzzy”Measurement and Its Consequences[R]BIS Working Papers，No 284，2009

第11篇

关键词：股权众筹；监管；激励相容

股权众筹――作为最具互联网金融精神实质的融资方式，契合公正、效率、秩序等金融法基本价值理念，应当成为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向社会公众开放。当前，股权众筹在我国法律定位模糊，其风险特征对传统证券监管体系提出挑战，如何立足便利融资和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目标，达到股权众筹监管的激励相容，是构建股权众筹监管制度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一、 股权众筹发展概述

1. 股权众筹的概念和风险。股权众筹（Securities-based Crowdfunding/Equity Crowdfunding）顾名思义，就是筹资者以股权作为对投资者回报方式的众筹融资模式，其法律实质就是向公众发行证券。

互联网金融特质在为股权众筹带来创新动力和竞争优势的同时，也会引发一系列特殊风险：其一，股权众筹项目多为初创企业、小企业在技术研发、市场探索过程中的融资需求，企业的低成功率导致项目内生风险突出；其二，股权众筹在发挥互联网优势、开拓了长尾市场的同时，也使缺乏风险投资经验、金融知识和尽职调查动力的社会公众投资者暴露于高风险之中；其三，股权众筹目前法律定位尚不明确，监管规则缺失，易触发法律风险特别是非法集资风险。

2. 股权众筹的监管发展。近年来，股权众筹的快速发展给各国监管部门提出了新课题，实践中各国呈现出不同的监管态度：有的予以严格禁止或设置高壁垒，以英国和澳大利亚为代表；有的允许其向社会公开放并创设相应小额豁免制度和中介类型，以美国和意大利为代表（张雅，2014；刘明，2015；Garry A. Gabison，2015）。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对股权众筹的认知也在不断发展深化，对其监管态度仍在斟酌拿捏之中，学术界对股权众筹监管意见亦呈现出严格监管（陈志武等，2013）、放松监管（刘越等，2014）及适度监管（胡吉祥，2014）等意见分歧。笔者认为，我国股权众筹监管应立足监管目标与市场主体目标的一致性，提升金融创新（便利融资）和金融监管（金融安全和投资者保护）之间的激励相容。

二、 激励相容理论及监管核心

1. 激钕嗳菁喙芾砺邸！凹だ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的概念由威廉・维克里（William Vickrey）和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 Mirrlees）提出。激励相容理论指出，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解决委托――效率低下的关键在于设计一个合理的激励契约，以保障人做出的理性选择同时有利于委托人的利益，即通过委托--契约的优化来达到激励相容。

激励相容理论揭示了信息的非对称性以及监管双方行为目标的差异，其核心就是要解决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最优激励问题，也为提升金融监管效率、优化金融监管效果提供了新的思路。所谓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即在金融监管过程中监管者将自身监管目标与金融机构经营目标协调融合的监管模式，如果金融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目标差异很大，被监管者则可能采取有悖于监管者目标的行为，即激励不相容（Incentive Incompatibility），导致监管失效、金融机构合规成本高昂等诸多弊端，从而可能诱发金融机构作为监管服从者的道德风险而破坏金融安全与稳定，更有可能因金融创新受到阻碍而使社会公众未能获得更加便捷、优质的金融服务，社会福利损失显而易见。

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核心要素包括：（1）在监管过程中融合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金融监管应吸纳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和效益考核等内部管理机制，并选择使用金融机构内控机制的数据信息，以避免金融机构的重复劳动，减轻其合规成本，并可提升金融监管部门的信息获得水平。（2）在监管理念中吸纳市场约束机制。鉴于市场约束机制对金融机构行为基础性约束作用，在金融监管中应充分吸收市场机制，因势利导以取得更好效果。（3）强调对不同监管对象实施有差异的监管。监管应鼓励市场的良性竞争和优胜劣汰，推动内控机制完善、管理秩序良好的机构发展，抑制内部治理混乱、风控机制缺失的机构发展，以适当的监管压力推动机构完善企业内部管理、加强风险控制和金融创新。

2. 股权众筹监管的理论模型。金融监管是一个各方参与、重复博弈的过程，实践中监管者和被监管对象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因此监管机制的设计是一种特殊的不完全信息博弈。为充分说明股权众筹监管构建中的激励相容原则，下面借用经济学中混合策略博弈构建一个简单的模型。在此模型中，博弈参与者是一个委托人（监管机构）和多个人（被监管对象）。被监管对象的策略选择是遵守监管规则或不遵守监管规则，而监管机构的策略选择是严格监管或不严格监管（监管宽容）。需要说明的是，股权众筹监管中，虽然投资者也负有一定的被监管义务，但监管主要针对筹资者和众筹平台，筹资者和众筹平台具有不同的期望效用和行为模式，在此为保持模型的简明，将两者概括为被监管对象。

第12篇

关键词：金融监管；资本充足；流动性

1 金融监管的概念

金融监管作为一个复合概念内含有金融监督和金融管理的双重意思。金融监督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的金融主管当局对该国或该地区金融机构及其经营活动进行全面系统的检查和督促，并以此促进金融机构依法稳健的经营，安全可靠的健康发展。金融管理是金融主管当局依法对辖区金融机构及其经营活动进行管理。

