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论文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比较文学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一、论文的书写格式规范化要求

论文本身由论文题目、作者、中文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等几部分组成。

1.论文题目：简明、确切地表述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一般不超过25个字，可分两行书写。

2.作者：处于论文题目正下方，须写明院系、专业、年级、班别、学号、姓名。

3.摘要：摘要应反映文章的主要观点，重点表述研究内容及结论，必须重点突出、文字简练，中文摘要字数不超过300字。

4.关键词：要符合学科分类及专业术语的通用性，并注意与国际惯例一致，中文关键词限制在3～8个。

5.正文：论文的主体。论文须符合学术论文的格式，正文要标明各级标题，设计合理，文稿中应采用规范化名词术语。

6.参考文献：必须是本人真正阅读过的，应选用公开发表的资料。以近期发表的学术期刊文献为主，图书类文献不能过多，且要与论文内容直接相关，参考文献应按文中引用出现的顺序列全。

二、论文的排版格式规范化要求

1.版面尺寸：a4(210×297毫米)。

2.装订位置：左面竖装，装订位置距左边界0毫米。

3.版芯位置(正文位置)：按照a4纸张默认格式。

4.页码：采用页脚方式设定，采用五号timenewroman，处于页面下方、居中。

5.论文题目：三号黑体，居中。

6.作者：论文题目下隔一行，居中，采用小四号仿宋体，

7.中文摘要和中文关键词：用五号仿宋体、两端对齐方式排列。

8.正文文本：宋体小四号、标准字间距、行间距为1.25倍行距、所有标点符号采用宋体全角、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采用半角的要求排版，采用多级符号版式。如：一级标题用阿拉伯数字(1、2、3……)标引，采用四号黑体并缩进4个字符排列；二级标题缩进4个字符并用阿拉伯数字(1.1、1.2、1.3……)标引，字体采用小四号黑体。

9.文中图表：所涉及到的全部图、表，不论计算机绘制还是手工绘制，都应规范化，符号、代号符合国家标准，字体大小与正文协调，手工绘制的要用绘图笔，图表名称和编号准确无误。

10.参考文献：位于正文结尾后下隔2行，“参考文献”四字左对齐，采用宋体小四号加粗；具体参考文献目录按五号宋体、靠左对齐、阿拉伯数字标引序号([1]、[2]……)的方式排列。

三、论文书写、排版、打印规范化要求样式

论文题目(采用三号黑体，居中)

(隔一行)

(仿宋体小四号，居中)院系专业名称年级班别学号学生姓名

(隔一行)

中文摘要：(仿宋体五号)关于高等教育改革体制问题的思想观念问题，……。

关键词：(仿宋体五号)

(隔一行)

(正文用宋体小四号)当前，在教学领域中，……。

1教学思想(黑体四号，左对齐)

1.1有关关系的处理(黑体小四号，缩进4个字符)

(正文用宋体小四号)在知识传授与能力和素质培养的关系上，树立注重素质教育，融传授知识、培养

比较文学论文范文欣赏：浅探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与文学变异

摘要：形象学研究一直未能合理地解释两个本质性的问题，一是文本意义上的他国形象与现实社会、历史文献有异；二是接受过程中读者所还原的形象与作家所塑造的形象有异。本文认为形象在塑造、传递过程中产生了多重变异现象，变异的深层原因是不同文化语境的影响与制约。

关键词：形象学；法国学派；集体想象物；文学变异

传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形象学发展于1880年代的欧陆诸国，由卡雷创立，经巴柔、莫哈、基亚等人的不断努力，当代已成为比较文学领域颇具扩张力的学科。然而，传统的形象学研究局限于历史研究方法，一味强调事实关系，囿于文本，繁琐考证，将鲜活的文学文本当做纯粹的历史文献，忽视文学形象的美学价值，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狭隘民族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等，都限制了形象学研究的发展。

事实上，外国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不只是文本意义上的形象，它是作家主体情感与思想的混合物，也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反映，是一种文化形象，代表了一国对另一国的态度和看法。异国形象的建构包含了作者对异国文化的总体认识，同时在潜意识中又代表一个群体对异国文化的精神观照，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言说。另一方面，形象本身与形象建构，也透露出作家和本国人的心态，“他者”形象是反观“自我”形象的一面镜子。正如当代文艺理论家佛克马所指出的那样，“赫胥黎的《海岛》中对东方的描写受到赛义德的批评，因为这部作品所表现的东方实际上是构想出的东方。”

一集体想象物如何实证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在形象学研究上是求“同”的，其基本方法是实证，本文认为形象学是“异”的研究，异国形象是想象，是集体想象物，image就是somethingimagined，所以形象学研究就是辩“异”。具体问题有三个：一是描述形象之“异”的具体表现。文学作品中的他国人物形象，相对于“原型”有什么不同的特点。二是考察“异”是如何发生的。形象的生成、传递、接受是一个多重变异的过程，作家是如何塑造的，读者是如何解读、还原的。三是思考“异”何以会发生，集体是如何想象的，深层的文化原因何在。

早期的形象学研究即已包含了变异的因子，正如后来巴柔所说：“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并非现实的复制品(或相似物)，它是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接受程序而重组、重写的，这些模式和程式均先存于形象。”这里的“重组”、“重写”意味着这种形象是一种变异的形象，这是从实证研究求“真”的现象考证向理性主义求“异”的本质探求作出的可贵努力。形象是对文化现实的描述，是情感与思想的混合物，一切形象都是个人或集体通过言说、书写而制作、描述出来的，但这种描述并不遵循真实的原则，即并不会或不能忠实地描绘现实中客观存在的那个“他者”。

作家对文学形象的创造与读者的接受，不可避免会产生二度变异，所以运用实证的方法很难对形象学进行研究。形象学研究的实质就是变异，法国学派在最早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就已提到文学作品中的“他国形象”问题，证明他们早已涉足非实证性变异学领域的研究，只是自己还未察觉，因而也没能从学科理论的高度加以总结。

正如山人画笔下怒目圆睁的鸟是对自然鸟的变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观众对艺术形象接受、还原的变异，他国人物形象的创造与接受，正是这样一个多重变异的过程，其学理性亦可以从保尔・利科等人的想象理论中找到理论根据。保尔・利科将休谟那种把想象物归诸感知的理论命名为“再现式想象”，将萨特那种认为想象物“基本上根据缺席和不在场来构思”的理论命名为“创造性想象”。

巴柔认为：“他者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所以形象学所关注的是文学和文化互动中生成的形象，要全面、深入地理解和阐释他者形象，就必须将其置于扩展了的社会、历史、文化等领域去考察，扩大的“新的视域要求研究者不仅考虑到文学文本，其生产及传播条件，而且要考虑到人们写作、思想、生活所使用的一切文化材料”。

新批评的那种将文本作为完全独立的对象进行研究的文本分析法则因此而受到质疑，因为这种形象不仅是作家个人呕心沥血的产物，而且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阐释和想象，它要求研究者的重心不再局限于文本、修辞、话语，而要将他者形象纳入到总体分析的框架之中，既考察文学文本中他者形象生产、传播、接受的条件，又将这种文学形象与同时代的报刊、影视及其他媒介的描述进行比较，这种比较会使更多的材料和证据加入到接受的文学研究视野中来，从而使文学研究与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人类学等领域交汇，通过跨学科的研究将其联系起来。通过对这种联系的探究，研究者可以发现作家与集体想象物之间种种密切而又复杂的关系。

考察他者形象与他者现实之间的关系，重点应在于注视者，在于注视者一方的文化模式，因为变异是肯定的，当下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作家这一创造主体，是如何接收、注视、创作、塑造异国异族形象的，作家的潜意识中集体是如何想象他国想象的，如近代“西方人的话语表现了西方对东方文化的漠视，贬低和拒斥，欧洲中心主义通过把欧洲以外的世界再现为愚昧、落后、懒惰，成为东方的同义词，因而需要欧洲的介入而界定为落后的从而服务于殖民主义事业”。其次是关注自我形象与他者形象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以，形象学讨论的重点自然不是异国形象描写的真实抑或失实，而是考辨作家何以塑造出那样的形象，追溯异域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当时的语境下是如何生成的。

异国形象与现实中的异国之间，他者形象的真实程度并不能决定这一形象的审美价值。考察他者形象与他者现实之间关系的重点在于对注视者一方文化模式的产生、发展、传播与影响的探寻。席勒创作的《杜兰朵》中，“杜兰朵对于自由、压迫、自我价值等观念的认识，就那个时代的中国而言，不仅作为一个女人的意见，即使作为一个男人的意见也是不可思议的”。因而，“作为理解《杜兰朵》的历史背景的应是欧洲思想史，而不是历史上的中国。”

二形象传递中的变异机制

法国学者梵・第根认为：“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他认为比较文学的特质就是要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归纳在一起，使“比较”二字摆脱美学的含义，获得一个科学的含义。法国学派的主要理论家马・法・基亚称：“比较文学并非比较。比较文学实际只是一种被误称了的科学方法，正确的定义应该是：国际文学关系史。”卡雷也指出比较文学是实证性的关系研究：“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它研究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瓦尔特・司各特与维尼之间，在属于一种以上文学背景的不同作品、不同构思以及不同作家的生平之间所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从形象学的各要素分析，它主要是指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表现出的他国形象。“他国形象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

然而，文学形象的传递是非常复杂的，宏观来看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变异(literaryvariation)，一是作家创作时与原型的变异；二是读者接受、还原时与文本形象的变异。就文本而言，又有语言层面的变异，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在1930年代，为了便于国人接受，“milkyway”被译为“银河”，而不是“牛奶路”、“神奶路”，就是明证。也有文学层面的变异，不同的作家写作同一题材的作品，主题、手法各异。具体而言，形象的变异现象发生在四个层面。

一是文字层面的变异。

属于翻译学或译介学研究的范畴，在进行研究时将文学的变异现象作为首要的研究对象，把注意力从语词翻译研究转向语词的变异本身。我国翻译界曾有这样一个特例，不懂外文的林纾竟然成为一代翻译大家，康有为在《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中赞其“译才并世数严林”，钱钟书也著文《林译小说研究》探讨林纾的翻译问题。

从翻译技术层面看，林译小说许多都走了样，甚至可以说很多地方是选译、节译，或者随意删改，更有甚者，写人写景的许多地方都有想象的成分。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个现象？这就是文学变异的问题，为了照顾中国读者阅读小说的习惯，译者不得已而为之，将外国人的名字归化，去掉大量的景物描写、心理描写部分，以突出故事情节，将外国的现代语言换成简明、雅洁的中国文言。

文艺理论家敏泽先生认为，美国的意象派诗人庞德的意象诗是从中国学过去的：“当时的西方意象派诗人们掀起了学习和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热潮，他们在研究和翻译汉诗的过程中对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丰富性、含蓄性、生动性、鲜明的形象性和动态美赞叹不已，而他们对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研究和翻译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西方意象主义的发展。”

赵毅衡先生在《远游的诗神》中也提到了意象诗的源流问题，认为“庞德是新诗运动中的大诗人，他是先接触日本徘句，然后转向中国诗的。观察这个变化过程，对于考察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新诗运动的影响是很有意义的”。庞德从汉字中受到启发，认为一个汉字就是一个意象，如东方的“东”由一个“日”和一个“木”组成，以太阳挂在树梢上指称方位，这种由象形到抽象再还原为情景的语意现象，其深处有一个形象的文字层面和文学层面的变异问题。

二是文学作品中他国形象的变异。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比较文学形象学，从形象产生到还原有一个变异的过程，我们应从文化或文学的深层次人手，分析其规律。比如我们考察中国近现代文学作品中的“洋人”形象时会发现，其形象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流变，(一)近代文学作品中的洋人形象特点是“奇”、“怪”，深层理由是长期闭关锁国造成了国人无知、恐惧的心理，表现为对洋人形象丑化、妖魔化。(二)现代文学作品中洋人形象的演变情况是，大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相对于“原型”大多“变”、“异”，深层的文化原因是“师夷长技”的学生心态，手法大多是将之美化、乌托邦化；港、台作品中的“洋人”形象相对“本”、“真”，因为作家身处殖民主义环境，可以近距离地观察、书写。

三是相同的文学主题和文类在不同的语境下发生变异的问题。

中西小说写作目的不同，所以叙事模式亦不同，西方小说治目宜阅读，中国小说治耳宜讲说；西方小说常鸿篇巨制，动辄万字，而中国古典小说多为章回体，更像连续剧。

四是文化语境不同造成的接受方面的变异。

由于文化模式的不同造成文学现象在跨越文化集团时，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过滤背景下的误读现象，比如《格列佛游记》是饱寓讽刺和批判的文学杰作，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读了不下六次，他说：“如果要我开一份书目，列出哪怕其他书都被毁坏时也要保留的六本书，我一定会把《格列佛游记》列入其中。”可是谁会想到该书在世界各国的流传中却成了受妇孺喜爱的、单纯的少儿读物。唐朝僧入寒山的诗在中国实在没有多少人知道，可是在1950年代的美国，他确是反主流文化青年们的偶像。而三仙姑的形象在性格外向、好表现的美国人看来可不像在中国这么负面。

三形象研究要走中国化之路

我国的形象学研究要走学科本土化之路，需要克服学术上的殖民心态。形象学是法国人所创，然而其中的文化沙文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倾向和过分强调考据而忽视美学思考的弊病显然是存在的，中国学者应勇于推陈出新，不能老跟在西方学者后面学步，比起西方的“中国人形象”研究，如果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作品中的西方人――“洋人”形象，很显然，我们具有文献方面的优势，事实上其结论也应该是更有理据的。

多年来，比较文学研究已经打通了比较文化的学术通道，架起了文化交流的桥梁，开展了以对话、沟通，尊重、理解、共建人类多元文化为宗旨的各种学术活动。19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的理论著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能从时代的全球化和文化转型的新角度，在融合多元文化视野的基础上创建比较文学学科的新未来，也反映了中国学者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第三阶段的地位、作用和走向的看法。

中国学者摆脱比较文学的传统观念，冲破比较文学“欧洲中心论”的藩篱，不断更新比较文学的观念、方法，以新观念、新眼光，通过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跨语言的文学研究，开展与世界各国、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对话，促进互识、互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以期改进人类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共建全球的多元文学和文化。

形象学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复杂多样，学科的发展与深化呼唤理论的思维，比如学科的本土化问题。面对新世纪的形象学研究，中国学者要有为世界文学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力争学术独立的勇气。有理由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挖掘到中国古今文论中有关形象学研究的理论资料。同时，我们的优势在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料的丰富，应该扬长避短，着眼于国内的文献，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搞外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形象研究。

二是研究视野的问题，我们的研究应该更开阔一些，形象研究至少有五个方面的内容值得探讨：

(一)外国文学作品中的外国人形象，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犹太人形象、《简・爱》中的南美人形象，欧美人长于此项；(二)外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形象，如赛珍珠作品中的中国农民形象，这方面的工作汉学家做得比较多；

(三)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外国人形象，这方面的研究应该是我们的主战场，如留学生散文中的导师形象，客观地说，外国人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无论在史料占有，抑或是文本解读上，都不可能赶得上我们；

(四)华人自塑形象，如老舍《二马》中的马氏父子、曹桂林《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王启明等人，张艺谋电影中的近代国人形象等；

(五)外国人的自塑形象，如美国人写的《丑陋的美国人》，日本人写的《丑陋的日本人》等。

三是学科发展的综合性问题，形象学涉及的领域众多，其研究必然是多指向、多维度和多领域的，与其他学科和领域有着剪不断的关系。形象学研究可以根据学科的需要与心理学、历史学、文化地理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结合，拓宽新的形象研究领域，展现新的生命力。

形象学研究尚有一些关乎学科发展的问题，如仍然局限于影响研究。本文认为，学科建设目前有“三个转向”和“一个注意”的工作要做：

(一)转向对“主体”的研究。理解异族与认识自我是密不可分的，一国作家塑造的异国形象，是将异国作为一个他者来看待的，这个他者是认识自我、反观自我的一面镜子，研究他者是有意义的，而审视自我、发现自我、建构自我更有意义。

(二)转向总体分析。文学作品所包含、传播的文学形象与历史、社会、文化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形象研究不能够将文本阅读简单化，不能局限于文本研究文学形象。形象研究必须考察一个民族对异国看法的总和，即由感知、阅读，加上想象而得到的有关异国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各个层面的看法的总和。形象是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比如要想更深刻地理解俄罗斯文学，首先就一定要了解、熟悉并领会他们的文化和信仰，研究具体的作家、作品更是如此，否则，我们的视野将会很狭窄，论断亦将不免偏狭。

第2篇

1.曹顺庆先生如何培养比较文学博士生

2.全球化时代海峡两岸比较文学的对话——"2007年复旦-辅仁比较文学博士论文学术交流论坛"综述

3.第三届“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笔谈——关于比较文学博士养成的浅见

4.关于比较文学博士养成的浅见

5.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的新篇章──热烈祝贺北京大学设立比较文学博士点

6.台大比较文学博士班简介

7.“一带一路”语境下的比较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 

8.中国比较文学泰斗季羡林——季羡林比较文学思想论略 

9.博士论文的选题与就业的关系

10.第三届“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笔谈——博士论文的选题与就业的关系

11.关于比较文学:约书亚·司哥德尔教授访谈(英文) 

12.上海高校比较文学专业创设"博士沙龙"

