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的基本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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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喉癌；全喉切除；食管发音；嗓音参数；循证研究

食管发音是喉癌全喉切除后语言重建的途径之一，通过嗓音参数检测能客观评价食管发音效果，因此，了解食管发音嗓音参数特征是进行检测与分析的前提。本研究系统评价喉癌全喉切除后食管发音嗓音检测文献，了解其嗓音参数特征，为临床食管发音检测的参数选取与分析提供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检索策略 由2名研究人员计算机检索万方、维普、CNKI数据库，辅以手工检索。中文检索词为食管语、食道语、食管发音、食道发音、食道发声、食管发声。检索时间：建库到2013年5月。

1.2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研究对象为喉癌全喉切除患者，且含食管发音嗓音参数的文献、排除无关文献、会议摘要、综述及无具体研究数据文献。

1.3文献筛选与质量评价 采用Newcastle-Ottawa Scale（NOS）评分量表进行评价[9]，2名评价员根据纳入及排除标准筛选文献，评价文献中意见不同时与第三方讨论解决。

1.4 数据提取及分析 参照PICO原则提取数据，采用描述性方法分析数据。

2结果

2.1文献检索及筛选结果 初检出文献312篇。阅读题目后排除重复文献98篇；进一步排除无关文献、无详细数据的会议摘要、书籍、综述、体会及经验总结、报纸共199篇，纳入全文文献15篇，阅读全文排除不符合纳入标准文献7篇，最终纳入文献8篇。

2.2 纳入研究基本特征及质量评价 纳入文献8篇（见表1），检测人数共405人，均为喉癌全喉切除患者，可用于嗓音参数检测的仪器有5种，主要进行发声气流分析与声学参数分析，共检测参数38项，文献质量评分为4～9分。研究表明食管发音嗓音参数检测主要适用于喉癌全喉切除患者，发声气流分析及声学参数分析为主要的检测项目，纳入文献质量不高。

2.3食管发音嗓音参数的特征 纳入8篇文献，将食管发音检测的嗓音参数分为一、二、三级（见表2）。一级参数包括空气动力参数与声学参数[10]，空气动力参数的二级参数为气流，气流的三级参数有呼气流率、S/Z及最长发声时间。声学参数包括9个二级参数、35个三级参数。研究表明食管发音检测的参数主要为空气动力参数与声学参数两类，提示参数分类复杂、多样、不规范。

3讨论

喉癌全喉切除患者食管发音后进行嗓音参数检测，能通过对比正常发音的参数值，客观评价训练效果，指导食管发音训练。本研究显示，食管发音检测项目主要为发声气流分析与声学参数分析两类，通过各参数的性质可以将这两类参分为一、二、三级。可用于嗓音参数检测的仪器多样，其中多维语音分析系统（MDVP）检测的参数多样，涵盖了嗓音的诸多方面，很多参数是其他仪器无法检测的，为食管发音参数检测的仪器选择提供参考，但检测参数多样、分类复杂，有待规范。本研究纳入文献质量不高，缺乏设计严谨的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对照，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蔡国英.无喉食管语发声气流分析[J].听力学及言语疾病杂志，1995（1）：10-11.

[2]丁蓓，蔡国英.无喉食管语发声功能的评价[J].医学理论与实践，1995，8（12）：561-563.

[3]吴民华，郭翠玲.粤语无喉人发声方法的研究[J].听力学及言语疾病杂志，1998，6（2）：71-73.

[4]徐文，韩德民，侯丽珍，等.喉全切除术食管发音机制研究[J].中华耳鼻咽喉科杂志，2002，（1）：10-13.

[5]李琦，肖淑芬，李晓明，等.食管发音患者的语音学分析[J].听力学及言语疾病杂志，2005，13（1）：37-38.

[6]曹克利，张宝泉，鲍怀翘，等.食管发音与发音管发音的声学参数分析[J].中国临床康复，2003，7（23）：4305-4309.

[7]吴晓霞，刘勇红，易华容，等.嗓音声学分析在全喉切除患者食道语康复实践中的临床研究[J].南昌大学学报（医学版），2010，（1）：66-68.

[8]吴晓霞，刘勇红.嗓音声学分析在食管语技巧训练后的研究[J].南昌大学学报（医学版），2011（10）：76-77.

第2篇

1、引言

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2.57%，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改革开放后城镇化进程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在传统城镇化进程中注重“量”的提高，忽视了“质”的提升，导致城乡差距拉大等系列问题，城镇化发展质量广受诟病。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如何提升城镇化的质量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城镇化质量评价是了解城镇化发展质量的科学方法，传统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已难以适应“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要求，因此适时构建符合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的质量评价体系就显得尤为必要。

2、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2.1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内涵

新型城镇化是相对传统城镇化而言的，“新”简要的说是指城镇化发展的观念更新、体制革新、技术创新和文化复新；“型”是指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关于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内涵理论界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认为是以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为发展原则，以市场主导、政府引导为推动机制，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良性互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合理布局与协调发展，形成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城乡一体的集约、智慧、低碳、绿色城镇化道路[1]。

2.2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研究评述

关于城镇化质量评价方面的研究，国内外很多学者和相关部门都发表过相关研究成果，国外研究成果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联合国人居中心的城镇发展指数（cdi）[2]和城镇指标准则（uig）[3]，cdi是从基础设施、废弃物处理、健康、教育及生产5个方面评价城镇化质量，uig中包括居住、社会发展和消除贫困、环境治理、经济发展和经济管制等5个方面的指标；国内学者中最早研究城市化质量的是叶裕民，她从城市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两个方面的相关指标评价城市化质量[4]。最新的城镇化质量研究中有代表性的有：张春梅等在界定城镇化质量内涵的基础上，从经济竞争度、民生幸福度、城乡统筹度和持续发展度四个方面构建发达地区城镇化质量综合测评指标体系，以江苏省为例进行测评分析[5]。何平等在已有相关城镇化质量测评研究的基础上，从城镇化内涵和城镇化质量内涵的角度出发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一级指标包括7个方面，分别是人口就业、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公共安全、居民生活、资源环境及城乡一体化，较好的体现新型城镇化内涵中人的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6]。

相关研究中对城镇化质量的评价各具特色、百花齐放，但目前仍缺少针对新型城镇化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在综合考虑评价数据能够统计得到的前提下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丰富城镇化质量研究的成果。

3、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构建

在对城镇化质量评价相关文献评述和深刻理解新型城镇化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构建出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该指标体系分为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6项准则下属24项指标。指标层以反映新型城镇化基本特征和数据容易量化获取为原则，以正确评价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为目标来选取。

参考文献：

[1]王素斋.新型城镇化科学发展的内涵、目标与路径.理论月刊2013年第04期：165～168.

[2]united nations human habitat.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ities report 2001[r].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2002： 116-118.

[3] united nations human habitat. urban indicators guideliners[c]//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 programme.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2004： 8-9

[4]叶裕民.中国城市化质量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1（7）：27-31.

[5]张春梅等.发达地区城镇化质量的测度及其提升对策——以江苏省为例[j].经济地理，2012年7月，第32卷第7期：50-55.

[6]何平等.中国城镇化质量研究.统计研究，2013年6月，第30卷第6期：11-18.

作者简介：1.张高岭（1989——），男，汉族，河南驻马店人，重庆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建筑技术经济及管理。

第3篇

【关键词】人-组织匹配；一致性匹配；互补性匹配；个体绩效

一、人-组织匹配研究综述

人-组织匹配（P-O Fit）的理念最初是由Lewin提出的，他认为个体行为表现是其所处环境和其本身的情况共同作用的结果，指出个体和组织互动产生的匹配感受，对双方都会带来积极作用。也就是人的行为是其本身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函数。

关于人-组织匹配的内涵，很多学者把其宽泛地定义为人与组织之间的相容性。这种相容性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加以概念化。因此，在对人-组织匹配的定义中，存在着两种划分方式：Muchinsky 和Monahan提出的一致性匹配和互补性匹配；Caplan等学者提出的需要-供给观点和要求-能力观点。一致性匹配和互补性匹配是指当个体“补充的、修饰的或拥有的特征与某个环境中其他个体具有相似性的时候”，就产生了匹配。两种的区别在于，一致性匹配强调个体与组织其他成员或组织文化等方面的相似性。互补性匹配则强调个体要是否拥有独特的资源，而且这些资源可以弥补组织的不足。需要-供给观点从组织的角度出发，认为当组织满足了个体的需要和偏好时，匹配就发生了。而要求-能力观点则从个体的角度出发，认为当个体拥有组织所要求的能力时，匹配就产生了。

目前在人-组织匹配领域被广为接受的概念模型是Kristof（1996）提出的。他是在整合了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这一整合模型。Kristof的模型整合了Muchinsky 和Monahan提出的一致性匹配和互补性匹配，以及Caplan等学者提出的需要-供给观点和要求-能力观点。他将人-组织匹配定义为以下任何一种情况下人与组织的相容性（见下图）：①人和组织至少一方能够提供另一方需要的资源；②人和组织具有相似的一些基本特征；③或者以上两种情况都存在。

Kristof认为，一致性匹配（箭头a）发生在个体和组织的基本特征相似时。个体的基本特征包括目标、个性、态度和价值观等内容，而组织的基本特征则包括组织目标、组织氛围、组织价值观和组织文化等内容。当两者在上面若干方面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时，才可能出现一致性匹配。个体与组织之间的互补性匹配包括两方面：如果提供了能够满足个体工作所需的财务、物质和心理资源，以及未来的发展机会，则匹配就产生了，这种匹配就是需求-供给匹配（箭头b）；如果员工在努力、承诺、经验、知识以及KSAs等方面能符合组织的要求时，要求-能力匹配就实现了（箭头c）。

以上关于人-组织匹配模型的研究，是目前我们在人-组织匹配领域涉及到主要类型，至于哪一种类型更为合理，学者们还未达成一致共识。国内学者关于人-组织匹配的研究，主要是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入相关调节变量、情境因素、心理变量等，进行中国情境下的验证与发展。比如，张琦（2011）对人与组织匹配关系模型中调节变量进行了探讨，将岗位层级作为调节变量引入到人-组织匹配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模型中，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岗位层级对人-组织匹配与组织公民行为总体关系上的调节作用没有通过检验。张燕君（2011）对组织情境下人-组织匹配对个体绩效的影响研究，从匹配动态性角度，构建了基于人格的人-组织匹配模型，并对影响该匹配的组织情境因素进行了发掘，建立了一个新的个体绩效影响机制的研究框架，并设计了指导实践的绩效干预模型，弥补了国内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二、个体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Hunter通过研究，提出了基于个体知识能力差异的Hunter模型，该模型指出：个体的知识水平和对工作任务的熟练度直接影响上级的绩效评估，其中，知识水平的影响力更大；个体的一般心理能力对知识水平和工作任务熟练度有直接影响，但对工作绩效没有直接的影响。后续学者在Hunter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其他变量以提高模型的解释力度。例如，Borman，White和Dorsey在原模型基础上加入了被评估者的个性特征变量和人际关系变量，发现除了个体能力、知识水平和工作任务熟练度之外，人际关系变量和被评估者个性特征变量对绩效评估的最终结果也有很大影响。

Motowidlo,Borman和Schmit（1997）提出了任务绩效和情境绩效个体差异的理论模型，指出个体变量差异是影响任务绩效和情境绩效的因素；人格对任务绩效产生影响，但人格能更好地预知关系绩效，但是Motowidlo等人没有对这个模型加以验证VanScotter和Motowidlo在进一步把情境绩效分割为人际促进和工作奉献维度时，认为二者有不同的预测因子。他们认为，个体的知识水平、经验和能力可以预测任务绩效；人格特征中的外向性、随和性、积极情感和社会自信心能够预测人际促进绩效；而工作责任心、目标导向和对任务成就的期望与工作奉献绩效显著相关。

