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文学常识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国内文学常识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 物质文化 问题 对策

1.基本概述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物质文化已与世界接轨，然而，物质文化研究却相对逊色，因此，从各个角度对物质文化进行研究，有助于拓展物质文化研究的思路，完善物质文化研究体系。自文化人类学的创立以来，物质文化研究已逐渐成为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探索我国物质文化，找出我国物质文化研究尚存在的问题，以对症下药，已成为当代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基于这样的背景，笔者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中国物质文化进行研究具有无可比拟的实际意义。

1.2 中国物质文化的内涵

关于“物质文化”的概念，国内外学术界各抒己见，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界定。一般来说，物质文化可简单地认为是物质和文化，其中物质指的是人类创造出来的物质产品，其范畴十分广泛，包括吃、穿、住、行等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各类物质产品；而文化可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予以理解，广义的文化既包括精神产品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又包括物质产品所表现出来的文化，而狭义的文化仅指精神产品（主要包括语言、艺术、文学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文化。

1.3 中国物质文化研究的研究成果综述

近年来，不少学者对物质文化（包括饮食、服装、交通、建筑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例如：关于中国饮食文化研究的有：徐峰的《中国饮食文化的心理分析》、买提库尔班・买吐迪的《维吾尔饮食文化研究》、赵炜的《国外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等。关于中国服装文化研究的有：曹佳想的《中国服装文化的国际化》、赵卫的《中国服装文化，我们缺什么？》、石海清的《中西近现代服饰文化比较研究》等。关于中国交通文化研究的有：刘卫民的《关于交通文化研究相关问题初探》、李振福的《基于交通文化的交通安全策略》、李振福的《自行车交通文化及其策略研究》等。关于中国建筑文化研究的有：刘绍洋的《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研究及未来发展》、白晨曦的《天人合一：从哲学到建筑》、吴良镛的《论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与创造的历史任务》等。

2.文化人类学与中国物质文化研究的契合点

2.1物质文化研究已成为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重在对全世界各民族进行描述与分析，对人类文化的本质进行深入剖析，其是以人类各民族创造的文化为研究基础的，属于人类学研究的范畴。童恩正（颇有名望的人文学家）曾认为：“文化文类学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的科学……就是从物质生产、社会结构、人群组织、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研究整个人类进化的起源、成长、变迁和进化的过程，比较各民族、各部族、各国家、各地区、各社团的文化的相同之点和相异之点，藉以发现文化的普遍性以及个别的文化模式，从而总结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由此可以看出：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范畴很广，倾向于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相比之下，物质文化研究的涉及面较为狭隘，但其属于文化人学学研究的范畴。也就是说物质文化研究已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种重要分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我国物质文化，可丰富我国物质文化的内容，推动我国物质文化的发展与传播。

2.2 中国物质文化研究与文化人类学研究具有相似性

2.2.1历程的相似性

国内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历程与物质文化研究的历程具有相似性。主要体现在：（1）都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以及停滞期。1901-1949年，文化人类学在中国萌芽，与此同时，学者也开始着手探索物质文化；1950-1960年，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十分迅猛，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也取得了空前的进步，这也带动了我物质文化的发展与传播；1960-1970年，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停滞不前，属于其停滞期，与此同时，此十年是的十年，我国的经济受到严重的影响，无可置疑，物质文化研究也只能停止步伐。（2）同时进入了新的发展历史时期。1980-至今，国内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始终与物质文化研究紧密相连。

2.2.2特征的吻合性

国内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特点与我国物质文化研究的特点十分吻合，主要体现在：（1）文化人类学注重对历史的研究，其重在应用历史资料，对历代各民族的文化特征进行研究，也就是将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而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也是一部颇具中国特色的物质文化史，中国现有的丰富的物质文化都离不开历史，比如：中国饮食、服装、交通、建筑都是从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中吸取养分，进而丰富或发展起来的。（2）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本质与物质文化研究的本质几乎是一致的。现代文化人类学旨在探索出各种理论方法，以促进人类的健康发展。而物质文化的研究也是以人类的健康发展为目的的。（3）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所需的资料，一般都是研究人员深入最基层得到的，其揭示的现实意义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而且具有客观性，不具备太多主观色彩。这一特点正符合物质文化研究的要求，对物质文化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3.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改善中国物质文化研究

3.1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中国物质文化研究存在的若干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中国物质文化研究体制也在不断完善，但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其尚存在一定的缺陷。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1中国对物质文化的研究过于追求形式美

中国对物质文化的研究过于追求形式美，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饮食文化和服装文化研究，下面从这两个方面进行简单的叙述。（1）饮食文化。虽然中国重视通过饮食来疗养和滋补身体，然而人们在评价饮食的好坏时，往往更注重从味觉、嗅觉、视觉、触觉、文化等方面进行主观评价，而往往忽略食物本身的营养价值，也就是说，只要色、味、形俱全的食物就能得到人们的一致好评，而食物是否营养过度或不足，人们很少关注。（2）服装文化。人靠衣装，美靠靓装，在现实生活中，服装是最受人们关注的物质产品。然而很多人在选择服装时，一味地在乎服装的外形设计，而对于服装的材质、价格却置之不理。也就是：只要款式新颖、独特或突显人的气质，就一定会成为挑选人的囊中之物，即使该服装的材质不佳，或者价格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外。

3.1.2关于物质文化研究的范围过于狭隘

通过查阅及总结资料可以发现：目前关于我国物质文化研究的文献并不多，且绝大多数都集中研究中国古代物质遗产，古代民族文化（如三国、汉朝、明清朝的物质文化），且研究的内容多集中在有形的饮食、服装、交通、建筑等，而对于一些艺术（诸如音乐、舞蹈、美术等）物质文化的研究少之又少。因此，物质文化的研究领域有待进一步深入。

3.2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解决中国物质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的对策

3.2.1注重客观事实

研究人员应深入最基层进行实地调查，以调查的客观事实为研究依据。比如在研究饮食文化时，研究人员不仅要对人们的饮食进行调查，而且要对其谋食方式进行调查。迄今为止，人类的谋食方式主要有五种，即狩猎和采集、初级农业、畜牧业、精耕农业、工业化谋食。选择的调查人群应具备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以及拥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只有按照以上条件进行调查，才能了解社会的平均饮食水平，才能对人们的饮食情况作出正确的分析。

3.2.2注重跨学科综合研究

物质文化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其中物质文化可能与其他物质文化或社会层面紧密相连，因此，在研究某种物质文化时，还必须对其他物质文化的相关知识进行充分了解，否则，就无法用联系的观点来分析问题，最终导致研究结果出现偏差。同样以饮食文化研究为例，众所周知，饮食文化与餐饮业、旅游业、食品工业等诸多方面紧密相连，研究人员只有对餐饮业、旅游业、食品工业等方面的常识有了大致的了解，才能深入探析饮食文化，才能在相互比较中得出最佳的结果。

4.结语

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人们对物质、精神的享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国外内学者对中国物质文化研究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但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物质文化研究尚存在一定的缺陷，如过于追求形式美、范围过于狭隘等，而要想解决这个这些问题，必须做到：注重客观事实、注重跨学科综合研究等。

参考文献：

[1]徐峰. 中国饮食文化的心理分析[D]. 华南师范大学. 2006.

