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条例规定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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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当事人大部分不知情元月3日晚7点多钟，市民陈先生驾车行驶到离太平南路和娃娃桥路口还有100米左右时，与前面一辆扬州牌照的越野车追尾。因车损都比较小，当时双方都希望小事化了，经协商各自负责自己的车损。但后来，陈先生还是向122报案。昨天，陈先生才到保险公司估完价，到交警二大队来确认事故经过。当记者告诉他遇上这样的情况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报案以后，他立马就发出感慨：这样太好了，那民警也不要去现场，自己也不要来交警大队，少跑很多路。

    据悉，像陈先生这样的事故属于当事人依法自行处理的交通事故，完全可以直接拨打保险公司的报警电话，保险公司也应该按照有关程序对此进行处理。随之，记者采访了十多位前来处理事故的当事人，其中只有1个人听说过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报案，但不知道具体操作程序，其他当事人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

    交警省时省力缓解交通针对这三类事故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报案索赔的情形，事故组民警一口气说出了3个优点：省时省力缓解交通。据事故民警介绍，一般情况下，像这种类型的事故，都是没有人受伤的，车损也不会很大。如果当事人拨打122以后，民警到现场勘查完毕，一直到双方撤离，大约要10分钟；别小看这10分钟时间，如果在中山东路这种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路堵10分钟会积压200多辆车子，需要60分钟的时间来排空；而当事人不仅要等待民警查看现场，而且还要到交警大队跑一趟确认事故经过。如果当事人直接向保险公司报案，交警就不用到现场了，如果能及时撤离现场的话，也不至于路堵，最主要的是当事人直接到保险公司估价理赔，要少跑好几趟路。

    据悉，我市每天发生这三类事故的总量不少于80起，绝大部分车主都会先拨打122报警。主要原因就是很多车主还不知情；还有一部分车主不相信有这回事，一定要打122询问一下，而作为警察只要有人拨了122就必须到现场勘查。保险公司担心不良车主骗保元月11日下午5点10分左右，吴先生驾车在中山东路小区行驶的时候，擦到了小区花坛，不仅把车身擦伤了，而且车辆防撞链条也损坏了。知道此类情况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索赔的吴先生立即拨打了保险公司的电话，但保险公司要求他打122，原因是目前该保险公司还只能按照元旦前的程序理赔。

第2篇

「关键词转投资，转投资限制，净资产，法律责任

目前，我国涉及到转投资问题的法律规范主要有《公司法》、《商业银行法》和《保险法》等。《商业银行法》第42条第2款规定：“商业银行因行使抵押权、质权而取得的不动产或者股票，应当自取得之日起一年内予以处分。”该法第43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与非自用不动产。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保险法》第105条第2、3款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限于在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证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保险公司的资金不得由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不得用于设立保险业以外的企业。”《公司法》第12条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并以该出资额为限对所投资公司承担责任；公司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积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在投资后，接受被投资公司以利润转增的资本，其增加额不包括在内。”纵观现有调整转投资的法律规范，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除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以外的一般公司可以进行转投资，但其限额累计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但有两个例外：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不受转投资限额的限制；接受被投资公司以利润转增的资本不包括在限额之内。（2）商业银行绝对不得向银行以外的其它企业转投资，但超越中国范围的除外；保险公司也被严格限制进行转投资。

由于本文主要从公司法的角度对转投资的限制性条款进行分析和探讨，因此对《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相关条款仅作介绍，不作深入探讨。