对个体绩效的研究随着对员工满意度和绩效提升等问题的关注，研究的热点从60年代开始逐渐转移到工作特性领域，希望能找出不同特性的组合是如何形成各种工作的，并就这些工作特性是否具有激励作用，对于员工绩效与工作满意度又会产生何种影响开展研究（Robbins，2001）。从这个思路出发，Haackman 和Oldham提出了工作特性模式（JCM），即尽量使工作具备完整性，技能多样化，让员工感受到该项工作对组织的重要性，同时尽量向员工充分授权，以增加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经常就员工完成工作的情况进行回馈，以使员工感受到该工作的意义，增加责任感，进而提升工作绩效。

姚艳红、肖石英(2006)通过实证研究证明：组织公民行为与个体工作绩效成正相关关系；组织公民行为不但能有效的改善员工自身的工作绩效，而且有利于组织绩效的整体提高。胡月晓（2006）指出员工工作满意度对工作效率有重要的影响。佘元冠、黄孝斌（2007）以组织的中层管理者为对象，总结了影响领导绩效的七个因素；建立了绩效影响因素和评价指标的关系模型，并进行了实证研究。张燕君（2011）对组织情境下人-组织匹配对个体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从匹配动态性角度，构建了基于人格的人-组织匹配模型，并对影响该匹配的组织情境因素进行了发掘，建立了一个新的个体绩效影响机制的研究框架，并设计了指导实践的绩效干预模型，弥补了国内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三、评述与展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虽然有实证表明人-组织匹配对个体绩效有重要的影响，但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如何，是否存在调节变量、中介变量等其他变量的影响等，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从这方面入手，并提出相应的绩效干预建议。

参考文献：

[1]王萍.人与组织匹配的理论与方法的研究[D].博士学位论文.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07.

[2]赵红梅.个人-组织契合度对组织公民行为及关系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J].管理学报,2009.

第4篇

【关键词】模糊层次分析法；计算机网络；安全评价；应用

一、基本理论概述

1.计算机网络安全评价

计算机网络作为现代科技化的重要信息平台，其安全评价工作主要是在确保网络系统的安全性能的基础上，开展一系列的网络技术、网络安全、网络组织管理工作，并综合考虑操作环境和人员心理等多方面因素，实现安全的上网环境。

2.模糊层次分析法

模糊综合评价法是结合传统的层次分析法（AHP）与模糊数学的双重优势的综合型评价方法。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模糊数构造判断矩阵来代替单纯的1-9标度法解决的相应的量化问题；另一方面，还可以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中抽象的模糊数对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进行比较准确的定位与判断。

模糊数是在AHP的1-9标度的基础上抽象定义的判断矩阵。我们常把它设为aij ，并为其设置了下界、中值和上界，分别表示为Eij、Fij、Gij。根据我们对模糊数的基本特征以及模型的总目标分析可知，这里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应该是一个多层次模型——最高层、中间层、最底层，其中最高层是目标层，中间层是分支为多个子准则的准则层，最底层则为方案决策层，然后再根据AHP的1-9标度的因素间的两两比较分析，写出相应的模糊判断矩阵，通过去模糊化将其转化为非模糊矩阵，构成新的判断矩阵，并计算出最大化的特征根与相应的特征向量。最后通过一致性检验来判断该矩阵是否切合一致性要求，若不一致需要修正矩阵。

二、 探究模糊层次分析法在计算机网络安全评价中的应用

在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进行计算机网络安全评价时，我们要把严格遵循科学性、全面性、可行性、可比性四项基本原则。在以上四个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有价值的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在抽象量化时，我们采用三分法将计算机网络安全评价中的模糊数定义为aij=（Dij，Eij，Fij），其中Dij

在依据传统AHP的1-9标度法，通过因素间的相互比较标度因素的相对重要程度。在标度法中将两因素分设为A、B，标度1表示A与B具有同等重要性，标度3表示A比B稍微重要，标度5表示A比B明显重要，标度7表示A比B强烈重要，标度9表示A比B极端重要，若为倒数，则须根据矩阵来判断。在以上基础上我们可以建立不同层次的模糊判断矩阵——相对于目标层、准则层、决策层的模糊判断矩阵，如C1=（1，1，1）时，C11=C12=C13=（1，1，1）。利用这种二分法即可得出个层次相应的模糊矩阵，再将该矩阵特征化方法去模糊化。得到结果如下表示：

准则层相对目标层权重(wi)：

物理安全（0.22）、逻辑安全（0.47）、安全管理（0.31）

方案层相对准则层权重（wij）：

（物理安全）：机房周边环境（0.07），机房内气候控制（0.13），防火、雷击、静电措施（0.11），电源供应（0.13），设备的稳固措施（0.11），网络文件备份（0.15）。

（逻辑安全）：数据的备份（0.09），系统安全审计（0.08），系统操作（0.06），数据恢复机制(0.06),数据加密(0.13)，访问控制机制(0.1)，软件的安全性(0.14)，防黑客、病毒措施(0.17)。

（安全管理）：信息安全与组织机构管理（0.08），安全管理制度（0.12），人员培训管理（0.19），设备和数据管理制度（0.12），登记建档制度（0.11），防盗、防丢失措施（0.1），密码系统的安全管理（0.17），事故应急预案（0.11）。

下一步则要应用层次单排序方根法进行权重单排序（如上所述），还应列出相应的最大特征根　max。为了保证判断矩阵的准确性和一致性，还要对去模糊化后的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计算一致性指标CI和CR值，其中CI=(　max-n)/(n-1)，CR=CI/RI；当CR

最后方可利用乘积法计算最底层排序权重，进行层次总排序得到方案层相对于目标层的总排序权重。

三、 结语综述

计算机网络安全评价指标涵盖了网络特征、管理（安全、组织、技术）、操作心理以及外界环境等多因素的影响，为了能够较为准确的、科学的对其安全性进行综合评价，本文所应用的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充分发挥模糊数学的应用优势，将原有的定性评价改为量化评价，得到了较好的评价结果。

参考文献：

第5篇

关键词：句法语义特征；关系抽取

相对而言，由于中文语言结构的独特性和语义的复杂性，中文实体关系抽取研究整体上与国外的研究还存在一定差距，常用的基于浅层语法分析获取特征的方法已经达到瓶颈。本文也将采用 SVM模型训练语料，但于以往不同的是，该方法扩展了实体关系特征的选择范围，除了传统的词法特征、实体原始特征外，又选择了句法特征、语义特征等作为实体关系特征，主要包 括语义 角 色标注、依存 句法关系、核心谓词特征等，并依据中文的语法特点对这些特征进行有机整合，得到二元实体对之间的丰富关系特征，最后交由SVM 进行训练和测试。

一、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

（一）SVM的实体关系与句法语义特征抽取方法过程

研究方法依据LTP-Cloud对原始语料进行简单的初步处理，利用LTP-Cloud对原始语料的词、句法作为分析结果的基础，之后生成二元实体对，将实体对的特征数据采集起来，转化成训练文本，然后再将训练文本交给SVM进行强化训练。这不仅是本文的创新内容还是最主要的核心部分，因为LTP-Cloud主要以单个句子为研究对象，这就需要我们获取命名实体信息，将实体句子相互结合，形成实体对，假如说只有一个实体或者是没有实体，那就说明不存在真正的实体关系，就需要我们将其去掉。

（二）实体关系的基本特征

常规的实体关系特征主要从词法分析结果来获取，以往的研究已经表明了这些特征的有效性。面向句子中所有实体组成的二元实体对，本文选择的基本实体关系主要特征如下：

1.实体种类。目前LTP-Cloud能够识别的实体种类有人名、地名、组织机构名。

2.实体长度。根据命名实体结果的标识信息中，获取多词实体的边界，并根据其首尾词的位置来计算实体长度。

3.实体内容。这里采用词袋机制将实体内容由字符转换为数字。

4.实体中各词的词性标注。

5.实体的上下文环境。包括实体前后两个词的内容以及词性标注信息。

（三）句法语义的主要特征

本方法对处理结果再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可以得到更多的句法语义特征。

1.句法依存关系。将获取实体对中每一个实体在原句中所属的句法依存关系值。

2.实体与核心谓词的距离。根据实体首词在句中的位置和核心谓词的位置，计算出每一个实体与核心谓词的距离。

3.语义角色标注。LTP-Cloud的初步结果中包含了针对所有谓词的语义角色标注结果，但是只有基于核心谓词的语义角色标注的覆盖度是最广的，所以这里也仅选择基于核心谓词的语义角色标注结果作为这一特征来源，获取实体对中每一个实体所属的语义角色成分，将其作为实体关系的一种特征。

每组实体对的实际特征个数会随着实体长度的不同而不同；这些特征之间的相对位置并不是任意的，需要根据一定的规律合理安排。

二、试验方法与结果分析

（一）实验结果评价标准

预设了4种实体关系种类：人名实体与组织机构实体之间的雇佣关系、组织机构实体与地名实体之间的位于关系、属于同一种实体类型的 同 类 关 系和 无 关 系。由于本文亦将实 体关 系抽取过程看作是分类的过程，所以这里的评价方式也采用常规的准确率、召回率和F1值。

因为分类标注问题不同于信息检索问题，所以应计算所有实体关系种类的准确率和召回率的平均值，以此作为整体抽取结果的准确率和召回率，并由此得出整体F1值。

（二）实验设计思路

本方法用1998年1月份的《人民日报》所有版面内容作为语料，共含有4万多个中文句子。由于LTP-Cloud需要以句子为基本处理对象，所以还需采用基于规则的方法将语料内容进行分句。将上述语料通过LTP-Cloud处理后，可得到含有约8.5万个唯一实体的处理结果，由此可得到约3.6亿个二元实体对，将其中的80%作为训练语料，20% 作为测试语料，进一步分析出实体对中句法语义特征数据，并人工添加实体关系分类标注，最终形成训练语料。采用libSVM作为辅助工具，在SVM的训练过程中，选择RBF作为核函数，采用交叉验证法，得到最优参数c=2.0， g=0.5， CV rate=73.1905。实验程序采用Python语言编写实现。

（三）实验结果分析

为了与传统研究方法进行比较，对比组选取传统的基本特征，实验组在原有传统基本特征的基础之上加入句法语义特征。

通过以上的统计结果研究显示，实验组的抽取效果很明显的优越于对照组。同时位于关系、同类关系和无关系的效果更加明显一些，所以说本研究方法是有一定的实际意义的。

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从局部来看，部分实体关系抽取的效果相对较差，例如，人名实体与组织机构实体之间的雇佣关系。在实体对中，并不是只要存在一个人名实体与一个组织机构实体，就应认定他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只是在句中的位置、具体的词不同，所以这就容易导致分类错误。

三、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句法语义特征的实体关系抽取方法，与以往的实体关系抽取方法相比，本文新增了句法分析结果和语义分析结果作为为实体关系的特征，实验结果表明此方法效果明显。另外，本方法以句子为处理单位，缺少篇章处理的视野，未来将在上述方面继续做深入研究。

