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基础知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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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及发展趋势
1.金融市场的形成
(1)货币的出现标志着金融市场开始萌芽。
(2)以银行为中心的现代金融市场初步建立。最早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英国也于1694年成立了英格兰银行，其成立标志着现代银行制度的确立，也意味着以银行为中介的借贷资本市场的形成。
(3)证券业的发展是金融市场形成和完善的推动力。1609年，荷兰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有形、有组织的证券交易所—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标志着现代金融市场的初步形成。
(4)信用形式的发展使各类金融子市场得以形成和发展。股票和债券是两种主要的证券信用工具。
2.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
(1)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趋势。
第2篇
【关键词】金融市场退出 金融机构破产 退出机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民经济的“心脏”，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和中国开放脚步的加快，中国金融机构之间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后，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经济规律与部分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不善甚至严重资不抵债的矛盾日益突显。为了维护金融稳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使这些金融机构退出市场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近几年我国已在立法和实践上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尝试，但还远未形成一套积极高效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因此，适应我国国情发展，实现我国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律化，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一、市场退出的机制和原因
所谓市场退出是指金融机构作为法人退出金融业，不再存续经营。其核心是金融机构法人资格的消灭，即该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或行为能力被剥夺或丧失。从退出的原动力来看，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分为主动式退出和被动式退出两种形式。主动式退出也称为自愿式退出，其主要特点是“主动要求离市”。被动式退出也称为强制性退出，是指由于法定的理由如资不抵债、严重违规经营、客户利益严重受损等，依据相关法律或行业制度，取消其经营金融业务的资格，其主要特点为“被迫退市”。
我国金融业自建立以来，基本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垄断性行业，政府一直以国家信用为后盾充当金融机构的“护航者”，因此以往我国金融业基本上不存在市场退出问题。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金融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金融机构的种类迅速增加，出现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城市信用、寿险公司、财险公司、信托公司、证券公司、财务公司、投资公司、基金公司和典当行等名目繁多的金融市场微观主体。截至1999年，全国共有金融机构199011个，其中仅各类银行业机构就近4万多家，全国金融从业人员也达到近300万人。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金融业的竞争日趋激烈，金融机构经营体制和经营方式的缺陷不断暴露，致使金融风险迅速积累并逐步显现出来。不良资产比例过高、管理粗放和信息失真等经营劣化问题纷纷涌出，成为我国金融企业市场退出问题最主要的金融背景。而中央银行实施的传统救济方法，既不符合市场优胜劣汰的规律，也不能从根本上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的经营水平，反而常使中央银行背负巨大包袱。资料显示，仅近几年中国人民银行在清理整顿信托投资公司、信用社和农村基金会等工作中就发放了1400多亿元再贷款。
在此背景下，政府放弃了对金融机构一味予以保护的政策。以1995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接管中银信托投资公司为标志，解决金融机构市场退出问题开始成为我国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及信托业等各领域共同关注的热点。
二、我国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现状和模式
近几年来，在我国出现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方面的典型案例有中银信托整顿、中农信公司关闭、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合并和光大国际信托公司转让等。我国在处理金融机构市场退出问题时主要采取财政性措施，具体可归结为以下几种。
