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研究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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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互文性”这一概念最初是由法国文论家J.Kristeva于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的。她认为每个文本的外形都是用马赛克般的引文拼嵌起来的图案，每个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化，这样每一个文本都可以看作是“互文”。GeraldPrince在《叙事学词典》中给“互文性”的定义是“一个特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它文本之间的关系，并且依据这种关系才可能理解这个文本。互文性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批评，它同样适用于非文学文本的研究如广告语篇等。

模因(meme)这一概念源于英国著名社会生物学家，动物学家RichardDawkins于1976年出版的TheSelfishGene《自私的基因》这本畅销书中。“模因”在《牛津英语词典》中的定义为:文化的基木单位，通过非遗传的方式，特别是模仿而得到传递(Blackmore2002)。也就是说任何能够通过“模仿”的过程而被“复制”并得以传播的东西都可以称为模因。模因作为人脑里的信息单位，是存在于人脑中的一个复制因子，模因可以是单个模因或者模因复合体。模因可以分为模因的基因型(genotype)和模因的表现型(phenotype)前者指信息内容的自我复制和传播，后者指信息的形式被赋予了不同内容而得到复制和传播。

由此可见，互文性与模因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个语篇通过引用、仿拟、拼贴等各种互文手段将外部语篇融入自身。互文性强调语篇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指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间自然离不开模因的相互拷贝和模仿。语篇生成过程中模因的相互模仿和传递，使当前语篇与之前的或其后的语篇相联系从而形成互文。因此有必要从模因论角度对包括广告在内的各种语篇中的互文关系进行分析。

2语篇分析

广告作为一种特殊的语篇，与语言系统和文化社会系统息息相关，互文性特征显而易见，而模因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传播途径主要可以分为引用、用典和仿拟。下面结合一些广告实例进行分析。

2.1引用

（1）金鸡独立。（金鸡牌鞋油）

这个鞋油的广告引用“金鸡独立”这一成语，用心可谓巧妙之极。一方面运用了成语的原意，说明改鞋油在同类产品中名列前茅，质量很好；另一方面，成语中的“金鸡”又正好与产品的名称相符，一语双关。又如：

（2）一毛不拔。（牙刷）

这个成语在这里并不是使用它的常用意义，即指人非常小气，而是契合产品的特性，表明牙刷的质量非常好，非常牢固，不会掉毛。

（3）每逢佳节倍思亲。（月饼广告）

唐代诗人王维写有《七绝·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每逢佳节倍思亲”后来一直成为怀念亲人的千古名句，商家在销售中秋月饼时，运用这句诗来招揽顾客，的确是很能打动人心。

2.2用典

运用典故就是在广告中复制源于历史故事、经典作品、民间传说、圣经、神话等等的人物、事件、情节等的模因。例如：

（1）有了BOL，取经不必上西天。（BOL网站）

这是BOL网站的宣传广告，它所引用的典故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唐僧师徒历尽千辛万苦，九九八十一难，才取得真经。本广告以唐僧取经的故事作为背景，来衬托通过访问BOL网站获取信息的方便。

（2）三碗不过岗。（酒）

这是山东井阳岗酒店的广告，出自另一部名著《水浒传》。该酒店以退为进，采用警告的方式，诱发人们的消费愿望，起到了很好的吸引作用。

2.3仿拟

（1）此时无霜胜有霜。(日本某电冰箱广告)

这是仿拟古诗，即对白居易《琵琶行》中“此时无声胜有声”诗句的仿拟，把“声”改为“霜”，虽一字之改，却赋予了新意，说明这种电冰箱比有霜的冰霜更好。仿拟后的句子，与原句形式一样，但语义却大不同。

（2）特别的美属于特别的你。（某化妆品广告）

这则广告是以流行歌曲《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为蓝本仿拟出来的。它把“爱”改为“美”，把“给”改为“属于”是相当确切而巧妙地，因为化妆品的美容效果从“美”字中得到突出体现，从而使广告文案主题得到了强调，并受到消费者关注。

（3）书山有路勤读为径，学海无涯报作舟。（中华读书报）

这是对“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仿拟。前后各改一个字，仍保持对仗形式。新句与原句在形式上紧密相连，但对新句句义的理解，只要同原句对照才见其幽默、风趣的格调。

（4）默默无“蚊”的奉献。（灭蚊器广告）

这是“华力”灭蚊器的广告词。灭蚊器当然要在“灭蚊”上做文章。“无蚊”谐音“无闻”，使人联想到“默默无闻”。既刻画了“华力”灭蚊器内在的品质和潜在的作用，又描绘了静态的功能和奉献谐音双关，妙趣横生，令人回味。有些广告不仅是对词句的仿拟而是通过一种文体来传达主题，例如：

（5）没有甜言蜜语，没有浪漫。这个特别日子，期待他的表示。透心凉，感觉这样清爽。自信写在脸上，思绪完全晶亮。

这则广告是上海李奥·贝纳广告有限公司为可口可乐（中国）饮料有限公司制作的雪碧广告。本广告采用了歌曲的形式表达广告内容。这种类型广告容易引起消费者共鸣，还可以利用歌曲来增强记忆效果。国内外许多名牌产品，都巧妙地利用这种方式来提高产品的知名度。

广告语篇中的模因通过引用、用典、仿拟等途径与原有语篇构成互文本，说明应用模因论可对包括广告在内的各种语篇尤其是语篇互文性进行分析。广告制作者在设计广告语时借助或依附于成语、谚语、俗语、名言、诗词名句等创造出强势模因，将使广告语具有自我传播的效应能够大大增强广告效果。

参考文献：

[1]郭有献.广告文案写作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韩金龙.广告语篇互文性研究.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1).

