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电子产品开发综述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选择一个适合的产品开发过程对于成功完成产品开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定义良好的过程,可以有效地指导和监控产品开发实践活动,提高产品开发的效率、质量和可预测性。但是,如果过程定义不合理,却会反过来制约我们的工作,导致挫折、低效、低质量甚至失败。
产品开发是一个多学科综合的过程。以消费电子产品为例,在产品开发过程中,软件、硬件、结构件和定制件等各个学科和专业小组的活动互相依赖、交叉并行。传统的产品开发过程往往采用串行、离散、重量级的方法,存在着以下问题:
串行的产品开发过程不能有效支持产品开发的迭代本质,项目的风险往往在后期集中爆发,导致项目进度失控或产品草率交付。
传统产品开发过程把各个学科和专业小组的活动视为一系列静态的、离散的过程,对于多学科交叉并行活动缺少有效综合与协调。
传统产品开发过程采用的重量级方法导致大量的文档工作和漫长的开发周期,难以快速交付高质量的产品。
随着产品的智能化、自动化和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产品的功能和结构日趋复杂,其开发难度也不断增大。同时,技术和工艺水平的飞速提高,以及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产品的更新换代更加频繁,也使得开发时间日益缩短。在开发难度提高和开发时间缩短的双重压力下,传统的产品开发过程已经不能满足消费电子产品开发的需要。因此,建立一个高效的产品开发过程有着重大的意义。
二、国内外现状分析
为了解决传统串行的产品开发过程导致的产品设计改动量大、开发周期长、成本高、质量差等问题,人们提出了并行工程(Concurrent Engineering)与集成产品和过程开发(Integrated Product and Process Development, IPPD)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建立产品开发过程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并行工程与IPPD本身并没给出具体的产品开发过程定义,尤其是对于产品开发的迭代本质和多学科交叉并行特性缺乏具体的过程方法予以支持。
在产品开发中,系统工程(Systems Engineering)起着统领全局,综合、协调各个学科和专业小组的关键作用。对于产品开发过程方法的研究和实践,是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系统工程领域,现有的各种系统生命周期模型和系统工程过程模型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对产品开发过程进行了描述,现有的重量级的产品开发过程大多数正是在这些模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这些模型本身比较抽象化和一般化,不足以作为产品开发过程定义。同时,由于系统工程长期以来主要应用于大型/超大型系统(如武器系统、航天飞机等),在应用这些模型进行产品过程定义时必须非常小心,否则容易产生过于重量级的过程。
反观软件工程(Software Engineering)领域,对于软件开发过程的研究和实践近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迭代开发正取代传统的瀑布模型逐渐成为软件过程方法的主流。基于迭代开发的产品化的软件开发过程——RUP的出现,标志着迭代开发方法的成熟。以迭代开发为核心的一批敏捷方法(Agile Methods),代表着软件开发过程研究和实践中极为活跃的部分。但是这些过程和方法主要关注于软件开发过程,对于其他学科的活动通常只是作为软件开发过程的外部环境加以考虑,而不是从全局上予以综合和协调。
产品开发、系统工程、软件工程3个领域的过程方法各有所长,但都满足不了消费电子产品开发过程的要求,尤其对于多学科综合的迭代开发方法都缺乏具体的解决方案。
三、研究目标和内容
本课题的研究目标是为消费电子产品建立一个能够有效支持产品开发迭代本质、有效综合与协调多学科交叉并行活动、轻量级的产品开发过程。
由于现有的过程方法都满足不了消费电子产品开发过程的要求,尤其对于多学科综合的迭代开发方法都缺乏具体的解决方案。因此,我们在综合产品开发、系统工程、软件工程等领域先进的过程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适合于消费电子产品的、基于迭代开发方法的、多学科综合的开发过程——多学科集成迭代过程(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ed Iterative Process, MIIP)。在这里:
“多学科”是指MIIP能够有效综合与协调多学科交叉并行的开发活动;
“集成”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MIIP在产品开发过程中集成了各个学科和专业小组的活动,二是MIIP在过程方法上集成了RUP、敏捷方法、系统工程、并行工程、IPPD等多种过程方法的先进思想和经典实践;
“迭代”是指MIIP基于迭代开发方法。
本课题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
1. 分析消费电子产品开发的多学科集成迭代特征,并为之建立合适的过程;
2. 研究迭代过程在多学科交叉并行情况下存在的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
3. 将多学科集成迭代过程应用到具体的项目中,在实践中检验和完善;
4. 总结多学科集成迭代过程应用的经验教训,为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过程改进提供经典实践。
[注:一般研究内容3-6个,每个研究内容要展开来陈述一下]
四、关键技术研究
[注:关键技术研究是指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不是要使用的主要技术]
多学科集成迭代过程(MIIP)以软件工程领域的RUP和敏捷方法为基础,将其扩展到系统工程领域,同时吸收了并行工程与IPPD的思想。MIIP的研究需要深入分析并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1. 消费电子产品开发过程具备什么样的过程特征?
2. 如何为消费电子产品开发过程建立合适的过程?
3. 对于消费电子产品,产品开发过程应具备什么程度的敏捷性?
4. 软件开发的迭代过程是否同样适用于硬件、结构件和定制件等其他学科的产品组件的开发?
5. 在多学科交叉并行的情况下如何进行迭代?
6. 各个学科如何在迭代之间进行协同?
7. 各个学科在独立并行和同步协调之间如何进行权衡?
8. 在实践中,产品开发如何实现从传统的串行过程到迭代过程的转变?
[注:关键问题3个以上,并建议每个问题要展开来陈述一下]
五、研究方案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
1. 文献阅读:大量阅读文献,了解业界成熟的过程理论、经典实践和最新研究进展,建立充实的理论基础。
2. 过程资产分析:分析Z公司(一个大型的消费电子产品提供商)过程资产库中的现有过程定义文档,并将其与实际执行结果相比较。
3. 项目历史数据分析:分析Z公司项目历史数据,特别是项目计划、监控、度量结果和技术类工作产品,了解项目的实际执行过程。
4. 人员访谈:访谈Z公司项目经理、开发人员和过程改进人员,了解现有过程模型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和人们的期望。
5. 过程定义:在分析消费电子产品开发过程的特征之后,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多学科集成迭代过程。
6. 讨论和评审:在新过程的设计过程中定期与相关专业人员进行讨论和评审,集思广益。
7. 过程试点:在Z公司选择一个现有项目进行试点,在实践中检验和完善过程定义。
8. 试点总结:总结多学科集成迭代过程应用的经验教训,为Z公司乃至整个行业的过程改进提供经典实践。
1. 基于复用定义软件总线架构
2. 面向快速软件服务的个体敏捷过程拟包括以下子过程:
a) 需求与组件池的匹配过程
b) 派生组件的开发过程
c) 需求的验证过程
d) 快速服务交付过程
e) 组件反馈维护过程
3. 借鉴CMMI和PSP来建立面向快速软件服务的个体能力成熟度模型,并进行评估
[注:如果是开发系统,则可画个系统结构图,并说明开发语言、工具、框架等]
本课题的研究经费来自Z公司的过程改进费用,Z公司有一支专职的过程改进队伍,并且已经具备一定的过程资产和项目历史数据,过程的试点项目已经选定,多学科集成迭代过程的核心思想已经开始在该项目中应用。课题研究各方面的资源已基本具备,可以支持研究工作的开展。
六、计划进度
[注:一般从开题到答辩是一年时间]
2019.10 开题
2019.12 定义面向快速软件服务的个体敏捷过程
2019.03 定义面向快速软件服务的个体敏捷过程中个人能力成熟程度
2019.04 选择2-3个专业服务项目进行推广试点
2019.06 对试点专业服务项目进行评估与改进
2019.07 撰写学术论文
2019.08 部门内部推广
2019.10 学位论文定稿和答辩准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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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绿色供应链;电子行业;系统动力学
中图分类号:F272.7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近年来,各国政府和组织先后出台各种保护环境的政策与法规,旨在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其中以欧盟的WEEE和ROHS指令最具有代表性。欧盟的环保指令内容甚是广泛,对中国电子产业影响很大,已经构成绿色贸易壁垒。因此,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电子行业寻求可持续发展,进行绿色供应链管理,提高我国电子企业供应链的绿色度势在必行。
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对于不同的行业都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对于造纸业来说侧重于生产环节上的生产技术改进,而对于电子行业来说侧重点却是电子产品生命周期末端的回收处理环节。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绝大多数电子企业只重视电子产品的生产、销售以及产品售后服务等环节,而对电子产品生命周期末端的回收处理大多数企业要么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实施,要么直接放任不管,对资源和能源来说都是一种严重浪费。随着电子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不断增大,电子需求也逐渐增加,进而造成了大量的电子垃圾,日益成为社会生态环境的严重负担,也使人们的生活环境质量不断下降。因此,本文应用系统动力学对电子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进行建模,为电子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和相关具体措施。
2 理论综述
2.1 绿色供应链管理
绿色供应链的概念最早在1996年由美国国际科学基金资助的一项“环境负责制造”研究中被提出,各个机构与学者们对绿色供应链管理也进行了研究,但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概念。国外相关综述研究文献数量很少[1], 国内相关综述研究也尚不多见[2]。Narasimhan等对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定义是:对供应链管理方针、采取的行动以相互之间产生的关系的设定,所形成的各种关系是应对公司产品和服务的有关设计、材料采购、生产、分发、利用、再利用以及处置方面的环境问题[3]。我国学者但斌和刘飞等人认为:绿色供应链管理是一种在整个供应链中综合考虑环境影响因素以及资源的高效配置的现代管理模式,它是以绿色制造理论和供应链管理技术为基础,涉及供应商、生产商、生产加工厂、销售商和客户,其最终目的是使产品从物料获取、加工、包装、存储、中转、利用到报废处理的全过程中,对环境影响程度最低,资源配置效率达到最高[4]。朱庆华教授着重强调了环境因素的作用,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应该考虑环境绩效优劣,实现企业和供应链之间的可持续发展[5]。在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概念模型研究的基础上,汪应洛和王能民教授参照了以往学者的观点从系统的角度阐述了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构成,绿色供应链管理系统中包括生产系统、消费系统、社会系统与环境系统4个方面[6]。
2.2 系统动力学
1956年,系统动力学理论由MIT的Forrester创立[7]。系统动力学是一门基于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计算机仿真技术的新兴学科,它主要从系统内部的微观结构入手来进行建模,分析系统结构、行为和功能的内在关系,最终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系统动力学模型可以说是一种结构型的模型,它与其他模型方法不同,对参数的要求不高,也不一定要求精确的数据,而着重研究系统结构及动态行为,这对于复杂系统尤为适合。目前,国内外用系统动力学对绿色供应链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从系统动力学的角度提出电子行业绿色供应链的实施模型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3 电子行业绿色供应链系统动力学模型
的构建 绿色供应链管理运作生命周期[8]中提到绿色生命周期一共包括4个环节,分别是绿色采购、绿色生产、绿色销售以及绿色回收。在电子行业的绿色供应链管理运作生命周期中也同样包括了这4个环节,不同的是绿色回收环节在电子行业绿色供应链中尤为重要,废旧电子产品的可回收价值较高,市场经济份额较高,并且对废旧电子产品的回收可以提高企业的绿色形象,进一步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电子行业中的绿色供应链管理与一般供应链相比较,主要区别在于增加了废旧产品回收商企业节点。
在绿色供应链管理闭环结构中,供应商负责提供绿色生产原料,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制造商采用绿色生产技术保证原料使用率和能源利用率,通过绿色销售渠道到达消费者手中,最终经过消费者使用后,产品失去原本使用价值,通过回收商的回收进入逆向物流体系,开始绿色再制造环节,废旧产品中的可重新利用部分可以再次进入原料供应商[9]。
现实中的电子行业绿色供应链很复杂,包括的因素非常多,如果全都考虑在内,会使模型无法有效运行,也失去了仿真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对模型建立进行一定的假设,本文建立的电子行业绿色供应链的模型假设主要包括以下几点:①假设该系统中只有一种电子产品生产;②生产产品所需要的原材料供应充足,即不考虑物料库存的情况;③假设原材料供应商中供应的原材料短时间内不会有太大的变化;④假设电子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中各节点企业均采用安全库存管理模式;⑤假设电子行业绿色供应链中企业的物流能力是充足的,即不考虑物流能力缺乏的问题;⑥假设电子行业绿色供应链中各节点企业的问题处理与决策能力不受限制,都能及时收到并完成相关业务处理。
经济与管理
电子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中影响因素众多,构建模型之前首先必须对模型进行相关因素的筛选。此次绿色供应链管理系统建模的主要目的是验证绿色供应链管理中影响企业的绿色形象的因素、各因素间的相互影响及企业绿色形象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作用,经过筛选可以按供应链上各个节点企业进行变量的选取及分类。确定好了系统边界之后,就可以构建系统动力学流图,因此本文所建立的电子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的SD流图如图1所示。
4 电子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实施政策
