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盈利性分析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公司的盈利性分析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关键词】先行指标；货币供应量；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一、引言
上市公司的盈利状况是众多人关注的焦点，有效地预测上市公司盈利增速顶部拐点和底部拐点，有助于投资者获取盈利和回避风险，也有助于企业和经济政策制定者进行有效的决策。企业的经营业绩同市场内的诸多因素息息相关，那些变动着的指标反映了诸多影响企业盈利状况的信息。鉴于此，我们可以通过有关的经济指标的走势来对上市公司未来的盈利趋势做出预测。本文借鉴国内外的一些先行指标体系，选取一部分指标，通过比较其与上市公司收入成本的走势关系判断其先行预测性。
二、上市公司盈利的先行指标的选择
上市公司的盈利等于收入减去成本。本文对上市公司的收入先行指标和成本先行指标分别进行探讨，综合收入先行指标和成本先行指标构成上市公司盈利的先行指标体系。上市公司整体收入增长的先行指标与经济先行指标相同，借鉴国内外比较典型的先行指标体系选择M2货币供应量、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新增信贷额这三个指标同上市公司收入增长走势进行对比探究其可否作为预测上市公司收入走势的先行指标。对于上市公司成本的先行指标体系则选取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贷款基准利率这三个指标来进行研究分析。
2008年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使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面对来势汹汹的金融风暴，中国政府迅速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调控措施，使中国经济成功实现V形反转。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自2008年起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明显的起伏，较大的波动有利于对相关数据的走势进行对比分析，故本文选取2008年至2010年这三年的数据进行上市公司的盈利先行指标分析，有关数据来自东方财富网、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等财经网站和金融数据库。
三、上市公司盈利的先行指标的检验
（一）收入的先行指标体系
2008年9月份，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金融风暴迅速席卷全球。这场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口下滑，外需的疲软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冲击。2008年上半年，企业的平均营业收入虽高于2007年同期，但同比增速逐期下滑。第三季度开始，上市公司平均营业收入开始走低，到了第四季度平均营业收入已经不及2007年同期。在全球需求与消费下降的市场环境下，众多的公司经营困难，面临资金链断裂、裁员、减薪甚至濒临破产。其后，在政府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和产业振兴规划下，我国经济开始回暖。2009年第一季度平均营业收入滑至低谷之后企业效益开始好转并稳步提高。
1.货币供应量M2
货币供应量，是指一国在某一时期内为社会经济运转服务的货币存量，根据流动性大小划分为四个层次。其中M2指广义货币，其数值是社会流通货币总量、活期存款、定期存款以及储蓄存款之和。货币供应量对经济的影响是通过利率进而影响投资实现的。货币供应量减少，利息率提高，此时政府采取的是紧缩的货币政策，政府要回笼资金，减少在社会中流动的资金，因此，投资和社会支出会相应的缩减。
这三年来，M2货币供应量逐月增加，一直保持着增长的态势。2008年的时候，M2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速逐期下滑，于2008年年底到达一个最低值。进入2009年，M2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速开始回升，并在2009年底达到一个峰值。之后，受货币供应量增长放缓和基数较大的影响，2010年M2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速再次下跌。对比企业平均营业收入同比增速，营业收入同比增速是在2009年第一季度到达低谷，2010年初达到峰值，均晚于M2货币供应量一个季度。所以，M2货币供应量是营业收入的先行指标，提前三个月对营业收入增速走势做出预测。
2.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固定资产投资是指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经济活动，它是使社会固定资产增加，生产规模扩大，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手段。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投资与经济总量呈现同步增长的趋势，换言之，投资增长与经济总量增长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一方面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而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水平又决定投资总量水平。
2008年第四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速放缓，企业平均营业收入也在这一季度大幅度下跌，低于前一年同期。而后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速开始上升，企业平均营业收入增速下跌放缓，也开始稳步回升。等到了2010年初，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速再次放缓，一季度之后，平均营业收入增速也出现了下跌。所以，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作为企业收入的先行指标，当其增速放缓或下跌时，可以预测企业的收入状况也将不及前期，同比增速下跌。
3.新增信贷额
新增贷款指借款企业第一次向这家银行贷的款。假如贷款到期了，企业正常偿还了这笔贷款后，再次向银行申请贷款，这样也叫新增贷款。随着经济增长模式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资本的投入同经济的增长之间的关系越发密切。信贷增速的回落将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第2篇
关键词：企业债券 企业盈利能力 债券市场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1-085-02-
一、引言
债券市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直接融资的重要渠道。但是与股票融资、银行贷款相比，我国的债券市场由于受到经济环境和经济制度的制约，长期落后于其他融资市场和国民经济的发展。2007年，总理在“两套”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和比重；稳步发展股票市场，加快发展债券市场，积极稳妥地发展期货市场……”2007年8月14日。中国证监会正式颁布实施《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这标志着我国公司债券发行工作的正式启动。《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出台后,2007年9月24日。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率先发行我国第一只公司债――07长电债，随后，华能国际、大唐发电、万科等上市公司也紧随其后。截止到2009年底，我国企业已经累计发行各种债券(包括企业债、公司债和短期融资券)近4万亿。债券作为一项重要融资来源已给很多企业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有力的支持了企业的发展。不少上市公司也选择了利用债券的融资方式获取资金。在目前我国公司债券融资持续发展的情况下，研究上市公司发行债券后的市场反应，具有实践和理论的意义。
二、样本数据分析
笔者选取41家上市企业作为样本进行研究，分别研究企业2006年~2009年的债券发行额度、年末资产、融资成本利润率及企业净利润等四项内容，通过分析这四项内容在四年间的走势得出相应的结论。41家企业2006年～2009年所发行债券的额度、年末资产、融资成本利润率及企业净利润分别如图1、图2、图3和图4所示。
样本企业在2006年共发行债券348.36亿元人民币，在《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出台后，样本企业所发行的债券额度大幅度增加，在2007年共发行债券814.07亿元人民币，在2008年共发行债券1902.4亿元人民币，到2009年，样本企业的债券发行额度已经突破2357.17亿元人民币，是2006年的6.7倍。
样本企业的年末资产一直处于持续上升的趋势，在2006年年末总资产为245.93百亿元人民币，2007年年末总资产为3(18 2百亿元人民币，2008年年束总资产为395 29百亿元人民币，到2009年，样本企业的年末总资产已经达到491.08百亿元人民币，是2006年的2倍。
样本企业融资成本利润率是企业税后净利润与融资成本的比值，是衡量企业融资效益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融资成本利润率=净利润／融资总成束×100％
样本企业融资成本利润率在企业大规模发行债券前的2006年和2007年只有41.79％和28.93％，这说明企业的融资成本较高，其盈利能力受到很大的限制。而从2008年企业开始大规模发行债券开始，到2009年末，样本企业的融资成本利润率已经由2008年的123.56％增长至617.89％。这说明企业通过大量发行债券筹集资金的成本要低于其他筹资方式的融资成本，企业的盈利能力也相应提高。
样本企业的净利润值在四年阃处于波动状态，在2006年企业净利润为10.66百亿元人民币，2007年企业净利润为13 75百亿元人民币，2008年企业净利润为11.72百亿元人民币，到2009年，样本企业净利润达到15.36百亿元人民币，是2006年的1.5倍。
由以上对样本企业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随着企业发行债券量的不断增长，企业所能得到的发展资金亦不断增长，这对于企业本身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而企业年末资产和企业融资成本利润率的增长也正说明了这一点。从企业的净利润分析可以看出，随着企业发行债券量的不断增长，其净利润在2007年和2009年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增长，但在2008年却呈现出明显降低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对于中国国内市场的冲击，在2008年逐步呈现，使得企业在总资产及融资成本利润率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净利润出现下滑。
三、公司债券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发行公司债券时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降低融资成本、提高市场运作效率、分散市场参与者的金融风险及其拥有独特的价格信号功能
1.降低融资成本。企业直接向投资者出售债券时，避开了银行的中介，从而减少了中间费用的支出，一般来说，公司债券市场中介组织的费用相对较低于银行信贷市场。同时，公司债券融资比银行贷款具有规模成本优势，也就是说，企业筹资规模越大，债券的筹资成本越低，大企业及筹资规模大的企业在债券市场上能够以比银行利率更低的成本筹集资金，特别是对那些大型的、有声望的、盈利的、有稳定现金流的企业来说，其规模效应更为明显。
2.提高资奉市场的运行效率。资本市场中保证市场具有高效率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必须具有较大的规模和高度的流动性。显然，仅有股票的资本市场必定是低效率和功能萎缩的市场。因为它很难满足投融资双方时不同金融工具的要求，使他们不能通过持有股票、债券比例结构的调配来更好地适应投资者和融资者在资产负债方面的安排，从而缺乏对市场主体的吸引力。企业债券市场对提高资本市场的运作效率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发展企业债券融资，可以减少对银行的过度依靠，同时还可以增加银行的投资渠道。能在降低风险的情况下，增加银行的流通性。所以，发展企业债券对于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的提高具有积极的作用。
3.降低市场参与者的金融风险。股票所具有的高风险性，往往使人们不敢投资。但投资者可以通过高风险的股票和低风险的公司债券、国债的组合，降低资产风险，同时保持较高收益，这既可以提高人们的投资积极性，也可以增加企业融资的渠道。故当不存在债券市场时，利率结构不是市场化的，很难发展有效的衍生金融工具市场，包括期货、期权和掉期等。因此，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就没有相应的工具来管理金融风险。当不存在债券市场时。从投资者角度看，他们会面临资产的效益递减效应。投资者只好把钱存在银行，接受一个相对低的回报，或者在股票市场上去承担一个更高的风险。
4.价格信号功能。企业债券定价中包含了比银行贷款更为复杂的重要内容，从均衡的市场价格反馈回来的信息，能够帮助企业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企业债券拥有的独特价格信号功能能够更好地进行金融资源配置，使资金以最合理的成本流向所需企业。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企业债券融资具有其独到的优势、它的发展必然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伴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发展。发行企业债券有力于资金的集聚，满足企业的不可分项目对资金的需求，进一步改善或提高了全社会边际资本生产率，促进风险的分担和资金的有效配置，将资金流向边际增长最高的地方。但同时，由于我国的企业债券市场存在着诸如总体发行规模小、产品种类单一度未形成成熟的债券定价机制等问题，故我国的企业债券在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方面还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样本数据中企业净利润不能与企业债券额度同步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结论
笔者针对企业债券在企业盈利能力中的影响，通过对样本企业在2006年～2009年四年间业债券发行额度、年末资产、企业净利润及融资成本利润率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3篇
韩国三星工程公司于1970年成立，是韩国目前最有实力的工程建筑公司。韩国三星工程公司在采购能力方面的核心竞争力有以下五点：
1. 和全球优秀的生产商之间形成紧密的采购同盟关系。
2. 技术含量高的主要产品直接从韩国生产商采购，保障质量和价格优势。
3. 和供应商之间签订高级的采购协议，形成战略合作关系。
4. 通过综合SCM系统提高工作效率。
5. 实行精益建造管理体系。
三星工程建筑公司的精益管理体系中，首先对价值流进行分析：哪些活动是增值的，哪些是浪费，并且针对浪费的活动实施改善项目，三星公司认为人工的浪费占总人工费的10%～12%，材料的浪费占项目总成本的10%，施工设计造成的浪费占项目总成本的6～10%，所以，找出增值和浪费环节，确定价值链中的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增值活动和非增值活动，以此优化价值链，同时提高采购管理效率。
三星公司最成功的管理措施之一是制定了“末位计划体系LPS”，相当于“计划拉动体系”，将建筑生产看作是一个负责动态的过程，强调权利下放，计划是基于现场条件制定并且计划周期以短为宜。计划自下而上汇总，运用计划任务完成率指标PPC（Per Plan Completed）对每周期的计划完成情况进行考核评价，这样使得工作流更可靠，而可靠的工作流又能促进其他流的有序流动。在这一套计划体系中，还包括了成本企划管理子体系、综合拉动计划管理子体系、阶段计划管理子体系、未来计划管理子体系、周工作计划子体系、当日工作PPC管理子体系。三星公司的计划体系，由最后一个工作者来制定计划，每道工序根据下一道工序的需求情况来制定计划，从而形成一个环形的控制体系。
除此以外，韩国三星公司还建立了一个非常有效的组织管理制度，就是施工前、施工中和施工后的协调管理机制，对计划、采购、质量保障和服务起到了根本性的助推和协调作用，同时还提高了生产率。
第4篇
本文结合国外相关的研究成果,分析了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独立性的一些因素。
1.公司业绩
国外的实证研究表明,当公司业绩下降时,外部董事进入董事会的概率变大,董事会的独立性可能变强。糟糕的公司业绩可能会导致某些内部董事离职,这可能是股东或董事会的要求,也可能是CEO保护自己的表现。
业绩的衡量标准通常有三种:会计利润、托宾Q值和股票市场收益。实证研究中还要特别注意内生性问题:公司业绩和董事会独立性是相互影响的,公司业绩既是以前董事会决策的结果,又会潜在影响以后的董动和董事会结构。内生性问题在使用横截面数据时最为明显,为了避免此问题,可以考虑时间因素,利用综列数据进行动态研究。比如,考虑前两年的公司业绩对今年的独立董事比例的影响,或者考虑公司业绩变化对独立董事比例变化的影响。
2.公司规模和行业特点
一般来说,公司的规模越大,经营管理越复杂,对具有不同行业背景和经验的独立董事的需求就越大,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也就越强。Hermalin和Weisbach还发现,当一个公司退出一个产品市场时,掌管这个市场的内部董事可能离职,相应的空缺一般由外部董事填补。
公司的规模可以用股本市场价值、销售额或资产价值来表示。公司的经营复杂程度或多元化程度,通常用公司业务所涉及的不同行业的数量来表示。
国外的实证研究成果中,关于公司规模和产业特征对董事会独立性的影响并没有一致的结论,或者结论一致但在统计上不显着,这是样本选取的问题。但在实证研究中,我们必须考虑这些因素,把它们作为控制变量,否则会严重影响对其他因素的解释效果。
3.股权结构
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基础,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股权结构,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公司治理结构。最初,独立董事制度正是针对内部人控制问题而提出的。股东希望通过董事会这一内部机构的外部化,引入外部董事对内部人形成一定程度的监督和制约。一般情况下,公司的股权越分散,股东对增加外部董事以加强对经理层监督的需求就越强烈,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也就越强,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Hermalin和Weisbach,Denis和Sarin的研究表明,“紧密控制型”的公司,即创立者仍然掌权,并且CEO持有大量股份的公司,董事会更多为内部董事所控制;规模大且存续时间长的公司,股权结构相对分散,董事会则更多为外部董事所控制。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国外公司的股权结构有着本质区别,也即在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中,基本上都存在控股股东。在这种股权模式下,控股股东或“关键人”利用自己拥有的控股地位或控制权,推荐自己的代表出任董事,在董事会里形成多数,结果是上市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受到严重影响。2001年,所有国内上市的A、B股公司中,董事会平均拥有的独立董事人数为2.05个,独立董事占董事会的比例平均仅为21.01%,基本处于劣势地位。
在实证研究中,可以用赫芬达尔系数表示股权的集中度,如前四名或前八名股东的持股总量占总股本的百分比。另外,还可以选用最大股东持股量、外部董事持股总量、内部董事持股总量等作为辅助的表示变量。
4.CEO的持股量、任期、权力和变更
CEO和董事会之间的冲突是公司治理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Hermalin和Weisbach认为,董事会的独立性取决于CEO和董事会之间的一种谈判博弈:CEO倾向于有一个独立性差的董事会,而董事会则倾向于保持自己的独立性。CEO的任期越长,持股量越大,其对董事会的控制能力就越强,也就越有可能把自己的亲信或亲属安插到董事会,以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因此董事会的独立性会越来越差。Shivdasani和Yermack的研究结果表明,CEO对董事选举过程的控制力越强,董事会的独立性越差。他们利用下述标准衡量CEO的这种控制能力,即董事会是否有专门的提名委员会,如果有的话,CEO是否是其中的一员。