13.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兼论第四种比较文学观 

14 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

15 比较文学形象学 

16 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转折与建构

17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 

18 移动的边界:比较文学的百年学科发展定位 

19 学科调整与理论重构——从“外国文学”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20 比较文学与第三种文学批评——兼论比较文学介入当代文学研究的可能性

21 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22 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视域及文学理论研究性质

23 比较文学“危机说”辨 

24 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论向度分析

25 比较文学的诉求:全球文学史观与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

26 重新规范比较文学学科领域

27 跨越性、可比性、文学性——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

2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命意及发展趋向 

29 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反思

30 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

31 “译文学”之于比较文学的作用与功能

32 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整体观

33 中国学派：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学科理论的建构

34 从现代文学到比较文学 

35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建构建设性的跨学科关系

36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和价值

37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全球本土化”历程及其走向 

38 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之精神基础——论勒内·艾田伯的“比较文学是人文主义”

39 跨学科:比较文学成功的对策之一

40 比较文学可比性的再探讨——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反思

41 第二届“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推荐书目

42 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学术背景与理论构想 

43 比较文学学术系谱中的三个阶段与三种形态

44 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新理论与新格局

45 比什么?不比什么?——比较文学的差异性研究范式通论

46 比较文学的互文性与创造性文本的生成 

47 比较文学危机及出路之我见 

48 比较文学:在退守中求得生机

49 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及其意识形态功能 

50 中国比较文学30年的主题学研究  

51 论比较文学翻译研究 

52 比较文学、传统与创新:马歇尔·布朗访谈录(英文)

53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三种运行模式

54 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前瞻

55 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

56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三十年 

57 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名称的质疑与再论“比较文学”的定位

58 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与文化研究之争——论20世纪比较文学方法论的危机及其化解

59 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与“再生” 

60 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纷纷扰扰30年

61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论上的五大难题 

62 文学间性:比较文学学科存在的前提 

63 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九个命题和三条建议

64 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比较文学的“再生”与发展

65 比较文学和比较美学生态范式的发展

66 比较文学:再次处于十字路口 

67 跨族群对话:中国比较文学的双重路径

68 比较文学视野中文学传播模式的历史嬗变与当下态势

69 修辞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上)——一个现代方法论的考察与古代“哲学对话”的实例分析

70 “世界文学”的命运与比较文学的前景

71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前景

72 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之现状与未来 

73 当代美国比较文学的反思 

74 变异学: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

75 对中国比较文学教材观的反思——兼及王向远与夏景之争

76 当代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的挑战与彼此的互补

77 比较文学的人文主义传统

78 论比较文学研究中自我和他者的关系 

79 当前比较文学的危机与出路

80 全球化语境下比较文学学科定位的再思考

81 比较文学的教学与比较视域的培养——评杨乃乔主编的教材《比较文学概论》

82 互动认知(Reciprocal Cognition):比较文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83 比较文学的立场问题——以荣格与卫礼贤的立场为例 

84 超越“国别文学”的“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的理论形态和学科变迁

85 戴望舒翻译梵·第根《比较文学论》的缘由及意义

86 对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再探讨 

87 比较文学学科中的影响变异学研究 

88 比较文学作为文学批评:学理、范例和批评

89 “宏观比较文学”与本科生比较文学课程内容的全面更新 

90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体系化与本土化 

91 比较文学未来发展之路——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变异学

92 译介学:渊源、性质、内容与方法——兼评比较文学论著、教材中有关"译介学"的论述

93 比较文学·比较诗学·人文之道 

94 建构比较文学学科研究新范式

95 比较文学视野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回顾与瞻望

96 再论杨周翰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 

97 论高校本科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文学史化” 

98 全球化、文化研究和中西比较文学研究

99 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的变异问题

100 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的理念(笔谈)  

101 比较文学变异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新建构

102 “比较”的超越性与比较文学的可比性

103 比较文学在当代中国的复兴与发展(1978-2008)——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学术总结报告

104 丧钟为谁而鸣——比较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 

105 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视野——在17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上的发言 

106 流散文学与比较文学:机理及联结 

107 文化经典、文论话语与比较文学

108 乐黛云教授在比较文学学科重建中的贡献 

109 中国当代比较文学三十年——寻找文学性原点

110 比较文学概念的语言分析及五种相关学科概念的界分

111 四川比较文学三十年 

112 试论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 

113 学科交叉与比较文学学科建设

114 全球化语境下比较文学教学改革的可行性刍议——兼论比较文学学科的生存空间

115 从方法论看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

116 跨越性与比较文学学科定义的界定

117 变异学——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的突破

118 从“比较文学”定义之争看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

119 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与“再生”

120 “涟漪式”发展的比较文学研究之路——曹顺庆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

121 跨类还是在分类系统中言说——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另一种陈述

122 比较文学:理论、界限和研究方法

123 2013年中美比较文学学术期刊评介

第3篇

一、《老人与海》在中小学语文教材及教学中的现状

纵向上从整个12年的教学规划中，对于《老人与海》的节选在篇幅和教学深度上，都伴随学生社会阅历、人生体悟程度的增加呈现递增趋势；横向上从不同版本来看，《老人与海》这类外国小说，或是除此之外的戏剧、散文、通讯等，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占的比重仍然较低，重视程度和发展前景仍然呈现低迷状态。

二、从比较文学视角看《老人与海》的优势意义

就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来讲，其自身的优越性在于：“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内纳入了异质的文化修养。可用置换的视角和态度来重新审视和阐释文学”，就《老人与海》来说，我国现有的教参中对这篇文章的分析大概分为如下几个方面：形象、语言、意象等，课程安排的轻视，致使学生从文本中能学到的知识无非是简单掌握《老人与海》这篇文章，节选中的好词好句积累起来可以活用在自己的写作中，除此之外不会留下更多的印象，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中考、高考必考的文本上，形成了一种为了应付考试而死学的状态。老师则会为了出成绩，将更多的备课授课时间放在文言文、中国小说等上面，使教学意识停滞在中国文学范围内，忽略了外国文学作品，看不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只是固定在一个绝对静止的层面上机械教学。比较文学可以通过自身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和跨国家的学科特点，使东西方文学进行建设性的对话，比如在人教版必修三中，除了教学目标中提到的学习范围，可以运用比较文学学派———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研究”方法（可以是“主题、题材、情节、人物、文体风格、艺术手法及其他形式问题的比较研究，也可以是作家作品、文学类型、思潮、流派的比较研究”）将《老人与海》中的桑迪亚哥生存的“海”与《林黛玉进贾府》中黛玉即将入住的“贾府”、《祝福》中祥林嫂生活的“村庄”进行平行研究，通过情节、语言、人物，剖析环境对人物在性格、作为、思想上的影响。以上的教学方法，就可以为中小学语文在外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方面提供新颖的视角和教学的科学性、广阔性。除此之外，通过运用比较文学的教学方法，会激发学生学习外国文学作品的积极性。就《老人与海》来说，学生通过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学习到桑迪亚哥这一“硬汉”男人的勇气、果敢和坚决，并有兴趣更进一步深入阅读《老人与海》的其他部分。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不仅符合课标在教学目的中提到的“重视培养发现探究，解决问题的能力，为终身发展打好基础”，“引导学生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化，提高文化品位；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要求，发展健康个性，形成健全人格”，更能在阅读过程中，形成一种开放的思考方式，在阅读中不断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激发个体优势，不再将思路只局限于课本和老师的讲解当中，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使中国的语文教育不再是“全中国式”的，而是从一个世界范畴的大视角来学习语文。《老人与海》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存在，证明其自身具有深远的价值，但在教学上对它的不重视，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运用比较文学的视角，对《老人与海》等外国文学作品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学习研究，不仅可以使学生在每个单元的学习中逐渐形成整体意识，还可以挽救现有语文教学机制的僵死状态，为语文教学提供新的动力。

作者：刘璇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第4篇

关键词：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英语专业；教学方法

比较文学作为全球化时代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被定为中文系汉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程，也是高校英语专业的选修课程[1]。大批专家、学者及一线教师对比较文学作为中文专业必修课程教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但对于外语专业选修课程的比较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探讨者甚微。即使有相关学者做出了一定的研究，也止于探讨将比较文学的思路与理念融贯于英语专业教学的研究中，如张喜华博士的《论英语专业课程与比较文学课程的融合》等。本文试图立足于英语本科专业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的教学实践，阐述对这一课程在英语专业学习中的必要性和教学过程中的问题的认知，并探讨相关对策。

一、英语专业开设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的必要性

什么是比较文学？尽管世界各国学者对之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但都不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与“人们的全球意识和学术上宏观意识的形成与发展”[2]相关联的学科，具有着跨越民族界限与学科界限的特点。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对英语专业学生拓展理论视野和知识领域，调整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提高研究能力、思辨能力，发展个性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也有利于比较文学研究人才的培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英语专业发展迅猛，但英语专业学生存在着一个最明显的问题：知识面过窄。部分英语专业的学生，把英语学习当作是英语单词和语法的简单记忆，没有把语言当作一门工具去学习和运用。因而，英语专业学生没有宽阔的知识视野，不能适应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要。甚至于有英语专业本科学生在做本科毕业生论文文学方向的选题时，局限于一个人物形象的简单分析，苦于找不到更好的视角切入。诸如此类的问题，虽然不能靠几节比较文学的选修课解决问题，但比较文学以其开放性、宏观性的特征，必然会引领学生进入世界文学这个万花齐放的大花园中，去品味世界文学的纷繁复杂似而不似的独特魅力。不仅如此，作为英语专业一个复杂系统工程的本科生研究能力培养，不仅要求学生的读写能力，还有思辨能力。英语专业本科生思辨能力不强的一个主要原因：缺乏支撑较强思辨能力生成的知识背景，这里指的是“学生知识构成较为单一，人文底蕴较为薄弱，逻辑推理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较为欠缺，难以从多个视角思考问题，不易形成批判性思维”[3]。而比较文学采取的就是一种全方位的思维方法，“把文学放在各种关系之中，从各个层面来加以考察”。无疑，比较文学的学习有利于学生思维方式的开拓。钱中文先生，曾谈到掌握外语对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性。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发展中的著名学者，朱光潜、钱钟书、季羡林等等，无一不是精通外语的。“比较文学要在英语界有所突破，就得从英语专业本科阶段做准备，来培养一支英语研究队伍参与到比较文学研究中来。”[4]由此可见，比较文学选修课程的开设，让英语专业学生走向世界，推广中国文化等方面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英语专业开设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的问题

诸多一线教师的研究中，认为比较文学作为相对于中文专业其他课程比较年轻的课程，教材版本多，学科问题未定性定位，学科理论性强等，导致学生对比较文学这门课程产生从兴趣到畏惧的心理，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差强人意。作为英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的开设的难度之大，问题之多，可见一斑。这不仅涉及到学科教材、学生的问题，对老师的教学也有着更高的要求。近年来，比较文学的教材层出不穷，但基本上找不到一本针对英语专业本科生选修课程的教材。比较文学学科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也增大了教学的难度。比较文学这门课程的展开，要求学生有较高的知识储备。但英语专业的学生不同于中文专业的学生，前期没有开设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等，没有这些必备的基础课的学习，完全凭学生平时的课外视野，要很好地展开互动式的比较文学教学是完全不可能的。比较文学作为选修课，学生不可能也很难愿意拿出大量的时间进行课前准备，对该课程的重视度也不够。这就给老师教学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此外，英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对教师水平要求甚高，教师不仅要求有中文专业的素养，而且还要有较高的英语水平，以便顺利地开展教学。三、英语专业开设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的对策英语专业比较文学选修课程的开设困难重重，但其必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何突破英语专业比较文学选修课程开设的困境，找到一条适合英语专业学生比较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特色之路，是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不断探索的问题。

（一）找准课程定位

英语专业比较文学概论课程是一门选修课，因而在授课难度和深度上应不同于中文专业的比较文学课程。另外，其教学目的旨在拓宽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因而，在教学中，这一课程的定位应是重在导入而不是研究。正如，钱伟长先生所说，“虽然我们不可能向学生传授全部的学问，却可以在他们掌握一定基础知识的条件下，将这个学科专业最根本的东西教给他们，用这些作为媒介和载体，来掌握科学方法。”[5]授学生以鱼，不如授学生以渔。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是让学生对世界文学有一定的了解，并能以一种宏观、开阔的视野、思路、观念、方法来欣赏、研究文学，形成比较的意识，从而提高认识水平，提升基本素养。

（二）引导学生正确认识

比较文学概论这一课程作为英语专业学生的选修课，教师的引导认识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学生拘于视野的狭窄，甚至都没听说过这个课程；部分学生纯粹是抱着来混学分的心理来上课。如果教师不加以正确引导，势必会造成学生不重视、上课磨时间的教学局面。比如，在开课之初，可以对比较文学的现状及发展前景作介绍，引导学生重视这门新兴的学科；对此门课程的整体课程规划作一安排，让学生明白这门课程将学习的内容、方式等。除此之外，为了激发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兴趣，可以例举一系列中西文学中类似的文学现象的例子，比如，相似的“二母争子”，相似的“灰姑娘型的故事”等；也可列举中外文学中的不同现象的例子，比如，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短诗《我心雀跃》和辛弃疾的《丑奴儿》中不同儿童观的表达等。思想工作前行，文学现象前行，学生的观念得以正确树立，兴趣得以激发，这是课程教学展开的重要前提。

（三）慎选课程内容

比较文学学科知识庞杂丰富，但英语专业学生现有的知识储备和理解能力都十分有限，如何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课程教学内容的谨慎选择。要在有限的选修课课时当中，解决比较文学学科中诸多重大的问题是不现实的，而比较文学理论的枯燥势必又会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因而，选择授课的内容和顺序至关重要。针对英语专业语言学习的特点，可以将比较文学中的美国学派作一重点介绍，或可以选用一些与比较文学学科相关的英语文章或书介绍给学生阅读；在媒介研究中重点和学生一起探讨翻译研究等，从而使比较文学课程教学与学生英语专业的学习相结合。在可比性问题的探讨时，可以置后教学，以便学生在大量的实例及理论中更深刻地理解这一问题。

（四）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开放的学科，其作为一门选修课程的教学方法自然也应灵活多变。这门课程的教学既需要讲授式教学，以引导学生进入比较文学学科世界；又需要研讨式教学，带领学生参与到学科的讨论和研究当中。在此基础上，适时地插入双语教学模式也是十分必要的。当然，完全的双语教学模式，还是值得商榷的，毕竟学生的知识面无法达到用外语较好理解这门学科的程度。此外，实践式教学可以在学生当中个别引导。部分学生因为对比较文学的某个方面感兴趣，可以指导其直接运用到毕业论文的写作当中。比如，英语专业12级学生在上完比较文学选修课程后深受启发，毕业论文对《到灯塔去》中绘画特色进行了研究。不仅如此，在具体的教学当中可以用关键词的方法来概述理论，同时尽量淡化理论教学，通过具体的比较文学实例，尤其是与英语文学相关的实例来阐释深奥的比较文学理论，并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挑选有一定质量的比较文学论文进行课堂研读等。比较文学学科研究需要更多的英语专业人才的参与，英语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也可以在比较文学学科的学习中得到提高。如何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是核心，教师的自我激励与提升是关键，英语专业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的教学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课题。

参考文献

[1]蒋洪新.关于《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制订的几点思考[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4（3）.

[2]陈，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仇云龙，高瑛，张绍杰.英语专业本科生研究能力培养研究综观反思前瞻[J].外语教学，2016（1）.

[4]张喜华，刘雅倩.论英语专业课程与比较文学课程的融合[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6（7）.

