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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品
耶鲁大学斯彼若教授的研究表明,12%的消化不良患者6年后会患上十二指肠溃疡,10年后这一比率会增加到30%,消化不良引起的疼痛很常见。
人们把基本的、常见疼痛引起的病变解释成局部组织病变,其实有些起因就是脱水。斯彼若教授仅用水就治好了3000多个因消化不良引起疼痛的患者。增加饮水量后,他们的病情全都好转,临床症状也随之消失。
有一个年轻人,20多岁,几年前得了消化性溃疡。他曾接受过常规治疗,被确诊为“十二指肠溃疡”,服用过很多药。
一天,斯彼若教授看见那个年轻人,他疼得厉害,蜷缩着身子不停。吃了三片甲氰咪胍和一整瓶抗酸剂,却一点作用都没有。消化不良溃疡病人服用如此大量药物仍不见效,一般人会怀疑他溃疡穿孔。穿孔病人的腹壁很僵硬,斯彼若教授摸了摸他的腹壁,腹壁很柔软,但疼得不能碰。他给这个年轻人两大杯水,喝过水15分钟后,他的疼痛缓解。接着他又喝了半升水,几分钟后,疼痛完全消失了!
这是因为人的胃黏膜的腺体层面上有一层黏液,位于最里层。黏液的98%是水,另有2%的固体是吸附水分的“架构”。这个叫做黏液的“水层”是天然的缓冲区。脱水状态下的身体,其黏膜保护层作用低,引起疼痛。含水量充分的黏膜保护层可中和试图通过黏膜的胃酸。水是防止胃酸侵害的惟一天然手段。
人体内有“饥饿疼痛”信号,也有“缺水疼痛”信号。在一些病例中,消化不良性疼痛是脱水的信号,即使同时出现了溃疡。只要饮水后,疼痛就能减轻,再有足够的饮食,溃疡会在一段时间内自动康复。
老年女性常吃全谷食物益心脏
文/萧华
国外一项最新研究结果显示,食用全谷类食物的女性在晚年死于心肌梗塞的危险性较低。
研究人员通过对35000名绝经后女性进行调查发现,每天至少吃一顿全谷食物者,在9年中死于心肌梗塞的危险,较很少食用全谷食物者减小大约30%。
医学专家推测,多吃全谷食物有利于预防心脏病、癌症等慢性病。因为全谷类食物含有维生素E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及酚、植物雌激素等营养素,有利于减少慢性疾病的发生。
反应快慢能衡量寿命长短
文/孝文
英国研究人员发现,人做出反应的时间是最好的长寿指示器,比通过血压、锻炼量或体重来预测寿命更加准确。就过早死亡的可能性而言,反应迟钝的男人和女人比反应迅速的人高出两倍多。
他们的研究成果证实了“健康的心理等于健康的身体”这个俗语。研究人员指出,人的反应时间是衡量他们智力的一个标准,而智力又是人体“系统完整性”的指示器。
他们表示:“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反应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和智力有关。”研究人员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智商更高的人更长寿更健康。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生活方式的差异。
吃得咸,血糖也高
文/唐大寒
面对这一潜力巨大的市场,保险公司已经明确了方向――进一步细分中端市场。但遗憾的是,目前他们尚未找到明确的细分模型。
2012年的1亿元
高端、中端、补充医保产品的划分依据为人均(件均)年保费: 12000元以上的为高端产品;2000元至12000元为中端产品;低端产品为2000元以下保费的,通常是补充医疗保险。
为什么说中端保险市场为空白?一组健康险的数据可以很好地说明。
2012年,我国的短期医疗保险市场的保费明细显示,高端医疗保险市场规模10亿元,中端保险市场规模1亿元,补充医疗保险市场规模240亿元。
数据表明,短期医疗保险市场中,低端的补充医保占95.8%,高端医疗险占3.8%,而中端医疗险仅占不足0.4%。
波士顿咨询公司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罗英称,国内市场的医疗保险以寿险公司提供的大病保险产品为主,短期医疗保险市场又以团体补充医疗保险和高端医疗保险为主。
除了保费的划分依据外,高中端医疗险产品从承保范围和服务,以及对于险企的盈利性上,都有不同。
比如,从承保范围和服务上,高端医疗险产品的保额最高为2000万元,承保所有门诊、急诊住院费用,除部分高档医院外的所有医院,包含部分国外就医支出,增值服务为直付、预约、VIP病房和急诊救援等。
中端产品的承保范围相对高端医疗险产品有所缩小,例如不含高档/外国医院,且保额较低。
补充医疗险的承保范围覆盖公共医疗保险下的个人现金支持,仅限公共医疗保险指定医院,大部分涵盖门诊/急诊,也有一部分只涵盖住院费用;通常辅以意外、大病和生育险及住院津贴,无增值服务。
而在盈利性上,高端医疗险产品的赔付率通常在60%-80%,净利润率为0-5%;中端产品的赔付率为70%-80%(保险责任含门诊),或者60%-70%(保险责任不含门诊),净利润率0-5%;补充医疗险的赔付率为70%-120%,风险主要来自门诊/急诊,净利润率为负。
2020年的670亿元
尽管目前的中端医疗保险市场处于空白状态,但其发展潜力巨大。罗英认为,这有多重原因。
首先,中端市场客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对补充医疗保险的保障程度和范围并不满意,需要更好的服务和医疗保障。因此,国内消费者对更好的服务、更广的承保范围存在日益扩大的升购买需求。同时,健康险价格仍然是主要门槛,中端保险相比高端医疗保险,价格上更能被客户接受。另外,医院和保险公司也希望推动收入增长,他们对此的拓展动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端保险市场的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罗英预测,国内中端医疗保险市场规模将不断增长。其中,2011-2015年,中端医疗保险市场规模预计年增长率为138%;2015-2020年,中端市场规模预计年增长将保持在60%。
具体规模上,2011年中国690亿元的商业医疗险市场规模,几乎被补充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瓜分,二者规模分别为320亿元、360亿元。
到2015年以至2020年,这种情况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变。
2015年,预计商业医疗险市场规模为1350亿元,其中,中端市场规模预计为60亿元,另外还包括规模20亿元的高端市场,规模560亿元的补充医保,以及700亿元的大病保险。而到2020年,商业医疗险市场规模预计为3330亿元,其中,中端市场670亿元,高端市场120亿元,补充医保市场1130亿元,大病保险市场1410亿元。
中端市场可再细分
中端保险市场目前几乎属于尚未被开发的空白地带,对相关原因,友邦中国首席市场官张晓宇曾表达过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与国内寿险业务同质化情况严重相关,产品创新多为不实,各公司之间并没有形成充分的差异化、多元化竞争。
如信诺全球医疗险中东及亚太地区首席市场官董栋就认为,尽管中端市场是区别于高端与低端的市场细分,但中端市场还可以再进一步细分,找到能够更精准地识别这些市场客户的细分方式,才能真正指导保险公司的产品开发设计。
“健康险产品的设计过程会包括多个维度,比方说客户的资产情况、客户的健康意识、保险是全球覆盖还是区域覆盖等,一款产品会有200多个维度指标,这也意味着有更多的空间可以进一步细分。”
C: 从全球范围来看高端医疗保险的增长情况如何?
B: 从2007年至今,高端医疗保险行业本身的全球平均增长率在9%至11%之间。我们认为中国市场的增长率比全球平均水平要稍微高一些。原因是中国高财富净值的人群不断涌现,对高端医疗保险产品的需求也在增长。随着其他市场经济增长放缓,跨国公司把发展重点放在中国这样增长较快的市场,来中国工作的外籍员工逐渐增多,为高端医疗保险业发展带来好处。
C: 之前安联全球健康在中国有开展业务吗?许多国际高端医疗保险机构早已进入了中国市场,你们现在进来会不会显得有点晚?
B: 我们给欧洲的企业提供团体险,给它们在中国的员工提供高端医疗服务。也与中国的企业合作,为它们在境外工作的员工提供保险服务。今后时机成熟时,我们将在中国市场提供针对个人的高端医疗保险产品。现在,我们在中国已经获得销售高端医疗保险产品的许可,且每个环节都是通过安联保险合作来进行,包括出保单,所有的后台技术支持,以及海外理赔、支付都全部在集团内部来完成,协调合作效率很高。其他竞争对手进入中国市场找中国的合作伙伴,不是在一个集团下的公司,它们之间涉及到磨合的问题,有的高端医疗保险提供商在中国还更换过合作伙伴。
C: 高端医疗保险市场的竞争实质上就是比谁合作的优质医疗资源更多,但中国的优质医疗资源比较少,对于保险机构来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B: 中国有一些比较大的医疗机构,技术也很强,不过主要集中在大城市,需要增加医疗机构数量,医疗能力也要提高。现在高端医疗保险产品基本上都是跨国保险机构在运营,中国本土的保险机构要成长起来并参与到这个市场中。高端医疗机构缺乏,作为保险公司我们也不可能去开设医院。市场缺口可以通过我们给客户提供的保障来弥补。我们与境外的医疗机构进行合作,客户通过购买高端医疗保险产品可以享受到比较好的医疗服务,比如可以就近去香港。
身份再界定
低端市场的数字化医疗被锐珂看做是品牌重置的关键。
2006年,为偿还一笔高达11.5亿美元的债务并为柯达数字化转型战略提供资金,柯达CEO彭安东将旗下四大主营业务之一的医疗影像业务以25.5亿美元出售,自此“柯达医疗”更名为“锐珂医疗”。
虽然这笔重大交易没有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改变母公司的命运走向,然而却也让“柯达医疗”逃过“劫难”,归零之后,他们开始品牌再造。
锐珂足够幸运,接盘者为世界500强公司ONEX。ONEX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在全球各地从事医疗、服务、制造和科技行业,2012年整体营收高达370亿美元。ONEX有着“刁钻”的眼光,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并挖掘那些极具潜力的公司,通过并购,注入资金、技术和资源,推动他们完成新的战略转型。
今天看来,相比当年25.5亿美元的收购价,ONEX做了一笔合算的买卖。2012年,锐珂全球销售收入24.06亿美元,其毛利高达9.58亿美元。
在收购完成后,ONEX全力维持公司运营平稳,根据锐珂医疗大中华区总裁刘杰回忆,从管理层、业务部门到公司行政,有将近97%的员工选择留下,这让他感到相当振奋。
承袭百年柯达在影像领域的技术沉淀,持有超过1000个医疗和牙科成像系统以及信息技术的专利,锐珂在医疗影像设备、医疗用胶片、医疗IT解决方案等领域形成了一定技术优势。然而,柯达大厦的轰然倒塌,也让这个曾经被迫遗弃的 “孩子”心有余悸。“我们未来的转型目标是全数字化,现在数字化业务上升到近50%,未来5年会占到70%-80%左右”。锐珂为自己重新定位时,“数字化”成为首要标签。
第二个定位的标签则是“技术平民化”。刘杰表示:“我们在高端市场份额占有率已经较大,能够向上发展的空间已经有限。”2007年刚刚被柯达出售的时候,锐珂高端产品数量占到全部产品70%,现在占比下滑到50%左右。销售收入方面,高端和中低端产品目前大致开,锐珂希望未来稳定在四六开的水平上。
俯身中国
向农村出发,锐珂想要抓住未来中国最大的市场。
向新兴市场开进,拓宽“基层医疗”的蓝海市场规模,在研发上从高端延伸到中低端产品,锐珂战略转型的路线愈发清晰。在他们的眼中,中国市场尤为特别。
金融危机之前,全球最大的高端和中端市场分别为美国和日本。根据公开数据显示,中国医疗器械市场规模总量约为4000亿元,在中低端产品线已然跃居成为全球最大市场。目前,国内医疗器械市场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但只占医疗总市场规模的14%,与全球42%的平均水平有着不小差距,加之政府财政投入持续加大,潜力巨大。
对此,锐珂已有准备,正加快步伐。
首先,锐珂从研发着手,加大本土化布局。最初锐珂的中国研发中心仅有两三个人,辅助美国进行产品研发,如今团队已扩张至400多人,占全球研发力量的46%之多,中国拥有大量成熟、低廉的IT人才,未来比例可能进一步提升。此外,锐珂将加大非核心部件的本土采购,以进一步降低成本。
锐珂在华奉行“适宜技术”的战略,产品定位为便宜、皮实、好用。在研发、生产、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全部聚焦中国市场之后,2012年,锐珂医疗中国业务营收超过4亿美元,首次超越总部所在地美国本土营收。
其次,锐珂抢先一步将战略重点转向基层农村和城市社区医院。2007年,锐珂与当时的卫生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共同开展了“农村医疗信息化试点项目”。同期,共有三个试点项目一起展开,最终,只有锐珂坚持并且完成了实验。与政府的深入合作也使锐珂获得更多信任和机会。
最后,坚持深耕细分市场。在刘杰看来,若成立一家医院,有三样设备必不可少:化验产品、超声波还有普通X光机。GE、飞利浦、西门子三大巨头在超声波、CT、磁共振胶着拼杀,而锐珂则牢牢瞄准医改中最大蛋糕之一的“普放”市场。原本百万元级别的设备,锐珂通过“高端技术平民化”的商业运营,以几万美元的价格提供给中低端市场。
