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思潮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当代文学思潮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特有的文流，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其发展受到政治以及社会的影响。虽然现阶段我国的文学创作风格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就现阶段的文学思潮史模式来看，还存在较多的问题亟待解决。重构文学思潮史对我国的文学发展具有很大的意义，想要促使文学思潮史持续发展，相关者在构建的时候，必须尊重文学作品本身，在充分考虑时代特点的基础上，科学的把握作者生活的社会环境。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问题分析
1.叙述方式墨守成规。对现阶段的文学思潮史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先宏观整体（不涉及社会背景、历史事件）的叙述方式是我国文学思潮史最常采取的叙述模式；再对比今夕写作的环境、背景及原因；最后分析文学作品本身”的模式，文学思潮史被圈定在这样一个固定的框架中，很难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的文学思潮史叙述模式是人们经过长时间总结、归纳出的既定模式，是前人叙述思路的模板，具备一定的先进性。然而正是这种“先进因素”的存在导致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叙述方式仍然建立在现有的文学思潮史叙述基础上，难以有所创新和突破，继而严重的限制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拓展与发展。
2.思考方式、思维模式缺乏创新。因为编写文学思潮史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文学史家，这些“大家”们熟知某些时段的文学作品、文学创造理论，正是这些思维主导了他们的编著思想，使他们认为文学主体与文学形式是构成文学创造思想的两个因素，文学形式存在的意义就是服务于文学创造。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文学史家在编著文学思潮史的时候就会受到思维定式的影响。尽管20世纪文学界就已经发现了这种问题，也就解决此问题掀起了“重写文学史”的运动,然而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新的文学思潮史分析了作品的主旨、人物的形象以及文学作品的成就，然而作品的个性却被一笔带过，严重者甚至完全被忽略。
二、分析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有效措施
1.从作品的风格地位出发讨论。20世纪早期，学者们在研究文学思潮的时候总是习惯于将“作品作者”当成重点，研究围绕着作者的背景、环境展开，详细地罗列了这些内容之后才会延展至作品本身，开始分析作品的写作风格以及作品的文本形式，这样就形成了“作家中心”的写作模式，作品本身的特点、个性难以展现，文学思潮变成了舍本逐末的“架子工程”。基于以上，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关注点应被放在文学作品本身上，从作品本身出发，研究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社会影响力，充分的感悟作品内部蕴藏的意义、精神，尽可能保留作品原汁原味的思想内涵，而不是主观的、过度的、片面的“替作者”阐释作品的外部特征。例如，在论述《阿Q正传》时，应以小说的艺术成就为始论点，将讨论的重点放在讽刺、议论以及古典与文言句式杂糅方面，再研究主人翁的性格、形象，联系到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再在最后的阶段内指出小说的内涵及作者想要唤醒民族的英雄血性。
2.从宏观角度出发分类文学思潮。传统的文学思潮史研究和著作都以时间为论述的轴线，这种论述方式的优点在于条理清晰，脉络清楚，方便人们快速的查找相对应的时间、历史、事件。然而这种以时间为轴的论述模式也存在非常明显的弊端。因为太过于看重时间的先后顺序，因而极易导致社会史与文学思潮史相混淆，并最终使后者变为社会史的“复述”。因此，在构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时候，著作人应立足于宏观角度，分类文学思潮，使得文学思潮能够形成“块状结构”，继而能够专题化。例如，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应从追求作品的美学价值以及感性价值出发，利用作品内容展示历史、时代的变迁、发展，并揭示人性的发展历程，这样才能构建出完整的、科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
3.兼顾各种思潮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需要兼顾文学发展历程中的各种思潮，继而形成互补的发展生态以及呼应的叙述张力。在构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时候，应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研究作品本身上，在论述具体的某个思潮的时候，要严格的遵循历史的流动发展规律，按时间顺序描述作品，自然而然的展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而不是以论述社会史为方法创作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
4.打破文学研究中惯用的文学史概念。虽然惯用的文学史概念与文学史的论述模式一样具备某些优势，但这种优势在现阶段已经展示出了较大的局限性。因此，在构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时候，应以全面了解现有的文学思潮史概念体系为出发点,充分考虑时代背景和作者环境,然后采用全新的文学思潮史概念体系打破原有的概念体系约束，进而更加全面展示中国文化思潮史独具特色的意义和价值。
三、结束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构建离不开敢于打破现有文学史的勇气、意识，要在充分尊重作品本身，尊重时代背景、尊重客观环境的基础上，以“异文体同”思潮的概念为借鉴依据，构建专题化的文化思潮总体框架以及新的思潮史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呈现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流行线索，也才能实现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刘岚.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重构浅析[J].青年作家，2014
第2篇
一、我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存在的问题
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在叙述模式上，一直是先进行理论，后进行创作，该思维模式就是指，文学史家对某个时期的文学创作理论进行研究，掌握该时期文学创作的特点，在此情况下继续文学史的阐述。另外，现当代文学史还有另一个思维模式，就是先思想后形成，说的就是文学史家在文学史叙述的过程中，觉得文学创作工作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内容所构成，即文学形式、思想主体。因此，在现如今，现代文学史的叙述工作，该思维模式一直对现代文学史造成巨大的影响。为此，当文学史家进行文学创作时，存在固定的几种思维，第一，社会背景与文学理论紧密相连，前者可决定后者;第二，文学理论、主张、创作在同一时间形成，第三，文学创造建立在文学理论的基层上，而文学创作的形式，完全取决于文学史家的思想。进行文学创作时，文学创作者，首先对作品做全面的分析，掌握作品的主要思想、人物特征等，最后再对其中的艺术价值进行分析。文学界在80年代得到人们的重视，并有重写文学史的历史事件，即便如此，具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却少之又好，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受到先理论后创作，先思想后形式这样一个固定思维模式的影响，该思维模式忽略了文学作品本身的特殊性，文学作品已经转变成为独立存在的个体。
二、重构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有效方法
1.认识到文学思潮史重构的必要性
我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进行重构，首先要使人们对文学思潮史具有一定的认识度，掌握中国文学思潮史发展中存在的特点，并对认识到文学思潮史构建的必要性。在重构的过程中，分析古代文学思潮的发展历程，并结合当代文学思潮的情况，进行重构，保证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顺利开展，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建立在古代文学思潮史、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基础之上，为现代文学重构工作提供重要的信息，使我国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得到良好的发展。认识到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重构的意义，了解到文学思潮史在发展中具有长期性、整体性两大特征，为此，在文学思发展中，要将文学思潮史质量放在第一位，对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鼓励当代人积极参与到文学思潮史的重构工作当中。
2.进行文学思潮分类工作
文学思潮史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社会背景的影响，每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都具有该时期的特点。在传统的文学思潮史研究中，通常是从时间的角度出发，对文学思潮史进行研究，理清文学思潮的脉络。但是，该研究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时间出发进行研究，会受到历史事件的影响，将文学思潮史与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导致文学思潮史演变成为社会思潮史。在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工作中，为了预防此类问题的出现，在文学研究上要做改变，不再采纳以时间为线索的研究方式，应对文学思潮做分类，根据文学思潮本身的特点进行划分，该分类是文学思潮本身的一种类别区分。此分类方法，可将文学作品的整体结构进行优化，将文学思潮按照专题分类，分类处理后，文学思潮内在逻辑更加清晰明了，有效预防社会思潮混入到文学思潮史当中。
3.文学思潮史重构符合发展规律
