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的特点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民国文学的特点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关键词】 中医 文献 岭南医学 特点 民国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素问·异法方宜论》就认识到“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所聚也”。根据中医“天人合一”的思想，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人群，由于生活习惯、人群体质的差异，导致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临床证候和防治方法有其特殊性，形成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医家风格和医疗特色。岭南医学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是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建成于1924年，是广州中医药大学建校的基础，该校所收藏的民国时期岭南中医文献比较齐全，这部分藏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时期岭南中医的学术思想和发展水平，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笔者近年来在整理这部分藏书的同时，总结了这一时期岭南医学文献的特点。

承前启后，理论水平不断提高

民国时期，中医著述沿自清代以来的特点，重视对古典医籍整理研究，并在理论上有所提高。对于《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古籍，不是原本照搬，而是经过系统整理及收集后世各家之说而予以补充，具有一定的革新精神。如陈伯坛的《读过伤寒论》林清珊序云：“仲景书必跳出旁门可读，……先生收回唐宋以后之原书还诸仲景，而仲景不亡。其编曰《读过伤寒论》，不读则拾人牙慧，……是书乃伤寒论之文谰，先生即张仲景之书记，两本书若作一本读，则此解如蔓藤，觉有伤寒论为之前，是书宜今亦宜古。” ［1］在近代教育体系确立之后，以一部经典、一家注疏作为教材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必须适应发展需求，将中医典籍的研究与新式教育体系相结合。对中医理论不仅作系统的整理，而且联系实际，去粗取精，进行发挥和提高。如卢朋著的《药物学讲义》务在“博取众说，去其重复，撷其英华，发挥药性之本能，提挈药用之纲要，……又益以各种医书，补其未备，旁及西说，作借镜焉”［2］，尽量采用各家之长，以启迪思路。

注重实践，结合临床总结经验

岭南医家一直非常重视医疗实践的有效性，不尚空谈。重临床、务实际这是一种优良的医学学风，但这也使岭南医家不擅总结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故在全国范围影响较小。民国时期广东中医学校的兴起，促使老中医总结自己多年临床经验，将其上升为理论，用于指导学生。如岭南骨伤科素有优良传统，其以精确的理伤手法、独特的固定方法以及行之有效的伤科用药著称于世。但近代广东骨伤科名医大多尚武，对医学理论探讨较少，伤科学著作甚少，其丰富的各种理伤手法，或散记载于其他医籍中，或在民间流传，一直未能归纳总结、整理提高。近代岭南著名骨伤科医家管季耀认为：“我中国驳骨一科，其术之妙，其药之效，其技之能，有不驾乎外国者哉?果能于各科之中，合中西医学，舍其短而取其长，细心研究，使我国四千余年至精至微之医药学，发明而广大之。”［3］“因将三世所历试不爽妙要灵方，编成课本，综其大纲，详其节目，俾学者有所循序焉。”［4］于1929年编撰的《伤科学讲义》，把骨伤经验上升为理论，填补了岭南，乃至全国在这一方面的空白。

文献编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民国时期的岭南中医文献，其编撰形式呈多样化格局，既有专著，如黎庇留的《伤寒论崇正编》、黄公伟的《伤寒切解》、陈伯坛的《读过伤寒论》、萧步丹的《岭南采药录》等；又有教材讲义，如梁翰芬的《诊断学讲义》、管泽球的《外科学讲义》、卢朋著的《药物学讲义》、吕楚白的《儿科学讲义》等等；更有学术期刊，如李仲守主编的《医林一谔》、张阶平主编的《杏林医学》等。可以说，在编撰形式上，突破了原来经学式研究的独尊地位，开始从多种角度、多种思路对古典医籍进行注解和阐述，并借鉴了近代其他学科讲义的一些形式，编写通俗教材或给原文加注释，帮助学生加深对经典著作的理解，作为入门阅读之用。如谢泽霖与李近圣合编的《妇科学讲义》，其中第一、二篇在所选录的名家论述之后加上按语。如该书第二章第一节，《素问》曰：“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陇起。”［5］之后紧跟按语：“按，经水固有应乎天气之因，而亦能因天气以为病，凡属六所伤者，是外因也。”［5］又如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西药概要讲义》，该书以贺氏治疗学为底本择要节录，详细论述了各种西药的成分、用法、疗效等等，还配有各类术语、药物的英文名。

学科门类，基础临床分类清晰

民国时期的岭南中医文献在学科分类上大致可分为基础、临床、中药、中西汇通等学科门类。基础类又分为中医基础类及西医基础类，如卢朋著的《医学史讲义》、陈汝来的《生理学讲义》、《病理学讲义》、马毅民的《卫生学讲义》等。临床类分内、外、妇、儿、五官、针灸等科，如内科有高轩、陈任枚、刘赤选、钟少桃等人分别编写的《温病学讲义》、杨志仁的《内科学讲义》、陈汝来的《杂病学讲义》、李光策、胡镜文分别编写的《金匮讲义》等，外科有管泽球、巫达云分别编写的《外科学讲义》、管季耀的《伤科学讲义》，妇科类有谢泽霖、李近圣、吕楚白、林国铭等分别编写的《妇科学讲义》，儿科有陈汝来的《儿科证治纂要》、吕楚白的《幼科要旨讲义》、《儿科学讲义》、古绍尧的《儿科学讲义》，五官有古绍尧的《喉科学讲义》、梁翰芬的《眼科讲义》，针灸有周仲房、梁慕周分别编写的《针灸学讲义》。中药方剂类有卢朋著为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编写的《药物学》、《方剂学讲义》，邓鹤芝为广州光汉中医学校编写的《方剂学讲义》、以及黄悌君的《药物学》、罗绍祥的《药物学讲义》。中西汇通类有《中西医学比观》、《中西医学全书》等等。

随着对疾病认识日渐深化，临证经验的更加丰富，各科都有一些专门论述某些病种的著作问世，也使得教材分科更细。例如，儿科对麻疹、痘疹的诊治有进一步的研究，如陈伯坛的《麻疹蠡言》、《痘疹学讲义》、古绍尧的《痘疹证治》，外科对性病也有专论，如管泽球的《花柳学讲义》，且各有自己的见解。

教材内容，引进自然科学成果

民国时期的岭南医学文献主张吸收西方医学教育，用西医学知识丰富自己的教材，不满足于整理古籍文献与临证相结合的传统教学方法，提倡中医教材融会贯通中西学说。在教材的编写上进行中西医结合的尝试，试图沟通中西医理。如张公让的《中西医学比观》。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医学对人体结构的认识比较粗疏，所以专门编撰了《全体学讲义》，该书绪论中有说：“欲研究身体之构造，须讲全体学（又曰人体解剖学）；欲研究各部分之功用，须讲生理学。此二科者，乃医学之基础也。”［6］其他诸如《西法诊断学讲义》、《化学讲义》、《生理学讲义》等等，体现了民国时期岭南中医谋生存、图发展的特点，并开始吸收和利用近代科学的成果和技术来补充及研究中医。

【参考文献】

1 陈伯坛.读过伤寒论·林清珊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2 卢朋著.药物学讲义·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3 管季耀.伤科学讲义·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4 管季耀.伤科学讲义·自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第2篇

《中国古典文学的时代特色》是必修三的第三课，展示了春秋、战国、汉、唐、宋、元、明清时期的主要文学体裁或成就。指导意见的教学要求：①基本要求：知道《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学成就；了解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文学特色。体会古代中国文学的多姿多彩，感受古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文学的美感。②说明：……关注屈原、李白、杜甫、苏轼、关汉卿、曹雪芹等创造了中国古代辉煌文学成就的代表作家。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文明古国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本课适当的问题设置可以改变传统的教学主题，让学生在对话中认识古代中国光辉灿烂的文学价值，感悟民族文化的优秀。

一、核心材料设置问题引领全课，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一个良好的设问，往往是学生进人学习状态的良好开端，将会使学生产生急于求得解决疑难的欲望，从而保持较强的注意力和兴趣。同时为最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将学生的生活与本课结合的设问呈现出来，助推其主动学习的欲望。在上《中国古典文学的时代特色》一课时让学生听一首较熟悉的歌曲，你听到的是什么歌？作的词来自哪里？这首词是什么朝代的?宋代文学成就最突出的是词，其他的朝代呢？引出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一段话：“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后世莫能继焉者。” 接着围绕这段材料进行有效性的问题设置：结合本课内容，请回答“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有哪些文学，它们有哪些代表人物的哪些代表作品？“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指什么，它们的地位影响如何？ 通过教师预先设计好的表格，让学生带着这些设问自主梳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脉络，同时又引导学生掌握将材料与课本知识相结合的论由史出的辩证方法。

二、重视设问的课外拓展，提升史学研究方法的能力

历史学研究的方法有基本方法：史料的搜集、考订和编次；分析方法：①结构分析和阶级分析；②其他方法：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计量分析方法、基因分析方法、考古学方法、地理学方法、人类学方法、民族学方法、民俗学方法以及自然科学方法；论证方法：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又引“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后世莫能继焉者”，设置问题：你能结合教材中的原句论证这句话吗？王国维的这段话说明我国古典文学有何特点？引导学生透过感性的认识理解我国古典文学特点之一就是时代特色性。接着展示三则相关的典型材料，结合材料请你归纳出文学特点的原因是什么即为什么会“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通过解决以上这些材料设置的问题的过程中，学生明白了文学作品因能反映作者生活时代特征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同学生的视野被大大拓展，也理解了结构分析方法，提升了史论结合论证的能力。

三、强化问题意识，提高学生的探究能力

再引“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后世莫能继焉者”，思考：宋元明清不同时期有类似的历史背景却出现不同文学特色的原因是什么（即出现不同文学体裁的原因）？通过这部分的问题设置，使学生在主动参与课堂探讨的过程中懂得当一种文学体裁发展到高峰难以被逾越时,继承的后人往往会突破原有的体裁而另创新的体裁去发展文学。这样也推动了学生在感悟知识的广博性和思辨性的同时理解文学格式是与时代相关的理性认识。接着展示一组历代描述爱情的作品片断，激活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进行比较，归纳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有一个共性就是无论是哪代的文学都离不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文学风格。通过以上问题的强化，学生在感受不同时期文学美感的同时对历史问题的敏感度也大大增强，得出我国古典文学特点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延续、继承创新性。然后让学生再一次阅读这一组历代描述爱情的作品片断，设置问题：你发现这一组作品有什么变化？通过这一设问引导思考认识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主要趋势是从高雅、贵族化到通俗、平民化的过程。同时强调发展的是主要趋势、主要潮流，并不意味着高雅文学的存在就没有通俗的文学存在，反之同理，两者是并存的关系。最后教师提问中国古典文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主要发展趋势？教师再次展示“二、”中的三则相关的典型材料，调动学生进行深入地探讨、反思，最终使学生全面理解了仍是时代中的商品经济，社会市民阶层的扩大、统治者的政治因素（尤其是后者）起作用的结果，即文学主流与人有关的理性认识。既然文学格式（体裁）与时代相关，文学主流与人有关，学生也就彻底地领悟了“后世莫能继焉者”的真正内涵。

四、质疑学习成果，促进认识深化

第3篇

古今中外，文学界对于文学批评的重视程度都随着时间的发展越来越高，而且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我们渐渐的发现，对于同样的作品，不同的国家对其的评价是不同的，也可以说文学批评受到各国文化差异的影响。每个国家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而这些文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会对该国家的文学评论产生一定的影响。也正是存在差异的文化评论造成了文学评论的多样性。英美文化也是如此，存在着差异，对英美两国的文学评论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下面是我对这一问题的简单认识。

关键词：

英美文化；文化差异；文学评论

一.文学评论的内涵

文学评论，顾名思义，评论文学。用专业的术语来讲，是应用文学方面的理论知识，对特定的文学内容，比如说文学作品，文学思想等进行探讨、研究等一系列文学性质的活动，以解释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从而帮助相关的文学家进行文学创造，推动整个文学的健康稳定发展。

二.英美文学的相关内容

英美文学是对英、美两国民间文化艺术的总称。同样的是两个现实生活的生动反应。我认为文学具有很强的表现能力和表述功能，而且英美两国的文化比较多元化，决定了其文学风格的多元化，戏剧、小说、诗歌等类型多样，各具特点：（1）英国文学的特点英国是一个临海国家，不仅气候极具海洋性，其文学也是如此，包容性十足，充满着浪漫主义的气息，再加上英国的经济、历史发展传统，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英国的文学由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开始转向写实主义，这是英国文学发展的一般趋势。（2）美国文学的特点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建国的时间比较短，在19世纪之前，美国文学可以说是依附于英国文学，具有英国文学的一些特征，但是在19世纪末期之后，美国文学开始脱离英国文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多方面、平民化、自由化等。就像美国的社会一样充满着自由、民主的气息。

三.英美文学评论的内容

各国的文学评论各具特点，但是仍然是有规律可循的，需要注意三个问题，首先是文学伦理问题，这是要放在首位进行考虑的问题；其次是道德评论，这是进行文学评论的关键所在；最后是审美评论问题。具体到英美两国来说，文学评论与该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有着极大的关系，在女权主义、殖民主义等思想观念的影响下，文学评论研究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开创了文学研究的新方向。

四.英美文化差异对于英美文学的影响

（1）英美两国的语言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1.英国的语言英国文化历史悠久，民族文化发展时间较长，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就拿英国的官方语言：英文来讲，许多的文学评论家在对英国文学进行评论时，使用语言十分的谨慎，这既能说明文学评论家谨慎的态度，同时也更能说明英文的地位和重要性，可以说英文便是英国的象征，因此出于这样的态度，英国文学评论是相对拘谨的、缺乏新时期的创新与个性；

2.美国的语言美国官方使用的语言也是英文，但是却是美式英文，虽然说在本质上，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就是美式英语的称谓便能很好的说明问题，美式英语是美国的创造，是美国争取独立的体现，众所周知美国发展历史比较短，而且是移民国家，文化发展多元化特征十分显著，在独立之后，美国在政治、历史等方面都没有历史遗留问题，可以说美国的民主革命是十分成功的，相应的在文学评论方面美国的文学评论就彰显个性和创新性。（2）文化历史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人本主义是英美两国共同宣扬与崇拜的，但是英美两国的人本主义又存在着具体的差别：