中国新医改正在推进过程中,锐珂所有一切的战略布局,都意在抓住由此而生的巨大市场机遇。
锐珂转型
锐珂未来的转型目标是全数字化,现在数字化业务上升到近50%,下一个阶段则会占到70%左右。
2007年,刚刚被柯达出售的时候,其高端产品占到全部产品70%,而现在大致是50%,销售收入上,高端和中低端产品大致是开,锐珂希望几年之后可以稳定在四六开的水平上。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对医疗卫生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医疗行业进出口额稳定增长。本文通过对进出口医疗设备环境分析,进出口医疗设备结构分析,进出口医疗设备监管现状等分析我国医疗行业进出口贸易存在的机遇及挑战。
【关键词】
医疗器械;市场环境;结构;监管
由于医疗器械涉及多学科,属于知识密集型及资金密集型高尖技术,所以医疗器械行业进入门槛较高。自2005年,我国医疗市场排名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日本。医疗行业进出口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状态。但是我国医疗器械行业发展并不均衡,低端产品企业多,品种多,竞争激烈。高端医疗器械市场几乎被外企垄断,存在几家国内企业也只是处于仿制阶段,缺少核心竞争力。国外医疗机构的装备水平已经远远高于我国医疗机构。我国医疗机构设备对高端医疗器械配置正处于一个革新,需求的旺盛期。国外医疗器械市场行业转移到亚洲区域,对于中国医疗器械企业也是一个契机。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如何平衡高端与低端市场,如何合理监管医疗器械进出口贸易,是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可持续高效发展需要面临的两大问题。
1 医疗器械进出口环境分析
1.1 医疗进口市场环境
1.1.1 医疗机构需求
我国医疗机构设备配置75%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设备,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大城市医疗装备先进,许多大型医疗诊断及治疗设备都是进口产品。但是还很多省会一线城市医疗配置正需要更新换代,这将出现一个大的需求释放过程。同时在高尖技术的如CT 核磁等设备,国产企业还不具备技术竞争力,主要依靠于国外厂家如GE、飞利浦、西门子等。这对于国外厂家而言,将是个巨大的吸引力。世界医疗领航企业也将目光转向中国市场。对于高端医疗器械,进口市场看好。
1.1.2民众对进口医疗器械的需求
医疗器械一部份属于医用;一部分民用。民众对于进口民用医疗器械的需求也呈几何状增长。一方面是民众对于洋品牌的盲目崇拜,认为高新技术产品国外的一定比国内的先进。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影响,老年化程度加快,中国渐渐步入老龄化人口众多的时期,于此民众对与民用医疗器械的需求会稳定增长。再次,中国国内企业在民用医疗器械上的开发研制及制造商还不足够,加上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胶囊问题,让民众对已关乎生命健康产品的选在上更趋向于进口产品。因此受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国外产品的良好声誉,民用医疗器械中高端市场对于进口而言有着很大优势。
1.1.3医疗器械支持力度的强加
进口产品相对于国内产品而言,试用成本会高于国内产品。国家对于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力度投入的加强,对于医保覆盖范围的扩大,民众支付能力的增强,对与进口医疗器械都是利好消息。在加上中国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高收入人口增多。这些都将有利于淡化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试用成本的差异。
1.2 医疗出口市场环境
1.2.1欧美外包业务的扩张
亚洲成为医疗器械市场新的增长点,借助其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成为欧美医疗器械产品“外包生产”重要基地。相对与其他亚洲国家,我国劳动力具备较高的技能水平。目前,通用医疗、西门子医疗、IBM等世界著名医疗器械生厂商都在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建立工厂,将其生产的产品直接销往亚洲市场,减少运输成本。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在法律法规上也逐步完善,医疗器械的生产组织方式采用国际化标准,因此在我国生产的高质量的医疗器械产品能得到国际市场的认可,顺利销往国际市场,这也成为我国吸引欧美医疗器械巨头在我国设厂,再生产销往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
1.2.2中国医疗器械厂商的独特优势
中国医疗器械企业数量较多,其中很大一部分具有一定规模,能生产绝大部分常用医疗耗材。特别一次性医疗器械,中国生产实力全球第一。如最常用普通外科器械,注射输液器材,输血器材等。企业数量已经超过欧美之和。很多国外临床使用的一次性输液器材都来源于中国,这两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医疗器械生产出口大国。
1.3 进出口市场环境对比
1.3.1横向比较
目前的发展进口市场而言,中国不断崛起的对高端医疗器械的需求,进口医疗器械将存在一个巨大的市场机遇。就横向比较,短期而言,国医疗器械企业的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品出口随着欧美的产业转移,也将有大的增长。
1.3.2纵向比较
国内巨大的高端医疗市场将被国外医疗厂商瓜分,中国医疗器械厂家在研发技术管理等方面在争夺高端医疗器械市场上需要时间投入及资金投入,很多企业将选择门槛低的产品。出口低附加值的企业也将随着劳动力优势的减弱而失去优势。因此放任这种格局发展,最终将两级分化,中国企业不会成为医疗器械进步的最终受益者。
2 存在的问题
2.1 进出口额
相对于全球医疗器械行业发展,我国医疗器械的发展速度高于全球整体发展速度。每年保持在20%的增长率,对GDP的贡献率也在不断增加。自2005年以来,我国医疗器械行业进出口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状态。且逐年的顺差额处于增长的状态。但是这种顺差主要来源于国家扶持,高额出口退税,国外医疗器械企业转移制造。顺差取决于大量劳动力消耗和能资源消耗。
2.2 进出口结构
2.2.1进口产品
我国医疗机构医疗设备装备就犹如一个三角塔,顶尖一线三家大医院主要配置国外进口高端设备,占据大量医疗资源。由于医疗器械行业高资金高知识密集的特点,我国医疗器械行业发展在研发核心竞争力上一直处于弱势状态。在高端医疗如CT、核磁、MRI、放射等大型设备上没有明显优势。所以这种代表医疗制造水平的高端医疗器械主要是依靠进口。
2.2.2出口产品
由于我国医疗器械企业80%都是中小型企业,技术研发能力,产品创新能力等不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所以出口医疗器械主要是附加值低高消耗的一次性医疗器械或者是常用的医疗器械。还有一些是国外产业转移代加工的出口。
2.2.3进出口利润率
由于进出口产品两种极端的情况,进口医疗设备价格一直都比较昂贵,很多产品国内的销售价格远远高于国外本土的销售价格。一方面是由于国外一般是在国内需要商的销售模式,层层,价格成本会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国内产品不具备强有力的竞争力,国外厂商保证其较高的利润率。一般到中国的销售价格高于本土价格2-3倍。而对于出口产品而言,主要是凭借其劳动力优势,价格优势占据所以价格低廉,利润率也就非常低。
3 医疗设备进出口的监管
3.1 医疗设备的监管现状
3.1.1医疗器械的属性
(1)医疗器械涉及的领域广,学科多,对监管的行政人员要求更高,但是目前的行政人员无法达到此种高度;
(2)医疗器械分为医用和民用,有些器械民用和医用界限不够明显,参考的标准不尽一样,这对医疗器械的监管也增加了难度;
(3)医疗器械的功能性适用性等属于人体多样化,很难根据其功能界定,细化功能多样化,这对已医疗器械的监管也增加了难度;
3.1.2监管的现实问题
(1)由于医疗器械行业本身的复杂性多样性,目前对于医疗器械的监管还处于薄弱阶段,缺少检查、缺少发现、缺少处罚;
(2)目前中国还没有成套成系统的法律法规对医疗器械的进出口监管,缺少对进口医疗器械进口注册、销售、维修等监管体系
(3)部门交叉,只能划分不清,药监局、质量监督局与海关各个只能交叉,也出现了对进出口医疗器械的监管漏洞;
(4)监管人员缺乏,由于医疗器械的特殊性,对监管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单单对于行政监管人员而言,是有难度的;
3.2 监管完善
相对于医疗器械进出口的发展速度和水平,以及人们对高端医疗设备的需求发展而言,我国的监管还处于滞后状态。与国际接轨的法律法规、人员配置、监管部门职能细化等有待进一步完善。只有如此才能确保进口的高端设备符合标准,质量、数量、维修操作符合要求,保证人民的切身利益;也需如此去报出口的产品符合国际质量规范,确保中国企业的诚信程度,以及出口退税的监管,确保国家及出口企业的利益。
对高效率的适用资源提供了持久保障。
4 医疗器械进出口发展的展望
近几年,我国医疗器械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有力的推动了我国医疗卫生服务的水平。在医疗市场两极分化的情况,我国医疗器械企业驻足长期发展,加大研发能力,增强创新能力,师夷长技以制夷,增强核心竞争力。争取占据高端医疗市场。同时除去一线大城市的顶级医疗装备,省会一线城市还存在着巨大的市场空间,这对于我国医疗器械而言是个很好的契机。
我国医疗器械的出口,在借助欧美产业转移的大市场环境下,提高生产效率,管理水平,降低产品成本,增加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在常用医疗耗材上行程规模化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创立自我品牌,增强在常用医疗器械的国际市场占有率。
5 结论
通过我国目前医疗器械行业发展的现状,存在的宏观市场需求环境分析,无论对于医疗器械进口还是医疗器械出口,都是一个很好的机遇。面对机遇,引导医疗器械行业长远高效可持续发展,对于医疗器械进出口监管应该不断完善,建立监管流程,完善国际接轨兼顾中国国情的法律法规,监配备管专业人员。同时进出口医疗器械产品结构的两级分化上,国内有规模优势资金优势及相对技术优势的企业,应该不断提高产品优势,提高研发技术水平,长线占领中国中高端的巨大医疗器械产品市场。
【参考文献】
俾斯麦混合型模式:这一模式主要是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保险共同存在。在很多国家,社会医疗保险设定一定的起付线、自付比例和封顶线,需要居民自付一定的费用,商业健康保险通过销售补充医疗保险产品,保障客户的自付费用。这种模式的代表国家是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在补充健康保险中,往往采取对封顶线以上补偿给予继续保险支付办法,此类保险有多种形式,有商业保险形式,也有通过总工会大病保险形式等。另外,在商业保险中,往往有对社会医疗保险的除外项目或者不保障的项目提供全部或部分保障,例如,视力矫正、牙医、整形、长期看护、康复保健、豪华住院服务等。补偿水平因国家不同而不同,也因不同保险福利包不同而不同。可以看出,私人保险模式为广大居民提供基本健康保障,是美国的主流医疗保障制度;贝弗里奇公众模式主要是国家卫生服务模式;而俾斯麦混合模式结合了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保险。补充健康保险为居民提供在公共保险基础上的补充保险,减轻了看病费用负担;商业健康保险则在封顶线以上部分支付和社保覆盖以外项目、补贴住院费用等方面满足本国居民多样化的医疗保障需求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国内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现状分析