此外,CEO的变更对董事会的独立性也有影响。Hermalin和Weisbach研究发现,当一个公司的CEO接近退休时,公司会试图增加内部董事,作为下一任CEO的候选人,其目的在于使他们在接触到公司各种事务的同时与其他董事熟悉,从而为其成为新的CEO提供宝贵的经验。但当新CEO选出以后,任期较短的部分内部董事又会试图离开董事会,因为他们失去了短期内再度当选CEO的机会。与此同时,新CEO一般不会增加内部董事以填补空缺,反而更可能增加能提供良好建议的外部董事,以辅助自己开展工作。从另一个角度讲,新CEO对董事选举过程的控制力尚小,只能用增加外部董事的方式来满足监督的需要。
5.监管要求和制度规定
独立董事的人数及其在董事会中所占的比例是关系到独立董事能否有效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制定的独立董事制度都对此做出了有关规定。其中,有些规定是强制性的,要求公司必须执行。例如,美国纳斯达克市场《上市规则》规定:所有的上市公司都必须设立审计委员会,该委员会至少应有三名成员,全部为独立董事。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规则》规定:每名发行人必须确保其董事会在任何时候至少包括两名独立非执行董事。而另一些规定则是非强制性的,是一种推荐,希望相关的公司能够按照要求建立或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增加上市的可能性。例如,泰国证券交易所有关准则规定:至少有两名董事为独立董事;如果独立董事数量不足两名,必须在三个月内任命。
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最初几年中,独立董事制度一直没有被列入议事日程,因为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治理结构由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构成,主要由监事会执行监督职能。1997年12月,证监会了《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但其中只是把建立独立董事制度作为选择性条款。
随后几年,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各类公司治理问题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由于上市公司监事会功能的弱化,独立董事制度作为一种治理机制开始得到各界人士(特别是监管层)的关注。
1999年3月,国家经贸委和证监会联合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境外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深化改革的意见》的文件,要求H股公司应有两名以上的独立董事。
2000年11月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治理指引(草案)》中建议上市公司应至少拥有两名独立董事,并且独立董事至少应占董事会总人数的20%。
2001年,证监会开始在上市公司和基金公司内部大力推行和完善独立董事制度。
2001年8月16日,证监会又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其中明确规定了在2003年6月30日前,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
由于以上一系列法规条文的陆续颁发与实施,独立董事制度在上市公司的建立有了一定的制度基础。
监管要求和制度规定作为定性因素,在实证研究中很难量化,不过我们可以利用设定工具变量(二元变量)的方法,反映某一具体事件的影响。例如,我们可以用一个二元变量表示公司是否为H股公司,以反映有关H股公司独立董事的强制规定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独立性的影响。
6.其他因素
第5篇
关键词：上市公司；配股；盈余管理；可操纵应计利润；建议
中图分类号：F27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8-0041-06
一、引言
关系的存在，导致企业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这为盈余管理行为的发生提供了必然性和可能性。[1]最早关于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的代表作是Healy(1985)完成的。Healy发现，在有奖酬金等激励计划的公司，管理者们致力于投机性地操纵会计盈余以使自己的奖金最大化。管理者可以通过减少摊销费用、增加应收账款、增加库存和降低应付科目和负债等方法来增加会计盈余从而实现这一目的。[2]Jones(1991)，Friedlan(1994)等发现具有政治动机、债务契约动机、税务动机、管理层变动、股票上市发行等原因的盈余管理现象。[3][4]Scott(2000)认为，盈余管理是管理当局利用会计选择权(包括会计政策选择权和会计估计权)扩大自己的效用或公司价值的行为。[5]
由于现有融资渠道比较窄，股权再融资是我国上市公司筹集资金的主要选择。一些上市公司为取得融资权，获得较高的融资价格，就实施盈余管理以达到中国证监会的审核标准。已有研究发现，为达到证监会规定的配股标准，上市公司管理当局有明显的盈余管理行为，形成证券市场独特的“10%现象”或“6%现象”。蒋义宏、魏刚 (1998)发现，ROE的分布与配股政策具有高度相关性，上市公司存在通过盈余操纵获取配股资格的现象。陈小悦等(2000)证明，上市公司为了迎合证监会的配股权规定，存在盈余管理行为。[6]黄新建、张宗益(2004)发现，上市公司为取得股权再融资的资格，配股前存在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7]
本文以配股为例，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盈余管理行为与经营业绩的关系，以及反映审计质量的会计师审计报告对盈余管理的揭示程度。
二、研究方法和假设
(一)研究方法
本文样本选择1997-2002年A股实施配股的上市公司，时间上涵盖了最近3次配股政策的重要变化。如表1所示，所选样本为配股后3年内没有再次实施股权再融资的公司，并剔除了金融类上市公司。本文数据来源WIND资讯，研究和处理数据所运用的软件是SPSS和EXCEL。
盈余管理的计量方法有3种：应计利润分离法、具体项目法和盈余分布检测法。应计利润分离模型很多，Dechow等(1995)在比较了众多模型后，发现修正的 Jones (1991)模型分离出来的操纵性应计利润最能反应公司的盈余操纵行为。[8]最近的研究也有不少运用修正的 Jones 模型，支晓强和童盼(2005)考察了独立董更与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公司控制权转移之间的关系；[9]张详建和徐晋(2005)研究了配股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10]本文采用修正的 Jones 模型。
本文用操控性应计利润(discretionary accruals，DA)作为描述盈余管理程度的变量。理论上，盈余管理可以通过操纵经营现金流量和应计利润两条途径来实现，但经营现金流量的可操控性不强，而应计利润项目相对弹性较大，因此盈余管理主要通过调整应计利润来实现，由于操纵各种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最为灵活和常见，数据也较容易取得，因而在实证中多以应计项目作为研究盈余管理的对象。根据修正的Jones模型，总应计利润即：
TAi，t=NIi，t-CFOi，t (1)
其中，TAi，t是i公司第t年的总应计利润。NIi，t是i公司第t年的净利润，CFOi，t是i公司第t年经营现金流量。所有变量经过t-1年末总资产标准化处理，以消除规模差异的影响。
1998年以前，上市公司提供的是财务状况变动表，不能从中直接获得经营现金流数据，经营现金流用间接法调整，计算公式为：
经营现金流量=净利润+固定资产折旧额+无形资产、递延资产及其他资产摊销额+固定资产净盘亏额+清理固定资产净损失+递延税款贷项+财务费用-投资收益-(流动资产增加额-货币资金增加额-短期投资增加额一年内到期助长期债券投资增加额)+(流动负债增加额-短期借款增加额-未付股利增加额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增加额)
上市公司非可操纵应计利润为：
本文使用1997-2002年与配股样本公司对应年度的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对(3)式进行OLS估计，估计过程对每个实施配股年度对应的公司融资前后各年相关数据进行一次。
(二)理论分析和假设
1.经营业绩与盈余管理。根据会计的持续经营假设，上市公司可能通过调整可操纵应计利润从将来转移一部分利润到股票发行前，融资前提高的可操纵应计利润，须通过融资后可操纵应计利润的转回来平衡。因此，提出假设：
Hl：上市公司配股融资前的盈余管理程度，与配股后的业绩负相关。
2.审计意见与盈余管理。有效的外部审计，能够通过出示不同的审计意见，对盈余管理起到一定监督作用。根据我国《独立审计准则第7号――审计报告》，审计意见一般分为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否定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四种类型。本文所指非标准审计意见，即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否定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Hirst(1994)证明了审计师对于盈余管理是敏感的，不论是通过调高收益的应计利润还是调低收益的应计利润，而且他们能够发现盈余操纵的管理动机。[11]Francis等(1999)发现，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审计师更可能向应计利润绝对值高的公司出具非标准的无保留意见报告。[12]
H2：盈余管理程度越高的上市公司，与融资后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正相关。
3.股权结构与盈余管理。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现象非常严重，问题主要表现为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La Porta等(1998)认为，控股股东可能以牺牲小股东利益为代价来追求自身利益。[13]李志文、宋衍蘅(2003)发现，在缺乏相应约束机制时，具有绝对控制权的大股东更有可能通过盈余操纵达到配股要求。[14]雷光勇、刘慧龙(2006)研究发现，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对上市公司的控制能力越强，上市公司正向操纵盈余的程度越大。[15]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多由大股东委派，行政力量往往高于市场力量，容易使管理者的决策以大股东利益为导向。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对公司控制的能力就越强，受到的制约就越少，从配股中获取利益的能力就越强，获取的收益也会越多，就更有动力促使上市公司获取SEO资格、提高股价，以筹集更多资金。故提出假设：
H3：股权集中度比例越高，上市公司配股融资前3年盈余管理的程度越高。
三、股权再融资盈余管理实证研究
(一)上市公司配股前后经营业绩
通过1997-2002年1次配股公司融资前3年、融资当年及融资后3年共7年的盈利能力对比(见表1)，ROE、ROA、EPS均存在程度不同的下滑趋势。融资当年T年可看作一个分界线，此前各项指标均表现良好，而之后3年则大幅下降。融资后指标值根本无法和配股前相比，说明配股并未使上市公司业绩有实质改观，股权再融资的效率并不高。
(二)配股公司可操纵应计利润分布特征
表4描述了上市公司配股前后7个年度TA、NDA与DA时间序列分布特征，对各变量均值和中位数的显著性分别进行了检验和符号秩检验。不难发现，从T-3到T年配股公司TA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均为正值，T-3、T-2年相应的t检验和Wilcoxon符号秩检验在统计上显著。而融资后的3个年度，配股公司的TA为负值，且T+2、T+3年相应的t检验和Wilcoxon符号秩检验在统计上显著。代表盈余管理程度的DA与总TA分布特征基本相同，从T-3到T年可操纵应计利润的均值(中位数)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均为正值，融资前3年在统计上显著地异于0，而融资后的DA则迅速下降，到第3年均值(中位数)下降到-0.0305(0.0262)。TA与DA的时间序列分布具有一致性，而NDA并没有表现出类似分布特征。
本文还按照某一年度配股的某上市公司，在行业、资产规模和盈利水平方面的特征，选择与其在该年度具有相似特征的匹配公司。同时，匹配公司是在选择当年及随后3年内未实施配股、增发或发行可转换债券的公司。表5列示了匹配公司应计利润时间序列分布，可见，只有T-3和T-1年的DA为正值，其他年度则为负值，盈余管理时间分布与配股公司不同。
(三)上市公司配股前后的非标准审计意见
由表6可见，上市公司配股前后的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有很大反差。融资前1年的比例仅为5.53%，而融资后第3年则高达13%。可见，盈余管理导致融资后经营业绩出现下降，会计师会对此进行了必要的关注。
(四)配股盈余管理相关性分析
盈余管理对提高经营业绩的作用通常是暂时性的，配股前的可操纵应计利润在配股后将发生逆转，通过考察配股前后应计利润与配股后业绩表现之间的关系，可以检验应计利润对上市公司配股后业绩下降的解释能力。通过研究配股当年和配股前3个年度的DA与配股后业绩的相关性，可以揭示配股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对配股后业绩变化造成的影响。同时，还可据非标审计意见类型，以判断会计师对盈余管理的关注程度。表7中DA31、DA0和DA13，分别表示T-3至T-1年合计、T年、T+1至T+3年合计的DA。从动态视角看，配股后第1年ROA、ROE、EBIT与DA31显著负相关；配股后第2年EPS、销售净利率、ROA、ROE、EBIT与DA31显著负相关；配股后第3年EPS、ROA、ROE、EBIT与DA31显著负相关。与DA31的情况截然相反的是，配股后3年EPS、ROA、ROE、EBIT、主营业务利润率、销售净利率和销售毛利率均与DA13显著正相关。同时，P值与DA31和DA13的关系分别表现为负相关、正相关。因此，配股融资前盈余管理相对突出。配股后经营业绩下降，可通过可操纵应计利润解释。
配股后第1-3年上市公司被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与DA31显著正相关，而与DA13显著负相关。说明审计意见能够揭示盈余管理。
配股后违规被查处，与DA31显著正相关，而与DA13显著负相关。这说明融资前实施盈余管理是有一定违规成本的。
其中，β0为截距，β1-β40 为系数，ε为残差。因变量DA有5个，包括融资当年和前3年各年的DA，以及前3年DA合计。为控制行业因素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将样本根据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设置了21个行业控制变量。为了控制年度因素，将样本公司设置1997-2002年年度控制变量。
解释变量资产负债率、股权集中度、国有股比例、募集资金规模、经营业绩指标P和托宾Q值，控制变量公司资产规模，均采用虚拟变量，对于高于中位数的指标取值为1，否则取0。模型都通过了自相关、序列相关等检验。各模型的F值都在0.01 以下水平显著，检验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各模型自变量VIF值都小于2。各模型的多重共线性的诊断表显示，条件数均在15以下，并且它们的特征值也不都接近0。同时，结合残差统计结果分析可知，模型均满足多元线性回归的假设条件。
从表8可见，各模型的回归情况并不理想，Adj-R2均比较小。融资前3年合计DA，与托宾Q值、T+3年非标准审计意见、资产规模正相关，与经营业绩、HY6(交通运输、仓储业)、HY17(石油、化学、塑胶、塑料)负相关。由此验证了假设H1，即上市公司融资后业绩下降，原因在于融资前的盈余管理。而HY6、HY17均为垄断行业，且自身盈利能力有保障，说明此类公司没有明显盈余管理冲动。
融资前T-3年DA，与T+2年非标准审计意见正相关，与HY6、HY9(社会服务业)负相关；融资前T-2年DA，与2000年和2001年实施融资、HY17负相关。说明2000年和2001年配股公司在T-2年盈余管理的程度不高；融资前T-1年DA，与T+3年非标准审计意见、募集资金规模、HY7正相关；与2000年和2001年实施融资负相关。一方面说明当年盈余管理程度越高，T+3年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越大，并且获取的募集资金规模也越大，这也是盈余管理目标实现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2000年和2001年配股公司在T-1年盈余管理的程度并不高，结合T-2年的情况，说明这两年实施配股的公司相对其他年度盈余管理的动机明显要弱，
从回归结果看，有3个模型都表明融资后非标准审计意见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这也验证了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假设，即非标准审计意见是揭示盈余管理的一种事后监督手段。
尽管从单一年度的回归结果看，经营业绩没有进入模型，但总体上，融资前3年的DA，与经营业绩是负相关。配股公司的DA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配股后的业绩下降，这与配股公司故意提升报告盈余的机会主义行为是一致的。上市公司配股前通过调整应计利润提升了报告盈余，配股后的净利润将受到新的应计利润影响，因此DA的逆转是导致配股后净利润下降的重要原因。上市公司配股后的业绩滑坡也表明公司本身缺乏核心能力和运营效率，上市公司不惜采用盈余管理手段努力获得配股资格，而没有致力于提高公司资本配置效率和企业价值。但反映公司市场价值的托宾Q值，与融资前3年DA正相关，
反映股权结构的变量股权集中度和国有股比例，均未进入各回归模型，说明它们与DA关系并不显著。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配股前3个年度和配股当年存在系统的盈余管理行为，影响了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并导致配股后上市公司业绩出现下降。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表现在时间坐标轴上带有显著离散性，具有明显的时间特征，多集中于SEO前时点上。我国上市公司SEO具有明显的不规范性，在本文研究中体现为盈余管理行为的普遍性，市场法规的负面作用和不稳定性。盈余管理行为与市场法规紧密相连且呈互动关系，股权再融资政策的“门槛”客观上增强了盈余管理的动机。(2)盈余管理导致融资后经营业绩出现下降，会计师对此进行了必要的关注，说明融资后的审计意见报告是有一定质量的。但相对而言，对于融资前发生的盈余管理行为，会计师的事前关注程度并不够。
本文据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改革现有再融资政策。首先，目前再融资政策及相关法律简单死板，给上市公司的融资提供的创新空间很小，市场呼唤再融资制度的根本性改变。而强调再融资创新，也非一味地为融资而融资，关键要形成一种良性机制，使真正需要资金并能有效使用的公司拿到钱。其次，根据证券市场发育程度和市场信息不对称情况，将发行审核制度、定价制度、信息披露制度有机结合起来，促进证券发行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监管部门应加强对上市公司可行性论证报告的客观性和准确性进行审查和评估。建立综合业绩评价指标来确认再融资资格，除ROE外，考虑引入每股经营现金流、净利润或EVA等指标。
第二，加大对上市公司利用盈余管理实施股权再融资行为的监管力度，加强对会计师等中介机构的执业质量的检查，进一步鼓励和发挥会计师等市场中介机构的作用，同时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惩罚措施，以遏制和杜绝盈余管理行为对证券市场正常秩序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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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 Study of Listed Company Seasoned Equity Offerings Earnings Management
LIU Yu
(Post-doctoral Station of application economy 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
Abstract：Using a cross-section corrected Jones model，an empirical study shows that there was system earning management of China’s domestic listed companies conducted right-issue before rights issue during 1997 to2002.It influenced capital allocation efficency of listed companies，and made operating performance disappoint. This paper found that the decrease of operating profit of companies conducted right-issu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discretionary accruals ，and unstandarded auditing of listed companie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discretionary accruals.
