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公司认证体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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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发行量――讳莫如深的数字
发行量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它包括实销量、摊点实销量、印刷量、最大发行量、总发行量、平均期发量等不同的指标。
中国报刊发行量数据的真实性与否，一直如同“皇帝的新衣”，各家报社都心照不宣。报刊界中也仿佛有一种不成文的“礼貌”――别问报纸的发行量。一些老总回答起自己报刊的发行量，要么遮遮掩掩，要么虚虚实实，总之一句话，让你雾里看花，难辨真假。报刊发行量在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是非常透明的，各大媒体的发行状况，包括报刊印刷数量、实际销售数量以及定向赠阅数量，都能通过公开渠道查到，而且媒体也乐意公布自己的发行数据。但是到了中国，情况就截然不同。全国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将发行量视为最高商业机密，谁敢泄露，家法严惩。记得早些年前《新闻记者》杂志开辟了“晚报大家庭档案”专栏，请全国各家晚报提交各自的发行量、广告营业额、员工人数、创刊时间、定价、版数等相关数据资料，但不少晚报婉言谢绝，即使提供数据的，发行量和广告营业额这两栏也往往空缺。即使报社迫不得已必须透露发行量（如向上级部门汇报、编撰新闻年鉴、自我广告宣传等），也是遮遮盖盖、真真假假。比如，“本报发行量今年比去年同期增加24％”。然而具体数字是多少？无可奉告。至于“拥兵三千，号称十万”的，更不在少数。
众所周知，在报刊业的经营过程中，受众、广告和发行是报刊竞争的三大核心内容。一份报纸内容办的出色，拥有足够多的受众，客观上才能保持一个比较可观的报纸发行量。而广告主选择媒体投放广告的重要依据，对于报刊来说，其主要参考因素就在于报刊的发行量。报纸发行量的多寡，又客观上影响报刊到达受众的数量。报刊竞争力的三大核心之间是一个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过程。
然而，伴随着上个世纪以来的报刊市场化动作和“厚报时代”的来临，靠发行赚钱对于绝大部分报纸来说，已经一去不返了。国内靠发行赚钱的报纸除了像《参考消息》、《读者》等有较大影响的报刊之外，几乎所有的报刊发行都在赔钱。报刊盈利来源纯粹地转向了广告收入。广告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报刊社利润来源的支柱。而如何获得购买报刊版面的广告主或是广告公司的青睐，发行量自然成为报刊社非常敏感的问题。处于变革中的中国传媒产业充满不确定性，体制的变迁、利益的重构与信息不对称交相并存，“发行量之争”正是这种现状一个集中反映。
发行量的虚报是当前报刊界无序竞争的一个极端表现，只要愿意，某些报社老总可以随时添加自己的发行量。从短时间看，这种做法可以一时拉来广告，但从长远看无异于饮鸩止渴。从新闻职业道德的角度讲，这是报刊面对社会、面对竞争对手的诚信问题。一个连自己发行量真实性都难保证的报刊，如何教育自己的编辑记者真实地反映社会？如何让读者相信它能够刊载真实的新闻呢？而从报刊自身来说，报刊的发行量是报刊质量的一面镜子，是报刊营销能力的综合标志，玩弄数字游戏终究会有“崩盘”的一天，而一个健康可信的报刊发行稽核系统是可以避免这一危险发生的。
千呼万唤始出来
缺乏权威、公正的报刊发行量认证组织目前已成为制约新闻事业发展的瓶颈之一。从表面上看，需要报刊发行量真实数据最急切的是那些广告主和广告公司，他们想知道到底自己的广告费该投放给哪家报刊，哪家报刊才能最好地表达他们的广告诉求，然而在实际上，真正需要一个统一、公开和公正的发行量稽核系统的，恰恰是报刊界自身。
时间拨回至2003年6月9日，在爱尔兰都柏林召开的世界报业协会第56届年会上公布了2002年“全球日报发行量前100名”排行版，中国有《参考消息》、《人民日报》等15种报纸进入这个名单。同时，根据世界报业协会公布的数字，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报纸消费国，日发行量达到8200万份，引起了新闻界的广泛关注。