[3]何自然.语言中的模因[J].语言科学，2005，(6).

[4]何自然，何雪林.模因论与社会语用[J].现代外语，2003，(2).

[5]宁人，张为力.广告妙语大观.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

[6]王斌.密母与翻译[J].外语研究，2004，(3).

第2篇

视唱练耳是音乐专业学生一门非常重要的基础课。这门课是学生获得敏锐音乐听觉的重要渠道，视唱作为视唱练耳课教学重要环节之一，在整个教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它的学习达到理解音乐、感受音乐，表现音乐目的。为专业课学习打下坚实的听觉基础。

视唱蕴藏着丰富的音乐语言信息。

视唱训练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之所以说它是系统工程是因为，视唱教材编排科学、内容广博、形式多样，音乐语言丰富，感性知识及音乐要素典籍全面的特点。视唱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发展音乐听觉的独特作用，视唱课堂是积淀音乐语言的重要场所，是获得音乐感性及理性知识的重要来源。

我们分析优秀的视唱教材就可以发现，它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和着巨大的音乐信息量。本人对我西安音乐学院(单声部视唱)上、下册和(多声部视唱)教材作过粗略的统计，这套教材共收集单声部视唱1345条，多声部视唱253条，涉及中外作曲家500多人，中外作品100多部，中外民歌400多首，涉及100多个国家。它们来源于中外著名交响曲、协奏曲、室内乐、歌剧、舞剧的片段；中外民歌；声乐、器乐组曲、套曲片段等。从作品来看，几乎反映了所有音乐体裁，各种音乐形式、流派应有尽有。可以说将传统音乐所表现的音乐要素包罗无遗。其中包括以下内容：

调式、调性包括：无升降号的大调、小调；一个升号到七个升号、一个降号到七个降号的大调、小调；同宫系统的五声调式、七声调式、特种调式等。这些中外调式的民族性和地域性非常广泛，许多调式具有民族音乐的特有旋法，堪称调式、调性大全。

节奏包括：常见各种节奏型、节奏的特殊形式、各种连音、较复杂的节奏。

节拍包括：常用的各种单拍子、复拍子2／4、3／4、4／4、6／8不常用的各种拍子、较复杂的节拍2／2、2／3、4／2、6／4、4／8、1／4、9／8、9／16、12／8、5／4、5／8、7／4、7／8拍等。

变化音种类包括：变化助音、变化经过音、小调中的降，I级、变化邻音、变化半音阶、变化音模进等。

转调种类包括：近关系转调；转平行调；转上属系统调；转下属系统调；同主音转调；远关系转调，包括二度关系、三度关系、小二度及增减音程关系；等音转调、模进转调等。

各类C谱号：中音谱号、次中音谱号、女高音谱号、女中音谱号、上低音谱号、所有谱号的综合练习。

多声部：主调性、复调性二声部；含变音、含转调二声部；三声部、四声部。

教材中把各种谱号、调式、调性、节奏、节拍、变化音、转调等各种技术性练习都做了非常详细的归纳和整理，每个环节都做了由浅入深的安排。与其他教材比较发现，如此之多的音乐要素集中反映在教材里，只有视唱教材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其他教材是不可能做到的。视唱内容的经典性和各种技术训练的典型性融于一体，为音乐听觉训练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知识空间，也为今后的音乐实践积累了非常丰富的音乐语言。不夸张地说，视唱具有浓缩音乐作品之大成，它是音乐语言宝库的一个缩影，是从古典到浪漫到近现代音响化的音乐史。

二

1、通过视唱建立和培养调式感。

在视唱练耳课整个的学程里，要唱一千多条视唱，每一条视唱训练无不与调式感的培养有着密切的关系。具有得天独厚的培养条件。“调式感的最简单最明显的表现之一是在主音上结束旋律的倾向，把终止于某一不稳定音上的旋律感知为未完结的。在更为深刻的意义上，调式感表现为旋律的全部声音是在它们对主音和对调式的其他稳定音的关系中被感知的，其中的每一个都有特殊的调式色彩，表明其稳定程度和其‘引力’性质。”①几乎绝大部分视唱的结束音都落在主音或其他稳定的音级，一个具有“完结感”和稳定性的调式群集中地显现在视唱里。因此，唱视唱的过程就是循序渐进地建立调式感的过程，也是对它进行记忆、编码、储存的过程，而且还是听觉对错误的调式感进行修正和重组的过程。