1、救济型
一般包括再资本化和债股置换两种。前者即注资，如1998年3月财政部发行了2700亿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这一次30年期的国债是由这四家商业银行购买的，因为当时存款准备金率由13％降到8％，商业银行正好用这笔资金购买国债。后者就是债权转股权，如1996年10月中国光大信托投资公司不能支付到期债务，而其中最大的债权人是一家国有石油公司和两家国有商业银行。于是中央银行就决定把这些债权转为股权，约50亿元人民币，从而避免了这家信托公司的倒闭。实际上，光大信托投资公司在后来3年也没有收益，这种做法使债权人蒙受了损失。而因为这两家商业银行和石油公司都是中央财政独资的，这一损失也是中央财政的损失。又如，2003年末财政部动用现存资本核销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的损失类不良资产，继而又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和黄金储备对中、建两行进行注资等。
2、管理型
重组整顿一直是我国金融机构退出的主要路径。一般先由监管机构接管危机金融机构，后通过政府、监管机构和行业协会协调，将危机金融机构进行强制性重组改造，全部或部分并入其他机构，而原有机构法人由此退市，表现为业态合并、部分业态转换和资产剥离新设等。始于1998年的信托业第五次清理整顿到2003年已经基本完成，清理整顿前的239家信托投资公司只有60家左右得以保留并重新登记。1999年国家设立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就剥离了国有商业银行1万多亿的不良资产 。
3、制裁型
一般包括破产和关闭（撤销）。前者指法院强迫被债权人且不能确保到期清偿债务的金融机构破产。后者指金融监管机构运用行政手段宣布对经其批准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不可救助的、股东无力注资或救助失败的期货公司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终止其经营活动，对其债权债务进行清算，最终消灭其主体资格的行为。在实践中，我国往往采取后者。 迄今为止，我国只有1家金融机构真正通过司法程序进行了破产，那就是1998年的广东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因资不抵债而实行破产。此外，我国还没有一家金融机构是通过依法破产而退出金融市场的。
三、我国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1、行政特征明显
我国在实践中对问题机构的处理过多地依赖于行政手段，这种做法虽然是维护金融稳定的必要手段，但也存在诸多弊端。第一，过多采用非市场化手段承担损失，长期看对金融业本身的成长不利。表面上问题机构被良性机构所整合，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提升相应资产的竞争力，反而令保留机构承担了巨大的压力，配置资源仍是计划性手段，无法达到优化整合的目的。第二，行政力量的主导特征往往使得金融机构退出的市场行为嬗变为“行政性退出”的政府行为，使政府承担了过大的责任。无论是直接再贷款还是债转股，最终都是中央银行承担了损失，因此依靠政府信用解决债务问题容易酿成政府的债务危机，甚至直接引发通货膨胀。第三，政府担保显然不利于形成良性的竞争氛围，更无法防范道德风险。而由于缺乏市场力量的引入和配套，我国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成本极高。
2、监管预警吃紧
我国金融监管的成本很高，不包括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等在内，仅中国人民银行系统就有职工167万人。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大，监管成本也在加大，但由此取得的社会净收益却不总是递增的。此外，由于我国尚未建立一套完整高效的预警体系，往往使用“即时反应”的危机机制处理模式，使得监管部门背负沉重的压力，尔后的清算补偿等更是耗资费时。如广州国投案，从1998年10月起到2001年6月底方告结束，期间仅清算组聘请的毕马威、君信、渣打等三家中介机构就派出200人工作了三个月之久才初步得出清算结果。如果充分发挥提前预警的作用，必将有利于对症下药，从而降低一系列相应负担。
3、可操作性不强
近年来，随着我国的《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金融机构管理规定》及《金融机构撤销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实施和完善，尤其是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的《企业破产法》，更是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了金融机构可以破产，有助于我国建立规范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以《破产法》为例，其规定国务院可以制定有关金融机构破产的实施办法，金融监管机构可以担当破产申请人，提请法院启动破产程序。这是我国立法工作的一大进步，但针对具体实施细节仍缺乏全面系统的规定，如条款所述“经营管理不善”、“严重危害金融秩序”等，对于达到什么程度没有规定，所要采取的措施也没有明确。而且，我国目前金融机构虽然以银行为主，但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其他机构毕竟不能与银行混同。因此，金融业不同于一般企业，金融业内各业态也不应似《破产法》里采用“一体化”对待的标准，而是应当在协调以上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早日拟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等，由专门机关依据具体标准采取对应的政策和措施，提高市场退出的可操作性。
4、破产保障欠缺
