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发展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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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江西城镇化发展的成效显著

建国以来，江西围绕加快推进城镇化，大力培育中心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集约发展小城镇，全省城镇规模进一步扩大、结构进一步优化、功能进一步完善、人居环境进一步改善、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城镇化水平跨上了新台阶，吸引着周边地区资本、技术、人才、产业向城镇集聚，加快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促进了经济和社会健康快速发展。

1.城镇化水平有明显提高。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使江西城镇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突出表现为城镇人口迅速增加、城镇体系日益完善、城镇布局日趋合理。从城镇人口来看，1949年全省总人口为1314.04万人，城镇人口为124.83人；2011年全省总人口为4488.40万人，城镇总人口为2051.20万人；2011年与1949年相比，全省总人口增长241.6%，城镇人口增长1543.2%，城镇人口增长幅度大大高于总人口增长幅度；城镇化率由1949年的9.5%提高到2011年的45.7%。特别是“十一五”期间，江西城镇化率由37.1%提高到了44.1%，在全国位列第19位，高于河南、湖南、河北、安徽、青海、新疆、广西、甘肃、贵州、四川等地；在中部地区，江西城镇化率列第三位。[4]从城镇体系来看，至2010年底，全省设市21个，市区面积已达32825.83平方公里，其中城区面积1626.80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856.90平方公里，分别比2000年增加了2348.73平方公里、72.80平方公里和313.90平方公里，分别增长7.2%、4.5%和36.6％；人口在1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有南昌市，人口在50万～100万人的大城市有赣州市、九江市、景德镇市、吉安市、抚州市，人口在20万～50万人的中等城市有新余市、萍乡市、宜春市、上饶市、南康市、瑞金市、丰城市、高安市、樟树市、鄱阳县、兴国县、于都县、信丰县，还有人口在10万～20万人的小城市28个以及各类建制镇770个，逐步形成了以特大城市为中心，大城市为骨干，中小城市为支撑，众多建制镇为基础，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从城镇布局来看，江西绝大部分城镇临水沿路而建，逐步形成了以南昌为中心，以浙赣线和京九线为发展轴带的“一心二带”大十字格局。大十字架附近区域的城镇化水平和城镇密度较之其他区域要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要高，由此江西城镇的空间布局呈南稀北密的特点，浙赣铁路线以北的地区有16座城市，以南地区仅有5座城市。

2.城镇拉动经济明显增强。改革开放以来，江西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发展水平的趋势是同方向变化的，两者呈正相关关系，表明城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作用。这是因为：城镇可以聚集土地、资金、技术、人才、政策等要素，大大提高经济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促进经济快速有序发展；同时，城镇和第三产业发展紧密相连，城镇化不仅能够推动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公共服务发展，还能够推动商贸、餐饮、旅游等消费型服务业和金融、保险、物流等生产型服务业发展，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1978年江西城镇化率为16.8%，到2011年全省城镇化率提高到45.7%。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全省GDP总量由1978年的87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11583.8亿元，三大产业的结构得到明显改善(见表5)。1978年江西三大产业的比例为1:0.91:0.49，到2011年其比例调整为1:4.74:2.59；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0.4%上升到2011年的31.1%。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镇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对全省的经济贡献率不断提高，城镇龙头作用日益显现。2010年城镇经济占全省GDP比重为87.23%，在全省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城镇化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源泉。

3.城镇就业人数明显增加。江西以产业集聚区为载体，统筹城镇功能区与产业集聚区建设，加快产业向城镇集聚，使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工业生产、商务贸易、交通运输和社区服务等成为就业蓄水池，不仅为城镇居民提供就业岗位，而且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提供就业岗位。同时，通过建立与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城乡一体化就业市场、就业信息披露机制、就业综合服务体系，消除对进城农民工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使城镇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全省城镇就业人数由1978年的267.4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802.02万人，增长199.9%；2010年与2000年相比，南昌市、景德镇市、萍乡市、九江市、新余市、鹰潭市、赣州市、吉安市、宜春市、抚州市、上饶市城镇化率分别提高16.83个百分点、10.72个百分点、19.99个百分点、14.28个百分点、18.97个百分点、12.5个百分点、16.97个百分点、15.65个百分点、10.77个百分点、10.59个百分点、24.92个百分点；城镇就业人数分别增加62.98万人、13.41万人、13.84万人、33.83万人、17.82万人、14.33万人、33.4万人、30.37万人、29.83万人、24.78万人、38.93万人，其增长率分别为63.8%、47.6%、53.2%、57.0%、138.1%、113.7%、52.4%、67.6%、54.3%、62.6%81.8%（见表6）。城镇化是增加城镇就业的重要途径，据测算，全省城镇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转移44万农村人口到城镇生活。[5]以九江市为例，该市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深化户籍改革，放宽市辖浔阳区、庐山区、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落户条件，基本取消所辖县（包括共青城市、瑞昌市）人民政府所在地镇（街道）的落户限制，全面放开其他建制镇的落户条件，鼓励、引导本市籍农民、外来进城务工人员和经商人员向城镇转移落户，[6]使该市2006年～2010年城镇就业人数分别比上年增长9.3%、5.1%、4.8%、4.2%和4.6%。

4.城镇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江西在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坚持基础设施建设优先的原则，加大市政建设力度，使城镇各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完善，提升了城镇的集聚力、吸引力和承载力。“十一五”期间，全省各类城镇完成市政设施建设投资747亿元，年均增长25.3%。城市道路和交通建设得到长足发展，2010年末，全省城市道路面积11330.3平方米，比2000年增长244.07%；城市道路总长度达到5742公里，比2000年增长89.32%；城市公共汽车、电车营运车辆7048辆，比2000年增长74.84%（见表7）。随着南昌市青云水厂三期工程、景德镇第四水厂、赣州市第三水厂、南康市第二水厂等城镇供水设施的建设和投产，全省城镇供水能力进一步增强。2010年全省县城以上城镇日供水能力达495.23万立方米；居民自来水普及率97.43％，比2000年增加4.13个百分点；供水管道长度达9526.55公里，比2000年增长140.08%。九江市、吉安市引进上海通达公司建成天然气供气项目，不仅为政府节约了大量投资，而且提高了市民生活用气质量。2010年末全省城市人工煤气供应量为58207.88万立方米，比2000年增长47.5%；城市液化石油气供气总量188847.33吨，比2000年增长14.66%；城市燃气普及率为92.36%，比2000年提高23.16个百分点。城镇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有效扩大了城镇人口容量、提升了城镇功能和效率、促进了城镇现代化建设。

5.城镇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江西突出加强事关城镇长远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基础性、功能性、生态性设施建设，重点加强城镇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和园林绿化建设，走环境友好型城镇化发展道路，使城镇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到2010年底全省共有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100座，是全国第五个实现县城以上城镇污水集中处理全覆盖的省份，日污水处理能力达272.55万立方米，全年处理污水总量达7.6亿立方米，污水处理率达80.83%，比2005年提高45.91个百分点（见表8）。城镇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大幅提高，到2010年底全省城镇垃圾无害化处理场17个，垃圾无害化处理量300.2万吨，垃圾无害化处理率51.6%，其中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85.89%，比2005年提高37.02个百分点，在全国排第13位；生活垃圾清运量284万吨，比2005年增长7.58%。按照造林绿化“一大四小”工程要求，全省城镇园林绿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到2010年底全省设市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6.62%，绿地率43.2%，均在全国排第1位；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3.04平方米，比2005年新增5.22平方米，在全国排第7位。目前，宜春、景德镇、南昌、新余、赣州、萍乡、吉安7个城市被评为国家园林城市，武宁县和吉安县被评为国家园林县城，萍乡安源区安源镇评为国家园林城镇；11个设区市和28个县（市）评为省级园林城市。2010年城市绿化覆盖面积48924公顷，比2000年增长144.08%；城市公园数由2000年的109个上升至2010年的238个，公园面积增加至6442公顷，增长253.96%。城镇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为建设绿色生态江西、创建一流人居环境，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保护鄱阳湖“一湖清水”作出了积极贡献。

江西城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虽然建国以来江西城镇化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突出表现为：城镇化水平落后于邻省及全国的水平、各设区市的城镇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全省经济发展水平、城镇经济聚集和辐射功能发挥不充分。这些问题使城镇产业发展水平和人口聚集能力难以适应加快城镇化发展的要求。

1.城镇化水平落后于邻省及全国的水平。近年来，江西经济社会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呈现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良好态势，但若把江西城镇化发展放到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中来审视，与发达地区或周边发展较快的邻省相比，江西城镇化水平仍然滞后。从江西城镇化历程来看，城镇化率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78年江西城镇化率为16.8%，比全国城镇化率17.9%低1.1个百分点，到2011年江西城镇化率虽然提高到45.7%，但全国城镇化率为51.3%，与全国城镇化率的差距扩大到5.6个百分点，说明江西与全国城镇化差距呈扩大趋势。在华东六省中，2011年江西城镇化率仅高于安徽省0.9个百分点，分别低于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城镇化率16.2个百分点、16.6个百分点、12.4个百分点、5.3个百分点（见表9），与这些省的城镇化差距也呈扩大趋势。不仅如此，江西作为一个内陆欠发达省份，其城镇化基础薄弱，拥有的城市数量在中部地区最少，拥有百万人口以上和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数量在中部地区也最少。2010年，江西除城市用水普及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之外，城市燃气普及率、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等城市设施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同时，在城镇化建设中普遍存在重建设、轻规划、品位低问题，有些小城镇脱离自身基础和经济发展需要，盲目扩大镇区规模，对有限的土地资源不加珍惜，使土地利用效率低下。

2.各设区市的城镇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江西城镇化地域差异大，突出表现为各设区市之间的城镇化发展极不平衡。南昌市作为省会所在地相对其他城市而言，由于其对流动人口有较大的吸引力，具有更强的吸收转移人口的能力，2011年城镇化率为67.24%，比2000年提高18.36个百分点，比全省平均水平高21.54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最低的是宜春市，2011年城镇化率仅为38.19%，与城镇化率最高的南昌市相比，两者城市化率竟相差27.52个百分点。2011年与2000年相比，城镇化率提高最快的是上饶市（城镇化率由16.97%提高到41.74%，提高24.77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提高最慢的是抚州市（城镇化率由26.61%提高到38.82%，提高12.21个百分点），两者城镇化率提高幅度相差12.56个百分点。2011年11个设区市中仅有南昌市、景德镇市、萍乡市、新余市、鹰潭市的城镇化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见表10）。同时，县域城镇化率差距较大、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依然突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城镇不多，县级城镇之间缺乏明确的分工和协作关系，造成许多同构性浪费和低水平的自我竞争局面，未能依托新兴产业形成先进的现代产业和较强的区域经济竞争力。全省城镇化地域差异，形成不平衡的区域经济格局，对整体推进江西现代化进程带来很大压力。

3.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全省经济发展水平。城镇是工业化的载体，按照城镇化、工业化发展规律，城镇化要与工业化发展相适应。从发达国家城镇化进程来看，其城镇化水平往往高于工业化水平，目前国际上多数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根据钱纳里模型，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城镇化率会领先工业化率近30个百分点。[8]江西城镇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业发展，但没有像多数国家和地区那样带来人口和产业的大规模集中，其结果造成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全省经济发展水平。2011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583.8亿元，按当年全省年末常住人口4488.4万人计算，人均生产总值约合3898美元。当年江西工业化率为48.5%，按城镇化率领先工业化率30个百分点计算，全省城镇化率应在78.5%左右。然而，当年江西城镇化率仅为45.7%，不仅没有领先工业化率，反而低于工业化率2.8个百分点（见表11）。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全省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不利于城镇吸纳农村人口，而且会阻碍工业现代化及其经济效益的提高，使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受到限制，人口素质难于提高，从而阻碍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4.城镇经济聚集和辐射功能发挥不充分。实施城镇化发展战略，不是为城镇化而城镇化，而是为了利用城镇对人口、资本、资源、技术和商品的集中所带来的聚集效益和城镇经济辐射效应来促进经济发展。然而，由于江西大中城市数量少、发展水平低以及小城镇粗放发展，导致城镇的经济聚集和辐射功能发挥不充分。相对于小城镇而言，大城市更能发挥城镇的聚集效益和辐射能力，对周边地区产生巨大的辐射力和吸引力，带动其繁荣和进步。然而，江西大城市数量少，至2010年底，全省有特大城市1个、大城市5个、中等城市有13个、小城市28个和各类小城镇770个，大城市占全省城镇数量的比重仅为0.7%。同时，江西大城市普遍存在产业水平低、竞争力弱等问题，使其对周边地区的经济辐射带动能力不强。2012年5月2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北京《2012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该报告显示，根据经济规模、经济增长、经济效率、发展成本、产业层次、收入水平、居民幸福感、就业水平指标，所列的294个城市中，江西仅南昌市排名第42位进入百强，其他设区市排名都在100位以后。南昌市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的经济实力不强、聚集和辐射能力较弱，制约了其辐射和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城镇是第二、三产业发展的基础和依托，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与城镇发展有高度的相关性。江西中小城市不仅规模偏小、数量较少，而且各城市产业同构和结构雷同现象严重、互补性差；普遍缺乏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大型企业集团的支撑，承上启下的节点作用不够突出；产业支撑能力不足、产业聚集层次低、技术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二、三产业所占的比例过低，不利于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所有这些，都会使中小城市难以有效辐射和带动周边地区发展。江西小城镇虽然数量不少，但档次低、规模小、布局散，服务和带动其周边乡村发展的功能较弱。档次较低，多数小城镇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实力弱，未能进行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结果城镇功能不完善，难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形成地方产业特色，限制了其辐射带动作用的发挥；规模过小，多数小城镇还只是简单的商品交换集散地，对要素资源的聚集能力弱，金融、信息、技术等生产业缺失或服务水平低下，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不完善，承接外部产业的能力弱，发展后劲不足，更谈不上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布局分散，众多小城镇发展缺乏规划、布局分散，相互之间未能形成明确的分工和协作关系，不仅分散了发展力量，造成许多结构性浪费，而且形成低水平的自我竞争局面，难以产生较强的辐射能力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能力。

推进江西城镇化发展的建议

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30%提高到60%时，城镇化将进入加速发展时期。2011年江西城镇化率为45.7%，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江西应抓住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的良好机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走具有江西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以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城镇化进程，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努力实现城镇化快速、有序、健康发展。

