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与文学基础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古汉语与文学基础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赤峰学院 文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2014年下半年我们对文学院“古代汉语”课程“双改”进行了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通过对问卷调查的统计、归纳与分析，基本上了解了学生对古汉语课程的真实学习心态，总结了当前古汉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适应“双改”需求的全新的古汉语教学改革思路。
关键词 ：古汉语；“双改”；调查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245-03
2012年赤峰学院全面启动了学分制改革和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简称“双改”）工作，制定了《赤峰学院关于深化“双改”工作的实施方案》，提出了牢固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为了更好地掌握汉语言文学专业“古代汉语”课程“教”与“学”的真实状况，找出“教”与“学”中存在的问题，为“古代汉语”课程“双改”提供可靠依据，进一步提高“古代汉语”教学水平和运用能力，“古代汉语”课程“双改”课题组进行了关于“古代汉语”“教”与“学”方面的问卷调查。
一、调查对象及方法
（一）调查对象
2014年下半年，我们对赤峰学院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1级1、2班、2012级3、4班、2013级3、4班共6个班208名同学进行了问卷调查。
（二）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和个别访谈法，着重针对赤峰学院文学院学生学习古汉语的兴趣、习惯、教法、自学、障碍、考研以及今后对古汉语的运用等几方面进行问卷调查，发出调查问卷表208份，收回200份，有效率96.9%，并抽查了部分学生进行了个别访谈。
二、调查结果及分析
对于“你对“古代汉语”这门课感兴趣吗？感兴趣或不感兴趣的原因是什么？”调查结果如下表。
在“你对古汉语这门课感兴趣吗？感兴趣或不感兴趣的原因是什么？”这一问题中，有9%的学生选择了很感兴趣，有53%的学生选择了比较感兴趣，这是令从事古汉语教学的老师们感到欣慰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选择“不太感兴趣”和“没兴趣”的占了32.5%和5.5%。我校文学院的很多学生，将来有可能成为中小学语文老师，如果这些“准”语文教师们对“古代汉语”这门重要的基础课都不感兴趣、没兴趣，那以后怎么可能教好中学文言文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将近40%的学生学习“古代汉语”的兴趣不高呢·造成学生对这门课程不感兴趣的原因有：学生对课程目标了解不够明确，不知道为什么学，学了之后又有什么用。认为“好像没多大用处”，“教学内容繁多、艰涩难懂”，“学习过程枯燥无味”，“教学方法陈旧老套，课堂气氛沉闷”等。这一调查结果使我们看到，当前“古代汉语”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是存在问题的。与“古代汉语”教学内容关系最为直接的是教材，我校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多年来一直使用郭锡良等编著的《古代汉语》教材，学生对这套教材的看法，可以从他们对“《古代汉语》教材的评价”这一问题的回答中得知。
对于“你对文学院使用的郭锡良等编著的《古代汉语》教材的评价。”调查结果如下表。
在这一问题中，7.5%的学生选择了A项；71.5%的学生选择了B项，认为教材“通论、文选和常用词”结合的好，但很难自学；21%的学生选择了C.D.两项，认为教材内容脱实际，应换教材。选择B项“通论、文选和常用词有机结合，但自学较难”的同学很多，有些同学还在这一栏中注出“不认识繁体字，无法预习。”可见，教材上的繁体字是导致学生对这门课程不感兴趣的原因之一。有71.5%的学生认为自学较难，原因也是难在不认识繁体字，无法预习，这在课堂教学中也得到了印证。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做了《繁体字简化方法表》，将繁体字与简化字的对应规律、简化方法一一列出，发给学生，将所讲授的“文选”名家朗读材料拷给学生，方便了学生自学。需要注意的是，有21%的学生选择了“内容已经跟不上实际需要”和“换教材”，我们认为，这部分学生还不太了解教材内容，学习还不太入门，应激趣引导。因为郭锡良等编著的《古代汉语》教材是精品教材，曾获全国第三届优秀教育图书一等奖。另外一个原因可能与个别老师的讲授不够生动有关。
对于“您认为古汉语教师急需加强那些素质（多选）。”调查结果如下。
从上表可知，选择A.E.的占4.5%，要求写出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要加强趣味性”。最应注意的是，学生最容易接受的是具有“教学中与学生互动能力”和“带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教师，占38.5%。这就要求古汉语教师必须具备很强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而且必须要运用自如，这样才能与学生互动，才能解决实际问题。选择“专业理论水平”和“教学中与学生互动能力”的占18.5%，强调了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必须结合。从中可以看出，专业理论知识扎实与实践运用能力强的教师受学生欢迎。
对于“在‘古代汉语’课堂上，您希望教师采用的教学手段。”调查结果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学生对于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要求越来越高，而选择传统方式（粉笔+黑板）进行教学的学生不多。这就要求我们要运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进行教学。
对于“你是否愿意选择古汉语方向的学年论文或毕业论文选题？”调查结果如下。
从调查数据统计来看，从大二就有明确意向愿意选择古汉语方向的学年论文或毕业论文选题的学生仅有10.5%，比较少；有28.5%的学生表示勉强；有37.5%的学生表示不愿意；有23.5%的学生没有明确的选择意向。这就提醒我们，在大二的古汉语教学过程中，应当随时注意引导学生开展探究性学习，设置有意义的调查研究项目，指导学生自主或小组合作进行分析研究，为今后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写作打好良好的基础。从此表我们也看到，古汉语这门课对学生来说，的确有一定难度，导致了写这方面毕业论文的学生很少。这种现象不容乐观，需要我们下大力气激趣、诱导，使其乐学，学以致用。
对于“你对古汉语教学实践的满意程度如何？”调查结果如下。
从学生的反馈情况看， 学生对课外古汉语教学实践“非常满意”和“满意”的有62%，可以看出有用有趣的课外教学实践活动，学生还是感兴趣的。同时也应看到有将近10%的学生动手能力差，还需强化引导，要求必须完成课外练习。还有将近1/3的学生不太满意，有可能是懒惰原因，还需深入细致调查。
对于“你认为古汉语最合理的考核方式是？”调查结果如下。
从学生的反馈情况看，选择“闭卷考试，主观性试题与客观性试题科学合理搭配”的占48.5%，将近一半，学生喜欢这种测试方式。选择“开卷与闭卷综合”的占35%，1/3多一点，这也是一种需要探索完善的考核方式。选择“开卷考试”和“其他形式”的只占16.5%，这种测试方式只有很少学生喜欢。
对于“如果您是古汉语老师，你会怎样激趣，讲授？你怎样和学生沟通？”这一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建议：（1）把古汉语与现代汉语语言现象联系起来，融会贯通。（2）通论与文选、常用词紧密结合，科学性与趣味性结合。这样，课能更生动些。（3）分成学习小组，探讨问题，互相交流，教师更正。（4）上课时多引入一些课外的又与所讲内容相关的东西。（5）要有幽默感，精讲要点，讲清讲透；让学生记上笔记，让学生预习、复习、做作业。（6）和学生做朋友，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互动与语言有关的实践活动。（7）希望为小论文或研究报告提供发表的园地或途径。这些建议对于我们更好地开展古汉语“双改”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总结
这次调查问卷组织严密，回答时间充裕，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说出了心里话，因此，基本达到了较好的预期目的。这些数据基本上可以作为今后我院古汉语“双改”的依据。通过分析可知，目前古汉语教学中存在很多问题，急需作出策略调整，进行相关的教学改革。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课程目标不明确。通过调查和个别访谈，我们了解到学生对古汉语课程目标的认识有偏差，认为现代社会学好现代汉语就可以了，没必要学习古汉语。第二，造成古汉语课程难学的原因：一是认为古汉语没用；二是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必须学，但教材是繁体字，很难认，无法自学，导致学习积极性不高。第三，课程内容上受外语冲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学习重点本应是本专业课程，然而，学生们大量的课余时间却都用在了外语四、六级学习上。第四，教学模式上单一。个别教师一直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黑板+粉笔），课堂枯燥沉闷，影响了学生学习古汉语的积极性。第五，考核和评价还需完善、规范。
（二）教学“双改”思路
第一，强化培养目标，使学生“乐学”。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培养学生中学文言文的教学能力，培养学生在现代汉语交际中运用古汉语知识的能力。比如成语的理解和运用，离不开古汉语知识。第二，搭建学习平台，扫清自学障碍。整理印发《繁体字简化方法表》，使学生能“识繁写简”，能预习繁体字印刷的古汉语教材。第三，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使课堂生动活泼，幽默有趣，使学生“乐学”。第四，完善考核和评价体系。第五，构建探究性学习体系。以建设自治区精品课程（古代汉语在2011年被评为校级精品课程）为契机，适应应用性人才培养的需要，以培养学生阅读古书、中学语文教学能力及语言运用能力为主要目标，以实践性教学为重点，构建一个探究性学习体系。
第2篇
1.学生对古汉语课程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缺乏兴趣、学习动力不足古书用字丰富多彩，需要深厚的“小学”功底。学生在阅读文言文时首先是遭遇了识字难题。学生在学习古汉语时要面对的是纷繁复杂的古书用字现象，如他们不熟悉和不认识的繁体字、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等，更无从说刻本俗字了，从而产生了畏难情绪。另外，古今汉语在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学生不易掌握。同时，有些学生没有认识到学习古汉语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古汉语脱离现实生活，学习起来费时费力又枯燥，所以学生缺乏学习动力，兴趣普遍不高。
2.学生学习古汉语课程的时间短、课时少，并且缺乏必要的练习当下的古汉语教学注重理论的指导、规律的探寻，但是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古汉语的课时也在逐年递减，现在，我校的古代汉语课程只有108个学时，训诂学、汉语史、音韵学、中国汉字学等相关课程仅36个学时，教师讲授时只能有所取舍，无法完成全部讲授内容，因而学生系统学习通论和文选的时间也相应地减少，更谈不上实践课的开展了。但是，古汉语知识的积累需要在积累、理解、感悟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而学生课下自学古汉语知识的积极性不高，古文的阅读量十分有限，同时缺乏必要的练习，所以学生的古汉语基础知识十分薄弱、系统性相对较差。
3.教师的授课重点不突出，形式单调，教学方法不够灵活目前古汉语教学仍然处于“以教师为中心”的阶段，在教学环节的设置上多数教师仍然是先进行课文串讲，接着进行重点词汇及句法的讲解，最后进行通论的学习，这种满堂灌的授课方式没有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导致多数学生对于这种刻板的教学方式没有好感，课堂气氛不够活跃。为此，我们曾经尝试积极开展实践课教学，让学生走进图书馆，熟悉中文工具书的使用；在课堂上，让学生接触石刻文献和古代刻本，以便学生能全面深入了解古书用字现象，提升古书阅读能力。
二、完善古汉语系列课程教学的对策