2 金融监管的目标

金融监管的目标也就是金融监管者通过监管要实现的结果，当金融机构的竞争偏离这个目标的时候，监管当局就要通过其监管手段来维护目标的实现，监管目标决定了监管的力度。监管目标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外部条件影响下，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并且监管目标也随着一国金融机构的进步而提高。但是，金融监管的目标总是希望建立起一个稳定，健全和高效的金融体系，所以也是有其共同点的。

⑴维持金融机构的信用，保证金融机构安全稳健运行，保护投资人的利益。金融机构是个特殊的行业，金融机构的产品是单一的货币，货币在现代金融经济的不可替代性也决定了金融机构的核心作用，金融机构承载着一个国家货币资金的高效运转，但同时金融机构又是一个“逐利的动物”，如果没有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金融机构就会成为金融风险的发源地。信用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比生命还重要，面对着大量资金的诱惑，维持良好的信用又是一件很难长期保持的事情。

⑵防止垄断，维护金融业平等有序的竞争。一旦金融机构形成垄断，就会使市场机制丧失其资源配置的作用，货币资本的充分流动，高效配置，必须要借助与市场机制才能起作用，如果形成垄断，金融市场就会被某些金融机构所霸占，成为其牟利的工具，也就使金融市场的存在失去了意义。

⑶确保货币政策和金融宏观调控目标的顺利实现。中央银行作为一国宏观经济的调控者，都要通过货币政策的实施才能体现它的调控意图，但是货币政策是一个需要通过层层的传递才能够对调控对象起作用，其中金融机构在货币政策传导的链条中，属于最关键的一环。

⑷增强金融机构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只有通过监管，提高信用，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保持一个高效稳定的金融体系，才能够切实提高一国金融业的竞争力，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

3 金融监管的原则

⑴依法监管原则。金融监管必须要有法律作为依据，否则其监管就很难保证权威性，严肃性、强制性和一贯性。依法监管有两层含义：第一，监管主体必须依照法律进行监管，不能随意而为；第二金融机构对于监管主体依法进行的监管必须接受，不能例外。

⑵适度竞争原则。一个有序竞争的金融市场才能使各个金融机构得到稳定健康的发展，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一定要把握好一个度，不能过多的干涉金融机构的内部经营，限制他们的竞争；也不能放任自由。所以金融监管的重心要放在为金融业创造适度竞争的环境上，形成和保持适度竞争的格局。

⑶监管主体的独立性原则。监管工作是一个神圣的工作，是站在广大金融市场的参与者的立场上进行的，监管者必须要保持其独立性，才能够用一种全局的立场来进行监管，才能使监管更加有效。

⑷外部监管与自我约束相结合的原则。为了达到理想的效果，要在外部监管的基础上，加强对金融机构和以及金融从业人员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

⑸安全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安全与效率是金融市场运行的两大基本的特征，只重视安全而忽略效率，则无法发挥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只讲究效率而不注重安全，则不利于金融机构的长期发展。所以安全与效率的协调统一对于一个健康的金融市场是非常重要的。金融监管部门要通过监管，使两者协调起来，不可偏颇。

4 金融监管的内容

金融监管的内容从金融业务流程来看，主要有市场准入监管，市场运作监管和市场退出监管。

⑴市场准入监管。市场准入监管是一国金融监管机构对拟设立的金融机构的资格进行批准审查的管理行为。是金融监管的开始。由于金融机构的高风险性，不管哪个国家，对新设立的金融机构都必须经主管当局批准，只有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才能营业，目的是避免不合格的金融机构进入金融市场，以保证金融机构对金融风险有着较强的抵御能力。

第13篇

【关键词】金融创新金融法教学法律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D922.28-4；G64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6）27-0225-03

随着“社会金融化”与“金融社会化”两股浪潮的交织演进，金融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不断凸显，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开设了金融法课程，进而使得金融法日益成为一门“显学”。但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金融法教学呈现出千人一面的同质化特征，教学内容泛化、零散且恪守传统金融法的知识疆域，未能及时回应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以至于存在脱离实践诉求的现实倾向。本文置于金融创新视域下，审思金融法教学的弊病与局限，探究改进金融法教学的现实出路，旨在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寻求经验共识。

一、当前金融法教学的特点与问题检视

金融法是一个典型的跨部门的法规范群，内容涵摄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票据法、信托法、支付结算法、货币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其知识谱系可以类型化金融交易法、金融监管法与金融调控法。由于金融公法与金融私法交织叠加在一起，学界关于金融法的性质长期以来存在論争，金融法到底属于经济法还是属于商法抑或是独立的学科未形成统一的认知。撇开金融法的学科性质不谈，如何在有限的教学课时（金融法课程一般安排36个课时）之内，有效地通过课堂讲解向学生传达有价值的知识信息，是金融法教学面临的一大挑战。事实上，很多法学院校除了开设金融法课程之外，还普遍开设了证券法、保险法、票据法、信托法等课程，如何确定金融法与其二级部门法之间的教学分工，破费思量。按照一般法学院系的做法，金融法教学总是按照“金融法总论—银行法（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政策性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票据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这样一条主线加以展开，内容的丰富性与课时的有限性决定了金融法之下二级部门法的教学不可能太深入，只能停留在对基本概念、基本制度、基本原理的阐述以及对主要法条的解释，且以填鸭式的教学方式为主，案例分析、课堂讨论与诊所教育较为缺失。特别一提的是金融法总论，这种金融法基础理论系统化和体系化的高级形式在教学中被严重忽略，给人造成的印象是金融法总论的空洞化与碎片化。在这样的教学安排下，很多同学学习了一个学期的金融法之后，只是机械地记忆了一些规则，对金融法理念与精神实质的认识依然模糊不清。