我国的金融机构普遍产权不清，机构破产后由谁最终承担改革成本、兑付储蓄存款的资金，一直是困扰我们的问题。目前的基本原则是谁组建、谁管理就由谁负责，这种做法可能产生两个不良后果。第一，这实际上是中国人民银行在向流通中投放基础货币，而此时流通可能不需要货币的增加，如果由此引起通货膨胀加剧，那么这一救助成本就太大了。第二，地方政府虽然做了还款承诺，但能否兑现可能有两种结果，对发达地区来说，也许还可以还上；但对于落后地区的财政来说，也许根本没有偿还的可能，这容易引起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最终滥用地方政府的担保权。
四、改进金融市场退出机制的对策和建议
金融稳定是金融监管的中间目标，但不是最终目标。从长期看，金融稳定与金融效率是统一的。没有较高的金融效率就无法保证金融业的长期稳定。因此，我们应积极创造条件来完善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制度安排。
1、应弱化行政干预，强化市场手段，引导我国金融机构积极开展以购并为主的主动性市场退出
在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制度安排上，把握引入市场手段建立市场激励机制、政府按规则干预的原则。具体包括两方面的制度建设。
（1）多渠道筹集援助资金。国外在救援有问题金融机构时，资金来源十分广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要求也在提高，我国中央银行采取直接发放信用贷款救助形式的弊端将会不断显现。因此，要逐渐开辟多样化的援助资金，包括发行次级债券或特别国债筹集资金，由原有股东增资或引入新股东出资，中央银行采取再贴现、有担保的再贷款间接提供救助资金等手段，分担损失。
（2）引导我国金融机构积极开展以购并为主的主动性市场退出。基于商业基础社会，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更加注重以购并为主的主动性市场退出，在20世纪 90年代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购并狂潮，并由此从外部治理和控制权市场的角度促进其内部治理水平的提高。当然这需要控制权市场的形成和完备的产权交易机制，我国尚需假以时日。但众多“拉郎配”式的行政性重组必然会造成退出市场的诸多问题，因此我国应该放宽持股资格限制，允许实力民营机构参与股权多元化。除此之外，从配套政策措施上，可以尝试推行“招标制”的市场化重组模式，由专门机构接管问题机构，在清算及国家适当注资后，支持优秀金融机构在吸引各方资源的基础上参与问题机构的兼并重组，从而引导市场资源实现优化整合。
2、从事后的、注重审批和准入控制的监管，转向事前的、以风险为导向的、强调持续控制的监管
传统的机构监管模式在日益多元化的风险面前已经显示出不适应性。这主要是因为传统的监管强调实时监管，强调行政审批和直接的资源分配，强调准入环节的控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监管必须有超前性和预警性，必须以风险为导向，要强调持续的监管，要有针对性和超前性、准确全面地掌握金融机构的真实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建立持续监管的信息条件、风险预警体系和处置体系等。在具体实施上，可先从简单到复杂、从局部到全局选择一系列动静态指标，赋予相应权重，挑选部分试点机构试行，并在试行中改进和完善，并最终推广到整个金融体系。如图1所示。
3、加强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法律支持和可操作规范，使我国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依法、有序、规范进行
立法机关和金融监管当局应尽快制定颁布有关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法律法规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如《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法》、《金融机构破产法》和《金融机构破产清算管理方法》等等。改变过去个案式的、缺乏超前性的工作流程与机制，完善监管、惩罚等制度，增加对金融机构分类基础上的扶优限劣，明确鼓励优秀公司做大做强的具体方法等。在此过程中，必须在借鉴国外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金融现实，对适用范围内的市场退出界限与标准、市场退出的程序与原则等问题予以明确规定。
4、建立存款保险和投资者赔偿基金制度，保护小储户的利益和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存款保险不仅仅是一种保护存款人利益的补救措施，其对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更有着积极的意义。宜参照国外实践的成功经验，尽快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存款保险制度，组建全国性股份制保险公司，强制全部金融机构及财政等部门参股，融投资、援助、解困、保险功能于一体，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和银行资信。
投资者赔偿基金可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成立投资者利益赔偿基金组织，以公司化形式进行组织运作。初始资本可由国家财政拨付，但其成立后国家不再拨付资金，而是由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会员公司按照其总资产的一定比例缴纳投资者利益保护基金。该保护基金必须逐年实际缴纳，这主要是适用于被吊销金融经营资格或进入强制性清算程序的金融机构的客户的债权赔偿等。流程图如图2所示。
【参考文献】
[1] 杨德勇：金融产业组织理论研究[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2] 王欣新：破产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 胡大武：我国破产金融机构债务清偿顺序立法剖析[J].上海金融，2007（7）.