了解调式的稳定规律对建立调式感有特殊的意义。因此，必须从概念上搞清楚调式的稳定音级和不稳定音级之间的区别。如大小调式中I、III、V级是稳定的音级；II、IV、VI、V级不稳定的音级。而在五声调式中主音是最稳定的，其他音级分别以不同的性质、不同的程度倾向于主音。主音的稳定性与其他各音的不稳定性及其不同的倾向在曲调中的具体体现，与音乐内部的运动发展，音乐形象的塑造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认为主音上方的五度音和下方的四度音对主音形成有力的支持，一些论著把它们称之为正支柱音和副支柱音。“正支柱音直接从属于主音，对主音稳定性有最大的支持、巩固作用。在实践中，副支柱音一般是配合正支柱音共同起支柱的作用。有了支柱音，主音才能稳定。所以支柱音有明确的调式作用，可称为‘功能性音级’或‘调性音级’。”②以主音、支柱音、副支柱音为稳定框架的民族调式在视唱中具有广泛代表性，它是一种常见的调式旋法，对调式感培养和建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变化音体系与自然音体系的调式有很大的不同，变化音的出现使某些音向其他音进行的加剧和尖锐化，进行中产生导音的形成、导音的解决、导音的消失等情况。给建立和培养调式感增加了许多困难。变化音的种类很多，表现形式各有不同，在训练的时候，必须清楚其所有类型，如变化助音、变化经过音、小调中的降II级、变化邻音、变化半音阶、变化音模进等。教学中发现很多学生变化音的种类和概念是不清楚的，必须加以解决。在识谱过程中，不能被很多升降号、还原号搞的不知所措，只有明确了调式的自然音级，才能确定其他变化音级，唱准自然音级才能唱好变化音级。这是一个前提，也是唱好变化音视唱的关键所在。

在教学中，每一条视唱训练都是要涉及到调式问题。要使学生建立调式感，必须在调式理论引导下进行，同时指出，只有调式理论是不够的，调式感的建立往往是一种音响感觉的建立。因此，所有的判断必须通过听觉来完成。要对调式的变化进行反复甄别，以此来获得听觉体验。最终使视觉的东西真正感知为听觉上的习惯。既有理性认识，又有感性体验，有听觉的积淀和感知能力，这样才真正建立起调式感知能力。

听觉水平较差的学生，不能较好地建立调式感。表现在主音感知能力差，不能对稳定和不稳定音级做出正确的判断。甚至把音乐未完结或不稳定音级感知为稳定音级。视唱的早期教学，要特别重视调式感的培养，尽管调式感的培养是贯穿视唱教学始终的，但是无升降号的视唱则少一些其他调性的干扰，是培养的好时机，可以为以后的调式训练打下好的基础。

2、培养多声部音乐听觉水平、发展立体音乐思维能力。

在整个视唱教学中，多声部视唱教学占据重要的部分。它从始至终伴随着单声部视唱的进行而进行。多声部视唱是多声部音乐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这一领域里不可多得的音乐语言环境，它对于增强对音乐的感受理解和表达能力，对培养复调、和声及其织体的感受能力，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多声部视唱主要分和声性和复调性两大类，和声性视唱多表现为音乐的纵向组合，以主调和声音乐风格和声衬托主旋律声部为基本形式，音乐音响效果较单声部更丰满和更具有表现力。复调性视唱是复调音乐的一个缩影，它以立体的多层次和巧妙的织体结构形式出现，表现为节奏轻重缓急错落有致，旋律线条起伏跌宕，音乐、音响变化丰富。“复调音乐是人类在听觉上不断追求更新颖、更多样的美感，在艺术上不断追求更强、更丰富的表现力的产物。它是大干世界千姿百态的，多层次的各种事物、现象的反映，是各种人的不同形象、性格心态的反映，是每个人时不时会出现的复杂思绪、情感的反映，也是生活中相互对比、协调、交织着的各种声音的艺术的再现。”③

在演唱多声部视唱时，要使学生从听觉上真正感受到它的美。和声性的多声部视唱要注重音乐的纵向进行，感受其声部的纵向关系，协和与不协和搭配以及变换丰富的和声色彩，强调和声功能性，但同时也不应忽视它的旋律性。复调性多声部视唱注重音乐线条的横向发展、感受线条和层次感。缕清各相对独立的旋律声部和旋律线条。在训练时要使听觉和声音产生互动，不能只顾唱自己的声部，甚至只唱不听。培养学生学会倾听音乐，唱一个声部，倾听所有的声部，从而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声部，使之达到准确、协调、平衡、统一，把握整体表现，形成完美和谐的音乐形象。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高水平的多声部音乐听觉能力。

3、培养音乐节拍、节奏感。

各种各样的音乐节拍、节奏拍没能像视唱教材里如此集中地反映出来。从前面的介绍可以看出，视唱教材里反映了几乎所有的节奏、节拍形式。音乐节奏变化多端，但再复杂也需有序，也就是说音乐节奏要服从于一定的节拍组织。在音乐的各要素中，时间是最重要的，音乐的时间是通过一个一个的节拍呈示出来，因此节拍就像每一首乐曲的细胞。

视唱教材里反映的拍子多种多样，但最常见的三种拍子构成拍子的基本形式，即二拍子、三拍子、四拍子，其他拍子都与这些拍子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或者说是它们的变化组合而成。强弱交替是音乐节拍的基本特征，强弱显示了一种矛盾，也体现一种对称，一强一弱的二拍子是最基本的拍子，是一个完整的、平衡而和谐的节拍。三拍子由于它突破了二拍子时间和强弱关系上的对称，因而它富于动感，是活泼而有特性的节拍。四拍子是一种复拍子，这个“复”字实际上体现了一种重复，一小节有强和次强拍，由于它也有对称、平衡的特点，因此与二拍子有些相似，但同时又有区别。我认为，视唱教学应重点对这三种拍子加以训练。唱视唱时必须严格地用手划拍子，通过外在的动作来强化对节拍的理解，建立内心的感受。这三种拍子认识明确了，其他拍子感知也就较容易了。譬如五拍子是由3+2或2+3组合；六拍子是由3+3或4+2组合；七拍子是由4+3、3+4或5+2组合；八拍子是由4+4组合；九拍子是由3+3+3组合而成等等，总之，它们总离不开二、三、四拍子的基本律动规律。