上述金融法教学的特点反映出的问题非常突出，具体表现在：首先，教学内容过于泛化，缺乏重点，难以深入。金融法的二级部门法数量繁多，不一而足，如果面面俱到，只能停留在走马观花式的介绍层面，不可能过于深入。在金融法与证券法、保险法、票据法、信托法等课程均有可设的情况下，这种追求大而全的教学模式毫无意义，纯属教学资源的浪费。如果以金融法总论为中心，将金融法的规范定位、历史发展、特色范畴、基本属性、功能价值、基本原则、主体类型、行为方式、权义结构、责任形态、体系构成加以拓展，同时辅以制度规则和案例，则有助于形成金融法与其二级部门法的合理知识分工，能够深入到金融法的基础理论内部，教学的重点亦更为突出。金融法总论具有统摄分论、指导实践、学科自省的功能，其体系化构建并非学者们的自娱自乐，而是夯实基础理论的需要，也是学科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指引。金融法教学有必要改变“重具体制度、轻基础理论”的传统模式，更多地将教学资源往总论上倾斜。当然，这需要学界齐心协力，集中力量提炼和总结出一个科学、系统且“接地气”的总论作为统领，以此来破解学术研究中“群龙无首”的尴尬局面，引领金融法学科发展再上新台阶。其次，教学方式过于陈旧，缺乏吸引力，难以形成课堂互动。根据笔者掌握的情况，多数高校的金融法教学都是采用单一课堂讲授的方式，较少进行案例教学，更缺乏诊所式互动教学法。这种以规范主义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本质上是一种“法条主义”，注重的是应试而非能力培养。金融的发展日新月异，典型金融法案例不断涌现，对这些鲜活的教学素材视而不见而固守传统金融法教科书的僵硬范式，无异于闭门造车。最后，教学理念过于陈旧，缺乏突破与创新，不利于卓越型法律人才的培养。既有的金融法教学，过于注重知识的单向传输，忽视了学生的自主性与创造性，不利于激发学生的潜能。在自媒体时代，单向知识灌输的教学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亟待反思与超越。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教师的真正本领，不在于他是否会讲述知识，而在于是否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唤起学生的求知欲望，让他们兴趣盎然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综上所述，金融法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教学理念均存在较大缺陷，如何进行改革，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现实课题。

二、金融创新对金融法教学的影响与挑战

近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带来了金融深化和自由化，金融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技术、新工具、新业务、新组织，风起云涌的金融创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生活的世界。进入21世纪后，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创新异常活跃，金融衍生品大量出现，银行发起—分销模式十分盛行，资产证券化快速发展，影子银行和对冲基金异军突起，围绕住房金融制度的创新如火如荼，金融创新进入到了一个新时代。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破坏力量，金融创新必然带来深刻的法律变革，而天生具有贴近生活和解释实践的内在品性、以满足市场诉求和回应社会关切为己任的金融法，必然会通过理念更新与制度调适积极回应金融创新的实践诉求。面对与时俱进的金融法，如果教学的内容设计不进行及时更新的话，势必与实践相脱节。事实上，风起云涌的金融创新浪潮已经对金融法教学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金融创新改变了金融法的知识结构，导致传统金融法教学所依据的知识载体不敷适用。目前，国内的金融法教材多达百余种，但编排体系大同小异，内容构造几乎雷同，且很多章节的内容被锁定在根深蒂固的观念误区之中，未能根据时代变迁与法治发展进行同步修订。以金融监管为例，多数金融法教材对金融监管的论述还停留在十几年前的认知层面上，热衷于相关概念的界定、金融监管特征的描述、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的类型化区分以及我国监管体制改革的同质化表达，对于2008年之后全球金融监管改革运动的最新动态视而不见，对于统合监管、原则监管、轴式监管、激励性监管、嵌入式监管等21世纪金融监管的最新发展趋势更是选择性遗忘。这场危机带给金融监管的启示在于，金融监管要有前瞻性，金融监管体系要有适应性，金融监管要“长牙齿”，不能只说不做，进而启发我国要改革和优化金融监管体制，牢固树立风险思维和危机应对意识，进一步提高监管能力，进一步强化行动的意愿。如果金融法教学对于最新的监管动态不予关注的话，无异于对学生不负责任。再以中央银行的职能这个知识点为例，现有金融教材几乎都是从“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金融调控与金融监管的银行”四个层面加以论述，对于以英国为代表的中央银行法制变革浪潮缺乏关注，对于以G20为代表的全球金融治理视野下的中央银行重新定位缺乏敏感性，对于中央银行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新职能没有进行必要的论述。对于本科生而言，教材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根据金融的最新发展对教材加以修订，及时回应金融创新的实践诉求，是教材编写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第二，金融创新使得金融法越来越多地受到金融学的影响，如何回应科际整合的挑战成为金融法教学的一大难题。如果说法学注重稳健的话，金融学则具有敏感的特质，它总是率先对金融创新作出反应，将金融创新成果纳入自身的思想谱系并渐进性地作为自身的知识传统。传统的金融法研究偏重于概念法学、注释法学和解释法学，传统的金融学研究偏重于金融资产定价和金融市场均衡分析，两者长期处于割裂状态，但在新的时空背景下，二者需要从割裂走向联姻，共同解决金融改革与发展中的结构性难题。金融法教学承载的一项重要使命，是将最新的实践动态展示给学生，提高他们的问题意识，激发他们的创造性，这就要求授课老师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扎实的跨学科知识积累以及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逻辑分析能力。