第6篇

【题目】新经济下中小科技企业发展问题探究

【第一章】新经济环境下科技型企业成长研究导论

【第二章】企业发展模式理论综述

【第三章】我国中小科技企业发展概况

【4.1  4.2】山寨的说明及华强北手机产业发展概况

【4.3】手机厂商的典型案例分析

【4.4 - 4.6】华强北手机产业的特点及面临的问题

【第五章】华强北模式的理论说明

【结论/参考文献】中小科技企业发展方式分析结论与参考文献

摘 要

上世纪 90 年代，美国克林顿政府通过实施以"信息高速公路"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实现了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长的一次经济高速增长，其具体表现是经济的快速增长、通胀水平的偏低、社会就业水平的提高以及国家财政的改善，《2001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将这种发展奇迹总结为新经济。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新经济是基于知识经济的全球化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

新经济以知识经济、虚拟经济和网络经济为标志，基本特征是高技术化和全球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企业发展模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中小企业，尤其是中小科技企业的发展需要，世界各国都面临着企业发展模式的转型问题。以美国硅谷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为各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然而发展模式是与一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紧密相连的，我国的中小科技企业发展必须有自己的发展模式，而不能照搬其他。本文的结构主要包括三部分：

第一部分，首先给出了本文对于企业发展模式的认识，接着对文章写作所运用到的各种理论进行梳理，并将虚拟企业理论和破坏性创新理论作为核心理论加以详细论述，然后以文献综述的方式选取了国内外几种典型的企业发展模式进行对比，说明企业发展模式主要受政府、教育、资本和文化四种因素的制约。

第二部分，作者在全面阐述我国中小科技企业发展现状及面临问题的基础上，以深圳华强北手机产业以及三家典型手机厂商为案例，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对比，说明在新经济条件下我国中小科技企业对于发展模式的有益探索。第三部分，本文通过对华强北手机产业及典型企业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从组织模式、营销模式、创新模式和融资模式四方面进行分析，创新性的总结出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小科技企业发展模式--华强北模式，并通过与其他现有典型模式的对比，说明此模式的优点与适用范围。最后通过本文的研究，提出了我国中小科技企业在新经济背景下基于华强北模式的发展建议。

关键词：新经济 中小科技企业 华强北模式

目录

第一章 导 论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二）研究意义

二、研究框架与内容

（一）研究基本框架

（二）研究主要内容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

（一）研究方法

（二）创新之处

第二章 理论综述

一、核心理论综述

（一）虚拟企业理论

（二）坏性创新理论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一）国外相关模式研究

（二）国内相关模式研究

（三）国内外相关模式研究总结

三、本章小结

第三章 我国中小科技企业发展概况

一、我国中小科技企业的定义

（一）中小企业的定义

（二）科技企业的定义

（三）本文对中小科技企业的定义

二、我国中小科技企业发展现状

（一）我国中小科技企业发展概况

（二）我国中小科技企业发展特点

三、我国中小科技企业面临的困境

（一）外部困境

（二）内部困境

四、本章小结

第四章 华强北手机厂商的案例分析

一、关于山寨的说明

（一）"山寨"的定义

（二）"山寨手机"的说明

二、华强北手机产业发展概况

（一）华强北手机产业发展历程及现状

（二）华强北手机产业运行流程

三、手机厂商的典型案例分析

（一）案例研究对象选取依据

（二）研究指标的选取

（三）三家企业的比较研究

四、华强北手机产业的特点

（一）产业分工明确

（二）产业集聚明显

（三）市场定位明确

（四）产品优势独特

五、华强北手机产业面临的问题

（一）政策法律的风险大

（二）持续创新能力弱小

（三）产品服务质量堪忧

（四）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六、本章小结

第五章 华强北模式的理论说明

一、华强北手机产业特点的理论分析

（一）组织模式分析

（二）营销模式分析

（三）创新模式分析

（四）融资模式分析

二、华强北模式的提炼与相关比较

（一）华强北模式的提炼

（二）与国内外相关模式的比较

三、本章小结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二、相关对策与建议

（一）注重产业分工，培养核心能力

（二）注重风险投资，拓宽融资渠道

（三）注重产品质量，大力发展品牌

（四）注重创新意识，遵守法律规范

第7篇

关键词：学习者特征；学习效果；远程教育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远程教育以其对象的广泛性、内容的多样性和学习形式的灵活性在实施终身教育和建设学习型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远程教育教与学的时空分离特性，学生作为远程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具有个性化的个体特征，如个人的兴趣爱好、知识背景以及从事的专业工作等等，这些个体特征都将对学习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充分了解学习者的特征，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设计、提供教学资源以及提供有效的学习支持等实际工作，实现有效提高远程学生学习效果、全面提高远程教育质量的目标。

二、对远程学习者特征的研究情况综述

（一）远程学习者特征理论分析

远程开放教育学习者是网络学习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学习者特征是指影响远程学习者学习过程有效性的来自外部环境和学习者生理与内部心理的各个方面，即学生获得知识、技能和态度时的各种特征（征象）的总和，包括心理特征、生理特征、学习需求特征、学习动机特征等多个方面。何字娟对远程学习者特征的文献研究分析后，从人口学、心理、支持性和策略四个维度对网络学习者的特征进行了详细分析。李文剑将远程开放学习者的特征要素归纳为准备性特征、策略性特征、人口学特征和环境特征四个方面。

（二）远程学习者特征调查分析

部分学者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的方法对远程学习者特征进行了调查分析，如张伟远、胡军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从远程学习者来源、学习动机、学习方式、学习障碍、寻求帮助途径和教育技术资源的了解及应用六个方面对学习者特征进行调查分析。孙昭磊在其硕士论文中总结归纳了国内外学者七种典型学习者特征及其模型，进而提出远程学习者特征的几个关键要素，包括学习者的基本特征、学习动机、学习策略和学习障碍。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对远程学习者的特征进行了调研分析。查文英、顾凤佳通过对上海电视大学2003至2009年连续七年的新生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成人学习者特征变迁的角度分析了成人学习者的基本人口特征、学习目的、获取信息途径、学习时间和形式变化几方面的特征，从而探索其给远程教育学院带来的启示。

（三）远程学习者特征模型构建

我国最早较为全面的提出远程学习者特征模型的是丁兴富，他在中国香港公开大学主办的亚洲开放大学协会第12届年会上宣讲的论文“远程教育学生的一种理论分析体系”从七个维度对远程学习者特征进行了分析：有关历史和现状的一般资料；有关生理的、心理的和行为的人口学资料；有关教育的、经济的、政治和宗教的、民族和种族的、社会和文化的社会学资料；有关家庭的、工作单位的、交通的和通信的地理学资料；有关学习时间、学习地点、学习设施和通信条件的情境状态资料；有关目标取向的经济学和就业动机、经济上和生理上的弱势群体以及社会心理学的动机动力资料；有关对远程教育院校、对学习者人生和社会生活、对学习者自身以及来自社会各界的观点和评价资料。

王迎等人根据人的发展由“内源”和“外源”共同作用的基本理论，从人口学特征、支持性特征、动力特征和策略特征四个方面考察了远程学习者特征模型的组成成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远程学习者特征四元特征（DSMS）的理论模型。陈丽等以学习的信息加工理论、科尔布的经验学习理论和荣格的人格特征类型理论为基础，结合生理、社会、心理三层面上的学习风格特征形成了中国远程学习者学习风格的三维模型，包括生理维度、经验维度和心理维度。

（四）远程学习者特征分析体系构建

传统教学中的学习者特征分析是通过教师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对学生进行观察、测试来完成的，而在网络远程学习环境中，教师与学生通过网络学习平台交互代替现场交流。因此，传统的学习者特征分析方法不能实现对远程学习者特征的分析。应结合远程学习的特点对传统的学习者特征模型和分析方法进行改进，以实现对网络远程学习者特征的准确分析。

姜曾贺、吴战杰结合目前的教育理论，在传统的学习者特征分析体系的基础上，利用网络教育的特和新的研究成果，将分析主体（学生本人、教师、学生伙伴、其他人员、智能机器）、分析要素（智力、学习风格、学习准备、网络特征、一般信息、其他）、分析方法用一种整合模式表示出来，建立了网络环境下学习者特征分析模型，并建立相应的学习者分析信息处理模型。陈晶提出了一种将预备库与远程学习者特征分析步骤相结合的网络远程学习者特征分析方法，从整体上对学习者特征分析进行把握实现远程教学的最优化，为远程学习者特征分析提供了可借鉴的操作经验。

三、对远程学习效果影响因素的研究情况综述

（一）学生、教师以及外界环境等多个方面因素对远程学习效果的影响

张建茹、哈萨利用教育生产函数方法，将远程学习者平均成绩作为其学业表现的教育产出变量，将学习者个人特征及其学习环境特征作为教育投入变量，利用计量回归分析对教育投入变量与产出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即分析了远程教育形式下，远程学习者特征及其学习环境特征对其学业表现的影响，试图找出了少数民族远程学习者学业表现相对弱势的原因。王永辉以成人学习的知识、动机、能力、环境这四个方面为基本框架，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对电大学员进行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多数学习者具有参加网络学习的基本条件，但还缺乏高绩效（即好的学习效果）的学习能力，自身原因是引发学习低效的主要原因。

（二）成人学习障碍对远程学习效果的影响

成人学习障碍是指对成人学习活动起到阻碍作用的一系列因素，这些因素来自于学习者自身以及学习环境，包括生理、意向、态度、信息、环境等多方面。学习障碍的存在严重阻碍了成人的学习，而对这些障碍因素提出有针对性的调控策略，有助于成人学习者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自如应对这些障碍，提高其学习效果。

李传银等深入分析了个体身心发展障碍（生理机能障碍、意向障碍、情感障碍、经验的负面影响、学习需求与动机障碍）和社会障碍（信息障碍、机构障碍和环境障碍）两个方面对成人学习效果的影响，并提出了克服学习障碍提高学习效果的对策。张梅芳在其硕士论文中通过问卷、个案以及访谈的方法得到成人教育学校和学员的基本状况，从心理障碍、外部环境障碍、信息障碍和办学机构障碍四个方面分析了其对学员学习效果的影响，最后提出了提高学习效果的对策。

（三）远程学习者非智力因素对学习效果的影响

人的学习是一个由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相互影响、共同起作用的过程。研究表明，正常人之间的智力状况相差无几，对学习效果起决定作用的是非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包括学习动机、情绪和情感、意志、学习行为等多个方面。

学习动机是引起学生学习的内在驱动力，维持着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保证和提高学习效果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在影响成人远程学习的各种因素中，学习动机是关键因素。因此，姚韵红研究了远程学习环境下成人学习的需求、动机类型及其发展水平，探讨了学习动机对远程教育学习效果的影响，并提出了激发学习动机以促进远程学习效果的策略

张晓春对学生情绪的研究结果认为影响成人学生情绪的因素包括学习环境、学习焦虑、学习能力以及学习动机和需要等，学生情绪与其学习效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平时的学习中要注意最大限度的激发学生的积极情绪，促进其学习。

王春旸在其硕士论文中界定了收集信息、加工信息、信息、交流信息和使用信息者五种学习行为，并对其与学习效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最后从信息加工深度、加工层次、认知风格三个维度建立了网络远程教育学习行为的三维分类模型，分析了模型中典型学习行为对学习效果的影响程度。

（四）远程学习者特征对学习效果的影响

研究表明，远程教学机构在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以及教辅人员对学习者的支持到位将显著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成绩。教师的教学方法符合学习者的学习特征也能有助于学习者得到显著更高的成绩。因此，远程教育机构要想设计出符合学习者特征的教学资源和学习支持服务，进而提高远程学习者的学习效果，就必须对远程学习者特征进行分析，对远程学习者特征与学习效果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刘儒德、江涛在深入分析了学习者先前经验、学习动机与元认知能力、学习风格和其他的某些个性特征对网络学习效果的影响后，得出只有网络学习的环境和过程与学习者的个体特征相匹配，才能与学习者产生良性互动，产生最佳的学习效果。张红艳，焦宝聪从专业实验、班级实验和课程实验三个角度对学习者特征对学习绩效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最后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提高远程学习绩效的方法。