[2]买提库尔班・买吐迪. 维吾尔饮食文化研究[D]. 新疆大学. 2007.

[3]赵炜； 何宏. 国外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J]. 扬州大学烹饪学报. 2010.

[4]曹佳想. 中国服装文化的国际化[J]. 山东纺织经济. 2011.

[5]赵卫. 中国服装文化，我们缺什么？ [J]. 中国制衣. 2013.

[6]石海清. 中西近现代服饰文化比较研究[D] .延边大学. 2011.

[7]刘卫民. 关于交通文化研究相关问题初探[J]. 北京交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5.

[8]李振福. 基于交通文化的交通安全策略[J].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2004.

[9]李振福. 自行车交通文化及其策略研究[J]. 中国自行车. 2006.

[10]刘绍洋.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研究及未来发展[D]. 东北师范大学. 2012.-

第2篇

在汉语中，“故事”是个含义丰富的词语。故事，既可以解释为旧事、旧业、先例、典故、花样等含义，同时故事也是文学体裁的一种，侧重于事情过程的描述，强调情节的跌宕起伏，从而阐发道理或者价值观。在我看来，1996年热播的40集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的主题曲《故事就是故事》很有意思，在朴素的语言间展示了“故事”的丰富内涵和巨大张力。歌词这样写道：

我听爷爷讲了一个故事

故事里的事是那昨天的事

故事里有好人也有坏人

故事里有好事也有坏事

故事里有多少是是非非

故事里有多少非非是是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故事里的事也许是已真实

故事里的事许是从来没有的事

其实故事本来就是已故事

故事就是故事

故事就是故事

确实，故事本来就是已故之事，但怎样把这已故的事讲好，那可是个大学问。

无疑，英国当代女作家安吉拉·卡特（AngelaCarter，1940—1992）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这位英年早逝的作家留给后人9部长篇小说、4部短篇小说集、2部散文集，还有大量的诗歌、舞台剧、广播剧以及电影剧本等。她擅长把哥特小说、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童话故事、女权主义观点和社会现实糅合起来，以独特犀利的视角、丰富的想象力、风格迥异的写作手法闻名世界文坛。她的作品文体繁杂、体裁多样。英国《卫报》赞誉她“作品令众多批评家头晕目眩”（2004年5月15日版），人们赞誉她是20世纪最为怀念的已故作家之一，甚至比维吉尼亚·伍尔芙更受关注。她逝世之后的三天内，所有书籍被抢购一空。这位常常给人耳目一新感觉的优秀作家，成为英国大学校园内拥有读者最多的当代作家。2006年更被喻为是“安吉拉·卡特之年”，在英国掀起一阵卡特热潮。可惜，对广大中国读者来说，安吉拉·卡特还是个相当陌生的女人，甚至从未闻乎其名。

安吉拉·卡特一生酷爱故事，尤其是民间故事。从西伯利亚到苏里南，她从世界各地的丰富资源中找到了这里收集的《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所谓的“精怪故事”，安吉拉将之定义为“不严格遵照现实原则、情节常述常新、通过口头流传的叙述”。精怪故事里很少有温情脉脉的仙子、精灵，而是多发生在黑暗的梦幻疆土，里面充满鬼魂与诡计、懂魔法会说话的动物，还有各种谜语和诅咒。该“精怪故事集”英文版分两卷出版，1992年卡特去世之前，第二卷的手稿就在她手边，“我只想为了姑娘们把这个做完”。甚为惋惜的是，她没来得及写该书的引言，也没完成笔记。在她最后的日子里，飞翔在世界各地的、浸染着漫长岁月灵韵的故事陪伴着她走完了人世间的路。她收集它们，选择它们，然后将之分门别类，而每个故事的中心人物，无一例外都是女性———或聪慧，或狡黠，或美丽，或丑陋，或忠诚，或奸诈。安吉拉·卡特的故事集中收录了4个中国故事，其中的《板桥三娘子》，采自唐代小说，就是著名的“变形记”。

安吉拉·卡特为什么一任自己沉浸在惊奇、阴暗、残酷而欢乐的故事之中呢？事实上，大多数的故事都不止书里呈现的这一种形式，而是有许多个不同的版本。亚美尼亚的《诺莉·哈迪格》与经由格林兄弟和迪斯尼出名的《白雪公主》颇为相似，格林兄弟的《小红帽》源于贝洛的童话，在欧洲流传了很久的《猫女巫》起码能追溯到16世纪法国的狼人审判……即便对于基本相同的叙述，不同的社会也会读取不同的含义。例如，精怪故事中的婚礼在一夫多妻制和一夫一妻制的社会中就有着不同的重要性。甚至叙述者的转换也能够改变故事的含义。故事，尤其是民间故事，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随风飘到世界各地并生根发芽，又滋生出更多的种子。这仅仅是因为我们拥有相同的想象力和经历吗？还是因为故事便于携带，它们随着人的迁移而传播？对安吉拉来说，故事是人类对自身历史的一种记忆行为，人们通过多种故事形式，记忆和传播着一定社会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引导着社会性格的形成。她想通过这些历史悠久的故事说明：对于相同的处境，即“生”这个大范畴，人们的回应是多么丰富多彩。而实际生活中，女性特质在“非官方”文化中的表现又是何等的姿态万千。

安吉拉在未竟的手稿中留下了四条谜一般的笔记：

瓦尔特·本雅明说：“每个真实的故事都包含了一些有用的东西。”

故事的非迷惑性

帕斯卡说：“再贫穷的人死时也会留下些什么。”

精怪故事———狡黠与兴高采烈

尽管支离破碎，这些语句却表达出了安吉拉的哲学。她珍视穷人的智慧，赞赏民间文学反映真实生活的强大能力，那是人类为了生存而设计的计谋。生存向来是人面临的最大挑战，在狡黠最终取得胜利之时，乐观主义在不可能的情况下慢慢降临。安吉拉尖锐地批评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民间故事所表现出的轻蔑，而实际情况是那些目不识丁的人几乎创作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文学。她喜欢民间故事中可靠的常识、直截了当的目标、善恶明晰的道德区分、狡猾的计谋和乐观主义的精神。安吉拉·卡特一任自己的才情在高空中驰骋，但她的目光却执著地注视着脚下这片广袤的土地。她曾经说过：“精怪故事就是一个国王去向另一个国王借一杯糖。”这样的概括，本身就让人叹服，那将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

