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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蒙汉翻译 文化交流 作用
语言与文化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民族发展,因此,在各民族交往过程中,对语言的理解将成为推动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伴随着国家间经济、政治等活动的日趋频繁,不同民族与国家的文化渗透与交流得益于翻译。翻译作为不同语言相互转换的重要手段,在民族交往与国家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文化背景以及用语习惯的不同,要求翻译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因此,在翻译中,对于文化差异的正确理解和认知将决定翻译的水准。蒙汉翻译同样需要尊重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因此,两种语言的相互转换实现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
一、蒙汉翻译的民族文化特色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民俗,民风以及民情,构成了一个特有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被和建立,在未形成稳固的生活区域之前,与历史演变相携。伴随着民族与国家的发展,民族文化的日趋完善,为了互通有无,形成了贸易往来,在此过程中,语言的不通促使翻译的出现。在跨文化翻译中,注重民族文化特点,深入挖掘其内在的文化底蕴,对于文化交流以及经济、政治等社会活动往来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我国的成语故事《掩耳盗铃》,故事讲述了一个偷盗的人看中了一家人门上的铃铛,想将它偷取过来,可铃铛在碰触下会发出声音,容易被人发现,于是,这个偷盗的人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掩住自己的耳朵,就不会听到声音了,可想而知,偷盗的人很快就被人抓住了。这个故事的告知,不要做愚蠢而自欺欺人的人。如果对历史文化了解不够深入,那么,很难得出故事背后深刻的寓意。在蒙汉翻译中,译者对于两个不同民族的历史典故、朝代更迭、生活习惯等的了解,将决定着译文的欣赏性和研究价值。
二、蒙汉跨文化翻译的意义
蒙汉跨文化翻译在解决语言障碍的同时,也促使了不同民族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在人类语言形成之初,语言就与文化相互依存,这意味着语言的流通也将促使文化的交流。对于不同语言的翻译,在增进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使得不同文化间产生的碰撞,这种碰撞容易激发人们对不同文化的深入研究,由此引发文化交流的日渐频繁。在蒙汉文化交流中,翻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文化交流的意义上看,翻译对不同语言的构成以及使用条件有了一个全面的阐述,在思维层次上向人们揭示了文化的差异性,同时内在的文化信息又向人们阐释了一个民族的发展历史以及深远的民族文化,从而实现了文化的互通。在蒙汉翻译中,对于语义的表述以及语法构成的研究,将决定译文的表述是否符合限定的文化背景。例如:对于语法,从宏观的角度出发,译者要从主语和主题两个方面考虑译文的组合。汉语对于动作的发出者或实施者赋予了决定的权利,所以,具有强烈的主导作用,因此,在蒙汉翻译中,确定主语或主题,对于有效完成译文翻译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蒙汉翻译的文化传播功能
在各民族与国家交往中,语言上的交流让人们了解了彼此的生活习惯,文化背景以及风俗习惯等,从而使不同民族的文化得到了交流,在相互学习的过程中,促进了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蒙汉两个民族很久以来就建立了友好的往来,在蒙汉交流的过程中,两个民族语言上的互通对于社会活动的友好进行创造了条件。蒙古广阔的草原赋予了那里的人们不畏艰难、积极进取、生态伦理的思想和民族精神,而汉族则以农耕为主,他们在耕作中收获希望和幸福,对赋予他们生命的土地极其热爱。在汉耕文化中,大儒思想让人们懂得了顺应农节耕作,才能有所收获,这也体现出了顺应自然发展规律的思想。在蒙汉翻译的过程中,两种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促使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等发生了改变,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民族间的交流更为顺畅,为建立良好的民族关系创造了条件。蒙汉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上的交流,同时也是两个不同民族文化上的交流,对于文化差异的认知,将决定翻译的好坏,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坚持“文化传真”的原则,以构建良好的文化传播桥梁,使蒙汉文化能够相互影响,共同为民族发展贡献力量。