在视唱中对节奏的感知，我认为最重要是节奏律动和节奏凸理的积累。视唱里反映的节奏形式非常多，从简单到复杂，认知也有一个从初级到高级潜移默化的过程。与其他节奏训练不同的是，视唱中的节奏形式都是通过视觉由声音再现的，当各种各样节奏承载着优美的旋律用声音表达出来的时候，人们的情绪随着节奏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个时候，最能感受到各种节奏的表现特征，对节奏的理解也就更深刻，记忆更准确。

视唱中有很多民歌和民间音乐，它们中所反映出的节奏和节奏型代表了一个民族的特有风格，有很强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因此，理解一种节奏和节奏型往往能深刻感受到一个民族特有的音乐风格，这些节奏感知与单纯的节奏训练相比更显得重要。

三

学习视唱的意义是非常广泛，远非上述这些，本人的论述只是一些粗浅的看法，只能浅尝辄止。我认为，通过视唱的学习，真正感受视唱中的音乐语言环境，从这个环境中吸取其音乐的精华，以音乐要素感知为切入点，深刻理解调式的稳定性、倾向性，以及各类调式尤其是民族调式的旋法和特征，认识调式的民族性、地域性以及风格特征，牢固地建立调式感。从音乐节拍、节奏中感受音乐脉搏、运动、呼吸、律动等等；从多声部视唱中去感知主调性多声音乐的纵向组合、和声衬托、协和搭配的静态感、舒适感和不协和搭配的紧张感、动态感，感知复调音乐的旋律线条、层次感，以及疏密相间、错落有致的音乐结构。使视唱课堂成为认识音乐、感受音乐、理解音乐的重要窗口，最大限度地、多方位地积累、存储、记忆音乐语言信息，为音乐实践打下牢固的基础。

注释：

①《音乐能力心理学》P．85[苏]M．B．捷普洛夫著人民教育出版社

第3篇

关键词：解构主义；汉语言文字学；结构主义

Abstract:Asacounteractiontosuchwesternphilosophictheoriesaslogicismandconstructivism,deconstructivismoffersanoveltheoreticalperspectivetotheacademicworldincurrentdays.AdeconstructivistviewofChinesegraphologicalstudiesshowthat,sinceChinesetraditionallinguisticshasestablishedasetoffinetraditionsofitsown,ChinesegraphologicalstudymustbreakawayfromtheshacklesofEuropecenteredideologyandsucceedourowntraditions.Meanwhile,weshouldfollowacreativeselfrelianceroadofChinesegraphologytodevelopinnovativetheoriesbasedonexistingfactsofChinesebyapluralistapproachbytakingadvantageofthetheoreticaladvantagesofwesternlinguistics.

KeyWords:deconstructivism;Chinesegraphology;construc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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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的结构主义曾经以其完整的系统和功能为西方提供了思想资源，为语言、文学、哲学等领域提供了一套封闭的研究方法。自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人们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认识的深入，逻辑中心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在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发挥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渐陷入迷惘、失望和忧愤之中。西方语境也出现了反形而上学传统的后现代思想。作为后现代思想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政治、哲学、文学、语言以及人的思维方式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开启了西方政治和哲学思潮新的发展方向。



解构主义产生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尼采哲学。19世纪末，尼采宣称“上帝死了”，要求重新评价一切价值，这种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叛逆思想对解构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探讨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存在与逻各斯问题。他要研究古代的逻各斯（Logos）是怎样变成近代的逻辑(Logic)的？它又是如何以理性的名义取得西方思想史上的统治地位？海德格尔通过对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残篇的研究发现，逻各斯与存在的原始意义是相通的。而自柏拉图后，西方人开始与存在发生对峙，越来越自信自己拥有支配存在的主体性与知识能力。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加以批评，德里达则直接继承了海氏的理论。再次，解构主义的出现与欧洲的左派批评理论密切相关。1968年，一场激进的学生运动席卷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法国的运动被称为“五月风暴”。但革命后随之而来的是激进学者不得不把革命的激情转向学术思想深层的拆解工作。他们明明知道资本主义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却偏要去瓦解其存在的各种基础，包括语言、信仰、机构、制度和规范等。



解构主义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德里达以《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书的出版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形成以德里达、罗兰•巴尔特、福柯、保尔•德•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德里达为了达到反形而上学、反逻各斯中心的目的，选择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消解策略。解构主义内容冗杂，缺乏统一的理论和解释。解构主义者也拒绝为自己的理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它们主要的批判理论与策略包括：反逻各斯中心主义(anti-logocentrism)、延异(différance)、替补(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