故事，尤其是民间故事，既放飞了卡特的奇特想象，也成为她再创作的源泉。意大利作家、寓言家和童话采集者伊塔洛·卡尔维诺坚信幻想和现实间的联系：“我习惯将文学视为知识的探求”，“巫师在面对部落生活中的危殆处境时，其对应之道是抛去他的肉体重量，飞向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感受层面，去寻找力量改变现实的面貌。”安吉拉·卡特具有巫师的智慧与狡黠，她在穿越民间故事的过程中找到了叙述另一个故事的途径，找到了为读者重新创造一个世界的途径，就像精怪故事的主角大多能变形一样。这位曾经获得过莱斯纪念奖、毛姆文学奖、切尔顿汉姆文学奖的奇特女人，成功地将古老的民间传说或神话改写成现代故事，达到了传统形式和现代意识的完美交织和统一。她将法国作家贝洛的童话《蓝胡子》改写成中篇小说《血淋淋的房屋》，将几百字的《小红帽》改写成近5000单词的现代童话故事《以狼为伴》，将《美女与野兽》》华丽变身成小说《老虎的新娘》，长篇小说《马戏团之夜》在恐怖离奇间糅合了家喻户晓的睡美人和白雪公主……安吉拉对大量的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进行戏仿，而故事的主角无一例外都是女性。她对女性的偏爱显露无遗，但她没有滑向女性主义，却找到了一条原创而有效的策略———从厌恶女性的虎口夺下对女性有用的故事。评论者认为：“卡特所有的短篇小说都是故事，而她较长的作品则是扩展的故事，或者是以故事为中心的长篇小说。”（迈克尔·伍德：《沉默之子》）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论尼古拉·列斯克夫》中预言：“讲故事的艺术行将消失。我们要遇见一个能够地地道道地讲好一个故事的人，机会越来越少。”“长篇小说在现代初期的兴起是讲故事走向衰微的先兆。”究其原因是“讲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亲历或道听途说的经验，然后把这种经验转化为听故事人的经验。小说家则闭门独处，小说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个人。”那些散发着泥土的芬芳、带着露水的故事，那些浪迹天涯的远方来客讲不完的故事，那些一代又一代的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都被工业化的大潮裹挟而去、渐趋没落，就连听故事的人也逐渐散去、渐行渐远。取而代之的是，书斋里的个体写作和沙发上的孤独阅读。本雅明精妙的分析令人叹服。这也同时验证了安吉拉·卡特在该书《引言》中所说：“这本书里的故事几乎无一例外地来自工业化之前的时代，来自对人性的朴素理解。”自从17世纪人们开始使用廉价印刷工艺后，故事开始进出于书刊文字。这既加速了故事的传播，同时也意味着讲故事这一祖传的手艺渐趋凋落。

我时常想：在大众写作的时代，生产出来的故事好像越来越多，可为什么我们记住的故事屈指可数？美国肥皂剧《豪门恩怨》直白地挪用了格林童话里的演员表，可为什么风靡一时？为什么著名女作家池莉说自己最大的梦想就是写出个让全世界感动的故事？张艺谋为什么总是说自己拍电影时考虑最多的就是怎样讲好一个故事？现在，讲故事的人越来越多，但会讲故事的人越来越少。在“会”与“不会”之间，到底有怎样的本质性的区别？安吉拉·卡特似乎告诉了我们答案：“故事不像短篇小说那样记录日常经验，而是用一套从日常经验背后隐藏的东西中获得的意象系统来诠释日常经验。”生活经验的缺失埋葬了写作者的才情，诠释能力的失当磨灭了写作者的哲思。目前，国内文坛“穿越”盛行、“段子”横飞，大量的穿越剧保持着一贯的雷同和平庸，徒有“穿越”的外壳，却从未脱离我们所熟悉的现实世界。这诸多现象背后实际是讲故事能力的衰退，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讲故事者与听者之间交流经验的能力被剥夺了。

故事衰落了吗？故事会消亡吗？我情愿相信：衰微的是传统的“讲故事”的艺术，而不是故事本身，人类对故事的爱好也不会停止。在民间文化、口头传统、文人创作之间，有一条无形的纽带，尽管细若游丝、若隐若现，但从未中断。果戈理与《狄康卡近乡夜话》、华盛顿·欧文与《庄园见闻录》、史蒂文森与《新天方夜谭》、列斯科夫与《奇人录》、霍夫曼与《侏儒查赫斯》、高尔基与《伊则吉尔老婆子》、叶芝与《凯尔特的薄暮》、卡尔维诺与《意大利童话》……散发着芬芳的古老故事在不同作家的笔下重新熠熠生辉。那些流传了千百年的故事会不断变形，随风潜入夜，潜入电影、电视剧、动漫、广告甚至笑话，在边缘处被不断地讲述和传播。

民间故事的结尾都很有意思。我最喜欢亚美尼亚故事的结尾方式：“天上掉下三个苹果：一个给我，一个给讲故事的人，一个给逗你开心的人。”

第3篇

北京地坛书市停办的背后

每逢春天，北京地坛书市都会如期而举行，爱书的人像过节一样，挑书、淘书、看书。从1990年开始，这个活动已经持续了22年。地坛书市伴随着一代人长大、成熟，成为一代人的记忆。但是2013年的地坛书市暂时停办，未来何时再启动还是个未知数。为什么书市会突然停办？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大型活动部活动一处处长李进考22年来一直参与书市的组织工作，他称，书市的运营成本越来越高，已经从最初的十几万元上升到现在的三四百万元，这可能是停办的主要原因。

文化发展要算经济效益，更要看社会效益。地坛书市滋养的是城市品位和市民精神，停办确实可惜。

腰封“宣传语”惹风波

2013年初，一本腰封上印着“迄今为止最优秀译本”的《小王子》，制造了开年翻译界乃至出版界争议性最大的一场风波。由知名译者李继宏执笔翻译的儿童文学名著《小王子》新译本当时尚未正式发售，就因其打眼的腰封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该书腰封上的宣传语除了用粗体字印着“迄今为止最优秀译本”等字句外，还罗列出一大串数据：“纠正现存其他56个《小王子》译本的200多处硬伤、错误……”

此腰封一出，就遭到豆瓣网友发起的“一星运动”抵制，之后该书的综合评分从最初的9.3分一路狂跌到3.7分。抵制活动的发起人表示，该书的宣传语完全无视林秀清、周克希等译者的译本，是“极其恶劣的不尊重行为”，更是一种“虚假”的宣传方式。这场风波最大的好处是让出版方充分认识到，牛皮吹破了天，后果也会很严重。

国内作家经纪人备受期待

2013年2月15日，沉默已久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微博上贴出一则告示：“本人自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承蒙社会各界厚爱，常有来电询问版权和其他各种合作事宜者。鉴于本人事务繁忙，本人特委托女儿管笑笑对外代表本人洽商版权和其他各种合作事宜。其对外所作承诺和签署的文件本人均予以认可。特此告示！”告示下方有莫言的署名。一时之间，外界纷纷为管笑笑贴上一个新的标签――莫言的经纪人。消息一出，关于中国作家需不需要经纪人，由亲属担当经纪人的利弊，中国作家到底需要怎样的经纪人再度引起热议，作家经纪人作为焦点重临大家的视线。

纵观国内文坛，选择自己的亲人作为经纪人，处理其版权等相关事务，莫言并不是第一人。长久以来这种做法，在娱乐圈和文化圈都很普遍。比如，作家池莉也将自己海外的版权事务交给女儿吕亦池和一家海外公司共同打理。由亲属担当经纪人，符合中国人的办事习惯，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也暴露出国内专业作家经纪人的长期缺位。尤其是现在，中国作家开始越来越多地迈出国门，向国外市场输出作品。与此同时，作家们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棘手难题，版权经纪人的风潮也应运而生。从数年前开始，国内逐步兴起针对涉外市场的版权经纪人培训，中国本土作家经纪人何时能正式与国际接轨，则备受期待。

小作家分会不可搞成“形象工程”

