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文研究论文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外文研究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关键词：商标汉译技巧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商标和品牌几乎就是商家的代名词。如果商标翻译得好，就可以刺激消费者的感官从而留下印象，产生联想和触动，将商标与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本文探讨外文商标常用的一些汉译技巧，希望能对有关方面特别是外资企业有所帮助。

音译法

音译法就是模仿外文商标的发音而进行汉译的方法。这种方法应用非常普遍，其特点是翻译快捷、简便，并能保留原名的音韵之美，让人体验到正宗的异国情调，同时也满足部分消费者追崇“洋味”的心理。他们往往认为这种商标更能体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通常是若原语商标构不成意义,或属新奇型或专有独用型,多采用音译法。如大家熟知的一些品牌：Motorola摩托罗拉，Nokia诺基亚，Sony索尼等代表的系列产品；Ford福特，Audi奥迪，BUICK别克，LINCOLN林肯等轿车；adidas阿迪达斯，CHANEL夏奈尔，PierreCardin皮尔·卡丹等服装；ROLEX劳利士，OMEGA欧米茄等手表；BOSS波士，ELIXIR怡丽丝尔，BVLGARI宝格丽，LANC?ME兰蔻等化妆品；Levi''''s李维·斯（牛仔服）；ALIDA阿俪达（高级女鞋）；Finbid芬必得(药品)；Corona科罗娜，（啤酒）；MacLaren麦克拉伦（婴儿车）；Cartier卡地亚（珠宝手饰）等。

直译法

直译法就是根据外文商标的语言，直接把词意翻译成汉语的方法。译文的目的语与原文的始发语表达的形式和内容往往相同。这也是一种应用广泛的方法，其特点是“不失真”，能保留原名传递的意义、信息、情感等，直接传达原文的语义，让消费者更能体会到原商标的涵义，甚至引发联想而产生兴趣、好感，利于商品的销售。一般说来，如果商标原名本身具有某种特定的涵义或某种象征意义，就应尽可能地考虑直译。比如英国汽车Lotus，直译为“莲花”，能给人以许多美好的联想：莲“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的高洁、质朴，莲“香远益清”的芳香，“亭亭的风姿”，“姣姣的风韵”，“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不施粉黛的天生丽质，无与伦比的脱俗气质等等；床上用品FairLady译为“贵妇人”，给人一种高雅的感觉；轿车Crown译为“皇冠”，暗示轿车的显贵，若音译为“克朗”，感觉就相差甚远。Microsoft译为微软，正好与计算机、软件等有联系；Apple(计算机、皮具等)，译为“苹果”，那甜美的形象能博得人们的好感；美国化妆品COVERGIRL译为“封面女郎”，给爱美女士多少诱惑和联想？另外有的商标如音译太长，又没有相应的“洋”味，也可考虑直译。如Volkswagen大众（汽车），就不必音译为类似“福士伟根”、“福尔克斯瓦格恩”那样的字眼。

意译法

意译法就是注重原文内容，而不保持原文形式的翻译方法，也称解释性释义法。译者可通过对原文及所代表商品的深层意蕴的理解，挖掘始发语的真正内涵。其特点是商标译名的目的语往往表达产品的效用、性能等更加准确、形象，有时还富于感染力，引发联想，有利于给消费者留下深刻印象。比如饮料Sprite，原是“可口可乐”广告上促销小孩的名字，后扩展为一个新品牌。音译就是“斯普赖特”、“斯必来特”之类，直译是“小妖精，调皮鬼”。饮料初次出现在香港市场上时，根据港澳取吉利心理的常规，按其谐音取名为“事必利”，实际销售情况并不好。后汉译为“雪碧”，给人以冰凉解渴的印象，充分表达出了该产品的特性，产品也随之为消费者接受。再如洗发液Rejoice，直译是“高兴”，意译为“飘柔”，意为头发飘逸柔顺，既能充分地显示商品的特性和品质，又能给消费者留下美好的心理回味；Head&Shoulders，直译是“头和肩”，曾音译为“海德仙度丝”,既烦琐又指代不明,后汉译为“海飞丝”，既形象优美,又体现了产品的特色；药片Asverin，译名为“安咳定”，清楚地表达出了该药片抑制、治疗咳嗽的功效，且易于记忆。

谐音法

谐音法就是以原文商标名的发音为基础，根据商品的特性、效能等表现的需要，灵活选择目的语中发音大致相同或相近的词语来音译原名的部分或全部发音。谐音法应用相当普遍，其特点是选词更灵活，能更好地体现出商品的特性、效能等。谐音法可以减少或补充语义信息在翻译过程中的损耗，诱导消费者产生联想，加深对该商品的印象，从而达到扩大销售的目的。例如法国名牌香水Poison，直译为“毒药”。“令人觉得神秘而难忘”是使用该品牌香水的女士们的共同感受。但在中国，如将“Poison”直译为“毒药”，恐怕就难为多数人接受，因此采用谐音法译为“百爱神”。当然，对此译名褒贬者均有。笔者认为不能简单武断地说“百爱神”听上去象是“男性”化妆品牌，就拿传说中的“神”来讲，也有女神吧。何况译者的意思可以理解为“神秘”的省略说法，这样还可与原设计者的初衷相吻合。再如饮料“Pepsi-Cola”，汉译为“百事可乐”，也算是运用这一方法的佳译，可理解为“百事顺意，可口可乐”！“Longines”原为瑞士的一个地名，是瑞士制表业中历史最悠久的商标之一。从1867年起，每只表都雕刻有飞翼沙漏标志，汉语译名为“浪琴”，既朗朗上口，还充满诗情画意。谐音法的例子还很多，如RADO译为“雷达”（钟表品牌）；Matrix美奇丝（美国美发品牌）；Safeguard舒肤佳（沐浴露）；HERCYNA海皙蓝（化妆品）；Carlsberg嘉士伯（啤酒）；Brandy白兰地（酒）；Marlboro万宝路，ESSE爱喜（香烟）；Carrefour家乐福（超市）；Pentium奔腾（计算机处理器）；ɑ.testoni铁狮东尼（意大利服装品牌）；MONTAGUT梦特娇（法国服装品牌）；HERMES爱马仕（法国系列产品）；citroen译为“雪铁龙”（轿车）；E.BLAN伊伴（鞋类）等等。有趣的是，有时同一个商标可用不同词语来表达。如Chanel，指化妆品系列时常用“香奈儿”这个译名，指服装等系列产品时有些商家就采用“夏奈尔”的名称；Dove指香皂的品牌时，译作“多芬”，含润肤芬芳之意，指巧克力商标时，译为“德芙”，汉语谐音为“得富”，“得福”，显得喜庆、吉祥。

兼译法

兼译法或称分译法，就是把原商标名按词或音节分别进行不同汉译的方法。如前部分直译，后部分音译，或后部分直译，前部分音译等等。其特点是可根据原商标代表的商品属性或设计者的意图，经过精心选词，以更灵活的方式进行分部翻译。这种方法可以充分考虑译文目的语国家的文化背景，充分表达商品的特性和效能，使广大消费者顾名思义，引发联想，对商品产生好感，从而更有利于诱导消费。例如：Goldlion直译应是“金狮”，本来寓意很不错，但根据谐音在粤语中是“金输”，实在不吉利，自然不受欢迎。“Goldlion”商标的创立者曾宪梓先生绞尽脑汁为“金狮”更名，将“金狮”的英文名分别进行汉译。前部分“Gold”直译为“金”，而后部分“lion”用谐音译为“利来”。金与利一起来，使商品更添富丽堂皇的气派、并满足人们渴望吉利，追求豪华的心理，谁听了都高兴！“金利来”商标诞生后，迅速成为驰名而响亮的品牌。再看日产唇膏英文商标“KissMe”，直译就是“吻我”，“亲我”。中国人一般重含蓄，太露女士恐怕难以接受，因此有人用谐音法把它译成“奇士美”。对此汉译名，译界评论多，总的讲不是很满意，因为原文生动幽默的语义几乎没表达出来，但也没有人拿出受大家公认的译名。为解决“奇士美”有失原作韵味的不足，笔者设想用兼译法进行翻译，将“Kiss”直译为“吻”,“Me”用谐音译为“美”，即“吻美”。这样，通过唇膏的“吻”而使“我”变“美”,就用含蓄的方法把原作的内涵表达出来了。如果再灵活一点，可译为“美吻”或“美唇”，看上去易吸引眼球，读起来也顺口。还有“NipponPaint”直译应为“日本漆”，但为了打进中国市场，前部分用谐音法，后部分用直译法，汉译为“立邦漆”，在中国销售良好；MickeyMouse，音、意结合，译为“米老鼠”；饮料“7-Up”直译与意译结合，“七”在欧美国家本身有积极的意义，以“喜”译“Up”，译出“七喜”，喜庆、吉利，译出了商标神韵；美国最豪华的大房车“Cadillac”，译作“佳特莉”，也很成功。

