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化交流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汉代文化交流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止水带热硫化焊接的基本工艺是在两条橡胶止水带搭接处放入止水带焊接专用生胶片，控制温度、时间，用硫化焊接机进行焊接，焊接机对止水带搭接接头进行加热加压，使位于两个止水带接头之间的生胶片熔化，生胶片与橡胶止水带接头处的硫化胶材料相似，亲和作用力大，生胶片里的硫化剂扩散至接触界面，与硫化胶内剩余的双键发生交联反应，形成共硫化体系，使接头处连为一体。再通过足够的挤压力，实现两条止水带之间的紧密粘接，从而达到止水带热硫化焊接防水的要求。
二、橡胶止水带热硫化焊接工艺流程
止水带端头切割整齐并打磨平整，上下对正在止水带接缝位置放置止水带专用生胶片（宽10cm，长35cm）用手将接缝处生胶片压实密贴接通电源，对焊机进行预热将止水带平铺在焊机底板上，位置对正夹紧模具，用手轮进行锁紧接通热硫化焊机，温度调整至145℃将加热时间调整为10分钟，冷却时间调整为8分钟至指示灯亮起关闭电源对止水带焊接质量进行检查，合格后进行止水带安装。四、焊接工艺操作要点
1准备阶段
在进行止水带焊接工作前应做好准备工作，工作场地应清除现场易燃易爆物品、强热源、油类或强烈氧化作用溶剂等，保持场地整洁。准备好磨光机及焊接设备，本标段采用的焊接设备为温州泳恒科技公司生产的YH-8030型号止水带焊接机。首先将水箱内所有配件取出，把水泵放好，并向水箱注水，注水后水箱水位应高于水泵，低于出水口。然后将热硫化焊机进行线路连接，热硫化焊机采用三相四线交流电源，电源线与温控箱电源接头连接，将控制电箱与焊接模具进行连接，再将焊接模具打开，上下两面均匀涂刷机油，防止机具在高温条件下与止水带粘结。将两条止水带接头切割整齐，用磨光机将需要焊接的两个接头上的胶梗及污渍全部打磨，使止水带粘合面平整且无污渍。纵向打磨长度为10~15cm。
2热熔阶段
橡胶止水带热硫化焊接时间短、效率高，全程自动化，非常方便。事先接通电源，对焊机进行预热，预热的温度没有固定的标准，可根据现场气温的高低以及施工条件来定，一般的情况下预热不超过20分钟。先将一条止水带接头放入热熔模具中，使其打磨面朝上水平放置，取出专用生胶片（生胶片是随焊机一起购买配置），生胶片长约35cm，宽10cm，将其粘在止水带上，然后将另一条止水带打磨面朝下放置，位置对正，与第一条止水带搭接长度不小于10cm，用手将止水带与生胶片压实密贴，夹紧模具，并用手轮锁紧。将水泵电源接通，在热硫化焊机温度控制箱的温度调节器上将热硫化焊机加热温度调为145℃，将加热时间调整到10分钟左右，将冷却固化时间调整到8分钟左右，按下电源开关，再按下启动开关，焊接机开始工作，直至指示灯亮起，焊接完成，拆除加固装置检查接缝处质量。
3质量控制要点
由于橡胶止水带在隧道施工缝中具有重要作用，应严格控制其焊接接头质量。焊接质量的控制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注意：
（1）作业工人必须熟悉操作流程，工具准备到位。橡胶止水带接头热硫化焊接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严格培训，培训合格后方可进行作业操作；
（2）清除焊接场地周围存在的易燃易爆物品、强氧化剂、油类等物品，防止橡胶止水带受到氧化侵蚀和污染。热熔焊接不宜在低温环境施工，适宜温度在5℃~30℃范围内；
（3）止水带连接前需对连接位置的两端止水带进行打磨处理，使其表面清洁，宽度不小于10cm。焊接前，止水带摆放时止水带肋纹应与底板对应凹槽对齐，焊接时需控制好焊接温度，防止温度过高造成止水带起泡；
第2篇
关键词： 汉字教学非汉字文化圈 汉字文化圈
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诸多模块中，汉字教学一直以来都是难点和重点。由于汉字复杂的立体结构及音形意相结合的独有特征，很多外国留学生都认为汉字学习无规律可循，便产生畏难情绪，出现开始逃避汉字学习。特别是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因为汉字与拼音文字大相径庭，所以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一下无章可循，丧失信心。汉字教学在初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对不同文化圈的留学生进行专门系统的汉字知识教学是势在必行的。本文主要通过分析不同文化圈的留学生初次接触汉字的不同心理表现，有针对性地分析不同文化圈的学生汉字的学习情况，并提出有效的教学方法及建议，以期对外汉语的教学有帮助。
一、分析不同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对汉字的认知情况
汉字和拼音文字是两种不同的文字体系，因此使用拼音文字的学生认知汉字有着许多障碍。汉字是一种形体与意义紧密结合的意音文字，无论是与欧美国家的拼音文字还是与日韩国家的拼音文字相比，汉字的形体均有所不同，而且汉字的构造表现一直以来都是字形、字音、字义三者之间的紧密结合体，因为汉字丰富的文化知识及复杂的结构，所以不同文化圈的学生对汉字的认知有着不同的表现。非汉字文化圈和汉字文化圈的留学生初次接触到汉字笔画表时，因非汉字文化圈的留学生从未接触过汉字，所以在不了解笔画的规律和意义的情况下，常常都是模拟拼音文字的构字方法，将汉字的笔画随意组合，认为汉字就是用这些笔画组成的一幅画；汉字文化圈的留学生如韩国的留学生们，因他们国家的文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多从小学开始就学习书法、写汉字，尽管韩国语语系与汉语完全不同，但是韩国学生却属于有着汉字背景的人，对汉字的认知不同于使用拼音文字的人，对汉字有着感性的认识，即我们俗称的字感。除了韩国外，还有日本等东方国家的人，很多人对汉字有印象，不能说每个人都能较清楚地写出汉字，但是这种对汉字的感觉是似曾相识的，所以汉字文化圈的留学生看到汉字的笔画就能够有目的地将笔画组合成一些偏旁部首，较好地模拟出汉字的框架。
二、分析不同文化圈对汉字教学的影响
由于汉字和拼音文字的差异很大，因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顺利地进行汉字教学并不容易。拼音文字为表音文字，字形为单向线性排列，构造简单，主要依靠听觉感知。而汉字是多行进行，呈三维立体结构，构造复杂，表音度低，表义度高，并不直接表音，对视觉感知要求较高，内含信息量丰富。非汉字文化圈学生的母语文字背景为拼音文字，不仅可以直接拼读，而且是单维结构，拼读和记识都较为方便。汉字是声、韵、调兼备而内隐的表意文字，形式上是音意结合的平面图形，笔画多向行进，且重叠交叉，比较复杂。因此非汉字文化圈留学生最初接触到汉字时往往会视觉混乱，读写都不得要领。初识汉字的留学生眼中的汉字只是一堆毫无意义的抽象符号，所以他们只能照猫画虎、盲目描画，耗时费力，却又事倍功半。也正是因为拼音文字的影响，在实际的汉字教学中确实难以改变学生的固有思维，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一套自己的母语思维及表达方式，所以他们对汉字并没有感觉，只是觉得汉字的书写就是画画，并不理解汉字中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对于非汉字文化圈学生来说，最大的困难不是理解汉字的意思，而是心理认知的扭转。
属于汉字文化圈的东南亚国家至今在日常生活和文化教育中都频繁接触汉字，受东方文化的影响，虽然文字体系不同，但是韩国、日本等国对汉字的字形结构并不陌生，在这些国家中有很多学生从小就接触过汉字，他们中的很多人会写繁体的汉字，练习过毛笔字。所以韩国留学生对汉字有着强烈的认知感，绝大部分学生对汉字有初步的认识，能通过存在于脑海的汉字基本信息，进行模拟和组合。但是因为这些汉字文化圈学生对汉字的认知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所以在汉字教学中很多学生凭借自己的印象画出汉字，而不是写出汉字，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汉字的文化意义，只是凭印象画而已，在汉字学习中不得要领，书写中常常出现错误。因此在教学中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存在的不是心理认知的改变问题，而是改变认知习惯的问题。
三、教学建议
对于非汉字文化圈的留学生，第二语言的学习基本通过“模仿”、“强化”这些方法。因为开始接触一个新的文字体系，他们原有的文字知识对现有的学习不仅没有帮助，反而经常会干扰汉字学习，即我们所说的负迁移。因此，不能急于将汉字体系灌输给学生，强制要求学生理解汉字音、形、义之间的联系，记忆完整的字形结构，这对于没有任何汉语背景的留学生来说都比较困难而且不现实。他们虽然对汉字容易产生混乱，但在课堂实践中可以发现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对汉字的反应不是没有，大部分人都是本着从拼音文字的思路出发，从“尝试”的心理出发，通过汉字笔画直观的刺激，尝试笔画随意组合，任意排列，直至成功写出汉字。因此，对于非汉字文化圈的留学生，教师可以采用“尝试模拟法”，充分利用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汉字学习的积极心理，正确分析并理解学生的这种心理状态，尽可能地调动学生的参与性，将汉字笔画写在卡片上，鼓励他们不断地尝试组合，从中找到学习汉字的乐趣。然后让学生模仿教师书写汉字，逐渐确立学生对汉字部件的认知，一方面使学生适应方块汉字，渐进式地改变原有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另一方面为学生写汉字打下基础。待学生对汉字有了基本概念和轮廓、适应汉字的立体结构后，教师就可以开始系统地介绍汉字这一新的文字体系了。
针对汉字文化圈的留学生，他们认识和学习汉字的过程是凭感觉、记忆的一种再加工，即使在没有系统学习的情况下，他们也能模拟出汉字的框架。所以对于这类学生，为了更好地培养他们对汉字的字感，我们可以通过“实际练习法”进行鼓励式教学，利用学生的已知信息，帮助学生在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之间建立联系。通过组织学生看电影、汉字书写比赛等多种方式去唤醒他们的认知信息，充实学生的记忆库，让汉字的笔画和字形在学生的大脑中逐步形成，逐渐扩充学生的汉字信息，也就是让他们进行大量的汉字识别，使学生积累一定汉字量，达到一种自我激活的状态。在汉字书写的练习中教师应耐心强调相近汉字的笔画、结构等，分析对比相近结构的汉字，使学生逐渐改变自己对汉字原有的认知习惯，认真准确地书写和理解汉字。除此之外，教师还可组织学生进行阅读训练，增加阅读量，培养理解和使用汉字的习惯和能力。学会的汉字越多，理解的词汇就越多，阅读理解的能力就越强，因而通过阅读可以巩固已学汉字，在语篇的环境下进一步强化汉字的理解和记忆。
总之，不论是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还是汉字文化圈的学生，我们教学的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使他们灵活运用汉语。对于初学汉语的留学生来说，汉字的学习会为他们将来汉语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汉字教学至关重要。然而一味地进行汉字“模式化灌输”是行不通的，先要了解学生学习汉字的初期心理，其次才能做到因材施教，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手段，更好地帮助学生学习汉字，从而更好地促进对外汉语教学。
参考文献：
［1］赵金铭主编.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5.
［2］张大均主编.教育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7.
［3］刘著.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0.