全国文联系统首个小作家分会――北京作协小作家分会于2013年3月17日成立。14名10岁至17岁的首批会员均来自北京市文联正在开展的“东方少年・中国梦”新创意中小学生作文大赛的优秀作者。据悉，该分会成立后将开展文学辅导讲座、走访著名作家、开展文学夏令营、国际国内小作家交流等活动，引导更多孩子步入文学殿堂。

这些年，怀揣文学梦想的孩子越来越多，各地也常有“文学新星”冉冉升起，在当地的“文学星空”中熠熠生辉。“小作家”出版“大部头”的风潮也方兴未艾，且有年龄越来越小、篇幅越写越长的趋势，个别“小作家”还一本接一本地出书，比一些成人作家还要高产。因此，“小作家”们早就不该是一个被忽视的群体。

不过有评论指出，小作家分会切不可搞成“形象工程”，功利性出不了真正的文学。此前，一些“天才少年作家”在家长、书商和培训机构的揠苗助长下，或骄傲自满被俗世虚名所缠累，或因过早成人化而丧失了童真，演绎出一幕幕由“神童”到“泯然众人”的悲喜故事。比如1998年推出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不少获奖者在书商的撺掇下一赛成名，被匆忙包装成少年作家，仅过了10年，仍从事小说创作者却已寥寥无几。故如何呵护“小作家”们健康成长，避免其成“家”、长大后变得平庸，是家长、作协乃至全社会都应该思考的一个社会性问题。

“流行把经典挤到了一边”令人吃惊

2013年5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了被称为“文学蓝皮书”的《中国文情报告（2012～2013）》。2012年，中国文学界最重要的事件，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与这个报告同时的2012年小说类图书畅销排行榜显示，2012年的莫言热并没有改变文学作品销售的格局。排在这个畅销榜榜首的是郭敬明的《小时代3.0刺金时代》，排在排行榜第11和第16位置的则分别是莫言的《蛙》和《丰乳肥臀》。经典文学作品，只有《百年孤独》和《围城》进榜。传统不敌流行已成为文学类图书市场的常态。

该报告后，文艺评论家樊星评论说：“在图书销量上，莫言敌不过郭敬明，严肃作家敌不过流行作家，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西方，托尔斯泰、莎士比亚也卖不过斯蒂芬・金。大众离经典确实是越来越远了。”美国的学校给学生列了30本必读经典书目，但后来调查发现，学生们除了读这30本经典书目以外，根本不愿意再去看别的经典文学作品。

无论是从今天是消费文化、娱乐文化流行的时代来看，还是从大众读者阅读的趣味倾向与功利和实用的阅读情况来看，抑或从今天网络文学、畅销文学成了年轻人阅读的主要类型来看，得出“传统不敌流行”“流行把经典挤到了一边”这样的结论，都不能不说是令人吃惊、出人意料的。

《咬文嚼字》以较真精神“咬嚼”名家作品

2013年5月9日，《咬文嚼字》执行主编黄安靖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一起探讨“咬嚼”经典文学作品的意义和影响。素有文坛“啄木鸟”之称的《咬文嚼字》杂志，将目标锁定为茅盾文学奖的12位文坛名家，不少茅盾文学奖作品被列入此次“咬嚼”范围。被“咬”的作家们也纷纷表示欢迎，他们并不感到意外。

网络作家要做“时代记录者”“百姓代言人”

第4篇

一、依纲扣本,抓“五点”

在中考语文复习过程中,教者要做到有的放矢,卓有成效,就必须认真研究《课程标准》,明确《中考语文考试说明》中的内容和要求。着重抓好“五点”,即考点、重点、难点、热点、盲点。抓住重中之重,解决主要矛盾,把握关键之处,往往事半而功倍。

1.梳理教材,抓住考点。

中考语文考试的范围(苏教版)是七――九年级六册教材及六册语文读本附录中的古代名句。教材中可考的主要是常用字词,古诗文背诵默写,名著,专题,文学常识,文言文阅读理解等。常用字词几千个,如果我们在复习期间进行梳篦式的整理和归纳,往往会事倍功半。所以我们平时应多强调,并注意收集学生易读错、易写错的字,同时注意对一些形似字、多音字等进行适当梳理。注音写字仅考4分,只要抓住教材中书下注释里加拼音的字词,以及散见在课文中常用的易写错的字词,还有生活中报纸电视中用得比较多、但易写错的字词就可以了。古诗文背诵默写部分:首先要求学生将七――九年级各册书(含课外名句)中凡是要求背诵的全部要能背默下来,增加积累,然后筛选长考易错的诗句,名言警句,加强记忆,反复诵读,正确书写。

对于名著阅读、文学常识及专题,以教材中出现的作家作品、人物形象、链接材料、事件等为主,选择阅读原著精彩片段,并帮助学生列出考点,强化记忆。

2.研究考题,突出重点。

无论是宿迁地区的中考试卷,还是江苏省其他市区或全国中考试卷,阅读和写作都占有80%以上的比重,对阅读和写作能力的考察,无疑是考试中的重中之重。而阅读与写作的复习,就显得尤为重要。

(1)阅读

阅读部分的复习可分为文言文阅读和现代文阅读两部分,贯穿于复习的每个阶段。文言文复习就课内部分,笔者根据多年的经验,一般安排在第一轮中进行,重点抓住重、难点篇目,强化背诵,增加文言积累,对文句翻译,要求学生逐字逐词逐句落实到位。第一轮复习结束后结合课外文言文进行专题比较训练。

现代文阅读:语文新课标对阅读考查的内容有以下陈述:“具体考查学生在词句理解、文意把握、要点概括、内容探究、作品感受等方面的表现。”这些内容的实质是突出考查学生阅读的四种能力:“整体感知能力、信息筛选能力和概括能力、理解分析能力、鉴赏评价能力。”这些能力的培养,就是复习中的重点。

(2)写作

写作作为考试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它几乎占了中考语文卷面分值的半壁江山,如何把握作文复习的重点?我们首先要认真研究近一两年江苏及全国的中考作文题。07年江苏有4个市是话题作文,有3个市是半命题,5个市命题,一个选题。08年江苏13市几乎全是命题作文。就全国来说08年的中考作文从题型上看,主要是命题作文和半命题作文两种形式。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信息:命题作文或半命题作文,将会是未来命题的主要形式。

但我们复习时必须全面掌握四种题型(命题作文、半命题作文、材料作文、话题作文)的审题、立意、构思、谋篇、布局的方法。把命题和半命题作为重点。复习时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①重视拟题训练、审题训练,确定写作的范围、内容和重点。②进行一题多作训练。即某一作文题第一次训练效果不好,问题较多,再进行重写或第三次训练。如“那是一道风景”,对作文题目中的“那”把握不好,经过多次训练之后,学生就化生为熟:“那”所指代的内容也丰富了,“撞车”的机率也减少了。③重视作文评讲:每次训练之后,老师要留有批改笔录,供评讲时参考,要尽可能把学生作文中的亮点圈出来,激发学生写作兴趣;提倡一句话评语,肯定学生作文中的成功之处。同时,及时指出学生习作中的不足和问题。另外,教者要求学生每周至少练笔3次,各小组组长对调检查,教师每隔一两周抽查一次。

3.了解学生,攻破难点。

在复习的过程中,教师必须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深入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针对学生的不足,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强化训练,弥补不足。

