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自然灾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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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 农业自然灾害；贫困发生率；农村贫困

中图分类号 F328.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4-0092-04

建国以来，安徽省因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年平均超过20亿元，约占全省平均社会国民生产总值的10％。20世纪80年代以来，年平均直接经济损失超过30亿元。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自然灾害发生频次和强度呈加快、加大趋势，截至1997年，累计各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近1 000亿元，年平均超过100亿元。由于农户自身抗灾能力有限，一旦遭受自然灾害，在没有风险转移的情况下，绝大部分损失将由农户自己承担。对一般农户来讲，家庭收入较低，遭受灾害以后如果不能够及时得到经济补偿，对其生活和再生产的影响很大。

1 文献回顾

所有贫困现象都是由于区域、群体或个体的经济发展受到一系列内部和外部不良因素制约,造成劳动报酬和财产性收入的不足而产生的。而引起劳动报酬和财产性收入不足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要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个人等多层次、多方面进行探讨。目前这方面已有许多研究成果问世,其中主要观点有:相对剥夺说、不平等说、价值判断说、政策界定说、权利丧失说、发展不足说、能力缺乏说等等。也有根据贫困产生原因将贫困划分为不同类型而形成贫困成因类型的学说,最为著名的是康晓光根据贫困形成的决定因素将贫困分成三种类型:制度性贫困、区域性贫困、阶层性贫困(康晓光,1995)。制度性贫困是由于社会制度,如政治权利分配制度、就业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社会服务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决定生活资源在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和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分配而造成某些区域、群体和个人处于贫困状态。区域性贫困是在相同的制度背景下,不同的区域之间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发展条件的差异造成的,与区域生活资源的供给程度有关。导致贫困的区域性因素包括自然资源、发展起点、经济结构、积累能力、科技力量、人口素质、制度创新、市场机制、政治结构等。阶层性贫困是指相同制度环境中,在大约均质的空间区域内,某些群体、家庭或个人,由于身心素质较差、文化程度较低、劳动力弱、生产资料不足、生产能力不高等原因造成竞争有限的生活资源的能力较低,从而处于贫困状态(康涛、陈斐,2002)。从已有研究来看，对造成贫困的原因界定上还存在着分歧，但是总体可以概括为：一是由于缺乏发展的机会造成的贫困，即机会贫困；二是由于缺乏发展的能力和素质所造成的贫困，即能力贫困。随着我国农村教育的加强，农民的综合素质得到显著提高，如今形成的贫困与返贫现象更多的是由于机会的缺失导致的，即机会贫困成为农村贫困发生的主要原因。

自然灾害总是与贫困紧密相联，世界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中发现，80%以上的穷人并不是“总是穷（always poor）”，而是“有时穷（sometimes poor）”，原因是他们面临各种自然灾害袭击时难以抵挡，从而陷入贫困或返回贫困的境地。王国敏从定性的角度首次对农业自然灾害与农村贫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自然灾害总是与贫困相伴随，且呈正相关关系。如何更加明确农业自然灾害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即从定量的角度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以弥补以前定量研究的空白。

2 样本来源及其描述

巩前文等：农业自然灾害与农村贫困之间的关系――基于安徽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7年 第4期安徽省地形地貌呈现多样性，长江和淮河自西向东横贯全境，将全省分为淮北、江淮、江南三大自然区。安徽地处暖温带与亚热带过渡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但气候条件分布差异明显，天气多变，降水年际变化大，常有旱涝等自然灾害发生。国家划定的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简称国贫县）中安徽省有17个，占总数的2.9%，处在贫困县比较多的省份行列之中。所以，选择安徽省作为研究对象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2.1 安徽省自然灾害发生情况