社会医疗保险一般分为社会医疗救助、国家卫生服务保障、社会医疗保险、市场医疗保险、储蓄医疗保障制度等五种模式。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障体系呈现出多层次的特征。其中,社会医疗保险起基本保障作用,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三部分组成。由于我国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基本医疗保险只能做到“低水平、广覆盖”。作为社会医疗保险的补充,商业健康保险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居民多层次医疗保障的需求,主要是对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之外的补充保障,是人们提高医疗保障的重要途径。我国商业保险的发展正处于初级阶段,存在不少问题: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政策扶持力度不够;市场竞争激烈;风险管理的能力、风险管控的手段等都相对较低[3];专业化管理水平低;“供求矛盾”与“市场潜力与市场风险矛盾”的存在。一方面健康险的发展市场空间巨大,而保险公司相关业务却发展缓慢;另一方面社会公众需求迫切,难以得到满足。这些均使得目前的商业医疗保险不能满足各阶层人士不断提高的医疗保障需求。
上海市医疗服务提供者、患者、支付者三方分析
医疗服务支付方(保险机构)、医疗服务提供方(医疗机构)和被保险方(患者)构成了医疗服务的三方,其中保险公司为患者提供保险产品及理赔服务,医疗机构为患者提供医疗或健康服务,而保险公司和医疗机构相互合作,保障了患者的健康并解决了支付问题。
上海市有近100家中外保险和服务公司,较知名的约有30家,包括国际保险公司、国内健康保险公司、第三方服务公司(TPA)[4]和保险援救公司。它们的服务及运作各有特色:国际保险公司商业运作经验丰富、产品齐全、海外购买人数多,但受政策影响未能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国内健康保险公司发展迅速、网络齐全,但产品单一、有些受医保用药等多重限制;TPA公司在国际国内保险公司发展均受限的情况下在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之间架起了很好的桥梁。其服务周到、理赔便捷、24h热线、医疗护送、签证协助等,但公司规模偏小、业务种类不多;国际救援公司以紧急援救为特色,拥有专业的航空和旅行专家,能够安排相关医疗的地面或空中转运,但费用昂贵。
上海市可提供高端医疗或特需服务的医疗机构约有80家,但能够与商业医疗保险公司合作提供免现金直接理赔服务并为境内外人士提供高端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约为30家,包括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及一部分综合性医院特需医疗服务,如华山国际医疗、市一、和睦家医院和百汇医疗集团等。其布局由市场因素决定,基本满足上海市场的涉外高端医疗需求。但目前公立三甲医院国际医疗服务发展还存在一定的困境,受到国内医改政策影响,未来发展前景不明朗;医务人员个人发展受限如职称晋升等,后备人才不足,医疗服务、文化背景有差异;与国际保险公司建立直付困难,尤其是公立医院没有保险专业团队,资金结算存在风险。
高端商业保险购买方主要由长期居住上海的境外雇员及家属,短期商务人士及游客和境内高端人群所组成。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其对医院的选择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外籍患者倾向于外资诊所;华裔及港澳台患者倾向于去综合性医院;重症及疑难病例选择三甲医院等。购买的保险也主要是患者在本国购买或中国境内购买。对于医疗机构的信息来源主要通过保险公司、领馆、公司和亲友推荐,广告等,但仍存在信息渠道不畅通、对购买高端商业保险认识不足或有疑虑等问题。由于上述原因,上海的商业健康保险仍处于一个相对滞后的状态。
高端医疗服务和商业健康保险合作案例分析
华山医院国际医疗中心是沪上最早提供涉外医疗服务的机构之一,集门急诊、住院、出诊、疫苗接种、健康体检、灾难救援、医疗保障、国际转运、教育培训和科研为一体的多元化医疗服务体。至今已为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40余万人次提供不同需求的医疗服务,境外人士达75%。自上世纪90年代初率先与商业健康险公司建立合作,开展直接理赔结算业务,现已与欧美、日本和国内20余家保险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保险收入占医疗总收入从最初仅为5%,以后逐年增多,截至2010年已达到35.9%。中心举办了四届“高端医疗服务与建设”国际研讨会,发起筹建上海市医学会涉外医疗研究会,为整合上海涉外医疗资源、推动上海现代医疗服务业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是美国、英国、德国等10国领事馆、国际国内商业保险公司和跨国企业的指定医疗单位。
加强上海医疗保障体系,促进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相关政策建议
根据国际商业健康保险不同模式分析并结合上海实际,提出建立上海商业健康保险新模式,即按医疗服务的不同需求,采用多种类型保险制度互补结合,既保障基本医疗,同时尽可能满足不同层次人群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图1)。在满足基本医疗的同时大力发展高端特需医疗服务。医疗服务按大的框架分为基本医疗服务和高端医疗服务两部分。基本医疗服务由公立医院及部分私立医院提供;高端医疗服务目前主要由部分公立医院的涉外和特需医疗部门、中外合资医院和诊所等提供。建立多种类型医疗保险制度互补结合,保证医疗保障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基本医疗保险:即现有的城保、镇保和新农合等。由政府承担,通过多种形式筹措资金,强调全覆盖,体现公平性。基本医疗保险+补充保险相结合:对封顶线以上部分,宜引入补充保险,可以由政府推动或结合商业等各种形式的补充医疗保险产品。以享受基本医疗服务的人群作为受益方,提高该人群的支付能力。补充保险可以由个人或结合集体共同出资购买,其费用低、受益面广,解决了部分“看病贵”的问题,是对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医疗保险的一种补充保障;另外,作为购买基本医疗服务的资金扩充,大大增加了商业保险公司基本医疗保险产品市场的基数,降低了其健康险的运营风险,亦有利于商业健康险公司的发展。基本医疗保险+高端商业医疗保险相结合:采用分类支付的办法,对于有高端医疗服务需求的人群首先就其基本医疗服务范畴由基本医疗保险负担,而超出基本医疗服务的特殊服务需求,由商业保险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和政策导向设计多层次、个性化的健康保险产品作为高端医疗保险产品来提供,包括市场上存在的涉外高端医疗、特需医疗和高端体检等。可由个人或单位集体共同购买,从而使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顺利接轨,满足多层次人群的医疗服务需求。
针对商业保险需求,政府应制定和完善相应的商业医疗保险法律法规,给予税收优惠和政策倾斜,大力开发和开放商业健康保险市场,降低准入门槛,积极鼓励国内知名保险公司及各种中小保险公司加入到健康保险的经营和管理中;有序引入管理经验丰富的海外健康保险公司和TPA公司;解决医院参与医疗保险经营管理和保险公司开办医院或收购医院的合法性[5];适时建设商业医疗保险统一结算平台。
华平最初以医疗领域的投资起家,已经在全球投资了140多家医疗健康企业,总投资额达到180亿美元,华平多年来一直在中国寻求投资高端医疗服务企业,美中宜和也成为华平在中国投出的第一家医疗机构,“国际化的医疗服务理念、可供复制的管理系统”是华平所看重的资质。
在政策的持续驱动下,在2006~2011年,中国的私立医疗遇到发展的黄金时机,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今年的《投资中国医疗服务行业》报告显示,近几年来,我国私立医院的机构数每年平均增长16%。
但美中宜和却并没有急于扩张,反而花了5年时间,沉淀出标准化可复制的管理系统,通过规范的体系对抗人为的失误,保证医疗质量与安全,也将美中宜和的“家庭式生育”体验固定下来。
这些年来,美中宜和的品牌价值开始发酵,业务规模持续高速发展,2006~2013年门诊和住院量年增长都维持在70%以上,2013年5月在美中宜和诞生的婴儿已经超过1万名,营业收入达到3亿元,同比增长50%。在2013年北京的高端私立妇儿医疗市场中,美中宜和已经占据了50%以上的市场份额。 定位于“中高端”
2004年,已经在美国取得医学博士和MBA学位的胡澜回到国内。
公共医疗资源的压力和中国人对于多样化个性医疗服务的需求成为胡澜眼中的市场机会,她避开技术壁垒较高的肿瘤、神经、脑科等领域,转而选择技术门槛相对较低的妇产科,“为中国提供人性化、有尊严的妇儿专科医疗服务”是胡澜与合伙人创办美中宜和最初的想法。
美中宜和在北京私立妇儿医疗市场上并非最早建院,这个市场上已经有和睦家在高端人群中拓展出自己的市场空间,但美中宜和却在所有妇儿医疗的客户需求中,分流出自己可以服务的人群,并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高端医疗服务。美中宜和并没有定位于外籍人士抑或最高端群体,胡澜将“基础人群之上的中高端群体”视为自己的目标客户,“如果将中国人群分层,那么美中宜和所服务的则是上层中产阶级”。
这些年里,美中宜和时常会被客户推荐给自己的朋友,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它较高的性价比,以北京私立妇产市场上的中等价位提供着高端医疗服务。对于“高端医疗”,胡澜有自己的定义,“高端医疗首先是医疗技术高端,然后与非医疗的服务并行”。
对于医疗技术,美中宜和选择遵循医学领域中已被证明最先进的诊疗理念,或者说是在医学实证的范围内寻求医疗的高端。例如在医学领域已经证明30%的新生儿肺炎感染源于B族溶血性链球菌(Group B Streptococci,GBS)链感染,如果在产检中检查出来则可以进行医疗干预,因此美中宜和在产检流程中会设有“B链检查”一项,这在公立医院中是很少做的一项检查。
医院的医疗技术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所拥有的医疗资源,与大多私立医院医生资源“非老即小”的团队组合不同,在美中宜和,95%以上为全职医生,他们来自于3家抑或专科二甲医院,并呈现橄榄形结构,40岁上下的中青年医生构成了团队的主体。
美中宜和注重为医生设置良好的职业上升通道,也已在华平的协助下,与哈佛大学医学院下属的Beth Israel医院开展合作联盟,保证医生技术时刻处于领先水平。 家庭式生育体验
“家庭式生育”一直是美中宜和希望提供给客户的独特体验,甚至放弃了传统的医疗程序并给予重新设计,个性化的操作方式成为一种固定的系统。
客户做完检查离院之前,只需要在休息区等候,会有药师将药送到客户手中,而且会为客户说明使用注意事项,客户检查完毕之后走的时候再交钱结账。在美中宜和的医疗流程里,传统医院里“挂号”、“收费”、“取药”等环节都被取消。
每次做完产检的孕妇都会带走一张彩页,上面记录了胎儿发育情况,孕妇身体变化情况,日常运动、饮食注意事项等,在整个孕期检查完以后,将所有彩页钉起来就成为一本孕期回忆和记录。
孕妇在做34周产检的时候,则需要与医生共同讨论制定一份分娩计划书,可以依照每个人的个体需求定制相关服务,例如在每间病房和手术室里都有一台CD播放机,孕妇可以选择生产时的音乐,灯光的明暗,生产过程由谁陪产、断脐,胎盘及脐带血如何处理等,这份计划书在生产时会由助产师与孕妇核对。
在服务设置以外,美中宜和也更在意家庭式的硬件环境,独立病房都为待产、分娩一体化的LDR产房,每个房间内都配置一台iPad,孕妇可以在住院期间查看生产过程、产后护理等所有注意事项。住院日志会贴在病房的外墙上,住院期间的安排用卡通的形式表现,医生、护士和孕妇自己都需要在每天做的事情上面打勾,孕妇和医护人员之间的交流及相互监督也变得有记录可查询。
关键词:中国医疗器械产业;结构分析;特征总结;趋势分析
一、中国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的总体概况
1 市场及产业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医疗器械产业的发展令世界瞩目。进入21世纪后,产业整体步入高速增长阶段,2000年至2009年10年间,中国医疗器械产业整体规模翻了近6倍,工业增加值在全国GDP中所占比重稳步上升。
目前中国医疗器械产业已初步建成了专业门类齐全、产业链条完善、产业基础雄厚的产业体系,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
根据《医疗器械行业“十五”发展规划》,到2010年我国医疗器械总产值计划达到1000亿元,在世界医疗器械市场上的份额将占到5%,届时超过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医疗器械市场。
虽然我国医疗器械产业整体发展势头迅猛,但仍无法充分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大型高端医疗设备主要依赖进口,与世界医疗器械工业强国仍存在不小差距。
2 在全球的市场份额
据欧盟医疗器械委员会的统计,全球医疗器械市场销售总额已从2001年的1870亿美元迅速上升至2009年的3553亿美元。全球医疗器械市场需求增长率远远高于全球整体GDP增长速度,医疗器械市场相对全球整体经济而言,发展迅速。
全球医疗器械市场中,美国、西欧、