双关法

双关法在汉译中最常用的是音、意双关。其特点是充分利用汉语既表音又表意的特点，通过模仿原文发音，斟选合适的词语，有效地表达出适合消费者接受、理解的译名，并从中体现出该商品的性能、作用、优点等。如手表TITUS，译为“铁达时”，就把该品牌的作用和优点信息都传达出来了，其含义“此款表必定能达到准时”也不言自明，正如其广告语所说：“时间由我铁达时”！再如美国运动系列知名品牌Nike，音标为[''''naiki:],是希腊神话中胜利女神的芳名,按音译即“奈姬”之类,消费者不知其意。根据商品信息传达的需要，汉译为“耐克”，既表达出了运动服装应该具有经久耐磨的特点，又包含了牵制克敌的寓意,正好与原意胜利女神不谋而合。婴儿尿布“PAMPERS”的译名也值得一提，汉译为“帮宝适”，即解决“宝贝”尿湿问题而助其舒适的含义。该译名充分表现了产品的性能，并且非常“文雅”。再看一个既表音又拟声的例子：美国照相类器材Kodak，几乎是和CoCaCola齐名的商标。Kodak作为一个商标词，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是商标设计者组合“创造”出来的。Kodak汉译为“柯达”，琅琅上口，发音响亮，既表音又拟声，容易使消费者联想到按照相机快门那令人兴奋的“咔嗒”声。

省译法

省译法指对原文商标名的部分词、音节或字母进行省略性翻译，其特点是汉译取义灵活度大，可根据商品的表达需要和汉语的习惯，略去难译或不必译的部分，从而使译名达到简洁、流畅、富有美感的效果。在品牌世界里，有相当一部分企业采用公司名称与品牌名称一致的宣传策略。BMW就是BayerischeMotorenWerke的每一个词的首字母组织起来构成的一个缩略词，如果全译，译名很长，作为商标就更不合适。译者汉译时只利用了前两个词的音头，其余省略，大胆译为“宝马”，很快在中国成为驰名的汽车商标。省译法的例子不胜枚举，如轿车Astra译为“雅特”；啤酒Budweiser译为“百威”；面膜ARTISTRY译为“雅姿”；珠宝饰品系列VanCleef&Arpels译为“梵克雅宝”；天然原料护肤品OTAGO，译为“欧果”；品牌香水LolitaLempicka，译为“洛俪塔”等等。

增译法

增译法指按译入语的行文习惯在汉译商标时适当增词，其特点是能弥补照直翻译时译名的不足，使商品内涵意义得以引申，有效地增强译名涵义的完整性，增强译名的感染力和商品的信息表达效果。比如有种安眠药，叫做Dakmane，如纯标准音译，消费者会不知所云，体现不出药品的特性和效用，用谐音法前部分译为“带”，后部分译为“眠”，即“带眠”，中间增加一个“尔”字，书面语就是“你”的意思。因此，该商标汉译为“带尔眠”，就有“带着你入梦乡”的含义，译名非常贴近消费者渴望平静入眠的心理感受，确实恰到好处！再如Power香皂，用谐音译为“波尔”，词尾增加“肤”，即“波尔肤”，也很贴切；卫生纸Luxury，直译为“奢侈品”显然不合适，前部分用谐音法译为“立士”，然后增加一个“洁”字，即“立士洁”，译名非常到位；香烟Rothmans，前后分别译为“乐”和“门”，中间增加一个“富”字，全名为“乐富门”，读起来顺口，并显得喜庆、吉祥；MONTBLANC原意为阿尔卑斯山脉最高峰,“勃朗峰”，作为珠宝系列商标，通过省译、增译和音译结合，汉译为“万宝龙”。

借用法

借用法指直接采用照搬原名的办法。这种方法的特点一是方便、简单，二是为一些商标名今后的汉译留下空间。众所周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外国品牌纷纷涌入中国已是不争的事实。可能有些商标“来不及”译，或许有些商标难译，甚至有些商家认为保持原名而不必译等，这也给了市场检验、熟悉和接触这种品牌的机会。如在我国风靡一时的宝洁公司旗下护肤品牌SK-II，瑞士手表ck（CalvinKlein）等。借用法常用于经过缩略后的商标名的翻译，一般企业用公司名称或功能名称的缩写来构成品牌名称，基本方法是将每一个单词的字首字母组合起来，其好处是简单易记、特色明显。如：3M(MimmesotaMiningandManufacturingCo.)明尼苏达采矿公司；IBM(InternationalBusinessMachines)国际商用机器公司；NEC（NIPPONELECTRICCOMPANY）日本电器公司；DTC（DiamondTradingCompany）钻石贸易公司等等。有意思的是，有的商标已有了汉译名，但众多追求“洋味”的人士以及一些新闻媒体仍然偏爱使用外文名称。只要你翻阅报刊、杂志，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比如以其创始人路易-威登的名字命名的法国LouisVuitton系列产品，虽然汉译名为路易威登，许多人却不用，而用简称LV代之，Reebok是世界知名的运动服饰品牌，汉译为“锐步”，2005年“锐步”将其全球的品牌标示由原来的“Reebok”改成了“RBK”，以展示RBK充满自信的独立风格。

臆想法

臆想法指凭主观的，往往缺乏客观依据的臆断来将外文商标译为合乎情理的汉语商标的方法。臆想法的特点是不受原商标的约束，译者可以灵活地选词取义。这种方法被一些严谨的学者戏称为“乱译法”，所以一般不提倡，即使运用也须非常谨慎。当然，世界各国商标设计者标新立异，独出心裁的不少。因此，如果译者有独到的见解或想法，“杜撰”的译名只要能被市场接受也未尝不可。前面提到有人将“毒药”香水“Poison”采用谐音法译为“百爱神”，现在有人改译为“奇葩”，估计与“Poison”问世后独特性的轰动效应有关。2006年，Dior（迪奥）为了一如既往保留“Poison”的神秘与魔力，剥离了原来香水定义的甜美，欲体现女性个性中的自由、慷慨、激情、挑战、放纵和诱惑，又推出了四种极具特色的“Poison”香水，分别是紫色“Poison”奇葩，绿色“TenderPoison”温柔奇葩，红色“HypnoticPoison”蛊媚奇葩，白色“PurePoison”冰火奇葩。再看香烟“PallMall”，这是译界讨论、争论较多的例子，译为“顺”牌，被香港译学学者称为“乱译”。“但也有一定道理：Pall谐‘坡’音，而Mall谐‘摩’音，随坡摩擦而下，岂有不要‘顺’意的”？（吴伟雄，2000：178-179）陈全明认为，“将‘PallMALL’译为‘顺’牌，正是由于译音采取谐音而‘臆想’推敲，尔后取其‘意’的结果。试想‘Pall’谐‘波’音，而‘MALL’谐‘殁’音，波消浪殁了，大海岂有不风平浪静之理！而航行在风平浪静大海上的航船不就一帆风‘顺’了吗”？（陈全明，1996）其实，“PallMall”还有个汉译名，叫“长红”，笔者推测该译名的产生有两种可能：一是希望此品牌的香烟销售能“长”久的“红”火下去；二是与该品牌烟盒的设计底色全是红色有关。仅从以上几例评论的不同观点和译法可以看出，并非所有商标名的翻译都是有据可寻的。如果是“臆想”的商标名称，解释的权威恐怕只能是品牌设计者或译者，其他人不过是发挥想象，按自己的方式推测而已。

归化法

归化法就是用与始发语有相近语义的表达功能，但却带有明显汉文化色彩的词语来翻译原商标名，其特点是通过发挥汉语的优势，使中文译名更加地道，更加符合汉文化背景下民族的思维方式、心理意识、历史传统、习俗信仰、地域风貌等，从而给消费者留下一种亲切感，使他们易于理解，易于接受。例如，法国化妆品牌“EstēeLauder”译为“雅诗兰黛”，“Decleor”译为“思妍丽”，“Guerlain”译为“娇兰”，名酒“Hennessy”，译为“轩尼诗”，美国的化妆品牌“MAYBELLINE”译为“美宝莲”，“Revlon”，译为“露华浓”等等，都具有厚重的汉文化色彩，受到消费者青睐，可谓归化法的佳译。

商标的命名有多种因素，因此，翻译商标时一定要根据所涉及的商品，结合多方因素来考虑翻译方法。应该指出的是，以上有些方法虽有交叉之处，但翻译时的着手点、侧重点不同。另外，商标汉译时无必要、也不可能同时运用所有的方法，译者只需要酌情运用其中的某些方法即可。

参考文献：

1.方梦之.应用翻译教程[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2.廖国强.经贸英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吴伟雄.好易学英汉笔译[M].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

