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文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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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高职英语教学问题模式

教学模式的改革是一项创新活动。教师为适应时代变革对教育提出的要求,需要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发掘课堂教学的潜力。教师的素质及其相应的教学水平,也将在教法改革的实践中逐步得到充实和提高。而英语教学由于在高职院校提升层次和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方面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受到了高度重视。从某种程度上说,英语教学质量高低,关系到高职院校培养质量和声誉的好坏,关系到能否培养出符合当下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所要求的高级应用型人才。因此,加强高职英语教学的研究,找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办法,这对于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高职英语教学存在的问题

1.1学生英语基础层次多

目前,我国高职院校的生源主要有两大块,一是“三校生”(技工学校、职业高中、中等专业学校相关对口专业的单招生)。他们在初中阶段学过三年英语,英语基础非常差,对英语不感兴趣。二是普通高中毕业生。他们具有一定的英语基础,但整体水平不高。生源的复杂性造成了学生英语水平差距特别大。面对这种多层次、水平参差不齐、基础较差的学生,我们原有的教学方法已完全不能适应,教学内容也略显偏深。因此,教师要按照统一的教学大纲在有限的课时内完成规定的高职高专英语教学任务难度很大,教学质量更是难以提高。所以,必须改革原有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

1.2教学定位不准

多数高职英语教师都毕业于本科院校,在教学观念和实际教学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受到本科英语教育的影响。而恰恰,我们高职院校所使用的英语教材也有很多是从本科英语照搬而来的,但“本科英语”教学开设二年,高职英语教学却只开设一年,因而在有限的学时内要让高职学生掌握扎实的英语基础和熟练的英语听、说、读、写、译等基本技能几乎是不可能的。

2传统英语教学模式的检讨

我国传统的英语教学模式主要源于原苏联的外语教学模式,即发展成为精读教学模式。就我国高职院校英语教学情况而言,在教学的各个环节基本上沿袭了这种大学英语精读教学模式,主要强调“注重语言知识”,本质上成为本科英语教育的另一版本。教学指导思想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者。英语教学中存在着“重知识、轻能力”的现象。教学停留在传统模式教学手段上。教师以讲解课文、词汇和语法知识为主,难以将培养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目的落到实处。这种海量知识的课堂教学,使得高职英语教师和学生均感到力不从心,教学效果自然也大打折扣。最重要的是海量的理论知识与实用的环节脱节,与以市场为导向的人才培养目标也相距甚远对人才知识结构的需求。

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是“从事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应用人才”。在教育部高教司下发的《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以下简称《基本要求》)中指出,高职英语教学应遵循“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原则,将打好语言基础和培养语言应用能力并重,着力培养学生使用英语处理日常和涉外业务活动的能力。由此,高职英语教学模式应紧贴高职培养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的教学目标和培养学生职业英语能力的基本教学特性。而显然,传统的精读教学模式,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教学效果。因此,高职英语教学模式直接影响着高职英语教学。乃至高职高专教学的进一步发展,亟需改革。

3“3s中心”教学模式刍议

由于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是“从事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应用人才”,因此高职英语教学需遵循“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原则,强调专门用途英语教学,着力培养学生使用英语处理日常和涉外业务活动的能力。因此,高职英语教学模式改革必须融合现代教育科技与课堂教学整合在一起,把教育观念的转变、更新和信息技术的应用结合起来。一个理想化的英语教学模式应具备以下以下特征:1)轻松愉悦的语言学习氛围;2)学习内容学生乐于接受,且针对性与适用性均较强;3)突出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地位的教学思想。

而“3s中心”教学模式,则是近年来针对我国高职英语教学提出的教学理论,具有较强的实践操作性。它主要包括“以社会需求为中心(Society—centered)、以学生为中心(Student—centered)和以学习主题为中一(Subject—centered)”的英语教学。“以社会需求为中心”是指:以社会第一线的职业岗位需求确定教学目标,安排教学内容,调整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是指:一切教学活动围绕学生展开,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形式多样的语言实践,提高其英语的各种技能和熟练地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以学习主题为中心”是指:每一单元的教学内容都以一个主题为中心。即从不同侧面围绕一个学生感兴趣并能引起思考的共同主题,在这一主题下把听、说、读、写、译等语言活动有机的结合起来。课堂教学以单元主题为中心,语言作为信息载体,学习和掌握语言是为了获取信息,领会主题内容的意义,从而培养学习者的英语应用能力。“3s中心”教学模式理论为建立高职英语教学新模式提供了借鉴。

总之,高职英语教学必须突破原有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教学方式方法和模式,建立以整套全新的适应高职学生实际情况和社会发展要求的高职英语教学模式,以“3s中心”教学模式为主,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学生喜学了学。

参考文献

[1]黄和斌,等.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H].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第2篇

现在社会很流行拒绝孩子要求的教育行为，常常把这种糟糕的教育模式冠以教育艺术。而我认为，拒绝仅是一种矫正心理行为的方法，不能对孩子的心里成长有帮助，而很多家长却当做法宝，认为拒绝教育会改变孩子的一些不良习惯，殊不知对孩子的心里健康对幼儿的心理安全造成极大的影响和破坏。充满爱心的对待幼儿的合理要求，才是这正的教育艺术之道。就当前的幼儿教育误区罗列之。

1、理所当然——误区之一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人来人往的大商场里，有小孩子赖在玩具柜台前哭闹，一旁的父母在面子大失之下，不免心烦意乱训斥孩子一顿；宾客满堂的时候，孩子要这求那，拒绝后倒地撒泼，一屋子人尴尬之余，父母把孩子拖进了小房间，关起了禁闭。在父母的意识里，孩子要玩具是错误行为，应该理所当然的拒绝，并且施之以禁闭，认为这样的教育是正确而有效，我们认为这种不分皂白的一概拒绝孩子的要求，对孩子的情感成长有百害而无一利。

2、直截了当——误区之二

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现象：很多家长在孩子的吃穿上不惜血本，但在对教育孩子的理念上却很小气，常常把错误的教育方式当作先进理念，把拒绝合理要求当作时尚，在家中的地位如同众星拱月一般，面对孩子越来越多的要求，父母到了拿出威信来拒绝孩子的时候了。还美其名曰的冠以直截了当，意思是纠正孩子错误行为要快刀斩乱麻。不能拖泥带水。

3、用冷处理——误区之三

“冷处理”成了很多教育者拒绝孩子要求的法宝。本应该用温暖来对待孩子，却偏偏要让孩子的心变冷酷。把错误的教育理念当作制胜法宝，认为冷处理是对付这阶段孩子不错的办法。当孩子大吵大闹要的时候，不去理睬他，如果孩子是在公众场合要东西不听话，父母把孩子拖回去，再进行冷处理。这样做会大大的伤害孩子的自尊心。

二、满足幼儿合理要求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成长

1、更新观念，充满爱心

对待幼儿的合理要求需要更新观念，过去教育孩子经常凭着自己的经验行事，不管还子提的要求正确与否，都一概拒绝，因为在老师的眼里，孩子的需求只是一时的兴起，这样的观念严重影响幼儿心理的健康成长，不利与孩子的身心发育，会对孩子产生不安全感，长此以往容易产生焦虑症。用爱来满足幼儿合理的要求是课堂教育最高的艺术境界，尤其在当下流行的幼儿区角游戏的创新教学当中，用新的理念，对待和满足幼儿的合理要求，对培养幼儿良好心里情、促进健康心理成长，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平台。下面是课堂上教师改变旧理念、充满爱心对待满孩子合理要求的典型教学案例。这是一堂充满着爱心的区角游戏课。这是一堂幼儿身心健康成长的好课。游戏活动开始，几个孩不断变化各种方式搭建纸桥，课堂上孩子们精力集中，气氛紧张而活跃，就在此时，一个孩子撅着小嘴，一脸的不高兴，嚷嚷着走到老师跟前，原来孩子是告状他的小伙伴，并向老师提出要求，要求和另一个孩子合作，这时只见老师俯下身子，用手抚摸着生气孩子小脸，微笑着点点头。老师领着孩子给他换了一个小伙伴，红红的小脸上浮着笑容。孩子提出了要求，而这个要求合情合理，老师满足他的要求，而且是在充满着爱的关怀下答应的孩子，这对课堂上焦虑不安，想得到帮助的孩子来讲，是多么的重要。在我们有些人的眼里，这没有什么，但是对教育者来讲，让孩子在温暖的环境中人格健康成长是最重要的。刚刚下课，只见哪个孩子手里拿着搭好的纸桥，笑着交给了老师，这是成功的教学案例，成功的原因是教师在以新的教学理念满足孩子的合理要求，并在此基础上，用自己的爱心鼓励孩子，在搭桥的游戏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这正是在设计游戏环节有意为之，目的就是通过这样的教学，培养孩子优秀意志品质的形成。

2、巧抓时机、正确引导

孩子向老师提出合理的要求，老师不能只以满足孩子要求作为第一任务，更重要的是老师在满足孩子需求的同时，要学会巧抓时间，因势利导，及时点拨等不失时机的教学方法，在满足孩子需求教育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不能停留在低级阶段，要引导孩子学会做人，学会关爱，学会善良。幼儿提出合理的要求，既是生理的需要，也是心里的需要，更是健康成长的需要。我国著名教育家于漪说过，孩子的成长离不开教师，而教师应当尽可能的满足孩子要求，这是孩子成长发展阶段必然选择。现实当中有些老师，会经常用：“你不要说”，“你停下”，“不要总是提要求”等等来拒绝孩子合理的要求，容易造成孩子的心理畸形发展。在它们的生命成长阶段，意识品质形成时期，一些满怀期望常常以老师的拒绝和自己的失败结束，从小就留下了不必要的心理阴影，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下面是一堂有孩子们组织设计的区角游戏课，是一堂老师满足幼儿合理需求、巧抓时机、因势利导的成功教学案例。区角教育要实现创新，重要的一点是教师要把所有感情倾注在教学的全部。要学会满足孩子的创新需求，要尊重他们，倾听他们的声音，要包容和爱他们，也只有这样，满足孩子的需求才不仅仅就是答应。这是大班一堂区角游戏课，通过游戏活动了解不同国家的不同肤色，初步掌握世界五大洲的人文地理、风俗习惯、地貌特征，让孩子知道黑人主要生活在非洲，白人主要生活在美洲和欧洲，黄皮肤的人主要生活在亚洲，此前，我已带着他们看过录象。从游戏中的角色定位和认知能力分析看，稍显复杂。让每个孩子的把白皮肤的人放在了亚洲，当老师巡视发现后，引导这个孩子纠正错误。让老师没有想到的是，不但没有按照老师要求做，反而要求老师也加入拼图。老师有些疑惑，后马上答应孩子的请求，俯下身，与那个孩子一起做完拼图游戏。；老师微笑着轻轻地问孩子：“黑人为什么住在欧洲，而白人住在非洲？黄头发的人怎么又跑到亚洲去了呢？”在老师的亲切问话中，从微笑的眼神里，孩子闪着智慧的双眼，自信地说：“黑人是到欧洲去学习和工作的，白人到非洲去旅游，黄头发的人其实也是黄皮肤，只不过她的头发染过了，因此放在亚洲。”听到孩子们充满自信的解释，老师敬佩的连连点头。如果老师拒绝孩子的请求，不与他一同参加；如果老师不巧妙的抓住学生独立思考的有利时机；如果老师不是从心里发出微笑，给以肯定那将会是一个多么大的悲剧。孩子的心灵将受到多么大的打击。当孩子提出合理的要求时，老师首先要要满腔热情的认真对待，也许是一次不经意的拒绝，也许是一句无意的让其坐下，也许是某个习惯性的摆摆手，都可能会影响孩子一生的健康成长。

3、宽容适度，灵活多变

及时而合理满足幼儿的要求，对他们的人格品质的形成，对心里健康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害。合理满足孩子的要求要渗透到教育的每一个角落，要体现在教学的每一个环节。教师要学会宽严适度，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在答应孩子的合理要求基础上。创新发展，努力提高，一种教学理念的发展，需要孩子的积极参与，老师和学生是相辅相成的，学生有了合理的要求，老师会在要求基础上采取灵活多变，举一反三的方法，显示老师最大的宽容度，形成孩子成长的良好的环境。孩子们合理要求得到满足后，他们在游戏中也学会了答应别的小朋友的要求，举一反三，形成良性循环。在时时变换角色中满足孩子的要求。满足孩子的好奇需求，提高他们的与人为善，与人合作的精神品质。在一个充满乐趣的区角游戏的休闲吧，那里有许多美味的食物、有趣的玩具。孩子们对自己的每一项活动的要求得到满足后，他们选择自己喜爱的东西和游戏，和其他小朋友快乐的玩着，并从中学会与人合作。一群小朋友，他们或拿着玩具，或推着小车。或俩俩牵着小手，高高兴兴来到了休闲吧，休闲吧里有好吃水果，又好吃的冰淇淋，这里更有他们喜欢的各类游戏，可以拼图，可以画画。可以骑马，孩子们可以选择。在游戏教学中，孩子交换角色的要求得到满足，孩子们可以任意的选择，可以互换位子，老师没有拒绝，有的只是鼓励和赞扬，孩子们在体验游戏乐趣的同时，也学会了合作。在满足了自己的要求后也学会了满足别人的合理要求，他们在幸福感和满足感的的氛围中，快乐的成长。课堂上，一个孩子正在独自玩骑马游戏，这时一个小朋友玩完了拼图想与他互换角色，但遭到了他的拒绝，但孩子并没有放弃的意愿，而是跟这个孩子交流，最终哪个孩子满足了他的要求，高高兴兴的互换了游戏角色。在宽容的课堂氛围里，在灵活多边的游戏中，孩子们在得到需求满足的同时也学会交流合作。

三、满足幼儿合理要求教育应注意的几点

1、在满足孩子合理要求时，要注意孩子的心理变化，有时，个别孩子的要求得到老师的答应后，会一时兴起，影响他的活动，这时老师要学会亲切的善意矫正。使孩子的心理行为健康成长。

第3篇

1.1分组方法

选择COPD急性期患者45例，男性23例，女性22例；年龄54～75岁。把男女患者随机分为三组。三组在病程、年龄等方面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治疗方法

每组先静脉注射力月西0.2-0.3mg/kg和芬太尼2ug/kg诱导气管插管，接呼吸机行机械通气。Ⅰ组持续微泵恒速注射力月西(0.04-0.15)mg/h和芬太尼0.2ug/kg；Ⅱ组持续微泵恒速注射芬太尼0.2ug/kg；Ⅲ组持续微泵恒速注射力月西0.04-0.15mg/kg。三组根据患者的镇静程度作调整。

1.3数据采集

监测用迈瑞-PM9000型多参数监护仪，监测用药期间的血压（BP）、心率（HR）和血氧饱和度（SpO2），记录两组病人用药前后血压（BP）、心率（HR）和血氧饱和度（SpO2）的变化。

1.4统计学处理

每组应用SPSS13.0进行t检验，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2 结果与结论

用药前后的血压（BP）、心率（HR）和血氧饱和度（SpO2）变化两组之间比较差距无明显差异( P>0.05)

3 讨论

COPD是一种慢性不可逆气流阻塞为特征的疾病，且以老年人多见。当并发肺部感染时，常因老年人呼吸道黏膜纤毛运动减弱，肺功能低下，咳嗽无力及反应迟钝而使痰液阻塞气道，严重影响通气功能。

患者接受呼吸机治疗时，由于清醒往往伴有恐惧、焦虑、烦燥，且多不能耐受气管插管及机械通气，出现烦躁，而躁动又拮抗呼吸机的供氧，应激反应使氧耗增加，加重缺氧，上机后往往导致呼吸、心率增快和血压波动，此时给予充分的镇静剂，使患者有舒适感，解除人机对抗，降低气道阻力，降低氧耗和二氧化碳的产生，保证有效的气体交换。力月西和芬太尼为新一代苯二氮类镇静剂，起效迅速，静注后很快达到血药高峰，镇静遗忘作用出现快，患者很快进入镇静状态，消除患者对机械通气的恐惧和不良回忆。

第4篇

摘 要：东北“二人转”起源问题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这一方面的论文和专著颇为丰富，但是起源问题始终没有一个定论。当前研究结果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认为“二人转”的起源是源自于满族文化中的萨满歌舞和东北大秧歌；另一方面认为是源自于说唱艺术莲花落。笔者个人倾向于前一观点。拙文力图从时间、发源地和原始功能这三个方面来阐述“二人转”的“源”与“流”。

关键词：二人转；起源；萨满教；东北大秧歌

俗话说“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二人转”是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东北民间艺术形式，同时也是我国民族文化在艺术领域内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二人转”的起源问题，学界始终争论不休。有些学者认为是起源于说唱艺术莲花落，有些学者认为是起源于萨满歌舞和大秧歌。那么究竟哪种艺术形式是“二人转”的起源，哪种艺术形式是“二人转”的流变呢？拙文将从以下是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莲花落、二人转和大秧歌的产生时间

要想弄清楚一件事情的源头，首先我们要清楚他们的产生时间。“莲花落起自隋唐，它是由僧侣们宣讲佛经时演唱的音乐《莲花》、《散花》演变而来的”[1]。宋代开始流行于民间，清朝达到鼎盛时期，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而“二人转”则兴起于清朝的嘉庆年间，时至今日也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从时间上看，毫无疑问，莲花落的兴起时间比“二人转”要早很多，可以说是艺术史上的“老前辈”了。但是，如果仅仅因为兴起的时间比较早就说成是其产生的源头，这样的理由未免太过牵强。况且两者之间时间差距很大，这其中包含了诸多变数，更是让人难以信服。如果一定要说时间上的优势的话，似乎东北大秧歌这一同为东北特色的艺术表演形式更容易成为“二人转”产生的源头。因为二者产生的时间相近，且同为东北地区的艺术表演形式，因此更加具有说服力。

二、二人转、萨满歌舞的发源地

探究“二人转”的起源，我们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地域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以往对“二人转”起源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一个问题，即“视野狭窄，很多东北地方的研究者总是把对二人转的起源的研究限制在东北的范围之内。”[2]。对于这一观点，笔者不是十分认同。如果以往的研究中存在着“视野狭窄”的缺陷，那么认为“这是一种带有浓重乡土情节和东北地方特色的阐释”同样也割断了东北地方的研究者与其他地区研究者之间的联系。如果任意妄为地割裂了事物的整体与局部，结果必然会破坏事物的前进与发展。我们并没有片面的强调“二人转”仅仅属于东北地区，与其他艺术形式完全割裂，只是在论证其源头的过程中，抓住了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和方向，找到了“二人转”所产生的“摇篮”而已。

再者，说到“二人转”，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在脑海中反映出――东北“二人转”。因为它就是一种产生于东北地区的地方特色艺术表演形式，因此被冠以东北这一地域名称。还有学者认为“二人转”的产生是由于闯关东的移民带来的说唱艺术“莲花落和传入东北的山西柳腔相结合并不断东北化的产物”[3]。这一观点，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正是由于闯关东所带来的说唱艺术莲花落和山西柳腔，才有了“二人转”这种艺术表演形式？那么，在闯关东之前，东北地区就没有自己的艺术表演形式了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我们都知道，自古以来东北就有其独特的艺术表演形式――萨满歌舞和东北大秧歌。既然我们已经有了自己本身独特的艺术表演形式，又何必舍己求他、舍近求远地抛弃自己原有的东西，把别人的东西变成是自己的“根”呢？李映先生在讨论“二人转”的源流问题时曾提到过，“历史上作为东北地域的主体民族――满族，及其创造的东北地域的主体文化――满族文化，以其强烈的地域性和民间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孕育了二人转的‘基因’和‘胚胎’，滋养了二人转的产生和发展……这个‘主体地位’决定了满族文化是二人转的源而不是流”[4]。同意这一观点的还有杨朴教授，他认为“二人转从萨满那里最重要的借纳是‘生命复活’原型的表现……二人转的生命创造和生命复活原型来源于萨满跳神。而生命创造和生命复活的原型是二人转保留和发展了萨满跳神的方法、形式和技巧才得以表现的”[5]。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一直认为萨满歌舞才是“二人转”的真正源头。

三、莲花落、二人转及萨满歌舞的原始功能

探究“二人转”的“源”与“流”，我们还可以从莲花落、二人转及萨满歌舞这三者的原始功能的分析比较中得出一些结论。因为莲花落是隋唐时期僧侣宣讲佛经时演唱的音乐演化而来的，因此最初演唱的时候带有一定的化缘性质。“所以它逐渐演变为乞儿和艺丐卖唱谋生的方式”[6]。由此可见，莲花落最初的原始功能是乞丐行乞时所唱的歌曲。而“二人转”却大不相同。古时，东北地区虽然幅员辽阔，但是生存环境十分恶劣，物质文化生活十分匮乏，因此，当时逃荒、开荒的人很多。由于长期的劳动使大家都感到十分乏味，所以劳动之余，大家会在一起开开玩笑，互相打闹，甚至高兴的时候还会唱上两句。“‘二人转’最初就来源于田间地头，那种动作，扔手绢、转扇子、互相打情骂俏，表现了东北人民那种豪爽粗放的性格”[7]。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二人转”最初的产生就是为了给在田间工作的人们带来欢乐，是人们的一种休闲娱乐方式，具有娱人功能。同样具有娱人功能的还有满族文化中的萨满歌舞。“萨满祭祀中，人们为了通过祭祀达到祈福等目的，想方设法让各路神仙满意，为此，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人得到了满足和，神灵必然也是愉悦的。因此，可以说萨满祭祀主观是娱神的活动，客观上起到了娱人的效果。……萨满跳神集音乐、舞蹈、演唱于一体，自然就成为人们借此获得娱乐的方式”[8]。可以说，萨满歌舞既能娱神，又能娱人。通过莲花落、二人转及萨满歌舞这三者的原始功能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二人转与萨满歌舞的原始功能极为相似，而与莲花落则大为不同。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二人转”起源于满族文化中的萨满歌舞这一论证更为可靠。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笔者认为，东北“二人转”起源于萨满歌舞和东北大秧歌。当然，我们不能全盘否认莲花落在“二人转”的发展过程中毫无作用，但是分清“二人转”的“源”与“流”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二人转”，有利于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繁荣。（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参考文献

[1] [2][3][6]刘红侠，刘文峰.二人转的起源[J].中国戏曲学院学报，2006，（2）：39，39，39，40.

[4] 李映.满族文化与东北二人转-下-也谈二人转的源流问题[J].戏剧文学：50.

[5] 杨朴.再论二人转与萨满跳神[J].戏剧文学：28.