日本占据绝对领先优势,其中美国稳居行业龙头地位,排名前25位的医疗器械公司的销售额合计占全球医疗器械总销售额的60%,2008年全球前20大的医疗器械企业中有16家在美国。美国医疗器械行业整体销售收入在全球占比高达40.10%,其次分别是西欧,占比32.80%,日本约占10.90%,中国约占2.90%,其它国家和地区共占13.30%。
据中国机电网数据显示,到2010年,中国医疗器械设备总产值将达到约1000亿元,在世界医疗器械市场的份额占到4%,而预计到2050,这一份额将达到25%。
3 进出口情况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进口产品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产的大型精密型医疗器械,而出口产品主要以医用耗材、按摩器具、常规设备等中小型产品为主,进出口产品结构的差异导致我国长期以来在医疗器械进出口贸易中处于逆差地位。
随着我国研发、生产水平的提高,与国外医疗器械生产技术差距渐渐缩小;常规医疗器械设备已基本实现自主生产,高端医疗设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逐步实现进口替代且部分产品批量出口海外市场,由此表现为我国出口逆差逐步缩小,并于2006年首次实现顺差。
就贸易结构而言,当前进口的医疗器械产品主要是高技术含量产品,如CT机、核磁共振成像装置、心脏起搏器、血管支架等;而出口产品集中于按摩器具、血压测量仪等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可喜的是,近年来以来我国B型超声波诊断仪、MRI、病员监护仪、彩超、X射线断层检查仪等出口稳步增加,出口结构升级换代的特征明显增强。
二、我国医疗器械市场结构分析
1 企业结构
在国际上,医疗器械产业是一个高度集中和垄断的产业,前40家企业销售收入占到全球销售的80~85%。而我国医疗器械产业的企业构成则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体,占总体企业的88.9%,其总销产值所占总值近60%,而大型企业数量则较少,而且以外资企业为主导,其销售产值所占比重不很高,但出货所占比重最大。
2 产品结构
我国医疗器械产业中产品的结构多为中、低端产品,高端产品基本为外资企业生产。国内虽然在市场上高端产品比例不断提高,但在数量上却以中低端产品占主要部分,如医疗用耗材(如医用棉、纱布、绷带等)、一次性医用耗材(一次性注射器等)、按摩器、血压计和针、导管、插管等简单器械;中端产品主要有病人监护仪、生化分析仪;在高端产品中,国内产品处于中低档水平,如X射线机仍然有工频机,磁共振多为低场永磁磁共振、CT机为16层和32层等。
与我国制药工业类似,长期以来我国医疗器械行业也存在数量多、规模小、行业集中度低、科研投入不足、创新能力弱的问题。我国医疗器械企业虽然数量比较多,但多数都只能在中低端市场寻求生存,或是为国外企业提供零配件,在高端市场的份额不足1/3,产品在使用寿命和产品质量上与国外企业有一定差距。目前我国登记在册的各类医疗器械公司达1.2万多家,销售额过亿元的屈指可数。据统计,我国医疗器械市场中,销往三甲医院的高档医疗器械产品占到30%~35%;而低档产品则占到65%~70%,远高于45%的全球平均水平。
尽管国内有着如此众多的医疗器械生产厂家,却还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医疗设备,我国每年都要花费数亿美元的外汇从国外进口大量医疗设备,而国内近70%的医疗器械市场也已经被国外公司瓜分。目前,我国企业除了超声聚焦等少数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外,在高科技产品方面,中国医疗器械的总体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约为15年。根据中国市场调查研究中心2007年对中国医疗器械市场的专项调查,约80%的CT市场、90%的超声波仪器市场、85%的检验仪器市场、90%的磁共振设备、90%的心电图机市场、80%的中高档监视仪市场、90%的高档生理记录仪市场以及60%的睡眠图仪市场均被外国品牌所占据。
3 产业地域布局
我国医疗器械产业有较高的自然地域集群的特点,
目前逐渐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三大产业集聚区。三大区域医疗器械总产值和销售额占全国总量的80%以上。从各地经济指标的排序来看,医疗器械产业的集中度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等地。其中,珠三角以研发生产综合性高科技医疗器械产品为主;长三角主要生产开发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小型医疗器械;环渤海湾地区主要从事高技术数字化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此外,成渝地区是新兴的、以生物医学材料和植入器械及组织工程为特色的地区。
三、我国医疗器械产业特征总结和缺陷分析
1 行业特征总结
当前我国医疗器械产业主要呈现以下几大特征:
第一、产业发展速度快,规模数量扩张高。第二、区位优势形成,产业地域集中度明显。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环渤海湾三大医械产业聚集区排名前5的省市收入已占到全国市场的66.7%。第三、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低成本竞争优势和本土研发力量的提高加速医疗器械制造业向中国转移。2009年,我国医疗器械出口总额为122亿美元,同比增长10.4%,在我国对外贸易总体下滑13.9%的情况下,医疗器械进出口一枝独秀。第四、产业走向高端,形成技术与资本
密集、多学科交叉的高技术产业。第五、产业构成中,以中小企业为主,高收益大规模企业少,外资企业占绝对主导。第六、产业价值链上外高内低,内部没有形成有效分工。
2 当前医疗器械产业存在的主要缺陷
医疗器械制造业虽在我国发展迅猛,但由于过度注重总量增长,长期以来忽视了结构性的矛盾,市场分散、集中度不高且管理不规范,使得我国医械制造业总体水平较低,国际竞争力弱。主要问题表现为:一、产业结构分散,上规模企业少,生产集中度低,没有形成高端产品产业集群;二、产品结构重复,大部分企业市场定位普遍不合理;三、技术结构落后,产品市场规模扩张快,产品档次低,技术水平显著落后于发达国家;缺少自主创新技术,高端产品关键核心部件仍以进口为主,外资企业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四、生产结构失衡,市场需求旺盛,但结构尚待调整,行业自律、规范经营及企业诚信等方面还需加强。
四、我国医疗器械产业发展趋势分析
从中短期看,在新医改政策下,国家将加大对基层医疗服务体系的建设,“填补缺口”和“更新换代”将促进中低端医疗器械市场的迅速增长。而消费升级、人口老龄化和技术革命则是推动我国医疗器械市场长期快速增长的内生性动力。同时,随着“人世”后我国医疗器械行业国际化的深入,势必将推进我国医疗器械企业逐步实现进口替代,从中低端市场向高端市场突破。
未来行业发展主要趋势性特征包括:
1 医疗器械市场产品结构开始多元化,产品结构不断调整。
我国的早期诊断产品市场不断扩大,家用保健器械市场也得到大幅增长,家庭医疗保健器械产品受到市场青,市场上将会大量出现家用化、便携式、网络化的家用医疗电子器械产品。
2 跨国公司进军国内市场步伐加快,国外资本将进一步进军中国市场。
随着中国医疗器械法规的完善,我国已经成为继美国和日本之后的第三大市场。为充分利用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和市场优势,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设立了生产基地和研发机构,以期实现研发、生产、销售的本土一体化运作,我国的各类医疗企业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虽然刁钻棘手,8万家县级和乡镇医院带来的市场需求仍值得GE医疗这样的巨头从高端市场上俯身。
2012年5月,通用电气(GE)中国首个创新中心在成都成立,GE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如此解释它的任务:“过去10年,通过位于上海的GE中国研发中心,我们已经在中国开展了大量的研发工作。现在正是我们扩大在华创新活动范围的好时机。”而这一所谓“扩大创新”中最重要的一项,便直指以二甲及以下基层医院、社区医疗中心和民营医疗机构为主的中国基层医疗市场。
在始于2009年的新医改的刺激下,中国基层医疗设备市场的“刚需”激增。报销比例的提升极大地释放了乡镇农民的就医需求,也刺激了医院对医疗设备的添置和升级。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县级和乡镇医院达到8万多家。这一市场规模使得在高端医疗设备市场几近垄断地位的“GPS”三巨头——GE、飞利浦、西门子也开始虎视眈眈,弯腰淘金基层医疗市场。
早在2006年,西门子便启动了“SMART”下乡计划,目的是设计出简单易用、维护方便、价格适当、可靠耐用和及时上市的产品,就此打开中国基础医疗市场的大门。GE的步伐稍迟,但重视程度不逊西门子,2010年GE医疗集团总裁兼CEO约翰·迪宁公开表示:“GE医疗在中国的高端医疗产品和基层医疗产品目前的销售比例是8:2,未来可能是5:5。”
但无论是西门子的“SMART”计划,还是GE的“5:5”目标,在中国基层医疗市场的复杂性面前,都不得不感到棘手。
如果说高端医疗市场比拼的是“GPS”最为擅长的研发实力和服务能力,那么基层医疗市场考验的便是这群大象在胡同里跳舞的技巧了。
山东省胶南市某一级甲等医院的一位医生并不认为自家医院有购买“GPS”产品的必要。这家医院的年营业额为几百万元,在同业中属于经营状况普通者。在此类医院,最常用的医疗设备有B超(黑白)、心电图机、生化分析仪、x光机,大约10万元一台的B超机已是该医院购买的比较昂贵的设备。其他诸多小型医疗设备(如血液黏度计),则大多由江西南医药、北京宏润达等本土医疗设备制造商提供。“GPS”占据绝对优势的高端医疗设备领域(如CT、彩超等),医院几乎没有想过进行采购,除了自身无法负担之外,政策上也并不支持一级医院采购CT机这样的医疗设备。胶南市目前包括公私营在内的一甲医院大约有21家,二甲医院有3家,“像CT机,一个县有2-3台就够了”。
基于基层医疗环境的现状,很多县级医院在选购医疗设备时,尤为重视产品的多功能性。由于预算有限,设备最好身兼数职,一台机器同时满足各个科室的多样需求。这并非在高端医疗市场上以功能精专取胜的“GPS”的传统优势所在。
基层医院不仅对于功能的定义与高端市场不同,对性能一词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基层医院更为看重设备的稳定性,要在乡村电力环境下保持长时间运转不宕机,结实好伺候。此外,基层医院往往缺乏专业的维护人员,我国很多偏远地区的交通体系并不完善,例如位于新疆天山南麓的阿克苏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二甲医院),如果采购的CT机出现故障,即便当地的GE工程师赶到现场也要1000多公里,如需GE资深工程师赶到可能需要2-3天的时间。因此,医院期望要么设备不易损坏,要么易于自行维护,要么便需要厂商建立一个特殊的维护服务体系以保证及时反应。
医疗人才和技术等软件的匮乏,更是为设备等“硬件”市场带来了难以控制的变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基层医院医生对记者坦陈:“即使医院购买了CT机,让原本检查无果的患者能够成功检查出病因,事实上我们往往也医治不了,最后患者还是得去二级、三级医院就医。”购买了功能强大的医疗设备却缺乏能够使用的专业人才,或者能用其做检查,却无法进行相应的治疗,这些都使得医院对高功能医疗设备兴趣寥寥。
近年来,关于医疗设备市场的分析报告大多不利于“GPS”:在低端医疗设备市场,本土品牌更具价格优势,比较了解基层医生的操作习惯和知识,因而竞争优势明显。这些国产设备尽管鲜有一统天下的领导品牌,但在各自的细分市场术业有专攻,已经能够满足这些医院的需求。且医疗设备的购买频率低,习惯性强,一旦医生习惯使用某一品牌的设备,便不愿更换,市场先入优势明显,易守难攻。
一方面,是“GPS”因基层市场的独特与复杂而暂缓脚步;另一方面,则是东软这样的国内厂商在CT、核磁共振等医疗设备上不断获得突破,逐步向上移动,开始挤压巨头们的利润空间。“GPS”对待基层医疗市场的态度已经从寄予厚望,变为始见真章。
GE中国首个创新中心选址成都,便是GE医疗“下乡”战略的关键一环。
此前,GE医疗在北京和无锡均有研发机构,但并不能满足GE“贴地研发”的需要。国内东西部经济差距较大,沿海城市三甲医院密度相对西部城市更高,整个社区服务端的体系也更完善,西部的基层医疗环境更为典型。而成都则是一个非常好的实验点,四川农村人口的基数较大,同时也是全国在城乡统筹医保走在前列的地区,基层医疗市场的增长更为明显。同时,成都亦能够辐射藏区、川西等地区基础设施(包括医疗资源)仍然比较匮乏的地区,有助于GE医疗针对这些地区设计低成本、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如GE中国创新中心(成都)便设置了西南地区基层医生的培训基地。