(1)文化的凝聚功能。在不同的文化领域,文化的凝聚功能使得不同的文化具有了相同的文化传播主旨,通过对文化的凝聚使得民族间形成了和谐的发展氛围,对维护民族稳定以及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民族间文化的传播,使得文化不断吸纳新的事物,实现了文化的创新和丰富,在这一过程中,翻译作为重要的交流工具,将推动文化传播向着更为深远的方向发展。从某种角度上看,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相互转换,更是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传真”,所以说,翻译也是文化翻译,也只有这样,翻译才算完成了真正的使命。
蒙汉两个不同民族在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的过程中,建立了良好的民族关系,在社会活动交往过程中,翻译有效地避免了两民族文化差异造成的审美以及理解上的误区,进而突破了交流的瓶颈,使社会活动更为活跃。蒙汉翻译将文化交流变得顺畅,实现了不同民族在某以方面思想上的共通,所以,翻译的凝聚功能对民族核心文化的交流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2)文化教化功能。文化传播的受众者在对文化的感知中逐渐理解并接受不同文化的核心内容,从而自觉遵守该文化的要求,这就是文化教化功能的作用。在跨文化交流中,翻译的目的不仅是让人们理解彼此的语言表述,同时也要让人们对彼此的文化能够认同,进而能够自觉地将该文化带入到自己的生活范围中影响他人,从而使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传播,这也是翻译要达到的最高目标。在蒙汉文化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关注受众者的感知情况,并尽量让其接受文化熏陶,从而达到影响的目的。一般来说,译者要有强烈的文化意识,重视文化差异,才能发挥出蒙汉两种文化的教化功能。
总之,蒙汉翻译作为两个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在翻译的过程中需要对文化差异有足够的认知,这不仅能使翻译完成基本的作用,同时也能促使两个不同文化相互渗透和影响,从而使接受者能够受其影响并能够自觉接受这一文化的熏陶,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以推动不同的相互交流,为实现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促进贡献力量。蒙汉翻译是凝聚蒙h两个民族的重要纽带,为促进民族间的友好发展,文化的相互交流有着积极的意义。
在十二属相中,猴是比较受人尊重的,因为猴子是贵族。您看,他老人家的名字就是由侯爵与子爵两个爵位组成的。所以,尾巴总是翘着。不过,猴子也有着人类几乎所有的毛病,比如贪吃。有桃子必吃,见好处必捞,看见漂亮姑娘更是要围将上去讨要食品,贪心起来甚至去打捞水里的月亮。生活中与猴子相关的常用语有:“猴吃麻花――满拧”“猴吃蟠桃――满不在乎”和吓人的“杀鸡给猴看”等。也有将猴子与食品连在一起的,比如菌类“猴头”、药材“猴枣”。
但在笔者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与食物相关的猴子,莫过于吹的糖人――“猴吃蜜糖”。
天津吹糖人的小贩,会挑一副担子走街串巷。担子由前后两个木箱组成。前箱下边放置一个小煤炉,炉上放着一只小铜锅,锅内盛有糖稀。木箱上钉着一个H形有孔的木架,吹好的糖人有根竹签撑着,可以插在木架上。这后面的木箱放些煤球、扇炉子的破扇等杂物。
小贩将担子挑到胡同口,放下担子,见有儿童围拢过来,即把后面的木箱移过来当凳子坐,然后将前箱推向前,以便伸手从铜锅里取糖稀。吹糖人的糖稀是以麦芽为料熬制的,吹得时候必须加温,否则硬邦邦的无法吹。吹时,小贩用一根吹管挑出一圈糖稀,根据买糖人小朋友的要求,吹出金黄色的苹果、西瓜、葫芦、小鸟、老鼠偷油、猴吃蜜糖……还有的小贩会在木箱上放一转盘,盘上格中有从简单的糖饼到复杂的龙凤等不同图案的糖人儿,孩子花一样的钱,全凭运气得到糖圈圈或是一条活灵活现的糖龙。
糖人儿分两类,一是用麦芽糖稀吹出来的立体的动物或人物形象。另一种是用小铜勺盛着冰糖稀直接在石板上画出来的糖画儿,粘上小木棍,待晾凉后用小铲一撬即得。笔者幼时最爱的“猴吃蜜糖”是用麦芽糖稀吹出来的。那小贩就是一位心灵手巧的民间艺术家,一团糖稀在他手上捏捏吹吹,瞬间就出现了一个俏皮的猴子,尖尖的嘴,长而弯曲的尾巴,最实惠的是那猴用爪子捧着一个小碗,里面盛着甜甜的糖稀,真是好玩又好吃。上海也有在里弄中走街串巷吹糖人的,他们可以吹出五颜六色的水果和糖人,不过,那种染了色的糖稀有毒,不能吃。现在,街头上吹的糖人因为不卫生,已经很少有人吃了,有些合乎卫生标准的糖艺品会作为装饰物,出现在宴会的菜品碟头上。