然而，其后续事态的发展却出乎意料。从排行榜出台一直到7月份，从《新闻记者》在第7期刊发《世界日报发行量前100名一览表》到各地报纸杂志纷纷对排行结果公开或非公开表态，或欢欣鼓舞，或指责质疑，或相互攻讦，风波骤起，热闹非常，成为年内传媒界的一大话题。而在此前，类似的事件也曾数度发生，如1998年央视调查机构的有关石家庄报业的数据、新生布的有关武汉报业的数据，2000年大洋网的排行榜等，都曾引发过当地报社之间的争执。
各地纷争的一个原因在于数据提供者的身份上。无论是“央视调查机构”还是“新生代”，都是商业性的市场调查机构，提供调查数据当然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用户向它们购买数据用于分析和研究市场，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行为。但是，目前我国市场鱼龙混杂，调查业也良莠不齐，人们有权利对调查数据提出质疑。比如，在广州地区就曾有一家虚构的所谓“新境界市场调研公司”，拿着一份编造的《广州地区各类报刊（印刷量及广告效应）一览表》到处兜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户把购买来的调查数据用于竞争目的，暂且不论这些数据是否准确，单凭数据提供者的身份而言，就足以让那些被调查数据置于不利地位的一方或几方有了说辞。
而目前我国有些报刊已先后不定期地实行了报刊发行量公证，如《电子产品世界》，从1995年开始率先在国内电子行业作BPA发行量国际公证；中国计算机报在1998年邮发量达18.1万份时，也曾通过北京市公证处来公开自己的发行量；北京晚报在其印发了120万份时，也通过北京市公证处进行了公证。由于当时我国没有专门的报刊发行量认证机构，因此上述报刊在寻求公证时，或是寻找国外的权威认证机构，或者通过国内的公证部门来认证。但是这些认证要么针对某一期的数量，而不是平均发行数字；要么公证的发行量是印刷数而非实际销售数；要么认证部门不是权威的发行量稽核专业机构，总之，相对于国际上公认的发行量认证制度来说，因此国内目前还处于“真正意义上的发行量认证缺失”阶段，而传媒咨询公司的发行量调查只是起到了发行监测作用。
随着我国媒体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规范，越来越多的广告主和广告公司需要真实了解所购买媒体的情况，尤其是报刊真实的发行量以及读者构成情况等。而长期以来，国内媒体对这些内容一直讳莫如深，在实际报刊经营管理过程中，虚报、谎报发行量的现象时有发生。报刊界这种现象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媒体产业健康发展和市场竞争的需要，媒体管理机构、广告商和一些媒体早就在呼吁建立一个公正的第三方报刊发行量核查机构，以提供权威的报刊发行量信息。
《传媒》早在2003年就提出建言：“在中国市场语境中，完全照搬ABC或BPA的做法行不通，也不能完全交由纯商业性调查机构来动作。政府的主导至关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由政府直接操作是理想的选择。或许，在某些方面，ISO9000等质量认证体系的做法值得传媒业借鉴，那就是政府主导，与国际机构合作，引入国际标准，进行本土化操作。”
事实上，一批有识之士早就开始了建立报刊发行量核查机构的呼吁，业已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基础。从国内环境来看，目前已经成立了中国报业协会、中国广告协会、中国广告协会广告主委员会，中国市场调查协会也正在筹组之中，这些行业性社团的存在无疑为报刊发行量核查机构的建立提供了可以借助的力量。国际报刊发行量核查组织联合会IFABC支持和鼓励各国建立独立的发行量核查机构，我们可以较为容易地吸取各国类似机构的组织形式和成功经验，从而可以避免挫折，少走弯路。