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战略对于电子行业来说,不仅提高企业的绿色形象并增加企业电子产品的销售额,而且对提高企业的国际市场品牌竞争力也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针对上文的数据分析与仿真结果,可以从两个方面提出电子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的相应对策,一方面从企业外部环境约束分析促进绿色供应链管理构建并完善的对策,另一方面从企业自身内部环境来分析如何积极构建绿色供应链管理。
4.1 从企业外部环境约束来分析构建绿色供应链管理
由电子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系统动力学模型的结构及相关仿真分析,可以得出电子企业是否积极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很大一部分的压力来自于政策法规及绿色标准的约束。因此,一方面我国需要积极制定颁布实施相应的环保法规,完善法规激励机制,促进企业将外部的环境问题及压力内化为企业的内部成本,实现经济利益与环境绩效的有效结合;另一方面,绿色标准的完善是我国电子企业应对国际绿色贸易壁垒的关键措施。在我国,绿色标准的完善可以主要从以下几种标准进行参考制定并完善:国际和区域性的环保公约、国别环保法规和标准、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和环境标志等措施、生产和加工方法及环境成本内在化要求等分系统[10]。政府的绿色标准可以对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起到外部约束作用,但最终还是需要企业自身的环保意识及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才能对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实施真正起到实际的控制与约束作用。
4.2 从企业自身内部环境来分析构建绿色供应链管理
我国电子企业目前受到环境和资源的双重压力,国际环境上的绿色壁垒也日趋形成,但是短期内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并不能带来较大的成效,相反可能会有较长一段时间的成本压力。随着绿色贸易壁垒的形成,绿色产品越来越重要,企业有必要意识到开发环保友好产品、绿色生产直至绿色回收的重要性。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实施涉及了供应链中的各个节点企业,需要供应链中各企业成员积极参与绿色供应链管理。本文将从绿色设计、绿色采购、绿色生产、绿色回收各个阶段分别提出相应对策。
4.2.1 绿色设计
绿色设计贯穿于产品生命运作周期的全过程,需要充分考虑产品生命周期全过程运用到的资源及能源对环境的影响。结合本文建立的电子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系统动力学模型的仿真结果分析,可得出在实施绿色设计时应考虑到以下几点:①尽量选择可回收再利用、绿色度较高的原材料。②鼓励“拆卸、组合和循环设计”。③秉持 “系统观念”。对产品进行设计时不能只停留在设计这个层面上,应该跳出这个层面,置身于“产品——人——环境”等多要素构成的系统中。在进行产品开发设计时,尽量多采用新的理念和思维方法,系统全面地进行绿色设计。
4.2.2 绿色采购
绿色采购要求在产品设计阶段选用绿色原材料,绿色原材料主要是指对环境污染小以及可再利用性高的材料。原材料供应商供应的原材料除了具备在生产制造中能够发挥良好功效的同时,也需使产品报废后仍能够对原材料进行有效的回收处理,达到减少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的目标。绿色采购可以采取与供应商合作的战略,为保证与供应商达成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在供应商选择中,可对其进行系统的评估。对供应商的系统评估可通过供应及时性、合格率以及供应原材料的绿色率等因素对其进行考察。
4.2.3 绿色生产
在产品生产制造过程中影响企业绿色形象的因素主要包括原材料、能源的利用率和绿色率,也包括生产制造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率及回收的废旧电子产品的再利用再制造率。原材料、能源的利用率和绿色率与选择的供应商的绿色度有着直接关系,因此在供应商选择中要充分考虑供应商的绿色形象。另外,废旧电子产品的回收处理以及再利用再制造率也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绿色形象。供应商供应绿色原材料对废旧电子产品的回收处理及再利用再制造率的提升起到了很大作用,绿色回收处理阶段也必不可少。
4.2.4 绿色回收
当产品处于生命周期末端的报废处理阶段时,需要对其进行绿色回收及再利用。废旧电子产品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对环境存在污染的潜在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再循环资源回收利用的高价值性。比如,生产一台计算机大概需要700 多种化学原料,这其中50%以上对人体是有害的。而1t电子板卡中含有大约1磅黄金、286磅铜、65磅铅、90磅铁等,只要通过合适的设备以及恰当的处理工艺,就可以将这些资源经济环保地利用起来。
5 结语
纵观电子行业的整个供应链系统,可以看出绿色回收在电子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实施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我国企业管理中,企业的绿色供应链管理是目前企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作为电子企业,尤其是电子制造业就更应该主动提高环保意识,将环保意识融入到企业的供应链管理绿化中去,绿色供应链管理不仅可以为社会创造环境效益,也可以为企业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进而扩大企业的产品市场并节约成本,从而使企业收获更大的经济效益,最终达到社会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局面。
[关键词]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责任主体 EPR。
中图分类号:D41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21-0142-02
一、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含义
1.国外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起源及定义
生产者责任延伸(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简称EPR)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是由瑞典环境经济学家托马斯・林赫斯特在1988年提交的《基于浪费意识的产品开发》的报告中首次提出。托马斯认为EPR是一种环境保护策略,通过使生产者对其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承担责任,特别是承担产品废弃阶段的回收、再循环利用以及废弃物处理的责任,从而尽量减少产品的环境影响[1]。托马斯教授的观点倾向于生产者对环境影响的责任,也导致对生产者责任的具体定义有些困难。
欧盟定义生产者责任延伸为:生产者必须承担产品在使用完毕之后的回收、再生或废弃处置的责任[2]。美国则实行的是产品延伸责任(Extended Product Responsibility,同样简称为EPR),具体定义为:“产品延伸责任是一个使用产品生命周期分析法来寻求机会实现污染防治和资源保护的原则。在产品延伸责任原则下,原材料和零部件生产者、产品制造者、使用者和处理者对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分担责任[3]。”
2.我国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定义
我国对于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建立一直处于探索阶段。2009年,我国公布《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对产品生命周期各个环节的相关责任方进行了责任划分,使我国EPR制度走向了立法的道路。在2012年《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实施,标志着我国EPR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笔者认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狭义上是对生产者产品生命周期的责任负担,包括对产品生产、使用、废弃及处置的负责;广义上是对产品生命周期内各责任方的责任链接,是实现最终环境保护、物质再利用的制度。
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中各利益相关方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实施的前提是确定实施的对象。有学者认为生产者责任延伸的责任主体即生产者有侠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生产者为产品的生产者,即直接生产者;广义的生产者是指除了直接生产产品的生产者外,还包括间接生产者,例如原材料的生产者、零部件的生产者等[4]。随着现代生产与循环经济的不断发展,笔者认为广义的生产者将逐渐被人们认可,且各个生产者在产品生产、回收、处理等阶段承担的责任也必然将进一步细化。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对广义的生产者具有最主要的责任约束,但同时产品生命周期中的每个受益者都应对废旧产品负有相应的责任,例如分销产品的分销商、使用产品的消费者等。从产品的生命周期来看,产品经历生产、销售、使用、回收及拆解利用等阶段,各个阶段的利益相关方均应该对产品的生命周期负责。例如德国规定废弃产品由出售产品的商家负责;日本则明确规定由消费者负责产品的回收;韩国也规定销售商负责废弃产品的回收并运输到收集站[5]。
目前国外很多国家对于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中个责任主体的范畴均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仅少数国家对于各个责任主体在产品生命周期中所承担的责任分配进行了具体明确的细分。如何对各责任主体划分明确的责任分配比例将会是该制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研究方向之一。
生产者 虽然国内外对EPR制度的研究不断深入,但是目前对“谁是生产者”还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有的产品从原材料生产至零部件生产再到产品和成品都是由一个制造商完成,那么就只存在一个生产者。但是有些产品的生产者范围比较复杂,产品由多个生产者共同生产,如何确定生产者以及责任如何分配都值得商榷。因此正确地界定生产者的含义是保证EPR制度实施的关键。
托马斯在提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时指出生产者必须承担的五个责任:一是环境损害责任,即生产者对已经证实的由产品导致的环境损害负责;二是经济责任,即生产者为其生产产品的回收、循环利用和最终处理全部或部分地付费;三是物质责任,即生产者必须实际地参与处理其产品或其产品引起的影响;四是所有权责任,即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生产者保留产品的所有权,该所有权牵连到产品所造成的环境问题;五是信息披露责任,即生产者有责任提供有关产品以及产品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对环境的影响的相关信息[6]。
销售商 零售商在EPR制度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零售商承担的责任主要包括:回收废旧产品、收取费用、退还押金、选择并储存回收来的产品。此外,零售商也是信息告知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他可以和消费者正面接触,告知有关的事项,如产品信息、消费者的返还责任等。根据各国目前一般性的规定,零售商在卖出产品时必须回收同样的产品,不管其品牌是否一致。消费者即使是在大型超市购得的物品,而就近要求零售商回收的,零售商不得拒绝。这就存在着潜在的不公平。为解决这一问题,瑞典回收铝罐及PET瓶的押金机制要求系统在接受属于他们处理的产品时给予零售者一定的补偿。
消费者 消费者在EPR中的责任首先是把废旧产品交给逆向回收点或者指定的地点,如果消费者不主动将废旧产品予以回收交付回收点,那么将使废旧产品回收在源头上就出现问题,进而导致EPR就无法实现。其次是分担废旧产品的回收处理费用,这种方式下消费者付费方法在不同国家有所不同。例如在欧洲国家消费者实行预先支付方式,在消费者购买产品时,回收成本已经预先附加到产品价格中。这种方式最大的优点是易于管理,但对于寿命期较长的产品,未来的回收成本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同时废弃产品回收数量也可能随时间推移大幅下降。此外还有消费者丢弃产品时进行付费,消费者在决定丢弃时缴纳一定费用用以支付产品后续处理费用,在日本的家用电器再生利用法中就采用的是这种模式。
政府 EPR将原本由政府所承担的责任转由生产者主要承担,但这并不代表政府就没有责任了。在EPR制度中,政府的主要责任有:设立EPR法律制度以及制定相关参数;加强宣传与教育;对EPR进行政策支持,包括实施政府绿色采购等;对EPR进行监督等[7]。EPR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只有在宏观政策环境下,EPR制度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对相关利益方产生制度甚至法律上的约束。
三、国外相关法律规定的各方责任
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的责任主体所承担的责任略有不同,笔者对各制度下不同主体进行了对比,见表1。
我国关于废旧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相继出台的法律包括200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2009年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管理条例》及2012年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等,均对生产者责任进行了细致明确的法律规定,而忽视了对与其他相关方责任的规定。在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几乎没有规定进口者、销售者、消费者、处理者及政府等各利益相关方的责任。而从表1看到国外很多EPR相关法律对各利益相关方责任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这启示我们国家应从法律角度完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各利益相关法责任制定。
四、对中国的启示
1.完善相关法制建设
EPR制度的实施从宏观上来讲需要产品完整生命周期的所有参与者共同承担责任,而不是在侠义上理解的只有生产者负责。健全EPR的法律责任应包括民事的、行政的和刑事的责任,需要相关法律的修改与完善。基于国外很多国家对除生产者之外的各责任主体已经有部分法律规定,同时也有部分义务性规定,那么我国关于各方责任制定需要结合自身具体国情制定,不但要从立法角度对各责任方进行规定,同时强调各方义务性规定。
2.监督机构的设置
监督机制的设置与完善可以对责任者产生很好的激励效应,例如日本、中国台湾等成立相关行业协会监督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中国目前有家用电器研究院在进行相关监督工作,但很清楚国内迫切需要根据中国国情成立一个适合中国特色的监督机构,既要政府参与,同时也要生产企业、销售企业以及消费者团体共同监督,使废弃电器产品从产生到回收利用的完整过程都在公众监督下高效有序进行。
五、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产品不断消耗,导致产品废弃物越来越多,环境保护、资源循环利用已经逐步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为此,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发展国情,完善我国EPR制度的建设,制定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体系,从根本上解决电子废弃物污染问题,走上循环经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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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创新管理 创新经济 研究体系