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解构主义的核心思想。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发端于柏拉图对古希腊逻各斯的强行曲解，认为言语与意义（即真理，上帝的话）之间有内在、直接的关系。因此，逻各斯中心论也被称为“语音中心论”，强调言语优于文字，书面文字是第二位的。德里达对此说法进行了解构。他说，书写文字并不见得天生就低劣于语言发音，为了打破传统的“语音中心”偏见，他力图建立一种“文字学”，以便突出并确认书写文字的优越性。这种文字优越性，首先表现在它在符号学意义上的“可重复性”。其次是符号应该在不考虑讲话人意图的情况下，依然能被人们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符号上述的两个必备特征，即“可重复性”和“不考虑讲话人之意图性”，验证了德里达所说的文字优越。在更大的范围说，文字包括了整个语言学的符号系统，因而它也是狭义上的言语和文字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这便是德里达所谓的“元书写”(arch-writing)。元书写概念一经确立，必然打破逻各斯主义的语音中心说。



德里达从言语与文字的关系入手，成功地消解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观。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以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为中心，形成了在二元对立中的等级秩序观念。如在言语/?文字、男人/?女人、灵魂/?肉体、意识/?无意识、开明/?蒙昧、西方/?东方等的区别对立中，逻各斯中心论认为前者优于后者，具有鲜明的等级观念。德里达独辟蹊径，从语言学角度入手，通过对言语和文字的解构，瓦解了二元对立的观念，提出二元之间只有差异，而没有等级秩序区分。不仅如此，“对立”的两项之间还存在大量的相互渗透和包容等。



德里达还发明了“延异”概念，即延迟与差异。他直接利用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观念，打破语言是外在“真理”体现的神话。他说“延异(différance)”既非概念，也非一个单词，本身是一个杜撰的词。在法语中，difference和différance两者的发音相同。若要区分它们，我们必得借助文字拼写上的差异，这本身就是对言语优于文字逻各斯主义论点的一个极好讽刺。解构主义关于“替补”和“互文性”的策略主要为文学批评理论所借鉴，这里不再介绍。



通过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从言语与文字关系入手，德里达批判了逻各斯中心论，打破了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观，提出了概念之间没有等级和中心而只有差异的思想。解构主义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目的是解构西方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论，对现存的等级秩序提出挑战。强调通过对旧秩序的打破，建立新秩序，重新塑造新的价值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这种批判与重建的双重姿态，德里达称为“双重约束”（doublebind）。他说：“事实上，我一直被两种必要性拉扯着，或者说我一直尝试公平对待两种可能看起来相互矛盾或不兼容的必要性：解构哲学，即思考哲学的某种关闭范围，但不放弃哲学。我承认这么做很困难，但无论在写作还是授课中，我重视始终尝试尽可能地同时采取两种姿态。”［1］



这一思想产生后在思想和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其影响甚至波及到建筑理论领域。它在政治学上就是对西方中心论的瓦解，重视多元文化价值。而这恰恰是任何一个处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民族和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解构主义思想对民族价值和民族文化的重建，对世界多元化格局的确立起到积极作用。当然，解构主义思潮自产生后也受到很多批评。因为其理论本身漏洞很多，而且它所运用的逻辑、方法与理论，大多从形而上学传统中借用而来，这样说来有点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味道。而且解构主义发展下去也陷入了另外一种历史困境，即真理虚妄、意义不确定以及漫无边际的任意解释等。因此我们对这样一种影响巨大的理论思潮也应该抱一种批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

利用解构主义审视我们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最主要的是承认语言多元性，承认每种语言与文字都有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与作用，而不可轻易否认自己的语言文字。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深受西方语言理论体系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中国古代谈不上语言研究，进而否定汉语和汉字研究的传统和成就。从汉语言文字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到对汉语和汉字的认识与评价都带上了西方学术思潮的烙印。如汉语的语法研究一直是跟在西方的语法理论后面的，如汉语的语义学研究一直没能好好继承自己的传统，没能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对汉字的误解导致的汉字落后、汉字要改革等错误观念，如汉语目前的理论体系对很多汉语现象缺乏解释力等等。这都是西方逻辑中心主义的深层观念所导致的结果。



兴起于西方的解构主义思潮，是对西方中心主义传统思潮的反思。现在“解构”一词不再属于哪一个领域或地域，而是属于人类自身。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研究“解构主义”，吸取其精华，也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

2解构主义思潮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显示出来。在此视角下，我们反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既要承认我们的成就，同时也要发现我们的问题。我们应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言文字的客观事实出发，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总结出汉语言文字的规律，开拓新世纪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道路。



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形成了很多优良传统。在今天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我们首先应该继承自己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中国传统语言学最值得我们发扬的传统有以下三点。

(1)重视实证和归纳。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实证法来自西洋。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实证法在中国本土有厚实的基础、悠久的历史和持续的传统。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从许慎开始就特别重视实证和归纳。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他考据文字“至于小大”，都“信而有证”，“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叙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2］316仅仅这几个数字就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许慎重视实证的态度和做法。许慎之子许冲在《进〈说文解字〉表》里，称其父秉承了“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的问学传统。许慎以实事求是、信而有证的学术精神和态度成就的《说文解字》奠定了汉字学基础。着眼于汉代的这种实证态度，学术史上汉代古文学家的学术成就称为“汉学”。这种实证方法一直延续下来，到清代还有很多追随者。正是由于坚持了这种求实的态度和精神，清代的语言学研究达到了传统语言学的高峰。清代的实证表现为考据法的盛行，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给予考据法以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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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过实证和归纳而成就的。如在《说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学派通过实证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乾嘉和传统实证方法一直处于被否定的地位，这是不尊重传统的表现。对此，王力先生曾强调：“能不能因为乾嘉学派太古老了我们就不要继承了呢？决不能。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乾嘉学派必须继承。特别是对古代汉语的研究，乾嘉学派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段王之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永放光辉。他们发明的科学方法，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3］鲁国尧先生也认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注:参阅鲁国尧《“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论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可见重视实证是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特色。