（一）公司可否向合伙企业或无限责任性质的公司转投资？

由于《公司法》第12条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存在很大争议。我国《公司法》规定了公司可以采取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形式，它们都承担有限责任。因而一公司向另一公司转投资是法律所允许的，但由于我国不存在无限责任性质的公司，因而焦点集中在合伙企业上。我国《民法通则》第52条规定，企业法人可以和企业、事业单位共同出资，组成不具备法人条件的联营，即“合伙型”联营（见民诉法实施意见第40条）合伙型联营先以联营企业的财产清偿债务，联营体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联营成员应负连带责任。依《民法通则》，公司可以成为合伙人。虽然《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没有明确的规定，但似乎应理解为不能向合伙企业转投资，因而产生了矛盾，实践中的分歧较大。多数学者认为，《公司法》第12条的规定实际上是禁止向合伙企业转投资的，其立法目的是防止公司因转投资行为成为其他公司无限责任股东或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后，所负债务可能大于所投资的金额，进而影响本公司资本及运营，故加以禁止，以期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⑴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公司法应明确规定公司不得成为合伙人的理由并非公司不具备无限责任能力。因为公司的有限责任并不是公司本身责任的有限，而是指公司股东责任的有限；只要股东履行完出资义务，股东即不再对公司的债务负责。公司作为独立的法律主体同其他主体一样，应以自己的全部财产对外承担债务，在此意义上，公司责任是无限的。⑵只是资产雄厚的公司法人若成为合伙人，会成为债权人首选的追偿目标，可能潜在地影响公司正常地经营，使其背上沉重地债务包袱，甚至破产，从而危及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方流芳教授认为，由于《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对公司能否成为合伙人并无明文规定，依普通法和特别法的适用规则，除非有特殊规定，公司行为能力可适用民法，因为《民法通则》允许公司成为合伙人，那么，“推定公司法存有禁止公司为合伙人的意图是言而无据的。”⑶

笔者认为，《公司法》没有必要禁止公司向合伙企业转投资，理由是：（1）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有权自主决定经营活动以及是否对外投资。股东履行完出资义务后，公司取得全部的法人财产权。在非恶意的情形下可以自主支配公司的财产。（2）公司对合伙组织进行投资而加入合伙后，以公司资产对合伙企业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种对合伙组织债务承担的无限责任并不与公司作为独立法人最终承担有限责任相矛盾，并不影响到股东对公司的有限责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其生存与发展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公司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后可能造成公司资产流失，但这是公司进行生产经营所面临的经营风险，只要投资策略、经营方针正确，健全其他方面的机制，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不能因为惧怕企业可能会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对公司经营大加干涉，从而不利于公司的自由竞争及资源的合理配置。依据意思自治的原则，不应对公司投资进行过多干预，限制，因而没有必要禁止公司向合伙企业转投资。（3）允许公司对合伙企业进行转投资，有国外立法例可循。如美国1991年修订的标准商事公司法第3.02-（9）条规定，公司可以“成为任何合伙组织、联营组织、信托组织或其他实体的发起人、合伙人、成员、联营人或者是上述实体的经理。

（二）公司能否转投资于其他企业法人？

对公司能否转投资于其他企业法人这个问题，我国《公司法》第12条未作明确规定。在当前我国的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法人包括公司企业法人和非公司企业法人两类。依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企业法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见《公司法》第3条）。非公司企业法人，按《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主要指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人和外资企业法人。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以国家授予它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以企业所有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人和外资企业法人以企业所有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见《民法通则》第41、48条）由此可见，非公司企业法人的投资者对所投资的企业是承担有限责任。如果说立法者是基于使公司避免承担无限责任的考虑，那么有限责任公司向非公司形式的企业法人投资，并不与其本意相悖，因为投资者对企业法人债务的承担亦是一种有限责任。故在企业法人存在公司与非公司两种形态的情况下，不能将公司转投资的对象只限于公司法所称的两类公司。⑷

但也有学者认为，对公司转投资的对象应作严格解释。第12条的立法意旨不仅在于禁止公司成为无限责任经济组织成员，还在于避免公司向其他有限责任形式公司进行过多的投资活动。因为公司往往在其转投资业务以外另有其设立目的和经营范围，过多的投资活动尤其是长期投资，往往会影响公司的经营能力，致使其财务周转易出现困境，从而影响其设立目的的实现。同时，在我国现行法制下，公司是否有向非公司企业法人投资的空间，值得怀疑。⑸