[4] 安启雷：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的国际比较与我国的制度选择[J].金融研究，2003（10）.
[5] 管斌：世界各国银行危机处理制度及启示[J].经济研究参考，2000（10）.
[6] 张育军、隆华武：投资者赔偿基金的国际经验及在我国的构建[J].证券法律评论，2003（2）.
第3篇
我国金融机构退出的三种路径
在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垄断性行业是对银行业长期以来的最突出描述。计划经济体制下，银行业附属于政府，完全依靠行政计划设立、运行。政府也一直以国家信用作后盾，充当银行金融机构的保护人。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银行业基本上不存在市场退出的问题，银行经营者和广大储蓄债权人也根本意识不到这个问题。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经济全球化的渐次展开，银行业金融机构正在也必将从我国政府为其制作的襁褓中走入市场竞争的大海中，以独立的法人主体身份自谋生存与发展。伴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市场机制必将导致一部分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银行被市场抛弃。纵观我国已有的银行退出历史，退出的路径有三种：
一是解散。它指已成立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因其章程规定或法律规定的事由出现，该银行丧失了经营能力或经营必要，经批准撤销登记后，银行机构消灭的法律行为。我国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企业因下列事由可解散：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解散：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予以解散。在我国以第3种方式为主，吸收合并完成后，有问题银行应予以解散。
二是行政关闭或撤销。它是指运用行政手段对不可救助、股东无力注资、救助失败的银行依法关闭和组织清算，指定一家银行金融机构托管，在完成清算后宣布解散或撤销。在我国以对海南发展银行实施行政关闭，并由中国工商银行接管为代表。这是我国采取的一种行政清算程序，它是银行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一种强制性清算程序。
三是破产。它是指支付风险严重、资不抵债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股东放弃救助，或被银行监管机构行政关闭后发现其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经银行监管机构同意，有问题银行金融机构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或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后依法宣告其破产和对其进行破产清算的情形。破产是银行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司法程序，属于被动型市场退出。
这三种路径在我国现行的立法中已有所体现，比如《商业银行法》规定的商业银行的三种终止方式是“商业银行因解散、被撤销和被宣告破产而终止。”问题与反思
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退出之路绝对不是一马平川的高速公路，而是断断续续衔接而成的有诸多崎岖之处的、正在逐步修建的高等级公路。由于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制度是在转轨经济体制背景下在实践中通过摸索逐步形成的初步框架，是一种被动且有点逼迫意味下形成的制度，因此，我国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存在着诸多内在的缺陷，值得我们去深入剖析和反思。
政府对运作过程介入过深。行政干预色彩浓厚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设立和退出本应是一种市场行为，遵循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但由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性质过于特殊，特别是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因此其设立和退出就难免带有较强的行政色彩，准入由行政控制，退出就难以避免行政性。因此，“市场问题由市场解决”的原则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中难以体现。如现有退出管理机构一般是由地方政府牵头，组成风险处置领导小组，负责停业整顿或撤销银行的风险处置，银行市场退出更多地体现了政府干预的色彩。
事实证明，银行机构退出成为政府行政职能的组成部分既不符合效率原则，又令政府不堪重负。一方面资产清收变现困难，效率不高，如海发行至今还没有清算完成，另一方面财政买单使广大民众无法形成风险意识，还令政府包袱沉重。因此在银行退出的制度设计中，就要明确市场的基本作用，由市场选择退出者和完成退出程序，这也符合我们整个经济改革的基本策略。而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在市场退出中就要明确法律调整的基础作用，由法律来规制银行市场退出的制度，而不是行政干预和政府主导。
