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本的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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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原典追寻：列宁金融资本理论的理论渊源
列宁是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中提到“金融资本”概念的。列宁之所以在标题后附加上“通俗的论述”是有他的想法的，正如列宁自己所说的那样，“实际上，近年来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论述……恐怕都没有超出这两位作家所叙述的，确切些说，所总结的那些思想的范围”（这里两位作家指的是霍布森与希法亭——引者注），因此，不得不承认，列宁在这本小册子里对帝国主义的论述汲取了一些霍布森与希法亭的观点，并在其基础上更准确地把握住了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的特点。霍布森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但他于1902年发表的《帝国主义》，在研究帝国主义的浪潮中影响重大，尤其“对暴露帝国主义国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拼命地争夺殖民地、大规模输出资本，依靠剥削附属国和殖民地为生的寄生性，以及奴役‘低等种族’的若干血腥手段和虚伪面貌等等方面，提供了大量的事实和统计资料”。霍布森看到了工业的集中现象，“为坚强的组织关系联合起来，相互之间经常取得最密切和最迅速的联系，设置在各国的企业中心……它们在操纵各国的政策方面处于无比的地位”。工业和金融业的巨头们为了攫取更高更稳定的利润，逐渐走向了联合，金融资本产生的条件正在慢慢形成。此外，霍布森注意到这些金融大王的影响力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蔓延到了政治领域，进而导致帝国主义的最终决定都系于金融势力，“每一项重大的政治行动，包括有新资本的输出，或现有投资价值的巨大波动，都必须得到这一小撮金融大王的许可和实际的帮助”。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候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已经浮现出来。
遗憾的是，霍布森在这里还仅仅将帝国主义看成一种政策，认为是雇佣阶级和占有阶级的“过度储蓄”在国内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场所，因而转向国外市场获取殖民地、保护地。本文将霍布森的《帝国主义》列入列宁金融资本思想的理论渊源之一，不仅是因为在此书中，霍布森谈及了诸多金融资本相关的观点，更是因为列宁对于这些观点，给予了重视和应用。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序言中提及：“论帝国主义的一本主要英文著作，即约•阿•霍布森的那本著作，我还是利用了的，并且我认为已经给了它应有的注意。”列宁的确在这本小册子中多次引用霍布森的观点及原话。例如，列宁在“列强分割世界”的写作中，列举了霍布森关于欧洲主要国家加紧“扩张”时期的领土分割数据；在研究“食利者阶层”的时候，更是直接引用了霍布森的观点；在论及食利国是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时，列宁用了很大篇幅来引用霍布森的观点，因为列宁认为在关于食利国问题的理解上，霍布森的观点比较“可靠”。但与此同时，列宁也看到了霍布森观点的错误与不足之处。列宁指出，霍布森并没有看到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的存在，不敢承认帝国主义同托拉斯有密切的联系，也不敢赞同大资本主义及其发展所造成的力量。最重要的是，列宁认为霍布森没有从历史发展、经济根源方面揭示帝国主义新的经济现象，因此也没有注意到帝国主义的根本矛盾和根本问题所在。列宁同希法亭学术观点的渊源要从他在希法亭“金融资本”定义基础上重新界定“金融资本”概念说起。希法亭指出，“产业资本中那个不断增长的部分，并不属于使用他的产业资本家。产业资本家只能通过银行来支配这些资本，而银行是代表所有者的。另一方面，银行不得不把它不断增长的这一部分资本投资在产业上，并因此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把自己变成产业资本家。这一部分货币形式的银行资本，实际上已经由这种方式转化为了产业资本，我把这种银行资本称为金融资本”。
在列宁看来，希法亭的观点存在着显著的缺陷。列宁认为希法亭对于“金融资本”概念的界定有不完全的地方，那就是希法亭没有指出“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就会造成垄断，而且已经造成垄断”。由此，在批判地吸收希法亭“金融资本”概念的基础上，列宁提出了科学的“金融资本”概念。实际上，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几乎谈及了所有后来学者提出的有关金融资本的论点，例如他提到：现代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征是集中过程；生产的集中、联合以及垄断组织都已出现；金融资本的概念；银行作用的改变及对产业的渗透；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金融资本的发展趋势等，只不过他并没有把这些论点综合成系统的帝国主义理论或金融资本理论。列宁也认为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最新阶段’作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但需要注意的是，列宁认为希法亭书中的合理部分不能掩盖他在货币论问题上犯的错误，而且在讲到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时，列宁更指出，希法亭这位曾经的“者”、现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策的代表人，比公开的和平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霍布森还后退了一步。由此可以看到，列宁对霍布森以及希法亭的观点并不是全盘否定也不是照搬全收，而是既有肯定的地方也有否定的部分。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文本描述来看，列宁的金融资本理论与霍布森、希法亭的学术思想有很大联系。笔者注意到，与列宁同时期的布哈林的学术观点，对列宁金融资本思想的创建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很少有学者去关注布哈林关于金融资本的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主要是研究帝国主义及其经济特征、未来的趋势，他认为研究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要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世界经济内部结构可能发生的变化入手，其中涉及许多有关“金融资本”的观点，例如“垄断组织的发展”，“纵向的集中”，“银行的作用。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等。布哈林不仅注意到了经济生活中集中和垄断现象的出现，而且认为有必要先分清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是两个概念。他认为金融资本“既是银行资本，同时也是工业资本”。对于金融资本的趋利性，他把握得很到位。布哈林指出，在资本输出的同时，金融资本控制手段也在不断加强。“各个领域的集中过程与组织过程相互促进，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趋向，使整个国民经济成为一个在金融富豪与资本主义国家监护下的巨大的联合企业，这个联合企业垄断了全国市场，并且为更高的、非资本主义的有组织的生产准备了前提”。虽然布哈林的观点并不都是正确的，但其中正确的部分仍为列宁建立科学、系统的金融资本思想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当然，列宁金融资本理论的创立也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资本思想息息相关，因篇幅有限，本文仅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文本出发，简单列举列宁金融资本思想与霍布森、希法亭以及布哈林学术思想的关系，而不是说列宁金融资本思想的理论渊源仅仅只与霍布森、希法亭和布哈林有关。
二、逻辑理路：列宁金融资本理论的理论构造
列宁创立了科学的金融资本理论，这一理论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列宁从金融资本产生的条件、金融资本的内涵、控制手段等角度入手，在更高的层次上把握住了金融资本的实质。第一，金融资本产生的必然性。列宁综合1911年察恩版《德意志帝国年鉴》发现，在德国工业中，生产集中于大企业的进程非常迅速，同样，“美国所有企业的全部产值，差不多有一半掌握在仅占企业总数百分之一的企业手里！”。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规模庞大的企业造成了竞争的困难，加之在大企业之间容易形成协定，因此，“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不论是受高额关税保护的德国，还是自由贸易的英国，集中的不断发展都会引起垄断，只是在时间、形式上有所差别。如果说，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垄断组织只是刚刚萌芽；1873年危机之后垄断组织也只是一种暂时现象；那么，19世纪末的高涨和1900~1903年危机，则使垄断组织成为经济生活的常态。至此，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工业垄断已经产生且已成为普遍的事实。在工业垄断现象背后，是由于货币资本和银行的作用，才使得极少数最大企业具有更加强大的名副其实的压倒优势。列宁指出了银行的新作用，看到银行不仅经营规模扩大了，其在工业中的影响力也空前变大。“他们支配着所有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几乎全部的货币资本，以及本国和许多国家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和原料来源。”随着资本的集中和银行周转额的增加，银行也变得集中起来，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同工商业及政府“联合”，银行已经从普通的中介企业变成了金融资本的垄断者。垄断要求企业在必要资本方面有更高的要求，工业和银行的联系日益密切，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也“自然地”融合起来。在列宁看来，金融资本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偶然现象。第二，列宁对金融资本概念的完整把握。希法亭认为金融资本等同于统治着工业的银行资本。然而列宁并不认同“金融资本=银行资本”这一等式，列宁认为诠释“金融资本”有三大重要因素：“大资本的发展和增长达到一定程度；银行的作用（集中和社会化）；垄断资本（控制某工业部门相当大的一部分以致竞争被垄断所代替）。列宁从大量经济现象中抽象出“金融资本”概念，提出“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
在这一认识下，列宁指出，“生产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的融合或混合生长，——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由此可见，列宁将生产的集中和垄断作为金融资本产生的条件，将金融资本的产生看成一个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集中和垄断的过程，而不仅仅当成一种事实来对待，因而他对金融资本的把握显然是高于希法亭的。列宁所谈到的金融资本是基于生产集中和垄断基础上的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融合，它不同于单独的产业垄断资本，也不同于单纯的银行垄断资本，是一种高于二者的更高形态的资本。列宁对“金融资本”概念的界定，囊括了生产集中、垄断、银行新作用等社会经济现象，是将他对当时经济形势的观察以及对相关理论分析结果综合起来的概括。然而正如列宁自己所说的那样，“所有的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的各方面联系”。二战之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新的经济情况的出现，金融资本的表现形式、组织结构及技术支撑都发生变化，因而“金融资本”的内涵和外延也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相应地发生变化。第三，工业资本、银行资本各自发展的新情况。要理解列宁关于“金融资本”定义里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融合，就必须先对二者当时的发展情况有一个了解。关于工业资本。生产的集中进行得非常迅猛，集中不仅在同一工业部门里进行，而且不同工业部门进行结合的现象也愈来愈多。生产的集中“已经不是小企业同大企业、技术落后的企业同先进的企业进行竞争了。现在已经是垄断者扼杀那些不屈服于垄断组织、不屈服于垄断组织的压迫和摆布的企业了”，大企业正在用一切方法来保证自己的巨额利润。工业一部分资金用于改良技术装备继续投入生产；一部分资金用来“垄断熟练劳动力；雇用最好的工程师；霸占交通的线路和工具”。大企业在进行横向、纵向的集中过程中需要的货币资本越来越多。
关于银行资本的新变化。事实上，银行资本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多，以德国“德意志银行”与“贴现公司”的资本增长情况作为参考。1870年，“德意志银行”的资本只有1500万马克；1908年，其资本变为两亿；1914年，其资本增加到2.5亿马克。而“贴现公司”的资本也分别从3000万马克（1870年）增加至1.7亿马克（1908年）；到1914年，“贴现公司”的资本已经达到3亿。从两家银行的资本变动不难看出银行资本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如果只看到各大银行之间相对独立的银行资本增加的话，对理解银行资本的新发展来说还不够全面。因为除了经济增长带来的银行资本数量大幅增加之外，这与银行业的集中也不无关系。在德国，“小银行被大银行排挤，而大银行当中仅仅九家银行就差不多集中了所有存款的一半。这里还有情况没有注意到，例如有许多小银行，实际上成了大银行的分行等等”。大银行除了拥有数量众多的第一、二、三级“参与”或“依赖”于它的小银行外，还与其他银行成立协定，以办理对自己有利的金融业务。可见，货币资本的增多，银行的集中与集权为银行资本新作用的发挥打好了基础。第四，金融资本控制的手段增多和加强。随着资本主义集中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大企业（尤其是大银行），不再单纯地使用吞并这种最直接的方式来征服小企业，而是“通过‘参与’小企业资本、购买或交换股票，通过债务关系”等方式来吸引小企业。银行同大工商业企业之间的联合是通过互相占有股票，彼此的经理互任对方的监事（或董事）。如果认为金融资本的控制手段仅仅只是以上的表现方式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首先，金融资本的控制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银行与大工商企业同政府的联合则表现为两者把监事的位置让给很有声望的人物和过去的政府官吏，垄断“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而不管政治制度或其他任何‘细节’如何”。其次，金融资本的控制已从国内向国外蔓延。资本输出逐渐取代了商品输出的统治地位就是最好的说明。“金融资本的密网，可以说是真正布满了世界各国。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的，是设在殖民地的银行及其分行。”由此，列宁认为“金融资本是一种在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了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货币的占有同货币在生产中的运用不仅已经分离，而且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这种现象当然表明以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已经占了统治地位，但同时也将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食利性暴露得一览无余。可贵的是，列宁透过金融资本控制力不断扩大的现象，认识到金融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当然，在列宁所处的时代，关于金融资本的发展环境有了新的变化，诸如储金局和邮政机关也开始同银行竞争，股份公司已经成了加强金融寡头实力的一种手段，食利者阶层和食利国的大大增加等现象也是有必要引起注意的。列宁指出的帝国主义的垄断性、腐朽性、过渡性特征同样也适用于金融资本。
三、启示借鉴：列宁金融资本理论的当代价值
从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列宁的金融资本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在当今仍没有过时。对列宁金融资本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理清其学术思想的理论渊源，在为我们继续探究金融资本提供新的方法论指导的同时，也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列宁金融资本理论的构建过程为我们继续研究金融资本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达到了很多其他理论无法达到的高度，是因为马克思掌握了辩证法这一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了对事物的否定理解，从运动中观察每一种既成形式，不崇拜任何东西，是“批判和革命的”。认为，批判从来都不是对批判之对象的单纯的否定。列宁很好地秉承了的方法论，在对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的研究过程中，运用了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方法、矛盾分析法、科学的抽象法等方法，并对其他学者的观点批判地继承和创新。马克思、恩格斯、霍布森、希法亭、布哈林等学者的学术观点均在列宁的金融资本思想里有所体现。列宁的金融资本理论是与前人和同时代学者的学术观点密切联系的，不能割裂开来。可以说，如果否认其他学者的学术贡献，那么列宁的金融资本思想也就不再完整。我们必须正视马克思、霍布森、希法亭等人对列宁金融资本理论形成的铺垫和贡献。有学者以马克思没有提出过“金融资本”概念为由否认马克思已经具有了金融资本的思想，这种认识是不完全的。当然，学术界围绕金融资本问题所产生的种种争议，本身也是金融资本理论不断完善、发展过程的组成部分。其次，应把握金融资本实质，科学、理性地对待金融资本。金融资本的本质是资本，是金融与资本的结合。列宁对金融资本的解读没有脱离马克思资本理论的范畴。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增殖主要是通过资本的运动来实现的，资本的积累和循环过程，实质上就是资本家不断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过程。价值的产生都是由劳动力创造的，而不是流通形式上的“钱能生钱”。即使金融资本已经是高度发展的资本形态，产生了虚拟资本等新的形态，但它的增殖仍是由劳动力创造剩余价值而产生的。我们要全面地认识金融资本的作用，发挥金融资本的积极作用，预防金融资本的负面作用，不能任由金融资本无限膨胀发展。在避免金融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过度积累的同时，对资本加以控制的利用。