1.深刻认识古汉语课程学科地位，全面强化古汉语课程教学古代汉语作为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等本专科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是实践性和工具性都很强的一门课程。《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教学大纲》中明确指出：“古代汉语课是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的一门基础课，本课程的学习目的是掌握古代汉语基础知识，提高阅读古籍的能力，批判继承古代文化遗产，并运用有关知识进行文言文教学，提高中学文言文的教学水平。”由此可见，开设这门课的目的在于培养大学生能够直接阅读古代文献的能力。从语言发展的角度来看，现代汉语源于古代汉语，如果对古代汉语没有足够的了解，现代汉语的教学也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学好古代汉语可以提高现代汉语的运用能力，如“救火”一词经常出现在日常口语和电视、报刊中，而现代汉语中“救”一般表示“拯救、挽救”的意思，“救”和“火”的动宾搭配从内容上不易被人理解，因此我们诉诸于古代汉语，从《说文》“救，止也。”可以知道“救火”即“止火”的意思。同时古代汉语又是基础课和工具课，对于学习和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学、哲学等相关学科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并且，在大力加强文化建设的今天，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和对外交流的不断加强，通过掌握古代汉语以探求我国古代文明和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对于我国是否能够从容面对西方文化的入侵，培养年轻一代在文化上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注重相关学科的关联，努力拓展学生知识面古汉语是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相关学科紧密联系的一门学科，古汉语是其基础，其他相关学科是古汉语的细化。因此，教师在讲授文选、串讲字词时可以适当介绍一些汉字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家”，甲骨文形体写作，像一个房子里有一只猪，这可能是早期野猪被驯化后，成为了家庭的主要财产，因此古人认为有猪才有家。又如“身”，甲骨文形体像人怀有身孕的样子，因此现代汉语口语中常用“有身子”形容人怀孕。在讲解古今语音的变化时，可以联系学生的方言让其有切身的感受和体会。如“擢”字普通话中声母读“zh”，但安徽部分方言中保留了古音读“d”，这样学生就容易理解和掌握“古无舌上音”这条语音规律。此外，训诂学的知识在古汉语的授课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章内容。如《段于鄢》中“庄公寤生”一句，其中“寤”字本义为“睡醒”，杜预注：“寤寐而庄公已生，故惊而恶之。”应劭注：“生而开目能视，曰寤生，则读寤为悟。”这两种解释显然不合常理。故清代学者黄生指出：“予谓‘寤’当与‘牾’通，‘牾’，逆也。”又《史记•郑世家》：“生太子寤生，生之难，及生，夫人弗爱。后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爱之。”这样学生就明白“寤生”是“难产、逆着生”的意思了。而“庄公寤生”为何会使他的母亲姜氏“遂恶之”呢？笔者给学生补充了一段训诂材料，清代黄生：“凡生子首出为顺，足出为逆，至有手及臂先出者，此等皆不利于父母，或其子不祥，故世俗恶之。庄公寤生，是逆生也。逆生则产必难，其母之惊且恶也宜矣。”这既让学生明白了姜氏厌恶郑庄公的原因，也让学生了解了当时的风俗习惯，拓宽了知识面。
3.加强中学语文教材研究，实现古汉语课程教学与中学文言文教学零距离准确来说，高等师范院校开设的古汉语课程是为学生将来走上教师岗位打基础的。近年来，我们看到中学文言文在教材中的比重也是越来越大。因此，促使古汉语与中学文言文内容的有效衔接对于提升教师专业素养至关重要。所以，在古汉语课的选材上，中学课本上的重点篇目如《烛之武退秦师》《触龙说赵太后》《邹忌讽齐王纳谏》《齐桓晋文之事》《季氏将伐颛臾》《逍遥游》《报任安书》等理应成为古汉语教学中重点关注的对象。此外，在其他选文的讲解上应该贯彻精讲多练的原则，这有利于拓宽学生视野，增大学生与文选的接触面。鉴于课堂学习时间十分有限，教师可以给学生安排适当的课下学习任务，并制定相应的考核方式。比如，除了重要作家的重要选文作为课堂重点讲解的内容外，其他文选可以作为课后阅读任务布置给学生，要求学生做好读书笔记，并在后面的课堂中随机选取学生讲解选文内容及重要知识点。这样的安排可以使学生具有紧张感，在很好地巩固课堂内容的同时又有利于学生古汉语相关知识点的积累，为中学文言文教学打下坚实基础。
4.古汉语课程教学做到生动形象，全面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在教学内容上，除了讲授字词义之外，教师可以介绍选文背景、作者生平及与文章相关的小故事，这些内容有利于活跃课堂气氛，弥补字词讲解的枯燥。如讲授《齐桓公伐楚》时可以补充介绍这场战争发生的原因，《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蔡女为桓公妻，桓公与之乘舟，夫人荡舟，桓公大惧，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复召之，因复更嫁之。桓公大怒，将伐蔡。仲父谏曰：‘夫以寝席之戏，不足以伐人之国，功业不可冀也，请无以此为稽也。’桓公不听。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为菁茅不贡于天子三年矣，君不如举兵为天子伐楚。楚服，因还袭蔡，曰：余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听从。因遂灭之。此义于名而利于实，故必有为天子诛之名，而有报仇之实。’”这段文字能让学生了解齐桓公伐楚的原因是“寝席之戏”，这与《左传》中记载诸侯争霸的目的不同，其中齐桓公更加生动形象，增加了大家的学习乐趣。在教学形式上，我们在串讲字词时可以利用多媒体，以图片的形式让学生更直观地了解文字或词汇的发展演变过程，同时古汉语课堂还可以通过电影片段、视频图片等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3篇
摘 要：本文通过对当前高校古汉语教学进行研究，发现了目前高校古汉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这些问题，对高校古汉语教改中的技巧性和趣味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关键词：高校；古汉语；教改；技巧性；趣味性
引言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的传承有千年之久，在文化的传承中，语言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汉语随着时代的发展，朝代的变迁，其自身也在不断的发展，但是现在我们把之前的汉语统称为古汉语，古汉语是我国文化的精华，学习古汉语可以说是文化传承的需要，古汉语可以分成书面语和口头语，在目前的高校教学中，一般只有书面古汉语的教学，因为古汉语的口头语，已经随着时代的发展，被目前的普通话所取代，由于古汉语这种文化的特殊性，学校和老师都很重视古汉语的教学，但古汉语的文言文等知识比较枯燥，导致目前古汉语课堂教学的效率不高，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也比较低，在这种背景下，必须对古汉语教学中的技巧和趣味性进行分析，然后针对性的做出教程改革。
1.当前高校古汉语教学分析
目前的高校古汉语教学采用的都是传统的教师讲课的方式，有一些学校已经开始用多媒体课件配合进行古汉语的教学，在对文言文进行翻译时，老师都会要求学生们背下一些关键词的翻译，对一些经典的诗词歌赋，老师还会要求整篇的背诵，通过调查发现，在课堂学习中，学生都很讨厌这种死记硬背，这也是目前高校古汉语教学效率不高的重要原因，这种课堂上没有任何的技巧性和趣味性可言，学生们只是听老师讲解文章中的一些重点，然后要死记硬背一些知识点，虽然在教学中，有些老师试着教给学生们一些古汉语的技巧，但是目前对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老师自己总结的技巧也有限，无法满足学生们对古汉语学习的需要，还有些老师会用现代汉语和古汉语进行对比的方式，来提升一些课堂教学的趣味性，但是经过几堂课以后，学生们对这种古今对比的学习方式也会失去兴趣。
在实际的高校古汉语教学中，很多老师都发现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和学习效率不是很高，在总结了自己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借鉴了一些古汉语教学的成功案例后，对古汉语教学的方式进行了探索，其中很多老师的探索都是比较成功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们的学习兴趣，这些都为高校古汉语教改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如一些老师喜欢从词性的活用调动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在古汉语中，有很多名词动用等用法，老师通过总结，把课文中的这类词总结出来，然后拿到课堂上，让学生自己去思考这些词的意思，通过这样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而这些能够提高古汉语教学的技巧和趣味性的方法，都值得高校古汉语教改的借鉴。
2.高校古汉语教改中的技巧性分析
古汉语与其他学科一样，作为一门课程学习，也应该可其他的学科一样，有自己独特的技巧性，对于我国高校的学生来说，古汉语既是一门新学科，也是一门从小到大一直在学的一门学科，古汉语和现代汉语虽然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古汉语作为现代汉语的前身，从本质上来说是相同的，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那么古汉语的学习就有很大的技巧性，首先就是很多词语的意思是一样的，现代汉语虽然是经过改良之后的，但还是有很多字词的意思没有改变，在古汉语的学习中，只有抓住这点，很多文言文的意思都可以很快的明白，如在《论积贮疏》中有一句“犹可哀痛。”这句话中每个字的意思都和现代汉语的相同，可以直接翻译成还可以悲伤，在实际的高校古汉语教学中，还有很多类似的词语在现代汉语和古汉语中的意思相同，如果在学习中加以留意，那么古汉语的学习技巧将会得到很大的提升。
在古汉语的学习中，通假字作为一个特殊的存在，可以帮助理解很多语句的意思，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古汉语中会出现很多和现代汉语同音不同意的字，对于这类汉字，我们称之为通假关系，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有些人认为这是古汉语文字创造过程中的问题，如早晨这两个字还没有创造出来时，想要表达这个意思，古人就会用蚤等同音字来代替，了解了这个通假关系后，在理解文言文时，就可以利用这个技巧明白很多语句的意思，因此这也是高校古汉语教改中的一个重要技巧。
还有一种高校古汉语的学习技巧就是利用成语中的汉字意思，成语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存在，其产生一般都是源自古汉语，而在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转变过程中，成语的意思基本都没有发生改变，很多成语的意思都保留了古汉语中的意思，而在日常的生活和以往的学习中，学生们对成语的掌握都是很好，如果在文言文的学习中，能够把文言文中的汉字联系到成语中，对文言文的意思就能够很好的掌握，如成语“日薄西山”中的薄字，如果单独拿出来在现代汉语中，其意思一般都是代表少的意思，而在古汉语中薄经常会代表接近的意思，如果在学习文言文时，能联想到这个成语，就可以对这个字的意思进行很好的理解。
3.高校古汉语教改中的趣味性分析
在高校的教学中，无论是哪一门学科的课程，对学生们学习兴趣的培养非常重要，在完全靠自学的高校中，只有学生们自身有了学习兴趣后，才能对这门课程进行很好的学习，古汉语作为高校中的一门重要课程，在教学中体现古汉语的趣味性是提高学生们学习兴趣的主要因素，由于古汉语博大精深，古人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经典文字，要想提高古汉语的趣味性，可以说比较容易，尤其是古汉语和现代汉语有着本质上的联系，古汉语的学习很容易的联系实际，在实际的高校古汉语教学中，如果能够在课堂上很好的利用这些，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古汉语的趣味性。
在提高古汉语教学的趣味性上，可以先从单个的汉字入手，如一个汉字可以有多种用法，甚至在不同的语境中其词性都可以发生变化，如 “绿”这个字，现代汉语中代表的意思就是绿颜色，但是在古汉语中还可以变成动词使用，表达出把什么变成绿色的意思，在古汉语中有很多这种有意思的汉字，如果在实际的高校古汉语教学中，把这些汉字进行归纳和总结，然后呈现在古汉语课堂教学环节中，就会使很多学生对古汉语有另一种看法，感觉古汉语不是那么的枯燥，还有这些有趣味性的东西，一些学生知道这种汉字意思和词性的变化后，还会自己去了解更多的类似汉字，这样学生们学习古汉语的兴趣就会得到很大的提升。
古汉语作为古人使用的一种语言，应该是在日常的对话中使用最多，高校古汉语教学正好可以利用这点，在古汉语教学的课堂是上，老师组织一些学生进行古汉语的对话，在古汉语对话后，老师还可以组织学生用现代汉语进行同样的对话，，通过这样的实际对话，对古汉语和现代汉语进行对比，能使学生们很快明白古汉语的意思，这种模拟现实生活情景的教学方式也很容易被学生们接受，这种教学方式本身对学生们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进行这种方式的古汉语教学后，学生们都会想参与到这种有趣的课堂互动中，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就会得到极大的提高，高校古汉语的教学效率和效果也会得到很大的提升。
结语
古汉语作为高校中汉语言学必修的一门课程，对其学习的意义不应该是后面学习的一个基础，应该是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大门，是传承中华文化的一个工具，但是目前高校古汉语教学的效率比较低，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也不高，针对这些现象，必须在古汉语教改中提高其技巧性和趣味性，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古汉语自身的魅力，使学生们更容易接受和学习。（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王敏红，高兴娟.关于古代汉语教学改革的思考[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教育版），2006（01）：53-55