在阅读和写作训练中,要求学生掌握的重点,往往也是学生学习中的难点问题。如在阅读训练中,我们经常看到学生把说明方法答成论证方法,把论证方法又答成说明方法;论证方法的作用答成说明方法的作用等。在解答不同文体的试题时,往往会出现答题方法和技巧的混淆等等。在写作训练中,经常看到学生写“四不像”的作文:文中无“我”,文不对题,缺少情感。针对这些问题,要反复练、练反复,步步落实,逐步规范,化解疑难,形成能力。

4.投身社会,关注热点。

在紧张复习之余,教师要引导学生“两耳要闻窗外事”,关注国内外重大时事,融入社会,了解世界,深入思考并与可能出现的考题联系起来。如08年“3.14”事件,08年北京奥运会,汶川特大地震,嫦娥撞月、国际金融海啸、和谐社会建设、建国60周年,等等。关注热点问题,了解国计民生,热爱生活,热爱社会,热爱祖国。如08年全国有很多省市高考、中考题与重大时事有关。

5.预测趋势,扫除盲点。

所谓盲点,即一直未被注意的地方,课标中规定考查的或宿迁市中考说明中规定的但从未考查过的知识点,能力点。这些地方随着考试的不断变化,形势的发展,试题命制方式的变化,有些没有被重视的知识点或题型,有可能成为未来的考查方向。如材料作文,据统计,08年全国有28个省市采用材料作文。随着对学生作文能力和水平考查要求的限制与提高,对材料作文的改造或与命题作文结合,有可能就会成为今后作文命制的方向。所以,我们必须加强对考试的研究,科学地预测、全面复习,掌握各种题型的作文训练方法,点亮盲点,减少复习中的失误。

二、扎实训练,过“四关”

1.打好基础,过教材关。

对于第一轮复习,重点解决的是书本上的问题。包括字词的注音、字形的辨析、课外名句、古诗文的背诵默写、课内文言知识的积累、文言语段的阅读理解等。复习时以教师指导下的学生自主复习为主,老师帮助学生把六册教科书的内容按难易程度和分量,分解到每一周、每一天。指导学生做好预习工作,并要求学习小组组长或学习委员组织检测,并对检测情况进行记录。老师围绕学生每天复习的计划和内容,适时监控,再利用课堂督查、检测、反

馈、拓展。师生互动复习,提高实效。结合中考说明,适当地自编一些讲义,夯实基础,过好教材关。

2.培养能力,过专题关。

第二、三轮后,按中考说明所列的知识点分模块进行逐项复习。先系统,后重点,从系统到综合,由课内到课外,以精取胜,练在关键,通过练习来举一反三,以一抵十,突出能力,注重运用。在练的过程中教者要认真研究近两三年各省市中考试题,明确试题类型、特点、考查目的和要求,进行归类,熟悉解题思路、步骤和方法。如病句修改专题:首先要了解病句的病因和类型,然后对症下药。主要注意6种类型的病句:语序不当;搭配不当;成分残缺;结构混乱;表意不明;不合逻辑。修改病句务必不损害句子原意,方法就是5个字,即增、删、换、简、调。结合语境,认真分辨,灵活运用,强化语感,熟悉归类,原意不变。

3.务实苦干,过批改关。

中考复习,对师生来说,都是一年中最为辛苦的阶段:时间紧、强度大,老师忙于搜集准备训练内容;学生忙于训练、做试卷。要想取得理想效果,必须过好批改关。对学生做过的试卷,如果老师不批改,一方面学生没有做题兴趣;另一方面老师也无从知道学生掌握的情况怎样。可以说,批改是复习中最有效,也是最艰苦的工作,尤其是语文试卷。那么,如何做好这项工作?首先要及时;其次要按照中考评分标准去评价量分,指出失分之处;再次要师生共同批阅。对于综合试卷,老师批学生较难把握的内容,学生批较易把握的内容;最后对于一些基础知识训练,在教师指导下,可由学生小组批阅。

4.及时反馈,过评讲关。

及时反馈是复习迎考中重要的环节之一,是试卷批改的后续工作,也是纠正错误、弥补不足,调整训练内容,提高复习效率的有效途径之一。做好每次训练的总结、评讲,至关重要。

第5篇

[关键词]哲学　考据　文学史　罗根泽　学术史

[中图分类号]I2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1300―7326(2009)10―0131―06

一

1933年初，受顾颉刚委托，罗根泽(1900-1960年)在北平编定《古史辨》第四册《诸子丛考》，并模仿顾编《古史辨》第一册，借长篇《自序》畅谈自家的学术经历及理想。此后四年，罗氏又续编《古史辨》第六册，由此彻底完成了从学历不太完整的农家子弟向前途无量的著名学者的转型。这中间，1927年之考取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师从梁启超研究“诸子学”，以及随后考取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师从冯友兰研究“中国哲学”，极为关键。如此学术背景，加上两篇毕业论文《孟子评传》与《管子探源》，不久分别由商务、中华公开刊行，罗根泽的学术道路似乎很清晰；可形势比人强，辗转各大学教书，需要开设的课程，除诸子概要、中国学术史外，还有中国文学史、中国批评史等。于是，一半是个人兴趣，一半是工作需要，就在这春风得意的十年间，罗根泽时而文学，时而哲学，时而考据学，开始多面出击。

为何如此纵横驰骋?在《古史辨》第四册《诸子丛考》的《自序》中，罗根泽做了如下解释：

做考据吧，按不住自己的奔放的情感。做文学吧，理智又时来捣乱。做哲学吧，哲学要有己见；我呢，觉得凡是己见，都不是最终的真理，最终的真理在若干哲学家之己见的中间：我反对己见，当然不配研究哲学。可是哲学，文学，考据学，又都在被我爱好。那末怎么办呢?经了这一次的徨，最后体察出自己的短处和长处：自己没有已见，因之缺乏创造力，不能创造哲学，亦不能创造文学。但亦惟其没有己见，因亦没有偏见，最适合于做忠实的，客观的整理的工作。利用自己因爱好哲学而得到的组织力与分析力，因爱好文学而得到的文学技术与欣赏能力，因爱好考据而得到的多方求证与小心立说的习惯，来做整理中国文学和哲学的事业。那时的罗先生，年轻气盛，展望未来，前程似锦，谈起研究计划时，口气实在大得很。关于《中国文学史》，请读者参见他的《乐府文学史》；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分为四个时期，在第一期即“诸子研究”中，罗根泽开列了五类研究计划：人的研究、书的研究、学说的研究、佚子的研究、历代人研究诸子的总成绩。就拿第三类“学说的研究”来说吧。可分成“侧重人”与“侧重学术”两种。前一种可分四类，每类罗先生都有拟想中或正在做的具体题目，而其中的第四类“比较的研究”，“细分又可析为四类”。如此发散式思维，以及庞大无比的研究计划，决定了其工作目标永远无法实现――即便再活一百岁。而这还只是其众多规划中的一个。眼界开阔，志向远大，喜欢制订计划，擅长建立框架，论述时勇于下大结论并列表说明，如此做派，极像其师梁启超。

谈论诸子学以及文学史，罗根泽多次引用“本师梁任公先生”的相关论述，明显看得出他很重视自己的师承。可以上《自序》，尤其在分析自家性情与学问之关系时，模仿的却是另一位清华国学院导师王国维。

王国维在“三十自序”中，谈及学问“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这一困境使得他彷徨无地：

