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监管的功能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市场监管的功能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一、市场引起的功能监管问题

在证券市场上，证券公司可以从事银行所不能从事的业务，它们可以承销和买卖证券，可以组织共同基金并分配共同基金的股票资金收益，可以从事商品期货交易。从事这些业务的证券公司可能是某些大型金融公司的一部分。而这种大型金融服务公司通常也包括保险公司和商业企业。

在发达国家，随着证券公司和其它非银行金融服务公司越来越多的经营与银行类似的业务，银行的管理者不得不设法通过解释原有的法规中的语句来保护银行的权力，使银行拥有越来越多的权力。具体地说，银行可以设立附属的经纪商，这些经纪商通过承销和买卖政府债券和其它证券而获益，并且这些证券附属机构也可以承销与买卖股票。银行可以直接或通过附属机构来从事私人投资业务、买卖债券，并可以从事一些保险业务。银行或它们的附属机构也可以是投资顾问。它们充当共同基金的投资顾问、管理者、托管人和过户人，充当共同基金的零售商，充当封闭式投资公司的发起人，普通的合作伙伴、投资顾问、管理者和托管人，充当各种年金的投资顾问和固定与浮动年金的零售人，充当私人投资基金的发起人，普通的合作伙伴、投资顾问、管理者和托管人，充当期货商、商品交易顾问和商品期货合作基金经理人等。

功能监管的拥护者主要是证券行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它们认为由于存在对法律不一致的解释和实施，为了创造一个没有漏洞的监管体系，由一个机构来集中解释和实施一项管理特定功能的法律是有益的。拥护者同样认为，为了促进金融业各部门的公平竞争，并向投资者提供一种更加连贯的保护标准，功能监管是必不可少的。它们相信，只由一个机构致力于证券法规的监管，可以充分地审查和实施这些法律。如果使公司的证券业务面临来自于证券交易委员会和银行业监管者的双重监管，会给公司造成沉重负担，并且会导致潜在的不一致的要求。

实际上，功能监管是基于投资者的行为而不是基于它的身份进行监管。如果基于身份进行监管，通过银行购买证券的投资者与通过经纪商购买证券的投资者相比，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保护。如果这样造成的差异会为投资者提供扭曲的服务。为了消除对投资者保护的区别，美国要采用一种针对证券市场上所有参与者的功能监管系统。

功能监管至少以两种形式出现。比较温和的方式将所有从事相同活动的公司接受相同的规划的管制，但是没有必要由相同政府机构进行管理和实施这些规划。比较彻底的方式是使所有从事相同活动的公司接受相同规划的管制，并且，由相同的政府机构进行管理并实施这些规则。而且监管者得到一个特点功能或机构的管辖权的时候，一个监管机构通常可以在对这个机构具有管辖权的部门，找到自己的合作伙伴。

二、美国对证券业和证券公司监管的特点

（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权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具有对所有主体实施《联邦证券法》的管辖权，包括银行。这是功能监管的一种。证券交易委员会同样具有几种从事证券业务的主体进行注册的权力；审查这些主体的权力；采用特殊的法规来管理这些主体的经营，使它们的行为符合美国《联邦证券法》的权力，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这种监管权适用于证券业的大多数参与者。根据公司的功能而不是公司的类型。银行可以不用作为经纪商和投资顾问进行注册并接受监管。特别是与银行机构不同的是，证券交易委员会不对控股公司或证券公司其他附属机构进行监管，它也不负责审批证券公司和它们的控股公司的收购行为。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只局限于具有特殊的功能的特殊主体，比如经纪商，要求这些主体根据美国以《联邦证券法》进行注册。对于证券行业的特定主体，可能是银行、政府债券交易商、市政债券交易商、过户人和清算，证券交易委员会与州和联邦银行管理者、市政债券立法委员会、财政部门分享监管权。

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与州证券委员会分享对经纪商、投资顾问和投资公司的监管权。而且证券交易委员会与州保险委员会分享对注册成为保险的经纪商的监管权以及对发行浮动利率保险产品公司的监管权。虽然证券交易委员会负责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但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把对经济商的监管权限委托美国的全国证券交易协会。除了交易记录审查这一部分主要是由全国证券交易商完成之外，证券交易委员会独自监督《1940年投资公司法》的实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对《投资顾问法》的实施进行直接的监督。