[2] 钱毅，古代汉语教学之现状分析与改革建议[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03）：95-98
[3] 张俊杰，结合古代汉语教学，加强对高师学生进行传统美德教育[J]，大家，2010（20）：134-135
第4篇
当我考虑这次讲演的题目时，便浮现这样一个念头：我属于正在迅速从汉学领域消失的一代学者。我们这一代学者接受学术训练的环境和现在的学者们大相径庭。这一念头促使我潜心思考和梳理自20世纪初开始的汉学研究各领域所经历的巨大变化。
在这篇文章里，我将对汉学研究的初期建立进行简略的描述，并且探讨未来汉学研究在中国方言学、历史音韵学和语法方面的研究前景。最后还将涉及近古时期汉语书面语和口语之间关系的考辨。
请允许我先谈谈我的老师高本汉先生（1889－1978）及其汉学研究历程。1909年秋，高本汉先生在乌普萨拉大学获得了日尔曼语、斯拉文尼亚语和希腊语的学士学位之后，到圣彼得堡大学学了两个月汉语，翌年2月他就跟随一艘瑞典货船前往中国上海。
在货船上的两个月里，高本汉研读了狄考文（Calvin Mateer，1836－1908）的著作《北平官话教程：以方言为基础》，这是最优秀的汉语入门书之一。此后两年他住在山西太原，而其足迹遍及整个华北地区，他所调查的方言超过33种。从他寄回家的书信来看，当时高本汉对中国文化还没有产生特别的兴趣，他去中国的主要目的是对汉语方言进行田野考察。他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所收集的方言资料，后来成为他重构古代汉语语音的资源之一。
1911年12月，高本汉先生离开中国，在伦敦国王学院呆了几个月。他本意是想在美国的学术机构中谋求一个教职。当他了解到全美国只有耶鲁、哈佛、伯克利和哥伦比亚四所大学设有汉学专业，而且当时都没有空缺的教职，他便打消了原来的念头。最终，高本汉决定去巴黎，当时那里活跃着两位最伟大的汉学家：沙畹（1865-1918）及伯希（1878－1945）。
在此，我想补充说明的是，20世纪初的巴黎，在当时是欧洲汉学研究的中心。高本汉先生旅居巴黎进行的研究，对于他本人的研究影响甚大，后来他的学生也间接受到影响。1912年至1914年，高本汉在法兰西学院深造，在这里，沙畹主持汉语研究，伯希和则主持中亚语言和历史研究。那几年沙畹主讲儒家经典《书经》、《诗经》和《春秋》以及它们作为历史研究资料的重要角色。沙畹在文本分析课程中，选择了《烈女传》作为细读材料，这本书的作者是汉代博学的目录学家刘向。
伯希和几年前曾深入中亚地区和敦煌莫高窟进行考察，回到法国后，他整理并主讲了3个系列题目。其一是有关蒙古帝国的组织，其二是对蒙古时代用汉语和突厥语双语书写的碑铭进行研究，其三是考察基督教从最初传入到15世纪末在中亚地区的传播情况。1912－1914年，在实用高等教育学院的历史学和文献学部都没有任何课程。1913年，宗教学部主任由沙畹先生的学生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1）接替。葛兰言在1913－1914年间主讲了宗教仪式中的洗礼，他本来还准备开设一门婚姻仪式的课程，其依据是中国的经典著作《仪礼》中所记载的贵族婚姻礼仪，但最终这门课还是取消了，原因很简单，唯一有能力和资格研习的学生已经去越南河内进行自己的研究了。
选修沙畹及伯希和课程的学生屈指可数，他们主讲的题目都与自己的最新研究相关。在法兰西学院和实用高等教育学院都从未开设过最基本的语言指导课程。在那个填鸭式教育时代的课程里最接近的要算是文本分析课程了，教授们将从各种可能的角度讨论预先给出的文本，其中自然也包括语言的分析。高本汉选修了沙畹的文本分析课程，这一分析方法深刻影响了高本汉和他的弟子们。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学术训练的背景和现在大相径庭：当代各国中文系的学生在进入更深层次的语言研究之前，都会花上好几年时间接受强化的语言训练。
我很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上高本汉先生的文本分析课，那是在1946年的秋天。当时我对古汉语的唯一了解就是，它是单音节语言，每个字都有特别的声调。选修这一课程的学生大概有五、六个，讨论材料选自公元前400年的编年史巨著《左传》。当高本汉高声朗读一段材料时，我心里计算着他所念的音节的数目，然后在材料相同数目的字符后做一个小标记。过了一阵，我注意到一个现象：某个字符经常出现在我标记的位置前面。从高本汉先生的讲解中我意识到，古代汉语所具有的后加成分指示不同类型的句子，并且，有时候还具有表达语气的功能。渐渐地，高本汉关于语音和语法结构的解说、图表分析以及对历史文化背景的描述，对我们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一本关于古代汉语的教科书。即使我们这些初学者也都意识到，我们实际上正身处这一研究的前沿。
当弟子们询问如何才能使研究更上层楼时，高本汉先生给了我们最简洁的忠告：“阅读！阅读！阅读！”——我同样把这一忠告传递给我自己的学生。获得对文本的“感觉”的唯一途径就是甘坐冷板凳，反复阅读原文。开始阶段也许进展迟缓，你不得不在辞书里翻查大量的生字词，但是不久你会获得对文本的结构、韵律和特质的感受。
1946－1948年间，高本汉的几位弟子请求他开设一门汉学研究书目课程。他勉强答应，不过仅仅给出一些西方汉学研究者的名字，他把这些名字高声念给大家：“沙畹！是的，沙畹是一个伟大的学者！读他！莱比锡的August Conrady！很棒！读他！伯希和，仔细地读他，不要忽略他的脚注，它常常比正文更加重要！你们在图书馆会找到他们的著作的！”于是我们就去图书馆找来这些学者的著作细加研读。
汉学研究初期阶段与现在的不同，其实不仅仅表现在研究主旨和方法的指导上。高本汉在1913年寄自巴黎的一封信中抱怨说，因为在巴黎找不到一本研究必需的文献资料，因此可能需要启程去伦敦或者莱顿图书馆里寻访这本书。我不知道后来他是否真的为这本书去了伦敦和莱顿，但是我知道，假如他找到了这本书，他还必须亲手抄写一份，因为当时并没有复印工具。对我们这一代学者来说，很难想象，没有便利的馆际互借对于早期研究者们意味着多大的困难，更不用说缺乏公开出版的目录、索引、大汉和辞典一类的大型辞书、数据库、复印机、传真机、互联网和电子邮件。但是，尽管没有这些现代工具，沙畹、伯希和以及他们许多天才的弟子都在各自广阔的学术领域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学者的成就引发一个问题：“现在巨人们都到哪儿去了？” 汉语方言学
也许可以说，汉语方言的现代研究是从高本汉的博士论文开始的。这篇论文后来作为高本汉四卷本《中国音韵学研究》的第一册出版，并由中国学者赵元任、李方桂和罗常培译为中文出版（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
1929年，赵元任先生被任命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文献部主任，史语所是等人于1928年所创建的中央研究院重要的组成部分。赵元任不久开始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汉语方言调查，其目的是描述汉语各大方言的语音结构，同时对汉语方言词汇和语法结构进行了初步考察。就我所知，这次调查所获得的资料仅仅公开出版了一本专著，主要是关于湖北省的方言，大量未发表的资料仍然存放在台北史语所的档案馆里。
1939年，赵元任应邀任耶鲁大学的客座教授。耶鲁是当时美国汉学界语言研究的中心，并有一个非正式的语言学家俱乐部，其中有天才的语言学者如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和萨丕尔（Edward Sapir）等。
在上半个世纪里，中西方学者已经调查研究了大量的汉语方言，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致力于语音结构的分析，而方言语法研究领域基本上仍是一片空白。毫无疑问，一部有深度的方言语法研究著作将会推进我们对语法历史演变的理解。我在这一领域的贡献是1961年发表的题为《四川方言造句结构的限制形式》的论文，这也许可以看作我本人有代表性的微薄成果吧。
在此，我想强调一点，方言语法的特点有时是从文学作品中发现的。巴金的三部曲《家》、《春》、《秋》分别出版于1933年、1938年和1940年，我们发现，尽管小说的叙述语言是用当时的国语写成，但小说中的对话包含了许多标准西南官话的语法特点，例如成都话。这些类似的特点都有待于深入研究，无论它们在哪里出现。
汉语语音学和音韵学
在汉语语言研究领域中，历史语音学和音韵学已经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在一部中途辍笔的未完成著作中，高本汉先生依据大量的资料构拟了中古和上古汉语语音。他用现代汉语方言、公元6世纪晚期的文学语言、公元601年出版的韵书《切韵》以及宋代出现的一些韵图等作为资料，构拟了中古汉语语音；在构拟上古语音时，他使用的材料包括周代早期和中期的文学语言——主要是借助于公元前1000年出现的诗集《诗经》中的押韵，以及谐声字也就是含有同一个声符的字。高本汉的研究从清代的伟大音韵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受益匪浅，例如江永（1681－1762）和他的弟子戴震（1724－1777），清代最伟大的学者之一段玉裁（1735－1815）、王念孙（1744－1832）和他的儿子王引之（1766－1834）以及江有诰（1773－1851），他们对《诗经》韵部的分类成为高本汉和其他语言学者深入研究的重要起点。
上古语音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是由段玉裁取得的，他认为共有一个声符的谐声字可以构成一个音系，归属于《诗经》的同一个韵部。这意味着《诗经》语言的语音结构和那些谐声字的潜在创造是一样的。这条规则当然也有例外，暗示着一些谐声字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更早的语音阶段，也应当注意到，另一些谐声字的产生晚至公元前480－前221年的战国时期。
高本汉先生对上古汉语语音和中古汉语语音的构拟，在他的《古汉语字典重订本》（1957）中可以清楚地看到。Tor Ulving根据高本汉的构拟重新编写为一本非常有用的书：《上古和中古汉语字典：根据高本汉古汉语字典音序排列》。
应当注意到，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的第一册是1915年问世的，一年以后，索绪尔的遗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中国音韵学研究》的第四册也是最后一册于1926年出版，比布龙菲尔德的先锋性著作《语言论》（1933）要早7年。高本汉是在印欧比较语言学传统的学校中接受教育的，因此，一辈子对结构语言学不感兴趣。这也非常自然地解释了，为什么他的不少研究结果被后来使用音位分析方法的学者批评和修正——代表人物是赵元任，集中在他发表于1941年第5期《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的重要论文《古汉语的特性》中。
许多学者，包括中国、日本和西方人，上半个世纪在汉语历史语音的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董同龢、李方桂、罗常培、李荣、周法高、周祖谟；桥本万太郎；Paul K.Benedict， Nicholas Bodman，Andre Haudricourt，Sergej Yakhontov，Jerry Norman，Edwin Pulleyblank，Soren Egerod，Hugh Stimson白一平（William H.Baxter）。
在白一平的著作《古汉语手册》中，他列出了对古汉语语音系统的详细构拟，这一构拟比此前的所有分析都更为中肯。白一平的构拟有的跟此前的分析大相径庭，这也正说明了在这一问题上要达成一致认识的巨大困难。
在过去，学者们都注意到《说文解字》（公元121年）中小篆的谐声现象，并广泛用作周代早期语音构拟的材料。由于20世纪古文字学的发展，许多金文文字——跟后来的小篆形态大不相同——都已经得到认定和分析，毫无疑问，古文字学界和历史音韵学界学者之间的进一步紧密合作将会取得重要的成果。
汉语的分期
按照纯粹的语音标准，我们可以把现代之前的汉语发展历史分期分为如下几个阶段：(1)上古汉语时期，大概在周代早期和中期，公元前1000年的前一半时间。(2)中古汉语早期，在公元601年的韵书《切韵》中定型化，是6世纪晚期的标准文学语言。(3)中古汉语晚期，晚唐时代（公元9世纪）的语言，在宋代的韵图中定型化。(4)古代官话时期，在1324年出版的《中原音韵》中得到体现，从这一时期戏曲作品的用韵看，反映了13世纪中叶的语音状况。这一语音阶段的构拟成果主要体现在Hugh Stimson的深入研究中。
未来的研究可能会更好地揭示出公元前206－219年的汉代标准文学语音结构，从而架起沟通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之间的桥梁。在罗常培和周祖谟两先生令人印象深刻的著作《两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之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第一分册中，已经给这一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著作中，基于汉代早期和晚期的诗歌韵律，作者已经考察了两个时期诗歌韵部之间的差异，并且详细说明了当时许多方言都偏离于标准语言。根据周祖谟的口信，计划中本书第一分册的续集早已完成了，但非常遗憾的是，其他分册依然没有出版。转贴于 语法研究
这是一个奇怪的而令人窘迫的事实：甲柏连孜（Georg von der Gabelentz）在1881年出版的著作《汉语语法》至今依然被视为古汉语语法最全面可靠的描述。
传统语法研究的主要集中在编撰程度不同的综合性语法书、虚词功能概论、个别的虚词或句法结构的专著和文章。
现代已经大量出现程度不同的综合性语法书，尤其是本世纪40年代及此前。大多数此类著作的通病是采用完全不同时代的材料作为例证；语助词概论的用处也被这样一个事实所抵消，其例证是脱离上下文的。比较有价值的是研究虚词或句法具体个案的专著和文章，代表人物有Joseph Mullie，Walter Simon， George Kenned，Angus Graham。我希望借此机会向耶鲁大学前任教授George Kennedy表达我的敬意，他对许多汉学论题天才的贡献使我个人受益匪浅。