⒈以科学规划指导城镇化建设。城镇规划是城镇建设的蓝图，决定着城镇未来的发展。江西要推动城镇的科学发展，必须充分发挥规划的战略性、前瞻性和导向性作用，深入研究各城镇历史文化、风俗民情、产业基础、承载能力、发展前景，用先进的规划理念制订科学的城镇规划，充分展示城镇的历史内涵、现代风貌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切实做到以科学规划指导城镇化建设。近年来，江西省委、省政府明确要求编制城镇规划应充分体现先进的城镇发展理念，坚持世界眼光、立足长远发展、面向城镇未来，着眼于资源能源节约、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健全、人流物流便捷、经济文化繁荣、社会事业发达、城镇管理高效、生态环境优美、人与自然和谐等城镇现代化发展，高标准、高起点搞好城镇规划。为此，城镇化要坚持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以规划统领城镇化，提升城镇设计和建筑水平，明确城镇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分工和空间布局，引导生产要素向城镇集聚，提升城镇安全、便捷、舒适功能，保护城镇生态环境，并加强对实施规划过程的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维护规划的严肃性，保障实施规划的有效性，防止和制止实施规划过程中的随意性；城镇规划要统筹考虑自然条件、历史沿革、人口规模、经济基础、发展前景和居民意愿，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基本农田保护规划、土地整理规划、环境保护规划、交通运输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等有机衔接，形成城镇发展规划体系，合理确定城镇性质、规模、发展方向和布局，做到既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又体现时代性和超前性；城镇规划要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等重大发展战略相衔接，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好江西得天独厚的江河、湖泊、山林、湿地等自然禀赋，依托区位交通、特色产业、历史文化和旅游资源，提升城镇文化品位，彰显城镇个性魅力，着力形成结构合理、布局协调、功能互补的城镇发展新格局，充分发挥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比较优势，努力做到优势互补、共创多赢；城镇规划既要注重规划前瞻性，结合江西城镇化发展实际，坚持立足长远、面向未来，高标准、高起点搞好城镇规划，切实解决规划赶不上发展、规划滞后于建设的问题，又要坚持规划科学性，防止出现脱离实际、过度超前、贪大求快、因人力物力财力难以承受而在实际工作中无法实施问题，根据城镇的基础条件、能源资源、环境容量等，科学确定城镇人口规模和区域规模，使其有足够的承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完善规划科学决策机制，坚持政府主导、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要求，严格规划编制和审批程序，重要规划要多方案备选，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并通过立法保证规划的实施。

⒉以产业发展支撑城镇化建设。产业发展创造供给，城镇化建设创造需求，产业是城镇化的“发动机”，城镇化是产业的“加速器”。没有产业支撑，城镇会因此缺失活力、缺少张力、缺乏竞争力，壮大城镇实力、提升城镇地位、强化城镇聚集和辐射功能，基础在产业、关键在产业、着力点在产业。要加速推进江西城镇化进程，必须把产业作为城镇化的关键和核心，以产业发展支撑城镇化建设，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坚持“三个结合”，实现城镇与产业联动发展、协调共进。首先，城镇化与工业化相结合。要以产业集聚规模化的新型工业发展来支撑城镇化发展，把工业化作为增强城镇经济实力的路径，将实施工业强省战略与城镇化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工业化和城镇化“双轮驱动”，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互促进、互动发展。按照“产城一体”的要求，从各城镇的实际出发，大力发展与当地资源结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特色产业，如在昌九工业走廊打造共青城国家级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基地，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航空制造、绿色照明、生物制药等新兴产业；着力培育景德镇直升机、南昌航空城、上饶太阳能、吉安通讯终端、宜春锂电新能源、赣州钨和稀土、鹰潭铜、新余镍材料精深加工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大力发展电子信息及应用软件、生物医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发挥企业主体和政府引导、扶持作用，促进集成创新和自主创新，增加高科技含量与高附加值产品生产，加快无污染、低耗能、节水型工业化进程，推进以资源节约、综合利用、清洁生产为重点的节约型和环保城镇建设。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注重提供就业机会和打造创业平台，增加就业岗位，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通过工业园区实现产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和区域结构的升级，强化要素聚集与辐射效应，全面提高城镇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其次，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结合。按照城乡产业联动和协调发展原则，以城镇为依托，培育和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农业现代化、市场化发展，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生产要素向农村合理流动，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着力形成城乡产业分工合理、区域特色鲜明、生产要素和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产业发展格局；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优化农业区域布局，推动优势农产品和特色农产品向优势产区集中；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运销业，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提高农产品加工程度，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构建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的高效农业产业体系，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引导城镇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农村转移和扩散以及农村工业向园区集中。第三，城镇化与服务业发展相结合。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服务业高度发达，要在大力发展商贸流通、餐饮服务、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的同时，加快金融、保险、物流、证券、信息、文化、咨询、物业、社区等现代服务业发展，使城镇成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重要集散地，聚集人气、财气、商机，提升城镇形象，提高城镇品位，完善城镇功能，增加就业容量。

⒊打造具有江西特色的城镇群。要加快江西城镇化建设，必须根据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龙头昂起、两翼齐飞、苏区振兴、绿色崛起”区域发展格局和“一群两带三区”省域城镇空间结构体系，坚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的原则，把城镇群作为完善城镇体系的主体形态，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等重大发展战略相衔接，大力发展大中小城市、扶持县城及中心镇建设，着力打造具有江西特色的城镇群，形成结构合理、布局协调、功能互补的城镇发展新格局。首先，要着力培育以南昌为核心的环鄱阳湖生态城镇群。把建设环鄱阳湖生态城镇群作为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重要内容，摆在全省推进城镇化的突出位置，着力培育以南昌为核心，以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中心城市为支撑，以昌九工业走廊地带县域城镇为重点，以滨湖田园风光城镇为补充的环鄱阳湖生态城镇群，突出其生态、低碳、集约、高效的特色，注重城镇合理分工，加强城镇之间的联系与协作，使环鄱阳湖生态城镇群成为世界湖区可持续发展的样板。在培育环鄱阳湖生态城镇群过程中，应根据适度非均衡发展理论，整合资源优先发展有较强经济实力和较高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做大做强南昌，强化其聚集和辐射功能，增强其产业基础的扩张能力，加快人口和生产要素聚集，使之成为环鄱阳湖城镇群的核心城市，引领江西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其次，要加快沪昆线和京九线两条城镇带的发展。以沪昆线和京九线为发展主轴线，加强中心城市和沿线城镇之间的联系与协作，组织协调其产业分工与合作，形成“大十字”城镇空间架构。在沪昆线西段加快发展以新余、宜春、萍乡为中心的赣西城镇群；在沪昆线东段积极培育和拓展以上饶、鹰潭为中心的赣东城镇群；在京九线北段重点加快昌九工业走廊建设和沿江开发，积极推进南昌和九江相向融合，加快一体化发展，使之成为全省城镇化发展和环鄱阳湖城镇群的核心区，抓住向莆铁路、海西经济区建设的机遇，加快以抚州为中心的赣东南城镇群建设；在京九线南段重点发展以赣州、吉安为中心的城镇群，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第三，加快南昌、赣州、九江三大都市区建设。把做大做强中心城市放在江西城镇化建设的突出位置，大力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以加快产业集群和人口聚集为重点，提高中心城市要素聚集、科技创新、文化引领和综合服务功能，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力和带动力，加快南昌大都市区、赣州都市区和九江都市区建设。把南昌打造成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和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国家综合交通枢纽、全国低碳经济示范城，强化南昌在全省城镇化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充分发挥其在江西城镇化进程中的辐射力和带动力。充分发挥赣州都市区生态、资源和人文优势，使之成为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主要平台和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示范区域。把九江都市区建成现代化港口旅游城市、区域性物流枢纽和长江沿岸重要工业基地，增强其对周边地区发展的辐射力和带动力。第四，扶持县城及中心镇建设。在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把县城作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转移的重要载体，扶持县城及中心镇建设。发挥县城连接城乡、承上启下、促进城乡互动的纽带作用，推动城乡之间公共资源均衡分配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抓好特色镇、重点镇、交通枢纽镇建设，把小城镇建设与培育特色优势产业结合起来，与逐步减少“空心村”结合起来，与提高“三农”服务能力和水平结合起来，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结合起来，与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向工业园区转移就业结合起来，使之成为辐射和带动农村发展的消费中心、生产要素集散中心、“三农”服务中心、社会保障和公共社会服务中心。

第2篇

意大利由于工业化水平较英、法、德落后，被人们称为“发达国家中的发展中国家”，它们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具有整个欧洲城镇化的特点，比如:严格控制城市中心的蔓延式发展，特别注重历史传统的传承和保护，注重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的有机结合等。但是由于意大利的工业化程度远低于英、法、德等国的平均水平，其人口城镇化在达到50%后没有采取上述英、德两国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发展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而是直接进入发展小城镇的城镇化模式。现在看来这种模式似乎更适于后工业化时代的需求，成千上万个城镇化的村庄和小城镇的空间布局模式正是当前生态健康城镇化所追求的一种发展模式。纵观整个欧洲国家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其基本特点是:中心城市大多保持一种紧凑型高密度的发展模式，严格控制城市中心的无限扩展;在城市之外大力发展带有人文性质的小城镇和乡村单元，注重文化景观和自然风貌的保护，高效率地使用土地，为将来的城市发展留出空间;整个欧盟的农村区域(中心区和郊区之外、大的卫星城镇之间的广袤区域)大多是采用后现代的物质形态空间布局特征，所有的村庄规划建设均以开放空间网络和人的需求为主导来进行规划建设布局。这个开放空间网络的构成体系繁多，包括农田、草地、林地、沟渠、湿地、河流等，它们都需要得到最好的保护和利用，而人的需求也是多样性的，也需要得到合理的保护。道路体系是维持上述体系和谐优化发展的基本建设工具，因此人工构建物在其中的充填式开发和道路一起决定着整个体系能否保持最合理的状态。开放空间中的优质农田得到了最大的重视，其他各种因素也不可或缺，其中湿地成为村庄设计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无论在欧盟哪个国家，村庄的主污水管道由政府负担，各户拥有自己的家庭污水处理系统，经处理后(必须达到二级水标准)，排入村庄主污水管道，再经主污水管道将污水排放到居住区以外的湿地里，使污水得到再处理。这个湿地决定着村庄的人口承载能力和布局，如居民区的规模和安排，其他空间要素的方位等。这样开放空间的各要素(自然资源、野生动植物和景观以及人的需求)都得到了最好的保护和和谐发展，也伴随着最大的经济效益。道路必须在开发空间各要素之间适当的开闭，而不能盲目扩张和随意伸展，且在诸多地段要尽量采取砂石路和石板路为路面基材，避免大面积硬化地面。农宅建设方面在原有的边界内尽量提高居住密度，减少住宅和院落的占地面积。乡村街道尽量创造适宜人的尺度的开放空间(步行街区和小游园)。

2美国

美国城镇化发展模式与欧洲有很大的不同，原因如下: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拥有充足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人自由成为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美国的联邦政治体制决定了城市规划及其管理属于地方性事务，联邦政府调控手段薄弱，政府也没有及时对以资本为导向的城镇化发展加以有效地引导，工业革命后诞生的中心工业城市环境逐步变差，美国社会阶层日趋分化严重，这些因素造成美国城镇化的过程过分依从市场需求和过度消耗自然资源，造成城镇化发展的自由放任，形成了极度的郊区化模式，即美国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采用的是低密度蔓延式的城市发展，通俗讲就是“无边界城市”。这种过度的郊区模式导致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引发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一系列问题，目前成为世界各国引以为戒的深刻教训。美国城镇化的具体特征是工业革命后诞生的中心城市大部分采用柯布西埃式的“光辉城市”布局，如:高密度公寓式街区，高耸的玻璃办公楼，封闭购物商城，未来派快速路，单一功能的区划等。严重缺乏人文情调、邻里关系和人气，环境陌生，生活工作机械化不方便，缺少文化娱乐氛围;美国郊区的特征是建筑密度很低，以独立住宅为主;采用严格功能分区(居住、购物、工作各自分离)，大部分家庭日常需求依靠汽车;住宅区开发大量占用农业用地;购物主要在有大型停车场的购物中心和商业圈内，而非欧洲那样的传统商业区;城镇内部道路采用棋盘式布局，直接跟高速公路相连;有限的公共交通，公共空间不足;公建设施如学校、医院等水平远高于内城;商业建筑采用火柴盒式构型。它的总体布局方式与中心区基本相似，仅仅是低密度而已，这种模式可以说是“将原来那种工业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摩天大楼的立体城市变成了今天信息和服务经济为主的水平式城市”［2］。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美国大城市人口的60%居住在核心区，但到了2000年，约80%的人口居住在郊区。尽管美国的郊区化有效地满足了广大中产阶级追求理想居住环境的市场需求，人口密度降低，城市与郊区、乡村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不断融合，但并未彻底改变中心城区的缺陷，同时还增加了新的破坏:土地资源浪费严重;经济成本居高不下;生态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贫富差距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加剧;资源能源消耗量大。美国独立式住宅的总面积比其他建筑的总面积的总和还要多得多，可以说，美国的城镇化过程即是郊区城市化的发展过程。近年来，这种城市蔓延模式也引起美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反思。由地方政府最先提出的“精明增长”理念获得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共识。其主要内容包括强调土地利用的紧凑模式，鼓励以公共交通和步行交通为主的开发模式，混合功能利用土地参与，通过限制、保护开放空间和创造舒适的环境，鼓励公共参与，通过限制、保护和协调，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公平。同时政府还划定“城市拓展界限”，采取行政和经济手段，抑制郊区化的发展速度。这是针对美国长期以来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向郊区的无序蔓延所带来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的反馈，是以可持续发展为价值取向，以科学管理为手段，有可操作性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3］。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在这种国情条件下，必须吸取美国过度郊区化的教训。美国乡村对开放空间的保护是一个传统。《清洁水法》第404条款规定了向美国全境水体和湿地排放污水和倾倒垃圾的管理办法，在美国农田和湿地是大规模共同存在的现象。道路、景观、开放空间通常成为农业生产区、居住区以及商业功能区的缓冲地带，它们之间功能混合的程度和多样性不如欧盟那样明显，保护开放空间的常用方式是组团式布局(也称为开放空间设计)，另一个区别欧盟的模式是采用简单的工业化模式。对比欧盟和美国(包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村庄发展模式，欧盟基本保持原有村庄的用地规模、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用改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方式将原来的乡村生活水平提高到了城市水平，保持了原有的乡村风貌，所有的公共空间要素得到最大的协调和保护，这是通过千百年探索而得到的一个最佳结果。而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通常是在一个绿地上以城市开发的方式重新建设一个全新的城镇，在短期内是不可实现所有空间要素的协调发展的。欧盟面临的挑战是在充分继续保持原有文化资源基础上增加地方产品的价值并创造新的技术，而美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优化开放空间，解决各种资源的浪费、污染、短缺、交通拥堵、生态恶化和社会分化问题，显然后者的问题更加困难。在欧美的乡村发展中还有些教训:把乡村功能局限在单纯农业上会引起严重的农业环境污染，造成以环境为代价实现粮食安全;把乡村基础建设等同于生产性基础建设会导致严重缺少社会公共服务;过度地拆并乡村建设中心居民点等。