第2篇
对于金融自由化，人们一直存在着许多争议。事实上，金融资本与实业资本具有完全不同的属性和运作模式。金融资本的属性，决定了其投资行为实际上是在追寻高风险。次贷危机爆发的最主要原因，其实就是金融资本这种追求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偏好。对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来说，非常需要直接投资资本的流入，但是还没有应对高风险游戏的本钱。此时，如果金融投资资本过早地介入，多半会造成当地经济的大起大落。
由于次贷危机恶化，日前美国政府不得不宣布接管“两房”，华尔街继续为自己制造的危机付出惨重的代价。占美国抵押贷款证券半壁江山的“两房”的国有化，释放了华尔街次贷危机最大的风险。虽然次贷危机有望在2008年底或者2009年初得以最充分释放，但是这一过程是很痛苦的。更痛苦的是，全球或许还要准备面对长达几年的经济低迷以及对国际金融市场多年来一直被推崇的某些价值观的痛苦否定。
当国有化成为拯救金融自由化所带来危机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这对于一贯以最市场化，特别是在金融领域，一直不遗余力将金融自由化的华尔街模式推举为全球典范的美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对于无故受伤而成为次贷危机埋单者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则非常有必要在次贷危机中悟出一些什么来，否则学费就白交了。这里，我们暂就金融自由化的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重新思考。
金融自由化的认识误区
事实上，对于金融自由化一直存在着许多争议。但是这些争议有一个误区。
支持方在推动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时候, 比较多的说法是用国际贸易理论中关于资本的自由流动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结论，强调金融自由化推动资本更大程度的自由流动带来的正面效应，特别是强调对资本流入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正外部效应。这里的似是而非之处在于，国际贸易理论支持的资本自由流动带来多赢的结论，是基于实业投资资本，也就是“直接投资”资本，不是指任意类型的资本，而金融自由化推动的应该是金融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笼统地用“资本”流动的概念，或者借用直接投资概念作为抽象的资本全球流动的理论支持，而没有十分清楚地区别直接投资资本和金融资本以及它们带来的不同的影响，有偷换概念之嫌。
而反对派确实看到金融资本全球流动的负面外部效应，但这些不同观点往往被扭曲成反对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非主流的声音，而没有得到充分的解读和更广泛的讨论。
金融资本与实业资本完全不同
实际上，金融资本与实业资本不是同一个概念，两者具有完全不同的属性和运作模式。因为金融资本流动不能达到实业资本流动的结果，所以国际贸易理论论证的，资本自由流动有利于全球各国经济发展的各种结论，对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不能完全成立，至少还有待进一步理论和实践的论证。金融自由化意义下的金融资本自由流动，更不能混同于实业资本的自由流动。
在我看来，实业资本(或者说直接投资资本)与金融资本(或者说证券投资资本)在全球流动时在投资目标、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最后引发的结果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不同。
从直接投资资本的基本属性出发，直接投资资本流入与低工资劳动力结合，将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当地经济的成长。直接投资资本的流入对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论在任何发展阶段，应该都有积极的意义。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得到论证。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许多跨国公司和港台企业到中国内地来建合资、独资公司，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汽车、家电、复印机、重型机械等一些行业如技术换市场的初衷没有完全实现，但是这些直接投资资本伴随而来或多或少的技术，对推动中国的经济成长是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的。这其中，在全球产业大规模转移浪潮中，来到中国的加工制造业，更是推动中国成为服装、鞋帽、玩具等一般消费品的全球生产基地，使中国变成了全球贸易大国。虽然8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而且现在出口企业还面对产业升级换代结构调整的阵痛，但是这些实业直接投资资本的贡献应该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金融资本是追求所谓高风险高收益的，它不是通过投资实业、通过创造实业财富的增长来获取资本的社会的平均收益的，这是金融资本与直接投资的实业资本的最根本区别。金融资本的属性，决定了其投资行为实际上是在追寻高风险，因为只有高风险才有高收益，找到了高风险才有可能去“赌”高收益。次贷危机爆发的最主要原因，其实就是金融资本这种追求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偏好。
警惕金融资本过早流入
对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来说，非常需要直接投资资本的流入，但是还没有能够拥有应对高风险游戏的本钱。此时，如果金融投资资本过早地介入，多半会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造成当地经济的大起大落。
第3篇
关键词：科技资源；金融资本；科技金融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3）08029102
1引言
在当今社会中，科技资源与金融资本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如何做好科技金融的结合现今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2科技金融概念的辨析
科技金融这一概念最早的雏形形成于卡萝塔·佩蕾丝的《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其中描述了技术创新与金融资本结合的基本范式。纵观世界经济的发展进步，每次爆发式的经济发展都伴随着金融资本与技术创新的高度结合，对利润天生的敏锐促使金融资本一次次将技术创新成功地财富化，因此每次技术创新的繁荣都伴生着金融创新的出现[1]。
国内对于“科技金融”的论述，往往是将其看做科技与金融结合的产物，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一系列工具、制度、服务等的系统体系[2]，同时也是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和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国内高新技术产业亟待发展的今天，对科技金融的研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科技金融”的研究不应该总是被看做科技的外生变量，也不应该是金融的外生变量。科技金融不仅仅是科技和金融的简单结合，甚至不仅仅是一种创新，更应该是属于技术经济的范畴，其本身是一个科技创新资本化的过程，或者说是无差异的资本经过科技创新这一异化配置手段，获得高于传统金融附加值的投资回报过程[3]。
3科技金融的运作模式
3.1全产业运作模式
科技资源和金融资本作为当前经济发展最活跃的两个因素，其结合程度和结合方式直接影响着两种资源的配置效果。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并没有产生预想中的良好效应，使我们对这两类资源的结合产生了怀疑。本文认为，究其原因，在于配置机理的模糊导致了配置方式的不合理，故而产生了1+1<2的怀疑和失望。
从全产业链价值体系的角度出发，科技金融需要一个完整体系和框架去被培育和发展。在培育一个市场的时候，需要回避的是市场失灵，科技金融正是如此。具体地说，我们现在需要的科技金融，不是一种片段性的创新，而是整个体系的创新。如创业投资、科技担保、科技保险、信用融资、科技债券等，基本都是各自孤立地发展起来的。虽然这对于国内科技金融创新时间的发展起了莫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却也和科技金融整体发展缓慢的事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长此以往，这种既缺乏理论上的建构，也缺乏链条上的衔接的发展模式，必然会导致片断性创新的过度投资，同时也伴随着产业链上其他环节不发育的情况出现，从而导致了科技金融全产业链的投资失败。以信用融资为例，信用市场的快速发展，促生了更多信用评估机构，但是由于信用产品应用市场的不完善，又使得信用服务相对过度，必然会产生市场的不均衡和资源的浪费，从而产生逆向竞争，信用产品被搁置，服务质量下降，信用市场萎缩，往往使得信用融资这一片断性创新方式夭折，导致整个信用服务产业链的投资失败。这便是典型的产业发育断裂。
3.2政府对市场培育
从培育的角度讲，科技金融不仅仅是一般的市场行为，同时应该具有强烈的政策性[4]，也就是说，科技金融应该同时具备金融属性和财政属性。因为对一种战略性市场的培育，科技金融市场失灵的环节更应该是政策性最应该关注的环节。比如，在科技创新的整个过程中，由于科技创新越前端风险越大，因而其科技创新的融资问题更需要政府提供大力的支持；科技创新活动进入稳定和成熟期后，往往有与之匹配的金融市场，因而科技金融对其的支持会越来越少。从这个角度讲，科技金融工作更需要的是体制上的创新，而不仅仅是金融工具的创新。科技金融体制的建立是科技金融体系最上层的创新，是最需要政府关注也最能体现创新性的环节。
4结语
针对科技金融整体发展缓慢的现状，我们不能仅仅只将科技生于金融之外，期待科技能得到金融的帮助和支持。因为这样的思路和模式不够系统，违背了科技与金融的内在关系。应该认清金融资本作为一种市场资源的逐利性，培养一个让金融资本有利可逐的投资渠道是现阶段科技金融最应该创新的环节。科技金融
的实质是科技资源借助金融资源实现风险的分散和价值发现，金融资源通过科技创新产生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取得高额的回报。只有是这样一个存在相互反馈的体系，才能保证科技金融作为一个整体而形成动态的平衡，实现两大资源的互利互动，体系发展。
参考文献：
[1]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赵昌文.科技金融 [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第4篇
一、企业金融资本经营的概念及特征
企业的金融资本主要以有价证券为表现方式，如股票、债券等，也可以是指企业所持有的可以用于交易的一些商品或其他种类的合约，如期货合约等。它是与企业资本相对应的资本形态。
企业金融资本经营就是指企业以金融资本为对象而进行的一系列资本经营活动。它一般不涉及企业的厂房、原材料、设备等具体实物运作。企业在从事金融资本经营活动时，自身并没有直接参加生产经营活动，而只是通过买卖有价证券或者期货合约等来进行资本的运作。所以，企业金融资本经营活动的收益主要来自于有价证券的价格波动以及其本身的固定报酬所形成的收获。企业金融资本经营的主要目的是以金融资本的买卖活动为手段和途径，通过一定的运作方法和技巧，使自身所持有的各种类型的金融资本升值，从而达到资本增值。
企业金融资本经营与实业资本运营相比较具有如下特征：
1.经营所需的资本额较少
实业资本运营，尤其是项目较大的固定资产投资经营活动，往往都要求企业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而对于企业的金融资本经营，只需企业购买一定数量的有价证券或交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即可从事金融资本的经营活动。所需资金量相对实业资本来说较少，大多数企业都能够承受。所以，金融资本经营是一种适合于大多数企业进行的资本运作方式。
2.资本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较强
金融资本投资经营的结果主要体现在企业所持有的各类有价证券上，而这些证券又都是可以随时变现、随时充当支付手段的媒介。由于企业的金融资本在经营活动中，资产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较强，也就使企业在从事金融资本运作时有了较大的选择余地和决策空间。换言之，一旦企业察觉到形势有变或者有了新的经营意图，它可以较方便地将资产变现或者转移出来，以及时满足企业的需要。
3.心理因素的影响巨大
社会心理因素对各种资本经营方式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造成经营行为和经营效果的偏差，而这些影响一般都具有间歇性和偶性发的特点。但在金融资本经营中，心理因素却是每时每刻都在起作用。比如，当证券投资者预感到一种证券价格将要发生变动时，他就会依据自己的心理判断抢先做出行动。当这种意识为多数人所共有时，则会形成集体的“抢先”意识。这种共有的意识构成了证券市场每时每刻的心理潮流，并常常会由此引发价格的剧烈波动，而这种现象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投资者的心理动荡。
4.经营收益的不稳定性
金融资本经营是一项既涉及企业自身条件，又受外部宏观环境因素干扰的活动。企业的自身条件有：企业的资金实力、决策人员的能力、企业所具有的金融资本经营的经验和技巧等；而企业外部宏观环境因素诸多，如国家的经济形势，政府所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行业政策，国民经济增长水平，居民收入等。这样就使企业金融资本的经营容易受到不确定因素的干扰，造成其收益的不稳定性。另外，金融资本经营的收益主要是通过有价证券价格的变动来获取的，由于证券交易市场上价格的频繁变化，企业收益发生波动也是必然的。
二、金融资本经营的技术操作原则
1.经营目标明确，制定投资计划
要使企业的金融资本经营取得成效，应首先确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在确定目标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投资计划，以避免投资经营的盲目性，保证预期投资效果的实现。企业在拟定投资经营计划时，应充分考虑以下几方面问题：（1）资金的来源与稳定性。（2）投资收益的获取方式，是以股票投资经营为主，还是以债券投资经营为主。（3）处理好可获得的信息，把握机会。
2.组合投资经营，分散投资风险
在金融资本经营过程中，收益和风险是紧密相连的。在风险已定的情况下，应尽可能使投资报酬最高，或在报酬已定的情况下，尽可能使风险最小，这是金融资本经营的基本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企业在金融资本经营进程中，要实行组合投资经营，即将各种不同类型的金融资本运作方式合理搭配起来，以分散企业的投资经营风险。一般是将企业的金融资本分为三部分：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的债券或优先股；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具有成长性的普通股；另一部分应作为准备金，以待更好的投资机会或用来弥补意外损失。
3.坚持以人为本的经营原则
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都是靠人来进行的，人的潜能最大，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资本要素。金融资本运作是一项需要高度智慧性劳动的复杂工作。因而，投资决策者必须具有扎实的相关理论知识以及一定的经营能力，能够把握住金融资本经营的有利时机，做出成熟的决策。
4.机会成本最小原则
在金融资本经营交易市场上，资本的经营方向是可变的。资本要不断地从那些盈利性低的部门退出，进入盈利性较高的领域，以使金融资本运营的机会成本最小。要做到这一点，投资者应该理智、慎重，控制自己的情绪，在对各种类型的经营方式做认真比较的基础上，选择最适合的动作对象和方式。
三、如何选择金融资本经营对象
企业金融资本经营最常见的方式有三种，即股票交易、债券交易、期货和期权交易。金融资本经营对象的选择，主要是指企业选择何种金融资本经营方式的过程，一般需要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风险因素
在金融资本经营市场上，不同的投资者由于其财力、物力和人力的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也不一样，这就要求企业在金融资本经营中，在充分了解自身情况的基础上选择风险适度的投资经营对象。风险与收益一般成正比例关系，即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但也不排除会有低风险高收益和高风险低收益的情况。企业在选择投资经营对象时，应注意各种不同经营对象的风险与收益的对应关系，保证在一定的风险水平下有相应的收益相匹配。
2.变现因素
由于证券构成企业金融资本的主体，所以金融资本的流动性主要表现在证券的变现能力上。在没有二级市场的情况下，证券的流动性取决于证券的偿还期限，期限越短，流动性越强；如果存在二级市场，证券的流动性则主要取决于二级市场的发达程度和某种证券的热度。
3.收益因素
追求高收益是大多数投资者的最终目的，但在选择投资对象时，必须要充分考虑价格、手续费、现金等因素，以期在成本——收益原则下，选择出以较低成本获得较高收益的投资对象。
4.便利因素
第5篇
一、企业金融资本经营的概念及特征
企业的金融资本主要以有价证券为表现方式，如股票、债券等，也可以是指企业所持有的可以用于交易的一些商品或其他种类的合约，如期货合约等。它是与企业资本相对应的资本形态。
企业金融资本经营就是指企业以金融资本为对象而进行的一系列资本经营活动。它一般不涉及企业的厂房、原材料、设备等具体实物运作。企业在从事金融资本经营活动时，自身并没有直接参加生产经营活动，而只是通过买卖有价证券或者期货合约等来进行资本的运作。所以，企业金融资本经营活动的收益主要来自于有价证券的价格波动以及其本身的固定报酬所形成的收获。企业金融资本经营的主要目的是以金融资本的买卖活动为手段和途径，通过一定的运作方法和技巧，使自身所持有的各种类型的金融资本升值，从而达到资本增值。