先秦著作如《孟子》、《庄子》、《左传》等的语法和文体互相之间差异颇大，就像恺撒、塔西佗和李维的拉丁语著作之间的差异一样。假如我们想要真正理解古汉语语法，我们所要做的首先是深入分析大量重要作品的特殊语法和文体：《孟子》语法、《庄子》语法、《左传》语法。在这些具体的语法研究之外，我们还需要大量探讨虚词和句法结构的专著，考察所研究的文本中每一个特殊虚词或每个出现的句法结构。在这些个案研究基础上，我们最终也许可以比较充分地了解古汉语语法的演变。
我对近古时期的《左传》文本和白话文巨著《西游记》语法形态的研究，或许对于进一步理解这一被忽视的现象会有所裨益。
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关系
这些年来引发学界重大争论的一个问题是：周代晚期的大师们所写的巨著，比如《孟子》、《庄子》和作者未详的《左传》，究竟是反映了当时的口语还是完全脱离口语习惯的人为创造。高本汉认为，如果忽略音调差异的话，现代的中国国语只有不超过420个不同的音节，而他所构拟的上古汉语则有多达2250个不同的音节。这意味着上古汉语同音字词素的数量也许并不比现在的英语高出许多。高本汉写道：
《孟子》这部书，如果根据我在《古汉语字典》里构拟的语音系统用西方字母写出来，并且用同样的方法在书后列出词汇表，就是不用汉字表达，对于古代汉语初学者还是很好懂的、最好用的教科书。因此，毫无疑问，《论语》中所记载的孔子的发音，如果几十年以后大声读给弟子们听，尽管已有语音差异，仍然是很好懂的。个别字词发生了语音的变异，但书中所记录的孔子的讲演依然很好地体现了他那有教养的标准的口语。（《汉语语法探索》，1951年）
1994年9月16日，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一次题为“什么是最小语法：近古汉语中的例证”的讲演中，加里福利亚大学的Charles Li教授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无可置疑的是，近古时期汉语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差异，不应比我们所知的当代书面语和口语形态之间的差异更大。特别是《论语》，作为一本对话的记录，理当比其他近古著作更准确地反映当时的口语形态。
让我们来看看《左传》中的例子，《左传》的文本很可能在2300年前就已经成文了，对于一个现代读者来说，《左传》的文体可能显得非常简洁而古奥。但它所记录的对话段落是如此的真实、生动、自然，以至于我个人深信它们反映了当时的口语形态。我选自《左传·成公十六年》中的一段对话就是最佳的例证。楚王正准备和晋国打仗，楚王登上巢车观察晋军动静，了解其意图。从晋国逃亡到楚国的太宰伯州犁站在巢车边，对话就发生在楚王和伯州犁之间。对话以“王曰”开头，伯州犁答以“曰”，楚王的观察和伯州犁的解释交替出现，对话如下：
王曰：“骋而左右，何也？”
曰：“召军吏也。”
“皆聚于中军矣。”
曰：“合谋也。”
“张幕矣。”
曰：“虔卜于先君也。”
“撤幕矣。”
曰：“将发命也。”
“甚嚣且尘上矣。”
曰：“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
“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
曰：“听誓也。”
“战乎？”
曰：“未可知也。”
“乘而左右，皆下矣。”
曰：“战祷也。”
这段对话如果用现代汉语语音来读，会有许多同音词，听起来不易明白。但是，如果以高本汉构拟的古汉语语音来读，我们将发现同音词会大幅减少，这段对话中的几个词素在语音上是非常独特的。根据对《左传》同音现象的仔细研究，我坚信这段话如果念给当时的人听，一定是非常容易明白的。长久以来我有这种直觉，不过此前尚未深入研究过。我认为，无论是谁尝试把《左传》翻译成西方文字，都应当注意其中的一些对话中所包含的口语特质。（我认为《左传》是挺立于世界文学之林中的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如果我的生命还能重来一次的话，我最乐于把部分生命贡献给《左传》的翻译。）
在欧洲和美国或者其它地方，有偏见的学者们常对翻译皱眉蹙额。他们主张，学者应当致力于研究而不应把时间浪费在翻译上。在过去40年里，我已经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为我的母语瑞典语。我坚信，无论是用古文、早期白话文还是用现代汉语所写成中国文学作品都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理应如此对待。我有幸熟悉中文并从中受益匪浅，这使我觉得有责任花时间把汉语作品翻译给我的国人，让他们至少可以从中享受到我自己曾经得到的美感怡悦。
布拉格已故的教授Jaroslav Prusek曾经极力主张，文学研究和翻译应当尽力手挽手并肩前行。他在1970年出版的《中国的历史和文学》序言中写道：
翻译一部作品会唤醒我内心对作者和作品更浓的兴趣，同时发现有待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通例。我也发现，一个本来只对某部外国文学作品主旨略有所知的人，当他开始翻译时，也就与这部作品的结构和风格发生了更深入切实的接触。
第5篇
第一，有用意识。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是进行古汉语学习的最有效工具，从终身学习来说，它对于了解祖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是有用的；从近处来说，《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可解决文言诗文阅读中的许多问题。很多知识老师不可能全部教授，学生要养成多翻字典的习惯，在自主学习和探究中学会理解和归纳。
第二，有趣意识。
面对枯燥的工具书，有很大一部分学生需要趣味作支撑。其实，在表面上看如此刻板枯燥的古汉语字典中，同样也有丰富多彩的典故和成语故事。例如“而”字的第一个义项是“第二人称代词，你，你的”，举出的例子是《史记・项羽本纪》中的句子：“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这是楚汉之争中，项羽以刘邦的妻儿、父亲要挟刘邦投降，扬言欲烹其父，谁知道刘邦竟然耍起无赖，说他和项羽是结拜兄弟，杀刘邦的父亲也就是杀项羽自己的父亲，项羽要是一定要杀自己父亲，刘邦让他记得分给自己一碗汤。一个是怒火中烧、率真正直的西楚霸王，一个是沉着冷静、机智老练的汉王，两者的不同性格在这一句话中突显出来。用这样富于趣味性的故事去吸引学生，相信他们学习古汉语会有更大的兴趣。
第三，归类意识。
古汉语字典中对于每个字都有详尽的解释，用序号做了明显的区分，但是，意义和用法较多的字词很容易促发学生畏难的情绪。很多字词表面上看意义和用法很繁杂，然而只要细加观察，就会发现很多都是同类的。比如“乎”字，字典中一共有如下4种解释：①介词，用法相当于“于”；②语气词，用在句末表示疑问或反问，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吗”或“呢”；③语气词，用在句末表示感叹，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啊”、“呀”；④形容词词尾。按照词性来说，②和③可以合起来，再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两个意义的位置都是在句末，也就是说“乎”在句末时，看它后面是“？”还是“！”就可以区分其用法了，这样归类之后，“乎”字的意义和用法就清楚了许多，学生接受起来也更容易，记起来也更牢固。
第四，补充意识。
补充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义项的补充，二是对例子的补充。
1.补充义项。《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某些词条的解释是不完整的，为了学习和复习的方便，应当以字典为蓝本，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例如虚词“而”字：①第二人称代词，你，你的；②连词，表示前后两个词或词组之间的并列、转折、相承等关系；③连词，连接状语和中心词；④连词，连接主语和谓语，含有“如果”或“却”的意思；⑤如，像。在这个解释中，②③④都是连词，只是表示的关系不同而已，第三个义项表示修饰关系，所以，第二个义项需补充上“递进”、“因果”、“假设”这几个关系。这样，“而”的所有意义和用法就完整了，便于学生系统而清晰地学习。
2.补充例子。这里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文言文句子，一是成语。
补充文言文句子：《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举出的例子很丰富也很经典，可惜的是教材年年变，不同地区又使用着不同的教材，学生对这样一些“经典”未必能够很好地理解，因此，及时地补充上他们更为熟悉的例子，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古文，更重要的是降低了接受的难度。例如“竖”字在文言文中有一个常用的结合――“竖子”，在《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所列举的例子出自《晋书・阮籍传》《史记・留侯世家》，而这些篇目是现在广东学生未曾接触过的，但是，在粤教版必修四文言文单元《鸿门宴》中，对放跑刘邦的项羽，老谋深算的范增说了这么一句气话：“竖子，不足与谋！”在对课文学习的基础上，范增的这句话学生更容易理解和记忆。
补充成语：很多成语保留着古汉语语言习惯，现代社会依然广泛使用，所以学生接受起来难度要小一些，而且一些成语中包孕了有趣的故事，所以学生学习的兴趣也会更浓。例如“爽”字中第五个义项是“违背、不和”，和成语“屡试不爽”的“爽”字是同样的意义，但这个成语比起字典中的例句要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第6篇
关键词：古汉语；词语活用；信息；超量性；
中图分类号：H1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7-00-01
“词类活用是古汉语中表现尤为突出，使用非常广泛的一种语言现象。它是为了适应语言表达的需要，解决上古词语贫乏且使语言简洁生动的一种手段。”[1]“对于词类活用，仅从语法角度认识它的组合配置规律是片面的、肤浅的，只有从修辞方面进一步研究古人为什么‘在句子中改变其基本功能’，才能全面地、实质性地把握其意义。”[2]一般来说，古代汉语词类活用通常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和数量词的词类活用四种类型。本文中“超量性”是指词语或句子所承载的信息量较大。本文拟从感彩的跳跃性、语义呈现角度的多样性以及行文的简洁性三方面来探讨古汉语词语活用的信息超量性特征的形成。
词语的感彩分为褒义、贬义和中性三种。古汉语词语活用后改变的不仅仅是词性，伴随词性变化的往往还有词语感彩的跳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活用前为褒义词而活用后变为中性词。如《典论论文》：“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又如《论语泰伯》：“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例中“备”、“笃”本意为“完备”、“纯厚”。在句中都活用为动词，意义分别为“全部精通”、“使……纯厚”。2、活用前为贬义词而活用后为中性词。如《史记游侠列传》：“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又如《送东阳马生序》：“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例中“丑”、“殆”本意为“丑恶”、“懒惰”。在句中都活用为动词，意义分别为“以……为丑”、“对……懈怠”。3、活用前为中性词而活用后为褒义词。如《论语颜渊》：“父父，子子。”又如《国语周语中》：“为臣必臣，为君必君。”“父”、“君”本意义分别为“父亲”、“君主”。在句中活用为动词，意义分别为“行父道”、“行君道”。4、活用前为中性词而活用后为贬义词。如《史记南越列传》：“……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征天下。”“虎”本意为“老虎”。在句中活用作状语“像老虎一样地”。又如《中山狼传》：“……性贪而狠，党豺为虐。”“党”本意为“同伙”。在句中活用作动词，意为“结党”。可见词语感彩的跳跃导致了导致了信息超量性特征的形成。
古汉语在词语活用之前，语义的呈现角度通常是单一的。在活用之后，语义呈现角度往往朝多样化的趋势发展。1、语义呈现角度由单一性向双向性发展。如《史记匈奴列传》：“十余年蒙恬死，……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界”在句中活用为动词，意义为“分界”。再如《孙子记》：“兵者，诡道也。……怒而挠之，卑而骄之。”“骄”在句中活用为动词，意义为“使……骄”。因为理解活用后的语义必须要建立在理解活用前语义的基础之上，所以“界”所呈现的信息由活用前的名词性的含义转变为活用后的以动词性含义为主，以名词性含义为辅；“骄”所呈现的信息由活用前的形容词性的含义转变为活用后的以动词性含义为主，且以形容词性含义为辅。这样就导致了活用后语义呈现角度的双向性，由此也导致了信息超量性特征的形成。2、语义呈现角度由单一性向多向性转化。以名词活用为动词为例。如《墨子贵义》：“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例中“北”活用作状语后意义为“往北方”活用后的语义不仅包含了活用前的语义，也体现了相应的动作状态，更体现了一种意象中的动感。又如《战国策魏策三》：“夫秦贪戾之国而无亲，蚕食魏，尽晋国。”“蚕”活用作状语后意为“像蚕吃桑叶那样……”。活用后的语义在体现蚕吃桑叶的状态的同时，也给我们的听觉和视觉带来一定的想象空间。显然，活用后语义呈现角度的多样性在给我们的思维提供广阔的想象空间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与之相匹配的语义信息。可见，语义呈现角度的多样性是形成词语活用信息超量性特征的又一重要因素。