此外，金融创新不断催生出鲜活案例，如何将其纳入金融法的教学流程，同样是个亟待思考的现实问题。例如，在讲到信托设立问题时，安信信托与昆山纯高案作为我国收益权信托第一案是个绝佳案例素材；在讲到企业融资的法律风险时，海富投资对赌协议案是个绕不过去的经典案例；在讲到商业银行破产时，英国北岩银行破产案非常值得深入剖析。此外，互聯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引发的争议案例、民间金融异化与扭曲引发的系列案例、大数据交易与区块链引发的新型金融案例均值得嵌入课堂教学之中。将丰富的案例引入金融法课堂，需要教师在课前进行精心准备，寻求案例与相关知识点的契合之处，引导学生关注案例背后的法理与逻辑，将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高度，进而提高教学效果。

三、金融法教学回应金融创新的路径展望

在金融创新滚滚洪流的不断冲击之下，金融法制结构性变革的时点已经来临。所谓金融法制的结构性变革，不再是针对个别条文的修修补补，而是着眼于对全球经济竞争的适应性而进行的理念更新和制度重塑。面对金融创新复杂而深刻的影响，金融法的教学模式必须作出改变，将应试导向型的教学理念转变为能力培养型的教学理念，更多关注市场，更多运用案例，更频繁地进行课堂讨论，将金融法课堂打造成为砥砺思想、启迪新知的舞台。为此，金融法教学必须在以下方面进行深度变革。

首先，以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为主线，将金融法的知识结构进行重新优化配置。金融发展史就是一部金融危机史，金融创新往往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线，金融监管旨在防范金融危机的爆发但有时会诱发新的危机。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既存在互动关系，也是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金融市场的发展一方面需要金融创新作为动力，另一方面又需要加强金融监管以维护金融安全，以利于金融业持续和健康稳定的发展。以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为主线，完全可以把金融法的知识框架进行有机整合。将这些问题穿插在教学过程中，有助于激发学生的想象力，提高其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其次，组建“金融创新案例库”，推广金融法的案例教学，强化金融法课堂教学面向实践的适应性。金融世界瞬息万变，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将鲜活的金融创新案例纳入课堂教学，可以极大地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金融法教学在关注境外国家和地区金融案例的同时，应该更多地关注国内发生的最新案例，通过案例讨论提炼金融法制的义理和精神，阐释金融法制的理念与制度，分析金融法制的程序与运作。组建“金融创新案例库”需要投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得益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数据库搜索的便捷化，操纵难度并不大。以炙手可热的互联网金融为例，股权众筹、第三方支付、网络平台借贷、互联网保险理财、网络货币等领域出现的新案例不胜枚举，且多是由金融创新所引发，难以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得到圆满解决。建议以学生为主体，由其进行案例搜集、分类，然后在课堂上分组讨论，教师进行点评总结，课后由学生以小论文的形式撰写案例分析报告。普遍性采取案例教学，意味着金融法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都要进行相应调整。金融法教学模式的这一转变，是提高教师教学水平的有效途径，更能够有助于培育学生的求知和创新精神，促使其自主学习、独立思考，提高其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

最后，金融法教学应当注意跨学科知识的运用，尤其是经济学（金融学），将法律经济学的思维贯穿于教学过程的始终。作为科际整合的产物，法律经济学的兴起带来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它不仅形成了开放的理论体系，而且为法学和经济学提供了若干创造性的思想源泉。时至今日，交易费用分析、比较制度分析、博弈分析、公共选择等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几乎可以应用到法学的每一块领域。金融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自然被裹挟到经济学“攻城略地”的历史征程中，法律金融学的发轫与勃兴无非是法律经济学在金融领域的投射而已。走过了制度变迁与知识进化的金融学，不再偏安于金融资产定价和金融市场均衡分析之一隅，而是将视野拓展至了融资结构、控制权配置、股利政策、并购接管等领域。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下，金融法首当其冲成为经济学成功征服法学的“殖民地”和推行其方法论的“伊甸园”。将法律经济学的思维引入金融法的教学，能够摆脱从概念到规范的传统金融法教学思路，锻炼学生的交叉学习思维，拓展其知识范围和学术视野。有理由相信，经过金融法知识结构的重新配置、案例教学模式的引入以及法律经济学思维的运用，金融法教学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课堂，实现蜕变，迎来新生。

参考文献：

[1]刘剑文：《财税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6页

[2]乔安妮·凯勒曼、雅各布·德汗、费姆克·德弗里斯：《21世纪金融监管》，张晓朴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序言第13—14页