四、思考及建议

通过对远程学习者特征、远程学习效果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情况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了解了当前远程学习者特征以及远程学习效果的研究现状，并对其进行了进一步思考。

（一）关于远程学习者特征的研究

学者们从最初研究简单的人口学特征到目前研究人口学基本特征、学习动机、学习策略、学习障碍、学习环境等多方面的特征，已将远程学习者特征几乎全部包括在内，并且建立了远程学习者特征模型。但是研究方法局限于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和个案分析法等，缺乏必要的统计分析方法。另外，大部分学者只对远程学生的人口学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只有少数学者对学习动机、学习策略、学习障碍等多方面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研究的力度需要加强，并且选取的学习者特征各有侧重，学习者特征模型有待于进一步规范、统一。

（二）关于远程学习效果的研究

由于影响远程学习效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学习者自身因素、教师因素、外界环境因素等，每个方面又包含很多更加具体的内容，因此对远程学习效果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复杂。目前对远程学习效果研究的文献数量不多。学者们在研究远程学习效果的影响因素时，多从宏观上进行研究，且影响因素选取不够全面。即使在选取单一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时，影响因素与远程学习效果之间的关系研究多数基于主观经验的分析，缺少客观的说明。

（三）关于远程学习者特征对学习效果影响的研究

专门研究远程学习者特征对学习效果影响的文献很少，并且多数研究仅讨论一两个方面对学习效果的影响作用，学习者特征的选择较为零散。由于学习者自身因素对学习效果的影响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学习者的特征进行充分了解，有助于远程教育机构设计开发出更适合学习者的学习平台和教学资源，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效果。因此，对远程学习者特征对学习效果的影响研究方面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同时在对学习效果进行研究时应加强定量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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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丁兴富.远程教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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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张晓春.成人学生情绪对学习效果的影响[J].华夏医学，2009，（6）.[17]王春旸.网络远程教育学习星期及效果的分析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1.

[18]李峰亮，郭蔚，汪启富.对远程教育学习者学习成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现代教育技术，2010，（9）.

第8篇

关键词：并购贷款；特殊风险控制；并购方；高管动机；连续并购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1－0061－05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A

2008年年底，中国银监会印发的《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指引》(下文简称《指引》)标志着我国商业银行并购贷款业务正式开闸。2009年，我国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下的经济低迷期，市场呈现重新整合的态势，并购活动日趋活跃，高利润的并购贷款及其相关的并购顾问业务引起了商业银行极大的兴趣，并购贷款业务正逐步成为商业银行挖掘新利润增长点的契机。根据2010年6月《证券时报》提供的相关预测，我国银行业并购贷款业务正步入“井喷式”增长阶段，今年并购贷款业务余额将远超500亿元，年增长率将超100％。

然而，当下并购贷款规模的剧增趋势也使得其风险控制问题成为了商业银行在发展并购贷款业务时关注的焦点。对于并购贷款的风险评估问题，《指引》已在第二章第八条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应在全面分析战略风险、法律与合规风险、整合风险、经营风险以及财务风险等与并购有关的各项风险的基础上评估并购贷款的风险”。鉴于并购贷款仅产生于公司并购的特殊活动中，有别于其他一般贷款业务，《指引》给出的上述风险中，并购贷款风险评估首先须把握的是直接源于公司并购活动本身的特殊风险，它取决于企业并购整合中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即并购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在风险控制不足时此特殊风险可能通过并购贷款传导至银行体系，因此，商业银行在并购贷款风险评估过程中如何识别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来源，并进行有效的风险控制则成为其顺利推进并购贷款业务的关键。

那么，如何识别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来源并进行有效的风险控制呢?为了对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本文着眼于目前我国并购市场的基本特征――连续并购现象，试图从并购方企业高管动机的角度挖掘公司并购活动中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来源，从而识别并购贷款直接源于公司并购活动本身的特殊风险，最后对商业银行风险控制提出建议。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思路

“并购贷款”虽是一个极具中国市场经济特色的新词汇，但它实质上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杠杆收购十分类似。国外学术界对杠杆收购展开的理论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然而我国并购贷款的相关研究出现于近两年，绝大多数是对并购贷款《指引》的解读或对目前并购贷款实践进行较为宽泛的讨论。相形之下，我国学者对并购贷款的思考在理论深度上与国外学术界存在较大差距，尚未对其风险来源及控制问题展开理论研究。

目前，我国并购贷款业务方兴未艾，其风险控制问题势必吸引学术界和实务界更为广泛的关注。如前所述，并购贷款仅产生于公司并购活动中，所以商业银行在进行并购贷款的风险评估时首先需把握的是直接源于公司并购活动本身的特殊风险。由于商业银行并购贷款是以并购方企业并购后的未来现金流作为第一还款来源的，因此，从价值创造的角度来看，并购方与目标方通过并购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形成了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来源，并且牢牢把握目前我国并购市场的基本特征有助于揭示这一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根源，对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问题进行前瞻性的思考。那么，在我国当下的并购市场具备何种基本特征呢?

虽然我国公司并购起步较晚，但我国多数并购方企业倾向于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进行多次并购交易，以2000－2007年我国资本市场上的并购事件为例，3至5年内进行两次以上并购的主并公司占70％左右，可见，这种连续并购的现象已经成为我国并购市场的一个基本特征。实际上，近年来连续并购的价值创造问题已成为国外学者关注的热点，但国内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可谓凤毛麟角。概括而言，连续并购绩效存在一个逐次下降的趋势，并购方高管的过度自信心理是其主要原因(Billett和Qian，2007；Doukas和Petmezas，2007)。显然，并购方与目标方在连续并购中能否产生所谓的“协同效应”已经受到广泛的质疑。然而，本文认为，连续并购活动中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也受到并购方企业高管动机的影响，由于问题，并购方高管存在机会主义利己动机，这同样可能导致绩效不佳的连续并购频发的局面，并且高管的利己动机越强，其发起的并购活动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就越小。

因此，探讨我国商业银行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问题是无法回避连续并购这一基本特征的，并且这样一系列的连续并购一旦未能产生“协同效应”，并购贷款业务就可能给商业银行带来潜在风险，这是并购贷款直接源于公司并购活动本身的特殊风险。显然，这一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公司金融学者对并购理论的研究成果可谓浩如烟海，时至今日形成较为一致的结论是公司并购不能为并购方企业创造短期股东财富或提升长期绩效，并且这种价值毁损正在恶化。毛雅娟和米运生(2010)指出，迄今为止“公司并购的价值创造理论”无法对现实中毁损股东价值的并购现象作出合理解释，而从并购方高管的机会主义动机角度来对这一现象进行阐释可以弥补以往大多数并购理论的缺陷。基于此角度，公司并购是冲突的表现，可概括为三类主要情形，即并购方高管可能为了寻求私有收益(Harford和Li，2007；李善民等，2009)、建立企业帝国(Jensen，1988；王培林等，2007)与进行堑壕保护而发动毁损股东价值的并购行为。

可见，实践中很大一部分的公司并购行为并不能产生“协同效应”，并且这一后果与并购方的高管动机密切相关。本文认为，由高管机会主义动机引发的并购活动并非以产生“协同效应”为导向，必将增大并购贷款遭受损失的可能性，构成了商业银行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来源。所以，本文基于我国连续并购的基本特征，从并购方高管动机视角分析我国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来源，可为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问题提供较为深入的理论分析。

二、经验研究的样本与指标

(一)经验研究的数据来源

《指引》的出台打破了《贷款通则》对股权性质投资的限制，我国商业银行可以开始向股权收购的并购方或其子公司发放其用于支付并购交易价款的贷款。因此，本文的经验研究主要关注并购市场上的股权类并购交易，经验研究样本包含了1999－2006年在沪深两市交易的全部A股公司，数据来源于国

泰安CSMAR数据库和色诺芬CCER数据库。

(二)经验研究的样本选取

为获得所需总样本，本文在初始样本中剔除了金融类样本、关键性数据缺失的样本和处于特殊处理的样本。另外，在上述筛选基础上，本文对选取的并购样本进行了如下进一步筛选：1.仅保留股权并购交易；2.剔除并购金额不足100万元的样本；3.合并同一主并公司在同一公告日上的多次并购交易；4.剔除并购首次公告前三年到当年中发生高管更迭的样本。最终获得总样本数8429个，其中并购样本数2014个，非并购样本数6415个。

(三)经验研究的指标选取

1.描述连续并购的指标

鉴于我国连续并购的基本特征，如何对它进行描述成为首要问题。本文采用离散型变量衡量连续并购现象，即并购频率变量(MA_FREQ3)和并购次序变量(MA_ORD3)，前者代表某并购事件公告当年至前三年内发生了几起并购事件，后者代表某并购事件公告是其当年至前三年内的第几起并购事件。除此以外，本文还将上述并购频率和并购次序的时间跨度延长到五年，生成并购频率变量(MA_FREQ5)和并购次序变量(MA_ORD5)。

2.描述高管动机的指标

并购方高管的机会主义动机表现为冲突，形成了企业成本。因此，为了衡量并购方高管动机，与以往文献一致，采用成本的相关测度指标对其直接衡量，并且还采用成本的间接测度方式。包括如下两方面测度：

(1)营业费用率(EXP)、资产周转率(EFF)和管理者超额在职消费(AB_NPC)。关于成本的直接测度，本文不仅采用营业费用率和资产周转率(Ang等，2000)，还试图以管理者的超额在职消费作为成本的另一直接测度。较高的营业费用率或较低的资产周转率表明企业的成本过高，它们分别从费用支出和经营效率两个维度对成本进行直接测度。而管理者超额在职消费所衡量的成本一定程度上是包含在费用支出维度的成本内，但又较其更加直接和准确。

(2)管理者持股比例(MGMT_SHR)与管理者持股虚拟变量(MGMrr_DUM)。由于管理者持股在理论中被视为缓和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冲突的工具，当管理者持股水平较低时，“利益趋同效应”占据主导(Morck等，1988)。关于我国股权激励的效果，研究表明管理者持股一定程度上可以充当冲突的缓解机制(韩亮亮等，2006；李维安和李汉军。2006)。另外，李善民等(2009)指出我国股权激励能够适当拟制高管以谋取私有收益为目的而发动的并购行为。鉴于此，本文采用管理者持股比例和管理者持股虚拟变量间接测度成本，描述高管机会主义动机大小，并且它们与高管动机呈负向关系。

3.描述高管特征的指标

本文的经验研究还包括了高管特征变量，即高管平均年龄(MGMT_AGE)、高管男性占比(MG-MT_GEN)和总经理任职年限(CEO_TEN)。

三、连续并购现象的特征分析

基于1999－2006年总样本与子样本的年度和行业分布情况，我国商业银行的并购贷款业务随着企业并购活动的日益频繁，其潜在市场是巨大的，各行业对这一新的并购融资渠道都存在一定的需求，并且商业银行在并购贷款上的业务机会可能会在房地产等几个并购参与度较高的行业内凸显。然而这也说明，商业银行在众多并购活动中如何甄别那些能够产生“协同效应”的业务机会则蕴含了较大的风险。为了挖掘我国并购市场的基本特征，本文对2014个并购样本做了更为细致的统计，包括对并购频率变量和并购次序变量进行分析。