法律体系缺位 虽然新破产法确定了银行业金融机构破产也同时适用《企业破产法》，但庞杂的法律体系仍缺乏系统健全的退出法律依据。目前，我国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行市场退出的法律法规依据主要有《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金融机构管理规定》、 《企业破产法》、 《公司法》、《银行金融机构撤销条例》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这些法律、法规数量多，交叉混杂，但同时又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方式、标准、范围、程序等都没有作出具体而系统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
鉴于当前庞杂的银行业市场退出法律体系，应由国务院专门制定统一的金融机构破产法规。我们看到，在新破产法立法体例方面，我们已经确定了银行业金融机构破产也适用《企业破产法》，但又同时规定国务院可以制定有关银行业金融机构破产的实施办法，为国务院制定统一的金融机构破产法规提供了法律依据，而现在，这一实施办法就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中，笔者不久前参加的由银监会、国际金融公司、亚开行举办的研讨会可以说就是一次对此办法的研讨和预热。
关闭标准缺乏专业性根据国际经验，普通公司的破产标准有两个：“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和“资不抵债”。而银行金融机构的破产标准还有第三个――“监管破产标准”。《企业破产法》没有针对银行金融机构规定这第三个破产标准，出于其调整主体广泛性的考虑，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在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中，都规定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有撤销银行金融机构的权力，确立了商业银行破产和被撤销并行的市场退出体制。如果此种情况延续下去，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破产标准”在实践中将只能主要通过行政关闭撤销来确立和实施，在真正的主要市场退出制度――破产中，反而芳踪难觅了。
同时，《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39条规定，“银行业银行金融机构有违法经营、经营管理不善等情形，不予撤销将严重危害银行金融秩序、损害公众利益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有权予以撤销”。该撤销的条件规定得过于原则，留下了较大的自由裁量空
间，不利于判断撤销行为是否妥当。建议参考《美国联邦存款保险法》第11条(c)款(5)项，对我国关闭银行金融机构的条件予以细化。这些条件包括：存款机构资不抵债：重大浪费：不安全和不合理经营；故意违反停止和终止命令：隐匿或拒绝向合法监管者、检查者提供其账簿、文件、档案、资产和有关事物；无力偿债；亏损，存款机构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亏损将耗尽其所有的或实际上的所有资本，如果没有联邦援助，其资本将不可能充足：违法：存款机构同意：被保险人资格参保资格的停止；资本不足未能改正：资本严重不足；犯有洗钱罪。注意，在此银行“关闭”、“破产”与“倒闭”语义相同。而这13项关闭条件中，不仅全部包含了银行破产的三种完整标准，还细化了其他一些专业条件。这样不仅解决了银行破产标准缺乏专业化的问题，而且在关闭条件中同时对监管机构过大的自由裁量权进行了规制。
制定专门的金融机构接管重组制度十分必要
出于保护广大金融消费者和维护银行金融体系稳定的考虑，世界范围内，当金融机构尤其是大型存款类银行业金融机构陷入财务困境时，公共政策的首选必然是救助和重组，而不是破产清算。同样，出于构建和谐社会、维持企业经营的考虑，《企业破产法》在规定上对企业重整非常重视，除规定破产清算程序外，还着重规定了破产重整和破产和解程序。但笔者认为目前《企业破产法》关于破产重整、和解程序对金融机构适用性不强。
首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规定的“接管、重组”程序，与破产重整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冲突。《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38条规定，银行监管机构有权依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行接管或者促成机构重组。而这时就会出现问题，即当银行业监管机构已经对某商业银行实行接管或重组时，该商业银行的债权人或债务人又同时向法院申请启动破产重整程序，两种程序如何协调，谁为优先?是把监管机构直接放前面，即直接规定在行政“接管、重组”期间，法院不受理债权人或债务人申请启动破产重整程序的申请呢，还是让监管机构自己内部协调，即间接规定债权人、债务人启动破产重整、和解程序也要像破产清算一样，按照《商业银行法》第71条规定“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同意”?