改革开放的时代步履已经跨入了新的世纪，新闻出版业迫切要求建立一种公平、公正、公开、诚信的市场竞争机制，迫切需要有一个独立于政府部门、出版商之外的第三方中介机构，来监督、审核出版单位的发行量及相关数据，向社会公正、权威的出版物发行量数据信息，来确定他们各自的量级与地位，来确定他们中到底谁是真正的中国传媒航母；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一部分，早日建立一个发行量审核认证机构，定期公布经过严格审核的发行数据，既能激活市场，又使竞争有序；在管理上将行政措施转变为利用市场机制来规范报刊出版单位的市场行为。同时，通过发行量的认证，报刊管理部门将获得大量真实可靠的统计数据，新闻出版管理工作就可以建立在对数字分析的基础上。
早在2000年12月18日，石宗源署长在合肥全国报刊管理工作会议上提出：“利用国际权威认证机构认定报刊发行量及报刊整体质量，是世界各国报刊扩大知名度的重要途径”；我们要“与国际有关机构合作，成立中国报刊认证机构”。依据这个战略意图，新闻出版总署开始了考察和调研，2001年、2002年两年间，先后11次与美国BPA接触，了解情况，并两次赴美专题考察；这期间，还对国内的报刊社开展了大型基础问卷调查。经过系统、广泛的调查研究，大量而周密扎实的工作，对建立我国的报刊发行量审计认证体系有了初步的认识，形成《关于在我国建立出版物发行量审计查认证的报告》和相关文字资料。2003年6月新闻出版总署认为，在我国尽快建立报刊认证机构，“有利于读者对于报刊的认知，有利于商家利用报刊开展广告经营业务，有利于报刊自身的经营发展，也有利于出版行政部门对报刊业的宏观管理，对于报刊业扩大知名度、提高整体质量十分必要。”这一消息传出，业界一时“报刊发行量认证制度呼之欲出”的声音鹊起。
在业界千呼万唤之后成立的国新出版物发行数据调查中心，看似“姗姗”，实则不迟，它的诞生，凝结着新闻出版总署主要领导和很多有关同志的心血。
报刊的消费者权益
在4月25日正式揭牌之前，国新出版物发行数据调查中心已于3月15日召开了成立大会。选择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开成立大会，是巧合还是刻意？报刊认证制度说到底是对报刊的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报纸的消费者有两类，其一为读者，其二为广告商。报纸在产业化运作过程中实际面对的是两个市场，报纸市场与广告市场。由于报业的经济效益直接来源于广告市场，因此，对广告客户的争夺也就成了报业竞争的主要内容。但是，报业经营者在广告市场上竞争的资本则来源于在报纸市场所获得的传播效能，确定报纸传播效能高低的量化指标主要就是报纸的发行量。因此，报纸的发行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成了广告市场上的一种商品，发行量越大，这种商品的价值就越高。于是，报纸间的经济利益之争最终就落脚在报纸发行量的竞争上。在报刊市场，买方是广告主，卖方是报刊社。这里的信息不对称是，作为买方的广告主无从知晓作为卖方报刊社的准确发行量，从而导致错误购买行为。
在成熟的报业市场上，为了保证公平竞争，维护广告主、广告商和报业经营者的经济利益，一般都有一个报刊发行量的核查组织作为市场的中介机构，由它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核查公布报纸的发行量，以避免个别报社弄虚作假，确保发行量数据的真实性。对于那些胆敢通过虚报发行量的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的做法，法律和行规都将予以严惩。1997年9月，香港的英文《虎报》因涉嫌每日虚报一万多份发行量，受到了香港廉政公署的审查，最后3名当事人分别被法庭判处4至6个月的拘役，即为一个例子。
然而，反观此前我国报业市场竞争的现实，报纸的发行量任由各报自说自话，发行量的水分岂止区区一万份的虚报。尽管我国《广告法》也规定：“广告者向广告主、广告经营者提供的媒介覆盖率、收视率、发行量等资料应当真实。”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核查手段及处罚措施与之相配套，这一规定几乎成为一句空语。为了追逐经济效益，一些发行量仅有数千的报纸敢号称数万，仅有数万的报纸敢号称几十万；更有甚者，某些报社还明令规定报社工作人员不得向外透露本报的发行量，违者就要受到处罚。这就使得我国报纸的发行量成了一个“黑洞”，深不可测，局外人根本不知深浅。显然，这种状况有违公平竞争的原则，它不仅构成了对广告商的商业欺诈，同时也构成了与报业同行的恶性竞争，损害了诚实守信的报业经营者的利益。近年来，一些国外广告主和广告公司，在进入我国从事广告经营业务时，常常以我国报纸的发行量没有经过核查，不真实、不可靠为因，作为向报纸杀价的理由。这种状况如任其进一步发展，最终受损害的是报纸的消费者，进而是整个中国报刊业。