安徽省自然灾害发生频繁，种类主要有洪涝、干旱、干热风、高温热害、低温冷(冻)害、冰雹、龙卷风、动植物暴发性病虫害等。灾害严重时，连续几年或同一年内几种自然灾害同时或交替发生，对人民生命财产破坏性极大。如1998年，先后出现春季低温冻害，夏季持续暴雨成灾，秋后水稻暴发白叶枯病和稻飞虱，大豆暴发甜菜夜蛾，致使全省大部分县市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达1 000多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16．8亿元，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自1995年以来，每年成灾面积都在1 000hm2顷以上，而且波动幅度比较大(见图1)。从图1可以明显看出，近年来，受灾面积与成灾面积越来越接近，说明农业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力越来越大。

受灾面积在农业种植面积中的比例在大部分年份都在20%以上，而同时成灾面积在种植面积中的比重也几乎都在10%以上(见图2)。

2.2 样本数据情况

为了获取足够的样本，我们选取1998-2002年安徽省58个县（市）共283个样本（不包括数据缺失样本）形成面板数据。面板数据既有时间序列数据，又有横截面数据，这种双维的信息可以克服样本数量少的缺陷，而且可以增加估计的无偏性和有效性，在经济分析中逐渐得到广泛的应用。面板数据主要来源于1999-2003年安徽统计年鉴。

3 基本计量模型设定与计量结果分析

3.1 基本计量模型设定

在讨论灾害与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关系时,一方面,可以通过对面上的情况进行一般性的描述来了解总体概况,也可以通过解剖典型案例了解不同的局部情况;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对统计数据的数量分析更准确地把握两者的数量关系（张晓，1999）。张晓（1999）认为农村贫困只与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和水旱灾害受灾或成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两个因素有关，所以建立了简单的双对数线性二元回归模型，把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和水旱灾害受灾或成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两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即：

式中：PKL是农村贫困发生率(%),I是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元),ZR是水旱灾害受灾或成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

但是，笔者认为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I）和水旱灾害受灾或成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ZR）两个变量之间存在明显的线性相关，因为水旱灾害受灾或成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越大越可能降低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即农村贫困（主要指经济贫困）可以直接表现为农民家庭人均每人纯收入低下，而人均每人纯收入低下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受到水旱灾害的影响。为了克服这个缺陷，笔者建立以下计量模型来描述中国自然灾害与贫困发生的关系：

式中：Y表示样本县市贫困发生率；X1是指样本县市农业从业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X2是指农村人口中男女性别比例（男/女）；X3是指人均拥有排灌机械数量；X4是指人均占有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额；X5是指农村人口人均占有耕地面积；X6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用来衡量耕地质量；X7是指自然灾害受灾面积占播种总面积的比重（%），此处自然灾害包括水旱灾害和其它农业灾害。

模型试图说明：农村贫困发生率主要是由于农民自身能力不足和生存的自然环境恶劣造成的，农民自身能力不足主要通过农村人口中男女性别比例X2和人均拥有排灌机械数量X3表示；生存的自然环境恶劣主要用人均占有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额X4、农村人口人均占有耕地面积X5、单位面积粮食产量X6、自然灾害受灾面积占播种总面积的比重（%）X7等指标来衡量。

3.2 计量结果与分析

运用SPSS统计软件，采用向后逐步回归（Backward）法对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处理，结果见表1。