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

那一代读书人，普遍有大志向，希望将生命与学问合一，而不仅仅是谋一职业。王国维之治学路径，由哲学而诗歌而戏曲而古史，几次成功转型，给中国现代学术留下了极具启示意义的探寻足迹。罗根泽显然从中获得启示，也在30岁左右，借“自序”剖析自家的性情、志向、趣味与学力，最后确定“以毕生的精力，写一部忠实而详赡的《中国文学史》和一部《中国学术思想史》”。

此一早年制订的目标，既未彻底实现，也不至全然落空。这或许是所有美好愿望或工作计划的共同命运。“学术思想史”方面，除了编辑《古史辨》第四册、第六册，自家论著主要集中在《诸子考索》(人民出版社，1958年)或《罗根泽说诸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二书互有重叠，也不无差异，可参照阅读。至于“文学史”研究，在罗根泽这里，日后展开为“批评史”与“文学史”两翼。1930年秋，在《乐府文学史・自序》中，罗根泽称准备分歌谣、乐府、词、戏曲、小说、诗、赋、骈散文八类，撰写“中国文学史类编”。而1935年发表的《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计划》，认定歌谣是诗词乐府的生母，且本身变化极少；“又以文学批评虽不一定也算创作，但确是创作的导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极高”，因此，计划中的“中国文学史类编”，删去歌谣，添人批评，仍是八类。

只不过随着学术发展以及本人兴趣转移，“批评史”逐渐自立门户，不再委托“文学史”代管。至于罗根泽本人，从《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计划》之将“批评史”作为“中国文学史类编”之一，到《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史》之主张“文学批评及文学史的参取”，再到《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章“绪言”之专门讨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历陈“文学批评史虽与文学史有关，但文学批评史的去取褒贬，不能纯以文学史为标准”，中间多有变化。其实，放长视线，称《中国文学批评史》也是一种“文学史”，一点都不委屈，而且，更能体现郭绍虞、罗根泽等第一代批评史家的情怀。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中称自己“屡次想尝试编著一部中国文学史”，因规模过于庞大，没有勇气进行下去，“所以缩小范围，权且写这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我只想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以解决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对于郭、罗这一代学者来说。在教学、研究及著述中兼及批评史与文学史，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二

这里暂且从俗，尊重现有的学科分野，让“批评史”与“文学史”并驾齐驱。这么一来，罗根泽的业绩大致体现为诸子学、批评史、文学史三大块。这方面，周勋初有精彩的论述。周先生是罗先生晚年在南京大学时的得意门生，对其师学问的理解与论述相当精辟，其中的“盖棺论定”尤其值得关注：

总的看来，罗先生在诸子学的考辨工作中取得了不少成绩，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学科的发展；他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建设作出了不少贡献，特别是在材料的发掘与格局的定型上。他在文学史方面的开拓，则有逊于前二者，未能取得相应的成绩，这是有其原因的。

所谓“原因”，指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罗先生，受时局影响，转而走“以论带史”道路，教训十分深刻。关于罗先生的学术业绩，到底是诸子学第一，还是批评史领先，可以讨论；但文学史只能叨陪末座，这点大概没有疑问。

按照时下的学科分类，罗根泽先生的文学史著述，主要是1931年文化学社印行的《乐府文学史》、1955年五十年代出版社所刊《中国古典文学论集》和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下面就主要围绕这三书，讨论罗先生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贡献。

《乐府文学史》是罗根泽设想的《中国文学史类编》的第二编，分第一章“绪论”、第二章“两汉之乐府”、第三章“魏晋乐府”、第四章“南北朝乐府”、第五章“隋唐乐府”、第六章“结论”，共290页；加上12页《自序》，在草创时期，也算是一本很像样的专著了。因体制新颖，此书曾吸引众多目光，以至直到今天，谈论中国诗歌或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史”时，一般都会提到它。

作者之所以分类撰写“中国文学史”，理由是：“我相信一种文学的变迁的原因，和并时的其他文学的影响，终不及和前代的同类文学的影响大。”也就是说，论及文学创作时，将文类内部的规制与承传，置于外部的时代风气之上。可最为关键的第二至第五章，也仍然是以朝代为线索。如此“以类为经，以时为纬”、“以类为编，以时为章”，作者希望达成的目标是：“指望读者一方面得到各类文学的竖的观念，一方面也得到全部文学的横的观念。”

此一“文学史类编”研究设想，确有创新之处。不过，意识到的历史责任与承担者的实际能力之间，其实是存在差距的。作者称：“我这本《乐府文学史》，采取他人说最多的，两汉则有先师梁任公先生的《美文史》里《两汉乐府》一章(未刻)，唐代则有之先生的《白话文学史》里《八世纪的新乐府》一章。”可仔细阅读，你会发现，此书更像是一册课堂讲义，多为铺陈与综述，少见精彩的深入探讨。

这确实是一本大学教材，作者还没来得及撰写众多相关的专业论文，故线索清晰，但底子单薄。这一点，作者心里很明白。1934年10月，罗根泽曾借《何谓乐府及乐府的起源》的“引言”，讲述其研究乐府的历程!

余于十八年秋，应河南大学之聘，以乐府教坊，讲授学子。十九年秋，移讲席河北大学，整理旧业，对原用讲义，大加修改，以乐府一部分，命名《乐府文学史》，交北平文化学社付印。出版后，续有新获，觉应当增删之处仍甚多。二十年秋，又移讲席北平，在燕京大学讲“乐府及乐府史”，除以已出版之《乐府文学史》作教本外，又成《乐府中的故事与作者》及此文两篇。若谈论罗根泽“乐府研究”的成绩，单凭《乐府文学史》远远不够，非将《何谓乐府及乐府的起源》、《南朝乐府中的故事与作者》拉进来不可。换个角度，新刊《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若能兼收1930年代公开出版的《乐府文学史》和1950年代内部印行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无论其学术水平高低)，当更能体现罗根泽的“文学史”业绩。这样，方可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和《罗根泽说诸子》鼎足而一。

不过，在《乐府文学史・自序》中，罗根泽先声夺人，表达自己的学术志向：“生平有一种怪脾气，不好吃不劳而获的‘现成饭’，很迷信古文大家的话：‘凡菜蔬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也。’《中国文学史》虽然已经有了许多的本子，但被逼于不吃‘现成饭’的我，却不能不来尝尝‘手植手撷’‘其味弥甘’的滋味。”这种白手起家、发凡起例的大气魄，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但确实是罗根泽著述的一大特点。

1955年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论集》，收文六篇，共119页，其《后记》称：“文学的发生、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伟大的古代作家是遵循着现实主义传统，表现了很高的人民性。”在作者看来，发掘“现实主义传统”与“人民性”，乃“祖国文学史工作的不可免的重大任务”。若《古奴隶社会的奴隶歌谣》、《陶渊明诗的人民性和艺术性》、《李白爱祖国爱人民的一面》等文，乃解放后作者适应新环境，认真学习新理论的成果。可我以为，此书最值得欣赏的，还是考辨性质的《绝句三源》；此文撰于1944年，十年后增加“三点补充”，没有引入任何时髦理论，反而显得质朴可爱。