其次，缺少救助、重整财务手段的法院很难作为主持协调金融机构重整的法律主体。试想连监管机构都不愿重组或重组失败而同意其进入破产程序的金融机构，法院作为一个门外汉主持重整的难度将有多大?金融机构重组，大量资金的投入和金融工具的使用通常是必不可少的。而资金救助、寻找购买方等重组手段是法院肯定相对缺乏的。显而易见，专门的“金融机构接管、重组”程序比法院主导的破产重整、和解程序更为有效。这也是美国多数金融机构，同时包括证券公司不适用美国《破产法》重整程序的原因。在美国，《破产法》除了不适用于银行外，美国证券公司的市场退出也由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SIPC)主导，其虽然适用美国《破产法》的清算程序，但也不适用其中的重整程序。因此，司法权的主导性和终局性是值得肯定的，但特殊领域中，限于法院的特点，不能统而概之。具体就银行退出而言，就是必须建立处置问题银行的专业化接管、重整制度。
市场退出机制设计
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是银行金融体系的自动稳定器，市场机制发挥正常作用只能建立在其规范化基础之上。只有建立完善的市场退出机制才可以主动和积极引导我国银行业的顺利发展。
退出方式由被动型向主动型平稳过渡被动型退出只是在发生危机时为化解银行金融风险的被动之举，而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金融发达国家，却更加注重主动型市场退出。主动型的市场退出不仅可以提高国内法人银行的国际竞争力，而且增强了本国银行的竞争实力和发展后劲，扩大了本国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份额。出于全球竞争和金融安全的考虑，我国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制度的注意力就不能仍停留在低层次上，只关注被动退出，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之间按市场竞争原则进行的商业收购兼并等主动型市场退出也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将有利于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依据发展和竞争的需要积极开展战略性重组，有利于新型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收购兼并迅速扩大规模和壮大实力。
建立预警机制，为风险处置提供依据 问题金融机构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金融机构风险预警机制的不完善。此外，预警机制的不完善还会加大对问题金融机构的识别难度以及市场退出的成本。为此，政府应在借鉴美国CAMEL评级系统的基础上，按照管理、支付、清偿等各方面的能力将银行业金融机构分为正常机构、有问题机构和危机机构，建立、健全我国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系统，依据评估结果确定问题金融机构和重点监控对象，并结合不同机构经营风险的特点，建立这些机构的风险管理档案，以此强化对金融体系的监管。
创新金融机构破产主导模式 世界范围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破产主要可归为两种模式：一种是法院主导，统一适用破产法；第二种是监管机关主导，适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特别法，法院只对债权确认等程序中的个案纠纷保留有限的司法审查权。第一种模式为欧洲大陆多数国家，以及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所采用。第二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强调银行破产在破产申请人、破产标准、清偿顺序、社会影响等方面具有不同于普通公司破产的特殊性。在美国，银行并不像普通商事公司一样适用破产法典，而是适用《联邦存款保险渤。《联邦存款保险法》详细规定了资产清收、资产处置、清算程序和清偿债务的顺序。《联邦存款保险法》吸收了几乎所有国会制订的与银行破产有关的法案。其规定法院不主持银行清算，而是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持。我国的银行破产，从法律层面看，规定属于第一种模式，即法院主导银行破产；从法规层面和操作层面看，则属于第二种模式，即行政监管当局主导银行破产。特别是2001年颁布的《银行金融机构撤销条例》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关闭撤销”与“清算”合一的机制。实践中债权人对行政主导的清算效率和公正性曾多有质疑，主要就是因为清算规则不够明确。
此次出台的《企业破产法》在立法体例方面，确定了银行业金融机构破产也适用《企业破产法》，法院主导，可能也是对现有实践不满的一种回应。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银行业金融机构破产确实有其特殊性，而新破产法第134条就规定国务院可以依据《企业破产法》和其他有关法律制定有关银行业金融机构破产的实施办法。而鉴于《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规定了金融监管机构享有撤销金融机构的行政权力，可以预测，上述两种模式的混合可能会成为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主要模式。这种混合模式可以说是国际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一种创新，成功与否还有待实践的进一步检验。对此，笔者持谨慎的乐观态度。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对存款人提供充分保障 存款保险制度是指一个国家为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通过法律形式建立的一种在银行因意外事故破产时进行债务清偿的制度，最早起源于美国。该制度是指由经营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按照所吸收存款的一定比例，向特定的保险机构缴纳一定的保险金，当投保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危机、破产倒闭或者其他经营危机时，由特定的保险机构通过资金援助、赔偿保险金等方式，保证其清偿能力。这个保险金的比例通常按照资本充足率的50％计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