企业金融资本经营与实业资本运营相比较具有如下特征：
1.经营所需的资本额较少
实业资本运营，尤其是项目较大的固定资产投资经营活动，往往都要求企业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而对于企业的金融资本经营，只需企业购买一定数量的有价证券或交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即可从事金融资本的经营活动。所需资金量相对实业资本来说较少，大多数企业都能够承受。所以，金融资本经营是一种适合于大多数企业进行的资本运作方式。
2.资本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较强
金融资本投资经营的结果主要体现在企业所持有的各类有价证券上，而这些证券又都是可以随时变现、随时充当支付手段的媒介。由于企业的金融资本在经营活动中，资产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较强，也就使企业在从事金融资本运作时有了较大的选择余地和决策空间。换言之，一旦企业察觉到形势有变或者有了新的经营意图，它可以较方便地将资产变现或者转移出来，以及时满足企业的需要。
3.心理因素的影响巨大
社会心理因素对各种资本经营方式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造成经营行为和经营效果的偏差，而这些影响一般都具有间歇性和偶性发的特点。但在金融资本经营中，心理因素却是每时每刻都在起作用。比如，当证券投资者预感到一种证券价格将要发生变动时，他就会依据自己的心理判断抢先做出行动。当这种意识为多数人所共有时，则会形成集体的“抢先”意识。这种共有的意识构成了证券市场每时每刻的心理潮流，并常常会由此引发价格的剧烈波动，而这种现象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投资者的心理动荡。
4.经营收益的不稳定性
金融资本经营是一项既涉及企业自身条件，又受外部宏观环境因素干扰的活动。企业的自身条件有：企业的资金实力、决策人员的能力、企业所具有的金融资本经营的经验和技巧等；而企业外部宏观环境因素诸多，如国家的经济形势，政府所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行业政策，国民经济增长水平，居民收入等。这样就使企业金融资本的经营容易受到不确定因素的干扰，造成其收益的不稳定性。另外，金融资本经营的收益主要是通过有价证券价格的变动来获取的，由于证券交易市场上价格的频繁变化，企业收益发生波动也是必然的。
二、金融资本经营的技术操作原则
1.经营目标明确，制定投资计划
要使企业的金融资本经营取得成效，应首先确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在确定目标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投资计划，以避免投资经营的盲目性，保证预期投资效果的实现。企业在拟定投资经营计划时，应充分考虑以下几方面问题：（1）资金的来源与稳定性。（2）投资收益的获取方式，是以股票投资经营为主，还是以债券投资经营为主。（3）处理好可获得的信息，把握机会。
2.组合投资经营，分散投资风险
在金融资本经营过程中，收益和风险是紧密相连的。在风险已定的情况下，应尽可能使投资报酬最高，或在报酬已定的情况下，尽可能使风险最小，这是金融资本经营的基本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企业在金融资本经营进程中，要实行组合投资经营，即将各种不同类型的金融资本运作方式合理搭配起来，以分散企业的投资经营风险。一般是将企业的金融资本分为三部分：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的债券或优先股；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具有成长性的普通股；另一部分应作为准备金，以待更好的投资机会或用来弥补意外损失。
3.坚持以人为本的经营原则
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都是靠人来进行的，人的潜能最大，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资本要素。金融资本运作是一项需要高度智慧性劳动的复杂工作。因而，投资决策者必须具有扎实的相关理论知识以及一定的经营能力，能够把握住金融资本经营的有利时机，做出成熟的决策。
4.机会成本最小原则
在金融资本经营交易市场上，资本的经营方向是可变的。资本要不断地从那些盈利性低的部门退出，进入盈利性较高的领域，以使金融资本运营的机会成本最小。要做到这一点，投资者应该理智、慎重，控制自己的情绪，在对各种类型的经营方式做认真比较的基础上，选择最适合的动作对象和方式。
三、如何选择金融资本经营对象
企业金融资本经营最常见的方式有三种，即股票交易、债券交易、期货和期权交易。金融资本经营对象的选择，主要是指企业选择何种金融资本经营方式的过程，一般需要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风险因素
在金融资本经营市场上，不同的投资者由于其财力、物力和人力的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也不一样，这就要求企业在金融资本经营中，在充分了解自身情况的基础上选择风险适度的投资经营对象。风险与收益一般成正比例关系，即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但也不排除会有低风险高收益和高风险低收益的情况。企业在选择投资经营对象时，应注意各种不同经营对象的风险与收益的对应关系，保证在一定的风险水平下有相应的收益相匹配。
2.变现因素
由于证券构成企业金融资本的主体，所以金融资本的流动性主要表现在证券的变现能力上。在没有二级市场的情况下，证券的流动性取决于证券的偿还期限，期限越短，流动性越强；如果存在二级市场，证券的流动性则主要取决于二级市场的发达程度和某种证券的热度。
3.收益因素
追求高收益是大多数投资者的最终目的，但在选择投资对象时，必须要充分考虑价格、手续费、现金等因素，以期在成本——收益原则下，选择出以较低成本获得较高收益的投资对象。
4.便利因素
第6篇
随着经济金融化的形成和不断发展，其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极其强烈。经济金融化概念包括反映在四个方面：其一是经济和金融彼此之间相互融合，金融成为当前各经济活动的主要核心；其二是社会资源配置体现出金融化，其拥有的资源能够在配置过程中更加的高效和实际；其三是资产形式趋向金融化，提高金融资产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和重要程度；其四是经济关系之间实现金融化，金融关系得到全面扩展且能够对金融调控具有主导性。
二、经济金融化发展趋势
（一）非金融企业经济金融化过程
非金融企业的经济金融化过程主要反映在对企业结构的调整方面。一方面，是非金融企业的资本不断增多，且发展趋势明显超出了产业资本发展趋势。也就是说，非金融企业所需发展资金不再单纯的通过产业化发展来取得，而是能够通过金融资产来满足其发展；另一方面，是非金融企业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经济收益都是由金融资本扩张所得，而产业资本的经济收益则明显减少。非金融企业合理优化金融资本分配，通过利用红利、股息等金融方式来实现经济收益最大化，进而是使得非金融金融经济收益也随之增加。
（二）金融企业经营发展快速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的形成和发展，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动力并提供了相应的方便条件。我国对外经济体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和全面实施，也同样使得我国经济快速与国际化形势相接轨。2012年，我国国债发行达到14442.38亿元，股票市值达到181658亿元，保险公司保证费达到15487亿元，同时黄金和外汇也分别达到3389万盎司和33115.89亿美元。在此种市场经济环境条件下，金融企业逐渐成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金融产业不断发展并壮大，其发展速度、规模等都超过了非金融企业，其经济地位也在国家发展中越显重要，经济金融化发展形势逐渐明晰。
（三）金融业利润比重上升
我国当前经济整体利润中，金融业利润所占比重逐年增加，且逐渐超出了非金融企业利润比重，呈现出猛烈的上升趋势。近几年来，由于我国非金融企业盲目拓大经营和大量生产产品的现象存在极其严重，导致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局限化，大量产品产能过剩无法得到妥善的处理，使得较多的非金融企业经营陷入困局，资金需用和运作出现了困难。2014年金融业产值占GDP比重为7.38%，比上年同期增长10.2%，而房地产业占GD比重6%，比上年同期增长2.3%。与此同时，金融业利用其经营优势，使得其利润比重快速上升，并逐渐成为促进当前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经济金融化对我国金融发展的影响
（一）经济重心逐渐向金融服务行业转变
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较多企业的关注，也使得企业通过购买金融产品或证券等多种方式，来将资金投入到了金融行业中来。资产价格的提升使得金融产品能够更好的实现经济收益最大化，经济发展重心也逐渐向金融服务行业转变。我国资产价格方面的明显上升主要表现在房地产行业经营发展方面。与此同时，国家资本和民营资本越来越多的进入金融行业中，而为了实现和取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其用于大量购入金融产品来作为一种实现保值、增值的方式。这些来自不同出资方的资本投入，推动了金融交易的增多和经济金融化全面发展，但同时也使得资本分配出现偏差。
（二）虚拟资本增多促使货币金融化发展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全面实施，我国虚拟资本快速增多。经济金融化使得大量的纸质所有权在市场体制经济中流通，且经当前股票市场运作，大量纸质所有权以超出自身实际价值的资本进入到了市场经济中，然而，这些虚拟的纸质所有权资本却并不一定可能转变为实际的生产资本，因此，虚拟资本的增多促使我国经济金融化不断发展，也使得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逐渐增多，货币和银行资本所占比重快速减少。比如，房地产行业金融化逐渐明显，甚至其逐渐发展成为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和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但由于房地产行业的金融化现象，使得其行业泡沫化越来越严重，进而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
（三）社会债务增加且社会分配存在不公
经济金融化使得我国社会债务大量增加，一方面其表现在居民的住房贷款；而另一方面其表现在地方政府的债务现象。随着土地价值的不断上升，地方政府为获取更多的经济收益，其对土地价值的控制欲则越来越强烈，因此，地方政府在通过融资方式来抬高土地价值的时候，其也在加大自身的经济债务。与此同时，由于土地价值的快速上涨，居民住房环境和投资功能被大大弱化，居民对住房的金融化需求和对住房的需求两者逐渐融合在一起，使其成为居民债务的主要来源。随着经济金融化持续发展，企业生产逐渐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而这种情况下，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明显降低，进而使得社会分配存在不公平性。
四、应对经济金融化对我国金融发展的措施
（一）合理分配经济金融实体与金融资本
实现金融资本发展，就应当充分的、全面的意识到金融资本的显著特征。金融资本能够和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但其必须以实体资本为核心，难以创造和产生剩余价值。如果金融资本得到全面发展，且免受实体经济发展的局限，且则较为容易发生金融资本膨胀现象，进而逐渐转变成泡沫经济。这样不但不能为国家实体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甚至还会严重影响实体经济发展，损害实体经济利益。所以，应当切实的意识到金融资本的明显区别，合理分配实体和金融资本以实体资本为根本充分发挥出金融资本的真实价值，同时还要根据经济实际情况，对金融资本发展进行合理化限制，使得金融资本能够切合实际的为实体资本提供服务。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适时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加快实体经济发展，取消或降低一切不合理费用征收，让金融资本能够支持实体经济良性发展。
（二）建立健全金融体系且加强金融监管
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金融体系，通过合理化规范市场监督与管理，增强市场经济活力，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以现代化经济金融体系来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各地方政府部门通过实现强化管理，加强对短期交易的控制，积极鼓励开展长期投资，并利用征收资本所得税的方式来限制投机行为的发生。同时，各地方政府部门还要加信用贷款管理，防止信用膨胀过度，造成货币价值快速上升，利用信用贷款供应方式的有效控制，来提升资本成本价值，进而规范资本效应扩张趋势。
（三）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金融开放
积极参与和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打开我国对外经济市场和提升国际市场地位，通过世界经济金融发展，带动我国金融行业的良行发展。同时在经济体制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我国推进金融对外开放，即要重视金融资本所具备的实际价值，又要充分的控制金融资本膨胀现象发生。以当前市场经济金融体系为根本，实现金融制度改革和创新，提升金融市场的抗风险能力，实际我国金融的平稳发展。国家相关政府执能部门应当控制好投资方向，降低由于投资失误而引发的经济损失可能性，结合实际对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合理化调整。
第7篇
一、加强实业资本经营，实现企业价值增殖的最大化
实业资本经营主要包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投资经营，目的就是要运用资本投入所形成的实际生产能力从事产品生产、销售或提供服务等经济活动，获取利润实现资本的保值增殖。实业资本经营是所有资本经营中最基本的运作方式。一是企业的性质决定了实业资本经营活动是第一位的。企业是为社会提品和服务的盈利性经济组织。只有通过实业资本经营，形成企业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才有物质基础，才能提品和服务。二是实业资本经营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只有通过实业资本经营，企业才能够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创造价值，为其他形式的资本经营创造条件、奠定基础。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要加强实业资本经营，首先要调整产品结构，开发具有地区特色的优势产品和技术含量高的新产品。特色就是优势，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专长，就是市场竞争力。因而一定要全面审视本区域的优势和劣势，找准自己的“坐标”，扶持特色产业快速发展，才能起到龙头经济的作用。在特色的基础上，尽量提高产品科技含量，提高附加值；其次要转变观念，加强企业经营管理，把产品做好做精，改变产品“傻大黑粗”的旧形象，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再次转变观念，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由于受多年计划经济影响，服务意识差，官商作风严重，竞争力差。只有彻底改变这些，才能真正经营好国有企业。
二、加强金融资本经营，整合金融资产优势，盘活国企资产存量
金融资本经营是一种国际通行的规范运行方式，其主要目的是以金融资本的买卖活动为手段，力图通过一定的运行方法和技巧，使自身所持有的各类金融资本升值，达到资本增值的目的。金融资本经营应遵循的原则是：实行组合经营，分散投资风险。任何资本经营都是收益和风险紧密相联的。在风险已定时使投资报酬最高，在报酬已定时使风险最小，这是金融资本经营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在金融资本经营过程中，企业要尽力保护资金，增加收益，减少损失。
在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不完善，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金融资本经营对象的选择要考虑如下因素：一是安全性。主要指收益与风险的适当程度。一般来说高风险高收益，在选择投资对象时应考虑风险与收益的对应关系，避免高风险低收益；二是收益性。在选择金融资本经营对象时要考虑收益率、价格、手续费和税金等因素；三是流动性。即所投资的金融资本可以随时交易，具有变现能力；四是便利性。指投资所购买的金融产品所需时间，交割的期限，认购手续是否迅速方便，是否符合投资者的偏好。上述因素是比较复杂的难以全部兼顾，这就要求投资决策者权衡利弊得失做出抉择。
三、加强产权资本经营，加快国企改制和国有经济战略调整
产权资本经营主要是通过改善企业的资本结构，使企业投资多元化，实现资本的扩张，如通过合资实现资本的扩张，通过产权的转让或收购，分散风险保证资本收益的最大化。另外可依据企业的法人财产权经营企业的法人财产，以实现企业法人资产保值增殖的目标。产权资本经营主要包括通过产权交易使资产从实物形态到货币形态的互相转化，改变不同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例；也可以通过兼并、收购、参股、控股、租赁实现资本的扩张。
要充分发挥产权资本经营组织的作用。这一组织由三层构架组成：一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它是国有资产的法定代表机构和国有资产所有权的代表。它不直接从事资产经营活动，只行使所有者的行政管理职能，通过制定有关政策，对各类资产经营组织进行授权委托管理以及对其经营进行监督与考评。二是企业集团授权经营。这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以授权经营形式，确定与企业集团在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中的责、权、利关系。授权经营的国有资产范围是企业集团所归属的能予以支配的资产。三是国有控股公司。它是受国资委委托参与股份制企业中国有股份管理的商务机构。控股公司以所有权代表的身份，向企业派出董事、监事或国有产权代表，具体行使规定的职权。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这一机构成立和运营的时间不长，还无成熟经验，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积极探索产权资本经营的新路子，搞好产权资本经营。
四、加强无形资本经营，打造企业知名品牌