第5篇

论文关键词：纳兰性德；康熙时代；满汉团结；文学创作

纳兰性德(1655～1685)，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满族正黄旗，康熙内阁大学士明珠的长子，是我国清初著名的满族作家。以短暂的3l岁生涯，创作了很多文学作品，取得了巨大成绩。主要作品有一部解释儒家经典包括宋元以来140多种有1792卷之巨的巨著《通志堂经解》；一部包括诗、词、赋、散文、经律、杂文等多种文体的传世文集《通志堂集》；另有一部他24岁时自己编选，共收入342首诗词经后人加工名为《侧帽集》，后更名为《饮水词》，又更名为《纳兰词》传世。

纳兰性德的诗文均很出色，尤以词作著称于世，是那个时代词坛的杰出代表，和朱彝尊、陈维嵩并称为清代“词家三绝”。满族文人纳兰性德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高的文学成就，这与康熙推行的满汉团结的民族政策以及汉族文人对纳兰文学创作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1纳兰性德的成长体现的是清初统治者维护政权的政治需要

清建国伊始，满汉矛盾特别尖锐。到康熙即位时，表现得更是激烈。面对日益严峻的局面，出于维护和巩固政权的需要，康熙经过反复斟酌，最终借鉴元蒙统治集团覆灭的教训，断然采取了清承明制的方略。将儒家思想这一统率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文化精神与异族统治结合起来，作为治国根本纲领。并推行满汉团结的正确民族政策让许多汉族知识分子特别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各级政权参政，不仅使得汉民族在中原实行了两千年的儒家思想得以延续，而且还成为化解和缓和民族矛盾的利器。

康熙执政初期，来自汉族文人的反抗事件时有发生，这就迫使康熙不得不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怀柔政策，如重用有名的理学家李光地、汤斌刊行《性理大全》、《朱子全书》等儒家理学经典，还把朱熹牌位请入孔庙“配祠十哲之列”。这些措施都与他力图支撑所推行的封建制度如出一辙。

由于采取了这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康熙不仅稳固了政权，还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康乾盛世，使经济繁荣，文化也得到了长足进步。当时涌现出的很多杰出学者，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其中纳兰性德就是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个具有很大影响的皎皎者。

康熙以一个处于弱势的塞外游牧民族要想统治一个幅员辽阔，文化发达的以汉族人口为绝大多数的国度，虽然一时掌握了政权，确立了以汉族儒家思想为治国纲领的决策，但真正要使这样一个民族众多，以汉族人口为主的大国能够安定统一，首要任务就是必须解决民族之间的矛盾，促进满汉团结。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本民族人员全力支持和共同努力，更需要大量各族知识分子特别是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实际参与和积极配合，形成一个有大量汉族知识分子参加的政治结构的局面。而大量汉族文人的参加，不仅能笼络和团结一部分汉族人民，而且以“经学”为主的汉文化形成的“文治”，其实也是一种精神束缚的软索，能达到其他方式难以奏效的目的。

于是推行满汉团结政策，在全国恢复科举，就成了康熙实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重要举措。

康熙这样做不仅可以选拔到自己需要的人才，增加统治力量，同时对于那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汉族知识分子，尤其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来说，不啻也是一条很好的出路。何况这时社会局势也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多数汉族人民也开始逐步接受现实，这也是康熙这一举措能够得以推行的基本原因。康熙通过科举选拔了大量有才能的满族人才，也轻易地网罗到了一定数量的愿意为之效劳的汉族知识分子，其中很多还是满汉通才。当然其中的满族人才是他统治的基本力量。

以纳兰性德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和个人素质等，无不具备康熙选拔满员理想人选的条件，所以纳兰性德的脱颖而出，受到康熙非同寻常的倚重也就成为再自然不过的现象。

2汉族文人对纳兰性德成长的影响

纳兰性德自幼聪颖好学，勤奋刻苦，显赫的家世，更是为他提供了优裕的学习条件。他喜好汉族文化，自幼打下了深厚的汉学基础。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经史子集的学习和钻研之中。“容若数岁即善骑射，自在环卫益便习发，无不中，其扈跸时，雕弓书卷，错杂左右，日则校猎，夜必读书，书声与他人鼾声相和。”为在学业上有所建树，即使有病在身也不懈怠，“癸丑病起，披读经史，偶有管见，……传述异闻，客去辄录而藏焉。逾三、四年，遂成卷。”他18岁中举，22岁就以优异成绩高中进士二甲第七名。被康熙授予了“殿前三等侍卫”，不久就攫为二等，又晋升为一等。一经出世，就以风流倜傥的文人本质，英俊威武的武官身份成为御前侍卫，整日随皇帝南巡北狩，游历四方，陪帝王唱和诗词，译制著述，参与军国机密，成为君主器重的近臣，一时光芒四射，成为人们心目中羡慕的达贵显官。而这一切对少年得志的纳兰公子的文学创作无疑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他成长过程虽然表现出的是他天资聪慧才华横溢，但更多从他身上体现出的却是统治者维护政权的政治需要。他以一个出身显贵的满族青年积极参加科考，本身就符合了康熙要利用科举制度达到收容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政治目的。

纳兰性德的成长过程，从社会背景看与当时康熙提倡汉学和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策略，团结汉族文人，实现民族团结的政策分不开。从个人环境看，又与当时众多汉族文人的帮助分不开。在他的一生中，有个现象非常引人注目，就是与许多汉族知识分子来往密切，交谊很深，其中不乏颇负盛名，有影响的人物。对此我们从一些与他交往密切的汉族学者的言论不难看出。顾贞观曾说：(纳兰性德)“与道谊也甚真，特以风雅为性命，朋友为肺腑。”徐乾学也说：“君所交游，皆一时俊异，于世所称落落寡合者，若无锡严绳孙、顾贞观、秦松林、宜兴陈维菘、慈溪姜宸英，尤所契厚。”又“好宾礼大夫，与严绳孙、顾贞观、陈维崧、姜宸英诸人游”。其中尤以与徐乾学、顾贞观等人的交谊值得称道。除这些朋友外，朱彝尊、梁佩兰等汉族人也和纳兰性德的情谊很深。

在与这些汉族文人交往的过程中，纳兰性德不仅阅读了大量的经书史籍，而且掌握了儒家的基本思想，精通了汉语的文学写作和具有自己的创作理念。他不仅具有一定的文字、词汇和熟练驾驭典故成语的能力，还熟悉各种典籍，具备丰富的文学知识。尤其在词的写作上对调式、韵律、平仄、句式、对仗、赋情、体物、结构、声采等基本法则处理等方面显示了很高的水平，作为一名少数民族文人达到这样的高度，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如果没有汉族文人的帮助是难以实现的。

纳兰性德与汉族知识分子交往，既符合康熙团结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要求，也满足了个人日常交往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这种交往不仅对他个人学习汉族文化必不可少，而且对于他的成长和思想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在他的诗词等文学作品中都有非常明显的体现。

在与纳兰性德交往的汉族文人中，当时著名的汉族学者徐乾学对他的影响最大。纳兰性德l7岁时，就读于太学，那时国子监祭酒徐元文对他十分赏识，就推荐与其兄徐乾学结识，从此相交一生，并确立了师生关系。徐乾学在江南很多县都有大量房地产，是著名的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在康熙九年中一甲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自此施展才能，竭尽全力为清廷效劳，很快就受到康熙宠信。徐乾学对这位贵族弟子可谓是用尽了心血，他不惜花费极大精力为纳兰性德讲授经史，还直接指导帮助纳兰编纂《通志堂经解》这部儒学巨著。当时的纳兰才l9岁，他能在两年时间内完成这样一部巨著，还要准备参加科举，如果没有徐乾学的指导帮助，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徐乾学后来回忆纳兰求学的情况时说：“自癸丑五月始，逢三六九日黎明骑马过余邸，讲论书史，日暮乃去。”是靠着这种执著和顽强的精神和勤奋的学习态度，纳兰才有了日后的成就。这种师生情谊，在纳兰性德临终时与徐乾学的诀别之语中也有所体现：“辱先生不鄙弃，执经左右十有四年，先生语以读书之要以经史百家源流，如行者得路，然性喜作诗余，禁之难止。”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徐乾学对于纳兰性德的成长和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在徐乾学的亲自教诲和帮助下，纳兰才有了日后的汉学成就。

在与纳兰交往的汉族文人中，朱彝尊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朱彝尊是清初著名的文学家，在康熙十八年应博学鸿儒科人选，任翰林院检讨，参加编纂明史的工作，康熙二十年充日讲起居注官。并任江南乡试主考，又于两年后人值南书房，是深受皇帝宠爱的一个近臣。这样一个汉族大儒，在长达12年与纳兰的交往上，在创作理论和写作理念上对纳兰产生了极大影响。我们知道，朱彝尊的创作是以真情表现见长的，尤其在文学理论上提倡真实感情表现。他认为只有能够表现真实感情的文学作品才是最好的：“缘情以为诗。诗之所由作，其情之不容于己者乎!夫其感春而思，遇秋而悲，蕴于中者深，斯出之也善。”又说：“情之挚者，诗未有不工者。后之称诗者，或漫无感于中，取古人之声律字句而规仿之，必求其合。好奇之士，则又务离乎古人，以自鸣其异。均以诗未有无情之言可以传厚者也。”我们从纳兰的诗词中所感受到的那种强烈的真情涌现，不能不说与朱彝尊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另外，朱彝尊是清初著名的藏书家，纳兰性德又嗜书如命，共同的爱好也把两人紧紧地联系到一起。由于朱彝尊藏书甚多，又注重搜罗儒家经典，因此在纳兰性德编纂《通志堂经解》时，它不但能在内容上给与帮助，在版本的提供上也能襄助其事。

纳兰性德与汉族文人顾贞观的交往也相当深厚，绝非一般情谊可比。顾贞观曾任明珠的家庭教师，做过秘书院典籍，有过接近康熙的机会，但却受人轻视和排挤，一直得不到宠信，一生郁郁不得志。纳兰性德自22岁认识顾贞观，两人遂成忘年之交。两人不仅兴趣相投，而且有着共同的文学创作理念。顾贞观写了许多反映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的作品，强调内容接近现实。他在写作上提倡要以情感人，表现真情实感为上。词格调高昂，情绪激越，从不追求含蓄淡荡的情趣，而是以如虹之势直抒胸臆。如：

[金缕曲]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籍，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复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薄命，更不如今还有，只觉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白马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他的这种创作思想，深深影响了纳兰性德的创作风格和写作理念，纳兰性德在自己的创作中也是注重自己的写作风格，采取与现实密切结合的方式来表达强烈真挚的感情，如：

[金缕曲]德也狂生耳。偶然问、淄尘京国，乌衣门第。有酒惟浇赵州土，谁会成生此意。不信道、遂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尊前、拭尽英雄泪。君不见，月如水。共君此夜须沉醉。且由他、娥眉谣诼，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寻思起、从头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后身缘、恐结他生里。然诺重，君须记。

从以上两首词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在写作手法上，还是在思想内容上，纳兰之作在许多地方都受到了顾贞观的影响。

此外，在《通志堂集》中，我们还可看到许多纳兰性德与汉族其他文人往来的诗文酬唱吟和之作，也有许多纳兰性德去世后汉族名士的悼亡诗作，其中像姜宸英、秦松林、严绳孙等，这些人都与与纳兰性德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都在文学创作人生哲学、生活态度等方面对纳兰性德的一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3结语

通过对纳兰性德及其作品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作为一个出身满族显贵家庭的王孙公子，纳兰性德努力学习儒家思想和汉族文化，最终成长为一个有浓厚的儒家思想，用汉语进行写作的少数民族诗人，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虽然是顺应时代潮流和政治需要，但体现出的却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所取得的成就，他的创作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对加强民族团结和稳定社会也起了一定作用。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对我们研究和了解当时社会、政治、历史等都起着汉族文人无可替代的作用。

第6篇

关键词：文化误读；李

在朝鲜语境中，中国满洲族形象往往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十八世纪下半叶之前，朝鲜人心中的满族人形象是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的，而十八世纪下半叶以后便带有“乌托邦”色彩。几百年来，两种不同的文化始K互识互证，相互碰撞着。

一、文化误读

（一）文化误读基本概念

曹顺庆教授在《比较文学概论》中详细地对比进行了研究，概括而言就是：文化交流活动中由于文化过滤的作用，而导致发送信息的减损和接受者文化的渗入，从而造成影响误差。文化误读鲜明地反映了不同文化间的碰撞、扭曲与变形，导致了一些不良的文化影响，使得文化交流的质量大打折扣。它包括无意识的文化误读和有意识的文化误读。

（二）无意识的文化误读

无意识的文化误读往往是由于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对源语文化缺乏足够了解或受本民族文化背景的制约产生的。早期红楼梦的英译本，把黛玉翻译成black jade（黑色的玉），而这一词语的引申义居然是“黑皮肤的”。李纨字宫裁，也被翻译成皇宫里的女裁缝，这无疑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行为。鸳鸯竟然被翻译成忠诚的鹅，这样的翻译让人哭笑不得。而人物形象的倾覆更是不胜枚举。

（三）有意识的文化误读

有时读者在阅读作品时的主观情感不可能和作者创作时的情感完全一致，因此造成读者对作品的创造性理解和主观评价。港台学界关于中国古典诗词中蜡烛意象的学术争论故事充分证明了这种现象的普遍性。但有些误读，是主体文化和作者有意选择的结果。近代以后，西方文明逐渐取代了东方文明而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轴心，因此西方文化对于东方文化的误读是居高临下的，同时也是涉及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西方仍处于强势话语地位。而朝鲜朝和中国之间，也存在这样的微妙关系。

二、朝鲜使臣对明清两朝的文化误读

（一）李对明清两朝皇帝的形象误读

李，字用涵，号松溪，仁祖第三子，仁祖三年被封“麟坪大君”。朝鲜外交官，主张伐清。曾于“丙子之乱”爆发后被掳至沈阳，做了一年人质，于第二年春天被放回朝鲜。他的作品有《燕途纪行》等。作为朝鲜使臣，李的在华立场也是有些尴尬的。和其他使臣相同，李对于清朝的心态是矛盾的，也是复杂的。

李对清朝顺治皇帝的看法，是既有肯定，也有否定的。他眼中的顺治形象是气象桀骜、气狭性暴、荒恣意、慕效华制、专厌胡俗的，显然这与我们认知里的顺治帝形象略为不符。徐东日在论文《论朝鲜朝使臣李眼中的顺治帝形象》中，阐述了朝鲜使臣的在华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朝鲜民族集体记忆而非实际上的观感”，通过分析顺治的成长经历，对于李所说的放纵给予了解释与驳斥：“荒恣意的形象不过是朝鲜君臣关于满族统治者形象的一种心理期待”。同时他充分论述了顺治帝“力学中华文字，稍解文理，听证之际，语多惊人”的原因和背景，而对于“专厌胡俗”他直接指出这是明显背离历史现实的。

但是对于明朝以及明朝皇帝，以李为代表的朝鲜使臣又是另一番看法。事实上明朝之前，中朝便已有使臣往来，而明朝时期，朝鲜使臣出使中国的次数就更为频繁了。推动两国政治进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朝鲜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了朝鲜的主流文化。在朝鲜人眼中，中国作为礼仪之邦，其文化是优秀而值得学习的，是应该受到尊崇的。朝鲜使臣极度尊崇明朝的万历皇帝的勤政爱民，称其“天威甚迩，龙颜壮大，语声铿锵”。 甚至在李眼中，尽管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刚愎自用，疑神疑鬼，最终走投无路而自缢在煤山的清风明月下，还是比清朝的皇帝好得多。

（二）朝鲜使臣产生文化误读的原因

1.朝鲜朝的意识形态

明朝灭亡后，朝鲜的一些士大夫对中国的想象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中国已经沦落为被蛮夷统治的颠覆文明之邦，变成了应该讨伐的对象。心理上的无法接受一方面造就了朝鲜朝的华夷分离意识，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以朝鲜朝为中心的中华意识。由于对明朝的崇拜，朝鲜朝不断加强华夷分离意识，并一步步走向了抵抗清朝统治的道路。这是朝鲜朝对清朝产生有意文化误读的原因之一。

2.李的思想内容

顺治帝执政时期，正当朝鲜国内“北伐论”兴盛之时，李受制于“尊王攘夷”的传统思想，不愿意也不可能承认顺治帝的正统地位。尽管顺治皇帝 “听政之际，语多惊人，励精图治，继往开来”，但朝鲜君臣对清朝统治者仍然始终以“胡皇”、“夷虏”视之。因此在李的文学作品中，一方面，他惊叹并盛赞清朝皇宫的富丽堂皇，另一方面，以其为代表的朝鲜君臣蔑视并且丑化着居住在皇宫之内的清朝皇帝。

三、总结

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鲜赴清的使臣越来越多，与清朝进行不断的接触，他们逐渐发现满族上层人士并非与他们的想象一致。许多满族人也都在认真地学习汉文、学讲汉语，他们对清朝的偏见慢慢改变，也开始重新审视并吸纳清朝文化。至此中朝文化开启了新一轮的文化交流过程。

参考文献：

[1]曹顺庆.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第7篇

一、财经类硕士毕业论文指导与写作的现状

课题组对保定某高校20xx届财经类专业的硕士毕业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88份，有效问卷回收率达96%。通过对调查问卷结果进行统计与分析，大致了解财经类硕士毕业论文指导与写作的现状。

（一）财经类硕士毕业论文的选题。

1.选题与专业的一致性。调查结果显示，83.3%的毕业论文选题与专业相符，16.7%的毕业论文选题与专业不相符。

2.选题的来源与内容。课题组统计调查问卷时，将财经类硕士毕业论文的选题来源分为几个方面：（1）对社会某个经济现象或热点进行调查分析，例如《大学生网购市场营销对策研究》《康师傅方便面大学生市场营销对策研究》等。（2）对实习单位的经营管理问题进行研究，例如《丰宁富兴大酒店内部控制问题研究》《L公司应收账款风险及防范》《XH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控制研究》《北京新姿服装服饰有限公司财务风险分析及建议》等。（3）对区域经济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例如《涉县花椒产业发展与对策研究》《顺平县桃林产业发展现状及应对措施》《满城县草莓产业化经营研究》《宽城满族自治县板栗产业发展问题研究》等。（4）根据统计年鉴数据或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进行研究，例如《河北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及提升对策研究》《华谊兄弟融资问题研究》等。（5）泛泛地对某一经济问题进行研究，例如《我国中小型企业无形资产评估的探讨》《人力资源政策对内部控制环境的影响》《中小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等。

上述调查结果表明，目前绝大多数财经类硕士毕业论文的选题与专业目标相一致，而且绝大多数毕业论文是对社会经济热点问题、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或者实习单位经营管理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而撰写的，这与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硕士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对硕士毕业论文的定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教学形式”是相符的。

 

（二）财经类硕士毕业论文的写作。（1）实际数据资料的获得途径。调查结果显示，85.4%为互联网，44.8%为统计年鉴，39.2%为实习单位，16%通过问卷调查获得，11.5%通过政府部门获得，13.9%通过亲戚或朋友提供。（2）实际数据资料的获得难度。调查结果显示，23.3%的毕业生认为难度较大，74%认为难度不大，2.7%认为比较容易。（3）论文撰写时间的充裕情况。调查结果显示，49.7%的毕业生时间充裕，47.9%时间够用，2.4%时间不充裕。（4）撰写论文期间哪些事情耗用了毕业生的大量时间。调查结果显示，54.5%的毕业生认为是找工作，各种考试如考研、考公务员、考银行分别为24%、25%和11.8%，20.8%的毕业生选择其他。（5）对待毕业论文的态度。调查结果显示，79.5%的毕业生态度认真，17%态度一般，0.3%态度不认真，3.1%心有余而力不足。（6）论文的写作难度。调查结果显示，11.8%的毕业生认为论文写作难度很大，55.9%认为写作难度较大，31.9%认为写作难度不大，0.3%认为论文容易写。

 

上述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学生获取实际数据资料的难度不大，实际数据资料的获取过多地依赖互联网，撰写论文的时间充裕或比较充裕，对待论文的态度认真，感觉撰写论文有一定难度，找工作、参加各种考试等牵扯了毕业生的精力。

（三）财经类硕士毕业论文写作的收获。

1.撰写论文的收获。调查结果显示，28.8%的毕业生收获很大，66%收获较大，5.2%收获较小，没有收获的毕业生为0。

第8篇

七、文学

251《辽金元文学研究论丛》，高人雄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252《宋辽金元歌谣谚语集》，程杰、范晓婧、张石川编著，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253《古诗行旅：宋辽金卷》，马世一编著，语文出版社，2014年。

254《故事里的文学经典：辽金元文》，张增吉著，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

255《故事里的文学经典：辽金元诗》，庆振轩、牛思仁著，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

256《中国故事：辽金卷、元代卷》，万方著，江苏美术出版社，2014年。

257中国文学五千年：辽金元》《上、下册），四川美术出版社编，四川美术出版社，2014年。

258《辽代散文创作的整体评估与价值发掘》，蒋振华，《学术研究》，2014年第1期。

259《对当前可知辽金女性作家及作品资料的分析和比较》，王荣华《辽金元文学研究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260《论辽金时期渤海遗民诗文的三种特质》，宋巍《渤海大学学报x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261《黄龙戏辽金史剧的悲剧性研究》，潘薇、杨雅婷，《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262《论辽代文学翘楚——萧观音诗词的艺术特色》，苏婉环《北方文学》《中旬刊），2014年第8期。

263《品评辽代诗坛的一座高峰——从<焚椒录>看萧观音的文学成就》，陈姗姗《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264《生机与汇流：民族文化交融中的辽金元诗歌》，张晶《辽金元文学研究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265《辽代骚体诗与歌行体诗艺术探析》，张伟红《长城》，2014年第12期。

八、宗教

266《普天佛香：宋辽金元时期佛教》，熊江宁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

267相契与互融：辽代佛儒关系探论——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张国庆《浙江学刊》，2014年第5期。

268《辽代佛教世俗表象探微——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张国庆《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269《辽代佛教信徒持斋与禁屠考略》，张国庆《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第2期。

270《通过鲜演的事迹看契丹辽）后期政权下的学僧和佛教》（日）藤原崇人著，姚义田译《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

271《契丹辽）的授戒仪与不空密教》‘日）藤原崇人著，姚义田译《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

272《10-12世纪中国北方民族的佛教思想与文化认同》，袁志伟，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273《涅槃道场与僧传叙事》，王磊《汉语佛学评论》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274《中晚唐幽州地域禅宗考述》，尤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4期。

275《略论辽金时期佛教在北京地区的发展》，安宁《民族论坛》，2014年第7期。

276辽代燕京地区佛教研究》，李俊琴，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277《从金人王寂所记佛寺、高僧看辽金佛教文化传承》，王彦力、吴凤霞《北方文物》，2014年第3期。