从表1结果可以看出，变量中“自然灾害受灾面积占播种总面积的比重”的回归系数为-0.955，t值为-1.746，在0.05水平上显著。在统计意义上，该变量是比较显著的。但是，这个结果与张晓（1999）得出的结论有显著的差别，即张文中得出的结论认为水旱灾害的成灾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与农村贫困发生率存在正相关关系，而笔者通过利用安徽省的数据所做的计量结果表现为农业自然灾害受灾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对农村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呈负相关关系，即农业自然灾害受灾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越大，农村贫困发生率的可能性越小。对本文计量结果的解释可能：一是本文使用的数据是每个县市的平均数据，没有考虑到每个农户受灾的差别性，而且受灾不一定会成灾，而国家在对受灾地区的补贴和救助主要是按人口来进行的，这样会造成同一地区受到的灾害对各个农户生活的影响不同，一部分农户会因自然灾害而获得了更多的收入，而一部分农户因自身抗灾能力较弱，而受灾又很严重，显然容易导致极度贫困的发生，即虽然贫困数量没有因自然灾害而上升，但是贫困程度却加剧；二是农业自然灾害主要对农业生产产生影响，而对于受灾农户来说，在受灾后可能会通过从事其他产业或者兼业赚取非农收入以弥补农业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其结果可能是由于农业自然灾害的推动下，一部分农户的收入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三是农业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增加和农户抗灾能力的增强。近年来，国家和各级政府在农业自然灾害救助方面逐渐加大了力度，见图3。从图3可以明显看出，无论是全国还是安徽省对农业自然灾害的救助力度都呈逐年增大趋势，全国农业自然灾害救助资金由1999年的355 627万元增加到2003年的529 365.26万元，增加到1999年的1.49倍；安徽省也由1999年的24 012万元增加到2003年的57 118.72万元，增加到1999年的2.38倍。同时，农户的抗灾能力在逐渐增强，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户拥有的排灌机械数量增加，1998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为13.37台/百户，安徽省为30.20台/百户，而到了2003年数量全国增加到21.12台/百户，安徽省增加到47.56台/百户。二是目前全国已有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兵团）建立了省级救灾应急预案，70％左右的地、县救灾应急预案也已经出台。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运用安徽省的面板数据对农业自然灾害与农村贫困的关系计量分析来看，笔者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农业自然灾害与农村贫困之间的关系明显，而且农业自然灾害占播种面积的比重与农村贫困发生率之间呈反向关系，即在现有生产条件下，农业自然灾害导致的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重越大，农村贫困发生率越低。这个结论与现有的研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笔者在上述中也对产生差异的原因做出了可能的解释。

笔者认为，虽然农业自然灾害占播种面积的比重与农村贫困发生率之间呈反向关系，但并不是说农户就不用增强自身的抗灾救灾能力，国家和地方政府也无须在灾害发生后对灾区进行救助，帮助恢复生产。情况恰恰相反，农业自然灾害占播种面积的比重与农村贫困发生率之间呈反向关系产生的原因正是在农户抗灾能力增强和国家与地方政府救助力度增大的情形下发生的一种情况。所以，笔者认为，政府和农户更加要正确认识这种反向关系产生的效用。因此，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政府应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生产抵抗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从我们的计量结果可以看出，人均占有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额越大，贫困发生率越小。农业本生具有较强的自然条件依赖性，因此，降低自然灾害发生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对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2)继续加大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农业自然灾害救助力度，但要有针对性。农业自然灾害的发生对收入低的农户影响更大，因此，在发放补贴时切忌“一刀切”。要遵循灾害成灾多少，补多少，而且政策要向收入相对较低的农户倾斜。

(3)气象和灾害预报部门要尽量提高灾害预报的及时性与准确度。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加强自然灾害的预测、预报和宣传工作，使广大群众了解自然灾害是可知、可防、可抗、可治、可避的。

(4)在自然灾害发生后，当地政府要加大生产自救的宣传和引导。一是作物补种，当地政府应协助农户购买优良种子，恢复农业生产；二是鼓励和引导主要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其他产业，增加受灾农户的非农收入。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康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M］．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5.［Kang Xiaoguang．China's Poverty and Poverty Theory［M］．Guangxi: The People's Publishion in Guangxi,1995.］

［2］ 康涛，陈斐．关于我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的研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5～11.［Kang Tao，Chen Fei．the Study of China's Rural Poverty and Poverty［J］．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2，(4)：5～11.］

［3］ 王国敏．农业自然灾害与农村贫困问题研究［J］．经济学家，2005，（3）：55～61.［Wang Guomin．The Study of Rural Poverty and Natural Disaster［J］．Economist, 2005，（3）：55～61.］