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重构，需要符合发展规律，并兼顾着各种思潮，现代文学思潮分为三类，人性、社会以及审美，这三种文学思潮在现代文学思潮史的重构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兼顾文学思潮，去除时间化，避免文学思潮受到时间的制约，但是，并不可完全将时间概念所摒除，而是在文学思潮的叙述当中，对时间意识做适当的调整，使用互见性的叙述方法。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需要兼顾人性、社会以及审美这三类思潮，并顺应文学思潮史的发展规律。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重构，保证其符合文学思潮史的发展规律，意思就是在文学思潮重构过程中，要全面认识到文学思潮史的发展规律，确保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顺应思潮史的发展规律，另外，还需要对现当代文学史重构工作的实际情况走分析，结合实际情况，顺应思潮史发展规律的同时，提高文学思潮重构的质量。
第3篇
一、我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存在的问题
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在叙述模式上，一直是先进行理论，后进行创作，该思维模式就是指，文学史家对某个时期的文学创作理论进行研究，掌握该时期文学创作的特点，在此情况下继续文学史的阐述。另外，现当代文学史还有另一个思维模式，就是先思想后形成，说的就是文学史家在文学史叙述的过程中，觉得文学创作工作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内容所构成，即文学形式、思想主体。因此，在现如今，现代文学史的叙述工作，该思维模式一直对现代文学史造成巨大的影响。为此，当文学史家进行文学创作时，存在固定的几种思维，第一，社会背景与文学理论紧密相连，前者可决定后者;第二，文学理论、主张、创作在同一时间形成，第三，文学创造建立在文学理论的基层上，而文学创作的形式，完全取决于文学史家的思想。进行文学创作时，文学创作者，首先对作品做全面的分析，掌握作品的主要思想、人物特征等，最后再对其中的艺术价值进行分析。文学界在80年代得到人们的重视，并有重写文学史的历史事件，即便如此，其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却少之又好，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受到先理论后创作，先思想后形式这样一个固定思维模式的影响，该思维模式忽略了文学作品本身的特殊性，文学作品已经转变成为独立存在的个体。
二、重构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有效方法
1.认识到文学思潮史重构的必要性
我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进行重构，首先要使人们对文学思潮史其有一定的认识度，掌握中国文学思潮史发展中存在的特点，并对认识到文学思潮史构建的必要性。在重构的过程中，分析古代文学思潮的发展历程，并结合当代文学思潮的情况，进行重构，保证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顺利开展，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建立在古代文学思潮史、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基础之上，为现代文学重构工作提供重要的信息，使我国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得到良好的发展。认识到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重构的意义，了解到文学思潮史在发展中其有长期性、整体性两大特征，为此，在文学思发展中，要将文学思潮史质量放在第一位，对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给子大力支持，鼓励当代人积极参与到文学思潮史的重构工作当中。
2.进行文学思潮分类工作
文学思潮史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社会背景的影响，每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都其有该时期的特点。在传统的文学思潮史研究中，通常是从时间的角度出发，对文学思潮史进行研究，理清文学思潮的脉络。但是，该研究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时间出发进行研究，会受到历史事件的影响，将文学思潮史与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导致文学思潮史演变成为社会思潮史。在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工作中，为了预防此类问题的出现，在文学研究上要做改变，不再采纳以时间为线索的研究方式，应对文学思潮做分类，根据文学思潮本身的特点进行划分，该分类是文学思潮本身的一种类别区分。此分类方法，可将文学作品的整体结构进行优化，将文学思潮按照专题分类，分类处理后，文学思潮内在逻辑更加清晰明了，有效预防社会思潮混人到文学思潮史当中。
3.文学思潮史重构符合发展规律
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重构，需要符合发展规律，并兼顾着各种思潮，现代文学思潮分为三类，人性、社会以及审美，这三种文学思潮在现代文学思潮史的重构工作中其有重大意义。兼顾文学思潮，去除时间化，避免文学思潮受到时间的制约，但是，并不可完全将时间概念所摒除，而是在文学思潮的叙述当中，对时间意识做适当的调整，使用互见性的叙述方法。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需要兼顾人性、社会以及审美这三类思潮，并顺应文学思潮史的发展规律。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重构，保证其符合文学思潮史的发展规律，意思就是在文学思潮重构过程中，要全面认识到文学思潮史的发展规律，确保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顺应思潮史的发展规律，另外，还需要对现当代文学史重构工作的实际情况走分析，结合实际情况，顺应思潮史发展规律的同时，提高文学思潮重构的质量。
第4篇
外国侵略者在给中国带来坚船利炮的同时，也给文学领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之后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这就为中国传统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碰撞创造了条件，这种情况下创作出来的新文学总能看到外来文化的影子。“时期”的文学革命思潮、左翼文艺思潮等都与外来文化有直接联系，就连我国传统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也在外来思潮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五四”可以算作现代文学思潮的正式开端，这一文化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巴黎外交的失败，在列强的侵略之下许多有思想的中国人开始寻求反抗侵略的救国之路，“以笔代刀”在思想层面为人们提供思想指导和治疗是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现代文学思潮由此诞生。
二、现代文化思潮的不同流派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是在作者的思想以及阅历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完成了，它是作者内心的反映，因此不同的作者会创作出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现代文学思潮中也产生了不同流派的作家作品，具体来说可以分为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表现主义文学思潮、象征主义文学思潮，此外还产生了创造社、新月派、左翼文学思潮、等不同的文学流派，下文将做具体阐述。
1、现实主义文学思潮
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学艺术形式，它是指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对事物的认识和实际情况相一致，在把生活融入写作的过程中，不过分的夸张和渲染，它和浪漫主义的写作手法是相队里而存在的。在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是鲁迅的《阿Q正传》，作品中鲁迅通过对阿Q一系列滑稽可笑的行为，如说自己和赵老爷是本家、被打后说暗地里的谩骂、摸尼姑的头、爱看热闹、临砍头前大喊的“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折射出当时社会状态下人们的一种病态心理，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致使很多人读过《阿Q正传》会会觉得惴惴不安，总觉得在阿Q身上能找到自己的影子，具有很强的写实性。
2、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从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我们总能看到作者的个性和寄托，他们或者生性浪漫、豪放，或者在经过现实打击后选择的具有反抗性的精神，在作品中表现出大量的抒情成分，具有神秘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一文学形式的代表作家是郁达夫、徐志摩、冰心、许地山等。冰心作为现代文学中为数不多的女性作家，她的作品大多有真挚情感的流露，母爱、儿童、自然是她作品的主题。《纸船》是她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通读全诗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充满孩子气的冰心一边折着纸船一边想象自己的母亲，在最后一句中通过奇特的想象，把希望纸船能够进入母亲的梦作为点睛之笔凸显出作者浓厚的浪漫主义情怀。新月社是由徐志摩、闻一多等人创作的文学团体，他们大多是留学人士写作风格受外国文学的影响较大，在加上相对优越的生活环境，在作品中直接表现为浪漫主义的色彩。《再别康桥》是徐志摩的代表作，通过一系列环境的描写表达作者细腻的情感处理方式，表达了作者的忧伤与不舍。
3、象征主义文学思潮
象征主义文学思潮和古代文学创作中以物言志、以物言情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大都通过对一个事物或时间的描写表现出社会的主流状态，对社会的不满会作品创作的源头，在文章中或者嘲讽或者批评。提到象征主义文学思潮不得不再次提到鲁迅，在《孔乙己》中他通过对孔乙己茴香的“茴”的四种写法的描写，讽刺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酸腐儒生；《血馒头》讲述了一家为治病用馒头蘸受刑人的血的事件，表现出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认知；《狂人日记》则直指这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通过这一系列象征手法的运用，鲁迅的文学作品就像直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刀子，具有强烈的警示效果。
4、左翼文学主义思潮