第6篇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 近年来，国外关于资本市场驱动盈余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股票市场驱动盈余管理的高发时期中未预期的应计行为。研究主要包括4个方面：（1）管理层收购（MBO）前的盈余管理。Perry和Williams（1994）研究结果表明，在买入全部股票之前，未预期应计项目的确认主要是减少公司收益。（2）股票发行前的盈余管理。研究表明：在出售权益（Teoh，welch和wong，1998a）向公众发售股票（Teoh，welch，和wong，1998b ；Teoh，welch和 Rao，1998）和换股收购之前（Erickson和Wang，1998），公司往往利用未预期应计项目来增加报告收益。（3）迎合预测的盈余管理。
Burgstahle和Eames（1998）发现管理当局为了避免报告盈余低于分析师的预测而采取一些行动调高盈余。（4）机构投资者与盈余管理。Bushee（1998）指出，当公司股权大部分被短期炒作型机构持有，且有价证券周转率高时，公司会通过削减研发费用来虚增利润，即存在盈余管理。
（二）国内研究 陈信元（2008）研究后，得出一个结论：从我国的A股市场里对于公司的地区差异的统计结果来看，东西部在分布上是有区别的。刘云（2010）指出，长期以来因为西部地区公司自身的健康情况不太好，甚至还存在着和其他地域企业相类似的情况，也就是说在中国特殊的制度下，要进行IPO，大部分的国有企业之前大多背负着巨大的社会服务体系，依靠股份制的改革而整体上市，其结果必然是资产利润率过低，加之新股发行额度的限制。刘星（2009）的研究表明：使得大部分的上市公司选择“主体上市，原企业改为母公司模式”，也就是集团公司作为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集团公司将资产的一部分抽出来，建立一个虚拟的股份公司，并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会计主体。吴云（2011）则认为，源于上市公司的多元复合架构，致使其向公众披露的合并会计报表包含了母公司、子公司、以及其他合营公司及共同控制等种种企业的经济情况。因此，上市公司可以通过诸如商品交易、资产的转让、提供劳务等方式，在相关联的企业间采取非实质性的转移交易，目的是对IPO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粉饰。然而，因为西部公司较之于其他地区公司还残存着其他诸多问题，所以如果要上市发行股票融资，就需要比其他地区的企业有更加强烈的动机，包装和管理对它的盈余信息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基于我国制度背景中新股发行政策、西部公司现状，提出以下假设：
Hl：IPO过程中，中国A股上市公司存在盈余管理行为
H2：中国A股上市公司在IPO过程中，主要通过对应收账款的调整来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
H3：中国A股上市公司在IPO过程中，西部公司相对于非西部公司的盈余管理现象更为严重
提出这一假设的原因是，从西部公司历史与现状中看出，存在储蓄总量不足，自身资金积累能力差，证券市场融资能力弱，资金大量外流，导入民间资本阻碍多等问题，而与此对应的东部公司则相对不突出。进而，2001年开始我国股票发行核准制改变了过去由政府部门预先制定计划，推荐和选择企业的行政本位。这种变化使得本来就相对弱小的西部公司可能失去了原来制度下所理所当然获得的上市名额。所以，假设面对存在和面对这些问题的西部准上市公司在IPO过程中的盈余管理现象更为严重。
（二）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中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CSMAR（中国资本市场会计研究）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的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以及上市后各年度的年度报告数据。上市公司2005年的年报数据是本文研究所取得的最近数据。本文中选取2009年起作为研究起点。且假设首次公开募股年份（2009年和2010年）为第0年，并以此为基点倒计（-1、-2、-3年）和顺计（1、2、3年）IPO前后年份。这样选取的原因主要是为使实行分析研究可靠，需要有一定长度期间的数据观察样本IPO后的情况。本文选取的样本IPO前后的观察期间长度为3年。在研究过程中本文需要大量使用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的数据，故其数据的质量关系到研究的准确性。我国于1998年1月1日起要求企业编制现金流量表，故以1998年开始的研究期间各上市公司的现金流量数据可直接获得，较为准确，利于研究。
（三）研究模型 从文献来看，可以衡量盈余管理程度的指标有两个：应计利润总额和可操纵利性应计利润总额。由此，本文使用以下模型：Jenes模型、修正的Jones模型等。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根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范围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故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将上述地区的上市公司为“西部公司”，而将非上述地区的上市公司为“非西部公司”。表1列示了2009～2010年在我国A股市场上市的150家公司根据地区分布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这150家新上市公司中，非西部公司数量是西部公司数量的4倍。因此表明了西部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在公司数量上出于弱势，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没直接地能被准上市公司利用。
来作为样本收益表现的指标。这是参照Aharony，Lee and Wong（1997）对于包括1992至1995年共83家发行B股和H股的国有企业的样本的盈余管理的研究所使 用的ROA计算方法，即在计算总资产时扣除现金资产。其理由是在Aharony，Lee and Wong（1997）的研究中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第n年的现金资产与IPO收入现金的比率中位数始终在较高的水平，若直接使用包括未使用的IPO现金收入，不能准确地反映资产回报率。最理想的做法是扣除未使用的IPO现金收入，但是这类数据无法取得，于是就使用扣除所有现金资产后的总资产作为经营性资产的指标。
从整体样本来看，上市公司IPO前后年度呈现以IPO前一年为峰顶的倒V字形。这点不符合Aharony，Lee and Wong（1997）的研究结论，即上市公司IPO前后年度呈现以IPO当年为峰顶的倒V字形，但基本符合林舒，魏明海（2000）的对于中国A股IPO公司的研究结论，即IPO公司的收益表现在IPO当年前达到最高，然后从IPO当年开始持续下降。
（三）西部公司与非西部公司IPO前后的收益表现 在本文中，使用与上述相同的方法计算和比较西部公司和非西部公司IPO前后年度的收益表现。观察发现西部与非西部公司呈现与整体样本相似的收益表现形态，即无论是西部公司还是非西部公司的收益表现都在IPO前后年度呈现以IPO前一年为峰顶的倒v字形。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IPO前年度和包括IPO年度——连续4年的时间里，西部公司的收益表现绝对数高于非西部公司。另外，在IPO后年度的时期内，西部公司的资产收益率的下滑幅度也明显大于非西部公司的资产收益率，且逐渐绝对数低于非西部公司。
（四）在修正的Jones模型下对样本整体公司分析与检验 在此部分中，本文利用修正的Jones模型来检验我国A股上市公司IPO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但是，在中国资本市场中A股的上市公司IPO前后年份长度过于短——其上市前的财务数据只被披露三年，因此，无法直接使用Jones模型或者是修正的Jones模型来进行较准确地预测IPO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作为退而求其次的方法，利用修正的Jones模型中得到的残差作为操纵应计利润的替代指标。其中的原理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样，修正的Jones模型回归后的残差是回归方程的随机变量，平均值为0。若其中位数不等于0，则表明存在所谓的操纵性应计利润，也就是说样本公司存在盈余管理的行为，见表3。
根据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的西部样本公司历年操纵应计利润总值的描述性统计。表6表明，整体样本IPO公司在第-2、-1和基点0年操纵应计利润的平均值为0；中位数分别为0.024、0.020和0.024，都大于0。根据前文的指标替代前提，表明西部样本IPO公司存在所谓的操纵性应计利润，即西部样本公司存在盈余管理的行为。
五、结论
从我国的《公司法》和《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来看，IPO公司与证券监管部门之间的关系符合契约理论中契约关系的甲乙双方，即作为IPO公司一方中的管理人员是人，而证券监管部门是委托人；前者掌握上市公司的盈利等真实情况，而后者不掌握这些真实信息，形成信息不对称的现状。因此，IPO公司的管理人员具有强烈的动机，利用这契约的不完备和信息的不对称，以盈余管理和财务包装的方式达到上市融资金额的最大化。上述研究检验和实证结果表明：
（1）在IPO样本期间（2001、2002年作为IPO第0年的前后3年）中，把调整的总资产回报率，即作为收益表现的指标。结果显示，样本整体的IPO公司在上市（0年）前3年（-3、-2、-1年）的ROAt均大于上市（0年）后的每年，并于上市前第1年（-1年）达到最大值，随后逐年下降；在对样本整体的分类研究中，非西部公司和西部公司均和样本整体类相似的形态。其中，西部公司0年前的收益表现均高于非西部公司，且在0年后，前者逐年下降的幅度均大于后者。
（2）在对样本公司总体应计利润、应收账款和经营活动现金流变化的研究中，结果显示，在上市后第1年样本公司的应收账款会具显著性的下降；总体应计利润变化（DTACt）均为负值，而且在-1年和+2、+3年相对于上市当年的差异存在显著性；经营活动现金流变化（DOCFt）在上市前第1年显著为正。上述结果说明，上市公司在IPO当年通过增加应计项目来调整盈余数字，达到增加收益的目的，而调节应收账款是主要手段。在对样本整体的分类研究中，非西部公司和西部公司均和样本整体类相似的形态。其中，西部公司与非西部公司相比，前者在各项目中变化的程度比后者大。
（3）在对样本整体公司作修正的Jones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时，作为操纵应计利润项目代替的指标显示，残差的中位数不为0，说明样本整体公司存在盈余管理的行为；在对样本整体的分类研究中，西部公司和样本整体类相似的结果。综上所述，本文的3个假设成立。本文研究表明，企业综合实力较弱的西部地区比综合实力较强的非西部公司存在较强的盈余管理的动机。这一发现对我国资本市场中利益相关方具有一定启示。
从证券监管部门的角度来说，首先，应该扩充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的指标要求，不仅考察是否连续3年达到正净利润，还应加入现金流的要求地综合考量。其次，应加大上市公司提供虚假信息的处罚力度，以增加IPO公司的违规成本。最后，要对西部公司IPO谨慎，不能受到行政和财政方面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下急功近利的“推一把”行为。
从上市公司财务审计的角度来说，应当明确作为注册会计师的任务和职责，即在独立审计制度下，为降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上市公司管理层提供的盈余信息作约束性地考量。因此，首先，建立独立性的机制和思维并有效实施。我国外部审计业务开展以来往往不能杜绝与被审计企业的非独立关系。其次，学习并利用在刚性财务规则下软性的审计策略以达到向外部使用者明确盈余信息意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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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
【关键词】 会计准则； 上市公司； 盈余管理
一、盈余管理的定义
对盈余管理的定义，不管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我国，都还没有一致的定义。本文对盈余管理的观点是：盈余管理是一种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及会计准则的前提下，企业管理当局利用会计（会计政策变更等）或非会计手段（安排交易），利用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的漏洞或未涉及的领域（因为会计准则具有滞后性）以及会计原则的可选择性，凭借一定的职业判断，有目的地选择更有利于企业的会计处理方法，对财务报告中有关盈余信息披露或辅助信息进行管理、最终导致财务报告没有公允地反映出企业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行为。其目的是误导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影响那些基于会计数据的契约，最终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或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
二、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和主要手段
（一）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
在我国资本市场上，诱发上市公司过度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是：应付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为了证券的公开发行及提高发行价格，后续再融资动机；防亏及保牌动机；炒作股票、提升公司形象动机；管理人员追求高额报酬动机。
在我国，企业上市的资格是一个稀缺资源，需求远远大于供给，只有少数企业能够得到发行股票的资格。股票上市的定价是和企业每股收益相挂钩的，也就是说企业的每股收益越高，股票的定价也就越高，也可以筹集到更多的资金。这就促使企业为了能够上市并达到一个较高的发行价格产生对盈余进行管理的强烈动机。当公司上市后，为了维持上市资格，在连续的三年中，只要有一年不是亏损的，即可保住上市公司的“壳”资源，盈余管理的空间比较大。税收动机也是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一个特殊的动机，尤其是我国税收优惠政策比较多的情形下，管理当局为达到避税的目的，更有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现在已有许多上市公司为高级管理人员提供高额奖金或认股权证，以激励其努力工作，创造业绩，实现公司目标，而用来反映经营业绩的会计盈余信息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有的管理当局为贪图巨额报酬,并为保住职位或升迁，则希望通过管理而使公司的盈利能达到预定目标。另外，隐性报酬与公司业绩呈正相关，而评价高管人员业绩的重要依据是会计盈余，故在隐性报酬的驱动下，上市公司管理当局也有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
（二）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
1.利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我国上市公司大部分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国企将其优质资产剥离出来，包装上市，原企业改造成母公司集团。许多上市公司的关联方交易采取了协议定价的原则，定价的高低完全取决于上市公司的需要，使得利润在母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转移。利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其实质是通过合法不合理的方式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将关联交易产生的利润向上市公司转移，而亏损则转出上市公司。其主要方法有关联购销，费用负担转移，租赁经营，资产转让，托管经营等。
2.利用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进行盈余管理。会计准则提供了企业在一定范围内选择会计政策和估计的权利以便能够更好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但变更的影响要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说明。因此有部分公司巧妙的运用了会计准则和制度的灵活性，通过会计政策和估计变更达到管理盈余的目的。
3.利用合并会计报表范围的变动。上市公司通过年度之间收购或出售等手段，增加新的子公司或减少原有的子公司，从而改变合并会计报表年报编报的合并范围，操纵公司当年或以后年度的合并利润表，为实现盈余管理大开方便之门。一些亏损的或盈利能力差的上市公司往往通过持股比例变化的手法，来改变合并报表的范围从而操纵盈余。通常的做法是在原合并范围的基础上减少一些亏损的或盈利能力差的子公司，或者增加一些盈利能力好的子公司，从而提升合并利润。
4.利用长期投资核算方法的变更。《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当投资企业占被投资企业权益的20%以上并对被投资企业有重大影响时，应采用权益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否则只能采用成本法核算。按照成本法核算和按照和权益法核算的投资收益存在很大差异，有些上市公司出于调节利润的需要，利用对“重大影响”原则性规定上的模糊性，在变更股权投资核算方法上做文章。
5.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界定ST上市公司是否退市时，仅着眼于其是否盈利，而不考虑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因此，作为企业利润总额的组成部分，非经常性损益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质，往往成为企业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在扭亏公司、微利公司中普遍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调节利润，这一现象也早就被一些实证研究所证明。
6.利用收入、费用的确认进行盈余管理。我国会计采用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进行会计核算，因此企业可以通过收入费用的确认来进行盈余管理。当企业当年效益很好时，为了对以后年度的利润有个确定的保证或者预期利润会下降，企业会采取递延确认收入，当以后期间才确认。这样可以平滑公司的利润，给市场一个稳定的趋势，可能让投资者认为企业发展良好，高估本期收益。相反的，企业业绩下降时，达不到相关政策的既定水平，因此可能会采取提前确认收入，以满足当期利益需求。与此相对应的就是费用的推迟确认和提前确认。
7.利用资产重组进行盈余管理。资产重组最初的目的是使企业优化资产结构、完成产业调整、实现战略转移等目的而实施的资产置换或股权转让等行为。资产重组具有使上市公司一夜之间扭亏为盈的神奇功效，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利用时间差，如在会计年度即将结束前进行重大资产买卖或股权置换重组，确认暴利；二是不等价交换，即借助关联交易，在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之间进行“以垃圾换黄金”的利润转移。
8.改变应计项目的确认时间和确认金额。权责发生制的会计原则赋予了会计人员在一定程度上主观界定应收、应付、待摊项目确认时间和金额的权利。在应计制下，预计一些损失或多摊销一些费用往往被认为是谨慎原则的结果，并不会引起外部信息使用者的注意。有些公司利用待摊项目达到隐瞒费用、虚增利润的目的。
三、现行会计准则与盈余管理
（一）会计准则与盈余管理的关系
会计准则从产生开始就肩负起了抑制盈余管理的使命。但是，由于它本身固有的特点，会计准则并不能将盈余管理完全抑制住。
会计准则是规范指导会计实务的。在一般情况下，会计实践的发展和新经济行为的出现都要快于会计准则的制定，在准则制定滞后的这个期间，企业可以有很长的自我判断和认定阶段来进行盈余管理。作为会计确认、计量的基础，准则规定的是权责发生制，因此在会计处理方法上就会产生预提、待摊、递延和分配等，将各个期间的收入与费用、收益与损失相配比。这样做的目的是更加准确地计量损益，真实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但是在确认和计量的过程中，就需要会计人员的自我判定、认定，在这个判断认定过程中，也就为盈余管理提供了空间。
会计准则是规范财务会计信息披露的，投资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要对一个企业进行评估，对会计信息的需求是必不可少的，会计信息很可能左右投资者的决策，使资本流向不同的地方。因此会计准则是各个经济利益相关方和准则制定者之间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利益各方的一个折中，因此在处理事务中，既有限制死的，但是同时也给各个企业有自我选择的机会，毕竟各个企业所处的行业，面临的环境条件不同，准则制定者不可能将所有面临的情况一一想到，也不可能将所有情况全部用准则规范。因此企业有根据自身所处的环境，在一个既定的大规则下，为了更好的反应企业的经济状况和经营成果，可以选择不同的处理方法。由于企业拥有这个选择权，因此就给盈余管理提供了操作的可能性。
盈余管理是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及会计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利用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漏洞或者可选择性以达到目的。因此会计准则天生为盈余管理创造了条件和方法，但是盈余管理和反作用也促进了会计准则的制订和完善。盈余管理的大量出现，导致资本配置不合理，产生不良的经济后果，使投资者对市场丧失信心，促使准则的制订者会重新考虑准则的制订和修改，重新达到一个均衡的水平。