这六篇文章全部进入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后者收文42篇，582页。算篇数，三分之二撰于解放前，三分之一撰于解放后；但若计算字数，则旗鼓相当。集中文章，最早的是1929年11月20日脱稿，刊于《河南大学文学院季刊》第一期的《五言诗起源说评录》，最晚的是刊于《文学评论》1959年第4期的《现实主义在中国古典文学及理论批评中的发生和发展》。这两篇长文，前后相隔30年，论述风格迥异：一考据为主，一以论代史。与其说是作者学术兴趣的转移，还不如说十分形象地体现了时代风气的变化。

《五言诗起源说评录》引述13家说法，从晋人挚虞《文章流别论》到近人徐中舒《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以“根泽案”的形式展开论辩。其中谈及“本师梁任公先生著有《美文史》一书”，称扬其“兼用考证的直觉的两种方法”。文章最后，得出如下结论：

公元前二、三十年(西汉成帝时)，已有纯粹五言歌谣，为五言诗之原始时期。

公元七、八十年(东汉章和时)，已有文人五言诗，为文人初作五言诗时期。

公元一百四、五十年(东汉桓灵时)，已多优美之五言诗，为五言诗完成时期。

公元二百年后(汉、魏之交)，五言诗笼罩一时诗坛，为五言诗全盛时期。

周勋初先生对此文相当欣赏，称：“这样的结论，因为是从大量的材料中客观地概括出来的，也就经得起推敲，可以信从。”延续此等以大量资料考辨，解说某一文类起源的，还有《何谓乐府及乐府的起源》、《七言诗之起源及其成熟》、《绝句三源》等。

在《五言诗起源说评录》结尾，作者不满足于就事论事，而是希望有所提升。于是，有了如下的“曲终奏雅”：

今国内文学家无虑千百，而文学史家则无几，以故时至今日，尚无厘然有当于人心之文学史也。根泽窃为此惧，思竭绵薄，勉力于此。其工作计划，拟先将中国全部文学，分为若干类，如诗类、赋类、词曲类、小说类……。再于每类中分为若干小问题以研究之，兹篇其嚆矢也。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罗根泽1929年已经形成分类撰写文学史的设想，而不必等待1931年《乐府文学史》的刊行；第二，作者原本也是主张先做专题论文，而后才写总体论述的专著。按此标准衡量，两年后之刊行《乐府文学史》，显得有点仓促。

至于30年后发表的《现实主义在中国古典文学及理论批评中的发生和发展》，就述学文体而言，与小心求证的《五言诗起源说评录》风马牛不相及。表面上高屋建瓴，从恩格斯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以及高尔基关于现实主义的定义人手，转了大半天才“言归正传”。作者熟悉中国文学的相关史料，从远古神话一直数落到曾朴的《孽海花》，结论是：

综上所述，现实主义在中国古典文学和理论批评中的发生和发展，经过三个阶段：一、不自觉

的“真实的描写”阶段，包括自远古的歌谣神话到《诗经》中的《国风》和《左传》以及其他书中所录存的人民讴谣，时间是远古到春秋时代――即到公元前五、六世纪。二、自觉的“真实的描写”阶段，包括自《左传》到元、白、韩、柳的诗文及理论批评，时间是春秋末至中唐――即公元前四、五世纪到公元九世纪初年。三、除了“真实的描写”，还“正确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阶段，包括自唐代传奇小说到晚清谴责小说，时间当公元八、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年。M(”)努力爬梳众多史料，只是为了印证“恩格斯、高尔基的正确指示”，这一时代潮流，虽难以回避，实不敢恭维。生活在50年代中国的文学史家，有冷眼旁观，有干脆搁笔，也有当时积极参与、日后自我调整的，可惜，罗根泽先生过早去世，没有这样的机会。以如此“宏文”收场，与作者当初“以毕生的精力写一部忠实而详赡的《中国文学史》”的志愿相去甚远，能不让人感叹唏嘘?

上海古籍版《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中，有些文章可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补充。比如，《苏轼的文学思想》就延续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三册“两宋文学批评史”第六章“苏轼及其他议论派的述意达辞说”的思路，而又有较大的推进；至于《笔记文评杂录》(九则)和《笔记文评新录》(四则)，提要钩玄各种宋人笔记中的文学观念，可与《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三册附录的《两宋诗话辑校叙录》对照阅读，进一步坐实了郭绍虞的评价：“他搜罗材料之勤，真是出人意外，诗词中的片言只语，笔记中的零楮碎札，无不仔细搜罗。”

三

作为文学史家的罗根泽，喜欢“宏大叙事”，若《中国文学起源的新探索》、《中国诗歌之起源》、《散文源流》等，还有《乐府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开篇必是“绪言”，义界与分期，从头说起。朱自清表彰罗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编制便渐渐匀称了，论断也渐渐公平了”，但以下这句话，却蕴含着某种批评：“罗先生的书除绪言(第一册)似乎稍繁以外，只翻看目录，就教人耳目清新，就是因为他抓得住的原故。”明显地，北大哲学门毕业的朱自清，并不喜欢罗著的“绪言”。可这总共14节、长达30页的“绪言”，是罗著的特色。从“文学界说”一直讲到“编著的体例”，确实是哕嗦了些，很多“常识”没必要如此大张旗鼓。可罗根泽肯定不这么看，会认为这是体现其“因爱好哲学而得到的组织力与分析力”的绝好机会。几乎每做一个课题，无论专著还是长篇论文，罗先生都想来一点总揽全局的“绪言”。其实，引述时髦理论，非其所长；讨论著作体例，属于操作层面。在同时代的人文学者中。罗根泽并不具备与外国新学说直接对话的机遇，也缺乏就文学或人生展开深入骨髓探究的能力。早年的“爱好哲学”，主要体现在思路清晰，擅长条分缕析上。相对来说，我更看好其“因爱好考据而得到的多方求证与小心立说的习惯”，认定此乃其文学史著的最大特色。若能更加执着于自己这方面的擅长，加上对于文类的敏感，罗根泽先生在文学史研究方面，本可做出更大的成绩。

如此事后诸葛亮，很可能不为罗根泽先生所接受。原因是，罗先生有更加宏大的目标。在《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史》中，有这么一段：“中国文学的历史很长，文学及其他书籍真是浩如烟埃，一人的精力当然无法全读，更不用说细心研究。所以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应当从大处着眼，但必需从小处人手。”因此，罗先生制订一“以论文为始、以通史为终的步骤表”：

第一期：各种文学史论文

第二期：各类文学史、各代文学史

第三期：中国文学通史

只是人寿几何?哪经得起如此庞大且周密的研究计划。不过，这也是罗根泽先生可爱之处：只考虑学问之“可爱”与“可信”，而不考虑计划可行不可行。此文没有注明写作时间，但提及十几年前编著《乐府文学史》，据此推断，当撰于1940年代。大处着眼小处人手，这当然是做学问的正路，可研究者往往高估了自家的时间与精力(更不要说才华)。

“千古文章未尽才”，学者何尝不是如此?做学术史研究的，当有更多悲悯之情。茫茫学问路，除了规避外界的风刀霜剑，还得有把握机遇以及克制欲望的能力。在所有学者中，罗根泽的“人生规划”不见得是最为成功的，但像他那样坦诚，不断地自我表白，实不多见。在这个意义上，除了诸多精彩的专业论文，我推荐罗书中那些有点繁复、略带自恋的“自序”、“绪言”以及“研究计划”，因其能让我们了解前辈学者的思考与探求、奋起与失落。

[参考文献]

[1]罗根泽.《古史辩》第四册《诸子丛考》自序[A].罗根泽说诸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王国维.自序二[A].静庵文集续编[M].王国维遗书(第五册)[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3]罗根泽.乐府文学史・自序[A].乐府文学史[M].北平：文化学社，1931.