［4］张厚粲.行为主义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第3篇
此次山东博物馆策划推出的“山东地区两汉文明展”侧重于多元化地展示山东地区汉代文化的重要研究成果，弘扬山东地区汉代的辉煌文明。该展览由山东博物馆主创，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淄博市博物馆、齐故城遗址博物馆、青州市博物馆和巨野县博物馆六家文博单位的支持下，于2016年7月26日开幕，展期为三个月（图一）。
一、展览构思及内容设计
此次展览以山东地区发现的汉代大型诸侯王墓为主体，包括巨野红土山汉墓（昌邑王）、章丘洛庄汉墓（吕王）、临淄大武汉墓（齐王）、曲阜九龙山汉墓（鲁王）、长清双乳山汉墓（济北王）和青州香山汉墓（淄川王）等六个大型汉墓出土的文物精品为主，兼顾其它重要的遗址、墓葬中发现的精品，各类展品盗看锏290件（套）。本次展览是诸侯王大墓珍贵文物的首次聚集，众多展品均为首次亮相。
展览设计以汉代诸侯王贵族的生活为主线，分优雅生活、宝马华车、事死如生、文化交流、艺术之美五个单元，以直观清晰的方式条分缕析地展示了山东地区近年来的汉代文化研究成果，更是与古罗马帝国文物展同时推出，将历史上同一时期鼎力世界的两大帝国的文明精华一同展现在观众面前，展现了拥有雄厚历史积淀的泱泱大国风范。
在展品的遴选上，我们优中选优地将展品以最合理的方式组合排列，尽可能地展示汉代山东地区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鼎食宴舞的优雅日常（图二），到宝马华车的雍容出行（图三、图四），再到事死如生的隆重丧葬（图五），生动地铺陈出一张张汉代诸侯王奢华生活的图景。
汉代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活跃期，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享誉中外，而海陆交通便捷的山东，作为丝绸制作的中心之一，无疑为丝绸之路的开通做出了重要贡献。本展览的文化交流篇章重点展示山东出土的带有鲜明外来因素的展品，与同时开展的古罗马帝国文物展形成呼应（图六）。
艺术之美篇章主要展现汉代的书写及雕塑艺术。汉代文字从篆书发展为书写更为简便的隶书，遗留下来的竹简、印章和碑刻生动地诠释着书写艺术的内涵。东汉时期，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西方的雕塑艺术与本地的雕刻艺术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代雕塑（图一）。
整个展览以汉代山东地区的精品文物贯穿主线，多方位全面展示汉代生活的方方面面，用物质的展品为载体反映汉代人的精神世界。此外，展厅和展陈背板的形式设计别具匠心，用鲜明的汉代元素营造出汉风浩荡的亲身体验，给观众带来一场难忘的汉文明之旅。
二、汉代的精神文化生
活及精品文物展示
1、“事死如生”概念的形象体现
在中国古代，人们相信人死之后在阴间仍过着类似阳间的生活，因而对待死者也应该“事死如事生”，所以陵墓的地上、地下建筑和随葬品多仿照生前。《荀子・礼论》记载：“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秦汉时期，这种丧葬观念在贵族墓葬中得以鲜明的体现，也方便了我们从墓葬中直接获得关于当时社会文化体系的直接资料。此次展览中的展品绝大多数出土于汉代山东地区的诸侯王墓，可以说是“事死如生”的丧葬观最生动的体现，为我们展示出汉代诸侯王贵族的真实生活画面。
汉代是中国建筑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建筑形式和门类已经相当完备。现实生活中的门阙、亭台楼阁、苑囿等建筑范式，常以陶塑和石刻汉画等形式出现在墓葬中。汉代方士公孙卿曾言“仙人好楼居”，认为仙人都是住在高楼之处，因此汉代贵族豪强热衷修建高楼（图七）。墓葬中陪葬的陶楼既含有此寓意，也表达了对生前居所的沿用之意。
作为汉代山东地区的最高等级贵族，在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各类用度必然是极为细致讲究的，先抛开各类精巧美观的器物不谈，单从随葬的各类陶俑就可见一斑。各种侍从俑可以随时为墓主人提供贴心的服务，乐舞俑为宴飨助兴，兵马俑保卫墓主人的安全，各种陶俑成为汉墓中最常见的陪葬品之一（图八）。
2、炼丹术及其精神追求
炼丹始于公元前三世纪的战国时期，秦汉两代开始盛行。人们从金、玉不朽的特性出发，试图用铅、汞、硫、砷等重金属炼制黄金，虽制成了多种貌似黄金白银的假金，但也创造出了多种炼丹仪器和提炼药品的方法。东汉魏伯阳编著的《参同契》是我国第一部炼丹术著作，也是世界公认的现存最古老的炼丹书。服食丹药、长生升仙在汉代以及后世成为帝王贵族们的热衷，虽然长生不老未曾实现，但是炼丹术的发展间接地促进了火药的发明，成为影响文明进程的四大发明之一，享誉中外。
此次展出的一组炼丹器物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展品为巨野红土山昌邑王刘m墓出土的盛放丹药的鼎、丹药、药匙、药杵臼（图九）。这件铜鼎出土时发现盛有丹药，同出的药匙和杵臼也是制作丹药的器具。这组展品生动地表现了汉代人追求长生的愿景，与文献记载的汉代贵族乃至帝王炼丹求仙的记载相吻合。
3、日用器中体现的精湛工艺和美学价值
宴飨在汉代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饮食器物因而成为汉代文物中的大宗。山东地区诸侯王墓出土的各类饮食器华丽精美、设计巧妙，是汉代贵族奢华生活的最有力的体现，也反映了汉代工匠高超的锻造技艺和审美水准。
临淄商王墓出土的错金银铜盒（图十），通高12.4厘米，腹径15厘米，极为精巧雅致。整个器物纹饰繁复有序，器腹和盖面饰多周错金银花纹。器盖上纹饰极为精美形象，五周错银细弦纹将纹饰划为内外两区，内区为双龙双鹿纹，外区则饰龙凤纹和虎纹。龙体弯曲似腾云，双鹿两角相柢，卧虎张口而啸，飞凤张喙而鸣。龙凤虎鹿皆为首部错金，身饰错银斜线和鳞状纹，空白处饰有卷云纹。整个图案龙腾凤舞，虎卧鹿柢，颇具动感。此外，盒的内地和盖内各铸刻“钧奠”二字。出土时盒内盛有大枣，枣肉已经干瘪，可能为祭奠所用。
临淄商王墓出土的一件青铜汲酒器造型独特，设计精巧，颇为引人注目（图十一）。该器物通高65.2厘米，其中长柄近60厘米，呈竹管状，下接平底、中空、形如荷蕾的球形器，球形器腹径7.2厘米。柄外表为四竹节形，柄端封闭并饰龙首衔环。在龙首之下第二竹节处有一长方形孔，与球形器底部中央的圆孔互相贯通。使用时，手握柄将球形器没入酒水中，手指按压柄上方的孔洞，同时将器物从酒水中提出，再将器物移入接盛酒水的酒具，松开按压柄部孔洞的手指，酒水随即进入酒具嘲。这是利用气压原理来汲酒的精巧器物，生动地体现了汉代工匠的巧思构想，也是汉代科技发展的成果体现。
4、丝绸之路上的中外文化交流
山东发现的西汉时期的金银器虽数量不多，但特征鲜明，其中有些器物风格与中国迥然不同，带有浓郁的西域文化特色。在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工匠依据本土传统对其加以改造，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中极富特色的典型器物。
1978年临淄大武齐王墓陪葬坑出土的鎏金铜蒜头壶（图十二），高42厘米，腹径21.8厘米，该壶呈直口，细长颈，球形鼓腹，圈足，平底。肩有一对铺首衔环，颈部上、下和腹中部各饰一周凸弦纹。器盖为弧面母口，上饰凹弦纹，器盖中央有一环钮。该器物口沿下部凸起呈蒜头形，是带有典型西域风格的装饰艺术特征。另外，汉代虽财力充裕，但金质容器比较少见，多以鎏金器替代，此鎏金铜蒜头壶就是其中的代表。
第4篇
关键词：汉代民间舞蹈；汉代宫廷乐舞
中图分类号：J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1-0161-01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森严。由周王朝建立的区分等级的礼乐制度，把社会各阶层分为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由宗教祭祀乐舞、宫廷乐舞所构成的属于上层文化；下层文化又称俗乐文化，俗乐在汉代摆脱周王朝制定的先王礼乐而形成的文化偏见，在汉王朝获得较为自由的发展。自汉王朝以后，不管是上层文化的雅乐还是下层文化的俗乐，在中国舞蹈发展的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下层社会的俗乐自汉王朝以后的发展更为卓越。汉王朝的乐舞，正是在这种雅俗相互交融的背景下发展成为汉代独具特色的艺术。
一、汉代乐府机构
（一）乐府的建立
汉代是继秦王朝之后出现的封建王朝，分为西汉和东汉两个历史时期。公元前221年，西汉建立，统治者在全国实行一系列措施，社会生活秩序完善，人民对乐舞的需求日益增多。西汉初期统治者设立的乐舞机构主要分为奉常的太乐、少府的乐府。奉常的太乐主管汉王朝宗教祭祀的雅乐；少府的乐府主要收集民间乐舞，经过重新的编排、整理形成供统治阶级欣赏娱乐的乐舞。
（二）乐府的兴盛
汉代被历史学家分为西汉和东汉，在此期间先后经过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等帝王统治。汉代乐府的建立是在汉高祖时设立的，当时，战时刚息、百费待兴，统治者把稳定封建经济秩序、发展社会生产为重心，对乐舞的发展不是很关注，只是在重要的典礼中使用乐舞。随着社会的稳定、生活的富裕、国家的强大，乐舞活动普遍兴盛，乐府机构逐渐扩大。在武帝时期，在乐府的发展上主要表现为：其一，扩建乐府编制：汉初时，统治者主要加强封建统治建设，对乐舞的发展关注极少，只有在重大典礼中运用乐舞，到武帝时，乐府设立在长安西郊专供帝王游乐的上林苑里。其二，增加乐工：汉初乐府的编制，只设令、丞各一人。武帝时期，乐府的编制已定为“乐府三丞”，同时曾加乐工。到汉武帝时，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社会生活日益富裕，人民对乐舞的需求更大，乐府的职责逐渐扩大。
二、乐府的活动内容
1.主要采集、汇集民间标志性音乐、诗歌，创造、改编音乐、诗歌，创造具有欣赏价值极高的乐舞，组织乐妓进行表演。乐府在收集民间音乐、诗歌时，把各地的民间乐歌汇集到乐府后，由乐府的夜诵员在夜晚朗诵这些民间诗歌。
乐府在收集各地民间乐歌时，范围之广。从乐府收集民歌的范围看，民歌的收集范围大概东到黄河，西至西域，南至长江以南，北至匈奴及其他北方少数民族。
2.用乐府俗乐配祭郊祀以致宗庙的礼仪。汉王朝的雅乐体系是继承周王朝的先王之乐即《六舞》，用其作为汉代的宗教祭祀乐舞。周代的《六舞》是先代流传下来的古乐舞，上古乐舞由于战事离乱、时代久远，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随着汉王朝经济的迅速发展，原有的宗教祭祀乐舞不能适应当时政治需要，当时统治者极重视宗教祭祀的雅乐，宗教祭祀已成为封建王朝的重要活动。从上可以看出统治者改编、扩大乐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雅乐的俗乐化。
3.促进中外乐舞交流。汉王朝地处中原地区，政治稳定、军事实力强大，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融洽。汉王朝统治期间，周边少数民族传入优秀的百戏作品到中原地区，乐府吸收周边少数民族乐舞精化，进行吸收、改编，融入到中原乐舞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乐舞的发展和提高。周边少数民族舞者学习中原优秀乐舞，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传播推广，促进周边少数民族了解汉代中原传统文化。乐府在中外乐舞交流中，促进了汉代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
综上所述，汉代中原地区是汉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心，是周边少数民族与汉代中原乐舞交流中心，是汉代整体乐舞迅速发展的集中地，也是汉代民间乐舞优秀作品的集中地，这些促使汉代中原民间舞蹈的繁荣发展，乐府对中原民间舞蹈的加工、整理，使汉代的宫廷乐舞高度发展。
汉代乐舞热潮现象是由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人文的以及音乐自身发展规律等综合因素所造成的。探析其现象及原因，可以给我们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以有益的启示。同时汉代乐舞是秦汉以来民族大融合与文化大融合的产物。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想象力和巨大创造力。它的发展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和智慧的结晶，而广泛的社会交流是音乐文化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王克芬.中国舞蹈发展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第5篇
关键词： 华夏文化 外族外域音乐 传播与交流
文化的传播，实际存在于人类所有民族文化的发生、发展和衍化的过程中。华夏音乐的发生、形成就像华夏民族历史形成的多融性那样，在历史上被不断充实、丰富。在此要指出的是，由于并不存在一个贯穿古今、经久不变的地域文化划分概念，它与所谓外族外域音乐间的相对区分是就某一特定时期内音乐的传播、交流等文化现象而言。
一、华夏民族早期音乐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就华夏音乐文化的早期传播交流方面的记载，有古籍中关于夏王朝时期少数民族献乐表演、音乐“留学制”，以及传说中周穆王西征的记载。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后发既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路史・后记》十三《注》引《竹书纪年》载：“少康即位，方夷来宾，献其乐舞。”《穆天子传》卷六记载周穆王在漯国为祭死去白鹿，以西巡时随带的盛大乐队举行祭礼演奏。又据《穆天子传》卷二：“天子五日休于山之下，乃奏广乐。”“天子三日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广乐，三日而终，是曰乐池。”据考，这两次音乐演奏会先后在阿富汗附近的山下和与里海相连的黑湖边上举行。这次西巡具有中华夏音乐第一次大规模传播并影响外域音乐的意义。这些历史信息都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华夏民族很早就与其他民族之间有政治、文化的交流与接触，作为主流文化、强势文化的华夏音乐文化在交流中吸收包容其他民族文化，于是形成包括“南蛮之乐”、“东夷之乐”等四方之乐的周代宫廷乐舞。虽然没有早期关于弱势文化群体的相关记载，但我们不难推断出它们在文化交流中接受华夏文化输入并被其同化的必然结果。
二、汉魏晋南北朝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交流