在GE中国创新中心,记者见到GE针对基层医院研发的各种新设备。这些设备大都并非“原创”,而是在GE高端产品的基础上改进而成。这些机器都有各自的改进方式,但通常来说,涉及到科学研究的功能会被去掉—基层医院对此并无需求,有助于降低成本。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造。以Brivo CT 325/315产品为例,项目组将其控制部分全部整合到特殊定制的计算机工作站,同时用数字倾斜技术取代机架倾斜,这些改造都以简化工作人员的操作复杂度为目标。
GE公司中国区副总裁马加宁如此概括其改进原则:“东西再好,价格太贵是不行的。原来我们出售给三甲医院、科研机构、大学的产品,到了基层就一定要调整。但如何调整是一门学问,并非把所有的功能加进去就是最好的,也不是按照统一的标准减掉功能就最好,我们更愿意‘按需定制’,根据区域情况考虑相应功能的设置。”
高端市场:“洋货”独步天下
在我国的医疗市场,可以说,高档医疗设备基本上是“洋货”独步天下。
据统计,我国每年都要花费数亿美元的外汇从国外进口大量医疗设备,国内有近70%的医疗器械市场已被发达国家公司瓜分,高端医疗设备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通用医疗集团、德国西门子公司和荷兰飞利浦公司手里。以放射诊疗设备为例,CT是美国通用医疗集团的占优,核磁共振成像装置主要由德国西门子公司把持,血管造影设备则大多使用的是荷兰飞利浦公司的产品。
纵观国内医疗器械市场,省市一级的三级医院除了一些常规消耗性产品外,其他医疗器械是“洋货统治的世界”;即使是县区级的二级医院,也有三分之二的医疗器械采用进口货;只是在乡镇、街道一级的一级医院才多用国产货。
有关专家认为,造成医疗器械高端市场“洋货”一统天下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国内一些医疗机构迷信国外产品;二是国产医疗器械自身有着不可否认的薄弱环节。国内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规模小、技术水平低、新品开发滞后、行业分工合作不尽合理,在与国外产品竞争中只能“俯首称臣”。
低端市场:市场空间诱人
据了解,今后我国将把建设农村和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作为医改的“重头戏”。2007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突出抓好医疗卫生工作。着眼于逐步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主要抓好三个方面:一是加快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二是大力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三是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深入整顿和规范医疗服务、药品生产流通秩序。”
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未来五年,我国农村卫生事业将有长足发展。到2010年,中央财政重点支持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项目总投资额达200多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央筹集约70%,其余部分由地方配套。
实际上,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从2004年就已起步。业内人士透露,当年中央投资10亿元用于试点,2005年又投资30亿元以扩大试点工作,但这些资金基本上用于房屋基建。从2007年起,中央财政开始安排专项资金用于乡镇卫生院的设备更新和添置。在未来五年中,近200亿元的农村卫生投入主要用于支持中西部地区及东部贫困地区的基层医疗机构,其中包括县医院、县妇幼保健机构、县中医院和乡镇卫生院,而乡镇卫生院则成为支持重点。
那么,如今我国乡镇卫生院的情况如何呢?在我国的四万多家乡镇卫生院中,仅有三分之一医疗设备情况较好,而其余三分之二情况差强人意,个别卫生院还处于体温计、血压计、听诊器“老三件”当家的状态,这些医院急需改变目前医疗设备窘迫的处境。这些问题将在“十一五”期间得到解决与改善。农村和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尤其是农村医疗卫生机构设备配置的提升,将催化医疗器械低端市场的蓬勃兴起。这对于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来说,无疑是一块诱人的“大蛋糕”。
中外企业:“贴身肉搏”难免
毫无疑问,医疗器械高端市场国内企业尽显尴尬之态。在中端市场,跨国医疗器械巨头则早已虎视眈眈,与国内医疗器械企业争夺市场。
由于价格等方面的优势,国内医疗器械低端市场长期以来基本上是国内本土企业的天下。然而,随着农村和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机构的扩容,过去在医疗器械低端市场可以“睡太平觉”的国内医疗器械企业,如今也不能高枕无忧了。在第56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秋季博览会(医博会)暨第三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设计与制造技术展览会上,美国通用医疗集团渠道销售总经理胡海说:“随着中国医改速度的加快,我们早早做好了加大对中低端市场覆盖力度的准备。今后国内外厂家不免会来一场贴身肉搏战。”
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权威人士认为:“以前我国医疗资源配置集中在大中城市,这种失衡不但造成了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也制约了医疗器械市场的发展空间。如今,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农村合作医疗建设必然会促进医疗器械的采购,九亿农村人口需求足以反映该市场潜力巨大。国家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众多医疗器械企业看到了巨大的市场潜力,更看到了发展契机。”
有鉴于此,跨国巨头纷纷把目光瞄准中国的医疗器械低端市场。早在2004年6月,荷兰飞利浦公司就与我国东软集团合资成立了一家医疗设备研发与生产机构――东软飞利浦医疗设备系统有限公司。该合资公司生产出的医疗器械,今后主要销往中国的西部地区或农村市场,而这也将成为飞利浦医疗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此外,美国通用公司亦表明将加大2007年在中国医疗设备的采购量,从2006年的17亿美元上升到22亿美元。持同样观点的还有爱默生,采购的品种也从原来的低科技、低风险产品向高价值产品方面增加。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中国作为他们的采购基地,进一步促进了国内医疗器械市场的发展。
很显然,跨国巨头并不满足于中国医疗器械高端市场的霸主地位,还想蚕食中低端市场,进而全面瓜分我国的医疗器械市场。
当然,国内医疗器械企业并不会轻易让出长期以来在低端市场经营的“大本营”。更何况,很多国内企业往往不考虑太多的盈利因素,而从薄利多销的方面着想,以形成多份额、广覆盖的优势。同时,一些嗅觉敏锐的国内医疗器械企业也看到了农村和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即将扩容而蕴藏着的潜在市场,正在为迎接新的挑战作准备。
面对医疗器械低端市场中外企业难免开展的“贴身肉搏”,有关专家提出:
作为高端医疗产业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医疗旅游近几年在国际医疗服务市场上发展迅猛,并成为医院提高收入的重要来源。然而,中国的公立医院能否通过开展医疗旅游,弥补经济损失,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话题。为此,《中国医院院长》杂志邀请了业内专家和学者,共同就此展开讨论。
《中国医院院长》:公立医院开展医疗旅游,是否有悖其公益性?
贾笑芳:目前中国正在实施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在药品零差率销售、医保总量控制等改革背景下,医院通过创新医疗服务模式与利润增长点来支持医院运营,已迫在眉睫。公立医院可以通过拓展中国入境医疗旅游服务市场,来达到提高医疗资源利用效率、增加医院收入的效果。通过制定医疗旅游服务战略目标与整体规划,引入国际医疗旅游专业咨询与培训体系,医院可以结合现有医疗资源,合理设计医疗旅游服务与产品,优化各项资源配置,开展相应的高端医疗服务项目。
齐国华:因收入水平有别,公众的医疗需求也有所差异。作为政府举办的公立医院,其服务的群体应该包含全体公民。因此,在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同时,公立医院也应提供一定的高端医疗服务。就像政府招待所可以提供总统套房一样。公立医院不等同于平价医院或贫民医院,乡镇卫生院与社区医院提供的是基本医疗服务,但高级别的医疗机构,就可以提供一些特殊服务。
所以,公立医院也可以开展高端医疗,只要将高端医疗服务所产生的医疗费用,与基本医疗服务产生的费用区别对待即可。
刘卫东:公立医院虽为政府举办,但医院超过90%的收入需要医院通过市场获得。所以,要求所有公立医院关闭特需病房也很难。再有,由于现在优质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公立医院系统,民营医院能力有限,公立医院才有能力提供高端医疗服务。而且,公立医院即使开展高端医疗服务,所获得的收入也不是拿去分红或发奖金,还是补贴到亏损的地方,如儿科、中医科等,这也是符合公立医院的发展观念的。
樊世民:目前,北京正计划取消公立医院的特需医疗,并成立国际医疗联盟,以此提供特需医疗服务。在北京未来的医疗服务市场功能定位中,公立医院只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即可,而高端医疗服务由社会资本举办的医疗机构承担。中国的公立医院享受了国家给予的很多财政和支持政策优惠,与民营医院享受的待遇不同,所以必须加以限制。否则社会资本举办的医疗机构就没有发展空间了。
章滨云:世界上很多国家对公立医院能否发展高端医疗服务存在争议。有些国家严令禁止,而有些国家则相对宽容。比如新加坡公立医院就设有A、B1、B2、C四类病房,并设有三等四级的收费标准,以满足不同公众的不同医疗服务需求。
目前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很多方面仍存在发展不平衡的地方。若用一刀切的方式剥离公立医院高端医疗,还为时尚早。我们要允许不同层次需求的存在。这就需要不同层次的供给。现在的历史阶段应该允许基本医疗、特需医药、高端医药共同存在于公立医院中。当中国完全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中,那时就应该取消特需医疗。
《中国医院院长》:公立医院能否将开展医疗旅游作为维系医院正常运营的补偿渠道?
周继人:上海东方医院设有中美合作的院中院。每年有5万人次以上的外籍患者使用国际医保在此就医。其年收入为5千万元,是全上海治疗外籍患者最多的医疗机构。医院还设有VIP疗区,其年收入为6千万~7千万元。而上海东方医院的年收入为15亿~16亿元。所以,公立医院通过高端医疗的收入补偿医院其他方面的运营,是微不足道的。目前尚无政策规定,此项收入应用于哪项固定支出,医院一般会补贴于医务人员培训或用于医务人员的奖金发放。
章滨云:医院的补偿机制应该由政府去完善,而不是靠高端医疗补偿医院的运营资金。公立医院的正常运营依赖于两个循环。
其一是国家以税收收入贴补公立医院,以保障其为公众提供医疗服务的能力。此为医院维持运营的大循环。
其二是公立医院通过开展高端医疗,用赚富人钱的方式去补偿基本医疗。此为小循环。
我建议国家应该运用大循环而非小循环的方式,实现公立医院的持续经营,否则会最终导致公立医院嫌贫爱富,并最终导致很多问题的出现。
作为非营利性机构,公立医院绝对不可以开展营利性医疗项目。但如果公立医院想要收取营利性费用,一般可以采取与某类公司成立新医疗机构的方式,通过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分红,获得一定收益。
洪子仁:台湾医疗保险从1995年进入到全民健保后,医院被迫以最低的价格提供最高品质的医疗服务。如何在激烈医疗服务市场中脱颖而出,是台湾所有医院要思考的问题。
医院若想增加收入,无非两个途径:其一是开发新市场,扩大新病源;其二是提供新服务或产品。事实上,医院的消费者不局限于患者,医院可以提供健康检查等相关项目以提高收入。
新光医院在2000年时建立了健康管理部,主要业务为高端国际医疗。其挂号费是医保的4倍。8年来,在健康管理部做健康体检的人数已经超过3万人次,其营业收入为1.5亿到4亿台币,折合人民币9000万到一亿元。这完全是患者自费项目,与医保无关。
近几年医院也在做健康旅游,目标定位为高端的境外居民。2012年1~7月,已有超过3万人士通过旅游签证来到台湾。医院外籍旅游人士在健康检查营业额的比重,也已提升到6%。
《中国医院院长》:是否所有医院都适合开展医疗旅游?其必要条件有哪些?