3日本和韩国

日本的城镇化走的是集中型城市化道路。日本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为了实现跨越式的经济发展，选择适合本国土地资源条件的整体城镇化发展和区域布局模式，走集中型城市化道路。日本城镇化进程的主要特征是以大城市为核心的空间集聚模式，以获得资源配置的集聚效益，实现跨越式的经济腾飞。伴随着城市不断扩展和城乡人口流动和转移，日本及时进行町(镇)村合并(其中1950—1955年村的数量由8357个锐减2506个，减少了70%)，提高土地的占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政府对于城镇化的引导作用比较显著。但政府的区域发展政策的成效有限，特别是东京等大都市圈人口和经济活动的“极化”现象越来越显著。进入21世纪，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形势，日本政府开始强调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发展政策。韩国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是以首都圈为核心的空间集聚发展。作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韩国的经济腾飞也伴随着空间高度集聚的城镇化进程，政府的公共政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初期，韩国政府曾经忽视了农村发展，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后来政府将农村发展列入国家战略，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新农村运动”，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同步推进农村现代化。这不仅是要提高农村的物质生活水平，更是一场社会教育运动，以“勤勉、自助、合作”的国民精神来启发和唤醒农民。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韩国已经基本消除了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韩国城镇化的主要问题是首尔和首都圈的过度集聚发展。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和改善区域发展的不均衡状态，韩国政府的区域发展政策开始实施地方都市圈战略，除了形成能够抗衡首都圈的经济规模，地方都市圈还要为所在区域的发展极核、参与全球竞争的前沿基地和特定产业领域的国中心。

4中国

中国目前城镇化所面临的具体状态如下:1)中国工业化发展周期短促而剧烈，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欧美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所有重大问题和危机现象在中国目前都已集中爆发，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2)中国人口众多，人均占地(居住占地和耕地)少，约0.093hm2。3)我国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气候环境、人口构成等差异巨大。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地区的经济特征、城乡状况和人口构成与欧、美、日的大城市相近，城市蔓延程度和密集程度可能较之更高。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还处于工业化的前期阶段，人口密度极具降低，因而不能采用一刀切的城镇化发展模式。4)我国是政府政策性主导的国家，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其他方面的声音过于渺小和无力，这在欧美国家已经证明单一声音为主导的城镇化政策是十分有害的。5)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节奏过快，且采用的是极端粗放的发展模式，各方面都缺乏德国式的缜密逻辑和精确的概念。这正在造成着巨大的浪费，这种极端恶劣抵消的习性严重损害城镇化政策的制订和执行。6)中国政府和民众拥有美国式的经济扩张和掠夺财富的雄心壮志，同时还拥有远超欧盟的悠久历史文化，使二者达成协调发展的难度非常巨大。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特殊性)和欧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基本规律(普遍性)，就可以提出一个中国城镇化的最佳模式，此模式完全没有必要重复西方城市发展通过城市蔓延、摊大饼、郊区化、逆城市化这几个阶段，而直接走向后现代或准后现代模式。在此设计理念指导下提出的是一种四级区划模式(包含中心区、郊区、卫星城和村庄四个层面)。后现代化在建筑方面的主要特点是:在开放式空间和封闭式空间之间的矛盾构成形式中，把开放式空间从现代建筑规划模式中的道路网络、广场等人造区域扩大到公园、街道、商场、树林、河流、湖泊、湿地、农田、牧场等。不仅要求上述诸要素与城市空间进行良好地围合、环抱、隔离，还要求诸要素之间进行良好地互动和和谐共生。这个问题在四级模式中的任何一个区域都要很好的实现，因此它的设计难度也是很高的。下面分别从人口构成、产业分布、综合地位和发展方向、建筑规划模式来完成对这四级模式的描述。

4.1中心城市区作为中心城市区应承载区域内的绝大部分人口，绝大部分的社会无产或低产收入阶层人士，大部分的中产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人士在此生活和工作，不允许造成城市中心区人口空心的现象;产业构成上主要承载区域内绝大部分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此不允许发生在美国和英国那样城市产业“空心化“的现象;其地位为区内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在建筑规划方面，不能采用柯布西埃的”光辉城市“模式，而要采用高密度、紧凑型、混合功能、立体化的空间布局，打造一个复杂精密、运转高效的庞大城市机器，以满足众多人们舒适生活和紧张工作的需求，也就是德国的“极核效应”模式和日本的“空间集聚”模式。在庞大的机器之中个人不会感到渺小和孤独，因为这种混合功能模式可以使得每个人都能感到自身生活在适宜的空间之中。中心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要完备，特别是轨道交通非常完善(日本东京地铁有3000km，地下5层空间分布，而北京地铁只有300km，可提高的空间很大)。

4.2郊区在此区域尽量避免采用美国的现代郊区化模式，采用混合型的、中等密度的、紧凑型的模式。人口构成主要是中产阶级和社会高收入阶层;产业分布为高端的第三产业，包括高端教育、文化、休闲娱乐、商业、医疗、金融服务等;综合地位为城市次中心区;规划建筑布局上为较高密度的混合功能模式，绝不能采用欧美的低密度模式，它的最大特点是这里有最好的教育医疗和最舒适的居住环境。

4.3卫星城镇郊区之外布置卫星城镇。人口构成主要是工薪阶层和少量农村人口;产业分布为中低端制造业，第一和第二产业的相关服务业(农机修理、矿业机械修理、产业工业园等);规划建筑模式采用较高密度的(高于郊区低于中心区)、紧凑型、混合功能模式。

4.4农村主要指分布在广袤田野中的农村居住点。人口构成为全部的农村人口;产业模式主要是采用机械化耕作来保证整个区域的粮食安全和其他农副产品的供给，在这里要防止产业功能的过度农业化，使得农田覆盖面积过广而造成产业面积过度膨胀;规划建筑布局避免采用方格网状的整齐排列的工业化布局，而要合理组合各种开放空间要素的组团式紧凑型布局(如江浙一带水乡、徽派民居小镇等)，保持乡土特色和地方风貌。还要避免工业化建筑风格，道路不采用水泥硬地，而采用砂石路和石板道路，街区尺度要多样化，不要设计宽直的马路。加强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建设(尽量由政府完成)，污水处理和湿地要借鉴欧盟的经验。

5结语

第3篇

关键词：城镇化现状问题城镇建设多元化用地需求

一、县城镇化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20世纪90年代，随着城乡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亦不断提高。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人口户籍政策导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造成**县农村城镇化进程明显滞压于经济发展水平。

1.1城镇化水平较低

由于**县特殊的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区位和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原因，特别是作为一个灾害频繁的贫困县，造成城镇化水平低，城镇发展比较缓慢。城镇化发展仍处于初级集聚阶段。到2000年底，只有8个建制镇，城镇化水平为16.8%，比全省平均水平低，6.4个百分点，非农业人口比重为10.9%，比全省平均水平低7.4个百分点。

1.2城镇的量少，人口规模小

全县33乡镇中，仅有8个建制镇，其中城关镇、黎集镇、蒋集镇、郭陆滩镇、往流镇、陈淋子镇等六个镇为老城镇，由于大多数乡的经济实力较差，乡改镇的步伐较慢。城镇分密度2.7个/千平方公里，远低于全省4.1个/千平方公里的平均水平。城镇不但数量小，而且规模小。县城作为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工业和第三产业滞后，尚不能很好地直到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经济功能薄弱，总体规模偏小，建成区面积只有19.6个/千平方公里，人口只有17.73人，占全县总人口11.63%。与160多万人口大县地位很不相称。多数乡镇基本以单一的行政中心为主，并有传统农产品加工的乡镇企业和小规模的集市贸易，集聚能力和服务功能薄弱，职能单一，处于低层次发展阶段。城镇规模小影响了城镇职能作用的发挥，难以承担带动全县发展的重任。

1.3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一是道路狭窄，建设标准低，交通拥挤；二是自来水普及率低；三是排水设施不完善，下水道普及率低，很多建制镇未铺设排水管道，污水排放及处理问题严重；四是环卫、通讯、环保设施、广播、电视、教育、园林绿化设施、消防、防震等综合防灾设施及停车场地等配套设施不完善，难以吸引企业和农民向小城镇集中。

1.4沿公路布局的不合理性。

许多小城镇主要是依托过境公路发展后，形成了“要想富，占公路”的观念，使得许多小城镇的建设沿路拓展，公路不仅有小城镇内部道路和过境交通的双重功能，而且沿路形成商业市场，难以形成小城镇的完整形态和合理布局。

1.5农村城镇化的表面性。

一是小城镇职能仍处于发展的初级水平，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其主要职能仍停留在为周围农村地区提供商品交换、物资集散、行政及文教服务的初级阶段，经济的主体仍然是农业，小城镇集聚要求的第二、三产业还处在资要地位。

二是土地松散，**县小城镇人均建设用地普遍偏高，居住用地占城市建设用的比例较大，“一户一楼，一家一院”的传统农村型居住方式仍是目前小城镇居民普遍采用的居住形式，从而导致土地松散，人口松散。三是规模偏小，集聚功能偏弱。80%的小城镇人口规模在5000人以下，起点低、规模小，难以形成集聚效应，制约了二、三产业集中区的形成，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小城镇的就业机会不多。

二、县城镇发展趋势

2.1**县城镇发展步入快车道，城市建设成为带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支柱产业。

党的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为：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农步扭转。城镇化发展速度加快已成必然趋势，是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城市化已提升到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

当前县域经呈出一主两副四重点的城镇体系分布格局，即形成以县城为中心，段集、三河尖为二翼，以黎集、蒋集、胡族、往流为支撑，以一般乡镇为节点的职能结构完善，组合有序，功能互补，层次分明的城镇体系网络，县域经济的发展正处于起飞阶段，城镇的发展处于极化过程，县域内各种经济资源要素都在向县城集聚，城市处于快速膨胀过程。

2.2城镇建设投资呈现多元化

建设小城镇的关键是解决好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问题，但基础设施的投资较大，资金从何处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县已走出一条成功道路：即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实施经营城市战略来推动小城镇发展，走以地建城、以城养城的市场化路子。对经营性土地一律实行公开拍卖制度，几年来通过拍卖土地，积累资金上亿元，有力的支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通过盘活存量资产，运用市场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建设设施的使用效益，以存量资产吸引增量资金，大胆引进外资。通过有偿转让道路、公厕等城市公共设施经营权，对城市道路、路灯的广告进行招标，出让公益设施冠名权，获得城市维护资金。县城建设已形成企业，民间投资，政府等多元投资机制。

2.3城镇规划成为指导城乡建设良性发展的有力支撑

规划是城镇建设的龙头，全县**个乡镇都已委托具有规划资质的单位完成新一轮的整体规划（2000—2020年），城镇规划编制的完成，避免了小城镇低水平重复建设，明确了小城镇的功能定位，突出了自然及人文特色，充分发挥各地的种种优势，为小城镇健康有序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用地需求预测

2000年底**县城镇化率只有16.8%，城镇人口**万人，按照规划到2020年如果城镇化水平达到45%，全县人口**万人，城镇人口**万人，那么全县将有**万人由农村迁居城镇，按照人均占地**平方米算，还要新建、扩建城镇建设用地55KM2，其中县城人口由17.7万人增加到35万人，建设用地将增加到24KM2；乡镇镇区居住人口将由8万人增加到38万人，建设用地将增加到69KM2。扩建城镇建设用55KM2盯当于又要占用土地8.25万亩土地，这的确是个很庞大的数字。城镇化、工业化需要占用地，一方面靠城市内部挖掘与改造老城区，提高建筑高度，充分利用“三维”空间。另一方面要通过科学规划，尽量利用山坡地、填谷造地来解决重大工业项目、基础设施、占用耕地问题，特别是盘活农村老宅基地。

参考文献：

[1]张秋琴，周宝同，孙婷，犍为县城镇化发展趋势及其用地需求分析者[J].建筑大学学报，2006.7.

第4篇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淮北市城镇化的进程不断加快，2013年城镇化率58.6%，高于安徽省平均水平。但与我省合肥、芜湖等市及沿海发达地区相比，还有不少差距，主要表现在地、矿统筹发展不够，城镇化的质量不高；中心镇规模普遍偏小，集聚度不够；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不尽完善，承载能力偏弱；第三产业，特别是乡镇地区的第三产业发展较为缓慢，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明显不足。因此，要进一步强化市矿统筹协调发展，优化城镇功能结构和空间布局，着力提升城镇化内在质量，构建以相濉主城区为核心，以临涣、百善、南坪等镇为基础，以新型农村社区为单位的城镇格局，引导和推进主城区、濉溪县、中心镇、一般镇和广大农村地区的协调、一体化发展。1）在地、矿统筹上，淮北市为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应强化地矿统筹，统筹地上建设与地下资源开采。主城区重点治理东湖、中湖、南湖、相湖、乾隆湖，以绿道为串联，形成五湖连珠的生态公园；濉溪县城向东拓展尽量避免占压杨庄煤矿资源，向西发展应与刘一、刘二矿煤炭开采相协调，逐步治理塌陷区，形成以休闲娱乐为主，调蓄、水产养殖为辅的西部生态公园；市辖三区及濉溪县下属各镇，压煤村庄应及时搬迁，煤炭开采要反哺塌陷村庄搬迁安置，按照城市居住区或美好乡村的标准完善公共配套设施，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镇化质量。2）在规模结构上，到2015年，城市主要设施指标和环境指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部分指标达到或接近国内先进水平。建成区面积达到96平方公里，人口达到95万，建成皖北区域性大城市。形成主城区———开发区新区———县城———中心镇———农村新型社区为梯次的城镇结构体系，从而扭转城镇规模普遍较小、人口集聚程不高的不利局面。3）在职能定位上，主城区和濉溪县城通过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构筑交通同网，生态共筑的一体化发展格局，使其成为全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各中心镇通过完善配套服务、强化产业布局，大力培育特色乡镇经济，为新型城镇化提供经济支撑；农村地区作为城镇化的重要支点，充分发挥资源丰富和环境优美的优势，为城镇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4）在产业构筑上，以市开发区新区、龙湖项目区、凤凰山食品工业园、濉溪和杜集等经济开发区的建设为载体，构筑产业发展平台，坚持产城融合发展的原则，以产业化促进城镇化，以城镇化带动产业集聚，通过两者之间的有序互动和协同发展，加快产城相融，实现产城一体。不仅要把产业发展平台建成产业集聚程度高、科技创新能力强、走循环经济发展的主体区域，更要建设成为设施配套、功能完善、环境优美的宜居宜业的城市新区。从而实现产业发展平台和城市之间的互促互动，为增强城镇的吸纳能力和承载能力提供有力的支撑。