自汉武帝使张骞通西域后，丝绸之路便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保持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丝绸之路对华夏文化与中亚各国文化的交流有促进作用。汉代乐府中的主要乐种鼓吹乐，最初作为一种马上之乐，产生于北方以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中，后作为汉代仪仗、军乐之用。现在多种被称为中国传统的乐器都是当时从西域传入的，随着时间推移逐步被汉化。例如被称为“龠”的三孔竖吹笛属乐器，即羌笛，马融《长笛赋》曰：“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来及己。……”另有胡笳，是汉代流行于墓北与西域游牧民族生活地带的乐器。经丝绸之路由西域传入的乐器还有竖箜篌、琵琶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音乐与中原音乐的文化交流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这一时期的音乐交流，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经常是在战争动乱、通商往来、皇族通婚中得以发展的”。①在当时西域诸国中具有最高音乐水平的是龟兹，从其文化构成要素上讲，龟兹乐属文化复合体，其最能体现出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碰撞的结果。龟兹作为弱势文化，一方面，受到来自印度强势文化的影响，通用语言中大量采用梵语，其音乐也受到印度音乐、阿拉伯音乐的很大影响，另一方面，在与中国文化交流中受到中国文化的很大冲击。从两汉至南北朝，龟兹官府文书和民间契约都用汉文，龟兹以西，人习梵文，龟兹以东，人习汉语。据库车一带古城遗址中发现的不少汉文字书。龟兹音乐传入中国后也备受重视，作为乐部被收入隋唐燕乐。
三、唐代中外音乐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经过南北朝外族外域音乐文化大规模地传入，并与中原文化相融共存，到了隋唐时期，这种音乐文化的多元性促成了当时燕乐的繁荣，唐代十部乐中收入了龟兹、疏勒、高昌、康国、安国、天竺、高丽与燕乐、清乐、西凉乐共存。如《新唐书》卷二十二所载，周、隋以来，“歌舞杂有四方之乐。至唐，东夷乐有高丽，百济；北狄有鲜卑、吐谷浑、部落稽，南蛮有扶南、天竺、南诏、骠国，西戎有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凡十四国之乐，而八国之伎列于十部乐”。显示出作为主流、强势文化的华夏音乐的强大包容性。与此同时，在中外音乐交融中达到很高艺术成就的唐代音乐，又将自己的能量辐射、扩散到其他文化区域中去，对一些亚洲国家的音乐生活起到过重大影响。音乐史学家杨荫浏先生曾对此作过记述，略述如下：
从隋高祖开皇二十年至唐昭宗乾宁元年近三百年间，日本派来中国的“遣隋使”、“遣唐使”，一共有二十二次。
中唐时期，遣唐使组织规模特别盛大，七二三年一次就有五百九十四人之多。其中有很多留学生和学问僧，他们中间，除了学习政治、经济、文学、美术、建筑等文化项目外，也有一部分人是学习音乐的。例如七一七年入唐、七三五年回国的留学生吉备曾带回《乐书要录》十卷及律管方响等；八零五年回国的学问僧最澄、义空曾携回唐乐器多种。此外，因当时海上交通十分困难，有的中国人到了日本未曾回国并做了日本乐官。这些人在日本所发挥的作用，对日本中世纪时期的文化发展是有决定意义的。日本对唐朝传去的乐书、乐器、乐曲十分重视，世世代代保存下来。唐代燕乐曲调，被传到日本去的，谱在百曲上。乐书、乐器、乐曲，加上在唐代培养出来的日本音乐家及其继承者的长期努力，对历史上日本音乐文化的发展曾起到过不小的影响。
作为弱势文化的日本文化努力吸收、借鉴唐代文化，在当时几乎被唐朝文化同化，这可以从他们文化各个方面看出，譬如：文字、服饰、女子发饰、建筑，当然也包括音乐。
朝鲜也受唐朝文化很大影响。唐朝初年，朝鲜已派遣留学生来唐求学，以后继续派遣，络绎不绝。到十二世纪初，朝鲜音乐分为“唐乐”与“乡乐”两类，其唐乐的乐器都与中国相同。
四、元明清时期中西音乐的传播与交流
在元代，蒙古贵族凭借军事武力的优势在中国建立了王权统治。随着蒙古人的多次西征，阿拉伯音乐及欧洲音乐也随之经中亚到达中国新疆、、蒙古和中原地区。在元朝宫廷宴享的乐器中，就有一些新传入的乐器。据《元史》卷七十一《宴乐之器》条，当时宴乐中使用乐器有：兴隆笙、殿庭笙、琵琶、筝、火不思、胡琴、方响、龙笛、头管、箜篌、笙、云H、箫、戏竹、鼓、杖鼓、扎鼓、和鼓、羌笛、板、水盏。由这些乐器组合可以看出自汉唐以来中外乐器兼容并蓄的成果。除了汉族原有的传统乐器外，其中如琵琶、箜篌、羌笛是早在汉代便已传入并广泛运用于隋唐，其中有的是在元代首次出现的乐器，如云H，是今日云锣的前身。
明清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与对外贸易经商的不断扩大，中西音乐文化的交流也比以往更为频繁。明末，西洋音乐与乐器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来华而不断传入中国。在这段时期，当西方音乐随着整个西方文明在世界范围内扩散、传播，并渗入到古老的华夏音乐文化之中时，其影响是十分有限的。与此同时，中国固有的传统音乐却在以较强的辐射量对亚洲的日本、朝鲜等国继续产生影响。
据文献记载，明崇祯末年，名宫廷乐官魏之琰到达长崎，他随身携带有两百四十多首明代流行的歌曲谱和笛、笙、箫、云锣、管、琵琶、月琴、瑟、檀板等管弦乐器。这两百多首乐曲包括根据《诗经》、乐府、唐诗、宋词谱写的歌曲和明代太常寺用于礼仪的乐歌及一部分佛曲。这些作品传到日本后，经常演唱，并进宫廷表演过。到了魏之琰四世孙魏皓时期，“明乐”在日本受到广泛注意。魏皓为传授“明乐”，便从其曾祖所传两百余首古代歌曲中选编成《魏氏乐谱》一书。此“明乐”与清代传入日本的小曲合称“明清乐”，颇受日本人民喜爱。《乐学规范》是十五世纪朝鲜著名音乐理论家成砚所编的一部书，书中详细记载朝鲜使用的乐律理论和雅乐、乡乐、唐乐的乐曲、乐谱、乐器、乐队组织和舞蹈服装道具等。明宫廷中有“高丽舞”的表演，明洪武三年与永乐三年，明政府两次增乐器乐曲给朝鲜。朝鲜李朝世宗当政期间，派遣乐官到中国考察雅乐与宫廷燕乐，并绘制各种乐器图样带回朝鲜。当时朝鲜还使用由我国传入的律吕字谱和工尺谱。
在明清以前的几千年里，由于政治经济强大，华夏文化在交流中一直处于强势地位，对优秀的弱势文化表现出很强的包容性，兼收并蓄。受到华夏文化冲击的弱势文化譬如日本、朝鲜，随着华夏文化的输入在很多方面被同化，而有些却作为边缘文化继续默默存在。
注释：
①修海林.古乐的沉浮.山东文艺出版社，275页.
参考文献：
［1］古本竹书纪年.
［2］路史.后记.
［3］穆天子传，（卷六）.
［4］穆天子传，（卷二）.
［5］新唐书.
第6篇
论陆贾的风俗观
秦汉瓦当释读六则
汉代文化交流二则
秦汉帝陵祭祀制度研究
河西之争与秦都栎阳
五陵原地理范围考辨
西汉帝陵诸问题的探讨
论秦汉“魁”及相关称谓
汉代牢狱的管理制度
汉唐考古学几个问题的思考
《史记》生死观析论
悬泉汉简所见辛武贤事迹考略
试论秦陵墓制度的演变特征
汉建章宫若干问题初探
东汉洛阳礼制建筑研究
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
春节腊祭的形成及传承
秦文化与大秦文化刍议
周秦礼制的关系以及秦人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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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西安北郊王莽时期的一座墓葬
秦汉社会如何评价北击匈奴的战争
五陵原地区气象气候演变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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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乡、亭侯爵设立时间新考
东汉伟大科学家蔡伦生平事迹考论
峡江汉墓的形制演变与文化发展
秦早期都邑与天水和关中
五陵原植被及其发展演变状况
论秦始皇的性格特点及形成原因
汉代以来月宫图像的考古学观察
论西汉郡(部)都尉治所设置
20世纪的“汉书学”:综述及理论思考
论汉朝学术文化的成就与盛衰
秦汉民间意识中的“小儿鬼”
清华简《系年》与秦人西迁新探
秦汉关中农业开发及生态环境研究
秦汉关东贵族迁徙关中之特点与影响
丝绸之路南线长安至陇山段考察研究
论“亡秦之鉴”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影响
关于“犛亭”及“霸陵过氏瓴”陶文的诠释
《汉书·地理志》的风俗区划层次和风俗区域观
秦汉政治、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下的越地文化
项羽“都江都”考论——从“西楚霸王”名号说起
隐逸与时势:“四皓”故事的政治文化学分析
《汉书·枚乘传》“二十四郡、十七诸侯”考辨
第7篇
20世纪以来，考古学家对楼兰遗迹进行了多次考察，发现了一座边长大约330米，呈不规则正方形的城墙遗址，出土了一些文物。在城周围的坟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丝织品、钱币、金银珠宝、漆器、玉器和玻璃制品，还有源自西方的绘画、雕刻艺术品，而城尔的一座残破的高达10.4米的佛塔，是至今尚存的中国最早的宗教建筑。
楼兰城是楼兰王国前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东通敦煌，西北到焉耆、尉犁，西南到若羌、且未。古代“丝绸之路”的南、北两道从楼兰分道，楼兰城依山傍水，作为亚洲腹部的交通枢纽城镇，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曾起过重要作用。
楼兰是古代丝绸之路西山阳关后的第一站。当年，这条交通线上，“使者相望于道”，交通之繁忙，城市经济之繁荣，盛极一时。繁荣的商业为楼兰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使楼兰人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中原的商品和工艺也借着丝绸之路传入楼兰，给楼主带来了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楼兰此时已经成了西域的乐土，沙漠里的天堂。
昔日的楼兰城占地约10 万平方米，在孔雀河下游。
城正中是行政官署，官署由土坯砌成，有粗而高的门柱，有涂朱漆的雕梁画栋，这里是古城的权力中心，也是古城最豪华的处所。
城南是居民区，居住着大约14000 人，残存的房屋显示出这里有中国宅院式建筑，分正房和厢房，屋后还有果园。
城东有一座高大的佛塔，2.5千米外有一座佛寺，这可以窥见当年这里的宗教情况。城东北还有残存的土堆，这就是汉代的驿站遗址。
城西北和西南有茂密的胡杨林。
城中街道纵横分明，还有一条河由西北向东南穿城而过。城周围有集中的墓地，这里可窥见当时的风俗人情。
大量的文物再现了楼兰昔日的辉煌。城里发掘了大量的文书及木简；既有汉代的五铢钱，也有遣霜帝国的铜币；既有汉代的丝织品、绢网，也有波斯的壁画，甚至希腊、罗马以雅典娜为图案的工艺品；还有各国的陶器和漆器。
这一切都显示了楼兰在中西方交通、文化交流及商贸上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
古丝绸之路西出长安，经著名的敦煌，再西行至楼兰。楼兰的确是中国对外交流的枢纽和前哨。它在当时，是一座颇具规模的国际性中转城市。中国客商到这里，便可选择不同道路前往世界各地，而世界各地的人员从四面八方汇集于此，再前往长安。正如史学家孔拉特所说：“楼兰古城的兴衰，是一面世界史的纪念碑。”
让我们想想昔日楼兰的辉煌吧：
第8篇
文献记载表明，先秦时期的黄河流域就与葱岭以西地区有较牢固的联系。昆仑山玉石的东输对于中原玉文化的兴盛有非凡作用，斯基泰人的东迁南下对于中亚和南亚的人种与文明有着深刻影响，两者更表明中原与西方的交通道路在远古时期便实际存在。西汉武帝时期张骞“凿空”后，就在今天的阿富汗市场上发现了绕道印度而来的中国四川地区的纺织品和竹木制品。可见，汉代中国政府开辟丝绸之路和经营西域，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远古交通道路的重新认识和拓展，但更重要的意义是中原地区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外部世界并延伸本土文化的活动空间。西方各地区的文化汇入中国，成为中国文化更新的重要动力，中国的特产渐次西传，在很多方面影响了西方诸地的生活习惯。
丝织品名副其实为中国的独特创造。古代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则与丝绸有密切的关系，以致后世将中国与周边世界的交流通道通称为丝绸之路，而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条实际通道，丝绸之路的产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春秋战国之际，东西方之间已经沿着如今被称为丝绸之路的欧亚大陆交通路线开展丝绸贸易。被认为写于公元前5世纪阿契门尼德王朝统治下的波斯(the Aehaemenid Empire 0f Per-sia)的《旧约・以西结书》，有一段提到耶和华要为耶路撒冷城(Jerusalem)披上最美丽最豪华的衣裳。耶和华在形容世间最美丽的织物时两次提到“丝绸”。这意味着此时的波斯帝国境内已有中国丝绸。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Herodotus)和色诺芬(Xenophon)也说波斯人喜爱米底亚(Medea)式的宽大上衣，而此种衣物的材料正是后来被希腊人称为“赛里斯”(Seres)的中国丝绸。这种轻薄衣料的来历令希腊人浮想联翩，如猜疑出产于羊毛树上，或推测得之于蜘蛛腹中。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同一时期丝绸也已传至欧洲，因为所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希腊雕刻和彩绘人像所穿衣服都极为稀薄透明，似为丝绸面料。汉唐时期，丝绸不仅是北方陆路交通线上的主要贸易品，也是中国政府赐赠西方国家的主要礼品。
需要指出的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在丝绸还未成为主要贸易商品之前的远古时期就已存在。草原之路与绿洲之路的出现正是这种交流存在的具体表现，它们可谓丝绸之路的前身。草原之路通常是指始于中国北方，经蒙古高原逾阿尔泰山脉、准噶尔盆地进入中亚北部哈萨克草原，再经里海北岸、黑海北岸到达多瑙河流域的通道。这是古代游牧民族经常迁徙往来的通道，来自东欧的印欧语系民族斯基泰人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就是沿此通道由西而东并南下印度或东南行至阿勒泰地区。绿洲之路是指位于草原之路南部，由分布于大片沙漠、戈壁之中的绿洲城邦国家开拓出的连接各个绿洲的一段段道路和可以通过高山峻岭的一个个山口，这条通道逐渐成为欧亚大陆间东西往来的交通干线。据说周穆王西巡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虽说穆天子的故事未必真实，但考古发现已将这条道路的出现时间追溯到远早于周穆王的时期。尽管自中原通往中亚以及西亚、南亚、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作为中西方的贸易通道在很早以前就已自然存在，但其真正的辉煌与繁荣及其世界历史意义的体现，则始于汉唐时期。从此，中国逐步走向世界，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正式拉开。
