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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是人的永恒追求,是人呈现自身特质的理想表达。每一个人都试图在追求中建构自我的需要层次、寻找自我的需要定位和深化自我的需要蕴涵。人无法避开个体的现实需要,只有深入自我需要的理性世界中,才能看到一个真实的自己。一个人选择了怎样的自我需要的价值取向,就选择了怎样的自我发展的职业定位。
一、典型需要理论的批判与重识
(一)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对“真实需要”的追求
马尔库塞认为,以技术进步为支撑的发达工业社会,在肆无忌惮地占领人的私人空间,虽然人们的物质需要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却是以牺牲人的真正自由为代价的,物质需求的满足并不代表人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马尔库塞进一步将人的需要分成两个部分:“虚假的需要”和“真实的需要”。“虚假的需要”的衍生,是因滥用物质、知识资源,致使人的本能受到严重摧残,是社会把对个人进行压抑的整体利益,通过各种手段变成个人的却并非出于自主需要的结果。人一旦被这种“虚假的需要”所控制,就会成为社会机制的受控者,人就会变成“单向度的人”,从而失去自主性和个性化。正是为了避免“虚假的需要”所带来的危害,马尔库塞极力主张人要追求一种出自人的本性的“真实的需要”。马尔库塞认为,人的需要必须进行一场全面性的“本能革命”,“既不是单纯地扩大需求的现有满足范围,也不是把需求脱离较低的水平,而是要与这种范围决裂,是质的分越”[1]。马尔库塞的需要理论,是在对“工具理性主义”进行批判,是在物欲化的当代社会里寻找“自由人”的生存出路。
(二)自我的实现———对马斯洛需要层次论的理性辨识
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划分成七个等级,从低到高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认知需要、审美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2]。马斯洛认为这七种需要都是人类天生的,而且只有当低一级水平的需要获得基本满足时,才能激发高一级水平的需要,人的自我实现就是建立在这七个需要等级的逐次攀越上的。马斯洛将这些需要理解成了人的内在潜能,而且是天生就具有的,只不过暂时储存在人的自身结构中而未释放出来。人正是通过社会实践不断地将内在潜能变成个体现实的需要,这是“实践理性主义”的突出表现,只有社会实践活动,才能使人踏上“自我实现的趋向”之路。
(三)人性的解放———马克思对人之需要的本质性探寻
马克思曾批判以往哲学在理解人和社会活动时,“习惯于用他们的思维而不是用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3],并认为人的需要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4],而正是由于个人的“需要”以及获得满足的方式,才让人与人之间发生了彼此联系。马克思把人的需要分成三个层级: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和享受需要,并从人存在的三重性来具体分析人的本性与需要之间的关系。第一,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人在能动性地通过个体的物质实践活动,从客观世界中获取满足自身生理需要的原料;第二,个人是社会存在物,人不再仅仅停留在自然的生理需要上,而是要去获得高于生理需要的社会性需要;第三,人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存在物,能有意识地去审视自我的需要和寻找满足需要的方式,自主地去实现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以及个性的自由解放。在马克思看来,需要之所以如此重要,不仅仅是由于它在演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而且合理性的需要也有利于促进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马克思对人之需要的理解,更多的是倾向于“解放理性主义”:人需要在欲望追求中,反照自然的本性以使自己能够把握正确的发展航向。
二、教师自我需要的价值取向
(一)“自在”的忠实生活取向