278《辽金时期渤海遗民佛教信仰浅谈》，李智裕、苗霖霖《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

27 9《辽金时期东京地区渤海遗民佛教信仰初探》，李智裕、苗霖霖《东北史地》，2014年第1期。

280《佛教传入辽朝原因及来源探析》，孙国军《赤峰学院学报x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281《论辽代的观音信仰》，徐效慧《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

282《论佛教与辽朝政权的兴废》，王丽歌《兰台世界》，2014年第28期。

283《崇佛”政策与辽代灭亡的因果探析》，胡跃丰、陈清春《兰台世界》，2014年第33期。

284《从石刻史料看辽代女性的崇佛》，吕富华《兰台世界》，2014年第30期。

285《房山云居寺辽代刻经述略》，王德朋《兰台世界》，2014年第24期。

286《浅谈山西天镇地区在辽代的佛教发展情况——以慈云寺为例》，张峰《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7期。

287辽代佛教刻经述略》，孟亮《法音》，2014年第7期。

288《赤峰地区辽代、清代时期的佛教寺庙文化调查》，雪莲《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1期。

289《辽三彩与佛教文化》，李慧净、李晓艳《收藏》（拍卖），2014年第8期。

290《试论景教在辽金的流传》，陈广恩《暨南史学》（第九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九、历史地理

291《辽宋夏金时期鄂尔多斯高原的行政建制》，保宏彪《西夏研究》，2014年第3期。

292《宋辽夏金政权在鄂尔多斯高原地区的疆界变迁》，陆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293《11-13世纪初鄂尔多斯高原及其邻近地区城市地理研究》，娄娟娟，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294《辽代白川州沿革及其经济文化发展》，任仲书、洪嘉璐《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295《通州、长春州与泰州简析》，张福有《地域性辽金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296《论科尔沁地区在辽代的重要地位——以长春州为侈1》，孙立梅、鞠贺《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297《黄龙府”若干问题述论》，姜雅迪《长春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都城

298《沈括、陈襄使辽所达单于庭”今地考——兼论沈括、陈襄二使者在巴林的行程、顿舍等问题》，王玉亭、田高，《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

299《金代诗人笔下的辽上京故地风貌》，张兴国、于静波《大众考古》，2014年第11期。

300《两度为都的也迷里古城》，刘向晖《新疆地方志》，2014年第2期。

301《试论辽朝京城体系演变过程与特点问题》，孙伟祥《东北亚研究论丛》（第七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302《对契丹西楼”的新认识》，刘一《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年第1期。

303《辽代上京道乌州考》，刘喜民《地域性辽金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304《赤峰地区辽代城镇分布及其文化属性》，张瑞杰，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305《辽代饶州城址相关问题》，李非《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306《辽代饶州相关问题研究》，李非，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307嫩江流域辽金古城初步研究》，刘加明，大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308《城四家子古城的兴衰》，宋德辉、宋美萱《地域性辽金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309《辽泰州故城建筑时间考》，孙文政《地域性辽金史研究x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310《朝阳县大青山城址略考》，杜晓红、宋艳伟《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

311《辽代锦州城市建置与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任仲书、高玉平《东北史地》，2014年第4期。

312《牡丹江流域辽金时期女真筑城分布研究》，王禹浪、于彭《满族研究》，2014年第3期。

313《辽代木叶山浅析》，刘喜民《地域性辽金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314《辽代马盂山考》，汪景隆《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7期。

315《辽代马盂山考》，汪景隆《松州学刊》，2014年第4期。

316《辽中京马盂山峰）及其狭义广义域考》，胡廷荣、李俊义《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9期。

317《辽代兴道两朝冬捺钵驻地中会川”再考》，李旭光《东北史地》，2014年第5期。

318《辽代大凌河流域手工业探析》，肖忠纯《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32《辽代对草原丝绸之路的控制与经营》，武玉环、程嘉静《求索》，2014年第7期。

323《辽代东西交通路线的走向——以可敦墓地望研究为中心》，钟焓《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

324《陈襄使辽终点及其前五驿馆和路径考》，胡廷荣、李义《地域性辽金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十、考古

325《辽代贵族丧葬制度研究》，内蒙古博物院编、郑承燕著，文物出版社，2014年。

326《林东辽代遗迹踏查记》（日）三宅俊成著，戴岳曦译，李俊义等校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年。

327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法）闵宣化撰、冯承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328《走进千年辽上京》（全三册），刘喜民、刘浩然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年。

第9篇

关键词：老舍；林语堂；鲁迅；幽默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7－0124－04

“幽默”（humor）这个词在我们这个时代经常被混同于“滑稽”或“笑话”，被弄得意义混淆了。实际上，它是一种特殊的艺术的思想表现形式，曾激励过一批杰出的英国作家，随后又影响了不计其数的外国作家。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老舍也许是受其影响的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非常契合幽默的观念。

今天，老舍已成了被研究得最多的中国现代作家之一。从曾广灿搜集、整理的《老舍研究专著、资料专著书目》中，人们可以得到非常深刻的印象①。我们打算先从“”结束前的一些重要的老舍研究专著展开评述。

“”结束之前，中国大陆的老舍研究进展缓慢。因此，这个任务是由居住在中国大陆以外的汉学家们来完成的。那时，有四位学者及其著述比较知名：第一位是波兰学者斯乌普斯基，他的《一位现代中国作家的历程》于1966年在布拉格出版，该专著对老舍长篇小说中的结构、情节和人物进行了分析，研究了对《老张的哲学》产生过影响的各种因素。第二位是美国学者兰比尔·沃勒，他的《老舍与中国革命》于1974年在美国出版。该专著按编年的次序对老舍的长篇小说及一些中短篇小说进行了述评，而以中国的社会—政治形势的分析为其基调。第三位是法国学者保尔·巴迪，他的老舍研究成果丰硕，且以分析中肯及史料丰富而著称。他的研究是从翻译《老牛破车》开始的，其后扩展到作家生平研究，尤其是对“老舍之死”的研究，用功尤深。最后一位是中国香港的胡金佺，读者欣喜地从他的专著中读到了从真正的北京人视角对老舍其人其文所进行的研究②。

除了以上这些主要的研究成果之外，同期还有一些研究工作也值得我们注重。苏联安琪波夫斯基的《老舍的早期创作：主题、形象、题材（1926-1936）》于1967年出版。该专著于1987年被译为中文，改题为《老舍早期创作与中国社会》。日本的老舍研究从40年代开始，截止到“”结束前大约发表了百来篇论文，大部分都载于权威性的出版物。奥野信太郎、仓石武四郎、波野多太郎这三位也许是在头20年最为活跃的，接着，柴垣芳太郎和伊藤敬一在同一年分别出版了两本传记类著作。此外，藤井荣三郎和大芝孝两位日本学者对老舍的小说和话剧也进行了令人尊敬的研究。

1978年老舍被恢复名誉后，中国大陆的老舍研究才步入真正的研究阶段。事实上，不久便出现了一些足以推动研究进程的可喜的情况。首先，老舍的女儿舒济有系统地重印或再版了作家的著作，在大多数情况下，她是非常慎重地按初版本来重印的。《老舍文集》十六卷从1980年到1991年陆续出齐，从此成为研究者可以倚重的原始研究资料。接着，作家的一些佚文及一些有关作家生平的史料也相继被发现，提供了作家文学世界的更加完整的全景。其中，《小人物自述》、《秦氏三兄弟》、朋友们保存的书信的重新面世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些都是人们原以为根本不存在或失而复得的重要资料。同期，老舍的遗孀胡絜青及其子舒乙撰写了很多的回忆文章，非常有助于人们对作家生平及其作品的理解。此外，一些活过了“”的著名作家、艺术家如巴金、冰心、等也纷纷撰写回忆文章，为他们熟识的、热爱的这个“人”提供见证。那时，学院式的研究也有可能进行了。樊骏的著名论文《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文学评论》1979年第l期）发表之后，文学期刊或大学学报上涌现出了很多的关于老舍及其作品的论文。研究者共同的努力竟形成一时的风尚，以致有人认为老舍研究能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即 “老舍学”。在公众中随即出现了“老舍热”。1982年在济南召开了第一届“老舍学术研讨会”，次年《老舍研究论文集》出版，收录了二十来篇参会交流的论文。佟家桓的专著《老舍小说研究》也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10篇

国际上许多学者对萨满习俗的考察和研究，一般归于对“萨满教”（Shamanism）的研究，中国学术界通常也使用“萨满教”一词，但谁都知道，萨满在中国北方诸民族中的传承由来已久，它从形成的时候起就是一种原始的民间崇拜和信仰的产物，其传承和传播完全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之中，属于信仰文化或巫术文化的范畴。直到今天，“萨满”绝非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它的传承和传播方式，仍然是一种巫术行为，也可以称之为萨满巫术。这样看来，萨满信仰属于中国巫文化系统，或者说它是中国巫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中国的巫文化是一个历史悠久，内容十分庞杂的系统，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现代的民俗传承，如果将中国的巫文化作学术上的分类，笔者认为它包括了两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即中国北方诸民族传承的萨满文化和中国南方诸民族中传承的傩文化（即面具文化）。这也是近几年来中国民俗学对中国巫文化的宏观关照和学术研究的新的走向。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萨满文化的研究一直是热门，考察所得资料异常丰富。最近几年，傩文化的考察和研究后来居上，造成一种十分热烈的空气。萨满文化与傩文化的相互关照，一定会使中国巫文化的研究出现崭新局面。

巫文化，在民俗学研究中往往将其归入原始信仰，有时也称为“民俗宗教”[2]，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一词使用了广义的概念。长期以来，“宗教”一词在民俗学研究中经常给研究者造成困惑，以致使我们很难描述某些民俗事象。为了区别于“现代宗教”，学者们于是提出了“民俗宗教”的概念，也是完全适用的。“民俗宗教”将巫文化包含其中，为叙述和研究带来方便。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巫文化曾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中国古老的科学和文化发展均与巫文化有关，如文字、天文、医疗、数学、文学、音乐、舞蹈、绘画、历史学的产生、发展，都和巫术活动有关，甚至连知识分子阶层都是由巫发展而来。可见巫文化作为各种文化的母体，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严格说来，巫文化是一种民间传承，它在原始社会尚未出现阶级分化时，尤其如此。在那时由巫文化所构成的精神世界，正是原始民的宇宙观。当社会出现阶级分化，特别是国家形成之后，巫文化的传播情景则完全不同。这时，巫文化除在民间继续传承外，其中许多成分被统治阶级吸收，并将其系统化，仪礼化，用来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服务。作为中国巫文化组成部分的傩文化和萨满文化，都没有逃脱这种命运。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探讨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并在此基础上将民间萨满信仰和宫廷萨满典礼作些比较。

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是民俗宗教——萨满信仰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为历来的萨满文化研究所忽视了的问题。现在将他提上研究日程，是因为清代文献史料中，如《八旗通志》、《大清通典》、《大清会典》（雍正、嘉庆时代）、《礼部则例》、《大清会典事例》、《纽祜禄氏满洲祭天、祭神典礼》、《国朝宫史》等，详细记载了清代宫廷萨满祭祀的典章制度。曼殊、震钧的《天咫偶闻》、昭梿的《啸亭杂录》、吴振城的《养吉斋丛录》、姚元之的《竹叶亭杂录》、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等著作中也涉及到清代宫廷、王室有关萨满祭祀的实录。特别是清代乾隆12年（1747年）奉旨编纂的《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为我们研究满族萨满习俗和清代宫廷萨满仪典，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

萨满及其信仰，本是中国北方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普遍传承的一种习俗，流传地区十分广阔。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白山黑水和大小兴安岭一带的满族、达斡尔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锡伯族及部分入旗的汉族（汉军旗人）中，直到今天，仍有萨满习俗流传。中国东北地区的萨满信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圈，也是萨满文化传承最稳固的地区。这种传承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带有森林、狩猎和渔猎色彩，可称为森林萨满文化圈。华北蒙古族地区，是中国萨满传承的又一个文化圈，这一文化圈带有浓郁的草原游牧特色，可称为草原萨满文化圈。蒙古族萨满，传承十分古老，但变异也较大。在元代（1279－1368）随着藏传佛教（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和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一部分萨满信仰融入喇嘛教，一部分渐次消失，人为的因素曾一度割断了蒙古族萨满信仰的传承。蒙古族在信奉喇嘛教之前，萨满信仰在部落上层和民众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一些大萨满（巫师）都被收罗在蒙古宫廷中，他们守护偶像，并谙星术，预言日月之蚀，择定吉日凶日，人们有事必去咨询。“凡宫廷所用之物，以及贡品，必经此辈以火净之，此辈得留取若干。儿童之诞生，则召其至，以卜命运。有病者亦延其至而求助于其咒术。托其欲构谄某人，只须言某人之疾，盖因某人厌禳所致。人有咨询者，此辈则狂舞其鼓而召魂魔，已而昏迷，伪作神语以答之。”[3]当时，萨满几乎主宰部落或国家大事。据《多桑蒙古史》载：“塔塔尔诸游牧部落既平，铁木真应有适合其新势权之尊号。1206年春，遂集诸部长开大会于斡难河流附近之地，建九旅白旄纛。珊蛮或卜者阔阔出者，常代神发言，素为蒙古人所信奉，兹庄然告铁木真曰：‘具有古儿汗和大汗尊号之数主既已败亡，不宜采用此有污迹之同一尊号。今奉天命，命其为成吉思汗或强者之汗。’诸部长群赞其议，乃上铁木真尊号成吉思汗。时年44岁。”[4]此类记载，在蒙古族古代文献中经常见到。有元一代，在蒙古族上层社会，喇嘛与萨满之间的斗争从未间断过，特别是对萨满供奉的偶像“翁衮”，历加取缔。元代灭亡之后，蒙古民族退居漠北，喇嘛教信仰日渐深入民间，萨满更处于不利地位。1640年制定的《蒙古卫拉特法典》，其中明文规定取缔翁衮。对邀请男女萨满来家者，给予不等马匹的处罚。对请来男女妖术师耍魔术者的乘马和妖术师的马，归告发者所有，知而不报者受罚，甚至使高贵者受到诅咒，也要罚马五匹等等[5]。这些条律，对萨满信仰是很大的打击。但尽管如此，在广袤的蒙古草原，萨满信仰并未绝迹，甚至在近代，科尔沁草原仍流行萨满信仰[6]。

中国萨满传承的第三个文化圈，是新疆各民族地区。那里的维吾尔族、塔塔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在信奉伊斯兰教以前，都曾信奉过萨满。其中尤以哈萨克族最为突出。这可能是由于哈萨克民族一直过着游牧生活，氏族和部落组织，对大自然的依赖对部落英雄祖先的崇拜，为萨满传承提供了条件。所以直至今天，哈萨克民族民间信仰中还留有许多萨满文化的痕迹。在哈萨克族的神话《迦萨甘创世》[7]中，详述了对天、地等自然神的信仰。笔者1986年到新疆喀什地区，这里是维吾尔聚居地。在喀什近郊的阿尔斯兰汗墓地，有成百上千座坟墓，均按伊斯兰葬式安葬死者，但在阿尔斯兰汗墓旁的树枝上，挂满了红、黄、蓝、自各色布条。黄昏时遇到一位维吾尔族老年妇女在树下点燃灯烛，并作祈祷，询问得知，家人有了疾病，祈祷驱邪，这也许是古老萨满习俗的表现。新疆锡伯族萨满信仰属于东北文化圈。

话题回到满族的萨满信仰上来。满族的萨满信仰习俗起源很早。“萨满”一词即来源于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十二世纪中叶，南宋学者徐梦莘在其所著《三朝北盟会编》中说：“珊蛮（即萨满）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变通如神，粘罕以下皆莫能及。”[8]，这是有关萨满的最早文献记载。女真系满族祖先，源于唐代黑水靺鞨，五代（907—960）始称女真。1115年建立金政权，与南宋并立。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用“八旗制度”统一女真各部，形成后来的满族。满族文化，在其活跃于白山黑水之间时，主要是萨满文化。它继承了靺鞨、女真以来的传统，带有浓郁的森林和农牧特色。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融为一体。在满族的萨满世界中，天体和大地崇拜，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也是信奉萨满的阿尔泰语系各民族的共同特色。天神是至高无上的神，满族神话中说，天有17层，地有9层，人住地上国，神住天上国，魔鬼住地下国，统管天、地、人间的是至高无上的天神阿布凯恩都里[9]。这反映了萨满世界的宇宙观念是垂直的。满族祭天时，必须设置神杆，这一神杆是联系天上与人间的通道。天神通过神杆到达天界或下到人间。这种宇宙观显然产生于森林民族。锡伯族的登刀梯（天梯）也是这样的含义。这是森林带给所住民族的自然观念。人们有什么祈祷之事，必通过大树（神树）或神杆告知天神，这种习俗一直在满族中保存。由天神观念引伸出的对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的崇拜，山神、林神、岩神、火的崇拜，使萨满世界的自然崇拜朴朔迷离，神秘莫测。满族的图腾崇拜，也古老的图腾崇拜发展到后期的产物，比之鄂伦春、鄂温克、赫哲和达斡尔族要逊色很多。如上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脱离森林狩猎生活，所以民间信仰中对动物的崇拜十分虔城。如对熊的崇拜，从图腾学上来考察，都是十分标准的。满族则不然，它从女真时代开始，就与汉族交往甚密，天神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与汉族的“天命观”交织在一起。有人认为满族的图腾是乌鸦和犬，这是不正确的。满族中盛传他们的始祖布库哩雍顺为天女佛库伦吞神鹊所衔朱果而生，故人们均以鹊为神，从不加害。满族不杀狗，不食狗肉，不使用狗皮。满族民间传说中的《天鹅仙女》[10]、《索伦杆子和影壁的来历》[11]以及“义犬救主”（努尔哈赤）一类的故事，涉及到神鹊和狗，因其与努尔哈赤的圣迹有关，鹊与犬只是象征物，而并非图腾。满族除了对天神表示极度的崇敬外，祖先神在萨满祭祀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萨满主要是天神和祖先神的代言人。从这种意义上讲，萨满信仰是凝聚氏族和部落力量的纽带。满族萨满是多神信仰，这和阿尔泰语系其他民族的萨满信仰是共同的，许多学者的论文中都曾论及。

清代立国之后，对原属于满族民间信仰的萨满文化，并未随之抛弃。相反作为凝聚满民族心理的一种手段，加以尊重和传承。早在创基盛京（今沈阳）的时代，便传习古老习俗，恭建“堂子”祭天，又在寝宫正殿，恭建神位，祖佛（释迦牟尼）、菩萨（观世音）和神（萨满诸神）等。嗣后，虽建立坛、庙，分神、天、佛及神，而旧俗未改，与祭祀之礼并行。至清代定鼎中原，迁都北京，祭祀仍循昔日之制，而且满族各姓，也都以祭祀为至重，大内及王贝勒贝子公等，于堂子内向南祭祀，其余均于各家院内，向南以祭。“又有建立神杆以祭者，此皆祭天也。”[12]也就是说，满族在入主中原以后，并未放弃萨满祭祀的古俗。上至宫廷，王公大臣，下至普通满族，都尊守旧俗，祭天和祭神。但中原地区的文化环境必竟不同于白山黑水之间，汉族文化必然要影响满族文化。实际上这种影响早就开始了，特别是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已浸入萨满祭祀之中。汉语代替满语，汉文代替满文，使清代最高统治者对满族文化的渐次消失与变异产生忧虑。特别是在历史上对满民族产生过凝聚力的萨满文化，如不加以保护和利用，民族意识也会渐渐消失。这就是满族在入主中原的初期，王室中存在的一种顾虑。所以乾隆十二年（1747年）农历丁卯年七月丁酉“上谕”管理内务府事的和硕亲王允禄等大臣，总办、承修、监造、监绘、誊录《满州祭神祭天典礼》，使满族民间的萨满信仰，系统化和典礼化，在清宫仪礼中加以永久保存。这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绝无仅有的举动。关于编篡《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原由和具体要求，在乾隆皇帝给内阁的《上谕》中讲得十分清楚。

上 谕

我满洲，禀性笃敬，立念肫诚，恭祀天、佛与神，厥礼均重，惟姓氏各殊，礼皆随俗。凡祭神、祭天，背灯诸祭，虽微有不同，而大端不甚相远。若我爱新觉罗姓之祭神，则自大内以至王公之家，皆以祝词为重，但昔时司祝（萨满——引者）之人，但生于本处，幼习国语（满语——引者），凡祭神、祭天、背灯、献神，行祭、求福，及以面猪，祭天去祟，祭田苗种、祭马神，无不斟酌事体，偏为吉祥之语，以祷祝之。厥后，司祝者，国语俱由学而能，互相授受，于赞祝之原字、原音，斯至淆舛，不惟大内分出之王等，累世相传，家各异词，即大内之祭神、祭天诸祭，赞祝之语，亦有与原字、原韵不相吻合者。若不及今改正，垂之于书，恐日文讹漏滋甚。爰命王大臣等，敬谨详考，分别编纂，并绘祭器形式，陆续呈览，朕亲加详覆酌定，凡祝词内字韵不符者，或询之故老，或访之士人，朕复加改正。至若器用内楠木等项，原无国语者，不得不以汉语读念，今悉取其意，译为国语，共纂成六卷。庶满洲享祀遗风，永远遵行不坠。而朕尊崇祀典之意，亦因之克展矣。书既告竣，名之曰《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所有承办王大臣官员等职名，亦著叙入，钦此[13]。

乾隆《上谕》言明，满族诸般祭祀“皆以祝词为重”，他所最担心的也是主持祭祀典礼的萨满，由于所习满族语言的变化，使祝词原字、原因渐致淆舛，且恐日久讹漏越甚。所以命令专人稽考旧章，正异同并译成汉文。这从承担翻译事务的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阿桂《揍折》和附于《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第四卷末尾的《跋语》中可看出来。

根据乾隆《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所载，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它将满族民间萨满祭祀的主体部分，通过典礼形式固定下来，对参与祭祀的人员、方式、地点、供物、器用等都作了明确规定，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1、清代宫廷萨满祭祀中的神祗

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分常祭、月祭、报祭立杆大祭数种，每种祭祀的神祗有时相同，有时则不同。如：

朝祭神。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姚元之《竹叶亭杂录》云：“太祖在关外时，请神于明，明与以土地神、识者知明为自献土地之兆，故神职虽卑，受而祀之。再请，又与以观音伏魔画像，伏魔呵护我朝，灵异极多。”由此可知，释迎牟尼、观音、关圣帝君是明代由汉族地区传入的。