（二）对共同基金和其他投资公司的监管

美国的证券业是全球最发达的。近年来，引起公众注意的是银行的证券业务，即对共同基金和其他投资公司的管理，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极大关注。对共同基金和其他根据《1940年投资公司法》注册的金融公司进行广泛的审查和管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这种权力是十分普遍的，这种权力对银行控股公司及其附属机构所从事的证券活动仍然具有管辖权。银行下属的投资公司同所有其他的投资公司一样，都要遵守相同的法规并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同等程度的监管。银行并不能免除受《1940年投资公司法》中关于投资顾问的限制。同任何其他投资顾问一样，银行作为投资公司的投资顾问，也要受到同样的监管，证券交易委员会有权审查银行保管的关于下属投资公司经营的记录。由银行管理的两种专业类型的共同投资工具，普通信托基金和集体投资基金可以免除《1940年投资公司法》中关于注册的要求，普通的信托基金在美国是银行的信托部门为了它们的信用账户的投资而设立的共同投资基金。根据美国的信托法，普通信托基金受到详细而严格的管理。

（三）对经纪人和交易商业务的监管

依照美国的《证券交易法》规定，银行不能算做经纪人和交易商。大多数的证券法规都包括了这一相似的条款。银行可以开展经纪人业务而不需要作为经纪商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注册，也没有必要成为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的成员。然而，银行的非银行附属机构并不适用于这种例外情况，为了开展经纪人或交易商业务，它们必须像任何其他的经济商一样在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州政府注册，而且必须成为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的成员。在美国，银行可以不受《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法》的限制，直接从事许多重要形式的证券交易活动，比如包销公司债券的做市商。由银行开展的零售经纪人活动实际上是由注册经纪商开展的，因此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的监管。普通账户管理局在1995年9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银行开展的零售业务中有88%是由注册经济商开展的，另外由银行直接开展的12%的业务是贴水的经纪业务，也就是说，银行只接受顾问买卖证券的指令，而不给顾客任何投资建议。一些银行通过分支机构或控股人的签约，然后共同以银行的名义设立经纪公司。据统计，在美国11000家银行中，只有287家直接参与证券的零售业务。那些直接从事证券零售业务的银行分别受到相应的美国联邦银行的监管，联邦银行机构采用了出自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划的审批原则和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规则的非存款投资工具的零售原则进行监管。与交易商相比，银行受到了更加严格的投资管理。

（四）对控股银行发行证券的规范管理

由于美国的证券业很发达，银行发行的证券不需要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但要在适当的联邦银行机构注册。虽然，这些证券不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但是这些证券的出售必须符合《联邦证券法》的反欺诈条款和联邦银行机构的披露准则，而联邦银行的披露准则融合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关于注册和公开证券的形式、规则和披露的要求。美国大部分银行组织都有一个银行控股母公司。那些没有控股公司的银行组织，通常股东人数比较少，而且它们的股票不公开出售和交易。银行控股公司所发行的证券没有任何的豁免权，必须像其他公司发行的证券一样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

（五）对商品期货业务的监管

美国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商品期货交易具有排他性的管辖权。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已经把许多对期货业的监管托付给全国期货委员会和期货业的自律组织，由于有关期货业务的州法律几乎都不起作用，所以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全国期货委员会独自管理和审查商品交易顾问、商品基金管理者、期货佣金商、介绍经纪人、交易董事会和它们的合约市场。商品交易顾问也可以是投资顾问，因此，它必须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并在受商品期货委员会管理的同时，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州政府的管理。同样，期货佣金商也可以是经纪商，因此必须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并受期货交易委员会和州政府的管理。银行的信托业务和混合投资工具获得期货法律豁免的可能性非常小，并且期货法律不允许银行在不注册和不接受期货交易委员会管理的情况下从事商品期货业务。另外的期货交易委员会管辖权的辖免是允许银行和其他的市场参与者从事金融衍生工具业务，但这些业务不包括更换业务、买方期权、卖方期权和远期合同。许多市场参与者都在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允许之下从事这些衍生工具业务。