无形资本经营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新的资本经营领域。它突破了传统的无形资产会计管理模式，试图从经济学、法学、管理学三方面综合考察知识产权、市场关系、组织管理等类别的无形资本，通过开发、保护、转让品牌、技术以及树立企业形象、形成独立的企业文化等无形资本经营，提升整个企业的市场价值。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无形资本经营有如下意义：第一，可以促进企业实现规模经济。企业要扩大规模，传统做法是通过增加厂房设备等有形资产的扩张来实现。而今天可以通过无形资本经营，以企业的知识产权类资产进行参股、生产许可证转让、商标转让等来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实现规模经济效益。第二，可以推动企业产品结构的高技术化。无形资本经营有利于企业通过吸收高新技术，向高新技术产业迈进；通过运用高新技术可以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首先，正确认识无形资产的价值。无形资产往往具有超乎想象的价值。如北京全聚德烤鸭集团的“全聚德”商号的评估价值为2．7亿元。其次，加强无形资本的经营管理。企业的无形资本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财富，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一旦丧失将给企业带来致命的打击。必须加强无形资本的管理和保护，使之不丢失，不流失。再次，要加强对无形资本的投资。加强无形资本经营很重要的一环是加强投资。因为有的专利如计算机软件等技术会因时间的推移而丧失有效性。第四，以创企业品牌为中心充分利用和发展现有无形资本。市场经济条件下谁能创造出品牌产品，谁就会在竞争中取胜。所以企业必须在创品牌的同时充分利用和保护现有的品牌、商誉、专利等无形资本。最后，要重视企业形象。企业的形象是一种商誉，是企业的无形资产。良好的企业形象、信誉，是企业融资及发展的保证，也是增强内在凝聚力和扩大社会影响力的前提。有名牌才有名企，有名企才能保名牌。有些地区因没名牌也就没名企业，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所以，企业创名牌是谋求新发展的重要战略。
五、加强人力资本经营，实现企业价值增值最大化
人力资本经营就是把人才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对其进行开发、运筹、谋划和优化配置，以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增值。人力资本经营是以人为中心，经营主体和客体都是人，强调开发人的潜能。人力资本经营是人才的培养、人力资本的形成、使用、配置、并使之创造价值，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当今世界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已被实践所证明，人们认识到人力资本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终极动力。如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莱斯特．瑟罗所说的：“在21世纪自然资源已经不是竞争的保障了，不拥有自然资源也不会成为竞争的障碍，日本没有自然资源也富了，阿根廷拥有自然资源却富不起来。”
早期的经济学非常重视物质资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认为经济的增长与物质资本的投入是成正比的，以往社会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以来，人们终于认识到人力资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首要的，特别是舒尔茨在长期的农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发现，促使美国农业产量迅速增长的原因已不是土地、劳动力或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是人的技能与知识的提高，从而提出改善穷人福利的决定性生产要素不是能源、耕地和空间，而是人口质量及自身掌握的知识、技能的程度。舒尔茨关于人力资本及其形成的重要作用的理论给人们以启发，人们开始从理论到实践重视人力资本经营。可喜的是，国人也开始重视这一问题。 过去我们不重视资本经营，更不重视人力资本经营。随着市场化步伐的加快，不仅资本的内涵丰富了，资本经营的类型也增加了。不包括人力资本的资本概念是不完整的。同理，不包括人力资本经营在内的资本经营也是不完整的。
第8篇
两个需要厘清的问题
“大小非”问题在未来的两年内都将成为影响市场的关键因素。在思考“大小非”问题对市场有何负面影响时，首先需要明确存在多少数量的“大小非”，也就是“大小非”的数量问题，其次需要了解各类“大小非”股东的行为方式，也就是用什么样的分析框架去刻画股东在证券市场中的决策模式问题。
“大小非”问题还是“限售股”问题？
虽然这一问题极为典型，但目前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管理层和市场人士都根据自身的定义进行政策决策和建议。按照证监会的定义，一般低于总股本5%的叫“小非”，大于5%的叫“大非”。产生“大小非”的主要原因是2005年以前国企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时，为保证改革平稳进行而对国有股特别规定的限制条件。为了解决市场的忧虑，管理层自2008年7月开始逐月通过中登公司公布“大小非”减持的数据。到目前为止，官方“大小非”的数量仅为3741亿股。即便按照这一标准，“大小非”解禁的数量也只占到了很小一部分（见图1）。
截至到2008年7月，按照中登公司提供的数据，尚有81.16%的股份没有解禁，单就限售部分而言减持比例仅为5.61%，这一状况充分说明限售股对市场的压力巨大。
与此相悖，市场认为所谓“大小非”实际上是市场对“限售流通股”持有人的一般称呼。数据显示，在2008年，将有15.83%的“大小非”进入解禁流通，其中“大小非”的比例各为50%左右；在2009年，将有38.62%的“大小非”进入解禁流通，其中“大小非”的比例分别为80%和20%左右；2010年，将有45.55%的“大小非”进入解禁流通，其中“大小非”的比例分别为95%和5%左右（见图2）。
由于自2006年新股发行方式改革以来，深沪两市总发行上市259家（截至到2008年9月2日），限售流通A股高达7744亿股，不含借壳上市的四家（太平洋、中国铝业、上港集团、潍柴动力），远超过股改限售股存量3741亿股（上述数据来源WIND）。
有别于管理层的定义，股权分置改革之后，市场仍在源源不断地产生数量不斐的“大小非”。
但是市场人士对于改革“大小非”问题的争论和建议更是被管理层上升到质疑股权分置改革胜利的程度，证监会的态度是，坚决反对已经解决了的股权分置问题，再搞出两个分裂的市场，再重新进行“二次股改”，这等于颠覆股改成果。
虽然市场和管理层在基本定义上存在分歧，但不同的上市公司在同一市场中交易，市场参与者必然会按照统一的模式给出定价。实际上，目前的新股发行制度根本没有形成全流通的市场文化，国内市场独特的定价哲学也依然发挥着超强的惯性。
进入全流通时代以后，市场开始用新的视角对股权进行分类，最引人注目的观点是将投资者划分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这种观点认为：由于股权分置改革打通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的隔离墙，导致A股的估值标准骤然生变，未来市场的底部将由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博弈决定未来市场的合理价值。
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差异何在？
这一认识部分解释了市场参与者对待市场的行为方式，但无法充分刻画市场矛盾。对此，需要重新审视什么是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
根据资本论上的定义，所谓产业资本，是在资本的循环运动中，依次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形式，并在每一种形式中完成着相应职能的资本。
很多投资者将“大小非”都归于产业资本的范畴，那意味着如果说投资企业股权的资本就算是产业资本，那这个范畴未免太大，这岂不是说大量的PE、PC也都可以划入产业资本了？以金风科技为例，其第三大股东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基金就会被划入这个范畴。实际上严格地讲，只有那些投资实业，并且具体控制某个企业、直接参与管理的资本，才能称之为产业资本。
实际上，控制公司股权的资本才可以被严格地称为产业资本，而除此之外的都成为金融资本，这中间既有财务投资者也包括证券投资者。而财务投资和证券投资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投资时间的长短以及投资的方式差异（见表1）。
资本博弈的内在机理
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的重合源于2001年。当管理层在2001年试图打通两者之间界限的时候，市场恐慌了，股指从2100点跌落至998点，这一过程并没有产生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融合，因为实际上的闸门并没有打开。
但是，股权分置改革之后，如果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作为产业资本的代表，在A股市场大量抛售股份，对投资于二级市场的金融资本的传统定价方式产生很大压力。全流通时代来临之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开始面对不同的博弈结构。虽然两者之间的界限变模糊了，金融资本却没有意识到游戏规则的改变，仍然利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去建立投资策略。
随着限售股的逐渐增多，市场开始担忧股东角色的转换，因为限售股获得流通权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博弈结构必然因为公司股价产生重合，彼此之间形成利益相关体，这也对市场估值构成混乱的预期（见图3）。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需要从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模式出发，深入展开讨论。
产业资本的行为模式――托宾Q理论
过去：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套利行为以再融资方式普遍存在。在考虑产业资本对市场的影响时，最核心的问题不是产业资本内部的循环，而是它是否会考虑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换。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结论，即债权融资优于股权融资。但在国内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几乎难以找到这样的例证，国内上市公司普遍重视再融资。如果这一现象大量存在，那么基本可以得出：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套利过去是以再融资行为普遍存在的。
现在：托宾Q理论成为现实套利的基础。当前市场中产生了一个较为一致的预期：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套利偏向。其内涵大致如此：当初产业资本投资企业股权，后来企业上市了，而这些股权也就变成了“大小非”。经过股改，这部分股权可以流通了。因为在股票市场上，股权价格是由金融资本来定价，而这个价格要大大高于在实体经济中产业资本对相关企业股权的定价，由于存在价差，产业资本就会在股票市场卖出解禁的上市公司股权，转而重新投资实业，从而完成套利。
套利的概念，在海外证券市场同样也出现过，著名的托宾Q理论，就是建立在对此的分析、研究基础之上的。根据Q理论，当Q值大于1（即股票市值/重置成本＞1）时，产业资本就有从股市中退出的理由，因为这个时候在理论上卖出股票所得可以让其再办一个同样的企业，并且在资金上还有多余。研究者认为，之所以海外市场成熟的传统企业PB值一般都不太高，就是因为托宾Q理论被广泛认同。因为在那里企业的重置成本比较透明，而且根据西方会计制度，企业账面净资产也比较接近于市场上的实际价值，这样也就使得重置成本会与净资产值大致相当，PB值自然不会太高。用这样的概念来解释限售股的流通，得出的结论是明确的：随着“大小非”的上市，A股市场已成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攫取财富的平台，只要这个过程没有结束，股市就难有起色。
平安证券的研究表明，可以托宾Q近似值2.7作为可参考的当前国内市场实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实际套利均衡点。在2006年以前，国内A股市场Q值一直在3以下运行，自2006年四季度起，国内市场托宾Q值开始突破3，并在2007年第四季一度攀升到6.38的高位。在托宾Q套利机制作用下，偏高的托宾Q值已经引发金融资本与实体资本的大规模套利行为，未来巨量的大小非减持仍将对股票市场产生较大压力。
财务投资者的行为模式
有别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被称作财务型投资者，一般是指不从事实业而专事投资的投行基金、并购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等，它们一般追求纯粹的财务回报。在全流通时代，可以将对公司没有控股权的股东都称为财务投资者。对于那些无法控股的法人股东而言，进入全流通时代后，他们也演变为金融资本，例如：宝钢集团参股了很多金融企业，作为这些企业的股东，它只能以金融资本的面目出现，虽然宝钢是标准的产业资本。
卡尼曼行为金融学理论――框架效应
众所周知，行为金融学通过研究投资者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的认知、情绪和意志等心理特点，分析投资者的决策过程。最著名的理论模型是：卡尼曼行为金融学理论――框架效应。
投资者现在面对众多“不确定”，在这种种不确定的环境，投资者要作出决定。传统经济学认为大部分人倾向回避风险，但卡尼曼的研究发现，人们往往抱持两种思维，一是面对收益时，对风险回避，但在面对损失时，又会变成风险偏爱。
对于限售股而言，尤其是财务投资者，他面临的投资选择是什么呢？如果他的成本是2块钱，目前市价是5块钱，他有1000万股，那么他的利润达到3000万。一旦财务投资者从限售股转变为流通股，他的思考方式会出现哪些转变呢？按照行为金融理论，财务投资者实际上面对一个已经获得收益情况下的赌局（GAME），绝大多数的人肯定是卖出（见表2）。
结论：在目前的市况下，90%以上的小非都会选择卖出。
实际上，中登公司的数据也充分说明了这一情况。在经济减速背景之下，持有限售股数量小于5%的帐户抛售比例接近50%。并不是财务投资者不看好中国经济的未来，而是源于各自的理性选择（见图4）。
证券投资者的行为模式――羊群效应和囚徒困境
关于证券市场上投资者的行为模式，学界进行过诸多研究，并存在两个较为典型的效应。
羊群效应。在资本市场上，“羊群效应”是指在一个投资群体中，单个投资者总是根据其他同类投资者的行动而行动，在他人买入时买入，在他人卖出时卖出。导致出现“羊群效应”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比如，一些投资者可能会认为同一群体中的其他人更具有信息优势。德圣研究中心江塞春认为：基金行业热衷于短期业绩排名的评价机制对于基金的投资行为有巨大的副作用。基金经理对于排名的重视，导致其采取冒进的投资策略，只要趋势看起来还没有崩溃的风险，大胆的策略就是业绩排名的制胜点。一个显然的例子是，在2007年三季度新增资金快速涌入时，新基金的业绩冲动往往变成建仓速度的比拼。
囚徒困境。所谓“囚徒困境”，是来自博弈论中一个经典案例，就是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为了更好地反映市场的实际运行状况，博弈论专家提出“重复的囚徒困境”，它更逼真地反映了具有经常而长期性的人际关系，而且这种重复的游戏允许程序在做出合作或背叛的抉择时参考对手程序前几次的选择。如果两个程序只玩过一个回合，则背叛显然就是唯一理性的选择。但如果两个程序已经交手过多次，则双方就建立了各自的历史档案，用以记录与对手的交往情况。同时，它们各自也通过多次的交手树立了好或差的声誉。虽然如此，对方的程序下一步将会如何举动却仍然极难确定。近期基金重仓股的连续杀跌行为已经再次展示了这一点。先逃脱者获得生存显示出非理性状况下，证券投资者的主导行为模式。
总结：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博弈的方式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必然过程。在全流通时代，这一博弈方式在股权分置改革之中演变过程极为复杂，尤其在经济减速的背景之下，证券投资者的非理性预期加深了博弈后果的严重性。
第9篇
论文关键词：低碳经济,绿色资本市场,发展
一、理论渊源及问题的提出
1.资本市场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史是一部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史，经济与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金融的发展与环境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资本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主要构成要素，其完善与发展也离不开良好的生态环境这个基础。
一方面，自然环境作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础。它既是人类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废物的排放场所和自然净化场所，同时也为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生产条件和对象。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
另一方面，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对自然环境产生重要影响。当资本市场的发展建立在自然环境承载能力的基础上时，其持续稳定发展就能促进生态环境的优化。胡鞍钢在其主编的《地区与发展—西部开发新战略》第六章“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指出生态恶化与贫穷的关系，并提出增加生态投资的建议。李锦、罗凉昭在《西部生态经济建设》中指出资金投入不足是西部生态建设的瓶颈，并提出利用民间资本进行生态建设的设想。
资本市场的发展为环境的保护和改善提供了资金和技术，而环境的优化又为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和基础，两者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协调促进的关系。
2.低碳生态经济与资本市场的结合