这种价值取向认为,教师的自我需要,是教师被动地获取维持基本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衡量教师自我需要是否得到满足的基本标准,是教师能否获取维持生命存在和个体发展的各种资源。“忠实”的指向,强调物质需求对个体教育行为的有效控制。教师自我需要的忠实生活取向,在本质上是受“工具理性”支配的。教师是现实生活的被动适应者,其生理需要和发展需要,都是在客观生活对个体的“逼迫”下通过实践活动来获取的,或者说,是谋生的意向性决定了教师个体的行为方式。教师不能主动地去适应和改造外部环境,不能主动地去激发和调适个体内部的精神意识,而是成为生活的“奴隶”和教育的“附庸”。教师的自我需要仅仅停留在物质欲望的层面上,而无法摆脱自然“物性”的束缚,从而成为生活物质“牢笼”中的“单向度的人”。
(二)“自为”的积极适应取向
这种价值取向认为,教师的自我需要,是教师在主动地成为生活世界的积极“消费者”和“建构者”的前提下,形成促进个体职业发展的基本导向。衡量教师自我需要是否得到满足的基本标准,是教师能否通过主动地适应教育环境的变化和改善个体的教育实践活动,来获得职业发展层面上的满足感。教师的自我建构,只是为了能够以自身素质的提升,促使教育教学活动的有效实践。教师的积极适应取向,在本质上是受“实践理性”支配的。教师不再把自己当成生活的被动适应者,而是通过个体卓有成效的教育实践,使生活更加具有丰富性,使事业更加具有成就感。在积极适应取向的观念中,教师拥有明确的教育教学目标和自我角色定位,并结合自己的教育理念,将其贯穿到整个教育生活实践过程中。“适应”的本质,是教师能够及时更新个体的教育观和生存观,促进教育实践的个性化变革,以谋求职业的高度发展,获得职业幸福感和自豪感。换而言之,教师的教育实践在某种程度上说,成了一种“有教育意图的实践行为”[5]。
(三)“自觉”的理性创生取向
这种价值取向认为,教师的自我需要,不仅是教师获取维持生命存在和促进职业发展的物质资源的前提,也是教师摆脱生活的物质局限和教育的传统束缚,走向生活的理性建构、个体的生命自觉以及教育创新的重要基础。此刻,“需要”既是教师“生命体生存与发展的客观依据和各种积极形式的来源”[6],也是教师萌发生命的创生意识,促使个体突破自我拘囿和现实控制,实现个体解放的精神指向。因此,教师自我需要的理性创生取向,在本质上是受“解放理性”支配的。“自觉”,是教师在教育情境中实现自主性发展的核心动力,它不为物质生活和职业发展所束缚,而是真正能够诠释人之本性的最佳概括。生命的发展导向,就是使“自觉”成为人的一种本体范式,成为人张扬个性和秉持理性的一种行为准则。在理性创生取向的观念中,教师是课程知识的开发者、教育生活的创造者、个体生命的监控者、学生心灵的照亮者以及教育精神的构建者。因而,教师的个体需求超越了世俗定义,上升为能够促使教师个性解放的生命之源。这种“自我需要”,实现了内涵的拓展和意义的深化,它不再把个体的“生存”仅仅界定为生理的维持和职业的谋取,而是在宏大的“存在”意蕴上,将物质、职业与精神境界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将职业的整体结构纳入个体发展的范围之中。教师的生活自我、专业自我、精神自我就不再分离,而是有机融合,成了完整的自我生命体。
三、基于自我需要实现的教师自我意识养成
关键词: 初职生 家庭环境 自我意识
1.引言
Patten[1]认为自我意识的发展受家庭环境的影响。良好的自我意识是个体实现社会化目标、完善人格特征的重要保证。由于父母在儿童青少年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父母创造的家庭环境被认为是青少年自我意识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也是最直接的因素。和谐稳定的家庭,对培养儿童良好的自我意识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目前,国内外对初职校轻度智力落后学生这类被试样本的家庭环境、自我意识,以及前者对后者影响的研究尚未涉及。查阅文献表明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课程建设和心理上。国内外研究有针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与品行障碍儿童自我意识的研究[2,3],寄宿制重点高中生家庭环境对自我意识影响的研究[4];其他各类儿童的家庭环境的研究等[5―9]。家庭、学校和社会是一个有机系统,共同对人产生教育作用。由于初职校学生自身的特点,家庭教育成为特殊教育有力的干预途径,因此很有必要对初职校轻度智力落后学生这类被试样本的家庭进行系统的研究。
本研究希望通过对上海市初职校学生的调查研究,分析初职校学生的自我意识、家庭环境与普通学生的差异,探索影响初职校学生自我意识的家庭环境因素,影响的程度,以便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认识初职校学生,为提高初职校学生的行为和社会能力,促进其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为初职校学生的家长创建有助于增强学生自我意识的家庭环境提供科学的指导,促进学生实现社会化的进程。同时,本研究也为我国初职校学生的家庭环境、自我意识的研究积累了资料。
2.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被试取自上海市三所初职校,参加测验的有效数据是134人,学生平均年龄为16.02岁,其中男生88人,女生46人。