第2篇

一、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受众研究新范式的兴起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在新左派观点的影响下，他们从文化、权力、意识形态等角度切入来探讨各类社会现象，尤其是大众文化现象。传媒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文化研究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以及它在理论上所借鉴的各种学术资源都深深地影响了该学派的传媒研究，具体到受众研究来说，受众的主动性得到了重视，一种全新的受众研究范式开始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促成了福利国家的建立，缓和了战前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同时，以通俗性、娱乐性为特征的美国文化凭借现代传媒技术在欧美社会中广泛流行，这使得社会文化日益趋同，有人认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及意识形态与中产阶级已经没有很大区别，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大同的时代开始降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产生。其代表人物多是工人阶级出身，他们希望能够帮助工人阶级了解自己的真实状况，而不至于被文化政治营造出来的幻觉所欺骗。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对工人阶级内部文化的研究来证明工人阶级价值体系与社会结构并未随着福利国家的来临以及通俗文化的流行而消失。他们同时也肯定工人阶级在消费文化产品时的能动性，肯定他们会做出符合自己文化的选择，这一出发点是其后来强调受众主动性的源头。此外，该学派的受众研究也同样受益于文化研究一直青睐的符号学方法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其代表人物霍尔的《编码/解码》一文就显示了这多种因素的融合，它标志着该学派在受众研究领域的突破，与早期的媒介效果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新的研究模式导入了符号学方法。对于媒介研究来说，符号学一个最让人兴奋的方面是那种可以运用于视觉形式——电影、电视、摄影与广告图片——的方法，这为研究现代意义生产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方案，而这种途径传统的语言学分支是无法提供的。[2]在霍尔的文章中，一条讯息不再被看成一个包裹或一个球可以由发送者抛给接受者。讯息现在是由节目制作者编码，再由受众来进行解码。这样一种观念就意味着发送的讯息和接收的讯息并不一定是同一的，不同的受众可能对节目有不同的解码。[3]于是，讯息的效果就不再是根据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模式发生，而是要依赖于受众的解读过程。由此，霍尔肯定了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它们并不是效果研究所认为的那种原子化个体的集合。此外，根据符号学原理，任何讯息都是多义的，其所能生产的意义或诠释总是在一个以上，因此也就绝对无法化减至一个“最终的”或“真实的”意义。[4]这样，霍尔指出文本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讯息潜在的解读方式不止一个，并提出受众可以有三种解读立场：统治—霸权立场、协商立场与对抗立场。后两种立场的提出也使得文化研究敞开了受众主动性研究的大门。

其次，对于霍尔来说，该模式是对本身广泛讨论的一部分，它标志着从主流意识形态观点的多元决定论转向了由葛兰西霸权模式所提出的更为复杂的观点。[5]在此之前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援引的传统意识形态理论暗示，意识形态力量用适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方式构造主体几乎是无法抵御的。所以他们认为在以传媒为主要场所的文化工业的操纵下，压制性的意识形态直接注入到大众的意识之中，人们成为“文化傀儡”，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毒害人民的鸦片”的受害者。文化研究学派修正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批判了他们的文化悲观主义，充分关注受众的诠释活动。这样从霍尔开始，文化研究学派开始摆脱阿尔都塞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不再认为文本结构将主导受众讯息接收的结果。相反，他们吸收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认为意识形态与被统治者的社会经验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矛盾，其交汇处就是一个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场所。这样，文本不再是一个意义完全封闭的结构，受众也不再是盲目顺从主流生产体系的消极客体，而是不断进行抗争来给自身定位的积极主体。

在霍尔的三种解读模式提出之后，新范式的受众研究兴起并迅速扩展开来。20世纪80年代，莫利出版了《〈全国〉观众》与《家庭电视》，将霍尔的受众解读模式应用于经验性研究，而伊恩·昂、拉德威以及费斯克也分别对美国肥皂剧《达拉斯》的观众、浪漫小说的读者以及大众文化消费者进行了研究。

从这些新型受众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受众的主动性是其最基本的理论观点。我们上面提到的这几位代表人物所做的研究都试图反对单向片面的意识形态控制论，希望证明受众的接收活动存在着协商与反抗的创造性空间。尤其是费斯克，他不仅提出了“语意斗争”、“文化民主”等概念，认为受众是才是真正的意义生产者，进而他还借用巴特的观点——作品只有在被阅读时才成为文本——认为文本根本就是不确定存在的东西，主张“我们可以发展一种符号学民族志，在这里没有文本，没有观众，只有制造与流通意义和的过程。”[6]

除此之外，这种新范式还有一些其他特点，据此我们能够把它与强调受众主动性的另一种重要的传播学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区别开来。

首先，它从社会意义的角度来理解传播现象，认为受众接触媒介后参与了意义的建构；而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受众对媒介的使用是一种功能性选择的结果，是从功能的角度来理解传播现象。

其次，它认为解读是支配性意识形态与受众的替代性、反抗性意义之间的斗争，不是受众个人的随机活动，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传媒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权力博弈的真实情况。而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是“受众使用媒介而非被媒介所使用。这种使用有助于产生一种个人身份的认同感，收集信息；此外还能满足休闲的需要并协助社会互动”。[7]这样，它高估了受众的主动性、讯息的开放性以及可供选择的媒体数量，并不认可一种支配性意识形态的存在。

再次，它借鉴了社会学，把个人看作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是包含了许多次团体与亚文化的复杂类型，这些因素以及解读活动的具体情境会影响人们的解码方式。而使用与满足理论从考察个人的心理需求出发，从心理层次来解释人们对媒介和讯息的使用。

新范式的受众研究在具体操作时又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其一是将受众作为文本解读者的文本分析，其二是将受众置于日常生活语境之中的接受分析。

二、作为文本解读者的受众

在文化研究领域中，将受众作为文本解读者的文本分析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针对新闻时事类节目，分析受众透过哪些特定的话语来解读文本；二是针对大众文化产品，如肥皂剧等，分析受众如何从文本中获得或者是自行建构意义来抵制原有的社会体系。

1、受众对新闻文本之解读

对于新闻时事类节目，研究者们认定，从一开始它们就扮演了一个意识形态的角色，编码者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封闭了文本的意义，预设了一个处于优势的或主流的意义。而这种意义能否成功传播，取决于受众所持有的文化符码是否与节目的符码相一致。这样，受众到底持什么样的文化符码，这些符码又是如何形成的，就成为研究者努力想解开的谜团。

最初是霍尔受到社会学家法兰克·帕金的启发，将受众视为阶级的产物。帕金认为西方社会有着三个主要“意义体系”：主流、主控的价值体系，臣服的价值体系，激烈而急进的价值体系。[8]而不同社会阶级的成员，分别拥有不同的“意义体系”。霍尔将这一模式引入到传播领域，根据受众的阶级变项推导出对新闻文本的三种解码方式。在这种观点下，我们甚至可以推断，由于传媒往往是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这样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一般对文本进行倾向式解读，而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工人阶级往往会因为利益受损而进行反抗式解读。

随后，莫利对BBC的晚间新闻节目《全国》的观众进行研究，试图对霍尔模式进行经验性的验证并探讨还有哪些社会因素会影响受众的解读活动。在该研究中，莫利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尽可能的考察各个不同层面的因素对解码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了客观的社会人口学变项——年龄、性别、种族以及阶级；也包括“文化架构与认同”的程度，即个人所处的社会部门以及所从属的不同的亚文化，使得他对某些特定的语言和规则的熟悉程度不同，对某些话语把握的深浅程度也不同；还包括较难设计却十分明显的个人特质。二是他不再简单的将社会变项当作决定解码的因素，而是提出“话语”的说法，他认为“问题总是社会位置加上特定的话语（该词台湾多译成论述）位置，然后才会造成特殊的解读方式”。[9]话语是理解一个重要的社会经验区域的社会性的定位方式。[10]人们分别拥有着自身的话语，他们背后的结构性因素融合其中，告诉他们如何理解自己的社会经验。在观看节目时，人们是根据其话语来理解文本，意义的建构也因此而不同。

如果说霍尔从统治/协商/对抗模式来理解受众还略显粗糙，那么莫利则是从话语入手，对它进行了精细化的处理。不过，在这一过程中莫利也感到困惑，因为形成话语的社会因素过于繁多且不确定，要对它们进行统计分析无疑是相当困难的。于是在他之后的众多研究者不再执着于将受众作为多种话语的构建物，不再致力于深究受众话语的组成，而是开始关注受众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下的游击队员从通俗文化中所获得的。

2、受众对通俗文化文本之解读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主要参照系不再仅仅是，也渐渐脱离阿尔都塞式及葛兰西式的理论话语，开始接受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有着开放、自由甚至是游戏的思想方式，它破除了权威话语，颠覆了传统，对许多约定俗成的概念提出质疑。这为研究受众对文本的解读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此时较有特色的是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受德塞图抵制理论的影响颇深，后者强调大众作为弱者在文化实践中可以利用生产文化产品的权力机构对他们的限制，自行创造出行为空间。所以，费斯克认为大众是具有生产能力的，能够在统治性体制所提供的有限资源中，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使用文化商品。比如，他研究了麦当娜这一流行文化现象。尽管麦当娜以玛丽莲·梦露为形象基础，处处暴露自己的性征，但是费斯克认为她并不是父系霸权的代言人，并没有教会那些女性崇拜者像男人观看她们那样去看她们自己，并没有怂恿她们作父权制内的女性主体。他认为在麦当娜的形象中有某些间隙或空缝逃脱了意识形态控制，比如她对宗教象征物（十字架、念珠）的随意享用，涂抹过艳的口红，佩戴过量的首饰，都使她从主导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利用其能指而拒绝其所指，并且这也向其歌迷展示了她们完全可以创造自己的意义。麦当娜的形象制造让女孩们看到，女性性征能被置于她们的控制之下，能按她们的利益来制造，她们的主体性不必完全由占主导地位的父权制来决定。因此，麦当娜的流行是权力与抵制、意义与反意义、快乐与争夺控制权的复合体。[11]