古汉语行文的简洁性也导致了词类活用信息超量性的形成。这种简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音节的紧缩性。“古汉语中，通常用极少的音节表达较多的思想内容，从而造成语言表达的简洁。”[3]如《战国策秦策一》：“嫂蛇行匍匐。”“蛇”意为“像蛇一样”。句中状语只用一个音节就就表达了现代汉语中需要用两个甚至是两个音节以上才能表达出的内容。又如《左传成公二年》：“从左右，皆肘之。”“肘”意为“用胳膊撞击”。句中用如动词的音节为一个，但所表达的动词性的意义要复杂得多。2、句式的凝练性。“古汉语的一些特殊句式，能够做到简洁，……在表达时有意隐去了一些内容。”[4]在此仅以动词的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为例。如《史记陈涉世家》：“广故数言欲亡，忿恚慰。”又如《战国策赵策》：“今媪尊长安君之位。”“忿”和“尊”的真实含义隐含于句式的背后。使动用法的凝练性突出了某种行为或动作的结果。又如《荀子天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再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令我百岁后，皆鱼肉之矣。”“大”、“鱼肉”的真实含义都隐含于句式的背后，而意动用法的凝练性则突出了心理的感觉和认同。由此可见音节的紧缩性和句式的凝练性也是形成信息超量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参考文献：
[1]钱爱琴.谈谈古汉语中的词类活用[J].文学教育.2010（01）
[2]张帜.论词类活用的修辞效应[J].锦州师院学报.1995（01）
第7篇
[关键词]中医古汉语；教学效果；学习兴趣；自主学习
从事教育工作几年来，一直进行的是古汉语的教学，严格来讲，是中医古汉语的教育教学。对于学习中医专业的学生来讲，中医古汉语是基础课，更是工具课，其根本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为后续专业学科，譬如《伤寒》、《金匮》、《内经》等中国传统医学的学习扫除一些文法上的障碍，七年制教材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更高要求，那就是还要同时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其实无论其目的如何，作为教师来讲，对学生进行讲授，所关注的就是一种教学的实际效果和学生的真实接受程度，而现在面临的困境就是，往往达不到其目的的教学效果。或者效果甚微；学生接受牵强，以考试过关为目的。细想下来，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值得认真思考。
由于文言与现代汉语相差太大，这样就很容易导致学生产生“难学”、“厌学”的情绪，在思想上认为古汉语是少数文史专业学生的“专利”，不利于大众阅读与理解。但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古汉语始终是文化的主要载体，一切重要的文献均以文言文为书写符号，政治、科技、地理、医药、农业等各种成就都以古汉语作为表达方式。换言之，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长河里，古汉语扮演着权威的叙述者角色。这就表明古汉语学习的必要性，尤其对于学习中医的学生来讲，不学习它，我们就无法领略前人借助之创造出来的灿烂辉煌的医学文化，势必对今后的学习造成巨大障碍。但是如何解决这种矛盾，首先要从教学方法上，现在的教学主要采用的就是老师传授，学生接受，造成结果枯燥、乏味，这种教育方法对于任何课程来讲，都是应该被踢出历史舞台的，对于中医古汉语就更是行不通。几千年前，大教育家孔子就提倡“教学相长”，即教与学不是两个孤立的个体，而是一对密切联系的实体，他们是互动的、发展的，这个理念应该贯穿于中医古汉语教学的始终。而如何实现，在我看来，兴趣就至关重要了。
我们都知道，人们做某件事。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为了完成任务。二是对该事情感兴趣。由此，我们不难清楚，前者是被动的，故而态度是消极的，所以对其结果仅满足于完成任务，达到要求：而后者则相反。因为他感兴趣，所以首先表现在态度上的是主动投入、热情参与，理所当然的。对于结果，他们则期待着“更上一层楼”。经过对比，可以毫不讳言地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就教师而言，首先要引导的是蕴涵其中的人文精神。从绚丽多姿的古代文献里，我们可以读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尊老爱幼、信守承诺、大公无私、机智勇敢、忠于朋友等等，这些美德古今相通，生生不息，至今仍有教育意义。在教学中融入曲折生动的情节、感人至深的教育，这样会使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特别是现在的社会趋于浮躁，大学生在特殊的年龄时期，思想趋于成熟但却容易偏激，现在的百家讲坛应运而生，并且大行其道，可以从侧面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们的精神世界需要一种指导，需要一种慰藉，而古典文献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决人们的一些困惑，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可以让学生们的精神世界更丰富，从而更坚强。
其次，可以引导学生体会到美。古人留给我们丰富的文学遗产，其中不乏很多美文，譬如大家都熟知的王羲之的《兰亭序》，王勃的《滕王阁序》，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等。这其中，蕴涵着意境美、形式美、语言美等各种美，教师指导学生用心去感受，去体会“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聆昕“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无形中，会令兴趣增长。
再次，教师应该触类旁通，善于找到古代汉语与其他学科或相关技术的结合点，以此来打动学生，让学生体会到任何知识结构都是相通的。“诱使”他们进入预定的教学轨道。现在的教学状况就是。学生重视专业课，重视外语学习，认为这些对于以后择业的好坏有着根本的决定作用，这其实不能不说是教育的一种片面性，但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很难改变。我在教学过程中，经常和学生所讲的就是，无论现在所学习的任何看起来不重要的一门学科，对于我们日后的成长都是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是不分伯仲的。也许同学们现在很难理解这样的话，认为人生有轻重，但知识却是不分轻与重的，等到人生达到一定得阅历自然会体会到这些知识的重要性，它会大大指导我们人生的很多抉择。我们可以看见在很多中医古典文献中就融入了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哲学、自然科学等相关内容的融合，并不是就是简单的字词句语法的组合。转贴于
第8篇
【关 键 词】 成语；古汉语；语言；活化石
成语的产生有一定的渊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源于寓言故事，如“愚公移山”出自《列子・汤问》。二是出自历史轶闻故事，如“破釜沉舟”出自《史记・项羽本纪》。三是诗文语句，古典文学作品，如“集思广益”出自《诸葛亮丞相集》。四是来自神话传说，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五是来自一般的口语、俗语，如“唇亡齿寒”“亡羊补牢”等，这些词的意义浅显易懂，比喻义也较明确，具有大众化的特点。六是来自外来语，如“天方夜谭”等。成语保留了古代汉语的各种语言因素，又为人们所习用，是一种活的化石。下面我们分别从成语的文字、词汇、语法三个方面加以阐述分析。
一、成语中的古今字、通假字
（一）古今字
古今字是在某一意义上相同，其他意义不同而先后产生的不同形体的字，产生在前的称为古字，产生在后的称为今字。为了把多种意义加以区分，就另造一个字代替某一个意义，今字所表示的意义没有古字宽，也就是说今字并不能代替古字。如“图穷匕见”中的“见”是古字，今字为“现”，意思为显露。
1. 古今字的来源
一是同源分化而形成的古今字。如“被”与“披”，成语“被发文身”“被褐怀玉”中的“被”是古字，今字是“披”。《说文解字》：“被，寝衣，长一身有半。”指被子。又“披，从旁持曰披。”“被”“披”两字均从“皮”字得声，加上不同的形行，产生不同的字。
二是同音假借形成的古今字。如“然”与“燃”，《说文》：“然，烧也。”本义是燃烧，后来假借为指示代词这、这样，如“大谬不然”“不知其所以然”中的“然”即此义，为避免词义混淆，就另造一个新字表示本义，即“燃”，如“燃眉之急”“蜡烛自燃”中的“燃”，是根据音同而造的今字，于是跟古字“然”形成古今字。
2. 古字和今字的构成关系
首先，今字一般是在古字的基础上增加形符，形成一个新字，表示某种意义。如“反躬自省”中的“反”与“积重难返”中的“返”就是一对古今字，“返”是在古字“反”的基础上加上一个形符（之）形成的。
其次，今字在古字的基础上更换形符。如“不亦说乎’中的“说”，即“悦”字。《说文》：“说，说释也。”“说释”即“悦择”，喜悦之意。《说文》中没有“悦”“烽”，以“说”更换形符，造“悦”字，表示喜悦。即“说”“悦”是一对古今字。
再次，从语音的角度来看，今字一般以古字作为声符，或沿用古字的声符。如“求”与“裘”，成语“轻裘肥马”中的“裘”指皮袄，古字为“求”，后以“求”为声符另造“裘”表示皮袄。其他的“昏”与“婚”，“取”与“娶”等。
最后，声符、形符全换另造个字，从而形成古今字。如“三战三北”“追亡逐北”中的“北”，甲骨文中是二人相背的形状，“北”由相背引申为逃跑，从而另造一个“败”字表示此义，因此，“北”与“败”就形成一对古今字。
（二）通假字
通假字是本有其字，弃本字不用，另找音同或音近的字代替，借另一字的声音代此字的意义。有的把通假字叫假借字，就是古汉语通用的借字。理解成语的通假字要用本字，否则很容易望字生义，导致误解。
1. 从本字的有无可分为本无其字的通假和本有其字的通假两种。本无其字的通假也就是假借字。许慎在《说文解字序》里这样下的定义：“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也就是本来没有这个字，借用一个同音字表示这个意义。成语中仍保留这种现象，如“匪夷所思”“匪石匪席”中的“匪”本义最一种竹器，这里假借为一个否定副词，而另造一个“篚”字表示本义。本有其字的通假实际是古人写别字，就是书写的人图省事或忘却，用另一个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久而久之，这个被用来代替的字被社会所承认，就通用了。成语“妒贤疾能”中的“疾”，本义是指一般的病，在这里通“嫉”，表示妒忌。
2. 从声音联系来看，有音同假借和音近假借两种。音同假借是通假字中最多的一种，它包括声音完全相同，或四声相承。成语“分文不直”中的“直”本义是直视，正直，通“值”。还有“流言蜚语”中的“蜚”通“飞”，“披沙简金”的“简”通“拣”。音近假借即声音相近的通假。如“博闻强识”亦作“博闻强志”，即“识”通“志”，是韵母相同的通假。
二、成语中的词义变化
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更新，词汇表现得最为突出，词义也在不断的变化，因此，我们在理解掌握成语时应注意词义的变化。
（一）词义的扩大
词义的扩大指词义的范围扩大。成语“尖嘴猴腮”的“嘴”，古汉语里指鸟嘴，人的嘴称“口”，在现代汉语里，“口”与“嘴”的词义不分，“口”多用于书面语，“嘴”多用于口语，即“嘴’可泛指人和动物的嘴，词义的范围明显扩大了。
（二）词义的缩小
词义的缩小指词义范围的缩小。成语“无色无臭”的“臭”古代指气味，现代汉语里指恶臭气味，专指难闻的气味。
（三）词义的转移
词义的转移指词义发生了变化。如“假公济私”“不假思索”的“假”，古汉语里指借，凭借，汉以后，当作“非真”讲，现代汉语里常用此义，由动词转为了形容词，如“以假乱真”“弄虚作假”“弄假成真”等。
（四）词义感彩的变化
成语“闭门造车”，古代的车子两轮之间的距离是固定的，只要遵照一定的标准，关起门来造的车也能合用，是褒义，现在指不顾客观情况，单凭主观想象行事，变成了贬义。
（五）成语整体意义的转变
成语整体意义的变化，也是词义发展变化的一种，我们将原义和变化后的意义进行比较，往往觉得大相径庭，天壤之别，看不出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认真的分析研究，仍有贯连之处。成语“穷则思变”，原义指事物到了尽头，极限，就会发生变化，现指人们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就要改变现状。“穷”由“尽，极限”之义转为“贫穷，穷困”。
综上所述，从成语的文字、词汇、语法可窥探出，成语是古汉语的活化石，它保留了古汉语的各种语言因素，又有所发展、创新。成语是约定俗成的，意思是稳定的，结构是定型的，它是历史的产物，遗留了古汉语的特点。如果没有一定的古汉语知识，往往会望字生义、望词释义，借用误解成语。我们通过对成语深入细致的分析，可以准确理解、掌握成语，提高现代语文的写作水平，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让祖国语言焕发出璀璨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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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
髑髅：“～～，顶也；髑，徒谷切；髅，洛侯切；（dǔlóu）”。[髑髅]方音duǒ53luō31，头（对活人也用，含贬义）。|| 他大（da35） 外～～（詈词）。？莰俗作“颅”。
赙赡：“赙，助也，符遇切（fù）；赡，给也，时艳切（shàn）”。[赙赡] 方音fu55shan53，周济。（含贬义）|| 你把他～～尕子。？莰俗作“富善”。
磊■：“磊■，重聚貌。磊，落猥切（luǐ）；■，丁罪切（duì） ”。[磊]方音lui31dui53，衣服臃肿或器物笨重。？莰俗作“累赘”。
（《现代汉语词典》[榔]条：东西长大，笨重，用之不方便）