说到中西文化交流，就不能不强调西域。
西域是一个与丝绸之路息息相关的历史地理概念。所谓西域，通常是对阳关、玉门关以西广大地区的统称，但这一概念的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并且不同历史时期的西域所指的地理范围也不尽相同。
汉代的西域，狭义上是指天山南北、葱岭以东，即后来西域都护府统领之地。按《汉书・西域传》所载，大致相当于今天新疆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及其周边地区。广义上的西域则除以上地区外，还包括中亚细亚、印度、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岛、小亚细亚乃至更西的地区，事实上指当时人们所知的整个西方世界。与唐代的西域概念相比，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西域是一个范围不断变动的地理区间。随着唐王朝势力向中亚、西亚的扩展，从前汉代的西域变成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辖控之地，并因推行郡县制度、采取同中原一致的管理政策而几乎已成为唐王朝的“内地”。西域则被用来指安西和北庭以远的、唐王朝设立羁縻府州的地区，具体而言就是中亚的河中地区及阿姆河以南的西亚、南亚地区。但西域的政治军事功能与汉朝相同，都是作为“内地”的屏藩，并且在两汉与匈奴的斗争、唐朝与阿拉伯人的斗争过程中，各自的西域地区也确实起到了政治缓冲作用。唐朝广义的西域概念也比汉朝有所扩大，随着当时对西方世界的进一步认识而在汉朝广义西域概念的基础上继续扩展至地中海沿岸地区。
丝绸之路研究所讲的西域，指的就是两汉时期狭义上的西域概念。该地区在两汉时期是多种族、多语言的不同部族聚居之地，两汉政府并未改变该地区的政治结构，其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其作为中原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屏障。从地理位置看，狭义的西域即塔里木盆地正处于亚洲中部，英国学者斯坦因将其称为“亚洲腹地”(Innermost Asia)，可以说是非常形象。它四面环山，地球上几大文明区域在此发生碰撞。不过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并未使其与周围世界隔离，一些翻越高山的通道使它既保持与周围世界的联系，又得以利用自然的优势免遭彻底同化。上述地理特征也造就了西域地区作为世界文明交汇点的文化特征，波斯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都在这里汇聚。而在充分吸收这些文明的同时，西域并没有被这些文化的洪流所吞没，而是经过自己的消化吸收，形成适合本地区的多元文化。在这里可以找到众多古代文化的影子，同时也可以感受到西域文化的个性张扬，这正是西域文化的魅力所在。
在中国历史上，西域并不同于西方。西方在中国人的观念世界中是一个特别具有异国情调的概念。它不仅是一个方位名词，也是一种文化符号。就地域而言，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随着历史步伐的演进而转移，大致在明中叶以前指中亚、印度、西亚，略及非洲，晚明前清时期指欧洲。近代以来西方的地理概念淡出，政治文化内涵加重并且比较明显地定格为欧美文化。然而中国人观念中的西方在文化上始终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异域文化。对于西方世界(绝域)，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异域外邦的意识，西方从来都是一块代表非我族类之外来文化的神秘地方。
第9篇
论文摘要 ：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断代，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三是研 究经济文化交流。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历史。
钱币是田野考古中的常见之物 ，在考古学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论是考古学界还是钱币学界 ，对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无专文论及。笔者不揣浅陋 ，试对此作一粗浅的探讨 ，望方家正之。
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 中的作用甚多 ，但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断代 ，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 ，三是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历史。下面分别讨论。
一、 断代
(一)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
考古学断代的方法在史前 和历史时期是不 同的。历史时期考古学断代方法，除各 时期考古通用之类型学、地层学外，还特别注重文字材料，如简牍、铭文、碑志等等。在我国，钱币用于考古断代，仅适用于历史时期。
历史上的钱币均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这是利用钱币进行 断代 的理论前提。宋代以前 ，有布币、刀币、半两、五铢、开元通宝等钱币，一般无年号 ，但各种钱币的行用均有时间范围。如布币、刀币行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蚁鼻钱行用于战国时期 ，半两钱行用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时期。上述钱币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均各有其行用时间。如“八铢半两”为高后二年(公元前 186年)所铸，“四铢半两”为汉文帝前元五年(前 175年)所铸。其他如货泉、大泉五十等新莽钱币、蜀汉直百五铢、南朝宋孝建、景和等钱币，均有较明确的行用时间，不必一一列举。
五铢钱，始铸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 (前118年)，废止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是中国古代行用时间最长的货币 ，历时七百多年，被誉为“长寿钱”。经学界各代达人 的努力 ，五铢钱的断代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其中尤值一提的是蒋若是先生《洛阳烧沟汉墓》一书。蒋氏利用大量的汉墓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将汉代五铢钱分成五型。虽然其中某些细节尚可商榷，但其基本结论经半世纪的考验 ，仍无大谬，受到学界的高度赞扬。在撰成《洛 阳烧沟汉墓》几十年后蒋先生又完成《秦汉钱币研究一书，该书集蒋先生几十年研究秦汉钱币的心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此外，北京大学吴荣 曾先生撰有《五铢钱 与墓葬断代》一 文，对磨郭钱、五铢小钱的断代进行了深入研究 ，颇 有说服力 。今 日，两汉五铢的断代已经不存在较大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地方政权并立 ，因此 ，货币的发行混乱不堪 ，多数货币行用不久即颁行新币人们可能认为，这个时期币制如此混乱，断代研究可能会很难 ，其实恰好相反。原因很简单，每种钱币行用的时间不长，正好更准确的表明了该钱 币的所属时间。如梁 四柱五铢 ，钱面上下各 有二星，颇具特征。又如南朝宋 文帝铸重 达八 铢之 五铢钱 ，世称“当两五铢”。这些钱币的时代特征明显 ，于断代十分有利。隋五铢外郭特宽、钱色泛白、“五”字旁有一竖 ，特征鲜明，易于判别，且行用时间较短，故断代价值较高。
“开元通宝”钱也是一种长寿钱 ，始铸于唐武德四年(621年)，一直作为主币沿用至五代十国时期甚至清代农 民政权也 曾铸行此钱。唐、五代所行“开元通宝”品种达数 十种，其 区别主要体现在字形变化上。目前学术界已能大致区别 出不同时代之“开元通宝” 。
宋代以来，年号钱盛行 ，往往每次改年号 ，都要发行新的年号钱，此已为学界常识，不必多言。年号钱的发行为考古断代提供 了极大的方便，使断代能更为精确。仅举一例 ：广西贺州博物馆 2002年在对临贺故城进行维修时 ，发现一座出土“元丰通宝 ”的墓葬打破红色砖墙 的情况 ，从而判断出红色墙砖 的时代在北宋元丰年间以前。后来再结合文献记载的时期曾对城墙进行过较大工程的情况推测该段城墙为南汉所修 。这样 的例子在 考古工作 中屡见不鲜，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 ，出土钱币为历史时期考古断代带来了极大便利，成为考古学断代研究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二)利用出土钱 币进行考古断代时的注意事项
虽然利用 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作用巨大，但在具体操作时有一些注意事项，否则可能得出错误结论。
第一要注意的是晚期地层、遗迹、墓葬等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从理论上看，晚期单位(地层遗迹、墓葬等)可以包含早期遗物 ，而早期单位不可能包含晚期遗物 。因此，在 晚期单位 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是不奇怪的，也是常见的。
第二要注意的是钱币的行用时间下限。一种钱币的颁行时间是其行用时间的上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其时代下限却难 以确定，因为颁行新币后原来的钱币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新币共同流通 ，有时流通时间还甚长，这在五铢 、开元通宝等长寿钱身上体现特别明显。笔者在研究三峡地区秦汉墓时发现：秦半两、汉初榆荚半 两、文帝 四铢半两等半两钱均沿用至西汉 中期，武帝五铢沿用至东汉中期 ，昭宣五铢沿用至东汉晚期。出人意料的是，新莽的货泉和大泉五十也有沿用至东汉 晚期的情况 。管维 良先生曾对魏 晋南北朝 时期 四十批墓葬和窖藏 中的出土的钱币进行分析统计。结果如下：三国吴的六批材料中汉五铢钱在所有 出土钱币中所占比例最低为 33％，最高为 100％，绝大多数时候为 90％以上。两晋 的十六批材料 中有 十四批 出土汉五铢 ，所占比例最少为 33％ ，最高为 100％，有7批。绝 大多 数为 90％以上 。南朝 5例 ，分别为100％、8％、100％、95％以上、66％。北齐 6例 ，仅一例出土钱币3枚，其中汉五铢 2枚。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统计中，出土钱币较多墓葬 中汉五铢的数量均在 90％以上 ，可见 ，当时流通 的主要货 币应该 是汉五铢，只是到北齐前后 ，汉代五铢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笔者认为，各种钱币的实 际行用时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
在上面两种情况下，如果仅仅依靠钱币进行 断代就有可能会拔高时代 ，造成断代失误。为此 ，须坚持两个原则 ：其一，在出土不 同时代钱币的情况下，应以时代最晚材料作为断代标准；其二，钱币材料要与其他材料 ，如地层关系、墓葬形 制、器物、碑志 、铭文等等结合分析。须知 ，钱币材 料仅是 断代的一个手段，不是唯一的手段，我们既要重视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但又不能过分夸大。
二、研究社会现实
钱币作为一种特殊 的商品，是财富的象征。在中国古代“事死如 事生，事亡如事存 ”的观念支下 ，不管高下贫富 ，人们都要往墓 中放置一些钱币，这些钱币有的是流通 的实用币，也有的是非流通的 冥币。从随葬钱币的情况可 以窥探 当时社会现实，如社会盛衰、贫富分化、丧葬意识等等。钱币是社会盛衰的一面镜子 ，但利用出土钱币进行社会盛衰研究，需要较多地依赖历史文献 、社会背景来进行研究。因此，本文不打算在这方面多作论述。
墓葬中随葬钱币的多少可以反映社会上贫富分化的程度。以笔者 曾研究 过的三峡地 区秦汉墓为例，西汉早期的 11座墓葬 中，其 中 2座没有出土任何钱币，其余 9座分别出土5枚、6枚、16枚、58枚、63枚、80枚、87枚 、113枚、173枚 ，共 5l4枚，这 11 座墓平均每座约 47枚。西汉武 昭时期 墓 葬共 27座 ，其中没有出土任何钱币的有 9座，出土情况不详的有 3座，除此 以外的 15座墓葬 ，出土钱币最少的是 2枚 ，最多的是 1042枚 ，总数约 2200枚 ，除去不详的3座，其余 44座平均约50枚 。
从上述数据看 ，各墓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最少的连 1枚钱币也没有 ，最多 的达到上千枚。据研究 ，出土 1000余枚钱币的墓葬可能是郡守一级官员或其家人的墓葬。虽然 由于保存状况的不 同，有的墓葬出土钱币数与实际随葬数有一定差距，但由于纳人统计的墓葬数量较多，上述结论应当还是可信的。
为显示孝道 ，加上相信人死后还会在另一个世界生活，仍然需要人世间的一切，因此，古人们往往不惜花费巨资，为死去的亲人打造一个类似于生前的世界，即所谓 “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汉代是一个 崇 尚厚 葬 的时代 。西汉时期的《盐铁论》“散不足”篇有云：“古者，不封不树，反虞祭于寝 ，无坛宇之居，庙堂之位。及其后，则封之，庶人 之坟半 仞，其 高可隐。今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增楼。中者祠堂屏阁，垣阙罘恩。”[9](p2s3)时人王符也指出：“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 ，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橘梓梗楠，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 ，广种松柏，庐舍祠堂 ，崇侈上僭”¨。