左翼文学主义思潮是在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吸收借鉴之下创办的一种先进行、激进性的文学创作形式。先进性是指它一改现代文学产生以来的资产阶级倾向，把社会主义理论融入文学创作的过程之中；激进性是对社会主义在中国没有得到发展的情况下提出的一种文学形式，具有革命的倾向是左翼文学主义思潮的主要特点。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有鲁迅、萧红、茅盾、张天翼等。在《子夜》中，茅盾为我们描述了30年代的上海，在民不聊生、国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在现代化都市的上海有钱人仍然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勾心斗角等生活，深刻的表达了作者的讽刺之情。《虹》作为矛盾的第一部作品，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开始时的亢奋和激动，直至失败后的对革命的动摇、对社会的失望，甚至导致他们精神的幻灭、意志消沉的情况下并逐步走向堕，表现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的不满之情。
三、结束语
第5篇
1.学生缺少学习的兴趣以及文学感悟能力差中文专业的大部分学生并非对自身的专业感兴趣，他们为了就业也不想学习中文。以及受到应试教学的制约，中学时期很少接触到文学作品。在大学时期，学生不仅仅要忙于考试、作业、听课，还要进行各种级别的考试，这样，学生的精力不济分散，缺少专业观念，从而降低了自身的学习兴趣。尤为关键的是，在网络信息技术等的影响下，“快餐文化”充斥着学生的阅读空间，学生就缺少阅读原著的时间。鉴于此，学生缺少足够的文学想象与感受能力，他们对文本的反应常常是缺少感觉、默然、麻木，不可以争辩和讨论，不可以实现思维火花的碰撞。如此，学生的学习变得被动，从而丧失了把握文学作品的能力以及探究现当代文学的兴趣。
2.体制化的学术研究导致了文学教育的死板化目前高校的分配制度以及学术制度导致文学研究只是享受待遇津贴与获得职称的一种方式，它并非属于人们心灵与精神的一种要求。一是它跟人的感性体验相背离，二是它跟人民的生活实际相远离，仅仅成为了一种知识性的操练。如此的学术制度导致大学讲解现当代文学的教师丧失了感知文学的能力，像是目前的文学教学愿意在一些西方和本土理论的影响之下，构建一系列的知识理论视野，然而，文学本来所具备的生存世界、生命理想、审美观念、原创力、道德感、个性、经验，指挥等等却越来越消失于建构的知识体系中。可以说，空洞的文学性话语充斥在高校的教学课堂中，如此的文学教学不可以将文学固有的美感与特点显现出来，也难以实现学生审美水平的提高。
二、建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育教学的方式
1.优化传统意义上的教学模式改变教学观念作为高校的教师来讲，不仅仅应当具备较强科研能力，还应当在教学上受到学生的青睐，不然就不是一名优秀的教师。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教师常常错误地认为科研跟教学是互相矛盾的，实际上，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和互相推动的，倘若教师能够处理得当，那么就有利于教育和科研的良好发展。在教学实践活动中，教师需要以学生作为核心，而应弱化教学的讲解功能，尽量地让教师从演讲者转变成为引导者和组织者。实施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在实际应用教学方法上，能够对一系列的教学方法进行综合，像是写作练习、多文本比较阅读、实训实践、话题探讨、分组探究、课堂讲解等等，有效地统一个体学习、小组学习、集体学习，实现实践学习、讨论学习、参与学习、协作学习、自主学习、同步学习的完善与补偿，实现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最终有效地培养学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兴趣。
2.凸显分析作家的文学作品，精减“史”的线索在减少教学课时的影响之下，倘若不减少讲解的知识，那么仅仅是太过肤浅。为此，对讲解的知识精减至关重要。而如何精减呢？这就需要使通常作家文学作品的讲解，以及文学论争、文学思潮、文学史知识等的讲解减少，凸显关键性的文学作品、文学论争、文学思潮、文学现象，如此教授不仅仅能够使课时减少，而且还能够使学生在获取感性认知的过程中清楚地把握当代文学的流变历程以及整体风貌。、
第6篇
英文名称：Modern Literary Magazine
主管单位：四川省作家协会
主办单位：四川省作家协会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四川省成都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6-0820
国内刊号：51-1076/I
邮发代号：62-173
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1982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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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
（一）原著文本与改编电影的比较研究
文学与电影的联姻主要体现在电影对文学文本的改编。传统的电影改编强调对原著的忠实再现，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可简单地归结为图像语言对文字语言的置换，这也是两种不同的叙述模式之间的转化。改编过程中两种艺术内在的差异性更能引起大众舆论和文艺评论的关注。从写作学的角度来看，影视图像是对文学文本的二度创作。现如今，“电影改编不再是仅仅发挥其普及经典阐释文学原著的功能，也不再仅仅是选‘电影性和文学性的小说’或‘能够充分电影化的作品’来改编，它的外延与内涵都扩大了。”[1]新世纪的电影作品没有止步于再现原著，而是在改编过程中较多地突显编剧和导演的个性化解读及创作。例如张艺谋改编自严歌苓同名小说的电影《陆犯焉识》，只选取了小说最后30页的内容。影片在叙事手法上是张艺谋式的，淡化情节和主题，长于场面的营造、情感的煽发、色调的渲染。因而使得改编后的影片留白较多，减少了必要的情节过渡、交待和发展，给观众更多的艺术想象空间。而小说《陆犯焉识》是通过主人公陆焉识在残酷的动荡岁月里的命运变迁，控诉了政治环境对人性的摧残和异化，歌颂了知识分子对于正直、良知、责任的坚守以及自由的追寻。改编后的影片，在情节上成了原著的删减版，在主题上对于历史的反思和自由的追寻均被弱化，观众的聚焦点被转移到了时代变迁中爱情和亲情的思索上来。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影视剧改编成为大部分作家创作作品和扩大影响的潜在梦想，因而使得文学文本具备了鲜明的影视化特征。电影艺术镜头式的叙事语言、强烈感官刺激的象征符号、故事情节的强化等等都对当代文学写作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而言，电影改编是对原著作品的阐释和批评，它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接受和批评方式。因为电影制作者“在电影剧本写作、电影拍摄甚至后期制作的过程中对原著所做的选择、删减、增加甚至变形都体现了一种完整意义上的批评方式。”[2]我国关于文学与电影的跨学科研究长期局限于原著文影视与舞台艺术本及其改编电影的相似与差异性的比较，这包含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的研究。比如李欧梵的《文学与电影改编》、张宗伟的《中外文学名著的影视改编》、魏韶华的《从小说到电影——19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名著电影改编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反思》等。学术界也有针对个体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的专题研究，比如《刘震云小说的影视化研究》《麦家小说影像化研究》《严歌苓小说与影视改编互动关系研究》等。总体说来，对小说与电影改编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在具体的文本细读、改编的理论研究以及改编差异性的原因分析等问题上似乎稍有欠缺。并且从研究对象出现的时间上来看，主要是集中在新世纪以前的小说文本与改编作品的比较研究。新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如张爱玲的《色戒》、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麦家的《风声》等纷纷被搬上荧幕，其中不少是对文学原著再创造的精品。然而与此相关的研究在数量上较之新时期电影改编的研究要匮乏得多，研究观念和方法也较为陈旧，往往是从叙事学的角度探讨文学与电影的结合与背离。今天，我们的研究应当从电影对文学的二度创作的角度出发，突破传统的文学文本与电影作品在主题、情节、结构、意义、风格等方面异同性的浅层比较，而应当深入挖掘改编的规律及美学意义、差异性产生的原因及衡量改编成败得失的标准等等。我们既要关注新世纪以来具体的电影改编现象，也要注意抽象改编理论的探求，从而更好地指导电影改编实践。
（二）电影及其改编小说的比较研究
新世纪以来，畅销小说改编成电影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而热映的电影改编成小说这种反向发展的模式也逐渐盛行起来。如周杰伦为自编自导自演的两部电影撰写的同名小说《不能说的秘密》和《天台》。这种改编力求忠实于原著，不颠覆受众原有的观影印象，因而创作空间不大。根据电影改编小说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文学语言对影像语言的转换上。倘若小说的语言缺乏表现力和感染力，便难以复原影片所营造的画面感和情绪感，往往沦为品质低劣、缺乏营养的“快餐文学”。小说《被偷走的那五年》的作者八月长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影视改编小说并不容易，“镜头语言和文字语言存在巨大的差异，电影中许多灵动的情节和细节落在纸上会失掉三分颜色，把具体的画面与声音转化为富有想象力的文字，这样的再创作其实相当吃力不讨好。”电影及其改编小说的比较研究，由于研究对象较少，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我们可以把电影改编小说纳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新型创作现象中加以研究，比如可探讨电影改编小说的创作原理、叙事特点、改编质量的评价标准等等。
二、突破“改编式”研究套路的探索
除改编原著之外，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对于电影作品的创作灵感、主题内涵、叙述策略等方面影响的研究尤其匮乏。因此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与新世纪电影的互动研究仍有进一步开拓发展的空间。
（一）非改编原著与电影的比较研究
即跨越性地比较电影改编原著之外的文本和电影在主题内涵和艺术形式等方面的异同。这并非是基于感性认识、生硬地建立二者的联系，重点突出的是二者的借鉴和承继关系，从而实现不同艺术形式间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聚焦于新世纪电影的研究相当的匮乏。苏州大学章颜在2013年完成的博士毕业论文《跨文化视野下的文学与电影改编研究》中通过比较歌德的诗剧《浮士德》、黑泽明的名作《生之欲》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探讨了文学和电影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对话。这是近年来，少有的突破“改编式”研究套路的实践性探索，这对我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内探讨非原著文本与新世纪电影的交流互动给予了宝贵的启示。比如我们可以对小说《爸爸爸》与电影《杀生》进行比较研究。《杀生》的导演管虎在接受访谈时称韩少功的小说《爸爸爸》中的傻子形象（丙崽）乃是影片主人公牛结实的创作灵感来源，影片“也有寻求某种精神之根的意思”。[3]可见，影片与这部“寻根文学”的代表作有着强烈的思想共鸣。两者都继承了鲁迅国民性寻根的创作思维，既赞颂了包含于民间文化中的民族优良品质，又批判了潜藏于传统文化心理中的国民劣根性。通过两者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建构起新世纪电影作品与上个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思潮”沟通的桥梁，甚至可以上溯到鲁迅先生开创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影响至深的一个思想母题——批判和改造国民劣根性，使得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比较在建构健康的国民性，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这一方面找到了契合点。