创新是科学技术的市场化,作为学术概念,自从熊彼特教授提出以来,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广泛的研究,这其中英国的freeman教授、美国的nelson教授、Hippel教授研究成果比较突出,在世界范围内对具有广泛的影响。我国学者对创新问题也进行了大量研究,相对来说研究成果比较丰富研究者主要有:李京文院士(2012)、许庆瑞院士(2010)、傅家骥教授(2001)、周寄中(2011)、陈劲(2012)、雷家(2005)、吴贵生(2010)、柳卸林(2010)、王春法(2008)等。
我国也自有一套独特的创新研究体系,这其中包括技术经济、工程经济、软科学、科学学等,目前情况下又有创新经济、创新管理、科技管理、技术管理、科技政策等。目前研究内容比较丰富的在于创新经济与创新管理,本文对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进行探讨。
创新研究学科体系
创新经济与创新管理研究比较如表1所示。上述从四个层面五个维度对创新研究领域中的一些容易引起混淆的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剖析,论述主要集中在具体研究方面的区分。如果从更加宏观的角度,可以认为四个层面既然都是研究科技、创新问题,一定具有联系,这就涉及到创新学科体系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应该从更宏观的方面来看,四个层面之间的区分是什么,相互之间又是怎样的一种逻辑体系,这就是创新研究的学科体系问题。从以上四个层面相互联系交叉比较明显,造成这一特点的原因主要在于四者研究的都是关于科学技术、创新领域的问题,总体来说就是研究科学技术领域的经济管理问题,包括这些内容的研究开发、实施运行、效果评价,以及在这个过程发生的人的因素的考虑,例如激励、管理、组织方面的问题。这是造成以上四个主要层面相互联系的最重要的原因,从这个共同的理论前提出发,能够大致理出四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科学学、软科学更加偏重学术方面的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更加关注科技哲学、科技史方面的问题,这是这个创新研究的哲学基础研究。因此考虑底层是学科研究基础,中部是四者之间的关系,技术经济、工程经济和创新经济、创新管理的研究,二者互有交叉与联系,而科技管理、技术管理、科技政策可以作为具体研究内容。整个创新研究的学科体系如图1所示。
图1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学科基础,这其中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心理学,笔者主要学科基础,可能还有其他的学科,其中哲学主要解决科学的认识问题,如何判断科学本身能够反映出现实世界,这其中牵涉到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不同认识问题,前者主要的代表如笛卡尔、莱布尼茨、斯宾诺莎等,后者主要的代表包括洛克、贝克莱、休谟等,这是哲学基础解决的问题。经济学解决学科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方法问题,其中重要的方面包括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等;历史学主要给予学科应用中的历史经验借鉴和判断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包括科技史、人文历史,特别是经济史的研究;心理学主要给予学科研究的人的行为解释的支撑作用。当然这只是主要的考虑方面,创新研究作为综合交叉学科应该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文明成果,这样才能得到有价值的结论。
中层是主要的学科领域,这在前面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四者的共同指向科技与创新问题。笔者认为创新是科技的市场化,创新不仅是科技问题。四者之间相互之间具有联系,研究成果可以相互借鉴,研究进程可以相互促进。上层是学科动力问题,本文认为最重要的学科动力来源于现实的需要,从前面四个研究领域的历史中可以看出,现实需要是促进这几门学科发展的最重要动力。这四个研究领域共同的大力发展开始于改革开放时期,即20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历史时期,当时正是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和现实需要促进了创新研究的快速发展。
我国目前创新研究的主要热点问题
(一)基于创新本身相关问题的研究
创新是一个多主体、多层次、多环节、多因素、多类别的复杂系统过程,就多主体来说设计到的创新主体包括个人、企业、产业、国家、社会等不同的主体,与多主体相互耦合交叉的是多层次,比如企业、产业、国家等就是不同的研究层次,创新过程环节众多,一般包括知识创造、研究开发、生产设计、市场推广等,最后送达消费者手中,实现一个完整的创新过程,这其中包括复杂的反馈及各环节的交互作用。创新过程的多因素包括不同的影响因素,经过研究发现创新不仅是简单的设计开发过程,创新包含复杂的人文社会文化以及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其中比较明显的影响因素有相应的激励、不同的社会资本体系、主体所处的社会网络内容等。创新的种类不同,也有众多的内容,比较突出的有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战略创新、价格体系创新、新产品开发过程的营销创新等。就这些不同的主体、层次、环节、因素、类别目前国际国内开展了更加深入的研究。
(二)基于社会学研究理论基础上的创新体系研究
从当前国际和国内的论文研究范围和研究数量来看,应用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的创新研究较多。学科交叉成为重要的学术研究现象,其实从本质上来看,学科交叉应该是学术研究的基本特征之一,这主要是因为学术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现实问题的复杂特征决定了现实问题的解决不能简单只用一门学问能够完成,因此需要多种学科的交叉。社会学理论在创新研究中的应用就是明显的例子,其中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应用的较多。其他用到的社会学理论包括社会交换理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应用)、符号互动理论(在创新交流过程中应用)、社会学习理论(在创新扩散中应用)等。在所有这些理论中,基于网络理论的应用最多,社会越来越体现出网络化的特征,特别是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网络化的特征更加明显,网络理论中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规则网络、小世界、随机网络、自相似网络等都在现实世界中得到了验证,因此各主体进行创新研究开发过程中需要考虑当前所处的网络以及在社会网络中存在的社会资源、社会资本。这是创新研究中网络理论得到广泛应用的重要原因。
(三)我国在新产品开发和新工艺设计的研究内容较多
在创新研究所有研究类别中,新产品开发研究数量最多,研究质量较高,新工艺的研究内容居于其次。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客观现实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创新市场或者在市场经济过程中的技术路线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开发为主,真正的自主创新相应较少,因此市场需要新的产品和新的工艺。表现比较明显的在电子领域我国代工生产了很多电子产品,也掌握了一定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与能力,但是设计到高精尖的芯片设计、生产与研发我国一直没能实现重大突破,而国外已经掌握芯片技术的企业或者相关主体设置层层技术壁垒对我国的研究开发造成了不小的困难,但是,芯片开发一定要掌握,况且这种技术是引进不来的,只能靠自主研发。另外在钢铁生产工艺上,目前世界上正在进行非高炉炼铁的技术研究与开发,并且已经有了可以实行的商品化产品,我国目前处于落后的位置,但是落后的水平不是太多,在此种位置,我国应该努力抓住这次钢铁工艺进步的机会,争取我国钢铁技术水平的升级。
结论
第一,从历史发展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应用以及创新的程度,因此研究科技、创新领域的经济管理问题对经济发展,特别是当前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升级的历史时期更为迫切。我国的学者和科学家对这一问题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特别是老一辈的科学家如钱学森、钱三强、李京文、许庆瑞等院士,也做出了有价值的成果,满足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年轻的研究者沿着老一辈开创的道路进行前进,在目前的整个经济态势的发展过程中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第二,创新研究是一门具备明显综合交叉特征的学科,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应该考虑到成思危教授(2000)提到的要具备宽广扎实的研究基础,在上述创新研究的学科体系构造中,本文也着重对创新研究涉及到的相关学科特别是哲学进行了论述,这对于创新研究的指导意义重大。
第三,从学科动力来看,创新研究应该更加关注现实需要,走出象牙塔,这样才能得到更有价值的成果,这不仅是创新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也是其他学科研究应该关注的问题。正如郭重庆院士多次提到的“学者的天职就是透过纷繁芜杂的事实找出规律,满足现实需要”,这在创新研究领域表现的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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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机电一体化;微电子技术;光电子技术
一、机电一体化的基本概念
机电一体化是在以机械、电子技术和计算机科学为主的多门学科相互渗透、相互结合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边缘技术学科,而机电一体化产品是在机械产品的基础上,采用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生产出来的新一代产品。机电一体化技术同时也是工程领域不同种类技术的综合及集合,它是建立在机械技术、微电子技术、计算机和信息处理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电力电子技术、伺服驱动技术以及系统总体技术基础之上的一种高新技术。
二、机电一体化的发展及其特点
(1)数控机床问世:自从1952年美国第1台数控铣床问世至今已50个年头。我国数控机床制造业在80年代曾有过高速发展阶段,尤其是在1999年后,国家向国防工业及关键民用工业部门投入大量技改资金,使数控设备制造市场一派繁荣。
(2)微电子技术的发展:我国的集成电路产业起步于1965年,经过30多年发展,已初步形成包括设计、制造、包装业共同发展的产业结构。微电子技术是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的直接基础,如微机控制的数控机床己不再是传统的机床;又如汽车的电子化导致汽车工业的革命,目前先进的现代化汽车,其电子装备已占其总成本的70% 。进入信息化社会,集成电路成为武器的一个组成单元,电子战、智能武器应运而生。雷达的精确定位和导航,战略导弹的减重增程,战术导弹的精确制导,巡航导弹的图形识别与匹配,以及各类卫星的有效载荷和寿命的提高等等,其核心技术都是微电子技术。
(3)可编程序控制器(PLC)的应用于工业:上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汽车制造业开发出一种新型的工具取代继电控制盘。
(4)激光技术、模糊技术、信息技术等新技术的出现:以激光技术为首的光电子技术是未来信息技术发展的关键技术,它集中了固体物理、波导光学、材料科学、微细加工和半导体科学技术的科研成就,成为电子技术与光子技术自然结合与扩展、具有强烈应用背景的新兴交叉学科,对于国家经济、科技和国防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与传统的机电产品相比,机电一体化产品具有下述优越性:
(1)使用安全性和可靠性提高
机电一体化产品一般都具有自动监视、报警、自动诊断、自动保护等功能。在工作过程中,遇到过载、过压、过流、短路等电力故障时,能自动采取保护措施,避免和减少人身和设备事故,显著提高设备的使用安全性。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于安全监控系统,能够极大提升煤矿的安全系数。通过对大功率和长距离式带式输送机的应用,煤矿的井下效率获得了很大的提升。随着国家对煤矿安全规程相关条款的不断完善,我国的各个煤矿,不论大中小,也不论是高瓦斯还是瓦斯突出的矿井都必须按照规定装备上矿井监控系统。此举促进行了生产监控系统的工厂的出现和繁荣,不仅给煤矿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去选择,而且也使厂家在竞争中提升了产品的质量。多年来,实践表明,应用了机电一体化的安全监控系统为我国的煤矿安全生产做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
(2)生产能力和工作质量提高
机电一体化产品大都具有信息自动处理和自动控制功能,其控制和检测的灵敏度、精度以及范围都有很大程度的提高,通过自动控制系统可精确地保证机械的执行机构按照设计的要求完成预定的动作,使之不受机械操作者主观因素的影响,从而实现最佳操作,保证最佳的工作质量和产品的合格率。同时,由于机电一体化产品实现了工作的自动化,使得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例如,数控机床在数控装置中使用了信息自动处理和自动控制对工件的加工稳定性大大提高,生产效率比普通机床提高5~6倍。
(3)可操作性能大大改善
机电一体化产品普遍采用程序控制和数字显示,操作按钮和手柄数量显著减少,使得操作大大简化并且方便、简单。机电一体化产品的工作过程根据预设的程序逐步由电子控制系统指挥实现,系统可重复实现全部动作。高级的机电一体化产品可通过被控对象的数学模型以及外界参数的变化随机自寻最佳工作程序,实现自动最优化操作。主要产品包括电火花加工机床、线切割机、超声波加工机以及激光测量仪等。这类产品的特点是执行机构为电子装置。
(4)调整和维护方便
机电一体化产品在安装调试时,可通过改变控制程序来实现工作方式的改变,以适应不同用户对象的需要以及现场参数变化的需要。这些控制程序可通过多种手段输入到机电一体化产品的控制系统中,而不需要改变产品中的任何部件或零件。对于具有存储功能的机电一体化产品,可以事先存入若干套不同的执行程序,然后根据不同的工作对象,只需给定一个代码信号输入,即可按指定的预定程序进行自动工作。机电一体化产品的自动化检验和自动监视功能可对工作过程中出现的故障自动采取措施,使工作恢复正常。
三、机电一体化的未来应用趋势
1.数控机床
数控机床及相应的数控技术经过40年的发展,在结构、功能、操作和控制精度上都有迅速提高,具体表现在:总线式、模块化、紧凑型的结构,即采用多CPU、多主总线的体系结构。开放性设计,即硬件体系结构和功能模块具有层次性、兼容性、符合接口标准,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用户的使用效益。比如,现在最先进的数控机床德国著名的德马吉DMG Deckel Maho 5轴万能机床,它具有极高的机床精度,使得该系列万能铣床成为了5轴加工中心新的里程碑。通过 duoBLOCK®方案与带一体式、直接测量系统的精确回转工作台的组合,duoBLOCK®机床展现出更大的准确度、高动态性能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率的大幅提高。
WOP技术和智能化系统能提供面向车间的编程技术和实现二、三维加工过程的动态仿真,并引入在线诊断、模糊控制等智能机制。