消费者是行业和产品存在的基础，只有保护好了消费者权益，才能确保行业的健康发展。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按此条规定，读者和广告商作为报刊的消费者，了解报刊真实发行量是他们的权利，向他们公布真实发行量是报刊社的义务。发行量认证制度的推行，是实现这个权利和义务的保障。
犹抱琵琶半遮面
早在几年前得悉新闻出版总署等部门正在着手建立发行量认证制度时，业内人士就提出了几大争议：一，是否要引进ABC和BPA这两种认证制度？是选取其中一种还是二者某种程度上的综合，拟或建立第三种认证制度？二，如果建立新的发行量认证制度，该由哪个机构去具体运营，是中国报业协会等行业组织，还是新闻出版总署等政府机构？三，如果引进ABC或BPA，政府管理部门该如何有效管理？四，在发行量认证体系引进过程中该如何处理国际化与本土化、市场化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矛盾？
如今国新出版物发行数据调查中心的成立已经相对完满地解答了前两个疑问。其一，调查中心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独立法人，属非盈利机构，实行民政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双重管理，民政部为登记管理机关，新闻出版总署为业务主管机构。这样的双重管理直接保证了调查中心在报刊发行量认证制度执行中独一的权威性。其二，通过对国际上ABC和BPA这两种认证制度的学习和比较，国新出版物发行数据调查中心最终是在借鉴英国发行量稽核制度ABC（Audit Bureau of Circulations）的基础上筹建的。总的来说，调查中心的成立一如在理事会召开当日有人讲过这样的一句话――我们前期的筹备工作，只不过是为一部伟大的历史正剧打开了序幕。而到它挂牌的那天，中国的大地上将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新机构，它将以公正、诚信的巨膀，托负起中国新闻出版事业有序竞争的明天。
“新”固然是国新调查中心最为突出的特点，然而面对剩下的两个疑问，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是报刊管理的公正裁判所还是发行量这场数字游戏另一个名利场，显然因为人事制度、资金来源等基础管理上的语焉不详而让业内不少人士表现得并不乐观。
按目前公布的资料，国新中心的主要业务职能是向出版社、报刊社、互联网等出版单位、广告客户、广告商及有关调查研究机构提供图书、报刊、互联网等出版物印刷量和发行量及相关数据的认证和信息服务；对出版社、报刊社、互联网等出版物的受众、客户构成及出版、广告、发行进行数据调查，向社会提供数据咨询服务等业务。职能是这些，但具体的操作方式和方法还不明了，给人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它的认证规则是怎样的？认证方式是申请还是强制？如何保证认证的公平、公正？作为民办非企业单位、非盈利机构，经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还有待国新中心在实践中解答。
阳光下的角逐
第2篇
一、从区域到国家的“品牌农业”建设
日本的“品牌农业”的发展通过创新和建立调动农民智慧的机制，注重发掘各地区独特的资源优势进行“品牌农业”建设。以1979年大分县开始的“一村一品运动”为契机，逐步创建了大分香菇、松板牛、高知酱油、富士苹果和越光大米等著名的农产品品牌。所谓“一村一品运动”，指发动各地村民，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推出特色农产品从而发展农村经济的运动。日本“一村一品”品牌建设的经验就是“必须面向市场挑选最能体现当地优势”的产品，因此“一村一品”应该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1）最能占领消费市场；