当前，我国构筑新型科学发展观的大幕已经拉开，在保护生态系统有序开发利用的大前提下，对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都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作为国民经济发展核心动力的金融系统无疑应该在这个新的发展进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由此提出了另一个有关我国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新概念，即“绿色资本市场”。作为新兴的金融发展形态“绿色资本市场”应当成为金融生态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吸收运用生态经济原理，在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推动我国生态金融和整个经济系统的发展。
金融领域首先要做好理论转化工作，“绿色资本市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所谓“绿色资本市场”指的是资本市场在运行中要体现绿色的理念。即在投融资行为中要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及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增强对环保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引导作用促进金融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态系统的协调保护。
二、生态资本与资本市场的融合
1.生态资本概念的提出
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土地和劳动是“初级生产要素”，这是因为土地和劳动都不被看作是经济过程的产出品，它们的存在主要是由于物理和生物上的因素，而不是由于经济上的因素。
生态资源的资本化是由生态资源的稀缺性和它的再生产特性所决定的，是人与生态系统关系演化的结果。生态资本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我们认识到生态资源的再生产是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有机结合体。
2.生态资本的经济价值
生态资本的经济价值是物化在生态经济系统某种自然物质和经济物质的社会必要劳动的体现，即人们的社会必要劳动与生态产品相结合，就形成了生态资贲的价值。
由于生态资源对人类的特殊重要性以及市场存在的缺陷，其价格不可能完全由市场来决定。从发达国家保护生态资源的经验看，生态产品价格要尽可能市场化，这样有利于各种资本的运作以及保证资本的效率。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生态资源的市场化定价方式已成为发达国家的主流，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采用。
3.生态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
生态资本与金融资本是从不同的职能来划分的，就其实质来说它们都是资本，都具有追求资本增值的本能。马克思论述了资本是如何增值的有关问题，指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金融资本增值的实质产生于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剩余劳动。马克思指出借贷资本的运动必须立足于产业资本（此处即金融资本），必须立足于生态资本运动的基础上并依存于生态资本的运动。借贷资本的整个运动公式应该是：
————…………————
马克思指出利息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是利润的一种分割。金融处于资本两重支付的第一重支付——与两重归流的第二重归流——，资本增值必须在生态产业的第二重支付——与第一重归流——中实现，从而金融部门的预付成为增值的第一条件，生态产业的第一重归流则成为增值的第二条件。下面对生态金融领域中资本—金融资本和生态资本的运动过程进行简要的阐述：(金融资本)一一(生态资本)——（性态资源和劳动力)……——(带有新价值的生态产品)——(经济价值)+ (生态价值：政府转移支付、财政补贴)——金融资本+资本回报。
可见，金融资本与生态资本的增值本质是相同的，并都来源于生态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只是在市场条件下生态产品的特殊性使得其价值只能被市场部分转化为价格()，其生态价值只能通过国家转移支付的形式给与实现()，因此在生态金融系统中政府担负着价格实现的责任。金融资本与生态资本在资本价值增值的过程中有着不同的职能，两者相结合，有利于实现资本扩张、实现最大限度的资本增值。
三、我国绿色资本市场构建的问题分析
1.低碳生态投融资体制不完善
生态产业和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是一项巨大的自然和社会系统工程，应是一个包括财政、商业金融、民间融资等全方位、多层次的投融资体系。我国现行的生态投融资体系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投资过程没有建立投入产出和成本效益核算机制，这种传统的环境保护投融资体制的弊端主要是：
融资体制:(1)融资渠道单一，目前环保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缺乏对社会资金进入环保领域的可行性分析，没有很有利的政策支持，结果大量的社会资金闲置找不到投资方向，同时缺乏专业金融机构(如绿色银行等)负责环保业务，而一般的金融机构对此类贷款疑虑重重，惜贷现象严重；(2)资金来源稳定性、持续性差。
投资体制:(1)投资渠道单一，缺乏经济利益驱动机制，不利于社会资金进入环境保护领域，造成环境保护的资金不足，一些紧迫的环境问题总是难以解决；(2)投资领域过窄，缺乏对环保科研、教育、宣传的投资；(3)投资成本偏高。投资不计成本，人为的管理成本大大高于技术成本，没有建立投入产出与经济成本核算机制，使政府和企业付出极高的代价；(4)投资效益差，造成资金的极大浪费。
总而言之，我国传统的生态投融资体系不仅造成了资金需求的严重不足，还使得有限的资金利用效率低下。针对这一缺陷，本文提出金融资本进入生态领域，与生态资本有效结合的命题。
2.低碳经济产业的投资严重不足（资本市场支持力度不够）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所面临问题的多样性、复杂性似乎是其他地区所不能够比拟的，几乎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领域都需要一定的投资以推动相应的运作，才能最终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但是当前我国环保资金投入严重不足、资金使用效率很低。用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虽然每年都在增加，但2008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仅有不足1.5%。
四、政策和建议
我国绿色资本市场的发展除去金融体系指导思想的转变，其发展尚需要大量配套的外部市场环境建设，结合上述分析，就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现状来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进：
1.发展多种融资途径，有效解决绿色资金需求
金融系统应该着眼于环保产业的发展要求，开发多种形式的金融工具，进行相应的金融创新。金融资本应该更多的进入生态领域，将金融资本同生态资本相结合，实现生态环保建设同生态产业、自然生态保护区、重点生态建设项目等的有效协调与促进。
可以通过允许环保企业发行环保专项债券，利用金融债券流动性强、投资量大、效率高的特点，筹措发展所需资金。申请放宽环保企业一级市场发行资格限制，优先鼓励绿色产业进入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并动用财政收入为此类债券提供可靠的风险担保机制。
发展多种形式的政府环保基金。一种方式是开放式基金，即不限制基金的总体数额，在每一财政年度，政府可以通过将一部分财政收入拨入基金的方式，不断补充基金份额，使其维持在世界平均环保资金需求水平，这类基金主要用于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环境改造工程。另一种方式则是封闭式基金，这类基金主要是用于专项环保技术的开发和研究用途，环保机构或者个人可以通过申请的方式获得资金支持。
环保企业只要是股份公司就可通过发行股票来筹资，不是股份制的在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上市后也可通过股市来融资。这种股票可以在国内市场上以存托凭证等形式发行。
政府还应采取措施开拓私有资本投资环保产业的路径，通过一系列的税收减免、物质及精神鼓励等方式来鼓励更多的私有资本投入绿色产业改造。
2.建立有利于环保企业上市的“三板市场”
由于环保产业发展需要大量先导资金且投资回收期长，这决定了环保产业的发展与传统产业有着不同的融资路径。
环保产业融资的最终出路在于资本市场。而传统资本市场的主板市场已很难满足环保企业的融资需要，主板市场跟银行有相似的地方，且其上市的门槛较高，显然环保产业在产品幼稚期达到上市标准非常困难。鉴于目前我国为高新技术企业推出的创业板市场（“二板市场”），我们也可考虑将环保作为一种特殊产业，设立“三板市场”，以利于代表新经济发展方向的环保产业得到便利的融资，在这一市场的规范、培育、竞争中成长壮大。
3.强化企业监管，便利绿色融资
对所有的大中型企业尤其是排污量较大企业应加强绿色监管的力度，设定相应排污指标，指标可以作为稀有资源在资本市场上交易，其价格同股票和债券一样可以根据市场供求而上下波动。对于已上市企业应及时报告排污情况，如有违反可以通过与证监会协调后进行处罚，对于重大违反环境保护要求的事件进行严肃处理。
参考文献：
【1】高建良《“绿色金融”与金融可持续发展》哈尔滨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1998.04
【2】王松霈《生态经济学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3.13
【3】王春波，陈华《“绿色金融”——现代金融的新理念》甘肃农业2003.11
【4】 Terry L. Anderson等《环境资本运营——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第10篇
2015年底，万科公司的股权之争曾在中国大陆引起广泛关注。社会关心的主要是宝能系与万科管理层争斗的结果。但作为公司法研究者，消息面、价值判断本身并非重点，更紧要的是从公司治理和资本属性上更客观地审视宝能系并购万科本身的利弊得失，以及万科管理层在公司治理中应有的地位与作用。
资本无善恶，但资本进入公司后对其治理结构的影响却至关重要
首先，秉持“资本无善恶”的立场，也就无恶意收购一说。“恶意收购”的指称更多是一种价值判断，非对收购过程的客观评述。而敌意收购系站在被并购公司管理者或者实际控制人角度来看待并购，是一个中性词，能更好地体现研究者的中立立场。在资本特性的认知方面，处在一旁的观察者应少一些价值判断，多一些理性分析。
其次，虽说资本无善恶，但资本背后的秉性，确实存在非常大的差异。资本背后的企业所代表的管理理念，资本对公司管理层运作可能的改变，才是最为重要的。现代公司运营中，绩效评估、激励机制和治理机制的架构，被认为是最至关重要的。而公司内部的可归责性（accountability）又被认为是实现上述架构的重要手段。成熟市场中的若干商业惯例、发达国家的公司法本身，以及国家的社会规范等非法律执行机制，都能够促进上述原则和机制的达成。而在法制还并不特别完善的中国，如果控制股东本身忽视上述制度，继续坚持原有的路径依赖，对被并购公司而言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万科作为一家优秀的上市公司，公司治理方面的示范意义明显。就客观情况看，宝能系成为万科大股东，除了资本以外的“溢价”非常小，既没有值得推崇的管理经验，也没有国际化的背景。资本“野蛮生长”的经验可能给本就稳健、低估值的万科，就管理理念上的冲突带来不小的忧虑，而激进的金融资本与万科的文化也可能水火不容。
公司的目标应该是公司利益最大化
公司的目标是最大化股东利益么？答案是否定的。无论公司的大股东是宝能还是华润，管理者是王石还是其他人，万科作为上市公司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公司利益最大化。
传统理论认为：公司的所有者系“股东”，股东拥有公司，公司的唯一目标是“股东价值最大化”。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公司应当服务于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股东价值论”正在逐步瓦解，越来越多的成功企业家亦表示：企业的主要目标不是股东价值最大化，而是服务于客户利益。股东至上（shareholder primacy），并非上市公司的首要目标，如杰克・韦尔奇所言：“股东价值导向一些突出的问题，会导致短期利益最大化，导致管理者往金融投资者方向倾斜。股东价值论是最愚蠢的想法。”
与股东至上理论相对应的利益相关者理论，系对自由主义的修正，在历史思潮的左和右平衡失序后的矫枉过正。而利益相关者理论带给人们的启示，更多在于强调：应当考虑利益相关人利益。但这些利益本身的先后以及如何在利益冲突时进行判断，却含糊不清。总体上看，股东利益最大化，着重于财务指标等的考核，往往给公司的发展带来障碍。而利益相关者理论，虽然明确应考虑相关者利益，但现实中不具有可操作性，理论基础也较为孱弱。以公司利益为公司目标的突破口，不仅理论圆融，也能够一以贯之地统和好公司内部的各种利益诉求，是更优的理论选择。当然，公司法的价值基础也可能会随着公司目标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就宝万之争的现状看，因控制权斗争可能付出较大的成本，对公司必将产生一定的损害。如若由于公司控制权斗争过于激烈，损耗公司财产、增加管理成本，将不符合公司利益。公司收购和反收购不能以损害公司利益为代价，这也就是为什么“焦土”政策被立法摒弃，其中的深意即在于此。同样，宝万之争中，大股东存在更替的情况，可能对公司管理者产生消极影响。金融资本更重视回报，亦很可能改变万科的部分经营策略，更可能将股东中心主义（甚至大股东中心主义）坚持到底。
公司是独立的法律主体，不能简单地将公司利益等同于股东利益或利益相关者利益，尽管上述几个概念会有部分重合。公司控制权争夺、反收购时的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更可能产生矛盾和冲突，任何收购或反收购，都不能以损害公司利益为代价。而就公司利益的判定看，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公司运营时期和特殊时期（如破产清算、并购）的利益都各不相同。万科在公司章程中未设置反收购条款，从长远看，可能伤害公司利益。这是一种理想主义选择，值得尊敬，但公司可能会因此付出代价。
董事会是公司契约的连结点，也是公司利益的最佳判断者
依据西方主流公司法研究者的观点，公司被视为一系列契约的联结，而董事会则是这些长期契约、关系契约和不完全契约的联结点，居于中心地位。现实中，董事会中心主义在国内践行甚少。而万科管理者所倡导的正是某种意义上的董事会中心主义，尽管公司管理层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如何运用这种表达。如王石和郁亮都曾分别在不同场合表示，万科董事会的立场系为上市公司负责、为中小股东负责。在董事会中心主义视角下，万科管理层多次强调，要兼顾中小股东利益，更准确的意思是，在公司控制权发生更替的时候，中小股东利益可能与公司利益的一致性更高。
万科多年以来构建的实质上是一种以董事会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大股东较少干预上市公司运营的架构，而且事实证明该种模式运营良好。这类似于股权分散的美国上市公司，在不存在控股股东的情况下，公司一直保持了良好的治理结构和发展前景。董事会中心主义视角下看，万科管理层发表的言论，无论是从开始的表态，到近来的“妥协”，万科董事会基本上都代表了公司利益，并未因为控制权争夺，做出伤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在上市公司利益多元、复杂的前提下，董事会是调和各种利益的最佳判断者。
当然，在中国践行董事会中心主义仍然困难重重。董事会中心主义的构建需要其他制度的配合，如商业判断原则和董事信义义务制度等。但颇为关键的是，基于社会规范的差异、法律的路径依赖和配套制度的缺失，董事会中心主义短期在中国还不能占据主流地位。而当下不彻底的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同样成了践行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屏障，也是实施包括毒丸计划等反收购措施的障碍。
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不对等，金融资本入侵产业资本，将导致股东异质化的加剧，由此而产生的成本也将会增加
亨利・汉斯曼教授认为：“基于股东同质化的假设，是成本而非资本决定了股东成为公司的所有权人。”依据该理论，一旦股东同质化的假设发生了变化，成本过高，将直接影响到公司内部所有权的配置。宝能系以保险资金等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入侵”，可能导致股东集团内部对公司治理需求的变化，进一步加剧股东异质化。
通常来看，并购被认为是改善公司治理的可能途径，也是驱逐“不合格”管理层的可行手段。而并购是否能改善公司治理，是否能发挥鲶鱼效应，则要看市场的整体配置和金融业发展水平。“野蛮人”的提法更像是金融资本入侵产业资本时，二者不匹配时的形象比喻。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对公司长期和短期利益的判断并不相同，不同的股东拥有不同的“价值观”。金融资本更重回报、更重短期收益，这与公司股东长期利益相冲突。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冲击，在于金融资产的回报周期是否与产业资本相匹配。作为大股东或者控股股东的金融资本对企业运营或带来较大的负面效应。中国的问题在于：金融资本的快速聚集，暴发户或者野蛮人的形象特别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其逐利性就更明显。依据2015年“股灾”之前的规定，险资购买上市公司股份不能超过5%，当下监管者的立场非常明确――不支持险资控股上市公司。
国有资本应作为长期投资人，发挥稳定市场的功能
第11篇
一、互联网金融的实质及影响