■：“■，屋也；■，苦刚切（kān）；■，力康切（lān）”。[■]方音
[k'щ53]lān21。|| [■]①内部容积或轮廓：锅～～（炉膛）；房净～～5米×3米。②架子猪（已初具轮廓而尚未育肥之猪）。？莰俗作“克郎”。
■：“，旱气也，苦沃切（kù）；■，腹中急也，古巧切（jiǎo）”。[■] 方音ku53jiao55，农业条件恶劣。|| 外地方～～得很。？莰俗作“苦焦”。
第四节 陇东方言在汉语中居宗主地位
汉语是汉民族的共同语，又是国家的官方语言，汉族人口在全国人口中占到95%以上，因此汉语在全国的文化交流活动中地位非常重要。
毋庸讳言，自有人类以后，就有了语言，诚如前述，在中国这样广阔的地域里，历史上形成了许多方言，但最初的汉语书面语是在哪种主要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但是目前学术界尚无统一的见解（某些人著书立说，主张古汉语起源于粤语，实乃偏见）。依日本著名的汉学家桥本万太郎先生的说法：汉语的晋方言较多地代表了汉语的口语层，秦方言较多地代表了汉语的文言层。笔者比较赞同这种观点。无论如何，夏朝的国都在山西，说明山西开化较早，其语言对汉语当然有较大的影响。
周灭商建立西周政权后，周王朝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语言文字的统一，形成了西周初期的“普通话”――西周官话，其前身即为先周语言（陇东方言），奠定了汉语书面语的基础，进而形成了汉语的构架与体系，历经几千年的发展，终于演变成了今天的普通话。西周初期统一全国语言时使用的是周族的语言，即先周语言，也就是规范化了的古陇东方言，从此奠定了陇东方言在汉语中的宗主地位。以后的长安官话、洛阳官话、汴梁官话、临安官话、南京官话、北京官话，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由于西周的首都在镐（hào），其地距长安（今西安市）甚近，可视为长安即周都，后经汉、唐盛世，长安成为闻名世界的古都，故后人一般都以为古长安方言就是古汉语的代表话即母体语言，殊不知长安方言是流，不是源，真正的源头语言是先周语言，是先周部族长期生活过的陇东地区的方言，因此，陇东方言才是古汉语的母体语言。
汉语（书面语）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继承了古汉语的合理成分，又吸收了南、北方言的精华，终于形成了今天的普通话，普通话是当前最完备的汉语（书面语），但无可否认，“普通话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因此可以响亮地提出：陇东方言是普通话最主要的基础方言！
古汉语的母体语言不是长安方言，而是陇东方言，陇东方言居于不可动摇的宗主地位。现代方言学研究对方言分类时，有“关中方言秦陇片”的称谓，若以语言形成时间先后为序，应称“关中方言陇东片”，起码应称“关中方言陇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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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篇
关键词： 并列式双音词 内部机制 外部机制
语言是以语音为物质外壳、词汇为建筑材料、语法为结构规范的一种符号系统。其中，词汇是最敏感、最活跃、涵义最丰富的部分，也是最能反映民族文化特点的部分。汉语的词汇系统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断与时俱进，从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到现代汉语以双音词为主，汉语词汇的双音化现象早已引起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列式双音词作为较为能产的一类词汇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深入探讨并列式双音词的产生机制对整个汉语史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对比其他语言，都没有一个成系统、数量如此庞大的并列式双音词体系，因此，深入研究并列式双音词对于汉语构词法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一、语言内部机制
（一）韵律机制的影响
1.韵律的制约
冯胜利先生提出韵律词概念，是从韵律学的角度来规定“词”的概念。根据冯先生的论断，韵律构词学的理论基础——“韵律层级”，从上到下依次为：韵律词——音步——音节——韵素，即韵素组成音节，音节组成音步，音步实现韵律词，而音步必须同时支配两个成分，即“二分枝音步”，因为没有二分，就没有“轻重抑扬”，也就构不成韵律。
据学者统计，从上古时期东汉开始，双音词就已经出现并成为词汇的一种发展趋势，到中古时期，产生了大量的并列式双音词。这里所说的并列式双音词是指由两个单音节词根语素并列构成的双音节词，按其两个语素之间的语义关系，学界把并列式双音词分为同义并列、反义并列和类义并列三种类型。李仕春在《联合式构词法在中古时期最能产的原因》一文中论证了“并列式构词法在中古最能产（见图1）。到了现代汉语中，并列式双音词仍是仅次于偏正式的第二大词汇群，纵观古今语音系统的变化，可以得到一些线索。冯胜利在《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一书中提到，上古到中古汉语的语音演变特征可以描述为“在新韵律系统里，最小的韵律单位（音步）不是单音节，而是双音节”，这一结论的得出充分证明了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音节结构的演变就是双韵素音步到双音节音步的演变，即“双音化”的历史来源。
图1 中古时期偏正式和联合式复合词使用情况
到了现代汉语，双音词占明显优势，根据冯胜利先生的韵律理论，汉语在双音步的制约下，越来越多的短语逐步固化为韵律词；为了满足韵律的要求，本可由一个单音词表达的意义，改由两个相同意义或相近意义的单音词连用表达，促使大量的同义并列双音词产生。
发端于魏晋的，兴盛于南北朝的骈文是汉语文学史中一段具有特殊意义的时期。骈偶与对仗这两种重要的修辞手段被看做汉语韵律构词系统的必然产物，但过分追求对偶，就走入了一个“文必四六”的极端。文学上的这种风气其实就是对双音步的偏爱，导致了大量双音词的产生，之后韩柳发起的“古文运动”批判过分追求辞藻华丽的骈文之风，推崇单音单语，一些完全出于对仗考虑，没有实际意义的双音词慢慢淡出词汇系统。但词汇的双音化仍然成为一种不可改变的趋势。
2.语音系统的变化
词是音义结合而产生的，而音义结合是任意的，《荀子·正名》：“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这并不等于音义之间毫无联系，沈兼士《声训论》：“凡意之寓于音，其始也约定俗成，率由自然。继而声义相依，展转孳乳，先天后天，交错参互，殊未可一概而论。”说明语音对词汇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据王力先生统计，上古汉语的声母32个，韵母29个，声调有4个；中古汉语的声母35个，韵母92个，声调也有4个，语音明显比上古复杂得多，尤其是清唇音、舌上音的产生及庄、章二组的合并、大量古入声字的语音变化对词汇系统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的记忆负担加重，而中古时期政治、文化繁荣发展，新事物不断产生，对于新词语的需求也不断扩大，音节的数量的有限性决定了大量同音字产生，对言语交际带来了不便，音变造词法已经不适应当时的交际要求。
3.方音影响
伴随着隋唐盛世的出现，各地人们交往频繁，商业往来密切，方言的流通度大大增强，不同方言中表达同样意义的单音词在交际中引起不便，逐渐发展为同义词、等义词，这些词语有的和当时的共同语结合，有的方言单音词汇则互相结合，在词汇“双音化”的过程中逐渐合并。如《方言》卷一：“晋魏河内之北谓惏曰残，楚谓之贪。”《说文》：“河内之北谓贪曰惏。”（注：“惏”即“婪”），“贪”、“婪”二字表示同样的意义，只是方言的不同，因而在交际中逐渐合并为“贪婪”这一并列式双音词。
（二）联合式句法的影响
汉语构词法从词的内容上考察时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使用词根原形，第二类是改变词根部分的语音，即改变音素或声调。具体分为摹声法、拟义法和变义法。从词的形式上考察的有音变构词法。在以单音词占主导地位的上古汉语中，摹声法毕竟可取范围有限，而拟义法造词，词语的义项过多，在交际中容易混淆，有时也难以分辨义项与义项之间的分界，如“墨”，查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仅名词义就有“书画作品”、“黑色”、“墨线”、“长度单位”等八个义项。变义法和音变法造成的结果是大量单音同音词的产生，在文字上的影响是大量假借字、通假字的产生，给交际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汉语是缺乏严格意义形态变化的语言，即“孤立语”，以单音节汉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汉语的这一特点在上古汉语中就表现为一字、一词、一音节的对应现象，为联合式构词法的产生提供了大量的构词素材。人们在表达时根据表达的需要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这些已有的单音词，把语法、语义上能够搭配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音词连用，这样就形成了联合式的短语或句子，有些久而久之就固化成了一个词。这是一些双音词在词典里具有双重身份的原因，既可以是词，又可以是习语，带有短语的特征。这类词介于自由短语和词汇之间，是词汇化的对象。
（三）训诂的影响
战国末年就已经出现了注解古籍的专著。训诂学的萌芽在春秋末年就已经开始。春秋以后，孟子提出“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是训诂学一条很重要的原则。何为训诂呢？如“勤，劳也；遵，循也。”（《逸周书·谥法解》）“论：议也。”（《说文解字》）“追，逐也。”（《说文解字》），通过因形求义、因声求义、因文求义等方法训释词义，又利用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单音词形成互训、同训、递训等解说词义的方法。与此同时形成了大量的同义、类义的单音词构词素材，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这些经常高频同时出现的单音词逐渐凝固为并列式双音词。另有由反知正的训释方法，如“浅，不深也。”（《说文·水部》）曾字足义的训释方法，如《诗经·小雅·六月》：“比物四骊，闲之维则。”毛传：“则，法也。”疏云：“维有法则矣。”毛亨用单音词“法”来训释，孔颖达则改用了复音词“法则”，可见训诂对并列式双音词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语言外部机制
（一）汉民族传统文化影响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化讲求一个“和”字，直至当今社会仍然倡导“和谐社会”，汉民族传统的哲学观和审美观讲求对称、追求形式美，这些在汉民族传统文化中都有体现。如我国的民间传统艺术剪纸，多是体现了对称美；在汉字的字形中不乏对称的现象，如“喜”、“山”、“天”等；更有“成双成对”、“好事成双”之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春节，“贴春联”体现了中国人对于对称、和谐的追求，并在其中予以了浓浓的祝福、祈愿之情。这样的传统文化对汉语词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文学创作上，如上文提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兴盛一时的骈文，就是对这种对称的形式追求到极致的表现。在词汇上的体现并不少见，人们往往纯粹是为了达到某种表达效果而故意做出有意识的双音选择，因而有了“足辞”之说。马建忠先生指出：“古籍中诸名，往往取双字同义者，或两字对待者，较单辞只字，其辞气稍觉浑厚耳。”此语道出了并列式双音词在表达效果上的作用，即加强语气。如并列式双音词中有一类特殊的词语，叫做“偏义复词”，在这类词中只有一个语素有实际意义，而另一个只起陪衬作用，如“国家”一词，在现代汉语中只表“国”，不表“家”；“窗户”只表“窗”不表“户”，“妻子”只表“妻”不表“子”，这样的一类词在现代汉语中并不少见。
（二）认知机制影响
根据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在面对事物的多样性时，人类认识新事物时总是以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为基础，通过类比的方式将未知事物与已知事物联系起来，从而扩大自己的认知域。大脑对世界的认识不能是杂乱的，而应采取分析、判断、归类的方法，将其进行分类和定位，将客观世界范畴化。汉民族独特的认知机制连同客观世界的需要导致了并列式双音词的产生。认知语言学认为，大脑的经验范畴与自然界的范畴最接近、最匹配，是认知的重要基点和参照点。如“风雨”一词，“风”和“雨”分别表示自然界的两种常见的、具体的自然现象，人们在交际表达时，把这两个词连用，用来描述天气状况，多用于描述天气恶劣。人们根据联想和感知，用“风雨”一词比喻危难和恶劣的处境或人生的坎坷之路，这就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映射。认知机制在并列式双音词的产生，尤其是其比喻义的产生方面具有重要影响。
三、结语
并列式双音词的产生理据既有语言的内部的又有语言外部的，无论是韵律、语音、构词法、训诂学还是传统文化和认知机制都对并列式双音词的产生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的分析还不尽全面，尤其是在语言外部机制上的研究还略显单薄，笔者会在后续的研究中继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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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田涛.同义并列双音词的词素异序现象及语音因素的影响[J].现代语文，2008（3）.