如图1所示，3年或5年内参与过两次或以上并购活动的连续并购样本数分别占了1368个和1480个，在并购样本中的占比分别高达67.9％和73.5％。并且，3年或5年内的非首次并购的样本数分别是1241个和1371个，即占比分别高达61.6％和68.1％。这说明，连续并购现象已经成为我国公司并购行为的一个基本特征。鉴于学术界已经对连续并购能否产生“协同效应”提出了质疑，因此，探讨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问题无法回避这一基本特征。

由于实践中很大一部分的公司并购行为并不能产生“协同效应”，下面有必要从并购方高管动机的视角对连续并购背后的并购方高管特征展开分析。因此，本文通过将2014个并购样本分为连续并购样本和单次并购样本，进而对它们各项高管特征的中位数和均值差异进行Wilcoxon检验和t检验，其中，连续并购样本指某并购事件公告的当年至前三年内发生了两次及以上并购事件，单次并购样本指某并购事件公告的当年至前三年内仅发生了一次并购事件。表1的结果表明，MGMT_AGE和MGMT GEN的中位数或均值在连续并购样本和单次并购样本间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年纪较轻或男性占比较低的并购方高管更倾向于推动连续并购活动。由于篇幅原因文中未列示公司治理特征的结果，本文的主要发现是：并非所有公司治理机制都能抑制高管的连续并购行为，但强势的董事会、较高的股权集中度和国有的实际控制人可能相对更为有效。

四、并购方高管动机与商业银行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控制

本文认为，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取决于企业并购整合中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即并购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而《指引》也的确在风险评估部分多次强调“协同效应”的核心地位，如：第二章第九条规定，战略风险评估应包括“并购双方的产业相关度和战略相关性，以及可能形成的协同效应；并购双方从战略、管理、技术和市场整合等方面取得额外回报的机会；协同效应未能实现时，并购方可能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或退出策略”；第二章第十一条规定“商业银行评估整合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分析并购双方是否有能力通过以下方面的整合实现协同效应；发展战略整合；组织整合；资产整合；业务整合；人力资源及文化整合”。因此，在并购贷款的风险评估中，风险控制的关键应在于：通过风险评估如何更准确地预测并购活动是否能产生“协同效应”。

企业并购的“协同效应”存在多种潜在形式，可分为管理协同、经营协同及财务协同等，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实务来看，协同效应的预测和评估都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本文认为，预测和评估协同效应可以换种视角，即从并购方高管动机来看待这一问题，如果并购方高管是出于利已动机而推动并购的，那么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将大打折扣，因此，并购贷款的风险评估应该将高管的并购动机作为重要方面考虑进来，即从并购方高管动机角度对并购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进行评估，这也许属于战略风险和整合风险评估的一部分，但较其更为具体。并且，由于高管的机会主义动机是可以进行测度的，为商业银行的评估提供了可操作性。对于并购方高管出于自身动机而发动的并购活动，如果对其提供并购融资，那么，在风险控制不足的情况下

由于“协同效应”难以实现而导致的特殊风险可能通过并购贷款传导至银行体系。

鉴于我国连续并购的基本特征，下面基于其背后的并购方高管动机与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控制问题展开经验分析。本文继续采用2014个并购样本中的连续并购样本和单次并购样本，对其各项高管动机指标的中位数和均值差异进行Wilcoxon检验和t检验，包括高管动机的直接指标和间接指标，以求对连续并购的高管动机差异展开分析，如表2所示。在各项高管动机变量中，AB_NPC、MGMT_SHR与MGMT DUM的中位数及均值在连续并购样本和单次并购样本间均存在显著差异，EFF的均值在两个样本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并且其p值或t值方向说明连续并购样本的成本较单次并购样本更高，但EXP的中位数及均值差异并不明显。可见，总体上连续并购样本的高管机会主义动机显著高于单次并购样本，但是，成本所描述的高管动机在不同维度上呈现了在连续并购样本和单次并购样本间的差异化影响。

在上述经验结果的基础上，本文下面将描述高管动机的各项指标进行分组，对每一对高管动机强组和弱组的均值差异进行t检验，其目的在于：通过此检验方法，探讨高管动机与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之间的联系，如表3所示。在高管动机的全部指标上，并购频率变量或并购次序变量的t检验基本上均显著，即高管机会主义动机较强的一组较高管动机较弱的一组呈现出更高的并购频率或并购次序。这说明，现实中的连续并购现象可能并非以产生并购协同效应为导向的，并购方高管的机会主义动机可能是引发一系列连续并购活动的根源。并且，MG-MT_SHR与MGMT DUM的分组结果显著为正，这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发现，即当并购方高管持股较多或持有股权时他们发起连续并购的动机可能减少，说明存在股权激励的并购方企业所从事的并购活动受到其高管的机会主义动机影响较小，因而更有可能产生较高的“协同效应”。概括而言，高管动机与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之间的联系在于：由于连续并购可能是由高管机会主义动机引发的，并购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将降低，商业银行若对这些并购活动提供贷款则可能存在较大的特殊风险。因此，商业银行在进行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时将并购方的高管动机纳入评估的重要内容，判断并购活动是否是以产生“协同效应”为导向的，并且高管动机的上述指标为风险评估过程提供了可定量化的指标。

五、结论与策略建议

并购贷款风险控制的关键应该在于：通过分析评估如何更准确地预测并购活动是否能产生“协同效应”。然而，由于“协同效应”存在多种形式，令其预测和评估存在较大困难。因此，本文试图从并购方高管动机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本文认为，并购贷款的风险评估应该将并购方高管的并购动机作为一个重要方面考虑进来，即从并购方高管动机角度对并购产生“协同效应”的可能性进行评估。鉴于此，本文着眼于我国并购市场的基本特征――连续并购现象，从并购方企业高管动机的角度挖掘公司并购活动中价值创造的不确定性来源，进而识别并购贷款直接源于公司并购活动本身的特殊风险。

本文基于连续并购现象获得了如下发现：第一，我国并购贷款业务市场是巨大的，但商业银行如何甄别能够产生“协同效应”的业务机会则蕴含了较大风险；第二，连续并购现象是我国并购市场的基本特征，商业银行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问题须正视这一特征；第三，并购市场中不断推动连续并购的高管具有一定特征，年纪较轻或男性占比较低的并购方高管更倾向于连续并购；第四，并购方高管的机会主义动机可能引发连续并购活动，即连续并购现象可能并非以并购协同效应为导向，商业银行若对这些并购活动提供贷款则存在较大风险。

上述经验研究识别了并购贷款的特殊风险来源，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的风险控制呢?本文认为，未来并购贷款的风险控制应把握如下策略：

第一，关注并购方以往的并购活动及其绩效。本文发现，同一家并购方在不长的时间内进行多次并购活动可能并非是以协同效应为导向的，当然，并不能说并购市场上发生了所有连续并购就一定不能起到改善业绩的作用，因此，商业银行在进行并购贷款的风险评估时应审慎调查企业以往的并购活动及绩效，判断其是否产生了并购的“协同效应”，倘若并购方以往的并购活动并未对整合后的企业绩效产生提升的效果，商业银行则应合理评估及防范当前并购贷款业务的潜在风险。

第9篇

关键词：β系数　特性　综述

一、β系数的稳定性研究

就方法论而言，β系数必须从过去证券市场的收益率数据中进行估计，而过去的数据估计出来的只能是过去的β系数。过去的β系数要能用于反映现在或将来的风险，则必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才行。因此，β系数稳定性的检验就显得相当的重要。根据样本数据构造的时间跨度和样本规模大小，β系数稳定性的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样本数据时间跨度长短对β系数稳定性的影响，另一类研究样本组合规模大小对β系数稳定性的影响。对于β系数在美国证券市场上的表现，许多学者做过大量研究，但没有定论。关于股票β值稳定性的检验，国外的学者如Levy(1971)、Blume(1971)、图莱(1980)等大多采用统计学上的相关分析法进行研究。在众多对β系数稳定性的检验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Blume和Levy检验。1971年，Blume在《财务学刊》上发表了《论风险的衡量》一文，研究了1926年1月到1968年6月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所有股票，以每7年为一个时间段，用月收益率数据估计出各个时间段的β系数，然后以统计学的相关分析法为基础，对β系数的稳定性作了深入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在一个时期里估计出来的β系数是其未来估计值的有偏估计；组合规模越大，其未来的β系数越能被准确地预测。同年，Levy研究了1960年至1970年间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500种股票，他缩短了估计的时间段，采用周收益率数据，并改变了前后估计时间段等长的传统做法，以52周为基期，后续期分别为52周、26周和13周。研究的主要结论认为：在较短的时间段内(52周)，单一股票的β系数是相当不稳定的，但是组合β系数的稳定性有显著的提高。而且，组合规模越大，估计时间段越长，β系数的稳定性越高。1974年，Baesel运用转移矩阵法研究了估计时间段长短对β系数估计值稳定性的影响。他把估计时间段分别设定为12、24、48、72和108个月，对1950年至1967年间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160只股票进行研究后，提出：随着估计时间段的延长，单个股票β系数的稳定性将会增强，且最佳估计时间段是108个月。1975年，Porter和EzZen采用随机组合的方法进行研究后认为，组合的构造方式会影响β系数的稳定性，β系数的稳定性并不会随着组合规模的扩大而有所提高。1994年，国内的学者沈艺峰最早把“Chow检验法”用于股票β估计值的稳定性检验。他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的β系数估计及其稳定性检验》一文中，对1992年6月至1993年12月上海证券市场的10种股票的β值进行估计，然后将时限一分为二，采用“Chow检验法”研究这10只股票的β值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著变化。检验结果表明，除了“延中实业”外，所有股票的β值都是稳定的。沈艺峰和洪锡熙(1999)又采用相同的方法，对深圳证券交易所1996年度所有上市公司股票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单个股票或是股票组合，β系数都不具有稳定性，以过去期间的数据估计出来的β系数值无法代表未来的β系数值，说明我国证券市场的系统风险是变动不定和难以预测的。2000年，靳云汇、李学在《中国股市β系数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对沪深两市51种1992年以前上市的股票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股票β系数随着上市时间增加基本上趋于不稳定，利用β系数的历史数据来预测未来β系数的可靠性较差。

综观β系数稳定性的实证研究，绝大多数研究认为证券的β系数不具有稳定性，虽然可以借助于组合的方式来获得较为稳定的β系数，但对于大多数的个人投资者来讲，这意味着不能简单地用过去时期数据所估计的β系数作为当前和未来时期的预测值。因此，除了在估计方法和数据选取等方面寻求β系数的变动原因之外，许多学者还从公司的基本特征等方面人手探讨导致同一证券的β系数在不同时期出现变动以及不同证券的β系数在同一时期存在差异性的影响因素。