陈平:上海市医疗机构众多,但并非所有医疗机构、专业、科室都适合开展医疗旅游项目。如果医院连最起码的翻译人员都没有,要想开展国际间的医疗旅游是相当困难的。
这就需要卫生局从技术层面设定准入机制,甄选符合资质的医院开展医疗旅游。
与此同时,若医疗机构因开展医疗旅游而与公众的基本医疗需求相冲突,还可能会涉及更多问题。而且,仅从技术层面而言,国际保险公司的转移支付、转治疗和后续治疗跟踪等诸多问题,仍有待探讨。
“我终于找到了一名医生,问诊的时间超过了5分钟,”马丁太太欣慰地说:“从前台接待人员到医生,再到保险专员,我真正体会到被呵护的感觉。在问诊后的第二天,我的私人医生和护士还发信息来跟进我女儿治疗后的状况。这样的医疗服务才是我真正想要的。”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发达地区,高端医疗产业规划已写入未来重点发展的产业名录。
今年3月14日,国务院颁布《“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紧接着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2年主要工作安排》。两份政策文件都明确:社会力量办医将被加大力度推进。
瞄准高端医院、专科医院
“短期来看,社会力量(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大规模进入普通医疗并不现实,而高端医疗毫无疑问将会成为突破口,”九鼎医疗基金负责人禹勃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医疗领域,高端人群需求非常旺盛,中国医疗产业还没有实现分级,而这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已日趋成熟,此外,病种清晰的专科连锁医院的投资将有机会。”
“我们感受到中国政府在医疗改革和开放上的决心,五六年前我们要拿到高端医疗的许可执照还非常困难,现在我们不但拿到了,还把业务额经营得很高,这说明我们当初的选择是对的。”WA臻景医疗副董事长德里克(Derek Muhs)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加拿大籍企业家德里克曾有世界范围开发和投资房地产及私人医疗中心的经历。经过8年调查并咨询了麦肯锡之后,2011年2月,总投资2000万美元的WA臻景医疗中心在上海兴国宾馆花园正式开幕。这是一家符合世界一流五星级要求,拥有世界先进的医疗系统、人性化的服务和质量以及提供奢华享受的医疗中心。
“社会资本进入医院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做高端,二是做专科,并做成连锁。”卫生部医疗服务监管司司长张宗久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原有医疗系统不能满足的需求,这对投资来说是一个机遇,原来审批机构比较严,现在对于社会资本办医的一些审批,在组织规划方面已有了一定空间。”
放开高端医疗在政府部门看来是医疗改革重要突破口,市场需求存在,也并没有动摇公立医疗的根基,就没有理由不开放。
今年6月3日,财富品质研究院和瑞士LFS抗衰老中心联合的《中国富豪健康白皮书》显示,虽然比其他人更重视健康,但中国富豪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约68%处于亚健康状态,但只有12%的中国富豪有过抗衰老治疗经历,比例远远低于韩国和日本。
让富豪们不再到国外看病
“高端医疗产业在欧美发达国家已经日趋成熟,投资者能够获得很高的回报,又能够促进医疗水平和药品质量的提高,而颇为丰厚的税收是政府政策支持的原因之一。”德里克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的现实情况有些令人担忧,有研究统计显示,中国富豪普遍认为国外医疗条件比中国好,81%认为国外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高于中国。
上海某知名旅游社项目经理薛先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越来越多富裕人士开始接触高端医疗旅游。如日本精密体检之旅,就把癌症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旅游线路结合在一起,为患者赢得了宝贵的治疗时间及获得治愈的机会。”
相比去美国、日本、韩国寻求高端医疗服务,把国外先进技术和最好的医生引入中国对于富裕人群来说可能是更为理想的选择。去年,WA臻景医疗和WA 再生医学集团开始与美国南加州大学医学院进行合作,包括癌症的预防、治疗和研究也列入其中。今年4月,臻景生物技术集团宣布推出癌细胞治疗项目,主要针对治疗转移性黑色素瘤、卵巢癌和肝癌。
多方资本抢滩高端医疗
中国已有的医疗基础设备、相对较低的医疗服务价格、专业的从业人员以及丰富的旅游资源也引来多方资本涌入高端医疗。
中国的高端盈利性全科诊所和医院由于规模较大,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广州三个大城市。
目前这三个城市已有数十个高端医疗品牌,近90%的高端全科诊所和医院采取合资/合作的经营方式,一些品牌已采用连锁经营的方式。
今年6月30日,卫生部和上海市部署合作项目,上海医改方案中明确提出建设的上海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正式开工建设。
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徐建光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我们力争2020年建成医疗技术和服务水平‘国内顶尖、亚洲一流、国际水准’的综合性国际医学中心,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高端医疗服务新需求。”
除政府资本之外,今年6月26日,台湾联新国际医疗集团在上海宣布,旗下上海禾新医院正式投入使用。投资额在1.5亿元人民币的禾新医院也是国内首家外资独资医疗机构。此前,外资要想参与境内医疗机构主要参照2000年由卫生部等监管部门制定的《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以合资、合作两种形态开放了办医的资质来执行。
现状和前景
目前,这个巨大的市场仍由公立医院高度垄断,市场化程度较低。中国私立医院占38%,整体而言规模仍较小,服务量少。在2011年,仅1%的私立医院为三级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量仅占总量的9%。而公立医院的三级医院数量则达到10%,提供了91%的医疗服务量。与公立医院相比,民营医院普遍存在软硬件水平不高的问题,难以和公立医院相抗衡。
近年来,私立医院增速迅猛,也不乏一些高水平的民营医院出现。2008年至2011年私立医院的机构数增速达16%,床位数增速达19%。考虑到政府提出的2015年私立医院服务量占比20%的目标,私立医院从现在至2015年的年均患者量增长率会高达32%,这也意味着比2011年要整整多出4亿年诊疗人次。
随着国务院《卫生事业的“十二五”规划》、58号文《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和其他相关配套政策文件的陆续出台,医疗服务市场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这其中包含两大重点方向:一是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包括解决体制问题、扭转补偿机制;二是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包括放宽准入条件、优化市场环境。
德国、美国和印度等国家也曾开展类似从后付制到预付制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其中。这些举措极大地推动了当地医疗服务行业的私有化进程,加速了产业竞争和整合,从而涌现出像HCA、Asklepios和Max Healthcare等医疗服务航空母舰。反观中国,我们预计目前的改革政策,在长期内也将推动中国医疗服务行业走向更加市场化的竞争,并出现更多的私有化和整合趋势。
最佳入行时机和细分板块
相较于公立医院,私立医院往往具备更高的运营效率和灵活性,拥有更好的服务质量,并能较易提供更高端的医疗服务,这些都是潜在的差异化发展方向。目前,有六大类医疗服务投资板块正逐渐浮现,差异化优势各不相同,包括:
*高端医疗:提供高端医疗服务,价格较高,针对迅速崛起的高收入人群,通常集中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不依赖医保,单体规模较小。如和睦家。
*私立专科连锁:专科医院,通常采用连锁模式。其特点是技术壁垒低,风险小,较易标准化和迅速复制,通常针对公立医院不太重视或对医保依赖度低的科室。私立专科医院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通过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或更低的价格与公立医院竞争。如爱尔眼科和慈铭体检。
*私立综合医院:由私人资本从无到有新建。其特点是所有权清晰,但营建周期较长,需要较强的资金、人才资源和管理能力的支持。如厦门长庚医院和西安高新医院。
*公立医院转制:在政府允许下将公立医院转制为私立医院,多数为综合医院。其特点是抓住医改的政策红利,由于其前身是公立医院,具备现成的品牌、病源、医师资源和医保定点资质。如宿迁市人民医院。
*医疗产业链延伸:聚焦医疗产业链延伸,满足新兴细分市场需求。如月子中心、养老中心和检验诊断中心。
*医院集团:由多个综合医院组合而成的医疗集团,也可具备一定的专科特色,甚至包括不同级别的医院。其特点是主要靠规模优势和协同效应取胜,目前市场上还不多见,可成为综合医院的一个长期演变方向。如同仁医疗产业集团。
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的演变,各时期私立医院差异化发展的重点和条件也会随之变化(见下页图1)。
各板块的成功要素
在把握各医疗服务板块的整体发展趋势之后,深入了解各板块的行业需求特性和竞争格局并把握关键的成功要素,是帮助找寻、筛选合适商机的下一个关键步骤。
高端医疗。现有的高端医疗机构往往规模较小,集中在一线城市,这主要是受到一些行业本身特点的影响。高端医疗定位的目标顾客为高收入人群和外籍人群,群体数量较少,且主要依赖商业保险而非国家的基本医疗保险,规模过大会导致床位和资源利用率过低。
私立高端医疗的直接竞争对手主要是公立医院的特需病房。特需病房头顶公立医院的品牌光环,背靠公立医院通过大规模普通病源积累而打造出的强大医学实力,使得小规模的高端医疗机构很难直接在医学专业能力上占到优势。发掘高端的内涵所在,建立高端的文化理念,深入了解高端客户的需求,并进一步将其落实到具体的品牌、服务和人才建设上,是高端医疗制胜的关键。
私立专科连锁。标准化的模式、强大的品牌以及综合性的人才培养体系,是私立专科连锁医疗机构发展的核心要素。标准化是连锁复制的扩张基石,品牌是加快扩张的重要资源,而人才培养能力则是实现扩张的必要保障。此外,也可根据行业特性寻求自身的差异化发展方向,打造相关优势。在扩张过程中,审慎的战略布局以实现“跑马圈地”和“夯实内功”的平衡,将会成为连锁医疗机构的新课题。
综合医院。综合医院的竞争要求具备全方面的条件和能力:首先,政策支持非常关键;其次,传统的品牌、人才和特色专科建设也十分重要;在不久的将来,优质的服务、科学的组织架构和管理、精细的运营和流程管理以及规模效应也日趋重要。
医院集团。在综合医院所需的全方位综合性能力基础之上,实现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的能力变得尤为关键,这其中包括品牌资源、管理资源、人力资源、专科特长、运营能力和患者管理等全方面的资源共享和整合。目前,该板块尚未起步,能够在这些方面真正实现协同效应以发挥规模优势的医院集团尚不多见。
医院集团的增长扩张模式不同于私立专科连锁医院。首先,私立专科连锁医院通常全国布局,网点众多。而医院集团往往集中在某些区域,数量也不多。其次,私立专科连锁医院的扩张速度较快,而综合医院受制于较高的进入壁垒、较长的开发周期以及不易复制的模式,医院集团的扩张步伐要慢得多。最后,医院集团的标准化程度也远低于私立专科连锁医院,主要原因在于综合医院的建设需要因地制宜,其科室能力的打造要切实贴合当地市场的需求(患者特点和竞争情况等)以及相关人力资源和能力的可获得性。
医疗产业链延伸。医疗产业链延伸的内涵相当丰富,既包括医院服务的剥离(如康圣环球检验中心),也包括后端对患者服务的延伸(如月子中心和养老护理等)。医疗产业链延伸的核心竞争要素,既有与其他医疗服务板块类似的地方,如差异化的市场定位、标准化模式和可复制性,也有其独到之处。其中最关键的便是从医院获得稳定的业务来源,包括和医院签订外包各种服务合约以及由医院推荐患者转诊和配套机制等,这往往需要和多家医院建立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
进入方式
目前中国的医疗服务行业有四类典型的进入方式:对于私立医院,可以选择新建或者收购;对于公立医院,可以选择转制收购或者托管。这些模式在进入时间、投资规模以及资产所有权方面各有不同。