［4］ 严立冬．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农业自然灾害防治［J］．农业经济问题，1998，（7）：33～36.［Yan Lidong．The Strateg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Natural Disaster Prevention［J］．Problems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1998，（7）：33～36.］

第2篇

对于应急管理机制的内涵，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在突发事件事前、事发、事中、事后全过程中，采取的各种制度化、程序化的应急管理方法与措施’，并认为其具有固化性、规范性、累积性、综合性和发展性的特点。”④因此，从这一解读而言，我们认为，自然灾害应急管理机制是指在突发自然灾害的事前预防、事发应对、事中处置和善后管理过程中，政府及其他公共管理机构为保障公众生命财产安全，采取的各种制度化、程序化的应急管理方法与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监测预警机制

监测预警机制是根据某种灾害演变的规律，应急管理主体使用科学的方法，对灾害的产生、发展进行监测，并在分析大量数据的基础上做出预测，做好充分预防准备，提前采取相应措施，以降低或消除不利后果的活动。当灾害发生时，根据灾害级别的不同而启动与其相应的应急预案。建立监测预警机制，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对自然灾害所涉及到的范围和可能涉及到的领域进行准确的预判，将灾害扼杀于萌芽状态，是避免和降低自然灾害给人们正常生产、生活带来的威胁与损害最有效的手段。

1.2信息报告机制

信息与信息上报是地方政府对信息反应能力的体现之一。目前，我国县级政府实行的信息报告机制是分级上报，具体分为初报、续报、核报。①初报。本行政区域内发生自然灾害，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在灾害发生后的2小时内，向地（市）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报告（含分乡镇数据）。对于造成1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房屋大量倒塌、农田大面积受灾等严重损失的自然灾害，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在灾害发生后的2小时内，同时上报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和民政部。②续报。灾情稳定前，省、地（市）、县三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均须执行24小时零报告制度。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每日9时之前将最新灾情和救灾工作情况向地（市）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上报。③核报。灾情稳定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组织力量，全面开展灾情核定工作，并逐级上报。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在5日内核定灾情和救灾工作数据向地（市）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报告。政府信息获取能力与渠道关系到地方政府应对自然灾害的主动性与有效性。

1.3响应处置机制

响应处置机制一般包括三方面：决策机制、指挥协调机制和社会动员机制。目前，各级政府应对自然灾害的应急决策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环节:收集决策信息、弄清灾害状况及程度、制定决策方案、执行决策方案、检查执行情况、反馈各种信息等。灾情发生后，各级政府实行的指挥协调机制主要包括:预警通知———激活应急预案———建立或启动应急指挥中心———召集与分派工作组深入现场指导工作———召开新闻会等。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是应对突发事件不可或缺的力量，各级政府采取的社会动员措施包括：进行宣传、组织捐赠活动、公布捐赠信息等。除此之外，在灾区，政府也积极动员，进行宣传教育，指导灾民开展自救、互救等。

1.4善后处理与评估机制

善后处理与评估机制是应急管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了将灾区的日常生产、生活恢复正常的状态和秩序，所进行的各种善后处置活动。各级政府善后处理事项主要包括：转移灾民、排查次生隐患、恢复基础设施、部署重建工作、进行灾后总结、实施灾后补偿以及人员奖惩等。评估事项主要包括：评估预案的合理性、评估各部门的灾害处置效果、评估部门整体应对灾害的能力以及构建灾害分类、分级的指标体系。进行善后处理与评估是在过去的基础上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也为进一步的应急管理工作提供经验，指明方向。