二、β系数的影响因素研究

股票贝塔系数存在不稳定性，说明有必要进一步对股票β估计值的差异性进行分析。正如James Farrell和Walter J，Renhart(1997)所指出的：股票贝塔值的不稳定性并不令人惊异，公司的基本因素(如产品生命周期、财务政策)随时间的变化必然会导致股价的变动，从而股票β值也随之改变。因此，差异性分析能一定程度地解释股票β值的不稳定性，有利于更准确地预测股票β值。一般认为，影响股价变动和股票风险的因素主要有：宏观经济因素，如利率、通货膨胀、国际收支、汇率等；行业因素，如行业生命周期、市场竞争性等；公司基本特征(本文就是从此方面对股票的预期β系数进行探讨的)；战争及政治因素；心理因素，如心理预期。以上因素均能导致股价变动，从而影响股票的系统性风险。从国内外的研究来看，主要集中在分析公司基本特征和行业因素这两个方面。理论上，公司规模的大小、资本结构、经营收入的周期性及公司的负债比例等基本特征的变化将改变公司的风险特性，从而影响公司所发行股票的风险。因此，学术界对公司的基本特征变量是否会影响其股票的系统性风险系数展开研究。鉴于公司的会计资料能传递与公司基本特征有关的风险信息，在实证研究中，通常用会计变量作为反映公司基本特征的量化指标。Ball和Brown(1969)最早注意到会计信息与β系数存在相关关系，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Beaver，Kettler和Seholes(1970)从公司基本特征人手研究股票β值的影响因素。他们把公司基本特征细分为七个会计变量：股利支付率(Difidend Payout Ratio)；成长性，即总资产增长率(Asset Size Growth)；财务杠杆(Leverage)；流动比率(Liquidity)；规模(Size)；盈利变动率(Earning Variability)；会计贝塔系数(Aceounting Beta)。研究结果表明：在1947年至1956年和1957年至1965年这两个期间，纽约证券市场上307家上市公司单个股票和5种股票的组合的系统风险与盈利变动性、股利支付率、会计贝塔系数和财务杠杆这4个会计变量之间一致且显著相关；对于每个变量，组合的相关程度高于个股的相关程度；系统风险与成长性、规模和流动比率这3个会计变量之间的关系与理论假设不一致或显著无关。学术界认为，

Beaver等人首次系统地研究系统风险与会计变量之间的关系。Bildersee(1975)研究1956年至1966年期间纽约证券市场制造业和零售业的71家公司的系统风险与11个会计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最后指出了与系统风险相关的6个会计变量(负债比率、优先股与普通股的比例、销售与权益资本的比例、流动比率、市盈率的标准差、会计贝塔系数)，并建立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此外，Harmada(1972)研究财务结构对股票系统风险的作用，其研究结果表明公司财务杠杆与股票β值呈正相关关系。曼德尔克(1984)则增加了对经营杠杆这一因素的分析，并表明股票β估计值与经营杠杆存在高度、显著的相关关系。Gahlon和Gentry(1982)进一步研究表明系统风险是以经营杠杆系数、财务杠杆系数、总收入的方差系数、息税后收益和市场组合收益之间协方差系数为自变量的一个函数。Mandelker和Rhee(1984)也证实了经营杠杆系数和财务杠杆系数能够解释大部分的系统风险的变动。Huffman(1989)发现系统风险与财务杠杆系数正相关而与经营杠杆系数负相关。Mansah(1992)指出公司的经营决策、财务决策和战略决策与系统风险是相关的。Rosenberg和McKibben(1973)的研究发现不同行业的β值存在持续的差异。于是，Rosanberg和Marathe(1975)进一步把39个行业哑变量加入股票β值的分析模型中，来解释股票β值的差异，形成著名的集个股市场特征、公司基本因素和行业性质于一体的“罗森伯格系统”(Rosenberg’s system)。Rosenberg和Marathe对该模型的首次检验表明模型对未来β系数的预测能力好于其它的预测模型。由于理论上的吸引力和检验结果的支持，用罗森伯格系统生成的β系数预测值得到广泛的认可，著名的BARRA咨询机构(由Rosenberg创建)就采用了这一系统。一般来讲，行业因素对股票β值产生影响的原因有：行业受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行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行业内竞争程度。但吕长江，赵岩(2003)的研究发现：中国证券市场中Beta系数并不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但在按照是否被纳入计算成份类指数的标准将股票进行分类，即分为成份股和非成份股，这两大类股票的Beta系数存在显著的差异。刘永涛(2004)研究也发现：就我国目前的五行业分类方法来看，β系数在行业间的区分并不明显；在证监会的CSRC行业分类标准下，β系数在各行业的区分整体上表现出差别性，但两两之间β系数的差别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另外，还有一类学者，他们利用数学推导来研究β值和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Chei-Chang Chiou and Robert K.Su(2004)运用数学的方法结合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obb-Douglas函数和净盈余函数推导分析了系统风险和会计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系统风险的决定因素包括收益、销售增长、账面价值、股利、经营杠杆系数、财务杠杆系数、市场回报率和无风险回报率，并提出了以下结论：对于一个前一年度有着正收益和本年度有着销售增长的公司来说，如果当前账面价值、股利和收益对股价影响的联合效应(即股价弹性之和)为正(负)，那么以产品的经营杠杆系数和财务杠杆系数为量度的总杠杆系数对系统风险有正的(负的)影响；当账面价值和收益对股价的影响(即股价弹性)为正而股利对股价的影响(即股价弹性)为正(负)时，股利对系统风险有正的(负的)影响；对于一个有着正(负)销售增长的公司来讲，在给定的系统风险水平下，经营杠杆系数正(负)相关于其财务杠杆系数。郑君君(2000)运用数学推理的方法研究了β系数和市盈率之间的关系，并且得到了它们相关的表达式，结果显示β系数与市盈率呈负相关关系。

相比于国外的研究而言，国内关于β系数的影响因素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吴世农、冉孟顺、肖珉和李雅莉(1999)借鉴Beaver等人的研究，收集1997年至1998年上海证券市场200家上市公司公布的会计信息，应用实证分析方法，对影响我国股票系统性风险系数的7个会计变量(股利支付率、总资产增长率、流动比率、财务杠杆、公司规模、盈利变动性和经营杠杆)进行了相关性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增长率和财务杠杆与股票的系统风险呈正相关关系，股利支付率与股票的系统风险呈负相关关系；从组合后的回归分析看，流通规模对股票组合的β值具有显著影响；经营杠杆对个股或组合的β值都没有显著影响，流动比率与系统风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盈利波动性与股票系统风险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这些都是与财务理论相左的。农卓恩(2000)以1998年初在深交所上市交易的股票周实际收益率数据估计股票的β系数，选择18个财务指标，研究β系数与这些财务指标的相关性。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股票β系数与财务指标之间的相关性比较弱。

三、β系数的预测性研究

由于经验研究已经证明β系数具有不稳定性，因此，如何准确地预测未来的β值就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对未来β系数的预测主要有两条不同的思路：一是基于时间序列关系的预测；二是基于差异性影响因素的预测。1971年，Blume在《论风险衡量》一文中指出，如果β估计值向均值回归的速度不随时间改变，就可以在估计β系数时围绕这一趋势修正估计值。他采用简单线性模型β2=a+bβ1，来估计相邻两期β估计值之间的回归关系，用此回归关系修正对其将来值的估计。1973年，Vasicke在《关于在证券β系数的贝叶斯估计中运用横截面信息的一项注释》一文中根据β系数的回归趋势，把贝叶斯决策方法引入β系数的估计中，提出了贝叶斯调整法。Vasicke认为仅仅依据样本的信息来估计β系数是不够的，如果能把有关β系数先验分布的资料与样本的信息结合起来，就能降低估计误差。基于差异性影响因素的预测方法主要有基础β系数法和罗森伯格系统。基础β系数是根据公司基本特征的变化来估计未来的β系数，模型中的自变量为反映公司特征的财务和会计变量。前面已经提到，罗森伯格(Rosenberg)在1973年和1975年以及随后的研究中，集历史β系数、个股市场特征、公司基本因素和行业特征于一体，对β系数的差异性进行研究，并据此对未来的β系数进行预测，建立了著名的“罗森伯格系统”。罗森伯格系统试图将历史β系数和基础β系数两种分析思路综合到一个模型中，以提高β系数预测的准确度。

四、未来研究展望

第10篇

        经济学

        (1)收入分配差距与我国劳资所得关系的实证分析 林毅 陈晓曼

        (9)“创新成都”建设中的人力资本投资——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考察 卢林行 陈宽 胡运令

        (16)从行为金融角度解析地方政府债券遇冷原因及对策 马辉 王飞 杨涓

        (22)探析引领安徽崛起的战略与对策 吴学彬

        (28)增值税转型对四川省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析 叶子荣 李秋婵 李恒宇

        (35)就业结构、经济趋同与收入分配差距——基于中国三大区域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段龙龙

        (48)产业结构升级、就业与收入分配的实证研究 巨文武

        (56)制度与经济发展实证研究述评 林毅 陈晓曼

        (65)促进行业收入合理分配的财税建议 吴汶承 丁卯

        (76)成都产业结构升级路径分析 赵佳

        (84)中国通货膨胀原因及实证分析 赵珊珊 俞伟丽

        公共工程管理

        (98)基于改进dsm理论的建筑业供应链中施工过程的绩效评价 曾昱伻

        (106)论公共工程项目中公共利益的保障 王蕾

        (113)限制竞争保证下的bot高速公路社会效益研究 冯颖芳

        (120)基于双层多级委托的公共利益保障分析 郭宝 王蕾

        (125)基于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的成都地铁一号线乘客满意度分析 李文强

        社会保障

        (133)我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模式的探讨——基于eet模式对相关主体的影响 罗纪东

        (140)我国企业年金的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及存在的问题 张丽

        (146)成都市医疗信息化建设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李泽明

        (155)透过日美模式探析中国特色长期护理保险的可行性 杨茜

        行政管理与社会管理

        (163)中国新闻媒体监督的问题研究 郭肖象

        (169)基于新公共管理视角的瓦格纳定律之实证检验——以澳大利亚为例：1979—2006年 郝晓薇 李艳红

        (179)服务型政府视角下我国网络管制方法的选择与优化 李文意

        (185)单位制的含义和基本特征文献综述 吴运亮

        (190)层次分析法在公务员考核指标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许可

        (197)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对其主要负责人的依存度——基于四川成都市的实证分析 彭文静

        (204)以博弈论的视角看户籍制度改革中的地方政府行为 秦郑 游琦

        (215)基于政策网络的农村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机制研究 张屹

第11篇

经济学

(1)收入分配差距与我国劳资所得关系的实证分析 林毅 陈晓曼

(9)“创新成都”建设中的人力资本投资——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考察 卢林行 陈宽 胡运令

(16)从行为金融角度解析地方政府债券遇冷原因及对策 马辉 王飞 杨涓

(22)探析引领安徽崛起的战略与对策 吴学彬

(28)增值税转型对四川省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析 叶子荣 李秋婵 李恒宇

(35)就业结构、经济趋同与收入分配差距——基于中国三大区域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段龙龙

(48)产业结构升级、就业与收入分配的实证研究 巨文武

(56)制度与经济发展实证研究述评 林毅 陈晓曼

(65)促进行业收入合理分配的财税建议 吴汶承 丁卯

(76)成都产业结构升级路径分析 赵佳

(84)中国通货膨胀原因及实证分析 赵珊珊 俞伟丽

公共工程管理

(98)基于改进dsm理论的建筑业供应链中施工过程的绩效评价 曾昱??br> (106)论公共工程项目中公共利益的保障 王蕾

(113)限制竞争保证下的bot高速公路社会效益研究 冯颖芳

(120)基于双层多级委托的公共利益保障分析 郭宝 王蕾

(125)基于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的成都地铁一号线乘客满意度分析 李文强

社会保障

(133)我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模式的探讨——基于eet模式对相关主体的影响 罗纪东

(140)我国企业年金的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及存在的问题 张丽

(146)成都市医疗信息化建设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李泽明

(155)透过日美模式探析中国特色长期护理保险的可行性 杨茜

行政管理与社会管理

(163)中国新闻媒体监督的问题研究 郭肖象

(169)基于新公共管理视角的瓦格纳定律之实证检验——以澳大利亚为例：1979—2006年 郝晓薇 李艳红

(179)服务型政府视角下我国网络管制方法的选择与优化 李文意

(185)单位制的含义和基本特征文献综述 吴运亮

(190)层次分析法在公务员考核指标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许可

(197)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对其主要负责人的依存度——基于四川成都市的实证分析 彭文静