对于新建私立医院而言,从申请营业执照、拿地建楼一直到开业,所需周期较长,且前期投资也较大,但其优势是产权明晰、投资者的控制力强。典型的例子有台塑集团在厦门开设的长庚医院,于2004年申办,2005年动工,2008年一期开业,总投资约17.8亿元。相比之下,收购一个现有的私立医院,在投资进入阶段的时间则会缩短很多,并且被收购医院往往拥有现成的医生团队和病源,无须从头开始打造。
转制收购公立医院和前两种模式存在许多不同之处。首先,从进入时间来看,一方面收购成熟的公立医院资产能加快投资者进入,但另一方面由于转制过程中当地政策和政府支持的不确定性,也有可能拖延时间。其次,由于被转制医院通常是当地政府或国企急于甩掉的包袱,或规模不大,因此作价可能较低,前期投资相对较小。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很多历史遗留问题(例如人员编制问题、政府或职工的保留股权)可能无法在近期内理清,从而导致投资者对医院的控制力不能达到预期,产权不明晰。例如,金陵药业在收购宿迁市人民医院时,就保留了原有职工的事业单位编制。
托管公立医院模式的最大特点是,投资者并没有获得医院的资产所有权,只是委托经营并收取约定的管理费。典型的例子有凤凰医疗集团于2010年托管北京门头沟医院。但也不乏先托管后收购的先例,如凤凰医疗集团在2001年托管了无锡新区医院后,于2005年将其全资收购。
投资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到底哪个更合适?其实两者各有利弊,更多的是要结合投资者自身的能力和目标来综合考虑。
投后经营
投资医院之后,如何做优医疗机构的业务和财务表现?我们认为,改善医院运营、提升投资回报可以凭借四大价值提升工具:
*企业化治理:建立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架构,重构医院董事会和管理团队及其运作机制,加强管理能力和文化建设。
*改善医院运营:改善医疗质量和服务质量,加强采购管理,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建立IT等软硬件设施;实现医疗服务质量和运营效率的双重提升。
*产品组合战略:根据医院自身的能力和定位,结合外部市场需求和竞争环境,设置医院科室,并打造差异化的专科特长。
*整体扩张战略:打造地理扩张战略、整合并购战略,并提升相关能力。
公立医院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可以通过这四大价值提升工具加以改善。首先,受制于管办不分、政事不分的普遍现状,公立医院的治理机制较为落后,院长往往缺乏有效授权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企业化治理可以明晰权责,落实责任,改善医院管理机制。其次,医保支付机制的改革(如总额预付的推广)、取消药品加成等医改政策对公立医院的成本控制构成挑战,而优质高效运营则可优化诊疗处方、提升运营效率并加大成本控制。同时,优质高效运营也可以帮助改善人员冗余现状,提升医院的医疗服务质量,为患者提供更优质、更具竞争力的医疗服务,增强医院的竞争力。最后,一些医院也缺乏明确的科室定位和规划,需要重新制定产品组合战略,以找到适合其特色的市场切入点打造重点科室。
在中国二孩政策全面放开时,美中宜和医疗集团也阶段性完成了北京市场布局。10月20日,美中宜和妇儿医院北京万柳院区正式开业,不仅为该区域内拥有刚需的知识精英阶层提供了更多的医疗选择,而且标志着美中宜和布局北京中高端妇儿市场的战略规划基本完成。
旗舰万柳,关键一局
美中宜和成立于2006年,用5年时间积累并沉淀出一套安全、专业的医院管理体系,逐步奠定了在妇儿医疗领域的品牌影响力。目前,美中宜和已经拥有北京、天津、杭州、深圳8家运营中的、以及3家建设中的医疗及护理机构,覆盖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三大区域。其中,北京市场则是重中之重,分布有丽都院区、亚运村院区、万柳院区,及综合门诊中心和禧月阁月子会所共5家医疗及护理机构。
在北京,海淀区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连年居各区县首位,并且万柳区域集中了优质的教育资源和自然资源,是知识精英阶层的聚焦腹地。但与此不匹配的是高端医疗资源的严重匮乏。北京市内超过60%的高端医疗资源都集中在朝阳区。体量约21000平米的美中宜和万柳院区的落成,无疑是为该区域内潜在用户提供了更多的医疗选择。
自2006年成立以来,美中宜和用10年的时间精耕细作,已经在北京市场培育了良好的用户口碑。因此,作为美中宜和医疗集团旗下的一家旗舰型医院,北京万柳院区的开业对于该集团的提速拓展意义重大。美中宜和医疗集团创始人兼CEO胡澜博士表示:“从去年开始,美中宜和集团的区域拓展进入快车道,而我们的发展策略遵循了点面结合的模式,面是指重点布局的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三大区域,而点则是指我们的大本营北京市场。进一步夯实美中宜和在北京市场的地位,使良好的用户口碑可以从北京辐射全国,万柳院区的开业是关键一局。”
据胡澜介绍,美中宜和以前的院区都是从已有的建筑改造而成,而万柳院区是完全按照美中宜和的规划,从平地上建造而成的。从医疗实用功能来说,这是第一家完完全全按照美中宜和医疗理念来设计和建造的医院。
关于市场布局,胡澜进一步解释道,医疗机构在哪儿布局最重要的是跟着需求走。假设说现在北京进行人口疏散,如果在某些区域需要我们这样的医疗机构,我们就会把医院开到那里。未来随着北京发展和人口的变化,可能又会出现新的需求,所以目前只能说是完成了阶段性布局。
扩张底气,万有引力
公开资料显示,预计2015年私立医院将接收国内大约13%的患者,到2016年私立医院的数量甚至可能超过公立医院。今年全国两会上,总理也强调应支持社会办医。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而带来的生育小高峰造成了妇产医疗资源的紧缺,尤其是对高端妇儿医疗大幅度增加的需求,给美中宜和这样的高端妇儿医疗集团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完成北京市场布局之后,美中宜和将集中精力完善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冀其他区域的布局。
2015年美中宜和在全国共有四家医疗机构开业。在胡澜看来,这得益于管理能力和拓展能力的长期积累,同时也说明美中宜和的发展是分阶段的,现在确实进入了快速成长期。“我们前期的积累使现在有了基础和底气进入这个阶段,所以2015年这四家医疗机构的开业也是一种必然。”胡澜补充道,一个医院的开业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可能更多的是硬件上的建设。但万柳医院的落成是随着美中宜和软硬件能力同步复制进来的,开业伊始就已经达到了医疗服务品质的高水准,它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它的背后囊括着美中宜和的优势,这些才是医院未来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已经在这个行业内掌握了一种能力,放到其他地方都可以适用,这是美中宜和未来生存空间最核心的保障。”
万柳医院吸引了年富力强的医生,他们来自安贞医院、友谊医院、宣武医院等北京三甲医院,院区内所有医生、护士、麻醉师均全部来自三甲综合、二级专科医院。胡澜坦陈,“虽然美中宜和在民营医院里做得比较好,但对于我们想快速发展扩张规模来说,人才还是远远不够。”美中宜和希望为自由执业的医生搭建一个理想的平台,并促进政策性松绑。
除此之外,美中宜和还为医生提供到国外学习和培训的机会,包括哈佛医学院的几大附属医院、梅奥诊所,以及其他全球一流医疗机构。
保持耐心,方得始终
2013年11月美中宜和获得美国华平投资集团1亿美元投资,这也是华平在中国投资的第一家高端医疗集团。华平投资集团执行董事方敏在接受《首席财务官》采访时表示,其实投资的本职就是投“人”,行业宏观层面大家都看得到,最关键是能不能找到长期合作、相互信赖的合作伙伴和团队。“我们当时投资美中宜和最关键的还是对胡总和她团队的信赖,认为能够长期走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些信任来源于哪里?首先是整个团队国际化的背景,美中宜和跟国内很多民营医疗机构不同。在我们选择投资对象时,美中宜和能够脱颖而出,是因为他们始终以医疗本质为核心的服务理念,他们敬畏医疗,敬畏生命。第二,因为胡澜在业内的口碑非常优秀,合作伙伴对她们的评价非常好,所以我们会选择和美中宜和合作。”
美中宜和CFO陈霄表示,选择投资人时最关键的一点是其对这个行业的理解。医疗行业跟其他很多行业特别不一样,需要更多的耐心,需要了解这个行业的规律,需要对回报周期的各方面(包括什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企业是好的企业等)做衡量,而不仅仅是从财务的角度去衡量。只有特别深入理解什么样的医疗机构是优秀的才能视野更加长远。简单来说,就是要找志同道合的投资人。所以美中宜和在做投资人选择时,都是具备类似的特质,即投资周期比较长且对行业理解有深度的投资人。
如此规模的医学园区建设尚无先例。而上海市高端医疗园区建设已开拔十年。位于浦东新区的上海国际医学园区(SIMZ)已进入了第二个十年发展期,园内的上海国际医学中心、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也已进入试营业,园区产业初具规模。而位于闵行虹桥商务区的上海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则正经历着基础项目建设期,这一后来者采取的政府资本参与下的高度市场化运行策略,大有后来居上的强劲势头。
发轫于不同时代和政策背景下的两个园区有着相同的目标。就上海市对自身城市发展定位而言,这一目标被描述为大力发展本市医疗服务业,进而将上海打造为亚洲医学中心和健康城。与此同时,两所园区还承担着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多元化办医、倒逼公立医院改革等目标。而不同的环境还造就了它们的诸多不同,如发展模式、园区规模、引资标准和经营模式等诸多方面。
本刊记者在沪采访期间,试图深入了解两所园区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节点及规划,同时也在探求其对关键性生产要素的组织与调动方法。政策支持给了两所园区前所未有的空间,而现实中,园区发展依旧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困境,相关负责人以亲身经历向记者讲述他们的诉求。就运营效果而言,对仍处于发展初期的两所园区还难言比较,而梳理其各自的发展背景与筹建过程,对相关的政策设计者与后来者而言,亦不乏参考价值。
肇 始
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创业艰辛
上海国际医学园区过去十年之路并不算平坦。最初,修建园区并非出于上海市的考虑。2001年6月,原南汇县(后改为南汇区,现并入浦东新区)政府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建设医学园区的设想。南汇县这一设想的提出与实践,与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的建议密切相关。从南汇县走出的张文康在一次回乡调研时提出,鉴于该县紧靠港口等多方面优势,为提升经济和高新产业发展,建立医学园区或是一项利好项目。南汇县很快对这一项目展开论证,并且得到了原卫生部的支持。
2001年底,南汇县启动园区规划选址和设计方案的国际招标。2003年2月,由美国Perkins Eastman设计事务所以“树的年轮”为理念设计的园区整体方案被确定。园区架构分为商务区、医院区、康复区、院校区、住宅区、研发及产业区等基本模块。
然而,为严控土地使用,2003年2月,国土资源部《关于清理各类园区用地加强土地供应调控的紧急通知》,中央政府在全国全面整顿清理各类开发区。同年4月,向来支持该园区建设的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因瞒报“非典”被免职。
直到2005年,上海市规划局正式批准康桥工业园区医学园分区,医学园区后又在2011年被纳入张园。当初迫于无奈之下园区设立的上海国际医学园区有限公司,以公司为主体引导开发区建设,以项目为核心带动开发建设、不设管委会的模式,成就了医学园区的发展。与管委会模式相比,现有的公司模式在灵活性、市场敏感度和对创新机制的鼓励等方面显现出特长。
而事实上,上海国际医学园区的外部政策环境直到2011年才得到较大改善。这一年,原卫生部和上海市政府再次启动“部市合作”,推动上海国际医学园区联席会议升级,由陈竺和韩正出任双主席。在公立医院改革全面推进和国家鼓励社会资本办医的大环境下,该项目的立项,标志着园区发展高端医疗的计划也在这一年正式启动。
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斩获新机