二、创新体制机制，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有力保障

1.强化规划引导。

不断完善城镇规划体系，强化城市规划与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以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协调，提高规划的科学性，使规划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始终发挥引导和调控作用。

2.明晰城镇之间的产业分工。

坚持以产促城，以产兴城，用产业发展带动城镇化建设，建立健全产业布局跨行政管辖区域转移的利益协调和补偿机制，坚持错位发展，明晰产业分工合作，延长产业链，形成主城区和各乡镇之间产业结构合理，产业布局科学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3.建立区域一体化的综合承载体系。

把城乡一体化与美好乡村建设，努力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坚持把城市基础设施延伸到乡村，把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乡村，建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重要基础设施一体化的综合承载体系，实现基础设施和社会设施的一体化和同城化，不断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和承载力。

4.完善土地保障机制。

要进一步加强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的协调，注重多规合一，坚持规划先行。按照新型城镇化的要求，科学制定村庄合并和美好乡村建设的目标和时序安排，避免大拆大建，实现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以主城区、县城、中心镇、一般镇和村庄居民点为重点，探索建立土地指标分配机制，保障区域协调发展。

5.创新投融资体制。

第5篇

1.1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新型城镇化是在立足现阶段我国发展的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实践，适应新的发展要求而提出来的。目前对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尚无一致的界定，但不同学者和地方政府有着大致相似的认识。党的十之后，对新型城镇化内涵有了更进一步的阐释，其内涵可以归纳为十六个字，即“四化同步、美丽中国、布局协调、以人为本”，具体阐述如下。“四化同步”是指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协调同步发展；“美丽中国”是指强调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布局协调”是指城镇在空间布局上，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以人为本”强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和幸福中国的城镇化。综合来说，新型城镇化更加重视城镇化质量，注重城乡统筹，注重城镇化的协调性。

1.2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趋势特征

1.2.1完善的交通、通信网络弱化了传统的城镇等级序列

以中心地理论为核心的传统空间组织观念认为：城市也好，中心也好，产业也好，均是为某个特定的地域空间服务的，并以其所在场所为核心，辐射一定的地域范围，于是出现了空间结构的等级观念和规模差异。然而，交通、通信模式的完善和现代化，使城市发展状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城镇的时空距离被压缩，区域内的城镇等级关系发生变动。中心城市外部的若干节点，作为城市功能的一个组成部分，可能彼此平等，弱化了等级序列关系，强化了相互之间的分工协作与协调。此外，城镇地位、功能等的发展也将打破传统的等级序列，发生重组与重构。

1.2.2生态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取代单纯的经济发展模式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消费能力的提高带动了消费需求的升级。我国当前人均GDP已超过6000美元，这标志着已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已步入社会消费需求全面升级的阶段。随着社会消费需求的升级，人们对环境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求城镇发展中要做到生态、文化的保留与发扬等。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新的高度，现代的生态文明意识将伴随“天人合一”的原始生态观而广泛觉醒和创新。

1.2.3县城将成为新一轮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

当前，我国有2亿～2.5亿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出农村。由于大中城市本身的就业压力大，且进城农民面临居住环境差、对公共设施的使用效率低和社会保障等问题而无法充分融入大中城市，而绝大部分小城镇规模小、设施差、就业机会少、预期净收益低、缺乏城市文明，对农民缺乏吸引力。县城兼具大城市城市文明和小城镇亲近农民家园的优势，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县城实际承担着小城市的职能，在经济水平、人口规模和城镇建设等方面都要明显领先于其他镇。无论是本地人口的城镇化还是异地城镇化人口的再本地化，县城无疑将成为中国新一轮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

2汝州市城镇化发展特征与存在的问题

2.1汝州市概况

汝州市位于河南省西南部的浅山丘陵地区，地处郑州、洛阳、平顶山和许昌四市的辐射交会地带，位于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圈层，是河南省改革开放试点县和首批省直管市之一。汝州市境内煤炭资源丰富，是全国50个重点产煤县市之一。2011年，汝州市辖5个街道办事处和15个乡镇，年末总人口为106.3万，城镇人口36.5万，市域城镇化水平为34.2％；地区生产总值为287.7亿元，在河南省108个县市排名中位列第9位，工业发展尤为突出，是河南省典型的发展地区。

2.2汝州市城镇化发展特征

2.2.1城镇化进入起飞阶段，人口城镇化压力大

按照惯用的城镇化水平统计口径，以总户籍人口为基数、以市域内的城镇人口数为实际城镇人口，汝州市2011年市域城镇化水平为34.2％，滞后于河南省平均城镇化水平6.4个百分点，但其增速快，近十年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1.7个百分点，城镇化进程进入起飞阶段。汝州市人口城镇化的压力主要来自农业中潜在的富余劳动力。汝州市现状农村人口约71.3万，其中劳动力约44万人。根据汝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国家土地政策要求以及未来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和规模化发展的趋势，未来汝州市域累积将有近30万人的富余劳动力需要转出。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要求城市(镇)有足够的就业吸引和产业支撑能力。

2.2.2中心城区集聚作用强，小城镇低水平均衡

汝州市中心城区基本位于市域的几何中心，各乡镇驻地至市中心城区的平均距离约为17km，中心城区对全域有一定的服务作用，特殊的空间格局形态增强了中心城区的集聚优势。2011年，汝州市中心城区人口占市域城镇人口的75％左右，首位度约为8.4，可见中心城区的集聚优势明显。然而，15个乡镇驻地人口规模平均为1.1万人，低于全国1.2万人的平均水平。近半数的乡镇驻地人口规模不足1万人。城镇规模小，基础设施薄弱，服务水平不高，产业支撑能力不强，导致小城镇的集聚程度低。2.2.3异地城镇化现象明显，本地城镇化进程缓慢汝州市是河南省的劳务输出大市，户籍人口外出现象明显。根据汝州市劳动局提供的汝州市农村劳动力资源及劳动力就业工作调研报告，2011年汝州市在市外务工人员约20万人。市外务工人员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塘及山东省东部发达地区，以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为主。2011年汝州市域异地城镇化人口与本地城镇人口的比例约为55∶100。

2.3存在的问题

2.3.1工业化与城镇化协同发展动力不足

2011年汝州市域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值结构为11∶58∶31，就业结构为52∶28∶20，汝州市2011年的城镇化率低于产业的工业化率。汝州市是典型的煤炭资源型城市，支柱产业主要为能源化工产业。由于能源化工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较弱，轻工业缺失及服务业发展滞后，导致城镇化滞后。通常用IU比和NU比这两个指标来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工业化和非农化之间的发展关系。IU比是指劳动力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值，NU比是指劳动力非农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值。当城镇化、工业化和非农化发展较为协调时，IU比大致为0.5，NU比大致为1.2。2011年汝州市IU比和NU比分别为0.82和1.40，说明大量从事工业和其他非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人口滞留于农村地区，未能向城镇地区聚集，城镇化未能随着工业化和劳动力的非农化而同步提高的实际状况。

2.3.2市域城乡格局缺乏统筹规划

受乡镇行政区划的制约，汝州市域小城镇的建设在乡镇的范围内进行，各乡镇都在做大，每一个乡镇都要建设自己的“小城镇”，对市域范围内的城镇体系缺少统筹规划。通过对汝州市域内已有规划的梳理分析，根据各城镇总体规划，规划2030年镇区人口之和为41.6万；《汝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30)修编》确定2030年汝州市中心城区人口为80万～100万。按照各城镇总体规划和汝州市城市总体规划，至2030年规划汝州市域城镇人口将超过120万。这对汝州市有限的土地资源而言是难以承载的。此外，城镇因发展条件相似，彼此之间竞争大于协作。从各乡镇的功能上来看，蟒川、寄料、夏店、陵头和临汝等乡镇在发展上均强调煤炭、建材和机械等产业，规划职能趋同。

2.3.3生态环境问题严峻

由于汝州市是煤炭资源型城市，其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产生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一是因矿山开发而引发的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汝州市地面塌陷、地裂缝影响面积达58.1km2，采空塌陷损毁土地面积共计65.17km2，主要分布在蟒川、小屯、寄料、大峪、临汝和陵头等煤矿开采区；二是乡村环境污染日趋严重。乡村工业化模式使得有限的耕地被非农产业过多占用；分散化布局导致乡村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生态遭到破坏，工业污染扩散到农村。

3汝州市城镇化优化对策

3.1总体战略：转变城镇化发展模式，践行新型城镇化

国家确立中原崛起战略，河南省全面实施建设中原经济区战略，大力开展以新型城镇化引领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新探索，汝州市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当然这也对其城镇发展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的发展战略背景下，考虑到汝州市自身的因素，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中的机遇，尽量避免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从传统城镇化转向新型城镇化。审视汝州市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体现较为突出的传统特征，汝州市应从4个方面实现向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的转变。

3.2空间组织：强化中心城发展和培育一定数量具有特色职能的小城镇

3.2.1汝州市城镇空间组织模式选择

通过研究国内比较典型的城镇化发展案例，如小城镇主导型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三角模式，城市融合扩张型的长株潭模式，以及城乡全域统筹型的成都城乡统筹模式，笔者认为汝州市域可能的路径有三条。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对应区域发展战略及新型城镇化目标，汝州市的城镇组织模式确定选择路径三，即在极化发展中心城的同时有选择地发展基础和潜力较好的特色小城镇。托起一些发展条件好、有发展前景的城镇的发展，与中心城市共同构成强大的团体参与到大区域的竞争中，同时又能够兼顾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3.2.2汝州市域城镇功能结构体系

选择有限地区集中发展，强化中心城集聚，弱化中心城近邻乡镇的综合性定位，突出城镇特色职能、生态空间和服务基地，构建“中心城区—特色镇—服务基地(点)”的城镇功能结构体系。(1)中心城区。汝州市中心城为中原经济区核心圈层向外辐射的重要节点、河南省地区性副中心城市及全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中心城区主要集中商业、医疗、文化和教育等现代生活服务功能，以及商贸物流、金融服务、信息咨询和职教研发等高等级的城市服务功能，同时发展以装备制造、新材料产业、生物科技和农副食品加工等为主导的新型工业；提高就业支撑水平，吸纳并集中汝州市域大部分的城镇人口。(2)特色镇。特色镇是某种特色职能集聚地，汝州市域的特色镇共有6个，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有一定产业基础的城镇。该类型的城镇有3个，即临汝镇、寄料镇和小屯镇。其未来发展基本保留现状，并不鼓励其第二产业功能，逐步引导第二产业功能向城区产业集聚区集中，逐步发展为次区域的综合服务中心。第二种是有优越的旅游资源禀赋和良好的品牌发展潜力的城镇。该类型的城镇有3个，即温泉镇、骑岭乡和大峪乡。未来发展主要彰显乡村特色，突出与城市的差异，走特色化道路；注重营销，品牌化发展旅游度假业。(3)服务基地(点)。服务基地(点)包括夏店、焦村、杨楼、陵头、纸坊、蟒川、庙下共7个乡镇。该类城镇本身的特色化发展条件有限，是广大农业地区的中心。未来发展主要强化其所承担的周边生态区域中农民的社会及生活服务(包括医疗、教育、信息等多方面)的功能，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发展。

3.3支撑策略：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1)增强城市对人口的吸纳和吸引能力，吸引人口回流。

为应对未来快速的新型城镇化进程，提供充足的就业支撑，汝州市中心城区应实现：一是城市产业的转型。转变以能源化工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就业吸纳能力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推动汝州中心城区第三产业发展的服务性行业，支撑人口的就地转移与人口回流。二是城市服务的提升。提升城市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也是劳动力回流和落户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应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中心城区文化、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升城市综合服务水平、城市的居住环境和品质。

(2)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促进农村人口转移。

首先，要改变现阶段农村分散、粗放的土地经营方式，建立新型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推进农地流转机制的形成，允许进城农民分享农地流转收益。通过土地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释放。其次，要发掘乡村的综合功能，改造传统产业，在生态区域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观光休闲农业、乡村生态旅游、苗圃花卉种植园和科普教育等多种产业形态，构筑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融合的产业形态，因地制宜地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

(3)引导城乡人口、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推进城乡融合。

有针对地进行劳动技能培训，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考虑不同年龄阶段农民的生活、居住习惯，45～59岁、60岁及以上农民的可城镇化转移比例较低，分别为10％、5％；45岁以下农民的可城镇化转移程度较高，故重点对40岁以下农村劳动力进行劳动技能培训，引导人口的合理有序流动和转移。加强小城镇和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力度，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实现无差别的生活；加强劳动就业信息服务，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建立城乡统一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制度。

4结语

第6篇

（一）城镇化

城镇化是我国社会变革的重要环节也是学术界研究热点问题之一，研究角度多样化，对于如何定义城镇化，目前尚未统一，从相关文献研究发现有四点解释是共同的。第一，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科技进步和经济快速发展，一方面工业化发展劳动力需求扩大，现代化农业释放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合理和收入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亟需解决，国内外的理论界普遍认为城镇化发展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途径和方式。第二，城镇化的对象是农村人口。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并转化为城镇居民，具体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生产方式的转变，二是生活方式的转变。第三，城镇化建设必须借助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来完成，二者相辅相成。第四，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总理指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二）旅游城镇化

1991年，PatrickMullins以后现代消费理论为基础首先对旅游城镇化的概念提出了框架体系并对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和阳光海岸两个旅游城市进行了实证分析。目前我国城市发展动力多元化，第三产业尤其是旅游业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逐渐成为一种新的驱动力，特别是以旅游业为主导或支柱产业所引发和促进城镇化的现象在少数民族地区尤为突出，国内关于旅游城镇化的相关实证研究大部分也针对于此。现有文献关于旅游城镇化概念的研究并不多，其观点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将城镇打造成旅游目的地，在城镇大力发展旅游业，通过旅游业的关联效应促进其规模扩大，旅游业的作用可以视为一种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发展，旅游业是实现城镇化动力之一；另一类是因为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从而引发旅游目的地城镇化，旅游业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或者说因旅游而城镇化，是城镇化的一种类型。上述两类定义具有共同内涵：（1）旅游业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2）旅游城镇化是旅游业发挥聚集、扩散和产业联动效应，逐步实现城镇的产业体系和规模扩大的动态过程；（3）旅游城镇化是城镇化的一种类型。旅游城镇化的个案研究更多关注于西部民族地区，主要围绕旅游业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和理论基础及模式展开。研究者认为西部民族地区工商业大规模发展条件不足，经济社会落后，但旅游资源丰富，推行以旅游业为主导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切合实际的有效途径。刘晓鹰，杨建翠分别对九寨沟进行实证分析说明旅游业对城镇化发展的强大推进作用，同时提出候鸟型“飞地”性旅游推进型城镇化模式是增长极理论和城镇化理论交叉融合与应用的结果，是欠发达民族地区城镇化推进理论及主要模式。罗良伟针对凉山彝区探讨城镇化发展模式，提出工业推动城镇化与凉山彝区，乃至藏彝走廊地区和整个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已经不相适应，旅游业的发展是区域城镇化建设的一股重要力量。张英，陈俊等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提出“城镇带州、旅游活州”，并采用耦合方法分析旅游业和城镇建设的耦合度，强调地区发展必须加强二者的协调。针对旅游城镇化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景观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地域城镇化以及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城镇化。从总体来讲，国内关于旅游城镇化的研究处于发展阶段，以实践案例研究为主，较多的是从旅游地理学角度出发分析其动力机制及其影响，理论体系处于构建过程中。