2南疆农村地区突发自然灾害应急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

2.1应急管理机构设置落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颁布以后，由国家最高层人民政府到县级人民政府都纷纷相继设立了政府的应急办公室，南疆农村地区各级政府也相应地设立应急办公机构。但是由于对应急办公室的设置，国家并没有制定统一的设立标准，导致不同层级不同地方设置的应急办公室五花八门，形式各异。有的是独立设置，有的是挂靠在当地政府办公室。有的属于行政机构，有的又属于事业单位。应急办公室是应急管理指挥主体和责任主体，是应对自然灾害最根本的组织保障。但机构的设置混乱，有名无实，导致应急管理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2.2监测预警机制建设薄弱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应急管理工作的需要，南疆农村地区的自然灾害监测预警机制建设仍较为薄弱，突出反映在预警监测设备和手段相对落后，应急信息传输不畅。以气象部门为例，天气预报不够准确，预测能力仍然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由于各种软硬件设施配备不足，气象灾害的应急监测水平较低，预报预测准确率不高，精细化水平欠缺。尤其是地形复杂、山高沟深的特殊地区，局部小气候变化迅速，更难以预测。除此之外，气象预警信息的覆盖面还不够宽，特别是对偏远山区、牧区的预警信息覆盖率较低，监测状况不能完全满足应急预警工作的需求。

2.3响应处置机制有待健全

目前，南疆农村地区的应急响应机制运作迟缓，跨部门行动欠缺综合协调性，相关机构职能分散。自然灾害应急管理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各级政府在防灾减灾工作中应充分发挥主导者作用。但在多次的自然灾害应急救援过程中，各应急主体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缺乏，职责交叉和脱节现象严重，条块分割加重了应急指挥协调的难度。在常态管理中各部门间为争夺利益,推诿、扯皮现象就屡见不鲜。在灾害发生的初期阶段，某些部门领导存在侥幸心理，没做好充分准备，增加了灾害处置的难度。因此，提高基层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重视基层政府各部门应急管理联动机制和合作机制的建设是当务之急。

2.4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保障不足

应急设施与资源配置是预防灾害、进行救援和应对所配置的设施和资源的总称。新疆南疆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地区财政资金有限，各种应急技术、物资、人才极其缺乏。常常存在应急设施陈旧老化、技术滞后、应急资源配置不系统等问题。加上基层应急救援队伍缺乏训练,灾害中救援的行动力与应变力明显不足。很多地震频发的地区，由于缺少救援工具，地震发生后，灾民只能靠铁锹、锄头等农具挖掘，严重影响了应急救援的开展与实施。合理的应急设施和资源的配置，是县级政府有效应对特大自然灾害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先决条件，也是救援成功的重要保证。

3完善南疆农村地区突发自然灾害应急管理机制的对策

3.1完善应急管理机构的建设

自然灾害的应急管理涉及的部门较多，比如：国土、地质、农业、林业、畜牧、气象、水文、水利工程、民政、公安、交通等部门。单个部门的管理将无法达到综合减灾效益的目的。南疆农村地区各级政府应当完善自然灾害应急管理机构的建立，建立统一专门的应急机构。这种应急管理创新模式的关键在于将分散于各部门的应急管理工作统一由应急管理职能部门来实施。将自然灾害的监测预警、信息传递与公布、应急决策、应急响应、公众沟通、资源的配置与征用、事后恢复与重建等职责应对活动统一赋予该综合应急管理部门，从而真正解决长期存在的因部门分工不明确、责任主体不明确，而导致的准备、预防、应对和恢复等工作难以落实的问题。

3.2健全自然灾害监测预警系统

健全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系统，是客观、及时、准确地监测自然灾害的发生、发展，为预警提供依据的重要基础。面对自然灾害，哪怕是最原始的预警系统，也能挽救人民生命财产。现阶段，在有条件的地区，应深入研究和科学分析具有代表性的自然灾害案例，并对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对自然灾害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进行总结，提高各类突发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和综合分析能力。对频发的自然灾害做到早预警、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并且还要在财政上予以支持，在政府财政预算中纳入其所需经费，并给予法律保障。