（三）未对转投资所产生的公司间相互关系加以调整和规范

《公司法》第12条仅对接受投资的主体及投资数额加以限制，而未对由此所产生的公司间相互关系加以调整，因此一些现实问题无法可以的状况也时有出现。《公司法》第12条对转投资的限制是单向的，即只考虑到转投资对投资公司的影响，而未考虑到接受投资的公司因而会发生资本结构、股份表决权分布上的变化，尤其未对由此而引起的特殊关联公司之间的关系加以调整，这无疑显得非常粗略。实际上，对投资公司的投资行为的限制并不能清除公司转投资所产生的弊端；重要的也是关键的另一方面，须对公司因转投资所形成的相互关系予以法律调整。⑹纵观世界各国立法，各国已由早期的单纯规制向综合规制方向发展，即由早期单纯偏重转投资行为对投资公司及其债权人利益的影响，转向考虑转投资行为对接受方的股权结构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及由此可能引发的股东表决权滥用等问题，开始对转投资形成的各种关系加以综合调整。⑺如法国商事公司法第358条规定：如果一公司拥有另一公司10％以上的股份或10％以上资产时，后者不得拥有前者任何股份或资产，否则必须在法定期限内转让，并不得享有表决权。若公司持有另一公司低于或等于10％的股份或资产时，后者也只能持有低于或等于10％的股份或资产。德国股份公司法第328条规定，一股份公司与另一企业相互参股的，其中一企业应按法律规定发出通知，方可对属于它的另一企业所持有股票的四分之一行使股份权。

（四）如何确定净资产存在困难

《公司法》第12条第2款规定，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与控股公司外，对一般公司，其进行转投资所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由此可知，公司转投资限额的确定标准是公司的净资产额。但如何确定公司的净资产额，却存在困难。学界对此存在不同观点。会计学上的“净资产” 又称所有者权益，指公司资产减去公司负债后的余额，包括股本、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⑻净资产是一个典型的、综合的时点指标，是一个变量，它随着公司的持续经营，随着公司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之股息和损益等经常发生变动，难以掌握。另外，不同的会计原则和会计核算方法下净资产的计算结果截然不同。但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同什么时点及什么原则方法计算的净资产挂钩，实际操作中产生歧义，难以贯彻。因此，以公司何时的净资产作为基数来计算累计投资额，是一个产生于立法中而又难以从立法中得到答案的问题。⑼有学者认为，公司的资产具备特殊性，“公司用以经营的资产，不完全是由股东投资所形成的资产，同时也包括由债权人投资而形成的那一部分资产。无论是股东的投资还是债权人的投资，在帐面上都等于公司资产。”⑽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公司无形资产是否包括在公司净资产内，如何确定？

总之，由于“净资产”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我国公司法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亟待修改《公司法》或在司法解释中予以明确。

（五）如何区别“控制公司”与“投资公司”？

依《公司法》第12条之规定，转投资限额限制的例外之一是“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除外，即“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不受转投资限额规定的约束。但何谓“控股公司”？“控股公司”与“投资公司”有何区别？公司法却未作规定。一般来说，投资公司的主营业务是证券投资、再投资和证券交易；控股公司（Holding Company）则是通过拥有另一个公司有表决权的多数股份来控制另一个公司。⑾同时，有关部门也未对哪些公司是“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做出明确规定。另外，是否还存在国务院没有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对这些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的对外投资是否仍要受该投资比例的限制？这些都有待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的明确。

（六）未明确规定违反《公司法》第12条规定的法律责任

义务是法律规定的当为，而责任是当为而不为后所产生的对己不利的法律强制，没有责任保证的义务是无法在实践中贯彻遵行的义务。

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应包括假定、处理和制裁三部分。假定是规定适用该规范的条件和情况，处理是行为规则本身，制裁是规定违反该规范时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⑿我国《公司法》第12条对转投资作了限制，但对违反转投资限制性条款的责任却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从法律实施的角度看，这会使本来就单薄的法律条文形同虚设，不能达到立法目的。在界定违反转投资限制行为的法律责任时，应该明确两个问题：一是违法转投资的效力如何？二是违法转投资人的责任如何？