大容量存储器的应用和软件的模块化设计,不仅丰富了数控功能,同时也加强了CNC系统的控制功能。能实现多过程、多通道控制,即具有一台机床同时完成多个独立加工任务或控制多台和多种机床的能力,并将刀具破损检测、物料搬运、机械手等控制都集成到系统中去。系统的多级网络功能,加强了系统组合及构成复杂加工系统的能力。以单板、单片机作为控制机,加上专用芯片及模板组成结构紧凑的数控装置。
2.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这个系统的实现不是现有各分散系统的简单组合,而是全局动态最优综合。它打破原有部门之间的界线,以制造为基干来控制“物流”和“信息流”,实现从经营决策、产品开发、生产准备、生产实验到生产经营管理的有机结合。企业集成度的提高可以使各种生产要素之间的配置得到更好的优化,各种生产要素的潜力可以得到更大的发挥。
3.柔性制造系统
柔性制造系统是计算机化的制造系统,主要由计算机、数控机床、机器人、料盘、自动搬运小车和自动化仓库等组成。它可以随机地、实时地、按量地按照装配部门的要求,生产其能力范围内的任何工件,特别适于多品种、中小批量、设计更改频繁的离散零件的批量生产。
4.第3代工业机器人
第1代机器人亦称示教再现机器人,它们只能根据示教进行重复运动,对工作环境和作业对象的变化缺乏适应性和灵活性;第2代机器人带有各种先进的传感元件,能获取作业环境和操作对象的简单信息,通过计算机处理、分析,做出一定的判断,对动作进行反馈控制,表现出低级智能,已开始走向实用化;第3代机器人即智能机器人,具有多种感知功能,可进行复杂的逻辑思维、判断和决策,在作业环境中独立行动,与第5代计算机关系密切。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电子技术的成熟和广泛应用,机电一体化产品在国民经济建设、企业的技术改造和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方面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机电一体化是机械、电子技术和计算机科学技术等多种技术发展的结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当然,机电一体化的发展不是孤立的,与机电一体化相关的技术还有很多,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技术相互融合的趋势将越来越明显,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也将更加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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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邹志慧(1993―),男,山东蒙阴人,现就读于德州学院。
造业信息化建设中的实施对策。
关键词:CIMS 制造业 信息化
1 CIM的理念和CIMS的组成
1.1 CIMS的概念
CIMS是英文(Computer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System)的缩写,直译为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计算机集成制造――CIM的概念最早由美国约瑟夫・哈林博士在1973年提出的,其基本出发点是:①企业的各种生产经营活动是不可分割的,要统一考虑。②整个生产制造过程实质上是信息的采集、传递和加工处理的过程。
因此,企业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必须从全局的、系统的观点出发,在各个环节,如市场、经营、管理、接受订单、产品设计、仿真分析、工艺规划、加工制造、销售、售后服务进行整体规划,广泛采用新技术和新理念,加速信息流的采集、传递和加工处理过程,将企业生产中有关要素整合,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从而提高企业的总体水平,在市场竞争中走在前列。
CIM是企业管理与运行的一种新理念,而CIMS――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则是这种理念的实现方式。它从企业的经营目标出发,综合衡量企业中人、技术、设备、管理各自的作用,借助计算机技术,综合运用工业设计、制造技术、信息技术、通讯技术、自动化技术、系统工程技术、现代管理技术等的复杂系统,整合企业生产中的信息流和物流,控制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缩短交货周期,从产品全生命周期进行优化,从而为企业创造更高的利润。
CIMS是自动化程度不同的多个子系统的集成。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计算机技术在工业生产中运用得以普及,先后出现过多种不同的自动化系统。如管理信息系统(MIS)、物料需求计划(MRP)系统、制造资源计划(MRPII)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CAD)系统、计算机辅助工艺设计(CAPP)系统、计算机辅助制造(CAM)系统、计算机辅助分析(CAE)系统、制造执行系统(MES)、柔性制造系统(FMS)以及数控机床(NC,CNC)、机器人等。CIMS正是在这些自动化系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根据企业的需求和实际发展情况(包括设备的自动化程度及信息系统的融合度),把各种自动化系统通过计算机实现信息集成和功能集成。CIMS在宏观上是针对整个工厂企业的集成。
1.2 CIMS发展的阶段
从CIMS概念提出至今,CIMS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的阶段:
1.2.1 以信息集成为特征
CIMS概念最初于70年代提出,在80年代得以应用并迅速推广。这一时期CIMS是以信息集成为特征的阶段。信息集成使得生产要素之间不再各自为政,相互之间协调匹配,生产要素潜力得到更大的发挥,减少生产过程中各种资源的浪费,提高整体效益,以适应这一时期市场竞争的需要。
1.2.2 以过程集成为特征
90年代是信息时代,更是知识的时代,技术发展越来越快,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开发出高质量及用户能接受的价格的产品,成为企业在市场竞争的焦点,并行工程应运而生。并行工程(Concurrent Engineering简称CE)是对产品设计及其相关过程(包括制造过程和支持过程)进行并行、一体化设计的一种系统化的工作模式。这种方法要求产品开发人员在设计初始阶段就考虑产品整个生命周期中从概念形成到产品报废处理的所有因素,包括质量、成本、进度计划和用户要求。
1.2.3 以企业集成为特征
随着技术变革突飞猛进和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新产品的渴求日益增强,市场对于企业的要求越发严格,产品开发周期缩短,竞争激烈。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企业需要对市场变化及时做出判断,整合企业的组织和设备,充分利用市场资源,更快更好的响应市场。企业的内部间的集成及企业之间的集成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
1.3 CIMS的特点及适用范围
CIMS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集成。集成是将原来独立运行的多个单元子系统通过某种方式集中在一起,产生联系,进而形成一个协同工作的、功能更强的新系统。集成不是简单的连接,是经过统一规划设计,分析原单元系统的作用和相互关系并进行优化重组而实现的。与物流、信息流和工作流相对,CIMS的集成可分成物流集成、信息集成和功能集成。它主要以企业内部集成为主,并考虑与外部环境的集成。
CIMS的集成重点在信息集成上。但系统集成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企业的功能集成。要对系统运行过程进行综合分析,对系统进行重新设计,使工作流程简化完善、精美优化,使之协调运行。功能集成要借助各种现代的管理科学成果,并在信息集成的支持下才能实现。
制造业是利用各种资源(物流、能源、设备、工具、资金、技术、信息、人力等)按照市场要求,通过制造过程,将资源转化为人们能够利用的产品的过程。各类制造业都是物质生产的企业,都是统一的整体;各种制造过程中的物质采购、存储、加工处理、运输的过程,也都是信息收集、存储、加工传递的过程;各种制造企业不论产品类型、生产方式等,都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都存在改善交货期、降低产品成本等问题。这些特点决定了CIM是适用于各种制造业的共同理念。不仅仅是机械制造业,在家电、电子产品、化工、能源、商业、社会服务等行业也是同样适用的。
2 制造业的信息化建设
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我国虽然GDP排在世界前列,但是制造业只有美国的1/23、日本的1/25、德国的1/18。国内大部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薄弱,不少关键技术及设备仍然依赖国外。为了加快产业升级,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必须大力推进制造业信息化变革,提高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信息技术是由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微电子技术、信息处理技术和控制技术等构成的一种综合性高新技术。信息技术发展的浪潮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对制造业企业的发展模式、竞争模式、运营模式和管理模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信息技术成为企业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决定因素。新型工业化的核心内容就是制造业信息化,即把信息技术应用到企业产品生产全过程和企业运行管理的各个环节,从而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的过程。信息化成为推动制造业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企业在信息化建设中存在各种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对于信息化建设的认识问题。很多企业对信息化认识不大清楚,盲目上马,容易半途而废,因此,这是导致信息化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简单地把企业信息化建设认为是构建企业网络,实现生产自动化,引进生产管理软件等是片面的。以上三点固然很重要。但如果忽视信息化的管理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降低生产成本,降低能源和物资消耗,也就难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企业的信息化与信息化的管理,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此,制造业信息化的关键是公司的信息化管理问题。
刚过去的“十一五”中,中国启动了“制造业信息化科技工程”,这是我国制造业信息化工作的里程碑,更加强调科技对推动制造业的支撑作用,大力推进制造业信息化,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在最新“十二五”规划中,其中改造提升制造业的任务中,重点强调推动装备制造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推进产品数控化、生产绿色化和企业信息化。体现出国家对于提升制造业水平的决心和力度。
3 CIMS在制造业信息化建设的重要作用
CIMS工程是将CIM原理与企业实际情况相结合,将CIM理念应用与生产的全周期的工程系统。
3.1 CIMS工程的特点
①CIMS是应用于整个企业的。
②CIMS是自动化程度不同的多个子系统的集成。
③CIMS是多学科结合的系统工程。
④CIMS工程的长期性。CIMS的复杂庞大,要求较多的投资及持续性。
针对以上特点,在当今技术变革日新月异的市场环境下,CIM从系统论出发,综合运用各种新技术和新工艺在生产过程中,实现企业的信息流和物流的优化,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CIMS要适应企业的实际情况,须采取以下几方面对策:
3.2 企业管理层对CIMS的支持
CIMS系统建设完成并最终投入使用,离不开管理层的执行力,只有管理层充分认识到CIMS对于企业的重要性,系统才能建设完备,并持续正常运行。
3.3 CIMS工程要整体规划,分布实施
CIMS工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进行科学的规划,由整体到阶段,由浅入深,逐步推进CIMS工程的实施。
3.4 CIMS的集成要综合考虑企业内外环境
企业根据其生产产品、生产规模、生产方式不同,其生产组织方式亦有不同,无论离散制造还是连续生产,无论大批还是单价、小批生产,企业都应在内部各环节集成的基础上,与外部紧密相连,及时了解供应商、销售商、竞争对手等的情况。
3.5 重视人、设备和管理的集成
生产装备是产品制造的直接实现工具。除了电气化、自动化外还应实现智能化、数字化,这点在CIMS中必须着重考虑。另外由于系统中不可能没有人参与,且CIMS系统运行效果不仅与所采用的各种新技术有关,还与企业的运行机制、管理模式关系紧密。所以除了设备外,还要强调设备、管理与人的集成。
3.6 CIMS要从产品全生命周期角度考虑
CIMS发展已经进入企业集成为特征的阶段,在此阶段,企业需要根据市场变化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如果从产品研发阶段就开始分析产品投放市场的影响,不断地改进设计,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使得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并在供应链上对资源进行优化,形成联盟创造规模效应。
4 结论
CIMS是当今实施企业信息化的主要形式。CIMS的核心是集成,包括信息集成、过程集成和企业间集成。CIMS推动了工业信息化技术发展,是提高核心竞争力的战略和前沿技术。我国尽管在CIMS的应用和开发起步较晚,但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CIMS对于企业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企业建设CIMS系统必须从自身的客观实际出发,科学规划,分布实施,才能建立起适应时代的信息化系统,抢占市场竞争的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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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融市场营销是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所必需的现代管理理念,农村金融机构的成功发展离不开金融市场营销理论的指导和运用。文章从农村金融市场营销观念、营销战略、营销策略、客户关系、顾客价值和满意度等方面概括了学者们对我国农村金融市场营销研究方面的成果,以期能够提高对农村金融市场营销问题的认识,加强对农村金融市场营销理论的运用,推进对农村金融市场营销问题的深入研究。
市场营销理论在金融业中应用方面的研究,国内最早的成果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胡树鲜(1990)最早提出了市场营销理论在银行经营中的应用问题。范钦建(1991)介绍了西方商业银行市场营销的产生与发展。李汀(1991)是国内第一个使用“银行营销”概念的。郝子文(1994)是国内最早使用“金融营销”概念的。由此开启了我国金融市场营销理论与实践研究。
而农村金融市场营销方面的研究成果则出现的相对更晚一些。杨兴东(1998)在对金融市场营销观念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农村信用社运用营销技术开拓业务问题,重点介绍了信用社的市场营销策略和手段。这是国内最早的关于农村金融市场营销方面的成果。此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营销方面的研究逐渐发展起来,这些成果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
一、农村金融市场营销观念研究