[3]李安安、冯果：《公司治理的金融解释——以金融法和金融学的科际整合为视角》，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4期。

第14篇

论文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货币政策；调控 

0 导语 

为了保证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安全、稳定与效率，客观上需要建设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不否认金融监管，而是要加强金融监管，这种监管是建立在对尊重市场自主权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审慎的监管。同时要求有更为深入广泛的金融监管体系，这个体系应更多的从宏观角度对金融进行管理，尊重市场的调节和金融体系的效率，对市场的不完备进行补充。 

1 金融危机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1.1 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原因评析 

2007年引爆于美国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市场危机持续升级，影响逐渐加剧，最终演变成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此次危机爆发于金融体系最完善、金融创新最前沿以及金融理论和人才最丰富发达国家——美国，而且起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市场这一金融创新领域。危机似乎不同于八、九十年代爆发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主要集中在货币和银行的危机。然而，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等人根据有关金融危机的标准研究，通过将此次危机的资产价格、增长和政府债务等指标同二战以来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进行一系列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此次危机和以往的危机并无本质差别。 

但是在客观忽略资产价格泡沫极度膨胀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宏观经济理论，以及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微观审慎监管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的忽略金融监管的宏观政策框架，必然催生资产价格泡沫，积聚系统性风险，在金融体系内埋下重大隐患。泡沫一旦破灭，积聚的风险迅速释放，最终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 

1.2 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危机爆发后，国际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对金融监管进行了深刻反思。为维护金融稳定，金融监管变革在所难免。综合g20、fsb、bis和imf报告文件来看，金融监管改革目的是保证金融稳定，防止类似的危机的冲击，预防系统性风险。 

改革主要集中在六大块： 

（1）增加资本和提高资本质量，同时改善流动性和缓冲机制，缓解资本监管顺周期性。 

（2）改革薪酬制度，维护金融稳定。 

（3）增强会计准则实效性。 

（4）改善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 

（5）对具有系统性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妥善处置。 

（6）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合作，强化遵循统一监管标准。其他方面还包括对冲基金、信用评级公司和证券化等方面的监管和改革。部分改革已在逐渐付诸行动并进行了效果评估，有些改革尚处在讨论和研究阶段，监管改革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当然，以往的微观审慎监管对于保证单一机构安全，从而保护金融消费者（存款者和投资者）的利益有着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微观监管的固有弱点表明了其不仅强化了顺周期性并且未能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在保证单个金融机构安全的同时却有可能最终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因而需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提出已久，地位也随着此次危机的爆发显著上升。“宏观审慎监管”目前尚无明确定义。据已有的文献来看，宏观审慎监管主要是相对“微观审慎监管”而言，金融监管当局从金融体系而非单一机构的角度实施监管，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概念，维护金融稳定，密切关注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宏观审慎监管同微观审慎监管在监管目标、最终目标、风险性质的对待、机构间风险暴露相关性的重要性和审慎控制的实现方式上都有着本质区别。 

当前，金融监管改革依然处在成型阶段。为维护金融稳定，总的改革趋势将向立足于微观审慎监管的宏观审慎监管模式的方向发展。其主要的新特征将体现在逆周期性监管政策工具的选用和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 

2 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不足与改良 

2.1 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系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也在不断变革。总得来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4年至1992年的统一监管体制时期，人民银行履行统一监管职能。 

第二阶段为统一监管向分业监管的过渡时期。1992年10月证监会的成立标志分业监管的开始，1998年保监会的成立标志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明确分工，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管的分业监管模式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为1998年后的分业监管体制时期。 

其中2003年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一行三会”为基本格局的金融监管体系最终形成，即分业多头监管的格局形成。为加强协调沟通、信息共享，形成安全有效的监管网络，监管联席会议制度被引入。2004年三会签署了《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在明确各自职责分工的基础上，建立定期信息交流制度，经常联席会机制。然而监管联席会已长时间没召开，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目前主要由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定期召开金融旬会来加强监管政策协调。 

2.2 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不足 

尽管我国目前分业监管有利于提升监管专业化水平，有效防止了金融风险传染效应，但如同大部分分业监管模式一样，我国当前的监管体系存在不足。钱小安认为我国监管体系不足体现在监管重复与监管空缺并存、监管资源配置低效、监管协调机制较弱等方面。根据引发此次金融危机金融监管方面的缺失，从宏观审慎监管角度来看，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三大方面的不足。 

首先，缺乏稳健的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系统性风险的有效防范，必然需要对金融体系的数据信息进行整合、分析、检测和评估，发现金融系统不稳定性的来源，发出风险警示。这就需要一个专门的分析平台，一方面整合各微观部门的信息数据，另一方面同时整合分析宏观部门和微观部门的信息数据。而目前，我国并没有搭建这样一个平台。 

其次，系统性风险防范不足，存在监管盲区。此次金融危机表明，由于缺乏对具有系统性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集团）有效监管，致使这些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最终加剧金融危机程度。 

最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不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需要先进监管理念的同时，还需要有效的完备的金融监管政策工具。而无论是在时间维度上的逆周期监管政策，还是在行业维度上的对系统性风险的有效监控政策，我国都存在不足。 