（2）能创造最好的经济效益；
（3）靠质量打响产品的知名度。我国各地打造农产品品牌时也应该思考是否满足了市场的条件。
随着“一村一品”运动的深入开展，日本各县都开始关注自身的区域特质，绝大多数县都制定了各自的“品牌农业”或以农业为主的“区域品牌”发展战略。如，山梨县因拥有日本最大的葡萄产地打造水果之乡的“山梨品牌”，拥有首都圈市场的千叶县着力打造蔬菜及特色水产的“千叶品牌”，日本茶叶产量最高的静冈县则重在确立自己的茶叶品牌。经过各县如火如荼的品牌战略实施，逐渐形成了由地方向中央扩展集中的态势。2001年，农林水产省决定致力于为本国乃至其他国家提供优质的“品牌日本”的农产品，加大农产品品牌战略规划的力度，提出了着力打造“品牌日本”的整体日本农产品品牌形象。由此可见，日本“品牌农业”战略的发展经历了由下自上从“一村一品”到各县确立农产品区域品牌，直至日本提出了“品牌日本”的国家农产品品牌战略，各级着力打造其优势品牌农产品的“品牌农业”建设之路。
二、日本“品牌农业”的建设特色
（一）强化高品质的品牌定位，通过不断创新，提高日本农产品品质
虽然日本农业生产仅能满足国内需求40%左右，但“品牌日本”战略规划提出”高品质”要求日本农产品生产不片面追求高产，而是不惜成本地提高产品的营养成分，改善口感等品质，从产品层面达到“品牌日本”的高附加值效应。例如，日本“松阪牛”品牌为追求高品质，其饲养程序极为严格，饲料必须是大麦、豆饼为主的混合饲料。牛长肥后，为了增进其食欲，每天要给牛喝啤酒，为牛按摩，甚至让牛听音乐、接受日光浴。尽管一头优质“松阪牛”的价格在四五千万日元，却仍然深受日本人的欢迎，拥有美国进口牛肉所无法取代的品牌形象。为了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农林水产省及相关机构开展了促进日本加工食品供给等技术开发等项目，调动日本各地的农产品品牌拥有者农协进行优质品种科技研发的积极性、对品牌农产品进行生产和管理，让农户按要求规范化生产，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农产品品质创建品牌。
（二）推行品牌认证制度
日本“品牌农业”有关品质规范的另一途径是广泛健全的认证体系。日本农协不仅严格管理和控制品牌农产品的高品质，还注重品牌农产品品质可视化的符号标志，成为品牌有力的品质外部识别，为品牌传播和推广打好基础。由农林水产省制定推行在全日本范围内实施“本地本物”认证制度，并支持各县开展各种形式认证制度、健全认证标志使用。
1、日本的《本地本物》制度。农林水产省专设有负责农产品品牌建设的普及食育推进部，《支持建立地方食品品牌事业》报告书，明确提出《本地本物》认证制度明确、提高及正确标记以地方特色农产物为主要原料、经当地传统工艺生产加工的食品。这是指导及扶助财团法人食品产业中心制定的地方性食品品牌标记的标准制度。“本地本物”认证的一般认证申请的主体是参加者生产团体/制造企业等，由区域食品品牌表示标准审查委员会认定，区域食品品牌表记标准从名称由来、历史传统特色、品质卫生管理标准、加工工艺特征、原材料特质、第三方认证、产地范围、本地本物标志的使用和管理等方面施行认定和管理。现今《本地本物》标志作为传统制造原料及制法的标记，已成为日本消费者安心品尝本地本物味道的信赖符号。
2、地方以县为单位的各种品牌认证制度。除了全国性的“本地本物”认证，日本各地方以县为单位，也开展了各种品牌认证制度。如，山梨县为了推动农产品品牌化、设立了特选农产品认证制度打造“山梨品牌”。该认证项目制定由认证委员会测定品种、味道、鲜度、原创性和安全放心的要求等准确评价、认定品牌的标准。千叶县为塑造“千叶品牌”，对千叶不使用农药和化肥的有机农产地及农产品进行认证，通过认证的农产品可使用「ちばエコ!!物标志。该认证制度和标志，提高了人们对千叶农产品环保安心的整体形象。在日本各县纷纷设立地方品牌认证制度的同时，认证制度的形式也出现多元化趋向，主要有委托第三方认证的道（北海道）产食品独自认证制度、设置委员会进行认证的长野县原产地呼称管理制度及三重品牌认定、组织任意团体制定品牌认定要领的长崎品牌品认定等。通过以上认证，日本政府和专业检测机构确保了农产品的高品质，通过认证的品牌农产品贴上相应的认证标签积极开展的认证营销，通过统一的认证标签和包装形成的具有品牌效用的认证品牌形象，强化了日本“品牌农业”的整体形象。