（六）对保险业务的监管

在美国，根据《麦克卡伦―――费格森法》，国会把对保险业务的大部分监管权留给了州保险委员会。州保险法通常不包括任何银行的豁免权。这样，从事保险和保险业务的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必须注册成为保险或保险公司，并且接受州保险委员会的审查的监管。根据美国《国家银行法》，国内银行所开展的保险业务也许不会受到州的管辖。但是在实践中，国内银行通常将它们的保险部门在州保险委员会注册，或者建立在州保险委员会注册的保险附属机构，除非政府根据《反附属机构法》禁止银行和银行附属机构在州保险委员会注册，从而禁止银行从事保险业务。由于州保险法规不包括银行的

豁免权，所以在这个领域尚未出现关于功能监管的争论。

三、如何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的功能监管

（一）放宽对金融同业合作的监管

我国也一样，证券、银行、保险的金融企业属性，决定了三者在经营的产品、服务和客户对象以及运行模式上具有很强的同质性。但我国目前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因此，借鉴美国的监管模式，从能够发挥各自优势的相互业务入手，从管理上加大三者之间的合作，对我国证券业的发展是很有好处的。从我国证券、银行、保险在业务领域合作的现状看，银行销售保险产品的业务发展速度较快，目前保险公司的产品50%以上均是通过银行销售得以实现的。面对银行销售证券公司产品的规模现在还非常有限，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由于证券行业在中国属于高风险行业，其经营产品与银行经营的产品相比，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商业银行从审慎经营的原则出发，在对销售的产品进行审核时，更注重产品的安全性和证券公司的质量和经营状况，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银行与证券公司在销售业务方面的合作；二是由于证券公司在选择与银行的合作业务时，过分注重对自身权利的保护，而失去了与银行在某些业务领域的合作。但随着证券、银行和保险业务合作领域的不断扩大。各方对相互业务的需求会越来越大，为此，作为证券市场监管主体的证监会，应在认真进行市场调研分析的基础上，鼓励证券公司积极创新产品，主动与人民银行、银监会和保监会沟通情况，联合出台相关相互的制度办法。

（二）完善监管体制，形成证券、银行和保险的互动机制

我国要充分发挥证券、银行、保险业务各自的优势，并通过建立完善的试点机制，选择资产质量好，创新能力强，经营规范广的公司进行各项创新业务的试点，确保各项合作业务的顺利开展。我国目前实行的分业经营，人为地将三个市场的资金流动分割，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防止三者间的风险传递，但也限制了三大市场的共同发展，使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宏观调控手段运用失灵，或出现“不作为现象”。我国货币市场不活跃、证券市场多次大起大落、保险市场的步履蹒跚，与三大市场沟通渠道阻塞有必然的关系。在目前全球证券、银行、保险业飞速发展的新形势下，中国金融改革滞后问题越显突出、反映在三大市场关系上，明显缺乏协调机制，存在制度设计割裂，短期行为显著，各环节阻梗多，效果不佳的问题。因此，我国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积极推进证券银行与保险配套改革与协调发展，逐步把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的运作，统一纳入国家宏观调控的法定范围之内。完善政策导向，让视野全方位关注三大市场互动，健全和完善政策的传导机制，进一步扩大保险资金的入市规模，逐步取消银行资金进入证券市场的禁止性规定，通过建立畅通的资金互流渠道，消除三大市场之间资金流通的不合理管制，从而形成协调监管的模式。

（三）完善证券交易信息披露的监管

在我国，证券市场的新股发行基本上是靠行政手段规定的做法。按照市场机制的原则，兼顾股份制改造和证券市场的现状和发展，确定股票发行的适度规模，应该是依市场需求而定的，而政府的规模控制只能是指导性计划，但我国目前还不是这样，也没有实现像美国那样功能监管的原则。我国应该对证券发行与上市一体的实质审批进行分解，将发行定价和上市审批相分离，通过相互监督制衡，使投资者利益得到更有效的保护。同时，要不断提高证券发行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逐步将实质审批过渡到对证券发行信息披露的监管，最终实现证券发行注册制，与时同时，应放开证券发行审批机关限制的定价范围，逐步将证券发行定价的确定转移到由发行者与承销机构根据市场需求协商确定。2005年1月1日，我国已经开始试行证券发行的寻价制度，第一支通过寻价方式确定发行价格的股票“华电国际”，已于2005年2月3日成功上市发行。实践表明，这种市场化的定价方式一方面会使得证券发行价格充分发映发行企业的真实价值，使目前过低的发行市盈率带来的发行市场超额利润转化为发行企业的发行收益；另一方面，承销商的发行风险使承销商与发行者协商发行价格时更多代表投资者的利益，使投资者利益得到更有效的保护；此外，这种市场化的证券发行定价方式还能起到规范证券发行市场竞争的作用，提高证券经营机构的市场开拓和研究能力，提高服务质量，从而全面提高证券发行市场的效率。