2.3 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构建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分析提出了我国在金融监管上存在的不足，因此在我国未来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中，我们要提出针对性的对策。总得来看，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有赖于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的搭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完善以及组织合理安排下的政策协调机制健全。 

首先，搭建宏观审慎分析平台，建立预警机制。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的构建，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分析、评估和预警，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在这一环节的构建大体可分为四步。首先确定平台，即明确微观和宏观数据整合分析的职能的具体承担部门，可以是“一行三会”当中一个也可以新建一个部门。其二，信息数据的收集和平台构建后，相关职能部门就得强化对系统性风险相关信息数据的收集和整理，特别加强微观和宏观数据的有效整合，全面掌控系统性风险变化趋势。其三，系统性风险评估体系的构建。即从金融体系宏观层面又从银行、证券和保险等行业微观层面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检测与评估，加大各行业微观层面风险评估对金融体系宏观层面风险评估的支持力度。 

第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建立危机处理机制。从时间维度上说，我国应完善包括逆周期贷款损失拨备和逆周期的信贷政策等在内的各种逆周期监管政策机制。同时，要加强对杠杆倍数的检测，从微观和宏观角度有效控制金融体系的风险过度承担。完善相机抉择机制，有效避免危机扩大和扩散。从行业维度上说，要加强对金融控股集团监管立法，完善对交叉性金融业务的监管政策工具，有效监管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完善危机处理机制，设计多层次的应急处理监管政策工具。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最后，合理架构组织，健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协调机制。组织结构铺排，各部门政策协调是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能否成功搭建的最关键因素。首先，系统性风险信息的获得、预警机制的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设定需要各部门明确职责并加强沟通协作。其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需要各部门的密切配合。组织架构设定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效果有极大的影响。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的组织安排，首先是确定宏观审慎分析平台，作为宏观审慎监管总的召集人；其次是三会要加强对各自监管行业的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结合意识；其三，要加强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同宏观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最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实施部门要加强同人民银行、财政部以及发改委等部门协调，制定科学的监管政策并有效执行，提高监管水平和效率，维护宏观金融稳定。 

3 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调控的联系 

在金融监管中，有一项监管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即银行监管。这是由于：首先，银行业在金融体系占主体地位。其次，在各类金融机构中，银行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发金融危机的部门。因此，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机构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必然在宏观的金融监管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作用。 

而在新的金融机制改革中，基于对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要求，必然要改革在此前大行其道的硬约束监管机制。但在当前的新的金融运作形势下，对于资金的过于严格的监管可能会导致雁行的信贷减少，进而导致整个社会总投资的下降，这自然不是金融监管希望的结果。 

但是在新的宏观审慎的监管机制下，政府实行货币调控政策则可以利用这样较为完整系统的机制来进行整体的调控，不仅可以提高货币政策在有效引导国民经济向更好的发展方向上进步，还可以在这一较为拔高的视角上有效的规避一些金融风险，更加有效的将我国经济引导至又好又快发展的康庄大道！ 

4 结语 

第15篇

【关键词】 会计报告； 银行监管报告； 分离； 协调

会计与金融本来分属于不同的学科，彼此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金融与会计的相互渗透性日益增强。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会计问题与金融问题更是交织在一起，于是，研究会计与金融交叉学科的文章逐渐增多。不过，已有的文献多是基于会计准则与金融政策的宏观视角进行研究，而微观角度的研究鲜有人涉及。本文拟从会计报告与银行监管报告的角度探讨会计与金融问题，以填补该领域研究的不足。理论上，会计报告与银行监管报告的关系一种是合并，另一种是分离，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呢？

一、会计报告与银行监管报告的基本概念

既然本文研究会计报告与银行监管报告，这里首先对它们的概念进行界定。本文的会计报告即指银行对外披露的财务会计报告。之所以采用“会计报告”这一概念，是为了与会计、金融监管的名称相呼应。会计报告是指企业对外提供的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会计信息的文件。会计报告由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及财务情况说明书组成。会计报表又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银行监管报告的概念目前理论上并没有统一的定义。本文将监管报告界定为监管机构要求被监管者提供的，反映自身资金使用的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和内部控制能力等监管信息的文件。根据我国中央银行的规定，银行监管报告要求提供基本情况、资产质量分析、盈亏状况分析、资本充足率分析、内部控制分析等方面的信息。其中资产质量分析和资本充足率分析更多反映了银行的风险状况，而盈亏状况分析和内部控制分析有助于了解银行的风险水平。

二、会计报告是银行监管报告的基础

会计报告是编制银行监管报告的重要基础，银行监管报告的数据多是来源于会计报告。这是因为会计通过确认、计量、记录的过程，将企业的经济业务事项转化为综合的、定量的会计信息。金融监管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去核算银行的经济业务，而主要依赖会计上的核算。所以，依据会计准则生成的会计报告则具有通用性和广泛性的特点，能够为金融监管者提供基础的财务信息。金融监管者在认可会计报告提供基础信息的前提上，可以根据自身的监管特性，对通用的会计信息作出有针对性的调整，以满足金融监管的需求。