总之，在通俗文化研究者那儿，文化是复杂的、矛盾的和不确定的，容易被使用者经常改造，这些使用者在其本性上是文化素材料主动的操纵者。[12]因此，受众是具有策略的意义生产者，他们拥有强大的战斗力，总能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

上述关于新闻时事节目与通俗文化产品的受众研究，是以媒介文本为中心，以受众的阶级、地位、性别等为变量而展开的讨论，是与文本分析联系一起的受众研究路径。但是，正如莫利自己所意识到的那样，分析受众解读文本的话语组成，带有阿尔都塞式的倾向，将解码者化约成特定结构的人格化产物，而各种话语则贯穿主体性向他“发言”。[13]所以，他希望从另外一个立场——解码情境出发，来获知这些话语是如何在一种具体的情境中起作用的。与此类似，受众为何选择通俗文化文本，以及在哪种情境下才能真正从文本中获得。这样，受众研究就必须关注另外一个领域，即受众媒介使用行为所产生的日常生活情境。

三、受众与日常生活情境

科纳认为，对电视研究来说，最好是把“置收视行为于情境中”的想法视为将分析工作连接两个脉络的范围，而不是单单一个，它们就是收视的“社会关系”以及收视的“时空情境”。[14]前文对文本与受众关系的分析所涉及到的结构性社会因素，可以看作是收视中“社会关系”的一部分。而受众研究接下来的工作便是透过时空情境（在日常家庭生活中的收看行为）来探寻其社会关系，这就先要了解接受信息时的物理情境，再要发现受众收看电视的意义是什么。这种研究的前提是认为电视的基本消费单位是家庭，不是个别的观众。所以，一切都围绕着家庭中电视使用的具体情况来进行。此外，研究者不仅仅关注电视在家庭生活中所扮演的功能性角色，而且转向关注收视过程中的权力运作实践，即作为家庭成员的受众会采取什么位置，达成什么认同，构建什么意义。

对收视过程中的家庭权力关系研究做出贡献的首先是莫利的《家庭电视》，该研究的起点是认为受众总是有着不同的电视使用经验。在受众看报纸、看电视，听广播时，往往并不是全心全意的接受其内容。打开电视也许仅仅是为了排遣独处的寂寞，碰到不喜欢的电视节目就不停地换台，也会边看电视边吃饭或干其他的事情等等。受众的信息接受总是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经验。莫利想要了解的是究竟是什么影响了我们的收视体验，尤其是家庭的动态过程是如何与看电视的行为发生互动关系的。起初他试图象研究《全国》的观众一样从家庭的社会位置、阶级属性出发，将家庭作为动态单位进行分析，后来却发现“贯穿所有访谈家庭的一个结构性原则，很明显是性别的问题”。于是，他开始研究性别对收视实践的影响，确认了8个方面的主题，获得了样本中男女收视习惯所体现的经验性差异。①控制节目选择的权力。他发现没有一个主妇有规律地使用遥控器，遥控器总是父亲在用，父亲不在，则由儿子霸占。②看电视的风格。男人希望专注地看电视，不被打扰；而主妇则认为看电视是一项社会活动，包括不断地对话以及同时进行至少一项以上的室内活动。③有计划与漫无计划地看电视。男性往往事先对照报纸，了解电视播出情况，决定晚间的收视活动。许多主妇则是抱着有就看、没有就算了的态度。④与电视有关的谈话。主妇愿意承认与朋友同事聊天时会谈论电视，而男人则不愿意承认常看电视，除了体育节目。⑤科技：录像机的使用。主妇并不擅长使用录像机，都靠先生或子女帮她们用。⑥一人独看电视与罪恶的。主妇们表示最大的快乐是在家人都不在的时候，看一部她们最喜爱的连续剧。同时，她们接受了男性霸权，认为自己的爱好微不足道，而自己的快乐也带有罪恶感。⑦节目类型的偏好。男性偏好事实型节目，女性则偏好虚构性节目。⑧全国及地方新闻节目。女性对全国新闻不感兴趣，却喜欢地方新闻节目，尤其是地方犯罪新闻。[15]对于这些经验性差异，莫利认为不是由男女生物性特征造成的，而是因为男女在家庭中的社会角色不同。家庭对于男性来说是休闲场所；对于女性来说则是工作场所。正是这种由性别关系所建构、结构化了的家庭环境，才导致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收视经验。这样，正如特纳所指出，莫利的研究直接引导我们关注那些生产出受众的社会力量，有效地将我们带离文本和受众的检视工作，更广泛地研究日常生活的实践与话语。[16]

除了电视，拉德威针对已婚职业妇女阅读浪漫小说所进行的研究也堪称经典。她早期关注于文本分析，以后又转向接受研究，这时文本的内容已不再重要，而阅读“本身是一种主动的、虽然不自由的、建立意义和乐趣的过程，是文本与读者间的协商，其结果无法由文本本身预测”。[17]她将妇女阅读浪漫小说的快乐和妇女在父权制家庭中的从属地位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妇女之所以阅读浪漫小说与逃避繁重家务与养儿育女的压力有关。在父权制社会中，妇女被训练成为无私的母亲与体贴的妻子，而其自身的需求往往被忽视。不过，借助阅读浪漫小说这种行为，妇女们能够从日常家务劳动中抽身而出，她们憧憬浪漫小说中强有力却对女性温柔体贴的男性，也喜欢能够控制自身命运的女性，由此她们会拒绝父权文化现实的合法性。因此，拉德威认为妇女是在把阅读浪漫小说当作一种“独立的宣示”，通过这种行为在乌托邦式的幻想中重建其性别主体性，来反抗父权文化。[18]

当然，家庭中的情境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上面两例尤为重视的性别权力关系，有学者也指出其他因素的重要性，比如家庭的物理空间大小，空间大可以照顾到每个成员的偏好，空间小就需要成员们之间不停的互相协商。再比如家庭的组成结构，教育程度低、不富裕的单亲家庭，电视显得格外重要，电视成为“背景噪音”，要不停的开着，以排解孤独消解茫然；而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家庭，看电视往往是带着特定的目的在特定的时间段观看特定的节目。也正是因为这些繁杂的情境的存在，使得接受研究转向“日常生活的微观社会学”，而为了获得受众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的资料，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受众研究领域盛行起来。

四、民族志方法与受众研究的推进

1、采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受众的原因

民族志原本是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学者们主要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在一种比较自然的环境中了解并描述某一文化或族群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后由威利斯介绍到文化研究领域中来。

文化研究采用这样的方法研究受众，可以说是为了实现两方面的突破。其一，突破以统计方法为基础的量化调查。其二，突破了文化研究一直偏爱的符号学与结构主义研究方法。

传统的受众研究一直受量化实证主义范式的支配。这种以测量传播效果为主旨的研究将传播内容等同于事实资料的讯息，将受众当作某一客观的社会类别的代表，从其社会文化系统、日常的生活情境中抽离出来，来调查阅读率和收视率，或设计问卷（多为封闭式问题）向受众提问，再统计各类数据以获知受众的反应。与此不同的是，民族志研究强调在一种自然的环境中收集资料，并将所获得的事实资料仅作为受众文化过程的证据。所以，哈默斯利和阿特金森有关民族志方法的经典描述是，“研究者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参与到人们的生活中，观看发生了什么，聆听他们说了些什么，并就问题提问。”[19]在这过程中，研究者们收集着一些与议题有关的资料。而在访谈这一层，研究者们也摈弃了问卷式的封闭式提问，并不在乎花上几个小时与采访对象东拉西扯，因为他们认为正是在这种罗嗦冗长的交谈中，才能真正了解受众复杂的读解情况，才能了解受众到底会使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形容自己的收视或阅读感觉，而通过分析可供受众使用的这些话语，哪怕只是“呀”、“哦”这样的语气词，往往也能追根到它们背后的社会权力因素。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可以听任整个访谈漫无目的地进行，而是要根据自己的意图事先规划好方方面面的工作，再进行开放式的访谈，尽可能记录下有价值的内容。用费特曼的话来说，就是“开放的心胸，而非空洞的大脑”。[20]

另一方面，文化研究自兴起后，曾经历过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范式的交锋。在文化主义传统中，民族志曾一度被用来研究亚文化群体的日常生活，如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就研究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但在后来的传媒研究中，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研究方法一直身居要位，一直到理论家们意识到“理论中的‘后阿尔都塞的’甚至‘葛兰西的’的方案也有危险，它倾向于对文化形式进行一种纯形式主义的表述。我们想要指出在文化研究所能采用的方法中一种质化的研究方法的独特性。”[21]因为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关注的是传播意义的建构方式，于是从文本意义的建构方面来看，就很容易高估文本预设的主导意义，低估受众真正的解读能力，认为有可能直接从受众的社会位置推论出他可能的解读方式，从而忽视了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其他因素的作用。民族志研究则主张通过“深描”来掌握社会群体与文化的复杂性，因为人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文化中认识世界的。这一主张运用到受众研究领域则要求对受众的日常生活进行完整详尽的了解，从生活实践来把握受众的传播实践。因此，有学者指出，“民族志研究方法最主要的好处在于它超越文本来理解受众作出了何种解读”。[22]