二、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一）旅游资源开发条件不充足

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要考虑其游览价值，市场距离，通达性和地区接待能力及环境容量等因素。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资源丰富独特，具有原始性、垄断性和地区分布差异性大的特点，如山川草原等多样、独特的地形和奇绝秀丽的自然景观，众多少数民族积淀的人文历史和风土民情，堪称“旅游资源宝库”，游览价值高。但现代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的经济事业，涉及到食、宿、行、游、购等许多方面。有了好的旅游资源，只是解决了向游客提供“游”的场所。至于游客能不能来，来了后能不能游得愉快，则取决于食、宿、行等基本条件的保障程度。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在利用旅游业促进城镇化发展方面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可进入性，经济距离和接待能力等。其一是该地区大部分地理位置偏远，交通相对闭塞，可进入性差，如云贵川的绵绵大山，内蒙古和新疆的茫茫沙漠和草原等，交通条件的制约是阻碍旅游业发展的“瓶颈”之一。其二，资源开发的客源市场一般针对经济发达地区，游客从出发地到旅游目的地再返回出发地所用的时间和费用称经济距离，目前该地区整体交通发展状况相对落后，航空和铁路运输能力相对薄弱，尤其乡村地区，公路等级低，有些甚至没有，距离大中城市远，因此造成旅游资源开发价值因经济距离过长而降低，严重制约其发展。其三，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大部分是经济贫困地区，公共设施欠缺，住宿和餐饮等生活服务条件差，旅游接待能力不足。旅游资源开发条件的评价，既不能就资源论资源，也不能就进入性和接待能力简单进行衡量和判读，而是应该取长补短综合考虑。针对该地区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具体情况，结合开发的条件和现状基础，采取以下策略：首先是提高资源的集群度，点、线、面相结合，逐级推进，以核心的优质资源为点，重点开发，打造交通线作为线链接不同景区，围绕核心景区开发次优资源作为面，逐级推进，也就是先集中全部优势开发最优资源并形成一定的影响力，然后逐步开发周边各类旅游资源，设计辅旅游产品；其次是考虑景观的地域组合状况，借力于周边大中城市或风景名胜区的客源市场，形成旅游产品间的特色互补效应，发展完善区域旅游，最终借助于游览价值的提高，缓冲市场距离和通达性的不足，充分利用就近市镇解决接待能力的欠缺。

（二）旅游业发展资金短缺

资金短缺极大限制了旅游资源的开发进程、力度与质量。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整体发展迟缓，现代设施落后，可进入性差以及资源转化能力弱等主客观原因，外来投资者吸引力低，本地投资者资金不足，政府投入力度有限，农村居民自有资金积累不足。解决旅游业发展资金问题需要各方面和广大社会公众的参与、支持。首先，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继续加大农村地区资本要素的投入，建立多元化的旅游基础设施投资渠道，重点解决旅游进入条件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加强制度创新，提高旅游业市场化率，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制定税收优惠或适当减免等政策降低投资的成本，提升吸引力，吸引外来资本注入，对于本土的投资者构建一套有利于旅游业发展的金融体系，帮助企业化解风险降低进入门槛，解决旅游企业面临的资本投入和发展风险等问题。其次，旅游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产品生产销售是以消费者为导向，因此政府要利用自身宣传优势，通过多种渠道树立内涵丰富、具有时代特点的旅游目的地形象，引领其发展，为旅游企业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和更大的市场空间，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政府和旅游企业间的良性互动。最后，必须考虑农村居民参与旅游发展，依靠国家政策的帮助和推动，调动当地农村人口积极参与，形成符合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要求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路径。农村社区获得参与当地旅游发展的机会和途径，一方面使农牧民从旅游发展中获得经济利益，改变资源利用方式，减少发展的环境成本和代价，降低生态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发展旅游，传统文化和民族习俗作为旅游吸引物，有利于其传承和保护，从而促进社区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

三、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城镇化模式

旅游业对于地区的经济意义必须要考虑旅游吸引力，可达性，旅游设施供应条件，旅游业组织和相关政策等因素。根据目前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资源特点、区位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前景以及国家西部开发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政策等基本要素，及其与城镇的距离，借助于旅游业促进其城镇化发展可以参考以下几种模式。

（一）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郊环城游憩带发展模式

城郊是指位于城市和农村腹地之间的过渡地带，处于城市辐射前沿，具有较好的地理、经济区位。随着休闲经济的兴起，居民闲暇时间的增多和城郊之间的交通状况不断改善，周末短途游成为城市居民热衷的出游方式，郊区作为城市休闲的后花园，客源市场规模巨大，为郊区发展旅游打下良好基础。这部分地区旅游资源以乡村自然风光、独特的农耕景观和传统的民风民俗为主，围绕在城市周边的农村根据自身资源特色，以所邻近的城市为中心，开展不同类型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活动，充分挖据各民族独具特色的建筑、服饰、民族餐饮和民族手工业等传统产业，通过旅游吸引力建设，发展以乡村旅游为核心的休闲产业，打造环城游憩带，以旅游业带动、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依靠自发演进机制逐步形成特色产业驱动型的城镇化模式。农牧民参与到旅游服务行业中，既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提高经济收入逐渐形成资金积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人的城镇化，同时，农业示范园区等观光农业也推动现代农业体系建设，利于产业结构调整。

（二）以城镇为中心的旅游集群模式

以城镇为中心的旅游集群模式是指以城镇为核心，打造成游客的集散中心，提供配套旅游服务，解决接待问题，依托周边气候、景色、地质地貌、民俗文化等资源进行整合，既要充分分析景观地域组合状况，突出特色，主题鲜明，又要通过发展多数量和多样化的非同质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形成旅游群发挥集群效应，增强引力，降低经济距离过长产生的副影响，城镇通过泛旅游产业的整合，借助于其关联带动作用，推动当地现代商贸、通讯、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和繁荣，最终实现推动地区城镇化发展目标，建构具有持续发展潜力的特色城镇。西部民族地区城镇数量少，规模小，工业化发展水平低，传统农牧业比重大，发展相对滞后，具有非经济性，同时小城镇比重大，如全部是小城镇，四川藏区没有建制市。小城镇辐射作用和带动性相对大中城市较弱，以旅游促进城镇化发展必须发挥集群作用。旅游群的发展模式根据旅游资源状况分为品牌带动和开发带动两种类型。品牌带动型一般拥有4A、5A等知名景区或旅游资源开发价值大能够在社会上形成一定知名度，以其为龙头发挥核心资源价值，重点打造和维护好其品牌，辐射和影响其他旅游资源开发及利用，形成特色旅游产业链。开发带动型：旅游资源拥有高价值同时能够较好地实现商业化发展的，明确重点，突出主题开发构建具有一定特色的自然或人文景观，同时发展能够带来良好收益的如体育和以休闲、养生、教育、人文体验为主的现代旅游项目，实现百花齐放加速促进当地第三产业发育发展进而带动城镇化发展。

（三）远离城镇的农村社区非建制镇旅游综合体模式

第7篇

新型城镇化是一个新生概念，并没有非常具体的概念与定义，但是学术界对其有一个统一性的共识，即认为新型城镇化是一种包含人、经济、社会、环境、城乡等众多因素，并在发展过程中随着城镇发展逐渐融为一体的动态性过程，这种动态性的发展是一种良性发展模式，从根本上来讲是注重“以人为本”“和谐发展”。因此，新型城镇化是建立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之上的城镇发展模式。新型城镇化的理论内涵实质表现在四个方面内容的统一，即发展方向上统一、发展方式上统一、发展载体上统一以及发展主体上实现了统一。首先，新型城镇化是在工业基础之上，实现科学信息的广泛应用，并利用城镇化手段来实现农业与其他产业的相互协调发展。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是旨在完成农业文明化的有效途径，因此在发展过程中更应该注重不同方面的协调一致。其次，新型城镇化要求在城镇发展过程中应该注重人口、经济、资源与环境的协调性，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证绿色的发展模式，从而建立生态城镇。再次，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是建立在区域经济高速发展，并配合局部经济相发展的城市发展格局基础之上的，因此，根据城市类型不同分为规模不同的发展模式，从而有效的提高城镇的承载能力，最大限度的实现中国文文化的发展。最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应该保证其发展的主体是一致的，即在城镇发展过程中，应该注意调节人的发展，并构建一种具有高度包容性与和谐型的城镇类型，实现剩余农业人口的有效转移，从而推动我国城镇经济的发展。

二、生态路径选择研究

（一）生态路径的必然性

虽然目前我国目前的城镇化发展已经取得一定的成就，但是依然是一种高消耗、高排放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利于我国现代城市的发展，因此，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应该发展一种绿色生态的城镇化模式。从生态路径与城镇化关系上来看，二者存在一定的耦合关系，城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态环境的发展是一种阻碍作用，它需要工业扩展来完成的城镇化的有效性，但是这就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生态环境。此外，城镇化发展，要求人口集中化，这就为生态环境带来了一定的负担。城镇化发展必然要求压缩生态空间，这就对土地利用率有较高的要求，从而对城镇化发展带来了影响。此外，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某些伴随城镇发展的附带性问题也随之而来，因此，被称之为“表面性痼疾顽病”。这主要是因目前我国的城镇绿地不足，且城镇人口数量增加，这就引发城镇绿地面积紧张，导致其面积缩小。城镇化的发展目标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但是在目前城镇化发展导致大气的污染程度过高，PM2.5数据值不容乐观，这些都表现出目前随着城镇化发展对环境造成危害。

（二）城镇化发展的生态路径选择

城镇化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走向，其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促进现代化生活程度，但并不意味着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应该注重选择生态路径。首先，在制定城镇规划的过程中，应该制定科学合理的目标，对新型城镇发展其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应该分析城镇发展的中、长远利益，并统筹多个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从而调动生态城镇规划的目的性与有效性。合理利用生态建设模式，并配合城镇化，发展出一条新型生态建设模式，确立适合生态发展战略的城镇化发展路径。此外，应该因地制宜的制定合理有效的安排，找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产业，并对城镇化的生态空间进行合理安排，保证生态利用与布局。其次，调整城镇中的产业结构，并优化对生态具有破坏力的生态结构，在实际过程中，应该注重发展低耗能、低排放的产业，并从中找出经济增长点。并针对不同的行业采用不同的策略，尤其注重对当地重工业应该根据本地经济发展的模式，重视技术投入，更新落后的技术局面以及不良的发展模式，建立更为合理有效的管理方法，从而从侧面推动城镇化的生态模式发展。最重要的是，应该在城镇化过程中注重发展第三产业，并建立一种生态化的发展模式。再次，从人类发展角度来讲，生态环境是人类城镇发展的核心，因此，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不仅仅要注重对城镇布局以及其他硬性指标的建设，更重要的是调节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关系，并引入先进的技术手段，对生态环境进行间断性绿化，尤其是对具有污染的项目进行智利，建立动态性的监控模式，从而在此基础之上构建一种生态化的城镇发展模式。

三、结论

第8篇

1．1以人为本的原则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基于这一指导思想，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必须将“以人为本”作为首要原则，致力于满足乡村广大农民群众物质、精神、文化、心理等各方面的需求，全方位提升其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灵活多样的就业选择、洁亮绿美的居住环境、完善便利的公共服务、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进步的社会观念等，都应成为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追求的目标。

1．2因地制宜的原则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并不是一定要人为地将乡村和城镇割裂开来，将“黄土地”的传统乡村地区全盘变成“水泥地”的现代城镇，而是在充分保留乡村意象的前提下，有选择性地依托旅游中心村培育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新城镇，将散落的农村居民点适时适度聚集发展为新社区［6］，实现土地资源的高效集约化利用，以体现出“因地制宜”的务实思想。缺少了乡村意象，乡村地区也就丧失了原有的旅游吸

1．3生态优先的原则生态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是衡量生活品质的重要内容。坚持“生态优先”原则，就是要树立建设“生态城镇”的理念，在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进程中始终重视生态环境的治理与改善，重视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以契合新型城镇化对“质”的要求。一方面，要明确空气环境质量、水资源环境质量、噪声环境质量等的控制目标和保护措施;另一方面，应以景观生态学理论为指导，科学处理好乡村地区生态斑块、生态廊道和生态基质之间的关系。

1．4利益均衡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必然是一个多方参与建设的过程，地方政府、当地居民、旅游企业、旅游者等群体都扮演着重要的参与角色，同时也构成了多元化利益主体之间利益交织的局面，如果不能有效协调好其间复杂的利益关系，势必将阻碍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的健康、稳定发展［7］。只有遵循“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群众受益”的思路，构建起利益均沾、兼顾公平的“利益均衡”机制，才能保障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最终走向“和谐城镇”。

2湖北省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国乡村地区的旅游城镇化建设伴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在全国各地反复实践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现在的黄山市、张家界市、武夷山市等都具有典型的旅游城镇化特征［8］。当然，除了这些相对成熟的景区依托型旅游大市镇之外，还有更多各具特色的旅游小城镇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9］。湖北省在2008年和2009年先后启动了“湖北旅游名镇”创建和“湖北旅游名村”寻访工作，对纳入创建扶持名单的镇、村分别给予600万元和100万元的扶持资金，从而拉开了全面推进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的大幕。截至目前，全省已有26个镇和100个村入选创建扶持名单，这些村镇已经走在旅游城镇化的前列，通过分析其发展路径，总结其成功模式，可以为其他起步较晚的地区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所谓模式就是指一定地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过程，每一种模式都具有典型的意义，能够为解决同一类型的问题提供参考性的建议和思路［10］。本文从旅游产业作用机理的视角，提出四种具有代表性的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