可见，会计准则和盈余管理其实是相互作用的。现行会计准则对于会计中的计量，确认，披露和对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产生了巨大的改变，对盈余管理手段也会产生变化。既有抑制的一面，同时也会产生新的方法，因为盈余管理不可能完全消除。
（二）现行会计准则对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
现行会计准则主要是在会计估计和会计政策的选择项目上压缩了企业的选择空间范围，如在合并报表、资产减值、存货发出计价等方面的规定更加严格，从而规范和控制了企业对利润的人为操纵、粉饰经营业绩等行为，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本文将从会计的确认，计量，披露和对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等方面讨论现行会计准则对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
1.在会计的确认方面，以往，亏损企业可以通过控股合并以达到扭亏为盈的局面，在现行会计准则中，明确规定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按照账面价值计量，不再按照公允价值进行调整，也不形成商誉，合并对价与合并中取得的净资产份额的差额调整权益项目；在编制合并利润表时，被合并方在合并以前实现的净利润在利润表中单列一项反映。
2.在会计计量方面，如在存货发出计价的方法中，取消了后进先出法，使上市公司的存货流转得以客观的历史成本计量。存货发出计价方法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到当期费用的高低，进而对利润产生明显的影响。以往企业通过变更对存货的计价方法就可以达到调节当期利润水平的目的，新规定使上市公司利用存货计价方法进行盈余管理的途径被彻底堵死。如在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中，以往通过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来进行盈余管理，为我国一些上市公司经常使用的重要手段之一，按照新的会计准则的规定，对长期资产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不能转回，只能在处置相关资产后，再进行会计处理；对于资产减值的情况，现行会计准则中要求进行披露以防止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和不能清楚了解公司情况，这样，一些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将大大缩小。
3.在会计信息披露方面，力图减少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误导，帮助投资者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对信息披露要求的加强体现在各个具体准则中。
在《企业会计准则第35号―分部报告》中，要求企业应当区分主要报告形式和次要报告形式披露分部信息，要求企业根据业务的性质，将其中的一种分部方式作为主要报告形式，另一种分部方式作为次要报告形式，不同的报告形式，所披露内容有所不同，目的是使投资者重点了解公司的情况。
在《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中，要求加大关联交易的披露。要求以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判断是否为关联方关系，而不仅是法律形式；财务报表披露应根据一方对另一方实质上的直接或间接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关系，或根据两方或多方实质上同受另一方控制关系确认关联方，并且规定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必须披露企业集团成员之间的交易和分别按关联方类别披露集团内部的关联方关系及交易金额。总的来说，新准则不仅加大了关联交易披露的范围和内容，而且将以往较为概括的要求明确化和具体化，增强了关联交易的透明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上市公司通过关联方交易进行盈余管理的不当行为。
在《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中，规定凡是母公司所能控制的子公司都要纳入合并报表范围，而不以股权比例作为衡量标准。合并财务报表的种类不仅包括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利润表和合并利润分配表，而且还包括合并现金流量表、合并所有者权益增减变动表和附注三个部分，其中对合并现金流量表编制的规定及时有效地填补了现行实务当中的理论空白。剔除了企业通过分离手段，将经营业绩不好的子公司减少持股比例，而将其从合并范围中剔除或者是提高盈余公司的持股比例，将高盈利公司纳入合并范围最终达到增加企业利润的目的。并且新准则也在信息披露方面进行了规定，如“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原子公司，说明原子公司的名称、注册地、业务性质、母公司的持股比例和表决权比例，本期不再成为子公司的原因，其在处置日和上一会计期间资产负债表日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金额以及本期期初至处置日的收入、费用和利润的金额”。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上市公司通过整体出售或者减持股份的方式，将原来列在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排除在当年合并报表范围外的盈余管理行为。
4.在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方面提出了新的标准。会计信息的处理很大程度上需要会计人员的专业判断。现行会计准则对会计人员的整体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在《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准则中,递延所得税资产可确认上限的判断和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的判断；《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准则中，无形资产摊销方法和摊销年限的确定；《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用》准则中，一般借款利息支出的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等，这些都需要会计人员具有较高的专业能力和较强的业务素质。因此，新准则的实施对会计人员的专业能力和业务素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迫使会计人员进一步加强专业知识学习，以不断增强其业务判断及业务处理能力；另外，还要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从思想上遏制利用各种手段操纵会计信息、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做法，以提升会计信息的质量。
（三）现行会计准则下盈余管理的新空间
1.在会计确认方面，首先对无形资产进行了新的确认，新准则将公司内部的研发费用分为两个阶段处理：研究阶段的支出于发生当期直接计入损益；开发阶段的支出只要符合准则规定的条件就可予以资本化。但是一个企业的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时点企业可以进行人为的控制，开发阶段符合条件的支出是相对模糊的、不容易区分的，并且企业的研究相对披露的信息较少，外部信息需求者掌握的内容较少。这个资产的确认给了公司很大的操作空间，当企业需提高业绩时，提高资本化支出；当需要降低业绩时，只需增加费用化支出。上市公司可以通过研发费用是否进入无形资产成本中，来控制企业的费用，以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同时对于无形资产的摊销方法、摊销年限也具有可选择性，并且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不予摊销。这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上市公司利用无形资产摊销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空间。
其次是扩大了借款费用资本化的资产范围和借款范围，现行会计准则规定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是指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购建或生产活动才能达到预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的资产，这就意味着可以资本化的资产不仅包括固定资产，还包括需要相当长时间才可达到销售状态的存货和投资性房地产等，更为宽泛的资本化条件给上市公司带了更大的盈余管理空间。
2.在会计计量方面，首先是有条件地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新准则在投资性房地产、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易等方面都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计量可以较真实的反应企业当前的活动，但是我国的资本市场不够发达，市场不够完善，对于公允价值的确认还存在问题，因此上市公司可能不当使用公允价值，以达到盈余管理目的。
其次是固定资产仍然是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经常使用的一个科目。虽然现行会计准则规定企业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损失不允许转回，但在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折旧方法和预计净残值等方面还是可以进行会计估计变更的。当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及预计净残值和原先估计数有差异，应当予以调整。上市公司的固定资产价值一般较大，只要有证据证明其使用寿命和净残值与估计数有差异，就可以通过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简单地改变当期或者以后期间的折旧费用，达到企业盈余管理的目的。
3.在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方面，现行会计准则对会计人员的职业素质要求提高了，但同时留给职业人员判断的空间也增加了。如对商业性质的判断，无形资产中，研发费用的资本化支出和费用化支出的判断，对于收入、费用等的一个相应判断，都需要会计人员作出决定，如费用的递延和提前确认。根据权责发生制原则规定要求当期的收入与其相关费用应相互配比，然而现实中费用的受益期很难确定，费用如何在各个会计期间分配及分配多少需要一定的主观判断，上市公司管理层正是利用这一点，进行盈余管理。
由上述分析可知，现行会计准则在相当程度上从会计的确认，计量，披露和职业判断中缩小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选择空间，限制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可能，但同时也在会计确认、计量和所需要从业人员职业判断的另一些方面给上市公司留下了盈余管理的余地，甚至扩大了上市公司管理当局的操作空间。从另外角度来看，只要会计准则为企业留有职业判断和估计的空间，那么盈余管理作为准则制订者和执行者之间的动态博弈就不可避免。
四、政策建议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盈余管理是不可能消灭的，适度的盈余管理可以让各方都得到利益，但是过度的盈余管理行为造成的后果却是严重的，在我国现有的情况下，应防止过度盈余管理行为的负面影响。根据本文的研究分析，特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供参考。
一是加强会计信息的披露。从盈余管理的手段中分析，不管企业怎么进行操纵，都会在会计的确认、计量和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中进行，因此应加强这些方面的披露，并且各方利益相关者也应重点关注这些信息。
二是改革、完善我国的监管制度。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上市资格、维持资格都和会计盈余有着莫大的关系，因此企业为了这些利益，就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为了消除潜在的诱发公司盈余管理的政策因素，就必须继续推进监管政策的市场化改革，对相关法规制度加以修改和完善，引入更多的评估机制，以弱化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加快股票发行制度的市场化进程。
三是继续完善会计准则，提高会计准则质量。会计准则是制约盈余管理的最为关键的因素，应该继续完善会计准则，提高会计准则的质量。在现阶段，完善我国会计准则的指导思想应该放在压缩会计准则留下的自由空间，最大程度地减少公司管理层的会计估计和职业判断；要尽量减少会计准则中的模糊性语言和概念，减少会计准则中可供选择的会计程序和方法，以缩小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范围；要着重研究被利用来进行盈余管理的项目及其案例，总结出其一般规律，并借鉴国内外学者对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的成果，对已颁布的会计准则不断进行修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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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
[关键词]公司治理；风险承担；上市银行AnEmpiricalStudyoftheInfluenceofCorporateGovernanceupontheRiskofCommercialBankofChinaWA_NGXiao-feng，WUCong—gen(SchoolofFinance，NortheastUniversityofFinance，Delian，Liaoning116025，China)Abstract：Onthebasisofannualdataof14Chinesemarketingbanksfrom2001to2010，thisarticlepidesChina’soperatingbanksintothreecategories，namelybankswithshareholdingsystems，state—ownedbanksandmunicipalcommercialbanks，whilethebank—ingriskintocreditrisk，liquidityriskandmarketrisk．Aimingtoestablishpanelmodel，itavailsoftheEview6softwaretoofferanempiricalanalysisoftheinfluenceofcompanygovernanceupontheriskofChina’smarketingbanks．Theresultshowsthattheexecu—rivepaypresentsanegativecorrelationwithbankingcreditrisk，marketingriskandliquidityrisk；andthatthehighertheexecutivepaythelessthebankingrisk；andthat，forshareholdingbanksandmunicipalcommercialbanks，theconcentrationratioofstockrightspresentsanegativecorrelationtobankingcreditrisk，sothehighertheconcentrationratio，thelessthecreditrisk；andthatforthestate—ownedbanks，theconcentrationratioofstockrightspresentsapositiverelationtobankingrisk，sothehighertheconcentra—tlonratiothehigherthebankingrisk；andthatitisthesamecasewithanalysisofscopeofboardofdirectorsandtherisk—takingofthebanks，sofortheshare-holdingbanks，thescopeoftheboardofdirectorsisnegativelyrelatedtomarketingrisk，thenthebiggerboardofdirectors，thelessthemarketingrisk；andthatforthestate—ownedbanks，thescopeofboardofdirectorsispositivelyrelatedtomarketingrisk，sothebiggertheboardandgreatertherisk；andthatforthemunicipalcommercialbanks，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scopeoftheboardofdirectorsandthemarketingriskisnotclearlyrevealed．Keywords：corporategovernance；risk-taking；marketingbank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是贷款机构向次级贷款者贷款产生的巨大信用风险。当这些次级贷款者不能按时还款时，贷款机构就会破产。银行内部治理机制对次贷危机负有很大的责任。2001年4月里昂亚洲证券公司在“新兴市场公司治理”研究报告中指出，在过去的5年中新兴市场的前100大股报2011年第6期王晓枫，等：公司治理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影响的实证研究不力，也会使得银行风险加大。
从集体决策理论出发，由于受到集体成员之间的个人判断能力，信息处理能力的差异性，集体成员之间存在多元化思想，而且他们之间还会存在很高的沟通成本，以致集体决策的最终结果是一个反应各个集体成员之间多元化思想的“折中和妥协”。董事会规模较大的银行，由于人数众多，很容易造成沟通和协调苦难，往往董事会的一些决策都是“折中和妥协”的结果，造成银行效率低下，银行风险升高。
独立董事比例是指董事会中独立董事人数与董事会人数的比。独立董事一般情况下是相关行业的专家和学者，而且和公司没有关联关系。一般董事会成员是有全体股东选举产生，大股东的投票权高于小股东的投票权，从一定的意义上讲，董事会代表的是公司大股东的权益，中小股东的利益得不到很好保护。独立董事的引入可以平衡董事会各种利益关系，保持董事会的独立性，使得董事会能够更好的发挥监督作用，从而降低银行风险。独立董事既不代表大股东的利益也不代表小股东的利益，从而更能公正的对待每一项投资决策，对投资者而言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降低银行风险。
(三)经理层结构与银行风险现代公司实行的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组织模式，管理层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的实施。
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所有者只能在事后了解公司的真实经营情况，当股东目标和管理层目标不一致时，就会给公司带来风险，损害股东的权益。激励机制可以解决这一委托问题，激励机制包括薪酬制和持股制。
高管薪酬将公司的经营成果和经理层的利益绑定在一起，从而使得经理层的利益和公司的总体价值趋于一致。即实现了公司经营目标，个人收益目标也能实现。高管薪酬激励模式使得经理层有动力努力经营银行，为银行创造更多的利润，降低银行风险。但是固定式的薪酬激励机制让经理层变得“懒惰”，因为一旦经理层薪酬固定，做好或者不好都没有什么影响。由于信息不对称或者信息获得成本过高等原因，所有者不能立刻发现经理层的行为，银行经营会偏离目标。现在流行的薪酬机制是固定基本工资+绩效奖金的形式，这种激励对于经理层或者是银行来说，都能获益。银行通过这个激励方式能实现整体目标，经理层可以通过努力经营获得高额收益。
高管持股是让经理层持有部分股权或是让经理层拥有股票期权。高管持股使得经理层变成了银行的所有者，不再仅仅负责经营而已。经理层代表的全体股东(包括经理层)，银行的任何风险都是他们自己的风险。从而经理层在经营的过程中更加注意风险管理与风险控制。从理论讲如果让经理层全部持股，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就是一致的，就不会出现委托问题。现代公司设定的机制是让经理层持有少数股权，将经理层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绑定在一起。通过高管持股的形式使得银行减少了委托问题，可以降低银行风险。
三、公司治理与银行风险的实证分析(一)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在2000年以前，我国只有深圳发展银行(1991)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1999)上市，到目前为止我国总共也只有16家银行上市，且大部分都是在2007年才上市。从上市的时间表可以看出：我国首先上市的是股份制商业银行，接着是国有银行，再次是城市商业银行，而且在2007年7家银行扎堆上市。本文将利用2001年一2010年间的14家上市银行的面板数据，建立PanelData模型，将上市银行分为股份制银行、国有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分别建立模型，研究公司治理结构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由于农业银行和光大银行2010年才上市，数据较少，将不对其进行分析。本文数据来源：Wind金融数据库、Reset数据库和各银行2001年一2010年度财务报表。