1.人本主义是英国发展历史上很早便出现的，但是在文学评论领域人本主义是十分保守的，神权和禁欲主义依然处于主导地位，我认为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的生动体现，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在文学领域的再现，莎士比亚是英国最为伟大的文学家，我认为没有之一，莎士比亚不仅影响了英国一代人，更影响了整个世界。他的作品可以说是英国文学创作的典型代表，对其作品进行研究之后发现，人文主义在其作品中有很多的体现。

2.相比英国的人本主义，美国就十分创新、独特。当然这和美国发展的历史是密不可分的，美国的独立是十分果断的，没有历史遗留问题，争取独立自由的观念理论深入人心，美国的人本主义十分的激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对人本主义的创新理解。在这基础上美国的文学评论就显得更加激进、创新。

五、小结：

第4篇

一、童年和韵律

儿童对韵律的敏感既反映了深藏在他们身体中的一种个人性和集体性的审美本能，又代表了一种与童年安全感有关的秩序感。

（一）韵律感是一种本能

对韵律的敏感是人的天性。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一切社会活动，无不体现着这一古老的韵律本能。就连行走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也体现了人类肌肉运动的某种韵律性。在音乐、舞蹈、建筑、绘画、文学等艺术样式中，人类与生俱来的韵律感更获得了充分的表现与传达。这种人心中天然的韵律感，与我们身边所有的生命现象、乃至我们周围一切环境所表现出的内在韵律感有着深刻地联系。四季轮转、昼夜更替、草木枯荣、候鸟迁移，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事物似乎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某种节奏规律，我们人类正是置身于这样一个巨大而无形的节律场之中。在把握这些韵律的过程中，人类也将自身融入到了这一韵律体中，比如，随着日历和钟表的发明，我们人类也部分地成为了由年、月、日、时、分、秒的韵律来界定的一种文化生物。儿童的身体继承了这种积淀在人类集体无意识深处的韵律感，他们身边充满韵律的生活则进一步强化着他们身体内的这一韵律原型。我们看到，韵律感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儿童的成长，它也表现为个体童年期的一种本能感觉。婴儿还在胎儿时期就感受到母亲有节奏的心跳，而婴儿期出于本能的吮吸行为，也是一个富于节奏感的动作。实验发现，如果对哭闹的新生儿播放与母亲心跳频率相近的声音，会使他们渐渐安静下来。婴儿也享受像摇篮那样有节奏的摇晃运动。早期儿童发展的研究表明，婴儿更容易注意到周围环境中节奏分明的声音。此外，儿童的游戏活动也体现了这种显在的韵律感。童年时代的许多游戏本身就富于韵律性，像跳绳、踢毽、荡秋千、打水漂、坐翘翘板等，都是讲究节奏把握与配合的游戏。在儿童发展的早期，这种游戏的韵律性又表现得格外明显。童年期的韵律感中包含了原始和本能的审美成分，它有时外化为儿童的一种艺术本能。美国发展心理学家H•加登纳在《艺术与人的发展》一书中写道：“在制作领域，一个一岁的幼儿有时能获得规则的节奏或制作出非常原始的绘画，虽然那也许只是胡乱的练习而不能算作品，然而开始作画的笔触都是有节奏的；它使我们感到，与生俱来的熟练行为的运动成份从一开始便构成了原始的审美活动。”这一与韵律感有关的“原始的审美活动”，也是人的审美本性的一种表现。因此，儿童的韵律感既体现了儿童天然的一种心理和活动本能，也体现了他们固有的一种审美本能。

（二）韵律感与秩序感

童年期的韵律敏感又与儿童对秩序的敏感有关。韵律指向规律，规律则代表了一种可以预期和把握的秩序，这种秩序感可以带来令孩子们感到愉悦的舒适感和满足感。这一与韵律相关的秩序感，包含了一种对儿童来说至为重要的安全感。年幼的孩子对秩序有着格外的敏感，这是因为对他们来说，有序的节律意味着身边的世界正处在一种稳定、合适、安全的状态中。因此，小孩子往往会不厌其烦地重复某些活动，以此来建立和巩固一种广义上的节奏规律。二、三岁的孩子特别喜欢这一类游戏：一个孩子爬到一张桌子下面，桌子上盖着垂到地面的桌布。小伙伴们看着他爬进去之后就走出房间，然后再回来掀起桌布。当他们发现桌子底下的同伴时，就会高兴得大声叫嚷。这个游戏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他们依次说：“现在，我来藏。”然后爬到那张桌子底下。孩子们明明知道这是一个重复的行为，也知道该去哪里寻找躲藏起来的同伴，仍然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同样的游戏程序。显然，在这个游戏中，令他们感到兴奋和快乐的并不只是“躲”和“找”的过程本身，更是通过有规律地重复的“躲”和“找”来确认生活的秩序，获得安全的体验。在这里，重复意味着节奏规律性的叠加和强化，这是幼儿韵律需要的表现之一。当一种行为或活动得到有规律的重复，从而形成一种可以预期的节奏时，它就成为了一个能够带来安全感的对象。因此，“一个年仅三岁的儿童可以连续50次地不断重复同样的活动”。同时，为孩子安排一种富于规律性的生活方式，也更有利于他们发展起健康的情绪和健全的人格。从韵律中产生的秩序感，也加强了对事物的控制感，它同样是儿童格外需要的一种感觉。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形：一个幼儿在听完一则故事之后，不断要求成人反复讲述这个故事，并且开始兴奋地参与其中一些动作或情节的预测。在这里，重复的讲述使原本陌生的故事越来越处在孩子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对于那些客观上最缺乏控制事物的力量、主观上又十分渴望获得这一控制力的年幼儿童来说，它的意义显然非比寻常。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适应生活中的随机变化的能力会越来越强，但这一适应力的发展不是跳跃性的。对于年幼的孩子，我们应该让他们在一种富于规律性的生活环境中，逐渐学会面对和适应那些不可控的变化。综上所述，儿童期是一个从身体到心理都富于韵律敏感的发育时期。这一既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本能、又符合儿童身心发展需要的韵律感，在儿童文学的艺术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与发挥。

二、儿童文学的语言韵律

儿童文学，尤其是读者年龄段较低的幼儿文学，是一类十分重视语言韵律艺术的文学样式，这种重视与儿童的韵律敏感有着必然的关联。这一语言韵律艺术最为鲜明地体现在语音层面。

（一）韵文体儿童文学的语言韵律

在所有语言类作品中，富于韵律感的歌谣、故事等作品能够迅速赢得儿童读者的好感，并促进儿童对相应语言的学习和记忆。“押韵的文字对孩子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出生之前。在一项研究中，妇女在怀孕的最后3个月反复诵读苏斯博士的《戴高帽的猫》，结果婴儿出生52小时后，可以从其他未押韵的书中分辨出苏斯博士的韵文书。”[4]84有鉴于此，韵文类儿童文学作品在幼儿期的阅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这类作品既包括节律齐整的儿歌和短小简单的儿童诗，也包括采用韵文体的故事、童话等。儿童文学作品中最易辨识也最为常见的声韵特点无疑是押韵，而最典型地运用押韵手法的儿童文学体裁，则是儿歌。比如传统童谣《老鼠嫁女》就有着整齐的歌行和规律的押韵。“轿”、“闹”、“袄”、“帽”、“炮”、“猫”、“了”等开口韵韵脚，既造成了童谣鲜明的节律感，又渲染了“老鼠嫁女”的热闹氛围。儿歌是以语音上的韵律为第一审美要素的儿童文学作品，其韵律特征体现在语言的各个方面，除了句末的押韵外，还包括句中语词彼此配合构成的声韵效果，以及对偶、排比、回环、重复等句式上的声韵效果。传统童谣中的绕口令、连锁调、问答歌等，大多同时综合了上述多种韵律手法，其抑扬顿挫、节奏分明、琅琅上口的音韵特点，使得年幼的儿童在理解这些歌谣的意义之前，就能先记住它的语言。除儿歌外，另一类鲜明地体现了儿童文学语言声韵特点的体裁是儿童诗。相比于儿歌，儿童诗的声韵艺术更为自由，其韵律感也更为舒展。例如薛卫民的儿童诗《房顶上的小树》，采用隔句押韵的形式，它带来了全诗声韵上一种显在的齐整感。但与此同时，晚清以后西方文学翻译工作一直到民国时期才得到进一步推进，一系列著作才被广为翻译和出版，这一时期不仅开启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同时也引发传统和现代，西方和本土文化两种形式的争议。一、西方文论向东方推进民国时期西方文学作品主要包括小说、戏剧和诗歌，为新文学创作和生产起到一定借鉴作用，而文学创作话语规则也为新文学创作缺乏的理论提供一定指导。在中国，继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后，西方文艺理论系统大趋势更加规范化。最初是经过日本传播和翻译，欧美文论和俄苏文论才在中国得到一定传播和阅读，民国建立十五年间，共有956部日文书被翻译成汉文，民国时期对于日本文艺理论作品引进，非常熟悉就是章锡琛对于日本《新文学概论》的翻译，本间久雄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等。欧美文论理论的翻译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开始，1905年《新民丛报》第3年连载的蒋智由翻译的法国学者维朗的《维朗氏诗学论》，标志着中国开始系统翻译西方文艺理论。在1933年郁达夫在《青年界》第4期发表了《英文文艺批评举要》一文，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文艺理论书目，为了能够真正阅读和研究欧美文艺理论，国人开始学习英文。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翻译欧美文艺理论的还包括1929年翻译的瑞恰斯的《科学与诗》，民国时期翻译的欧美文艺理论有50部左右，欧美文艺理论著作的直接翻译让国人对于外国文学作品有深刻的认识，正是因为外国文艺理论基础作用，也使得中国文学研究不仅有了全新的理论基础，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本土的文学理论构建。

（二）、西方文论的翻译趋向本土化

西方文学和中国文学仅就具体文学作品来说，虽然彼此存在一定文化差异，但是本土读者还是能够阅读理解的，西方文学话语规则和理论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也存在一个巨大文化鸿沟，翻译工作中存在一定问题，面对这些问题通过一定的转译、改译和编译进行本土化解决。

1.翻译中语言障碍问题会导致文本交流问题，尽管民国时期很多日本理论著作不断完善，但是对于日本民族文学，还是需要对于欧美和苏俄文艺理论进行一定借鉴工作，当时影响最大的专著就是《新文学概论》和《苦闷的象征》。但是由于文化交流匮乏和语言障碍导致翻译工作受到一定限制，所以民国时期西方文艺理论翻译必然会出现很多转译。

2.在对于西方文学作品翻译中会出现节译和改译问题，因为东方和西方文化差异，导致翻译也必然会出现差异化，导致很多翻译家都选择进行节译和改译，会将很多文学典故和例子进行删除，这样就会采取“取诸本国文学以代之”的做法，最主要是做到“意思对”。原著中的典型例子会翻译承中文，也因为国人对于西方学术知之甚少，所以会根据本国材料进行翻译。

3.新文学杂志和相关的出版社都对于文学创作进行一定研究工作，翻译出版西方的文艺理论，纵观民国时期新文学流派作家，可以对于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进行一定联系，可以很好发挥自身优势，《社会的文学批判》《文学进化论》《文学之近代研究》和《小说月报》等不断连载欧美文学翻译作品。

4.中国现代出版业主要分为商业和人文两端，也就是中国现代文学不断在商业和人文，阅读和接受西方文论与翻译中成长，并不是新文学那样具有明显的利益制衡方式，新文学的小说和诗歌都是不断借鉴欧美文学理论思想发展，文学生产和写作本身就存在一定文学话语规则，理论上是形而上存在性，也很难吸引大众进行阅读，最终导致文学消费出现一定层次问题。

结论：

第5篇

[关键词]民国；俄侨；文化史

民国时期是中国文化繁荣的重要阶段。其中，西方文化尤其俄侨文化助推了中国文化的繁荣，是民国时期中国整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化研究热的背景下，国内学者对俄侨文化给予了极大关注，出现了一批重要成果。对这些成果进行学理梳理，将有利于俄侨文化史的深入研究。

一、代表成果

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围绕俄侨文化史共出版相关著作和80余部（篇）。现仅就代表性成果分类列举如下：

（一）俄侨文化的综合性成果：李兴耕等的《风雨飘萍――俄国侨民在中国（1917―1945）》（1）、石方等的《哈尔滨俄侨史》（2）、汪之成的《上海俄侨史》（3）、于湘琳的《民国时期哈尔滨的俄侨文化》（4）、李逸津的《近代俄罗斯侨民在天津的文化活动》（5），等等。

（二）俄侨文学：李萌的《缺失的一环：在华俄国侨民文学》（6）、王亚民的《20世纪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研究》（7）、刁邵华的《重放异彩的哈尔滨俄侨文学》和《中国（哈尔滨―上海）俄侨作家文献存目》（8）、李延龄的《论哈尔滨俄侨白银时代文学》和《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丛书》（9），等等。

（三）俄侨教育：李树笑的《哈尔滨俄侨音乐教育史初探》（10）、王琦的《20世纪初俄侨在哈尔滨的音乐教学》（11）、陈晶的《哈尔滨俄侨西洋音乐教育特点研究》和《哈尔滨俄侨专业西洋音乐教育研究――以两所专业西洋音乐学校为例》（12）、何艺；宋立权的《哈尔滨20世纪早期（俄侨）手风琴教育探究》（13），等等。

（四）俄侨艺术：刘欣欣、刘学清的《哈尔滨西洋音乐史》（14）、汪之成的《俄侨音乐家在上海（1920s～1940s）》（15）、高延松的《19至20世纪中叶俄侨音乐家对中国音乐的贡献和影响》（16）、王艳莉的《俄侨音乐家与工部局乐队交往历史新探》（17）、林琳；王艳莉的《哈尔滨早期俄侨音乐活动研究》（18）、孙兆润的《俄侨声乐教师霍尔瓦特夫人身世考据》（19）、王亚民的《创建于中国的世界最悠久爵士乐队――兼忆俄侨音乐家伦德斯特列姆》（20）、牛蕊的《从漂泊的“无根者”到中国早期专业音乐的“拓荒者”――俄侨音乐家嘉祉、托诺夫在华音乐史料述评》（21），等等。

（五）俄侨学术：谭英杰的《解放前俄国人在黑龙江的学术团体及其考古活动简述》（22）、林军的《帝俄在哈尔滨的东方学家协会》（23）、徐雪吟的《俄国皇家东方学会与东省文物研究会》（24）、阎国栋的《俄国汉学史》（25）、彭传勇的《哈尔滨俄侨学者的中国东北研究述论》和《黑龙江地域俄侨中国学研究初探》（26），等等。