[4]罗根泽.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计划[A].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5]周勋初.罗根泽在三大学术领域中的开拓[A].陈平原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罗根泽.何谓乐府及乐府的起源[A].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7]罗根泽.中国古典文学论集[M].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1955.

[8]罗根泽.五言诗起源说评录[A].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9]罗根泽.现实主义在中国古典文学及理论批评中的发生和发展[A].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0]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序[A].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三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第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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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外企业看国内烟草企业的品牌营销

从国外企业看国内烟草企业的品牌营销

作者：佚名资料来源：网络点击数：427更新时间：2006-9-33:2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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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烤烟种植面积、卷烟产销量、卷烟增长速度、吸烟人数等4项指标雄居世界第一。与这些数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烟草企业在企业规模、经济效益尤其是在品牌营销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烟草企业存在着巨大差距。就美国的菲利浦.莫里斯公司（“万宝路”品牌的拥有者）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以及营业利润等方面都超过了我国所有烟草企业这些指标的总和。中国的产销量是世界上最大的，但为什么在一些“核心”指标上要远远落后呢？思潮公司认为：除生产技术外，我国烟草企业在品牌营销上的策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随着商品竞争激烈程度的增加，品牌营销在烟草产业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我国的企业在品牌营销方面有哪些不足呢？我们将以西方发达国家烟草企业为参照，探讨我国企业在品牌营销方面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1香烟的品牌建设收到区域的限制

烟草行业的地方保护主义由来已久（主要因为地方政府为了通过高额的烟草税收来追求当地的经济效益最大化）,这也是限制中国烟草企业品牌营销发展的最大问题。尽管国家烟草专卖局已经三令五申地指示不允许地方保护，但是这个趋势没有丝毫停止的意思,这样使外地卷烟进入当地市场非常困难。上海思潮市场咨询公司在进行一项调查时发现,一些消费者非常熟悉香烟在登上外地市场货架的难度相当大，甚至在有些店铺里，只能把这些香烟存在仓库里。短期来看，地方的烟草公司的利益确实得到保障，但这无疑损害了那些以全国市场为目标的大型烟草企业的利益，更加抑制了中国烟草行业的发展。

然而，短期之内消除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思潮公司建议烟草企业在推广品牌时首先要考虑本地市场及周边地区，然后进入壁垒较低的市场。

2中国烟草品牌过多，且以低档烟为主

我国烟草市场卷烟品种过多，每个品牌的市场占有率比较低、知名度也不高。据统计,我国烟草市场上生产卷烟的企业有几百家，现有品牌2000多个。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烟草市场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的菲利浦•莫里斯公司（PhilipMorris）在美国市场上占有率超过40%，“万宝路”品牌人人皆知；而日本日本烟草公司（唯一一家政府授权的烟叶买主和卷烟生产者）在日本市场的占有率高达80%，主力品牌MILDSEVEN在全球内几乎家喻户晓。

在我国的2000多个品牌中，低档产品占绝大多数的比例，且供过于求，而中高档产品的供应量不足。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中高档产品的需求必然会增加,可以说现在正是塑造中高档品牌的良好时机。同时,这对提升企业的知名度也有相当的帮助。我们发现，国外烟草企业的主力产品都是以中高档产品为主。中国企业在这一点上路任重而道远!

3让烟民多一点“上帝”的待遇

品牌是由消费者建立的。“消费者就是上帝”这一真理在烟草行业同样适用，这也是日本和欧美企业长盛不衰的秘诀之一。企业要树立起品牌形象，必须清楚消费者的需求与感受。感受消费者的感受，担心消费者的担心。一些国外烟草企业率先在开发产品时降低了香烟中焦油的含量,加入其他替代成分，以减少对消费者健康的危害。国内企业和西方企业在这一方面上的差距是相当大的。我们不要老是把精力放在改变香烟的口味或是包装上，更要提倡“服务兴烟”,多从消费者的角度想想，让他们真正作一回“上帝”!

4广告宣传需要另辟途径，出奇制胜

由于烟草对健康的危害性，国家出台了相应的法规禁止烟草利用广播、电影、电视、报纸、期刊广告。同时也禁止在各类等候室、影剧院、会议厅堂、体育比赛场馆等公共场所设置广告。那么我们企业有什么样的方式既对品牌进行了宣传,又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呢？英国著名的英美烟草BAT的经验值得借鉴。早在1912年，英美烟草就出巨资在英国圣安德鲁斯设立了一年一度的“登喜路”杯国际高尔夫公开赛，经过几十年的孕育，“登喜路”杯已经成为了国际著名的高尔夫赛事，同时，“登喜路”香烟也借此成为了国际知名的品牌。

同样,为了让长大之后可能成为烟民的年轻人能够了解和记住包括万宝路在内的香烟品牌，莫里斯公司曾经别出心裁地印制数千万个精美的书皮免费赠给全美的许多中小学。并在书皮上加上附注的“请三思”、“不要吸烟”等暗示性字样，既让反烟人士抓不到把柄，又着着实实地给莫里斯公司的万宝路等香烟品牌做了间接营销传播。这一举措在当时不仅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而且展示了莫里斯公司在公众面前的健康形象。我国企业从上面的两个例子中不难得到一些启示。

5品牌宣传要考虑“品牌内涵”与“本土化”两方面的影响

中国烟草企业在进行品牌营销的同时应当注意宣传媒介与品牌内涵的一致性，选择符合品牌特点的宣传手段。“万宝路”品牌长期以来一直给人以粗犷豪放的形象，根据这一特点莫里斯公司所选择的宣传手段之一是赞助F1的法拉利车队，他们所看中的就是法拉利车队的奔放、狂野的品牌个性与“万宝路”的特点非常吻合。“万宝路”让消费者联想到一个潇洒、豪迈的成功男士形象。

品牌营销的“本土化”也是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因素。70年代香港市场“万宝路”香烟的广告宣传充分证明了“本土化”的重要性。万宝路的牛仔形象在香港播出时，香港人虽然欣赏它的画面和音乐，却对终日骑马游牧的牛仔却没有好感。因为在香港人的心目中，牛仔是低下劳工，这在感情上是格格不入的。针对这种状况，万宝路迅速对宣传策略作了调整。于是，在香港电视上出现的不再是美国西部牛仔，而是年轻洒脱、事业有成的牧场主。经过这一改变之后，万宝路香烟在香港迅速打开市场，销售量直线上升。

6企业品牌的多元化发展

在这一方面，莫里斯公司依然做得相当出色。该公司除了拥有著名的万宝路牌香烟外，还拥有MaxwellHouse牌咖啡和MillerLite啤酒等产品，这些品牌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不仅如此，该公司还在加利福尼亚等地进行了房地产投资。正是由于多元化的发展，塑造了良好的公司形象，才使得菲利普莫里斯公司一直稳坐烟草界龙头老大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