一个墓葬是否厚葬，可通过陵墓大小、随葬品多寡精粗等方面体现。钱币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随葬品，也是体现是否厚葬 的一 面窗 口。以洛 阳烧沟汉墓为例。该墓地的墓葬全为中小型墓 ，即便如此，225座墓葬共出土钱币 11265枚 ，平均每墓出土钱币约 50枚¨ 。当然，这只是考古 出土 的，如考虑到历史上被盗和 自然破坏 ，其数 目将更大。为让读者对 50枚钱有个明晰的印象，我们可以简单地看看 当时人们的赋税和生活状况。
西汉的人头税分算赋和 口赋两种，前者课于成年人，后者是未成年人。算赋 在西汉多时每人 120钱 ，少时为 40钱 ，口赋为 23钱。东汉时继承了西汉的算赋 和 口赋。因此 ，50钱相当于算赋的 41．7%-125％，相 当于口赋的 2倍多。这个数据应该说是比较多的。
我们再看看当时人们在算赋和 口赋下的生活状况。《汉书 ·贡禹传》云 ：“武帝征伐四夷 ，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困重，至于生子辄杀。”赋税的沉重，引起了人民的赤贫化 ，进而导致社会极大动荡。每座墓葬同样平均出土 50枚钱币的三峡地区情况又是如何呢?东汉晚期三峡地区流行一首谣谚 ：“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与。思往邻家贷，邻人已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 在活人生活 尚且如此困顿的情况下 ，人们还情愿拿出这么多的钱币来为死人随葬 ，可见厚葬风气之盛。
三、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中国在历史上多数时间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从未中断。钱币作为支付、贮藏的手段，是贸易时不可或缺之物。因此在中国境内出土了不少外国钱币，如波斯萨珊朝银币、东罗马和阿拉伯的金币以及 日本钱币等等，在 国外也 出土过不少我国古钱币，尤其是唐宋以来的钱币。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异国钱币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
出土的异国钱币是研究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种有效手段。学术界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丰硕。如夏鼐先生在上世纪 50～70年表了一系列文章，收集统计 了当时 出土和收藏的波斯萨珊朝银币、阿拉伯金币、东罗马金币等，并对其背景进行了探讨 。近年来，康柳硕先生《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从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古代外国钱币看丝绸之路上东西方钱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和罗丰先生的《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金币》等文章也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 。 前几年出版 的戴建兵、王晓岚《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研究》是这方面研究的一本专著。
国外学者也有不少研究文章，如法 国 F·蒂埃里 c·莫里森的《简述在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等。
根据 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上述外国钱币在新疆 出土最多，这跟文献记载相符合。《隋书》卷24“食货志”记载：“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从新疆到关中的丝绸之路沿线均有外国钱币发现，甚至在洛阳也有部分出土。据夏鼐先生统计，萨珊朝银币在中国已经出土 2000枚 以上，分属十几位王在位时期，时间跨度从 4世纪至 8世纪。在国外也有不少中国钱币出土，如日本就曾大量出土中国的五铢钱、货泉以及后代的历朝钱币。有的地方出土数量很大，如宝冢市堂坂遗址出土了10万多枚，而山口市大内遗址出土的则有250公斤 。
另外在越南、朝鲜等地也曾出土过中国的古钱币，散见于国内外的报道中，此不赘述。利用出土的异国钱币固然是研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笔者认为，中外古代由于受他国影响而铸造出的钱币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例如，古代 中国的周边 国家 ，如朝鲜、日本、越南、泰国等国在历史上都曾仿照中国铸造圆形方孔钱。如 日本曾仿铸南唐的“唐国通宝”“至道元宝”越南曾仿铸 “开元通宝”“元占通宝”“天禧通 宝”“至道元宝”“元符通宝”等等。此外，在丝绸之路沿线如新疆、中亚等地出土的一些钱币带有明显的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特点。如：古于阗国铸造的汉二体钱(俗称“和田马钱”)、古龟兹国铸造的汉龟二体钱 、回鹘钱、察合台钱币等都属此类。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学术热点 ，中国境 内出土的外国钱币、国外 出土的中国钱币以及能体现相互之间货币文化交流的钱币材料都是有力的历史见证 ，对它们的深入研究 ，必将推进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古钱币研究正方兴未艾，越来越走向深入 ，与考古学的结合也 日益紧密。本文粗略讨论了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三个方面的作用 ，权作引玉之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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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篇
关键词：汉代陶塑；艺术精神；现代陶艺；启示
汉代陶塑是中国陶塑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期，作为中国艺术史上一种独特文化的物质载体，其本质是来源于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艺术化的表现，提倡自由古朴、强调简约概括、讲究气韵生动，追求写意传神。其创造的对象品类丰富、工艺技巧高超、表现风格多元，艺术精神纯粹，文化影响深远，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现代陶艺的出现，起源于50年代美国的彼得沃克斯倡导的“奥蒂斯泥土革命”和日本的八木一夫的陶艺创作活动。中国现代陶艺大约在80年代初在国内开展起来，多元的文化价值观和勃兴的市场经济带动下，通过大量展览和频繁交流，现代陶艺由著名院校向传统陶瓷产区传播，并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兴起陶艺热。迅速增加的创作人群、日益高涨的创作热情，让我们感受的这一新生艺术形式的潜在影响力，而这正是源自于具有近万年陶瓷文化发展历史，作为瓷的母国的每一个中国人内心的本能回应。
虽然中国现代陶艺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在这“繁荣”的背后，文化的渗透和利益的驱动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现代陶艺在创作伊始，便陷入了“形式”的旋涡，向西方学习直接成为抽象形态的模仿，甚至是抄袭照搬，而对传统陶瓷艺术的精华又“视而不见”，只是在市场的诱惑下，才从中寻找一些元素，进行表面的加工堆砌。无论是面对现代艺观念的借鉴还是传统艺术表现语言的吸收上，中国现代陶艺呈现出的总体态势是肤浅和浮躁的。更多地关注于作品表面形式的考虑，而缺乏对于内涵更深层次的思索，一味地强调个性语言的表达和创作方式的随机，过分夸大技术手段的作用和自我价值的肯定，这在很大程度上便纵容了创作者的盲目对放任。艺术思想的困顿和创作方向的迷离，就其原因是创作没有从社会、文化、人性的角度切入，缺少对于生存、生活、生命的深刻认识与真切感受，最终变成“从形式到形式”的尴尬。
值得欣慰的是，当进入21世纪，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现当代陶艺的反思与碰撞，这种觉醒与回归，不可避免地要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语境中去探索和思考。汉代陶塑所特有的中国文化精神，赋予其不可低估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个性，而这正是当代中国现代陶艺一直在追求的品质。通过汉代陶塑的美学特征研究，可以为现代陶艺创作提供了新的文化资源和艺术语汇。汉代陶塑的精神文化内涵对陶艺创作在传统与现代文化的转换之间找到了一个支撑点，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切入角度。
1 启示之一
汉代陶塑在艺术风格上没有直接继承秦代的具象写实，从秦汉两代的兵马俑上就直接地体现出两者巨大的差别，汉兵马俑较之秦兵马俑，给观者更多的印象是小巧简约，虽然没有了精雕细刻的精致，但反而有了一种自然朴拙的亲切。这种风格的形成，不是汉代生产技术的落后，更不可能是陶工造型技巧的退步，而是源自于“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自然审美观的体现，汉代人们从自然中发现了审美的本质，为了追求大美的境界，在形式处理上“取大势去繁缛”，不造作不雕饰，产生出粗犷豪放、朴拙浑厚的格调与气度。
汉代陶塑的自然审美观给予现代陶艺创作的启示，实际上是回归到物象本身探索审美价值，并直观地呈现于形式之中。首先即对材料的运用，泥土作为传统陶瓷艺术与现代陶艺共同的材料语言，通过其可塑性在人手的作用下，体现出多变的姿态，而现代陶艺由于泥料种类的丰富，不同泥料性质不同，便形成差异性的性格，创作者在感悟泥性的同时，又自然而然地将自己的感受和情绪传递到泥土材料之中，其次是对技艺的把握，朴拙不是对技术的忽视，没有高超的技巧，那一座座栩栩如生的人物俑像、一只只活灵活现的动物陶塑，是不可能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它是“技进乎道”的升华，现代陶艺创作离不开现代工艺技术，但不能过分依赖于技术，而是寓巧与拙，要将技术提升为艺术的自然状态，达到返璞归真；最后是对生活的感悟，这种感悟，是工匠们对现实生活最真实的观察，对生命最真切的体会，并通过艺术化的加工，凝结于陶塑之中的深沉情感，这不是现代陶艺所追求的目标吗，而这种对于自然、真实、率性、朴质的追求，正和现代陶艺发生之初，彼得沃克斯提出的创作观念在审美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
2 启示之二
汉代陶塑手塑与模制的工艺性，决定了工匠们必须以最简洁的手法表现对象。单纯的形体、简化的特征和夸张的姿态构成了陶塑独立的审美价值。而个体造型还要服从于整体的场景性与叙事性安排，其一个重要风格特征就是每一件作品都有着欲与外部联系的表情或动态趋势，有着与他人交流的“场”。因此，汉代陶塑没有停留在对物象表面形象的刻画，而是在自然朴拙的形式探寻中，发展出一种简练、 概括、 夸张创作手法，其造型活泼自由，感彩丰富，表达现实情趣和内在神韵，形成了汉代陶塑活泼浪漫、 生动传神的风格。正如我们欣赏汉代的乐舞俑，无论是出土于何地，其对舞蹈者的服饰和面貌的刻画都是简洁洗练的，而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动势的把握上，整个造型突出于婀娜多姿的体态、衣袖飘舞的韵律，作品没有多余的刻画，干净利落，一气呵成，把舞者的生动气韵表现得淋漓尽致。
生动传神是中国传统美学区别于西方审美中抽象表现的的重要特征，无论是在国画、雕塑还是书法艺术中，这一特征都是被推崇和追求的境界，当下中国现代陶艺创作，想要获得文化身份上的认同，必须把传神写意的中国传统艺术语言以现代的方式展现出来。汉代陶塑无论是人物俑，还是动物俑都具有这种语意表达的丰富内蕴，甚至在建筑类、生产生活类的陶塑上，也都着力去创造这种场景的生动表现。中国现代陶艺的写意性不能仅仅停留在表现技巧和艺术理论上，最终是要潜移默化的落实的作品之中去，不能是东施效颦般的不知所云，更不能是使哗众取宠的投机媚俗，其着重在表达对象的时候创作者情感的融入，而是表达出对象所具有的生命力。它应当是脱离了具象的逼真模仿，又区别于抽象的理性概括，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虚实相生、情景交融，充分体现审美表达的含蓄写意。这种借鉴不失为符合中国文脉逻辑，且具有现实的可行性。
3 启示之三
汉代陶塑，虽然作为陪葬品，如果说是作为“事死如事生”观念的产物，它只要忠于对象的真实，但是它所表现的内容又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如四川出土的《哺乳俑》，汉代工匠以简练利落的手法为人们展示了一位慈爱的母亲给孩子喂奶的瞬间，其盘腿端坐的安详、抚乳哺喂的温馨、低眉微笑的柔美，简单的生活情景，定格的动作表情，把一位典型的中国母亲形象塑造的淋漓尽致，洋溢着的人性之光熠熠生辉。而工匠们对于劳动场景、生活场景、娱乐场景等的塑造，却不仅仅是现实生活情景的再现，而是基于个人生活的理想化表达，是劳动人民把自己的美好人格赋予自然对象，体现着对于生命和生活幸福的热烈向往、祝福和祈祷，同时也反映了（下转第页）（上接第页）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津津玩味和充分肯定。
当我们认真审视作为重要民族文化遗产的汉代陶塑作品时，依然被它那浑厚中求自然、朴拙中求生动、简约中求变化的造型特点所震撼，被那来自于对现实生活的强烈感受，使作品中充满了激扬的生命活力的艺术格调所感动，而这一切的创作者却是一个个无名的工匠，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工匠精神的伟大，正因如此都使得汉代陶塑成为中国陶塑史上的一个经典。在不以实用性为目标的创作需求下，精神性和审美性成为汉代陶塑与现代陶艺的所共有的特性。关注生活、关注人性、关注社会以及对之间相互关系的思考是两者的共同之处，而这共同之处必将促进中国陶艺家对汉代陶塑认识的深化，在当代这个大转变的年代里，现代陶艺应主动肩负起当代变革的文化命题，并将推动中国现代陶艺达到更高水平。
4 启示之四
艺术作品是文化的直观表达，我们从汉代陶塑的发展演变过程来考察，汉代文化的繁荣既得益于统治阶级的开明政策，但更主要色是源于和汉代人们的豁达胸襟，那就是兼容并蓄，多元发展。 首先她不仅承继以往陶塑艺术的优秀传统，使商代古拙、西周的精巧、秦俑的宏大等，直接体现在西汉初期的兵马俑、仪仗俑上；在发展过程中，楚文化的浪漫、儒学的严谨、老庄的朴素又相互影响，交融渗透，在乐舞俑、侍俑、生活俑上都含蓄地表达出来；同时，汉代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中外文化交流的时代，“丝绸之路”就是源于大汉和西域文化的交流的过程中形成的，这种对外的交流，我们从西汉的胡人俑和东汉具有佛教题材的陶塑中可以窥见其频繁的景象和文化的影响。在这样复杂文化背景下，汉代陶工做到了对先秦艺术的借鉴吸收、对域外文化的兼容发展，还保持了主体儒道文化并举的旺盛生命力，最终凝聚成为汉代陶塑自然朴拙、写意传神的艺术特征。