(2)重视书面语言及其意义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重视书面文献的研究，重视意义的独立研究价值。中国从先秦时代起就形成了一套汉语的书面语言——文言文，文言文一直是古代中国记录文献的语言，也是知识分子进阶应试所用的语言，故名“雅言”。文言文不仅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上起到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还是形成现代汉语的源头之一。当然，由于书面语和口语的脱节，从隋唐时期开始文言文和口语分离日渐严重。到近代，文言文就成为影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间接因素。白话取代文言，成为汉语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不能就此否认文言文在汉语发展历史上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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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言文及其在历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汉语的一个传统，一个与汉字的表意性质有关的传统。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性质差异巨大。中国学者把意义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汉字的形、音、义为研究对象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说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离开语言环境后，还可以见到它的本义，看到其本义如何引申出新的意义。古代学者一直把意义当作可以独立研究的对象看待，而不认为它从属于语法。在训诂学中，意义是可以分析的，它运用“义界”的训释方法，就是在意义内部进行结构分析。传统语言学还特别重视语音在词汇语义系统、词源系统、诗词韵律中的表现，古人很少做纯形式的运作，而是在务实的基础上以音证义，以义证音。这是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又一特色。

(3)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浓厚、很自觉的人文传统，“离经辨志”、“随文释义”、“微言大义”等说法，都表明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追寻语言背后的东西。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乱也。”［2］316他研究文字的根本目的是解经传道。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并且形成了中国古代“小学”与经学融合的现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语言文字学著作即在经部。因此，传统的文字学、训诂学研究历来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如文字构成的理据、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训释，都直接牵涉到文化，或是直接为文化服务。这就是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学术传统。



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如张世禄先生在《文字上的古代社会观》中写道：“居今日而欲知茫昧之古代社会，史策既无征考，则惟有求诸古来之余形遗迹，俾可想见其一斑而已。例如考化石而知生物之递嬗，察地层而识地壳之胎成，皆其类也。世界言象形文字者，必推吾国，则此文字者，诚有史以来，先民遗迹之所留，曷借之以窥其政俗之梗概，以补史策所未及者乎。”“世上言上古文化者，或且欲吐弃一切，并文字之不知谓何，吾又乌睹其可哉？”［4］他在这篇论文中从汉字的构造入手来看古代社会的风土人情、物质生产和精神建构，体现了语言文字与文化相互参照研究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初，罗常培先生出版《语言与文化》一书，是自觉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划时代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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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语言学由于受到西方语言学影响很大，在解释汉语现象时并不能完全适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语言本身较重形式，而汉语和汉字则具有较浓厚的人文色彩。为了促进汉语研究，找到一种较为切合汉语实际的解释框架，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兴起了文化语言学。[注:新时期文化语言学的代表性著作有：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语文出版社2003年版；张公瑾、丁石庆《文化语言学教程》，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汉语中的很多语言现象都可以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结合文化来研究语言一直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一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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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学的这三个传统都值得我们继续发扬。尤其是后两个传统恰恰是解构主义所重视和强调的。解构主义着力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观念，客观而实际地认识其他语言文字的地位。解构主义非常重视书面语，这从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等著作名称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德里达正是看到了逻辑中心主义、结构主义等存在的局限性，才利用语言的差异，强调书面语言和文字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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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和汉字重意义的特点和现代语言学的从形式到意义的转向是非常吻合的，这本来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但却被以西方为中心的语言学者认为是落后和缺乏理性的表现。西方逻辑中心主义认为，语音和思想的本质、存在的意义之间有最直接、最接近的关系。从“语音中心主义”出发，言说和口语受到推崇，文字被贬低。而且他们责难对象不包括字母文字，而是针对非语音文字。不少西方哲学家都表达了类似的见解，黑格尔批评汉字说：“他们的文字对于科学的发展，便是一个大障碍。或者，相反地，因为中国人没有一种真正的科学兴趣，所以他们得不到一种较好的工具来表达和灌输思想。大家知道，中国除了一种‘口说的文字’以外，还有一种‘笔写的文字’，后者和我们的文字不同，它并不表示个别的声音——并不把口说的字眼记录下来，却用符号来表示那些观念的本身。”“中国因为语言和文字分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5］黑格尔的这种见解代表了西方人看待汉字的普遍观念。西方人对汉字的偏见，还进而扩展到对汉语的认识。对汉语和汉字的偏见甚至一度成为西方人不自觉的思维习惯。