第5篇

摘要：近年来在翻译文学的归属、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实施、中国文论“失语”的解决等多项问题上学界众说纷纭。本文认为引入变异学的成熟形态“他国化”的概念方能进行科学化剖析。文章结合现实针对性，对他国化概念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分析，并从语言、现象和话语三个层面厘清他国化进程的各个阶段，进一步证明了他国化理论的现实操作性，并揭示出其作为人类文化创新的动力这一宏观意义，旨在以此凸显他国化理论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他国化；西方文论中国化；变异学；文化创新

近年来在学界当中存在着涉及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相关建设、文化与文论的现代化转向等各方面的争论，通过综合性归纳和统筹，这些存在广泛争议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中外文化与文论跨越方面。具体而言，如何开展西方文论中国化进程、总结并发展中国化，以及如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文论失语症的问题，都成为现阶段比较文学理论研究及文化转向中的凸显之处。曹顺庆先生于2005年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当中建构和阐发了比较文学变异学，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因此以区别于法美的“求异”眼光对文学跨越性传播之后发生的变异和误读进行研究。在变异学的理论研究当中针对其发展的成熟形态，曹顺庆先生具体引入他国化的概念，并对其结合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实例进行了阐发。本文旨在具体分析，并对他国化的概念和意义进行学理上的肃清。

一、他国化的涵义与三种阶段

理解他国化首先需将其置于变异学理论的范畴以内。据曹顺庆先生的比较文学系统性专门教材《比较文学教程》当中指出，文学的他国化是指“一国文学在传播到他国以后，经过文化过滤、译介、接受之后发生的一种更为深层次的变异，这种变异主要体现在传播国文学本身的文化规则和文学话语已经在根本上被他国――接受国所同化，从而成为他国文学和文化的一部分。”一国文学传播到他国会产生本国文学被他国所化或化他国两种不同结果，而他国化着眼于后者，接受国将传播内容加以改造和吸收，改变传播国文学在话语方式上的形态。不论文论语境是处于不同文明圈之间的文学传播过程中，亦或相同文明圈内的异质文化传播也均会出现变异，其概念当中强调的文化规则和文学话语的改变，是其同文化过滤、译介、接受相比根本上的区别。鉴于他国化的发生既关乎本国的话语言说方式，同时与传播国的交流有关，因此需在重视和加强本国文化规则和话语言说方式的前提下对外来文学和文化资源进行本土化改造。他国化理论的基础性核心思想正在于承认文学理论和文化思维能够在跨越性传播以后获得新的生命力。厘清对他国化的理解不仅能够指导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系统性建立，更是实现中西文化平等交流和和平对话的关键。

基于对他国化概念的全面认识和对其内涵外延的挖掘，以及对他国化典型案例的分析可知，他国化作为变异的成熟性形态大致会经过以下步骤，其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当中的方向性研究紧密联系。对他国化理论步骤的区分，也是区别于以往中西交流当中“器物”和“制度”之分的高层次、抽象化的概括。

（1）语言译介阶段

回归比较文学最本源的“跨语言”学科思维上来讲，语言翻译是他国化过程当中无可争议的初级阶段。“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强调在翻译中主体的创造性叛逆，就是在翻译引进过程中使原著与中国的文化背景和现实理论研究相结合，这是西方文论中国化的第一步。”任何交流均是始于口头或书面语言层面，其背后不仅关乎作者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惯性，更承载着某一国别语境当中的集体意识和文化思维，语言翻译既受制于语言系统本身的不对等性，更由于对接受国读者阅读和接受能力的考量以及翻译者自身知识结构和主观思维的束缚，发生变异实属必然。事实上翻译文学当中出现的创造性叛逆亦即变异的必然现象，有其内在的规律性而并非仅凭主观，但同时此种变异的发生同他国化的实现仍存在距离。佛经翻译当中的“格义”即强调用本土思想典故阐释佛教思想，《高僧传・竺法雅传》中有云：“时依雅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是从接受国思维方式出发以译文发生变异的明证。

（2）文化现象阶段

文本中形象和文化现象、生活方式的变异则是他国化过程的中期阶段，是伴随语言译介的更深入的变异形态。五四时期即通过大力译介外国文学试图在文学观念、文学思潮和文体建设方面汲取营养，将西方思想结合中国社会实况创作出的现代新诗和散文，实际即为他国化的例证。“在这意义上看，翻译就像是手段，由这手段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自己的新文学。”印度的佛教思想传入中国首先伴随着佛经的译介和流传，南北朝伊始各地兴建佛寺，广布僧侣，甚至统治者也开始在生活方式上崇尚一种佛家清净无为的状态，从生活方式和文化思维上吸收外来影响。二十世纪中国派遣各国的留学生回国以后成立诸种如创造社、语丝派等文学团体并兴办刊物，也是伴随着译介作品以后，在文化现象和生活方式上产生的变异，郭沫若曾说：“中国的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就因为这样的缘故，中国的新文艺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基于对文化异质性的考量和把握，变异学和他国化理论是对法国学派等对形象研究缺陷的弥补。应当注意的是，文化现象，形象和文本、生活方式层面的变化也仅是他国化的中级层次，并没有实现文化规则和话语言说方式上的改变，不能将其视作同他国化一致。五四时期激进派强调中国摒除传统思维而实现全盘西化，实际也只停留在某些浅层次的文化和形象上的西化，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文论话语虽被破坏而断裂却并没有改变其本质特征。将形象和生活方式上发生的变异与他国化的实现相等同，实是一种局限于现象而非考量本质的看法。

（3）话语方式阶段

他国化的深层模式为一种取决于文化规则和话语言说方式发生变异的衡量范畴。此为他国化区别于文学误读和文化过滤，乃至形象和文化现象转变的标志。赛义德指出理论旅行到某一新的语境必然同理论的重新再现和制度化的过程相关，强调依据新的条件而对理论进行的改造才能使之摆脱力量减损的危险而重新注入活力。他国化的理念与之相似，传播国的思想文化经过长时间深层次的传播以后，接受国可能由于其自身文化条件的吸纳以及文学和社会需求的实现而发生思维方式上的转变，这时才会发生他国化的成熟形态，也即真正被接受国所化。佛教进入中国正是经过对传统文化的根本加固，融汇外来影响才最终成为具有中国本土化色彩的禅宗，庞德的意象派诞生及寒山寺的流传也均为他国化实现的良好范例。他国化的过程伴随着文化流传的广泛深入，实现这一成熟状态需要更为广泛的持续流。

由语言层面到文本、形象和生活方式层面的转变，最终实现思维和话语言说方式的转变是他国化过程大致从变异的深浅程度上进行划分的结果。事实上他国化的过程是一种不断叠加的涟漪化发展过程，在对待西方文论中国化问题上，既要考量历史进程中的经验，又需要结合当前中西国情和平等对话的要求进行。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凌驾以及后者对前者的迫切需求均会导致他国化进程和范畴、发展的速度产生变化。在当前社会文化多元化共生的背景下，强调文化间的平等对话以及和谐交流才是主要任务，他国化概念的提出也须在主体多元共生的背景下发生作用才具有其现代性意义。

二、宏观意义――人类文化创新的动力

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与前两个阶段有所不同，其重视对不同文化之间文学异质性的探求。异质文明之间的话语问题、对话问题、对话的原则和路径问题，异质文明间探源和对比研究问题、文学与文论之间的互释问题等，都是在强调异质性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就是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根本性特征和方法论体系。①在跨文明的基础上提出文学的他国化问题。是跨异质文明的基础上解决失语状态切实可行的途径，即通过文论的他国化，可以实现对他国文学的改造。

变异和他国化进程是文学传播与交流过程中的重要规律，也是思想文学革新的重要途径，是人类文化创新的根本动力之一。文化和文学之间的交流存在着接受屏幕的问题，即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欣赏习惯和思维习惯不同，不可避免会带来被传播文学意义的增减和变化。试想如果没有他国化进程，中国的重要思想体系禅宗也就不会存在，没有中国禅宗与道学思想的作用，日本的物哀艺术及俳句也无法落脚。庞德的意象派可能也没有产生，中国化也只是空谈。因此在当今文化相对主义的影响下，将他国化这样一种比较文学甚至是比较文化下的核心理论加以坚持，有利于把握人类文化和文明进步和创新的规律，从而思想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而不是秉持一种狭隘的观念进行无谓的争论，这才是他国化理论的推而广之的真正价值所在。

从文化创新的角度理解并厘清他国化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变狭隘局限的学术思维，而产生对文化交流过程中矛盾和问题的合理性解释。针对当前凸显的西方文论中国化问题，实际须从平等和谐的角度把握才能够实现科学认知，“西方文论中国化不是中西文论话语的简单拼凑，它是对文论他国化规律的合理运用。”只有明确重视以中国的学术话语为主，将西方文论进行有机融合，在平等对话中实现异质互补，才能实现化西方，而不是为西方所化。从他国化的视角出发，文论在不同语境当中的呈现状态及其在流传过程中的误读和过滤均实属必然，这类变异已证明进入了他国化的进程，其话语言说方式在未被接受国所化之前出现的龃龉矛盾并不能成为否定文化交流和传播可能性的理由。只有坚持中国文化的根本性思维，并基于跨文明研究的平等性出发对西方文论进行借鉴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他国化。

他国化作为变异进程的终极状态，在学科理论上来讲，是比较文学变异学范畴中的重要标准及核心理论，不仅在涉及跨越性文化交流的领域有方法论的指导作用，更提供了一种人类文明可能通过和谐交流和沟通达到的创新手段。在当前多元文化共存共生的语境下，重视并理清中国传统文论话语，正确处理外来思想的影响和渗透，从而实现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发挥其应有的力量均呼唤着对他国化理论的学习和吸收。从人类文明的创新和共同发展角度理解他国化，更能够在解决比较文学理论、文化交流和构成等诸多问题上提供根本性借鉴。（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参考文献：

[1]曹顺庆、邹涛：《从“失语症”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再思考》，《三峡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2]参见陶东风：《关于中国文论“失语”与“重建”问题的再思考》《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3]吴兴明：《“理论旅行”与“变异学”――对一个研究领域的立场或视角的考察》，《江汉论坛》2006年第7期。

[4]王宁：《文化研究语境中的巴赫金与理论的旅行》，引自金元浦编：《多元时代的文艺学建设》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49页。

[5]曹顺庆、谭佳：《重建中国文论的又一有效途径：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5期。

第6篇

题目出好后，经系相关负责人整理并报学院同意后，将题目发给学生，让学生填写选题志愿。在具体操作中，容易出现某些题目学生扎堆选，某些题目无人问津的情况。此外，在选题过程中也会因某些教师没有给学生授过课，学生对其不了解而不做选择。鉴于此，首先，学院开毕业生动员会，一方面介绍毕业论文的整体安排，让学生意识到毕业论文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向学生介绍指导教师情况，特别是教师的研究领域和所授课程;然后，让学生在给定期限内完成选题。选题时，每个学生填报两个志愿，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的选题不能在同一个指导教师名下。收集学生的选题信息后，相关教师和本届毕业生的班主任一起确定“题目—毕业生—指导教师”。确定原则为:1．优先满足学生的第一志愿选题;2．第一志愿不能满足的尽量满足其第二志愿;3．若两个志愿都未能满足，再考虑选择与其第一志愿教师专业或者题目相近的;4．在题目分配过程中，根据班主任对学生的了解，结合学生的毕业去向(找工作还是深造)和学生的成绩等情况，尽可能使学生如愿，同时使每个教师有好、中、差搭配的学生。

二、毕业论文的指导

确定“题目—毕业生—指导教师”后，立即通知相关教师和毕业生。规定指导教师必须在第七学期末放假前与学生首次见面。师生面谈之后，可以对毕业论文题目做出适当调整。尤其是指导教师可以对论文的开展思路进行介绍，给学生提供相关书籍及参考资料，以便学生可以尽快入门。第八学期开学后正式开始毕业论文的写作。为提高毕业论文的质量，加强对教师和学生的管理，突出教师的指导作用，我们制定了一些具体措施:

(一)平时的过程监督。

要求每个学生每月至少提交两份活动记录，反映其在毕业论文写作过程的不同阶段遇到的问题和进展;同时，要求每位指导教师每月对每个学生至少提交一份指导记录，用以记录学生的学习研究状况。

(二)在期中教学检查时重点抽查。

在期中教学检查阶段，指导小组对毕业论文的进展情况进行详细的抽查，主要措施有:1．检查学生的活动记录和指导教师记录;2．组织学生座谈会，了解学生的写作进展状况;3．举行中期论文进展汇报，要求学生将前期的工作以及后续打算制成PPT，向指导小组答辩，指导小组和指导教师根据学生的汇报情况提出进一步的指导意见。

三、毕业论文的答辩

(一)规范论文终稿的格式。

学校出台“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格式规范”文件，对毕业论文的格式做出统一要求。

(二)设置教师互评小组。

毕业论文的终稿提交前，指导小组原则上让研究方向接近的教师相互评阅毕业论文，建立若干个两人或三人的互评小组，撰写指导教师评阅书和评阅教师评阅书。

(三)毕业论文的答辩分组。

1．答辩小组的学生成员:

为了便于选拔优秀的毕业论文，事先通知打算申报优秀毕业论文的学生提出申请，在得到指导教师同意后将其确定为有效候选者。根据多年的经验，为了更好地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将申报优秀的学生放在一个答辩小组，便于比较。然后，根据当年的毕业生人数，将剩下的学生根据人数平均分成若干小组，同时，兼顾指导教师的专业以及所带的学生人数，便于各小组有差不多人数的指导教师，并对学生毕业论文的内容有所了解。

2．答辩小组的教师成员:

原则上所有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教师都是答辩小组成员。每小组配小组长一名，答辩秘书一名。分配原则是尽量让指导教师在自己所指导学生的答辩小组，同时，兼顾每个答辩小组中高级职称和中级职称教师的数量。

(四)答辩工作。

1．准备工作。

学生在提交终稿后，要制作答辩的PPT。此外，还要确定各答辩小组的答辩秘书，通常是在征询相关教师意见的基础上优先考虑新进的年轻教师，同时，明确答辩秘书和答辩小组长的职责和具体工作。在学校文件的基础上，细化具体的毕业论文综合成绩的评价方式，即“指导教师评阅成绩”“评阅教师评阅成绩”以及“现场答辩成绩”的各自权重。

2．答辩工作。

(1)现场答辩:各答辩小组组长主持答辩工作，学生根据答辩秘书排好的答辩次序，依次进行答辩。学生报告六分钟，回答问题四分钟。教师就学生论文的创新点、收获、困难等技术问题进行提问，同时，检查学生的论文格式是否规范，并提出建议。答辩秘书记录答辩过程中的问题，小组的教师成员现场打分。

(2)成绩评定:

学生答辩结束后，答辩秘书计算各位教师给学生打分的平均分作为该生的答辩成绩，然后根据权重算出学生的综合成绩，小组教师成员召开评议会，进而确定学生毕业论文的等级———优、良、中、及格、不及格。

3．后期工作。

(1)学生方面:

学生根据答辩时教师提出的建议修改论文，在规定时间内经指导教师审核后上交。

(2)教师方面:

指导教师在审核通过的学生毕业论文上签字，并将材料交给答辩秘书。答辩秘书负责整理答辩记录、答辩评语，填写答辩成绩，经答辩小组长签字后，按期提交院办。

四、毕业论文工作的思考

(一)组织工作。

指导小组成立后，应定期开展交流活动，制定各种实施细则。比如，起草《本科生毕业答辩秘书工作细则》，明确答辩秘书的具体工作。

(二)鼓励论文题目来源于科研项目和实践教学项目。

对毕业论文来源于教师科研项目的学生，给予经济上的奖励。

(三)协调答辩秘书的工作。

第7篇

目前，高校课堂教学中普遍存在如下问题，第一，按传统讲授+案例分析的模式进行传道授业，大学生消极厌学，逃课理由花样多多。许多在大学工作的教师有这样的感慨，现在爱学习的学生大不如从前！学生玩手机和游戏的时间比听课课的时间多得多。有学生甚至雇人替自己听课做作业。学生逃课的原因很多，如教师讲课没有吸引力，学风不好，管理不到位等，有一些学生认为课程之外的知识重要，热衷于在外打工赚钱，还有的学生只挑选有利于就业的课程去听，而对那些基础课和文化修养课则回避。很明显，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对课程的整体观念存在问题。第二，教学过程中学生体验互动严重不足。即使有多媒体，视频材料等手段，但课堂教学满堂灌，知识传授不能与学生产生共鸣，学生缺少探索热情，认为与己无关。调查显示，多数学生对教师的课堂教学不满意，教学内容陈旧，方法简单，师生互动少，鲜有激情和想象力，学生不愿听，教师也不愿意讲，导致恶性循环。西方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教师讲授，学生静听，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模式。第三，一考定结果，使考试作弊比较普遍，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考试作弊不利于良好学风的形成，造成学习刻苦者受打击，不用功者易过关甚至得高分，直接影响学生听课的积极性，冲击学生诚信的道德底线，挑战教师的职业道德，挑战教师的课堂教学。第四，大学生学过《法律基础》、《经济法》后，大脑被大陆法系法律关系之理论似乎格式化，喜欢接受权威正统现成结论，传统教学方法使大学生的知识面过窄，无全球视野，仅局限于自己或中国维度分析国际商事纠纷，造成学生的思维能力及智力相应萎缩，理解力变窄，限制了学生的发展，难以适应日益发展的环境，也使就业难度增加。面对上述问题，大学勿容置疑要改革，必须改革课堂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提升教学质量。为此，要对格式化的大学生输入新的法律系统，需要强烈的刺激。我提出了“比较式”教学方法并在实践中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二、比较教学方法的内涵及运作机制

(一)比较教学法的内涵及主要特点比较式教学是根据课程教学内容的特点，提出的。结合当前《国际商法》的实际，学生知识背景现状，大部分学生对大陆法系的条文化、规范化法律制度有一定了解(但不深入和透彻)，具备用法律关系的理论进行思考和解决法律问题。而《国际商法》必须讲授海洋法系的内容。法系不同，技术术语有差异，司法过程、理论迥异，为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对相关教学内容进行广泛对比，学生体验互动的一种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能够吸引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普通教学方法相比较，比较教学方法具备以下特点：

1.教学内容的平行、丰富。比较式教学内容要‘一分为二’地讲授。这源于国际商法必须将两大法系都交代清楚。而两大法系在文化理念和制度上差异明显。法律术语不同；证据制度迥异；一个重实体法，一个讲程序正义，法理和技术细节不同几乎覆盖国际商法所有章节。比较教学，一话两说，学生印象深刻。比如合同条款的分类和合同有效要件，我们有主要条款，英美有条件条款、保证条款和中间条款，而且英国合同条款的分类与违约救济方式挂钩，也与诉讼战略战术挂钩。以实例平行展开，一法两讲，平行横向比较，极大开阔了学生的视野，生动而且效果明显。特别是同样术语、细节导致的结果差异让学生印象深刻。