会计报告为银行监管报告提供基础信息的具体表现之一便是在监管指标的计算上。根据第三版巴塞尔协议（Basle Ⅲ），将银行资本分为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一级资本中的股本、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等都属于会计报告中的数据，而附属资本的计算依据也多来源于会计报表上的数据。此外，流动性监管、盈利性监管、资产质量监管中的指标也有很多来源于会计数据。所以说，会计报告提供的信息是银行监管的重要依据，是银行监管报告的数据来源之一。

三、会计报告与银行监管报告的分离

（一）分离的原因——目标不同

会计报告的信息使用者包括投资人、债权人、政府机构、社会公众等，而银行的会计报告还应考虑监管机构这一特殊信息使用者。然而，会计报告并非主要为监管机构编制的，因此其主要服务对象还是投资者。会计目标是为现有的或者潜在的投资者提供有利于他们作出合理决策的会计信息（FASB，1978）。因此，会计追求的原则是中立性，重心是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公允，信息质量特征上强调相关性、可靠性以及如实反映等，优先保护的是投资者的利益。

银行业由于是经营高风险的行业，并且银行具有巨大的政治性、社会性和外部性效应，所以金融监管将银行系统的稳健审慎运行放在首要位置。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降低存款人的损失，始终是银行监管当局追求的目标。因此，金融监管追求的原则是审慎性，重心是维护金融系统的安全稳定，信息质量特征上强调前瞻性、审慎性、透明度，优先保护的是存款人的利益。

正是由于会计目标与金融监管目标之间存在如此差异，所以才需要分别编制会计报告与银行监管报告。会计报告根据会计准则编制，遵循会计客观中立的原则，主要向投资者等提供银行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通用的信息，向银行提供监管需要的基础会计数据。银行监管报告根据监管政策编制，遵循宏观审慎原则概念框架，只向监管机构提供反映银行风险方面的信息。监管机构利用银行监管报告来检查银行是否达到了审慎经营的标准。

（二）分离的具体内容

由于会计报告与银行监管报告涉及的内容众多，本文仅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三个方面内容进行简要分析，即：资产负债率与资本充足率的分离、会计资产减值损失与监管拨备的分离、公允价值应用的分离。

1.资产负债率与资本充足率的分离

资产负债率与资本充足率均是反映银行偿债能力的指标。资产负债率立足于会计处理方法，而资本充足率是作为银行监管部门的衡量指标。资产负债率与资本充足率的分离，其根本在于会计资本与监管资本的分离。

会计资本即会计报表中列示的资本（所有者权益），由股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科目加总得出。从会计的角度看，资本是由投资者为了盈利而投入公司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资本的保值增值。在计算方式上，会计资本是用总资产减去总负债而得出的，代表着股东享有的权利，是一种剩余财产权。

监管资本是由银行监管机构规定的，其作用在于充分吸收银行非预期损失和进行风险支撑。因为监管机构对银行资本的计算提出特别要求，所以银行资本又被称为监管资本。监管资本对于银行来说就是“银行从事经营活动必须注入的资金”，但其要求远高于《公司法》规定的注册资本。因为，银行资本不仅要保证银行的正常经营活动，还要能够覆盖银行的非预期损失，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

监管资本主要根据会计资本调整计算得出，调整依据是能否吸收损失：只要能够吸收损失，就属于监管资本，即使它不符合会计资本的定义；如果不能有效吸收损失，便不能计入监管资本。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于2010年公布的Basel Ⅲ明确了将会计资本调整为监管资本的方法，具体内容包括少数股东权益、未实现损益、无形资产、递延所得税资产、库存股、贷款损失准备缺口等方面。

2.会计资产减值准备与监管拨备的分离

贷款损失准备是商业银行为抵御信用风险而提取的，用于补偿贷款违约而遭受到损失的准备金。会计上基于谨慎性原则，要求银行对已经减值的资产提取相应的准备金，以反映资产的现实价值；金融监管基于审慎性原则，要求银行必须有足够的资本金来弥补预期信用损失。会计与监管的关键分歧就在于贷款减值准备的计提是否包含预期信用损失。

金融危机前，会计上采用“已发生损失模型”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即只在有客观证据表明贷款发生减值时，才确认资产减值损失。金融危机使人们意识到“已发生损失模型”具有较强顺周期性效应，加大了银行财务报告的波动性。因此，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均开始改进金融资产减值模型。后来，准则制定机构提出了“预期损失模型”，将预期信用损失考虑在内。最终的“三组别模型”（TPM），将全部贷款划分为三个组别，未受到可观测事件影响的贷款需要计提12个月的预期损失作为减值准备，其余的均要求计提整个存续期间的预期损失。

监管上，BCBS颁布的旧资本协议规定：贷款减值准备包括一般准备和专项准备。一般准备是依据全部贷款余额的一定比例计提的；专项准备是对贷款风险进行五级分类后，按比例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随着金融业务的不断复杂化，BCBS后来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Ⅱ）。BaselⅡ提供了两种贷款减值准备方法：标准法（SA）和内部评级法（IRB）。标准法是对五级分类法的改进，只在风险权重上有所不同。内部评级法将银行信用风险造成的损失分为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分别用贷款减值准备和资本金进行弥补。