(204)以博弈论的视角看户籍制度改革中的地方政府行为 秦郑 游琦

(215)基于政策网络的农村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机制研究 张屹

第12篇

[关键词]体育 篮球教学 问题情境

情境篮球是学校体育课中重要的教学内容,因其运动中充满趣味性、竞争性、创造性而深受广大学生的喜爱。但长期以来由于以教师为中心,重“教”轻“学”,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造成学生在篮球课中学习主动性低,学习效果差。

为改变目前的篮球教学现状,设置问题情境的“研究性学习”被广泛的尝试。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本人认为设置篮球教学中的问题情境应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注重体育教学的本质特征

体育教学的基本特征有以下几点:(1)“以身体活动为主”这是体育与其它知识传授类不同区别的最大的特征。(2)在篮球课中设置问题情境,首先要考虑体育教学的基本特征,应选择篮球运动中的问题,且是学生学习篮球过程中客观存在、急待解决的问题,并且问题的解决应以篮球技术学习过程为媒介,使得学生解决问题离不开运动中的练习、尝试、观察、分析。

二、充分考虑体育课程的目标

体育课程的目标包括三个领域:学习领域、心理健康领域、社会适应领域。设置问题情境不仅要考虑学习领域的目标,更要考虑心理健康领域、社会适应领域的目标,不但要提高学生的篮球技术,还要通过解决问题,培养学生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志。通过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的交流、讨论、协商、合作,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培养学生对篮球运动的情感,促进学生的情感交流,养成良好的合作精神和体育道德。

三、设置问题的难度要适当

篮球教学中能够设置很多的问题情境,但设置问题的难度要适当。要充分考虑学生现有的篮球技术水平和心智发展水平,提出的问题要处在学生思维水平的最近发展区,问题要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语言要有情趣,能充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引导学生自己去做力所能及的事。太易,学生会缺少成就感;太难,力不能及,学生难以探索,又易产生失败感。因而创设适宜的问题情境,激发起学生强烈的篮球学习动机和热情、引导学生开动脑筋思索是学习篮球技术成败的关键。

四、鼓励教师努力营造一种民主和谐的学习环境,特别是应当努力培养出一个好的“学习共同体”,让学生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篮球运动历经百年发展,技术在不断发展创新,没有绝对正确的、最终的篮球技术。教师应该认识到这一点。鼓励学生大胆创新。虽然学生现有的水平离篮球技术的创新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教师应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特别是通过实践中不断创新。

五、教学的组织形式多以“小组探究”的形式为主

学生在自己探究投篮技术时,往往经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假设、验证假设,整个过程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如果采用班级整体研究学习,容易造成见解分歧后难以达成共识的纷争局面或消极应付的现象,使教学活动显得耗时、混乱,不利于教师的引导和帮助,使篮球教学陷入困境。因此采用“小组学习(5-6人)”的形式,每个小组设立一、两个重点问题,最后一起讨论交流各组的解决技术问题的方法,使全班学生们的篮球技术共同提高和完善。

六、学习评价不在结果,而在过程

当学生经过小组学习和交流篮球技术有所提高时,教师要给学生以热情的赞赏和激励性评价,教师要引导学生反思评价,归纳整理所学篮球技术的过程,培养学生学习篮球技术的方法,特别是归纳总结学习篮球技术过程中所运用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并纳入学生的认知系统,使学生掌握解决篮球运动中问题的思维方法。这样可以使学生创造性能力不断增强,学生思维更加灵敏,最终提高学生的篮球运动能力。

参考文献:

[1]高文.建构主义学习的核心特征.外国教育资料,1999.1.

[2]皮连生.现在认知学习心理学.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

[3]毛振明.探索成功的体育教学.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1.9.

[4]谢铁兔.篮球技术教学训练步骤与方法.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3.9.

[5]孙民治.篮球纵横.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6]滕子敬,宋尽贤.第二界中国学校体育科学大会论文综述.中国学校体育,2003.6.

[7]赖天德.学校体育改革热点探索.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3.

[8]金鑫.合作学习在体育教学中的作用.中国学校体育,2003.2.

[9]刘平平.运用“问题探索”上好中小学体育课.中国学校体育,2003.2.

[10]王宝.如何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课堂学习.中国学校体育,2003.2.

第13篇

电影欣赏是指人们观赏电影时产生的一种精神活动。视觉定位是观众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对视觉元素的选择与确定，这种选择具有变化性。电影作为艺术，在特定的多维时空中，以色彩、运动、摄影机角度、声音等诸多元素塑造直观的视听形象，从而影响观众。如何“定位”视觉，始终是电影欣赏中最为关注的问题。所以本文的研究对电影欣赏是有实际意义的。通过对电影欣赏中视觉元素的选择与确定。使自己在电影欣赏时得到纯粹的视觉享受和真正的感官愉悦，实现电影自身的存在价值。

二.研究方法：

文献综述法，分析法 图表法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

“视觉元素”是人们在观赏电影过程中感官感知的第一要素，然而观众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对视觉元素的选择与确定，这种选择具有变化性。电影作为艺术，在特定的多维时空中，以色彩、运动、摄影机角度、声音等诸多元素塑造直观的视听形象，从而影响观众。色彩是电影欣赏中最直接的视觉元素，在电影欣赏中“色彩的客观特性与人们对它的主观性认知，形成了色彩的神秘感和紧张性。当这两种感知被投摄到影视作品之中，色彩便成为电影电视充满活力的源泉。”(彭玲，2019年)。电影作为艺术，运动是电影的本质。“正是这种电影特有的运动使电影艺术区别于其他艺术——绘画、雕塑是刻画运动中的人物或事件的某一时间的片段与瞬间，是某一动态的凝固;舞台戏剧、舞蹈是通过演员的肢体动作来表现运动受舞台空间的限制，有一定的局限性、假定性;电影是在二维空间上创造出三维的幻觉，在虚拟的流动的画面空间中感受空间的位移和时间的变化。”(吕益都，2019年)。电影作为一种视听语言，在影视观赏中的视觉元素是非常丰富的，同时也是非常复杂的。在影视观赏中，由于受观影者的思想、文化差异、观影目的、欲望、出发点等个人因素的影响，不同的人对电影有着不同的定位，并且这种定位具有变化性。“总之，积极的选择是视觉的一种基本特征，正如它是任何其他具有理智的东西的基本特征一样。在它们喜欢选取的东西中，最多的是环境中时时变化的东西。”(鲁道夫·爱因汉姆，1981年)。

四.论文撰写框架

第一部分：结合伊朗电影《小鞋子》，论述色彩在电影欣赏中的重要性

第二部分：结合画面，论述运动在电影欣赏中的重要性，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第三部分：简略分析影响电影欣赏的其它视觉元素。

第四部分：总结电影欣赏中影响视觉元素选择，确定的原因。

五.研究时间安排：

2019019年12月——2019年1月查找收集相关资料，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2019年2月——2019年3月初认真阅读文本，分析整理资料，确定研究目标和思路。在老师的指导下确定大体框架，准备开题报告。

2019年3月初——2019年3月中旬完成论文初稿。

2019年3月——2019年4月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修改完善。 2019年5月完成论文修改，参加论文答辩。

六.参考文献：

[1]贝诺埃尔·卡罗尔 ：《神话电影：当代电影理论的时尚与谬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2]伊美特·皮洛者：《世俗神话——电影的野性思维》，崔君衍译 ，北京：中国第一个出版社，1951年。

[3]陈晓云：《电影学导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

[4]彭玲：《影视心理学》，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

[5]格·巴·查希力扬：《银幕的造型世界》，伍菡卿、俞虹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

[6]吕益都：《电影视听语言概论》，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9年。

[7]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审美直觉心理学》滕守尧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

[8]鲁道夫·爱因汉姆：《电影作为艺术》，杨跃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

第14篇

【关键词】英语专业精读课堂 教师提问 基本特征 对策

一、引言

提问是语言课堂教学中最常用的师生互动方式，也是重要而有效地语言教学手段。近年来，如何进行有效的课堂提问已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讨论的热门话题。尽管提问在语言课堂教学中的重要性已引起了足够的重视，但仍存在很多认识误区：有的教师认为提的问题越多，课堂气氛越活跃，课堂教学越有效；有的教师把提问作为惩罚和羞辱学生的方式；有的教师提问过于简单，只需学生重复无需创造性的思考。显然，在这些错误认识的基础上很难实现课堂教学提问的有效性。因此，让教师认识到运用有效的课堂提问，强化提问技巧，对学生的回答给予积极反馈是十分有必要的。

二、英语精读课堂教师提问现状及原因

1、问题类型

课堂教学中教师最常用到的是参照性问题（referential questions）和展示性问题（display questions）。例如：“What is you similar experience？” 是一个参照性问题。“What does the writer want to convey？”是一个展示性问题。在英语专业精读课堂教学中，教师更倾向于提出展示性问题，尽管有些教师意识到参照性问题更能强化学生的交际能力。

展示性问题在课堂教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原因如下：（1）教师认为学习语言学知识比培养交际能力更重要。帮助学生理解掌握课本上的文本知识是教师教学的首要目标。展示性问题常被用来检查学生对于掌握以前学习知识的掌握，对新的语言点的接受程度，对文本内容的理解等。教师认为展示性问题更能够帮助他们确定和掌控教学进程。（2）教师对于自身角色的界定导致展示性问题的过度使用。很多教师认为他们在课堂教学中扮演“知识者”的角色。他们的任务是提供信息，解释语言点，检查学生对文本的理解等。对于展示型问题，教师已有标准答案，更利于教师掌控课堂进程；对于参照性问题，因为是关于学生自己的个人观点，答案可能在教师的预料之外，教师想要掌控教学进程，必须有丰富的知识面和较高的学术水平。显然展示性问题更能帮助教师确立“知识者”的角色。（3）英语精读课程教学任务繁重，课堂时间有限。教师认为展示性问题简单明了节省时间；参照性问题较难，涉及更多学生甚至小组讨论，占据时间较多。为确保教学进度的完成，教师倾向于提出展示性问题。

2、提问策略

Ur（1996）指出如果教师提问只能被尖子生回答或是造成长时间的沉默，或是只能得到很简单甚至部分正确的答案，这次提问就存在问题。也就是说，当学生不能理解问题或是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时，教师应当运用提问策略帮助学生解答问题。基本的提问策略包括以下7种：解释（self-explaining）， 重复（repeating）， 提示（prompting）， 追问（probing）， 转问（redirecting）， 翻译（translation）和分解（decomposition）。研究表明，追问，分解和提示这三种提问策略可以帮助学生从对问题进行浅表性回答转成深度思考回答，更能激发学生的语言输出。然而很多教师表示，他们很少或是几乎不知道什么是提问策略。在多数情况下，如果他们不能得到期望的答案，会选择重复，翻译或解释问题。

教师对于提问策略的选择原因如下：（1）部分教师对提问策略知之甚少，他们是无意识的运用重复，翻译或解释这些最基本的提问策略。（2）教师觉得不能理解问题是学生无法回答的关键障碍，因此通过重复，翻译或解释这些手段来帮助学生理解。

3、教师反馈

教师反馈可分为积极反馈和消极反馈。积极反馈分为“简短的表扬”，“表扬并重复答案”和“表扬并点评”。消极反馈分为“直接纠正”，“请其他学生作答”，“给出提示等待学生自我完善“和“忽视错误，随后纠正”。在英语专业精读课堂中，大部分教师几乎不会给予学生消极的反馈。经常用到的积极反馈方式是“简短的表扬”和“表扬并重复答案”，而更能够鼓励和激发学生学习热情的“表扬并点评”这种反馈方式却很少用到。消极反馈方式以“请其他学生作答”为主。