（六）俄侨新闻出版：赵咏华的《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1898―1956）》（27）、张慧君的《哈沪之旅：一段特殊的历史―20世纪上半叶俄侨在华出版图书概述》和《一段特殊历史的见证―20世纪上半叶俄侨在华出版报刊概述》（28）、王迎胜的《1898―1949年哈尔滨俄罗斯侨民新闻报刊事业史研究》和《俄罗斯文化曾在这里繁荣――哈尔滨俄罗斯侨民图书事业回溯》（29），等等。

二、主要特点

综观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呈现出如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涉猎领域众多。如上文所述，国内学者对民国时期俄侨文化史的研究领域覆盖面很广，涉及到文学、艺术、教育、学术和新闻出版等多个领域，反映了俄侨文化的多元性。

第二，俄侨文学艺术研究比较深入。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国内学者在俄侨文学艺术领域出版了5部著作（含丛书），占俄侨文化史全部著作的5/6，其中文学著作3部，占文学艺术领域出版著作的2/3；发表了大约50篇论文（含学位论文），占俄侨文化史全部论文的2/3，其中文学论文30多篇，占文学艺术领域的2/3。从以上数字可以证明，国内学者在这两个领域尤其是文学上投入了大量精力，研究相对比较深入。

第三，有些问题的研究走在了国际前沿。国内学者在俄侨文学、学术等领域取得的成果站在了国际学术前沿。《中国（哈尔滨―上海）俄侨作家文献存目》[1]是中国出版的世界上唯一一部中国俄侨文学文献的著作。该书是作者研究、整理了解放前俄侨留下来的大量报刊书籍，录存文学作品和文艺论文的篇名和书目，同时又通过俄、美、法等国的学者友人，取得了各该国大图书馆中馆藏资料辑成。《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丛书》[2]（2005年该丛书出俄文版）收录了俄侨文学作品约800万字，填补了俄罗斯文学史上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的空白，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便利。《世界文学园地里的一簇奇葩》[3]、《论哈尔滨俄罗斯侨民诗歌》[4]、《论哈尔滨俄侨白银时代文学》[5]等文章对俄侨文学进行了理论构建，提出了中国俄侨文学是“中俄合璧文学”、“半中国文学”、“哈尔滨俄侨白银时代文学”等学术观点。《20世纪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研究》[6]一文提出了“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的重要论点。《哈尔滨俄侨学者的中国东北研究述论》[7]一文认为中国东北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因素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哈尔滨俄侨学者的重点研究对象，并就其代表性研究成果进行了分类列举，从六个方面总结了其研究特点，肯定了哈尔滨俄侨学者的研究在中俄文化交流、俄罗斯中国学、文化遗产等方面所做出的历史贡献。《黑龙江地域俄侨中国学研究初探》[8]一文首次提出了黑龙江地域俄侨中国学的概念，并进行了概念界定，根据具体的历史环境划分了黑龙江地域俄侨中国学的历史分期，列举了各个阶段的主要代表性成果，总结了其主要发展特点，对其进行了历史评价，认为哈尔滨是俄罗斯域外中国学发展的重要基地之一，最后提出了加强黑龙江地域俄侨中国学研究力度的建议。

三、几点思考

尽管国内学者在俄侨文化史研究上取得了诸多成果，但从俄侨文化史的研究内容上看，俄侨文化史的研究还有极大的研究空间。笔者试就该问题提点自己的几点思考，期待能有裨益于学界。

第一，应撰写出综合性的俄侨文化史专著。

从目前面世的俄侨史著作来看，国内学者既在全国性的俄侨史著作里论及了全国性俄侨文化，也在地域性的俄侨史著作里研究了地域性俄侨文化。然而，遗憾的是，学界至今既没有出版1部全国性的俄侨文化史著作，也没有出版1部地域性的俄侨文化史著作。因此，学界应从地域性俄侨文化史研究着手，尽早出版综合性的俄侨文化史专著。

第二，应撰写出更多专题史著作。

从目前出版的俄侨文化专题史著作来看，只出版了俄侨文学、新闻传播和音乐等领域的著作，这是远远不够的。它不利于撰写出综合性的俄侨文化史著作。所以，学界应在诸如俄侨教育史、俄侨艺术史、俄侨出版史、俄侨学术史、俄侨图书馆史、俄侨博物馆史等专题进行研究，争取早日撰写出更多专题史著作。

第三，在巩固现有研究优势上，其他领域的研究有待深入。

在上文中笔者指出了国内学者对俄侨文学艺术领域的研究相对比较深入，因而相比较其他领域的研究就显得有些薄弱。笔者认为，在继续深入研究俄侨文学艺术的基础上，加强诸如俄侨教育、俄侨学术、俄侨出版、俄侨图书馆、俄侨博物馆等领域的研究。在俄侨文学研究上，进一步挖掘史料，在哈尔滨俄侨文学与东北文学关系、上海俄侨文学与“孤岛”文学关系上给予关注；在俄侨艺术研究领域，应多研究一些俄侨绘画艺术问题；在俄侨教育、学术、图书馆、博物馆研究领域，应系统梳理；在俄侨出版研究领域，应对包括《远东报》、《亚细亚时报》、《东省杂志》等重要报刊进行重点个案研究。

参考文献：

[1]刁邵华.中国（哈尔滨―上海）俄侨作家文献存目[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1.

[2]李延龄.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丛书[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2.

[3]李延龄.世界文学园地里的一簇奇葩[J].俄罗斯文艺，2002（6）：8―15.

[4]李延龄.论哈尔滨俄罗斯侨民诗歌[J].俄罗斯文艺，1998（2）：28―33.

[5]李延龄.论哈尔滨俄侨白银时代文学[J].俄罗斯文艺，2011（5）：74-79.

[6]王亚民.20世纪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07：141―156.

[7]彭传勇.哈尔滨俄侨学者的中国东北研究述论[J].西伯利亚研究，2011（1）：81―85.

[8]彭传勇.黑龙江地域俄侨中国学研究初探[J].黑河学院学报，2013（5）：14―16.

基金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民国时期在华俄侨学术活动及价值研究”（13CZS041）阶段性成果。

注释：

（1）[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2）[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3）[M].上海：三联书店，1993.

（4）[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

（5）[J].寻根，2008（2）.

（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7）[D].兰州：兰州大学，2007.

（8）[J].求是学刊，1992（5）；[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1.

（9）[J].俄罗斯文艺，2011（5）；[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2.

（10）[J].西伯利亚研究，2001（2）.

（11）[J].黑河学院学报，2012（4）.

（12）[J].戏文，2005（6）；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10（2）.

（13）人民音乐，2010（6）.

（14）[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

（15）[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

（16）[D].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2011.

（17）[J].人民音乐，2010（3）.

（18）[J].北方音乐，2011（2）.

（19）[J].歌唱艺术，2012（5）；2013（4）.

（20）[J].人民音乐，2012（6）.

（21）[J].音乐研究，2013（1）.

（22）[J].北方文物，1986（2）.

（23）[J].北方文物，1987（1）.

（24）[J].黑龙江史志，2010（12）.

（2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6）[J].西伯利亚研究，2011（1）；黑河学院学报，2013（5）.

（27）[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第6篇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 一个国家的灵魂是这个国家在发展历程中所积累下的文化。而文化对一个国家的文学评论可产生一定深度的影响。但是，不同国家之间其文化不尽相同，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正是不同的文化打造出了不同的文学，其差异让文学丰富多彩。纵观英、美文学的评论，其批评声音非常大，而且批评的角度、方法等更是多种多样，影响英、美文学的评论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化差异上的影响。

一、英美文学的特点

英美文学指的是英国、美国民众艺

术化使用英语的一种表现，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英语具有强烈的表达功能，其文学的风格也非常多元化。其分类一般包括：戏剧、文学评论、诗歌、小说等。

（一）英国文学的特点

英国文学的历史非常久远，其演变过得也非常复杂，在此过程中英国文学受到文学体之外的如经济、历史、宗教等方面的影响，其内容遵守了相应的自身规律，经过了一系列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如文艺复兴、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二战之后，英国文学一般的趋势为写实――实验――多维度。

（二）美国文学的特点

在19世纪末期，美国文学由英国文学中分离出来，在初期虽仍具有英国文学特点，但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慢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二战后，美国文学历经了三个阶段：新旧交替期（20世纪50年代）――实验主义精神期（20世纪60年代）――多元化发展时期（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期）。由此可

见，美国文字形成了和过去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其文学表现为多维度、平民化、爱自由等。在美国文学史上，可归纳为三次繁荣：第一次，19世纪前期所形成的民族文学；第二次，一战、二战之后，美国有近十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世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三次，文学理论、批评非常活跃，主要有结构、后结构、女权、新历史主义等。

（三）英美文学评论

文学传诵一时批评需直面面对三个比较敏感的问题：第一，文学伦理学、伦理学之间的关系；第二，文学伦理学批评、道德批评问题（此内容是进行文学伦理学批评实践的关键性问题）；第三，文学伦理学批评、审美关系。20世纪是一个品评的时期，文学品评沿着内在到外在研究的发展轨道，结构、解构、女性、新历史主、后殖民主义等等思想及理论，改变了相应的文学观，由基础上转变人们对于文学传统、文学和社会关系、文学和文化之间的认识，开创了文学研究的新篇章。

二、文化差异对于英美文学的影响

（一）文化发展载体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英国的文化历史发展久远，有着良好民族文化发展传统。而且英语作为文化历史发展的本宗，有着自己的优势，因它传承传统文化，在文学作品中有着很好的表现能力。所以，很多文学评论家在对英国文学作品评论的时候，对语言的使用非常小心，也许是出于对本宗英语的崇拜所造成，生怕因为语言使用不当而玷污了英式英语的地位。所以评论家对英国文学作品评论一向都是比较规矩的，缺少个性。

美式英语是英式英语的衍生，虽在本质上和英式英语比较没有改变，但作用自由、民主的新国家，美国在争取独立发展中经济、政治、文化制度都是新生。美式英语同样作为新生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便带有创新的特点。而且美国民主革命比较成功，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未留下大的历史问题。这些反映到语言使用面上即文学评论家对美国文学作品进行评论时，比较具有个性和创造性。这种语言上的创新与美国自由、民主的精神是紧密相连的。

（二）文化内含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英国文学评论在是在传承与脱离传统之间挣扎的。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在复仇中挣扎于“生存还是灭亡”这个问题充分表现了他的不独断的个性，而这个时期的英国文学评论也具有这样的特点。17到18世纪，英国文学评论从宗教色彩至荒诞的创造手法都体现了传承与脱离传统的斗争。20世纪后，英国文学评论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总体分析，英国文学评论界中除伊格尔顿之外，未出现具有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英国文学评论的发展向着现代、后殖民、女权主义方向发展。文学评论对以前文学理论成就进行了重新的分析，并构建起新的、与当前社会相适应的文学理论。

・文化艺术马迪：英美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分析美国文学的评论，不可不重视对美国文学的研究，因为文学评论是在文学之后诞生的。美国作为一个殖民国家，文学受到欧洲文学，尤其是受到印第安和英国文学的影响。作者认为，美国文学有自己的特点，虽其受到很多因素影响，但最重要的还是在美国自身因素上。美国文学和其评论一样，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三）文化历史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对于英国文学来说，在文化历史发展中，文化历史传统特点是人本主义，但和禁欲、神权主义相比，在文学评论当中，人本主义观比较保守，这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文化历史中的妥协性是分不开的。比如莎士比亚在对自己文学作品评论时，分析其作品更多是对人本主义的宣传，可以说是英国文学作品评论的典型，对英国之后的文学评论产生了影响，同时也形成了英国稳定的传统人本主义评论观。但随着社会发展，创新显得越来越重要，保守的人本主义观也受到了一定的质疑。美国文学评论对于人本主义观点在显得激进的同时还有独特性，这是因为美国与英国不同，不带有文化历史包袱，也未有文化历史问题。同时美国为争取自由、独立所形成的自由文化气氛让美国文学评论在发展中轻松上场，所以美国文学评论中对于人本主义观点都是比较激进的，甚至还表现出特别的人本主义创新理念。

第7篇

的新诗集《尝试集》第一编中的诗歌产生于民国五年、民国六年，在这两年时间内新诗的实验室只有一个人，当时的新诗界在创作上一片萧条。自身也倍感如此。如在艺术上，他大方承认钱玄同对自己新诗创作所说的“未能脱尽文言窠臼”“嫌太文了”的批评。只是到了《尝试集》第二编，才开始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才开始真正的“诗体大解放”的新诗创作。

的《尝试集》共收诗作74首，分为两编和附录三集。除附录里收的22首旧体诗词外，其他两编都是处于尝试阶段的新体诗。第一编共收诗歌23篇，包括后来影响甚广的《蝴蝶》《江上》《朋友篇》等诗作。第二编共收诗歌29篇，后来得以广泛传播影响深远的诗歌，如《一念》《鸽子》《人力车夫》《老鸦》《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新婚杂诗》《一颗星儿》《希望》等都被收录在此。而这些诗歌在《尝试集》出版后大多都被收录进了中学的国文教材，影响了几代人。

《尝试集》第二编中的诗歌有多数在后来被选编进了中学国文教材。沈星一编选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选录了《一颗星儿》，秦同培的《中学国语文读本》选录了《一念》《鸽子》《人力车夫》《老鸦》《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新婚杂诗》六首，张弓编的《初中国文教本》以及罗根泽、高远公、黎锦熙等编选的《初中国文选本》则选录了《威权》，朱剑芒选编的《初中新国文》以及《朱氏初中国文》选录了《一颗星儿》，后者还选录了《奔丧到家》等。