2.教学方式的灵活性。在比较教学中，教师的教学比较方式多样，有行为比较，如大陆法中的诉讼中的强制措施与英国法中的庭际禁令；理念比较，如货物买卖中种类物和特定物分类对所有权和风险的影响两大法系观念上的差异、案例比较、结果比较和程序比较等等。老师与学生一起展现一副清晰明快的两法系相似又不同的图画。教师讲课的活动范围不仅仅局限在讲台和黑板之间，教师可在学生之间走动、讲解，以便集中学生精力，有利于教师同学生的细致交流。由学生体验的对抗制VS究问式庭审模式，一案两审，反差大，收获也大。

3.教学过程的对立互动性。比较教学方法可以使学生与教师之间建立起教与学的双向对流，就同一案例从原被告及法官不同的角度，基于不同的法律体系，教师通过实际案例提出讨论题目或启发学生提出问题并开展讨论，改变了传统教学中教师为完成教学任务和教学环节而机械地授课的局面。所以比较不是简单的横向比较，二是多层次、多技术、多维度的立体化有质感的比较，必须与已有的技术成果同步进行不悖。

(二)比较教学方法的理论依据发现法教学理论认为，学生的认识过程与人类的认识过程有共同之处，要求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利用现实生活中的素材，主动地探究发现，而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知识。师生共同比较、发现两大法系之异同，让学生参与学习，由被动为主动，有利于消除被动填鸭式的枯燥乏味。而“新课标”理念认为，有效的学习不能单纯地依赖模仿与记忆，动手实践、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是学生学习的重要方式。教师应帮助学生在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的过程中理解和掌握基本知识与技能、思想和方法，获得广泛的活动经验。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是“组织者、引导者与合作者”。所以同一案件，教学上用纠问式和对抗式比较实际庭审过程，让学生在案件中以一方当事人的角色扮演中体味法律内涵与差异。最新心理学研究成果表明，能力的形成不可能以学习间接知识的方式实现，只有通过对某种活动的直接体验，才能培养相应的能力。根据这一研究成果，我们必须把学生的学习由接受间接知识的过程转变为通过探索获取直接知识的过程。所以本人在实践中，在使用比较教学法时，注重以下几点：

1.设定目标并提出问题。对于理论性强的章节，在讲课过程中要善于先设定学习目标，然后启发学生提出问题。比如在第一章绪论部分，教师列出不同问题并组织各组学生进行两大法系各自的处理程序、理由、理念，最后由老师总结并讲解知识要点。经过学生的讨论及对问题的回答，然后教师在此基础上加以总结，使学生了解并掌握本节课程的知识点。这样既锻炼了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典型案例PK。对与实践联系较为紧密的章节，则寻找实际案例把国际惯例及两大法系的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针对案例中的关键问题提出思考题，鼓励学生开动脑筋积极思考并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比较不同法律体系下判决的程序、依据和结果的差异。

3.利用大量历史案例判例素材。教师把一些以前历史案例判例素材供学生参考，学生通过自己感悟归纳习得技巧和知识。所以此法要求老师学贯中西，知识储备丰富，特别是典型的大陆法案例的搜集很重要。

三、比较方法的实施效果

在国际商法教学中，比较教学方法的使用，需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可以用互联网技术让学生参与教学计划的制定。在课程教学的过程中，以全面了解学生为前提，必须清楚他们学习的特点、难点和兴趣点。才能收到明显的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课堂教学严谨而又有活力。以前上课都是老师讲授，学生静听，很被动。现在课堂非常活跃，学生持不同法系之见，同一案情，处理判决各有不同。理由依据有时南辕北辙，印象深刻。学生自己必须发现问题，逻辑的提出问题，并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各种新问题、新思路不断涌现，经常下课了还有许多学生紧追老师不放，问个不停，出呼意料之外的创造性想法常给老师予新的启迪，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合作性大大提高。课堂教学、纠问式或对抗式模拟法庭成了师生追求知识‘真理和正义的“天堂”，教师教得轻松，学生学得愉快，学生在上课时可以自由讨和发言，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提出来，老师从不批评，课堂气氛宽松。比较+演绎+发散式思维和英美文化于一体，毫无法学学院派的枯燥和乏味。

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一方面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的案例均来源于国际贸易的实际纠纷(authentic)，通过教师对案例的讲述和分析使学生了解更多书本上没有的实战技巧；另一方面，学生课外查阅文献、搜集素材的过程，对于学生提高阅读能力、积累知识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3.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在普通常规的对抗式讨论中，每个同学都能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其根本目的是要正确解释和解决国际商事不同观念的冲突，所提出的问题，最后经过两大法系PK各自提出解决问题的观点并陈述理由，锻炼了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和谐了师生关系。在浓厚的学术的氛围中，老师也平等的与学生在统一规则下对抗辩论，师生教学相长，相互影响与促进；教师上课必须更加认真，更加关注全球的新规与判例、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学生上课的出勤率，考试及格率，考证率以及大学生创新项目的申报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改善。参加统一司法考试和外销员考试的，本门课程的学习特别给力。

四、比较教学方法的主要问题

1.教师队伍的素质约束了教学效果。比较式教学不能照本宣科。没有出国学习经历或英美游学经历的老师，很难对英美法系的文化底蕴有正确全面的把握，从而客观比较。当前明显的问题是，受惯了大陆法系教育和熏陶的有些老师，用法律关关系的思维来框英美法，大脑被大陆法格式化，用法律关系的框框理解英美法的商务游戏规则，既不对有缺陷的现行教材进行取舍，又不针对学生未来的职业要求对英美法之程序部分进行强化，任意决定课程设置内容。而且有些人认为，只要有好口才再加上认真的准备就可以现编现导地进行“比较”教学任务了。实施比较式教学要求教师不仅需要理论知识功底深厚，而且要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没有在英语国家亲自诉讼经历，难以完成或胜任教学任务。很多老师讲课时范范比较，学生一头雾。加之国内没有合适的双语教材，阅读材料不丰富，影响了比较教学后的学生自主吸收和消化。

2.少数学生很难参与教学活动。没有中国国内《经济法》基础，学习又有困难的学生很难跟上节奏参与教学活动。对课本内容和老师提出的问题以及国际贸易中的普通纠纷案例，凭直觉或经验猜(解决方案)，完全没有感觉，不能进行一般性的探讨，不发表个人的见解，是比较教学的一个突出的难点。加之现在学生频繁转专业，完全没有经济、法律基础的原艺术、医学专业的学生，这些学生课堂内不主动思考问题，课下更是难以主动查找资料，欠功课太多，这部分学生在能力的培养上与其他同学就有了较大的差距。

3.传统课业考评方式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的积极性。传统教学中课程的考核大都根据学生平时到课情况(20%导40%不等)及期末考试成绩(80%-60%不等)进行考评。比较教学中成绩的考核需要多样化，可依据学生参与教学的程度，包括平时讨论的积极性、对问题的分析能力、发言的积极性、及语言表达能力等进行综合过程考核，如模拟法庭的参与等。此外在期末试卷中应增加学生独立思考试题的比重，重点考核学生理论知识的实际运用能力。

五、建议

第8篇

夏景和王向远两人之间的争论，不仅仅源于对“教材”这一概念的内涵在理解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他们两人的争论部分地暴露了长期以来我们在教材观上存在的某种误区。事实上，我们忘记了一个基本的常识:教材这一概念可以进行广义与狭义的理解。就广义而言，天地万物，莫不可以成为教材，岂独文字著作然?!就狭义而言，教材仅指专门学科的课程内容表述。据《现代汉语词典》，与“教材”这个词相关的词条及解释如下:1．教本:教科书。2．教材:有关讲授内容的材料，如书籍、讲义、图片等。3．教程:专门学科的课程(多用做书名)。4．教科书:专门编写的为学生上课和复习用的书。在这四个相关词条中，第二个词条“教材”的释义比较通行和常见，这显然就是一种狭义教材观的集中体现。除了区分广义教材观与狭义教材观之外，我们还应该区分静止的教材观与动态的教材观。无论是从理论上考量，还是从实践来检验，这种区分都有着重大的意义。持静止教材观的人认为，“教材只是归纳已有的成果，不必有自己的学术创见”。静止教材观论者之所以有上述看法，是因为他们想当然地认定，教材中表述的知识都是业已公认的、定型化的。进而言之，某门学科的教材就等于该学科的全部知识。由于受这种教材观的支配与指导，我国的教育界和学术界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出现了严重的“本本主义”和“教科书主义”，在有些学科领域，甚至出现了一部教材沿用数十年的“怪现状”。加上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教育主管机构习惯以行政命令指导全国的教材编写工作，致使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都出现了“万人一书”、“千校一书”的“大一统”局面。在这种局面下，便难免出现一本教材在课堂里使用“十几年”甚或“几十年”的情况。相应地，该学科任课老师的讲义也表现出“十几年”甚或“几十年”如一日的“超稳定性”。在这样的统编教材和超稳定性讲义的“征服”下，教师成为宣讲教材的“机器”，学生也相应地沦为学教材的“机器”，致使他们在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答题思路、表述方式等诸多方面表现出惊人的趋同或“雷同”现象。若深究起来，以前频频为各方批评和质疑的“填鸭”式教学也与这种教材格局难脱干系。不仅如此，在静态教材观指引下的传统教材格局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高分低能”学生的成批出炉。以学生和教师为主体的活生生的教育活动，却变成了围绕“一言九鼎”的教材打转转的无聊游戏。动态的教材观则认为，一本教材不仅可以总结某学科的既有知识，梳理其历史发展脉络，阐发该学科的理论体系，也可以对该学科的既有概念、范畴、命题，甚至该学科理论体系本身提出质疑和批评。持动态教材观的人认为，不应该人为地给学科划定，而应该在各个学科领域鼓励和倡导反思、质疑、批评、探索的精神，使学科处于一种良性的发展态势之中。动态教材观不仅义无反顾地把“既有”、“现成”和“公认”的纳入自己的怀抱，而且对“新课题”、“新问题”、“新方法”保持一种信心满怀的包容与理解的姿态。如果这种教材观能够赢得更广泛的认同，我们就有希望读到或使用到越来越多富有创新精神和探索勇气的教材。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创新就有好教材，一探索就能给学科带来新的发现和新的进步，但是创新精神和探索精神本身是值得予以积极提倡和大力肯定的。基于以上理由，笔者主张引入广义的教材观与狭义的教材观，以及动态的教材观与静止的教材观这种区分，对当下中国比较文学教材建设予以总结和回顾，对未来中国比较文学教材建设予以展望和指引。

从比较文学学科基本特点来看，比较文学的教材应该保持其应有的动态、开放态势。这种选择，不仅符合中国比较文学当下的发展实际，而且也内在地契合着比较文学学科开放性和动态生成性的基本特点。从长远来看，今后的比较文学教材建设恐怕会越来越多地以个人专著的形式问世。但是，这种趋势决不意味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的全部工作，也不意味着未来比较文学教材建设的唯一模式。经过适度调整后的“静止教材观”也有其合理存在的空间。从国际视野来考察，比较文学最初的学科体系、学科规范都源自国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比较文学教材建设和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就是尽可能详尽而深入地介绍、评述国外比较文学的已有成果，它的流派、范畴、概念，它的学者、著作，它的发展演变历程等等。对于一部比较文学的教材而言，如果能够准确、翔实地介绍比较文学学科领域内当前的、历史上的、大家公认的东西，也就是本学科既有的学术成果，这就已经大体合格了。这种绍介、引进的工作本身对于拓展我们的学术视野，对于援引外来的学术资源，正是以跨文化为旨趣的比较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比较文学学科基本理论的建设和比较文学教材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势必要经历一个从借鉴、吸收、模仿到自我创新的发展演变历程。随着时间进程而推进的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在一代又一代学者的探索和多人成果积累基础之上的，每一个严肃、认真的学者脚踏实地的努力都弥足珍贵。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对自身传统的继承;我们应该对所谓“创新”、“原创”之类看似激进实则可能偏离学术发展规律的主张保持谨慎的态度。当前，摆在中国比较文学界面前的任务，似乎不在于理论体系的创新，也不在于为了吸引眼球的标新立异，而毋宁是针对一些具体的问题领域，如翻译文学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东方比较文学研究、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可比性、影响与创新之关系，等等，并结合具体的文学现象展开深入的、富有成效的探讨，在已经取得不俗成绩的基础上②，为世界比较文学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

还有一个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就是教材的实际应用价值问题。从上述考量出发，目前应该更加慎重地考虑比较文学教材的分层问题。实际上，在教材的分级与分层上，有学者已经开始了有益的尝试，如陈惇和刘象愚两先生除了合著那本影响深广的《比较文学概论》外，还主编过专供中小学教师培训进修使用的《比较文学》①，从容量到深度都比通行的比较文学教材有了很大的浓缩，有助于在中小学普及比较文学。②张弘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也是为了适应其所在单位的网上教学，根据其讲义修订而成的一部以网络大学学员为教学对象的配套教材。除了这种针对不同教学形式和不同培养对象而问世的教材之外，笔者认为还可以在同一个层次的教学实践中采用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教材。不容否认，作为教学主体的一部分，学生在综合素质、自学能力、学习的热情和兴趣、研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等方面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个体差异，我们应该根据受教育对象的差异等因素而“因材施教”，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选用不同水平的教材。正因为有上述不平衡现象的存在，我们更加有必要大力倡导多样化的教材观，允许教师和学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判断做出自己的选择，允许每一种教材鲜明地凸显自己的独立性，而不要太过担心所谓的无序与混乱。有人可能会指责这样的主张太过宽容，但是，我们所期待的这种宽容并不等于没有观点、倾向和原则，更不等于否认原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致说来，不外乎如下两个方面:一、如果是概论(有人也用“通论”)性质的教材，就应该对比较文学的对象、方法、学科特点等有基本的共识，这一点，对于那些极力标榜个性色彩的、以好的学术著作而充当教材的著作亦不例外;二、专门论述比较文学某一领域，如“文类学”、“形象学”、“主题学”、“译介学”、“比较神话学”等的专门著作，必须在确认比较文学学科基本规范的前提下，展开自身个性化的探索。总之，无论是概论性著作，还是专著，都无一例外地必须遵循一些共同的规则(或曰规范、原则)，如比较文学的研究无论如何跨越，它最终研究的都是各种各样的文学关系，无论采用何种方法，无论比较文学的领域如何拓展，都必须坚守以文学为中心，以文学为出发点，以文学为归宿这一基本原则。在坚守比较文学学科基本规范这一大前提下，再来谈动态而多样的教材观，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第9篇

笔者之一曾在美国考察访问过八所中学，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美国中学物理教师普遍很重视实验。他们一般都有自己的专用教室，各班学生轮流来上课。教室里四周靠墙的桌子上，常常摆了一圈演示实验仪器。教室旁边还有一间准备室，准备室里也放满了教师的各种教具与实验器材。这些演示教具和实验器材大多是教师自己设计制作的。许多自制的实验器材构思巧妙，结构简单，效果良好。例如，ROYAL中学的贝克尔先生设计的将沉重的长方木从中点水平支起来，用塑料的高尔夫杆套经毛皮摩擦后吸引长方木一端使之水平旋转的静电实验；磁铁在竖直的铜管中缓缓下落的涡流阻尼实验，塑料瓶中装有界限明显的两色液体的模仿龙卷风的实验；数字显示不同物体的温度的实验等；VANNUYS中学的罗伯特先生用苹果和南瓜在教学楼顶上做的自由落体实验；自制木头飞机在铁丝上滑行投弹的平抛实验及“射击猴子”实验；SANFERNANDO中学的克朗代尔博士的水流反冲实验，用玩具枪在不同角度做的斜抛运动实验等。这些实验器材大部分是他们自己掏腰包购买材料，不惜时间精力制作起来的，表现了美国中学物理教师对实验的重视和敬业精神。他们通常一天5节课，另一节用于备课和批改作业等，天天如此，还有的周课时达到30多节的。即便如此，他们也是想方设法设计各种教具及实验器材以改进教学。

值得一提的是“射击猴子”问题，这在中国的中学物理课本上也有：树上吊着一只猴子，有一管猎枪的枪口直接对准猴子，猎枪开火的一瞬间，猴子从树上掉下，问枪弹能否击中猴子。我国的有关报刊曾专门对此问题进行过讨论，稿件几乎全是从理论和计算方面来证明或是讨论的。而在美国，笔者先后四次看到不同的美国教师用实验回答这个问题。最精密的实验是加州洛杉矶大学（UCLA）的霍夫曼博士设计的用激光瞄准远距离射击，在猴子快要落地时命中的演示实验。最简单的实验是上面提到的罗伯特先生设计的实验：他用一根3米长的塑料管做为猎枪，用木头削制子弹，猴子用电磁铁吊在空中，电磁铁开关用一导线连至塑料管口。他从管子另一头瞄准猴子，用嘴使劲一吹，子弹飞出管口，断开电源，猴子落下，飞出的子弹恰好击中下落的猴子。如此简单的实验，就能得到良好效果。这一“射猴”例子生动地说明了美国中学物理教师对实验的重视程度。

美国教师认识到，实验教学比起直接讲述来，确实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在得到结论方面常常反不如直接讲述来的简洁而明确。但物理科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学生从物理实验中所获得的感性认识，探索能力和动手技巧等，不是直接讲述所能给予的，而且物理实验在增加物理教学的趣味性方面，也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虽然在美国中学物理教材中一般并没有列举需要作什么样的物理实验，教学大纲上也没有规定这部分内容［1］，但美国中学物理教师普遍很重视实验，这已成为一种风气和共识。