第11篇
关键词：文言语法；归类复习；必要性
中学语文“课程标准”中对初中学段古汉语学习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虽然不要求初中学生对古汉语语法知识有系统的掌握，也不作为语法概念纳入中考范围，但我认为，初中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适当地向学生传授一些古汉语语法知识，是十分必要的。中考复习阶段，教师对分散在整个初中阶段六册语文课本里的古汉语语法知识加以归类，初步给学生比较完整的古汉语语法知识体系，对学生今后进一步学习古汉语，鉴赏古汉语，提高古汉语素养都是大有裨益的。因此，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古汉语语法知识的归类教学，进入高中、大学学习的学生反馈的信息都是比较积极的。
初中语文古汉语语法知识大致归纳为如下几种类型：实词类活用现象，古今异义词，通假字，文言虚词的用法及文言句式等。本文对文言句式归类复习例举。
初中阶段学习的文言句式常见的有判断句、省略句、倒装句、被动句几种。组织学生复习时，可以按照上述四种句式逐一归类复习。
一、判断句
文言判断句是以名词、代词或名词性短语作谓语对主语进行判断的句式，通常情况下不使用判断词“是”。基本形式有：“……者，……也”，“……，……也”，“……者，……”，“……，……者”等。例如：“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孟子二章》）句中“……者矣”和“……者……也”都是表示判断的，相反“是”字作为代词使用并不表示判断。有时用“则”“乃”“为”“非”等表示肯定或否定判断。如：“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岳阳楼记》）句中“则”表示判断。“非”表否定判断，可译为“不是”，如：“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孟子二章》）这是一组双重否定的判断句，加上排比修辞的运用，使语气更强。学生全面地了解了判断句的格式，在阅读文言判断句时就能够较准确地把握判断句语气和语义了。
二、省略句
文言文中省略句也和现代汉语一样，通常有承前省略，承后省略和对话省略（语境省略）等。省略句顾名思义就是省略了某个词或某一成分的句子。理解句子意思时要联系前后句，否则会出现理解上的偏差。省略句通常有：（1）省略主语。如：停数日，（渔人）辞去。（《桃花源记》）（2）省略谓语。陈胜自立为将军，（封）吴广为都尉（《陈涉世家》）。（3）省略宾语。如：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之）分人。”（4）省略句子。如：“忠之属也。可以（之）一战。”省略的“之”字代指“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全句。（《曹刿论战》）（5）省略介词：如：林尽（于）水源（《桃花源记》）。（6）省略量词，古汉语中数词后常省略量词，数词直接与名词结合。如：林尽水源，便得一（座）山。（《桃花源记》）再如：一（只）狼得骨止，一（只）狼仍从。（《狼》）了解了省略句的特点，学生在翻译时就必须把省略的成分补出来，否则句意就不准确，句子也就不顺畅了。
三、倒装句
句子成分中某个成分没有出现在他固有的位置，出于表达的需要，被提前或移后了，这样的句子就叫倒装句。倒装句常见的有：谓语前置（主谓倒装）、宾语前置、修饰语后置（分定语后置和状语后置）等。（1）谓语前置（主谓倒装）。为了突出谓语，将谓语置于主语前，以增强表达效果。如：“甚矣，汝之不惠”（《愚公移山》）。将谓语“甚矣”前置，就起到了强调谓语的作用。（2）宾语前置：①代词宾语前置。如：“吾孰与徐公美？”（《战国策 邹忌讽齐王纳谏》）②介词宾语前置。如：“微斯人吾谁与归？”（《岳阳楼记》）。③依靠“之”字前置，在这里“之”是助词，无实在意义，只是宾语前置的标志。如：“何陋之有？”（《陋室铭》）（3）修饰语后置有两种情况：①定语后置。在文言文中，为了突出表达效果，有时将修饰语置于中心词之后。如：“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马说》）。“千里”是做中心词“马”的定语，后置在“马”的后面，突出了日行千里的本领。②状语后置。在现代汉语中，状语都是放置在中心词前面的，如果放在中心词后面，就叫做补语。古汉语中，处在中心词后面的补语必须要按照状语加以理解，这种语法现象就叫做状语后置。如：“公与之乘，战于长勺。”（《曹刿论战》）“于长勺”是做“战”的状语，按现代汉语语法要求状语与中心语的关系应是“于长勺战”，但是，在文言文中，有时为了强调修饰语，可以将状语放置在中心词的后面，这就有了“战于长勺”。了解了文言文这种独特的语法现象，在理解、翻译句子意思时，就要按照状语来理解、翻译，绝不可以按照现代汉语把它理解成补语。（4）被动句。主语是接受谓语动作行为的，即主语是受事者。例如：小树被风吹倒了。“风”是施动者，主语“小树”是受动者。古汉语中的被动句主要有两种情况：①语义上的被动句，就是不使用被动词的被动句。这类被动句中的动词本身带有被动意味，理解时需联系上下文，翻译时需加上“被”字。如：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愚公移山》）“帝感其诚”中主语“帝”不是施动者而是受动者，因此应翻译为：天帝被他的诚意（挖山不止的精神）所感动。②有标志词语的被动句，初中阶段常见的有：①用“于”字表被动的，如：“百里奚举于市。”（《孟子二章》）“举于”即“在……被举荐”。②用“为”“为……所……”表示被动。如：“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陈涉世家》）“为”即“为……所用”，其作用是引出动作行为的施动者。这样的复习使学生对古汉语被动句的认识进一步提升，必将对学生准确地理解、翻译文言被动句有很大帮助。
第12篇
关键词：倒装句 语境干涉 附着符号束 智力干涉
一、引言
人们的交际话语是以句子为单位的，通常一个句子可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汉语句法结构中成分的位置比较固定，一般按主语、谓语、宾语依次排列，修饰语往往居于中心语的前面。然而，我们在学习古汉语时经常会遇到非正常语序的句子，如谓语在前、主语在后，宾语在前、动词在后，中心语在前、修饰语在后，译成现代汉语时，一般要按照现代汉语的习惯调整语序。这种变换了词语或成分正常顺序的句子，称为倒装句。语序的变化是古代汉语的重要特点。倒装句作为一种语序超常搭配现象，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强调重要的信息。因此，倒装句在汉语中的应用非常广泛。
作为研究语言功能的一门显学，语用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去审视古汉语倒装句，挖掘新的意义和深度及其汉语文化使用价值。国内著名语用学学者钱冠连先生在其所著的《汉语文化语用学》一书中提出：“语用学是一种语言功能理论，它研究语言使用人是如何在附着于人的符号束、语境和智力的参与和干涉之下理解并运用话语的。”汉语文化语用学以“三带一”为理论基础，“三”是指三个语言符号外因素——附着于人的符号束、语境和智力对语用含义推理的干涉，“一”是指多于话（字面）的隐含意义。所谓“三带一”理论，就是说由于有三个因素的分别或综合的作用，某话语产生了一个多于话面的含义。古汉语各倒装句型与以上所论的三种语用文化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以下详而论之。
二、古汉语倒装句的语境干涉
语境是“由语言上下文和非语言性环境两个大的部分组成。其一是语言符号内的因素。……其二是语言符号外的因素”（钱冠连，2002：79）。前者指上下文、上下语对语言符号使用（说与写）上的限制与制约，理解（听与读）上的帮助与推动。后者涉及社会文化、风俗习惯、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历史事件等对人使用语言符号的干涉。换言之，人的言语要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古代汉语倒装句属于语言符号，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对句式的选择具有限制与制约作用。如下面例子：
（1）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迟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其中，“小人哉，樊迟也！”是典型的主谓倒装，正常的语序应该为“樊迟，小人哉！”根据上下文可知，看似不经意的一句倒装，却表达了说话人当时的情绪和心理状态。樊迟向孔子问农圃之事，孔子以不如老农、老圃而委婉拒绝樊迟的要求，樊迟前脚离开，孔子在后面就贬责道：“小人哉！”。很显然，在当时的情境中，这并不是一句无头脑的话，即使不看后半句，也能猜到孔子说的是樊迟，但是，为了更加确切，于是补述出了他贬责的对象——樊迟。而且，在当时的气氛、情绪下，让孔子从容地叙述：“樊迟，小人哉！”则有点困难，与说话人当时的心理、态度不相符合。根据后文“上好礼……焉用稼”，我们可以知道，孔子认为在上位的人哪里需要学习种庄稼、种菜之类的知识，只要重视“礼、义、信”就足够了，这更能说明孔子，在道“小人哉”时的厌烦、不满情绪。对于这类句子，不能孤立地分析并理解，必须把它们放在一定的言语环境中去解说。受语言语境的影响，句式的选择有了一定的限制和制约。在特定的语境中，倒装与正常语顺所体现出来的隐藏在句子形式之中的意义是大不一样的。
（2）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3）齐侯与晏子坐于路寝，公叹曰：“美哉室！其谁有此乎？”
“贤哉回也”“美哉室”都是主谓倒装，形容词谓语放在了主语的前面，译成现代汉语时，分别为：“颜回的品质是多么高尚啊！”“屋子真漂亮呀！”在现代汉语中，谓语一般不提前，如不说“多么高尚啊，颜回的品质！”“真漂亮呀，屋子！”而且，习惯在形容词谓语前加“真、太、极”等表程度的副词，如“真美呀！”“太好了！”等。由于时代的变迁，人们不仅物质、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语言的使用习惯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古汉语翻译成现代汉语时，也应该符合现代人的语言习惯。这种现代人的语言习惯便形成了一种特定的非语言环境。
三、古汉语倒装句的附着符号束
刘勰在《文心雕龙·夸饰》里对语言的局限性曾经论述道：“神道摹，精言不能追其极。”他认为抽象的精神，难以描摹，再精致的语言也不能穷尽它的底蕴。在书中，他也提到，语言不能把用意完全表达尽净，圣人也难以做到这一步。“语言作为符号有它先天的局限，这便是附着符号束参与言语活动的前提”（钱冠连，2002：112）。“附着符号束是指语言符号以外，一切伴随着人、附着于人的符号，如声气息、面部符号、身势符号、伴随的物理符号（物体）。多方面的附着符号，形成了一个与话语同步的符号集合，于是成为符号束。”（钱冠连，2002：123）附着符号束能帮助克服语言的局限性，帮助推测出多于字面意思的会话含义。倒装句中前置或后置的语法成分作为具体语境中语言的特殊表达手段，往往伴随着声气息的参与，面相身势符号的参与及物理（或伴随物）符号的参与。如：
（4）项王曰：“沛公安在？”
刘邦如厕后，迟迟未归，只见张良带来了刘邦送的礼物，这时候，项羽不禁疑惑：刘邦哪儿去了？项羽问这话时，面部一定是表现出疑问的神情，用的是疑问语气。在电影《鸿门宴》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项羽当时的表情及神态，这就是声气息和面相符号的参与。再如：
（5）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智叟对愚公要移走太行、王屋两座大山的做法，实在无法苟同，并且他强烈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汝之不惠甚矣。说这话时，智叟面部表情会略比平常说话时夸张，声音也会比以往大，以此表示自己对这件事的极力反对。通过声气息和面相符，有效地传达出他要表达的信息。
具有超载意义的“伴随物”的参与，也会影响句子含义。如：
（6）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红楼梦》）
这两句是林黛玉与薛宝钗的判词。林中挂玉带，雪里埋金簪，既叹宝钗空为贤淑之德的典范，却依然是一个悲剧的人生，又喻黛玉的悲惨命运。诗中的“林”中挂的“玉带”，“雪”里埋的“金簪”，作为物理符号束，来伴随话语的传达，从而有助于更深层次地表达黛玉、宝钗的命运。
古代离别之时，往往从路边折杨柳相送，借以表达恋恋不舍的心情，“柳”者，“留”也。如在为友人送别时，一方说：“作诗一首，送君起程；杨柳一枝，伴君同行。”（陈春艳，2012）用“一枝”作“杨柳”的后置定语，“杨柳”作为物理符号束，利用“柳”与“留”谐音，来传达告别时的心情。如孟浩然的诗歌：
（7）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客愁新”是“客新愁”的倒装。诗人为了突出“愁”的“新”，将“新”置于“愁”的后面，这样一倒装，不仅强调了“愁”的“新”，而且调和了诗句的音节。朗诵这首诗时，朗诵者除了用声音的抑扬顿挫外，还可用自己的肢体语言来表达诗意。望着前方，暮色苍茫，做客异乡人的愁思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从朗诵者的眼睛这一身势符号，听者能更深地体会到愁之深。朗诵者与听者之间产生极强的共鸣，倒装语言的表达也因此得到了完美的收效，在这里，身势符号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四、古汉语倒装句的智力干涉
维特根斯坦曾感叹：“语言是一座遍布歧路的迷宫。”要走出这个迷宫，我们就要冲出所有的障碍，用我们的智慧来到达终点。“运用最基本的事理逻辑、对世界的知识与记忆及人际关系，推测出说话人词语里的隐含意义的推理过程”（钱冠连，2002：149），同时“寻找并抓住合适感觉的过程”（钱冠连，2002：151），就是智力干涉。语言的模糊性、冗余性、线性和离散性要求智力必须进入语用推理模式，梳理模糊，删除冗余，排除歧义，填补空白，从而得到准确的话语含义，这便是智力干涉进入语用推理的作用。请看下面例子：
（8）命堂阁轩亭名，不可不慎。黄葆光知处州，作宾馆，号“如归”。或曰：“视死如归，不祥。”黄寻即死于职……蔡京尝游吴兴慈感院，院有新堂未名，京为书榜曰“超览”。……明年，京遂入相。
黄葆光死于职，人们归罪于他的别馆名“如归”；蔡京在吴兴慈感院游玩时，见有未名新堂，于是，他题堂名“超览”，被分解字形解为“行走即召，而人臣四见矣”，并以此为第二年蔡京为相的先兆。读者读到“超览”时，就要知道其中隐含的信息，运用自己所知道的知识，把深层含义解析出来。
五、结语
从汉语文化语用学角度对古汉语倒装句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析出倒装句本身的形式（表层）体现出来的深层意义，这样，有利于揣摩、窥探人物（说话人）的心理活动、思想情绪，甚至动作神态。倒装是古人常用的一种修辞方式，“是在常规组合的基础上所派生出来的超常规组合，它以常规组合的存在为前提，因而与常规组合相比较而成为极其重要的识别标志”。古汉语倒装句的语用价值是巨大的，深入挖掘它的语用价值能深层把握倒装句的语用机制，进而使我们更好地把握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甚至于对机器语言都能产生巨大的导向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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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篇
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怎样通过古代汉语课的教学，来提高未来语文教师的专业知识和教育教学能力，这主要取决于古代汉语课教学内容的选择和教学方法的运用上。经过多年的实践教学，我们在古代汉语教学内容的选择和教学方法的运用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古代汉语课作为高校语言专业课开设以来，在教学内容上大都由理论和文选两部分组成，内容比较全面，面对这样一门内容多、课时少的课程，我们必须在教学内容上做出选择和取舍，并且选择利于学生学习和掌握古汉语知识和提高教育教学能力的教学方法。
一、教学内容的选择
1.选择“必需”“够用”的教学内容
在教学古代汉语理论部分时，应该选择精华进行教学，同时也应选那些学生需要、容易理解和掌握的知识。比如文字部分，必选“六书”理论作为教学内容，因为学习“六书”理论，可以学会分析汉字的形体结构，这就符合了语文教师要有扎实的语言文字知识这一目标的需要，对将来的语文教学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词汇部分教学内容的选择应以古今词义的异同和同义词辨析作为重点教学内容；语法部分应选择词类活用、特殊句式和虚词的用法分析作为教学内容。而在选择文选的讲解篇目时，应该选择那些理论知识点较突出、集中，有代表性的文选篇目。通过文选的讲解将理论知识的知识点教给学生，使学生在学习理论时有据可循。
2.根据学情选择教学内容
现行的教材，有些内容对于学生来说，学习起来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需要编写辅助教材，作为辅助教学内容。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大都是采用繁体字印刷的，而现在大部分学生不认识繁体字，这将如何进行古文阅读？因此应将繁体字的认读作为教学内容的一部分。我们整理出《常用繁体字表》，将中小学学习过、要求背诵的古诗文进行编辑、整理，用繁体字印刷出来，作为辅助教材来使用，要求学生熟读、背诵。还可以选取一些难度较小、通俗易懂、耳熟能详，并且带有故事性的语言材料，来讲解古汉语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例如，选取“孟母断织”“亡羊补牢”“塞翁失马”“管宁割席”等语言材料来说明学习古代汉语，要重点掌握古代汉语词汇与现代汉语词汇的不同之处，以及在语法方面的不同之处。
3.选择可进行人文教育的教学内容
可以选择那些含有丰富、优秀、生动人文知识的文选篇目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例如，在讲授《段于鄢》、《晋灵公不君》、《齐桓公伐楚》这三篇文选时，同样是诸侯国的国君，为什么郑国的国君称“郑伯”？晋国的国君称“晋侯”？楚国的国君称“楚子”？这时就可以向学生介绍古代文化知识：周灭商后，周天子分封天下，将土地连同人民，分别授予王族、功臣和贵族，让他们建立自己的领地，拱卫王室。在先秦两汉文献中，周代诸侯划分为五等，《左传》襄公十五年载周代的列位等级说：“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逸周书·职方氏》说：“凡国，公、侯、伯、子、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国大小相维，王设其牧，制其职各以其所能，制其贡各以其所有。”《左传》与《逸周书·职方氏》所说的周代的五等诸侯：公、侯、伯、子、男的排列次序，正表明它是标志周代诸侯贵贱尊卑的爵秩等列。
二、教学方法的运用
古代汉语课课时少，内容多，因此采用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与手段尤为重要，在教学中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教学方法：
1.诵读法
通过让学生大量诵读中小学阶段学习过的古诗文来对学生进行古汉语语感训练。这些古诗文虽然学习过，但对于学生来说有一些还比较陌生，因此需要学生进行反复的诵读，这里所说的“诵”，是要求学生大声地朗读，在熟读的基础上进行背诵，以此来培养学生的语感，有了语感，学习起来就容易多了。古人所说的“书读百遍，其义自见”，通过诵读法就体现出来了。
2.实践法
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上，把选取一些文选作为实践教学内容，通过分析文选中所包含的古汉语理论知识，加强学生古汉语基础知识的训练，进而使学生掌握古汉语理论，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选取小学课本中的古诗以及内容短小的古文，让学生进行教学训练，进而提高学生的教育教学能力。
3.联想法
利用多媒体课件，形象生动地讲授部分内容。比如，在讲授《汉字的构造》——“象形字”这一节时，通过图片的展示、对比，使学生产生丰富的联想与想象，以此形象生动地向学生展示汉字以形表意的特征及其独特的魅力。再如，在教授学生如何学习繁体字时，采用据形系联的方式，引导学生举一反三，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大量的繁体字。
综上所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古代汉语课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体现必须、够用，要符合学情，要进行人文教育；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上，要以诵读法、实践法、联想法为主。通过合适的教学内容的选择与恰当的教学方法的运用，培养和提高学生阅读和分析文言文的能力，以及文言文教学的能力；同时，通过古代汉语的学习使学生的语言素质和文化修养得到提高。
参考文献：
［1］易国杰，姜宝琦.古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李春晓.对古代汉语课教学与目标培养的思考［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3）.