对于违法转投资产生的效力是否被承认，学界有无效说、有效说和部分无效说三种不同的观点。无效说主张违反公司法上关于限制转投资的行为无效，理由有二：（1）从法人权利能力来看，公司法人的权利能力受法律的限制，法人只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具有权利能力，因而公司超越公司法的许可范围所进行的转投资行为者，就该行为本无享受权利负担义务的资格，其行为当属无效。⒀（2）从限制转投资的立法政策看，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维持稳定的经济秩序，不能依当事人的意思任意加以改变，属于强制性禁止规定。因而，违反公司法限制规定的转投资行为当属无效。

部分无效说认为超过规定限额的公司转投资行为无效，但未超过限额部分的转投资行为应当认定有效，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多采此说⒁

有效说从合同自由及维护交易安全的原则出发，认为违反公司法上限制转投资限制规定的，其投资行为有效，但必须给违法行为的公司责任人员科以处罚。理由有二：（1）公司法上关于限制转投资的规定是否为对公司权利能力的限制还存在争议。随着经济的发展，如果一味遵循对权利能力的限制，确认超越法律许可范围的行为无效，则势必影响交易安全。法人权利能力限制的观点逐渐被实务界所摒弃。（2）强制禁止之规定，依其性质有效力规定与训示规定之分，违反效力规定的行为无效，违反训示规定的行为却不因此而无效。⒂由于公司法上关于限制转投资行为的规定在性质上应属于训示规定，因而违反该规定的行为本身并不因此而无效，只是应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笔者认为，对违反限额的转投资行为采有效说较无效说更为充足的理由。从法律上看，公司转投资行为经过工商登记核准后，被投资企业已经成立，认定转投资合同无效必将带来被投资企业的重新登记或变更登记，以恢复转投资以前的状态，这对于已经与被投资企业发生民事活动的其他主体特别是被投资企业的债权人而言是不公平的，其与被投资企业之间的民事行为处于不确定状态，不利于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和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我国《公司法》关于法律责任一章的规定中，对于若干违法行为的责任均属于训示性规定，不以无效行为处理。从学理上看，在市场经济日益繁荣和商事交易日益复杂的今天，如何保障交易安全，更好的维护交易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已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公司转投资行为根本上属公司广义投资性质，是公司的民事权利能力范畴，依据公司法理论中公司意思自治原则，法律不应对这种行为作过多干预，一律认定无效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各国公司立法相继抛弃了公司权利能力受范围限制的规定。从司法实践上讲，若认定公司转投资行为部分有效部分无效，无效部分如何处理，如果恢复原状，则在法律上就有公司投资不实或抽逃或减资的构成要件，使被投资企业的注册资本处于不确定状态，如若被投资企业是公司法人，则违反了资本确定和资本维持原则⒃可以说，有效说更符合现代公司法的立法潮流。

进一步讲，从保障被投资公司及与其交易第三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承认违法转投资效力，这并不意味着鼓励违反《公司法》第12条之规定。相反，为维护公司法律的严肃性，必须给进行违法行为的直接责任人员以相应的处罚，该处罚不以民事责任为限。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现行《公司法》第12条关于转投资的限制性规定，已落后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落后于公司制度发展的要求，该条款的立法缺陷和不足理应引起立法界和理论界的重视，有必要在《公司法》的修改过程中对该条款加以修改和完善。

注 释：

⑴ 施天涛著 《关联企业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页。

⑵ 钟明霞 《论公司法对公司资金的运用的规范》，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6期。

⑶⑼ 方流芳 《关于公司行为能力的几个法律问题》，载《比较法研究》，1994年第3、4期。

⑷ 欧阳明程 王鑫 《公司转投资的法律问题》，载《山东法学》，1995年第2期。

⑸ 蒋大兴 范健著 《公司法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0－251页。

⑹ 廖军 解春 《关于公司转投资限制的法律思考》，载《河北法学》，1998年第4期。

⑺ 冯果著 《现代公司资本制度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页。

⑻ 江平主编 《新编公司法教程》（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

⑽ 李静冰 《论公司资产的特殊性及其投资者的权益保护》，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3期。