变量说明袁
本文研究的是我国上市银行公司治理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银行风险是被解释变量，公司治理是75011年第6期王晓枫，等：公司治理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影响的实证研究根据方程(1)，针对不同类型的银行的不同风险分别研究，本文利用我国上市银行2001年一201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Eviews6．0进行实证分析，对面板数据进行了相关的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并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果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如下：首先就股份制银行公司治理与银行风险的模型来说，以信用风险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该模型通过了检验，高管薪酬、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比例与信用风险显著负相关，董事会规模与信用风险正相关。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前3名高管薪酬越高，股权集中度越高，独立董事比例越高，董事会规模越小，银行的信用风险越小。以市场风险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该模型通过了检验，高管薪酬、股权集中度、董事会规模与银行的市场风险负相关，独立董事比例与银行市场风险正相关。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前3名高管的薪酬越高，股权集中度越高，董事会规模越大，独立董事比例越小，银行的市场风险越小。以银行流动性风险作为被解释量的估计结果，该模型通过检验，统计结果显著，高管薪酬与银行流动性风险正相关。由此我们知道，前3名高管的薪酬越高，银行流动性风险越大。
股份制银行风险承担实证模型统计结果注：***表示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表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表示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P值。
其次我们就国有银行公司治理与银行风险的模型来说，以银行信用风险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见表4)，该模型通过了检验，统计结果显著，高管薪酬与国有银行信用风险显著正相关，表明前3名高管薪酬越高，国有银行信用风险越高。从激励机制来说，这个结果与理论上不一致。事实上由于国有银行近年来不良贷款率不断下降，而国有银行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也不断降低高管的薪酬，从而在统计结果上表现出显著正相关。以银行市场风险作为被解释量的估计结果通过了检验，统计结果显著，股权集中度和董事会规模与市场风险正相关，独立董事比例与银行市场风险负相关。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股权集中度越高，市场风险越大，董事会规模越大，市场风险越大，独立董事比例越大，市场风险越小。以银行流动性风险作为被解释量的估计结果通过了检验，统计结果显著，高管薪酬与银行流动性风险负相关。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前3名高管的薪酬越高，银行流动性风险越小。
最后，我们就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与银行风险模型来说，以信用风险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见表5)，该模型通过了检验，统计结果显著，高管薪酬和股权集中度与银行信用风险负相关，董事会规模与银行信用风险正相关。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前3名高管薪酬越高，股权集中度越高，银行信用风险越小，而董事会规模越大，独立董事比例越高，银行信用风险越大。以银行市场风险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通过了检验，统计结果显著，股权集中度和独立董事比例与银行市场风险正相关。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股权集中度越大，独立董事比例越高，银行市场风险越大。以银行流动性风险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通过了检验，统计结果显著，高管薪酬和董事会规模与银行流动性风险负相关，独立董事比例与银行流动性风险正相关。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高管薪酬越低，银行流动风险高，董事会规模越小，银行流动性风险越大，独立董事比例越小，银行流动性风险越小。
77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6卷解释变量。根据实证研究的需要，选取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作为银行风险的指标；选取股权集中度、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和前3名高管薪酬总额作为公司治理的指标。这些变量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了反应了银行风险和公司治理的内涵(见表1)。
(二)建立模型与实证分析
基于我国银行上市时间的分布和不同类型的银行，利用PanelData模型，建立以下方程：Riskl—ao，．+a1，f．*SalaryJ．‘+a2．，J*Hloj，t+a3，f，*Board，f+a4，f，*IclBoard．t+f，，f(1)Risk，表示不同时期的不同类型银行的不同风险，i表示第i种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表示第．『类银行，包括股份制银行，国有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t为时间变量，，，误差项。
本文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分析将从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人手，并将我国上市银行分为股份制银行、国有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三大类，分别进行研究分析，从而得出不同类型银行公司治理对银行风险的影响(见表2)。
从表2的数据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三类银行之间的公司治理有很大差别。从表中可以看出，对于经理层薪酬总额，三类银行没有多大的差别，但是股份制银行和国有银行的标准差较大，而城市商业银行的标准差较小，从而可以知道股份制银行和国有银行通过调整经理层激励来适应公司的整体战略；股份制银行的经理层薪酬极大值(3058万元)和极小值(5l万元)相差很远，股份制银行薪酬激励方面也做了很多调整。对于股权集中度而言，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差别很大，国有银行的股权集中度在959／6以上，而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集中度在5O％左右，可以看出国有银行的股权高度集中，而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较为分散。四大国有银行的前2大股东为中国[金公司和财政部，他们的股权比例达到了8O左右。国有银行在进行股权改革前，没有董事会制度。对于董事会规模而言，股份制银行最大，国有银行次之，城市商业银行最小。对于独立董事比例而言，城市商业银行最高，股份制银行次之，国有银行最低。股份制银行的董事会规模的标准差较76大，其极大值(32人)和极小值(10人)相差也很大，可以看出，股份制银行在董事会结构方面也在不断的调整。
对于风险控制方面，三类银行各有千秋。随着时间的发展，各银行在风险控制能力方面都在不断的提高，不良贷款率年年降低。国有银行从当年的25以上，到2010年底为止，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都控制在19／6—29，6之间。对于平均流动性风险而言，股份制银行最高(67．29)，国有银行次之(62．359，6)，城市商业银行最低(57．87)。而对于平均市场风险而言，城市商业银行最高，股份制银行次之，国有银行最低。四大国有银行从上市到目前为止，其股价的波动很小。
表2样本银行统计量分析表
平均数标准差极大值极小值股份制银行经理层薪酬(万元)833．47734．69305851股权集中度()51．2195316．5603795．3425．99董事会人数(人)19．65．53210独立董事比例()31．6815．84709．09不良贷款率()2．6637682．43287411．410．42流动性风险()67．287856．0226779．6251．99市场风险1．04680．14361．38060．6418国有银行经理层薪酬(万元)842．90563．74161777．9258．6股权集中度()96。43765o．6460297．3695．5董事会人数(人)18．33．o2716独立董事比例()29．3413．144025不良贷款率()8．2162078．7964627．511．08流动性风险()62．351765．1~832171．4252．26市场风险o．7965o·1122o．9525o·6115城市商业银行经理层薪酬(万元)667．90260．08974．75288．11股权集中度()51．87548．76022966．514844．58董事会人数(人)172．32o14独立董事比例()36．6011．7642．8627．78不良贷款率(％)2．3678262．3643121O．55o．33流动性风险(％)57．87354．00955269．447．68市场风险1．08260．08441．2450．9805注：数据来源：各银行2001年～2010年年度财务报表汇总。酬率为3889／6，但前259，6公司治理较好的企业，他们的平均报酬率为9309／6，故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确实有助于公司价值的提升。历次的金融危机，特别是上世纪9O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商业银行以及人民银行和银监局具有很大的启示。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银行业改革步伐的推进和加入WTO后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公司治理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越来越大。2002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以及四大国有银行股权改革和后来的IPO境内外上市，表明我国银行业的正在探索一套具体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模式。
一
、文献综述(一)股权结构与银行风险WalterDolde和JohnD．Knopf实证分析了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的关系，认为内部人持股比例与风险之间呈U型关系，机构持股比例与风险之呈反比例的关系。而KennethR．Spong和RichardJ．Sullivan在研究中指出：股权集中度越高，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越低。Merton、Marcus和Shaked认为股东是银行贷款者的主要决策者，股东可以通过董事会间接控制管理者，为其最大化收益而去从事高风险业务。
曹艳华和牛筱颖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我国14家上市银行2000年一2007年的数据，认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银行风险承担越大，而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银行风险承担越小。孔德兰和董金利用面板模型，通过分析2000年～2007年间5家上市银行的数据，也认为大股东控制力与银行风险显著正相关。
(二)董事会结构与银行风险
YiWang，TrevorWilmshurst反而认为董事会结构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KennethR．SpongandRichardJ．Sullivan在研究中指出：董事会规模越大，银行风险承担越低。
曹艳华和牛筱颖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我国14家上市银行2000年一2007年的数据，认为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与银行风险承担负相关。而孔德兰和董金利用面板模型，通过分析2000年一2007年间5家上市银行的数据，则认为独立董事比例与银行风险正相关，董事会规模与银行风险负相74关。陈晓蓉应用PanelData门槛模型，通过分析台湾上市银行1996年一2001年的数据，认为董事会规模越大，银行风险承担越小。
(三)经理层结构与银行风险
Schreiber通过一个期权定价模型分析固定报酬和奖金报酬制度下管理层风险行为的变化，研究表明管理层在获得固定报酬的情况下会限制甚至会减少银行资产的风险，在奖金制度下则与股东利益更一致，增加资产风险。John认为银行管理层的薪酬制度对于降低银行风险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曹艳华和牛筱颖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我国14家上市银行2000年一2007年的数据，认为高管薪酬与银行风险承担显著负相关。巩震等认为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公司经营绩效呈3次函数的关系：当管理层持股比例在22．19一54．83之间时，其与经营绩效正相关；在这一区间之外时，其与经营绩效呈负相关的关系。
二、公司治理与银行风险
(一)股权结构与银行风险股权较为集中的，特别是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非常高的银行，因为其拥有相对较大的投票权，会因其偏好从事一些风险较大的项目。比如大股东可以利用控股权利向关联企业贷款，如果成功的话，大股东可以从中获得高额收益，但是如果失败的话，全体股东就得一起承担损失。而作为小股东，由于信息不对称或者是信息成本过高的原因，事后才会知道内部消息。根据委托理论，股权集中度越高，银行风险越大。
(二)董事会结构与银行风险
董事会规模是指董事会中人数。董事会人数，以及不同董事之间的比例由股东大会来决定。董事会成员的任免必须通过股东大会或者临时股东大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众多，不可能每个人都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而且不同股东的持股比例不一样，这时候就需要一个机构代表全体股东来管理公司。根据“一股一票”的原则，全体股东选举董事会成员。董事会规模过大，董事会成员之间的沟通和协调效率就会降低，从而对经理层的监督效率也会降低；同时董事会规模过大，成员之间“搭便车”现象也会加大，也不利于发挥董事会应有的作用，这样就使得银行风险加大。董事会规模过小，会导致监督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6卷表4国有银行风险承担实证模型统计结果注：***表示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表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表示在1O的显著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P值。
表5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实证模型统计结果注：***表示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表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表示在lO％的显著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P值。
四、结论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不同类型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由于我国银行上市时间不一致，大部分银行上市都比较晚，为了保持了数据的一致性以及中国银行业的特征，我们将银行分为三大类，即股份制银行、国有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利用PanelData模型，研究不同类型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实证得到以下结果：I．从股份制银行，国有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与风险承担的模型中可以看出，高管薪酬与银行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均呈负相关的关系，表明高管薪酬越高，银行风险越小。目前股份制银行的高管薪酬明显高于国有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的信用风险也明显的低于国78有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在综合考虑经营成本的前提下，健全高管激励机制，合理设计高管薪酬，可以有效的控制银行信用风险。
2．对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来说，股权集中度与银行信用风险负相关，表明股权集中度越高，信用风险越小；而对于国有银行来说，股权集中度与银行风险正相关，表明股权集中度越高，银行风险越高。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提高股权集中度，国有银行降低股权集中度，保持适当集中的股权有利于降低银行信用风险。
3．对股份制银行和国有银行来说，独立董事比例与银行风险负相关，表明独立董事比例越高，银行风险越低。而对于城市商业银行来说，独立董事比例与银行风险正相关，表明独立董事比例越高，银行风险越高。这和传统的理论不太一致，由于目前城市商业银行的董事会结构不太合理，独立董事在董2011年第6期王晓枫，等：公司治理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影响的实证研究事会起的作用太小，其岗位形同虚设，过多的独立董事没有起到监督作用，反而起到相反的作用，使得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机制没有发挥好，加大了银行的风险。股份制银行和国有银行可以适当提高独立董事比例，而城市商业银行可以稍微降低独立董事比例，优化董事会结构，可以降低银行风险。
4．对于股份制银行来说，董事会规模与市场风险负相关，表明董事会规模越大，市场风险越小。对于国有银行来说，董事会规模与市场风险正相关，表明董事会规模越大，市场风险越大。对于股权高度集中的国有银行来说，董事会的注意力集中在大股东身上，而忽略了对管理层有效的监督，造成了国有银行的市场风险较大。而对于城市商业银行来说，董事会规模与市场风险的关系并不显著。这是由于在数据选取区间内城市商业银行的董事会规模没有变化，导致其统计结果不显著。
第9篇
关键词: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司治理结构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2-0129-01
1 自愿性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结构的界定
1.1 自愿性披露
信息披露分为强制性信息披露与自愿性信息披露。强制性信息披露是指由公司法、证券法、会计准则和监管部门条例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上市公司必须披露的信息。自愿性信息披露是指除强制性信息披露的信息外,上市公司基于公司形象、投资者关系、回避诉讼风险等动机主动对外披露的信息。总体来说,自愿性信息一般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强制性信息披露的细化和深化,以提高强制性信息披露的可信度和完整性,二是对强制性信息披露的补充和扩展,以突出公司 “核心能力和竞争优势”为目标,全方位、系统化披露信息,展示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和成长能力。
1.2 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是从英文“Corporate Governance”翻译过来的,在我国又被译为公司治理机制、公司治理结构等。公司治理所要解决的是现代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所产生的委托问题。关于公司治理的定义并无定论,总体来说公司治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公司治理是指一组联结并规范公司股东、董事会、经理人之间责权利关系的制度安排,主要包括董事会的结构与功能、董事与经理层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相应的选聘、激励与监督方面的安排;广义的公司治理还包括公司与其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经理市场、产品市场、控制权市场以及有关的法律、法规和上市规则等。本文采用的是狭义的公司治理定义,并且着重从股权结构及董事会特征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2 公司治理结构对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响