大圣的血统
笔者生长在天津南市,是看着连台本戏《西游记》长大的。舞台上锣鼓响处,从后台蹦出一只猴子,连翻筋斗,全场观众顿时喜眉笑眼。再演到孙猴子凭着一根棒子打败了很多凶神恶煞的“大花脸”,更让孩子们看得过瘾。待到上学念书了,才知道舞台上大闹天宫的孙大圣出自吴承恩的《西游记》。吴承恩是中国人,《西游记》是中国小说,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是假想的中国仙境。所以,对于孙猴子是国产的,在幼时的笔者心中,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对于孙猴子的血统,博士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从印度进口的。”(《〈西游记〉考证》)学者郑振铎先生1934年在《Y偻集・西游记》中也指出:“孙悟空的本身似便是印度猴中之强的哈努曼(Hanuman)的化身。哈努曼见于印度大史诗《拉马耶那》(Ranmayana)里,而印度剧叙到拉马的故事时,也多及哈努曼。他是一个助人的聪明多能的猴子……在印度,他是和拉马同样为人所熟知的。(至于)什么时候哈努曼的事迹输入中国?是否有可能把哈努曼变成孙悟空?我们不能确知。”只是留给了我们追溯考证的一丝线索。
其实在印度,有关猿猴的故事非常多。直到现在,印度古典舞中还保留有猴神协助拉马攻打恶魔的节目。那么,印度的哈努曼和我们的孙悟空是否系偶然的巧合呢?答案是否定的。我国古代佛坛讲经,常有援引故事阐明经义的通例,它最早起源于印度,然后渐及东方,在汉魏时期输入我国。早在三国译出的《六度集经》卷五的《国王本生》的神话传说中,就描绘了人王和猴王率众猴与邪龙搏斗的故事,它是据此敷演光大的《拉马耶那》的前身之一。学者陈寅恪先生1930年在叙有顶生王升天大闹天宫的故事以及《拉马耶那》哈努曼的故事时,认为:“殆因讲说《大庄严经论》时,此二故事适相连接,讲说者有意或无意之间并合闹天宫故事与猿猴故事为一,遂成猿猴闹天宫故事……此《西游记》孙行者大闹天宫之起源也。”(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二分册)此说是有道理的。
从现有资料看,孙悟空的形象较早出现于宋元之间。现广东省博物馆陈列着一件元代的唐僧取经瓷枕,上面绘有孙悟空手持如意金箍棒的画面,颇矫捷威武。瓷枕上《西游记》中的主要人物皆已齐备,说明当时取经故事已经广为流传。后来,吴承恩之所以能写出《西游记》,是根植于当时社会现实的结果,体现了作者痛恨秦汉以来的专制王朝,寄希望于神魔世界的豪杰之士,来表达“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二郎搜山图歌》)的创作思想。
在文学研究领域,曾有人因中国神话散亡仅存零星而谓我民族为“不富于想象力的民族”。其实不然。从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夔一足,越人谓之山臊,人面猴身能言。”(见《国语・鲁语》韦昭注)的记载到《吴越春秋》《搜神记》《补江总白猿传》《古狱渎经》《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等都写过猿猴成精作怪的故事。
可见,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既不是中国猴,也不是印度猴,而是混血猴。这就是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
远赴印度学制糖
那么,我们日常食的糖,其制糖工艺是否也是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呢?答案是肯定的。
糖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营养素包括碳水化合物(糖类)、蛋白质等7大类,而碳水化合物中的一个葡萄糖分子在人体内彻底氧化后即可释放出一定的热量(能量),所以食用适量的甜味食物,对人体是很有益的。
在我国的古籍中,“糖”字出现的较晚,最早出现的是“蜜”“石蜜”“饴”等字。蜜指蜜蜂采集花粉酿成的甜汁。石蜜是什么呢?《异物志》说:“交趾草滋大者尽数寸,煎之凝如冰,破如博棋,谓之石蜜。”那么,什么是饴呢?《本草纲目・谷部》:“饴即软糖也,北人谓之饧。” 饧又是什么呢?《辞海》说:“‘饧’,古糖字,亦作 ,后特指用麦芽熬成的糖。”也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制作吹糖人的食材。现在我们清楚了,“饴”指软糖,“ ”是“糖”的古字。“饧”字古时泛指糖,后世则专指用麦芽熬成的糖。
那么“石蜜”到底是糖还是蜜呢?这个答案在《唐书》中有:“番胡国出石蜜,中国贵之。上遣使往摩伽池国取其法,令扬州煎诸蔗之汁于中厨,自造焉。色味逾于西域所出者。”原来,“石蜜”其实不是蜜而是糖,这种“取糖法”是我们派留学生去“取其法”而学来的。这样,我国古代制糖技术的脉络就基本清晰了:“蜜”“饴”“饧”我们古已有之,甘蔗却是不知什么时候引进的。