汉代陶塑的审美文化性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仅仅对传统的固守未免狭隘，而“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口号则显得不合时宜，当今世界文化艺术交流的频繁，技术对技术的革新，观念与观念的碰撞，现代陶艺家也必须在时代的洪流中自我更新，与时俱进。因此，对于传统文化，我们既不能孤芳自赏也不能妄自菲薄；对于外来文化不能全盘否定，更不能盲目尊大。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自身的价值认同和时代特征，所以如何保持本土文化的艺术语境，同时合理吸收外来文化中思想精髓就显得尤为重要。正因为汉代陶塑所蕴含的种种“现代性”因素，内在地促进了中国陶艺家的创作反思。
汉代陶塑凝聚着无数工匠惊人的想象、卓越的创造、精湛的技艺，它是汉代文化的物质载体，它包含深刻的人文精神、达观的人生态度和朴质的的世界观，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回味的，它是中国现代陶艺创作的源泉和基础。中国现代陶艺的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国现代陶艺创作正逐步摆脱西方观念的影响，正在凸显期文化身份和艺术语境。每一位陶者都应该以更积极的态度、更进取的精神真正参与到中国现代陶艺创作的历史语境中找到自身的文化定位和价值取向，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旁观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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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篇
【真题回顾】
1.（1998年高考全国历史卷第7题）下图所示犁耕法始见于（ ）
A.春秋 B.战国 C.西汉 D.唐朝
2.（2009年高考四川文综卷第12题）图4、图5是甘肃嘉峪关、酒泉一带魏晋古墓中发现的以庖厨为题材的彩绘墓砖。这两幅图（ ）
A.反映了魏晋时期当地民族构成情况
B.证实了魏晋时期男女劳动分工状况
C.展现了魏晋时期当地动物养殖状况
D.有助于了解魏晋时期饮食生活状况
3.（2003年高考全国文综卷第37题）（节选）观察下列图片：
嘉峪关地区魏晋墓砖壁画：
请回答：嘉峪关魏晋墓砖壁画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河西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风貌，透过壁画材料你获得了什么重要历史信息？
参考答案：1.C 2.D 3.使用先进农耕技术（或农业发达）；丝绸之路（或道路）畅通；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密切。
【试题设计】
1.观察图1，你能从中获取的历史信息有（ ）
①西周时期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 ②西周时期实行宗法制 ③西周时期实行郡县制
A.①② B.②③ C.② D.①②③
2.下面是某人观察汉画像砖《牛耕图》（如图2）后的感悟，其中正确的是（ ）
A.汉代农用动力发生根本变化
B.汉代耕犁更有利于调节耕作深度
C.汉代精耕细作技术有了提高
D.中国传统步犁形状基本定型
3.比较下面两幅墓砖图画，其中图3（1）所示的耕作技术始见于（ ）
A.战国 B.秦 C.西汉 D.东汉
4.图4画像砖中人物所讲的“经”应该是（ ）
A.儒家经典 B.经典小说 C.道教经典 D.佛教经典
5.下面是甘肃嘉峪关、酒泉一带魏晋古墓中发现的彩绘墓砖。这两幅图提供的实质信息是（ ）
A.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 B.再现了当时的男女劳动分工状况
C.展现了当时民族间的大融合 D.证实了当时北方是社会经济的中心
6.观察下列两幅图片，可从中获取的准确信息有（ ）
①中国杂技和体操起源于汉代 ②汉代人们的生活较为丰富 ③汉代的服饰非常华贵
A.①③ B.② C.②③ D.①②③
7.图9是东汉画像砖上的集市场景，可从中获取的历史信息有（ ）
①生动地反映了东汉市集交易繁忙的景象 ②市的中央设置亭楼，四面建有门、墙，管理相当严格 ③政府允许在乡村设市
第12篇
关键词：汉代四神瓦当；纹饰；价值
瓦当，俗称“筒瓦头”或“瓦头”，是古代建筑用瓦的重要构件。瓦，即圆弧状的陶片，用于覆盖屋顶：所谓“当”，据《辞海》解释：“当，底也，瓦覆檐际者，正当众瓦之底，又节比于檐端，瓦瓦相盾，故有当名”。瓦当是瓦的头端，主要用于中国古代建筑的屋面，不仅有防水、排水、保护檐头的功能，还能增添建筑的美观。
中国的瓦当最早起源于西周时期，当时主要以素面纹著称。随着古代人们对建筑欣赏艺术水平的提高，瓦当出现了动物、植物等形象的饰样，进而发展出高超的装饰艺术水平。古代瓦当纹样繁多，大致分为三大类：图像瓦当、图案瓦当和文字瓦当。图像纹包括反映现实人们生活图像和反映人们思想意识的神话图像两种。图案纹是对现实生活中具体形象的高度提炼和抽象，是图画艺术的最高阶段。文字瓦当是以文字作为当面装饰的主体，大量出现于西汉时期，秦以前绝少。
一、压卷绝唱的汉代四神瓦当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鼎盛时期，它创造了辉煌的文化。西汉中后期，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宫殿和礼制建筑规模更为壮大，瓦当也伴随着砖瓦建筑蓬勃发展而发展起来。汉代瓦当艺术达到了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瓦当纹饰主要是图案和文字，图像纹瓦当已经进入低谷时期。虽然图象瓦当已不是汉代瓦当的主流，但汉长安城一带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瓦当却是图象瓦当的压卷绝唱。
四神，也称四方之神，是中国古人信奉的星宿神，是四种被神化了的动物，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它们是远古氏族动物图腾崇拜的表现，寄托了人们对未来的祈愿和憧憬。因为四神常与时间、节气、方位、星宿、阴阳相连，所以人常借助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来达到人神感应、灵魂升天。又因汉代当时盛行五行思想学说，所以四神纹瓦当有避邪、镇宅的说法。据考古表明，四神瓦当一般按其所象征的内容被施用于相应的位置上，青龙用于东面屋檐，朱雀用于南面屋檐，白虎用于西面屋檐，玄武用于北面屋檐，有着明确的符号性象征。
汉长城一代的四神瓦当纹样古朴典雅，构思精巧，美观和谐大方，形象生动活泼。它们是以简化的轮廓为形象，带有非写实的浪漫雕饰，显得质朴浑厚、气势古拙。四神作为装饰纹样，以它们极富个性的造型渗透于人的行为和其他艺术形态之中，服务于人类生活，使人类生活艺术化，从而能更好地反映整体性的民族精神。四神瓦当上的装饰图案不仅对建筑物起到装饰效果，而且增加建筑的美感：瓦当上的四神是古人心中对美好事物的祈祷和寄托。四神纹样的美不是视觉的美所能概括得了的，而是一种广阔的、崇高的精神境界，是一种起共鸣作用的心灵美。
二、汉代四神瓦当纹饰的价值意义
成耆仁在《中国纹饰及其象征意义》中提到：“纹饰，不管是在人类物质文明还是在精神文明的历史上，一向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不仅美化物质生活，更是反映社会的时代风貌，因而成为研究工艺史、社会史、文化交流史与美术史等不可多得宝贵资料。”
汉代四神瓦当纹饰不愧为中国古代装饰文化遗产中的一支奇葩。它以优美的装饰纹样、丰富的文化内涵为后人所仰慕，塑造了中国古代装饰艺术的文化品格而被后世赞叹。它不但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还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考古价值。它的图像有助于了解古人的历史渊源、习俗信仰，并对古代历史地理、思想意识的研究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汉代四神瓦当纹样存在的价值，不仅在于其装饰性的价值和美的价值，更多的在于其深厚的民族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是与中华民族的古老信仰和思想观念息息相关的。四神纹样既有形式上的装饰美化意义，又有服从一定思想内容的表意作用。四神瓦当展示出汉代民族的审美情趣和艺术隽永魅力，记录下两千多年前中华建筑文化绚丽的一页。四神瓦当是汉代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以及、伦理道德等诸多方面的一个代表符号，也体现了汉代艺术设计极强的包容性。它是对我们现代设计思想的启迪，为我们后人设计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13篇
【关键词】砚台 起源 历史发展
文房四宝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其分为笔、墨、纸、砚。砚亦称为研，汉代刘熙写的《释名》中解释：“砚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1]砚台不仅是作为书写工具的一种，由于其用料可以传世而不朽，也具有着不匪的艺术价值。现今，砚台的艺术价值已远远超过其实际价值。它是由原始社会的研磨器演变而来，即“原始石砚”，它的起源追溯到6000年前。我国的砚史源远流长，且推出了“四大名砚”作为砚林之至尊，分别是广东肇庆的端砚、安徽歙县的歙砚、甘肃洮州的洮河砚、山西绛县的澄泥砚。其中，安徽歙县的歙砚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由于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浓郁的艺术气息，是具有历史价值和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
1 歙砚的历史源头
歙砚.中国四大大名砚之一，它是用婺源龙尾山下溪涧中的歙石（又称龙尾石）雕琢而成，因婺源旧属安徽歙州，故名歙砚。关于歙砚的由来有以下两种说法：
其一：据北宋唐积《歙州砚谱》记载，歙砚始于唐代[2]。又有五代陶毂《清异录》记载，唐开元二年，唐玄宗赐给宰相张文蔚、杨沙等人的“龙鳞月砚”，就是歙州产的一种较为名贵的金星砚[3]。
其二：歙砚始于汉代。两汉时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交流日趋发达，这为歙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1995年河北沧县四庄村东汉墓出土的双盘龙盖三足石砚、甘肃天水隗嚣官遗址出土的汉代盘螭盖三足石砚、天津艺术馆藏的一方汉代三足熊头砚，还有安徽太和县汉代空心砖墓出土的有盖石质圆砚等，这些出土的歙砚文物，足以证实歙砚始于汉代[4]。笔者认为若《清异录》所记属实，既然歙砚能作为唐玄宗赐给臣民之物，在这之前歙砚肯定也会经过一个被发现被传播乃至最后作为御赐之物的过程，所以说歙砚的传世至少比1300余年更为久远，其源头追朔到汉代也并无道理。
2 歙砚的历史发展
2.1 汉唐时期
歙砚石石质坚韧、润密，纹理多样且美丽，令南唐元宗李景十分赞赏。他差人在歙州设置了专门的砚务以开采歙石，制作歙砚，并作为上贡之物。汉唐时期是砚台的摸索阶段，在汉代文化经济繁荣时期，技术也满足当下制砚的需求，经过研磨器去掉磨棒，成为独立的砚。
这一阶段的砚台已经有了最原始的形状，它的基本形态是扁平的方形或者圆形，且带有足。五代末，战争频繁，经济萧条，砚坑淹没，歙砚一度停止开采与制作。
2.2 两宋时期
两宋时期是歙砚高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一个砚台艺术的里程碑，对后世砚文化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此时的歙砚的制作已经不像汉唐时期一般概念模糊了，有关砚台的长、宽、厚度都有了明确的概念。砚台的构成也有了明确的界定，分为砚额、砚池、砚岗、砚堂、砚尾砚侧、砚边、砚尾、砚背。并且由于两宋时期的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制作工艺不断进步，文化传播快速，砚台也从地上移到了书案上，这使得砚台不再需要高足，也不再轻重大小无度。宋代苏轼曾说过：“涩不留笔，滑不拒墨。瓜肤而不毂理，金声而玉德。厚而坚，朴而重。”
2.3 明清时期
歙砚经历了汉唐时期、两宋时期的发展过后，在宋以后，受到战争和地理环境的影响，歙砚的生产有所降低，整个呈下滑趋势，甚至有过一段时间完全不出产歙砚。而到了明清时期，歙砚的发展又迎来了一个辉煌的高峰。这个时期的歙砚已经成为一种工艺品，它的艺术价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歙砚已经从朴实的生活用品变成精美的艺术品。
结语
歙砚，这一传统艺术名满天下，其制作工艺代代相传。经历了汉唐时期的发源，两宋时期的发展，元代的衰落，明清时期的繁荣这四个历史阶段。其艺术价值与实用价值经过历代砚雕者与文人墨客的辛勤耕耘之后，绽放出耀眼的光彩。现今的歙砚其艺术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实用价值，涌现了许多制砚名家，并在前人的基础上形成了许多流派。无论是制作工艺，石品运用，砚雕巧琢，都在欣欣向荣的前进着。
现今的歙砚已脱去匠气和俗气，正在努力向我们传达其清新脱俗、飘逸自然的艺术性。这一传统艺术也会承载着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在今后的道路上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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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篇
[关键词]丝绸之路;物质传播;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8-0034-03
丝绸之路最重要的文化交流和意义,首推中国文化的外传及其对世界的影响,特别是以丝绸为代表的包括茶叶、瓷器和四大发明在内的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发展的影响。其次是中外文化思想的交流和民族大融合产生的影响。西汉时期,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它是一条横贯亚洲、连接欧亚大陆的著名古代陆上商贸通道。