2．1产业带动模式———十堰“紫霄模式”以十堰市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紫霄村为代表。紫霄村位于武当山核心区域，方圆约90平方公里，与金顶、南岩、紫霄宫等著名景点比邻相依。在当地政府的规划安排下，紫霄村依托武当山道教圣地丰富的人文和自然景观，大力发展旅游服务业，在“旅游富民”和“旅游强村”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村民80%从事旅游服务，通过开办个体农家宾馆、农家乐餐馆和经营商业摊位实现了致富梦想，旅游生意做得最好的村民家庭年收入逾百万元;村集体也投资旅游业，旗下的旅游酒店和花轿公司每年可为村里增加10多万元收入，收入所得均用来为村民提供福利。据统计，2011年全村旅游收入达2100万元，人均纯收入7300元。同时，紫霄村旅游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也大幅度提升了村民的人居环境和生活水平。目前，全村户间道路已全部完成硬化，生活垃圾及时清运下山，清洁安全的自来水通到家家户户，农村超市、卫生室、图书室、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停车场、游客接待中心等服务设施一应俱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合率达到100%［11］。紫霄村是一个典型的依靠旅游业作为产业引擎带动城镇化发展的村庄，旅游业替代了农业的位置，让村民从地头走向街头，农民的身份逐渐褪色，变身为店主、员工，收入也有了成倍增长，其成功在于充分发挥了背靠武当山景区“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利优势。产业带动型的旅游城镇化模式以旅游服务业为绝对主导，适宜于在地理区位上依附于著名旅游景区的村镇。

2．2产业转型模式———大冶“坳头模式”以大冶市灵乡镇坳头村为代表。坳头村是驰名荆楚的矿业大村，曾一度依托村内丰富的铁矿和石膏矿资源富显一方，但与富裕形成反差的是由于对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和大量排废造成的水土流失与环境破坏。在面对日益严峻的“资源枯竭危机”的现实挑战时，坳头村鲜明地提出“依托资源创业、超越资源发展”的转型理念，并将旅游业作为产业转型的主导选择，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发展。在旅游发展资金方面，依据“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通过村集体参与、鼓励村民入股、吸引个体业主或外来企业投资等方式多管齐下，持续投入;在旅游产品开发方面，立足本地资源特色，通过矿冶景观建设和矿井探险体验产品设计，开发出满足游客求知100和探秘体验的旅游产品，使游客能够获得丰富的矿冶知识和独特的旅游互动体验;在旅游设施建设方面，先后大手笔引资建成4A级景区、四星级酒店投入运营，具备较强的旅游吸引力和市场接待能力［12］。2012年，坳头村被湖北省政府授予“湖北旅游名村”称号。旅游业大发展的同时也强力带动了坳头村硬件设施的改造、配套与升级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对优化村庄环境质量、提升村民生活水平及加速其城镇化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对比产业带动模式与产业转型模式，两者同样都是以旅游业为主导促进乡村地区城镇化发展，但前者产业结构单一，主要是通过向村镇所依附的著名旅游景区提供旅游配套服务实现经济发展;而后者涉及到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村镇自身应该演变为旅游目的地，从而实现全旅游价值链收益。

2．3产业融合模式———钟祥“彭墩模式”以钟祥市石牌镇彭墩村为代表。彭墩村自2006年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与湖北青龙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实行产业联姻，由彭墩村提供土地和人力，青龙湖公司提供资金和管理，实行“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将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进行有机融合，大力发展规模农业和乡村旅游，走出了一条“迁村腾地、村企共建”的特色发展之路，仅数年时间就由一片穷山荒水的“贫困村”跃升为享誉全国的“明星村”，先后荣获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全国生态文化村、亚太地区乡村旅游观察点等称号。“迁村腾地”使彭墩村可利用的土地资源大幅增加，依据统一规划建设，全村9个组317户陆续迁入附带庭院和车库的两层小别墅集中安置区，腾置出来的宅基地经土地整理后新增3000亩耕地;“村企共建”使彭墩村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发展生产，借助产业融合拉长增粗产业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目前已建成6000亩优质稻、2000亩有机蔬菜、2080亩生态水莲、2000亩健康水产养殖、10万只蛋鸡、12万只种鸭、2000万只鸭苗孵化的高效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园和国家4A级彭墩乡村世界旅游景区。2011年，彭墩村集体经济收入200万元，全村人均纯收入1．5万元，与2005年相比，6年翻了3番［13］。彭墩村高效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离不开关联企业的主体作用和产业融合的增值效益。产业融合型的旅游城镇化模式强调传统农业生产与现代旅游服务的联动并举，适宜于具有一定农业基础和资本介入的乡村地区。

2．4产业集聚模式———黄陂“木兰模式”以武汉市黄陂区北部旅游特色乡镇群为代表。近年来，黄陂区坚持旅游兴农富民战略，充分利用北部地区乡镇资源、品牌和区位优势，推行党政主导、企业主角、农民主体、行业主管、品牌主打的“五主模式”，着力打造“木兰山水之乡”、“木兰杜鹃之乡”、“木兰泥塑之乡”、“木兰茶香古镇”、“木兰民俗古镇”、“木兰明清古镇”等一批特色旅游乡镇，通过“名镇效应”推动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使北部地区城镇化率达到45%以上，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大区向旅游强区、名区的蝶变［14］。目前，北部地区乡镇已建成华中地区最大的生态旅游景区———木兰景区群，其中国家4A级旅游景区7家，3A景区3家，现正在合力创建国家5A级景区;已建成休闲特色集镇6个，休闲专业村58个，休闲山庄168家，星级农家乐579家，其中五星级休闲农庄9家，位列全省第一。2013年，全区旅游接待人数达1007．9万人次，创旅游综合收入30．2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45%和50．55%;有10万农民吃上了旅游饭，涉及旅游产业的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15%。黄陂区北部旅游特色乡镇群如同一个有着强大磁力的“旅游场”，吸引了大量民营企业家们纷纷回归投资，景区数量不断增加，旅游人口不断聚集，形成了良好的规模效益。产业集聚型的旅游城镇化模式需要“资源、资本、市场”三大要素共同提供原生动力，适宜于大城市周边环城游憩带上的村镇打造“旅游卫星镇”。

3结束语

第9篇

1.1云南省城镇化发展影响因素及指标的选择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经济水平、农业、教育、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乡差距等是主要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本文重点研究这些因素对云南省城镇化发展各阶段的影响。1）经济水平因素及指标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发展相互促进和相互影响。经济发展是城镇化发展的首要前提和根本动力，而城镇化发展又是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即人均GDP经常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因此本文选取人均GDP作为经济发展因素指标。2）产业结构因素及指标产业结构是指各国民经济各产业的构成及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城镇与产业是相伴而生和共同发展的。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第一产业逐步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的规模不断扩大。本文选择云南省第二、三产业产值之和占地区GDP比重作为产业结构因素指标。3）就业结构因素及指标就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各部门所占用的劳动数量、比例及其相互关系。就业结构的变化与城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随着就业结构的优化，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极大提高了整体的生产效率，促进了城镇经济的快速发展。本文选取云南省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之和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作为就业结构因素指标。4）农业因素及指标在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农业是城镇化发展的最基本推动力。首先，农业为城镇提供粮食、劳动力和原材料，这是城镇化发展的先决条件。其次，农业的发展能够拉动内需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最终推动城镇化发展。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农业生产总规模和总成果，因此本文选取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作为农业发展因素指标。5）城乡差距因素及指标关于城乡差距对城镇化的影响，学术界有两种观点，有些学者认为城乡差距大的地区城镇化水平也较低[2]，有些学者认为城乡差距的扩大，吸引大量农民涌向城市，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3]。因此，城乡差距因素会对云南省城镇化发展各阶段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文有待验证。本文选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作为城乡差距因素指标。6）教育因素及指标教育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教育能够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素质，扩大就业，促进科技进步，为城镇化发展提供人力支撑和技术支持。另一方面，教育还能够带动消费促进经济的发展，为城镇化发展提供经济动力。本文选取高等学校在校生数作为教育因素指标。

1.2云南省城镇化发展各阶段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分析

1.2.1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和计算步骤灰色关联度分析是指对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的定量描述和比较的方法，通过确定参考数列（因变量）和比较数列（自变量因素），求出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之间的灰色关联度，灰色关联度越高，说明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关系越紧密[4]。本文以云南省1978～2012年的城镇化发展各阶段相关统计数据指标（注：城镇化发展各阶段相关统计数据见表1、表2、表3和表4，数据来源于云南省1979～2013年统计年鉴）为基础，选择城镇化率指标，将云南省城镇化发展水平作为参考数列，选取人均GDP（经济水平因素）、第二、三产业产值之和占地区的GDP比重（产业结构因素）、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之和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就业结构因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业因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城乡差距）、高等学校在校生数（教育因素）共六个自变量因素指标作为比较数列，计算六个自变量因素指标与城镇化率的灰色关联度。灰色关联度计算步骤如下：首先，对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灰色关联度取值在0到0.35之间，表示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关联度为弱关联；灰色关联度取值在0.35～0.7之间，表示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关联度为中等关联，灰色关联度取值在0.7～1之间，表示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关联度为强关联。

1.2.2云南省城镇化发展各阶段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度结果比较分析运用Matlab程序将以上灰色关联计算公式进行程序编程，计算得出人均GDP（经济水平因素）、第二、三产业产值之和占地区GDP比重（产业结构因素）、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之和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就业结构因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业因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城乡差距）、高等学校在校生数（教育因素）与云南省城镇化率（城镇化水平）的灰色关联度及排序见表5。从表5可以看出，在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四个阶段，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农业、城乡差距以及教育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均处于0.7至1之间，说明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农业、城乡差距以及教育因素与云南省城镇化发展水平呈强相关联关系，而且从云南省城镇化发展各阶段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排序可以看出：1）从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灰色关联度排序逐渐靠前，说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对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影响作用在不断增强。这是因为，随着云南省城镇化发展进程的推进，云南省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不断优化和升级，从而对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也越强。1978年到2012年云南省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和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始终呈上升趋势，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57.34%上升到2012年的83.95%，上升了26.61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从1978年的13.9%上升到2012年的43.2%，上升了29.3个百分点。2）从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城乡差距的灰色关联度排序也是逐步靠前，说明云南省城乡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云南省城镇化的发展。这是因为，城乡差距的拉大，吸引了大量农民离开农村涌向城市，使得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从而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3）从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经济水平和教育的灰色关联度排序逐渐靠后，说明经济水平和教育对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影响作用呈现减弱的趋势。云南省地处西南边疆地区，经济和教育的发展比较落后，这对云南省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向前推进有一定的影响。2013年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份的人均GDP进行排名，云南省的人均GDP排名处于全国倒数第3的位置。4）从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农业的灰色关联度排序始终处于较中间的位置，说明农业对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相对比较稳定。在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农业始终是城镇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城镇的发展离不开粮食、原材料和劳动力，而所有这些都需要农业来提供。所以，在云南省城镇化发展的四个阶段，农业的影响作用始终比较稳定。

2结论与启示

第10篇

巫溪县位于秦岭褶皱系北大巴山褶皱带之南，县内地形以山地为主，绝对高差2657．4m，属典型的中深切割中山地形;东部神农架原始森林山脉主峰阴条岭海拔2796．8m，是重庆最好的风电开发地区;县内有红池坝森林公园、白果林场、关山林场、朝阳坪林场、猫儿背林场等多处经济开发区和国有农林场地。目前生态环境存在土地资源缺乏、水土流失严重，生物多样性受胁严重，经济总量小与综合经济实力不强等问题，在人口与城镇化发展方面受生态环境限制，呈现以下特征。

1．1本地就业吸纳能力弱，人口呈外流趋势

根据国家层面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要求，巫溪县内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以保持并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县内产业不发达，现状工业园创办于2007年，建成规模仅1km2。受地域及交通条件制约，企业生产运营成本高，不少实力强的意向企业不愿来园投资，截止2012年仅有二十多家中小企业入驻园区。入驻企业生产项目以资源密集性产业为主导，如煤矿开采、石材加工、木材加工等。企业对本地就业吸纳能力太弱，不能向二、三产业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更难以对农民增收起到支撑作用。在此发展条件下，每年逾10×104人以上的青壮年外出务工，但居住半年以上的暂住人口仅1×104人左右，人口呈外流趋势。

1．2人口梯度转移，县城首位度高

为减少人类活动对生态敏感区的环境破坏，改善人居质量，巫溪县近年来实施了“扶贫移民、高山移民、生态移民”等一系列移民搬迁工程的实施，县域人口的迁变呈高山区人口向集镇转移，集镇人口向县城转移的梯度发展态势。县域北部高山区内的小城镇在逐渐地萎缩甚至凋零。县城人口增长速度远大于其他各乡镇的人口增长速度，首位度远高于其他中心镇。

1．3城镇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明显

2012年，巫溪县城镇化率为28．65%，根据诺瑟姆曲线，巫溪尚处于城镇化初期阶段，城镇化水平和质量均不高。县城城镇化率为69．64%，中心镇与一般镇城镇化率仅10%～30%，特别在设施建设方面，教育、医疗、交通等基础设施均集中在县城，城镇建设严重滞后，呈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主要原因是北部高山地区生存条件较差，场镇规模小，导致人口和生产要素的集聚程度低，对周边农村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弱，难以发挥带动农村地区工业化、城镇化的有效作用。

2巫溪人口与城镇化发展的策略

基于以上人口与城镇化特征分析，现提出几点发展策略。

2．1极核发展

县城是巫溪县的经济主要载体及重心，对城市经济竞争力具有决定性作用。在人口总量少、经济总量低的巫溪县，很难形成比较完整的“金字塔”形的城镇体系结构的情况下，县城的发展则显得至关重要。巫溪今后城镇化道路应选择以极化县城为主要方向，积极鼓励县域腹地人口向县城聚集，以增强县城的综合承载能力，发挥核心带动作用。同时应积极培育重点城镇，调整、合并弱小集镇，充分发挥资源集约效应，大力提高小城镇建设水平。并根据重点城镇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条件，与中心城市形成链式联结，形成二次辐射，由点及线、由线及面整体带动县域城镇化发展。

2．2城乡统筹

城乡统筹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城乡统筹背景下的城镇化道路是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以产业结构转型为路径，以城带乡、共同繁荣的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之路。城镇化的发展应强调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以产业结构的转型为路径，以城乡一体化为最终目标。

2．3产业支撑

产业发展是城镇化的核心，城镇化发展需要强大的产业做支撑，从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产业发展有利于拓展就业空间，促进农业人口转移，有助于提高城镇综合竞争力。作为生态敏感区，巫溪的产业发展的重点应是旅游业及生态工业的发展。

2．4精明增长

精明增长是指在城镇化进程中，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控制城市无限扩张、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发展模式。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转变人口转移及产业发展过程中粗放型的土地资源利用方式，要集约利用土地，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道路;二是城镇建设中应以“基础设施先行”为指导目标，区域统筹考虑，避免资金投入的浪费。

2．5制度创新

多种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是推动城镇化进程的主要调控手段。首先，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与劳动就业制度，与户籍制度改革相配套，加快住房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体制的改革;其次，深化农地流转制度改革;再次，建立城乡建设投资多元化机制，采取多种模式，吸引民间投资进入城乡公共产品生产领域。