二、关于物理实验的规范性及多样性

在我国比较正规的中学中，学生分组实验的规范性及实验条件的优越，显然是大部分美国中学所不及的。笔者曾看过他们的一份实验讲义，上面列举了七，八个实验，内容涉及力学，电磁学，声学，热学等多项内容，在实验的规范性及与教学内容的紧密配合方面，显然不如我们的学生分组实验。曾到中国中学访问过的美国教师对中国中学中实验设备的齐全、实验经费的充足感到十分羡慕。他们说：“中国的中学是很富裕的。”所以美国学生动手做实验的条件反而不及我国学生优越。我们应该重视我们在这一方面的长处，加强管理，提高仪器设备的利用率，充分挖掘实验仪器在培养学生能力方面的潜力。

但从另一方面说，仪器的缺乏也激发了美国中学师生在实验方面的创造性。如上所述，美国中学物理教师自制了大批的教具和实验器材，此外他们还领导学生搞各种各样的课外实验活动。例如，有一所学校的老师领着一个学生实验小组利用仪器接收从人造卫星上发来的信号，并以此验证相对论的理论。笔者曾参加洛杉矶1992年中学生发明竞赛的评判工作。他们中学生制作的各种各样的参赛展品摆满了一个体育馆的偌大一周圈门廊，充分显示了他们中学生课外实验活动的丰富多彩。笔者在美国参加过多次学术会议，其中教师以及学生演示他们设计制作的各种实验常常是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

前两年，计算机在美国中学物理实验教学中已开始使用，但还不是那么普遍。在笔者访问过的八所美国中学中，有一所中学的物理教室中摆满了一周遭黑白屏幕的计算机，学生们正在上有关的课程。他们的课本就叫做“计算机模拟物理实验”［2］，目录如下：

实验一统计规律

1．随机事件的分布2．分布的平均值和标准误差

实验二抛体运动

1．平抛2．斜抛3．猎人和猴子。

实验三非匀加速运动

1．空气阻尼2．谐振动3．非谐振动

实验四行星运动

1．环绕一个恒星运动2．环绕两个恒星运动

实验五波动

1．正弦波2．波的迭加3．驻波。

实验六电场

1．两个点电荷2．三个点电荷3．未知电荷。

与教材相适应有配套的软盘。学生当时正在津津有味地做着“猎人射击猴子”的模拟实验。由目录可知，这一教材是综合性的，并不直接配合某一部分物理教学内容，但部分弥补了他们学生分组实验内容的不足，同时也能使学生获得操作计算机的基本技能。此外，有些计算机模拟的物理实验也是用实物实验很难实现的，例如“行星运动”。所以，预计计算机模拟物理实验以后会有大的发展。

三、对我国中学物理实验教学中某些问题的反思

第10篇

[关键词]个体论；跨际文化观；他律性比较；自律性比较

[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7-0082-05

林玮生（1966-），男，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广东外语艺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广东广州 510632）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西文化范式发生的神话学研究”（项目批准号：12BZW128）、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西‘神话形态’蕴含的‘文化范式’研究”（项目批准号：11YJA751045）、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中西‘神话形态’与‘文化范式’的全息性研究”（项目编号：11WYXM056）的阶段性成果。

一、“比较”内涵界定的困惑及主要根源

作为一个学科，比较文学已历经了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的历程中，比较文学并没有一帆风顺，而是在曲折艰难的步履中走来。造成这一“曲折”境况的原因并不在于比较文学自身，而在于比较文学缺乏一套有机的、系统的学理支撑。其中一个表现是对“比较”含义界定的乏力与贫困，而“比较”含义的界定则关系到比较文学是否能在学科之林中安身立命。对“比较”阐释的乏力，使比较文学遭受克罗齐们的不断非难，尽管玛利·伽列抛出“比较文学不等于文学比较”加以回击，但至今仍然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比较”内涵的阐释系统。

长期以来，为了解读“比较”含义，不少比较学者从“比较”术语人手，去探求“比”/“比较”（包括“可比性”）的内涵。殊不知，这是一种本末颠倒的溯求。“比”/“比较”只不过是一种表面操作性的东西，而不是第一性、本质性、独立性的东西。在“比较”的背后，还有更为本质、更为深层的主人，那就是“观念”，“比较”受到了这个“观念”的制约。离开了“观念”的“比较”，就如一个断了线的风筝，“比较”只能在空中无的放矢地飘游。“比较”只有与“观念”建立关系，才能拥有定性的言说空间，而不再飘游不定。

长期以来，“比较”内涵一直没有得到理想的揭示与界定，笔者认为：其中最主要根源是百年来“比较文学研究”所沿袭的“总体论”取向。所谓总体论，是指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把世界各国的比较文学视为一个大整体、统一体，从发生到发展对其进行总体叙述，希冀从中概括出一套共性话语的研究范式。

自从历史上的第一部专著（1886年，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问世至今，“比较文学研究”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百年来“比较文学研究”的主要特征是总体论取向。这一取向表现在理论（学科）专著的各项内容之中，其中，“定义”与“简史”（“史”）是两个重要的表现窗口。一个学科的定义即代表着对学科理论（简称为“理”）的基本理解，是“理”的出发点、归宿点与聚缩点，是对“理”本质特征、内涵和外延的高度概括。“史”则是对“理”（定义）进行历时性的演绎与展示。“理”（定义）与“史”是一种形异质同的关系。纵观百年来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专著，例如，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布吕奈尔等的《什么是比较文学》、韦斯坦因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卢康华、孙景尧的《比较文学导论》以及王向远的《比较文学系谱论》，从“定义”与“简史”两个窗口可以发现，这些专著均不自觉地寻求着一个统一的定义，并根据定义的内涵，去编撰一部宏观的世界比较文学发生史、发展史。这正是一种总体论取向，这一取向已经成了百年来“比较文学研究”不假思索的研究范式。

总体论虽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一个重要途径，但面对比较文学这一极为复杂的人文领域现象，总体论难以给个体提供释放生动与活力的空间，难以彰显比较文学中各种个体文化哲学观的志趣，例如，在比较文学中，有两大论者，即“平行论者”与“影响论者”，他们所把持的哲学文化观不尽相同，有的持进化论、同源论等，有的持“单中心传播论”、“多中心传播论”等，这些迥异的哲学文化观均是比较文学现象里更为深层、更为前提性的东西，这些因素使比较文学内部出现“欲合还分”的张力与斥力。而总体论以“一”述“多”的宏大共性研究，只能牺牲活生生的个性而求得抽象的共性，无法让这些个体性得到充分的诉求，无法顾及到“比较”背后的各种“观念”。而一旦“观念”没有自己的话语空间，“比较”的内涵便无从谈起。

因此，在总体论的语境下去寻找“比较”的内涵，只能让人走进一个黑暗的角落。

二、个体论视角下的“比较”二分

（一）个体论的研究取向

面对总体论取向在寻找“比较”内涵所遇的困境，本文另辟蹊径，提出一种与总体论相反的路径，即个体论取向，以求走出解读“比较”含义的迷途。

个体论是以事物的个体为本位的一种研究模式，它一反总体论以“一”述“多”的取向，而是以“多”述“多”，使比较文学活生生的个体性得到充分的反映。个体论认为：比较文学的构成单位是个体比较文学，个体比较文学是比较文学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个体比较文学构成的核心要素是“跨际文化哲学观”（简称“跨际文化观”）。跨际文化观是指对世界文学文化的根本看法，也就是说，对世界文学文化是持进化论、传播论，抑或是两种理论的折中等等的一套先在的、隐在的系统文化哲学观。它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对单数（某一）文学、文化的基本看法，二是对复数（多种）文学、文化之间关系的宏观的、根本的看法。跨际文化观是个体比较文学呈现“什么样”的最深层的决定力量，是个体比较文学构成的核心要素。因此，个体论视野下的比较文学被描述为“以跨际文化观为核心要素而构成的个体比较文学集合群”。总而言之，有多少跨际文化观，就有多少个体比较文学。

例如，从“法国学派”背后的跨际文化观可以窥视到这一个体比较文学建构深层决定力量。梵·第根在《比较文学论》中认为：比较文学是一种历史科学，属于国际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其研究方法是以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的实证研究。这是“法国学派”所主张的比较文学的显系统，其隐系统中的跨际文化观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人文界产生重要影响的传播论观念。

传播论学派是在与进化论派（同源论）的对话中形成的，主要起源于德国的民族学。传播论者认为：进化论只注意到人类文化在时间上纵向的演变过程，忽视了文化在地理空间上横向的分布，研究人类文化演进必须以文化的地理传播（dffusion）为使命。传播论者拉采尔（Ratzel）说：“因为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是在空间中发生的，所以我们应该可以通过度量历史事件发生的空间范围来度量历史事件的时间流变，或者说可以用地球的钟来度量时间。”传播论学派试图把人类文化史归结为文化移动、接触、冲突和借用的历史，认为人类的创造能力或独立发明的能力是有限的；人类文化有共性，并不是因为进化论者所讲的全人类的“心智的一致性”所致，而是文化传播的结果。在传播论派看来，全世界原来只有几个地方或只有一个地方曾独立发明各项事物，因而成为文化中心，各项文化特质均由这些中心向四面扩散、传播，导致了文化的接触、影响与变迁。

因此，传播论者认为文化人类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寻找历史上各民族相互接触、文化传播与被传播的关系和过程，主张通过探讨不同文化之间的“亲属关系”。“法国学派”把传播论者的观点搬进了比较文学，所以，在比较文学研究中主张对文学之间“经过路线”的“实证研究”。可见，深藏于隐系统中的跨际文化观，即“单中心传播论”，是制约“法国学派”面貌最深层的决定力量。

个体论不仅认为“有多少跨际文化观，就有多少个体比较文学”；同时也认为有多少个跨际文化观，就有多少种相应的方法。也就是说，有多少个“观念”（即跨际文化观），就有多少种相应的“比较”。事实上，观念与方法是一种相生关系，或者说，方法是观念的次生之子。任何观念总存在着与之匹配的方法，在方法的背后，总跳跃着一个支撑方法的观念。没有和观念相脱离的方法，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观念，方法与观念互为相生、彼此彰显。西文中的“方法”一词，来源于希腊文，这个词由“沿着”和“道路”两个词组合而成，意为沿着某条道路前行。这里，沿着某个目标（观念）与道路（方法）合二为一，要到达一定的目标，必须通过一定的路径，而在道路上行走，总通向一定的目标。从希腊文的“方法”一词，可见古代哲人对观念与方法关系的直观理解。

在比较文学界，我们同样可以见到观念与方法的关系的精辟叙述。饶艽子认为：“方法又不仅仅是方法，一种新的方法论的出现，往往会导致一种新的研究观念的诞生；反之，新的观念、理论的提出，也总是伴随着新的方法论的运用。”笔者认为：在个体论的视角下，在跨际文化观（观念）与“比较”（方法）的互动观照下，“比较”一词的歧义问题，可得到朗照与梳理。

（二）观念与方法关系视角下的“两个比较”：他律性比较与自律性比较

“比较”作为一种方法，自古以来便与思维联系在一起。“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波斯奈特则将比较称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因为“比较”的古老性与深广性，常常使人“熟知无知”，把“比较”背后潜随的“观念”忽视了。

“比较”与观念的关系就如上文所提到的希腊文中内含的道路（方法）与目标（观念）的相生相随关系。当我们将视点落在“比较”背后潜隐的观念，并以观念与“比较”的相生关系重新审视“比较”时，“比较”即可一分为二：与观念关系密切的“比较”以及与观念关系疏离的“比较”。这两个“比较”移转在比较文学领域里，便成了“两个比较”——“他律性比较”与“自律性比较”。

个体论认为：不同的跨际文化观，含有相应的方法论，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比较”是跨际文化观的另一个面相，一个属性的延伸，本身无法成为一个封闭的自足体。本文将这一种“比较”称为“他律性比较”。他律性比较是与跨际文化观匹配的方法，它受律于跨际文化观，与跨际文化观相生相契，它是通达跨际文化观的一种途径。

与此同时，观念与方法的关系还存在另一种相态：当观念相对贫困而方法走向自足时，观念与方法的关系发生一定的游离，在此语境下的“比较”不再忠心耿耿地承载着一个明确、统一的跨际文化观，而只是作为单纯的具体方法，自行奔走于文学比较活动的丛林中。本文将这种“比较”称为“自律性比较”。

在学界，已有不少学者意识到“两个比较”之间的异质性以及两者之间混淆所带来的纷争，他们以不同的言辞，强调了他律性比较在比较文学中的重要性。

陈寅恪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言论，他说：“盖此称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不追诘，更无谓研究可言。”他这里强调的“比较研究方法”应与“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的结合，即是一个方法与观念（跨际文化观）的匹配问题，他的“比较研究方法”指的是他律性比较。

杨周翰提出：“比较是表述文学发展、评论作家作品不可避免的方法，我们在评论作家、叙述历史时，总是有意无意地进行比较，我们应当提倡有意识的、系统的、科学的比较。”杨周翰在这里已经论及到两个比较。“有意无意地进行比较”即为自律性比较，“有意识的、系统的、科学的比较”接近于他律性比较。

陈悖、刘象愚指出：“‘比较文学’中的所谓‘比较’，并不是一般方法论意义上的比较，而是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一种观念，一种强烈的自觉意识，一种研究工作中的基本立场：它是指超越各种界限，在不同的参照系中考察文学现象。所以，这种比较必须与跨民族界限、跨语言界限、跨学科界限等含义联系在一起，离开了这些意义上的比较，就不再是比较文学的‘比较’了……我们不妨套用卡雷的一句话来说：没有比较的观念，没有了比较的方法，比较文学也就终止了，取而代之的是其他文学研究领域的开始。”这里，陈悖与刘象愚用“一种观念”去阐释“比较”，并将“比较”与跨语言、跨民族等含义联系，还借助了卡雷对比较与观念关联的论说，较为准确地阐释了“比较”的内涵，该“比较”的内涵即是本文所提出的他律性比较。

本文认为：观念对方法（比较）的统率力与作用力是巨大的，在一定情况下，他律性比较还可发生“形式融化”现象。所谓“形式融化”，即在形式上并不一定表现为显态的比较，但在内在上仍然是比较，在功效上等同于比较。例如，当确立了一个跨际文化观后，有时完全不用“比较”，在论述过程中，描绘、刻画、阐释、叙述、解说、评价等方法可等同于“比较”的功效。在影响研究中，主要是求证，当把一堆文学事实并列放在一起进行梳理、鉴别、比照时，你能说这些方法不是比较吗？这时，“比较”已经融化在观念的炉子里。“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此时，研究对象已自动进入比较的视阈或框架，即使在具体研究中，采用除比较以外的其他方法，比较仍隐性地作为研究的前提存在着。”他律性比较的“形式融化”现象同样发生在翻译活动中。Gadamer在《语言描写思维的程度》中指出：“阅读已经是翻译，翻译则是二度翻译。”这句话叙说了同一个道理：当人们确立了一个翻译观念后，在该观念驱动下的阅读活动，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翻译，这样，阅读活动与翻译活动便融合了。

自律性比较是观念贫困下的比较，即上文杨周翰所说的“有意无意地进行比较”，是一种随意性的比较。在比较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自律性比较例子，莫非来自克罗齐对比较文学中“比较方法”的非难。在他看来，比较文学与西方一般文学研究并没有什么两样，“比较方法不过是一种研究的方法，无助于划定一种研究领域的界限。对一切研究领域来说，比较方法是普遍的，但其本身并不表示什么意义。……这种方法的使用十分普遍（有时是大范围，通常则是小范围内），无论对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或对文学研究中任何一种可能的研究程序，这种方法并没有它的独到、特别之处”。在克罗齐心目中的“比较方法”，正是一个游离于观念的方法，即是本文所指的自律性比较。

玛利·伽列为基亚所写序言中：“比较文学不等于文学比较……我们不喜欢不厌其烦地探讨丁尼生与缪塞、狄更斯与都德等等之间有什么相似与相异之处。”其中所指的“比较”，是指观念贫困下的自律性比较。不少学者对“缺乏观念灵魂”的“比较”的作用纷纷表示质疑。梵·第根认为：如果“比较”只在于把那些从不同国家的文学中取得的书籍、典型人物、场面等罗列起来，从中证明它们之间的相同和相异，那么，这种“比较”除了得到一点好奇心、趣味上的满足以及优劣高低的判断之外，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这样的“比较”没有一点历史的价值，对文学史的研究毫无助益。巴尔登斯伯格在创办颇有影响的《比较文学评论》杂志时曾这样说：“仅仅对两个不同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主观臆想把一些很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类似点，这样的比较决不可能产生论证的明晰性。”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x比Y”式泛行，并将之混同于平行研究，给比较文学的造成不良影响。季羡林等严厉批评了那些“x比Y”式的生拉硬扯、牵强附会：“‘x与Y这种模式’，在目前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中，颇为流行。原因显而易见，这种模式非常容易下手……勉强去比，只能是海阔天空，不着边际，说一些类似白糖在冰淇淋中的作用的话。这样能不产生‘危机’吗？”钱钟书也曾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们必须把作为一门人文科学的比较文学与纯属臆断、东拉西扯的牵强比附区别开来。”