3.3建立应急协调联动机制

应急管理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涉及诸多部门、领域和区域，必须依靠各级政府和各方社会力量的参与。首先，理清各方参与部门职责，化解部门利益，协调部门合作。按照属地为主、分类管理、条块结合、分级负责的应急管理机制，建立横向与纵向各部门间人、财、物以及信息等各种资源的共享机制。其次，建立高效的应急联动机制。整合各方参与主体，统一指挥，做到灵敏反应、有序协调、高效运转的应急联动机制，形成快速处置突发自然灾害的合力。最后，加强应急演练。演练可以提高应急救援队伍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提高应急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提升熟练程度，从而增强系统的应急处置能力。

3.4完善自然灾害的人、财、物应急保障机制

第3篇

[关键词]民国；自然灾害；农村；建筑结构

文章编号：2095-4085（2017）0-0042-03

房屋，最初的使命就是为人类遮风挡雨。如果将“风雨”的外延扩大至能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破坏的不可抵御的自然力量时，房屋能有效抵御自然灾害侵袭的功能就显而易见了。从自然灾害与人类建筑类型的关系角度深入观察和思考，我们不难找出这一功能的痕迹。

云南地处印度洋板块、欧亚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交汇地带，全境多高山河谷，间有低平的盆地散落其问，境内各民族择地而居，彝、苗、哈尼、拉祜、布朗等族多聚居山区和半山区，傣、白、汉等族则多聚居于平缓的河谷和盆地地区。另外，受印度洋暖湿气流和西伯利亚寒流的交替影响，云南全年分为明显的干湿两季，冬春季节是旱季，多大风天气，夏秋季节是雨季，雨量丰沛。在这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下，云南自古以来就是地震、洪涝、瘟疫、大风等自然灾害的频发地区。为有效抵御自然灾害的侵袭，云南的农村民居建筑因地制宜，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保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1.屋顶覆瓦抵御风灾

在屋顶覆瓦，是南方多雨地区的普遍建筑形制，这样一方面有利于雨水及时下流，不至于损害屋顶，同时，覆瓦还可以在房顶上形成一个隔层，起到干燥的作用。在相对干旱少雨的北方，泥制平房顶比较普遍，既能冬暖夏凉，又可以节省一部分建筑费用。而西北地区的房子虽然也采用瓦片覆顶的，但与南方瓦房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人”形屋顶，而是从后往前倾斜。在云南农村的房屋建筑上，有一种明显区别于其他地方的特点，全国大多数地区房屋覆瓦多数铺设板瓦，而在云南农村民居屋顶除铺设板瓦，尚在板瓦之上铺设筒瓦。

前代的云南地方志上，记载了明代政府特别允许云南民居使用筒瓦。史书记载：“各省专用板瓦，滇中兼用筒瓦，以滇多大风，明初特敕许用也。”由此可知，明朝时，云南民居屋顶的筒瓦是专门用来抵御大风而用的。那么明朝采取的措施在民国是否还存在价值？《宜良县志》给了我们肯定的答案，在县志中有“各县属亦沿旧制”之说。风灾是由大风肆虐造成的自然灾害，一般很难随时代变迁而发生彻底的改变。查阅史料后笔者发现，民国时期云南风灾依旧十分频仍，给当地百姓造成了重大损失，如《云南天气灾害史料》记载：

1918年，勐海几个寨子大风，共吹倒房子十五间，一问大瓦房被吹走50m。1926年，文山西乡第四段大风，吹倒民居七间。1927年，双柏暴风大起，小米孔山头寺庙、楼阁吹落瓦片，椽木随风飞扬，山场林木尽行倒扑，连根拔起，乡民以为奇异。1928年，晋宁七月夜间大风，吹折县属各地柏树万余株。1930年，建水曲江大风持续半小时，吹断树木，掀掉房瓦。1932年，富源纵横30里，暴风骤作，包谷全被吹到，复屋伤人甚多。1934年，梁河大风倾屋拔树。1947年、1949年建水两次大风，掀掉房瓦。