夕祭神。夕祭诸神主要是民族神，如：阿珲年锡、安前阿雅喇、穆哩穆哩哈、纳丹岱挥、纳尔珲轩初、恩都哩僧固、拜满章京、纳丹威瑚哩、恩都蒙鄂乐、喀屯诺颜等。其中“唯纳丹岱辉为七星之神，喀屯诺颜为蒙古神，以先世有德而祀，其余则均无可考”[14]。

祈福神。满语称佛立佛多，鄂漠锡玛玛，以柳树枝为婴儿求福也如此。

马神。为皇帝所乘御马，为马群致祭于堂子，求牧群繁殖。

田苗神。满语称尚锡神。

八纛。又称八旗大纛，出师批告及凯旋，告祭于堂子。

天神。是萨满祭祀中至高无尚之神，以神杆代替。

2、清代宫廷祭神、祭天场所

清代宫廷涉及国家大典的有祭天、地、太庙、社稷等。这有专门的场所，如天坛、地坛、太庙、社稷坛等。此外，涉及民族大典的祭祀场所在坤宁宫和堂子。

坤宁宫在故宫内庭的最后边，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重建，改为祭神场所。每天的朝祭、夕祭、月祭、报祭、大祭，均在坤宁宫举行。吴振棫《养吉斋从录》载：“坤宁宫广九楹，每岁正月、十月、祀神于此。赐王公大臣吃肉，至朝祭夕祭，则每日皆然。宫内西大炕供朝祭神位，此炕供夕祭神位”[15]。

堂子是清代专门建立的祭天或出师告祗、祭马神、田苗神的地方。《大清会典事例·堂子规制》载：“顺治元年，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祭神殿五间，南向；上覆黄琉璃瓦，前为拜天圆殿，八面棂扉，北向；东南上殿三间，南向。内垣一重，门三间，西向。门外西南，祭神房三间，北向。门西直北，为街门三，闲以朱栅。外垣一重，乾隆三年准奏，增设堂子祭神殿。黄纱灯四座，圆殿黄纱灯四座，大门红灯四座，甬道红灯二十八座。昭梿《啸亭杂录》载：“国家起自辽沈，有设竿祭天之礼，又总祀社稷诸神祗于静空，名曰：‘堂子’……既定鼎中原，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建祭神殿于正中，既汇祀诸神祗者，南向前为拜天圆殿，殿南正中第一重为设大内致祭立杆石座次。”吴振棫《养吉斋从录》也说：“顺治元年，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元旦必先致祭于此，其祭为国朝循用旧制，历代祀典所无。又康熙年间，定祭堂子，汉官不随往，故汉官无知者。询之满洲官，亦不能言其详，惟会典诸书所载。……祭神殿南向，拜天圆殿北向，上神殿南向，上神殿即尚锡神亭。”堂子建制洋见“堂子图”。

3、清代宫廷祭神祭天时间

清代宫廷萨满祭祀既承袭民间传统，循用旧制，又根据需要对祭祀时间加以相对的固定，一般分常祭、月祭、报祭、大祭几种，还有些祭祀时间不固定，临时变通。

元旦。皇帝亲诣堂子圆殿行拜天礼。明末皇太极崇德元年规定：“每年元旦，躬率亲王以下，副都统以上，外藩来朝王等，诣堂子上香。行三跪九拜礼。”[16]之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均规定元旦祭天，仪礼更加完备，堂子祀典，载入内务府会典。

常祭。指朝祭和夕祭。每天早晚由司祝主持祭祀。地点在坤宁宫。朝祭以寅时，夕祭以申时。

月祭。正月初二，其余各月在初一日。崇德元年规定，亲王以下，贝子以上，每府委官一人，前期斋戒，是日诣堂子供献，皇帝不亲往。月祭翌日，即每月初二日于坤宁宫举行祭天礼。

报祭。每岁春秋二季立杆大祭前期二日，于坤宁宫举行。

大祭。又称立杆大祭。时间在每年季春、季秋月朔日，或二、四、八、十月朔日，或上旬诹吉，在堂子祭天神。

四月八日，又称浴佛日，奉神于堂子，大内及各旗佐领，军民人等，不祈祷、不祭神、禁屠宰、不理刑名。

此外，春夏秋冬四季举行献神祭，春秋二季举行马神祭，共祭两天，正日为御马祭，次日为御马场牧群繁息祭。祈福祭祭佛立佛多，鄂漠锡玛玛，时间在朝夕，与朝祭、夕祭同。皇帝亲征或派大将出征，告祭堂子，时间并不固定。

4、清代宫廷祭祀中的神职人员。

清代宫廷祭祀主要由司祝萨满担任，而且主要用女萨满，保留了满族古老的习俗。据《满洲祭神家天典祀·汇记满洲祭祀故事》载，满洲各姓祭神，或用女萨满，也有用男萨满的。自大内以下，闲散宗室觉罗，以至伊尔根觉罗，锡林觉罗姓之满族人，俱用女萨满主持祭祀。清初，内廷主位及王等福晋，皆有为萨满者。今大内祭祀，仍选择觉罗大臣官员之命妇为萨满，以承祭祀。至于居住在宫内的皇子，居住在紫禁城里的皇子，或已分府之皇子，也都要选择女萨满主持祭祀。其中，宫内皇子，在坤宁宫祭神，用觉罗萨满。紫禁城皇子，则于上三旗包衣，佐领管领下之觉罗或异姓大臣官员，闲散满族人等妻室内选择萨满，主持祭祀。分府皇子及王贝勒贝子公等，俱于各该属旗包衣、住领管领下之觉罗，或异姓大臣官员，闲散满族人等妻室内选择萨满，主持祭祀。如属下并无承担萨满的人，也可从管辖内的满族妇女中选择。自公侯伯大臣官员以下，以致闲散满洲用女萨满祭祀者，俱从本族内选择。如实在不能选出，也可不用萨满，只仿照萨满祭神之例，由本家家长叩头以祭。

清代对于家神员役也有一定规定，所有这些员役，都是萨满的助手。顺治元年规定，坤宁官家神殿设司俎官五人，司俎执事十八人，宰牲十人，掌籍三人，服役二十人，赞祀女官长（即萨满）二人，赞祀女官（均于上三旗觉罗命妇内选取）十人，司香妇长六人，司香妇二十四人，掌爨妇长三人，掌爨妇十六人，碓房妇长六人，碓房妇三十一人，首领太监三人，内正八品二人，未八流（今改正八品）一人，太监二十六人。康熙二十年（1681年）规定赞祀女官增加至十二人。另外，堂子员役，主要是守护，由礼部选补。从这些员役配备中，可知清代宫廷的祭神、祭天活动，主要由妇女担任，沿习了女真以来的古俗，女萨满的地位远高手男萨满。

萨满的主要职责是主持祭仪并诵祷神词。萨满神词在祭祀中又是最重要的。乾隆降旨编篡《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目的也在于保存赞祝之词，怕其失传和淆舛。经过整理、翻译的萨满词同作为《祝词篇》保存下来，其中包括了：一、堂子亭式殿祭祀祝词（正月初一日，每月初三日，大祭、浴佛、为所乘马祭祀时用）。

二、尚锡神享管领祝词（每月初一日，大祭、浴佛时用）

三、坤宁宫祭祀祝词（月祭、常祭、报祭、大祭、祈福祭、为所乘马祭，为牧群繁息祭用）。其中包括：

朝祭诵神歌祷词

朝祭灌酒于猪耳祷词

朝祭供肉祷词

夕祭坐于杌上诵神歌祈请词

初次诵神歌祷词

二次诵神歌祷词

末次诵神歌祷词

诵神歌祷祝后跪祝词

夕祭灌酒于猪耳祷词

夕祭供肉祝词

背灯祭初次向神铃诵神歌祈请词

二次摇神铃诵神歌祭词

二次向腰铃诵神歌祈请词

四次摇腰铃诵神歌诗词

四、月祭及大祭翌日祭天赞词

五、每岁春夏秋冬献神祝词

其中包括：

朝祭神前祷词

夕祭神前祷词

六、献鲜背灯祭祈祝词

七、树杨柳枝求福祝词，为婴儿求福祝词，

户外对柳枝举扬神箭诵神歌祷词

八、堂子立杆大祭祷词

堂子飨殿内祝词

堂子亭式殿内祝词

九、四月初八浴佛祝词

堂子飨殿内祝词

堂子亭式殿内祝词

十、祭马神室内祭祀祝词

以上萨满神词包括了祝词、赞词、诗词，用于不同的神祗、场合和目的。以往熟练和有经验的萨满，都能根据祭神、祭天等的需要，即兴编著诗词和祝赞词，但因原来的萨满神词系口耳相传，难免产生误传和变异，“字音渐消，转异其本”[17]的现象经常发生。甚至连那些所供奉的神祗也只知其音，不知其为何神。

5、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典礼

清代宫廷萨满祭祀作为典礼仪式，严格限制在宫廷、堂子和宗室各姓家中，汉族官员和一般百姓并不参加，这种封闭的祭祀仪礼，当然很少为人所知。具体仪礼也只是凭借典籍和宫中行事保存下来。从这些典籍和宫中行事中可知，清代官延的萨满祭祀保持了满族民间古俗并与皇权结合起来，变得十分神圣。其中以祭天典礼最为隆重，其次，夕祭、背灯祭、献鲜背灯祭、树柳树枝求福祭、马神祭等，不仅保持萨满祭祀古俗，而且一一程式化，萨满在整个祭祀中的作用显得十分突出，试举几例来说明。

夕祭神仪

清代宫廷的夕祭在坤宁宫进行，祭以申时。所祭神祗全是萨满信仰中的神灵，即满族神。

举行夕祭时预先要将镶片金青缎神幔系于黑漆架上，用黄色皮条，穿大小铃七枚，系于桦木杆稍，悬于架梁之西，恭请穆哩罕神，自西按序安奉架上，画像神安放于神幔正中。设蒙古神座于左，皆于北炕南向，炕上设红漆大低桌二，桌上供香碟五个，醴酒五盏（月祭用醴酒，大祭用清酒，均宫中自酿。常祭与报祭用净水），时果九碟，洒糕十盘，九盘供桌上，一盘供桌下西边。炕沿下供醴酒一罇。

届时进猪（按满族习俗，敬神所用之猪，必须纯黑，无一杂毛）置于常放之处。司香点香，司香妇人以司祝祝祷时所坐黑漆凳置神位前。司祝系闪缎裙束腰铃、执手鼓，先向神位，坐于凳上，击手鼓，诵请神歌祈祷。然后拱立，初次向后，盘旋蹡踏步祈祷，复盘蹡踏步，前进祈祷；三次祈祷、诵神歌毕，解下腰铃。整个过程由司俎太监二人击鼓、鸣拍板，以和手鼓。然后以酒或净水灌猪耳，省之（避宰割），取血，解牲熟之，司祝献肉，致祝于神，撤香碟内火并灯，掩灶内之火，展背灯青幕，关上门，司祝执神铃，振摇鼓，诵神歌以祷。击鼓，拍板和之，凡四次。然后卷青幕，开门，点灯撤肉，将神像收藏起来。如遇皇帝、皇后亲诣行礼，司祝先跪，并诵祝词。

堂子立杆大祭神仪

堂子立杆大祭，是清代宫廷祭天大典，仪礼十分隆重。立杆大祭之松木神杆，要提前一个月，派副管领一员，带催领三人，披甲二十人，前往直隸延庆州（今北京延庆县），会同地方官，于洁净之山内，砍取松树一枝，长二丈，围径五寸，树稍留枝叶九节，余俱削去，制为神杆，用黄布包裹，运回堂子，置于近南墙所设红漆木架中间，斜依安置，大祭前一日，立杆子亭式殿中间石上。

其次，是堂子飨殿内的布置。要挂神幔，供打糕、搓条饽饽、清酒等。坤宁宫则于大祭前40日，在宫内西炕神位前置缸一口，以盛清酒。司香等用槐子煎水，染白净高丽布，裁为敬神布条。用黄绿色棉线拧成敬神索绳，以各色绸条夹于其内，又用染色纸接成钱文，司俎妇做搓条饽饽，并将一应供物，按规定摆设好。这些活动，均由司祝萨满参加祝祷。春秋立杆大祭前一二日，先于坤宁宫举行报祭，然后祭神于堂子飨殿。

大祭之日，先在亭式殿祭祀，有两名司机萨满参加，一在亭式殿，一在飨殿。在飨殿内，司香举授神刀，司祝授受神刀前进，司俎官赞鸣拍板，奏三弦、琵琶，司祝叩头，司俎官赞歌“鄂啰啰”（有音无意），侍卫等唱“卾啰啰”。司祝擎神刀，祷祝三次，诵神歌一次。如是诵歌三次，祷祝九次毕，然后进亭式殿，叩头，诵神歌，祷祝三次，合掌致敬。而亭式设内之司祝亦跪祝。如遇皇帝亲谐堂子祭天，则按宫廷仪礼，出仪仗，致飨殿和亭式殿拜家。

树柳树枝求福仪礼

求福仪礼可以在朝祭或夕祭时进行，也可单独进行。祭祀前数日，司用官、司俎、司香等到九家满族中进取棉线并片，敬捻绳索两条，夹以小方戒绸各三片，酿礼酒。前一天，司俎官二员带司俎二人，司俎满洲二人，前往灜合，会同奉辰院官员，监看，欲取高九尺，田径三寸的完整柳枝一株，用黄布包裹，运回坤宁宫，届时安设树柳枝石于坤宁宫户外廊下正中。树柳枝于石，柳枝上悬挂镂钱净纸条一张，三色戒绸三片。

神位的安置和朝祭、夕祭相同，西炕供佛、菩萨、关圣帝君，此炕供萨滴诸神。悬挂神幔，摆设各类供品，比较有特色的是求福神箭，箭上系练麻和从九家满族中攒取棉线捻就的棉索一条，另一条棉索上系各色绸片，一头系西山墙上，一头穿出户外，系于柳枝上。遇有皇帝、皇后亲诸行礼，入坤宁宫，立于南首，司祝擎神刀，待视三次，每次祷祝，太监等歌“鄂啰啰”。祷毕，司祝左手擎神刀，右手持神箭走出户外，对柳枝举扬神箭，以练麻拂拭柳枝，诵神歌。举神箭，将练麻献给皇帝，皇帝三捋而怀之。太监鸣拍板，歌“鄂啰啰”，如此仪式进行三次，同时向皇帝、皇后献棉索。皇帝、皇后叩头，坐于西炕，举酒洒于柳枝，并以桌上所供之糕夹于柳枝所有枝叉，最后享受福胙，礼毕还宫。所余福胙均不令出户，分给司俎及宫中太监等，不可剩余。鱼之鳞骨由司俎官持出，投洁净河内，柳枝上所夹之糕，亦令众人食之，不能剩余。

如上所举夕祭、立杆大祭，树柳枝求福祭等，是满族萨满祭祀中最有特色和最重要的，基本上保留了满族萨满祭祀的古俗。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传统来自民间，后尊照皇帝的谕旨，加以系统整理，将民间松散的祭祀仪式系统化，典礼化，并作为民族祭祀仪式，一直保留到清代末年，历时近300年。研究萨满信仰，不可不注意这一文化现象。傅佳在《记清宫的庆典、祭祀和敬神》一文中讲：“我在内宫伴读期间，曾叫太监领我去坤宁宫看了两次跳神。到了坤宁宫，先看到殿外东南角立着一根楠木神杆，上面有一个盌形的东西，内置五谷杂粮，说是专供‘神鸟’吃的。在坤宁宫的西暖阁里据说供着萨满神……正殿当中放着两张长桌，上置铜铃铛、琵琶、三弦、大鼓、摇鼓、檀板、神刀、神箭等物。不一会，进来两个‘萨满太太’（萨港教的巫祝），身穿绣花长袍，头戴钿子，足登绣花厚底鞋，一个弹起三弦，另一个腰间系上成串的铜铃铛，一手拿着摇鼓，另一只手拿着椅板，就跳了起来。她先在中央跳，后又向四方跳，口中不断地用满文喃喃歌唱。太监们告诉我，她唱的无非是向天地神祗和四海神灵求福求禄，驱魔祛病的意思。”又说，“我在宫内，每天都会见到有人赶着两口猪进苍震门，据说这是祭萨满神用的。”[18]从这段文字可知，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一直延续到清末，从未间断。

6、清代宫廷的萨满禁忌

清代的萨满祭祀不仅仅限于宫廷，按《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规定，宫内居住的皇子，紫禁城内后住的皇子，王贝勒贝子公等，公侯伯大臣官员及闲散满洲军，除宫内居住皇子奉旨在坤宁宫祭神外，其余都在本家内设祭。麟庆在其所著《鸿雪因缘图记》“五福神祭”中记载了道光十五年（1835）家中举行萨满祭祀的情况，其仪礼完全按《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规定进行。

伴随萨满祭祀的还有一系列的禁忌习俗。归纳起来有如下数种。

1、自大内以下、闲散宗室觉罗以至伊尔根觉罗、锡林觉罗姓之满人祭祀，均用猪。大内每日朝、夕祭各用猪两头。祭天用猪一头。春秋大祭，马神祭用猪一头。求福用鲤鱼两条。小孩出痘疹，避用猪、糕祭天。去祟时用小猪祭天。

2、凡满族人等，祭祀所用之酒与糕，皆自酿造和制作，并不沽之于市。是以大内特设神橱，制作各种祭品。

3、凡神位必供于正室。背灯祭祀之肉，例不出门，其朝祭之肉，除皮骨外，一概不准出户。凡食祭肉，虽奴仆经家长使役，也不得一边吃肉一边出门，必下咽方准出祭室。

4、凡祭祀用猪之满族人家，如遇墓祭，丧祭，皆不用猪，包括皇帝的陵寝祭也如此。

5、祭神所用之猪，必须纯黑色，不许有杂毛。

6、凡满族豢养牲畜之家，不许猪进入祭室院内[19]，倘有走入者，必省（避杀字）而祭之。与之相关的语言禁忌如：猪死曰“气息”，背灯祭之猪曰“牺牲”，焚所挂纸线曰“化之烧燎”，猪之头、蹄削去其毛则不曰“刮之”，而曰“燖之”。

7、已整理好祭品和酿酒的人家，不去丧家。倘遇不得己之事，必须往者，必等新更月建后，或更衣沐浴。过三日后方可入祭室。若本家有丧事，必请出神位，暂时安放于洁净之室。若族中孝服，则在大门外脱去孝服，始可入院内。如无另室之家，则净面洗目，焚草越火而过之始入。

8、祭祀之室及院内，不许持鞭人进入。祭室内不许哭泣、责处人，不语伤心事，不言忌讳恶语，要择嘉祥吉庆之事言之。

以上忌讳之事，康熙皇帝屡降旨于故老，所谓忌讳之事，训切，成为家训的重要内容。

满族是一个笃信萨满的民族，萨满文化在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满族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入主中原之后，建立了统一王朝，并大量吸收和学习汉族文化。但作为清代的最高统治者，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并未忘记发迹于白山黑水的历史，更没有忘记曾起过民族凝聚力的萨满文化。特别是乾隆一代，将满族的萨满信仰用宫廷典礼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作为圣训代代相沿，这在中国历朝历代是绝无仅有的。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集民间萨满信仰之大成，变为宫廷仪礼，这为我们研究萨满信仰提供了另一领域的信息。从这种意义上讲，清宫萨满祭祀具有着独特的文化史价值。

[1] 1692年（清康熙三十一年），俄国莫斯科大公的使节艾维尔特·伊斯兰布特·伊代斯和他的同伴亚当·布兰特一起访问中国，在他们撰写和发表的游行记中，第一次把“萨满”习俗介绍到西方世界，而且“萨满”一词成了后来国际通用的学术名词。参阅乌丙安《神秘的萨满世界》第2－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1989年。

[2] 民俗宗教，是一个新创造的学术名词，用来区别于人为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等。人为宗教本为宗教学研究的范围，与民俗学无关。但人为宗教一旦转化为普通民众的信仰，就与生活结下不解之缘，变为民众信仰的一部分，特别是全民信仰某一宗教的民族更是这样。如藏族信仰大乘佛教，傣族信仰小乘佛教，许多民族信仰伊斯兰教，信教已成为民俗，民俗宗教包括了巫术、信仰、禁忌以及人为宗教在民间的传承部分。

[3] 《多桑蒙古史》上册，第265页，中华书局，1962年。

[4] 《多桑蒙古史》上册，第59页，中华书局，1962年。

[5] 参阅秋浦主编《萨满教研究》第112－1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 参阅白翠英、邢源、福宝琳、王笑：《科尔沁博艺术初探》，内蒙古哲理木盟文化处编印（内部资料）1986年4月。

[7] 哈萨克族神话《迦萨某创业》、《神与灵魂》保留了浓厚的萨满信仰成分，充满了对天体、自然和畜牧神的崇拜。尼哈迈德·蒙加尼搜集，《新疆民族文学》1982年第2期。

[8]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此书对宋金交涉、金人风习制度多有记载，然仅有抄本流传。

[9] 满族神话《天神创业》，傅英仁讲述，流传于黑龙江省宁安县，见《满族民间故事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10] 陶阳、钟秀编《中国神话》第26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11] 乌丙安等《满族民间故事选》第13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12] 《重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文献篇》，姜园精舍刊行。

[13] 上谕，同上书。

[14] 《跋语》，同上书。

[15] 吴振棫《养吉斋从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6]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刊殿版本《大清会典事例》。

[17] 纪昀等总篡《四库全书》《满洲祭神天典礼》原本书前提要。

第11篇

国际上许多学者对萨满习俗的考察和研究，一般归于对“萨满教”（Shamanism）的研究，中国学术界通常也使用“萨满教”一词，但谁都知道，萨满在中国北方诸民族中的传承由来已久，它从形成的时候起就是一种原始的民间崇拜和信仰的产物，其传承和传播完全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之中，属于信仰文化或巫术文化的范畴。直到今天，“萨满”绝非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它的传承和传播方式，仍然是一种巫术行为，也可以称之为萨满巫术。这样看来，萨满信仰属于中国巫文化系统，或者说它是中国巫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中国的巫文化是一个历史悠久，内容十分庞杂的系统，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现代的民俗传承，如果将中国的巫文化作学术上的分类，笔者认为它包括了两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即中国北方诸民族传承的萨满文化和中国南(蟹)方诸民族中传承的傩文化（即面具文化）。这也是近几年来中国民俗学对中国巫文化的宏观关照和学术研究的新的走向。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萨满文化的研究一直是热门，考察所得资料异常丰富。最近几年，傩文化的考察和研究后来居上，造成一种十分热烈的空气。萨满文化与傩文化的相互关照，一定会使中国巫文化的研究出现崭新局面。