上述梵·第根与巴尔登斯伯格所说的“比较”、季羡林所批的“x比Y”式、钱钟书所点出的“牵强比附”，均是指本文所指的自律性比较。从这些比较学者的种种陈述中，可见他们对“两个比较”混同的焦虑与痛恨。在比较文学领域，人们常因混淆了两个“比较”，而造成诸多的纷争。本文通过对“两个比较”的区分，使长期以来的“比较”之争得到有效的化解与梳理，同时也使比较文学的“比较”内涵得到一次学理性的朗照。

第11篇

摘要：毕业论文是学生积数年习得的知识和学术理念的精华体现，但如今其现状不尽如人意。本文从毕业论文的现状入手，通过调查，分析现状成因，进而反思英文写作课教学并提出其定位。

毕业论文和学位论文通常是有一定长度并有文献资料佐证的学术研究论文，专门对科学领域中的某些问题或现象进行探讨研究，具有科学性和创见性。毕业论文的完成是学生在掌握本专业要求的全部知识、理论和技能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运用，独立地、创造性地解决理论和实际问题的一项活动，是学生从事独立科研工作的起点，也是展示自己专业水平和科研能力的一次机会。更重要的是，毕业论文写作的优劣是决定学生毕业时可否被授予学士学位的重要依据。因此，毕业论文的写作应当受到高度重视。然而，目前的本科毕业论文质量令人担忧，曾有文章比之为“鸡肋”，意为“弃之可惜，食之无味”。就英语专业毕业论文而言，情况则更应引起重视。

一、论文现状根据教学进度的要求，英语专业的学生在第八学期开学伊始就要准备论文开题报告，从而进入实质性的论文写作过程。下面是在各个环节出现的问题。

1.选题草率，研究方向不确定。学生在选题时不够慎重，没有经过严肃的思考，有的同学仅凭一时兴起就定下题目，如《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且不说这个题目大小，其内容本身就已超出专业范围，用英文撰写对本科生也实属力所难逮。还有的同学选题为‘OnReading’，研究方向不确定，泛泛而谈，不知侧重在哪里。虽然从表面上看，有些情况属于个案，但事实上，近几年，题目难以确定的现象越来越多，有的已经导师认可的题目，学生在进行下一步工作之前又有较大改变，甚至改变研究方向。

2.资料收集仓促，时而迷失方向。论文中表达的观点和论点一般是以资料研究为基础的，如果仅凭一两本或几篇文章，就想从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是不可能的，即使得出结论，也没有多大说服力，因为资料太少，不足为证。然而，学生收集资料缺乏系统性，觉得不够用了则难以继续，转而换题，资料跟着题目变，仓促之间，迷失方向不知所措。

3.论文撰写问题重重。撰写论文要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阅读、做笔记、研究和整理之后，用自己的语言将其串联起来，说明论点、摆出论据、完成论证。如果只是把收集到的资料堆积在一起，东一段、西一段地拼凑下来，不能称其为论文。而大部分学生恰恰是以堆积为主，自己陈述为辅，论点跟着论据走，缺乏一致性，连贯性和逻辑性。另外，从论文整体的文字上看，资料部分用词专业、准确，句子相对复杂，而学生自己的陈述则语法错误频频出现，句子简单并口语化。

二、现状的成因

1.形势与应试的导向。近几年的扩招使学生数量有所上升，而教师的数量不但基本上没有上升，还有不少人投入国内外的进修学习而不能担任课程。由于课程负担过重，使教师不堪重负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写作课实践环节以及批阅后的反馈。全国统一安排的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合格证已成为评定英语专业水平的重要砝码，在社会和校方的大力关注下，学生认识到四级考试决定毕业证，八级考试关系到找工作，写作课教师也希望学生在写作项目考试中得高分。于是，大部分时间都围绕四、八级考试进行。学生熟悉了框架形式、套路，只注意与过级考试相关的写作形式与技巧，不善于观察生活和知识积累，因此也就谈不上运用所学的知识表达思想、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了。

2.写作教材的适用性。我国大学英语专业的写作教学一直缺少一套较为完整，由浅及深，循序渐进，适合现实各个阶段教学需要的教材。基础英语写作教材的范例虽多，但语言过于浅显，有些内容较贴近生活，但实用性和趣味性还有待提高；课后练习多为围绕四、八级考试出题，学生“见多了”正式考题，对此类写作练习，缺乏动力，且练习都未附参考答案，使师生课后没有参阅的标准；毕业论文一章，在二年级开始讲授，引不起学生的共鸣，一来是学生忙于考级，论文不是重点，二来时间尚早，缺乏一个过渡期，无法形成理性认识。

3.学生基本功较差又缺乏实践。学生习惯于让老师灌输词汇句型，不愿意动脑筋积极思考，写出来的东西用词不贴切，语法不规范，行文不顺畅，缺乏逻辑性、无条理。众所周知，写作不仅在于语言文字的组织，更多的功夫在于知识积累和文化素质，这方面的提高对于学生更为重要。然而，待学生忙完了四、八级考试转入论文写作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无论是题目、提纲还是摘要、引言、参考文献，从形式到内容脑子里一片空白。虽说在之前的写作课上，这些内容都讲过，但当时不是学习重点，而且没有亲自实践过程，学生不知所措，无从下手。

三、英文写作课的定位

1.专时专用，突出目标。将四、八级考试及毕业论文写作分阶段进行，形成层次。在基础英语写作阶段，集中实现两个公认的目标：提高英语写作能力和顺利通过四、八级考试。将教材中传统的写作技巧中的精华部分及增加的课外内容边讲授边加入写作实践，从而更加强调写作的动态过程和学习者创造性的发挥。毕业论文指导要作为一门课程开设，专门讲授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这样不仅为学生的四年学业成就提供展示的机会，而且为将来的学习和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2.注重实际，精讲多练。有效克服教材的不足，从实际出发，为我所用，可适当放弃一些高深的章节，并增加一些循序渐进的内容，保证稳步提高。针对学生存在的诸多问题，在讲授词汇、语法、句法方面多做有益的练习，尽量找生动、学生易犯的大量的中式英语的例子，使学生在谈笑间能将其错误牢记在心。而大量的练习能给学生留下长久的印象。这样既提高了四、八级成绩，又有助于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提升了跨文化交际意识。

3.发动学生，互帮互进。由于教师的精力有限，可适时适量地发动学生互评作业，学生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同学间同级互评能帮助学生增强读者意识，降低写作焦虑，弥补自己写作中的不足。首先，互评可增加其词汇量，正反两方面的评价有益于所有学生作文水平的提高。其次，学生能够通过讨论互评首先成为一个头脑敏锐、丰富的读者、听众，然后成为一个思路清晰、能写出好文章的作者。

这样，教师不再是作为唯一的“读者”去评判学生的作品。全班同学在教师的帮助下，发现问题并能表达出问题的所在。最终学生对评判自己的作品的内容的表达方面也更加敏锐，并能更好地修正自己的作品，学生会很快地从评判活动中看到益处，也会把大家对自己作品的评价作为提高文章水平的重要的参考资料。其实，这不仅解决了日常教学中的问题，而且培养了学生严谨治学的良好习惯。总而言之，对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反映出来的问题要认真研究，其中英文写作课的教学任务极为关键，通过调查研究与实践相结合，不断探索，希望能够提高学生的论文本论文由无忧论文由写作能力。

参考文献：

［1］程杰.合理利用文献［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2004，06.第四卷增刊：148

第12篇

【关 键 词】比较哲学/比较视角/比较视域/视域融合

在中国，自西学东渐以来，比较哲学的问题就存在了。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通常被看做是中国比较哲学的第一部著作，至今仍然是比较哲学领域的代表作。虽然此后比较哲学有了一定程度的进展，相关的论文论著有了一些，但更多的是“哲学比较”而不是“比较哲学”。由于比较哲学之所以可能的理论基础尚未得到充分的说明，中西比较哲学的研究很难有积极、有效、深入的进展。有鉴于此，本文试着提出一个康德式的问题：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如何可能？这一问题的实质是：使这种对话成为可能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意义何在？目的何在？是否有效？所以，本文的出发点是：比较哲学不是哲学比较。对两个或多个哲学文本(广义的)进行比较分析并非没有意义，不过还不是“比较哲学”。比较哲学不仅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哲学形态之间的同一与差异，更关注哲学本身，由此才能开拓哲学的深厚土壤和丰富资源。本文意在抛砖引玉，与其说是在解决问题不如说是在提出问题，希望借此引起人们对于比较哲学之理论基础的重视和研究。

一、哲学比较与比较哲学

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哲学形态，哲学的“比较研究”是一项事实，但是，不一定有“比较哲学”，而且不一定能够令人信服地说明比较哲学的可能性。比较哲学的存在至少需要这样一些条件：存在着一种以上不同的哲学形态；不同的哲学形态之间发生了有意义的相互影响的交往；这种相互影响足以影响和改变某一哲学形态的发展；而且这种影响不是偶然的而具有比较普遍的意义。以上这些条件并非不存在，但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

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哲学还是许多种哲学？如果只有一种哲学，它的存在是特例还是普遍的？如果只有一种哲学，那么不论它是特例还是普遍的，可以有哲学比较但不会有比较哲学，或者说，比较哲学没有意义。这意味着，除非我们承认有不止一种哲学存在，否则比较哲学从理论上就不能成立。

迄今为止，比较研究主要在人文学科中存在，而在自然科学中较少。我们很难见到比较数学的研究，如研究英国数学和法国数学的差异，因为人们以为只有一种数学。人文学科因为文化的差异，所以才有比较研究。就此而论，比较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以“文化多样性”为前提的。当然，在自然科学中并非就不能进行比较研究，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出现表明，科学研究实际上受到了研究者的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并非一向标榜的客观研究。但是，毕竟自然科学具有相对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其前提是普遍必然性而且以普遍必然性为追求目的。而比较哲学的前提则是多样性或差异。从这个前提条件出发，如果比较哲学试图追求普遍必然性，那么它肯定会陷入困境，至少有自相矛盾之嫌——过分强调同一将使比较哲学失去意义，过分强调差异则使比较哲学失去可能性。

比较成熟的学科一般都具有相对稳定和统一的概念、方法、学科体系和叙述方式。数学家或物理学家在讨论数学或物理学问题时，一般不会出现相互之间的理解问题，不过这在哲学家之间却是常事。不错，哲学也有一套专门的术语(哲学概念)，然而对于学习哲学的人来说，如果不了解哲学概念的历史肯定会面临困境，因为哲学家们在使用哲学概念时都有自己的方式，许多哲学家都在使用“存在”、“实体”、“主体”、“客体”、“思想”等概念，但是他们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往往赋予了其不同的含义。希腊哲学中的“存在”不同于中世纪哲学的“存在”，也不同于近代哲学的“存在”，更不同于现代哲学的“存在”。如果把他们所说的“存在”当作同一个概念，肯定会造成误解。所以对于研究者来说，面对这些哲学概念时首先需要弄清楚它们的历史。

如果存在着不同的哲学形态，而且相对于不同的文化或世界，这些不同的文化或世界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联系，那么比较哲学的意义就不大，更多的可能是猎奇。在某种意义上说，比较哲学的兴起和发展以我们越来越共同拥有同一个世界为前提。民族文化日益超越了地域性，相互之间发生了越来越多的联系，由此，不同文化和哲学之间发生冲突和融合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有人可能会说，既然我们拥有一个世界，我们就应该有一个世界观，或者可以有一个世界观作为衡量不同世界观的标准。这种科学主义的态度不适用于比较哲学(当然也不适用于哲学)：自然科学具有相对的普遍必然性，科学家们研究的是一个自然而不是许多不同的自然，哲学却有所不同。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家的工作是描述这个世界，哲学家的工作则是解释这个世界的“意义”。古典哲学往往试图通过描述世界而获得世界的意义，而现代哲学的思路则发生了转变。科学家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界(虽然也是人化的自然)，而哲学家研究的对象则是融入了价值因素的“生活世界”，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根据对象来检验某种哲学理论的真假对错。任何一种哲学理论自身都可以是“自洽的”，然而在不同的哲学理论之间却可能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因此，我们不可能仅仅根据一种哲学理论来判断哲学的意义，而必须考虑到哲学家们面对同一个哲学问题所提出的不同的理论。另一方面，在哲学这个学科中，虽然要求研究者在研究哲学家的思想时遵循学术上的规范，但是哲学家们的著作似乎总是各行其是，这表现在哲学家们采取了许多不同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思想。掌握了数学“语言”基本上可以读懂所有的数学著作，但是读懂了柏拉图并不意味着可以读懂亚里士多德。不恰当地说，哲学家们试图通过“说”去说“不可说”的东西。既然“不可说”，“说”与“说”之间往往方式不同而且很难判断谁更有效。

在某种意义上，哲学自身就具有比较的性质。西方哲学是不同文化以及不同的哲学形态融合的结果，至少可以概况性地归结为“希腊——拉丁——日耳曼”文明融汇的产物。同一时代的哲学也是如此：英美哲学与大陆哲学相互之间同样存在着相互理解的难题。其实，中国哲学也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佛教在东汉初传入中国，使得先秦与汉唐之后的中国哲学亦具有比较的性质。所以，比较哲学不仅发生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领域，同样也发生在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自身之中。然而，不同的哲学如果没有任何共同性和可比性，比较哲学就是不可能的。就此而论，我们或许可以引入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立场，视不同的哲学形态为“家族相似”的关系，将哲学看作是一个“家族”，以其“相似性”建立一种“元哲学”的观念，即以哲学的问题、对象、基本概念、方法等形成“元哲学”的方法论。这并不是说有“一种”哲学，而是对所有的哲学形态作“元”的分析，或者说，以比较哲学充当“元哲学”的地位。在此，我只是把“元哲学”的问题提出来，尚须深入讨论。简言之，所谓“元哲学”并不是要在不同的哲学形态之上再建立一个“普遍哲学”、在不同的语言之上建立一套普遍语言，也不是致力于在不同的哲学形态之间寻求“同一性”，当然更不是企图消解各自的文化背景而谋求所谓准确的理解，而是建立一种“宽容”的态度，营造一种可供比较的环境。

在某种意义上，“哲学比较”是一种方法，而“比较哲学”则是一种“哲学”。“哲学比较”通常是描述性的：我们可以在不同的东西之间作比较，明确同一与差别是任何一门学科甚至任何一种叙述方式的基本前提。相对于当代中国的哲学，比较研究已经融汇在哲学研究之中了。因为就这一学科而论，中国的哲学从一开始就是在以西方哲学为主要参照系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就此而论，如果局限于哲学比较，只是简单地指出中西哲学的同一与差别，不过是经验性的归纳和描述。

比较哲学与哲学比较不同，其出发点在于，我们共同拥有一个世界——地球村。哲学根源于我们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一个意义的世界。“生活世界”的意义是多元的，不存在唯一标准化的世界意义。虽然由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地域性，相对而言比较封闭，看起来西方世界有西方的意义，东方世界有东方的意义，但是实际上，“西方世界”并没有统一的意义，正如“东方世界”没有统一的意义一样。在全球化时代，多元的意义是共存和重叠的。为此，我们提倡一种“视角主义”或“透视主义”。不存在超越于不同的生活世界之上的“共同的世界”，所谓“共同的世界”不过是不同的生活世界“重叠”而形成的。套用后现代的说法，没有“所指”，只存在不同的“能指”。

因此，比较哲学不能仅仅停留在比较研究的层面，需要“还原”到“源始境域”——生活世界。因为使不同的哲学形态之所以不同的东西隐藏在不同意义的生活世界之中。这是一个文化的、历史的、语言的、社会的、个人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不同意义决定了哲学形态的区别，反过来，不同的哲学形态又赋予生活世界不同的意义。所以，比较哲学不承认有一种标准化的哲学(例如西方哲学或东方哲学)，如果有一种哲学那只能是“元哲学”，即对所有不同的哲学所进行的比较哲学研究。

为了说明这一点，这里引入“比较视角”(comparative perspective)与“比较视域”(comparative horizon)这两个概念。

二、“比较视角”与“比较视域”

“比较视角”这个概念借助于比较文学，在比较文学中一般译作“比较视域”。①为了与“comparative horizon”中的“horizon”区别，我把“perspective”译作“视角”。其区别在于，“perspective”突出的是某个观察者或者主体的角度，而“horizon”突出的则是多角度多层次的“视野”、“视域”或“境域”。“比较视角”当然不局限于比较文学，在西方许多研究中都使用了“比较视角”的方法。“perspective”的基本含义是“透视”。这里主要借用“透视”或“视角”的概念来说明比较哲学的问题。

在比较文学中，“比较视角”是比较文学研究主体在两种文学关系之间或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关系之间的内在透视。这种透视是跨越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化知识的内在汇通，也是跨越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内在汇通。②比较文学所说的“比较视角”强调的是比较文学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为基点③。显然，比较哲学也具有这方面的特点。本文在比较哲学中引入“比较视角”概念，是为了说明：首先，任何一种哲学都是从一个视角出发看待哲学对象、研究哲学问题和看待其他哲学的，比较哲学则不局限于某一个角度或视角，或者说，它的视角是“比较视角”。其次，由于不同的哲学有不同的视角，因而比较哲学的“透视”是在不同的视角之间发生的。最后，比较哲学应该具有一种“视角主义”或“透视主义”的自觉意识。