3结论

第11篇

(一)产业集群的概念。

所谓产业集群通常是指属于同一产业领域的公司、企业，因为某种资源的互补性或者同一性在空间地理位置上进行集聚、整合从而形成大规模的产业区域，最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种大规模的产业集聚会带来巨大的外部经济效果。它的核心实质是一种生产组织方式，是加快推新型进城镇化进程的重要途径。

(二)新型城镇化概念。

城镇化是人口向城镇聚集的过程。传统含义是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而新型城镇化它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兼顾农业、粮食和生态环境的发展，是城乡统筹、城乡互补、产城互动的协调发展。相比传统的城镇化发展，新型城镇化包含的范围更广，含义更为丰富，更为注重发展质量和全面协调发展。

二、产业集群和新型城镇化的关系

产业集群有着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即具有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最大程度的整合资源，最终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良好效果。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新型城镇化为产业集群提供发展要素和产业环境，二者是相互促进作用，共同发展，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一)产业集群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经济基础。

产业集群的外部性作用会导致各企业之间相互共享资源，加大对原材料的投入，优化生产技术，节约生产成本。首先，在技术外溢作用下，吸引大批投资商来涌入产业集群，刺激相关产业的集聚和发展，进一步扩大外部经济效益。劳动力市场的放开，增加就业机会，促进就业，减少人员流动损失带来的风险。其次，产业集群带动整个城市经济圈的发展，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整个城市的发展。人口的大量涌入，对当前相配套的公共设施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促使政府相关部门会不断增加和完善与产业链相关配套公共设施，提升城市竞争力。再次，产业集群的聚集，进一步激发企业发展的活力和创造力，政府会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不断优化发展的政务环境改善本地区的制度和市场环境，打造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市场秩序向着合理有序的发展方向进行。最后，产业集群对土地的大量需求，进一步合理规划城市发展的地理空间，进一步影响着城市日常生活。促进了金融、餐饮等服务业产业的崛起，同时又会出现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负面问题，一方面致力于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又要恪守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坚持治理环境。在两个举措并肩齐驱下会进一步优化城镇的空间结构。

(二)新型城镇化为产业集群提供要素保障。

有位经济学家曾说过人类历史上有两件历史性革命事件，除了美国的信息高速化外，就是21世纪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它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任何一个企业的生存发展都需要物质保障，都离不开软件设施和硬件设施。软件设施包括:资本、技术、企业文化等因素。而硬件设施则是指:土地、劳动力、生产机器设备等要素。新型城镇化的过程就是把硬件要素经过生产技术深加工，转变成以商品或者服务的形式完成。企业的发展需要源源不断的注入资本、技术、人力等要素，一旦供应链出现断裂企业则无法生存，更谈不上规模聚集发展形成产业集群。而新型城镇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企业的发展需求。它凭借自身的特殊优势资源可以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如土地、环境和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设施，为产业集群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集群规模小，效益不明显。

现阶段，我国大部分产业集群规模较小，产业链条较短，集聚效应不明显。横向对比来看，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大多数是规模很小的。市场激烈的竞争，利润的减少，使他们不敢扩大生产规模，只能维持企业发展的现状。集群产业创造的产品附加值低、在市场上占据的市场份额相对较少。纵向来看，产业集群各自之间缺少必要的合作和交流，经济效益比较低。在资源共享，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通过互利合作、强强联合的方式也是一种实现共赢发展的有效方法。

(二)创新不足，投入少。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它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持续发展的保证。企业的成败在于能否创新，在企业特殊困难时期，更需要有这种精神。一味的在模仿中求发展这是不长远的做法，目前我国部分产业集群缺乏创新精神，存在大量同类产品，换汤不换药。只谋求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实现销量的增加，而不改进技术，创新产品种类，企业产品营销人员对营销观念和方式也比较落后。假冒伪劣、山寨、以次充好，却以很少了独创性的特色产品来博人眼球，吸引广大客户群众。曾有人以中国和欧美发达国家以研发投入项目做过一个调查比对，得出的结论是: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企业的研发投入所占比重少之又少。研发投入少，企业更新慢，制约企业的发展速度，这基本上是所有产业集群的通病，即便是一些来龙头企业也不例外。不进行创新、不增加研发投入的力度妄想实现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都是空想主义。

(三)社会环境的约束。

存在中国千年的户籍制度一直都没有彻底的取消限制，依旧成为广大进城务工者的一块心病。而户籍制度的改革是建设新型城镇化的突破口，意义重大。户籍制度它不仅限制了人才的流动和吸收，而且给务工者带来极大的困扰。一方面务工者会考虑自身的情况，另一方面会考虑到子女入学问题，户籍问题一直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从长远来说对产业集群发展有重大负面作用。

四、加快产业集群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对策建议

解决当前产业集群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存在的诸多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来进行突破。

(一)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以创新为主线。

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可持续发展是永恒主题的理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大力创新。坚持创新发展驱动的战略部署，结合本地区资源禀赋条件、经济与产业的差异，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能结构。不断适应市场发展需求。鼓励倡导企业技术创新，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改善经营管理，更新技术设备，不断优化产能，使之形成产业集群规模发展，提高经济效益。

(二)以两化融合为动力，加速双轮驱动。

坚持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轮驱动发展战略，扩大开放领域，摆正自身的位置，借鉴吸收优秀的发展经验和教训，结合自身特点，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完善内外联动，实现企业、社会、人民三体利互共赢。

(三)深化制度改革，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第12篇

山西省地形复杂多样，山地多平原少，其中地势平坦区域主要集中在中部，全省有三分之二的城市和80％的城镇人口集中于中部盆地地区。山西省是国内典型的资源型区域，工矿开发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城市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根据全国分省区人口统计数据，山西省2010年末全省总人口为3574万人，城镇人口为1717万人，城镇化率为48．04％，城镇化水平在全国31个省级区域中排序第16位，处于中等水平。“十二五”期间，山西提出了以“提速提质”为主题，构建“一核一圈三群”城镇体系（“一核”即太原都市区，“一圈”即太原都市圈，“三群”即晋北城镇群、晋南城镇群和晋东南城镇群）框架和建设“大县城”、扶持重点镇发展的总体思路。

2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针对山西省县域城镇化水平进行评价研究，综合评价指标涉及经济指标、人口指标、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等4大类15项指标，其中经济指标与人口指标数据来自《山西省统计年鉴2013》《城市统计年鉴》，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指标数据来自于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及有关政府部门统计数据。本文以县域为评价单元对山西省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为统一各方面统计资料，本文对个别区域进行合并，如太原市的小店区、迎泽区等统一为太原市区进行分析，合并后本研究分析单元共计107个县市。

2．2指标体系的构建

参考前人复合指标体系的构建，遵循全面系统性、科学性、可比性、易获得性等原则，从影响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如经济、人口、基础建设、生态环境等入手进行选取。共选4大类，15项指标，归纳如下：A为人口指标，A1为城区人口密度、A2为城镇人口比重。B为经济指标，B1为人均GDP、B2为固定资产投资、B3为非农产业产值比重、B4为社会消费品总额、B5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数。C为基础设施，C1为建成区面积、C2为城市（县城）燃气普及率、C3为城市（县城）用水普及率、C4为城市（县城）人均道路面积、C5为城市（县城）人均公共设施用地。D为生态环境，D1为城市（县城）建成区绿化率、D2为城市（县城）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D3为城市人均绿地面积。

2．3城市化综合得分计算

本研究基于熵值法对山西省城镇化进行综合测度，所选指标综合得分值越大对城镇化发展水平越有利，采用正向指标计算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B2固定资产投资、B4社会消费品总额、C1建成区面积、C5城市人均公共设施用地等指标权重表现较大，A1城区人口密度、A2城镇人口比重（人口城镇化率）、B1人均GDP、B5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数及D3城市人均绿地面积、C4城市人均道路面积等指标表现较为均衡，而B3非农产业产值比重、C2城市燃气普及率、C3城市用水普及率、D1城市建成区绿化率、D2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等指标权重较小。因此，山西省城镇化进程中经济发展（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总额）与城市建设（建成区面积、人均公共设施用地）同等重要，人口城镇化重要性紧随其后，可见山西省城镇化发展表现为经济、社会、人口协调稳步前进。结合标准化之后原始数据与熵值法所确定的权重。

3山西省城镇化发展的空间格局

3．1城镇化空间集聚特征

通过聚类分析将城镇化综合得分分为六个类别，再利用GIS对评价单元进行分级表达。山西省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呈现集聚现象，其中，中部呈现出以太原市为中心东西延伸南北辐射的趋势，东部延伸至阳泉市，西部延伸至吕梁市，北部至忻州市，包括周边的古交县、清徐县、寿阳县、汾阳市、介休市等，形成山西省城镇化发展最集中地区域———太原城市圈。北部以大同市、朔州市为中心，辐射至怀仁县、山阴县、大同县、应县等地，形成晋北城镇群。南部以临汾市、运城市为中心，包括河津市、侯马市、霍州市、洪洞县、永济市等，形成晋南城镇群。东南部表现为以长治市、晋城市为中心，辐射襄垣县、长子县、高平市、阳城县等地，形成晋东南城镇群。整个山西省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连接在一起像是一个“大”字，各部分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渗透共同发展，为山西省未来实现城镇化集聚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3．2城镇化重点区域

通过分析山西城镇化综合评价结果，得出平均城镇化综合得分为0．1490，最高得分为省会太原市区0．7983，最低得分为石楼县0．0537。高于平均得分的县市共计40个，高于平均城镇化综合得分率为37．38％。趋势线在0．2与0．3处有两个拐点，综合得分在0．3以上的表现为综合城镇化水平最好的地区，包括太原市区、大同市区、长治市区、阳泉市区，0．2到0．3之间的为城镇化综合水平较好且快速发展的地区，而0．2以下的区域综合城镇化水平较低，亟待合理规划实现有序提升。对综合得分位于0．2以上的19个县市进行单独统计发现：山西省十一个地级市中，市中心区综合城镇化水平唯有忻州市区低于0．2，此外，还发现有个别县市城镇化水平较高，接近地级市中心区，如孝义市、河津市、襄垣县、侯马市等。

3．3四大城镇群比较

对城镇化综合评价四类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如图3所示，可看出四类指标中，总体而言人口生态环境指标得分较弱，经济与基础设施指标表现较高，尤其以经济指标贡献最大。四大城镇群之间进行对比可发现：太原城镇群与北部大同朔州城镇群在人口、经济、基础设施指标上表现出相对优势；东南部晋城长治城镇群除人口城镇化指标略显不足之外，其余指标表现良好，尤其以生态环境方面表现突出，高于其余3个城镇群；南部运城临汾城镇群除生态环境方面略高于太原城镇群以外，其余方面都表现较弱，有待提升。

3．4城镇化与地形分布

城镇发展集中表现在自然地理环境较好的六大盆地区。山西省地形复杂多样，以山地丘陵为主，山地、丘陵、盆地等交错分布。全省总的地势表现为“两山夹一川”东西两侧为突起的山地，中部由北至南表现为一系列低凹盆地，平原分布其间。山西省较为平坦的地形主要分布在中部的一系列盆地区，从北到南依次为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原盆地、临汾盆地、运城盆地以及东南部的长治盆地。这些区域同时也是山西省历史文化繁荣地，无论是人口的聚集、经济的发展或是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比较突出。将山西省城镇化发展情况与地形进行空间叠置，可明显看出城镇化发展与地形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规律。城镇化综合得分较高的县市集中分布在地理条件优越的盆地区。如北部城镇群集中在大同盆地，中部太原城镇群聚集在太原盆地，南部城镇群集中在临汾运城盆地，东南部城镇群主要集中在长治盆地。

4讨论与结论

第13篇

（一）铁路建设与经营的现状

低碳经济是当前国际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与公路、民航、水运相比，铁路具有能耗低、污染排放小、占地少、运量大等技术经济特点，具有相对更高的运输承载力和综合性价比。据统计，高铁、高速公路、飞机的能耗比约为1∶7.6∶15.2，铁路客运碳排放量约为公路的1/4，铁路货运碳排放量约为公路的1/30，铁路建设占用的土地为高速公路（4车道）的1/2。因此，一国交通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低碳交通体系的核心应是发展铁路交通。早在1904年，山东半岛胶济铁路就已建成通车，然而直到近几年山东省才展开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山东省政府在2008年规划，预计到2015年完成“四纵四横”铁路网布局，以推进山东半岛的交通现代化建设。然而伴随铁路建设事业的展开，许多问题也凸显出来。一是建设资金融资难，建设里程不足。2012年山东省铁路通车里程为4306km，仅约为公路通车里程的1/57。这是因为铁路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性，属于自然垄断行业，建设前期所需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调节无法满足社会公众对铁路的需求。为此，铁路事业一直由政府主导，独自承担铁路建设的融资、运营，铁路建设的资金来源也主要以政府资金与银行贷款为主。二是铁路行业的经营业绩及盈利能力亟待改善。据统计，2009年济南铁路局运输收入为144.2亿元，辅业收入为95.8亿元，铁道事业运输收入占其总收入的一半以上。现阶段虽然诸多铁路局也开展了多元化经营，但除运输外的最大经营项目几乎都是批发和零售业，营业收入仍然主要依靠铁路运输，企业的多元化战略尚未得到有效展开。

（二）城镇化建设的现状

山东半岛城市圈包括济南、青岛、淄博、东营、烟台、潍坊、威海、日照八个地级城市，2001年GDP就已实现6228.99亿元，成为全国六大城市群之一。然而，我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并不协调，2012年我国的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之比为0.72。而山东省的同一比值为1.1，这说明山东省的城市化进程远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城镇化建设水平亟待提高。在此引入南京市作为参照，主要是基于南京市位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是江苏省省会，与山东省省会城市济南具有一定的可比性。比较看出：山东半岛城市圈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要明显高于全国城市平均水平，是全省经济发展的重心与中坚力量，但日照的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胶济沿线产业带经济优势显著，但整体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东营尤为明显。各市之间人口分布不均衡，但悬殊不大。城镇人口比重过低，除济南、青岛两市外，其他城市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淄博、东营、日照三市与全国平均城镇人口比重的差距较大。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除日照外的各市居民消费水平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整体居民生活水平较好。与南京相比，济南的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且济南作为山东省会城市在经济规模、人口规模等方面均有一定差距。2012年山东半岛城市圈城市中心设施水平则如表2所示，不难看出：除东营市和潍坊市人口密度过低外，半岛城市圈其余六城市中心人口密度均高于全省以及南京市，但只有济南市、淄博市和威海市超过了全国城市人口密度。自来水与燃气普及率较高，城市中心已基本达到全覆盖。人均道路面积均高于全国与南京市的建设水平，说明城市中心基础设施道路建设较为合理。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言，济南市环境生态水平有待提高，山东半岛城市圈的整体环境水平与居民生活质量较好，绿化水平与南京市相比所差无几。总体而言，山东半岛城市圈虽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优势明显，8个城市的发展也相对均衡。但与长三角城市群的南京相比，中心城市济南的产业结构需进一步优化升级。在其他方面，济南与南京相比也存在一定差距，这将制约着济南作为“增长极”所产生的极化效应，从而不利于山东半岛城市圈、乃至全省结构合理的城镇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二、日本铁路交通发展与城镇化建设模式的特点