这一集中的多数诗歌写于1918年至1919年间。从第一编到第二编，本着进化论的精神，在诗歌的形式方面，曾做了解释。他说第一编中的诗歌，“除了《蝴蝶》和《他》两首之外，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至于第二编，“虽然打破了五言七言的整齐句法，虽然改成长短不整齐的句子，但是初作的几首，如《一念》《鸽子》《新婚杂诗》《四月二十五夜》，都还脱不了词曲的气味与声调。在这个时期里，《老鸦》与《老洛伯》要算是例外的了。就是七年十二月的《奔丧到家》诗的前半首，还只是半阕添字的《沁园春》词。故这个时期――六年秋天到七年年底――还只是一个自由变化的词调时期。自此以后，我的诗方才渐渐做到‘新诗’的地位”。他自己坦承“《老鸦》《老洛伯》《你莫忘记》《关不住了》《希望》《应该》《一颗星儿》《威权》《乐观》《上山》《周岁》《一颗遭劫的星》《许怡荪》《一笑》――这十四篇是‘白话新诗’”，“其余的不是真正白话的新诗”。其中的《威权》《乐观》《上山》《一颗遭劫的星》等诗作，他认为在形式上“都极自由，极自然，可算得我自己的‘新诗’进化的最高一步”。正如自己所说：“社会对于我，也很大度地承认我的诗是一种开风气的尝试。这点大度的承认遂使我的《尝试集》在两年之中销到一万部。这是我很感谢的。”这仅仅是就《尝试集》的发行量而言的，如果算上数以万计的中学生对国文教材中诗歌阅读的话，他的白话新诗的影响不可估量。

笔者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尝试集》自身“开风气之先”的艺术特质。这也正如陈子展很早就指出的，“其实《尝试集》的真价值，不在建立新诗的规范，不在与人以陶醉于其欣赏里的，而在与人放胆创造的勇气”。在他的“尝试”之后，如其所言：“这两年，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刘半农、周豫才、周启明、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诸位，美国有陈衡哲女士，都努力做白话诗。白话诗的实验室里的实验家渐渐多起来了。”。是以，朱光灿先生才说：“在《尝试集》的创作中是尽力运用‘现在的白话’，和接近民众口语的现代的活的语言，不避俗字俗语，讲究文法，注重运用标点符号，不用套语，不用典故。这就使《尝试集》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推动白话替代文言而成为新诗最适宜的工具，初步形成了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诗的语言方面，起了开创性与示范性的作用。”口¨正是本着这种开创性和示范性的作用，本着“摆脱旧时格律的镣铐而趋向自由诗”的艺术精神，让“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跑到了他的诗歌里面去，才导致他的白话新诗艺术水准的提高，才让白话新诗有资格作为范文跑到了中学的国文教材里，继而通过讲授实现了自身的经典生产。

那么，中学的国文课中，新诗是如何通过讲授来进行知识生产的呢？

担任过上海澄衷中学校长的曹幕管曾写文章《论文学无新旧之异》对创作新诗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不废文言作诗”，“以白话作诗也者，只是试验而已，练习而已”。纠对于白话新诗的出现，他认为：

凡学校出身，自初多攻散文，少读诗句，学作对联，更系外行。人情于其所不惯者，兴味自为之锐减。韵文少读，律诗少做，偶尔觑面，遂觉难识，亦事之常。因而“艳诗艳词”，意象纵极深厚，比兴纵极允当，而凡为学校出身者，未能洞悉个中之深味。谨愿者藏拙，倔强者鸣鼓，趋时之士相与盲从而附和之，天下则纷纷矣。此白话诗之所由来也。

虽然曹氏对白话新诗并不看好，但这段话却指出了当时学生对旧体诗歌的陌生感，也就是不能“洞悉个中之深味”，这恰恰是白话新诗进入中学国文教育的重要原因。吴仁援在《汉诗现代化新论》中认为：“无数的事实都证明了，老百姓嘴里的白话口语有着与时俱进的本性特质，而诗歌的发展变化又与白话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天然联系。具有最自由、最活泼生命力的诗歌，它必然是从现实生活中来的，它必然是有感而发、因情而生的。白话文以其渗透在现实生活中的、作为人的基本生存方式的内涵，与现实生活融为一体、密不可分。找到了白话文，意味着为诗歌工具的‘焕然一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他看来，白话新诗不仅在于好懂，更重要的是与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密不可分。

事实上，白话新诗作为文学语言、形式变革最突出的新文学代表，更与五四呼唤个性以及想象自我的内容密不可分。因此，朱湘才说：“浪漫体的文学是少年时代的一种最迫切的需要。这种体裁的文学，在教育上，是地位极为重要的。想象与体格的发展都在少年时代；处在这个时代内的少年，如其有健全的、积极的恋爱文学，健全的、优美的骑士文学给他们阅读，一定能培养成为想象丰富、魄力坚强的国民。”

正因如此，白话新诗在中学国文课堂的讲授重点不外乎语言形式与蕴含的关乎生存与生命体验方式的思想内涵两个方面。

的诗歌《鸽子》最初被选人沈星一编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后来王侃如编的《新学制初中国文》、朱剑芒编的《朱氏初中国文》等教材也选编了这首诗歌。在最初选择这首诗歌的沈星一编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中，编者通过这首诗主要是想给学生明示新诗的形式特点，同时意图涵养学生的心力，以期在文学形式上能够启发学生自由、明白、迅速、直接地表现自我的情感。在朱剑芒编的《朱氏初中国文》中，教材“参考”对“文体”的说明如下：

本篇是首写景体的小诗。内容系描写空中群鸽飞翔的状态。虽则字面浅显，句式解放，但句尾依旧押韵，尚不能认为纯粹的新体诗。作者自己曾说，他的新诗含有词调的很多，像本篇的格调确乎带有词的意味与音节的。

“表解”强调了本篇的“描写”内容，即描写了晚秋的天色与群鸽在空中飞翔的状态。由此可见，教材对《鸽子》一诗的讲解不仅仅是诗歌所描写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讲述了诗歌在艺术上的特点，强调了初期白话新诗与旧体诗的关系。这在当时教材开始重视文言文的大背景下，应该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证明，在经历了重重考量后进入中学国文教材的新诗，在中学的国文教育中也总是面临着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中学国文教育的场域是语文技能培养的空间，更是社会权利根据自身文化建设的需要对知识进行整合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内，新诗的思想内涵经历过打磨渐渐适应了当时的教育宗旨，与其时的主流政治文化结合，在这种知识生产的复杂对话中很好地发掘了文本的深层意义，实现了文本意义的增值与空间流布。

参考文献

[1][2].口述自传[A].欧阳哲生编.文集：第一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39，318.

[3]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A].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八集[C].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1.

[4][5][6][7].尝试集再版自序[A].欧阳哲生编.文集：第九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84，84.90.85.

[8].《尝试集四版》自序[A].欧阳哲生编.文集：第九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91.

[9]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A].徐志啸导读.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93.

[10].《尝试集》自序[A].欧阳哲生编.文集：第九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82～83.

[11]朱光灿.中国现代诗歌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105.

[12].谈新诗[A].欧阳哲生编.文集：第二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34.

[13][14]曹幕管.论文学无新旧之异[J].学衡，1924（32）.

[15]吴仁援.汉诗现代化新论[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34.

[16]朱湘.文学与年龄[A].江行的晨暮[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197.

第8篇

关键词：英美文学 文学评论 文化差异

英美文学是英美语言被英美民众艺术化使用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对英美现实生活的一种艺术性的反映，是英美文化被世界人民所认识和了解的一个窗口。英语作为一种具有强烈表达功能的交流工具，在英美文学中，被用来表达英美人民的情感和思想，其风格也具有多元化。但是通过对英美两国文化载体语言差异、历史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起着支配性的作用。

1.英美文学评论概述

文学评论是运用文学理论现象进行研究、探讨，揭示文学的发展规律，以指导文学创作的实践活动。文学作品是文学评论的对象，对某一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评价属于狭义的文学评论，而广义的文学评论则是对所有和文学有关的思想、人物、现象进行分析和评价。文学评论建立在文学作品分析的基础之上，文学评论高于文学分析，分析是具体的，而评论则是广泛而深刻的。英美文学评论属于文学评论中的一类，它是一种运用文学理论现象对英美文学进行研究、探讨的实践活动，它可以揭示英美文学的发展规律、指导英美文学的创造。英美文学评论其对象是英语文学作品，其目的是通过对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表现形式、思想内容、创作风格等进行分析、议论，借此来提升英美文学爱好者的欣赏和阅读的水平，正确接收文学作品所传递出的信息。同样英美文学评论也有别于一般的作品分析。由上文可知，文学作品分析比较重视对文学作品本身的属性进行分析思考，而英美文学评论则重视对文学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文学艺术表现和外在表现进行思考评论。

2.英美文学评论中的文化差异

人类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文学作品的差异，文学作品是一种借助语言表达展现文化内涵的方式，英美文学作品多以诗歌、戏剧的方式出现，它不仅代表了作者的思绪，更体现出了民族的情感，但因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区别，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生活习惯，导致英美文学之间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差异。

2.1历史传统的差异。在美国文学评论中对于人本主义的观点，在激进的同时还表现出了其具有的独创性。这主要是受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首先，美国没有像英国一样带有较沉重的文化历史包袱。其次，美国为了争取独立而形成的民主、自由的文化氛围，这使得美国文学评论在发展上可以没有任何包袱。所以，在美国的文学评论中，很多作者对于人本主义的观点，都是保持着一种较激进的态度，有的甚至还表现出了独具一格的人本主义的创新观点。然而，英国的人本主义是相对神权主义和禁欲主义的。由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文化历史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在英国文学评论之中，对于人本主义的观点还是倾向于保守的一面。但是随着社会经济、文明、文化的发展进步，在英国文学评论中这种人本主义观点，逐渐地受到了很多人的否定和质疑。

2.2载体语言的差异。美国是一个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平等的新生国家，在争取国家、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其经济制度、文化制度、政治制度和民主的文化意识等都是新生的，所以美式英语也是其中新生的事物之一。新生事物要想发展壮大必须去创新，当然美式英语在发展过程中就必定会带有创新和一定的叛逆的特质。由于美国的民主革命较为成功，在文化、经济和政治等方面都没有较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和负担，所以文学评论家在语言的使用上不会像英国的那样小心翼翼而是带有创造性，对美国文学作品的评论会比较张扬个性，并且也不会有顾忌的现象。美国文学评论在语言使用上的创新性，离不开美国民主、自由、个性张扬的氛围以及“一切皆有可能”的文化精神。英国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和良好的民族文化发展传统。英语是正宗的英国民族文化发展载体，它继承了传统文化遗产，使得其在英国文学作品使用中具有很好的表现性。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文学评论家在对英国文学作品进行评论时，在语言的使用上十分小心翼翼。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潜意识中对古老而悠久的英式英语有一种由衷的尊敬和崇拜，害怕在语言的使用上不当而亵渎了古老而悠久的英式英语。这使得英国文学评论缺少张狂特质和个性自由。

第9篇

关键词:文学;旅游;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59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0)10015603

1 引言

文学作为一种语言性艺术,自古就与旅游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方面,文因景生,优美的景观刺激并产生了优秀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景因文名,优秀的文学作品又将旅游资源特色化,丰富了旅游资源的内涵,增强了旅游资源的表现力和吸引力。基于这种密切的关系,对于文学和旅游的结合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从旅游学的角度来说,文学旅游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分支。相对来说,对于文学旅游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还很少。但是,对于之前的研究成果还尚未有人进行归纳,为此笔者对国内外文学旅游研究进行了综述。

2 文学旅游的定义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往往会触动人的灵魂深处。作品中描述的优美景色,使得人们总想亲眼见目睹。作品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总牵动着读者的心灵,人们想去故事的发生地寻找人物的踪影,想更多地了解关于他们的一切。那些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让人想去亲身经历,在现实中重温那份感动。因而,那些与文学作品直接联系的地方就成为游客向往的旅游目的地,也成为激发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并被旅游业可以开发利用的文学旅游资源。由于“重文”的心理,人们往往因为对优秀文学作品的喜爱而引发对作者本人的兴趣。人们想去了解现实中的作者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究竟是怎样的环境培养出了这样伟大的文学家。所以,作家故居、纪念馆、宗祠墓地、以及诗人作家行踪所至而留下的诗文、石刻碑记,也成了吸引游客前往的文学旅游资源。

借鉴旅游的定义,笔者认为文学旅游就是指人们基于对文学作品的兴趣,前往与作品相关的(包括与作者相关)目的地而度过一种短暂的综合经历。旅游本身就是一项综合的活动,文学旅游也不例外。文学旅游属于文化旅游的范畴,更简单更广泛地说就是一种跟文学作品有密切关系的文化旅游活动。

3 国外文学旅游研究综述

关于文学旅游的研究,国外学者大都将其置于遗产旅游的范畴内讨论,如Yaniv Poria,Richard Butler,David Airey(2001)指出文学遗产旅游作为一种遗产旅游类型,是建立在遗迹或吸引物的文学价值上,并且游客对于文学的观念具有相当的共同性的旅游活动[1]。Herbert(2001)也认为文学旅游地就是遗产旅游景观的一部分,有关遗产的重要理论也适用于文学旅游地[2]。

(1)国外学者主要采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通过田野作业、问卷调查与对象访谈等手段,对文学旅游者、文学旅游地、文学旅游真实性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3]。Herbert(1996)将文学旅游地分为与作家有关,如作家生活过的地方、与作家有关的戏剧性事件的发生地;与作品的场景有关;与情感价值、怀旧、记忆、象征等有关,其内涵比某一特定的作家或作品更宽泛、更深刻[4]。Clare Fawcett,Patricia Cormack(2001)则对文学旅游地的真实性进行了研究,指出在爱德华王子岛的3个文学旅游地,真实性以现代主义者、理性主义者、折中主义者的3种解释形式体现出来[5]。

(2)对于文学旅游资源的内涵与开发,国外学者并没有作为专题内容进行论述。只是笼统地将文学旅游资源归纳为与文学作品及与文学作者相关的旅游吸引物。至于文学旅游资源开发的研究也都是从遗产旅游的角度出发,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可操作性模式。

4 国内文学旅游研究综述

4.1 相关概念研究

兆康,刘德艳在1993年就对文学旅游的定义和特点作了表述,认为文学旅游是指以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为依托,利用其知名度和各地区、各阶层的人对文学作品的认同感和各自的审美趣味,借助一定的物质手段,再现文学作品中原本运用语言所创造的人物、场景、情节等,使游人置身其中,通过审美作用,得到全方位的物质、文化享受的物质活动[6]。但之后很少有人再对此定义进行界定。王中军(2005)从宏观的层面阐述了文学旅游资源的定义和分类,认为文学旅游资源既包括以文字形式存在的文学作品,也包括以实体形式存在的旅游景观[7]。总之,国内对文学旅游资源的概念表述基本停留在描述层面,判别性较低,难以将文学旅游资源与其他旅游资源区分开。