首先，传统金融部门借助互联网形式形成的金融互联网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资金融通的效率，表现在：（1）提高了资金配置的效率，金融部门的主要作用即为实体经济融通资金，实现资本在货币形式上的优化配置，从而实现货币资本从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的转移。（2）实现了投资者与筹资者之间的对接，开辟了除传统的间接融资（银行借贷）和直接融资方式（发行证券）以外的融资模式，提高了资金配置的效率。其次，互联网金融通过“交易货币资本化”，扩大了货币资本的源泉。传统金融系统通过信用将货币从各个角落集聚在一起，马克思曾经谈到，不变资本的折旧和价格的跌落、可变资本中成为工人工资而尚未消费的部分、用于再积累而还没有积累到一定量的资本、资本家的收入的一部分以及从产业资本中退出来的资本，这些资本的暂时或长期的游离都可以形成货币资本积累的来源。传统金融即以这些来源为资金的主要来源，而互联网商业企业将原来的日常交易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现实交易的商品流和货币流在时空上被一定程度地分离，从而利用买卖之间的时差以及买卖之前的预付，将资金暂时留存在这些企业内部。通过这种方式储存起来的流量货币取决于交易量的大小，随着交易量的增大，这种流量达到一定的数额，通过资本运作所能得到的收益就可能超过单纯的商品交易所能得到的利润率。这样互联网商业企业，实质上是在一定程度上将社会上个人用于生产生活的资金进一步地资本化。在资金短缺时，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可以获得较高的收益。在资金充裕时，却并不存在实质的损失。随着我国互联网交易规模的不断增长，这样积累起来的货币在企业内部已经积累到了一个相当可观的数额，余额宝的存储过万亿已经证明了这样一种趋势。再次，互联网金融使资本高增殖大众化成为可能。互联网金融具有积少成多、积沙成塔的累积规模效应，这就使互联网金融将原来专属于手中坐拥大额货币资本进行高额资本增殖的权利，分享给了普通民众。“作为货币的货币是什么也生不出来的”，而作为资本的货币是有可能生出货币的，资本的增殖在现代不再只是资本家阶级的事业，也是普通工薪阶层的事业，从工资等劳动收入中游离出来的闲置货币也和资本家手中转化为资本的货币一样，也有增殖的要求。最后，互联网金融实现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逐步融合。在经历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外部结合过程之后，产业资本已经开始摆脱金融资本的控制，出现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内部结合，例如许多大公司在经历了与银行资本合作过程中的不利地位后，纷纷建立了自己的财务公司，专门负责公司的融资以及货币资产的保值增值业务，这就在产业资本内部产生了一种逐步将金融业务内部化的趋势，以减少在不利条件下受到的影响。实际上，早期各国金融发展更多是根源于实体部门的内生性特征，如信用卡的发行、证券化的创新等，在许多国家最早都是实体企业自发推动的。互联网的发展带动了电子商务的飞跃、服务业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提升等，由此使得各类具有产业链集中性特征的新型企业出现，并且有可能高效率、风险可控地自发提供或发掘金融资源，不再必须完全依靠传统金融机构或资本市场。这种根植于实体部门需求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往往是相对健康的，也是最有生命力的。产业资本的金融业务内部化的特点是，它并没有完全抛弃原来的产业资本，相反产业资本之所以将金融业务纳入到自己的内部是为了摆脱对外部金融资本的依赖，从而能够更好地完成资本增殖的目标。产业资本在自身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对货币资本的需要是不确定的，一方面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对货币资本的不定时需要，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接受金融资本在提供所需货币时所附加的众多分配上的不平等条件。所以在产业资本的内部就会产生建立金融资本的要求。产业资本内部在一定技术手段下具备建立金融资本的条件，金融资本的大部分货币资本正是来源于产业资本，产业资本将内部的闲置资本进行收集，以其他主体作为货币资本的部分来源，从而在必要时满足产业资本对金融资本的需要。产业融合背景下的公司金融如京东金融、阿里余额宝、微信支付等，在与产业资本相交叉的地方，将客户用于消费的资金，化零为整，进行资本运作。在阿里余额宝将资金的来源从自身业务扩展到全体民众时，即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金融的公司内部化。
二、互联网金融对利率及宏观经济的影响
传统商业银行具有创造货币的机制，往往存在货币资本的积累大于现实资本的积累的情况，而互联网金融企业中的P2P和众筹属于交易撮合类型，不具备资金池和再贷款的功能。新形式的金融资本与实体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保持一致的。而对于融合型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当货币资本的积累大于本企业从事实体资本运营界限时，京东金融和阿里双宝这样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就有可能动员客户将其资金实现与金融产品的对接，原因在于客户大量的预付资金暂时存储在这些以现实资本的运作为基础的企业之上。这部分资金由于监管的要求是企业不能随便运用的，然而，在这些企业提供了相关的金融产品之后，在客户个人的意志之下，这部分资金从原来的沉淀状态，转变为活动状态，这些企业所积累的货币资本往往大于现实资本的积累。利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货币资本供应者和货币资本需求者在货币市场上的力量对比。分析互联网金融企业对利率的影响应该对不同性质的企业进行分类分析。首先，融合类型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将实体资本的日常交易资金，从交易过程中解放出来，在实现交易的同时，增加了货币资本的供应，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货币的短缺。其次对于撮合类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其将原来将运用于银行信贷的资金，通过自我管理的方式，注入到货币资本市场上，这种资本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商业银行的货币再造功能，所以会减少货币的供应，而如果这些资金在贷出之后，又流回银行，则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货币再造功能缺乏的不足。互联网金融企业对利率的影响也是双重的。首先，如果互联网金融企业所积累的货币资本在经过一定的操作之后，迂回性地又回到银行，这中间的交易成本在交易主体增多的情况下，有提高的趋势。但对于撮合类型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如P2P和众筹等，则是在降低交易成本。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货币资本的积累与现实资本积累的不一致所导致的投机效应。怎样避免在互联网金融中两者积累的不一致所形成的累积系统风险才是监管的关键。首先，在互联网金融环境下，中小企业有较大的可能性以低于原来高利贷的利率得到信贷支持；其次，大企业在商业银行的高利率面前可能逐步实现金融内部化。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但也要防止互联网金融形式中的融合类型过度金融化。
三、互联网金融存在的累积系统风险及其监管
第12篇
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状况及巨额游资的特点
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世界500家跨国公司有400家落户中国，国际资本的大量涌 入，会不会影响我国的经济安全？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国际资本异常流动 形成国际游资？从表面上看，国际资本流动杂乱无章，实际上是流动有序的。不同资本的市 场收益率、货币市场的利率、汇率和对国家经济发展前景预期等众多因素决定了资本的流向 。正常的资本跨国流动对国家经济、贸易和投资都有促进作用，对于国家而言，资本正常地 流入流出是获得开放效益的重要方式之一。假如一旦资本跨国流动由正常变为异常，形成国 际游资，必将对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发生资本异常流动的国家受到严重打击，其经济安全也 必受损害。一般看来，凡是资本突然大幅度变动都属异常流动。异常流动可以由决定资本流 向的因素突然出现重大变化引起，也可以由金融投机活动引起。决定资本流向的基本因素除 突发性的政治、军事冲突外，国家（尤其是大国）货币金融政策的突然变化也是重要因素。 实际上投机活动不但可以使基本因素变化，而且能使资金逆基本因素所决定的方向流动。在 金融全球化条件下，大量资本自由地跨国流动，发达国家的各种基金在资金跨国流动中占据 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由于金融资本市场具有较高的流动性，投资投机者能很方便的把资金从 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因而其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破坏性就大大增加。其破坏性主要有 3种：第一种是在经过资本长期的大量流入后，流入突然大幅度减少，甚至由净流入变为净 流出，此时可能产生灾难性后果。如果本国已经有严重的泡沫经济,那么泡沫经济必然迅速 破灭；如果国家长期依赖外资流入以弥补贸易收支赤字，向外支付外国投资收益和对外国贷 款还本付息，则进出口贸易将会无法正常进行，还可能引发债务危机。而进出口受影响和债 务危机会使经济无法正常运行，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因此，国际金融市场上资本流动的异 常变化可以沉重打击国家经济安全。第二种是在资本长期流入或少量流出后，流入突然大幅 度增加或由少量流出变为大量流入带来的破坏性。大量外资突然流入给资金接受国的经济和 金融体系带来如何消化这些资金的问题。汇率面临升值压力，出口下降，国内信贷过度扩张 ，这些都对经济运行和发展带来负面效应。若资本流入国经济已经过热，资本的流入可能引 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如果以购买股票和债券方式流入的外资大幅度增加，将引发泡沫经济推 动泡沫急速吹大。如果大幅度增加的是以借贷方式流入的外资，除引发通货膨胀外，这种流 入可能不会立即产生更多的问题，但它为以后的债务危机爆发埋下了祸根。假如资本流动的 这种异常变动与第一种异常变动结合起来，所产生的问题会相当严重，即在这些债务即将到 期时，外资流入大幅度减少，甚至由净流入转变为净流出，则债务危机难以避免。第三种是 在资本长期流出或少量流入后，流出突然大幅度增加或由少量流入变为大量流出。这种情况 产生的问题与第一种情况下产生的问题近似。不过由于以前该国资本流入不多，其对国家经 济安全危害的突然性可能小于第一种情况，但也可能产生长期不利影响。资本流动的易变性 和异常流动的破坏性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有较大的差别。发展中国家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 实行一系列金融开放措施为国际资本投机攻击创造了条件。在规模庞大的国际流动资本面前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更应加强有效抵御国际资本攻击的手段和能力。
国际游资通常也称“燕子资本”或“热钱”。是指在不同的市场中不断游动，通过短期 内利用大量资金制造局势的办法过度投机，从而获取暴利的资金。国际游资以现金、短期存 款、短期债券、商业票据、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和各种基金的形式出现。当前最主要的存在形 式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基金。国际游资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暴利性。它所追求的是远高 于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暴利越高游资规模越大，其流动速度越快。美国前10位的共同基金 回报率均在20％以上，最高达36％。二是流动性。牵动游资的杠杆是投机回报率，在高回报 的空间与时间段里来无踪去无影，就像“燕子”一样轻飘。巨额游资之所以活跃在金融证券 市场上，正是由于股票与期货市场的现代化清算系统和极强的投机性满足了其流动性的要求 。三是风险性。风险和利润是一把双刃剑，利润高的区域风险自然也大，正像人们常说的“ 山高的地方风大”。追求暴利和承受风险是国际游资在运动中的主要曲线。四是敏感性。巨 额游资都是以价值形式存活的，对市场有天然的敏感性，稍有风吹草动的市场变化，行情波 动，国际游资就可能做出快速反映的行动。五是短期性。国际游资其使命是通过过度投机获 得暴利，其运行规则是利用金融资本市场的不完善空间和时间段，在短期内以巨资投入，高 速流动，时间可以是几天、几周和数月。这与一般性投资须几年、几十年收回投资获得利润 有本质的不同。国际资本投机的交易频率很快，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活跃在全球市场 上的这类资金在72000亿美元以上。六是快速变动性。巨额游资根据全球资本市场回报率高 低的判断，快速流动。今天还在股市冲杀，当看到无太多利益可图时，明天就会移到势头看 好的期货市场或房地产市场。它具有来源多、隐蔽性强、很难防范的特点。
发展金融资本市场是防范风险的根本保证
国际游资在历史上的一贯表现充分说明，一国金融资本市场的稳定，直接关系到经济发 展、社会稳定和国家经济的安危，它是国家经济安全最主要的内容之一。1997年7月在 泰国首先爆发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一场凶猛的全球金融资本市场大地震。亚洲多国经济惨遭 重创，俄罗斯和巴西也成为多米诺骨牌的牺牲品，这场危机造成的汇市、股市剧烈波动，使 世界经济恶化的一幕幕阴影至今令人难忘。80年代后期，金融风暴这种没有硝烟的战争频频 接踵而至。1987年由于短期债务引发的全球股市大崩溃；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导致英镑 狂跌，英格兰银行损失100多亿英镑，欧洲各国中央银行注入了上百亿英镑救市，意大利政 府也投入了40多万亿里拉企图挽救本国货币的命运，但都无济于事。结果英国和意大利不得 不退出欧洲货币体系。其主要诱因是两国金融体系存在缺陷，可见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未 能幸免。1994年底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由于资本大量抽逃，两天内使新比索暴跌了40％； 其外汇储备的50亿美元也付之东流。“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虚拟资本崩溃往往是导火索 。其内在的不稳定性导致价格变幻无常，而资本市场交易规模的增大和交易品种的增加使其 变得更加复杂。事实证明，金融资本市场风险的防范是每个国家都必须面对的课题。
究竟应该怎样把握金融资本市场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呢？我们认为：首先必须处理好金融 资本市场“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发展是经济安全的要素之一。如果没有金融资本 市场的发展，那么国民经济的生存能力，抵御和适应游资威胁的能力就会大大降低，市场的 稳定和安全是经济体系非常重要的特征，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经济的稳定性反映了它的要 素之间系统内部纵向、横向和其他联系的稳固性和可靠性，反映了承受内部和外部“压力” 的能力。安全是当实体在受到内外威胁以及在难以预测因素作用条件下，显示其生存和发展 的状态。经济体系、生产资本和银行金融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越稳定，经济就越有活力，对 经济安全的评估就越高。如果体系各要素之间的比例和联系遭到破坏，必然导致体系的不稳 定，这是经济从安全状态转为不安全状态的信号。经济安全的本质说到底是经济与政权机构 之间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国家利益、政策目标、国防潜力等都能得到保障。保卫经 济安全不仅仅是捍卫国家利益，而且也是政府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决心和能力的体现。
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最大限度地确保我国经济利益，在全球经济竞 争中得到保障。二是要想方设法使我们这个有机体在受到外力冲击的情况下确保不出问题。 由此看来经济安全的问题实际上包含了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本文中我们所要考虑的主要是 涉外方面，即：外国游资可能从金融、外贸、产业这三个领域对我国经济安全构成威胁。从 各方面分析，外贸和产业这两个领域相对金融领域要好办得多，我们应把防范的重点放在风 险最大的金融资本领域。
当今世界经济已逐渐连成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随着许多国家由 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改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使世界逐渐走向一个经济即全球经济；一种 体制即多样化和多种模式的市场经济体制；一个市场即自由贸易市场；金融资本市场使资源 获得迅速流通和优化配置，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虽然一次次的金融危 机席卷各国时，中国并没有受到直接冲击，但并不表明我们在这一领域没有漏洞。究其主要 原因，一是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不能自由兑换；二是外资不能进入中国A股市场。这20多年 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高额外汇储备，使我们躲过浩劫，否则情况可能就会不一样。因此 ，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应摆在首位。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只讲安全不讲发展，是最大的不安 全。如果我们不通过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来支持经济的发展，经济落后就是最大的不安全。 中国能躲过以前的金融危机也只是暂时和幸运的，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金融资本领域的 最终开放使这种风险不可避免地存在。它从外部环境看主要有两种，一是其它国家金融危机 对中国的影响，二是国际金融体系自身的影响。可以预测，中国在较长时间仍然只是世界金 融体系的参加者，而不是领导者和主导者，这就使得我们只能参与而不能支配国际游戏规则 的制定，也无法去组织对国际金融资本体制的改革，没有主动权和决定权就意味着中国防范 金融资本市场风险的能力受到限制。所以，我们只能依靠自身资本体制的改革和管理水平的 提高，而不能依赖国际金融资本体系的改革来消除风险。综观各国金融风暴，无论是保卫经 济安全还是解救危机，除了依赖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最 主要还是要靠本国内部力量。在现实世界中，国际间的合作和竞争，并不完全平等，发达国 家总是处于优势地位，因此获益较大。在国际合作抗击金融风暴中，各国都把本国的国家利 益放在第一位，追求对己有利的合作条件，不愿接受对己不利的条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 国，决不能指望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充当自己经济安全的保护神，我们的切身利益最终 还是要靠自己来保护。
第13篇
关键词：历史成本 公允价值 会计计量模式
2006年12月我国财政部颁布了新的会计准则体系，并规定于2007年实施，2012年又针对该准则体系进行了部分修订。该准则颁布后，我国会计计量模式就进入了历史成本计量和公允价值计量并用的混合计量模式时代。但是，先进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并非完美，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就被指责为帮凶。为什么要采取混合计量模式，会计资产如何具体界定及采用何种模式计量？其背后的理论基础和意义所在，是本文要研究的课题。