巫文化，在民俗学研究中往往将其归入原始信仰，有时也称为“民俗宗教”[2]，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一词使用了广义的概念。长期以来，“宗教”一词在民俗学研究中经常给研究者造成困惑，以致使我们很难描述某些民俗事象。为了区别于“现代宗教”，学者们于是提出了“民俗宗教”的概念，也是完全适用的。“民俗宗教”将巫文化包含其中，为叙述和研究带来方便。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巫文化曾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中国古老的科学和文化发展均与巫文化有关，如文字、天文、医疗、数学、文学、音乐、舞蹈、绘画、历史学的产生、发展，都和巫术活动有关，甚至连知识分子阶层都是由巫发展而来。可见巫文化作为各种文化的母体，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严格说来，巫文化是一种民间传承，它在原始社会尚未出现阶级分化时，尤其如此。在那时由巫文化所构成的精神世界，正是原始民的宇宙观。当社会出现阶级分化，特别是国家形成之后，巫文化的传播情景则完全不同。这时，巫文化除在民间继续传承外，其中许多成分被统治阶级吸收，并将其系统化，仪礼化，用来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服务。作为中国巫文化组成部分的傩文化和萨满文化，都没有逃脱这种命运。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探讨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并在此基础上将民间萨满信仰和宫廷萨满典礼作些比较。

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是民俗宗教——萨满信仰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为历来的萨满文化研究所忽视了的问题。现在将他提上研究日程，是因为清代文献史料中，如《八旗通志》、《大清通典》、《大清会典》（雍正、嘉庆时代）、《礼部则例》、《大清会典事例》、《纽祜禄氏满洲祭天、祭神典礼》、《国朝宫史》等，详细记载了清代宫廷萨满祭祀的典章制度。曼殊、震钧的《天咫偶闻》、昭梿的《啸亭杂录》、吴振城的《养吉斋丛录》、姚元之的《竹叶亭杂录》、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等著作中也涉及到清代宫廷、王室有关萨满祭祀的实录。特别是清代乾隆12年（1747年）奉旨编纂的《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为我们研究满族萨满习俗和清代宫廷萨满仪典，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

萨满及其信仰，本是中国北方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普遍传承的一种习俗，流传地区十分广阔。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白山黑水和大小兴安岭一带的满族、达斡尔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锡伯族及部分入旗的汉族（汉军旗人）中，直到今天，仍有萨满习俗流传。中国东北地区的萨满信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圈，也是萨满文化传承最稳固的地区。这种传承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带有森林、狩猎和渔猎色彩，可称为森林萨满文化圈。华北蒙古族地区，是中国萨满传承的又一个文化圈，这一文化圈带有浓郁的草原游牧特色，可称为草原萨满文化圈。蒙古族萨满，传承十分古老，但变异也较大。在元代（1279－1368）随着藏传佛教（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和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一部分萨满信仰融入喇嘛教，一部分渐次消失，人为的因素曾一度割断了蒙古族萨满信仰的传承。蒙古族在信奉喇嘛教之前，萨满信仰在部落上层和民众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一些大萨满（巫师）都被收罗在蒙古宫廷中，他们守护偶像，并谙星术，预言日月之蚀，择定吉日凶日，人们有事必去咨询。“凡宫廷所用之物，以及贡品，必经此辈以火净之，此辈得留取若干。儿童之诞生，则召其至，以卜命运。有病者亦延其至而求助于其咒术。托其欲构谄某人，只须言某人之疾，盖因某人厌禳所致。人有咨询者，此辈则狂舞其鼓而召魂魔，已而昏迷，伪作神语以答之。”[3]当时，萨满几乎主宰部落或国家大事。据《多桑蒙古史》载：“塔塔尔诸游牧部落既平，铁木真应有适合其新势权之尊号。1206年春，遂集诸部长开大会于斡难河流附近之地，建九旅白旄纛。珊蛮或卜者阔阔出者，常代神发言，素为蒙古人所信奉，兹庄然告铁木真曰：‘具有古儿汗和大汗尊号之数主既已败亡，不宜采用此有污迹之同一尊号。今奉天命，命其为成吉思汗或强者之汗。’诸部长群赞其议，乃上铁木真尊号成吉思汗。时年44岁。”[4]此类记载，在蒙古族古代文献中经常见到。有元一代，在蒙古族上层社会，喇嘛与萨满之间的斗争从未间断过，特别是对萨满供奉的偶像“翁衮”，历加取缔。元代灭亡之后，蒙古民族退居漠北，喇嘛教信仰日渐深入民间，萨满更处于不利地位。1640年制定的《蒙古卫拉特法典》，其中明文规定取缔翁衮。对邀请男女萨满来家者，给予不等马匹的处罚。对请来男女妖术师耍魔术者的乘马和妖术师的马，归告发者所有，知而不报者受罚，甚至使高贵者受到诅咒，也要罚马五匹等等[5]。这些条律，对萨满信仰是很大的打击。但尽管如此，在广袤的蒙古草原，萨满信仰并未绝迹，甚至在近代，科尔沁草原仍流行萨满信仰[6]。

中国萨满传承的第三个文化圈，是新疆各民族地区。那里的维吾尔族、塔塔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在信奉伊斯兰教以前，都曾信奉过萨满。其中尤以哈萨克族最为突出。这可能是由于哈萨克民族一直过着游牧生活，氏族和部落组织，对大自然的依赖对部落英雄祖先的崇拜，为萨满传承提供了条件。所以直至今天，哈萨克民族民间信仰中还留有许多萨满文化的痕迹。在哈萨克族的神话《迦萨甘创(蟹)世》[7]中，详述了对天、地等自然神的信仰。笔者1986年到新疆喀什地区，这里是维吾尔聚居地。在喀什近郊的阿尔斯兰汗墓地，有成百上千座坟墓，均按伊斯兰葬式安葬死者，但在阿尔斯兰汗墓旁的树枝上，挂满了红、黄、蓝、自各色布条。黄昏时遇到一位维吾尔族老年妇女在树下点燃灯烛，并作祈祷，询问得知，家人有了疾病，祈祷驱邪，这也许是古老萨满习俗的表现。新疆锡伯族萨满信仰属于东北文化圈。

话题回到满族的萨满信仰上来。满族的萨满信仰习俗起源很早。“萨满”一词即来源于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十二世纪中叶，南宋学者徐梦莘在其所著《三朝北盟会编》中说：“珊蛮（即萨满）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变通如神，粘罕以下皆莫能及。”[8]，这是有关萨满的最早文献记载。女真系满族祖先，源于唐代黑水靺鞨，五代（907—960）始称女真。1115年建立金政权，与南宋并立。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用“八旗制度”统一女真各部，形成后来的满族。满族文化，在其活跃于白山黑水之间时，主要是萨满文化。它继承了靺鞨、女真以来的传统，带有浓郁的森林和农牧特色。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融为一体。在满族的萨满世界中，天体和大地崇拜，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也是信奉萨满的阿尔泰语系各民族的共同特色。天神是至高无上的神，满族神话中说，天有17层，地有9层，人住地上国，神住天上国，魔鬼住地下国，统管天、地、人间的是至高无上的天神阿布凯恩都里[9]。这反映了萨满世界的宇宙观念是垂直的。满族祭天时，必须设置神杆，这一神杆是联系天上与人间的通道。天神通过神杆到达天界或下到人间。这种宇宙观显然产生于森林民族。锡伯族的登刀梯（天梯）也是这样的含义。这是森林带给所住民族的自然观念。人们有什么祈祷之事，必通过大树（神树）或神杆告知天神，这种习俗一直在满族中保存。由天神观念引伸出的对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的崇拜，山神、林神、岩神、火的崇拜，使萨满世界的自然崇拜朴朔迷离，神秘莫测。满族的图腾崇拜，也古老的图腾崇拜发展到后期的产物，比之鄂伦春、鄂温克、赫哲和达斡尔族要逊色很多。如上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脱离森林狩猎生活，所以民间信仰中对动物的崇拜十分虔城。如对熊的崇拜，从图腾学上来考察，都是十分标准的。满族则不然，它从女真时代开始，就与汉族交往甚密，天神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与汉族的“天命观”交织在一起。有人认为满族的图腾是乌(蟹)鸦和犬，这是不正确的。满族中盛传他们的始祖布库哩雍顺为天女佛库伦吞神鹊所衔朱果而生，故人们均以鹊为神，从不加害。满族不杀狗，不食狗肉，不使用狗皮。满族民间传说中的《天鹅仙女》[10]、《索伦杆子和影壁的来历》[11]以及“义犬救主”（努尔哈赤）一类的故事，涉及到神鹊和狗，因其与努尔哈赤的圣迹有关，鹊与犬只是象征物，而并非图腾。满族除了对天神表示极度的崇敬外，祖先神在萨满祭祀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萨满主要是天神和祖先神的代言人。从这种意义上讲，萨满信仰是凝聚氏族和部落力量的纽带。满族萨满是多神信仰，这和阿尔泰语系其他民族的萨满信仰是共同的，许多学者的论文中都曾论及。

清代立国之后，对原属于满族民间信仰的萨满文化，并未随之抛弃。相反作为凝聚满民族心理的一种手段，加以尊重和传承。早在创基盛京（今沈阳）的时代，便传习古老习俗，恭建“堂子”祭天，又在寝宫正殿，恭建神位，祖佛（释迦牟尼）、菩萨（观世音）和神（萨满诸神）等。嗣后，虽建立坛、庙，分神、天、佛及神，而旧俗未改，与祭祀之礼并行。至清代定鼎中原，迁都北京，祭祀仍循昔日之制，而且满族各姓，也都以祭祀为至重，大内及王贝勒贝子公等，于堂子内向南祭祀，其余均于各家院内，向南以祭。“又有建立神杆以祭者，此皆祭天也。”[12]也就是说，满族在入主中原以后，并未放弃萨满祭祀的古俗。上至宫廷，王公大臣，下至普通满族，都尊守旧俗，祭天和祭神。但中原地区的文化环境必竟不同于白山黑水之间，汉族文化必然要影响满族文化。实际上这种影响早就开始了，特别是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已浸入萨满祭祀之中。汉语代替满语，汉文代替满文，使清代最高统治者对满族文化的渐次消失与变异产生忧虑。特别是在历史上对满民族产生过凝聚力的萨满文化，如不加以保护和利用，民族意识也会渐渐消失。这就是满族在入主中原的初期，王室中存在的一种顾虑。所以乾隆十二年（1747年）农历丁卯年七月丁酉“上谕”管理内务府事的和硕亲王允禄等大臣，总办、承修、监造、监绘、誊录《满州祭神祭天典礼》，使满族民间的萨满信仰，系统化和典礼化，在清宫仪礼中加以永久保存。这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绝无仅有的举动。关于编篡《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原由和具体要求，在乾(蟹)隆(蟹)皇(蟹)帝给内阁的《上谕》中讲得十分清楚。

上 谕

我满洲，禀性笃敬，立念肫诚，恭祀天、佛与神，厥礼均重，惟姓氏各殊，礼皆随俗。凡祭神、祭天，背灯诸祭，虽微有不同，而大端不甚相远。若我爱新觉罗姓之祭神，则自大内以至王公之家，皆以祝词为重，但昔时司祝（萨满——引者）之人，但生于本处，幼习国语（满语——引者），凡祭神、祭天、背灯、献神，行祭、求福，及以面猪，祭天去祟，祭田苗种、祭马神，无不斟酌事体，偏为吉祥之语，以祷祝之。厥后，司祝者，国语俱由学而能，互相授受，于赞祝之原字、原音，斯至淆舛，不惟大内分出之王等，累世相传，家各异词，即大内之祭神、祭天诸祭，赞祝之语，亦有与原字、原韵不相吻合者。若不及今改正，垂之于书，恐日文讹漏滋甚。爰命王大臣等，敬谨详考，分别编纂，并绘祭器形式，陆续呈览，朕亲加详覆酌定，凡祝词内字韵不符者，或询之故老，或访之士人，朕复加改正。至若器用内楠木等项，原无国语者，不得不以汉语读念，今悉取其意，译为国语，共纂成六卷。庶满洲享祀遗风，永远遵行不坠。而朕尊崇祀典之意，亦因之克展矣。书既告竣，名之曰《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所有承办王大臣官员等职名，亦著叙入，钦此[13]。

乾隆《上谕》言明，满族诸般祭祀“皆以祝词为重”，他所最担心的也是主持祭祀典礼的萨满，由于所习满族语言的变化，使祝词原字、原因渐致淆舛，且恐日久讹漏越甚。所以命令专人稽考旧章，正异同并译成汉文。这从承担翻译事务的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阿桂《揍折》和附于《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第四卷末尾的《跋语》中可看出来。

根据乾隆《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所载，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它将满族民间萨满祭祀的主体部分，通过典礼形式固定下来，对参与祭祀的人员、方式、地点、供物、器用等都作了明确规定，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1、清代宫廷萨满祭祀中的神祗

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分常祭、月祭、报祭立杆大祭数种，每种祭祀的神祗有时相同，有时则不同。如：

朝祭神。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姚元之《竹叶亭杂录》云：“太祖在关外时，请神于明，明与以土地神、识者知明为自献土地之兆，故神职虽卑，受而祀之。再请，又与以观音伏魔画像，伏魔呵护我朝，灵异极多。”由此可知，释迎牟尼、观音、关圣帝君是明代由汉族地区传入的。

夕祭神。夕祭诸神主要是民族神，如：阿珲年锡、安前阿雅喇、穆哩穆哩哈、纳丹岱挥、纳尔珲轩初、恩都哩僧固、拜满章京、纳丹威瑚哩、恩都蒙鄂乐、喀屯诺颜等。其中“唯纳丹岱辉为七星之神，喀屯诺颜为蒙古神，以先世有德而祀，其余则均无可考”[14]。

祈福神。满语称佛立佛多，鄂漠锡玛玛，以柳树枝为婴儿求福也如此。

马神。为皇帝所乘御马，为马群致祭于堂子，求牧群繁殖。

田苗神。满语称尚锡神。

八纛。又称八旗大纛，出师批告及凯旋，告祭于堂子。

天神。是萨满祭祀中至高无尚之神，以神杆代替。

2、清代宫廷祭神、祭天场所

清代宫廷涉及国家大典的有祭天、地、太庙、社稷等。这有专门的场所，如天坛、地坛、太庙、社稷坛等。此外，涉及民族大典的祭祀场所在坤宁宫和堂子。

坤宁宫在故宫内庭的最后边，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重建，改为祭神场所。每天的朝祭、夕祭、月祭、报祭、大祭，均在坤宁宫举行。吴振棫《养吉斋从录》载：“坤宁宫广九楹，每岁正月、十月、祀神于此。赐王公大臣吃肉，至朝祭夕祭，则每日皆然。宫内西大炕供朝祭神位，此炕供夕祭神位”[15]。

堂子是清代专门建立的祭天或出师告祗、祭马神、田苗神的地方。《大清会典事例·堂子规制》载：“顺治元年，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祭神殿五间，南向；上覆黄琉璃瓦，前为拜天圆殿，八面棂扉，北向；东南上殿三间，南向。内垣一重，门三间，西向。门外西南，祭神房三间，北向。门西直北，为街门三，闲以朱栅。外垣一重，乾隆三年准奏，增设堂子祭神殿。黄纱灯四座，圆殿黄纱灯四座，大门红灯四座，甬道红灯二十八座。昭梿《啸亭杂录》载：“国家起自辽沈，有设竿祭天之礼，又总祀社稷诸神祗于静空，名曰：‘堂子’……既定鼎中原，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建祭神殿于正中，既汇祀诸神祗者，南向前为拜天圆殿，殿南正中第一重为设大内致祭立杆石座次。”吴振棫《养吉斋从录》也说：“顺治元年，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元旦必先致祭于此，其祭为国朝循用旧制，历代祀典所无。又康熙年间，定祭堂子，汉官不随往，故汉官无知者。询之满洲官，亦不能言其详，惟会典诸书所载。……祭神殿南向，拜天圆殿北向，上神殿南向，上神殿即尚锡神亭。”堂子建制洋见“堂子图”。

3、清代宫廷祭神祭天时间

清代宫廷萨满祭祀既承袭民间传统，循用旧制，又根据需要对祭祀时间加以相对的固定，一般分常祭、月祭、报祭、大祭几种，还有些祭祀时间不固定，临时变通。

元旦。皇帝亲诣堂子圆殿行拜天礼。明末皇太极崇德元年规定：“每年元旦，躬率亲王以下，副都统以上，外藩来朝王等，诣堂子上香。行三跪九拜礼。”[16]之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均规定元旦祭天，仪礼更加完备，堂子祀典，载入内务府会典。

常祭。指朝祭和夕祭。每天早晚由司祝主持祭祀。地点在坤宁宫。朝祭以寅时，夕祭以申时。

月祭。正月初二，其余各月在初一日。崇德元年规定，亲王以下，贝子以上，每府委官一人，前期斋戒，是日诣堂子供献，皇帝不亲往。月祭翌(蟹)日，即每月初二日于坤宁宫举行祭天礼。

报祭。每岁春秋二季立杆大祭前期二日，于坤宁宫举行。

大祭。又称立杆大祭。时间在每年季春、季秋月朔日，或二、四、八、十月朔日，或上旬诹吉，在堂子祭天神。

四月八日，又称浴佛日，奉神于堂子，大内及各旗佐领，军民人等，不祈祷、不祭神、禁屠宰、不理刑名。

此外，春夏秋冬四季举行献神祭，春秋二季举行马神祭，共祭两天，正日为御马祭，次日为御马场牧群繁息祭。祈福祭祭佛立佛多，鄂漠锡玛玛，时间在朝夕，与朝祭、夕祭同。皇帝亲征或派大将出征，告祭堂子，时间并不固定。

4、清代宫廷祭祀中的神职人员。

清代宫廷祭祀主要由司祝萨满担任，而且主要用女萨满，保留了满族古老的习俗。据《满洲祭神家天典祀·汇记满洲祭祀故事》载，满洲各姓祭神，或用女萨满，也有用男萨满的。自大内以下，闲散宗室觉罗，以至伊尔根觉罗，锡林觉罗姓之满族人，俱用女萨满主持祭祀。清初，内廷主位及王等福晋，皆有为萨满者。今大内祭祀，仍选择觉罗大臣官员之命妇为萨满，以承祭祀。至于居住在宫内的皇子，居住在紫禁城里的皇子，或已分府之皇子，也都要选择女萨满主持祭祀。其中，宫内皇子，在坤宁宫祭神，用觉罗萨满。紫禁城皇子，则于上三旗包衣，佐领管领下之觉罗或异姓大臣官员，闲散满族人等妻室内选择萨满，主持祭祀。分府皇子及王贝勒贝子公等，俱于各该属旗包衣、住领管领下之觉罗，或异姓大臣官员，闲散满族人等妻室内选择萨满，主持祭祀。如属下并无承担萨满的人，也可从管辖内的满族妇女中选择。自公侯伯大臣官员以下，以致闲散满洲用女萨满祭祀者，俱从本族内选择。如实在不能选出，也可不用萨满，只仿照萨满祭神之例，由本家家长叩头以祭。

清代对于家神员役也有一定规定，所有这些员役，都是萨满的助手。顺治元年规定，坤宁官家神殿设司俎官五人，司俎执事十八人，宰牲十人，掌籍三人，服役二十人，赞祀女官长（即萨满）二人，赞祀女官（均于上三旗觉罗命妇内选取）十人，司香妇长六人，司香妇二十四人，掌爨妇长三人，掌爨妇十六人，碓房妇长六人，碓房妇三十一人，首领太监三人，内正八品二人，未八流（今改正八品）一人，太监二十六人。康熙二十年（1681年）规定赞祀女官增加至十二人。另外，堂子员役，主要是守护，由礼部选补。从这些员役配备中，可知清代宫廷的祭神、祭天活动，主要由妇女担任，沿习了女真以来的古俗，女萨满的地位远高手男萨满。

萨满的主要职责是主持祭仪并诵祷神词。萨满神词在祭祀中又是最重要的。乾隆降旨编篡《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目的也在于保存赞祝之词，怕其失传和淆舛。经过整理、翻译的萨满词同作为《祝词篇》保存下来，其中包括了：一、堂子亭式殿祭祀祝词（正月初一日，每月初三日，大祭、浴佛、为所乘马祭祀时用）。

二、尚锡神享管领祝词（每月初一日，大祭、浴佛时用）

三、坤宁宫祭祀祝词（月祭、常祭、报祭、大祭、祈福祭、为所乘马祭，为牧群繁息祭用）。其中包括：

朝祭诵神歌祷词

朝祭灌酒于猪耳祷词

朝祭供肉祷词

夕祭坐于杌上诵神歌祈请词

初次诵神歌祷词

二次诵神歌祷词

末次诵神歌祷词

诵神歌祷祝后跪祝词

夕祭灌酒于猪耳祷词

夕祭供肉祝词

背灯祭初次向神铃诵神歌祈请词

二次摇神铃诵神歌祭词

二次向腰铃诵神歌祈请词

四次摇腰铃诵神歌诗词

四、月祭及大祭翌(蟹)日祭天赞词

五、每岁春夏秋冬献神祝词

其中包括：

朝祭神前祷词

夕祭神前祷词

六、献鲜背灯祭祈祝词

七、树杨柳枝求福祝词，为婴儿求福祝词，

户外对柳枝举扬神箭诵神歌祷词

八、堂子立杆大祭祷词

堂子飨殿内祝词

堂子亭式殿内祝词

九、四月初八浴佛祝词

堂子飨殿内祝词

堂子亭式殿内祝词

十、祭马神室内祭祀祝词

以上萨满神词包括了祝词、赞词、诗词，用于不同的神祗、场合和目的。以往熟练和有经验的萨满，都能根据祭神、祭天等的需要，即兴编著诗词和祝赞词，但因原来的萨满神词系口耳相传，难免产生误传和变异，“字音渐消，转异其本”[17]的现象经常发生。甚至连那些所供奉的神祗也只知其音，不知其为何神。

5、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典礼

清代宫廷萨满祭祀作为典礼仪式，严格限制在宫廷、堂子和宗室各姓家中，汉族官员和一般百姓并不参加，这种封闭的祭祀仪礼，当然很少为人所知。具体仪礼也只是凭借典籍和宫中行事保存下来。从这些典籍和宫中行事中可知，清代官延的萨满祭祀保持了满族民间古俗并与皇权结合起来，变得十分神圣。其中以祭天典礼最为隆重，其次，夕祭、背灯祭、献鲜背灯祭、树柳树枝求福祭、马神祭等，不仅保持萨满祭祀古俗，而且一一程式化，萨满在整个祭祀中的作用显得十分突出，试举几例来说明。