（四）完善我国证券发行的保荐人制度

2003年12月29日，证监会正式出台了《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并于2004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该办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证券发行上市开始实施保荐人制度。但由于我国目前处于保荐制度实行初期，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和保荐人专业经验的不足，导致实施保荐人制度后证券发行上市市场仍存在很多问题。2004年7月12日，通过保荐人制度上市发行的“江苏琼花”，由于对委托理财业务瞒而不报，被深交所公开谴责。证监会随之对“江苏琼花”招股说明书涉嫌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进行立案稽查。这一事件的爆发，对刚刚实行的保荐人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其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国的证券市场诚信力缺失，证券公司仍处于恶性竞争的初级阶段，为争揽承销业务，证券公司不惜重金聘用保荐人，对保荐人的业绩考核也往往只是注重承销的业务量，而忽视了对保荐人专业水准和诚信精神的要求。对此，有人提出保荐人制度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应予以取消。但从国际市场的经验看，NASDAQ、香港创业板等许多成熟证券市场均实行保荐人制度。应该说保荐人制度的实行，有利于提高证券公司作为保荐机构和保荐人的责任心，有利于提高证券市场的诚信度，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是我国证券发行上市制度的发展方向。

（五）通过有效监管实现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稳步发展

第2篇

关键词：约束条件；偿付能力；监管

Abstract：Faced with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risk in insurance companies，solvency supervision in developed economies transferred from static to dynamic solvency monitoring. In the process of solvency monitoring system improvement， there have been many solvency failures in these countrie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pointes out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existing regulatory solvency system，and how to build Chinese insurance regulatory system of dynamic solvency by improving the system design.

Key Words：donstraints，solvency，regulation

中图分类号： F840.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10）12-0070-03

一、偿付能力危机在发达经济体中频繁暴发

偿付能力是保险公司承担的风险责任在进行赔偿时所具有的经济补偿能力，是保险机构资金力量与自身承担的危险赔偿责任相比较的财务标杆，保险人必须具有与其业务规模相适应的最低偿付能力。对偿付能力的监管，历来是各国对保险市场监督管理的核心内容。

然而，在制度完备、监管完善的成熟经济体中，却出现了众多偿付能力监管失灵的情形。据统计，二十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前10年，全球共有800多家保险公司出现偿付能力问题，仅在1978――1994年全球就有648家保险公司破产，其中OECD国家占90%以上（美国占65%，欧盟占10%，日本占12%）。

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在监管意义上，受实际资本额、投资收益、责任准备金、资产与负债匹配、经营策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实际经营中，保险公司如果急于扩大市场份额，不计成本地拼抢展业渠道，导致大量利差损（投资赚的钱少于保单精算时设定的利率）、费差损（实际保险经营费用高于预期） 出现，就会使保险公司亏损、偿付能力受到影响。因此，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进行监管犹为重要。

二、现有偿付能力监管制度的缺陷

金融企业负债经营的特殊性，使得偿付能力成为监管的核心指标，监管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动态性得到了不断的细化。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最初、最基本的监管方法是制定最低偿付能力标准，但这种标准易于忽略保险公司资产所面临的风险状况差异。为了克服这种静态偿付能力监管的弊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NAIC借鉴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将风险资本管理方法推广用于保险业，于1992、1993分别通过寿险、非寿险的风险资本监管标准。

NAIC 关于风险资本的计算体系中，将寿险风险分为资产风险、价格风险、利率风险和行业风险，将非寿险风险分为资产风险、承保风险、信用风险和资产负债表外风险。在此基础上，还可对寿险风险进一步细分，如对固定收益投资风险一直细分到国债投资风险、高品质证券投资风险、低品质证券投资风险，对权益投资风险也可进行细项划分。由各因素的风险大小确定相应的投资风险系数，分别计算各类风险所需的风险资本额。然后，根据各保险公司的风险资本比率来评价它们的偿付能力、确定其风险大小，并对不能满足偿付能力要求的保险公司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