（三）充分发挥品牌专业机构的军师作用，进行专业规划
日本的广告及品牌相关公司在“品牌农业”的农产品品牌建设中的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品牌日本”品牌建设中的亮点和特色。日本“品牌农业”将农产品通过商标形成品牌实体，并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品牌的实体和相关信息，尤其通过品牌名称的传播提高知名度、认知度和好感度，达到品牌忠诚。日本的农产品品牌传播主要通过农协、企业、政府相关部门委托广告公司等品牌传播机构完成。日本广告公司等品牌专业机构从“一村一品”运动时期即农产品品牌建立初期就参与其中，为其进行专业的品牌规划。如，作为日本著名的蔬菜品牌的博多万能葱在作为调料的青叶葱中，生!量和销售量都居全国第一，占到上市总量的50%左右。该品牌一开始就在日本著名广告公司博报堂九州分社的策划下，首先成立了“博多万能ねぎ”生产部会，为该品牌主体专门制定了“博多万能葱栽培基准”，指导相关生产部会农家的生产活动。公司还精心打造出“博多万能葱”这一品牌名称。“博多万能葱（博多万能ねぎ）”远非传统名优特产名称的现代翻版，而是专为市场量身定创的产品品牌名。“博多”作为福冈市过去的别称，现今一个区的名称，在全日本，散居着众多对博多深有体验的人。而且博多料理以玄海的生鱼片为地方味道特色，凸显“新鲜”；“万能”：表现了葱直接生吃也可以，煮食也可以，作调料也可以，各式吃法都是一种享受。把“博多”与“万能”联系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极具个性的品牌名称。日本的广告公司极其关注农产品品牌，为此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如全球最大的广告公司电通广告公司曾在东京、大阪两地针对317名已婚女性，进行生鲜食品的品牌消费志向的网络调查；东日本传播战略室通过网络进行了《购买生鲜食品时品牌影响度调查》；《地区加工食品品牌想起调查——品牌形象排名》等来了解日本农产品品牌化状况及品牌消费情况；通过这些调研明确区分界定了农产品品牌的同时，做了深入分析对日本农产品品牌构建主体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文本，还提出了相应的建设性意见。在此基础上各广告公司也很积极的开展农产品品牌诊断、策划项目。在农业发达的北海道的有主要为农业营销服务的广告公司，如株式会社グリ!ン!プラネット（Greenplante）就主要进行以绿色农业的广告计划和制作及农产品的营销调研。日本电通还展开的地域品牌支援项目abic，不仅从单一特产品牌来思考发展，更力图从休闲、旅游等多角度来思考区域品牌的发展模式，并注重开展相关培训业务，这也将给区域品牌中的农产品品牌发展带来更多建设性的思考和专业人士的培养。可见日本广告公司正以自己积极的态度和行动，以品牌专家的角度成为农产品品牌建构中的军师，保证了日本“品牌农业”战略的有效实施。
（四）以整合营销传播的思路进行推广
日本国土狭小，人口众多，对农产品的需求旺盛，美国、中国等农业大国的农产品纷纷进入，市场竞争激烈。跟进口农产品相比，日本农产品因具有地利人和之势，特别更重视通过精心策划的品牌传播来创造农产品的品牌效应。品牌传播注重运用整合营销传播的现念，有策略的选择最有效的传播内容及方式，将品牌信息传递给本土消费者。因品牌传播往往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单个农产品企业或农协难以承担巨额的品牌宣传费用，日本的“品牌农业”传播，多以县为单位，借助大众媒体的新闻报道、专题，结合多种公关活动配以一定量的硬广告来打造区域品牌形象。传播形式多为某某县区域品牌形象搭建平台，突出“一品”的区域特色品牌产品。针对进口农产品的相对廉价，“品牌日本”坚持高品质的品牌定位，以“高品质”、“安全”及“新鲜”等作为品牌传播主诉求信息，主要运用各媒体报道竭力赞扬本国农产品的安全性、美味。通过各县的区域品牌认证标志及品牌广告中经常可以看到“用心培育”等字样，并富有详细介绍该农产品是如何精心生产出来的，从而逐渐树立起了日产农产品“高品质、放心、美味”的日本“品牌农业”形象。注重使用多种媒介多种手法传播品牌信息。