夕祭神仪

清代宫廷的夕祭在坤宁宫进行，祭以申时。所祭神祗全是萨满信仰中的神灵，即满族神。

举行夕祭时预先要将镶片金青缎神幔系于黑漆架上，用黄色皮条，穿大小铃七枚，系于桦木杆稍，悬于架梁之西，恭请穆哩罕神，自西按序安奉架上，画像神安放于神幔正中。设蒙古神座于左，皆于北炕南向，炕上设红漆大低桌二，桌上供香碟五个，醴酒五盏（月祭用醴酒，大祭用清酒，均宫中自酿。常祭与报祭用净水），时果九碟，洒糕十盘，九盘供桌上，一盘供桌下西边。炕沿下供醴酒一罇。

届时进猪（按满族习俗，敬神所用之猪，必须纯黑，无一杂毛）置于常放之处。司香点香，司香妇人以司祝祝祷时所坐黑漆凳置神位前。司祝系闪缎裙束腰铃、执手鼓，先向神位，坐于凳上，击手鼓，诵请神歌祈祷。然后拱立，初次向后，盘旋蹡踏步祈祷，复盘蹡踏步，前进祈祷；三次祈祷、诵神歌毕，解下腰铃。整个过程由司俎太监二人击鼓、鸣拍板，以和手鼓。然后以酒或净水灌猪耳，省之（避宰割），取血，解牲熟之，司祝献肉，致祝于神，撤香碟内火并灯，掩灶内之火，展背灯青幕，关上门，司祝执神铃，振摇鼓，诵神歌以祷。击鼓，拍板和之，凡四次。然后卷青幕，开门，点灯撤肉，将神像收藏起来。如遇皇帝、皇后亲诣行礼，司祝先跪，并诵祝词。

堂子立杆大祭神仪

堂子立杆大祭，是清代宫廷祭天大典，仪礼十分隆重。立杆大祭之松木神杆，要提前一个月，派副管领一员，带催领三人，披甲二十人，前往直隸延庆州（今北京延庆县），会同地方官，于洁净之山内，砍取松树一枝，长二丈，围径五寸，树稍留枝叶九节，余俱削去，制为神杆，用黄布包裹，运回堂子，置于近南墙所设红漆木架中间，斜依安置，大祭前一日，立杆子亭式殿中间石上。

其次，是堂子飨殿内的布置。要挂神幔，供打糕、搓条饽饽、清酒等。坤宁宫则于大祭前40日，在宫内西炕神位前置缸一口，以盛清酒。司香等用槐子煎水，染白净高丽布，裁为敬神布条。用黄绿色棉线拧成敬神索绳，以各色绸条夹于其内，又用染色纸接成钱文，司俎妇做搓条饽饽，并将一应供物，按规定摆设好。这些活动，均由司祝萨满参加祝祷。春秋立杆大祭前一二日，先于坤宁宫举行报祭，然后祭神于堂子飨殿。

大祭之日，先在亭式殿祭祀，有两名司机萨满参加，一在亭式殿，一在飨殿。在飨殿内，司香举授神刀，司祝授受神刀前进，司俎官赞鸣拍板，奏三弦、琵琶，司祝叩头，司俎官赞歌“鄂啰啰”（有音无意），侍卫等唱“卾啰啰”。司祝擎神刀，祷祝三次，诵神歌一次。如是诵歌三次，祷祝九次毕，然后进亭式殿，叩头，诵神歌，祷祝三次，合掌致敬。而亭式设内之司祝亦跪祝。如遇皇帝亲谐堂子祭天，则按宫廷仪礼，出仪仗，致飨殿和亭式殿拜家。

树柳树枝求福仪礼

求福仪礼可以在朝祭或夕祭时进行，也可单独进行。祭祀前数日，司用官、司俎、司香等到九家满族中进取棉线并片，敬捻绳索两条，夹以小方戒绸各三片，酿礼酒。前一天，司俎官二员带司俎二人，司俎满洲二人，前往灜合，会同奉辰院官员，监看，欲取高九尺，田径三寸的完整柳枝一株，用黄布包裹，运回坤宁宫，届时安设树柳枝石于坤宁宫户外廊下正中。树柳枝于石，柳枝上悬挂镂钱净纸条一张，三色戒绸三片。

神位的安置和朝祭、夕祭相同，西炕供佛、菩萨、关圣帝君，此炕供萨滴诸神。悬挂神幔，摆设各类供品，比较有特色的是求福神箭，箭上系练麻和从九家满族中攒取棉线捻就的棉索一条，另一条棉索上系各色绸片，一头系西山墙上，一头穿出户外，系于柳枝上。遇有皇帝、皇后亲诸行礼，入坤宁宫，立于南首，司祝擎神刀，待视三次，每次祷祝，太监等歌“鄂啰啰”。祷毕，司祝左手擎神刀，右手持神箭走出户外，对柳枝举扬神箭，以练麻拂拭柳枝，诵神歌。举神箭，将练麻献给皇帝，皇帝三捋而怀之。太监鸣拍板，歌“鄂啰啰”，如此仪式进行三次，同时向皇帝、皇后献棉索。皇帝、皇后叩头，坐于西炕，举酒洒于柳枝，并以桌上所供之糕夹于柳枝所有枝叉，最后享受福胙，礼毕还宫。所余福胙均不令出户，分给司俎及宫中太监等，不可剩余。鱼之鳞骨由司俎官持出，投洁净河内，柳枝上所夹之糕，亦令众人食之，不能剩余。

如上所举夕祭、立杆大祭，树柳枝求福祭等，是满族萨满祭祀中最有特色和最重要的，基本上保留了满族萨满祭祀的古俗。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传统来自民间，后尊照皇帝的谕旨，加以系统整理，将民间松散的祭祀仪式系统化，典礼化，并作为民族祭祀仪式，一直保留到清代末年，历时近300年。研究萨满信仰，不可不注意这一文化现象。傅佳在《记清宫的庆典、祭祀和敬神》一文中讲：“我在内宫伴读期间，曾叫太监领我去坤宁宫看了两次跳神。到了坤宁宫，先看到殿外东南角立着一根楠木神杆，上面有一个盌形的东西，内置五谷杂粮，说是专供‘神鸟’吃的。在坤宁宫的西暖阁里据说供着萨满神……正殿当中放着两张长桌，上置铜铃铛、琵琶、三弦、大鼓、摇鼓、檀板、神刀、神箭等物。不一会，进来两个‘萨满太太’（萨港教的巫祝），身穿绣花长袍，头戴钿子，足登绣花厚底鞋，一个弹起三弦，另一个腰间系上成串的铜铃铛，一手拿着摇鼓，另一只手拿着椅板，就跳了起来。她先在中央跳，后又向四方跳，口中不断地用满文喃喃歌唱。太监们告诉我，她唱的无非是向天(蟹)地神祗和四海神灵求福求禄，驱魔祛病的意思。”又说，“我在宫内，每天都会见到有人赶着两口猪进苍震门，据说这是祭萨满神用的。”[18]从这段文字可知，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一直延续到清末，从未间断。

6、清代宫廷的萨满禁忌

清代的萨满祭祀不仅仅限于宫廷，按《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规定，宫内居住的皇子，紫禁城内后住的皇子，王贝勒贝子公等，公侯伯大臣官员及闲散满洲军，除宫内居住皇子奉旨在坤宁宫祭神外，其余都在本家内设祭。麟庆在其所著《鸿雪因缘图记》“五福神祭”中记载了道光十五年（1835）家中举行萨满祭祀的情况，其仪礼完全按《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规定进行。

伴随萨满祭祀的还有一系列的禁忌习俗。归纳起来有如下数种。

1、自大内以下、闲散宗室觉罗以至伊尔根觉罗、锡林觉罗姓之满人祭祀，均用猪。大内每日朝、夕祭各用猪两头。祭天用猪一头。春秋大祭，马神祭用猪一头。求福用鲤鱼两条。小孩出痘疹，避用猪、糕祭天。去祟时用小猪祭天。

2、凡满族人等，祭祀所用之酒与糕，皆自酿造和制作，并不沽之于市。是以大内特设神橱，制作各种祭品。

3、凡神位必供于正室。背灯祭祀之肉，例不出门，其朝祭之肉，除皮骨外，一概不准出户。凡食祭肉，虽奴仆经家长使役，也不得一边吃肉一边出门，必下咽方准出祭室。

4、凡祭祀用猪之满族人家，如遇墓祭，丧祭，皆不用猪，包括皇帝的陵寝祭也如此。

5、祭神所用之猪，必须纯黑色，不许有杂毛。

6、凡满族豢养牲畜之家，不许猪进入祭室院内[19]，倘有走入者，必省（避杀字）而祭之。与之相关的语言禁忌如：猪死曰“气息”，背灯祭之猪曰“牺牲”，焚所挂纸线曰“化之烧燎”，猪之头、蹄削去其毛则不曰“刮之”，而曰“燖之”。

7、已整理好祭品和酿酒的人家，不去丧家。倘遇不得己之事，必须往者，必等新更月建后，或更衣沐浴。过三日后方可入祭室。若本家有丧事，必请出神位，暂时安放于洁净之室。若族中孝服，则在大门外脱去孝服，始可入院内。如无另室之家，则净面洗目，焚草越火而过之始入。

8、祭祀之室及院内，不许持鞭人进入。祭室内不许哭泣、责处人，不语伤心事，不言忌讳恶语，要择嘉祥吉庆之事言之。

以上忌讳之事，康熙皇帝屡降旨于故老，所谓忌讳之事，训切，成为家训的重要内容。

满族是一个笃信萨满的民族，萨满文化在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满族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入主中原之后，建立了统一王朝，并大量吸收和学习汉族文化。但作为清代的最高统治者，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并未忘记发迹于白山黑水的历史，更没有忘记曾起过民族凝聚力的萨满文化。特别是乾隆一代，将满族的萨满信仰用宫廷典礼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作为圣训代代相沿，这在中国历朝历代是绝无仅有的。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集民间萨满信仰之大成，变为宫廷仪礼，这为我们研究萨满信仰提供了另一领域的信息。从这种意义上讲，清宫萨满祭祀具有着独特的文化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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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692年（清康熙三十一年），俄国莫斯科大公的使节艾维尔特·伊斯兰布特·伊代斯和他的同伴亚当·布兰特一起访问中国，在他们撰写和发表的游行记中，第一次把“萨满”习俗介绍到西方世界，而且“萨满”一词成了后来国际通用的学术名词。参阅乌丙安《神秘的萨满世界》第2－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1989年。

[2] 民俗宗教，是一个新创(蟹)造的学术名词，用来区别于人为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等。人为宗教本为宗教学研究的范围，与民俗学无关。但人为宗教一旦转化为普通民众的信仰，就与生活结下不解之缘，变为民众信仰的一部分，特别是全民信仰某一宗教的民族更是这样。如藏族信仰大乘佛教，傣族信仰小乘佛教，许多民族信仰伊斯兰教，信教已成为民俗，民俗宗教包括了巫术、信仰、禁忌以及人为宗教在民间的传承部分。

[3] 《多桑蒙古史》上册，第265页，中(蟹)华书局，1962年。

[4] 《多桑蒙古史》上册，第59页，中(蟹)华书局，1962年。

[5] 参阅秋浦主编《萨满教研究》第112－1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 参阅白翠英、邢源、福宝琳、王笑：《科尔沁博艺术初探》，内蒙古哲理木盟文化处编印（内部资料）1986年4月。

[7] 哈萨克族神话《迦萨某创业》、《神与灵魂》保留了浓厚的萨满信仰成分，充满了对天体、自然和畜牧神的崇拜。尼哈迈德·蒙加尼搜集，《新疆民族文学》1982年第2期。

[8]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此书对宋金交涉、金人风习制度多有记载，然仅有抄本流传。

[9] 满族神话《天神创业》，傅英仁讲述，流传于黑龙江省宁安县，见《满族民间故事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10] 陶阳、钟秀编《中国神话》第26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11] 乌丙安等《满族民间故事选》第13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12] 《重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文献篇》，姜园精舍刊行。

[13] 上谕，同上书。

[14] 《跋语》，同上书。

[15] 吴振棫《养吉斋从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6]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刊殿版本《大清会典事例》。

[17] 纪昀等总篡《四库全书》《满洲祭神天典礼》原本书前提要。

第12篇

国际上许多学者对萨满习俗的考察和研究，一般归于对“萨满教”（Shamanism）的研究，中国学术界通常也使用“萨满教”一词，但谁都知道，萨满在中国北方诸民族中的传承由来已久，它从形成的时候起就是一种原始的民间崇拜和信仰的产物，其传承和传播完全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之中，属于信仰文化或巫术文化的范畴。直到今天，“萨满”绝非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它的传承和传播方式，仍然是一种巫术行为，也可以称之为萨满巫术。这样看来，萨满信仰属于中国巫文化系统，或者说它是中国巫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中国的巫文化是一个历史悠久，内容十分庞杂的系统，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现代的民俗传承，如果将中国的巫文化作学术上的分类，笔者认为它包括了两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即中国北方诸民族传承的萨满文化和中国南方诸民族中传承的傩文化（即面具文化）。这也是近几年来中国民俗学对中国巫文化的宏观关照和学术研究的新的走向。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萨满文化的研究一直是热门，考察所得资料异常丰富。最近几年，傩文化的考察和研究后来居上，造成一种十分热烈的空气。萨满文化与傩文化的相互关照，一定会使中国巫文化的研究出现崭新局面。

巫文化，在民俗学研究中往往将其归入原始信仰，有时也称为“民俗宗教”[2]，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一词使用了广义的概念。长期以来，“宗教”一词在民俗学研究中经常给研究者造成困惑，以致使我们很难描述某些民俗事象。为了区别于“现代宗教”，学者们于是提出了“民俗宗教”的概念，也是完全适用的。“民俗宗教”将巫文化包含其中，为叙述和研究带来方便。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巫文化曾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中国古老的科学和文化发展均与巫文化有关，如文字、天文、医疗、数学、文学、音乐、舞蹈、绘画、历史学的产生、发展，都和巫术活动有关，甚至连知识分子阶层都是由巫发展而来。可见巫文化作为各种文化的母体，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严格说来，巫文化是一种民间传承，它在原始社会尚未出现阶级分化时，尤其如此。在那时由巫文化所构成的精神世界，正是原始民的宇宙观。当社会出现阶级分化，特别是国家形成之后，巫文化的传播情景则完全不同。这时，巫文化除在民间继续传承外，其中许多成分被统治阶级吸收，并将其系统化，仪礼化，用来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服务。作为中国巫文化组成部分的傩文化和萨满文化，都没有逃脱这种命运。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探讨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并在此基础上将民间萨满信仰和宫廷萨满典礼作些比较。

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是民俗宗教——萨满信仰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为历来的萨满文化研究所忽视了的问题。现在将他提上研究日程，是因为清代文献史料中，如《八旗通志》、《大清通典》、《大清会典》（雍正、嘉庆时代）、《礼部则例》、《大清会典事例》、《纽祜禄氏满洲祭天、祭神典礼》、《国朝宫史》等，详细记载了清代宫廷萨满祭祀的典章制度。曼殊、震钧的《天咫偶闻》、昭梿的《啸亭杂录》、吴振城的《养吉斋丛录》、姚元之的《竹叶亭杂录》、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等著作中也涉及到清代宫廷、王室有关萨满祭祀的实录。特别是清代乾隆12年（1747年）奉旨编纂的《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为我们研究满族萨满习俗和清代宫廷萨满仪典，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

萨满及其信仰，本是中国北方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普遍传承的一种习俗，流传地区十分广阔。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白山黑水和大小兴安岭一带的满族、达斡尔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锡伯族及部分入旗的汉族（汉军旗人）中，直到今天，仍有萨满习俗流传。中国东北地区的萨满信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圈，也是萨满文化传承最稳固的地区。这种传承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带有森林、狩猎和渔猎色彩，可称为森林萨满文化圈。华北蒙古族地区，是中国萨满传承的又一个文化圈，这一文化圈带有浓郁的草原游牧特色，可称为草原萨满文化圈。蒙古族萨满，传承十分古老，但变异也较大。在元代（1279－1368）随着藏传佛教（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和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一部分萨满信仰融入喇嘛教，一部分渐次消失，人为的因素曾一度割断了蒙古族萨满信仰的传承。蒙古族在信奉喇嘛教之前，萨满信仰在部落上层和民众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一些大萨满（巫师）都被收罗在蒙古宫廷中，他们守护偶像，并谙星术，预言日月之蚀，择定吉日凶日，人们有事必去咨询。“凡宫廷所用之物，以及贡品，必经此辈以火净之，此辈得留取若干。儿童之诞生，则召其至，以卜命运。有病者亦延其至而求助于其咒术。托其欲构谄某人，只须言某人之疾，盖因某人厌禳所致。人有咨询者，此辈则狂舞其鼓而召魂魔，已而昏迷，伪作神语以答之。”[3]当时，萨满几乎主宰部落或国家大事。据《多桑蒙古史》载：“塔塔尔诸游牧部落既平，铁木真应有适合其新势权之尊号。1206年春，遂集诸部长开大会于斡难河流附近之地，建九旅白旄纛。珊蛮或卜者阔阔出者，常代神发言，素为蒙古人所信奉，兹庄然告铁木真曰：‘具有古儿汗和大汗尊号之数主既已败亡，不宜采用此有污迹之同一尊号。今奉天命，命其为成吉思汗或强者之汗。’诸部长群赞其议，乃上铁木真尊号成吉思汗。时年44岁。”[4]此类记载，在蒙古族古代文献中经常见到。有元一代，在蒙古族上层社会，喇嘛与萨满之间的斗争从未间断过，特别是对萨满供奉的偶像“翁衮”，历加取缔。元代灭亡之后，蒙古民族退居漠北，喇嘛教信仰日渐深入民间，萨满更处于不利地位。1640年制定的《蒙古卫拉特法典》，其中明文规定取缔翁衮。对邀请男女萨满来家者，给予不等马匹的处罚。对请来男女妖术师耍魔术者的乘马和妖术师的马，归告发者所有，知而不报者受罚，甚至使高贵者受到诅咒，也要罚马五匹等等[5]。这些条律，对萨满信仰是很大的打击。但尽管如此，在广袤的蒙古草原，萨满信仰并未绝迹，甚至在近代，科尔沁草原仍流行萨满信仰[6]。

中国萨满传承的第三个文化圈，是新疆各民族地区。那里的维吾尔族、塔塔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在信奉伊斯兰教以前，都曾信奉过萨满。其中尤以哈萨克族最为突出。这可能是由于哈萨克民族一直过着游牧生活，氏族和部落组织，对大自然的依赖对部落英雄祖先的崇拜，为萨满传承提供了条件。所以直至今天，哈萨克民族民间信仰中还留有许多萨满文化的痕迹。在哈萨克族的神话《迦萨甘创世》[7]中，详述了对天、地等自然神的信仰。笔者1986年到新疆喀什地区，这里是维吾尔聚居地。在喀什近郊的阿尔斯兰汗墓地，有成百上千座坟墓，均按伊斯兰葬式安葬死者，但在阿尔斯兰汗墓旁的树枝上，挂满了红、黄、蓝、自各色布条。黄昏时遇到一位维吾尔族老年妇女在树下点燃灯烛，并作祈祷，询问得知，家人有了疾病，祈祷驱邪，这也许是古老萨满习俗的表现。新疆锡伯族萨满信仰属于东北文化圈。

话题回到满族的萨满信仰上来。满族的萨满信仰习俗起源很早。“萨满”一词即来源于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十二世纪中叶，南宋学者徐梦莘在其所著《三朝北盟会编》中说：“珊蛮（即萨满）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变通如神，粘罕以下皆莫能及。”[8]，这是有关萨满的最早文献记载。女真系满族祖先，源于唐代黑水靺鞨，五代（907—960）始称女真。1115年建立金政权，与南宋并立。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用“八旗制度”统一女真各部，形成后来的满族。满族文化，在其活跃于白山黑水之间时，主要是萨满文化。它继承了靺鞨、女真以来的传统，带有浓郁的森林和农牧特色。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融为一体。在满族的萨满世界中，天体和大地崇拜，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也是信奉萨满的阿尔泰语系各民族的共同特色。天神是至高无上的神，满族神话中说，天有17层，地有9层，人住地上国，神住天上国，魔鬼住地下国，统管天、地、人间的是至高无上的天神阿布凯恩都里[9]。这反映了萨满世界的宇宙观念是垂直的。满族祭天时，必须设置神杆，这一神杆是联系天上与人间的通道。天神通过神杆到达天界或下到人间。这种宇宙观显然产生于森林民族。锡伯族的登刀梯（天梯）也是这样的含义。这是森林带给所住民族的自然观念。人们有什么祈祷之事，必通过大树（神树）或神杆告知天神，这种习俗一直在满族中保存。由天神观念引伸出的对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的崇拜，山神、林神、岩神、火的崇拜，使萨满世界的自然崇拜朴朔迷离，神秘莫测。满族的图腾崇拜，也古老的图腾崇拜发展到后期的产物，比之鄂伦春、鄂温克、赫哲和达斡尔族要逊色很多。如上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脱离森林狩猎生活，所以民间信仰中对动物的崇拜十分虔城。如对熊的崇拜，从图腾学上来考察，都是十分标准的。满族则不然，它从女真时代开始，就与汉族交往甚密，天神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与汉族的“天命观”交织在一起。有人认为满族的图腾是乌鸦和犬，这是不正确的。满族中盛传他们的始祖布库哩雍顺为天女佛库伦吞神鹊所衔朱果而生，故人们均以鹊为神，从不加害。满族不杀狗，不食狗肉，不使用狗皮。满族民间传说中的《天鹅仙女》[10]、《索伦杆子和影壁的来历》[11]以及“义犬救主”（努尔哈赤）一类的故事，涉及到神鹊和狗，因其与努尔哈赤的圣迹有关，鹊与犬只是象征物，而并非图腾。满族除了对天神表示极度的崇敬外，祖先神在萨满祭祀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萨满主要是天神和祖先神的代言人。从这种意义上讲，萨满信仰是凝聚氏族和部落力量的纽带。满族萨满是多神信仰，这和阿尔泰语系其他民族的萨满信仰是共同的，许多学者的论文中都曾论及。