2.1 股权结构与自愿性信息披露
(1)股东构成及其持股比例。
在我国,主要是指流通股、法人股和国有股的比例。流通股大多处于公司的外部,不能直接参与公司的管理,为了保证自己的权益不受到损害,股东对有关公司未来战略、公司业绩等信息有着强烈的需求。如果公司管理层不能满足这种需求,流通股股东将会采取“用脚投票”的方法,拒绝购买该公司的股票,致使公司股价下跌,从而迫使公司管理层进行更多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法人股一般不能上市流通,分红派息是其股东获取投资收益的主要途径。由于法人股所持股份的比例较大,可以通过股东大会上的“用手投票”,直接参与公司的决策。他们在利益的驱动下,关心公司的具体经营,公司内部监管机制相对比较有效,自愿披露的程度也相应较高。国有股是由代表国家的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机构所持有的股份,国有股的存在会导致所有权缺位的问题,持有国有股份的代表不是真正的所有者,以及国有股本身存在的多重问题,使得国有股失去了监督上市公司的动机,再加上国有股的特殊身份,国有股能够凭借自己的政府背景,获取到上市公司的内部信息,因而其对上市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行为会产生消极影响。
(2)股权集中度。
股权的适度集中有利于投资者保护自己的利益,加强对管理层的监督,避免股权过于分散和过于集中所产生的问题。当股权过于分散时,单个股东维护权益成本过高,中小股东普遍存在“搭便车”的行为,从而削弱了对于管理层的监督,最后可能会导致信息披露程度的下降,但是股权的过于集中时,大股东有能力操纵公司的董事会,形成内部人控制问题,通过不正当途径获取内部消息,此时大股东能参与到公司的的管理之中,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委托成本,公司管理层自愿披露信息的动机也随之降低。
2.2 董事会特征与自愿性披露
(1)董事会规模。
董事会规模过大时,一方面董事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会存在问题,从而影响了董事会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单个董事的权力变小,部分董事可能会存在搭便车的心理,董事会容易被CEO所操纵,作用会受到限制。但是董事会规模过小,则会导致董事工作量过大,缺少足够的专业人员来监督经理的行为。所以董事会规模过大或者过小都会导致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下降,影响到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
(2)独立董事比例。
独立董事做为外部股东利益的代表,独立于公司的股东、管理者等公司利益相关者,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独立性,能够做出公正、客观的决策。独立董事的比例的提高有利于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和客观性,更好的对执行董事进行监控,对经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限制,从而提高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水平。
(3)CEO两职状态与自愿性披露。
所谓CEO两职状态即一个人同时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或总裁),CEO两职状态的存在表明在公司中存在一个人具有强大的个人支配力量,这种力量能够阻碍董事会执行其有效控制,也就是说公司中的决策控制和决策执行的制擎机制存在不足,这样就将不可避免的导致管理者个人权利的过度集中,削弱董事会的监督功能,此时公司很可能倾向对外隐瞒不利于自己的消息,降低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
3 政策建议
(1)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实现股票全流通。股权分置结构问题是我国的特有现象,占股票市场三分之二股份的非流通股均不能上市流通,只有占约三分之一股份的社会公众股可以在股票市场上自由转让。股权分置改革使得原有国有股得以流通,改变了我国一股独大的现象,从而增强资本市场的监督力度,促使公司管理层提高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程度及其质量。
(2)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加大独立董事比例。一方面鼓励公司增加独立董事在董事会的比例,另一方面通过法律、职业道德规范、成立独立董事自律组织等方法进一步规范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加强对执业独立董事的监督管理,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
(3)加速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分离对提高公司透明度具有正面效应。两职分离会避免董事会与经理层利益趋于一致而出现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加强了董事会对经理层的制衡以及对信息披露的监督作用,从而提高内部监控质量和信息披露水准,达到各尽其职的目的。
(4)加强对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监管和指导。受国外对自愿性信息质量研究的启示,监管部门在鼓励上市公司进行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同时,不能放松对自愿性信息披露进行规制,应强化自愿性信息披露的规范程度,防止上市公司随意披露甚至操纵信息。
第10篇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变化，市场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市场中各个不同经济部门的企业也不断地向着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的方向转变，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和挑战。同时，不断追求企业自身的利润和收益也成为了众多企业的经营目标。因此，企业的盈利能力在这种背景之下也逐渐成为在市场中的企业高度重视的能力之一。企业的盈利能力（earning power），也就是一家企业获取自身利润的能力，以及自身的资金和资本的增值能力。其通常由一定时期内企业的收益水平来体现。此外，可以说上市公司的财务运营状况往往也是牵动着企业内部以及企业外部多个集体和个人的经济利益，受到了政府、股东、员工以及公众等多方面的密切关注。其中，上市企业的盈利能力由于其重要地位更受到众人瞩目。因此，对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采用科学方法进行相关研究并得出科学结论，对于指导社会各界正确认识和评价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是很必要。因此，本研究通过采用最新的部分电器类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运用层次聚类法中的Q型聚类分析法对这些电器类上市公司进行聚类分析，归纳出不同盈利能力级别的上市公司类型，以实现对于电器类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正确评价，具有较强的实用意义和指导意义。
二、文献综述
对于企业的盈利能力，已经有相关的学者采用不同手段和角度进行研究并取得一定进展。例如，宋献中、高志文（2001）就以每股净资产的波动情况来反映企业的资产质量，并通过分析得出的企业资产质量来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员晓兰（2005）则重点针对开放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盈利能力的内涵以及提高措施进行研究，并将企业盈利能力总结为营销盈利能力、管理盈利能力以及财务盈利能力等三个方面。李静波（2009）在《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的因素分析》一文中则从6项财务指标和5项非财务指标两个方面，对企业的盈利能力进行了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提高企业盈利能力的对策。关勇军、梁莱歆（2010）则以浙江省的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冰山理论，结合高新技术企业的特点，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建立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盈利评价模型。此外，宋吟秋、董慧君和吕萍等（2015）则基于因子分析的方法，对我国多家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并进行横向比较得出相应结论。孟贵珍（2009）则选取了9个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财务指标，并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多个上市公司进行了综合盈利能力的统计研究。而在本研究中，将选取能够反映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营业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和净利率等3项评价指标，并采用层次聚类分析方法对15家电器类上市公司进行聚类研究和评价。
三、研究样本与指标选取
在本研究中，选取了15家上市的电器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中所有具体的数据来源于证券之星网站（stockstar.com）的各家上市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资料。
企业的盈利能力评价指标有多种，本研究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考虑我国上市企业的具体财务特征，选取了以下3个财务指标作为本次研究盈利能力评价指标，具体指标分别是营业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和净利率。其中，营业利润率（英文全称：operation profit ratio，简称OPR），是一家企业的营业利润与其营业收入之比，它可以反映上市公司通过经营来获得利润的能力。净资产收益率（英文全称：rate of return on common stockholders'equity，简称ROE），又称股东权益报酬率，是净利润与平均股东权益的比率，它可以反映上市公司通过自身资产来获取收益的能力。而净利率（英文全称：net profit margin，简称NPM），其计算公式为：净利率=净利润÷主营业务收入×100%=（利润总额-所得税费用）/主营业务收入*100%。它可以直接反映一家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表1为15家电器类上市公司的三项指标的情况。
四、Q型聚类分析
本研究采用的是层次聚类分析方法中的Q型聚类。聚类分析方法有多种，例如层次聚类、快速聚类、模糊聚类等。其中，层次聚类分析即系统聚类分析，即通过一定的层次进行聚类过程的方法。层次聚类主要包括两种类型：Q型聚类和R型聚类。所谓Q型聚类，是以相似的特征为判别基础，将具有相似特征的样本进行聚集，而将存在明显差异的样本进行分离。而R型聚类则是针对变量来进行分类，它可以让具有相似性的变量进行聚集，而将存在明显差异的变量进行分离。通常情况下，R型聚类可以用来实现减少变量数目，并使变量降维。而层次聚类的聚类方法有两种：凝聚方式聚类和分解方式聚类。对于凝聚方式聚类，随着聚类的进行，会使得类内的亲密度逐渐下降。而相反，对于分解方式聚类，随着聚类的进行，会使得类内的亲密度逐渐上升。
在本研究中，由于是对电器类上市公司（即样本）进行聚类分析，所以采用的是层次聚类中的Q型聚类方法。具体而言，本研究通过以我国的15家电器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能够反映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营业利润率（OPR）、净资产收益率（ROM）和净利率（NPM）等3项评价指标，通过SPSS统计软件对上述的15家电器类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相关数据进行Q型聚类分析，其中对于个体距离，采用的是平方欧式距离。对于类间距离，采用的是平均链锁距离。图1为本次聚类分析的树形图。
根据图1中聚类的结果，本研究将15家电器类上市公司划分为三个类别（如表2所示）。类别Ⅰ包括了正泰电器和老板电器两家上市公司。类别Ⅱ包括了青岛海尔，小天鹅A、创维数字、格力电器、良信电器、美的电器、飞乐音响和东源电器等8家上市公司。类别Ⅲ包括了深康佳A、美菱电器、鑫龙电器、奥马电器和TCL集团等5家上市公司。下边将对各个类别的上市公司的特征进行具体阐述。
类别Ⅰ包括了正泰电器和老板电器两家电器类上市公司。根据表格2的数据显示，该类别的电器类上市公司的营业利润率（OPR）、净资产利润率（ROM）和净利率（NPM）的均值都是三个类别中最高的，分别为17.34%，8.07%和14.80%。这也说明，该类别的电器类上市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最强。
类别Ⅱ包括了青岛海尔、小天鹅A、创维数字、格力电器、良信电器、美的电器、飞乐音响和东源电器等8家上市公司。该类别的电器类上市公司的营业利润率（OPR），净资产利润率（ROM）和净利率（NPM）的均值都居于三个类别中的第二位，分别为8.65%，4.02%和8.66%。这也说明，该类别的电器类上市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较强，但仍与类别Ⅰ的公司有所差距。
类别Ⅲ包括了深康佳A、美菱电器、鑫龙电器、奥马电器和TCL集团等5家上市公司。该类别的电器类上市公司的营业利润率（OPR）、净资产利润率（ROM）和净利率（NPM）的均值都最低，分别为1.92%、1.40%和2.15%。这也说明，该类别的电器类上市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较弱，与前两类存在明显的差距。
第11篇
关键词：境外投资者；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纵向比较；横向比较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9-0053-02
一、样本选择的原则及衡量标准的厘定
（一）样本选择的原则
1. 交通银行(简称交行)
交行始建于1908年，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银行之一，也是中国早期四大银行、中国早期发钞行之一。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重新组建，2004年引入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投资144.61亿元，2005年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截至2006年12月31日，交行总资产额达17.162.63亿元，净资产额达885.82亿元，按一级资本排序，位列英国《银行家》2006年度全球1000家大银行排名第65位；以总资产计，该行为中国“第五大商业银行”。因此，可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的代表。
2. 深圳发展银行(简称深发展)
深发展成立于1987年，是中国设立最早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也是中国第一家上市和被外资控股的银行。1988年深发展普通股票在深圳证券公司柜台交易，1991年于深交所首家挂牌上市，2004年美国新桥投资集团出资约15亿元购得深发展17.89%的股权，2005年通用电气出资1亿美元认购深发展7%的股份。20年间，深发展逐步演变为民间资本和境外资本占主导的全国性商业银行，可大致代表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演变趋势。
（二）衡量标准的厘定
衡量境外投资者对国内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影响的指标，既包括根据银行会计数据分析获得的“财务指标”，又包括根据银行业务数据分析获得的“业务指标”。见表1所示：
二、样本银行衡量指标的比较
（一）银行内纵向比较
1. 交通银行
2004年8月6日，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入股交行，注资金额144.61亿元，持股比例19.9%。据交行年报显示，该行2005年取得净利润95.09亿元，较2004年同期增加83.11亿元，增幅高达693.74%。每股基本及摊薄盈利为0.22元，比2004年同期增加0.16元，增幅达到266.67%。截至2006年12月31日，交行总资产额达17 194.83亿元，比2005年增加2 960.44亿元，增长幅度20.80%，按一级资本排名位列世界1000家大银行第65位，由此跻身于全球银行百强行列。贷款余额9 274.05亿元，比年初增加1 560.31亿元，增幅20.23%；贷存比例为65.52%，较年初上升2.07个百分点；不良贷款比例仅为2.01%。见表2所示(以下数额均以报表调整前境内审计数为标准)：
2. 深圳发展银行
深发展于2004年12月引入新桥投资集团15亿元，占股比例17.89%，2005年9月引入通用电气1亿美元，占股比例7%。通过其历年年报可以发现，截至2005年末(以境内审计数为标准计算)，深发展资本充足率由2004年末的2.30%增长到3.70%，核心资本充足率由2.32%增长到3.71%。净利润达3.52亿元，比2004年增加0.62亿元，增幅21.38%；每股收益0.18元，净资产收益率加权平均为7.16%。同时存款、贷款和中间业务收入都有所增长，不良贷款率有所下降。见表3所示：
（二）银行间横向比较
由银行内纵向比较可以看出，交行和深发展引入境外投资者之后，各自经营状况和公司治理结构都得到了巨大改善。下面从横向角度对两者之间各指标的改善程度进行对比。
1. 净利润指标对照差异
交行引入境外投资者当年(2004年)的净利润为11.98亿元，次年净利润为95.09亿元，增加83.11亿元，增长幅度693.74%；深发展引入境外投资者当年(2005年)净利润为3.52亿元，次年净利润13.03亿元，增加9.51亿元，增长幅度270.17%。对比两者，交行增长幅度是深发展的2.57倍。
2. 每股收益指标对照差异
交行引入境外投资者当年的每股收益为0.06元，次年每股收益为0.22元，增加0.16元，增长幅度266.67%。深发展引入境外投资者当年每股收益为0.18元，次年每股收益为0.67元，增加0.49元，增长幅度272.22%。对比两者增长差异，深发展增长幅度是交行的1.02倍。
3. 资本充足率指标对照差异
交行引入境外投资者当年的资本充足率为9.72%，次年增长到11.20%，增长幅度为15.23%；深发展引入境外投资者当年资本充足率为3.70%，次年增长到3.71%，增长幅度为0.27%。对比两者，交行增长幅度是深发展的54.41倍。
4. 核心资本充足率指标对照差异
交行引入境外投资者当年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为6.77%，次年增长到8.78%，增长幅度为29.69%；深发展引入境外投资者当年核心资本充足率为3.71%，次年降低到3.68%，下降幅度为0.81%。两者变化差异悬殊，交行增长幅度将近30%，深发展不增反降。
三、案例研究的基本结论
以交行与深发展分别作为“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代表，研究引入境外投资者对银行经营业绩和治理结构产生的影响，可以得出两点基本结论：
首先，境外投资者的引入确实对国内银行业公司治理结构产生了影响，且影响的正面效果多于负面。交行和深发展引入境外投资者后，两者在净利润、每股收益、资本充足率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增长。在核心资本充足率方面，深发展虽然下降了0.81%，但以交行接近30%的增长势头可以推断，该指标的增长潜力还是大大存在的。此外，深发展在净资产收益率方面，由2005年的7.16%上升到2006年的22.83%，增长15.67个百分点，增长幅度高达218.85%；不良贷款比例方面，也由2005年的9.33%下降到2006年的7.97%，降低了1.36个百分点，下降幅度14.58%。足以说明，深发展的资本增值能力得到了大幅增强，同时贷款质量也不断提高。
其次，境外投资者的引入对国有商业银行比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影响效果更显著，这一结论从交行与深发展引入境外投资者后的治理效果对比得出。前已述及，交行净利润指标增长幅度是深发展的2.57倍，资本充足率指标增长幅度是深发展的54.41倍，29.69%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增长幅度更是与深发展的负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此可见，境外投资者的引入对国有商业银行产生的影响效果要明显强于股份制商业银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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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峰.“所有者缺位”问题探讨[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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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占硕.我国银行业引进战略投资者风险研究[J].财经研究,2005,31（1）:104-113.