在笔者统计的灾害记录中，民国期间有关大风成灾的记录有数十次，可见，在民国时期云南乡村确实存在着严重而频繁的风灾威胁。筒瓦相对于板瓦来讲，有明显的弧度，筒瓦在板瓦上使用，不仅可以起到对板瓦的固定作用，避免大风轻易地将板瓦掀落，还可以利用自身弧度将风的来势适当化解，减少风的破坏力，从而最大限度地抵御风灾。直到现在，在风灾较为严重的大理，具有显著民族特色的白族民居，依然清一色地采用板瓦加筒瓦的方式覆盖屋顶。

2.以土为屋顶抵御瘟疫

在云南也并非所有的屋顶都是覆盖瓦片，在云南南部的思普地区（现在的普洱、临沧、西双版纳），多数的屋顶用泥土覆盖，而不用瓦片，其实这也是与当地的天气灾害有密切关系。思普地区地处回归线附近，属于热带气候，终年潮湿闷热，这种情况下，瘟疫是当地居民最大的橙恕J热的环境有利于致病菌的生存，要想抵御瘟疫，除了医学手段之外，还必须使居住环境干燥、凉爽。因此思普地区“人家的居室都是土墙土顶，不用瓦盖，名日‘土掌’，这样才稍能避掉些热气。那里的土真好，捶成的平的屋顶不会漏雨，小孩妇女多半于晚间在上面乘凉”。土掌房用云南特有的粘土做主要的建筑材料，它以石料作墙基，用土坯或粘土筑墙，墙体往往厚实耐久，墙体筑好后再在其上架梁，梁上铺木板、木条或竹子作顶，顶上再抿捶一层粘土，形成了平整而坚硬的平顶，部分土掌房为二屋或三层。民国时期，这样的建筑结构在云南的山区和半山区较为常见，它特殊的结构可以保持室内的干燥，同时还可以形成冬暖夏凉的特殊效果，对于瘟疫的肆虐有着良好的抵御效果。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这种建筑留存的越来越少，在红河、玉溪、普洱等地区遗留下来的古村落亟待保护。

3.以木为屋抵御地震

云南另外一常见的灾害为地震。在笔者的统计中，民国38年期间，云南共发生了有记录的地震509县次，实际上地震发生的次数比作者记录的更多，因为作者统计中无论此县一年内发生多少次地震，均做一县次计算，而大理、腾冲、东川等地，每年都会发生几次可记录的地震。因此防范地震，成为云南民居建筑中一个重要考虑因素和功能。特别是在滇西地区，抗震更是人们建房时必须考虑的问题。物理学告诉我们，柔韧性越高，其对抗震动的能力越强。先民们虽然没有物理学原理作指导，但是经过千百年经验的积累，也明白了木头在建筑中有着明显的抗震作用，因此斗拱连接的建筑方式被发明出来。在云南的建筑中，木头也被广泛应用于对抗频发的地震灾害。尤其是木头作为房屋框架的基础构成部分，形成柱梁交互的结构形式，能够将泥土或砖石构成的墙壁在地震来临时推向房屋之外，起到保护房内人畜及财产的作用。

《鹤庆风物志》记载：“群众住房是土木建筑，建房时用‘穿坊’加固，有较高的抗震能力”。更典型的例子在丽江地区，丽江地区是有名的地震高发区，居民的房屋建筑对抗震的要求更高。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纳西族人民在抗震方面总结了一些有效的构造措施。丽江纳西民居维护墙采用下重上轻的结构，即墙体的下半部分用土坯垒砌，而上半部分采用木板结构，一方面使得重心靠下，地震时房屋的基础更加牢固；另一方面，木板较轻，墙体真的坍塌下来，伤害力也是有限的，可以减少人员的伤亡。整个房屋采取木制的框架，即用柱子托住屋顶，在柱外打墙。后墙和两山墙相互勾连咬合，形成一个整体的半包围结构附着在木构架的，万一墙体震坏，里侧有立柱、梁等木架结构支撑，房顶不至于塌落。当地居民称为“墙倒屋不塌”、“倒墙倒外面”。另外有的民居的靠土墙里面装一层叫作“顺墙板”的木隔板体系，这样加上屋顶、地面，使室内空间成为一个六面板的大箱子，抗震性能相当好。直到目前滇西北的保山、丽江、大理的广大农村仍然采用这种建筑结构，并在实践中减轻了地震对于老百姓生命及财产造成的损失。