在欧盟实施偿付能力额度之初，由于投资工具单一、投资环境稳定，完全可以不考虑投资风险对公司偿付能力的威胁，因此“非寿险第一指令”中未考虑投资风险。二十世纪90年代以前，欧盟各国非寿险市场竞争激烈，承保亏损较大，但由于投资收益相对稳定，足以弥补承保损失。进入90年代后，资本市场长期疲软，投资环境开始恶化，股票市场大幅滑落严重影响非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投资风险因此越来越受到关注。

在欧盟标准下，非寿险保险人可基于再保险措施降低法定偿付能力额度，并享有50%的最低扣减。在法定偿付能力额度计算中，均采用总额数据，即对经营险种分散和业务集中的公司采取同样的风险态度，不考虑险种风险的差异。偿付能力额度模型从公司整体损失率出发，对于险种集中或经营范围狭小导致的风险未曾细化，因而很难从结构上解决风险集中性问题。快速成长可能会隐藏财务上的问题，成长过快的公司常通过低费率抢占市场，导致偿付能力隐患，一旦赔付事件集中暴露，就会引发各种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可看出，偿付能力额度监管模式存在结构上的缺陷，难以通过改变计算比率和临界点等措施得以弥补。

三、对中国的启示：制度的调适与动态监管的互动

（一）中国保险业现状

中国保险业目前所面对的状况与发达国家上世纪80-90年代的保险业扩张阶段有许多相似性，比如：产品结构同质化、资金运用手段单一、资产收益率较低等等，而且我国保险经营由于仍处于粗放经营时期，各保险公司为追求规模扩张而盲目竞争现象十分严重。

目前我国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模式存在的结构上的缺陷，使其在很大程度上无法预警所存在的风险，并且该缺陷不能通过修正比率临界点加以弥补。2007年下半年金融危机以来，股市债市经过调整后波动加剧，房地产市场经过徘徊后单边上扬，资产价格出现了泡沫。近两年，投资渠道不断放宽、多样化投资虽然有利于提高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效率，然而投资风险也日益凸现。

我国的偿付能力监管最初通过制定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法定最低标准，对保险公司履行监管。但这种监管制度难以做到从风险角度考虑影响公司偿付能力的各种因素，难以区分风险不同但业务规模雷同的两家保险公司在偿付能力上的差别，从而削弱监管效能。国际偿付能力监管主要采取风险资本法（RBC），美国和加拿大已经采用，许多与我国保险市场较为类似的新兴亚洲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台湾地区等）也已进入风险资本方法的运行阶段，欧盟也正在加紧履行“偿付能力II”，进行以风险资本法为核心的新的偿付能力监管。我国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监管应遵守国际惯例，认同国际规范，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风险资本（RBC）监管系统，富于前瞻性地考虑我国保险公司的业务状态和财务状态，以及现有法规系统对偿付能力的监管有效性，同时参考国外的一些成熟经验，逐步构建一个包含保险法规、精算报告制度、保险会计制度等多方面内容的监管框架系统。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从微观的“条款费率监管”转向宏观的“偿付能力监管”。在现有的监管条件下，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监管部门一般采取限制董事、高管们的薪酬和股东分红，减少其他的业务成本开支等措施，迫使保险公司增加资本和实际资产，期望能通过这些途径，提高偿付能力充足率，防止风险的扩大和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目前，我国的保险偿付能力监管是以法定最低偿付能力额度为主，并通过计算各项财务指标分析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风险。偿付能力额度监管可以简单合理地处理复杂的风险状况，这种监管方法所需的信息均可直接从现在的财务报告、监管报告和精算报告中获得。但是，恰恰是这种偿付能力监管体系，在发达经济体实践中屡屡失效，产生了保险公司的破产危机。因此，紧紧把握偿付能力监管的新趋势，适时研究、建立适应我国实际的动态偿付能力监管体制，已经迫在眉睫。

（二）完善制度设计，建立中国保险业的动态偿付能力监管体系

2009年，保监会进一步完善了偿付能力监管标准，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第15号：再保险业务》、《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问题解答第8号：临时报告》，加强了对偿付能力不足公司的监管，对保险公司再保险业务相关资产、负债的偿付能力评估标准进行规范，加大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分析，调整部分重点公司的偿付能力报告报送频率，加强对重点公司的跟踪分析，改进了偿付能力监管预警机制。