第12篇
【关键词】关联交易；上市公司；博弈
假定控股股东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控制权，并通过表决权优势控制了上市公司董事会与经理阶层。假设：控股股东在上市公司中的股权比例为（）；产品价格为本行业所有企业产量总和的函数，即：，其中：，上市公司以价格将自己所有产品低价销售给控股股东，其中：（）为低价销售价格系数，为产品正常市价，也是控股股东转售产品时的价格；上市公司产量为；上市公司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为，总生产成本为；控股股东通过低价关联销售从上市公司直接转移走的利润为：
（1）
低价关联销售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帐面盈利为：
（2）
控股股东从上市公司获得的分红(如果由于低价关联销售导致上市公司亏损，则相应为母公司应承担的亏损)为：
（3）
从式（1）和式（3）可推导出控股股东实行低价关联销售以后的利润总和为：
（4）
控股股东的目的是试图通过低价关联销售获取最大化的利润，即控股股东的目标函数为公式（5）：
（5）
1.与控股股东利润的关系
根据（5）式可以求得：，在此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当时，，即当上市公司实行低价关联销售以后仍有盈利时，控股股东在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越大，则总盈利越大；
（2）当时，，即当控股股东实行低价关联销售以后由于关联交易价格系数过低而使上市公司出现亏损时，控股股东在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越小，则总盈利越大，这是由于股权比例越大，则控股股东按比例承担上市公司的亏损额越大；
（3）当时，，即当控股股东实行低价关联销售使上市公司的利润为零时，控股股东的总盈利与控股股东在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无关。
2.关联交易价格系数与控股股东利润的关系
根据式（5）容易求得：，由于，可以推得，即低价关联销售价格系数与控股股东利润额成反比，当控股股东从上市公司购买的产品的交易结算价格越低时，控股股东总获利越大。相反，由于上市公司的帐面利润为，可得，即低价关联销售价格越高，上市公司的帐面盈利越高。
3.低价销售关联交易与行业竞争的关系
仍设控股股东在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为、低价关联销售的价格系数为，控股股东决定上市公司的产量，以实现控股股东的利润最大化，这又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来讨论：
（1）由于法律监管严格，控股股东不通过低价关联销售转移利润，而通过正常的分红从上市公司合法地分享利润，则（5）式中的关联交易价格系数，控股股东的利润目标函数变为：，，控股股东利润最大化要求上市公司的产量符合以下一阶条件：
（6）
则： （7）
（2）控股股东既通过低价关联销售从上市公司转移利润，同时又从上市公司中分红(或承担亏损)，这种情况下产品市场价格可从以下一阶条件中解出：
（8）
（9）
（3）由于法律监督极弱，控股股东或其他内部人可以通过低价关联销售转移利润，同时不承担上市公司的亏损。同时假设小股东无法通过内部机制监督这种关联交易而被迫进入二级市场进行投机。这时, 式(5)中的，关联交易的收益方的利润函数变为：
（10）
以上情况中的极端情况为，，这时低价销售关联交易的受益方的利润额最高为，在（10）式中的利润目标函数下，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产品价格可从下式中推出：
（11）
则： （12）
由于，，可证明；由于，则有，由此可以推出：
（13）
由于是不存在任何低价销售关联交易时的正常市场价格，由式（13）可以看出，存在转移利润型关联交易时，产品的市场价格要低于正常的产品市场价格。
4.结论
在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具有绝对控制权的前提下，通过上述模型分析，可以得出转移利润型关联交易对公司利益有如下影响：
1）使上市公司产量增加，产品价格下降，且关联交易越不公平，产品价格下降幅度就越大。
第13篇
【关键词】 并购;管理者;过度自信
一、引言
资本市场条件下,并购作为资本经营的主要方式得到了广泛运用。随着资本市场强大变革力量的推动,公司并购已成为现代经济社会中最有意义的经济活动之一。20世纪90年代,我国资本市场正式设立以来,上市公司并购活动就持续不断,并且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并购活动日渐成为我国上市公司寻求发展的重要渠道。
虽然并购活动日益活跃,但并购是否真的能产生绩效,理论界并没有统一的结论。而许多学者对上市公司并购绩效问题研究表明,目前上市公司并购大多是低效率并购或并购的长期绩效不显著。那么低效并购的原因是什么,既然并购是低效的,为什么仍有如此多的上市公司高管对并购乐此不疲?Roll(1986)以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心理特征为依据,提出了管理者自大的兼并报价理论。他认为市场是高效的,但个人管理者有过于自信的倾向,管理者会对目标公司的价值有过于乐观的预测,从而在竞标中成为“胜者之诅”的牺牲品。自大理论表明,即使对价值无影响,并购也有可能发生,这一观点为研究公司并购行为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低效并购可能与管理者过度自信有关。
本文从管理者自信这一独特视角研究公司的并购行为,全面分析了管理者自信对并购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阐述现有研究的问题及对策,以利于研究的进一步突破。
二、过度自信理论与管理者行为
过度自信理论发源于社会心理学,指由于受到诸如信念、情绪、偏见和感觉等心理因素的影响,人们常常会过度相信自己。正如Taylo和Brown(1998)所言,过分乐观的自我评价、不切实际的乐观情绪是常人思维中的一个典型特征。因此,过度自信现象在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中随处可见。
管理者过度自信,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认知偏差,是个体和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管理者一般认为自己所拥有知识的精确度要比实际上所具有的精确性更高,因此对事件发生概率的估计总是走向极端。很多研究表明公司高管通常比普通员工表现出更为显著的过度自信倾向(Weinstein,1980;Wang,2000;Alick和Klotz,1995等)。
对管理者来说,过度自信产生的优越效应可能会延伸到投资、融资等经济决策中。March和Shapira(1987)调查表明,管理者总是低估内在的不稳定性,相信自己能全面控制公司的经营业绩。Hackbarth(2004)研究表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并不遵循融资优序理论。Ben David等(2007)发现,过度自信的CFO倾向于承担更多债务,且主要是长期债务。我国学者郝颖等(2005)在对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的研究中也有类似发现。并购是公司的一项重大决策,管理者是并购决策的主要实施者,本文着重分析管理者自信对公司并购行为的影响。
三、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并购的影响
并购是企业的一项重大生产经营活动,是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途径。并购是把双刃剑。成功的并购可以给企业带来良好的发展契机,使企业迅速实现对外扩张和资源优化配置,不成功的并购对企业却是一场灾难。因此,是否进行并购需要管理者谨慎决策。而管理者过度自信的非理却往往使公司高管不能理性决策,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并购的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管理者过度自信在公司并购活动中常会产生两个问题:(1)委托问题。随着并购后公司规模的扩大,并购方管理者在并购后职权范围相应扩大,这时就会产生管理者与公司股东之间的委托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可能进行对公司不利而对个人有利的并购。(2)高估自身能力和并购协同效应问题。企业并购后,尤其是横向并购后,管理者是否具有管理并购后企业所需技能是很突出的问题。如果管理者盲目并购,过度自信地认为能够有效管理因并购而产生多元化的企业,就可能造成低效并购。并且管理者错误地认为并购能产生很好的协同效应,从而付出过高的并购对价也会导致低效并购。低效并购可能使企业面临高负债、股权分散等一系列问题,因此管理者过度自信使并购并未创造价值。
Roll(1986)在管理者过度自信影响公司并购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提出管理者自大假说以解释并购中管理者的非理。Malmendier和Tate(2003)讨论了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并购行为,通过实证证明了Roll的观点,同时还论证了在内部资金充裕、偿债能力强的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倾向更为明显。Malmendier 和Tate(2005)进一步研究证明:管理者不愿用公司股票进行并购而倾向于用公司内部资源即现金流进行并购。这些研究都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可能实施价值破坏的并购活动。国内对此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一致的结论是我国管理者也同样存在着过分自信的现象。傅强和方文俊(2008)实证研究证明了管理者自信与并购正相关。
四、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并购行为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衡量管理者自信的方法
目前,管理者自信与并购的实证研究还不能为理论研究提供强有力的经验支持,实证研究发展相对滞后,以什么变量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是制约研究发展的瓶颈。目前度量管理者自信的方法主要有,1.以行权期内高管应出保已到期股票的最少比例及所持股权数量在行权期内是否净增长作为衡量的指标。此种方法的原理是高管不能像外部投资者那样可通过交易将拥有的公司股权卖空对冲风险。如果管理者一直持股到行权截止日或在行权期间内增持股票,则认为高管是过度自信的。目前该方法在国外应用较多。在国内由于股权激励计划缺少完备的实施条件,并且即使大量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高管在行权期内表现出相当一致的持股数量不变或增加的特征,但在多大程度上源于各地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推行股权激励试点中存在的选择性偏见则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此种方法尚不适用于我国。2.以管理者对公司的盈余预测作为衡量管理者自信的指标。Hriber和Yang (2007)通过研究发现过度自信导致过于乐观的盈余预测。Lin等(2005)将预测的公司年度盈利水平超过实际水平的管理者视为过度自信。余明桂等(2006)也以此种方法来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激进负债的关系。这种方法是根据上市公司的年度业绩预告是否变化来判断管理者是否过度自信,如果预告业绩与实际业绩不一致,则该公司管理者为过度自信的。目前在我国使用这种方法还不成熟,仅仅依靠第3季度报告中的业绩预告并不足以说明管理者的自信行为,而目前还没有其他途径或资料专门提供管理者对盈余的预测信息。3.以并购次数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Aktas等(2006)认为,如果一个管理者进行多次收购,则可能体现出他过度自信的心理状态,即他可能高估收购收益,低估收购风险。因此,将进行过两次以上收购活动的管理者视为过度自信。吴超鹏等(2008)在管理者行为与连续并购绩效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中以首次并购成功与否来判断管理者是否过度自信。这种方法因为噪声过多,不能作为衡量管理者自信的主流方法。4.以商业期刊对CEO的评价作为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度量指标。如果CEO更多地被商业期刊描述为自信和乐观,则管理者为过度自信。Deshmukh等(2008)均采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因公信度可以借鉴,但目前中国还没有类似对上市公司高管进行系统评价的杂志。5.以消费者情绪指数或企业景气指数来度量管理者自信。Oliver(2005)以消费者情绪指数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余明桂等(2006)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企业景气指数度量管理者自信分析管理者自信是否导致企业激进的债务融资。傅强、方文俊(2008)也用这种方法研究管理者自信与并购的关系。因为统计误差等干扰因素影响统计准确性,目前这种方法是否需要对统计结果调整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现有研究中,管理者自信本身并不存在良好的替代变量,而且无论是涉及管理者自信对并购影响还是其他方面的研究都主要采用档案数据,档案数据只能证明管理者自信与并购行为的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这两方面的问题使得这一方面研究的内部效度令人怀疑。因此,若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必须首先寻找一个在资本市场有效衡量管理者自信的变量。本文提议以心理学理论为基础的实验研究进行考察,通过模拟实验来检验管理者自信是否导致低效并购。同时结合现有的衡量方法建立一个衡量管理者自信的综合评价体系,将各个指标赋予相应权重加总后得分,确定不同企业管理者自信程度。
(二)有效防范并购活动中管理者自信的对策
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过度自信对并购活动的负面影响难以从根本上消除,需要研究的是如何有效防范管理者过度自信,减少低效并购。已有学者对此的研究尚很不成熟。如Weston(2007)根据Jensen(1986)的研究结论(大量的自由现金流会导致管理者冒险)提出分红是解决自由现金流的好方法。我国学者傅强、方文俊(2008)据此提出成熟行业的上市公司多分红的主张。
本文主张建立有效的并购评估和资本投资团队,优化企业并购决策机制,防范管理者过度自信。大多企业都设有独立董事,企业可以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在并购项目评估选择时的作用。此外,根据行为学习理论,管理者可以通过不断地学习和认知,降低过度自信的倾向,实验研究也表明行为学习可以帮助管理者有效克服过度自信带来的盲目决策。因此管理者的素质培训和自身的认知培训及经验学习也是减少低效并购的有效途径。
五、结论及启示
影响公司并购行为的因素有很多,本文从管理者自信的视角研究公司并购,阐述了管理者自信对公司并购行为的影响及现有研究中的问题及相应的对策建议。
现有的国内外研究仅仅得出了过度自信理论可部分地解释公司并购事件频发与并购效率低下现象,而管理者过度自信在多大程度上驱动并购决策的产生还没有相关研究。管理者短、长期过度自信对并购的影响是什么,是否相同,既然过度自信作为一类人群固有的心理特征和行为规律,那么公司整体管理层和实际控制人即控股股东或相关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也应该有过度自信的行为特征,他们的过度自信是否构成公司并购的动因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面。另外,人的认知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一定的社会制度相联系的,管理者行为会受到一些诸如国别文化及历史因素的影响。我国市场经济正处于完善阶段, 经理人市场远未成熟,管理者的非理表现不同于西方国家。因此,对管理者自信与并购行为的分析要以我国的实际情况为依据,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管理者过度自信替代变量,如何有效防范并购中管理者过度自信,提高并购质量是本文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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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篇
［关键词］ IPO盈余管理；社会资本；法律保护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2 . 07. 010
［中图分类号］ F27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2）07- 0020- 02
1 引 言
2010年，我国A股证券市场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根据2011年1月26日证监会公布的统计数据，A股2010年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s，首次公开募股）融资总额达到4 882．63亿元，相比2009年的1 879亿元，同比增长幅度达到159．9％。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同时将融资规模推至历史新高，新股估值也水涨船高，使得空前繁荣的一级市场一举刷新了9项纪录。
2010年IPO共计349宗，平均几乎每天有一只新股发行，这种频率是前所未有的。巨额的IPO融资规模体现出一级市场扩容的迅猛，创业板、中小板股票的增多有利于加速市场结构的完善，不过随之而来的IPO盈余管理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有不少公司上市后业绩忽然出现180度大转弯，甚至个别公司主营业务还出现亏损。截至2010年8月30日，在298家已披露半年报次新公司中，有59家公司上半年净利润下降或亏损，占比达19．79％，其中中小板公司34家，创业板公司22家。
而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10月才开板的创业板俨然成为新股业绩“变脸”的集中营。截至2010年上半年创业板上市公司共有109家，却有22家出现了“变脸”。IPO公司这种“变脸”现象已经对广大投资者和资本市场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对其追根溯源，盈余管理在这一现象当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由于证监会规定的上市条件中，对成长性要求较为严格。例如企业想在创业板上市，必须满足“最近两年连续盈利，两年累计净利润不少于1 000万元，且持续增长；或最近一年盈利，且净利润不少于500万元，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少于5 000万元，最近两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均不低于30％”。一些公司为了圈钱，在招股说明书中对财务报表数据进行了盈余管理，并且在对公司经营状况进行阐述时，强调优势，弱化不利条件。公司上市之后，盈余管理的反向效应开始显现出来。
要实现对IPO盈余管理行为进行有效监管，除必要的法律约束之外，社会资本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2 社会资本的内涵及假设的提出