4.以“干阑”式建房抵御洪涝

民国时期云南的自然灾害中，发生频率最高的应属洪涝灾害，在作者的统计中，民国时期云南共发生水灾850县次，其中不乏大的水灾。云南的水灾虽然没有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绵延数省的规模，但冲田倒屋的记载比比皆是，此处没有必要做过多的史料摘要，仅绥江县民国十三年的大水就让人心有余悸。史“七月自十六日起至二十日止，每当水飞涨之时，一片。上流房屋、牲畜、器物、树木络绎漂来，船舟皆为人运物迁居，莫敢打捞。人民迁避者携老扶幼，荷囊背筐，号声哭声日夜不绝。附城一带高地，露宿风吹者触目皆是，流离之状，惨不忍睹”。几百次洪灾肆虐，给人民造成的损失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建造房屋时考虑对抗如此高频率的洪水是必要的。为防止洪灾肆掠，滇东南、滇西南地区普遍采用了具有一定防洪功能的干阑式建筑结构。

在滇东、滇南的农村，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干阑”式的二层建筑，一层饲养牲畜，二层供人居住。“干阑”式建筑分布范围很广，从印度支那半岛、马来西亚、泰国、缅甸至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甚至巴布亚新几内亚都能见到。我国的少数民族傣族、侗族、壮族、布依族、水族、佤族、景颇族、德昂族等也都习惯住这种房屋。这种建筑的特点是一层在地面上打桩，将二层托起，有的一层因饲养牲畜砌简单的围墙，有的直接不砌围墙，使桩直接。对此有人解释为“有栏槛，脚高数丈，云避田鼠也”。这个说法显然值得商榷，因为我们知道老鼠的攀爬能力特别强，光滑的悬崖上也可以行动自如，几根木桩就可以使他们无可奈何了吗？学者们在探讨“干阑”式建筑起源的时候已经把这种建筑的功能说得很清楚了：“洪水泛滥、土地沼化、地面不易清理、防御虫蛇猛兽、土地潮湿、瘴气都是原因之一”。对于山区来讲，此种形制的房屋抵御洪水灾害的功能应该列在诸原因之首。云南多数是山区，农民喜欢依山建房。这样滚滚而来的山洪就成为居民一个很大的威胁。将房屋建筑在木桩上，一旦洪水到来，房屋几乎对洪水不会产生阻力，洪水可以快速的通过居民区，减少对房屋造成损害。以滇南傣族竹楼为代表的“干阑”式建筑其功能则更为复杂，但除了居住功能之外还是要抵御自然环境给人类带来的灾害。滇南一带，气候闷热，多雨潮湿，有时空气湿度可以达到70%～80%之间，底层架空的“干阑”式建筑，既有良好的通风散热和避免潮湿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虫兽的侵害。同时傣族居于坝区，受印度洋季风影响，当雨季来临的时候雨量丰沛，常遇洪水泛滥，干阑式建筑楼下架空，有利于洪水通过，可以有效降低洪灾危险，保全生命和财产。另外，因为在湿热地带，对于通风要求很高，为适应环境，傣楼的墙体、地板多用竹篾编织而成，其间留有许多缝隙，可以保持空气流通。不仅如此，用竹篾做地板和墙体还可以有效抵御洪灾的破坏力，“竹楼的竹篾多空隙，多系绑于梁上，洪水泛滥时，另将其取下减小浮力，俟洪水退后再铺上”。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洪水带来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