经历百年的探索与实践，日本大型民铁公司创造了从国际视角看亦颇具特色的“日本式铁路经营”模式。主要特色体现在：一是政府的推动作用。在日本，政府为民营铁路公司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在财政、金融、税制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二是民铁企业自身选择大城市圈发展，从而获得了稳定的运输需求。三是民铁企业积极推进多元化战略，从而实现了主兼业相辅相依，并行发展。“主业”是指地上及地下铁路运输事业，“兼业”则是指铁道部门以外的其它事业，主要包括沿线巴士和出租车事业、房地产开发和公寓经营等不动产业、零售业和购物中心等流通业、以及宾馆、酒店、游园地和观光娱乐等休闲产业。日本民铁公司由于积极地推进多元化战略，铁路主业收入往往只占其集团整体收入的二到四成，有的甚至不足一成，如东京城市圈的东急电铁、大阪城市圈的近铁等。日本民铁企业的发展历程表明：主业是兼业的发展基础，兼业是经营稳定器，为主业的稳健经营与发展提供保障。日本民铁企业通过积极地推进沿线开发与多元化战略，不仅实现了铁路企业的稳健经营与发展，而且推进了区域交通网络建设与城市化进程，并成为日本现代城市开发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三、对策与建议

（一）基于宏观层面的区域规划视角

根据“点——轴系统”理论，山东省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应加快推进以济南、青岛为双核心的城镇体系，采取内陆以胶济铁路、沿海以荣烟青城际铁路为主轴线的“T”字型空间结构战略。形成“青岛-淄博-潍坊-济南”与“威海-烟台-青岛-日照”两条以青岛为枢纽的“T”型交通经济产业带。增强济南、青岛两个中心城市的极化效应，从而带动沿线小城镇及农村地区协调发展。山东省虽已制定“四纵四横”铁路网的规划，但远不能满足山东经济发展的需要。例如东营、潍坊、日照均是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主要城市，然而东营-潍坊、东营-日照、潍坊-日照之间尚没有一条相连的铁路，其资源运输与人员流动的弱可达性可想而知。因此，加快推进并完善半岛铁路网建设，降低各产业集聚区之间、各主要城市之间的人流、物流运输成本以及目的地之间的感知距离，提高各节点城市之间的通达性，减少经济活动频繁区域的铁路覆盖空白地带，已成为半岛城市圈亟待解决的首要任务。

（二）基于政府的推动与支持视角

从铁路建设与城市规划和发展的角度看，铁路建设应具有超前性。政府主导城市规划、建设、合理有序地开发，可有效地避免盲目膨胀与无序发展。完善发达的交通网络建设是城镇化均衡发展的必经之路，西欧、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城市化中后期的郊区城市化现象便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政府在主导和规划城市建设时，应特别注意交通发展与城镇化建设的长远性与一致性，同时，应合理地制定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鼓励民间资本投资铁路建设，推进投融资主体多元化，以减轻单纯依靠政府投资进行铁路建设的压力。

（三）基于铁路部门的稳健经营与发展视角

第14篇

近年来建设银行积极应对城镇化建设的发展机遇，在公司业务、小企业业务等发展指导意见中均提出将城镇化建设作为本行的重点营销方向，并相继出台了《中国建设银行城镇化建设贷款管理办法》、《中国建设银行城镇化建设理财业务管理办法》，制定了“好行业、好企业、好项目、好收益、好风控措施”的“五好”准入标准。但是，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较多问题，制约了业务的发展，重点体现在：一是政策风险问题。新型城镇建设规划还没完全清晰化，所处法律环境尚不完善，还存在运作主体缺乏独立性、少数地方政府在规划、土地出让等方面有较大的随意性、违规开发建设等问题。二是主体风险问题。当前新型城镇化涉及到的基础设施项目、公共设施项目以及土地规划整理项目等，多以政府为主导通过组建投资公司来推进的，可能会涉及到政府平台融资的监管要求；此外，相关项目的投资金额大，建设周期较长，经营主体在建设及运营经验对相关风险认识不足的现象较多，经营主体在建设中盲目追求规模大、见效快等短期效益，忽视自身的吸纳能力、产业培育、持续发展等问题也不少。在产业化及社区服务中分布的中小型企业成熟度较低，经营管理较混乱，大部分小企业还处于粗犷运营状态，人、才、物都较缺，与市场同步能力差，易受经济周期波动影响，抗风险能力弱。三是风险缓释不足的风险问题。企业或个人所拥有的资产土地和房屋多为集体产权，无法流转，无法变现，无法抵押，无法提供有效的担保方式。

二、新型城镇化建设下建设银行综合融资服务的发展思路

在《规划》中，广东省明确提出了采用补助、贴息或奖励等方式，重点支持新兴产业、公用基础设备、生态环保和民生项目建设，以及建立补偿与竞争性财政资金相结合的扶持机制。建设银行应紧跟省政府的重点支持方向，先从中心城市地级县市域的经济开发区、特色的产业集聚区、特色强镇等重点区域开始，通过创新融资产品、创新服务方式、创新管理流程等，大力有序地推进具有新城镇化建设特色的综合融资服务。鉴于建设银行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面临的巨大机遇与挑战，笔者从质量与效益并重的经营角度出发，拟借助建设银行自身拥有的七大金融牌照强大内力，加强银政、银证、银信、银保等外部合力、分区域、分阶段、分项目、分产业、分客户创新组合优化产品，尝试性地探索建设银行参与城镇化建设的综合金融服务模式。

一是加强与当地政府、园区、开发区等沟通与合作，搭建综合服务平台。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初期，建设银行应借前期已与多个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有利契机，以本行在基础建设的丰富融资经验及市场优势，主动加强沟通与合作，在信贷支持、融资渠道扩宽、资金监管、造价咨询、财务顾问等方面给予支持，当好地方镇城化建设的金融顾问。同时可尝试性地引导政府、园区、开发区组建村镇生产互助社、村镇行业协会等机构设立互助基金，集合资金，扩大融资担保机制，增强整体融资能力。

二是加强重点项目的梳理和筛选工作。对符合本行《城镇化建设贷款管理办法》中相关土地综合整治、安置房建设、新城区建设、旧城镇和旧厂房改造、城镇基础设施等六大类贷款条款的项目，要积极全力开展营销，争取先机，及时给予融资支持。对涉及政府平台的项目，若政府平台资产负债率已接近或已达红线的，可利用政府平台列入国家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鼓励类的有利时机，通过积极撮合政府平台与证券合作，将部分信贷资产证券化来降低资产负债率，从而合理规避监管，更好地发挥平台作用。对于不符合《办法》相关条件的项目，可推广委托贷款，将愿意为该项目融资的企业或个人办理集合资金委托贷款；又或与信托公司合作，使用信托贷款方式为其进行融资；又或与其他金融机构共同辅导及辅助其发行政府债、企业债、中票等方式在直接融资市场进行融资。

三是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阶段，应制定差异化的信贷政策，创新产品，量身定制，加大对实体经济的融资支持。对于有技术、有市场、有担保、经营独立、前景良好的、且获得财政补贴等扶持的企业，可根据企业的行业特征、融资用途、资金运用模式、风险缓释方式等等通过间接的或直接的渠道，配置专项额度的或非专项额度的合适产品。但是在城镇化过程中转型的实体经济往往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如现代农业是城镇化建设的主要的转型升级行，在这方面建设银行竞争略显弱势，为此应重新研究判断行业经营模式及其特殊性，围绕产业链条中的所涉及的包括农民、农场、专业合作社、加工企业等不同分工主体，大力发展供应链融资业务，并抓住核心企业，探索资金流、物流封闭管理的创新合作模式。

四是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将会形成很多有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将会出现诸如“基地+农户”、“公司+农户”、“市场+商户”等专业市场，针对该类市场，加强自身公私业务联动、加强与市场企业主、协会、担保公司、再担保公司、保险公司等联动合作，有针对性地运用速贷通、成长之路、小额贷、小企业联贷联保、商户联贷助保等产品及组合进行信贷支持，尝试推动当地政府共同建立小微企业城镇商业合作社等机构，为专业市场等小微企业建立信贷平台、互助合作平台、业务撮合平台等等，促进企业健康发展。此外，还应大力拓展结算通、网上银行等结算类产品，通过结算纪录及金额，增强对客户的了解和判断，有效防范风险。

第15篇

城镇化是指第二、三产业在城市集聚，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城市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城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农村普及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城镇化水平衡量的是城市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文明中的主导作用程度。很多学者从人口、土地、经济、生活条件、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等方面设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进行了评价:李爱军等运用人口、经济、社会和居住环境因素因子所构成的综合指数对江苏省无锡市和泰州市城市化水平进行了测度。欧名豪等从经济、空间、人口以及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等方面构建了反映城市化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对江苏省13个市的城市化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欧向军等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生活方式城市化和地域景观城市化四个方面构建了区域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1991—2005年江苏省城市化水平进行综合分析。陈明星等从人口、经济、社会、土地四个方面构建了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熵值法对1981—2006年的中国城市化水平进行了综合测度。乌敦和李百岁运用复合指标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判法和聚类分析法对内蒙古城市化水平地域差异进行了定量分析。薛俊菲等将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复合成综合城市化水平，对中国城市2007年的综合城市化水平进行测度，并借助ArcGIS分析了中国市域城市化格局。陈文峰等构建了城市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多决策TOPSIS法和熵权法对河南省各地市的城市化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王礼刚运用主成分和聚类分析法，对贵州各地市城市化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李长亮采用多种方法对中国各省、市、区的城市化水平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城镇人口指标法可以较准确地反映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而非农业人口指标法和土地利用指标法的测算结果较差，复合指标法能较为全面地反映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针对某个具体的区域、省份或是代表性的城市，从整个国家的角度对省域城镇化水平的评价不多。在研究方法上，复合指数法被广泛采用，但对衡量城镇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及指标的权重尚未达成共识，采用不同指标和不同权重得出的评价结果也各不相同。此外，从空间计量经济的角度研究中国省域城镇化水平分布特征的成果还比较匮乏。鉴于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巨大潜力以及对于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本文将对中国省域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方法对中国省域镇化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分析，探寻中国城镇化发展空间布局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

2中国省域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

2．1指标体系的构建

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从城镇化的内涵出发，选择人口城镇化、经济镇市化、基础设施城镇化、生活条件城镇化、生活环境城镇化5个方面的20个指标，构建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2．2指标权重的确定

采用熵权法对各个指标赋予权重。当评价对象在某一指标上的值相差较大时，熵值较小，说明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较大，该指标就应被赋予较高的权重，反之应被赋予较小的权重;当被评价对象在某一指标上的取值完全相同时，熵值最大，这时该指标未能提供有用的信息，可从评价指标体系中去除。需要说明的是，熵权是在给定评价对象集后各种评价指标值的情况下，各指标在竞争意义上的激烈程度;从信息的角度，它只代表某项指标所提供信息的多寡，并不代表某项指标的重要程度。

2．3评价结果

利用综合评价模型分析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数据，得到201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城镇化水平的各项指标排名和综合评价指数排名。根据中国省域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数绘制四分位图。城镇化水平处于第Ⅰ梯度即城镇化水平最高的省区包括天津、河北、上海、浙江、山东、北京、广东和江苏;处于第Ⅱ梯度即城镇化水平较高的省区包括山西、重庆、新疆、湖北、江西、陕西、福建和辽宁;处于第Ⅲ梯度的省区包括广西、黑龙江、四川、湖南、内蒙古、青海、宁夏和安徽;处于第Ⅳ梯度即城镇化水平最低的省包括贵州、、甘肃、云南、吉林、海南和河南。

3中国省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

3．1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本文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中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中国省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全局空间自相性分析，探索城镇化发展水平的集聚特征。常用的度量全局空间自相关的指标是Moran指数，反映的是空间邻接或者空间临近的区域单元属性值的相似程度。

3．2局部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由于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分析很难发现存在于不同区域之间的空间关联模式，因此需要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性分析。Anselin提出了局部Maran指数或LISA指标来检验每个区域与其周边区域之间的空间差异程度，其结果呈现的形式主要有Moran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天津、江苏、浙江和福建4个省(市)城镇化水平呈高—高集聚特征显著，说明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安徽和海南作为城镇化水平较低的省份被其他城镇化水平较高的省区所包围，低—高集聚特征显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青海、四川、云南，以及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贵州作为城镇化水平较低的省份被其他城镇化水平较低的省区所包围，低—低集聚特征显著，说明西南地区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新疆作为城镇化水平较高的省区被其他城镇化水平较低的省区所包围，高—低集聚特征显著。

4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研究发现，综合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区)分别是江苏、广东、北京、浙江、上海、河北和天津，综合城镇化水平较低的省(区)分别是贵州、、甘肃、云南、吉林、海南和河南。中国省域综合城镇化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其中天津、江苏、浙江和福建4个省区城镇化水平的高—高集聚特征显著，青海、四川、云南和贵州4个省区低—低集聚特征显著。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结合目前中国城镇化发展空间布局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几个方面的政策建议。缩小区域城镇化水平差异，实现均衡发展。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城镇化水平集聚特征显著，区域差异较大。目前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江苏、浙江、上海)、北部沿海地区(北京、天津和河北);城镇化水平发展较低的省区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贵州和云南)、西北地区(和甘肃)。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空间集聚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除了空间集聚特征外，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还呈现较大的区域差异，综合城镇化水平得分最高的江苏省(0．6784)和得分最低的贵州省(0．2105)差距非常大。在短期内会因“马太效应”的存在，使区域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欧美发达国产业链条的跨区域延伸等促进区域旅游的有机融合。对武汉城市圈内因旅游产业整合之需，而出让土地的社区，建立失地社区就业支撑体系，失地社区社会保障体系等。前者包括征地农转非人员自谋职业优惠政策、企业吸纳农转非人员的优惠政策、对就业困难人员实施就业援助政策;后者的具体方式有“土地换社保”、三个一点社保资金筹集模式(政府出一点、被征地的集体经济组织补一点、个人缴一点)等。⑥建立多类型的旅游生态补偿。一方面，开征旅游生态环境补偿税，其目的是通过税收体现“谁保护，谁受益;谁破坏，谁补偿”的原则，通过强化纳税人的行为，引导旅游企业等放弃掠夺式的开发旅游景区或旅游资源。另一方面，结合武汉城市圈总体方案所提出的发行水专项债券以及圈域生态环境保护基金的设立，设立旅游生态专项债券、发行彩票等用于武汉城市圈旅游产业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保护，为整合的可持续提供资金支持。

5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