清代立国之后，对原属于满族民间信仰的萨满文化，并未随之抛弃。相反作为凝聚满民族心理的一种手段，加以尊重和传承。早在创基盛京（今沈阳）的时代，便传习古老习俗，恭建“堂子”祭天，又在寝宫正殿，恭建神位，祖佛（释迦牟尼）、菩萨（观世音）和神（萨满诸神）等。嗣后，虽建立坛、庙，分神、天、佛及神，而旧俗未改，与祭祀之礼并行。至清代定鼎中原，迁都北京，祭祀仍循昔日之制，而且满族各姓，也都以祭祀为至重，大内及王贝勒贝子公等，于堂子内向南祭祀，其余均于各家院内，向南以祭。“又有建立神杆以祭者，此皆祭天也。”[12]也就是说，满族在入主中原以后，并未放弃萨满祭祀的古俗。上至宫廷，王公大臣，下至普通满族，都尊守旧俗，祭天和祭神。但中原地区的文化环境必竟不同于白山黑水之间，汉族文化必然要影响满族文化。实际上这种影响早就开始了，特别是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已浸入萨满祭祀之中。汉语代替满语，汉文代替满文，使清代最高统治者对满族文化的渐次消失与变异产生忧虑。特别是在历史上对满民族产生过凝聚力的萨满文化，如不加以保护和利用，民族意识也会渐渐消失。这就是满族在入主中原的初期，王室中存在的一种顾虑。所以乾隆十二年（1747年）农历丁卯年七月丁酉“上谕”管理内务府事的和硕亲王允禄等大臣，总办、承修、监造、监绘、誊录《满州祭神祭天典礼》，使满族民间的萨满信仰，系统化和典礼化，在清宫仪礼中加以永久保存。这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绝无仅有的举动。关于编篡《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原由和具体要求，在乾隆皇帝给内阁的《上谕》中讲得十分清楚。

上谕

我满洲，禀性笃敬，立念肫诚，恭祀天、佛与神，厥礼均重，惟姓氏各殊，礼皆随俗。凡祭神、祭天，背灯诸祭，虽微有不同，而大端不甚相远。若我爱新觉罗姓之祭神，则自大内以至王公之家，皆以祝词为重，但昔时司祝（萨满——引者）之人，但生于本处，幼习国语（满语——引者），凡祭神、祭天、背灯、献神，行祭、求福，及以面猪，祭天去祟，祭田苗种、祭马神，无不斟酌事体，偏为吉祥之语，以祷祝之。厥后，司祝者，国语俱由学而能，互相授受，于赞祝之原字、原音，斯至淆舛，不惟大内分出之王等，累世相传，家各异词，即大内之祭神、祭天诸祭，赞祝之语，亦有与原字、原韵不相吻合者。若不及今改正，垂之于书，恐日文讹漏滋甚。爰命王大臣等，敬谨详考，分别编纂，并绘祭器形式，陆续呈览，朕亲加详覆酌定，凡祝词内字韵不符者，或询之故老，或访之士人，朕复加改正。至若器用内楠木等项，原无国语者，不得不以汉语读念，今悉取其意，译为国语，共纂成六卷。庶满洲享祀遗风，永远遵行不坠。而朕尊崇祀典之意，亦因之克展矣。书既告竣，名之曰《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所有承办王大臣官员等职名，亦著叙入，钦此[13]。

乾隆《上谕》言明，满族诸般祭祀“皆以祝词为重”，他所最担心的也是主持祭祀典礼的萨满，由于所习满族语言的变化，使祝词原字、原因渐致淆舛，且恐日久讹漏越甚。所以命令专人稽考旧章，正异同并译成汉文。这从承担翻译事务的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阿桂《揍折》和附于《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第四卷末尾的《跋语》中可看出来。

根据乾隆《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所载，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它将满族民间萨满祭祀的主体部分，通过典礼形式固定下来，对参与祭祀的人员、方式、地点、供物、器用等都作了明确规定，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1、清代宫廷萨满祭祀中的神祗

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分常祭、月祭、报祭立杆大祭数种，每种祭祀的神祗有时相同，有时则不同。如：

朝祭神。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姚元之《竹叶亭杂录》云：“太祖在关外时，请神于明，明与以土地神、识者知明为自献土地之兆，故神职虽卑，受而祀之。再请，又与以观音伏魔画像，伏魔呵护我朝，灵异极多。”由此可知，释迎牟尼、观音、关圣帝君是明代由汉族地区传入的。

夕祭神。夕祭诸神主要是民族神，如：阿珲年锡、安前阿雅喇、穆哩穆哩哈、纳丹岱挥、纳尔珲轩初、恩都哩僧固、拜满章京、纳丹威瑚哩、恩都蒙鄂乐、喀屯诺颜等。其中“唯纳丹岱辉为七星之神，喀屯诺颜为蒙古神，以先世有德而祀，其余则均无可考”[14]。

祈福神。满语称佛立佛多，鄂漠锡玛玛，以柳树枝为婴儿求福也如此。

马神。为皇帝所乘御马，为马群致祭于堂子，求牧群繁殖。

田苗神。满语称尚锡神。

八纛。又称八旗大纛，出师批告及凯旋，告祭于堂子。

天神。是萨满祭祀中至高无尚之神，以神杆代替。

2、清代宫廷祭神、祭天场所

清代宫廷涉及国家大典的有祭天、地、太庙、社稷等。这有专门的场所，如天坛、地坛、太庙、社稷坛等。此外，涉及民族大典的祭祀场所在坤宁宫和堂子。

坤宁宫在故宫内庭的最后边，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重建，改为祭神场所。每天的朝祭、夕祭、月祭、报祭、大祭，均在坤宁宫举行。吴振棫《养吉斋从录》载：“坤宁宫广九楹，每岁正月、十月、祀神于此。赐王公大臣吃肉，至朝祭夕祭，则每日皆然。宫内西大炕供朝祭神位，此炕供夕祭神位”[15]。

堂子是清代专门建立的祭天或出师告祗、祭马神、田苗神的地方。《大清会典事例·堂子规制》载：“顺治元年，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祭神殿五间，南向；上覆黄琉璃瓦，前为拜天圆殿，八面棂扉，北向；东南上殿三间，南向。内垣一重，门三间，西向。门外西南，祭神房三间，北向。门西直北，为街门三，闲以朱栅。外垣一重，乾隆三年准奏，增设堂子祭神殿。黄纱灯四座，圆殿黄纱灯四座，大门红灯四座，甬道红灯二十八座。昭梿《啸亭杂录》载：“国家起自辽沈，有设竿祭天之礼，又总祀社稷诸神祗于静空，名曰：‘堂子’……既定鼎中原，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建祭神殿于正中，既汇祀诸神祗者，南向前为拜天圆殿，殿南正中第一重为设大内致祭立杆石座次。”吴振棫《养吉斋从录》也说：“顺治元年，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元旦必先致祭于此，其祭为国朝循用旧制，历代祀典所无。又康熙年间，定祭堂子，汉官不随往，故汉官无知者。询之满洲官，亦不能言其详，惟会典诸书所载。……祭神殿南向，拜天圆殿北向，上神殿南向，上神殿即尚锡神亭。”堂子建制洋见“堂子图”。

3、清代宫廷祭神祭天时间

清代宫廷萨满祭祀既承袭民间传统，循用旧制，又根据需要对祭祀时间加以相对的固定，一般分常祭、月祭、报祭、大祭几种，还有些祭祀时间不固定，临时变通。

元旦。皇帝亲诣堂子圆殿行拜天礼。明末皇太极崇德元年规定：“每年元旦，躬率亲王以下，副都统以上，外藩来朝王等，诣堂子上香。行三跪九拜礼。”[16]之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均规定元旦祭天，仪礼更加完备，堂子祀典，载入内务府会典。

常祭。指朝祭和夕祭。每天早晚由司祝主持祭祀。地点在坤宁宫。朝祭以寅时，夕祭以申时。

月祭。正月初二，其余各月在初一日。崇德元年规定，亲王以下，贝子以上，每府委官一人，前期斋戒，是日诣堂子供献，皇帝不亲往。月祭翌日，即每月初二日于坤宁宫举行祭天礼。

报祭。每岁春秋二季立杆大祭前期二日，于坤宁宫举行。

大祭。又称立杆大祭。时间在每年季春、季秋月朔日，或二、四、八、十月朔日，或上旬诹吉，在堂子祭天神。

四月八日，又称浴佛日，奉神于堂子，大内及各旗佐领，军民人等，不祈祷、不祭神、禁屠宰、不理刑名。

此外，春夏秋冬四季举行献神祭，春秋二季举行马神祭，共祭两天，正日为御马祭，次日为御马场牧群繁息祭。祈福祭祭佛立佛多，鄂漠锡玛玛，时间在朝夕，与朝祭、夕祭同。皇帝亲征或派大将出征，告祭堂子，时间并不固定。

4、清代宫廷祭祀中的神职人员。

清代宫廷祭祀主要由司祝萨满担任，而且主要用女萨满，保留了满族古老的习俗。据《满洲祭神家天典祀·汇记满洲祭祀故事》载，满洲各姓祭神，或用女萨满，也有用男萨满的。自大内以下，闲散宗室觉罗，以至伊尔根觉罗，锡林觉罗姓之满族人，俱用女萨满主持祭祀。清初，内廷主位及王等福晋，皆有为萨满者。今大内祭祀，仍选择觉罗大臣官员之命妇为萨满，以承祭祀。至于居住在宫内的皇子，居住在紫禁城里的皇子，或已分府之皇子，也都要选择女萨满主持祭祀。其中，宫内皇子，在坤宁宫祭神，用觉罗萨满。紫禁城皇子，则于上三旗包衣，佐领管领下之觉罗或异姓大臣官员，闲散满族人等妻室内选择萨满，主持祭祀。分府皇子及王贝勒贝子公等，俱于各该属旗包衣、住领管领下之觉罗，或异姓大臣官员，闲散满族人等妻室内选择萨满，主持祭祀。如属下并无承担萨满的人，也可从管辖内的满族妇女中选择。自公侯伯大臣官员以下，以致闲散满洲用女萨满祭祀者，俱从本族内选择。如实在不能选出，也可不用萨满，只仿照萨满祭神之例，由本家家长叩头以祭。

清代对于家神员役也有一定规定，所有这些员役，都是萨满的助手。顺治元年规定，坤宁官家神殿设司俎官五人，司俎执事十八人，宰牲十人，掌籍三人，服役二十人，赞祀女官长（即萨满）二人，赞祀女官（均于上三旗觉罗命妇内选取）十人，司香妇长六人，司香妇二十四人，掌爨妇长三人，掌爨妇十六人，碓房妇长六人，碓房妇三十一人，首领太监三人，内正八品二人，未八流（今改正八品）一人，太监二十六人。康熙二十年（1681年）规定赞祀女官增加至十二人。另外，堂子员役，主要是守护，由礼部选补。从这些员役配备中，可知清代宫廷的祭神、祭天活动，主要由妇女担任，沿习了女真以来的古俗，女萨满的地位远高手男萨满。

萨满的主要职责是主持祭仪并诵祷神词。萨满神词在祭祀中又是最重要的。乾隆降旨编篡《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目的也在于保存赞祝之词，怕其失传和淆舛。经过整理、翻译的萨满词同作为《祝词篇》保存下来，其中包括了：一、堂子亭式殿祭祀祝词（正月初一日，每月初三日，大祭、浴佛、为所乘马祭祀时用）。

三、坤宁宫祭祀祝词（月祭、常祭、报祭、大祭、祈福祭、为所乘马祭，为牧群繁息祭用）。其中包括：

朝祭诵神歌祷词

朝祭灌酒于猪耳祷词

朝祭供肉祷词

夕祭坐于杌上诵神歌祈请词

初次诵神歌祷词

二次诵神歌祷词

末次诵神歌祷词

诵神歌祷祝后跪祝词

夕祭灌酒于猪耳祷词

夕祭供肉祝词

背灯祭初次向神铃诵神歌祈请词

二次摇神铃诵神歌祭词

二次向腰铃诵神歌祈请词

四次摇腰铃诵神歌诗词

四、月祭及大祭翌日祭天赞词

五、每岁春夏秋冬献神祝词

其中包括：

朝祭神前祷词

夕祭神前祷词

六、献鲜背灯祭祈祝词

七、树杨柳枝求福祝词，为婴儿求福祝词，

户外对柳枝举扬神箭诵神歌祷词

八、堂子立杆大祭祷词

堂子飨殿内祝词

堂子亭式殿内祝词

九、四月初八浴佛祝词

堂子飨殿内祝词

堂子亭式殿内祝词

十、祭马神室内祭祀祝词

以上萨满神词包括了祝词、赞词、诗词，用于不同的神祗、场合和目的。以往熟练和有经验的萨满，都能根据祭神、祭天等的需要，即兴编著诗词和祝赞词，但因原来的萨满神词系口耳相传，难免产生误传和变异，“字音渐消，转异其本”[17]的现象经常发生。甚至连那些所供奉的神祗也只知其音，不知其为何神。

5、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典礼

清代宫廷萨满祭祀作为典礼仪式，严格限制在宫廷、堂子和宗室各姓家中，汉族官员和一般百姓并不参加，这种封闭的祭祀仪礼，当然很少为人所知。具体仪礼也只是凭借典籍和宫中行事保存下来。从这些典籍和宫中行事中可知，清代官延的萨满祭祀保持了满族民间古俗并与皇权结合起来，变得十分神圣。其中以祭天典礼最为隆重，其次，夕祭、背灯祭、献鲜背灯祭、树柳树枝求福祭、马神祭等，不仅保持萨满祭祀古俗，而且一一程式化，萨满在整个祭祀中的作用显得十分突出，试举几例来说明。

夕祭神仪

清代宫廷的夕祭在坤宁宫进行，祭以申时。所祭神祗全是萨满信仰中的神灵，即满族神。

举行夕祭时预先要将镶片金青缎神幔系于黑漆架上，用黄色皮条，穿大小铃七枚，系于桦木杆稍，悬于架梁之西，恭请穆哩罕神，自西按序安奉架上，画像神安放于神幔正中。设蒙古神座于左，皆于北炕南向，炕上设红漆大低桌二，桌上供香碟五个，醴酒五盏（月祭用醴酒，大祭用清酒，均宫中自酿。常祭与报祭用净水），时果九碟，洒糕十盘，九盘供桌上，一盘供桌下西边。炕沿下供醴酒一罇。

届时进猪（按满族习俗，敬神所用之猪，必须纯黑，无一杂毛）置于常放之处。司香点香，司香妇人以司祝祝祷时所坐黑漆凳置神位前。司祝系闪缎裙束腰铃、执手鼓，先向神位，坐于凳上，击手鼓，诵请神歌祈祷。然后拱立，初次向后，盘旋蹡踏步祈祷，复盘蹡踏步，前进祈祷；三次祈祷、诵神歌毕，解下腰铃。整个过程由司俎太监二人击鼓、鸣拍板，以和手鼓。然后以酒或净水灌猪耳，省之（避宰割），取血，解牲熟之，司祝献肉，致祝于神，撤香碟内火并灯，掩灶内之火，展背灯青幕，关上门，司祝执神铃，振摇鼓，诵神歌以祷。击鼓，拍板和之，凡四次。然后卷青幕，开门，点灯撤肉，将神像收藏起来。如遇皇帝、皇后亲诣行礼，司祝先跪，并诵祝词。

堂子立杆大祭神仪

堂子立杆大祭，是清代宫廷祭天大典，仪礼十分隆重。立杆大祭之松木神杆，要提前一个月，派副管领一员，带催领三人，披甲二十人，前往直隸延庆州（今北京延庆县），会同地方官，于洁净之山内，砍取松树一枝，长二丈，围径五寸，树稍留枝叶九节，余俱削去，制为神杆，用黄布包裹，运回堂子，置于近南墙所设红漆木架中间，斜依安置，大祭前一日，立杆子亭式殿中间石上。

其次，是堂子飨殿内的布置。要挂神幔，供打糕、搓条饽饽、清酒等。坤宁宫则于大祭前40日，在宫内西炕神位前置缸一口，以盛清酒。司香等用槐子煎水，染白净高丽布，裁为敬神布条。用黄绿色棉线拧成敬神索绳，以各色绸条夹于其内，又用染色纸接成钱文，司俎妇做搓条饽饽，并将一应供物，按规定摆设好。这些活动，均由司祝萨满参加祝祷。春秋立杆大祭前一二日，先于坤宁宫举行报祭，然后祭神于堂子飨殿。

大祭之日，先在亭式殿祭祀，有两名司机萨满参加，一在亭式殿，一在飨殿。在飨殿内，司香举授神刀，司祝授受神刀前进，司俎官赞鸣拍板，奏三弦、琵琶，司祝叩头，司俎官赞歌“鄂啰啰”（有音无意），侍卫等唱“卾啰啰”。司祝擎神刀，祷祝三次，诵神歌一次。如是诵歌三次，祷祝九次毕，然后进亭式殿，叩头，诵神歌，祷祝三次，合掌致敬。而亭式设内之司祝亦跪祝。如遇皇帝亲谐堂子祭天，则按宫廷仪礼，出仪仗，致飨殿和亭式殿拜家。

树柳树枝求福仪礼

求福仪礼可以在朝祭或夕祭时进行，也可单独进行。祭祀前数日，司用官、司俎、司香等到九家满族中进取棉线并片，敬捻绳索两条，夹以小方戒绸各三片，酿礼酒。前一天，司俎官二员带司俎二人，司俎满洲二人，前往灜合，会同奉辰院官员，监看，欲取高九尺，田径三寸的完整柳枝一株，用黄布包裹，运回坤宁宫，届时安设树柳枝石于坤宁宫户外廊下正中。树柳枝于石，柳枝上悬挂镂钱净纸条一张，三色戒绸三片。

神位的安置和朝祭、夕祭相同，西炕供佛、菩萨、关圣帝君，此炕供萨滴诸神。悬挂神幔，摆设各类供品，比较有特色的是求福神箭，箭上系练麻和从九家满族中攒取棉线捻就的棉索一条，另一条棉索上系各色绸片，一头系西山墙上，一头穿出户外，系于柳枝上。遇有皇帝、皇后亲诸行礼，入坤宁宫，立于南首，司祝擎神刀，待视三次，每次祷祝，太监等歌“鄂啰啰”。祷毕，司祝左手擎神刀，右手持神箭走出户外，对柳枝举扬神箭，以练麻拂拭柳枝，诵神歌。举神箭，将练麻献给皇帝，皇帝三捋而怀之。太监鸣拍板，歌“鄂啰啰”，如此仪式进行三次，同时向皇帝、皇后献棉索。皇帝、皇后叩头，坐于西炕，举酒洒于柳枝，并以桌上所供之糕夹于柳枝所有枝叉，最后享受福胙，礼毕还宫。所余福胙均不令出户，分给司俎及宫中太监等，不可剩余。鱼之鳞骨由司俎官持出，投洁净河内，柳枝上所夹之糕，亦令众人食之，不能剩余。

如上所举夕祭、立杆大祭，树柳枝求福祭等，是满族萨满祭祀中最有特色和最重要的，基本上保留了满族萨满祭祀的古俗。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传统来自民间，后尊照皇帝的谕旨，加以系统整理，将民间松散的祭祀仪式系统化，典礼化，并作为民族祭祀仪式，一直保留到清代末年，历时近300年。研究萨满信仰，不可不注意这一文化现象。傅佳在《记清宫的庆典、祭祀和敬神》一文中讲：“我在内宫伴读期间，曾叫太监领我去坤宁宫看了两次跳神。到了坤宁宫，先看到殿外东南角立着一根楠木神杆，上面有一个盌形的东西，内置五谷杂粮，说是专供‘神鸟’吃的。在坤宁宫的西暖阁里据说供着萨满神……正殿当中放着两张长桌，上置铜铃铛、琵琶、三弦、大鼓、摇鼓、檀板、神刀、神箭等物。不一会，进来两个‘萨满太太’（萨港教的巫祝），身穿绣花长袍，头戴钿子，足登绣花厚底鞋，一个弹起三弦，另一个腰间系上成串的铜铃铛，一手拿着摇鼓，另一只手拿着椅板，就跳了起来。她先在中央跳，后又向四方跳，口中不断地用满文喃喃歌唱。太监们告诉我，她唱的无非是向天地神祗和四海神灵求福求禄，驱魔祛病的意思。”又说，“我在宫内，每天都会见到有人赶着两口猪进苍震门，据说这是祭萨满神用的。”[18]从这段文字可知，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一直延续到清末，从未间断。

6、清代宫廷的萨满禁忌

清代的萨满祭祀不仅仅限于宫廷，按《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规定，宫内居住的皇子，紫禁城内后住的皇子，王贝勒贝子公等，公侯伯大臣官员及闲散满洲军，除宫内居住皇子奉旨在坤宁宫祭神外，其余都在本家内设祭。麟庆在其所著《鸿雪因缘图记》“五福神祭”中记载了道光十五年（1835）家中举行萨满祭祀的情况，其仪礼完全按《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规定进行。

伴随萨满祭祀的还有一系列的禁忌习俗。归纳起来有如下数种。

1、自大内以下、闲散宗室觉罗以至伊尔根觉罗、锡林觉罗姓之满人祭祀，均用猪。大内每日朝、夕祭各用猪两头。祭天用猪一头。春秋大祭，马神祭用猪一头。求福用鲤鱼两条。小孩出痘疹，避用猪、糕祭天。去祟时用小猪祭天。

2、凡满族人等，祭祀所用之酒与糕，皆自酿造和制作，并不沽之于市。是以大内特设神橱，制作各种祭品。

3、凡神位必供于正室。背灯祭祀之肉，例不出门，其朝祭之肉，除皮骨外，一概不准出户。凡食祭肉，虽奴仆经家长使役，也不得一边吃肉一边出门，必下咽方准出祭室。

4、凡祭祀用猪之满族人家，如遇墓祭，丧祭，皆不用猪，包括皇帝的陵寝祭也如此。

5、祭神所用之猪，必须纯黑色，不许有杂毛。

6、凡满族豢养牲畜之家，不许猪进入祭室院内[19]，倘有走入者，必省（避杀字）而祭之。与之相关的语言禁忌如：猪死曰“气息”，背灯祭之猪曰“牺牲”，焚所挂纸线曰“化之烧燎”，猪之头、蹄削去其毛则不曰“刮之”，而曰“燖之”。

7、已整理好祭品和酿酒的人家，不去丧家。倘遇不得己之事，必须往者，必等新更月建后，或更衣沐浴。过三日后方可入祭室。若本家有丧事，必请出神位，暂时安放于洁净之室。若族中孝服，则在大门外脱去孝服，始可入院内。如无另室之家，则净面洗目，焚草越火而过之始入。

8、祭祀之室及院内，不许持鞭人进入。祭室内不许哭泣、责处人，不语伤心事，不言忌讳恶语，要择嘉祥吉庆之事言之。

以上忌讳之事，康熙皇帝屡降旨于故老，所谓忌讳之事，训切，成为家训的重要内容。

满族是一个笃信萨满的民族，萨满文化在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满族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入主中原之后，建立了统一王朝，并大量吸收和学习汉族文化。但作为清代的最高统治者，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并未忘记发迹于白山黑水的历史，更没有忘记曾起过民族凝聚力的萨满文化。特别是乾隆一代，将满族的萨满信仰用宫廷典礼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作为圣训代代相沿，这在中国历朝历代是绝无仅有的。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集民间萨满信仰之大成，变为宫廷仪礼，这为我们研究萨满信仰提供了另一领域的信息。从这种意义上讲，清宫萨满祭祀具有着独特的文化史价值。