2、经典的受众民族志研究

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受众始自我们前文所提到的莫利的《全国观众》研究。该研究在访谈这一环节使用了民族志方法，在一种团体的情境下进行重点访谈。在最初几个阶段的访问中，研究者没有预设方向，而是先通过交谈了解受众对一个节目评价的参照物是什么，通常使用什么样的词汇，此后才开始有关该电视节目的话题。不过，在该研究中，由于受众是在非自然的收视状态下接受访问，因此受到一些学者的责难。

同一年还有霍布森所主持的关于家庭主妇与大众媒介的研究。其中的访谈资料都节选自霍布森未曾发表的硕士论文《对家庭中工人阶级妇女的研究：女性、家务与母性》这也是第一次针对女性受众的民族志研究。通过与主妇们的交谈，霍布森发现，“电视和广播从未被作为消遣或休闲活动而提及，而是被这些女人定位为她们白天的组成部分。”[23]主妇们一天的作息往往是根据广播来做安排，她们将广播节目当作朋友，并将电台主播们视为她们接触外界及消除生活中孤独感的重要途径。电视根据性别差异也可分为两个世界，男人和女人对节目有着不同的偏好。正是从这一研究开始，对受众的性别分析初具雏形。

莫利和霍布森可谓是倡导民族志研究的中坚人物。在尝试了前面的深度访谈之后，他们又都继续开始了参与观察式的方法，完成了经典的《家庭电视》和《十字路口》研究。

特纳曾说到，霍布森的研究与莫利的研究在方法上的关键不同之处就在于她不是把观众带进她学术研究者的世界，而是她走进他们的世界。[24]她在肥皂剧的播放时段，走进观众的家里，和他们一起看电视，在这期间她对他们进行访问和观察，节目结束后她还要与研究对象们之间进行长时间的开放式对话。她特别强调这些访问是开放式的，因为“我想要观众来决定，那些节目尤其是那些我们已经看过的剧集中，什么是有趣的，或什么是他们所关注的，喜欢的，不喜欢的。我希望他们说出节目受欢迎的原因，以及他们挑剔的又是哪些。”[25]这项研究被认为是受众研究史上第一次采用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志方法。

到了1986年，莫利也推出了他真正采用民族志方法的受众研究《家庭电视》。该项研究中，莫利选取了18个家庭作为样本，研究者们亲自走进这些家庭中进行访问。访问既针对父母也包括小孩，一般持续一至二小时。为了留有空间进行思考、提问，整个访谈过程并没有结构化。而且，由于有其他家庭成员在场，以及对采访对象有着繁复的质询方式，莫利非常自信能获得真实的情况。通过这样一种参与观察加访谈的形式，莫利了解到了“客厅政治”对家庭收视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同家庭成员的收视体验。

由上可见，民族志方法使研究者们真正贴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了解到具体的时空情境中不同身份角色的受众接收媒介的真实情况，为受众研究向微观层面推进开辟了新的天地。

综上观之，文化研究作为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学术潮流，本着对个体主体性的关怀，始终关注各种文化现象中的权力实践，把受众建构为主动的文本解码者、媒介使用者，并且将其置于社会语境中来研究，实现了对经验主义受众研究的突破。尽管对于社会语境，学者们还存在着不少争议，因为它是一个囊括了过多因素的范畴，无论是立足于某些社会变项开展研究，还是针对微观的日常生活来进行的民族志分析，也都不能完全准确把握受众复杂的接受过程；但文化研究学派所提供的研究范式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受众与社会及文化互动的不同景观，它也因此奠定了在受众研究中的独特地位。

注释：

[1]JohnHartley,Communication,CulturalandMediaStudies:TheKeyConcepts,Routledge,2002，P11.

[2]JohnCorner,StudyingMedia:ProblemsofTheoryandMethod,EdinburghUniversityPress,1998,P14.

[3]PerttiAlasuutari(ed),RethinkingTheMediaAudience:TheNewAgenda,SagePublications,1999,P3.

[4]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台湾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第131页。

[5]PerttiAlasuutari(ed),RethinkingTheMediaAudience:TheNewAgenda,P27.

[6]IoanDavies,CulturalStudiesandBeyond:FragmentsofEmpire,Routledge,1995,P123.

[7]NickLacey,MediaInstitutionsandAudiences:KeyConceptsinMediaStudies,Palgrave,2002,P156.

[8]参见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139页。

[8]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184页。

[19]约翰·费斯克著：《英国文化研究和电视》，见罗伯特·C·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05页。

[11]参见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2—122页。

[12]AndrewTudor,DecodingCulture:TheoryandMethodinCultureStudies,SagePublications,1999,P165。

[13]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211页。

[14]JohnCorner著：《意义、类型与脉络：新阅听人研究中的‘公共知识’的问题意识》，见JamesCurran&MichaelGurevitch编：《大众媒介与社会》，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第386页。

[15]参见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第225—245页。

[16]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Routledge,1998,P138。

[17]转引自IenAngandJokeHermes著：《性别与/于使用媒体》，见JamesCurran&MichaelGurevitch编：《大众媒介与社会》，第433页。

[18]JaniceRadway,“IdentifyingIdeologicalSeams:MassCulture,AnalyticalMethod,andPoliticalPractice.”Communication,9,1986.

[19]ChrisBarker,CulturalStudies:TheoryandPractice,SagePublications,2000.P27.

[20]转引自林福岳：《阅听人地理学——以民族志方法进行阅听人研究之缘起与发展》，台湾新闻学研究第52期，jour.nccu.edu.tw/Mcr/0052/14.asp。

[21]StuartHall,DorothyHobson,AndrewLoweandPaulWillis(eds),Culture,Media,Language,HutchinsonGroupLtd,1981,P74.

[22]NickLacey,MediaInstitutionsAndAudiences:KeyConceptsinMediaStudies,P174.

[23]StuartHall,DorothyHobson,AndrewLoweandPaulWillis(eds),Culture,Media,Language,P105.

第3篇

论文摘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发达国家文化产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关注并进入中国文化市场，对中国相对落后的文化产业发展形成了强有力的影响和冲击。对各种影响和冲击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在对中外文化产业发展比较的基础上，指出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选择方向。

一、中外文化产业发展比较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高新科技的发展及其在文化领域的推广和应用，文化产业己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朝阳产业，并且在许多发达国家已经由国家经济体系的边缘走向了中心。据报道，英国文化产业2007年的年产值将近600亿英镑，从业人员约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5%。日本娱乐业的年产值一早在1993年就已超过汽车工业的年产值。美国的文化产业更加发达，其视听产品出口额仅次于航空、航天等产业，在国际上占据了40%以上的市场份额。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居民文化消费已占据总消费额的30%以上。在开放条件下，扩一大文化市场的准人，允许国外文化资本和文化产品进人中国市场，都已经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与此同时，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成熟，市场机制还不完善，文化市场的规则仍然滞后于市场的发展。“媒体汇流”在西方是一种市场趋势，在中国，文化管理仍然实行党政二元结构的管理模式，中国文化产业仍处于幼稚产业和弱小产业的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在总体实力、科技水平、市场运作能力、创新能力、市场竞争能力等方面与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差距是明显的。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之下，发达国家文化产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关注并进人中国文化市场，推销其全球一体化的文化，这种冲击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影响既是深刻的，也是现实的。因此，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产业政策，以促进中国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势在必行。

二、国外强势文化产业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影响和冲击

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在国际文化市场中属于强势产业，而中国则属于弱势产业、在这种强弱分明的态势下，国外文化产业对中国文化产业有哪些影响和冲击呢?