营销观念是市场营销的基础。农村金融市场营销观念决定了农村金融机构在处理自身、客户和社会三者利益时的态度、思想和意识。有什么样的营销观念,就有什么样的营销战略和策略。就营销意识而言,黄胜(2000)认为金融市场营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信用社的现实选择,继而探讨了农村信用社的市场营销策略和手段,提出了制定人才战略、区域战略、服务形象战略的建议。朱清(2007)进一步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环境的变化,认为农村信用社要在开放的新的农村金融领域中生存和发展,必须全面实施金融营销。魏明、马基民(2007)分析了中国农业银行市场营销所面临的困境,提出通过建立新的市场营销观念;重新调整市场定位;创新营销手段等构建有效的市场营销机制。邹璐(2007)以银行营销理论、“五种力量”模型理论为基础,系统分析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加强营销管理的必然性,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要加强特色的业务营销管理。
就营销理念而言,周志太(2003)认为农村信用社贷款营销是农民实现小康的必要条件。实施贷款营销要增资减息减债减税,建立政策性保险公司,再造股份制农村信用社,建立农村金融市场,实行客户经理制度,构建激励和约束机制。袁军(2003)提出农村信用社要以小额信贷为突破口,大力开展贷款营销,找准市场定位,制定战略规划,开展调查研究,树立营销品牌,创新产品营销等问题。赵祺(2006)分析了农村信用社的贷款营销,认为农村信用社要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发展取向,树立信贷营销的全新理念,制定符合自身实际的信贷营销战略,稳固和扩大优质客户群体,实现农村信用社良好的经济效益。张小荣(2007)提出农村金融机构要重视对中小企业的信贷营销,要通过转变观念,培养营销意识、准确市场定位、严格控制信贷风险、发挥营销合力来获得竞争优势。唐锦虹(2009)认为应将现代市场营销理念引入农村信用社信贷管理领域,并针对客户群特点进行合理的市场定位和营销模式选择,在此基础上,提出要最大限度地实现效益,还必须解决贷款产品如何抵达目标客户群、如何评估控制风险以及如何形成规模效益等问题。必须根据成本效益观念,对销售渠道、风险评估和审批操作整个信贷业务流程进行重整优化。湖北经济学院村镇银行调研课题组(2009)以湖北省仙桃北农商村镇银行为例,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从职员意识、资金、产品、营销渠道、营销效果等方面总结了当前营销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树立全员服务意识,拓展融资渠道;加强金融创新,凸显村镇银行特色;拓展营销渠道,更新业务推广方式;坚持市场定位,提升银行良好形象等对策建议。
二、农村金融市场营销战略研究
营销战略是从总体上对市场营销活动进行规划、指导、约束。农村金融市场营销战略是农村金融机构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证。就营销战略和策略而言,丁全喜(2000)在阐述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及职能定位的基础上,推出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营销战略选择,剖析农村信用合作社服务营销管理的理论依据,分析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市场经营环境分析和目标市场选择,提出加强和改善农村信用合作社服务营销管理的措施。陈卫东(2000)阐述了中国农业银行开展市场营销的理论基础,分析了国外商业银行市场营销活动发展过程,概述了面临的经济环境和竞争环境,归纳了中国农业银行市场营销策略的七个组成部分,并描述了目标市场策略。庞灵久(2002)简单介绍了农村信用社的营销概念,以及搞好市场细分,确定目标市场,进而分析了产品策略、价格策略、竞争战略的运用。雷新宇(2002)分析了湖南农业银行进行市场营销的必要性,通过对国外商业银行营销发展阶段和经验的介绍,以及国内外商业银行营销管理的比较,对湖南农业银行的总体营销战略和具体营销策略进行了探讨,并围绕营销战略和市场定位,对营销制度体系、组织机构体系和营销人员体系进行了重新设计;通过对产品、定价、渠道、促销和公共关系等营销组合策略的研究,从整体上对市场营销进行规划,提出了设想和建议。冯冬梅(2003)、陈汉源,熊少美(2003).袁军(2006)对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的市场细分、市场定位等营销战略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制定了相应的营销策略,以实现其战略目标。
就市场定位而言,张丽明(2006)认为农村信用社自身实力先天不足,要想拓展生存空间必须优化市场细分,科学界定目标市场,正确进行市场定位。吴建亚(2008)认为农村商业银行应与其他商业银行进行差别化定位和差别化经营,立足于支持地方经济的发展,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和个体民营经济,服务优质客户。在分析现有金融格局和农村商业银行自我评价的基础上,确定农村商业银行市场定位。牛艳梅(2009)在对市场定位理论综述的基础上,基于西部特殊的经济社会环境,从市场定位的视角阐述了农村合作银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即提出了区位定位、客户定位、功能定位的定位策略。葛君(2009)分析了我国农村合作银行市场定位存在的缺陷,借鉴美国社区银行的市场定位实践经验,提出农村合作银行要确立适合自身发展的经营理念和市场定位,认清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面临的经营困难、存在的不足等,扬长避短,为自己拓展出一片独特的发展空间。李秀茹,郭庆海(2009)从影响农村金融机构绩效水平的因素入手,分析了农村金融机构的功能定位,以实现各类农村金融机构的有序竞争与协调发展。四川银监局课题组(2009)针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业务定位不明、支农职能不强、运行效率不高、资金循环不畅等问题,尝试借鉴国际政策性银行发展经验与国内的有益探索,从我国农牛水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和中央政府的政策出发,提出应进一步强化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金融职能,并据此研究确定业务定位和发展战略,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和改革措施。
围绕农村新型金融机构市场定位方面的研究成果最近两年较多。郭艳艳(2008)运用战略管理中的SWOT分析方法,对我国农村资金互助社进行了分析,提出对资金互助社的市场定位的建议。刘宛晨,段泽宇(2008)认为内生于农村经济的小型合作金融机构—农村资金互助社在一定的支持下能够满足农户信贷需求。熊玉军(2008)提出我国村镇银行应明确自身定位,重点营销自己的目标客户群;针对不同客户提供个性化的零售服务;深入农村群众,与客户形成良好的互动;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品牌形象;大胆创新信贷决策、利率定价、风险控制机制。章芳芳(2008)、伍昆(2008)、阮勇(2009)、张笑尘(2009)、程昆,吴倩(2009)等对村镇银行市场定位问题进行了简单分析。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金融研究处(2008)提出了小额贷款公司应明确市场定位,服务农户、个体经营户、微型企业等目标客户。陈玉娟,孙利荣,吴伟中(2009)提到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市场定位问题。
三、农村金融市场营销策略研究
营销策略是进行市场营销活动的主要手段,是市场营销过程中可以控制的因素。农村金融市场营销战略是农村金融机构在竞争中具体运用的营销技巧。李树彬(2002)针对农村信用社面临的现状,提出了农村信用社营销策略。汪腾(2006).黎玲英(2008)进一步阐述了农村信用社的现状及市场营销策略。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农村金融市场营销策略研究主要集中在产品策略、品牌策略、分销渠道策略、促销策略等方面。
(一)、农村金融产品策略
姚胜(2001)认为金融产品开发是金融创新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农业银行腻得市场、吸引客户的前提。应加大创新力度,改进营销方式,采取有竞争性的产品开发和营销策略,抓好超前开发、整体运作、批量营销、捆绑服务四个环节。谢磊,田柳(2005)分析了农村信用社信贷服务存在的问题,提出开发和推广创新的信贷产品是发展的关键。梁婉霞(2006)对中国农业银行外汇理财交易类产品市场的战略进行了分析,强调了外汇理财产品市场营销策略问题。彭健(2008)、朱灵芝(2008)分析了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卡产品特点,探讨了银行卡产品的创新策略。张洪刚(2008)从农村信用社产品开发与创新的现状出发,分析了存在的问题,以及产品创新不足的根源,提出了产品开发与创新中应注意的问题。彭思敏,余香东等(2009)介绍江西省星子县农村信用社推出农户联保贷款、信用共同体贷款、林权抵押贷款、收费权抵押贷款等创新金融产品,分析了金融产品创新中存在的制度缺失、市场缺失、产品缺失、监管缺失等问题,提出深化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大力开发有本土特色的信贷产品,建立与农村信用社发展相匹配的监管体系,着力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等对策与建议。张秀倩,张锦等(2009)介绍了河北省唐县农村信用联社与唐县南店头乡政府、合作社联合创新担保方式,创新农村金融信贷产品的实际效果和影响,剖析了农村金融产品创新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王波(2007)简要介绍了网上银行等金融电子产品的发展、特点以及风险控制程序,对扬州市农业银行电子银行业务的环境特征、市场营销机制等进行分析和评价,指出存在弊端。根据网上银行的产品特点,运用现代市场营销理论知识,建立新的市场营销综合管理模型,制定出新的市场营销方案,并运用实证的方法对其中的流程改造方案进行综合评价。最后,简要介绍了实施营销方案的配套措施。王艳晖(2009)分析了中国农业银行网上支付业务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探讨网上支付业务7PS策略组合及具体实施方法。强调运用以客户为中心的营销策略组合,以可盈利的网上金融产品和服务来满足目标客户的需求,最终实现网上支付的经营目标。
(二)、品牌策略
盐城市农村金融学会课题组(2001)认为通过发现和评价品牌市场机会,实施品牌目标市场营销,开展品牌营销组合策略,执行和控制品牌营销计划等才能建立起中国农业银行自身特色。李和平,马恩利,黄新涸(2002)认为农村信用社应该策划、打造、经营好小额信贷品牌,要加强宣传策划、营销和服务。涂印平(2003).骆颖(2008)提出塑造中国农业银行品牌问题。王德平(2005)分析了农村信用社小额农贷品牌形象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提出提高小额农贷品牌认识,强化小额农贷品牌优势,拓展小额农贷服务功能,加大小额农贷品牌营销,强化小额农贷风险管理,加大小额农贷政策扶持力度,提高农村信用社小额农贷品牌效应。
(三)、分梢梁道策略
崔健(2002)认为发展功能完善、手段多样的“金融超市”已成为中国农业银行更新经营理念、拓展业务空间的必然。这就需要引进“自助式”服务模式,为客户提供自由、舒适的服务;发展“在线银行”,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多元化的金融理财服务;提供“套餐配送”服务,使客户真正体会实惠的服务感受;创建“仓储式”服务方式,为客户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采取“网络式”经营方式,消除区域、条块分割固有的掣肘。王瑞华(2005)从商业银行分销渠道的迅猛变革着手,分析了中国农业银行有形网点形状,提出通过对传统营业网点功能进行重新定位、对现有网点功能进行全面整合、对现有网点的内部结构进行调整米加快分销渠道的变革。
(四)、促梢策略
赵兰(2003)认为中国农业银行创新促销策略主要是对促销组合四种主要方式的整合与再造,即把广告、公共关系、人员推销、营业推广四种基本促销方式组合为一个策略系统,达到互相配合,协调一致,最大限度地发挥整体效果,从而顺利实现促销目标。李高帆,马先国(2007)对中国农业银行金融产品的广告策略、人员促销、公共关系等促销策略进行了研究,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从广告主题的确定、广告媒介的选择方面确定广告策略;在人员促销中注重新式柜台服务、差异化个别服务;在公共关系中通过新闻媒介,宣传银行形象。主动与客户保持联系,定期做好回访。
四、农村金融市场客户关系研究
客户关系是指围绕客户生命周期发生、发展的信息归集。客户关系管理就是指通过各种方法维护好自己的客户资源,保证客户的满意度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客户关系管理的核心是客户价值管理,满足不同价值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提高客户忠诚度和保有率,实现客户价值持续贡献,从而全面提升企业盈利能力。羞金泉(2002)以郑州市农村信用社为研究对象,运用企业流程再造理论、整合营销理论、激励理论等对如何推行客户经理制进行了研究。王春生(2003)概括了农村信用社客户关系管理的内容:客户信息管理、客户营销管理、客户服务管理。提出客户关系管理的实施要求:设置理财业务的“值班经理”和咨询专柜;进行“农村信用社再造工程”,整合内部流程;开展金融信息咨询、信用评估和专项顾问服务业务;努力提高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建立健全客户经理制度;制定可行的绩效考核办法。陆宇明(2005)从客户关系营销的角度,对农村信用社公司业务客户关系营销状况进行调查分析,提出促进公司业务发展的新营销策略:明确营销战略目标,找准正确市场定位;加强服务质量控制,提升客户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加强品牌形象的策划宣传,密切与客户的接触和沟通。乔颖慧(2006)在对客户关系营销理论进行简要阐述的基础上,结合重庆市农村信用社推行客户经理制中实施关系营销策略的实际,提出加强客户关系营销及管理的改进措施。高云(2007)在系统地总结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客户经理制度的基本理论出发,阐述了客户经理制的内涵、理论基础、组织模式及组织架构等,针对电子化建设设计了一个辅助信用社客户经理进行客户管理的软件系统。同时,通过对我国农村信用社客户经理制度现状的分析,找出了我国农村信用社客户经理制现存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完善措施。陈飞(2004)、王娟(2009)分析了农村信用社实施客户经理制以及客户经理管理问题。
卢德勇(2004)对国内外商业银行客户关系管理实施状况进行了阐述,从多方面分析了重庆农业银行实施客户关系管理的必要性。提出实施客户关系管理在思想认识层面,应该解决领导重视、唯技术论、分步实施问题;从具体工作方面,应成立相应机构,着重分析业务流程、进行业务流程再造,加强电子渠道的建设,配备相应人员,加快机构扁平化和服务特色化,注重人员素质的提高等。薛玮(2005)从客户管理的角度对中国农业银行常州分行内部经营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方案设计,介绍了相关技术的实现手段,对系统实现的各种功能做了详尽描述和应用说明。谢晓林(2006)结合连云港农业银行的实际情况,对客户关系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重点论述了确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构建高层次市场营销体系,再造业务办理流程,实施完善的客户经理。邢松(2004).陶景慧(2006)、钱旭潮(2007)对中国农业银行客户经理制问题进行了简单探讨。