4.2 文学旅游资源开发研究

国内在阐述文学旅游资源的开发方面,系统的的研究主要有肖洪根(1998)从文学旅游景观产品的产生、消费与促销3个角度阐述了文学旅游资源的开发[8]。杨秀玲,王军华(2005)对文学艺术旅游资源的开发可行性进行了研究,认为要以实景、虚景相结合的形式,对文学艺术资源进行开发[9]。余靖华等(2009)对文学旅游的开发驱动要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根据资源的文学旅游附加值与其他旅游附加值的高低对比将文学旅游资源的开发模式分为从属跟进模式、互重并行模式、主题聚合模式以及文化提升模式[3]。喻学才(1996)提出文学名著模拟景观制作中不必拘泥于历史的真实性,而重在营造文学氛围 [10]。另外,万津津(2009)也强调开发文学旅游资源应重视保护真实性[11]。贾鸿雁,王金池(2009)认为兼顾旅游客体和旅游体验真实性的建构主义真实性理论符合文学资源亦真亦幻的特点,适宜作为文学资源旅游开发的基础[12]。

以上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大都以文学旅游资源为研究对象。而张维亚(2007)以南京夫子庙李香君故居和王谢古居为例,则从文化遗产角度探讨了文学旅游景点的开发[1]。之后,张维亚等(2008)又指出文学遗产旅游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的一项空白。并指出南京民国文学遗产的旅游开发,要把握4个特性:文学性、原真性、体验性、地方性[13]。另外,王强,刘飒(2009)也研究了文学遗产旅游资源的价值研究及开发途径[14]。

4.3 与相关理论的结合研究

国内在讨论文学旅游与其他理论的结合时,围绕体验经济与文学旅游结合的最多。陶少华(2006)从理论高度探讨了体验经济与文学旅游的结合方式,并探讨了将体验引入文学旅游后的产品开发思路[15]。楚艳平(2007)通过分析体验经济与文学旅游内在结合的可能性,进一步探讨了在体验经济的理念下如何将文学旅游资源开发成体验型文学旅游产品 [16]。而庄志民(2003) 将体验经济与文学旅游相结合进行了个案研究,对以“醉翁亭”为主干的滁州市旅游产品做了创意设计[17]。另外,王芳(2008)探讨了文化创意与名著文化旅游的融合,提出了名著文化旅游创意的概念[18]。

4.4 具体的文学遗产的旅游开发研究

对具体的文学遗产的开发研究,我国研究最多的是三国文化旅游的开发。1989年,喻学才,陈钢对三国旅游线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影响三国旅游线深度开发的各种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19]。之后,沈伯俊(2003)依据体验旅游理论分析了“三国文化”旅游在开发中存在的若干问题[20]。牛青(2008)则以蜀国丞相诸葛亮为主线,设计了一条以人物为主线的三国特色旅游线路[21]。另外,还有部分学者对其他文学遗产地简单地进行过探讨。

5 结语

目前文学旅游的研究还处于很初级的阶段,无论是对其定义、特点、分类等基本属性的研究,还是相关理论及案例的研究都很少。同时,也说明文学旅游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尤其是对其进行系统地研究还是旅游研究中的一个空白。

随着我国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的精神需求层次也越来越高,旅游需求更加趋向于对景区景观的文化内涵的深入了解。因而,文学旅游作为文化旅游的一个重要分支,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加上旅游研究在其他分支方面的逐渐完善,势必文学旅游的研究会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无论是在研究领域,还是旅游的现实开发中,文学旅游都面临着很好的前景。

参考文献:

[1] 张维亚.文学旅游地的遗产保护与开发[J].旅游学刊,2007,22(3):40~44.

[2] David Herbert.Literary place,tourism and the heritage experience [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1(2):312~333.

[3] 余靖华,李江风.刍议文学旅游附加值的资源载入及开发模式[J].理论与实践,2009(1):82~84.

[4] David Herbert.Artistic and literary places in France as tourist attraction[J].Tourism Management,1996(2):77~85.

[5] Clare Fawcett,Patricia Cormack.Guarding authenticity at literary tourism sites [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1(3):27~28.

[6] 兆 康,刘德艳.论文学旅游[J].旅游学刊,1993,22(3):43~46.

[7] 王中军.试论我国文学旅游资源的概念及分类[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9(1):30~32.

[8] 肖洪根.再论文学旅游资源的开发[J].华侨大学学报,1998(3):115~119.

[9] 杨秀玲,王军华.试论我国文学艺术旅游资源的开发[J]开封大学学报,2005,19(1):23~25.

[10] 喻学才.论文学名著型模拟景观的开发[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6,12(3):62~63.

[11] 万津津.文学旅游资源的经济开发策略[J].企业经济,2009(1):138~140.

[12] 贾鸿雁,王金池.从建构主义真实性看文学资源的旅游开发[J].旅游学刊,2009,24(5):26~30.

[13] 张维亚,赵步阳.民国文学遗产旅游开发研究[J].商业经济.2008,(9): 109~110.

[14] 王 强,刘 飒.文学遗产旅游资源的价值研究及开发途径[J].中国资产评估.2009(2):13~15.

[15] 陶少华.体验经济视角下的文学旅游发展策略[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17(3):351~354.

[16] 楚艳平.体验经济视野下的文学旅游产品开发设计[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7.

[17] 庄志民.关于体验型旅游产品设计的发散型思考[J].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5(2):13.

[18] 王 芳.名著文化旅游创意的初步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8.

[19] 喻学才,陈 钢.关于“三国旅游线”开发的若干问题[J].旅游学刊,1989,4(4):44~47.

[20] 沈伯俊.开发“三国文化之旅”的几个问题[J].中华文化论坛,2003,(2):111~113.

[21] 牛 青,石应文.以人物为主题的三国文化旅游产品研究[J].中国商界,2008(9):259~260.

A Study Review on literature tourism

Wang Yang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China)

第10篇

近代云南文化名人楚图南对云南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有深刻、精辟的阐述。1938年，楚图南撰文评述：云南文化“大约在汉唐以前，还是土著文化时代”，日益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文化区域”；汉唐以后，随着滇缅交通的开辟，佛教等各种宗教传入云南，与云南土著文化相交织；“云南到了明时才真正的开化，或者说是真正的华化”；到了清朝，云南文化未发生明显的变迁；“革命以后，海禁大开，云南也有滇越铁路，帝国主义的势力也侵入到云南来了。但文化的实质，仍是和以前的一样，半封建的农业社会，中国的传统的一切，仍然有着绝对的支配的力量”，“云南的社会和文化虽然从明时以来，已经华族化，但却没有现代化”；的爆发开启了“云南文化史上的一个新时代”，“云南成为后方的军事准备的重镇，和文化思想的保育和培养的摇篮”。楚图南清晰地勾勒了云南文化的演进脉络，描述了云南边地文化的特殊内质，又强调抗战的发生提升了云南的文化地位。

对于云南颇为隔膜的人往往将西南边地视为蛮夷之邦，例如，从昆明走出的现代作家陆晶清在北京读书期间，“许多外省的同学，博学的教授”常常以猎奇的心态对她发问，使她“深恨不幸生长在云南”。楚图南对云南的地缘意义作出了与众不同的价值评估，他看到了云南的边缘优势：“云南因为地位偏僻，交通不便，所以很可能利用了地理的特殊性，在人所不注意的环境里面，从容准备，一旦国势颠危，中原多难，振臂一呼，异军突起，也就重新奠定了危局，使当前的国运，又转危为安。”他还理直气壮地反问：“在文化上一向被视为比较落后的云南有谁知道，它在中国现代史上，所占领（据）的重要地位呢？有谁知道它在中国政治史上的最伟大最光荣的贡献呢？”。据楚图南的理解，地理位置的边缘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云南的封闭性，却在另一方面孕育了云南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独特优势。与此契合的是，1938年茅盾在昆明讲演时，高调宣称“云南有深山大泽，有生龙活虎”，茅盾的这个判断或许并非礼节意义上的溢美之词。

作为云南省会，昆明获得了明显的边缘价值与抗战机缘。民国文人当中，以为边疆城市昆明萧条、落后者为数甚多，然而，也有一些见闻稍广的文人确信“在所有的都市中，恐再找不出第二个像昆明这样市内多山的都市，这真是山国的产物……在都市内住着，有山有水”，因而赞誉昆明是“山国中的天国”、“城市山林”。也有文人欣赏边城昆明的绮丽多姿：“昆明，这天然的一个华美的都市，就像是象征着南国的温馨。”还有文人澄清事实，化解外人对边城昆明的误会和偏见：“昆明在以前是被人看作边远蛮荒，瘴气苦人的所在，又因为交通的不便，所以国人很少有机会去观光……要知道昆明的好处，不仅是四季长春，气候温和，而且到处都是山光水色。”于此可见，昆明的边城文化特质在民国文人那里已经得以确认。

抗战之后的昆明更显光彩夺目，那时的文人自豪地宣称“昆明，这是一个战后中国最令人神往的城市”，它就像“一个民国以后的乡下姑娘，带着一切旧传统的性格走进了一个最现代的城市”，“于是乎就被雅称为‘文化城’，成为莘莘学子们所向往的城市”。抗战对于昆明文化地位的影响力被某些文人提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有人断言“抗战没有发动前，昆明是被称为文化的荒漠”，正是抗战使得“许多文化人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汉口、广州，迁移到这大后方的重镇来”，由此“把这块文化荒漠改变过来”。抗战结束之后，又有文人惋叹昆明再度冷落的历史命运：“昆明的素养原本不深，借抗战而一起的昂扬毕竟随着抗战的结束而归于一仆”，“胜利后，本市重要性顿失，中央机关多东迁，逃难学校亦相继而去，是以市容已大不如前”。在昆明发展史上，民国文人提出的“抗战”决定论或许有待斟酌，而抗战机缘改变了昆明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空间地位和文化分量，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空间上的边缘价值与时间上的抗战分野，共同确定了民国昆明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坐标。1944年闻一多大声疾呼“保卫昆明即所以保卫云南，保卫云南即所以保卫大西南，保卫大西南即所以保卫中国”，该现象无论在昆明城市史上还是在中国现代史上，都具有文化象征意义。

二、城市比较与空间接受：民国文人对昆明的阅读与归化

抗战机缘使昆明迎来了大批外省文人，“许多文化人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汉口、广州，迁移到这大后方的重镇来”。来自不同区域的文人对昆明的审视与品读，伴随着异质文化的相遇和碰撞。文人将边城昆明与燕京古城、江南都会、荆楚名镇、岭南美邑作比较，折射了地域文化元素的交流和融合，反映了战时文人的故园情结和家国之思。

文人跋山涉水进入西南边疆，将滇境最繁华的昆明与他们昔日蛰居或游赏的城市进行对比，完全合乎情理。了解昆明发展史的民国文人看到：这座边城在抗战之前“是座朴素古老的山城，虽有滇越铁路交通、贸易市场，依然无甚进展，现代的建筑除却法国人的几间大旅舍外，简直是凤毛麟角，文化也无甚发达”，抗战给昆明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但城市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习惯了大都市物质享受的文人难以适应边城生活，战时物价的暴涨又导致了更大的经济压力，造成了部分文人撤离昆明的现象，某些文人竟然“直截了当地回港沪平津去了”。文人对于城市的选择是生活行为上的城市比较。抗战结束之后，昆明文化气氛有了显著变化，文人慨叹昆明文坛的凋零和“新闻窒息”，“住在昆明的人都说，要看新闻还是得读重庆尤其是上海的日报”，这样的城市文化比较，体现了文人对昆明政治环境突变的不满情绪。

除了少数文人认为昆明的风景“比不上江南”，觉得“昆明的翠湖自然及不得杭州西湖的体态明媚”之外，盛赞昆明胜过其他城市的文人比比皆是。有人宣称“昆明山水的清秀，天然风景的优美，国内其他都会很少能比得上”，“昆明可比一美丽的乡下姑娘，她的美全为天然；杭州可比一都市摩登小姐，她的美大半是在修饰上”；有人断定“昆明正是具有杭州同样明媚的山水，却没有杭州的洋化和僧道气的一个城市”；有人认为昆明“山明水秀”、“天然美丽”，“远非半由人工修筑的杭州西湖所能媲美”；有人觉得昆明的滇池胜过无锡的太湖和杭州的西湖：“太湖少妆饰，如朴素的村姑，西湖太妖冶，似摩登的贵妇！滇池却像内地的女学生一般的健美！”有人肯定昆明的市容之美，声称“贵阳是远赶不上它的”。老舍高度评价了昆明的自然环境和城市景观，他说：“论天气，论风景，论建筑，昆明比成都还更好。”

在翻译学界，“异化”和“归化”是两种不同的策略，分别表现为文化上的“求异”和“趋同”思维。“归化”是“将原文独具特征的东西采取‘入乡随俗’的方法融化到目的语中的转换方法”，其依据在于“译文读者往往用自己的文化观念来理解译文的内容”。对于战乱中被迫辗转于边疆的民国文人而言，在空间感知方面更倾向于“归化”情结。

迁居昆明的文人当中，“在北平住惯了的人，到了昆明，说它像北平。在杭州住久了的人，又说它像杭州。如果再到昆明的新住宅区走走，又觉得它像天津，像南京”。有人评价昆明的正义路极像“上海的南京路，及汉口的江汉路与中山路”；马市口华山路一带是“昆明的文化街”，“可以媲美上海之四马路”。昆明“热闹拥挤的马路，翠湖里的月夜，大观楼的满园春色”，在某些文人看来“与撤退前的武汉有点相似”，而昆明“乱弹茶铺”的娱乐情形又“略同南京夫子庙清唱”。很多来自故都的文人认为昆明酷似北平：在老舍眼中，“昆明的建筑最似北平……墙壁的坚厚，椽柱的雕饰，都似‘京派’”；黄裳觉得昆明“颇有北平的风沙之意”；朱自清由昆明的白鹭想起“北平太庙里的‘灰鹤’”；吴宓认为昆明“圆通公园、翠湖”等景致“甚似北平”，“惟有昆明可谓故都北京”；陈寅恪借吟咏翠湖抒发“想京华”的幽情；冰心也肯定“昆明市像北平”，昆明的太阳令她“感觉到故都的温暖”，“昆明生活”在她心目中是“很自由，很温煦，‘京派的’”；黄卓秋指出昆明的建筑与景象“颇有北平风味”，因而“有第二故都之雅号”；绿蒂发现昆明与北平在“民风淳厚”与“古朴的市容”这两方面最为相似……在边城昆明与故都北平之间发掘诸多的空间联系和文化共性，表明由中心到边缘的民国文人恢复国家疆土、重构文化谱系的深层意识。并非所有的文人都在边城与国都之间寻找精神脉络，杭州人陈蝶仙发觉昆明与其故乡的风物之绝似。李长之关于昆明风景的点评最为精到：“它正是兼南北之长的。因此，任何游人，都在这里发现和家乡相似的部分。”“想”北平者与“思”故乡者具有文化心理的共通感———身居边疆城市而“归化”于远方的精神家园。