⑾ 江平主编 《新编公司法教程》（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6-67页。

⑿ 沈宗灵主编 《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

⒀ 施天涛著 《关联企业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17页。

⒁ 潘大维 《公司法》，台湾三民书局，2000年版，第49页。

第3篇

董事会成员，一般包括董事长、副董事长和董事。（注：董事会成员中还有常务董事、执行董事以及内部董事、外部董事的称法，实际上是从董事执行业务的情况所作的划分。除外部董事外，其余的均属兼任经理或实际执行经理职能的董事，如常务董事“乃股份公司章定、任意、常设之业务执行机关。”见柯芳枝：《公司法论》，三民书局印行，民国85年再修订三版，第350页。）其中，董事长具有法人代表地位， 与其他成员的作用和影响不同，董事长是否兼任经理对董事会的独立性影响很大。经理，在公司中是指公司机关，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经理等。 其中， 总经理的地位和作用也与其他成员不同， 总经理（president）负责公司全盘营业活动，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的工作， 经理（manager）仅仅主管一个业务部门或一项业务工作。 总经理是否兼任董事也直接影响到经理机关的作用。所以，现实中董事会成员和经理的职务关系可以有多种组合，可从质和量两方面来看。从量的方面看，涉及到董事会成员中兼任经理的数量或比例，如全部兼任或不兼任、部分兼任等。从质的方面看，涉及到职务的独立性以及对公司治理影响的程度，可分为三种情况：两职完全分离、两职部分分离和两职完全合一。两职完全分离是指董事长不兼任总经理；两职完全合一是指总经理与董事长兼任；其他状况为两职部分兼任，如董事兼任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 董事长或副董事长兼任经理（副总经理）等。 我国公司法第120条第2款规定：“公司董事会可以决定，由董事会成员兼任经理。”该规定实质上认可了在我国股份公司中可存在上述两职关系的各种情况，并未予任何限制；虽然包含了两职互不兼任的情况，但显示了一定的倾向性，如并未规定公司董事会是否可以决定两职不兼任。

Ⅰ

经济学界一般认为，鉴于董事会成员与经理职务兼任或分任各有利弊，探讨两职关系的重点不在于是否分离，而在于分离的程度。从量的方面上讲，是指董事会中兼任经理的董事应以多少为佳；从质的方面讲，是指董事会和经理的负责人是否有必要兼任，主要是指董事长应否兼任总经理。

董事会成员中兼任经理的董事应以多少为限？现实中并无一定之规。一般认为，应根据公司的规模、经营的性质等情况而定。但均认为以采用部分兼任为好，不宜全部兼任或全部不兼任。原因在于，两职全部兼任，虽然有利于灵活经营，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但会导致董事会失去独立性，难以发挥对经理的监控作用；两职全部分任，虽然有利于权力制衡，但将增加董事会与经理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不利于董事会对经理的监控。至于兼任的比例，也无较明确的尺度，一般应由公司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和治理的需要来确定。

董事长应否兼任总经理是经济学界讨论较多的问题。西方学者有三种理论解释。（注：参见吴淑琨等：《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的分离与合一-中国上市公司实证分析》，《经济研究》1998年第8期。）

1.基于委托-理论的“两职分离假说”。该理论认为，股份公司董事会受股东大会委托，代表公司并负责公司经营管理决策，形成第一级委托关系。董事会又聘用经理负责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并对其进行监督，二者又构成第二级委托关系。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公司中，由于权力主体与责任主体不一致，经理的自利性和有限性有可能损害股东及相关主体的利益，而现今外部监控方式的作用不大，使得董事会的监督十分必要。只有两职分离，才能维护董事会监督的独立性，提高公司的绩效。