这条通往西方的国际通道,打通了中国文化首次外传的道路,将沿途的各个国家联系起来,把古老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文化连结起来,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发展。
一、物质文化的交流及其意义
(一)四大发明对世界发展的意义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拥有优秀且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丝绸之路的开辟沟通了东方与西方,中国先进的文明源源不断地传人西方,在不同层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所以,丝绸之路不仅丰富了沿途各个国家的物质生活,更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丝绸之路在物质交流的基础上,还把我国当时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传入西方国家。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的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火药、活字印刷术,就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向世界各地的。四大发明的西传对整个人类社会,特别对西方文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造纸术、印刷术的传入,促进了西方国家教育的普及化,对当时欧洲的宗教、政治,以至资本主义的建立、思想文化的交流及传播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西方现代文明奠定了基础;对整个世界文明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近现代文明的出现与发展起了奠基作用,使西方实现了向现代文明的跨越。
(二)物质方面互通有无及其文化意义
丝绸之路为中亚、欧洲地区带去了中国先进的冶铁技术,为中亚带去了先进的水利灌溉技术。冶铁技术的广泛传播推动了民族融合及各民族的广泛交流,而其最大的意义是对生产力的促进和提高。
张骞出使西域后,中国的铁器和冶铁技术便沿着丝绸之路经由新疆地区传入中亚,铁器的使用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其在社会生产中的应用,提高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加速了手工业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为西方商品经济的出现及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中国的水利灌溉技术是在汉代西传的,水利技术传人中亚后,改变了该地区的旧有面貌,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灌溉农业的发展,大大提高了这些地区的农作物产量。中国的医学也随着丝绸之路传入了阿拉伯,公元8世纪,中医诊脉这一诊断手法传入阿拉伯地区。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初期,欧洲人利马窦、汤若望等人来华,将《本草纲目》翻译、介绍到欧洲,东西方医学的会通促进了近代医学的发展。汉朝初通西域,中国除了丝绸之外,还有漆器和铁器等输出;唐朝时,瓷器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输出物产;宋元时期,瓷器外销十分多,同时,茶叶也成为重要的输出品。此外,如黄连、肉桂、生姜、土伏苓等中药原料,以及无患子、桑树、马鞍、铜合金等,在不同时期以各种途径西传。
西方一些物产和珍禽异兽也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一些中原没有的物种,其中以葡萄、曹荷最为知名,还有安石榴、黄蓝等。此外,当时还出现了许多带有“胡”字的农作物,如胡麻、胡桃、胡豆、胡椒、胡瓜、胡蒜等,都是从西域传入的,这些称呼一直延续到今天。从西域传来的香料也很多,如阿拉伯的乳香,索马里的芦荟、苏合香、安息香,北非的迷迭香,东非的紫植等。这些香料多采用成品方式运入中国,滋润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而且,许多香料在当时被作为药物使用。同时,玉米、占城稻、花生、向日葵、土豆、西红柿等农作物传人中原,丰富了农作物的品种,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华夏民族的饮食结构。另外,大批珍禽异兽从西域和中亚输入中国,促进了中国的畜牧业发展和牲畜品种的改良。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得乌孙马好”,后来“得大宛汗血马,益壮”,“名大宛马曰‘天马夕云”。据记载:“条支出师子、犀牛、孔雀、大雀,其卵如交。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安息(今伊朗)王满屈献师子、大鸟,世谓之“安息雀。”“永元六年(94),郡徽外敦忍乙王莫延慕,遣使译献犀牛、大象。”许多稀有动物也随朝贡而传入中原,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我们今天的生活。
二、文化思想的交流及其意义
(一)佛教的传入
沿丝绸之路散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石窟佛洞,这些石窟无一不是在丝绸之路上开凿的,与外来文化联系紧密,并且其中多有反映丝路贸易往来的内容。这些石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丝绸之路对于东西方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不同信仰的信徒们的出游带动了主神灵的相互往来,佛教由西域传到中土,道教也随着长春真人的西行在西域各国引起强烈的反响,不同社会、不同文明的思想如潮涌一般互相交流。丝绸之路的开辟使得西方、南亚等地的宗教得以传入中国。西汉时,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天山以南及河西走廊一带,西域及河西高僧辈出,传教译经盛极一时,修寺凿窟成风,龟兹、高昌、敦煌、凉州成为著名的佛教圣地和传播中心。丝绸之路带给中国的还有景教和祆教、摩尼教等。宗教蕴藏着丰富的内容,特别是佛教的东来,给中原固有文化以很大的冲击。中国古代文化正是因为与佛教相遇,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可以说佛教是丝绸之路带给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礼物,而佛教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精神层面更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佛教、儒教、道教成为几千年来对中国文化发展有很大影响的思想流派。
(二)儒家思想对世界的贡献
在佛教传入的过程中,中国本土文化思想、儒家思想也通过丝绸之路得以传播,并给当时的东南亚文化带来一定的影响。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齐名。明中叶以前,由于中国的经济、科技、文教的发展水平都居世界前列,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不靠武力,不靠政府政治背景,仍能远播海外,以伟大的人文精神――人道、仁道、和谐、中庸之道,辐射到周边国家,形成了广大的儒教文化圈。这充分说明儒家思想不仅对中华文明,而且对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早在明朝初年,朝鲜就已创设成均馆,祭孔于文庙,促进了文化、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儒学作为中国文化及东方文化的代表,其理论体系和思想内涵的精粹之处,自有超越地域和时代、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所客观需要的价值和成分,值得我们吸取和发扬光大。
三、文化习俗的相互融合及其意义
在一定意义上说,丝绸之路也是一条民族融合的道路。在这条商贸通道上,人们交流的不只是商品、思想,还包括生活习惯、生活艺术等各种民族文化。成批的遣唐使和留学生来自海外,又分散向四面八方,进行文化交流。西域艺术也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原,大大丰富了中国的传统艺术,不论是艺术种类、艺术形式还是艺术思想,对中原文化都有所影响。西来的文化艺术与中国固有的本土艺术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与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音乐与舞蹈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原的音乐艺术以主流的形式传入西域各国,西域文化也大量进入中原,西域的各种琵琶如曲项琵琶、五弦琵琶和钱等乐器在公元4世纪传人中国。“舞四夷之乐”,始于张骞通西域。西域音乐传入中国,主要有乐曲、乐器、音乐家等多种方式。西方音乐参与了对中国古代音乐系统的构建,对唐朝音乐产生了很大影响。张骞出使西域之后,西域舞蹈开始进入中原,一度成为人们喜欢的音乐形式。
(二)丝绸与服饰
从西汉开始,中国的丝绸就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商品。丝绸作为一种生活品或艺术品为西方社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甚至成为上流社会的奢侈品。在当时,它不仅提高了东南亚地区人民的文明程度,而且丰富和美化了人们的文化生活,推动了各地区、各民族文明的进步。与此伴随的养蚕技术和纺织技术也成为中华民族对全世界的主要贡献之一。早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就“变俗胡服,习骑射”,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中西方各民族往来日益频繁,服装交流的局面也因此形成。隋唐宫廷一度盛行西域服饰。
(三)诗歌和戏曲
在诗歌方面,唐朝许多边塞诗人的诗歌至今仍在丝绸之路所经地区广为传颂。唐朝文化大多通过丝绸之路流传至东南亚各国,甚至流传到西方各国,尤其是东亚,唐代文化奠定了它全部文化日后发展的基础。吐蕃的《四部医典》,代表了少数民族医学对汉文化的丰富。西方的百戏就是各种杂技,在汉代时期传入中国。杂技在中国自有悠久的历史,在吸收了西域的杂技后,更加丰富多彩,丰富了人民的日常生活。
(四)绘画和研究艺术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西域艺术通过佛教艺术也在中国开花结果,佛教的石窟、造像、壁画等,都充分地反映着中西文化交流的艺术结晶,敦煌、云岗、龙门麦积山等石窟所表现的佛教艺术都有外来文化艺术的风格。这些艺术主要源于印度的佛教艺术,同时,也有希腊、罗马艺术的影响。到唐代时期,波斯文化开始影响中原文化。西域绘画技法的传入,促中国绘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通过交流,大大地推动了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发展,丰富了各国的物质文化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丝绸之路上的交流,为人类进步和世界文明做出了贡献,也为近现代社会的文明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外文化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在今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世界文化交流出现人类历史上最辉煌、最壮观的历史背景下,探讨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意义更耐人寻味。如何让丝绸之路重放光彩,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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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第15篇
【关键词】 汉代；崖墓；画像石墓；中外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J59 [文献标识码]A
本文所论“汉代画像石墓”是指由雕刻有画像的石材建造，或小砖与石材组合建造的横穴多室墓。画像石墓兴起于西汉中晚期，在东汉中晚期发展到顶峰，在东汉末年随着汉帝国的衰亡而式微。目前已发掘的画像石墓有数百座，出土的零散画像石更是不计其数。由于其他材质的汉代图像资料发现不多，画像石一直是汉代艺术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其起源与发展是很多学者都感兴趣的问题。
一、问题与现有研究
在画像石的起源方面，很多学者已有论述。最具代表性的观点由信立祥提出。他认为，汉代画像石室墓中的石刻画像是从西汉早期木椁墓中的帛画和漆棺画发展而来的。[1]190-198目前多数研究将画像石视作艺术作品，因此更专注于其题材和艺术形式的研究。笔者则希望将画像石放回其原有环境中去考虑。画像石最初并不是一块块孤立的艺术品，而是用来营造墓葬的建筑材料，是画像石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正因如此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画像石墓”，而非“画像石”。
蒋英炬认为，汉画像石是在西汉时期礼俗与墓葬制度变化的背景下产生的。[2]90-96确实，中国古代传统墓制在汉生了重大变化：第一，横穴墓逐渐取代了竖穴墓，占据主流地位；第二，地下结构的主要材料，从木材转变为砖石。新墓制的典型代表为西汉诸侯王崖墓和本文要讨论的画像石墓等。这种横穴石室墓是汉代的创新，与西汉及以前的主流墓制，即竖穴木椁墓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是，这种新墓制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