社会资本是个社会学概念，本文主要探讨其经济学含义。LLSV（1990）在总结了Coleman，Putnam和Fukuyama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社会资本是指“在一个社会当中人们的合作倾向，也就是说，在社会资本较高的社会里，人们倾向于通过信任与合作来获得社会效率的最大化，而不是相互猜疑、相互算计导致囚徒困境式无效率的结果”。Knack和Keefer（1995）则进一步强调社会诚信、道德规范和团队精神都属于社会资本的经济学范畴。
Putnam（1993）提出诚信、道德规范都属于社会资本的概念范畴。戴亦一 等认为社会资本作为法律制度、经济制度这些正式制度之外的一种非正式制度，利用其所包含的信任、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等因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企业经营者的行为。Guiso， Sapienza和Zingales（2004）认为对于经济法律制度不太健全、执法效率不太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社会资本能通过自律和规范，达到更好的约束效果。
LLSV认为，由于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中国的社会资本水平在国际上名列前茅。虽然中国的整体社会资本水平比较高，但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区间社会资本水平存在很大差异。
这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为本文直接研究社会资本在微观层面如何发挥作用提供了极为理想的样本。本文研究：中国各省区市的社会资本水平差异是否会影响以及如何影响该地区IPO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
首先，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诚信、社会规范，会内在地影响行为人的道德品质，制约行为人的行为规则。在社会资本水平比较高的地区，人们的社会诚信意识比较强，更愿意遵守社会道德规范，更容易接受社会道德规范的制约，因此当地上市公司的管理者进行IPO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比较小。
其次，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4）认为，在社会资本水平比较高的地区，企业守信用的程度也普遍比较高，当上市公司来自较为诚信地区时，投资者比较容易认可和接受这些上市公司，会更倾向于认购社会资本较高地区的公司股票，并且愿意付出较高的价格。因此，该类地区IPO公司通过盈余管理提高发行价格的动机也就不那么强烈。
最后，Allen和Faulhaber（1989）认为，由于IPO公司和投资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IPO公司的管理层就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以达到增加报告盈余，从而增加发行收益的目的。Putnam认为，在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省份，社团组织和社会网络较为发达，人际间的交流比较广泛，信息沟通相对通畅，投资者和IPO公司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相对较轻，因此管理层利用信息不对称操纵利润的可能性也就会大大降低。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C1：在社会资本水平比较高的省区市，当地IPO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较低。
更进一步，Knack和Keefer（1995），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4）认为，社会资本在法律制度不健全的地区作用比较大。Allen，Qian和Qian（2005）提出“中国之谜”――中国社会的法律保护薄弱，但其经济增长却相当强劲，这似乎与LLSV的法律与经济发展理论相悖。Allen，Qian和Qian（2005）对此的解释是，中国社会存在着相应的法律保护替代机制，其中，信任、声誉和关系是最重要的替代机制。Ang，Cheng和Wu（2009）；潘越 等（2009）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法律保护较差的国家，社会资本是一种能够替代法律保护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对Allen，Qian和Qian（2005）的结论提出反对意见，如Ayyagari，Demirguc－Kunt（2008）和Fan，Morck，Xu和Yeung（2007）。基于这一分歧，本文进而研究：在我国法律保护比较薄弱的地区，社会资本对IPO盈余管理的作用是否更加显著。本文尝试从IPO盈余管理这一微观视角，以一国之内各地区的法律环境差异为背景，探讨社会资本与法律保护之间的替代关系，进一步探索“中国之谜”的答案，为这场国际学术界争论提供新的证据支持。
已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在投资者法律保护制度不健全的社会中的作用更加显著。这是因为在法律实施机制较弱的社会中，法律对上市公司的约束力比较小，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力较弱，达成交易以及执行商业合同将更多地依赖双方的信任与合作，这时社会资本所起的作用会更加明显。Knack和Keefer 发现，信任对于贫穷国家而言更为重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法律和金融部门更为脆弱。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4）对意大利各省的研究表明：在司法效率很低的省份，社会资本在金融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要比司法效率比较高的省份大。Allen，Qian和Qian（2005）对中国在不完善的法律体系下取得骄人经济增长业绩的现象做出的解释是：私营企业可以从丰富的非正式融资渠道中获得大量的资金来支持其经济增长，而非正式融资渠道包括向亲戚、朋友、民间非正式金融机构进行短期借贷，只能凭信任、关系、声誉来维系这种融资关系，因为这种融资渠道难以获得法律体系的有效保护。Ang，Cheng和Wu（2009）通过考察社会资本在吸引外资高科技企业在华投资方面的重要作用发现，在中国，社会资本是一种法律保护的重要替代机制。潘越 等（2009）则通过考察中国各省社会资本水平对上市公司各种投资决策的影响，得到类似的结论。
与之相对应的两个假设：
假设C2：在政府介入经济程度比较高的省区市，当地IPO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较高。
假设C3：在法制化水平比较高的省区市，当地IPO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较低。
3 社会资本与法律保护相关性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2－2006年间沪深股市312家IPO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不同省区市社会资本水平的差异对我国IPO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并考察社会资本与法律保护在影响公司盈余管理决策方面的相互替代作用。
虽然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证IPO公司盈余管理的制约因素，但本文选择一个独特的视角――从社会资本与法律保护的替代关系出发，来探讨这两种盈余管理外部环境约束机制的替代作用，这是一个新的研究思路。
为检验本部分提出的理论假设，构造了如下检验模型：
DAC＝δ0＋δ1 MARKET＿INDEX ＋δ2 GOVERN＿INDEX＋
δ3 LEGAL＿INDEX
其中，DAC延续采用本文第3部分计算得出的2002－2006年间在我国A股市场上市的312家公司操作性应计利润数据。而MARKET＿INDEX是指各省区市市场化指数，GOVERN＿INDEX是指各省区市政府干预指数，LEGAL＿INDEX指各省区市法制化指数。
本文中地区法律保护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数据来源于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2005年）》。其余财务数据和市场数据来自CCER首次公开发行数据库。发行前的相关数据如果数据库中缺失，则依据IPO招股说明书整理而得。
研究结果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市场化指数与法制化指数的系数分别为－0．257 768、－0．225 74，与预期的符号相符，表明社会资本水平及法制化水平较高的省区市，IPO盈余管理的程度较低，相比之下，市场化在制约盈余管理方面的作用更好。而政府干预指数的系数为0．066 17，表明在政府过多介入经济生活的省区市，IPO盈余管理程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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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篇
【关键词】 互惠性偏好； 机构投资者； 公司治理
机构投资者是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其行为对资本市场影响重大。国际上成熟的证券市场中，机构投资者持有的市值占到70%左右，而且其中一半是养老金和保险公司等长期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已成为其稳定市场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我国的证券市场还是一个新兴加转轨的市场，虽然已经逐步成长为全球第三大市场，但是其不成熟和不规范的现象仍然很多，其主要表现是市场波动大、换手率高、投机性强。因此，研究机构投资者行为的动因对于推动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稳定我国证券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机构投资者发展现状及行为特征
（一）机构投资者的含义及类型
机构投资者是以自有资金，通过各种金融工具所吸收的资金在证券市场上进行各类证券投资的专业性金融投资的法人机构。我国的机构投资者主要有证券投资基金以及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信托公司等。
（二）我国机构投资者发展的现状
自2000年证监会提出要“超常规、创造性地培育和发展机构投资者”以来，我国机构投资者得到了较大发展，但与国外相比，不论是数量上还是净值上均有较大差距。有统计数据表明，截至2011年末，我国证券市场的开户数约1.65亿户，其中，机构投资者约70万户，仅占0.42%。从表1可以看出，以2010年12月的统计数据为例，在我国A股市场上，机构投资者持有市值已超过50%。投资基金持有市值占到了深交所市场流通市值的49.45%，而本应作为长期战略投资者的社保基金持有市值仅占到了深交所市场流通市值的2.83%。从表2可以看出，以2010年12月的统计数据为例，在我国证券市场上，机构投资者的成交金额已超过市场总成交金额的10%，其中，投资基金的成交金额已占市场总成交金额的19.28%，其他机构投资者所占比例较小，社保基金仅占0.71%。由此可见，由于市场、法制环境等的制约，使得我国机构投资者规模、数量不足，不论是持有市值占市场流通市值的比例还是成交金额占市场总成交金额的比例均是投资基金一枝独秀，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能力有限。
（三）我国机构投资者的行为特征
1.投机行为。由于制度、环境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的机构投资者间竞争激烈。短期的基金排名是广大基金持有人决定是否购买该基金的主要判断因素，只有排名靠前的基金才会得到认可，因此，基金本身会更注重排名是否靠前，而非长期的回报和绝对的收益。为了能在短期内取得较好的业绩，机构投资者在市场上追涨杀跌，频繁交易，不断变换投资组合，导致换手率高，加剧了证券市场的波动。
2.“羊群”行为。“羊群”行为是指投资者在信息环境不确定时，行为会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从而模仿他人决策，或者过度依赖于舆论，不考虑自己的信息的行为，它是一种特殊的非理。我国证券市场中，机构投资者的信息渠道相近，加上激烈的业绩竞争压力，导致普通的机构投资者会跟进市场中作为“领头羊”的机构投资者的买卖行为，从而加剧市场波动。
3.参与公司治理。在我国现有的资本市场中，机构投资者的某些行为确实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加剧了市场的波动等。但是，随着我国证券市场及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已有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摒弃单纯依靠买卖价差的盈利模式，转向积极地参与公司治理，进而从公司业绩的提升中获取长期收益。
二、互惠性偏好
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逻辑推演的基本出发点是理性“经济人”假说，即经济行为主体是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但是，现代社会的经济实践表明，至少现代经济社会的运行与发展并不完全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之上，并且在许多经济领域呈现日益背离的趋势。行为经济学认为，公平、互惠、利他等非理性思想在现代经济个体中占据着一定的地位，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现实性社会意识；纯粹的自我意识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是不可能存在的，经济主体的行为往往受到复合型的经济意识所支配。
互惠性偏好是行为经济学的基础性假设之一。互惠性偏好的核心是经济主体的行为并非以完全的自我利益追求为导向，特别是在生产力飞跃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现代经济中，社会累积性物质财富较丰富，经济主体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顾及他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并不是把个体利益作为唯一的行为中心。
行为经济学中所说的互惠性偏好包括两个方面：即互惠性动机和互惠。互惠性动机指的是经济个体在耗费了一定成本的前提下具有报答他人善意行为并报复他人敌意行为的动机。互惠则是指由互惠动机产生的行为。互惠行为可以分为对友善的行为的报答和对敌意的行为的报复两种类型。其中，友善的行为称为正互惠行为，而敌意的行为则称为负互惠行为。
三、基于互惠性视角的机构投资者行为分析
亚当・斯密认为，“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说出了交易的通义，从中可以看出，在经济活动中，每一个独立个体首先都是考虑自己的需求，因此，只有经济个体间彼此互惠互利，交易才能完成。互惠互利是对经济个体利己倾向的一种限制，但同时，也是其实现自身利益的途径。
机构投资者是否参与到上市公司的治理中，主要取决于其绝对净收益和相对收益的权衡，即其参与上市公司治理所取得的收益与支出的成本以及不参与公司治理的收益相比较。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上市公司治理是一种有可能实现互惠互利的有效行为。机构投资者利用其大股东的身份，积极参与到上市公司的治理中，对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高管薪酬、股利政策、盈余管理等重大决策进行监管，对上市公司股价的上涨及长期业绩的提升均有促进作用。虽然在参与公司治理的过程中，机构投资者会为此付出相应的监督成本，而上市公司股价的上涨及长期业绩的提升所带来的收益归全体股东所有，但是，机构投资者作为大股东本身也取得了相应的收益，且更符合其作为长期战略投资者的定位。从这一点来看，正符合行为经济学中互惠性偏好的特征，即在适当的机遇中，经济个体将会以自身利益的损失为代价而使他人获取更大的收益，同时，受益者在后期的行为博弈中，也会选择适当的时机对施惠者的行为给予回报，从而最终改进组合体的整体收益，实现互惠互利。
四、促进我国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相关建议
（一）重视机构投资者自身利益，加强政策引导
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实现社会资源最有效配置的方法就是通过公平竞争，也就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但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只是一个理想状态，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还不够成熟，市场机制有时会失灵，整个市场受政策影响较大。因此，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引导，推动资本市场相关制度的变革，比如，放宽对机构投资者的限制、提高其持股比例，完善股东提案，委托投票权征集等；建立全社会的信用体系制度以及机构投资者的评级制度等，从而从多方面引导机构投资者在关注自身利益的同时，积极参与上市公司的治理，实现与上市公司的互惠与双赢。
（二）借鉴国际经验，发展多元化的投资主体
由于历史等原因，我国股改后的资本市场仍存在股权结构不合理、国有股一股独大的问题。要想改变我国证券市场不成熟、不完善的现状，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上市公司的治理是一剂良药。因为机构投资者作为独立的经济个体有利己的需求，但同时，其投资的主体――上市公司的业绩情况与长期发展能力也与其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基于行为经济学中的互惠性假设，机构投资者有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的动因。由于我国的证券市场起步晚，还不成熟，所以有必要借鉴国际经验，发展多元化的投资主体，适时地将国内优势的机构投资者推向国际市场，鼓励其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获得更广阔的投资机会。同时，加大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引入，利用其丰富的公司治理经验帮助我国机构投资者成长。
（三）建立健全机构投资者自身的内部管理机制
我国证券市场本身发展不成熟，我国的机构投资者起步也较晚，其自身也有较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例如，机构投资者自身的治理情况直接关系到其能否有效发挥股东积极的作用。因此，加强机构投资者自身的内控体系建设，完善其治理结构，提高管理水平与抗风险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引进高素质的人才，加强现有人员的培训，提高其业务水平与管理质量是提高机构投资者治理能力的有效方法。同时，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奖惩制度，设计合理且有吸引力的薪酬方案，对于激励机构投资者在市场中有更好的表现具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李维安.公司治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 蒲勇健.植入“公平博弈”的委托―模型――来自行为经济学的一个贡献[J].当代财经，2007（3）.
[3] 蒲勇健.建立在行为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委托―模型：物质效用与动机公平的替代[J].经济学季刊，200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