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农业!食品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机构则创办了“品牌日本”刊物，合力打造和传播“品牌日本”农产品的整体形象。并充分开发电视、户外看板、报纸、宣传册、广报、网络等等多种的品牌传播工具。其中，在东京、大阪等大都市中心地区开展试尝、试用、试食的推销活动，成为“品牌农业”农产品品牌促销活动方式的常规武器，如，每年利用研究开发的新材烹制佳肴开展“品牌日本”试吃会。还特别注重促销活动与与大众传媒公关、广告互动。同时注重周密的策划，促销与大众传媒互动，如博多万能葱在东京银座大街、北之丸公园等地，向行人发放产品。同时，NHK又进行现场采访，制作节目，然后向全国播放。促销与大众传媒互动为品牌的成长和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3篇
引子：
近日，方舟子质疑“打工皇帝”唐骏学历造假，两人你来我往的隔空辩论中棒红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学较――Pacific Western University(西太平洋大学)。据说，这个学校是在夏威夷注册的私立学校，而且已经于2006年由于法律纠纷关闭。
早在上世纪初，钱钟书就塑造了买文凭的方鸿渐这一形象。而今天泱泱留学大军中，“方鸿渐们”不乏其人，且造假手段更为多种多样。
最近，就读于加拿大某知名大学的林达很郁闷。她接到国内父母的电话，说是和她一起出国留学的一位同学已经拿到学历回国了。父母质问她为什么还没毕业，对她的学习状态不免有些微词。
国外大学与国内不同，每年选修多少学分可以由学生自行决定。能力强的学生每年选修的学分多，比同入学的同学早毕业也不是新鲜事。可是让林达郁闷的是，她这位同学绝对不是什么能力强的学生，相反在留学生圈子里是个有名的逃课能手。
在最后两年的大学生涯里，这位“提前毕业”的学生几乎没有在学校出现过，很多人都传言她因为成绩太差已经被学校开除了。
“办证”产业链
其实，像林达的同学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他们出国是拿着留学签证，但是到了国外却鲜有在校园中出现。他们大多是打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工，再把赚来的钱连同父母汇来的学费生活费挥霍在名车，名表、名牌衣服上。但奇怪的是，其中一些人最后却可以拿着一张名牌大学的学历回国向父母交差。
于是，各种关于替考，、办假学历的传言在留学生圈子里传得沸沸扬扬。“这种事是公开的秘密了，”从中学起就在加拿大留学的陈杰告诉《世界博览》记者，“我有个哥们在多伦多就是专办各种假证的，学籍卡、成绩单，什么都做。你不要以为是中国专利，我告诉你，贿赂几条万宝路，就能让知名大学的校办公室工作人员办一份假成绩单。那些从来不去上课的留学生就可以拿着它申请签证延期。”
另一位“海归”全先生也向《世界博览》记者透露，他在留学期间就曾受语言学校的同学委托，代其寻找托福的替考。“这种事我不能和你细说，国外有的穷学生就靠着这个生活呢，我告诉了你不等于断人家财路吗?”在记者的追问下，全先生还是不肯透露过多细节，并一再嘱咐记者不要透露他的真实姓名。
据全先生说，那些都很专业，每次考试都能考到刚好过线，绝不至于因为分数惹眼而招致怀疑。而且替考已经成为一个产业，除了专职，还有人帮忙做假证。假身份证、学生证之类都是找国内人订做，ID号码、名字都是原考生的，但是照片就换成替考的，替考的人就可以大大方方进出考场了。
“进考场又不是进移民局，查证件查得本来也不是很细致。再说，中国造假水平多高呀，糊弄老外绰绰有余。你要是有疑问可以去搜搜QQ或者那些留学生网站什么的，都能找到替考的群。”全先生告诉记者。记者查阅了法国、荷兰等国的中国留学生论坛，确实发现了一些明目张胆的“办证”、“替考”之类的广告。
而陈杰认识的一位朋友索性跳过了“替考”、“”等过程，直接花钱买了一份假文凭。花了8000加币(约6万元人民币)，一劳永逸地变成了加拿大最好的私立大学之一的毕业生。
随着海外留学生的增多，中国教育部进一步完善了海外学历认证体系。每个留学生都需要凭借毕业证和院校证明到所在国中国使领馆办理一份认证书，回国后再凭借使领馆认证书和学历证明到中国教育部办理中文的海外学历证明。
假学历是怎么逃过重重审查的呢?