2.2测量工具
选用苏林雁等(1974)修订的《Piers-Harris儿童自我意识量表(PHSS)》[10]和费立鹏等(1991)修订的《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FES-CV)第三次修订版》[11]。
2.3研究步骤
对上海市初职校的学生、家长进行团体测验,统一指导语。回收量表后,采用SPSS11.5统计软件包对测验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3.结果
3.1初职校学生自我意识
3.1.1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初职校学生与智力正常学生的自我意识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见表1。由于本研究没有做智力正常学生的自我意识测验,因此在评价初职生自我意识时,查阅文献本着相匹配的原则,我参照了洪珊珊等[6]研究中的对照组的自我意识量表分,与之相比,初职生自我意识与对照组的差异如下[12]。
表1 初职校学生与智力正常学生自我意识各因素均数差异性检验(x±S)
注:*p<.05,**p<.01,***p<.001以下同。
表1的结果说明初职校学生的自我意识在智力和学校情况、幸福与满足方面与对照组学生的自我意识有着显著的差异,在躯体外貌与属性、合群、焦虑方面都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
3.1.2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初职校学生的自我意识进行性别差异性检验,结果见表2。
表2 初职校男、女学生自我意识各因素均数差异性检验(x±S)
表2的结果说明初职校学生的自我意识不存在性别上的显著性差异。
3.2初职校学生家庭环境
由于该量表目前尚没有标准的全国常模,在评价初职生家庭环境时,我参照了原作者[10]的常模,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初职校学生与常模的家庭环境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见表3。
表3 初职校学生与常模的家庭环境各因素均数差异性检验(x±S)
表3的结果说明初职生家庭环境中的知识性、组织性得分与常模有显著性的差异。在道德宗教、控制性得分上与常模有极其显著性的差异。
3.3家庭环境与初职校学生自我意识的关系
3.3.1不同自我意识下的初职生家庭环境的比较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不同自我意识下的初职生家庭环境的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见表4。
表4 不同自我意识状态时对家庭环境的评价(x±S)
根据中国常模的评分标准,本文以PHSS总分低于等于第30百分位(总量表粗分小于等于51分)判断为低自我意识水平,得分高于(总量表粗分高于51分)判断为高自我意识水平,其中自我意识低的学生共57人,占42.5%。
表4的结果说明自我意识高的初职生其家庭环境中的道德宗教因子得分显著低于自我意识低的学生。
3.3.2初职生自我意识与家庭环境的相关分析
对初职生自我意识各维度得分与家庭环境得分分别进行积差相关分析,结果见表5。
表5 初职生自我意识与家庭环境的相关分析(r值,n=134)
表5的结果说明初职生自我意识总分与情感表达、独立性因子均有显著的相关。自我意识的智力和学校情况因子得分与情感表达、独立性因子有显著相关。自我意识的焦虑和合群因子得分与情感表达因子有非常显著的相关性。自我意识的幸福与满足因子得分与道德宗教因子有显著的负相关。
3.4对影响初职校学生自我意识的相关家庭环境因素的回归分析
将初职生自我意识总分及各因素分别作为因变量,而把家庭环境各因素作为自变量,分别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
表6 初职生自我意识与家庭环境的逐步多元回归分析
表6的结果说明情感表达是影响初职校学生自我意识总分、智力与学校、焦虑、合群等自我意识水平的重要因素。另外,分别有独立性对初职校学生的智力与学校、道德宗教对初职生的幸福与满足这两个自我意识水平存在着显著影响。
4.讨论
4.1初职生的自我意识
初职校学生的自我意识在智力和学校情况、幸福与满足方面与对照组学生的自我意识有着显著的差异,在躯体外貌与属性、合群、焦虑方面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研究显示,初职校学生自我意识水平低,表现为不合群,性格内向孤僻,缺少人际交流。相比之下,幸福感与满足感较低,对自己的智力与学校情况、躯体外貌均持消极评价。由于自我意识的缺陷,他们在校表现一般,较为孤僻,缺乏朋友,缺乏自信,将来难以适应周围的社会环境,因此,对于初职校学生应该给予情感上的支持与鼓励,缓解其焦虑症状,提高其自我意识水平及社会适应能力。初职生的自我意识水平没有性别上的显著差异。家庭经济状况、家长职业对初职生的自我意识水平没有显著的影响。因为初职生所处的家庭经济状况多处于月收入的1、2水平(即1000元以下,1000―3000元),而家长职业以服务行业、待业为多,成长的环境没有很大差异,所以分析没有显著影响。