外省人的故园“归化”心态却有可能引起云南本土文人的不适与反感。楚图南讽刺了逃难至云南“喘息”的堕落文人，他们嘲笑边疆文化与生活之落后，却又将享乐之风与腐败习气带到云南：“据说现在的云南有些像北平了，又说有些像南京了，又说有些像苏州，只是缺少了‘吴侬软语’。”民国文人在审视和描述昆明的精神“归化”意识中包含着多重心理因素，而这种“归化”也许会在云南本土内外的文人当中引发理解及评价上的分歧。

三、风景意义与社会伦理：民国文人对昆明风土人情的评价

昆明绝美的风景给文人留下至深记忆，何兆武当年“一来到昆明就感觉天气美好极了”，刘绪贻回顾说“昆明市四季如春”、“风物宜人”。相同的地理景观展现在所有在场的观众面前，惟有心智灵敏者方能神会大自然的暗示，正如1943年的吴宓仰观昆明天空所产生的强烈震撼：“雨后天晴，观天山云之变动，形色万态，美丽难名。……宓既观其静，又观其动，心会神驰，极欣悦！”吴宓能够“于此画中，偶窥宇宙之美”。拥有吴宓那样的心灵感悟力的审美者并不多见，昆明风景对一般观赏者而言，自然呈现出不同的美学意义来。

将昆明风景的美学价值与城市社会的道德缺陷作出尖锐对比者，莫过于沈从文。他犀利地指出：外省人来到云南不久，便不能单纯地欣赏云南的云彩之美，而天空中的美丽云朵其实能够给予世人“一种无言之教”，各类庸俗市民忙于谋求实际利益，“云南的云即或再美丽一点，对于那个真正的多数人，还似乎毫无意义可言的”。沈从文经常在信件中“详细介绍昆明和呈贡特有的景物”，却屡屡抨击后方城市的不良风气，他宣称：“到云南后便接近一个新的现实社会。这社会特点之一，即耳目所及，无不为战争所造成的法币空气所渗透。地方本来的厚重朴质，虽还保留在多数有教养的家庭中，随物质活动来的时髦，却装点到社会表面。”沈从文的批评并非针对云南本地人民，而是斥责了那些战时逃难至昆明、追求城市享乐的外省人。在《怀昆明》中，沈从文表达了他对云南人的崇敬：“云南人性情坦白直爽”，“重友情，好学问”，“谦虚从善以图适应时代”。他真切希望昆明这座秀美的城市能够迎来真正的精英豪杰，当来到昆明时，沈从文认为“昆明的阳光和空气那么好”，可以“让先生在明朗阳光和清新空气中，得到一个短时期的休养”。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民国文人对于边城空间的和谐之美充满着强烈的文化期待。

在抗战激流中，外省人蜂拥而至，给边城社会增添了驳杂性。在文人眼里，昆明既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有钱的城市”，也是一个“复杂的都市”，除了本地人之外，还聚集了“广东人，福建人，四川人，北方人”，夹杂着“海外的华侨”、“越南人和法国人”、“奸商和官僚”、“谣言的散发者”以及“青年学生和大学教授”等人群。对于纷纷攘攘的昆明社会，文人的道德评价是紊乱的：一方面盛赞“昆明人热情好客，可以说颇有古人的遗风”，称昆明人既“笃厚”又“有一种潜藏的深厚的进取的心在准备着”，褒扬昆明人“非常进取，充满了朝气”；另一方面又将昆明视为“后方冒险家的乐园”，认为昆明由中国的“堪察加”变成了“暴发户”的乐园，城里充斥着“漆黑的夜游者”、“初解风情的闺秀”、“粗暴的商人和汽车夫”、“乡下来的姑娘”、“大学生”和“”。文人对于战时昆明社会的伦理批评暴露了边疆城市在外力急遽推动下的文化突变及步伐缭乱。多元化的城市主体在特殊语境中的偶然相聚，生成戏剧化的城市文化场景，有的文人嘲笑“红唇烫发高跟的女郎”与“半开化的倮族土人”在街头并行的现象构成了战时的昆明文化“奇观”，撇开了边城的发展实际和历史遭遇的道德判断，其实包含着非公正的文化心理。

若从精神维度观照昆明的风土人情，文人对于边城另有评价。艾芜看到群峰围绕的昆明“仿佛发着寂寞的微笑”，暂住昆明的老舍“老觉得静秀可喜”，林徽因欣赏“昆明永远那样美”的同时又感到“寂静”和“冷清”，凤子寄居昆明期间“日子过得平静然而寂寞”，黄裳在春城“觉得异常的空虚与平静”，李长之对昆明过于恬静、悠闲的生活环境似乎有些忧虑：“天气诚然不错，但是偏于太温和的了，总觉得昏昏的，懒洋洋的，清爽的时候不过早上和夜里……是不是在这里住下去，将要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施蛰存描述昆明附近的山城居民“永远是很迟缓，永远是很闲懒，永远没有时间的观念”，他告诫外省人说，“这种和平与淳朴的好处，到底只堪从想象中去追求的，比如你身处一个喧嚣的都会里，偶尔憧憬一下这样的山城生活，那是对于你很有补益的，若果你真的来到这里住下去，像我一样，我想你若不能逃走，一定会自杀的”，然而他又“对于这寂寞的山城抱着希望”。冯至从昆明市区迁居杨家山的林场茅屋伊始，觉得“自然界的一切都显露出来，无时无刻不在跟人对话，那真是风声雨声，声声入耳，云形树态，无不启人深思”，后来却被抗战的呐喊声从田园环境中唤醒，他逐渐和林场茅屋“疏远”，城市对他“有了更多的吸引力”。从静穆安宁的山林到喧嚣紧张的都市，冯至审美趣味的变化在抗战时代的文人当中是典型现象。不少云南本土文人也希冀克服沉寂闭塞的山国心理，倡导刚健狂野的边疆人文个性。楚图南宣扬“伸出拳头，向黑暗的统治猛烈的进攻”的“云南精神”，彭桂萼认为“高山深谷的边疆，有他磅礴粗壮的气魄；荒莽原始的人群，有他生动雄奇的力量”，期待吹响“奋亢的军笳与悲壮的号角”。激荡的社会思潮影响了全国文人，以及他们对于边疆风土人情的精神体验与美学评价。

四、结语

边城的地缘属性十分不利于昆明形象的历史传播，这种情形直到民国时期、抗战以前仍未得以根本改观。1938年，李长之试图纠正人们对于昆明形象的种种“误读”：“一般人没到过昆明的，总以为还是‘五月渡泸’时的光景，以为还是蛮荒之地。实则大大不然。但照外国人的游记上说却又以为此地是象牙古玩等等珍奇东西的出产地，说来便颇神秘了，这依然是言过其实。简单明了地说，这地方有一点近代化，大体上乃是和内地的几个省会并没有太大的分别而已。”抗战兴起之后，昆明地位的骤然提升带有很强的历史偶然性，外来文化元素的强行注入既推动了昆明社会的现代转型、促进了边城文化的繁荣进步，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边城文化发展的内质失衡与多元混杂。

漂流至边疆的民国文人大多以“归化”故园的目光打量边城昆明，在中华文化的版图上进一步沟通了边城与内地的联系，却也或多或少地暴露了中国文人据“中心”测“边缘”的传统文化心理。在战争情感作用下，文人更倾向于激越震撼型的审美体验，这在抗敌救国的时代具有历史合理性，但始终以此种审美心态检阅边城的风土人情，似乎不够开阔与深刻。

第11篇

关键词 海涅 中国 译介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On Heine's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in China

ZHANG Wei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Hefe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601）

Abstract Heine - German poet， essayist and thinker. Early 20th century， Heine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China， and his translating showe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each period. Works included deep thinking scholars also become the object of study， through the work of translating and research， Heine's image in China increasingly plump.

Key words Heine； China； translation

0 引言

以“海涅”为关键词搜索中国知网数据库，会发现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外国文学研究视角，主题集中在对其诗歌内容、思想或主题的分析。从翻译学视角出发的研究较少，李智勇的《海涅作品在中国》是较早涉及海涅在中国译介情况的文章，卫茂平撰写的《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辩：晚清和民国时期》一书详细梳理了海涅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情况。其余从翻译视角出发的文章多涉及两种语言之间文字的转换过程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本文从译介学视角出发，描述海涅作品在中国的译介轨迹和研究状况，分析不同时期译介特点，以期对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信息。

1 海涅在中国的译介

海涅在中国的译介经历了零星的诗歌到诗歌集，再到散文集和理论著作的过程，按时间可分划为早期和近期两个时期。

1.1 早期译介（20世纪初-1949年）

1901年，辜鸿铭在其英文著作《尊王篇》中援引了《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中的两段诗，这是“中国人较早引用并介绍海涅的一个实例”。①1913年和1914年发表了译作《译亥纳诗一章》和《兵》。20年代海涅诗歌的翻译逐渐成为潮流。郭沫若在《三叶集》（1920年）中收录了《在静静的海边》和《一望无际的海面》。1921年的《文学旬刊》陆续刊登了李之常译《情曲》，共计12首。随后，《创造日》也在1923年刊登了成仿吾译《幻景》和邓均吾翻译的抒情诗《绿泪来歌》、《松》。1924年，《文艺周刊》刊登冯至译《Lyrisches Internesso选译》、《海涅〈归乡集〉选》。②这一时期，各类刊物上的海涅译作达到五十余首。海涅在中国的译介掀起了第一个，“在中国稳坐德国诗人的第二把交椅”。 当时的译介以零星诗歌翻译为主，还未出现整部诗集。其次，除了冯至在1928年翻译的散文集《哈尔茨山游记》，其他译作都为诗歌，所以海涅给人以抒情诗人的印象。正如李之常所说：“他是罗曼派的大诗人，他的词曲，情感浓重，多半是哀怨之音。”③

30年代至40年代，《小说月刊》、《矛盾》等刊登近百首海涅诗歌。朋其译的34首出自《抒情插曲》和《还乡曲》的诗歌。作家李金发译的《归来》、《北海之诗》和《海涅的散文诗》译笔“俊逸和瑰丽，确非普通译者能及”。④艾思奇译《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一、二章，林焕平译《我的痛苦和我的悲叹》、《等而熄灭了》、《城镇恐怖时代的回忆》，林林译《《赞歌》、《决死的哨兵》和《织工》都为海涅批判社会现实之作。抗战时期的文学刊物如《诗创作》、《文艺阵地》、也为海涅的政治时事诗提供了一席之地。这一时期的译介呈现“抒情诗歌和时政讽刺诗并存的局面”。 “海涅一次比一次更明显地以革命者的身份而非咏情诗人的姿态现身中国。”⑤海涅的形象从“抒情诗人”转变为“革命者”，直接原因是译者对翻译作品的选择，译者在这里延续了原作的生命，更深层的原因是在当时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更偏重于政治、道德、教育启蒙等方面的内涵”。⑥受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文学要有“社会化倾向”，文学要“暴露和批判社会的黑暗面”，海涅那些充满政治意味的诗篇符合当时的审美需求，海涅也被赋予了战斗诗人的形象。

1.2 近期译介

1954年，冯至在《哈尔茨山游记》中译本中指出，这部作品是海涅“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一个里程碑”。⑦此后，冯至又相继出版了多部海涅诗集译本，1958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1962年《海涅诗选》（收录《抒情插曲》、《归乡集》、《哈尔茨山游记》、《北海集》、《新春集》、《时代的诗》、《故事诗集》等67首诗歌）涉及爱情诗和政治时事诗。1957年，吴伯萧根据英译本译出海涅诗集《波罗的海》，书中收录《波罗的海》、《哈尔茨山旅行记》以及《西里西亚织工》、《路易皇帝的赞歌》、《两个掷弹兵》等短诗。他总结了海涅作品的特点，即“丰富的想象”、“尖锐的讽刺”和“崇高的理想”。并提到：“海涅，若不是更以诗著名，他在法律、宗教和哲学方面的研究也许会很显著。”⑧20世纪50年代钱春绮也翻译了《诗歌集》、《新诗集》和《罗曼采罗》。70年代以后海涅的政论作品和散文译本增多，1974年海安译《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张玉书译《论浪漫派》。80年代是海涅译介的高峰期，接下来的20年间，有近30本诗歌集译本出版。诗歌以外的作品也得到了充分译介，如薛华和海安合译《论德国》（1980年），温健译《莎士比亚笔下的女主角》（1981年），《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1988年）。大量诗歌的重译足以说明海涅在中国的地位。从2000年到2012年有34本海涅作品出版，几乎涉及海涅所有作品，较系统的有张玉书的《海涅文集》（四卷本），《批评卷》包括多篇文论，如《论浪漫派》、《论法国画家》、《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莎士比亚笔下的少女和妇人》等，它们为研究海涅的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小说和戏剧杂问卷》收录了《施纳贝勒沃普斯基先生忆语》、《浮士德博士》、《回忆录》、《自白》、《卢苔齐娅》等小说和政论文章。《游记卷》收录了《哈尔茨山游记》、《思想·勒格朗集》、《慕尼黑到热那亚旅行记》、《卢卡浴场》、《卢卡城》、《英吉利片段》等。在游记中海涅抨击“封建统治阶级，在封建统治下的德国的鄙陋状况”。⑨《诗歌卷》中收录了《诗歌集》中的《青春的烦恼》、《抒情的插曲》、《还乡集》、《〈哈尔茨山游记〉组诗》、《北海集》，《新诗集》和《新诗集》中的《新春篇》、《杂咏》、《浪漫曲》和《时代的诗》，以及《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罗曼采罗》等爱情抒情诗和讽刺社会现实的时政诗。这一时期译作多为诗集或文集，展现了海涅作为诗人、思想家、评论家的才情。

2 海涅研究

随着海涅被介绍到中国，也出现了一些介绍性的文章和学术性论著。1987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国际海涅学术议论会上，国内外学者发表了33篇高质量的论文，对海涅的抒情诗，游记和散文方面的成就以及他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展开讨论，并出版会议论文集《海涅研究》中。在《海涅，席勒，茨威格，德语区国家文学论集》中张玉书撰写了《思想家海涅》和《诗人海涅》等文章，介绍了海涅在宗教、哲学、艺术理论和文艺批评领域里的杰出成就。1997年在北京召开的海涅国际学术讨论会是海涅研究的大事件。学者围绕“作为作家和诗人的海涅”、“海涅及其同时代人和后人”、“语言大师海涅”、“海涅的人格”等主题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论文。⑩2007年，在《谈谈海涅的文艺思想》一文中，张玉书分析海涅在《卢苔齐亚》中体现的文艺思想，即艺术家必须具有“自由的自我意识”，同时“作家必须凌驾于他处理的题材之上”，“必须有使命感，有责任感”。 他的研究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使中国人对海涅的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为读者打开了海涅思想家的一面，使海涅在中国的形象更加丰满。

3 结语

一部文学作品在诞生以后会接受各种读者的理解、接受和阐释。这里所提到的读者不仅包括译作的读者，还包括承担桥梁作用的译者。译者“通过自己对原作的理解对原作进行再创造，他不仅是文学传播中的接受者，而且同时还是输出者，他的作用远远超过一般的读者”。 译者由于个人或社会政治因素对海涅作品的选择，使海涅在中国各个时期的译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第一，初期多为零星的诗歌翻译或选译，诗歌大多反映爱慕之情和失恋之苦，海涅成为了浪漫抒情诗人的代表；第二，30年代和40年代受到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抒情诗和时事讽刺诗并存，海涅被塑造成了革命诗人的形象；第三，建国以后，海涅的诗歌、散文、政论文等多体裁的作品都得到了译介，并且被不同译者多次重译，掀起了海涅热潮；第四，伴随着海涅作品译介的热潮，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海涅诗歌以外的成就，海涅作品中蕴含的哲学，美学和文艺思想得到重视。

注释

① 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辩：晚清和民国时期[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118.