2.基于现代管家理论的“两职合一”假说。该理论认为，总经理内在机会主义和偷懒的假定不合适；而且他对自身尊严、信仰以及内在工作满足的追求，会使他努力经营，成为公司资产的好管家。两职合一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自由，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从而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

3.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的“环境不确定”假说。该理论认为，环境的不确定性是影响董事会结构及其作用的重要因素。因此，两职是合是分，依环境而定。

上述观点各有其实证基础，反映出国外公司治理中两职关系的各种组合均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尤其是“环境不确定”假说，反映了公司的复杂性和发展性需要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说明了公司董事会成员与经理职务多样化组合可分别适应不同情况的公司经营的要求。

针对如何建立适合我国转型过程中的公司治理模式，我国经济学界在考察了西方有关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现实情况，也就此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分析和理论探讨，结论并不一致。但均认为董事会成员中兼任经理职务的数量应有一定的限度，主要的分歧在于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兼任的问题上。反对两职兼任的意见认为，董事会成员兼任经理在我国应谨慎从事。（注：李仁东：《股份制企业机构建设之我见》，《行政与人事》（沪），1998年第1期。 ）原因在于：我国相当数量的股份制企业是由原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而来，国有股权一般偏大，其他董事因股权小，影响力小，国有股代表董事极有可能通过不正常途径-行政命令产生，其权力极有可能膨胀，因而严重越位，侵犯股东权益的现象将不可避免，董事长兼任总经理自然更会雪上加霜。另有实证研究表明，两职分任明显有利于企业监督机制的形成与有效运作，并认为我国普遍存在的“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体制是不可取的，是我国的公司股权结构决定的，并建议通过改变股权结构来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的“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现象。（注：田志龙：《董事长、总经理兼任与分立的比较研究》，《管理现代化》（京），1997年第6期。）

赞同两职兼任的意见认为（注：张淑珍：《我国上市公司领导结构问题探讨》，《经济体制改革》，1998年第3期。 ）双重领导结构（董事长与总经理分任）的成本和信息成本要高于单一领导结构（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后者还可节省总经理的酬劳，同时不存在领导利益的摩擦和公司业绩不佳时责任的推脱。而单一领导结构下董事会缺乏独立性和公司激励约束机制的问题可通过聘请外部董事、股票期权和完善接管市场及经理市场来解决。还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对我国现阶段的上市公司来说，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是否合一与公司绩效之间并没有显著的联系，只有公司规模与两职状态反映出正相关性。可能的原因之一是，经济转型时期的制度体系、市场环境以及企业自身建设均处于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之中。

总之，经济学界的分析重在探究董事会成员与经理职务兼任问题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以及我国目前的两职普遍兼任，特别是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现象存在的合理性。董事会成员兼任经理职务的程度和范围确与企业绩效有关；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也无不可，但如我国目前这种普遍程度绝非正常现象，有一定的非经济原因存在。

实际上，探讨董事会成员与经理职务兼任问题的关键是在激励企业创新与防范企业委托风险之间寻求平衡点。目前，从我国企业外部看，不存在能反映企业绩效充分信息的各种市场（资本市场、产品市场、经理市场等），从而无法考察经营者的情况。（注：林毅夫等：《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2月。）转轨时期的体制、法制现状均不可能提供有效的企业外部监督机制。因此，寄希望于从改善外部环境入手解决企业治理中的监督和激励问题，短期内无异于缘木求鱼。另外，从我国企业内部看，普遍存在国有股比例偏大，董事长和总经理常由政府任命的现象，缺乏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和有效的约束机制。在此情况下，一定的外部董事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也即，董事会成员中兼任经理的比例应予限制，不宜提倡董事会成员兼任经理。至于董事长能否兼任总经理，却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公司规模、公司经营的情况以及公司其他机构的状况而定，如监事会的状况、股东会中股权的结构等。针对我国目前的公司状况和现行体制的状况，特别是许多公司中监事会形同虚设，股东会中股权相对集中，政企尚未分开，对于董事会成员兼任经理的问题以采取消极态度为佳。