甘蔗这种植物,其原生地似乎不在中国。“甘蔗”这两个字也很可能是音译,因此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写法也就五花八门,《子虚赋》为“诸蔗”,《杖铭》为“都蔗”,《神异经》为“ ”。同时,甘蔗传到中国之后经过长期栽培,品种繁多,应用也各有不同。
季羡林先生在《季羡林人生漫笔》中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张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拿走的,正面写着一段佛经,背面写着关于印度造糖法的残卷,几经辗转传到了我的手里。”季老惊喜欲狂,啃开了这个硬核桃,解决了学术上的不少疑团。季老考证认为,“糖”这个字在西欧各国语言中都是外来语,来自同一个梵文“sarkara”。这就充分说明了欧美原来无糖,糖的原产地是印度。中国在唐代之前能够自制蔗糖。当时,唐太宗派人到印度学习制糖法,说明印度在制糖技术方面有高于中国之处。中国经过学习后自己在制糖方面“色味愈西域远甚”,如此看来,糖本身虽然是个小东西,然而却驮着长达千年的中印文化交流史。
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是在不断交流中成长的。不能说世界上的文化是由哪一个民族创造的。文明与文化一经发现,人们感到对于他们有好处,就必然会相互学习与交流。可以说,从古至今在世界上还找不到一种文化是不受外来影响的。但是这种交流是复杂的,比如印度的制糖技术是先进的,但也有东学中国的“白糖”(称为“cini”),西学埃及的“冰糖”(叫做“misri”)。如此的文化交流才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宁夏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会是经济界、文化界、多个民族的诸多人士相结合的团体组织。在当天的成立大会上,宁夏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会会长马骏廷说,促进会其中的一项总则是:“促进宁夏与全国各兄弟省份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宁夏与中东、东南亚各国间的交流。”意识决定行动,旗帜指明方向。可以说,促进会的成立,将是我区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结出的一枚硕果。
2009年11月7日,总理在埃及阿拉伯联盟总部发表重要演讲:回眸近200多年来的历史,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被耽误的历史机遇太多太多了。马骏廷说:“我们有一百个理由、一千个理由振奋起来,加强合作、加快发展,追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而没有任何一个理由可以心存疑虑、踌躇不前。任何对国家、对民族负责任的政治家,任何有抱负、有作为的企业家和社会各界人士,都应该清醒地看到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把中国同阿拉伯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向新阶段!”马骏廷说,促进会将大力加强宁夏和全国及阿拉伯各国等穆斯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吸引更多的国内、国际知名企业来宁夏投资发展,参与宁夏乃至西部大开发建设;积极促进宁夏和国内、国际企业界,特别是中东、阿拉伯国家总商会的多方面交流合作;为宁夏各民族企业家招商引资,寻求合作,吸引阿拉伯国家的资金、人才、先进技术等。促进会还将为各民族企业家提供企业与市场信息、政策法规,加强信息沟通和业务往来,为企业‘引进来、走出去’牵线搭桥,疏通渠道。帮助各民族企业家和文化产业,调整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增强抗风险能力。
除此之外,维护各民族企业、文化产业的合法权益是促进会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会员企业的诉求,促进会做到积极想办法、出主意,群策群力,积极向各级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多方的反映、建议,从而深化沟通、协作,努力并切实维护到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协调处置有关的矛盾和纠纷,排除发展过程中的不良干扰。
此外,促进会还将参与当地的公益活动,举办有影响、有层次的经济、慈善论坛,救助、帮扶弱势群体。促进会还将积极与中央、省级媒体沟通,对各民族企业家进行宣传。
“我希望促进会,能够成为各会员单位忠实的亲友、坚实的后盾、贴心的知己。”马骏廷最后表示,“下一步,促进会的全面工作将逐步进入角色,只要是有利于企业和会员发展的,促进会就会放手大胆地进行工作,促进会也会帮助大家协调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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