“视角主义”或“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由尼采开始形成影响，为后现代主义所充分发挥。西洋绘画自文艺复兴以来把几何透视法运用到绘画艺术之中，被称为“焦点透视法”。人们曾经认为中国绘画没有透视法，这种看法后来得到了纠正。中国绘画也有透视法，不过是一种“散点透视法”。在某种意义上，传统哲学类似“焦点透视法”，自以为是在客观地描述事实，实际上只是从个人视角所看到的东西。如果从“散点透视法”看待事物，获得的是一个马赛克式的图景，即拼装起来的世界；我们似乎可以通过散点而弥补焦点的局限，所有的散点拼装起来，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世界。以西方现代派绘画中的立体主义为例，毕加索和勃拉克打散原有形体，然后主观地重新组织那些成分，并不遵守透视规律，从而，这种所谓的立体主义并不创造视觉的立体感，而是创造了一种理念化的立体感。视角主义则认为，所有的知识都不过是认识主体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所看到的结果，不是也不可能是事物的全部。即使把“盲人摸象”所摸到的部分拼装起来，也不可能形成完整的事物自身。“视角主义”不承认有事物本身，因为对象的意义仅存在于不同的视角之中。

在某种意义上，比较哲学应以“视角主义”为基础。比较哲学有其研究对象，其研究对象亦有其“背景”。以“哲学”为“背景”，以不同的哲学及其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这是传统观念。在我看来，不存在“哲学”，只有不同的哲学形态。那么，比较哲学是在什么基础(平台)上研究不同哲学及其关系呢？这个基础就是“视角主义”意义上的“比较视角”。比较哲学具有“跨”的特点，这个“跨”不是超越，而是“元哲学”意义上的哲学。它可以从三个方面体现“比较视角”：

第一，比较哲学研究不同哲学之间的关系，每一种哲学的角度都不是全部，他者也不是全部，从而比较哲学具有“之间”的特点。“视角主义”应该是比较哲学的出发点。认识论中有“主体间性”的问题，在比较哲学中则有“哲学间性”的问题。

第二，比较哲学的基础是“生活世界”，这是一个生成着的多重意义的世界。不同的哲学所解释的世界已经是意义重合的世界了。哲学从生活出发，而当今的生活世界是“混合的文化”。④中国哲学面对的生活世界不是纯粹中国的，美国哲学面对的生活世界也不是纯粹美国的，其实都具有“混合文化”的特点。因而，在不同哲学之间进行比较研究，必须考虑到或者自觉到这一点，这意味着哲学本身就是比较哲学。

第三，“比较视角”突出的是观察者的角度，而就比较哲学的研究对象而言，还须引入“比较视域”的概念。“视域”所说的是观察者从这一角度所“看”到的东西。“比较视角”是多视角的，“比较视域”则是多视角所面对的境域，亦即不同文化和意义重叠的生活世界。

“比较视域”(comparative horizon)是一个自造的概念。比较哲学通过研究不同哲学之间的关系而面向“生活世界”，解释“生活世界”的意义，而“生活世界”乃是一个意义生成并且相互重叠的世界，类似海德格尔所说的“源始境域”。之所以把这个“源始境域”称为“比较视域”，是为了强调这个“源始境域”具有“视角主义”的特点，尤其是为了强调比较哲学的研究对象的特点。

“比较视角”意在强调比较哲学不是站在某一种哲学的“角度”，而是研究所有不同哲学的“角度”；“比较视域”强调的则是比较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由不同哲学构成的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哲学家族”，在它们的“背后”是多重意义重叠的“生活世界”。简言之，当我们比较不同的哲学思想的时候，并非站在某一种“视角”，而是站在不同视角“之间”对所有不同的哲学思想做“全景概观”式的比较研究，并由此“看到”不同的哲学思想所“看到”的东西，以及不同的哲学思想因为“视域融合”而形成的东西。当然，“比较视角”与“比较视域”之间的区别主要是为了说明的方便，前者强调的是比较哲学的方法论，后者突出的则是比较哲学之研究对象的性质。实际上，比较哲学的“看”(比较视角)之“所看”(比较视域)自有其同—性，而其真正的目的则在于凸显不同哲学形态之间由于“视域融合”而形成的新东西。

三、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如何可能

许多人怀疑比较哲学的可能性，在不同文化之间究竟是否有可比性、是否可以通约的问题上心存疑虑。然而，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发生了广泛深入的相互影响之后，比较哲学的可能性问题变成了一个理论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事实上是可能的，但是理论上如何说明？这就是康德式的问题：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如何可能？

说到“不可通约性”的概念，人们往往以为库恩所说的“不可通约”相当于“不可比较”。库恩讨论的是同一背景下科学理论的变革问题。科学理论之间不可通约，但由于它们的语汇结构在大多数方式上是重叠的，因而存在着使一种语汇的成员获得另一种语汇的“桥梁”。1988年，库恩在一封信中指出：“当我谈到两个理论或两个范式是不可通约时，我绝不意味着提议说，它们之间是不可比较的。……‘不可通约性’应用于科学理论，意欲提示出，需要陈述一个科学理论的语言很像诗的语言。某些陈述(但只是那些)，使得用一种理论的语言不可能以确定真值所需要的精确性翻译为另一种理论的语言。但两者仍然是可以比较的。”⑤我们在此借题发挥，就比较哲学而探讨不可通约的问题。

库恩面对的是一个领域的问题(科学)，而且众所周知，科学的语汇在一定程度上是没有国界的。虽然科学在西方的发展历经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面临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自近代以来，科学毕竟有了一套通行的自己的话语系统，如数学公式。而比较哲学的问题面对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哲学形态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没有通行的话语系统(除非仅以西方哲学为“哲学”)，以至于库恩所说的不可通约＝不可翻译的问题在这里更成为问题。库恩面对的是科学理论之间的翻译问题，而我们面对的是不同文化之间、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问题。然而，如果我们可以将比较哲学看作“哲学”，那么是否可以说比较哲学应该为不同哲学形态之间的“翻译”提供理论上的可能性呢？当然这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了。科学家相互之间可以通过科学语言相互理解，而比较哲学能否构成哲学交流的“平台”尚属疑问，更何况即使可以成立，不同哲学之间的相互理解仍然是成问题的。简言之，按照库恩的理论，不同的科学理论之间不可通约，但却是可以理解的，如亚里士多德与牛顿的“运动”概念。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不同的哲学形态之间如果不可通约，是否可以相互理解？显然，这是回答“比较哲学如何可能”所不能回避的关键问题。

不同哲学家的著作在不同的背景下形成，使用不同的语言写作。从传统的观念出发，“哲学比较”是可能的，因为有不同当然可以比较；然而“比较哲学”却是不可能的，存在着“不可通约”的难题。首先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哲学理论能否通约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不同文化之间是否可以相互理解的问题，即不同哲学之间的文化“间距”问题。其次是我们对于哲学文本能否理解的问题，这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难题，一是我们与所阅读的文本之间的“间距”，二是不同的文本之间的“间距”。

不同哲学之间的文化“间距”问题，显然不能以各种哲学都属于哲学来回答。然而，尽管各大文明最初的形成和发展是相对独立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或许是大航海时代之后的事，但是文明、文化之间的交流沟通古已有之，这是事实。例如，佛教东传，希腊文明受到周边文明如巴比伦、埃及等文明的影响，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乃有希腊化时期，基督教诞生后有希腊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互相影响，罗马建立了地跨亚、非、欧的大帝国，匈奴西进造成了世界性的民族大迁徙，13世纪蒙古大军建立了地跨欧、亚的大帝国……所有这些历史事件都意味着文明、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实际上都是在不同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事实上不存在“纯粹的”文明或文化，文明或文化都是混合性的，哲学也是一样。当然就哲学而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哲学都存在着“翻译”的问题。佛经从梵文到汉语的翻译，从希腊到罗马，希腊语翻译为拉丁语，毫无疑问都存在着“本土化”的问题。经典的翻译从来不是原样照搬，哲学思想的传播亦存在着文化“翻译”的问题。中国人毕竟要通过汉语了解佛经，罗马人毕竟要通过拉丁语了解希腊经典。因而，在翻译或传播的过程中，必然发生了某种文化上的“变异”。那么，这从理论上如何解释？在不同的哲学形态之间沟通的“桥梁”是什么？

或许哲学解释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关于阅读的传统观念是“我注六经”式的。阅读的目的是完全按照本文的意义解读(客观主义)：我们要避免主观上的偏见或成见，按照哲学著作本来的面目把其中的思想“再现”出来。这听起来有道理，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没有意义。我们与文本之间存在着历史、文化、社会、个人等的间距，而哲学著作都是在它的时代形成的。除非我们能够像复印机一样，把哲学著作及其形成的所有背景因素统统复制过来，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哲学家的思想。而我们与哲学著作一样，有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社会、个人等诸多背景因素，不可能把这些因素统统清除掉，把自己变成一张白纸。其实，即便是同时代的文本与我们同样存在着“间距”。

按照传统的阅读理论，文本的意义存在于文本之中，阅读者的工作就是从文本的字里行间解读其意义，而阅读的准确性就在于以文本为标准来衡量不同的阅读者阅读的结果。显然，如果我们不可能整体复制文本及其背景，我们就不可能消除我们与文本之间的间距，而这的确是不可能的。而从解释学的角度看，文本及其意义并不是客观的存在或现成的所与，其意义乃生成于我们对文本的解读之中。这并不是说“六经注我”，我就可以从自己的角度(视角)任意解释它的意义。文本不是一经形成便一成不变的，而是“活”的有生命的存在。文本也是对话的产物，它是哲学家与哲学对象、哲学家与哲学家之间“对话”的结果。我们阅读文本也是“对话”，亦即我们与哲学家(文本)围绕共同关心的问题相互讨论的结果，我们参与到哲学家的对话之中。因而，对话是一种“视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伽达默尔在回答贝蒂的批评时说：“我的探究的意义，无论如何不在于提供一种关于解释的一般理论，以及一种关于解释方法的独特学说，就像贝蒂卓越地做过的那样，而是要寻求一切理解方式的共同之处，并要表明理解从来不是一种对于给定的‘对象’的主观行为，而是从属于效果历史，这就是说，理解是从属于被理解的存在。”⑥在某种意义上，一切理解方式的“共同之处”就是“视域融合”。伽达默尔主要探讨的是同一种文化或语言范围内的“视域融合”(例如我们与传统之间的关系)，而我们遭遇的是不同文化或语言之间的视域融合。换言之，比较哲学需要讨论的是跨文化的哲学对话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比较哲学乃是跨文化的哲学对话，而“对话，特别是宗教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对话，并不单只是一系列的会谈，而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一种领会和反映世界及其意义的方法”⑦。对话既不是持不同见解的人相互之间的争吵，也不是持相同见解的人互相强化自己的观点——这两个极端其实都是在自说自话，唱独角戏，对话是平等的交流。进入20世纪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绝对真理是不存在的，世界开始“祛除绝对化”，“走出对世界及其他对我们的意义的绝对化理解，走出绝对的思维方式，我们已经开始发现一个远为丰富、远为‘真实’得多的理解世界的方式，这就是对话的思维方式”⑧。“对话是在一个主题上持有重大分歧的见解的人们之间的一种以从对方学习关于这个主题的更多真理为目的的双向交流”，“对话是两个或更多的持有不同见解的人之间，以通过各自的参与向其他人学习以使自己能够有所改变和提高为目的的交谈”。⑨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文化与文化之间、人与人之间不发生关系是不可能的，而这种关系如果表现为坚持自己的立场或是放弃自己的立场，都是无意义的或者无效的，这不是对话或者交流的目的。对话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拥有绝对真理，我们必须了解关于同一个主题的各种不同的见解，才有可能选择对我们最合适恰当的可能性。因此，“对话”不仅仅是方法，更重要的是一种“态度”。

跨文化的哲学对话亦涉及翻译问题。

因为存在着不同的哲学形态，在不同的哲学之间存在着翻译的问题，因而翻译问题是比较哲学的重要问题。就中国哲学而言，我们通常需要通过翻译研读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即使对于可以使用原文原著进行研究的学者来说，同样涉及通过汉语思考、理解和叙述西方哲学思想的问题。当然，即使同一个文化背景下的哲学理论也存在着哲学概念的“翻译”问题，因为哲学家们在使用同—个哲学概念时，其含义往往是不同的。不过我们在此更关注的是中西之间的比较哲学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在此所说的“翻译”仍然是“广义的”，因为它还涉及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问题。

翻译可以分为“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⑩一般说来，“语内翻译”相当于“解释”，“语际翻译”则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而实际上“语际翻译”亦需要解释。“语内翻译”涉及“文本流传”，“语际翻译”则涉及“文本流通”。(11)“文本流传”说的是传统的传承，“文本流通”说的则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其实在西方也存在着翻译问题。“西方”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至少包括希腊语、拉丁语和日耳曼诸民族语言。希腊语和拉丁语都需要翻译成日耳曼各民族的语言，而且在日耳曼各民族之间的语言也存在着翻译问题。只不过作为诸多文明融合而成的西方文明，具有相对而言比较统一的文化背景，虽然这个文化背景亦具有多元化的特征。不过就现代哲学而论，在某种意义上，西方哲学面临的往往是“语内翻译”或者“文本流传”的问题，而中国哲学面临的主要是“语际翻译”或“文本流通”的问题。中国的“文本流传”居于“弱势”，“文本流通”则是“主流”，传统文化“断裂”，而西方文化对中国则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学术研究如果离开了翻译将所剩无几，这就造成了非常不平衡的现状。

1985年，美国语言学家恩格尔说：

随着这个世界像一个干瘪的橙子一样日益缩小，各文化中的所有民族日益接近(无论是勉强地还是心存疑虑地)，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剩余的岁月或许可以干脆用这样一个重要论断来表达：“翻译或者死亡(translation or die)。”或许某一天，世界上每一个生物的生存与否也许会取决于对一个关键词的紧迫的和准确的翻译。(12)

此话虽然有些夸张，但也说明了当今时代翻译的重要意义。

比较哲学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因而理想状态的比较哲学应该是内外兼顾、有进有出的，全球化时代尤其如此，这才称得上“学术交流”。然而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却是有进而无出，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所以我们把比较哲学看做是“元哲学”还只是理想而已。就此而论，中国的学术界还不成熟，还没有进入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总是说要“与国际接轨”，但基本上还是单向的。

无论如何，翻译对中国的学术界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翻译”自身就具有比较哲学的意义。与此同时，“翻译”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了解西方、“与国际接轨”，亦在于为比较哲学作出应有的贡献。就“理解”是某种“视域融合”而言，西方的经典并非原封不动、现成所与的“原本”，其意义存在于后人的解读之中。这意味着中国人的解读应参与到西方经典的意义构成之中，而且肯定不同于西方人的解读，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出自现代中国人的“视域融合”。这也意味着西方人对自己经典的解读并非就是“正宗”，反过来也是一样：中国人对自己的经典的解读也并非就是“正宗”。

因此，中国哲学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及各种文化影响下的嬗变、西方哲学概念在汉语翻译以及传入中国后所发生的嬗变，应该成为比较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结语

哲学与宗教一样，起源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不同的哲学之所以不同，主要在于它们对终极关怀问题的不同的回答方式，而这些回答方式的不同当然有文化、历史等各方面的因素。所以从“根”上追溯，需要“还原”到不同哲学赖以形成的“土壤”——不同文化的“生活世界”。因而，不同哲学之间的影响既可能源于不同的生活世界相互之间的影响，也可能是因为不同哲学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影响了生活世界。如前所述，我们正处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样性的时代，也可以说是“混合文化”的时代，而所谓“混合文化”乃是不同文化之间“视域融合”的结果。仅就哲学而论，其发展不仅根源于不同文化“视域融合”因而意义重叠交汇的“生活世界”，同时也是不同哲学之间“视域融合”的产物。正因为如此，比较哲学理应有其广阔的发展空间。

因此，开展关于比较哲学的深入研究，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就现状而言，由于学科的划分，哲学下属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等八个二级学科各行其是，壁垒森严，即便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也是各说各话，即使使用的是同一个哲学概念却也往往各有各的含义。而实际上，中国哲学的研究已经不可能离开西方哲学的参照系及其概念和方法，而在中国研究西方哲学的目的亦主要不是为西方哲学作贡献，而是为了中国哲学的发展。简言之，当代中国哲学具有比较哲学的性质，然而由于缺乏自觉性，学者们往往画地为牢，自我限制，虽然因其细致入微有可能提高“技术含量”，但却也掩盖了哲学的作用与功能。在我看来，比较哲学有助于破除学科壁垒，跨越学科界限，使哲学面对当代社会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本文以“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如何可能”为题，但是尚未获得充分圆满的答案。我在此只是提出以“视域融合”作为解决问题的原则，以回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哲学理论能否通约、不同文化之间是否可以相互理解，以及如何化解我们与所阅读的文本之间的“间距”、不同的文本之间的“间距”尤其是不同哲学之间的文化“间距”等问题。简言之，对话不是放弃自己的立场或者强化自己的立场，而是谋求相互之间的沟通。文化虽然不同，哲学形态尽管相异，但是对话无论如何是可能的，因为我们的时代是“混合文化的时代”。比较哲学所要做的，正是不同哲学之间的“视域融合”。

注释：

①②③参见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第109、113、10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④参见罗蒂：《混合文化中的哲学》，载《求是学刊》，2006(3)。

⑤转引自江怡主编：《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第38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⑥转引自江怡主编：《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第296页。

⑦⑧⑨L·斯维德勒：《全球对话的时代》，第1、3、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第13篇