（二）电影作品蕴含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的解读性研究
第8篇
英文名称：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1001-6368
国内刊号：11-1068/I
邮发代号：82-325
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1987
期刊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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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
浙江工商大学文艺学学科组建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现有教学与研究人员12名。其中教授5人，具有博士学位者9人。经过10多年的发展，该学科已成为一个富有学术生气且在某些研究方向上颇具特色的学科。2002年以来，学科成员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学术月刊》《文艺理论研究》《文艺争鸣》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教材）16部，主持省部级以上研究项目22项。目前，已形成文艺美学、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三个主要研究方向。
文艺美学研究方向以本校“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为平台，以哲学建设为基础，打通美学、文艺学和文艺批评，最为突出的是提出了“本体性否定”学说，已逐步建立起具有原创性意义的“否定主义”理论体系，并在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实践上产生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广泛而重要的影响。该学科学术带头人、理论家和批评家吴炫教授，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致力于“否定主义”研究，迄今已近20年。其代表作《否定主义美学》《新时期文学热点作品讲演录》《中国当代思想批判》《中国当代文学批判》《中国当代文化批判》《否定本体论》《穿越中国当代思想》《穿越中国当代文学》《否定与徘徊》等10余部著作和200余篇论文，在探讨区别于西方、也区别于传统的当代中国文史哲原创性理论方面，以其思维方法的开拓性、诸种理论观念的独创性以及介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问题的有效性，引起学术界的较大反响和关注。其主编的《原创》《中国视角：穿越西方现代美学》丛书也获得学界广泛好评。吴炫教授的科研成果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逾百篇。中国期刊网统计的针对该理论的社会评价、引用和运用文章已近400篇。“本体性否定”不仅打通了文、史、哲，而且以其原创品格和鲜明的“中国问题”意识，不仅获得学界越来越多的认同，而且也影响了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相关实践。在其影响下，汤拥华博士以现象学美学为中心，对西方近现代美学的先验逻辑进行批判性研究。其博士后研究课题《中西比较与“中国生命美学”的生成――对宗白华美学思想的批判性考察》，学术专著《西方现象学美学局限研究》等问题性研究成果，通过中西文论的视阈交融和哲学与批评的两极拉动来激发美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活力，从而有效地介入当代文化语境，受到学界的肯定性评价。
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方向侧重于将西方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西方文学的研究，即在形形的西方文学理论中，寻找生命美学和生命哲学理论方法的不同侧重面并加以综合运用，并从西方文学活动的各个方面来考察人的多层面的生命现象，从而寻求文学活动中人类寻求完美的不懈的探索动向。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该学科研究人员就对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关于文学活动中的人的生命现象的研究投入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雷体沛教授出版有专著《艺术――生命之光》《存在与起：生命美学的导论》《西方文学初步》《艺术与生命的审美关系》，发表有《寻找与追求――西方近代哲学美学中的生命本体论》《发现与寻找：西方现代哲学文化中的生命本体论》《荒诞派戏剧对时间秩序的超越》《从生命的现实境遇看西方艺术的发展》等50多篇论文；朱鹏飞博士亦有《在绵延中寻找美：柏格森美论述评》《艺术是时间的造物：浅析柏格森的“艺术时间”观》《浅谈对康德“美在形式”说的误读》《从“美的理想”“技巧中的自然”到“美的规律”》《主旋律艺术与开放道德》等重要论文10余篇。这些专著和论文皆从西方文学及艺术活动的各个侧面，乃至中西方文学艺术现象中人的审美活动作了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的研究，其视角独特并有创见。本方向上的研究实力得到学界的认同，研究成果多被权威学术刊物转摘或转载，显示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较之西方的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理论，其研究更注重于对西方文学及艺术活动中的人的状态、心理、情绪、意愿和生命理想等多层面的把握。对西方文学给予了各个方位生命现象的解释与揭示，致力于人的存在与发展意义的探索，即从生命与文学关系的探索中来揭示生命的全部意义，使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具有了新的视角和崭新的方法。这种包括把现代人文学科在内的生命哲学与生命美学延伸到西方文学理论并运用于西方文学的研究领域，使西方文论在学术空间上更为广阔和深入，也为我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新的思考方式。
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方向有两个研究向度：一是在广泛研究中国作家、作品与文学思潮的基础上，从文化学的角度考察文学的文化内涵，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即是在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层面上研究中国文学的文化承继性及其价值，从文学发生学层面上拓展了文艺学的研究领域。二是在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艺术发展史以及文化现象的基础上，探讨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目前已有较为丰硕的成果。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在文艺研究领域受到高度重视。本学科研究人员将中国文学研究同传统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在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区域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近年来，除在《文艺研究》《江汉论坛》《文艺争鸣》等多种权威刊物和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外，还有学术专著和一系列有特色的研究项目，成果丰硕。诸如，罗昌智教授的专著《20世纪中国作家与荆楚文化》；学术论文《沈从文的文化选择》《挣不脱的脐带：废名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生命意识:闻一多诗歌与荆楚文化内在精神的契合与同构》《论荆楚文化对郭沫若创作个性与心理的影响》《京派作家与荆楚文化》《论余光中诗歌的文化品格》《文化内力与精神阻隔》；研究项目《浙江新诗人与中国新诗的现代化》《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与当代政治关系研究之子项目〈中国现代作家的当代政治转型〉》《20世纪中国文学与荆楚文化研究》等都有一定影响。在中国文化理论研究方面，徐斌教授的专著《论衡之人:王充传》《永远的书圣――王羲之传》；学术论文《建安名士的人格关怀》《竹林名士对放达的把握》；研究项目《在浙江》《王充与浙江文化精神》等在学界产生重大影响。博玫教授的近现代期刊与文学思潮及文化传播研究，王丽梅博士的专著《曲中巨擘――洪N传》，研究项目《昆曲生态及新时期保存与发展对策研究》等，体现出本研究方向的学术活力。通过中国文学与文化理论的研究，探析中国文学的文化内涵，一方面求证文学的民族文化传承意义，另一方面也诠释着文化传统的现代性价值和意义。
第10篇
关键词：民间文学思潮；民间信仰；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巫术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5-0159-02
《白鹿原》中充斥着鬼魂观念、梦的预见性以及辟邪巫术风水等东方神秘的原始观念。同时又夹杂着儒家仁义、道家“无为”、顺应自然规律的生态观念。这部表现宗法制农村生活和村落家族文化的著作，掀起了新时期民间思潮的一股浪潮。
一、民间思潮的滥觞
“民间的本来含义是指一种与国家权力中心相对立的概念，是指在民族发展过程中，下层人民在长期劳动生活中形成的生活风俗和心理习惯。”①民间思潮在五四时期就已经出现，在当时以人为本的现实主义思潮和启蒙批判思潮为主潮中，民间思潮只能算是一股暗流。②“能够确认的真正自觉显现民间立场以及新的审美倾向的作家是从老舍与沈从文开始的。而1930年代《边城》的出现，标志性地显示了民间创作思潮的完成。这一创作流派，随着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的创作进一步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中发扬光大，形成了新的民间的创作思潮。”③民间文学思潮大规模地出现，应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热之后。80年代之前的民歌和样板戏是官方对民间文化的一种发掘。民歌将民间口头流传的民谣和顺口溜转化为书面创作。样板戏则是融合了民间古老说唱艺术，并将戏曲戏剧艺术推陈出新。
80年代的寻根思潮指向了民间文化中的野史、传说和神话故事，重于挖掘边缘性和地方性的文学，企图通过对民间文化的发掘重铸现代民族文化。这股思潮在80年代为中国文学的文化转型开辟了新的思路，但却走向了自身的边缘化和偏执性。大多数作家往往抓住某种民俗加以渲染，忽略对民族性的真正解剖，缺乏对现实人生问题矛盾的揭示，使得寻根文学最终走向了蛮荒僻远，在1987年寻根文学就渐入式微。