一首先，在开放的条件下，中国的文化资源不再为中国文化产业所独有，国际化的生产方式使传统上对物质资源的争夺转变为对文化资源的争夺。“文化产业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以人类脑力劳动为基础的精神生产力发展的形态。它通过精神文化产品生产和再生产的规模化、商业化、信息化方式，使精神文化产品生产多样化、精神文化服务市场化。”阴文化发展一旦产业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中国独有的资源不再是中华民族所独有，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以其生产的规模化、商业化、信息化被全世界分享，满足着世界人民的文化消费。这是开放条件下中国文化资源开放带给世界的积极的一面。然而，文化资源的开放也带来了消极的一面，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它加剧了文化资源争夺，强化了文化资源的有限性，客观上限制了中国文化产业对中国文化资源的利用程度。过去，人们经常认为物质资源是有限的，而文化资源是无限的，但是在今天，人们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认识。只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文化产业的生产能力空前膨胀，它在把文化产品的生产创作引向虚拟空间、虚拟人物的时候，也把它的生产空间拓展到了文化资源极为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利用他国的文化资源发展本国的文化产业，创造木国的文化产业利润。在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的支持下，从技术角度讲，它对一国传统文化产品的生产制作几乎趋于完美的境界，而对于该国的文化产业落后、经济和技术实力差的文化生产单位来说，对同一素材文化资源的利用和再生产几乎成为不可能，因为消费者旱已经认同了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产品，由此引发了文化资源的有限性和对文化资源的争夺。

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国家文化产业背景不同、价值观念不同，在文化产品的生产中选取的题材就可能不同，对同一题材利用的角度往往不间，也因此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以欧美文化市场对阿拉伯文学的消费为例，欧美文化市场在消费需求多样化的趋势下，对第三世界文化的消费呈增长趋势。在对阿拉伯文化的消费土，有两类作品特别受西方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欢迎，一类是有争议的作家和遭查禁的作品，这些作品一旦到了西方就大受欢迎，有的甚至被评为诺贝尔文学奖;另一类是表现阿拉伯社会的封闭性特征，描绘阿拉伯社会的愚昧落后、野蛮荒诞的风俗和日常生活图景的作品。从这一例证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背景和需求的不同，不同国家对文化产品的选择角度是不同的。发达国家由于对国际文化市场的控制力，使得以它们为主体的标准成为世界性的标准，表现出了文化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单一性机制，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他人的文化资源，从自己的角度来生产自己所需要的文化产品。在世界科技水平如此发达的今天，这些作品必然会很快传送回文化资源的所属国，进而对所属国的文化产品生产产生负面的诱导，威胁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这种由发达国家文化产业所控制的对文化资源的选择和利用，以及单一性的消费倾向，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中国的文化市场必然受到强烈的冲击。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必然要履行相关规则的要求和承诺，文化产业的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必然贯通，文化产品进出口的审批权将逐步放宽，进出口手续也会简化，中国文化市场将面向世界各地的文化产业集团开放。在这一过程中，国外文化产品将大规模进人中国，文化产品价格也将随之下降，虽然广大消费者作为直接消费者会从中受益，但是它的负面影响也是深远的，作为新兴产业的中国文化产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和影响，作为文化产业活动领域和文化产品交换场所的文化市场也面临着被冲击和侵占的可能。中国文化市场的消费群体规模庞大。中国本土有12亿人口，海外还有7000多万华人，对作为以传播文化产品为主要职能的文化产业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华语市场。国外文化资本绝不会放过这一巨大的文化产品市场。在中国的文化市场中，中国文化产业虽然有着地缘优势，但是却有着经济、技术等诸多方面的劣势。

三、中国文化产业的选择

在市场经济和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不能再用传统的封闭或行政的手段来保护中国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市场，要避免这一冲突的根本办法是大力发展中国的经济，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市场的游戏规则，营造适合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提供适合于其生长的沃土和起飞的平台。

1.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经济的发展是满足人的基本需求、提高人的满足程度的必然途径。经济发展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充分发展中国经济，才能进一步提高居民的收人，使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降低“恩格尔系数”，提高居民文化产品需求和消费水平，进而使文化产品的需求成为带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拉动力。“文化经济在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最成熟的高级阶段。这首先表现在它吸收和利用了先前的物质经济和知识经济一切有益的成果和条件，从而最适宜人类生存和全面发展;还表现在文化经济代表了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消费力。”将文化产业当做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和经济发展必将实现双赢。

2.以市场为中心，塑造文化市场的经营主体。文化市场经营主体只有在文化市场的竞争中才能增强自身的竞争力，才能在国内文化市场中生存，才能在国际文化市场中立足。因此在文化市场中，政府要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退出竞争性行业，同时避免使用垄断性的保护政策，让企业在公开、平等、公正的环境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展示自己的经营能力和企业形象。要按照十六大报告指出的那样，把深化改革与调整结构和促进发展结合起来，理顺政府和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深化文化企事业单位内部机构改革，逐步建立有利于调动文化工作者积极性，推动文化创新，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第4篇

英国在20世纪前期设置了三类中学：文法中学、技术中学与现代中学，只有文法中学要为升入大学打基础，才设置语文课程，其他两类中学仅有英语而已。后来，英国将三种中学合并为综合中学，中学语文受到重视。但是由于学制系统复杂，各校课程设置自行其事，并没有统一的课程标准。直到1988年英国颁布了教育改革法，才规定了一些国立中小学的语文课程：1.英语所属的核心课程，2.基础课程，3.古典文学所属的附加课程。在所有的课程中，还明确规定英语为义务教育期间中小学生的必修课程。

英国语文的内容包括古代文化遗产、当代世界文化与听说读写训练。为保证课程质量，英国还根据学生的差异，提出十种水平，将英语分成十种程度。

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发出“回到基础学科”的呼声，在小学阶段加强读、写、算的基础技能训练，将语文与数学提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在此之前，由于受杜威“生活教育”思想与布鲁纳学科结构论的影响，基本不设置语文课程。1983年10月美国课程改革委员会提出“学科群”的中学课程改革方案，学科群的第二类是通讯学科，共修8个学分，语文就是其中的“必修”学科，占6个学分。1989年美国总统与各州州长制定十年期间的六点教育发展规划，要求学生在四、八、十二年级时具有足够的语文能力。语文虽然受到重视，但是其课程设置各州自行其事。直到1991年美国才第一次提出开发语文学科的全国统一标准，不过，到现在美国还没有制定统一的语文课程标准。

美国语文的内容包括阅读和英语两科。阅读主要是通过各种类型的作品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英语主要是学习文字、词汇、语法、篇章、修辞、标点等语言知识和听说写作等技能。

二、日本课程：走“美国”之路

日本在二战前提出“以国语培养国心”的军国主义语文教育，二战后日本为美国占领，语文课程一直受到美国的影响。开始是效法杜威的实用主义，强调学生应具有对实际生活有用的读书能力，只注重掌握学习具体的语言经验，而忽视了系统语言知识的教学和对学生全面语文能力的培养。五六十年代由于受美国以“学科知识”与“学科结构”为中心的教育思想的影响，对语文不甚重视。

70年代，受美国“回到基础”强化语言教育的影响，在《改善的基本方针》中对中小学国语教学提出明确要求：“教育内容在精选基本事项的同时，应该进一步明确语言教育的立场，以求表达能力的提高。”新大纲将语文的结构分为“语言事项”和“表达及理解”两个领域。前者是讲授语言规律和法则，后者是培养听说读写的语文交际能力。80年代，在美国“选修学”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造，高中语文课程分必修科目（“国语1”）和选修科目（“国语2”、“现代语”、“现代文”、“国语表达”、“古典1”、“古典2”、“古典讲读”）。

三、法国课程：一直重视母语教育

法国对语文教育一直都是很重视的。无论1969年的三分制课程还是1985年的分科课程，都把法语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法国对小学语文教学十分重视，提出要流利地阅读并能正确地理解，能掌握简单的并写规则，懂得并使用最基本的语法规则，学会正确的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初中的法语课程，强调口头表达与书面表达，强调阅读中的分析理解。高中一年级把法语作为第一门必修课，每周五课时。高中语文教育要求使学生能够准确而自如地运用法语，使学生受到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教育。

四、前苏联课程：俄语为主的多民族母语教育

第5篇

[关键词]文献传递　知识产权　数字版权管理　图书馆经费　Z39.50协议　web2.0

[分类号]G252

1　引言

伴随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飞速发展，文献传递已成为图书馆开展信息资源共享的重要方式。它大大降低了信息资源共享的物质成本和时间成本，成为深受用户欢迎的服务形式。国外图书馆文献传递历史早于我国，其文献传递理论研究也较丰富，因此，介绍国外图书馆文献传递领域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图书馆开展文献传递的理论研究及实践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国外诸多图书馆学专业期刊中，Interlending＆Docu―ment Supply一刊是文献传递领域的核心期刊，基本可以反映国外图书馆文献传递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因此，本文主要对Interlending＆Document Supply2000―2008年间发表的文献传递方面的论文进行归纳、分析，以期对我国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有所启示。

2　关于文献传递的障碍研究

2.1　知识产权与文献传递的相关性研究

现代信息技术提高了文献传递服务的质量和速度，但也限制了信息的自由流通。这是因为先进的知识产权技术或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将导致信息所有权和公众信息获取权之间失去平衡。Mike McGrath认为当前欧美等国图书馆的“合理使用”权利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①数字版权管理技术的使用；②由于出版商对政府的游说，欧美政府不断修改知识产权法。如美国自1790年诞生第一部知识产权法后，美国国会不断修改知识产权法，至今知识产权保护期限已经延长至个人作品为生前加死后70年，公司作品为95年。舆论认为这是受到大媒体公司不断游说和施压的结果。Joachim Schopfel认为法律是经济问题的现实反映，而各种专业信息，特别是科学、技术、医疗信息已成为市场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因而知识产权法的实质就是为了解决各方利益冲突。而政府在制定相关法律时应意识到学术研究信息的传播是一个国家教育、科学研究和发展的关键，应将公众信息获取权及学术研究需求纳入利益方范围。