Ⅱ

从各国公司立法情况看，对董事会和经理的设置均经历了一个过程。早期公司立法中，董事会的地位是依附于董事的，随着经济发展及公司治理的需求，董事会逐渐取得了独立的法律地位，被视为股份公司法定、必备、常设的业务执行机关。现今市场经营的复杂化、市场竞争的激烈化的情况下，股份公司又出现了股东会职权弱化、董事会职权强化的趋势，现代公司立法中，许多国家采用了“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制度。而关于公司经理的设置，以前均由公司视具体情况，由公司章程而非公司法来予以规定。作为辅助董事会执行业务的机关，经理不是公司的法定机关，而是任意常设机关。随着现代社会对公司经营专门化的要求的提高，各公司也纷纷聘用专门人才负责经营，一些国家的公司法遂将经理作为法定常设机构加以规定。

一般认为，董事会与经理共同构成了公司的经营管理阶层。董事会对内享有经营管理权和经营决策权；经理负责公司的日常具体业务活动。各国公司法均规定董事会与经理是聘用关系。董事会决定对经理的聘用和解聘，决定经理的报酬和薪金，并对经理的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经理对董事会负责，在董事会的指导下进行活动。

总之，公司法对于董事会和经理的设置是随着实践不断发展的。虽然基本界定了二者的一般关系，但目前均未涉及董事会成员是否兼任经理的问题，可能的原因如下：

首先，该问题不必由公司法界定。从董事会和经理的设置发展过程看，传统的董事一般均履行现今董事兼经理的职务。有学者认为，经理的职权实质上是董事会职权的进一步具体化，董事与经理之间所具有的紧密关系是董事可以兼任经理的前提和基础。（注：江平主编：《中国公司法原理与实务》，科学普及出版社，1994年4月，第252页。）因此，两职可以兼任是不言而喻的，至于分任更不待言。从现实具体情况看，两职是否兼任及兼任的程度可由公司自己决定，并可随着公司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这是公司经营管理的应有之义。至于由于两职兼任对社会以及相关利害关系人可能造成的影响，可通过公司法规定董事的资格和选任程序、经理的资格及聘任和解聘、明确董事和经理的责任等加以解决，并非要以立法认可某种两职关系来达到保护相对人的目的，而立法事实上也无法达到该目的。所以，一般公司立法不将董事会成员兼任经理的职务加以可否限定，并且也不相互作为任职资格。因此，有学者在论及经理任职资格时说，不论是否为公司董事，均可为公司之经理人，且公司董事长兼任自己公司总经理，公司法并无限制，如依法选任，自无不可。（注：柯芳枝著：《公司法论》，三民书局印行，民国85年再修订三版，第53页。）

其次，公司法难以对此问题进行规定。一方面，公司情况千差万别，难以一一列举，也无一定之规。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不易解决的问题。例如，从董事会和经理的关系看，二者是聘用关系，如果董事会聘用自己的成员为经理，实质上等同于董事自己聘用自己，在法律上难以找到根据；二者兼任情况下如何解任经理，解任经理是否也应同时解任董事之职，更不易解决。从董事和经理与公司的关系看，许多国家公司法所规定的董事与公司的关系和经理与公司的关系是不同的，如英美法系国家，一般均规定董事与公司之间是信托关系，经理与公司是雇佣关系（如美国多数州立法例），董事与经理的地位与职权有很大的差别。虽然有些公司法规定董事和经理与公司的关系相同，如台湾公司法，规定董事和经理与公司均为委任关系，但董事和经理的具体职权也是不同的。当董事兼任经理时，特别是董事长兼任经理时，二者的权限如何界定？二者的责任如何界定？不仅是立法难点，实践中也难认定。有鉴于此，各国公司法均未明确规定董事是否兼任经理的问题。