90年代至今，民间文学再一次掀起了一股浪潮。民间文学以都市民间文学和乡土民间文学为两个主要走向。都市民间文学的传统可以追溯至30年代的海派文学，特别是以描写都市生活为题材的鸳鸯蝴蝶派。张爱玲的《金锁记》展示了当时半殖民地大都市上海的百态生活。被称为张派传人王安忆的《长恨歌》应该可以算作是都市民间文学的90年代的杰出代表。民间文学思潮的另一脉，乡土民间文学影响比较大的有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及《檀香刑》和实的《白鹿原》。《白鹿原》具有史诗般的叙事风格，可以看做是白鹿两姓家族的家族史，也可以看做是陕西渭河平原地区乡村民俗的百科全集。
民间文学在学界虽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民间文化、民间信仰、底层人民生活风俗和心理习惯的挖掘，是民间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白鹿原》被称为“民间社会的挽歌”，《白鹿原》充分挖掘了中国底层人民的民间信仰，这种充满东方神秘色彩的民间信仰，使得本书具有独特的民间色彩。民间信仰被杨庆归类于佛道之外弥散的宗教，其内容大都不超出图腾崇拜、灵魂崇拜、巫术、祭祀等范畴。
二、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可以说是最古老的宗教实体，人们相信本氏族起源于某一种动植物或自然现象，这种动植物就被人们视为自己的祖先，这种动植物亦即图腾。人们将这种图腾视为本族的保护者，认为人和图腾之间有一种神秘的互渗关系，或者认为自己是由图腾转化而来，死后又会再次变为图腾。这种图腾成为世代相传的图腾神话，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崇敬它、崇拜它，后来逐渐发展到通过宗教仪式来祭祀这种图腾。弗雷泽说：“图腾保护人们，人们则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表示对它的崇敬，如果它是一种动物，那么，即禁止杀害它；如果它是一种植物，那么，即禁止砍伐或收集它。”④
白嘉轩在大雪地里发现一株绿油油的五片大小不一的小蓟，认为是传说中的白鹿。于是白嘉轩谋划出一条巧取风水地的计谋，先退后进，谋得鹿家那块风水宝地，随即给父亲迁坟。这之后，死了六房老婆的白嘉轩，终于让第七任老婆为其生了三男一女。女儿白灵死前借白鹿托梦，朱先生死后，一头白鹿飞向天空，都使人容易联想到百灵和朱先生就是白鹿的化身。朱先生是关中大儒，仁义善良，白灵反抗封建婚姻家长制度，思想先进，二者身上所赋予的思想内涵与白鹿作为被崇拜图腾之间有契合之处。甚至白嘉轩认为其子白孝文的改邪归正都是风水宝地、白鹿的保佑庇护。在这里白鹿已成为白鹿原上两族人的信仰，他们认为他们的祖先就是由一头白鹿演化而来的。
三、祖先崇拜
“鬼，人所归为鬼。从人像为鬼头，鬼，阴气，贼害”，⑤“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⑥鬼就其本义而言是对死人灵魂的称谓，在后来的演变中，由于死人的灵魂有不同的权能，故而把权力大的如族长叫做神，而把权利较小者称为鬼。后来又由于把人们的善恶分移到信仰对象上，神多为善良之辈，而妖魔鬼怪多为凶恶卑劣之徒。在《白鹿原》中，大儒朱先生犁毁罂粟、放粮赈济、只身赴乾州劝退兵总督、为丢牛遗猪的乡人掐时问卜，朱先生是一位智者、预言家、道德完人和儒家传人。朱先生临死前只剩半根黑发，死后化作一只白鹿而去。无以数计的群众跪在雪地，香蜡插在雪下，阴纸在雪地燃烧，烛光纸焰连成一片，这是原上亘古未见的送灵仪式。村民通过打幡将死者亡灵引导入坟墓。白鹿原的村民已经将朱先生视为一种神来敬奉。朱先生吩咐家人在墓砖上刻上“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折腾到何日为止”，颇有些诸葛亮预示“无力回天，鞠躬尽瘁；阴居阳拂，八千女鬼”的神奇智慧，更把朱先生的神奇之处表现得淋漓尽致。
灵魂崇拜的另一层面是祖先崇拜，民间往往通过祭祖建宗祠等仪式来强化这种民间信仰。祭祖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活动，祭祖也是人与神的联系，多为向神祈求，邀取神的恩宠。《白鹿原》全书175次提到祠堂，祠堂被田福贤和鹿兆鹏作为轮番处理对手的场所后，祠堂恢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祭祖，在列宗列宗牌位前，点上紫色粗香，全族老少诵读乡约，作揖磕头三叩首，叩拜祖宗。白孝文辱没族规与小娥通奸，也是在祠堂被抽打。白孝文和黑娃后来衣锦还乡，回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祭祖宗。在这里祭祖不仅是向祖先邀宠，期待庇护恩泽，更成为一种强化族人认同自己的仪式，也成为加强族人血缘认同的一种纽带。
四、巫术
白嘉轩第六个女人胡氏被鬼缠身，一撮毛法官坐鬼抬轿神速如风，头缠红帕腰系红带脚登红鞋抓鬼，将红布袋内的鬼放在锅里煮死焙干。这里的法官就是能操纵神的巫师。这种能操纵神灵的特殊能力就是巫术。弗雷泽提出“巫术――宗教――科学”三段论的进化模式，认为巫术产生于宗教之前，人们对超验的非正常的状况往往求助于巫术。
更厉害的厉鬼田小娥没能被法官收住，全族人造塔镇压厉鬼田小娥，是一种集体驱鬼的“巫术”。田小娥与黑娃通奸私奔，与鹿子霖苟合，设计陷害白孝文，逼死狗蛋，最终被鹿三所杀，因为没有子嗣，死后变成了孤魂野鬼。“没有后嗣，就不能获得祭祀，这样的‘鬼’在‘阴间’就得过着悲惨的‘生活’。这种鬼在空中流浪，给村里带来疾病与灾祸。因此，要举行镇抚它们的各种礼仪。”⑦小娥这一冤魂附身在鹿三身上，更被认为是白鹿原瘟疫的源头。弗雷泽提出了巫术的两条法则，其中一条是“类似法则”，认为相似的东西可以产生相似的结果。⑧例如用刀刺杀泥人像可以让真人感觉到疼痛。古印度佛教建筑塔传入中国时也译为“方坟、圆冢”，坟是用于安葬死者躯体的，经过历代的发展，塔就被赋予了镇压邪恶灵魂、镇妖怪、镇天灾的含义。
弗雷泽以巫术“金枝”命名其书，《金枝》讲述各种巫术禁忌。本文借金枝之名，以一窥民间信仰在20世纪文学的涌动，进而分析《白鹿原》中民间文学思潮的发展。
注 释：
①②③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十五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47.
④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M].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133.
⑤⑥许慎.说文解字[M].中华书局，2003.188，8.
第11篇
[关键词] 影视话语;《红粉》;当代文学;经典化
当代著名作家苏童的许多小说被改编成影视剧并引起普遍关注,其中小说《红粉》于1995年由李少红导演拍成同名电影曾获柏林电影节银熊奖,10年之后,2007年20集电视剧《红粉》热播,又对小说以影视话语的方式进行了新的阐释。在影视改编与小说文本互动的关系中,批评者尤其是一般的文学批评者往往关注小说“文学性”在改编中的“流失”,甚至对影视改编文学诟言颇多。在我看来,在当下影视和文学发展的多元背景中,这种“诟言”大大遮蔽了影视话语之于文学的功能和力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语境中,影视话语对于文学文本的广泛认知、价值阐释和经典建构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以《红粉》的影视改编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影视叙述与认知广度
“人们可以通过肉眼的视觉来看,也可以通过头脑的想象来看。而视觉形象所造成的视像与思想形象所造成的概念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反映了小说和电影这两种手段之间最根本的差异。”[1]但是,如果我们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影视话语方式对提升文学大众认知程度的作用则是非常明显的,而这一点对于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就《红粉》来说,小说《红粉》在文学界首先是作为先锋文本来解读的,经过影视改编,小说由影视叙述迅速走向大众空间,被一般读者所广泛认知。从这一现象来考察,要理解影视叙述对文学认知广度的提升效应,应该首先探讨小说《红粉》何以是一个“先锋”的文学文本。我们这里只是在先锋小说的整体叙事语境中从三个视角去指涉《红粉》的“先锋性”叙事特征:
第一,叙事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后现代文学思潮中的叙事方式。美国文艺美学家伊哈布•哈桑透视了后现代主义的审美特征,把后现代主义的本质特征归纳为“不确定性的内在性”。尽管《红粉》不能说成是严格意义上的后现代小说,但在叙事中充满了后现代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我们来关注小说的题目和两个人物——秋仪和小萼。“红粉”一词显然有着多义性和模糊性,具有多种阐释的可能,作为小说的题目命名显然意欲凸显这种“不确定性”。再从人物来说,如果在叙事中把秋仪和小萼整合成一个叙事符号,把两个人的生活都放在这个符号下演示,让一个人同时拥有两种生存可能,从而来揭示现代生存境况中的矛盾和分裂,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先锋派写法。苏童没有这样做,然而重要的是,在阅读中读者却被导向这种“先锋”叙事的设想,感知了两种叙事张力下所切分的生存状态,使整个小说的叙事视角和叙事结构向先锋小说的叙事方向游移。
第二,叙事的颠覆性。先锋派写作的文化逻辑是从反思和背叛开始的,以审视的思维实施对传统中心体制的颠覆,是一个充满反抗性的文学思潮。处在这个文化思潮中的中国先锋小说也彰显了颠覆的姿态,对传统的“合法化”做了瓦解的努力。《红粉》叙事的颠覆性集中表现在对历史和历史意义的颠覆。小说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展开叙述,从一个叙事视角打开了考察历史的角度,叙写了那个时代的特殊群体。秋仪、小萼的生命状态在叙事结构中不断被延伸,然而这种叙述又不断与时下的历史进行对话,造成读者感到小说的叙事线索不断地停顿,从而对传统意义上那个时代的经验产生质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红粉》的先锋叙事试图撕开历史的面纱,以消解价值的思维去触摸历史真实的内核。
第三,叙事语言的先锋性探索。与其他优秀先锋小说一样,《红粉》对其叙事语言也进行了先锋性的探索和运用。在叙事的顺延过程中,《红粉》的叙事语言不时形成顿挫,使读者在这种停顿中产生了密集的阅读想象,如人的真实和虚假、人与环境对峙的无奈和挤压等,从而产生了一种消解意义的冲动。这样一来,便形成了潜在文本的言说,潜在文本造成了小说文本的分裂,两种文本的互文效果也就形成了小说独特的艺术创新。《红粉》的这种语言在叙述中实现了能指和所指的分离,使读者对故事之外的时空进行思考,对潜在文本做深刻的理解。
对于大众读者而言,“先锋”小说一般是晦涩难读的,而《红粉》这样一个富含多种“先锋”因素的文本因影视话语叙述走向了大众视线,拓展了小说传播的广度,而这正是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
二、影视阐释与评估深度