一、对会计目标的分析
1、对决策有用观、受托责任观的思考
决策有用观是美国FASB所提倡的会计目标，受托责任观由日本会计学者井尻雄治所提出，目前这两种会计目标被大多数国家会计学界所接受。决策有用观，强调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强调对投资者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但是这个会计目标受到很多会计学者所反对，因为什么样的会计信息是有用的？其是否有用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是管理层、投资者还是监管当局来判断信息有效？会计信息的服务主体是多元的，不同的信息主体对会计信息有着不同的需求，例如，银行等贷款方看重企业资金周转能力；投资者等股权方看重企业盈利能力；而政府等监管层除了看重企业运营能力外，还要看重企业提供就业的能力，所以信息是否有用，要看信息使用者的判断，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用决策有用观作为会计的目标并不合适。况且从会计实务界的实践做法来看，并没有将决策有用观作为会计目标，首先FASB在制定会计准则时，就强调会计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相关性和公允性，要求会计披露的详细和完善，而非强调信息的有用；审计实务中，也并不是从决策有用性出发来寻找审计资料和来源，而是从会计业务处理是否真实、准确、适当入手来进行审计。
公允价值的应用，强调会计计量的动态性和收益的资产负债理念，但是公允价值是经过企业会计人员的认识加工而得出来的，这种计量模式对决策有用观的支持是间接而非直接。
受托责任观，也不符合会计实务界的实际情况，首先，会计人员和企业所有者，未必是委托关系，很多民营企业的会计部门负责人自身就是企业股东之一，自己为自己核算，有什么受托责任？更何况那些个体户甚至小微企业，经营者与会计人员有时由一人担任。况且受托责任观强调会计是一个责任，这种说法将会计人员与职业经理人混为一谈，职业经理人是要为企业效益负责的，必要的时候甚至会进行盈余管理。而会计人员如果以企业效益为目标，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暗示会计造假是可以接受的。这是会计原则所不能接受的。
2、对信息系统论的思考
目前美国AAA及FASB将会计的本质定义为一种信息系统，这个概念虽然强调了会计的信息性和系统性，相对比以往的会计工具论断，是一个进步，但是忽略了会计的实践性。从理论上可以这样解释，如果会计的本质是一个信息系统，那么人的因素应当可以被忽略，不同的会计人员，操作该信息系统，即从事企业会计工作，所生成的会计信息应该是差不多的。可是在实务中，会计人员的素质和理论实务技能，对会计工作结果有相当大的影响，现在企业会计部门的主管，大部分都要求具有中级会计师职称，就是证明。现代会计强调会计人员职业判断的重要性，很多会计实务处理要依赖于管理者意图和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来进行，如果会计本质是信息系统，那么会计应当和计算机程序一样，面对事项有事先规定好的处理方式、程序，何必强调会计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呢？更别说盈余管理、追溯调整等高度依赖人的主观意愿和能力的业务了。
3、对会计目标和本质的个人观点
所以，在这里笔者认为，美国理论界既有的会计目标和本质的定义不够完善和深刻，会计目标应当是对企业收益和经营状况真实准确、相关且公允的核算的追求，美国的会计准则与实务界的发展都是以这个目标为基础；会计本质应当强调人的存在价值，笔者认为会计本质是人们对经济活动计量与核算的实践，会计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对经济活动的计量核算史。
所以在会计计量模式选择上，应当符合会计的本质，强调实践中人的因素，虽然会计计量模式有其规律，但在实践中计量模式的选择是管理层意图和会计人员运用职业判断等综合因素作用后的结果。但是会计计量模式的选择，应当确保企业收益和经营状况的真实准确、相关且公允。无论是历史成本法还是公允价值计量，都应当确保会计核算目标的合理实现。
这些是本文讨论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混合应用下的会计计量模式的理论基调。
二、对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及混合计量模式的分析
1、历史成本计量模式
历史成本计量模式，是以过去的交易事实为基础，资产购买时的市场价格作为成本入账，历史成本计量也有一定的主观估计情形存在，但是总体上是以客观事实为根据，所以历史成本计量模式有很强的客观性、准确性。历史成本法的特点是建立在持续经营和货币购买力稳定的假设基础上；以过去实际发生的交易与事项所形成的价格为基础；采用的是静态价格，成本数据可稽核复查，更关注于收入与费用的计量，能大大减少会计工作量。
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得到了会计和审计实务界的广泛支持，占据了会计计量上的统治地位。虽然历史成本法在通货膨胀经济环境下，容易导致利润虚增，但是美国FASB要求企业采用会计报表与表外披露相结合的方式，解决了历史成本法应对通胀的不足。目前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仍然非常普遍应用。
但是历史成本法不考虑价值波动，在价格剧烈波动，快速变化的情形下，仍以名义货币计量，会导致资产计量不准确，导致最终的收益计算也不准确。而且对于金融资产来说，尤其是择机买卖的金融资产，历史成本法核算更是不合适。
2、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根据美国FASB在20006年所下的定义，“在市场的有秩序的交易环境中，在计量日出售资产收到的或接受负债支付的价格，是熟悉市场情况的交易双方，在公平合理的条件下，所自愿确定的价格。”根据定义，公允价值计量和发展，主要有四个特点：公平性、动态性、估计性和计量对象的广泛性。公允价值体现的是资产负债理念，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强调动态性和公平性，所以资产负债在会计期末需要用公允价值对其价值的变化进行确认，计算出净资产的增减，来最终确定企业收益。该计量模式反映的是净资产的增加，所以更注重会计事项的经济实质，使得收益会计核算更加全面。而且公允价值计量有着很广泛的应用，即使是不存在真实交易点情况下，缺乏活跃市场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通过估值技术计算其公允价值。
但这也是公允价值的缺陷所在，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估值技术如果缺乏严格的估值标准，缺乏有效的监管，仅仅凭企业自身的财务预测，容易导致公允价值计量的主观随意性，使得会计核算不准确，偏离真实收益较大；由于会计本质是经济核算实践行为，其中人的主观因素占有很大比例，会计报表的编制者和不同的会计信息使用者对成本效益有着不同的理解，所以这导致即使是公允的情形下，会计收益也有着较大的区别。
3、两者区别举例
历史成本计量和公允价值计量间的比较，可以反映出收入费用观和资产负债观间的比较。例如，一个简单的会计例子，一个企业年初资产负债表如下表所示，单位：万元。
企业在年末销售了30%的存货，实现了50万元的收入。较年初比，销售时，存货价值上升了10%（假设销售价格年初已制定，短期无法调整），年末时存货价值上升了20%。公允价值变动，不是历史成本计量的要素，不予考虑，则年末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如下表所示：
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年末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如下表所示：
可见，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资产公允价值上升阶段时，企业收益一般要大于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因为企业收益，要有一部分来源于资产增值的收益。
4、混和计量模式
混合计量模式是现在会计学者所普遍赞成的计量模式，当今会计实务中，历史成本计量和公允价值计量两种模式是并存的。我国当前会计准则采用的也是混合计量模式。该模式需要会计人员对每项会计资产和要素进行分析，通过职业判断来选择会计计量模式。这也带来了计量模式选择的主观倾向，而且也容易导致收益计量的复杂性，
三、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周转所对应会计计量模式的分析
1、产业资本周转的收益与风险特征
企业的产业资本周转一般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购买生产资料、聘用职工、购买技术专利、许可渠道等无形资产等等，在会计核算上表现为固定资产的折旧、流动资产的分配使用、无形资产的摊销、存货的销售，资金的收回与再投资。产业资本周转收益的增长要取决于周转效率的提高。
产业资本周转过程中所要面临的风险，主要是采购风险、经营管理风险、产业竞争导致销售价格波动风险，以及技术进步等变化带来的核心竞争力降低的风险。但是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由于对企业自身非常了解，所以一般来说，他们对自己企业的风险有较强的管控能力。
2、金融资本周转的收益与风险特征
金融资本周转不同于产业资本周转，首先、金融资本获取收益带有很强的择时性质，例如股票可以高抛低吸、债券根据需要可以选择借贷期，可以提前贴现，衍生品更是要根据对未来的预期来进行交易，所以金融资本的收益是在价格的波动中择机获取的。第二、金融资本所面对的风险，一般来说要大于产业资本，因为金融投资者，对所投资的实业了解往往不如产业资本家和其经营管理者。在会计信息的了解上，参股方不如控股方，控股方不如企业大股东。在资本市场上同样如此，基金投资对企业的了解不如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又不如企业创始人及管理层了解企业。更何况，金融投资，要面对不可规避的系统性风险，而且金融资本投资还要受到人们的不理性金融行为的影响，而产业资本由于投资范围的相对狭窄，所受的系统性风险往往比金融资本要小。第三、现代金融社会中，金融资本往往与产业资本结合在一起共同发展获取收益。金融资本投资虽然与产业资本一样会创造财富，但是金融资本周转还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不仅仅创造财富，还要分配财富。金融交易有时是财富的重新分配。最极端的例子，就是衍生品的出现，虽然衍生品交易能对冲价格波动，降低风险。但它提供了一种不同预期进行对赌的交易模式，仅对未来预期的不同就可以实现财富流动和分配。
3、产业资本周转与金融资本周转的不同特点决定资产计量模式的选择
结合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产业资本周转用历史成本模式计量，金融资本周转用公允价值计量，是比较科学的。因为产业资本相对风险小，经营管理者风险管控能力较强、周转择时性不强，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客观且便于稽核，很适合作为产业资本周转的计量模式。如果产业资本周转选择公允价值计量，一方面公允价值的主观估计性，会使得企业管理者盈余管理空间过大，不利于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再加上企业管理层本身对企业风险管控能力相对较强，再利用公允价值计量进行利润操纵，这会损害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另一方面产业资本周转，并不处于公允的市场交易环境中。第三、产业资本用公允价值计量，会导致管理层择时处理企业资产，来获取收益，但是不同的产业有其自身的经营规律，表现在资本周转上，有其自身的周转特点。例如，制药行业就属于研发期较长，产品更迭较慢的产业。做实业应当遵循其产业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公允价值的择时性会跟产业资本自身的周转特点产生冲突，不利于产业的发展。
而金融资产则不然，公允价值很好地迎合了金融资本市场的盈利和发展规律，用历史成本法计量反而会造成错失机会，不能良好地反映价格波动，更不利于金融产业各种复杂估值技术的发展。
四、总结
按照前文提出的理论分析，在现实会计计量中，应当将交易性金融资产、资产证券化发达环境下的应收款项、持有至到期投资、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性房地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等，划分为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现金、银行存款、控制目的长期股权投资等等划为产业资产。而存货比较特殊，既有产业资产的性质，又有金融资产的性质，则可以用历史成本法和公允价值法混合的计量模式，即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不确认潜在升值，但确认价值的潜在下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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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曼，张多蕾.驳公允价值将取代历史成本计量属性[J].铜陵学院学报.2011（01）
[3]史国文，刘珍，张改玲，赵刚.浅议公允价值计量与历史成本计量对会计核算的影响[J].科技信息.2012（03）
第14篇
[关键词] 山区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
【中图分类号】 F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2-192-3
一、引言
在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开发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脆弱性被解释为家庭和个体的生计由于外部冲击、压力、趋势和季节性等因素影响，导致生计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并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赵锋，杨云彦（2009）对这一状态给予以下两种解释：其一，脆弱性使“能力受损”，生计脆弱性被看作是谋生能力对生计环境变化的敏感性以及不能维持生计的软弱无能状态；其二，脆弱性是“潜在损失”，生计脆弱性就是由于生计资本匮乏或生计资本结构障碍而导致的生计风险。依据以上对生计脆弱性的解释，笔者认为，生计资本脆弱性是指农户在现有生计资本构成基础上，无法有效地利用有利的外部环境获取足够的生计资本或调整生计资本构成以应对生计风险。山区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的特征为：（1）生计资本抵抗生计风险冲击的能力差。李小云等（2007）对农户脆弱性进行定量分析后发现，在农村社区，不同群体的脆弱性表现出差异性，生计资本的单一缺乏或者多元缺乏都是导致农户脆弱性的直接原因。（2）生计资本的脆弱限制了农户生计的多样化。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有着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生计资本的缺乏限制了生计策略选择和多样化。赵雪雁等（2011）认为，生计资产影响生计策略的选择，由于自然资本缺乏，促使农户寻求其他谋生方式，但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缺乏限制了农户的生计多样化。（3）外力作用下农户生计资本的提升困难。苏芳（2009）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进行了研究，揭示了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理，认为生态补偿实施的过程中，补偿标准和方式是影响参与者生计资产和生计策略的主要因素，并通过情景分析测定不同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资产的影响。
总体来看，大多学者通过生计资本是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增强风险抵御能力这一视角，并对其进行量化分析了农户生计脆弱性，但对西部山区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生计资本脆弱性影响因素及如何有效提高农户生计资本的研究较少。本文将在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测量出农户各项生计资本的指标数及生计资产总指数，来描述山区农户生计资本的脆弱性，并探讨农户对生计资本脆弱性的感知度， 旨在甄别影响山区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的主要因素， 为提高山区农户生计能力、改善生计方式、增加收入提供理论依据。
二、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测量指标及测算
（一）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测量指标
本文利用对甘肃山区521户农户进行实地入户调查的数据，并参考Sharp等（2003）、李小云等（2007）开展的生计资产量化研究，设计了适用于调研区域农户生计资本的20个指标，并赋予其相应的权重（详见表1）。自然资本是人们能够利用和用来维持生计的土地、水和生物资源。由于甘肃自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影响农户自然资本最重要的是土地面积和土地类型。人力资产作为农户生计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决定了农户能否运用其他资产以摆脱生计的脆弱从而提高发展的能力。就物质资本而言，指农户用于生产和生活的公共设施和物质设备。社会资产是指农户为了实施生计策略而利用的社会网络，包括加入的社区组织以及个人构建的社会网络。主要是用来反映农户社会网络的密疏以及这种社会网络所带来的对农户支持的强弱和多寡。金融资本主要是指农户可支配和可筹措的现金，包括三个来源：自身的现金收入、从正规渠道和非正规渠道获得的贷款、无偿援助。
（表1）农户生计资本测量指标表
注：*水地指能够灌溉的耕地；**依据家庭成员目前就业或就学状况，将政府、管理、技术人员及个体户赋值1，商业、服务业员、个体养殖户及工人赋值0.75，半工半农、村干部赋值0.5，纯农业劳动者、料理家务、退休、上学赋值0.25，丧失劳动者、婴幼儿等赋值0；***外来劳动力帮助这一指标是用调查问卷中帮助种地的子女人数多少来衡量的。
（二）山区农户生计资本的测算
由于调查获取的原始数据具有不同量纲、数量级和变化幅度， 需对每一指标的量化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再根据上述指标的标准化值和相应权重就可以确定该指标的综合得分，从而求出农户所拥有的各项生计资本指数。不同区域农户的各类生计资本指数和生计资本总指数是该区样本户的平均值。在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可持续性生计框架中，生计资本包括5个部分：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一定条件下，这五种生计资本可以相互转化，从而可以将生计资本的组成用五边形来表示。即五边形的中心代表农户所拥有生计资本为0，而外部边界代表农户所拥有最大化的生计资本，即为1。