“都和你说了，不是中国专利，”陈杰说道，“我那位朋友认识当地教育局一个华裔官员，给了人家8000加币，那个官员就给他弄到了那个学校的学籍号。然后他也不知道从哪要到了一张那个学校的毕业证书，影印下来，再PS上自己的名字和那个学籍号，就大功告成了。我们国家的使馆、教育部都能查到他的学籍。人家把假学历给做成真的了!”
记者追问，这么机密的事情陈杰怎么知道，是否有证据。他说，“信不信由你。那张文凭他拿出来给我们炫耀过。他天天和我们混在一起，文凭造假是肯定的!”
一只老鼠坏了一锅汤
去年，林达申请了学校的“Co-op”项目(保留学籍休学一年的实习项目)，回到家乡深圳准备找个公司工作一年，积累点社会经验。原本以为名校留学的身份可以很容易帮自己找到实习机会，没想到却困难重重。
“有一次，我到深圳一家挺有名气的广告公司面试。走进去就觉得气氛不对，面试的人力资源负责人都一副不屑的样子。我刚一坐下，人家就问我。‘你在加拿大留学这么久，学校里是说英文的吗?’我当时很生气，站起来就走了。我当时还觉得是对方素质差，加拿大的名校没听说过就算了，怀疑我的英文水平，那你直接用英文面试不就得了?”林达愤愤地说，“后来我才知道，也不能怨人家。”
林达从深圳的一些朋友处得知，在深圳，外国名校的假学历都是明码标价在市场上卖的。只要找对了门路，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哪所名校的学历证弄不到?看着自己辛苦努力换来的学历已经贬值到一文不值了，林达只有苦涩和无奈。
“不怪国内的人现在都看轻留学生。像我那位‘提前毕业’的同学那样的人太多了，在国外混几年语言学校，托雅思老是考不过，最后花上几千块买个文凭回国照样可以装成名校海归。别说专业知识了，他们连英文都未必说得利索。”林达越说越激动，“我有时候想想真是冤枉!我每年学费就要1万多加币，节衣缩食，白天上课打工，晚上整晚整晚写报告。最后反而要被这些人拖累。早知如此还不如也花钱买文凭呢!”
留学生在国外的生活同样受到这些造假之徒的干扰。
在荷兰留学的小菲说起了她在荷兰办理手提电话的遭遇：“我刚到荷兰的时候需要申请一个手机，那边都是在电话公司签一个两三年的电话合同，然后就给你一部手机，手机不收费，只收取固定话费。我去申请的时候，没有一家电话公司愿意给我办理，而且他们直截了当告诉我就因为我是中国留学生。你还没法告人家种族歧视，人家说了，‘好多留学生从我们这拿手机后从来不交话费，人就消失了，原来留下的信用卡、银行卡也刷不出钱’。他们赚了个手机，我们后来人就被打上‘骗子’的烙印了。”
当《世界博览》记者与一些留学生聊起此事，他们却都笑笑说，这不算什么大事。很多留学生都在回国前签下几部不要钱的手机，几台分期付款的电脑，再刷爆几张信用卡。诚然，与假学籍、假文凭相比，骗几台电脑几部手机确实算不上多大罪过。
假冒产品毁了中国的制造业，学术造假毁了中国的知识阶层。当造假之风刮向海外，则毁了莘摹学子那点留学梦想，那点学习的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