接下来的问题是,影视版《红粉》是如何通过影视话语对“先锋”小说文本《红粉》进行阐释的?影视话语又是如何“改编”先锋叙事并使其走向读者大众的?这实际上直接指涉了影视话语对文学文本的阐释、评估方式。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形成了以后结构主义为中心的新叙事学。后结构主义叙事学强调阅读行为所起的建构作用,“无论阅读是怎样的客观与科学,阅读的对象总是由阅读行为所建构的。”[2]同样,我们对于影视《红粉》的感受来源于视角观赏行为。我们在观看过程中不难感知到影视《红粉》从影视的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上按照自己的话语方式努力去构建一种稳定的意义,采用的是易于走向观众的影视叙述路径,连贯性、富有吸引力和能感染人是影视叙述的重要表征。其一,影视《红粉》按时间顺序来实施叙事行为。影视《红粉》选择用时间顺序来安排场景转换和行为进程,组成了非常完整的故事情节,整体叙述是延续的,我们似乎在走进一个风尘女子的民间传奇世界,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而且明显带有“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述手法。而先锋小说却与此不同,实施对故事性的颠覆,对故事的情节、连贯性进行反讽,打破叙述的线索,以暧昧取代明晰。其二,影视《红粉》聚焦对人物的影像表现。非常明显,影视《红粉》给了人物完整并相对丰满的形象,而小说文本则淡化了人物形象,人物只是文本中的一个符号,叙事侧重表现光怪陆离的现代意识,“写人物的小说彻底地属于过去,它是一个时代的特征”。[3]在影视《红粉》的话语叙事中,秋仪的倔强、泼辣和伤感,小萼的怯弱、顺从和柔情都十分丰满地凸显出来,同时也表现了穷途末路的昔日阔少爷老浦的生活和性格,甚至连贪婪、刁蛮的鸨母和冷淡、顽固的浦老太太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三, 影视《红粉》在叙事结构中注重构建观众情感。在重视情节的影视叙事结构中,《红粉》通过营造叙事场景的氛围来构建观众的情感,使观众情感与影像叙事得到了同步演示,形成了影视作品与观众之间的亲近关系。秋仪大闹喜红楼,因小萼引发的训练营骚乱,婚宴之际小萼与秋仪相见等情节引人入胜,在曲折中把故事引向,提升了观众情感与影视叙说的融入程度。在这种影视话语叙事结构中也加入了一些让观众能够“触动”的场景氛围和细节表现,大大增强了故事性和人物形象的丰满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对应了观众的期待心理,触摸了观众情绪的敏感点,用一种感伤的情怀把观众带到影视叙事的氛围中去。而小说《红粉》却尽力破坏读者的阅读情感,用错乱和消解的方式来打破这种预设中的对应关系,从而使传统叙事意义的追求走向断裂和破碎。
正因为如此,影视《红粉》以自己的话语方式对小说《红粉》的叙事成功地进行了转换,展开了一个完整的影视文本,“使文本能够得到读者方面的理解才来安排或使用这些材料的”[4],并以自己的话语方式走进了一般读者和批评者的视线。更为重要的是,影视从接受学的角度重新对小说进行了阐释,从“大众”和“先锋”整合的维度上对小说的文学价值进行了深度评估,使小说走上了不断被阅读、反复被阐释的“经典化”之路。
三、影视话语与“经典”构建
美国电影理论家乔治•布鲁斯东指出:“小说与电影像两条相交叉的直线,在某一点上重合,然后向不同的方向延伸,在交叉的那一点上,小说和电影几乎没有区别,可是当两条线分开后,它们就不仅不能彼此转换,而且失去了一切相似之点。”[5]这是更多地从两种艺术的本体属性考察,如果从它们传播过程中的相互影响来说则大不一样了。正是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认为,当今影视话语叙述是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文学“经典化”必不可少的重要路径。
由于新时期文学的产生发展和传播影响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存在的社会组织模式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其生产、传播和接受的方式也在这种变化中发生了复杂的转换,因此,对于新时期文学的考察也出现了矛盾复杂的局面,公众空间的评判声音有效地促使文学批评充分多元化,并使对文学价值的阐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维空间。如果从媒体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中考察新时期文学的“经典化”,那么如何利用影视改编等传播媒介增强“经典化”叙述,并形成有利于彰显“经典”要素、凸显“经典”品格的传媒叙述则是新时期文学经典化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这里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影视传播媒介往往与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紧密结合,把影视话语与“经典化”联系在一起,是否会以牺牲“经典”的品格为代价?正像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阿多诺认为应对大众传媒予以深刻反思一样,国内不少学者对诸如影视改编的传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持一种否定的态度,担忧会造成“经典”品格的“沦丧”。在我看来,尽管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但从新时期文学“经典化”的实践来看,我觉得目前不是“经典”文学品格在传播中的“丧失”,而恰恰是更多“经典”及其“品格”被遮蔽、未发现,是太多的文学作品没有被阅读、被阐释、被流传和被认可,因此从接受学的角度来考察,能利用影视传播媒介让一部作品走进大众的视线,得到大众读者的阅读和认知,本身就是这部作品的幸运,而被大众读者阅读和体认正是一部作品“经典化”的必要环节,尤其在目前新时期文学“经典化”遭遇“挤压”的语境中,通过影视话语让更多的文学作品受到更多的关注,让更多作品潜在的“经典”品格浮现出来,这对于当代文学的“经典”建构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参考文献]
[1] [法]马塞尔•马尔丹.电影作为语言[m].吴岳添,赵家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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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阿兰•罗伯-格里耶.快照集•为了一种新小说[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1:95.
第12篇
关键词：先锋文学；真实观；形式实验；审美突围
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小说思潮是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变革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由于这一思潮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是80年代诸种创作现象与流动中不可忽视的文学发展过程，也是80年代求新求变的文化诉求最典型的体现，因此对先锋小说思潮进行认真地梳理、分析与评判是不无意义的。
一、先锋文学之源起
在80年代初期，作家们被政治意识形态所推动和主张的现实主义文学规范压抑得太久，对现有文学陈规的突破与反叛显得更加迫切，西方现代主义的引进带给作家们全新的艺术感受与体验，也为其寻求艺术创新提供了丰富且有益的经验；另一方面，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表现人们内心深处的痛苦与失落的思想主题与刚刚经历的中国当代作家的内心经验不谋而合，进而向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靠拢。现代派和寻根派是最早对西方现代主义进行有限借鉴的艺术探索，并且企图有所反思和超越的现代主义创作，然而这种努力都是通过表现社会现实氛围来实现的，仍然没有摆脱过去的模式，在艺术形式的创新上并无太大的进步与突破。从文学内部的发展机制来说，文学的创新仅仅体现在意识形态上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文学本身，即艺术形式的创新。因此，不管是整体的创作实践，还是创作个体的发展需求，都要求文学在艺术形式上有突破和创新，这是现代性整体框架赋予当代文学的历史使命。在这样的情况下，先锋文学思潮的出现就成为文学现代性反思的必然结果。
二、拓宽中国文学的真实观
80年代经典现实主义仍然占据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权威地位，它所主张的精神实质和创作方法仍然影响着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小说中往往出现“现实”与“文学”之间的二元对立模式，即文学从现实经验中获取创作素材，并且将这些素材加以整合、提纯，在艺术化的过程中，文学承担了发现现实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法或思想导向的责任，而复杂的现实问题似乎只有通过文学的表现才得以理清和解决。在这个二元对立模式中，文学体现出对现实强大的介入作用，而现实反过来支撑文学中的思想内涵的真实性和权威性，这种典型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二元对立模式导致了文学“真实性”单一化和绝对化。
1986年鲁枢元发表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指出当代文学在80年代后期更加关注人的情感、心理以及创作主体个人的经验与记忆。西方现代主义对人的价值、本质的思考以及对内心情感的关注，为80年代的创作思想变革提供了延伸的可能性。受此影响，先锋小说更加强调叙事主体的个体性，他们认为“真实”是个体心灵所感受到的现实，是一种精神的真实。在先锋小说家看来，只有内心所感受到的现实才是真实的，只有这种真实才能够成为一个作家创作之本。不同的创作主体所感受到的真实各有不同，这种“真实”来源于不同的心灵和感受经验，它包涵了作家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作家内心产生的意义。
残雪的《山上的小屋》描写日常生活中潜在的精神乖戾的现象，展现了人与人之间敌视、冷漠、猜疑等种种非正常关系，创造了一个超离现实的幻想世界。这种对世界冷峻怪异地描画来源于残雪本人的内心真实，这种真实是创作主体与世界或现实生活接触时所发生的隐秘的情感体验，通过荒诞化的手法再现出来。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以少年的视角展现生存环境的扭曲与世事的荒诞不经以及少年由此产生的怪异迷惑的心理意识，其背后隐含着余华对于生存环境与现实生活的独特感受和理解，是余华内心真实的体现。先锋小说拒绝再现具体却又混杂的生活经验，而是通过个体的心理机制将创作主体所体验到的、具有差异性的心灵真实进行提纯与哲理化，以此消解经典现实主义中确立的二元对立模式。先锋小说家以其独特的、前卫的创作实践拓宽并且深化了以往我们对于文学真实的认识与理解。先锋小说以其奇诡的想象力与独特的语言形式丰富了小说的创作内容，为当代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创作观念和美学范式，孵化出现实的多种可能性，显示出先锋小说独特深刻的文学史意义。
三、推进文学的自律化
基于文学内部的发展机制，文学本身就有一种艺术形式创新的要求与变革的动力，这是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必然结果。“80年代前期，关于‘文学’独立内涵的建构始终处在文学与政治的二元结构之中，‘文学性’始终是以‘反政治’或‘非政治’性作为其内涵的，文学的内涵由其所抗衡的政治主题的反面而决定。”80年代中后期“现代派”和“寻根派”已经显示出对政治意识形态反叛意识和创作思想上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和反叛性的延续与深化需要更加明确、新颖的载体。1984年翻译出版的韦勒克、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使得当代文学创作实践开始重视文学形式以及现代语言学方法的运用等观点和方法。基于诸种复杂的原因和历史语境，先锋小说思潮因其内在的现代性冲动出现在文学史上，转向“文学自身”、以大胆前卫的文体形式实验对政治意识形态之于文学的控制进行拆解和反叛，成为先锋者们的最佳选择和必然趋势。