② 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辩：晚清和民国时期[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118-120.

③ 郭沫若.三叶集[M].上海：上海书店，1982：55.

④ 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辩：晚清和民国时期[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123.

⑤ 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辩：晚清和民国时期[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122-123.

⑥ 王慧.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思潮的审美性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0：30-31.

⑦ 海涅.哈尔茨山游记[M].冯至，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4：111.

⑧ 海涅.波罗的海[M].吴伯萧，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119-131.

⑨ 张玉书选编.海涅文集：游记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8.

⑩ 王晓钰.国际海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J].诗刊，1997（12）：78.

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17.

第12篇

关键词：英诗汉译；文化传递；朗费罗；人生礼赞；创造性翻译

亨利・朗费罗（1807-1882）是十九世纪美国文坛的领军人物。他的诗歌在本土广为传诵，在欧洲备受赞赏，先后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他的作品植根于美国本土和美国历史的现实，对美国文化和美国文学都有重大影响。

这位美国文坛泰斗的作品，自清末董恂译《人生颂》以来，、吴宓、郭沫若等中国文学大家都对其作品有不同程度的关注，甚至他们的文学创作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影响。曾把朗费罗的Daybreak 译成五言古体诗，吴宓曾改编朗费罗的叙事诗《伊凡吉林》为古典戏剧《沧桑艳传奇》，郭沫若在1936年所作《我的作诗的经过》一文中说，他的诗的觉醒期在民国二年，“… 发现了朗费罗的《箭与歌》，那诗使我感觉着异常的清新，我就好像第一次才和‘诗’见了面一样…”。荒芜与朱葆光曾联合署名为简企之在1949年译出中国最早的《朗费罗诗选》。诗人穆旦在50年代后翻译过朗费罗十多首诗。英诗研究专家王宝童也在1993年专门翻译过《人生礼赞》。时至今日，这首《人生礼赞》已走进中国的语文教材，成为英语诗歌领域的经典代表。

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学科研究都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文化的因素，成为研究背景中的重中之重。翻译研究，作为人类跨文化研究的主力军，当然不能例外。翻译传递的不再是纯粹的语言文字层面的的形式转换，而是异质文化的传递与沟通，它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不同文化的融合程度。西方的翻译理论与翻译， 按文字记载，有将近两千多年历史， 但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事情。而翻译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学术界，一直徘徊于语言学的边缘，最终赢得其独立地位，则是近十年的事情。

因此，目前的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文本本身的字面的研究， 而是从文化传递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研究翻译问题。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把目光聚焦于译作的发起者、翻译文本的操作者和接受者身上，跳出了传统的译文与原文间字面忠实与否的问题，而主要考虑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以及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从而揭开翻译研究的新篇章。此文化角度的着眼点，对英诗汉译研究领域来讲，不啻是崭新和有启发性的。

《人生礼赞》的汉译本，若以清末董恂版本为起始，百年来有众多版本，可谓异彩纷呈。本文拟从翻译研究的文化传递角度入手，从黄克孙的“衍译法”说起，以创造性翻译方法为切入点，详细介绍朗氏《人生礼赞》走入教材的汉译本的特点，指出创造性翻译方法在英诗汉译领域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一、英诗汉译中的衍译与创造性翻译

在翻译研究的文化传递新角度下，一种新的与传统信、达、雅截然不同的翻译研究方法，不但被诸多学者探讨，且获得一定程度的共鸣，这就是起始于麻省理工学院的黄克孙教授的英诗汉译衍译法。此处要首先提及菲茨杰拉德的英译《鲁拜集》。《鲁拜集》的原文，是11世纪波斯著名诗人欧玛尔・哈亚姆的诗集。菲茨杰拉德的英译，被认为是最好也最有名的英文翻译。而菲译，不但译诗数量、顺序及内容有所变动，甚至将近50首都是对原作的意译，甚至是把原作的好几首糅合翻译为一首。菲氏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说，译本一定要有生命，就算不能尽存原来的精神，译作也要转化过来较差的生命而存在。黄克孙先生年轻时在美国求学期间，初读菲茨杰拉德英译《鲁拜集》，遂被诗行间的蕴含的精神所打动，产生强烈的翻译愿望，于是在博士求学期间，用七言绝句衍译了《鲁拜集》。没想到译文在华人圈引起反响，好评如潮。台湾淡江大学宋美L赞其为神来之笔，能赋异域诗情以华夏之文采，从原著到费诗英译再到黄之汉译，乃文学之轮回再生。钱钟书也赞之有加，黄氏翻译雅贴比美费氏之英译。由此，可见黄先生翻译之功力与才气。至于翻译方法，黄先生在其作品封面注明“衍译”二字，有别于传统的“信”为上的方法，黄先生没有对此作过多的解释，但曾就此译本说《鲁拜集》的翻译，出发点是作诗。邵斌先生认为，黄先生的衍译法，即“衍生其义而译之”，将原文的语境，加以引申，把翻译和创作融为一体，不完全忠实于原文，可以对译文加以润色，是抓住原作精神的再一次创作。但是，这种创作，并非天马行空，而是以原作的精神为基准，而且以译入语的文学标准来判断，依然是能站得住脚的好作品，这正是黄先生坚持的衍译法。邵斌先生和罗选民先生，都多次撰文就英诗汉译提出，最好的翻译方法莫过于“衍译”，力求译文与原文的精神契合，追求“意象”和“化境”的效果。笔者对于英诗汉译，多年来也一直进行思索和尝试，也认为英诗汉译的精髓是传神。至于形式，也是以译入语的最佳接受方式为首选。因此，在英诗汉译方法上，笔者倾向于认同邵斌先生和罗选民先生的观点。只是，笔者揣测，黄克孙先生之所以在译作封面注上“衍译”二字，除了暗含对传统字面忠实翻译方法的否定外，同时也是中国文人的一种文化上的谦虚表达方式，即使是开创性的观点或方法，也异常低调。鉴于此，笔者认为，既然是一种新颖的，且有重要价值的英诗汉译方法，就不必以中国文化之传统，冠之以卑微的称谓，而应选择与之创新精神相匹配的称谓，没什么不妥，因此，笔者认为，这种以“传神”为根本的英诗汉译方法，称之为英诗汉译领域的“创造性翻译法”为最佳。

第13篇

关键词：《济南的冬天》；经典；中学语文教育

所谓文学经典，主要是从文学阅读的结果来说的，而不是从作品创作的层面来谈的。无论作家如何强调作品的精彩，没有读者的大量持续地阅读和赞赏，很快便会被时间淘洗掉，那么经典是难以形成的。可以说，文学经典的定义主要是产生于各级各类文学教育的过程，并最终体现为教材这样一种建立在阅读共识基础上的作品选本，成为几代人共同的识读。可以说，能够入选文学教材，尤其是持续入选各种教材，超越编选者视野的局限被不同教材选本选择的作品，自然堪称经典。在这个意义上说，老舍的作品应该是代表。民国以来，无论世事如何变幻，他的作品都是国文或语文教材里的常客，不但数量众多，而且质量堪称上乘。尤其是在众多作品中，有能够超越时空的价值限定，始终被推荐给学生诵读的名篇，《济南的冬天》即为代表。那么，《济南的冬天》何以能成为公认的经典呢？情与景的和谐融通，是这篇文章的最大特点。老舍是写城市的圣手，济南之外，伦敦、北平、青岛、武汉，都曾在他的笔下活灵活现，但囿于时代的残酷格局，这些城市的底色大多是晦暗和凄苦的，在价值取向上，不适合青少年读者。唯独对于济南，老舍有着不一样的情感。1930～1934年间，老舍曾经将妻携子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四年。

这四年，不但是他创作上的丰收年，更是他家庭生活比较惬意的时光，这对于一生颠沛流离的老舍来说，有着梦一样的留恋，“显明地在这一生里自成一段落，深深地印划在心中；时短情长，济南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吊济南》）情之所至，他甚至尝试写了长篇《大明湖》来重塑这座心中的城市。“在千佛山上北望济南全城，城河带柳，远水生烟，鹊华对立，夹卫大河，是何等气象。”他此类难以抑制的情感笔触，还洋溢到了关于描述济南四季的系列散文里。以恣肆的笔法，写济南秋天的景色、市井的见闻、街谈巷语，甚至连日常食用的大葱都不放过。可以说，感情之充沛，情意之真挚，在城与人的和谐关系上，感人至深。《济南的冬天》作为写济南城市篇章中最为精粹的部分，首先用不同城市风格对比的方式，拿北平冬天的风和伦敦冬天的雾与济南冬天的静谧和响晴来作比较，并因之而有“理想的境界”，用“可爱”“摇篮”等童话格调来为这座城市的山构图。描画这里的水呢，则是“天儿越晴，水藻越绿，就凭这些绿的精神，水也不忍得冻上，况且那些长枝的垂柳还要在水里照个影儿呢”！如此温情的笔法、拟人卡通式的语言，将温暖慈爱一如母亲看护婴儿的舐犊之情呈现于纸上。寄情于景，寓情于景，这对以实现“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发展健康个性，逐步形成健全人格”（《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为目标的中学语文教学来说，自然是理想的文本。

作为写景大家，老舍写作《济南的冬天》时，已经有了独立的风格、深刻的思想、老辣的文笔，并得到了众多写景大家的赞誉。朱自清说：“写景是老舍先生的拿手戏，差不多都好。”[1]（P.289）从审美感知的角度说，《济南的冬天》很完美地体现了老舍用现代汉语写景的卓越之处，温婉、细腻、幽默、风致，易于体会和经验，富于画面感，不一而足。但如果只是停留于审美的层面，显然还不是中学语文教材的良木。无论是“扩大识字量”“初步掌握精读和略读的方法”，还是“在阅读中了解叙述、描写、说明、议论、抒情等表达方式”（《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都对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文本提出各种条件的严格要求，以适应接受对象的认知水平。或者说，文本的语言工具性要求优先于对审美性的需求。这应该有两方面的表现。首先，文本语词的使用上应该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规范，进一步说，所选文本要能在结合现实表达需要的过程中，为汉语的现代化做出典范性表率。其次，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在内容上应该尽可能地单纯、单一，主题指向性要明确，不能出现如诗一样的层叠意义。因此，几乎所有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文本都要作适当修改。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对此有过精辟的解释，“选定之文，或不免须与加工。加工者，非过为挑剔，俾作者难堪也。盖欲示学生以文章之范，期于文质兼美，则文中疏漏之处，自当为之修润补色。”[2]（P.131）自然，《济南的冬天》作为节选本，也有一个被修正、修润的过程。

在发表不久之后的1936年1月，首次入选《初中国文读本（第三册）》[3]的时候，就以“济南的冬天”为题目，从原本节选的段落变成一个能够独立自足的文本，从语言表述系统和意义阐释系统上实现了本质性独立，并删除了与核心表述无关的文字。比如删除了原作开头“上次说了济南的秋天，这回该说冬天”这一类的联结性语句，直接入题，毫无挂碍地剥脱了和文章核心意象无关的枝蔓。对于这种必要的“修正”，有些教材的编写者采取在教师参考书中介绍原作的办法。比如人教版的《九年义务教育教材四年制第一册教师教学用书》就在《济南的冬天》的课文讲解后面，以“有关资料”的内容，介绍了作品的出处，并作了“此文虽系节选，但能独立成篇”的说明。其实，这种做法值得借鉴，甚至可以更进一步，以注释的形式直接放在课文中，以显示课本编选的严谨性、严肃性和真实性，也让学生从文学的角度了解现代汉语文学的历史变迁，做追根溯源的发生论探索。最后，我们可以审视该文的题材和语言。20世纪中国文学先天性地和时代有着紧密的联系，以反映现实世界为目的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也成为主流创作方式，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解读和规训自然成为众多作品的题旨指向。而《济南的冬天》立足于写景，写一个季候、一座城市，这都是具有超越性的选材，从而让这篇文章如饭后月下的谈天，创作者和接受者之间期待视野上的分野并不大，讲述起来也就心有灵犀了。从语言上说，《济南的冬天》多用短句、拟声词和语气词，这很适合于中学生的朗读，在音韵铿锵、节奏相谐的声音里带入情感的质地。整部作品用词素朴，无生僻字、艰涩字，日常用语如家常便饭，贴近生活，明白晓畅而又不失优美和流丽。对于实现“学习欣赏文学作品，感受作品中的形象，欣赏优美、精彩的语言”的教学目的来说，《济南的冬天》都是具备典范意义的佳作。

参考文献：

［1］朱自清.朱自清经典［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9.