本文认为“预期损失模型”目前还有很多缺陷，且对会计的独立性造成威胁。解决贷款损失准备问题的最佳方法是会计报告与银行监管报告的适当分离。目前的“已发生损失模型”是符合会计基本原则的，但是有必要研究改进方法或者新的减值方法。而金融监管出于谨慎性的考虑，倾向于增加计提基于未来预期信用损失导致的减值准备，在减值模型上可以考虑采用“预期损失模型”，以充分反映贷款的风险状况。

3.公允价值应用的分离

公允价值是指在一项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双方自愿交换一项资产或清偿一项债务所使用的金额。公允价值由于能够提供更加相关的财务信息、及时地反映市场风险、提高财务报告的透明度而受到准则制定机构的推崇。但是公允价值同时也存在估值技术不完善、增加金融机构损益的波动性等缺点，并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

公允价值的应用对会计报告会产生有利的影响：一是公允价值使得会计报告的数据更贴近市场。历史成本下，银行的资产、负债价值局限在取得时的成本，对市场变化视而不见，而公允价值计量恰好相反，它根据市场的变化情况随时调整资产负债的价值。二是公允价值能显著提高会计报告的透明度。公允价值是金融工具最相关的计量基础，已被FASB多次强调，它能减少银行管理层进行利润操纵、盈余管理的空间。因此按照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生成的会计报告信息透明度较高。

但是，对于银行监管机构，公允价值的运用则会造成以下不利后果：（1）收益波动性的提高，产生亲周期效应。（2）削弱银行的流动性转换功能，降低对银行存款和贷款的储备。（3）削弱银行对经济进行缓冲的作用，导致银行平滑经济的功能降低。（4）负债公允价值计量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公允价值适合对银行的金融工具进行会计计量，但却不适合应用于银行金融监管。会计报告中可以采用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基础（当然公允价值会计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需要改进），然而，银行监管报告中则不宜照搬会计准则的要求，应尽量消除会计处理上采用公允价值对金融监管造成的不利影响。本文认为会计报告中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而银行监管报告中适当排除公允价值的应用，这是解决公允价值问题的有效方法之一。

（三）分离的后果

会计报告与银行监管报告的适当分离，本文认为可以满足不同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何为适当？这主要是基于成本效益的考虑。首先要保证会计报告与银行监管报告能够实现各自的目标，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其次，在能够实现两种报告目标的基础上，尽量减少二者的分离，以降低编报成本。如果会计报告与银行监管报告进行完全的分离，则无论对投资者、监管机构，还是对投资者和公众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对银行来说，完全的分离会增加银行信息系统支持的难度、运营执行成本以及编报成本；对监管者来说，完全的分离会使得数据的转换难度增大、识别银行风险的难度增加，降低了监管效率；对投资者和公众来说，完全的分离使得使用者增加获取信息的难度，并降低数据分析的使用价值。

四、会计报告与银行监管报告的协调

（一）协调的基础

会计报告与银行监管报告之间不仅存在差异性，同时也存在统一性与相似性。统一性在于会计报告与银行监管报告都是银行的信息披露形式，也在于二者都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正是由于二者之间存在统一性，会计报告与银行监管报告之间才存在协调的基础。况且，会计报告与银行监管报告的分离并非绝对的分离，只是相对的分离，需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如果会计报告与银行监管报告各自为政，完全的分离对各方均是没有益处的。2008年金融危机恰好证明了这点，会计与监管的沟通不畅导致未能及时发现隐藏的风险点。

（二）协调的途径

1.充分利用会计报告提高监管报告的质量

会计报告质量的提高有助于银行监管报告质量的提高。银行监管报告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反映银行的风险状况，而监管报告中无论是资产质量分析，还是资本充足率分析，或是盈利能力分析都依赖于会计报告提供的数据。如果会计报告的质量不高、信息生成的过程有瑕疵，则据此生成的银行监管报告的质量势必会受到影响。由此可见，会计报告提供的信息是关键所在。

2.积极调整会计报告与银行监管报告的差异

会计报告与银行监管报告目标的差异导致它们披露的内容有所不同，并且可能会对金融监管造成不良影响。由于各自理论体系不同，要实现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则的统一基本不可能。所以，调整会计报告与银行监管报告差异的有效途径，就只能根据会计准则的变化制定相应的监管政策，以抵销会计准则对银行监管造成的不利影响。

3.尊重会计的独立性，加强与金融监管的合作

会计的独立性，一方面是来源于会计固有的属性，另一方面也是由会计的专业性决定的。然而，会计的独立性只是相对的独立，它与金融监管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解决会计报告与银行监管报告的协调问题，需要在尊重会计准则独立性的前提下，加强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提高信息的透明度。金融监管机构应当凭借其对银行风险和金融稳定更深程度的理解，为会计准则的制定提出相关建议。

五、结论

本文意在阐述会计报告与银行监管报告之间的矛盾，该矛盾来自于二者目标函数的不同。会计报告提供的信息没有涵盖银行风险方面的信息，也没有反映银行宏观审慎监管的理念，因而不能满足银行监管机构的有效需求。所以，需要在会计报告的基础上另行为监管者编制银行监管报告。由此，本文提出会计报告与银行监管报告的分离式设计方案，以满足不同信息使用者的需要，尝试缓解会计界与金融界的矛盾。最后，本文提出会计报告与银行监管报告相互协调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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