4.2初职生的家庭环境
初职生家庭环境中的知识性、道德宗教、组织性、控制性得分与常模有显著性的差异。数据表明,初职生家庭环境中的知识性、道德宗教、组织性水平显著低于常模的水平,而在控制性方面要显著高于常模的水平。这主要考虑到某些初职生的家长自身亦存在一些生理或心理上的问题,他们的整体教育水平相对较低,道德意识和组织性水平也相对较低,而鉴于初职生智力、情绪等方面的特点,其自控的能力较常态弱些,家长对于他们的管理和控制程度相对要高些,因此在初职生家庭环境的控制性得分方面要比常模高很多。
4.3初职生自我意识与家庭环境的相互关系
自我意识高的初职生其家庭环境中的道德宗教因子得分显著低于自我意识低的学生。由于初职生本身的特点,有些家庭对于孩子在伦理和价值判断要求会降低,这对于初职生来说降低的标准更容易实现,有利于初职生自我意识的提高,而有些家长可能没有考虑孩子的身心特点,没有放松在伦理和价值上的要求,因此可能会对初职生造成压力,使其很难达到标准,不利于自我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初职生自我意识总分与情感表达、独立性因子均有显著的相关。自我意识的智力和学校情况因子得分与情感表达、独立性因子有显著相关。自我意识的焦虑和合群因子得分与情感表达因子有非常显著的相关性。自我意识的幸福与满足因子得分与道德宗教因子有显著的负相关。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初职生的自我意识与其家庭环境的情感表达这个因子关系更密切,进入回归方程中影响初职生自我意识的变量几乎都是情感表达,而独立性对初职生智力与学校有影响。我认为,家庭环境中情感表达和独立性对自我意识存在正相关,这表明在家庭中受到尊重和鼓励,孩子既可以独立表达情感又可以充满自尊和自信,这些都有利于初职生的自我意识的发展。初职生有良好的情感表达有利于他在学校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这对他的情绪各方面的发展都是有利的。而家庭对独立性的重视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与前面分析类似,道德要求程度与自我意识中的幸福与满足因子负相关,家庭对初职生的道德要求程度越高,他们就越难达到目标,因此幸福与满足感下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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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杜亚松,童静娴,王运调等.寄宿制重点高中生家庭环境对自我意识的影响.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13(3):148-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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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取向日趋多样
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标示了社会思想的解放。伴随着改革开放,价值取向也日渐务实开放并多样化。“”后出现的“伤痕文学”“朦胧诗”,表现了价值反思与重估;大量西方理论思想在涌入的同时,也带来了形态各异的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市场经济初期发展带来了利益格局多变,金钱、功利气息弥漫;价值“破旧”与“立新”不够同步,原有话语体系被打乱了,新语境纷争呈现。在传统与当代、中国与西方之间,多样价值观给人们更多选择,也带给那个时期青年人诸多人生观矛盾、分化和价值困惑。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体系也逐渐构建清晰,多样的青年价值观也从纷繁复杂状态走向一元引导下的多样发展。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青年人的价值观由多样、分化走向主流整合,民主、法制、文明、和谐、责任、公平等成为当代青年认同的价值理念。与此同时,年轻人生活方式缤纷,信息时代的快速到来,使“时尚消费”“网言网语”“微观点”等青年文化现象层出不穷,青年人凭借信息技术,把他们的价值选择和自我文化在新媒介世界表达得淋漓尽致。这种局面不仅反映了价值取向的多样变化,也折射出转型中的我国社会越来越开放包容。
价值主体性与自我意识凸显