［2］李大圣.百年反思———语文育人功能检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第14篇

关键词：《济南的冬天》；经典；中学语文教育

所谓文学经典，主要是从文学阅读的结果来说的，而不是从作品创作的层面来谈的。无论作家如何强调作品的精彩，没有读者的大量持续地阅读和赞赏，很快便会被时间淘洗掉，那么经典是难以形成的。可以说，文学经典的定义主要是产生于各级各类文学教育的过程，并最终体现为教材这样一种建立在阅读共识基础上的作品选本，成为几代人共同的识读。可以说，能够入选文学教材，尤其是持续入选各种教材，超越编选者视野的局限被不同教材选本选择的作品，自然堪称经典。在这个意义上说，老舍的作品应该是代表。民国以来，无论世事如何变幻，他的作品都是国文或语文教材里的常客，不但数量众多，而且质量堪称上乘。尤其是在众多作品中，有能够超越时空的价值限定，始终被推荐给学生诵读的名篇，《济南的冬天》即为代表。那么，《济南的冬天》何以能成为公认的经典呢？情与景的和谐融通，是这篇文章的最大特点。老舍是写城市的圣手，济南之外，伦敦、北平、青岛、武汉，都曾在他的笔下活灵活现，但囿于时代的残酷格局，这些城市的底色大多是晦暗和凄苦的，在价值取向上，不适合青少年读者。唯独对于济南，老舍有着不一样的情感。1930～1934年间，老舍曾经将妻携子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四年。这四年，不但是他创作上的丰收年，更是他家庭生活比较惬意的时光，这对于一生颠沛流离的老舍来说，有着梦一样的留恋，“显明地在这一生里自成一段落，深深地印划在心中；时短情长，济南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吊济南》）情之所至，他甚至尝试写了长篇《大明湖》来重塑这座心中的城市。“在千佛山上北望济南全城，城河带柳，远水生烟，鹊华对立，夹卫大河，是何等气象。”他此类难以抑制的情感笔触，还洋溢到了关于描述济南四季的系列散文里。以恣肆的笔法，写济南秋天的景色、市井的见闻、街谈巷语，甚至连日常食用的大葱都不放过。可以说，感情之充沛，情意之真挚，在城与人的和谐关系上，感人至深。《济南的冬天》作为写济南城市篇章中最为精粹的部分，首先用不同城市风格对比的方式，拿北平冬天的风和伦敦冬天的雾与济南冬天的静谧和响晴来作比较，并因之而有“理想的境界”，用“可爱”“摇篮”等童话格调来为这座城市的山构图。

描画这里的水呢，则是“天儿越晴，水藻越绿，就凭这些绿的精神，水也不忍得冻上，况且那些长枝的垂柳还要在水里照个影儿呢”！如此温情的笔法、拟人卡通式的语言，将温暖慈爱一如母亲看护婴儿的舐犊之情呈现于纸上。寄情于景，寓情于景，这对以实现“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发展健康个性，逐步形成健全人格”（《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为目标的中学语文教学来说，自然是理想的文本。作为写景大家，老舍写作《济南的冬天》时，已经有了独立的风格、深刻的思想、老辣的文笔，并得到了众多写景大家的赞誉。朱自清说：“写景是老舍先生的拿手戏，差不多都好。”[1]（P.289）从审美感知的角度说，《济南的冬天》很完美地体现了老舍用现代汉语写景的卓越之处，温婉、细腻、幽默、风致，易于体会和经验，富于画面感，不一而足。但如果只是停留于审美的层面，显然还不是中学语文教材的良木。无论是“扩大识字量”“初步掌握精读和略读的方法”，还是“在阅读中了解叙述、描写、说明、议论、抒情等表达方式”（《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都对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文本提出各种条件的严格要求，以适应接受对象的认知水平。或者说，文本的语言工具性要求优先于对审美性的需求。这应该有两方面的表现。首先，文本语词的使用上应该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规范，进一步说，所选文本要能在结合现实表达需要的过程中，为汉语的现代化做出典范性表率。其次，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在内容上应该尽可能地单纯、单一，主题指向性要明确，不能出现如诗一样的层叠意义。

因此，几乎所有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文本都要作适当修改。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对此有过精辟的解释，“选定之文，或不免须与加工。加工者，非过为挑剔，俾作者难堪也。盖欲示学生以文章之范，期于文质兼美，则文中疏漏之处，自当为之修润补色。”[2]（P.131）自然，《济南的冬天》作为节选本，也有一个被修正、修润的过程。在发表不久之后的1936年1月，首次入选《初中国文读本（第三册）》[3]的时候，就以“济南的冬天”为题目，从原本节选的段落变成一个能够独立自足的文本，从语言表述系统和意义阐释系统上实现了本质性独立，并删除了与核心表述无关的文字。比如删除了原作开头“上次说了济南的秋天，这回该说冬天”这一类的联结性语句，直接入题，毫无挂碍地剥脱了和文章核心意象无关的枝蔓。对于这种必要的“修正”，有些教材的编写者采取在教师参考书中介绍原作的办法。比如人教版的《九年义务教育教材四年制第一册教师教学用书》就在《济南的冬天》的课文讲解后面，以“有关资料”的内容，介绍了作品的出处，并作了“此文虽系节选，但能独立成篇”的说明。其实，这种做法值得借鉴，甚至可以更进一步，以注释的形式直接放在课文中，以显示课本编选的严谨性、严肃性和真实性，也让学生从文学的角度了解现代汉语文学的历史变迁，做追根溯源的发生论探索。最后，我们可以审视该文的题材和语言。

20世纪中国文学先天性地和时代有着紧密的联系，以反映现实世界为目的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也成为主流创作方式，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解读和规训自然成为众多作品的题旨指向。而《济南的冬天》立足于写景，写一个季候、一座城市，这都是具有超越性的选材，从而让这篇文章如饭后月下的谈天，创作者和接受者之间期待视野上的分野并不大，讲述起来也就心有灵犀了。从语言上说，《济南的冬天》多用短句、拟声词和语气词，这很适合于中学生的朗读，在音韵铿锵、节奏相谐的声音里带入情感的质地。整部作品用词素朴，无生僻字、艰涩字，日常用语如家常便饭，贴近生活，明白晓畅而又不失优美和流丽。对于实现“学习欣赏文学作品，感受作品中的形象，欣赏优美、精彩的语言”的教学目的来说，《济南的冬天》都是具备典范意义的佳作。

参考文献：

［1］朱自清.朱自清经典［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9.

［2］李大圣.百年反思———语文育人功能检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第15篇

    文学理论的现代话语模式,指文学理论家在理论生产中运用的基本概念、范畴、命题以及由语态、句式、文体等组成的结构关系,它包括崭新的话语言说方式、明晰的逻辑论证方式与确定的概念内涵表达,它关注言说与写作的素质,强调风格与实质内容的互动,能够清楚地标示出一种新的文学理论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正在形成,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的发展。

    文学理论的学科发展,一般说来是以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作为递进阶梯的,而这种阶段性成果往往又以某种方法、观念、范畴的进步与更新以及由此形成的结构模式和思维范型来构成。学制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体现,课堂作为一个正式的场所,必然要求其中的话语实践受到清晰规则的制约。壬戌学制创制了一套崭新的文学理论话语类型,从文学理论学科范围内的多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概念、范畴和命题,确立了文学理论话语的秩序,有力地推动了文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在壬戌学制中,关于文学理论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在“新学制高级中学课程必修课程纲要草案”中。该草案包括“公共必修课学程纲要”和“必修课本科特设学程纲要”两个系统,它们分别对“文学欣赏”和“文学概论”课程的话语表述方式制定了基本的规范,为新的文学理论话语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和普及创造了条件。从这种意义上说,壬戌学制关于文学理论话语类型的描述,又属于文学理论修辞学方面的内容。文学理论修辞学主要研究文学理论的文本阐释方式、写作规则、语言技巧、论辩方式、语言风格以及各种概念、范畴、命题、原理的确立原则、基本要求、使用范围等。

    在“公共必修科国语科学程纲要”之“文学欣赏”课程中,在文学体裁方面壬戌学制提出了散文、小说、诗歌、剧本等四个概念,并要求“文学欣赏”课程对此四种文体的基本知识作较为详细的考察(对这些文体概念的界定显然非学制分内之事);同时,还提出了白话文学、新文学、新剧本、新诗、小说文学评论、剧本文学评论、新诗评论、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相关的文体概念,要求对“白话文学的价值与特点”、“新文学之特质”、“散文文学之条件”、“小说之特质”、“小说文学之派别”、“短篇与长篇小说之同异点”、“小说文学评论之研究”、“新剧本的特色”、“剧本文学评论之研究”、“新诗成立的理由及其特色”和“新诗评论之研究”等方面进行详细解说。

    这些文体概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关于文体特征、价值、条件、派别、依据等方面的范畴、命题的提出,全然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表述方式,展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话语面貌。在“第一组必修科本科特设国文科学程纲要”之“乙项?文学概论”中,壬戌学制还提出了诸如“文学与人生”、“文学家的人格与修养”、“文学的欣赏与创作”、“中国文学与文学思想”、“政治与宗教势力之浸染”、“民族精神之迁嬗”、“生活的适应与近世思潮之影响”、“近代文学的精神”、“未来派文学之新趋向”、“欧洲中古之文艺复兴”、“近世西方文学思潮的激变”、“近世东方文学之渐起”等概念、范畴和命题。这些概念、范畴和命题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学理论话语类型在中国的形成。

    从社会意义上讲,话语是建构性的,它建构社会关系以及知识和信仰体系。一种新的话语类型能够用来生产和解释新出现的文本与问题。现代文学理论话语类型的出现,适应了五四新文学创作的要求,是现代白话文运动成果的延伸和演绎,为文学理论这一知识形式和信仰体系的创制提供了基础,为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创造了条件。壬戌学制对现代文学理论话语类型的创制和推行,为文学理论话语系统的现代转换提供了制度性保证,使得文学理论话语能够借助于这一学制系统得到文学理论教师和文学理论研究者的广泛认可。

    自此以后,以诗话、评点形式出现的传统文学理论样式正式走向了没落,新的话语类型在当时的许多中学课堂、部分大学课堂、文学理论教材和文学期刊中得到了广泛认可,具有普适性和通约性的现代文学理论话语开始在学术体制内大行其道,擂鼓呐喊。

    三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教育思想指导下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基础上,为完成特定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而形成的稳定简明的教学结构框架和具体可供操作的课堂教学方式,它明确地规范了学校教学过程的展开序列,为学校的教学实践提供具体的方法论指导。本文中的文学理论现代教学模式,指的是在壬戌学制中形成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课程课堂教学的一套规范而可供操作的课堂教学结构框架和课堂教学方式。壬戌学制之“新学制高级中学课程必修课程纲要草案”的“第一组必修科本科特设国文科学程纲要”的制订和颁布,对文学概论课程的“讲授内容”、“教学应注意之点”和“教学说明”等方面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从文学理论的课堂教学范围和文学理论的课堂教学方式两个方面为文学理论的现代教学模式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依据,实现了文学理论教学模式的现代转换。壬戌学制中形成的文学理论现代教学模式,具有可操作性、简化性和针对性等特点,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学科范围划定了界限,对文学理论学科的基本风貌进行了初步规划,为中学课堂的文学理论课程教学提供了完备而便于操作的实施程序,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在壬戌学制颁布之前,文学理论课程的课堂讲授范围和讲授方式在国家颁布的学制中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学校的课堂实践中也没有普遍开设,文学理论课程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其作为一门课程的现代教学模式尚未形成,这给文学理论课程的推广和普及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十分不利于文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尽管1912-1913年壬子癸丑学制已经规定在大学的文科、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和英文部的预科、师范学校的英语学科和中学的外国语科中开设文学概论课程,但现有资料显示,从壬子癸丑学制颁行全国到壬戌学制颁布前的十年间,文学概论课程仅在极其有限的几个学校得到间断性开设。在1917年12月2日的《北京大学日刊》(第十五号)公布的《改订文科课程会议纪事》中,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的必修课程中已经列有“文学概论”课程(位列必修课课程之首且课时为2单位时);在1917年12月29日《北京大学日刊》(第三十五号)公布的《文科大学现行科目修正案》中,在中国文学门中开设有文学概论课程(课时为3单位时),与其同时开设的还有美学概论、哲学概论、言语学概论等课程;但直到1920年,文学概论课程方才在北京大学文科之中国文学门中暂时站稳了脚跟,先后担任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员有周氏兄弟和张凤举;30年代文学概论从北大文科课程表中消失,直到1946年才又重新恢复,时任教员为常凤瑑。与北京大学基本同时,梅光迪于1920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设了文学概论课程,使用的教材是温彻斯特的《文学批评原理》。可以说,在壬戌学制颁布前夕,文学理论学科并没有被作为一门正式的课程在学校进行讲授,这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基础性和入门性地位在重传统学术研究的学院氛围中没有受到当时学人的足够重视,同时,也由于文学理论学科处于初建时期,其学科界限和学科范围还相当模糊,在课堂教学实践上没有一个较为成熟完备的模式可供参考。

    壬戌学制的颁布,为文学理论课程的课堂讲授提供了一个可供操作的简明范本,对文学理论学科的讲授内容和教学方式进行了十分详尽的规定,这为文学理论课程在20世纪20年代学校课堂尤其是中学课堂的大范围普及提供了参考依据;同时,由于对文学理论学科内容的明确,也使得文学理论与其他学科之间划清了界限,尤其是从与之容易混淆的文章学、写作学和修辞学等学科中独立出来,为文学理论学科在20年代的迅速成熟创造了条件,也为20年代大量的文学理论教材和专着的问世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书写样式。在壬戌学制中,“文学概论”课程包括“文学概说”、“中国历代文学之变迁”和“近代世界文学之趋势”等三方面内容。必修课程纲要草案中规定“文学概说”的讲授内容主要包括“文学界说”、“文学与人生”、“文学家的人格与修养”三个方面,在“教学应注意之点”中还包括了“文学的意义与价值”与“文学的欣赏与创作”等两项内容。可以说,在壬戌学制中,狭义上的“文学基本原理”课程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今天文学概论教材和课程中的“文学本质论”(文学界说)、“文学价值论”(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文学与人生)、“作家论”(文学家的人格与修养)、“文学创作论”和“文学鉴赏论”(文学的欣赏与创作)的格局。而“中国历代文学之变迁”和“近代世界文学之趋势”则可以说构成了今天意义上的文学概论的“文学发展论”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