寮婕(2006)分析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客户资源状况,提出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积极稳妥地培植新生客户;建立客户征信体系;优质客户纳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立科学的客户评价体系,营造良好的企业发展内外部环境。公祥旭(2006)分析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实施客户关系管理的条件和基本构架,剖析了目前实行客户经理制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农业发展银行推行客户经理制的具体措施。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湖北省分行课题组(2006)分析了客户战略的含义、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实施客户战略的目标、原则、途径以及配套措施。赛婕,孙大旺(2006)、郑承枝,傅智勇(2007)分析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客户营销的重要性,提出了发展客户营销的建议。刘海(2007)分析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面临的机遇及职能定位,提出了补缺者营销战略。其服务营销管理的策略包括:以客户为展服务,积极发展中间业务,建立和完善客户经理制,建立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等。
五、农村金融市场顾客价值与顾客满意研究
营销的根本目的是比竞争对手更好、更快、更有效地为顾客提供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从而满足客户需要并使顾客满意。顾客满意直接决定和影响企业的盈亏。许斌(2004)在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及其要素的基础上,构建了湖南省农业银行顾客满意度指数测评指标体系,采用面谈调查法和留置问卷调查法,经统计、计算,测算了湖南省农业银行顾客满意度指数,并提出了提升顾客满意度的途径。沙永红(2005)对中国农业银行顾客让渡价值进行了分析,指出了顾客让渡价值管理中的不足,然后提出了提升顾客让渡价值的策略和原则,最后对提升策略进行了实施评价。鲍胜龙,田彬(2005)对中国农业银行徐州市分行营业环境、服务设施、服务水平、金融产品、品牌形象、客户建议栏等方面进行调研,进而分析了客户满意度情况,提出了提高客户满意度的对策。程祯(2006)认为顾客价值与顾客满意存在很强的关联性,高顾客满意度来自于提供高的顾客价值。金融企业通过不断为顾客创造更多的价值,提高顾客的满意度和忠诚度,获取竞争优势。分析了如何提高顾客价值,减少顾客成本。李广海,陈通,王磊(2006)建立了农村信用社满意度的模型,以此来检验农村信用社在支持农业发展、促进农村建设和满足农民信贷需求所发挥的作用,从而为改善绩效提出了理论指导。
林昌华,吴肇光(2007)根据服务营销中“服务质量差距模型”分析农村金融服务顾客差距的产生,以及如何弥合。农村金融合作组织需要逐渐培养服务营销管理的理念,领会顾客差距的原理和本质,不断改进金融服务的质量,通过提供一系列服务促进顾客关系,使组织实现差别化,增加对客户的附加值。把战略思考和管理决策的重心放在服务上,从影响顾客差距的内在因素入手,利用服务设计的准确传递实现金融组织之间的差别化,增加顾客的附加价值,从而维系与顾客的牢固关系,才能确立长期的竞争优势。
总之,我国农村金融市场营销研究已经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一些学者和实践者从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探讨了农村金融市场营销观念、营销战略、营销策略、客户关系、顾客价值和满意度等问题,有力地推动了农村金融市场营销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这对于提高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对市场营销问题的认识,加强对农村金融市场营销理论的运用,推进对农村金融市场营销问题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循环经济 制约性因素 配套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但由于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等方面的因素,我国经济增长表现出“高开采、高排放、高污染”的特征。
有关专家分析预测,我国要实现2020年GDP翻两番的经济发展目标,又要保持现有的环境质量,资源生产效率必须提高4-5倍,如果想进一步明显改善环境质量,资源生产效率必须提高8-10倍,但这种设想本身是不现实的。
由此可见,资源、能源与环境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旧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无法维持下去了,只有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能源与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浪费,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才能实现经济、自然、社会的和谐相处。
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制约性因素
理论与实践积累不够
理论界对于循环经济的大多数研究仅仅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研究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用生态经济学的理论来指导循环经济的发展。而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的自然人与法人都是理性的个体,都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如果完全用生态学的原理去假设则往往会使研究缺乏现实意义。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其实践将牵涉到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是一个综合社会、技术、经济、法律、伦理、教育等相关领域的系统工程,它的成功离不开社会各群体的积极参与。单纯某一方面的研究只能解决局部问题而对整个系统问题的解决只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从实践来看,我国目前比较成功的循环经济试点是广西贵港的国家生态工业园(制糖)、广东南海等有限的几个地区,它们的经验因受产业与地域的局限推广移植的可行性还需要实践的检验。德国与日本在积极提倡与发展循环经济的时候,其经济水平与社会进步程度是我们所无法比拟的,他们发展循环经济的动机发源于工业生产末端的污染治理问题,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现实背景是资源与能源的瓶颈已经严重制约了经济增长,而环境污染已经成为社会公害,发展循环经济是在经济发展的投入端与输出端的双重压力下的必然选择,这一点上我们与德国和日本具有很大的不同点,国情与发展背景的不同使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搬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做法。
公众的环境维权话语权
自然环境的外部性、共有性、使用的无偿性或接近无偿性都使自然环境的使用陷入了一种“公地悲剧”。自然环境的所有权是公有的,一部分组织与个人利用自己的能力与资源对自然环境进行随意使用来增加自己的财富,而另外的个人或组织因为种种原因不但无法利用这部分自然环境,而且还要共同承担自然环境恶化所造成的损失,部分组织与个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本质上体现了一种社会不公正,在这种情况之下,公众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话语权是非常有限的;另一方面,自然环境的破坏往往是众多组织与个人的集体行为,破坏者与受害者在很多情况下是重合的,自然环境破坏责任主体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决定了环境治理操作上的复杂性。对于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们来讲,科学知识缺乏与自我维权意识淡漠使他们在自身生存环境保护问题上的话语权更加有限。
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现实需求和数字政绩观
发展就是硬道理,地方政府往往将经济增长与发展混为一谈,在他们看来各项经济指标的上升就是发展。发展最为核心的内容实际上应该是公民综合福利水平的提高,地方政府在制定发展目标时往往看重经济类的硬指标,却容易在主观或客观上忽略环境、人文等软指标。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地方政府往往对相关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熟视无睹,地方政府的不作为使环境保护失去了最强有力的保障。
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它总是追求成本的最小化,在一轮又一轮的招商引资竞赛中,自然环境一次又一次被低价出售。越是贫穷的地区所开出的投资条件越低,也最容易成为污染严重,对环境破坏大的投资项目的积聚地。当地方经济发展对这些污染严重的企业或产业的依赖度越来越高时,环境治理就往往与地方的经济增长、就业、税收、社会稳定等产生巨大的矛盾冲突,在这些冲突面前,自然环境往往成为牺牲品。部分地方政府的环保意识提高只能使自然环境破坏在地理位置上发生转移,从国家层面上来看,部分地方政府的环保政策与招商引资政策的改变并不能减少整个国家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
相关法律体系的缺位
日本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和《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2001年颁布了《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在这部法律中,确立了国家、地方、企业、个人应负的责任。从2000到2004年日本关于包装、食品、建筑、汽车等五个领域的产品再利用法律陆续生效和实施,这一系列法律明确了社会各方面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为循环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循环经济立法的国家,1978年德国就制定了废物处理和电子产品回收的法律,1994年制定了《循环经济和废物清除法》,1998年制定了《包装法令》,1999年制定了《垃圾法》和《联邦水土保持与旧废弃物法令》,2001年制定了《社区垃圾合乎环保放置及垃圾处理法令》,2002年制定了包括推进循环经济在内的《持续推动生态税改革法》和《森林繁殖材料法》。相比而言,我国在循环经济立法方面还处于比较薄弱的阶段,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的循环经济专门法律,现有的法律如《环境保护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法规在污染物排放、能源和资源节约等方面做出了一些规定,而对循环经济的建设缺乏系统和全面的指导意义。
技术和资金的约束
从源头的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工业园的建设到末端的废旧物资回收与处理都需要大量先进技术,否则处理或循环本身所产生的污染和费用将会更高。发展循环经济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与更新,需要大量的投入。我国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不到销售额的5%,装备落后、工艺陈旧的企业往往是经济效益比较差的企业,技术改造与更新存在着严重的资金瓶颈。
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配套体系
综上所述,发展循环经济既是技术问题,也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循环经济的发展也必须从这三个层次上同时着手,才能真正实现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
技术层次
在技术层次上,发展循环经济要解决技术的选择和构建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循环经济的技术创新体系两个问题。企业作为整个经济活动的主体,其经济活动直接对环境产生影响,企业也从其经济活动中直接受益,从公平的角度来分析,企业必须承担技术创新的主要任务。从效益的角度来分析,企业作为技术的应用者,对技术需求有更深入的了解,因而技术创新的针对性也更强,减少了技术转化的成本和风险。企业作为经济人化身总是以利益最大化作为自身的最高目标,通过技术创新,企业可以获得成本上的节约、产品质量的和顾客满意度的提高,增加企业的内部收益,但对于一部分循环经济的技术创新项目来讲,企业所能获得的内部收益很低,甚至是负数。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通过行政、财政、税收等手段将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外部效益转化为企业内部效益,形成推动企业进行循环经济技术创新的制度性动力。
循环经济所需要的技术往往都是高新技术,其开发具有高风险的特征,必须建立循环经济技术研发的风险投资机制,完善循环经济技术开发的投融资体系。循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的学科范围很广泛,为了优化研究资源,形成多元化的研究主体,必须建立良好的市场机制,依靠市场力量来驱动相关技术的研发,建立循环经济技术的产权交易市场,为实现技术的产业化与市场化提供平台。
循环经济在国外已经有一定的技术积累,在解决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所遇到的技术瓶颈时,可以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来实现技术上的跨越式发展。在引进国外技术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技术的适用性,注意加快引进技术的本土化,并通过技术的吸收和再创新培养自主研发的技术力量。
经济层次
经济层次上,政府要彻底改革传统的唯经济规模和经济效益至上的政绩考核模式。将经济发展中的环境与社会成本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实施绿色GDP的核算体制,在投资项目的审批上赋予环境与社会因素更多的权重。
现阶段政府需要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来支持企业改进生产技术和工艺,实施清洁生产,在企业层次上实施循环经济,从源头上减少原材料、能源的消耗,减少环境污染。对资源和环境进行科学的定价制度,对公共品实行有偿使用,通过科学的价格体系,促使企业采取相关措施,减少能源与原材料的消耗。
经济发展是在社会需求拉动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完成的,需求决定了经济活动的模式。发展循环经济必须在消费环节倡导绿色消费,通过社会消费模式的变化来拉动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当今的消费者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媒体担当着信息传播的重要任务,政府必须通过权威媒体不断地向公众传输各种正确的绿色消费信息,增强消费者绿色消费的意识和能力,减少消费者在绿色消费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
在引导消费的过程中,还需要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非政府组织在绿色消费模式倡导方面可以起到以下的作用:首先是监督作用,通过有效监督防止对环境或人类有害的商品进入消费领域;其次是维权作用,通过非政府组织与企业、政府部门沟通来维护相关消费群体的利益。
社会层次
在社会层面上仅仅依靠消费者消费模式的转变只是实施循环经济的必要条件,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则是另外一个必不可少的保障条件,法律与法规可以规范生产者的生产行为,实施清洁生产,减少甚至消除对环境的影响;法律法规同时也可以规范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减少和消除消费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
实施循环经济必须要社会各个层面的参与,各社会主体在进行行为决策时需要一定的信息输入,迄今为止我国仍缺乏完善的资源、环境信息系统,必须加快资源、环境信息系统的建设,减少决策过程的盲目性。