马原的“叙述圈套”被视为早期最具代表性的文体形式实验，《虚构》中人物、叙述者以及现实中的作者被混为一谈，将虚构与真实的界限进行模糊化处理，以此体现小说的故事性和虚构性，对一直阅读经典现实主义作品的读者们所形成的阅读思维惯式进行冲击，使其获得全新的审美体验。孙甘露的《信使之函》没有人物，也不交代时间、地点、故事情节，只是将日常行为与作者极具超越性的、形而上的思想意趣进行融合，因而建立起一种新的美学范式。小说的文本形式在先锋作家那里似乎成了一个可以随意蹂躏变形的面团，作家们根据自己对于现实世界独特的理解和感悟来塑造作品，内容与形式也融合为一、不可分割。
先锋小说思潮的极端形式实验与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求新求变的文化诉求在内在本质上拥有一致性。对文学主体性的复归使得先锋作家们获得了精神写作的空前自由，文学不再是教育和宣传的工具，而是一个包含创作主体的美学实践与艺术接受者的美学体验的自足体。先锋作家们带着自己“纯文学”的理想与追求，将对文学主体性的强调付诸于形式实验的创作实践，扩展文本的诗性空间的，创作主体也因此摆脱了以往文学规范的制约。因此先锋小说思潮最大的文学史意义在于将文学视为一种纯粹的审美本体，以其形式技巧、哲理思考和诗性氛围对以往的文学艺术进行了全面的审美突围，进一步推进了文学的自律化进程。
四、先锋小说落潮之思
有些研究者以“失败”一词评价先锋小说思潮，分析原因时通常都指出其形式试验由于抽去了现实世界的意义，转向主体内在世界的情感与想象，最终走向对形式创新的刻意追求而变成毫无实际意义的文字游戏。更有学者从文化的角度指出，先锋小说是对西方现代主义及西方文化的“移植”，认为先锋小说表现的不是中国人的生活理念和生活实况，而是“一种文化幻想”。笔者认为，“思潮”是一个历史性的时间概念，任何思潮都只能兴起、发展、产生影响，却不可能永远不走向衰落。要反思先锋小说的落潮，理解先锋小说的内在精神以及“先锋”的具体内涵尤为重要。先锋是根植在人们心灵深处的一种先锋意识和先锋精神，它意味着创新与突变。“先锋”不可能永远先锋，当它所取得的突破与成就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并加以利用时，它就不再被称之为先锋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先锋小说思潮的意义就是打破文学陈规，建立新的美学范式，当这个任务完成之后，这一思潮的衰落就成为必然。衰落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失败。先锋小说以其华美的语言表达和繁复的形式主义策略，给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一股新鲜的活力，将渴望已久的艺术创新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且影响到后来的文学创作。
参考文献：
[1]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09.
第13篇
一、前言
在现当代文学教学中引入影视片段，教师通过利用学生的感官直接对事物感知，直接获得对事物的初步印象的一种教学方法，在插入影视教学的现当代文学教学中可以使学生感受生活与历史，形成感性认识，获得相关文学学习的表象，为教学活动的进一步打下坚实基础。从而有效地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活动的增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积极推进实现实践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二、学科特点
（一）形象生动。现当代文学是在大量阅读作品的基础上，使学生对作品有全面、系统而深入的了解文学历史基础知识及发展的基本面貌和基本规律，培养学生的理解阅读能力，而影视教学的运用，结合影视语言的自身特点和学生独特的文化接受心理，将教学内容视频化、图像生动形象化、缩短文学形象，让文学语言形象生动，使学生缩短了与文学历史距离及时空差距，提高了学生对文学文本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想象力，体现文学课程的教学特点，提升教学效果。有效地拓展学生的理解能力和鉴赏能力，通过强烈的视、听、感觉对比产生的冲击力激发学生的审美情感，并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二）因势利导，影视教学模式的“症候”分析。在影视教学中同样也存在着不足的地方，在实际的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中融入影视教学模式，其利弊是共存的。在文学课程的影视教学模式中，影视欣赏片段不宜过长，并且有选择性的在教学中插入影视片段。在教学中影视过长则会导致学生对在文学课以影视取代而产生依赖，认为影视欣赏就是放松教学的表现，忽略影视欣赏的本质，教师则有偷懒的嫌疑，对教学管理形成了不良之风。
在文学教学中结合影视教学，在教学上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成果，但归根到底画面和语言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在有共同之处的情况下也存在着各自的特点，在教学中语言以想象为主，而影视则是以视觉取胜，影视改编在一定程度上与原作的基本内容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在教学中影视不能成为主流代替文本，但在当前的现当代文学教学活动中，存在不少这样的现象，将影视与语言文学混为一谈，并且以画面内容代替原作精神，这正是文学课程融入影视教学模式的误区所在。
（三）影视教学的最终目的，培养实践型人才。1.有益于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在影视欣赏中，通过影视对文本改编的差异性，教师因势利导对学生进行问题意识的培养，在教学中明确设问、适时提问和渐次推进。学生可以密切联系自己对影视内容的看法提出问题并分析解决问题，观影时不能把注意力只放在演员的容貌、剧情的曲折上，而是要达到看为了学、学为了更好的看的终极目的。2.有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教师通过插入视频教学，在声音、色彩、光线等综合刺激下，引发起学生的注意调动学生积极性，激发兴奋度，产生强烈的感染力，使学生主动的参与到知识的追求和学习中，促进实践型人才的培养。3.有助于学生理解能力的提高。在文学教学中引入的视频教学模式，通过画面塑造及语言交际情景再现，使学生对特定时代的历史环境下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及时代文化特点容易理解和把握。
三、教学方法新探
视频教学通过将文学以画面的形式穿插在文学课堂教学中，是学生身临其境，以历史的眼光对文学作品急性思考和理解，更容易理解文学作品的情感，增情教学的时效性，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兴趣，通过历史再现的方式，使学生对作品的原著作者、文学想象及文学思潮流派进行思考，产生对文学学习的兴趣，进而达到文学史的教学目标。
四、将使教学模式的主要内容及意义
（一）运用影视教学模式辅助现当代文学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1.在多媒体环境下构建生动的课堂教学模式。当今，随着媒体和网络空间的不断发展，信息高度密集的形势下，现当代文学老师在课堂教学中可以充分利用学生对感性事物具有较高兴趣的特点，合理的运用影视资料，选择一些与课堂内容相符合的影视片段，在课堂进行短时间的影视播放，通过声音、画面、色彩等刺激学生的兴趣，构建丰富的课堂教学达到教学的目的；2.加强学生对生活感知深度。通过生动的课堂教学使学生增强对文学历史的感知力度，加强学生对生活的认识，帮助学生更快成长；3.树立“大文学观”的教学理念，重视“人”的文学传统。当代文学史从文学史观上来说把文学还原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构成的人的总体活动中对人的价值的认识和对人的重视，是人类历史进步的最主要动力。
（二）运用影视教学辅助现当代文学课堂教学的意义。1.能更好的发挥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主导作用。2.加强课堂教学中师生间的情感交流。3.强化现当代文学课堂的审美教育效果。
（三）在现当代文学课堂教学中运用影视教学的方案及措施。1.教学模式的重新构建，对具有独特审美价值及影响力的影视片段进行收集整理；2.教学内容上的生动实用设计，教学方式具有新颖性。在教学内容上插入影视片段使课堂突破了传统模式，力求线索简明精炼，纲举目张，注重系统性与逻辑性相结合。对文学作品的还原及艺术情景升华，使学生融入文学作品所构筑的艺术境界之中起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第14篇
关键词：新写实小说；现实主义小说；后现代主义
新写实小说在先锋小说的实验性创作走向末路的时候勃然兴起，对于日趋沉闷的中国文坛来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同时新写实小说又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毕竟新写实小说的风起云涌有着许多时代带来的特殊原因，也正是这些新滋生的因素促成了新写实小说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大家的眼前，因此，在写实主义之前冠以“新”字，以区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的
创作。
后现代主义是针对现代主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出现困境的时候生成的。后现代主义的主要内涵是针对现代性的观点进行阐释的，现代主义继承了由古希腊哲学中而来的“罗格斯”和“理念”等思想，再经由近代和现代的哲学家而发展成为一种以理性为根据的主体性精神，“自由”及与“自由”观念紧密相关的个人主义是现代性的根本价值取向。后现代主义是“对传统人文主义的艺术本质与功能概念的反叛及排除高雅艺术与低劣艺术、新艺术与旧艺术界限，反对艺术的一一解释的‘反理智’思潮。”
后现代主义五六十年代在西方成为一股蓬勃的文流，哈桑、佛克玛、杰姆逊等都是西方研究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佼佼者，并在80年代积聚成为一股强劲的西风刮入中国。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与兴盛于20世纪90年代的新写实小说不期而遇。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范式对新写实小说的创作给予影响，“后现代主义不再具有超越性，它不再对精神、价值、终极关怀、真理、美善之类超越价值感兴趣，相反，它是对主题的内缩，是对环境、对现实、对创造的内在适应。后现代主义在琐屑的环境中沉醉于形而下的喜悦之中。”新写实小说的创作也“以前所未有的姿态颠覆着既有的美学原则和文学秩序，完成了由宏大叙事向个人叙事、由改变生活向适应生活、由超验向反讽的转向，体现出消解深度模式、非原则性、零散性、无我性、卑琐性、反讽、狂欢、种类混杂等后现代主义文学特征。”新写实小说在后现代主义的传播热潮中成长起来，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正是这“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形成了新写实独特的美学风格。“在意识形态控制相对紧张的中国，后现代主义以反启蒙、反中心、消解深度模式的一系列原则，为文学创作界提供了一种有异于传统的理解生活的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作家的表述方式，使生活在政治话语霸权中的文学获得了二度解放。”后现代主义的这种精神内核在新写实主义小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让新写实小说在文学史上占有了无法替代的地位。
参考文献：
[1]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人民出版社，2001：3.