[1]1692年（清康熙三十一年），俄国莫斯科大公的使节艾维尔特·伊斯兰布特·伊代斯和他的同伴亚当·布兰特一起访问中国，在他们撰写和发表的游行记中，第一次把“萨满”习俗介绍到西方世界，而且“萨满”一词成了后来国际通用的学术名词。参阅乌丙安《神秘的萨满世界》第2－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1989年。

[2]民俗宗教，是一个新创造的学术名词，用来区别于人为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等。人为宗教本为宗教学研究的范围，与民俗学无关。但人为宗教一旦转化为普通民众的信仰，就与生活结下不解之缘，变为民众信仰的一部分，特别是全民信仰某一宗教的民族更是这样。如藏族信仰大乘佛教，傣族信仰小乘佛教，许多民族信仰伊斯兰教，信教已成为民俗，民俗宗教包括了巫术、信仰、禁忌以及人为宗教在民间的传承部分。

[3]《多桑蒙古史》上册，第265页，中华书局，1962年。

[4]《多桑蒙古史》上册，第59页，中华书局，1962年。

[5]参阅秋浦主编《萨满教研究》第112－1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参阅白翠英、邢源、福宝琳、王笑：《科尔沁博艺术初探》，内蒙古哲理木盟文化处编印（内部资料）1986年4月。

[7]哈萨克族神话《迦萨某创业》、《神与灵魂》保留了浓厚的萨满信仰成分，充满了对天体、自然和畜牧神的崇拜。尼哈迈德·蒙加尼搜集，《新疆民族文学》1982年第2期。

[8]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此书对宋金交涉、金人风习制度多有记载，然仅有抄本流传。

[9]满族神话《天神创业》，傅英仁讲述，流传于黑龙江省宁安县，见《满族民间故事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10]陶阳、钟秀编《中国神话》第26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11]乌丙安等《满族民间故事选》第13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12]《重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文献篇》，姜园精舍刊行。

[13]上谕，同上书。

[14]《跋语》，同上书。

[15]吴振棫《养吉斋从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6]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刊殿版本《大清会典事例》。

[17]纪昀等总篡《四库全书》《满洲祭神天典礼》原本书前提要。

第13篇

一、丫鬟服饰的“生活美学” 

一个时代有一时代之审美风尚，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审美喜好。对丫鬟服饰的美学探討，既关乎整个时代对这一群体的美学要求，也关乎她们个人的审美眼光。 

（一）时代审美 贾府是一个封建社会的缩影，由于尊卑等级和礼教的束缚，不同地位的人的服饰装扮也深深地受到限制。这样的限制一是表现在服饰的价值——由于经济原因，丫鬟们普遍穿不起动物毛皮之类的贵重服饰；二是表现在服饰的搭配方面。曹雪芹一方面写实，忠实于社会等级对个人服饰装扮的限制作用。《红楼梦》中丫鬟的服饰和主子相比，在搭配、面料、纹样、款式、饰物、颜色上都有着巨大的差别，这点是符合现实情况的。封建阶级社会中，通过对珍稀宝贵服饰的垄断来巩固道德伦常的“礼制”，形成阶级层次分明的等级秩序，这也是上层对下层的一种统治手段。《红楼梦》中的丫鬟有很多，对个体进行重点描写刻画的却不多，而关于丫鬟服饰的描写则更少，但从几处较少的描写中，我们依然可以窥探一二。在第24回对鸳鸯的衣着描写：“水红绫子袄儿，青缎子背心，束着白绉绸汗巾儿，脸向内低着头看针线，脖子上戴着花领子。”在第26回中，作者借贾芸的视角描写了袭人的服饰：“穿着银红袄儿，青缎背心，白绫细折裙。”鸳鸯和袭人作为大丫鬟，她们的服饰有一定的相似性。另外，在第3回中，“茶未吃了，只见一个穿红绫袄青缎掐牙背心的丫鬟走来”，这里是描写王夫人丫鬟的穿着打扮；第57回中，“一面见他穿着弹墨绫薄绵袄，外面只穿着青缎夹背心”，这里是写紫鹃的穿着。几处描写说明，在贾府，丫鬟的服饰有一定的规定，也或者说她们有自己的“制服”。这“青缎背心”的制服意象，既体现了高层统治者对处于下阶层人民“管制”的期许，也象征着封建时代主流的审美原则：下层以上层的审美为榜样——最高统治者为满族，人们的服饰，尤其是这种显赫的贵族之家，连丫鬟的统一制服都比较偏向于旗装。 

（二）个体审美 虽然丫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受到封建礼教的种种限制，但整本书仍是以“女儿为最美”为审美基调的。书中所嘉许的女儿之美与其身份、地位无关，女儿们美好的心灵与品格才是她们美的源头，较为朴素的装扮也不会遮掩她们的美；若装扮适宜，美更是锦上添花。 

所以，另一方面，曹雪芹也在《红楼梦》中表达了他的叛逆精神，不屑于礼教束缚，追求自然真我的精神世界。他把大观园设置为贾府中难得的一方自由天地，园中的女儿丫鬟们都正值绝妙年华，自然是喜欢打扮梳妆的。因为个人审美喜好的差异，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自己主子审美格调的影响，所以丫鬟们在服饰搭配上还是各有特色的。性格刚烈直爽的丫鬟如晴雯、鸳鸯，她们在丫鬟中的地位较高，个性更加自信飞扬，所以服饰装扮风格更加色彩鲜亮，引人注目。宝玉爱红，晴雯也爱红，以“红小袄”贴身；鸳鸯擅长运用小配饰来装点自己，如“玉色绸袜”配“大红鞋”、“花领子”等，使装扮更有风味。性格低调温和的袭人、平儿，为人处世收敛谨慎，日常的服饰打扮风格普通，颜色素雅。芳官是唱戏的女孩子，见惯了戏服的艳丽与夸张，她在平日的着装上是不可能甘于平淡的，善用鲜艳的色彩：“玉色红青驼绒三色缎子斗的水田小夹袄”“柳绿汗巾”“水红撒花夹裤”，体现了她的光彩夺目；还有非常规的首饰：“右耳眼内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个小玉塞子，左耳上单带着一个白果大小的硬红镶金大坠子”，展现出她对规则礼法的蔑视；再有较为繁复的发型：“头上眉额编着一圈小辫，总归至顶心，结一根鹅卵粗细的总辫，拖在脑后”，展示了她追求美好的激情……这些常人难以想象的出挑打扮以意象的形式共同聚合成作为“艺术家”形象的芳官。芳官是《红楼梦》丫鬟中叛逆精神的象征之一，她目藐平凡，追求张扬与独特，曹公对她服饰描写的“浓墨重彩”可谓充分展现了她的标新立异、冲破世俗藩篱的个性特征。曹雪芹以超越世俗的眼光，无视芳官低贱的戏子身份，尽情写出了芳官作为一名花季少女的天真活泼，大胆自由，俏丽可爱。 

总的来说，丫鬟的服饰是由贾府提供的，在材质、样式、颜色等方面是不能和各个主子相比的。但她们也有自己的美，因各人的审美不同，便呈现出不同风格的打扮来。 

三、丫鬟服饰的“文学寓托” 

《红楼梦》中对丫鬟服饰的描写，不仅展现了时代、个人审美等生活美学的内容，还在小说中起着重要的文学作用。作者对丫鬟服饰描写的安排并不是完全任意的，而有着充分运用其文学功能的考量。 

（一）表现场合 一般情况下，人们对服装的选择与其所处的场合是密切相关的，公开场合自然要注意服装的正式或整齐，而在让人心理安全程度较高的私密场合则倾向于选择较为自在舒适的装扮。反理推之，即当人们的打扮较为家常随意时，通常心理防线较低，感性在此种场合做主导；当打扮较为正式时，一定程度上传达着疏远和防卫的信号。在和宝玉单独相处时，怡红院的丫鬟们打扮得大多是较为随意的，这里属于她们的私密场合，宝玉尊重她们，与她们有情感上的深刻联系，所以丫鬟们也不需要担心被束缚。但是别院的丫鬟与宝玉见面时，却绝不会做此种打扮，如鸳鸯到宝玉处寻袭人时穿着较为正式，这表现了鸳鸯对宝玉无声的疏离。袭人在宝玉会面贾芸时的出场奉茶，也是打扮得一丝不苟，既简单又整洁。虽然还是在熟悉的房间里，还是在宝玉面前，但因贾芸这一陌生人的在场，私密场合一下转换为公开场合。我们可以看到，在公开场合下，袭人和宝玉是不会有情感上的互动的。同样，在后期对丫鬟们穿睡衣的描写，也表示了她们所处的场景的私密性。可见丫鬟服饰的选择暗示了小说场景的转变和人物之间关系的深浅。

       （二）连贯情节 丫鬟的服饰描写在连贯情节的发展方面也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有时候某一样服饰作为暗示性物件告诉读者情节的发展走向，有时候某些服饰或与服饰相关的事件化身情感意向表現或补充着情节中暗含的情绪，起到如脂评所言“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作用。第28回，宝玉与蒋玉菡交换了汗巾，谁知阴差阳错，那天的宝玉正系着袭人的“松花绿汗巾子”，交换汗巾的人实质上变成了琪、袭二人。汗巾是古人用于系内裤用的腰巾，属于相当私密的物件，而两条汗巾的颜色又暗合了“红绿牵巾”之意。借宝玉之手交换的汗巾暗示了蒋玉菡与袭人的一段姻缘。第63回，芳官穿了一件“水田小夹袄”，水田衣是一种“以各色零碎织品拼合缝制而成的服装，形似僧人之百衲衣”{1}，第109回也写到妙玉穿过一件“水田青缎镶边长背心”，水田衣与佛家的关联暗示了芳官后来削发为尼的结局。{2} 

在小说中，服饰有时甚至化身为意象，尽责地为作者表现了情节中不方便直接或大肆描写的内容，使小说不会在全面展示人物、表现作者态度时于情节的连贯性上受到干扰。如第44回详细描写的服饰相关事件“平儿理妆”。宝玉教导平儿细致地整理了妆容，所用的化妆品不同于市买，都是材质天然的“高级货”。粉是紫茉莉花种研碎而制，用玉簪花棒扑上，胭脂是“上好的胭脂拧出汁子来，淘澄净了渣滓，配了花露蒸叠成的”，最后宝玉还为平儿簪上了一支并蒂秋蕙。此处平儿用到的一切化妆品和装饰物都是著名的香花或香味突出的植物，这些香气为读者传达出平儿所具有的人格魅力与美好品德。作者以这些香味浓郁的化妆品为意象衬托出平儿这一形象的“宜人幽香”，避免了直接叙述的无力与枯燥，使读者读来“甜香满颊”，连贯情节的同时也展现了平儿的甜美清俊。 

（三）展示性格 在展示性格方面，作者通过服饰展示了丫鬟们个性的差异与相似。如上文提到的袭人与晴雯是性格相反的典型。袭人的打扮以简洁大方、中规中矩为主，这是她“温柔和顺”性格的体现。但在必要的时候，她也会视场合而盛装打扮：“凤姐儿看袭人头上戴着几枝金钗珠钏，倒也华丽；又看身上穿着桃红百子刻丝银鼠袄子，葱绿盘金彩绣锦裙，外面穿着青缎灰鼠褂。”（第51回）一身打扮尽是王夫人所赐，显示太太恩德，为贾府长脸，同时表现出她的得宠，令父亲放心。这表现了她的善解人意，在人前顺从、得体、安分随时。 

而晴雯则喜用鲜艳的色彩，有时风流俏丽：“只穿着葱绿杭绸小袄，红绸子小衣儿，披着头发”，有时穿着随心所欲：“也不披衣，只穿着小袄”，在某些装饰上甚至过于张扬，不懂得收敛，也因此最后那“不庄重”的外貌和着装：“钗鬓松，衫垂带褪，有春睡捧心之遗风”——终于彻底惹恼了王夫人，导致最后被逐出贾府。 

小红和司棋是一对性格较为相似的丫鬟，她们都敢于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一个追求事业，一个追求爱情。小红是宝玉的一个四等丫鬟，身份地位较低，却一心想要攀高，她处心积虑为自己赢来了出场：“穿着几件半新不旧的衣裳，倒是一头黑的头发，挽着个髻，容长脸面，细巧身材，却十分俏丽干净。”（第24回） 

“俏丽干净”的打扮是小红的精心处理，却也体现了她的爽快利落，在她为王熙凤回话时，我们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了她“简明不失气度”的性格特质，她在胆大的同时也聪明心细，用手帕与贾芸暗传心事，却又在表面上有一个合乎礼法的借口，这样的个性自然会得到命运的眷顾。而司棋虽也胆大，却少了份细致的心：“鸳鸯眼尖，趁着月色见准一个穿红裙子梳头高大丰壮身材的，是迎春房里的司棋。”（第70回）爱穿红裙子的司棋个性热烈而突出，为一碗鸡蛋羹能带着莲花大闹厨房。在和表哥私会时也丝毫不知谨慎，先是被鸳鸯撞破，再是遗失了绣春囊，引出大观园的一场风波，但面对真爱她一直坚持自我情感，不可谓不刚烈。 

司棋与小红在际遇上有相似，结局却完全不同。她们的秘事都被人撞破，都丢了东西：小红是有心，司棋是无意；小红遗帕，司棋丢了绣春囊。两个勇敢的人心思细腻与否在其服饰上有所体现，而这种差别决定了她们的结局。 

从生活美学角度来看，曹公既通过丫鬟的服饰表现了封建世界的等级枷锁，又以她们靓丽的审美搭配愉悦人们的心灵。现实的桎梏与理想的国度相互交织着出现，呼应了红楼世界的“假作真时亦真亦假”，加深了“红楼大梦”虚幻的美学内涵。从文学寓托角度来看，丫鬟的服饰描写表现场景、连贯情节、烘托人物性格，加强了小说的文学表现力度，多角度地为《红楼梦》拓宽了舞台，使作品呈现的内容更加丰富，使行文更加精彩绝妙。 

{1} 《红楼梦大辞典》，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页。 

{2} 季学源：《〈红楼梦〉服饰鉴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 

参考文献： 

[1]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 

[2] 季学源.《红楼梦》服饰鉴赏[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3] 陈东生，甘应进，覃蕊，王强.《红楼梦》服饰色彩探析[J]. 红楼梦学刊，2007（1）.

[4] 刘伟.《红楼梦》中配饰的文学功能研究[D].中国艺术研究院研修班结业作品，2015. 

[5] 刘萌萌.红楼梦金陵十二钗服饰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6] 李祝喜.《红楼梦》服饰人生意象论——以晴雯为个案[J]. 中国文学研究，2012（3）.

[7] 颜湘君.明清通俗小说服饰描写艺术发展浅论[D].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8] 颜湘君.论《红楼梦》的服饰描写艺术[J].中国文学研究，2002（2）. 

[9] 张宇珊.霓裳钗影探红楼[D].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11] 王倩.三十年来《红楼梦》服饰研究文献综述及前景展望[J].文教资料，2013（32）. 

第14篇

一、抓契机，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要使学生这一学习的主体能够主动地探索、发现和体验，教师必须适应课程改革，切实转变观念，树立以学生为主的教育价值观。真正把课堂的主动权还给学生。教学中要着力组织、激励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刺激学生的发现欲，从而让他们的主动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鼓励他们敢于在别人未发现问题的地方大胆质疑，充分尊重学生的学习权利和学习个性，让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得到充分的体现。使语文课堂达到这样的状态：学生敢想、敢说，愿意想、愿意说。

二、重提问，营造利于学生自主学习的氛围

要上好一节语文课，使课堂始终处在一种积极主动的氛围之中，单靠一两个提问是不够的，它需要我们站在高处，从整节课、整篇课文来谋划，设计出一组有层次、有梯度的系统化问题，这样的提问才有一定的思维深度，才能激发学生自主探究的欲望，认真解读文章，从多方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乃至创造能力。如在学习童话《犟龟》一文时，就可以采用分层设问的方式进行教学。我设计了一组问题：犟龟的基本性格是什么?这个问题学生较容易回答出来；然后再问：他要参加的是狮王二十八世的婚礼，可是，它最终参加的却是狮王二十九世的婚礼，小乌龟是成功还是失败?学生的热情高涨，纷纷回答；在此基础上，我继续设问、启发：他虽没有参加狮王二十八世的婚礼，但它是有收获的，那是什么?学生由于有了前面的问题作铺垫，可以不费劲地回答：“克服了艰难险阻”。最后，我又因势利导，提出下面有一定深度的问题：成功的意义到底何在?这样一组从易到难、环环相扣的设问，使学生的热情空前高涨，在反复研读课文的过程中，学生对本文的重点、难点很容易地就掌握了，同时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得到了提高。

三、多形式，促进学生主动探究

我积极改变备课、授课的方式，把自己的“教学目标”改成学生的“学习目标”。授课时，留给学生充足的自主活动空间、时间，让学生充分思考和探索，拓宽他们的思路，进行多角度的思维。这时自己的任务就是为学生的讨论、辩论能获得预期的效果提供帮助和指导，把自己定位于“学生的指导者、学生的合作者、学生的服务者”，帮助、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在学习文言文《曹刿论战》一文时，我就曾组织过一场讨论会，主题是“庄公真的‘鄙’吗?”引导学生结合时代背景，辩证分析鲁庄公的形象，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会上，同学们畅所欲言，有的同学说：鲁庄公作为国君，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不仅能够接见曹刿，而且还能诚恳地与之探讨战前的政治准备，礼贤下士，任人唯贤，这说明他是开明的，这在当时封建专制社会是难能可贵的。还有的同学说：在长勺之战中，鲁庄公作为国君，虚心听从曹刿的指挥，甘愿扮好“配角”，说明鲁庄公具有明君的胸怀……最后，同学们一致公认：鲁庄公并非传统说法的昏君，而是一位明君，只不过是一位缺乏军事才能的明君罢了。

四、靠写作，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

学生的自主学习重在过程，重在学生思维方法的学习和思维水平的提高。这一学习过程不在于学生观点是否新颖。见解是否独特，而在于学生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所体验到的学习乐趣，在于他们对课文的深入理解、领会后的倾吐和表达，而这种自主学习与探究的过程正是新课程标准所要求的。因此，在进行完课堂讨论或课堂辩论后，我总是要求学生把他们讨论、辩论的结果、心得写成小论文或读后感，就课文的思想内容、写作特点的某一点写出自己的认识。有时还要求学生对课文进行改写、缩写、扩写等，不作过高要求，以此来培养他们的探究意识和写作能力。在写作中，我要求他们做到行文规范、符合逻辑、观点鲜明、论据充分，不空发议论。

如在学完小说《故乡》之后，同学们就写出了《我说闰土》《我眼中的杨二嫂》《新时代的故乡》等文章，学生们深入挖掘教材，各抒己见，由表及里，全面提高，深刻地分析了人物形象，从而加深了对文章主题的理解，提高了写作能力。

第15篇

朱先生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15岁以前，他在安徽桐城家中已背诵了十年的经书与古文才进入桐城中学，21岁公费就读香港大学。毕业后到上海教书，和匡互生、朱自清、丰子恺、叶圣陶、刘大白、等人办杂志，创“立达学园”，创办开明书店。28岁，公费进爱丁堡大学进修英国文学，也修哲学、心理学、欧洲古代史和艺术史，又到法国巴黎大学修文艺心理学，在德国莱茵河畔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加强德文，并写出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留欧八年中，他经常流连于大英博物馆和图书馆，一面读书一面写作。官费常断，为了稿费，他在开明书店《一般》和《中学生》刊物写稿，后来辑成《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这本书和《谈美》是中学生以上都必读的“开窍”之书。

这么一位大学者怎会召见我这个一年级学生呢？说真的，我是惊骇多于荣幸地走进他的办公室。而那位坐在巨大木椅里并不壮硕的穿灰长袍的“老头”（那一年朱老师47岁，在我那个年龄人的眼中，所有超过40岁的人都是“老人”）也没有什么慈祥的笑容。

他看了我，说：“你联考分发到哲学系，但是你英文很好，考全校第一名，你为什么不转外文系呢？”我说我的第一志愿是哲学系，没有填本校的外文系，不是没有考上。

他又问我为什么要读哲学系，已经念了些什么哲学的书。我的回答在他听来大约相当“幼稚无知”（我父亲已委婉地对我说过），他想了一下说：“现在武大搬迁到这么僻远的地方，老师很难请来，哲学系有一些课都开不出来。我已由国文老师处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没有钻研哲学的慧根。中文系的课你可以旁听，也可以一生自修。但是外文系的课程必须有老师带领，加上好的英文基础才可以认路入门。暑假回去你可以多想想再决定。你如果转入外文系，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

这最后一句话，至今萦绕我心头。

朱老师坚信好文章要背诵，我们跟他念的每首诗都得背。英诗班上不到20人，背书和私塾一样，无人能逃。“教”和“背”之际，每首诗由生变熟，有老师几句指引，确能得其真意。

1945年，极寒冷的2月早上，我们四个同班同学由宿舍出来，走下白塔街，经过湿漉漉的水西门，地上已有薄冰，每人手里捧着手抄的英诗课本，仍在背那首《爱字常被亵渎》和这首《沮丧》，它的第三节有一行贴切地说出我那时无从诉说的心情：“没有内在的平静，没有外在的宁谧。”

四个人喃喃背诵，有时互相接续，从县街转入文庙广场，由宽阔的石阶进了庙门，迎面看到棂星门旁石柱上贴了一大张毛笔布告，墨汁淋漓似乎未干：

2月25日早晨，美国巨型飞机1800架轰炸东京，市区成为火海，日本首相惶恐，入宫谢罪。

站在这布告前的数百个中国大学生，经历战争八年之后，大多数的人全靠政府公费生存，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在大石板铺的文庙正庭，无声无言地站着，读到这样的复仇消息，内心涌出复杂的欣喜。

上课钟把我们带回现实人生。

朱老师上课相当准时，他站在小小的讲台前面，距我们第一排不过两尺。他进来之后，这一间石砌的配殿小室即不再是一间教室，而是我和蓝天之间的一座密室。无漆的木桌椅之外，只有一块小黑板，四壁空荡到了庄严的境界，像一些现代或后现代的studio（注：工作室）。心灵回荡，似有乐音从四壁汇流而出，随着朱老师略带安徽腔的英文，引我们进入神奇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