在市场与政府干预作用的盲区,社会伦理体系将成为约束社会主体行为的有效工具。循环经济的发展尚处于开始阶段,法律环境、制度环境、市场环境都还远远不成熟,必须通过各种渠道宣传正确的循环经济伦理观念,建立起实施循环经济的社会伦理基础,只有这样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才能健康、持久。
参考文献:
1.吴季松. 循环经济[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2.蕾切尔・卡逊. 寂静的春天[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3.诸大建.可持续发展呼唤循环经济[J].科技导报,1998(9)
4.李兆前,齐建国.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综述[J].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2004(9)
[关键词]网络DEA;技术创新效率;环境规制;垂直专业化;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F0624.;X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2-0086-10
[作者简介]殷宝庆(1975—),男,湖北云梦人,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等方面的研究。(浙江杭州 3100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10ZD&003)、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R&D国际化背景下浙江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能力培育研究”(Y6110226)、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经济转型期浙江文化消费结构变迁及其优化升级的对策研究”(12YD17Z)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空间异质性与地区出口增长失衡的关联与机理研究”(12YJC790078)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Enterprise’s Efficiency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China—An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the Three Major Economic Regions of China
Author: Yin Baoqing
Abstract: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efficiency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large and medium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China from 2002 to 2008 by constructing a network DEA model under the assumption of variable returns to scale. Then we try to identify and estimate the mechanism of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efficiency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by using panel data of the Three Major Economic Reg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1)between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enterprise’s efficiency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re is a U-type relationship in eastern regions and a inverse-U-shaped pattern in western regions, but in central regions,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enterprise’s efficiency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haven’t formed a U-type relationship in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2)both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and market mechanism degree have promoted the efficiency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significantly in eastern regions, but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y haven’t brought some positive effect on the efficiency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3)human capital stock has little positive effect on the efficiency improvement.
Key words: network DEA; efficiency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human capital
在国际垂直专业化①引致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学界在关注环境规制节能减排效应的同时,也对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这一主题引发了浓厚的兴趣。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在这种背景下探讨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理论和现实意义兼具。
一、文献综述
与技术创新绩效不同,技术创新效率刻画的是技术创新过程中创新资源投入与创新成果产出之间大致的比例关系。有关技术创新效率的测算,常用的方法有三种。第一种为数据包络DEA的非参数方法。池仁勇以研发投入、新产品开发人员和总资产作为投入变量,以新产品增长率、新产品销售份额、主要产品更新周期及重大产品创新比重来衡量产出绩效变量,根据浙江省微观层面的230家企业调研数据,对不同规模企业的创新效率进行了测算,分析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偏低。②李双杰等以技术创新活动人员、技术创新经费作为投入变量,以专利申请受理量、科技论文与科技著作发表及出版数、行业总产值变化率为产出变量,利用DEA方法测算了北京制造业的创新效率,并得出技术创新过程中普遍存在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结论。③吴延兵选取新产品开发项目数为创新产出,以R&D存量和R&D人员为创新投入,对1996-2003年我国29个省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知识生产效率进行了测算。④第二种为随机前沿SFA方法。张宗益等以R&D人员和R&D经费作为投入变量,以专利申请量作为产出变量,采用基于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方法,估计了我国的区域创新效率,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区域技术创新效率较低,虽然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东、中、西部区域之间技术创新效率差距明显。⑤白俊红等选用R&D资本存量和R&D人员全时当量作为投入量,选用发明专利授权量作为创新产出的考核指标,应用随机前沿模型对1998-2007年中国30个省份的研发创新效率进行了测算,研究发现样本期内中国研发创新效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但呈逐年上升的趋势。⑥第三种为指标体系法。黄鲁成、张红彩以R&D经费、科技经费内部支出、R&D人员和科技活动人员作为技术创新投入指标,以产品项目数、专利申请数、新产品销售收入和新产品工业总产值作为技术创新的产出指标,应用因子分析定权法对北京制造业部门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算,研究发现高技术制造行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较低,而低技术行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却反而较高。⑦虽然上述有关技术创新效率的衡量取得了较为丰富、有益的成果,但这些适用于单个生产过程效率的测算方法,未必适用于现代经济体系中多阶段生产方式效率的评估。
对技术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的探讨,学者们主要从行业和地区层面,考察了研发投入、企业规模、市场竞争程度、制度环境、市场机会等指标对技术创新效率变动的影响。基于行业层面,朱有为和徐康宁通过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考察发现,企业规模与市场竞争程度对研发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外商投资企业与国有企业比重也对研发效率具有正向影响,但前者的贡献程度更高。①冯根福等对1997-2005年中国35个工业部门的研究表明,市场竞争程度、资产规模、研发投入的增长与行业研发效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企业利润和国有企业占行业销售额的比重与行业研发效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②基于区域层面,李习保考察了创新环境因素对创新产出效率的影响,证实一个地区对教育的投入水平和政府对科技的扶持力度能对创新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③白俊红等基于创新系统视角发现,各创新主体要素及其之间的联结均对创新效率产生负向作用。④于明超和申俊喜在对1998-2007年我国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创新效率进行测算的基础上研究发现,除了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外,制度环境差异是影响创新效率的重要因素。⑤
与已有的研究成果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一是采用网络DEA模型测算了2002-2008年中国区域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以打开创新过程的“黑箱”;二是将环境规制与垂直专业化同时纳入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分析,并考察了不同环境规制强度对东、中、西三大区域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差异性。
二、基于网络DEA模型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测算
数据包络DEA作为一种较为灵活测算效率的方法,在不确定性环境下比随机前沿SFA模型更恰当。⑥Banker和Natarajan进行仿真模拟结果也表明,基于DEA的非参数方法在决策单元效率的测度中比参数方法更有效。⑦近年来将DEA应用于创新活动测度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然而,传统的一阶段DEA模型没有考虑中间产品的技术创新,即未能将技术创新的过程分解为创新资源转换与创新知识转化两个相互关联的子进程,因而导致其难以真正打开技术创新的“黑箱”。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引入网络DEA模型框架对中国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算。
假定在决策单元中,第一个阶段的初始投入为,第二个阶段的追加投入为,中间产出为,最终产出为。根据Kao⑧、Tone和Tsutsui⑨、陈凯华和官建成⑩以及庞瑞芝等11的相关研究,本文构建基于产出导向的网络DEA模型如下:
其中,与分别代表各变量的权重,为阿基米德无穷小量。当模型(1)的最优解为、 时,第K个决策单元的整体效率与两个子过程的效率分别为:
考虑如图1所示的关联两阶段创新系统,我们设定各个区域大中型企业的创新资源转换(如研究、开发、测试等)与创新知识转化(如产业化、市场推广与商业化运作等)处于同等重要的阶段,运用MAXDEAP6.0软件在可变规模报酬(VRS)假设下,选择产出优先的双向模型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整体效率与两个子阶段的创新资源转换效率与创新知识转化效率进行测算。一般来说,从创新的投入到产出转换之间存在一定的时滞,但Hollanders和Celikel-Esser的研究表明,创新中各阶段变量时滞长短的选取对创新效率的估算影响不大。①据此,本文选取我国28个省市②的大中型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为2002-2010年,具体的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情况如下:(1)初始投入指标选取人力投入、资金投入与知识资本存量三个指标。用t期大中型工业企业的R&D人员全员当量()与R&D经费内部支出()衡量创新生产第一个阶段中的人力、资金投入。用t-1期大中型企业拥有的发明专利数()作为知识存量指标的变量,这与庞瑞芝等③对这一指标的选取有所不同。与当年专利申请数不同,企业拥有的发明专利是一个存量指标,而且发明专利还是专利中最能发挥实效的部分,因此本文的替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2)追加投入指标选取t+1期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经费()与新产品开发费()。(3)中间产出指标采用t+1期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开发项目数(Z1)和专利申请数(Z2)。(4)最终产出指标选取t+2期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工业产值(Y1)和新产品销售收入(Y2)。
根据网络DEA模型估算的结果计算年份平均值,绘制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变化趋势图(见图2),2002-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过程的整体效率呈上升趋势,但上升程度并不显著,尚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从技术创新过程的分解来看,两个子阶段的创新效率表现并不同步,其中第一阶段创新资源转换的效率值波动幅度较大,第二阶段创新知识转化的效率值相对平稳。在样本区间内第一阶段效率值远远高于第二阶段,相对于第一阶段而言,第二阶段的效率不足以成为制约技术创新整体效率提升的主要因素。将我国各省市按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①进行划分,并将各区域的技术创新过程效率值进行对比,如图3所示,整体技术创新效率表现较好的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次之,而西部地区则相对落后。第一阶段效率与第二阶段效率则呈现出与整体效率相类似的区域分布特征。我们的测算结果与庞瑞芝、②、冯宗宪等③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三、理论分析和计量模型的设定
(一)理论分析框架
环境规制作为应对市场失灵的一种社会性规制手段,在增加企业生产成本的同时,也通过改变生产要素及创新资源的配置对技术创新效率产生影响,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影响技术创新的决策过程对创新效率产生作用④