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力图创立一个具有普遍理性的语言学理论，将语言学变为一门科学。尽管索绪尔在心理上不愿意舍弃语言材料和语言现象的丰富多样性，但是为了建立一个具有整体性、普遍性以及独立性的全新理论体系，事实上他将理性的语言观和人文现象对立起来，舍弃了语言符号的人文性。他对人文现象的舍弃，根源就在西方近代哲学中根深蒂固的逻辑中心主义，他的语音中心论实则是逻辑中心主义的翻版。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逻辑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以及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拼音文字基础上的，长期以来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代表人类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种观念与拼音文字血肉相连，互为因果。这严重影响到对人类语言文字的公正认识，导致弱势民族语言被边缘化以致面临失语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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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主义实际上是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反思，它检讨和总结了西方世界因为自己的科技成就和物质丰富而产生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错误思维，以及将文化系统建立在逻辑中心主义之上的缺点。解构主义承认东方非拼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所代表的文化一样，具有各自的价值。德里达从融合表音与表意的汉字中发现了在逻辑中心主义外发展出强有力文明的证据。德里达的理论阐释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历史上部分西方学者的汉语言文字观念曾对西方逻辑中心主义造成过威胁，“一次是与科学思想的结合，汉字通过一般语言，通过莱布尼兹使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产生了偏离。再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东方学家费诺洛萨（ErnestFenollosa）和现代派诗人庞德(EzraPound)那里，这次是与诗学的结盟”［6］。德里达认为，从文学和诗学方面，汉语言文字展现的魅力能打破逻辑中心主义。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无论莱布尼兹，还是费诺洛萨、庞德，乃至德里达本人对汉语言文字的揄扬都是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他们都没有彻底了解汉语言文字。无论是相当多的西方学者对汉语和汉字的贬低，还是少数学者的褒扬，他们的观点和认识都没有建立在对汉语言文字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因此，还必须依靠我们自己，从汉语现象出发，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

3

从解构主义的立场看，汉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应当从汉语现象出发，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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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在中国近代向现代的转折时期遭到质疑，受到冷落。与之同时，西方语法理论却极大地影响了汉语言文字学研究。那么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应当如何走呢？答案很明确，只能走自主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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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文化的发展更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寻找适合自己民族的发展道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也不例外。在这方面，前人和现代的语言学者已经导夫先路，提供给我们可资借鉴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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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忠最早借鉴西方的语法理论写出了《马氏文通》。该书并不是完全模仿西方语法写成，而是马建忠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的结果。对此许国璋先生的评价颇中肯綮：“（《马氏文通》）不象是模仿学习《拉丁文法》，也不象以法国《普世唯理语法》为范式。此书之成，我以为只是马建忠根据普世语法字别种、句司字的通理，凭个人的哲学自信（conviction），经过十四年的勤求深探，写成这部中国向所未有，在体系上又超过当时西方语法书的力作。”［7］马建忠利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现象是有道理的，因为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各种具体语言，必然会有很多共同的特征。《马氏文通》对汉语语法分析贡献很大，但总体上看，其中更多的是总结出汉语语法和西方语法的共同方面。因而汉语本身的特点还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王力先生说：“各种具体语言，作为人类的交际工具，当然具有共同性，因此世界上的各种语言的语法也是具有共同性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就一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来说，世界语言的共同性是次要的，而特点是主要的，没有这种特点，就会丧失其为独立语言的资格，和另一语言同化了”［8］。可见，对一种具体的语言来说，人类语言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自的特点是更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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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先生说的世界各种语言的共同性，应更多体现在日常语言中。而对于某种语言来说，日常语言只是这种语言的表层部分，其深层部分应当是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更容易展现一种语言的民族特点。科学语言的民族特点很不明显。自然科学的那些诸多概念、公式、定理与逻辑推理，很难说有什么民族特色。能代表一个民族语言特色的，必然是其文学语言。在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语言学十分重视口语，重视语音中心主义，重视共时描写，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促成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但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甚至走到语言科学主义，则会导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对书面语不重视，就容易使语言研究失去民族特色。我们以往的汉语研究由于过分借用西方语法理论来构建自己的体系，想利用这种体系来解决汉语的所有现象与问题，但结果并不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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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做法是从汉语的实际现象出发，扩大汉语的研究领域。我们过去的语言研究只管散文，而不管诗词骈文，只能分析形义相应的词语，不能分析形式压缩、内容积蕴的典故之类，这显示了汉语语言学的贫血现象。试问，如果汉语中去掉了“葛郎玛”（grammar）套不住的一些特点，那我们的汉语还是汉语吗？这些现象包括：第一，汉语中的对偶、平仄和骈文等；第二，汉语句法构造比较特殊，主语、谓语、宾语常有省略；第三，汉语的词难以确定词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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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启功先生的《汉语现象论丛》为我们开辟了道路，为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自主创新做出了贡献。启功先生摆脱了从语言理论出发到汉语中寻找汉语规律的模式，坚持从汉语语言现象的实际出发去研究总结汉语自身的结构规律。从对一些具体汉语现象的观察中，分析归纳出若干条汉语规律。如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修辞与语法的关系问题，语言环境对语法结构的影响问题，语气、语调跟语义、语法的关系问题等。启先生对“葛郎玛”不能包括的汉语特点都有一定探索和解释。［9］