教师对学生回答给出的反馈出于以下几个原因：（1）教师意识到语言课堂教学中应以鼓励学生为重，积极反馈是对学生的肯定和支持。教师有意识的避免消极反馈，他们认为消极反馈不利于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和融洽的师生关系。因此，即使学生给出了错误的回答，教师仍会给予“不错的尝试”之类的表扬。（2）精读课任务繁重，课堂时间有限，造成教师只能选择“简短的表扬”和“表扬并重复答案”这些节省时间的积极反馈方式。但显然这些反馈方式不能阐明为何学生答题成功，只是肯定了学生答题的正确性，不能很好的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并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

三、促进英语专业精读课堂教师有效提问的策略

1.设计问题

当教师提问不是简单机械的重复而是需要复杂的信息重组，学生的学习能力会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好的问题应根据学生的能力，水平和相关经验来设计。学生有能力并愿意回答符合他们知识面的，有相关经历的问题。教师应事先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目的设计不同种类和层次的问题。尽量使设计的问题，能给学生提供更多机会与同学和教师交流。

2.改变教师角色

英语专业精读课堂仍然以教师为主体，教师充当“知识者”的角色，更关注于传授知识给学生而忽略学生的需求。教学过程被认为是给予和接受。在这种模式下的教学，教师主导下的课堂只能采取教师讲解为主的单向交流模式，学生几乎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丧失学习热情。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能提供学生更多的机会操练目标语言。因此，改变教师角色界定是当务之急。

3.分析学生的需求

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分析学生的需求是保证课堂提问有效性的基础。教师应从学生的角度设计问题的类型和层次，以求最大化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其积极参与到课堂提问中来。

4.教师职业技能提升

教师职业技能的提高是为了更好的帮助学生提升学习能力。高校教师应当具备现代教育理念，应用语言学知识和教育心理学知识来确保和实施教学，以期最大化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提升批判性思维能力。教师对于提问策略知之甚少表明教师职业技能的提高刻不容缓，只有以先进的教育理念武装自己才能更好的确保教学的实施。

四、结语

英语专业精读课堂中，教师的问题类型和教师反馈方式都较单一，因而无法发挥良好的教学效果。部分教师不具备相关提问策略的专业知识，严重影响了课堂提问有效性的实施。教师职业技能的提高刻不容缓。

参考文献

[1]Ur Penny. A Course in Language Teaching Practice and Theory [M].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2]戴炜栋.外语教学的“费时低效”现象[J].外语与外语教学

第15篇

关键词：清洁生产；概念沿革；评价指标

中图分类号：TB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15-0188-02

1 前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环境严重恶化、环境问题日趋国际化和复杂化的大背景下，人们逐渐关心产品和生产过程对环境的影响，并逐步认识到依靠改进生产工艺和加强管理等措施来消除污染更为有效，于是清洁生产应运而生，并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实施。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运用清洁生产理念降低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的钢材、水泥、电力等高碳行业的碳强度，有助于提高我国产业竞争力和综合国力。因此，清洁生产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应有之义。

2 清洁生产的概念沿革

198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正式提出“清洁生产”这一术语，认为“清洁生产是指将整体预防的环境战略持续应用于生产过程和产品中，以期减少对人类和环境的风险”。最初的清洁生产概念包括两个层次―生产过程层次以及产品层次。对于生产过程层次，清洁生产侧重节约原材料，淘汰有毒原材料以及减降废物的数量和毒性。对于产品层次，清洁生产概念从产品生命周期角度出发，旨在减少从原材料的提炼到产品的最终处置的全生命周期的不利影响。1996年，UNEP进一步修订“清洁生产”定义，认为清洁生产指将整体预防的环境战略持续应用于生产过程、产品和服务中，以期增加生态效率并减少对人类和环境的风险。UNEP于1996年的清洁生产定义拓展了清洁生产的范畴，增加了“服务”这一层次，并将环境因素纳入设计和所提供的服务中。修订后的清洁生产内涵更加丰富，涉及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并获得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可。西方的清洁生产概念产生过程如图1所示。

图1 清洁生产的产生过程我国清洁生产概念最早于1993年第二次全国工业污染防治工作会议中提出，认为工业污染防治必须从单纯的末端治理向生产全过程控制转变，实行清洁生产。1994年在《中国21世纪议程》白皮书中又一次提出“为了发展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采用清洁技术，实施清洁生产，减少废弃物的产生量”。历经近十年的探索与总结，2003年我国开始实施专门性的清洁生产法律制度――《清洁生产促进法》，将清洁生产推向了法制化和规范化的管理轨道，并对清洁生产的概念进行了更加科学的界定。

“清洁生产”的概念一经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许多国家和组织的积极推进和实践，虽然国内外推行清洁生产的起步时间不同，但可以认定的是，其基本特征和原则是一致的、相似的。综合以上对清洁生产这一概念的界定，笔者认为，清洁生产是由一系列清洁生产方案组成的生产、管理、规划系统，其目标是将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同时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能耗，从源头减少污染，实现生产全过程综合预防为主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清洁生产最大的生命力在于可取得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它是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

3 清洁生产的特征

清洁生产的实质是一种消耗能源最少的人类生产活动的规划和管理系统，强调通过生产过程的清洁减轻或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是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清洁生产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图2 清洁生产的基本特征（1）生产源头和生产过程低碳化：目前，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电力、水泥、钢材等高碳行业的支撑。如果从这些高碳行业的生产源头降低碳排放量，调整或改进行业中的高能耗设备，使来源于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强度降低，就实现了生产源头和生产过程低碳化。

（2）能源使用效率高：能源效率是指能源开发、加工、转换、利用等过程的效率，是一个绝对概念，强调通过技术进步实现节能，它可以通过具体的数字指标量化反映出来。在经济意义下，能源效率的提高意味着用较少的能源产生等量的有用产出。

（3）废物排放量最小化：清洁生产中的“废物排放量最小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产品设计中建立物质闭路循环体系，努力实现污染“零排放”。其次，积极采用资源重组技术，将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作为“放错了的资源”进行资源重组，作为生产原料重新加以利用。最后，当产成品完成使用功能时，仍可以再循环利用重新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垃圾”。

（4）资源利用效率高：资源利用效率贯穿于以上三个基本特征，一方面实现资源综合、高效、合理利用既是清洁生产的目标之一，另一方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也是清洁生产的最本质要求，资源利用效率高是区别清洁生产工艺与传统工艺的主要特征。

4 清洁生产的评价指标体系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具有标杆功能，这些指标为评价清洁生产绩效提供了比较标准，其主要用途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用于寻找减废空间；作为产品设计和工艺开发的基准；展现环境绩效；作为同一工艺前后期清洁程度对比的基准，也可以用于企业间清洁程度的评比。

4.1 国外常用的清洁生产指标

关于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世界各国没有统一定论。国外常用的清洁生产指标主要包括六种，分别是生态指标（Eco-indicator）、气候变化指标（Climate Change Indicator）、环境绩效指标（EPI）、环境负荷因子（ELF）、废弃物产生率（WR）以及减废情况交换所（PPIC）等。

生态指标是由荷兰National Reuse of Waste Research Program完成的，该指标从生态周期评估的角度出发，将所排放的污染物质对环境的影响进行量化评估，并建立量化的Eco-indicator。但生态指标的区域性限定性很强，对其他区域未必适用。

气候变化指标也是由荷兰开发应用，在测算污染物排放量时扩大了选择的标准物质的范围，包括将CO2，CH4，N2O的排放量以及氟氯烃（CFCS）、哈龙（Halon）的使用量转换为CO2当量，逐年记录废气排放量以评估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一指标适用于政府对全国碳排放量的宏观控制，但是无法指导个别企业进行清洁生产。

环境绩效指标由非营利机构――欧盟绿色圆桌组织（European Green Table）设计开发，该指标涉及行业包括油与气勘探与制造业、石油精炼、石化、铝冶炼业、造纸等，其中具体开发出能源指标、空气排放指标、废水排放指标、废弃物指标以及意外事故指标。虽然欧盟所提出的环境绩效指标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国情，但是对于我国建立各行业的指标体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环境负荷因子由英国ICI公司开发，这一指标的初衷是为化工工艺开发人员评估新工艺提供参考值，其定义为ELF=废弃物重量/产品重量。公式分子中的废弃物重量不考虑工序用水和空气的重量，不参与反应的氮气（N2）也不算在内，该公式适合于有化学反应的工序。

废弃物产生率由美国3M公司开发，它的定义为WR=废弃物重量/产出量，废弃物产生率与环境负荷因子相似，公式分子中废弃物的定义相同，分母中的产品重量也就是产品销售量。废弃物产率指标以总产出（包括废弃物、副产品和产品）为基准，其值永远小于1。

减废情况交换所由美国环保署开发，这一指标需要经常调查或评估废弃物产生量以及原料、水和能源的耗用量，从而对企业生产进行改善，同时评估改善程度。这类指标适用于评价比较同一工厂工艺改进前后的清洁生产状况。

4.2 国内常用的清洁生产指标

依据生命周期分析的原则，目前我国较常用的清洁生产评价指标是主要有四类：原材料指标、产品指标、资源指标和污染物产生指标。其中，前两者是定性指标，后两者主要是定量指标。

原材料指标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材料毒性、生态影响、可再生性、能源强度以及可回收利用性这五个方面。而产品指标需考虑产品销售、使用过程、报废后的处置以及寿命优化问题四个方面。这两类定性指标比较宏观，评价指标主要是靠专家打分，主观估计得到各项指标的权重值，以确定相应的等级。

资源指标可以由单位产品的耗水量、能耗和物耗来表示，适用于比较同一工厂工艺改进前后的清洁生产状况。污染物产生指标分为三类，即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这类指标同样无法表明真正的环境影响程度。

清洁生产是一个相对概念，它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更新而不断完善，达到新的更高、更先进水平，因此清洁生产评价指标及指标的基准值，也应视行业技术进步趋势进行不定期调整，其调整周期一般为3年，最长不应超过5年。

5 我国关于清洁生产研究方面存在的缺陷与展望

自1993年我国开始实施清洁生产以来，国家相继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推动清洁生产的法律法规，学术界也在清洁生产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并取得了很多成果，使我国清洁生产初具规模。但由于我国清洁生产起步较晚，很多方面仍不成熟，关于清洁生产方面的研究仍存在不少缺陷。

从总体上看，清洁生产研究侧重于技术和政策方面，有关法律法规的研究非常薄弱，因此完善清洁生产相关法律的研究，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清洁生产和可持续发展事业。另外，清洁生产的研究层次着重于“点上的多、面上的少”，尚未形成我国大多数企业通用的生产模式，实践中一些具体的清洁生产实施仅局限于经济效益较好的大中型企业，导致清洁生产尚未在我国形成规模化发展。

针对以上问题，在清洁生产研究方面，我国应对清洁生产法律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进一步完善清洁生产法律理论和制度，促进和保障我国的工业污染防治战略由污染物末端处理向污染预防、清洁生产转变；在清洁生产实践方面，我国应该进一步扩大清洁生产规模，例如将清洁生产运用到建设生态工业园中，使清洁生产工作上升到工业园乃至城市或区域范围，构建清洁生产企业群落，建设清洁低碳城市，以实现企业间群落互利共生、信息共享、技术资源集成的循环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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