比如较严格的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产生外部压力,阻止了企业通过避免环境投资获取竞争优势的可能,有利于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公平的竞争环境能够提升技术创新投资者与技术创新管理者进行研发投资的主观能动性,促使他们更有效地进行创新资源要素(人力资本投入、物质资本投入)的配置,从而对技术创新效率产生积极的作用。
2.环境规制的信息交流功能对创新效率产生作用
严格而有效的环境规制为企业提供了关于无效率可能产生的来源以及潜在的技术改进方面有益的信息,提示专业科技活动人员如何在研发过程中削减累赘的材料和减少不必要的产品组件,为产品研发设计和生产组织富有效率的运转指出了具体的改进方向。
3.通过影响市场需求对技术创新效率产生作用
适当而严格的环境规制有助于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获取先行优势,推动企业进入研发新技术的上游市场,并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在环保和节能趋势日益明显、消费者需求复杂多变的情形下,为了顺应绿色经济发展的趋势,抢占技术的制高点并赢得市场先机,企业将致力摊薄研发成本、提升技术创新的效率。张宗益、张莹采用中国2002-2006年31个省市的面板模型证实,市场需求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引起区域技术创新效率提高0.162个百分点。①
4.通过设置绿色进入壁垒、影响产业集聚,进而对技术创新效率产生作用
严格的环境规制水平一方面通过“关停并转”迫使污染排放不达标的企业退出市场,另一方面促使行业内现有企业向特定区域聚集,这样方便企业通过联合购买、共享污染处理设施的办法以达到满足排污标准、降低排污费用的目的。张成、于同申利用中国工业部门1996-2006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在控制相关变量时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将对产业集中度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②而产业集中度的提升是否有利于技术创新效率的改善,目前的研究尚未得出一致性的结论。③段会娟采用中国2000-2007年省级制造业样本数据的GMM模型研究表明,产业集聚将促进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④金祥荣、余冬筠的研究证实区域行业集中度指标对东部地区创新效率呈现显著的负向作用。⑤彭向、蒋传海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对中国1997-2007年的工业数据分析后发现,MAR外部性与Jacobs外部性对地区产业创新的影响都显著为正,但在影响程度上存在差异。⑥
(二)计量模型构建和数据处理
根据上文关于环境规制影响技术创新效率路径的探讨,并借鉴Guan和Cheng⑦与樊华、周德群⑧的计量研究模型,我们构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计量方程如下:
考虑到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效率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我们在式(5)的基础上加入环境规制的平方项,重新构建如下计量方程:
其中,E表示技术创新效率,我们用创新过程整体效率KIP表示;ER以SO2去除率表示环境规制强度,由于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取环境规制强度的滞后一期进入方程;VSS表示各省市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用加工贸易额占总进出口贸易额的比重近似衡量;HC表示人力资本存量,借鉴岳书敬、刘朝明①的方法使用人均受教育年限与企业就业人数的乘积度量,而各省市人均受教育年限则根据Li等②的测算方法而得,对人力资本存量取对数形式进入方程;MI表示各省市的市场化程度,采用樊纲等③的市场化指数,取对数形式代入模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变量\&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最小值\&KIP\&0.545\&0.352\&0.287\&1.013\&0.079\&ER\&0.349\&0.331\&0.184\&0.771\&0.037\&VSS\&0.224\&0.172\&0.171\&0.706\&0.014\&HC\&1058.886\&579.296\&1373.954\&8476.135\&53.428\&MI\&6.726\&6.420\&1.947\&11.710\&3.040\&][表1 变量的统计特征值(样本数=196)]
四、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防止回归分析中出现“伪回归”,确保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必须对各面板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利用LLC、IPS、ADF、PP四种检验方法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这五个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稳定的线性组合,满足同阶单整,符合面板协整性检验的要求。据此采用Kao④提出的ADF统计量,判断各个非平稳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着协整关系。协整检验结果显示:计量模型中各经济变量均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为此,我们将采用28个省市2002-2008年的面板数据,分析环境规制对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
考虑到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间的非均衡发展以及企业外部环境上的差异性,本文分别按照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分组进行计量分析。为了避免截面异方差与同期相关性带来的影响,我们考虑使用FGLS(cross-section SUR)的方法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2。
(一)环境规制对创新效率的影响
在不考虑非线性回归结果时,模型I中ER(-1)的系数为负,模型V中ER(-1)的系数为正,但都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考虑非线性影响并加入ER(-1)平方项的回归中,模型II、模型VI中ER(-1)的系数符号不变,不仅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且系数值也大大提升。模型II中,ER2(-1)的系数为2.453,在0.05水平上显著,表明在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之间符合“U”型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由弱逐渐变强,将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产生先降低后提升的影响。与模型II相反,在模型VI中ER2(-1)的系数为-1.145,在0.01水平上显著,表明在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即伴随环境规制强度的不断增强,其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具有先上升后下降的作用。在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中,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效率作用方向的拐点分别为0.377和0.259。从本文的样本区间来看,东部省份的环境规制强度大多分布在“U”型曲线的右端,而西部省份则多数处于倒“U”型曲线的右端。因此,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对东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具有积极的正向效应,但对西部地区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会产生负向影响。环境规制对中部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由于中部地区样本较少所导致的(中部地区仅有8个省份,而东、西部地区分别有10个省份)。
(二)国际垂直专业化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
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对东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对技术创新效率的积极效应并不明显。造成的原因主要有:一是东部沿海省份凭借较优越的地理区位优势、较完备的基础设施与产业配套能力,在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中具有先动优势。2002-2008年间东部沿海省市工业垂直专业化程度平均值约为0.395,而同期中西部省市这一指标的平均值仅为0.131左右。因此,中西部地区企业参与国际垂直化的比例过低,难以发挥其对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二是东部沿海省市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主要集中在中高技术产业,如珠三角的电子产品产业集群、长三角笔记本电脑产业链等,国内企业通过参与这些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工序,能够通过对标杆企业的学习获取更大的技术外溢效应,并促进自身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在国际分工中主要依靠劳动力成本上的比较优势参与劳动密集型工序环节,这些工序环节的技术含量不高,本土企业所能获得的技术外溢效应也相对有限。三是中西部省市的人力资本相对匮乏,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落后,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际分工协作过程中企业自身技术吸收能力的提升。
(三)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
人力资本存量在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系数都未能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即人力资本存量整体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正向积极效应不明显。我们的结果与朱承亮等①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在本文的样本区间,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人均受教育的年限分别为7.35、6.81和5.67,仅相当于初中文化程度水平。而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主要取决于其中高学历、高素质科研人员的比重,这部分人力资本的技术吸收、模仿、创新更强,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改善作用更大。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可能与指标选择中未对人力资本结构进一步细分有关。此外,史修松等的研究也表明,创新人员的不合理配置以及创新人员的科研水平难以与科技硬件的要求相匹配,也是制约人力资本对区域创新效率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②
(四)市场化程度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
市场化程度对东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并没有对技术创新效率产生积极影响,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着非均衡现象,东部省份经济较为发达,而中西部省份相对落后。东部地区产品市场、要素市场以及中介组织发育程度较高,法律、法规较为健全,更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对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减少“搭便车”与非生产性的寻租行为,并能充分调动和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热情,进而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而在中西部地区,相关情形则恰恰相反。中西部省市的研发基础相对薄弱,其研发资金中相当一部分都是来自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如果脱离当地经济发展实际,片面追求提高市场化程度,比如过度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就有可能增加企业的模仿创新成本,并对技术创新效率产生消极作用。王丽英在探讨市场化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也发现,市场化程度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增加,而对中西部地区的贡献在不断削弱。③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我国28个省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网络DEA模型测算了技术创新过程的整体效率,在此基础上重点考察了环境规制、国际垂直专业化、人力资本和市场化程度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效率在东部地区符合“U”型关系,在西部地区呈现倒“U”型关系,在中部地区尚未形成统计检验上显著的“U”型关系;(2)国际垂直专业化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对东部地区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并没有对技术创新产生积极的影响;(3)人力资本存量在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未能对技术创新效率发挥明显的正向作用。
本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指导意义。
其一,实行区域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力度。针对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客观现实,各地可以实施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环境规制政策。东部地区的人均收入较高,人们对污染问题的容忍度较小,对清洁型环境的需求更迫切,在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加大环境规制的强度,引导企业推广清洁型技术,创造新的商机和就业机会,并支持企业向更有效率的生态经济转变,将有利于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资源禀赋相对丰富,环境的承载力与污染的自净力较强,与之相对应,该地区企业技术水平大多较低且对环境规制的敏感度较高,对这些后发地区采取相对适中的环境规制力度,既能防止污染密集型行业的过度集中,又能避免企业由于环境规制强度过高而不得不从创新投入中抽取较多的资金用于节能减排,从而有利于技术创新效率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