[2]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57.
第15篇
【关键词】传统主义; 现代主义; 民族情结
一、 前言
1980年,汪曾祺的小说《受戒》一发表就引起了大家的密切关注,评论家纷纷发表文章对他的小说进行评论,对汪曾祺的研究也因此慢慢开展起来。本文试图从传统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两副面孔来研究汪曾祺的小说《受戒》。
二、 传统主义的面孔
幼年的汪曾祺生长在一个亦商亦士、开明而不庸俗的书香门第,其父亲给了他极大的影响。父亲通晓琴棋书画、喜爱花鸟虫鱼,具有典型的士大夫修养和情趣,其“仁”者的“救世意识”给幼年汪曾棋及其深刻的影响。因此,汪曾棋从小就对人情风俗和自然万物充满好奇和乐趣,童年的经验将各种人情美景映入了作家的记忆。本文将从日常生活的温暖和这个方面来论述《受戒》中的传统主义的面孔。在《受戒》中,汪曾祺是通过对过去熟悉的事物、事情和生活的细节来展示日常生活的可爱与温暖的。
首先,我们看到了过去很熟悉的事物如桑葚、桑树、芦花荡子、围裙飘带、荸荠等,熟悉的事情,这些事物就是一首首童谣,总能激起人内心的涟漪。大家能够清晰的回忆起小时候用水车车高田水,车水的时候看见水被一级一级的传递上去,这对小孩子来说似乎有一种很神奇的力量存在,这种力量在当时一直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但却别有一番生活趣味。而象“不把钱、鸡婆子”这些口语色彩很浓重的词语,不仅让人觉得亲切,更能激起人们对过去的美好回忆,在现代社会中,往往是这些过去的事物更能够激起人们对生活温暖的感觉。
再次,作者通过对一些细节的简单描述,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温馨的美妙的世界。如两个小孩天真无邪玩铜蜻蜓那段,“小英子跑过来:‘给我!给我!’”。我们读到这里立马就能看见两个对世界充满好奇感的小孩子,其中一个小孩对某种新事物很了解,会玩会操作了,必然会引起另一个小孩极大的兴趣,而且一开始,另一个小孩子会因为对新事物陌生而产生害怕而远远的站着,当他发现如此好玩的时候便会兴高采烈的跑过去嚷着:给我,给我。而一直被大家所称道的明海和小英子的充满情趣的爱情,更是透露出了生活的美好。作者写到“明海看看她的脚印,傻了。……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捣乱了”,作者用捣乱、心痒痒很贴切地传达了这样的感觉,而有了这样的感觉,划进无人的芦花荡子就必然会因为有了心事后害羞而觉得心里面莫名的紧张,于是想拼命的划桨逃离这个紧张又有点窒息的二人世界,只要出了芦花荡子,紧张的心就会缓口气松弛下来,如释重负。之后那大声的要之后又小声的要,是两个人吐露心声之后小小的欢喜,小声的说更是两个人对爱情的一种小心翼翼的呵护;两只浆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则是两个人知道彼此的心之后的心情的轻快了,所以两只浆一定是划得飞快的。文章中的传统主义面孔实际上是一种认同,对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认同,这种认同以一种潜意识里的怀旧和对过去年代的人和事的怀念的形式出现。
三、 现代主义的面孔
汪曾祺创作起步于20世纪40年代,他就读的西南联大正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中心,汪曾祺很自然地接受了现代主义洗礼,并参与创办《文聚》,不断磨砺现代主义技法。但是汪曾祺说,“我不赞成把现代派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① 由此可以看出汪曾祺是喜欢现代派的,但是不主张全盘照抄西方的理论,而是主张将西方的理论本土化。现代主义不仅是一种文学思潮,更是对于社会、文化、人性的探索和拷问。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界定充满争议,本文把汪曾祺涉及的现代主义文学主要界定在意识流这个方面。
在作品《受戒》中,汪曾祺开篇就以现在的时间作为中心,作品写到“明海出家已经四年”。然后接下去讲述他十三岁来荸荠庵之前为出家做的一系列事情,接下来又讲现在小和尚清闲的日子及庵里面的基本情况尤其是庵里面没有所谓的清规戒律,在讲到和尚们打牌的时候,叙述的笔触又自然的伸到了收鸡毛的和打兔子兼偷鸡的两个正经人身上,由偷鸡又讲到小英子和明海两个人玩偷鸡的家什――铜蜻蜓。然后又继续转回到到打牌,打牌还没有写几句又突然转到了和尚们在大殿上杀猪的事情上了,讲完杀猪,又无端的转到了写明海和小英子的交往上去了。作者随自己的思绪在各个场景之间不断的转化,有时交叉,有时又重叠起来了,纯粹是通过自己的自由联想来组织故事,情节在《受戒》中淡化了。所以,作者在对人物的激烈反应的心理也往往表现出节制,冲淡与平静,没有波澜起伏,更没有什么矛盾冲突、因果关系。
由于汪曾祺对社会现实审美感受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对用连贯有序的故事性和恩怨相报的伦理圈子是否表现现实生活的真实表示怀疑,于是,便用“抒情的东西”来挤破固有的故事结构,在情节松动的地方,诗意、哲理、讽刺、幽默、政论、风俗、时尚、意识流一齐涌了进来,使小说获得了对生活的最大的创造能动性。另外,汪曾祺的不愿被小说的规范所约束,执意追求自由的创作行为,也影响了“先锋派”小说的游戏性质。
结 语
虽然两副面孔的交融使小说在整体上很和谐和优美,但是背后却涂上了一层淡淡的悲凉的底色,因为小说的最后写到:两人划进了芦花荡,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噜噜噜飞远了。鸟儿被外界惊起而仓皇的飞走了,带给人无限的忧思和落寞。可喜的是,面对日益强大的现代化潮流,汪曾祺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悲哀和绝望,最多也就是一点淡淡的哀愁。不悲哀,不绝望的背后一定有东西在支撑着,它就是五四新文学传统和民族主义情结。
五四作为一种精神情结深深的系在了20世纪每一个文人的心灵里。汪曾祺的作品虽然没有直接反应水深火热的现实,但是从另一个侧面实现着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反思和超越。汪曾祺从创作的初期就力图发现民族优秀的文化精神。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民族文化又面临着如何顺应现代化的考验,他认为没有融入到优秀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
【参考文献】
[1]汪曾祺全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陆建华・汪曾祺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3]洪子诚・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