Paula Dehlez等学者对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图书馆(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U Delft)文献传递业务中各类型文件数量进行统计，发现PDF文件所占比例已超过80％(截止到2004年)，该数据表明电子文献传递活动越来越活跃，但同时也将面对复杂的数字文献版权问题。他支持各图书馆与电子资源出版商以对话的方式进行协商，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国外学者对数字版权管理(digital right manage―ment，DRM)系统在文献传递中的作用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方认为是保护知识产权的最有效工具，另一方则认为“完全无用”。Andrew Braid对大英图书馆与Elsevier(学术期刊出版商)合作并使用新的DRM软件情况进行观察后获悉：新的DRM系统控制了用户的非法下载，从而保障了文献传递的安全性；但同时严格的DRM系统也限制了各个图书馆之间的学术出版物传递。这将导致馆际之间学术出版物的交换出现危机，破坏原有的稳定合作关系。因此，Andrew Braid认为数字版权管理系统的应用，应该在上述两种观点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总之，国外学者一般支持“寻找平衡点”的观点，即不宜采取法律和技术等过硬手段解决图书馆与出版商之间的版权矛盾。

2.2 图书馆经费对文献传递服务影响的研究

经费一直是影响图书馆文献传递工作的重要因素。因此，各大图书馆纷纷制定各种策略，希望能够减轻由于自动化系统的应用和电子全文的采购等问题所造成的经费压力。如大英图书馆管理层建议以商业模式运营某些部门或服务，这些部门包括大英图书馆的文献提供中心(British Library Document Supply Centre，BLDSC)及该中心的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服务，以便所获的额外收入能够抵消自动化设备的部分开支。但Mike McGrath认为各种商业运作模式都不利于文献传递服务的开展。如Google Scholar提供的快捷免费下载服务，将导致图书馆的收费文献传递服务需求量在一定时间内持续下降。同时多个图书馆所采用的“big deals”(捆绑式电子期刊库交易)策略也难以为继。主要原因是“big deals”采取捆绑式运作，是一种不平等的商业链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出版商获得了巨大利润，而各图书馆将会陷入高成本与低利用率的困境。这对图书馆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因此，如何保证支付了高额费用所订购的新期刊恰恰是所需的核心期刊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Mike MeGrath认为选择性价比较高的文献传递系统要比订购新的期刊更有效，而且能更好地满足校园日益增长的研究需求，从而减轻图书馆的经费压力。Joachim Sehopfel和Jae-queline Gillet则建议在和出版商谈判过程中，各图书馆应向出版商阐述自身的要求，以核心电子资源、市场环境及供应方的服务标准作为谈判的主要内容，如提供摘要和提供全文的售价应该有别等。

2.3　文献传递的全球化服务标准相关研究

Mauriee B.Line认为文献传递的工作效率较馆际互借高，但文献格式、搜索方式、应答系统、馆员操作程序等规则存在差别，因而导致用户无法准确及时获取所需信息。随着网络化和数字化的进一步发展，文献传递的标准问题也逐渐成为探讨的热点。Z39.50协议是一种在客户／服务器环境下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进行数据库检索的通讯协议，目的是解决不同系统间的数据交换问题。尽管Z39.50经过了多次升级，但由于不是所有的图书馆都努力执行该标准，因此还是无法真正消除信息检索时各大图书馆之间的交流障碍。Niels Mark也认为虽然数据库的搜索引擎功能刺激了服务标准的发展，Z39.50也很早就已经被提出，但在实践过程中这些标准并不成功。因此，制定统一的全球化服务标准尤为紧迫。

3　关于新技术的应用与影响研究

3.1　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与影响

Paul Genoni和Margaret Jones认为图书馆文献传

递工作的成败取决于文献所有权、文献定位及传递机制三个关键因素，但信息通信技术革命促使这三个因素不断变化。各大图书馆与其他机构都强调利用信息通信技术进行文献定位和传送的工作，但对文献所有权和馆藏方面的关注度相对较低。Joachim Schopfel和Jaequeline Gillet则将信息通信技术在文献传递的应用划分为前台办公系统与后台办公系统两大类。前者是指由搜索引擎、网络接入口、浏览标准、电子邮件程序和PDF阅读器等技术所构成的办公系统。自动化的前台办公系统使得用户对人工方式的前台咨询依赖越来越低。后者则是从事文献传递工作人员进行文献定位并进行数据库管理的集成系统。此外，后台办公系统还承担着确保整个电子传递过程的安全责任。

信息通信技术改变了图书馆的工作流程，但也给图书馆的人力资源结构带来了一定的变化。Anna Va-glio和Manuela D’Urso对意大利米兰博科尼大学图书馆使用新的自动化系统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从事文献传递工作和流通部门的职员情况随之发生了变化，如计算机技术人员的需求猛增，而一般职员人数骤减，图书馆的员工培训着重于信息技术的普及等。

3.2　web2.0的应用与影响

web2.0并不是一个突然的飞跃，它更多的是一个糅合社会、商业和技术发展等相关因素的集合。网络馆际文献交换系统(Network Inter-Library Document Exchange system，NILDE)即是典型案例。web 2.0为终端用户提供了友好界面和较高的服务水平，使得NILDE的用户数量不断上升。此外由于NILDE遵守高标准和公平服务的原则，真正促进了资源共享。因此，Silvana Mangianracina等人认为，如果各图书馆都遵循NILDE的原则建设一个良性循环的网络，将更能提高自身价值。

3.3　文献电子化与网络化对文献传递的影响

Golnessa Galyani Moghaddam等通过对印度科学理工学院利用学术电子期刊进行个案研究，从阅读方式和获取方式两方面证明了PDF格式的电子文献更能够满足用户的研究需求；同时指出，如果用户能够在任何时间通过他们的个人电脑免费获得电子期刊，那么这将是电子化和网络化最吸引用户之处。电子化与网络化对文献传递的应用与影响具体还包括：

・影响文献传递的市场。一方面，文献传递在公共领域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尽管数字图书馆依然是市场的非主流，但是大规模的电子化进程还是对文献传递服务的开展造成了影响；另一方面，具有商业性和全球性的文献传递公司，如Infortrieve公司，提供着高质量的文献传递服务，但是价格昂贵，致使只有能够承担该费用的用户或群体可以优先获取科学性文章，而其他终端用户却无法获取，这将导致数字鸿沟的不断加深。

・传统文献传递服务影响。多方研究趋向于同一个结论：传统文献传递服务的需求量将持续下降。Rose Goodier和Elaine Dean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电子期刊订阅量的日益增加是导致英国专业图书馆的传统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服务下降的重要因素。Cherifa Boukaeem-Zeghmouri等认为传统文献传递需求量持续递减有4大主要原因：①STM(Scientific，Tech―nieal，and Medical)出版商日益递增的在线全文数据库；②越来越多馆藏的数字化与网络化；③搜索引擎有助于获取网络上的开放资源；④医学用户群的研究资料数字化。

但也有学者对现状保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某种程度上传统文献传递仍将维持正常需求量。Mercedes Echeverria认为由于现今的全文电子文献仍然无法像印刷型文献那样最大限度地供用户获取，从而无法完全满足研究者的需求，因此传统文献传递的需求将继续维持。Stephen Abram也指出对需要寻找高质量学术信息的高校学生和教员而言，图书馆或专业信息机构的国际文献传递能够提供该项服务，而互联网则无法满足该项特定需求。

总而言之，新技术给文献传递工作带来了巨大影响，但图书馆不能忽略“以人为本”的基本思想。Janet Teresa Zambri强调，无论技术如何进步，所有的一切都依赖人的参与。我们作为图书馆员必须以用户需求和图书馆管理作为工作基础，两者缺一不可。

4　关于文献传递未来的研究

Paul Genoni认为，未来的图书馆将进人“后现代”时代。由于预算限制和电子馆藏的更新，图书馆将停止扩建传统馆藏；多元化联盟会员制将是合作的主要模式，没有任何一个图书馆能够置身其外；一套完善的收藏与服务标准将提高文献传递服务的质量。而未来图书馆的文献传递服务将从多方面满足用户的需求，从而提升用户的期望指数。

4.1　新型服务模式与内容

对于一个组织(企业或其他群体)而言，自身潜能的发挥离不开知识，应将图书馆纳入组织知识管理战略中，并且与图书馆或其他信息中心建立友好关系。其中文献传递服务被认为是建立这种关系的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桥梁之一。

未来新型文献传递服务模式与内容都应体现“用户至上”的理念。Joachim Sehopfel和Jacqueline Gillet认为未来的文献传递服务应包括如下内容：能够为用户提供各类有价值的信息(包括在线资源、灰色文献等)；能够提供简单的操作和获取方式；能够提供及时的服务；能够明确免责条款(确保活动的合法性)；能够协调后台的管理控制服务并且保障信息资源的可用性及合理收费等。同时，各图书馆文献传递的策略应该是重点收藏、放弃收藏及资源网络化共享三个方面，其中资源网络化则是综合性战略。资源网络化共享模式能够解决用户对内容高质量和高数量的需求，同时也能解决某个单一组织的经费短缺问题。

Ari Muhonen认为在为用户传递有价值的文化信息的基础上，也应提供配套的服务方式。如英国许多公共图书馆近年通过网络借阅方式向市民开放馆藏，并提供指定文献配送上门服务。这种新颖的服务方式获得了市民的好评，并能够提高市民识别和获取文献(指目前无法获取的文献)的能力。