关于汉语词性灵活的问题，19世纪英国汉学家威妥玛曾提出：“汉语词的多功能性（theversatility）——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即汉语中对于这么多的词语（尤其是我们倾向于称之为名词和动词的词）有共通性，在有广泛差别的语法功能的可容性方面达到如此程度：任何把语言权威性地划分到像我们语言中词性的范畴里去的努力，都将枉费心机。而且，我们语言中的此类分析当然得有它们相对应的汉语语法，且不管能否对它们做词类分析；在所有的别的语言中用屈折变化生效而产生的大部分结果所需的那些方法，汉语自身也拥有，否则汉语就不成其为一种语言。”［10］对此，王宁先生也有精彩比喻：“象英语、俄语这些种语言，一个词象一根小铁钩，一边有环，一边带钩，这个钩钩进那个环，连成一条就是一句话。钩和环得对合适了，大钩穿不进小环，大环挂不牢小钩，词的自由结合度很小，错了一点就被判为语法错误。可汉语的词象一个多面体，每面抹的都是不干胶，面面都能接，而且用点心都可以接得严丝合缝。比如回文诗，干脆结成一个圈儿，从哪儿都能念。这虽是文字游戏，可难道不启发人去想汉语的特点吗？”［11］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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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认识使我们看到，要想真正认识一种语言，就必须不带偏见，承认其独特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对于汉语现象的认识都会有更多的一致，都会发现更多的汉语特点，并总结出相应的规则和理论，这也才是汉语言文字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4

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现象出发，借鉴解构主义思潮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解决好下面问题。

(1)如何看待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语言学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其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这些是我们继续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但我们的传统研究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如传统的语言学有注重实证和归纳的优点，也有不善于演绎和推理的不足。单独的归纳法，难以产生现代意义的语言学。训诂学中字、词不分的问题，还有语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节的模糊性和笼统性限制，而没有细致精确的声音分析的习惯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弱点，反映出我们传统语言学理论的不足。



西方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走向科学的过程中，曾经起到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使用的结构分析和描写方法等，都来自西方。西方语言学具有的科学精神和哲学的思辨精神以及逻辑的推理与表述，造就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方法。西方语言学的不少流派都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给予了很多的启示和帮助，我们应当继续学习和关注。此外，西方学者关于汉语传播和研究的著作也很值得我们重视。这些著作的成果有利于我们看到汉语的特点。[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张卫东《威妥玛氏〈语言自迩集〉所记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3期；《北京音系何时成为汉语官话标准音》，《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4期；《论十九世纪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汉语教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等。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等。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

当然有些西方学者对汉语言文字的偏见，我们必须加以抛弃。我们不反对学习西方，但反对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甚至重复别人遗弃的东西。西方语言学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我们盲目追从，把那些本身片面的东西用在汉语上，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

(2)如何看待书面语言和口语的关系问题。

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曾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结构主义以来以语音为中心的重口语和共时的方法对当代语言学的独立具有重要贡献。但这种过分重视口语和语音、轻视书面语的情况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汉语现象不是单纯的形式结构所能解释的。如启功先生所说，一个五言诗可以变换十种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为什么汉语中那么多四节拍，多于四拍的压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虽然现代语言学重言轻文，是苦苦挣脱了因文废言的传统语文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如果把结构主义强调到极点，就会导致另一个极端，即限制了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影响了语言学研究的丰富性，导致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出现贫血现象。

而解构主义则给我们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我们对于口语和书面语都不能偏废。(3)如何看待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关系问题。

在目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汉语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实用语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汉语、现代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不同，实用语言以明白清楚为目标，因此逻辑、语法重于形象；文学语言则以有意味有情趣为目标，因此形象重于逻辑。“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把母语比做一颗大树，树干、树枝、树叶、花朵，都属于表层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层的非常用部分。”［12］因此对汉语的研究，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是不可偏废的。(4)如何处理好汉语本体与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

当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还有重本体、轻应用的倾向，似乎只有本体研究才是真正的语言学。实际上任何本体研究如果脱离了应用就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果。启功先生紧密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发现了很多实际问题，然后考虑理论上如何解决。他在自己的研究中，立足于应用，注意古今汉语、文言白话的等值翻译，注意中文信息处理的“电脑传译”，注意辞书编纂的义项归纳与排列等等。这都给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楷模。正是由于没有很好处理本体和应用的关系，目前语言文字学许多应用领域，如语言的规划和规范问题、汉语的国际传播和对外汉语教学问题、汉字规范和国际通用标准问题、辞书编纂问题等，都存在由于本体研究的滞后或游离而产生的诸多难题，影响了我国社会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阻碍我国向高科技信息时代前进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汉语研究必须重视本体与应用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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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好上面的几个问题，我们必须坚持语言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语言学的方法必须多样化，用一种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种方法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都比认识自身容易，认识自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某个单一的研究路线能够解决的。”［13］只有我们的汉语言文字学有了自主创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语言学界进行平等对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这就是解构主义给予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启示。

［参考文献］

［1］德里达.书写与差异［M］.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4-5.

［2］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王力.王力文集：第16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78.

［4］张世禄.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1-6.

［5］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25.

［6］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78.

［7］许国璋.《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J］.中国语文,1991(3).

［8］王力.语法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M］∥龙虫并雕斋文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0：493.

［9］启功.汉语现象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1997.［10］威妥玛.语言自迩集［M］.张卫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9.

［11］王宁.汉语现象和汉语语言学［M］∥汉语现象问题讨论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