Ⅲ

关于我国公司法第120条第2款的规定，有学者解释为，董事与经理在职权上具有紧密关系是二者可兼任的前提和基础，为了保证经营管理人才得到充分利用，同时使公司经营方便、灵活，本条规定，公司董事会可以决定，由董事会成员兼任公司经理。（注：林毅夫等：《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2月。）还有学者进一步解释说：“如何兼职，兼职情况下如何履行职责，如何既忠实地履行董事会的职责，又圆满地完成经理的任务，也由公司自己去作决定。但公司法有关董事、经理的职责十分清楚，在特定的场合，应以董事身份优先，因为董事需对股东大会负责”。（注：卞耀武、李飞、宋燕妮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条文要释》，长春出版社，第137页。）另有学者认为，董事长兼任经理有违公司法的精神。所以，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方案特别指出，“董事会可以决定由董事会成员兼任经理。董事长一般不兼任经理”。（注：王保树：《股份公司组织机构的法的实态考察与立法课题》，《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

从上述赞同对两职兼任问题进行立法的观点看，公司法第120 条的立法动机，侧重于公司经营人才的利用和保持创新动力方面，但却忽略了公司治理所必需的权力制衡和公司社会责任等问题。另外，是否可以达到人才的充分利用，在目前的体制下，似乎难以通过两职兼任实现。而现行公司法有关董事、经理的职责是否很清楚呢？一方面，董事与公司的关系，在我国立法理论上是模糊的，是采用“信托说”还是“委任说”尚存争议，因此，董事的职责难以具体明确，同时，董事长拥有单独法定代表权在实践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另一方面，经理与公司的关系在我国也不明确，立法所规定的经理的职责也很抽象。另外，经理在实践中常常要以公司的名义对外进行活动，关于此活动的性质在我国也还有争议。至于在两职兼任的情况下，特定的场合以何种身份居先，也无具体的法律依据。

从上述反对的观点看，该观点考虑到了公司法现行规定的实质要求，但并没有顾及实际之需。目前，在西方国家甚至出现了“经理革命”，经理实际上控制了公司，并且决定董事的人选，片面强调两职分任也不利公司的发展。此外， 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方案的规定， 是与公司法第120条的规定相矛盾的，从效力上讲，应属无效。

既然对两职是否兼任在立法上均有缺陷，均无实效，为何会在我国公司法中出现这一规定呢？我国的公司法以条文少，规定非常原则为特点，这一规定不仅过细，且有干涉公司自治之嫌。或许有人会说，我国正在进行市场化，企业幼稚尚无自治的能力，需要对公司领导阶层多加考虑，但仅凭这一粗略的规定恐难以奏效，而且会给应当分权的公司领导以集权的口实。也有学者认为该规定实际上规定了两职兼任在程序上的条件，也即，两职兼任必须通过董事会决定。但是，从实际效果看，该规定实质上赋予了董事会决定两职兼任的权力，但对于董事会分离两职的权力则付诸阙如。既然可以决定兼任，一旦有利可图，当然何乐“兼任”而不为？一旦兼任，即使有问题，又奈我何？结合前面对董事会成员兼任经理职务的利弊分析和各国或地区公司立法的现状，笔者认为，两职兼任的各种情况均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应由公司根据自身需求而定，属于公司自治的领域，公司法不宜也很难进行规范。对于两职完全兼任等情况可能造成的社会后果，公司法可从完善两职的权限和责任入手来予以解决。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公司法更不宜作如此之规定，原因在于：其一，企业委托问题在我国尤为突出，在没有建立起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的情况下，相应的监督与制衡机制必不可少并应加强；其二，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现象在我国极为普遍，以至于兼任党委书记，使得第一级委托成本大大提高，企业经营风险太大；其三，我国股份公司的大股东一般为法人股东、国家股股东，行政任命董事不可避免，董事会成员兼任经理程度太高，容易与原国企经营的班子重合，不能达到改变经营机制的目的，也不利于保护其他股东的利益；其四，我国公司法本身很不完善，如董事与公司的关系、经理与公司的关系，董事与经理的关系均不甚明确，民法中也无相应的依据，不能规范两职兼任可能产生的前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