不少中外学者已经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黄晓芬的观点最为广泛接受。她提出了著名的室墓产生三阶段说，认为汉代砖石墓由木椁墓发展而来：椁墓层层密闭、彼此分割的墓室，一步一步向彼此联系、互相开通的形式过渡。[3]90-93然而，黄晓芬忽视了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不管木椁中的椁室数量与形式如何变化，棺椁结构总是被埋葬在一个竖穴的底部。她的理论不能解释水平开凿入山体的崖墓为何在西汉时期突然出现。第二，她没有注意到墓葬营造材料由木材到砖石的变化。其三阶段说的第三阶段最关键，重要细节也最多，但都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总的来说，中国学者基本都认为汉代墓制的转变是中国内部演变的结果。
很多西方学者将石质丧葬建筑的起源追溯到中国之外。巫鸿认为，西汉时期的诸侯王崖墓可能是受到印度石窟寺的影响而产生的。他所举的例子是，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卒于前113年）墓，与很多印度石窟寺有着类似的回廊结构。在印度石窟寺内，礼仪空间的后部常有一个由回廊环绕的堵坡。巫鸿指出，满城汉墓的建造者把堵坡理解成了丧葬结构，因此在刘胜墓中建造了类似的结构。[4]133罗森（Jessica Rawson）则认为，无论大型崖墓还是小型画像石墓都受到了中亚和西亚，尤其是伊朗地区类似墓葬的影响。[5]24-25
二、内部演变还是外来影响？
汉代画像石墓到底是中国墓葬结构内部演变的结果，还是受到西方影响的产物？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先考察一下中西石室墓及大型石雕的历史和特点。首先，在中国，汉代之前并没有使用横穴石室墓的历史。其次，在中国的西方，从西亚到地中海广大的地域范围内，石雕与石建筑的出现比中国至少早了数百上千年，技术水平也高得多。再者，石室墓的建造需要一系列特殊技能，这跟中国传统的木作有本质的不同。石建筑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出现，很难解释为中国内部技术发展的结果。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中原与中西亚有持续的文化交往。连接中原与西亚的交通路线自从公元前3000年就已经存在，并一直持续到今天。汉以前的中西交流主要体现在考古资料中，已有很多学者就此作了讨论。另一方面，随着张骞凿空，丝路繁荣，新鲜的观念和物品不断被带回中原，正如《汉书・西域传》所载：“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因此，从汉朝开始，西域的事物出现在中原，或者中国的事物出现在西域，都是很自然的事情。
综上所述，汉代石室墓及大型石雕更有可能是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而不只是中国墓葬形制单线条演变的结果。
三、石雕与石墓的传入：来自印度还是伊朗？
在印度和伊朗文化圈，石建筑的大规模出现比西汉早了数百年。在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Dynasty， 约公元前550-前330年）的首都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有一系列规模宏大的石质宫殿建筑，其建造约开始于大流士一世在位期间（公元前522-前486年）。在波斯波利斯西北约12公里的Nakhsh-i-Rustam，还有数座阿契美尼德时期的石室墓开凿于悬崖之上（图1）。大流士一世墓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座。它规模宏大，正面外观呈十字形，十字的中央雕凿有柱廊，并饰有浮雕。柱廊的中间是通往墓室的入口，水平地凿入山崖，墓室包括一个前厅及三个拱顶后室（图2）。[6]80-89其他阿契美尼德时期的崖墓基本都是这种形制，只是规模大小及墓室数量不同。崖墓的开凿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并在接下来的千年中都很流行，一直持续到萨珊王朝（公元224-651年）末期。
在印度，大规模石造建筑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即孔雀王朝（Mauryan Dynasty， 公元前322-前185年）早期。在印度北部，矗立着一系列阿育王（Ashoka the Great， 公元前273-前232年在位）时期的纪念石柱，其外观和雕刻技法明显地表现出来自阿契美尼德的影响。很多细节，如柱头凹槽、垂瓣纹、写实的动物形象、风格化的狮子等，都跟波斯波利斯的石刻风格很接近。除石柱外，印度石建筑的另一种典型代表是石窟寺。最常被学者提及的Lomas Rishi石窟（公元前3世纪），是印度现存最早的石建筑之一。该石窟朝南，入口处饰有浮雕，内有前后两室。[7]189-190其开凿理念和建筑结构都很类似于波斯波利斯的崖墓建筑，这是印度石建筑受波斯影响的又一例证。另外，在亚历山大大帝攻陷波斯波利斯（公元前331年）、阿契美尼德王朝灭亡之后，很多波斯石匠流亡到孔雀王朝。因此，不少学者将印度石雕艺术的起源追溯到波斯-希腊化世界。[8]
由上文可以看出，巫鸿所提出的观点，即西汉诸侯王崖墓受印度石窟寺影响而产生，不太可能成立。巫鸿所引用的Vat Bhaja石窟寺年代为公元前2世纪。而他所用来比较的中山靖王刘胜墓，因墓主卒年史书有记载，年代可以定在公元前113年。因此刘胜墓不太可能受到年代接近的印度石窟寺影响，更可能与其他西汉诸侯王墓相关。比如在今天的江苏徐州地区，考古工作者已经发掘了十几座西汉楚王崖墓。（1）其中的好几座开凿日期都比刘胜墓早。刘胜墓的建筑形式更可能是效仿其他诸侯王墓的结果。
上文提到，印度石窟寺受到波斯帝国崖墓的影响而产生，并很可能是由流亡至印度的波斯工匠雕凿的。汉人向山石内开凿横穴崖墓的理念很可能也是借鉴自阿契美尼德王朝。尽管没有华丽的外部装饰，西汉诸侯王崖墓与波斯崖墓有着类似的内部结构。更重要的是，在西汉诸侯王墓所出土的大量随葬品中，经常可以见到带有波斯风格的物件。这表明了诸侯王们对外来物品的兴趣，以及他们与域外的联系。很多汉代诸侯王墓中都曾出土博山炉。根据罗森的研究，汉代博山炉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类似香薰炉的影响。汉人吸收了波斯香炉的样式，并结合本地传统，创造出了独具一格的博山炉。[9]75-86另外，很多西汉诸侯王墓中曾出土波斯风格的银盒、银盘。倪克鲁（Lukas Nickel）指出，这些银盒的设计毫无疑问借鉴了阿契美尼德银盘的样式。[10]98-107这些物品的外观体现出波斯风格，但原材料都产自本土，其生产制造也是在中国完成，这都说明了西汉诸侯王对波斯风格的有意接纳。
上述因素更加有力地证明，西汉诸侯王对波斯帝国的物质文化很感兴趣，其开凿横穴崖墓的理念很可能源自波斯。古代印度人与中国人都借鉴了波斯的石造建筑传统，但分别加入了自己不同的理解，因而创造出各自不同的建筑艺术形式，即石窟寺与崖墓。
四、从崖墓到画像石墓
建造横穴崖墓的理念传入中国，不仅促使诸侯王们建造他们的地下宫殿，也为汉代全新墓制的产生提供了动力。建造石室墓的理念、墓室的布局方式、随葬品的安排形式等因素由上而下传播，从诸侯王逐渐普及到社会中下阶层。
汉代诸侯王崖墓和画像石墓有很多共同点。西汉崖墓基本都是横向开凿入山体形成一个狭长墓道，在墓道的两侧有很多不同功能的侧室，包括储物间、车马库、厨房、厕所等。东汉画像石墓通常也是多室墓，并且经常有类似的结构。尽管画像石墓规模相对较小，并不一定像崖墓一样同时拥有这么多墓室类型，但至少都有一个主室及若干功能不同的耳室。这两种墓葬的另外一个相似之处是，随葬品的类型涵盖大致相同的范围，摆放安排也很相似，目的都是为了给墓主的死后生活提供便利。
更为重要的是，诸侯王崖墓和画像石墓内的种种线索表明，这两种墓葬是由身份类似的工匠群体所建造的。西汉诸侯王崖墓内部壁面通常没有装饰石刻画像，但河南永城的保安山二号汉墓与柿园汉墓是例外。以柿园汉墓为例，该墓形制与其他西汉诸侯王崖墓相似。发掘者认为，墓主人为西汉梁恭王刘买（卒于公元前136年）。[11]81-247在柿园汉墓的八号墓室即盥洗室内，有小规模石刻画像，是现存最早的汉代画像石刻之一（图3）。厕井左脚架上的画像分为上下两组，上为一只回首张望的小鸟立在三棵“长青树”之上，树间填充两个菱形。下为三角纹、菱形纹所包围的绶带及圆圈纹饰。右脚架已残，但可以看出其构图同样是分为两层，现存的上层为三角纹、菱形纹所包围的长青树图案及简单的建筑图案。两幅石刻画像尺寸相当，均约40厘米高、15厘米宽。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画像跟不少西汉石棺椁上的石刻画像极为相似。例如，在山东临沂庆云山石椁墓[12]68-75、江苏徐州范山石椁墓[13]的侧板上，同样有线刻的三角纹、菱形纹、圆圈纹、长青树以及简单建筑。另一个更重要的例子是河南夏邑吴庄二号墓。[14]3-8该处出土了六具西汉晚期的石棺，其中的三具饰有简单的石刻几何纹，以及小鸟立于长青树之上。其圆环绶带纹更是与柿园汉墓中的图像如出一辙（图4）。更有意思的是，吴庄石棺所在地距离柿园汉墓仅有40公里。我们几乎可以由此确定，吴庄石棺画像和柿园汉墓八号墓室中的石刻画像出自同一批工匠之手。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不能忽视，即西汉崖墓与东汉画像石墓的时间差。西汉崖墓的开凿者在结束了为王侯的工作之后，很可能又会被平民雇佣营造墓葬，他们为何没有立即创造出类似的多室墓？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在西汉时期石刻产业因大量崖墓的建造而发展起来，但仍处在初级阶段，成熟的工匠群体及作坊组织的出现需要一段时间。另外，由于石室墓是一种全新的葬制，未必能很快为多数人所接受，其真正流行也需要时间。再者，崖墓的开凿费工费时，一座崖墓的完成可能需要大量的工匠连续工作数年，所以社会中可用的石匠可能全被征召。因此，尽管在崖墓的开凿过程中石匠群体开始形成，这一群体似乎仅勉强够王侯使用。他们只有在工作闲暇时期才可能为中下层人士服务，雕凿较为简单的石棺墓等。
在西汉时期，诸侯王的势力被逐步削弱，尤其是七国之乱被镇压之后，诸侯王们基本失去了实权，但仍有能力维持奢侈的生活方式，如《汉书》所言：“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到了东汉，诸侯王们则几乎仅保有象征性的利益。因此，诸侯王们已不再能够负担得起费工费时的大型崖墓。另一方面，地主、商人、官僚等中产阶级逐步崛起，并积累起越来越多的财富。因此，职业石匠们开始改变服务对象，转而为中下阶层营造画像石墓。
到了东汉时期，就连王侯阶层也渐渐开始使用规模较小的砖石墓，甚至是画像石墓。在徐州地区有两座比较特殊的画像石墓，即拉犁山一号汉墓[15]123-124与九女墩汉墓[16]31-33。这两座画像石墓跟其他常见画像石墓在结构和雕刻风格方面差别不大，但墓内都有玉衣残片出土，表明墓主人是社会地位较高的王侯。由此可以看出，到了东汉时期，大型崖墓被诸侯王们所摒弃，很多王侯跟社会中下层人士一样，也开始使用画像石墓这种新墓制。
五、画像石墓中的域外因素
在崖墓传入、西域开通之后，中西交通日益频繁，外来文化逐渐进入汉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画像石墓受崖墓影响而产生之后，并非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发展，而是持续受到异域文化的影响。画像石雕刻题材中有很多外来元素，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做过相关研究。另外，异域因素还体现在画像石墓的地面附属石雕及地下建筑结构等方面。
在汉代画像石墓前，有时会竖立着石阙、石柱、动物石雕等，是中国陵墓神道的最早原型。汉神道石柱最典型的例子是出土于北京西郊的秦君神道石柱。[17]13-22这两条石柱外观极为相似，高度均约2.25米，最初都有柱础。柱身刻有平行的瓦棱纹，瓦棱纹顶部的柱身与柱头相接处，还饰有一圈垂瓣纹。柱头有两只翼兽在柱侧托举柱额，上书“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图5）。
很多学者认为，秦君神道石柱及其他汉代瓦棱纹石柱是对中国本土束竹柱的模仿。但笔者认为，秦君神道石柱及汉代其他类似瓦棱石柱更可能是受西方古典柱式的影响而创造出来的。首先，汉代石柱上的瓦棱多为凹棱，而不是凸棱，很难解释为对束竹柱的模仿。其次，秦君神道石柱柱身与柱头相接处的垂瓣纹在中国汉代以前从未有过，但与古典柱式上常见的垂瓣纹惊人相似。西方古典柱式源于古希腊，后来逐步传播到希腊化世界，包括今天中西亚的广大地区。这些地区距离中国并不遥远，并与中国有持续的文化交流。因此，西方古典柱式从这些地方传入中原并为汉代工匠所借鉴，是非常有可能的。
汉代画像石墓的地下建筑结构，尤其是若干种墓顶结构，也显著地表现出外来影响。最典型的例子是阶梯形顶（或称叠涩顶），建造方式为数层条石叠涩而上，形似阶梯，逐渐缩小，最后加方形盖封闭。这种结构常见于徐州地区的画像石墓中，如白集汉墓的后室顶（图6）。[18]137-150阶梯形顶结构较为复杂，但它在东汉中期一出现就体现出较高的建筑技术水平，并没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阶段，因此其形式及建造技术很可能是自域外传入的。在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半岛，曾发现大量年代约为公元前四世纪的斯基泰人墓葬。[19]这些墓葬多为石室墓，并有与白集汉墓类似的阶梯形墓顶（图7）。这种结构上的雷同应该不仅仅是巧合。1842年，克里米亚半岛的刻赤（Kerch）出土了一批年代约为公元1世纪的汉式丝绸。通过对装饰纹样及纺织工艺的分析，夏鼐认为这批丝绸是在中原生产并传入刻赤的。[20]49尽管这些丝绸并不能证明汉人曾经到达黑海沿岸，但这至少说明，连接中原与地中海世界的繁荣交通道路确实存在。这种建造阶梯形墓顶的理念和技术，很可能以某种暂时未知的方式由欧亚草原传播到中原地区。
六、结论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汉代中原与中西亚墓葬在图像题材、建筑结构等方面的类似应该不只是巧合，两者也不太可能是分别独立发展的系统。汉代石室墓很可能是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中国建造横穴石室墓的理念最初来自波斯。汉人由此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墓制，并推动了中国古代主流墓葬结构的大变革：墓葬结构从竖穴到横穴，营建材料从木材到砖石。崖墓的建造催生了职业石匠群体，建造石室墓的风尚由上至下传播，中下层民众受诸侯王的影响开始建造画像石墓。另外，在画像石墓的发展过程中，域外因素也持续不断地传入，画像石墓的建筑结构与附属石雕等，常常带有异域风情。尽管汉人热衷于殊方异物，从西方得到灵感并创造了崖墓与画像石墓，但他们并没有简单照搬西方模式，而是改进外来观念以满足自身需求。这些外来因素常常被中国传统同化，并被赋予中国式的功能和含义。汉代画像石墓其实是混合了中西多种观念与技术的产物。
注释：
（1）除龟山墓外，徐州的西汉楚王墓主人目前尚未有定论。观点之一见：梁勇.从西汉楚王墓的建筑结构看楚王墓的排列顺序[J].文物，2001（10）：71-84.但无论排列顺序如何，数座楚王墓的建造日期早于刘胜墓是没有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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