（图1）甘肃省农户各项生计资本指数
从图1看来，甘肃农户生计资本非常脆弱。自然资本指标最低，为0.1673；社会资本次之，为0.2517；处于中间的分别是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对应指数分别是0.3768和0.2703；相对最高的是人力资本，指标为0.4324。（1）自然资本普遍匮乏。这是因为甘肃地形地貌复杂、干旱少雨、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水土流失严重、水资源不足等因素造成的。据调查，农户平均拥有土地9.5亩，其中能够灌溉土地为1.4亩；拥有5亩以下土地的农户占。（2）人力资本指数相对较高，是因为家庭劳动力的数量较多（户均有3.9个成年劳动力）和家庭成员健康状况良好。在文化程度方面，所有农户成年劳动力，文盲和半文盲占25.1%，小学占23.6%，初中占26.5%，高中和中专占16.7%，大专、大学及以上占8.1%。可以看出，影响人力资本的最主要的成年劳动力文化程度依然很低，这也限制了劳动力数量多而带来的良好生计后果。（3）对于物质资本来说，依然脆弱。调查显示，拥有相对奢侈的电器的农户比例不高，例如冰箱拥有比例为36.5%，电脑为15.9%、太阳能为仅为7.9%，小轿车只占4.2%。此外，山区地形复杂的特征也阻止了大型农业生产工具的使用。如收割机没有农户拥有，拥有小型拖拉机的农户也只占38.7%；作为替代人力的牲畜也占28.6%，4.1%的农户没地或选择放弃种地；31.4%农户吃水困难，是通过将雨水收集到窖井来成产生活的；50.1%的农户的主要能源是柴草。（4）对于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来说，金融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最为显著，农户普遍缺乏可流动的金融资本，金融服务的可及性非常低， 更多依赖非正规金融机制和依靠政府的支持。金融资本很难通过增加农户的物质资本和提升人力资本来改善其生计策略以增加收益。社会资本作为外部因素在农户生产和生活中提供了支持和帮助，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农户对生计资本脆弱性的感知度
本文是利用农户对其家庭经济条件的主观判断来衡量农户对生计资本脆弱感知程度的。从统计结果来看，认为家庭经济条件一般的农户最多，占到34.6%；而认为家庭经济条件中上等和中下等的农户分别占26.6%和18.1%；认为下等和上等的分别占11.5%和9.1%。为了进一步分析农户对生计资本的感知度，笔者引入影响农户感知的若干客观因子：自然因子、人力因子、资产因子、住房因子和经济因子（详见表2）。
由表3可知，（1）在自然因子中，各类型农户户均土地面积相差不多，中上等、下等和中下等分别为8.6亩、9.1亩和9.2亩，而上等和一般农户相对较多，分别为10.4和9.8亩，也就是下等农户在自然资本上稍微缺乏；（2）人力因子方面，下等和中下等农户的户均劳动力明显少于其他类型农户，分别为2.9个和3.6个；成年劳动力文化程度主要表现在下等农户整体劳动力文化水平很低，其中文盲和学前班占39.8%，小学占28.1%，初中占16.4，高中和中专占11.7，大专和本科及以上只占4.1%；相比较于一般、中上等和上等农户，下等农户的人力资本更为脆弱；（3）对于资产因子而言，拥有一般耐用消费品的各类型农户比例差距不大，而在奢侈消费品拥有农户比例则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尤其下等和中下等拥有农户比例很小。例如，拥有冰箱的下等和中下等农户比例分别为6.9%和18.7%，电脑分别为3.4%和6.6%，小轿车分别为0%和1.1%，太阳能分别为1.7%和2.2%；拥有冰箱的上等农户的比例为63.1%，电脑分为32.6%，小轿车为19.6%，太阳能为21.7%；（4）从住房因子可以看出，住房面积越大，地面建筑材料越好，农户对经济的感知度越高。下等、中下等、一般、中上等和上等农户的户均住房面积依次为81.7m2、98.9m2、112.8m2、120.6m2和135.1m2。下等和上等农户相比，地面建筑材料为土的农户比例分别是34.5%和2.2%，砖的分别为20.7%和23.9%，水泥的分别是18.9%和15.2%，瓷砖的分别是25.8%和58.7%；结合（3）和（4）说明，下等和中下等农户在物质资本上脆弱性很强，感知十分显著。（5）经济因子表现出：农户的农业收入比例越高（下等和中下等农户分别是42.9%和44.4%，上等农户为27.9%），存款比例和贷款比例都越小（下等农户分别为15.5%和30.1%，上等农户分别为56.4%和56.4%），而且收入比支出越少，农户对其经济条件感知越差。下等农户户均收支差为-12583，中下等农户为-8969元，一般农户为-3099元，中上等农户为2559元，上等农户为30641元。这说明，中上等和上等农户往往通过贷款以实现非农生计策略，从而增加了自己的收入水平，对于下等、中下等和一般农户很难通过贷款实现非农生计策略，贷款往往用于子女上学、看病、红白喜事、修建房屋及农业性生产投资。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通过对生计资本的量化，分析了甘肃省山区农户生计资本的脆弱性特征，结果表明：（1）甘肃山区农户的生计资本非常脆弱，尤其自然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对于低收入和贫困农户，人力资本也异常脆弱；（2）农户对金融资本的缺乏感知度最明显，物质资本次之；下等农户对自然资本的感知较为显著，而对其他类型农户的感知不显著；中上等和中下等农户对人力资本的感知度较为敏感，而下等和一般农户对其感知度不显著；社会资本对各类农户感知度的影响都不显著。主要原因是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缺乏对农户感知比较直观、显著；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脆弱对农户的感知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农户生计资本中最为脆弱的是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虽然在感知度方面，农户对物质资本的感知很显著，由于相对封闭的地缘或亲缘网络使得物质资本在改善农户生计策略的能力有限，远远不及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提高对农户实现生计多样化的作用明显。其特点是，自然资本更多地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农户很难通过有效的途径提升；对于大多数农户而言，物质资本仅仅拥有最基本生产、生活的物品，面临风险时，没有过多的物质资本可以转换以降低其风险；收入低下、融资渠道单一以及缺乏资金的援助导致农户很难实现兼业化经营，提升生计策略多样性；低收入农户和贫困农户由于面临多重生活压力，在人力资本投入和培训方面相对薄弱，再者政府给予的政策和技术扶持所带来的的生计后果有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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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篇
关键词：家族企业 竞争优势 资源视角
家族企业是一种家族和企业相融合的特殊组织形态，虽然学术界至今对家族企业的定义还存在分歧，但可以将家族企业大致定义为是那些具备家族拥有控股权（绝对或相对控股权）、家族成员掌握着企业的实际控制权以及存在着家庭成员之间对企业控制权的代际继承特征的企业称为家族企业。作为一种独特的经济组织，家族企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家族企业的竞争优势从何而来？它与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公司制度相比具有哪些特征和优势？本文拟从资源的视角来分析家族企业竞争优势的由来，分析其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对家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一些展望。
家族企业的特征
毫无疑问，家族企业的独特性来自于家族和企业的整合，这种整合使得它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具备了一些较为独特的特征。根据色蒙和黑特（2003）的分析，家族企业的独特性通过其所拥有的五种类型的资源来体现，即：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拯救性资本（survivability capital）长期性金融资本（patient financial capital）和治理结构（government structure），具体说来，家族企业的特征通过如下几个方面的资源来体现：
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一般指通过学习而获得的较为独特的知识、技巧和能力，与财产资本相比，人力资本更可能是创新的源头。在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具有家族和企业的双重角色，这种双重的角色及其行动使得其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具有不同于非家族企业的特点。从实践上看，家族企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与创业者杰出的预见能力、强烈的冒险精神和卓越的组织能力密不可分。对家族企业而言，其最为重要的资源就是家族领导及其成员所拥有的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本文把社会资本理解为存在于人际网络中、能为行为者提供便利的种种资源，诸如规范、信任、网络等非实物资本的综合，它是企业的一种极为重要的资源。家族企业的社会资本，包含了家族及其企业各种社会网络，它能够有效地改善与供应商、消费者、金融机构(财团)等之间的关系，从而为企业创造价值、获得利益构建良好的合作平台。
拯救性资本。拯救性资本指家族成员为了家族企业的繁荣，所愿意贡献给企业的资源总和，这些资源通常采用劳动力、财物等形式。由于家族成员的双重身份，他们通常对于家族企业抱有深厚的感情，会自觉地奉献其财力和精力，也会自觉地把推进企业的繁荣和发展作为自己应有的责任。尤其是当企业面临重大的挑战和难关时，家族成员更会不计报酬地奉献，从而扭转不利局面，使企业重新振作起来，因此称之为拯救性资本。
长期性资本。家族企业的金融资本往往是在家族内部积累或募集的，因而即使在长期内也不存在还款清算的压力。相对于其他企业而言，投资于家族企业的金融资本所有者对其投资具有很大的耐心，绝不会因短期的企业绩效下降而要求迅速地抽回投资，因此这种特殊的金融资本被称之为长期性金融资本。
治理结构。与现代的经理式企业，即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的企业相比，家族企业在治理结构上的突出特征就是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统一。从所有权结构上看，家族企业的所有权较单一，中小家族企业往往是一个家族拥有全部的所有权，大型企业则是一个（或几个）家族掌握控股权，基本上不存在股东高度分散、股东搭便车问题。从内部治理结构上，企业主兼具备股东和经营者的双重身份，既是企业经营风险的最终承担者，也是经营风险的制造者，这使他们有充分的积极性和高度的责任感来经营管理企业。
家族企业的竞争优势与劣势
关于人力资本
就优势而言，家族企业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更加富有责任感、更具有专有性。从责任感来看，家族成员对家族利益的忠诚使得他们绝不会仅仅把企业视为谋生的场所，他们很自然地会“以厂为家”；从专有性来看，家族成员往往自小就在企业中工作或生活，耳濡目染了企业的方方面面，他们学得了很多的与本企业相关的具体知识，这种知识无疑地会使他们能够驾轻就熟地从事经营管理，而这种经历和能力往往是难以被模仿的。
而就劣势来看，家族企业封闭的人才结构也使企业往往聘用的是能力较差但又是家族成员的雇员，毕竟家族企业首先要解决的是家族内部成员的就业问题；同时，由于企业领导一般都是在家族内成员之间传承的，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的外部雇员更缺乏职业发展预期，这使得家族企业很难吸引和留住那些优秀的外部经理人，因而人才的内部封闭循环显然会使得企业的经营管理人才素质不理想；另外，菲吉纳等人的研究表明，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很少强调外部工作经验和学历作为晋升的重要考核指标，容易导致经理人的知识背景单一，缺乏创新精神。
关于社会资本
从正面来看，家族企业在社会资本积累上具有极强的竞争优势。首先，家族和企业的合一有助于增强所有的家族成员对企业的责任感。他们更会把企业视为整个家族的长远事业，而不纯粹是盈利性的机构，成员更愿意像维护家族的荣誉、形象一样来维护企业的形象，而不愿意为一时之利而损害整个家族的形象，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社会认可程度，促进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其次，家族成员内部的高度信任关系保证了组织的凝聚力。家族中的家长作为企业中的自然权威，能够顺利在企业内部建立通畅的管理体制；家族成员长期的共同生活，他们受到同样的价值观、文化熏陶，甚至在语言、行为方式上的趋同性则使成员之间的了解、沟通都极为便利。家族企业在社会资本积累上的负作用就在于，家族成员一般都倾向于和家族内部成员建立信任合作关系，而对外部成员则持怀疑甚至敌视的态度，从而对构建企业与外部网络形成一定的阻力。这在华人家族企业中尤为如此，强调华人文化是一种差序结构，即以血缘为基础从内到外的发散网络，显然这种内外有别的信任结构不利于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就信任资源的特征而言，华人社会普遍的是“在血缘基础上形成的以家族及泛家族信任为核心内容的伦理信用规则”。另外，封闭的信任结构也不利下一代家族成员的人力资本良性积累。年轻一代的成员仅愿意崇拜和模仿长辈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而不愿意与外界的管理精英进行交流和学习，这在客观上会使其视野和能力的发展受到阻碍。
关于拯救性资本
拯救性资本源于家族成员对家族和事业的忠诚和责任感以及融洽的内部关系，使他们愿意为企业的振兴和发展奉献自己的所有财富，而这种资源常常是企业能够扭转危局的关键。非家族企业则因为其雇员缺乏足够的忠诚、长期的责任感，而往往不太可能具备这种特殊的资源。当然，这种资源的状况会因家族企业的不同状况有所差别。比如，像福特、沃尔玛这样大型的家族企业，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吸收了一定的外来的资本，而家族成员财富迅速增加，他们对本企业的责任感必然会有所下降，他们倾向于通过资本市场的力量约束职业经理来保证自己的财富，因而其个人资本趋于分散化，以规避可能的市场风险，这就使得这些家族企业的拯救性资本有所减少。
关于长期性金融资本
从正面来看，由于家族成员所供应给企业的金融资本一般即使在长期内都不存在要求清算的限制，这给家族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这种长期性金融资本的支持，有助于家族企业制订并实施长远而非暂时的经营目标。这一点与公共持股的上市公司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上市公司而言，企业当前业绩状况的波动都可能导致股价的急剧变动，因而使得企业不得不时时关注短期目标，经营者更容易缺乏长远的战略目光，而忽略在研发和人力资源上的投入，一些职业经理人甚至通过盈余管理、做假帐等手段来为自己创造财富，这些显然是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同时，家族企业作为一种代代相传的经济组织，其企业家为了使企业在下一代手中进一步发展壮大，他们会以更强的责任感来有效地使用这些金融资本，以最大程度地发挥这些金融资本的作用。从负面来看，家族企业对这类资本的偏好会使其资本来源渠道过于单一，企业无法从外面获得金融支持，企业容易停留在“小打小闹”的作坊式生产模式，这也是许多家族企业规模极小、无法在资金密集、技术要求较高（研发投入要求大）的行业中发展的关键原因。
关于治理结构
家族企业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统一，所以基本上不存在问题，即经理人偷懒、中饱私囊等机会主义风险，企业的所有者同时又是经营者，他（她）有充分的积极性和责任来经营和管理好企业，从而大大降低了企业的成本，这也是詹森和麦克林（Jensen & Meckling）等早期的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但是，这种经营模式的局限性在近年来已开始为学者们所讨论，家族企业并非就不存在成本，而是以一种另外的方式存在。
增强家族企业竞争优势的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家族企业在资源上的竞争优势是双重和具有依存性的，而非绝对的，而成功的家族企业往往是最大程度地发挥了这些竞争优势的结果；同时，家族企业对这些资源的依赖，又可能是制约其发展壮大的关键性因素。笔者认为，进一步增强家族企业的竞争优势，依赖于对这些资源的重新整合，而目前可考虑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首先，在人力资源上要内外兼容，促进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家族成员对企业的忠诚、熟悉企业情况是他们的优势所在，重用内部成员是家族企业的显著特征。但家族企业必须正视过于封闭的人才结构的局限性，要适当地引入外部的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切实地在制度、报酬、事业、感情上留人，推进人才的内外兼容，促进不同管理理念、决策模式之间的交流，才能使企业充满活力。
其次，扩展人际网络的空间，增强社会资本的积累。家族成员能够在企业内外依据血缘、地缘等纽带构建紧密的人际网络，而且这种网络也会有效地促进家族企业的社会资本积累。但这种人际网络往往是基于自然的联系，不仅较为有限，而且更多地是一种感情上互信，缺乏法律上的支撑和保障，一旦感情发生破裂，不仅人际网络遭到破坏，同时由于缺乏合同的约束，常常会产生难以解决的纠纷，给企业的发展带来沉重的束缚。因此，家族企业要有意识地扩展人际网络的空间，不再限于血缘、地缘联系，同时要把人际网络建立在合约的基础上，把人际网络合约化、制度化，才能不断地巩固其社会资本的积累。
最后，适度引入外部金融资本，增强融资能力。如果说第一代家族企业的成功往往得益于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能力的话，那么在市场竞争加剧、技术进步加快、消费需求不断变化的情况下，适时、适度地引入外部资金、增强融资能力，已成为家族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只有拥有了充足的资金，才能使家族企业不再停留于小作坊式的生产模式，才能在技术革新、人力资源素质提升、扩展市场上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新的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李善民，王陈佳.家族企业的概念界定及其分类形态[J].中山大学学报，200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