为适应金融市场竞争和客户金融服务需求的发展方向，我国保险产品已经开始由保障型、储蓄型向投资型转型。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保险资金的不同投资形式规定不同的责任准备金率，在保证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同时，也可起到限制其投资方向的作用。建立动态偿付能力为核心的风险监测指标体系，加强对保险公司经营风险的早期预警，增加保险公司业务及财务状况的透明度，显得尤为迫切。

下一阶段，保监会应进一步强化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机制和制度建设，继续提高偿付能力监管对保险公司的约束力，包括加大监管措施力度、加强对偿付能力报告的审核和分析力度。在完善监管制度方面，监管机构一方面开始着手研究修订最低资本要求标准，完善以风险为基础的最低资本标准修订方案。同时，从宏观审慎角度出发完善有关制度，防范系统性风险、包括研究行业压力测试方法、完善次级债管理办法、完善偿付能力风险处置制度等。

与此同时，还必须有步骤地建构适应中国市场的动态偿付能力监管体系。2010年1月7日，保监会提出将修订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标准、调整最低资本要求等评估标准、出台保险公司动态偿付能力测试规则等工作计划。动态偿付能力测试，是对保险公司在基本情景和各种不利情景下对其未来一段时间内偿付能力状况的预测和评价。它通常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在一般情况下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公司所具有的完全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能力，即最低偿付能力；另一方面，在特殊情况下发生超常年景的损失时，保险公司所具有的偿付能力。

我国现行的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主要学习美国保险监管信息系统（IRIS）偿付能力监测系统，对偿付能力额度计算方法和规定仍是照搬国外相关法规，并没有充分考虑保险公司承保风险的能力。如果公司保险金额迅速增长，而保费收入跟不上其增长，有可能会降低对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的要求，导致偿付能力出现问题。另外，对于资产的流动性风险问题也未能考虑在内，尤其是对公司的现金流量缺少分析，预测性保险监管不及时，信息披露频率低。财务指标分析是一种静态分析，难以反映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的变化。当前，我国偿付能力监管的信息建立在每年一次的审计报告、精算报告和公司年度财务报告的基础上，时间跨度长，指标分析不能动态反映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状况，对基层保险机构严重影响到偿付能力的经营行为更无法及时管控。

另外，保险公司报表指标体系不健全，且部分偿付能力监管指标无法依据保险公司财务报表来测算，报表数据的利用率和有效性不高，准备金提取不具有弹性，没有建立保险公司预警制度，无法对可能出现问题的公司在早期发出警告、或争取必要的措施指导其尽快予以改善。我们应该充分借鉴美国的保险偿付能力早期监管预警系统（EWS），建立公开信息披露制度，督促保险公司向社会公众财务状况，披露公司资信，增加公司透明度，指定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和独立的精算机构定期提供对各保险公司的审计报告和精算报告。

参考文献：

[1]胡永红.从海外保险公司破产看保单救济[J].大众理财顾问，2008，（2）.

[2]庹国柱.解读险企的偿付能力问题：偿付不足怎么办[J].大众理财顾问， 2008，（10）.

[3]曹志东，卢雅菲，俞自由.保险偿付能力监管及其国际比较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2001，（2）.

[4]黄为，钟春平.偿付能力监管法规的国际比较[J].中国保险，2001，（4）.

第3篇

万众瞩目的资本市场对于一个经济体系的运行来说，究竟其关键的功能在哪里？

在资本市场蓬勃发展的今天，这似乎变成了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但是，同样值得强调的是，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参与者，更多的还是关注资本市场的投资功能、筹资功能。

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我认为，最为需要的应当是资本市场所具有的强烈的激励创业的功能，通过资本市场所独特的风险分散机制和重估带来的激励机制，激发经济运行中的创业动能，增强整个经济体系的活力。资本市场这个独特的激励创业的功能、激励富有活力的中小企业的功能，往往是传统商业银行体系追求稳健的间接融资方式所不具备的，但是也往往是容易被忽视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当前中国推出创业板，不仅在于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投资和融资选择、从而增强市场的深度与广度，也不仅在于为中小企业和创业企业提供了更为便捷的融资渠道，而更多的在于，创业板可以对创业活动和创业者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市场化的激励，从而把社会的宝贵金融资源，交给那些更富有创造力、更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企业手中。