1、我国素质教育和新课程改革明确强调，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的过程中必须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将更多丰富化、多元化的教学内容与学生的自主实践相联系，通过学生学习的合理互换来引导学生，鼓励学生，保证学生产生源源不断的学习动力。其中，人文情怀与小学教育之间的完美融合符合素质教育的实质要求，对实现学生学习能力及学习水平的综合提升意义重大，在开展教学实践活动之前．老师需要注重细节要素的深人分析及研究，明确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以此来实现有的放矢和针对性的教学。

2、从上文的相关分析不难发现，人文情怀与小学教育的结合对学生的良性成长和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小学生正处于个人学习和成长的黄金阶段，对老师非常依赖，有的学生以老师作为个人学习和实践的榜样，对此．教师需要在坚持以人为本教育理念的前提下，将更多的人文要素以及情感因素融人课堂环节，充分地体现人文情怀的引导作用，保障课堂教学的活力以及积极性。

3、为了充分发挥人文情怀的？要引导作用及优势，教师首先需要掌握正确的应用方法，积极挖掘学科教学之中的人文资源，以此来选择相应的教学形式及内容，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其中，人文情怀培养条件的分析非常有必耍，教师笛要将人文情怀与课程教学资源相融合，丰富人文资源和教学资源，让学生在潜移默化的感知过程之中与老师进行互动和沟通。

4、其次，学校要关注教师人文素养的培养及提升，给予教师更多自主学习和提升自我的机会，个人也耍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分析人文教育这一重要教育资源的使用要求，在不断学习和提升的过程之中借鉴他人的优秀做法和经验，积极地将人文情怀融人学科教育实践活动中。在课堂教学实践中，教师也需要充分体现人文情怀的重要作用，呵护学生的成长，将创造性的教育方式和实践教学落到实处，对学生进行适时的引导，以此来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及水平，保障教学的针对性与合理性。

（来源：文章屋网 ）

第14篇

近二十年，一些研究者[1]试图把社会认知思想引入到对学习不良儿童的研究中。一方面，从基本心理过程障碍和社会信息加工过程障碍这“两种认知过程障碍”全面探索学习不良的认知发展，另一方面，强调以认知的范式推进学业不良儿童的研究，来理解其学业和社会性发展困难的深层心理机制。这样做的结果既导致了对学习不良儿童研究在内容上的拓宽，也导致了对学习不良儿童在研究方法上的革命。特别是后者，是非常有意义的，它使得我们不再停留在对学习不良儿童特性的描述性归纳，可以深入分析这种“特性”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其深层动因是什么。Dodge等人提出的社会信息加工模型认为，社会信息加工就是儿童在社会交往中对各种社会性刺激，如他们的表情、动作、话语等赋予意义，并据此决定如何做出反应的过程。受欢迎的儿童或一般的儿童比被拒绝的和被忽视的儿童对意图线索的识别更准确，后者常误以为他人的意图是敌意的，而采取相应的攻击或退缩行为[1]。周宗奎等人以访谈法考察儿童在社交问题解决策略上的发展特点，发现不同年级、不同社交地位的儿童在解决社交问题上的策略上有着不同的特点[2]。正如有人所推测的那样，学习不良儿童只所以出现更多的心理行为问题，如违纪、焦虑、攻击等，可能是由于学习不良儿童在社会知识的恰当运用、社会知觉技能及角色获得技能上存在缺陷或消极偏好所造成的[3]。而社会知识从某种意义上看，正是关于人的知识，关于人的心理的知识。儿童社会认知能力的低下，也正是因为心理理论的贫乏。

从这个意义上看，当我们以社会认知的范式推进对学习不良儿童的研究时，发现这可以与当前儿童心理理论的研究形成某种互补：一方面，通过对学习不良儿童这一特定对象的研究，心理理论研究领域可以把对象范围扩展到学龄期和青春期；另一方面，儿童不断发展的心理理论是在不断地影响着其社会认知和社会行为的，我们可以从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视角，加强对学习不良儿童社会认知发展乃至社会性发展特点的深层次理解。我们假设认为，学习不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滞后与他们的社会认知能力发展滞后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从内部机制上看，这种滞后可能是由于他们还不能以较为理论化的心理知识来辨析和整合各种社会性刺激。与学习优良儿童相比，他们可能还未形成与其年龄相应的观点采择能力，还不能站在别人的角度来解释和反应某种社会情境。根据Gnepp和Chilamkurti的观点[4]，10岁左右的儿童在根据一些稳定性的因素如人的特质进行社会判断和归因上已经出现了较大的进展，但是我们认为学习不良儿童在社会信息加工过程中，可能难以注意到这些重要的社会线索，从而无法把这些线索同特定的情境结合起来，难以对人们的行为做出准确地预测与解释，从社会信息加工的结果来看，他们无论是在生成反应和评估反应的数量和质量上，都可能不如学习优良的学生。

2方法

2.1被试

从温州两所一般小学四年级中抽取学习优良和学习不良两类儿童。学习不良儿童的入组标准是：语文、数学两科平均成绩处于全班下十个百分等级分数以内(10%)，班主任明确评定其为学习不良，采用瑞文标准推理测验(CRT)后确定其智力正常(IQ≥90），没有明显的躯体与精神疾病。学习优良儿童的入组标准则为语文、数学两科平均成绩处于全班上十个百分等级分数以内(10%)，班主任和任课教师一致认同其学习优良。两组学生各36名，共72名学生参加了本次实验。

2.2设计与步骤

设置两种连续性的故事情境，采用结构访谈法逐个给被试讲述故事情境，并根据预先设计的访谈提纲提出问题，要求学生作出回答。

本实验采用儿童类别（学习优良／学习不良）、主人公特质线索（有／无）以及故事情境（难题情境／求助受挫情境）的混合设计。其中，儿童类别和主人公特质线索为组间变量。故事情境包括同一主人公遭遇难题情境和求助受挫情境。两个情境具有前后连续性。以求助受挫情境为例：

“……小明想了想，又看了看教室里的同学，最后拿着作业本来到小光的旁边，向他请求帮助。小光也正在做数学作业，他接过小明手里的作业本一看，就扔给了小明，说：“你也太笨了，这样的题目也做不出来。我没时间，你自己琢磨去吧！”

在有主人公特质线索的故事情境中，前面加上一句对主人公有关学习状况和个性特征的简要描述。如，“小明是一个很害羞、内向的孩子，他的数学学得不好，作业经常完成不了。”

预先设计的访谈提纲内容包括针对故事情境的指导语和若干问题。由于我们的研究重点在于探讨不同儿童在社会信息加工过程中反应阶段的特点，所以编码阶段和解释阶段的有关问题只是作为帮助儿童回忆故事的线索，儿童的回答也不予以编码分析。访谈的主要问题如下：(1)故事中的主人公在面对这种情况时，你认为他可能会采取哪些反应？（尽可能多地列举）(2)你认为他最有可能采取哪种反应？为什么？(3)如果你是他的话，你会怎么做？在求助受挫情境中，还增加一个问题：“你认为今后他再碰到难题时，还会向同学求帮助吗？”在上述问题的回答中，我们主要采集的是以下方面的资料：(1)面临难题情境和求助遇挫情境时的反应策略数量（说出一项可能性反应记1分）；(2)反应策略的质量（可以理解为策略的变通性，如“问老师”、“问同学”、“回家问父母”等几种反应性质相同，只记1分）；(3)提出主人公最有可能的反应及其理由；(4)对主人公今后行为的预测；(5)自我估计。

担任访谈任务的主试为教育系本科学生，且全都经过专门的培训，统一指导语和表达方式。助手对学生的回答进行书面记录，整理后进行量和质两种分析。有关数据全部采用SPSS10.0forwindows进行分析。

3结果分析

3.1儿童对两种情境反应生成策略的数量和质量分析

ANOVA分析表明，学习优良儿童和学习不良儿童在难题情境中所提出的可能性反应的数目没有显著性差异(F[,(1.68)]=3.051,p＞0.05)，但是在反应质量上，即反应的变通性上，儿童类别的主效应极为显著(F[,(1.68)]=35.809,p＜0.001)，学习优良儿童显著地优于学习困难儿童。特质线索对儿童的反应数量和质量都没有显著影响(F[,1(1.68)]=0.062,p＞0.05;F[,2(1.68)]=0.822,p＞0.05)。儿童类别与特质线索两个变量在反应数量和质量上都没有显著的交互作用(F[,1(1.68)]=0.062,p＞0.05;F[,2(1.68)]=1.611,p＞0.05)。另外，在求助受挫情境中，儿童类别变量在反应数量和质量上的主效应都很显著(F[,1(1.68)]=9.598,p＜0.01;F[,2(1.68)]=23.888,p＜0.001)，学习优良儿童显著地优于学习困难儿童。特质线索变量仍然没有发现显著主效应(F[,1(1.68)]=3.455,p＞0.05;F[,2(1.68)]=0.197,P＞0.05)。儿童类别与特质线索也没有显著交互作用(F[,1(1.68)]=0.171,p＞0.05;F[,2(1.68)]=0.022,P＞0.05)。

3.2儿童对难题情境的加工反应特点

统计整理儿童对主人公在难题情境中的最有可能的预测时发现，儿童一般会认为主人公可能会选择向人求助、看书或查资料、欺骗（抄他人作业等）、独立思考、放弃、组合等。相比而言，学习不良的儿童大多倾向于认为主人公会向人（老师、同学、家长等）求助；而学习优良的儿童在看法上却较为分散，倾向于认为主人公不直接向人求助的比例占了大多数(61%)，卡方检验发现两者存在显著性差异(X[2,(4.72)]=10.735,p＜0.05)。在儿童所阐述的理由中发现，儿童对主人公行为的预测一般都基于主人公特质（如“小明很内向很害羞”）、情境（如“教室里有很多同学都在做作业，所以他们是最方便的”等）、社会赞许性（如“老师说过好学生就应该独立思考”等）、行为结果（如“别人也不一定知道，问他们说不定还会被他们笑，还是自己再想想看吧”）等因素。学习优良的儿童大多是从主人公特质(33.3%)和特定情境(41.7%)的角度做出对主人公行为的预测，学习不良的儿童大多是从行为结果(47.2%)和社会赞许性(25%)的角度做出的对主人公行为的预测，两者存在极显著差异(X[2,(3.72)]=16.478,P＜0.01)。当儿童进行自我预测时，学习优良的儿童有半数认为自己会采用组合策略，即“先…然后…”的方式来应对这种情境，而学习不良的儿童多数还是认为自己会采用向他人求助的策略(66.7%)，两者存在显著差异(X[2,(3.72)]=21.013,p＜0.001)。在考察特质变量时，发现有特质线索组和无特质线索组在预测主人公可能性反应以及理由阐述上都存在显著性差异(X[2,1(4.72)]=15.598,p＜0.01;(X[2,2(3.72)]=21.448,p＜0.001)，有特质线索组的相当部分儿童认为主人公会放弃做这道题目(30.6%)，他们在阐述理由时也更加强调了特质因素(44.4%)；两组儿童在自选策略上没有显著差异(X[2,(3.72)]=4.105,p＞0.05)，大多认为自己会采取向他人求助的方式。

3.3儿童对求助受挫情境的加工反应特点

在求助受挫情境中，统计整理儿童对主人公行为可能性预测时发现，一般认为主人公可能会出现情绪性反应（如“他被气哭了”或“他很生气”等）、过激行为（如“他会骂小光，然后和小光打起来”）、退缩缩行行为（如“他会脸红，然后自己回到座位上”等）、理（如“他会去找老师”）等。学习优良与学习不良的儿童在最有可能行为选择上存在显著性差异(X[2,(3.72)]=9.274,p＜0.05)，学习优良儿童的优选顺序依次为退缩行为(36.1%)、情绪性反应(27.8%)、理(22.2%)和过激行为(13.9%)，学习不良儿童的优选顺序则依次为情绪性反应(47.2%)、过激行为(25%)、理(19.4%)和退缩行为(8.3%)。在所阐述的理由中，儿童一般基于主人公特质、情者或刺激、行为后果（如“还是先完成作业要紧”或“老师会批评小光的”、“别人会帮助小明的”等）等因素，学习优良儿童的优选理由顺序依次为情境或刺激(50%)、主人公特质(30.6%)、行为后果(19.4%)，学习不良儿童的优选理由顺序为情境或刺激(72.2%)、行为后果(22.2%)、主人公特质(5.6%)。两者存在显著性差异(X[2,(2.72)]=7.752,p＜0.05)。以特质线索为变量的考察发现，在有特质线索的情况下，儿童比较多地强调了退缩行为(33.3%)、情绪性反应(30.6%)和理(25%)，而无特质线索使得儿童更多地选择了情绪性反应(44.4%)和过激行为(27.8%)，两组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X[2,(3.72)]=8.097,p＜0.05)；在理由阐述上，无特质线索组的儿童以强调情境或刺激线索为主(80.6%)，而有特质线索组的儿童在强调情境或刺激因素的同时(41.7%)，也强调了特质因素(36.1%)，两组之间存在极显著差异(X[2,(2.72)]=17.521,p＜0.001)。在问及主人公在今后还会继续向同学进行学业求助时，学习优良儿童和学习不良儿童也有显著性差异(X[2,(2.72)]=10.613,p＜0.01)，学习优良儿童在回答“会”、“不会”、“很难说”等三种可能性上人数均衡，而学习不良儿童却更多地认为主人公还会继续向他人求助(63.9%)；特质变量的两个水平的无显著性差异(X[2,(4.72)]=0.742,p＞0.05)。当问及“如果换了是你，你会怎么做”时，儿童类型变量的两种水平以及特质线索变量的两种水平都无显著差异(X[2,1(3.72)]=2.858,p＞0.05;(X[2,2(3.72)]=3.755,p＞0.05)。4讨论

在本研究的难题情境中，两类儿童没有在反应数量而是在反应质量上出现显著性差异。这一结果虽然与假设有一定出入，但却与俞国良等人的研究结果颇有相似之处[5]。该项研究发现，不同年级儿童对情境的反应数量也没有显著差异，但是随着年级的升高，儿童所产生的反应计划更富有策略，更有效。在本研究中，尽管学习不良儿童在难题情境中所提供的反应策略从数量上也相当可观，但是由于他们把“问同学”、“问老师”、“问父母”等同一性质的反应各作为一种独立的策略，使得他们的反应质量与学习优良儿童相差甚远，这也正是说明了学习不良儿童思维灵活性和变通性的缺乏。在求助受挫情境中，学习优良儿童无论是在反应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优于学习不良儿童，可能是基于两种原因：其一，是由于求助受挫情境比难题情境在情境的刺激性、冲突性上更强，从而使学习不良的儿童在反应策略上更加固着于特定情境，从而影响了思维的流畅性；第二，学习优良儿童对主人公特质线索的普遍注意，拓宽了他们的反应生成思路。

根据Selman的观点采择发展模型，10～12岁儿童处于相互性观点采择阶段，此时儿童应能考虑他们和自己的观点，能够以一个客观的旁观者的身份来解释和反应[6]。在本研究中，特质线索虽然没有对儿童生成反应的数量和质量直接造成影响，但是在两种情境中，无论是让儿童判断主人公最具可能性的反应，还是让儿童阐述这种判断的理由，以及预测主人公的后续行为，它都与儿童类型发生了某种交互作用。即学习优良儿童更多地注意到主人公特质，并认为这种稳定特质会影响个体的行为，从而倾向于做出与主人公特质相符的行为的判断；学习不良儿童则基本上忽略了这一重要线索，他们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情境上，在对主人公行为预测时投射了自我的主观想象。从表3可以看出，学习不良儿童对主人公行为的预测和对自己可能行为的估计何其相似。相反，学习优良的儿童却在自我估计中出现了相当多的组合行为策略。即他们的社会信息加工能力突破了非此即彼的水平，认识到各种反应策略有可能出现的成功和失败的两种结果，从而预备了第二方案，以求最终达成目标。两类儿童在社会认知能力上的这一差别，就直接导致了在社会信息加工过程中编码、解释、搜寻反应、反应评估和执行反应等阶段上的差别。上述现象使我们更加有理由相信，儿童在社会交往中对各种社会性刺激赋予意义并做出反应的过程，是依赖于某种不断建构的心理概念和心理原则的。深入分析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有助于进一步揭示儿童社会信息加工的内部机制。

社会刺激的性质不同将会对儿童的社会信息加工过程产生影响，这一点，已经在许多研究中得以证明[5,7]，在本研究的难题情境中，儿童并未体会到明显的社交冲突，可以理解为一种相对模糊的情境，而它更容易使儿童在社会判断中出现自我投射，从而也就较明显地反映了儿童自我意识的发展水平；而求助受挫情境是一种典型的社交冲突，应付这种冲突的策略不仅体现个体社会技能的高低，而且也带有一定的道德评价意义。学习不良儿童在社会判断中假借主人公的可能投射了自我，而在自我估计中又考虑到策略性反应的道德评价意义，反映了他们的道德判断能力与观点采择能力发展的分离。

5结论

(1)学习不良儿童在社会信息加工过程中的反应数量与质量总体上不如学习优良儿童。

第15篇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以制度为研究对象，它们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许多根本性的区别。研究两种理论的异同，在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同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理因素，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

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不过，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心理、行为特征及其对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影响的分析，对于在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情况下的企业制度和产权结构的微调，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