［3］丘牧.古代汉语教学方法探索［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6）.
作者简介：
第14篇
【关键词】应用型 古代汉语 教学改革
从2010年开始，国家教育部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的重大改革项目，开展了“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宁波工程学院成为首批实施“卓越计划”的61所高校之一。作为以工科为主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宁波工程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是“知行合一，双核协同”；具体到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是具有组织协调能力、办事执行能力、语言文学综合运用能力、基础扎实、知识面宽、综合素质高的高级应用型人才。古代汉语是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其在整个专业知识结构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应用型本科和普通本科培养目标的不同决定了前者的古代汉语教学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实践环节等方面都与传统的学术研究型教学存在着较大差异，这点毋庸置疑。
应用型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古代汉语教学改革可从以下三方面展开。
第一，教学内容改革
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由通论、文选、常用词组成。通论部分除语言文字理论，还有古代文化常识；文选部分除散文，还有大量诗、词、曲、赋，教学内容量很大。普通本科院校的古汉语学习要求掌握科学的古汉语基础知识，不仅能读懂文章，还要熟知古汉语的若干基本规律。而这对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本科院校来说，标准明显过高。因此，从人才培养目标出发，应根据社会需要适当精简并及时更新教学内容，使之与学生的职业需求相结合，提高就业竞争力。故除常用词和古代文化常识不讲外，文选部分也只精讲一些代表性名篇，其余作品则指导学生说读，在教学内容上实现由“大而全”向“少而精”的转变，突出重点。这不仅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其掌握基本的专业技能，夯实专业基础，还能拓宽知识面，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力，为培养学生的实践素质和创新素质创造条件。
第二，教学方法改革
古代汉语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核心课，也是学习和继承古代文化的重要工具，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学生阅读古书的障碍，并非完全由于古今语言的隔膜。有时候虽词语讲通了，理解却仍有距离，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古今生活差距一步步拉大，学生对古人的生活情况缺乏了解所致。新行为主义代表人物美国心理学家特曼曾对一千多名学生进行了64年的跟踪研究，认为语言学习者学习效果好坏的决定因素不是他们的智力水平差异，而是非智力的因素。因此古代汉语教学方法的改革，不应再单纯地停留在教授语言上，而应注重揭示语言的文化内涵，丰富教学信息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发挥非智力因素在课程学习中的作用，使教学效果更加理想。
词汇是语言中变化最迅速、最显著的部分，在讲授词汇时，教师有必要结合古代礼制、风俗甚至宗教、巫术等方面的历史文化知识进行教学，融古今民俗于字词分析之中。从目前的教学实践看，这是颇有成效的。如《论语·公冶长》中“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除掌握个别词义外，还应引导学生深入思考。看到“宰予昼寝”，可问学生，孔子为何如此生气？有人以为“昼寝”乃日常小过，孔子不该大发雷霆，于是主张“昼”乃“画”之误，认为雕画所居之所是奢侈的行为，故而孔子才会大骂宰予。其实，只要了解古人的生活习惯和他们的作息时间便知，白天睡觉确是不甚得体之事，这是极其懒惰的表现。古人一天只吃两顿饭，如无特殊情况，绝无例外。早饭是上午九点左右吃，晚饭是下午四点左右吃。因取火不甚方便，晚饭往往不重新做，而由早饭一次带出，故古人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了解这些，学生理解起字词及文选的含义便可达事半功倍之效。
除积极将古代文化贯穿于古代汉语教学始终外，还应积极拓展其他教学途径，充分利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培养学习兴趣，增强教学内容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优化教学效果。如汉字形体演变一章，内容涉及由商至今的几种代表性通用字体，甲骨文是其中一种。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此解释虽清楚，但对于没有见过真正甲骨文的学生来说，只是作为一个概念被记下来了，却无法真切感受到中国古老文字的艺术魅力。对此，教师可通过实物仿制品的展示，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第三，实践环节改革
普通本科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传统的理论教学模式，实践内容很少。而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培养目标是高级应用型人才，社会实践在教学中的地位和重要性自不待言，可将古代汉语的实践环节定位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地方文化发展等。如组织学生进行周边地区的方言调查、城市宣传语语病调查、民间传说梳理等，用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不仅能强化课堂所学的专业知识，还能为地方的城市建设、文化建设服务，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真正将“知”与“行”结合起来。此外，还可将论文写作、古文注释、人物角色对话表演、撰写浅近古雅的文言自传等作为实践环节改革的重要内容。
综上，我们应该坚持在批判中继承的原则吸收传统教学中有用的东西，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废除陈旧的教法，激发学生探究问题的意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真正学以致用。
【参考文献】
第15篇
【关键词】文言文；翻译；夯实基础；活学活用；完善
所谓文言文翻译，就是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准确地、通达地、尽可能完善地表述原文的内容和意思。是文言文学习中最能体现学生对文言词汇、语法、文言句式等文言基本知识的掌握、运用的综合性训练，它不仅能够检查、训练和提高学生对文言文考察的应试能力，而且有利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古文学的兴趣。因此，我们必须从初中文言文学习抓起，及早做好学生文言文翻译能力的训练工作。
在文言文翻译教学中，要求学生必须做到：
一、在学习文言文时，一定要识记好所学文言实词的意义，虚词的用法，掌握通假、古今词义的变化，循序渐进、积硅步成千里而后触类旁通，就能较准确地用现代汉语表述原文的内容，否则，准确地翻译文言文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二、学习文言文翻译时，要求学生要认真通读全文、领会大意，解文章的写作背景、作者的生平境遇等诸多因素，力争从全局出发，准确地表达原文的意思。
三、在具体翻译中，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一）字字落实，直译为主，意译为辅。
1.字字落实，即文言文句中的每个字词都要有相应的现代汉语词汇对号入座，不能有所遗漏。
例如：
原文： 以 中 有 足 乐 者，
不 知
译文：（因为）（心中）（有）（值得）（快乐）（的事）（不）（觉得）
口 体 之 奉 不 若 人 也。
（吃的）（穿的）（这些）（生活享受）（不）（如）（别人）（了）
（《送东阳马生序》）
2.直译为主，就是直接按照原文的词义和词序翻译，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篇，做到准确，通顺、合乎原文的语气。
例如：
原文： 吾 视 其 辙 乱， 望
译文：（我）（察看）（齐军）（战车的轮迹）（乱了）（远远地看见）
其 旗 靡， 故 逐 之。
（他们） （旗子） （倒下了）（所以）（追击）（他们）（《曹刿论战》）
3.意译为辅，因文言文有省略、倒装等特殊句式，有词类活用、数量搭配等特殊现象，若硬是死板的去抠直译，会使句子不通顺或句意不明确，因此，还需用意译作为辅助方法，使译文句子更通畅，表意更明确。
例如：
原文：又七年，还自扬州。（《伤仲永》）
译文：又过了七年，从扬州回来
（二）直译时，要区别情况、灵活应对，运用好“留、补、换、调、删”五字口诀。
1.留，就是保留原词，文言文中的国号、帝号、年号、人名、地名、官名、器物名、度量衡单位以及古今词义相同的词，均可按原文保留。
例如（保留不译者用曲线勾画）：
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隆中对》）
2.补，就是补充词语。
（1）文言文以单音节词为主，翻译时要把文言文中的单音节词补充为现代汉语相应的双音节词。
例如（“【】”中为补充的内容）：
项燕为楚【国】【大】将，数有【战】功，爱【护】士卒，楚【国】人怜【爱】之。
（2）为使译文通顺，语意明确，翻译时要把文言文句中省略的成份或内容补充出来。
例如（“【】”中为补充的内容）：
【村人】见渔人，乃大惊，问【渔人】所从来，【渔人】具答之。《桃花源记》
辙屏视之，一【个】人，一【张】桌，一【把】椅，一【块】抚尺而已。（《口技》）
（3）换，就是替换词语。从古汉语发展到现代汉语，其中有大量的词，古今字型相同，语音相同或相近，但意义和用法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此，我们在翻译时，不能用现在的意义去解释古代的词语，而是要按它原来的意义去理解。翻译时要特别注意，加以替换。
例如：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曹刿论战》）
“牺牲”，这里指祭神用的猪牛羊等，而今用来比喻为正义事业舍去自己生命或某种利益。应用“祭神用的猪牛羊”去替换“牺牲”一词。
（4）调，就是调整语序。由于古今汉语语法的演变，有些句型古今表达方式有所不同，特别是古汉语中的倒装句，与动词搭配的介宾短语等，翻译时需调整语序。
例如：何陋之有？（《陋室铭》）
古汉语常把宾语提到动词前面，中间用结构助词“之”作为提前标志，翻译时应调整为“有何陋”。
子墨子闻之，起于鲁。（《公输》）
在古汉语中，介宾短语常放在动词后面作补语，翻译时需调整到动词前面，作状语。“起于鲁”应调整为于鲁起。
（5）删，就是删去一些无实际意义的文言虚词。为了保持译文的紧凑、简练，对一些只起语法作用而无实际意义的文言虚词，翻译时要删去。
例如：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隆中对》）
“之”用在主谓之间，起取消句子独立性的作用，翻译时要删去。
辍耕之陇上，怅恨久之。《陈涉世家》
加点的“之”用在时间副词或形容词，不及物动词之后，起表达语气和补充音节的作用，翻译时可删去。
朝而往，暮而归。（《醉翁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