创业板的推出会激励创新

党的十七大确立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型的发展战略，在实现这一战略的过程中，大量高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最活跃载体，而创业板市场是激发企业内在创新动力，推动高科技型中小企业跳跃式发展的助推器。落实国家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创新型社会，需要一个富有效率的资本市场，以满足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融资需求。显然，创新的诞生，往往是随机的，是难以事前预计的，并不因为企业规模大小、级别高低而可以确定，资本市场独特的风险识别和分散功能，正好契合这一特征。但是，从整个社会的融资结构看，可以说中国金融市场目前的融资光谱是断裂的，大多数企业通过银行贷款获得融资，而银行往往青睐能够提供抵押担保的大企业，主板市场主要为大中型企业服务，大量具有技术创新能力和高成长潜力的中小企业却由于资金匮乏而面临发展的瓶颈。创业板的推出，必然会带动和促进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从而刺激风险资本以更大的规模进入到中小企业融资市场。同时，创业板的推出有助于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例。由于金融产品单一和融资管制的存在，使得大量的资金滞留在股票二级市场，而同时又有大量的企业和创业者得不到资金，这说明了当前金融创新的不足。创业板市场的推出，有助于优化资金的合理流向，使更多资金进入到实体经济当中，推动大量二级市场资金流入到具有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中。

从上市资源和吸引资金来说，创业板的市场定位主要是创新型中小企业，因此资金需求小，远远构不成对主板市场造成冲击性影响。从增量资金上来说，创业板更主要的是吸引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资金。对于和创业板较为接近的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对其影响也不会很大。现有的中小企业板除了上市公司规模比主板小之外，其他比如盈利要求都和主板一致，可以称之为小主板。未来的创业板主要定位于高科技型、高成长性企业，两者的竞争更多地体现在制度的创新上。创业板的推出为风险投资提供了退出平台，将会极大地促进中国创业投资体系建设，但也会促成风险投资行业的大洗牌。创业板的推出使得更多的风险投资资金向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汇集，促进风投的良性循环发展。同时，随着可上市企业数量的增多，具有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也将有更多的选择权，资金雄厚、抗风险能力强的风投将会得到更多的青睐，而实力较弱的风投将逐渐被淘汰或者兼并，一场行业大洗牌在所难免。从更长远来看，直接融资的发展，包括主板、创业板、柜台市场以及债券市场等金融产品的创新，最终将导致中国金融版图的重新规划，传统的间接融资占比将逐渐降低，这对银行业务的竞争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另外，创业板的推出将完善深圳的金融产业链，形成既有银行、保险、证券、基金、信托、风投、私募等金融实体机构，又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产权交易所等金融交易平台的区域性金融中心。

创业板的推出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毕竟从世界范围来看，除了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之外，创业板成功的先例不多，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创业板市场不是沦落为主板的附庸，就是交易清淡，甚至宣布关闭。香港创业板从最初的暴涨暴跌到最后的交投清淡，也没有摆脱这样的命运。中国大陆推出创业板，也面临同样的挑战。然而中国大陆的一个独特优势是，她有大量非常有活力、又有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中国的储蓄率也很高，这是创业板成功的源泉。中小企业是非常缺少资金的，而与此同时，中国却出现了流动性过剩，设想把中国这些号称流动性过剩的资金引入到一大批优秀的中小企业家手里，那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多么巨大的推动作用。按照现在的上市门槛，中小企业能上市的不多。但是根据深交所的研究，如果把上市的门槛稍微调整一下，即使坚持盈利要求，全国18万家高科技企业能上市的大概占10％，即1.8万家，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上市资源。香港创业板创立之初由于上市公司的行业分布过于单一，主要集中于当时大热的网络科技股，使得企业成长泡沫多于实质，市场投资信心不足，最终导致中国香港创业板的长期低迷。我们的第二个独特优势是，众多的高科技企业的行业分布较广，经营模式众多，既有网络科技等新型经济模式，又有高成长的传统商业等实体经济模式。这可以保证创业板上市企业行业的多元化，避免了同一行业类型或同种经营模式企业的过度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