1980年关于“潘晓来信”的社会大讨论,表明那代青年人对人生意义的重新思考。社会开始“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年轻人开始主张“跟着感觉走”。一切都表明,中国青年的主体意识随着社会发展在觉醒和升发。
随着“市场利益主体”的觉醒,青年人的个性意识、竞争意识和权利意识率先觉醒。不独是经济利益,其他社会利益的权利意识,如政治参与和精神追求也都逐步显现。主体意识和自我诉求增多的同时,青年一代的“读书热”“成才热”也日渐兴起,就业观念由等待分配转向自主择业,发展自我、崇尚自主成为青年人的人生观念。在“我的青春我做主”“重走青春路”“致青春”的身影和声音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青年人对青春的缅怀、定义和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与此同时,年轻一代在社会公共管理方面也表现出相应的主体性,他们不仅关注自身的合法权利,也关心他人、社会和国家大事,思考自己与他人、社会的关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
追求物质改善并注重精神意义的追寻
30多年来,人们的义利观发生了变化。传统“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在社会变革中解构转变了,社会充满了对义利观的“再思考”。一些青年人更多向生存、发展和自我成才努力,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多了些现实实惠的选择。但也有更多的年轻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注意到他人利益实现的合理与平等,在追求物质改善的同时,注重精神意义的追寻。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青年人对个人利益及自我价值实现有很多转向,但积极工作、责任奉献仍是当代许多年轻人的职业准则。总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义利观推动了社会发展,并随着“生存”向“发展”的转变,青年人的义利观也在向多重结构变化,物质利益和精神追求、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也更多呈现新的组合。
责任感增强,创新与进取精神在升发
当代青年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很强,但并非如人所言是“自我中心”的一代,他们在关注自我利益和价值实现的同时,也对他人、国家和社会担当责任。
对自我的责任表现为在学习、择业、爱情问题上,青年人具有了更多的独立思考和自主选择;多数年轻人无论对父母家庭还是对自己的小家,都具有充分的情感和责任准备。80后青年虽具有“自我中心”的某些特征,但总体看,他们的他人意识和公共意识在增强。相关调研显示,七成以上80后认为青年最需要的素质之一就是“社会责任感”。事实上,在社会各领域的志愿者队伍中、在学雷锋活动中、在各行各业的领军团队中,到处都能看到当代青年活跃的身影。
党的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青年人的思想观念也从封闭和束缚中走出来,形成了求真务实、进取创新的精神取向。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环境中成长起来的80后,效率观念、竞争及创新意识都深深影响了他们的思维,因此具有更强的进取意识和公平竞争意识。据有关数据,九成青年人对“公开、公平、公正地参与竞争”持赞成态度,这说明适应市场竞争,增强生存、创新发展能力已成为大多数青年的共识和素质。
“成长”中也存在价值迷惑
“成长”可指青年人的变化过程,也是市场经济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变革转型期是发展的机遇期,也是各种问题的多发期,社会主体尤其是青年群体,必然会随社会变化在价值观上发生复杂共振。除上述青年价值观变化和成长特点外,在一些时期和一些年轻人身上也存在一些价值虚无、荣辱错位现象。
社会转型期利益与价值取向的多样化,新旧、中西价值观的碰撞,以及价值标准多层次和多样化的趋势,会不同程度地导致社会出现一些是非模糊、善恶不明、荣辱错位的问题。一些青年人生活和行动的重心不再是对超越性意义的追求,而是生命当下的和实用主义,调侃人生意义、“游戏”人生成了一些青年人的人生态度。这种价值虚无和感性娱乐文化的蔓延,会导致对传统价值和道德责任的淡化。《娱乐至死》作者尼尔・波兹曼说:如果文化生活被定义为娱乐,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稚童言语,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价值虚无的声音强了,社会正能量的价值观就会在“沉默的螺旋”规律中沉默下去。这也是在把握转型期青年价值观变化中需要格外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