2013年7月,上海市“十二五”重点建设项目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在闵行区举行医技中心开工建设仪式。上海市医改办表示,医技中心将提供包括影像诊断、病历检验和药品配送在内的全方位服务,重点引进几家具有品牌影响力的医疗机构,未来知名医学专家拎包即可入住,开设个人诊所。
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工作推进办副主任顾春华告诉《中国医院院长》记者,在她看来,医学中心从2011年立项后的进展速度着实不慢。据介绍,到目前为止,中心已经完成前期规划,进入项目建设期,由百汇综合医院、复旦万科儿童医院、长海微创医院、泰和诚肿瘤医院医院等7家营利性医院和一所医技中心,已签约进入园区。
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的诞生与新医改同步。这使得其在一出生便得到诸多新时期相关政策的红利,这些红利贯穿项目立项到建设期。
新医改提出鼓励社会资本办医,包括高端医疗在内的投资机遇得到政策上的释放。在原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同意完善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建设联席会议的复函》中,上海发展高端医疗的路线得到认可。而在《上海市医疗卫生设施布局规划(2008―2020)》中,上海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被确认为该市两个医疗功能拓展区之一,中心地位得以提升。
而更长远的背景,在于上海市近年来最新提出的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城市转型战略。新虹桥商务区便成为这一战略推行的组成部分。
根据上海市规划,新虹桥商务区的建设目的在于依托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国家大型会展项目等,带动上海经济发展转型、促进城市空间布局调整,服务于国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
在顾春华看来,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的诞生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背靠长三角经济腹地,有交通枢纽的地理优势。现在国家和上海市层面对社会资本办医也有了更多实质性的政策支持。
为园区定位
上海国际医学园区:顺势而为
在这片面积为11.8平方公里的园区内,上海国际医学园区筹备领导小组在一边摸索,一边前进,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借鉴者。经过对比,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决定将美国德州医学中心和德国汉诺威医学城进行对比参考。
然而,最初将核心模块定位于高端医疗的园区,在推进过程中遇到障碍。
在2005年左右,中国并不具备发展高端医疗的政策环境。中外合资医院的审批权限在国家级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且审批难度较高。
“园区当时如果仅仅盯住高端医疗这块蛋糕,必将陷入停滞不前的泥潭。”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副总经理王永茂告诉《中国医院院长》记者,当时开办高端医院面临的困难太大,且医疗服务投资成本巨大,想实现盈利需要更长时间。
“银行不是慈善机构。只靠贷款搞医院建设,很难维持园区的长期运行。”王永茂说,综合考虑之后,园区纳入医药产业和医疗器械产业,进而打造完整的医学产业链。
在园区的决策者看来,医疗器械对高新技术的推动作用明显,且与张江大力发展的生物医药错位明显。而彼时的医学园区面临的是基础设施极为不配套,基建百业待举。
这一顺势的决策使园区将医疗器械产业作为当时的发展重点,因而形成了现今的园区产业结构。园区按照高端引领、先扬名后集聚、发展优势子行业、培育自主知识产权的步骤,逐步将医疗器械产业作出规模与成效。
医药产业在不久后也被纳入园区,成为发展新生力。2009年,南汇区并入浦东新区。园区和张江、康桥连成一体,按照市政府要求承接产业转移,生物医药研发外包企业成为引入重点。当年便有12家此类企业签约入驻,上海国际医学园区成为上海市首批服务外包专业园区。
同时,在园区建设中,政府资本投入压力趋紧。银根收紧使得资金需求巨大的园区犹如遭遇晴天霹雳。
2006年,园区决定采取市场化运作,用社会资本撬动园区建设。园区先后成立三个子公司,分别负责医谷商务园、时代医创园和动迁基地的开发建设。
上海国际医学园区的定位在2011年等来了投资医院环境的成熟。
全国首家“建管用”分离模式的高端医院――上海国际医学中心(SIMC)奠基。这一中心在投资、建设、管理、运作等方面做出了诸多新尝试,已进入试运行的浦东首家高端医院被当作承接上海市公立医院改革和医师多点执业等政策的先行试点。除此之外,上海同济宝隆医院、上海伊丽莎白国际妇产医院、德舟国际医院等项目已签约,正在进行相关审批。
“园区内的医疗机构和医疗器械、药品等企业,会在设备采购和售后服务上进行优先合作。同时,园区层面也在考虑为园区内的医疗机构之间搭建信息共享平台,提升园区资源整合度。”王永茂表示,上海国际医学园区近几年将在公用基础设施和平台上进行较大投入。
目前,园区内已经入驻的还有3所院校和百余家企业,“医学城”设想已初现雏形。按照目前的园区定位,到2022年,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将吸引15家以上的大中型医疗机构,形成高端医疗和公共医疗相结合的综合型多层次医疗服务体系;园区还将集聚近千家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及相关企业,形成200亿至300亿元级的产业规模;同时,园区内各类院校、研发中心、产业平台相继落户,构筑起“医、教、研、产”为一体的产业生态。
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瞄向“四化”
与上海国际医学园区立体化产业模式不同,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开创了一种新模式。而其参考对象,也是美国德州医学中心。相比于浦东地区广阔地域的大产业,约为上海国际医学园区1/12的新虹桥医学中心,则选择在100公顷的地域内精耕细作。
起步较晚的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有着更成熟的外部政策环境,上海市面临的高端医疗市场也有了官方统计。面对广阔的市场需求,医学中心在选址上就相对明确地选择了交通枢纽地带的商务区。16座中心城市、55座中等城市、1000余个小城镇,中心围绕自身位置,测算出沪宁杭三小时城市服务圈。
中心将自身直接定位为“改善上海投资环境,促进上海转型发展,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服务需求,建成现代高端医疗服务聚集区,医改的实验区”。“在建设上,政府为我们制定了‘四化’原则。”顾春华向记者解读,即市场化、高端化、国际化和集约化。
市场化即所有的建设要素都要通过市场规则解决。中心内不存在政府免费或者低价划拨土地的现象,所有用地按照商业规则交易。与存在行政化的资源配置方式而言,新虹桥的投资建设模式相对简单很多。从前期投资、建设以及后期运行,所有环节都通过市场方式解决。
“高端化也就意味着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只做高端,并且只做医疗,对其他相关产业几乎不会涉及。”上海市卫生计生委副巡视员、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推进办主任许速向《中国医院院长》记者描述,上海市所在长三角地区的高端市场在明年将达到165亿至185亿元,这一市场面临严重缺口,而且现有公立医院的特需医疗效率要低很多。
国际化的含义在顾春华看来,中心引进的医疗品牌必须是国际品牌。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通过市场投资主体自身品牌来整合、吸引生产要素,像泰和诚医疗和新加坡百汇医疗等高端品牌,一般都有办医院和管理医院的经验与能力。进入中心后,它们可以和区域内的公立医疗机构开展医师资源等多方面的合作,“这些新建医疗机构自身的品牌和内涵要相对高很多。”
集约化成为中心的一大显著特点。在顾春华看来,医技外包、可共用资源平台集中化,是国内外通行的行业趋势。目前已经在建的医技中心将为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内的医疗机构提供集成式医技服务。这一中心未来还能为上海及其他地区提供服务,医技中心由政府控股的上海虹信医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全额投资建设并运营。
然而,医技中心的建设也不乏受到外界“垄断平台”的质疑。顾春华对此解释,就目前的合作而言,园区内的医疗机构都是乐意接受的。“从市场化的角度而言,各机构是有节约成本的积极性的。这不能强买强卖,按照市场化资源分配方式建立的运营模式,才是可以运行下去的。”
困局待解
上海国际医学园区:期待优质资源解放
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内包含各类医学相关企业,而最让王永茂和园区管理层忧虑的,则是园区内的医疗机构。
即使坐享诸多政策优势,且在医改试验区里的园区能相对自由地尝试社会资本办医的模式与途径,但在王永茂看来,政府若不松绑核心资源,园区内医疗机构的发展仍面临很大阻力。
首先,土地问题首当其冲。
一方面,在园区内兴建医院所用土地,不能按照医疗用地,而是按照商业办公用地,这显然抬高了举办医疗机构的成本。在商业规则下,紧缺的土地价格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公立医院享受着政府给予的诸多待遇,使得民营医疗机构几乎不可能同公立医院进行公平竞争。
其次,医疗机构审批严格受限。
王永茂认为,卫生行政部门和相关机构掌握着医疗机构审批权,它们对新机构审批尤为慎重。一方面,国家对于增量医疗资源的建设积极鼓励;另一方面,投资方对投资项目十分焦急,而大部分时间都被浪费在了中间审批环节。“‘法无禁止即可为’,审批者应该考虑这一原则。我们引进的很多资本面临诸如机构审批、设备配置等指标的限制。”王永茂表示。
第三,人力资源短缺在短时间内难以解决。
好医院的前提是要有好的医生资源。“公立医院的医师多点执业依然没有真正打开,人才缺乏正常的流动。现在的社会办医想一想很热,但是办下来很难。”王永茂感慨,“园区11年的办医经历,可谓尝尽酸甜苦辣。”
近几年,社会资本的引入使得园区发生了明显改变,其中即将正式营业的合资建设的上海国际医学中心便是一个典型。园区通过二级开发公司引入个人和机构在内的社会资本,一方面解决了资金瓶颈,另一方面又带来了管理团队。这对于市场化运作的国资公司而言,这种二级公司股东的引入益处明显。
谈及发展困境,王永茂坦言,园区的发展空间还不够大,园区在市级层面的议事和决策机制有待建立。作为部市共建单位,原卫生部和上海市有联席会议机制,而随着机构和人动,这样的常设机构已不复存在。“可以把一些层面的协调再提高一些。如果没有机制保障,任何一个缺陷都可以把你压垮甚至废掉。”王永茂建议。
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让市场引导决策
“每一家医院都有一个主投资人,上海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国资,会参与到中心内每一个项目的股权出资之中,基本上对每家专科医院间接持股30%,直接持股在10%至15%。”顾春华介绍,政府入股使得园区内医疗机构在前期的项目审批和流程上,强化了议事协调能力。若单体的医疗机构申办医疗机构,则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以及时间与资金成本的闲置浪费。
顾春华认为,对于市场条件好的项目,政府可以少做一些。而如果市场条件不具备,政府出力再多,可能都难见实效。很多地方政府免费划地、免税等优惠政策,可能违背了市场规律。
“医疗投资已经市场化,但是相关审批决策部门却没能跟上市场化要求。”顾春华标识,审批难在中心建设中表现还是很明显的。对审批机构而言,每一次创新都对其监管能力提出了挑战。而相关机构应把监管作为重点中的难点进行研究。但对监管能力不足的政府机构而言,审批就将变得异常严格。
而这就将造成踏实做事情的人受到阻碍。显然,行政审批部门在新时期能否解放思想,及时推动监管和治理机制的思路变革,将对产业形成很大影响。
“如果审批成为障碍,改革还如何能够创新?一批人在改革,而一批人却依旧守着僵化的机制,这对社会发展是一种内耗。”顾春华深有体会,直言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
中心面临的下一步挑战是建成后的运营。这种全新的模式能否适应市场需求,仍然面临未知的挑战。
“我们面临着互联网时代下的深刻变革,未来传统的医疗模式是否会被攻破,都要有长远的思考。”顾春华说,前者的挑战是现在能够感受到,这些困难或许只是阵痛,但后期运营将是一项长期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