4.2

文献传递工作人员职责的转变

文献传递服务的成功主要依靠图书馆从业人员的技能和经验。在信息化背景下，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活动仍将活跃并且贯穿整个信息资源共享活动，但这两项业务工作者的服务范围将有所变化。Avril Patterson认为从业人员的工作重点将由“提取和传送”转为“搜索和发现”，以满足用户的各方面信息需求，如为用户提供自助获取、完整超链接等新颖服务。同时他们的工作应达到如下要求：①提高自身对用户的认识；②对其所提供的文献版权问题必须确认无法律责任；③认真反复考虑其在线商业服务和其公共服务的范围，而不是与商业出版商之间的较量；④加强自动化和数字化的技术应用；⑤进一步推进开放存取业务；⑥推动资源共享网络的建设。

4.3　文献传递工作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文献传递的未来充满了挑战与机遇。尽管许多专业图书馆的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业务都发生了变化，但两者在公共图书馆仍然维持着“打杂”的地位。该问题已经引起了众多公共图书馆的注意，各馆也希望通过采取相关措施解决这一难题。由于新技术和新模式等因素的影响，传统的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工作会逐渐减少，但文献传递工作不会终止，只是从以往的工作模式转为对新技术的应用，从而寻找新的信息或获取信息的新渠道。B.L.Maufice、Elda-Monica Guerrero、Mary Jackson等对文献传递的挑战与机遇做了如下描述：①文献传递工作不可避免地要与出版商或版权持有人进行授权谈判，争取在购买获取信息权方面达成双赢的局面；②对发达国家而言，这是一个图书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但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资源本身的贫乏、时间限制等因素，只能接受昂贵的价格，或是放弃获取信息的权利；③图书馆管理员能够确保用户在使用文献时，是合理和属于个人使用的，不能够违反知识产权法律法规。④更多用户将被授权允许进行目录搜索，并能够获得所需文献；⑤未来几年，基于国际馆际互借的ISO的标准框架将得到完善，在馆际互借或文献传递的工作中都能够有统一的标准协议。因此，有远见的图书馆将更致力于用户界面、专业门户等一切能够为用户提供最好服务的建设，其中包括文献传递。

第6篇

比如说，2003年中央汇金公司给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各注入了200多亿美元的外汇资本金，2005年给中国工商银行注入外汇资金150亿美元。在人民币汇率升值或升值预期的情况下，以人民币资产衡量，外汇资本金的价值缩水了，将来还面临缩水的预期。因此，有看法提出，是否可以将注入的资金结汇成为人民币呢？很显然，这是不能结汇的。因为给两家银行的资金是中央银行的资产，这些资产本身已经投放了相应的人民币现金，如果再次结汇，这笔外汇就

是两次结汇，投放了双倍的人民币现金，最后，外汇又回到了中央银行作为外汇储备。因此，所有从汇金公司出去的外汇资金，无论是注资给商业银行还是证券公司等，这些资金都不能结汇使用。

再比如，有人提出，是否可以拿外汇储备去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或用于扶贫，或者把这些资金用来改善生态环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想法很好，但不是很正确。如果贫困问题解决所需要的物资、设备、技术的采购来自国内，工资的发放是人民币（如果发外币允许结汇，与发人民币是一回事），那么，运用外汇储备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减少外汇储备，不过是外汇储备在国内转了一圈，由被资助者结汇成为人民币使用，外汇最后又回到了中央银行。这样的外汇储备使用，仍然是双倍的基础货币投放。与其这样，还不如让中央银行直接发钞票进行扶贫，而这是不可能的。当然，如果解决上述问题是在境外采购，设备、资源在境内使用，这才是真正使用外汇储备，这确实可以减少储备。

外汇储备确实是国家可以支配和动用的战略资源，但凡是在国内使用的外汇储备，只要使用者要求结汇成为人民币使用，这样的使用都是不可行的。只有纯粹使用外汇的项目，才能动用外汇储备。比如石油战略储备，战略物资的进口储备等。

二、外汇储备可以给商业银行用吗？

这么多的外汇储备在国外投资和使用，国内不能使用，不是浪费吗？资金就是如此矛盾。企业、银行、个人都预期人民币升值，都不愿意持有外汇，但愿意使用，但银行没有足够的头寸。因此，已经有建议提出：是否可以建立外汇平准基金，借款给商业银行使用，这样，可以解决企业需要外汇贷款而银行缺乏资金的情况，解决商业银行的外汇头寸短缺；也有建议提出中央银行建立外汇再贷款机制，和人民币一样，这样，也可以解决商业银行的外汇资金短缺问题，或者允许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直接拆借外汇储备；还有建议提出，在境内发展外币债券市场，允许外币债券发行人向中央银行发行外币债券。应该说，这些建议是可以操作的，需要政策部门去研究。问题在于，如果这样外汇资产缩水的风险就完全由中央银行承担了。

p;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要使企业和个人具有持有外汇的意愿。文章来自：/论文帮人民币升值预期会降低和减少个人持有外汇的意愿，但如果政策允许个人、企业进行外币投资，情况会好一些。这需要政策部门研究允许个人、企业到境外进行各种投资，包括证券投资等。这样，就会有需求和保留外汇的意愿。当然，国内发展外币债券市场，允许外币债券买卖，也可以增加投资渠道。如果没有这些政策，在预期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背景下，要实现“藏汇于民”很难。

三、外汇储备是多了还是少了？

1．讨论合适规模的意义不大。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传统意义上的外汇储备主要用途是：支付进口、偿还外债、干预汇率。因此，只要能够满足这三个需求，外汇储备的规模就足够了。进口和外债偿还需要的外汇储备，有国际计算标准，也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创汇能力去准确预测，不需要特别大。最近，夏斌同志提出7000亿的外汇储备规模是合适的，计算依据是进口按6个月计算，外债按全部外债余额计算，这是明显偏高的计算（中国经济时报2006.4.11）。国际上进口用汇储备一般是按3个月计算，外债是根据短期外债（包括长期外债当年需要偿还的）规模来计算，最多再考虑未来1年的扩大趋势，考虑对外担保。但不需要如此大的口径。干预汇率的外汇投入一般是在汇率完全自由浮动的情况下，或特殊背景下才需要比较大，一般也不会很大。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非储备国家普遍认识到外汇储备不仅影响国家信誉和信用评级，也是预防货币危机的重要手段，是打击投机力量的最有力武器。因此，国家必须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来应对投机力量的冲击，保持货币的信誉和国家的信用评级。但到底需要多少储备来应对投机冲击和货币危机呢？这主要看投机力量的资金规模和投机期限。因此，这也是可以计算的。但我国现在没有人民币的离岸外汇交易，这个因素需要的外汇储备不需要很大。

国家汇率制度的改革以及开放的扩大等，也存在一定的风险，这也需要一定的外汇储备。当然，中国内地的外汇储备规模对维护香港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也很重要。我国目前没有人民币的离岸交易，将来有可能发展。因此，可以有部分储备考虑。

2．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出风险是否也需要外汇储备来应对？这需要具体分析。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现金还是有形、无形资产，最后都要转化为机器、设备、厂房或技术、品牌、股权等。正常情况下的外商投资，是通过投资期限收回投资、得到利润流出的。外商直接投资在非正常情况下的撤资制度是许可的，但这些设备、厂房已经在折旧中了。因此，将来只有净股权和净资产的转让，拍卖等，可以流出，其价值没有那么高。唯一存在的风险是外商直接投资应分配而未分配、已分配而未汇出的利润，这可以作为风险存在。外汇储备需要考虑这些因素。但如果这些已经作为人民币再投资，情况就不同。更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很大部分是国内企业从境外的返程投资。真正流出的风险不是那么大。考虑一年的规模即600亿美元就足够了。

3．外汇储备规模需要多大？即使将所有这些因素都考虑了，从需要和使用来说，目前中国外汇储备有5000亿美元就足够了。

但是，从供给和运用来说，现在讨论外汇储备的合适规模意义不大，因为储备本身已经成为政府可以动用的资源和力量，另外也在于它已经成为一种资产，可以进行投资、经营增加价值的资产，成为一种财富，不是单纯的货币概念。因此，纯粹讨论规模大小已经没有必要了。更多关心其他问题，考虑其所带来的其他金融、经济问题和矛盾更有意义。

4．人均外汇储备指标不可使用。在讨论外汇储备是多少的时候，有一种看法认为我国的人均规模不大。这样来说是不周全的。我国的人均外汇储备与日本或新加坡等比较确实不高，但不能这样简单比较。如果可以这样比较的话，是否可以拿美国、欧洲、英国等发达国家来比较呢？他们的人均外汇储备比中国还低。是否说明他们需要增加外汇储备呢？不能这样讲。因为从道理上说，不能以外币在国内计价和流通使用。

如果说我国的人均外汇储备不高，让人们理解起来就会觉得政策还在追求增加外汇储备。如果外汇储备个人可以使用，本国人均拥有的外币越多，说明本币的信誉和地位就越低。

因此，不能用人均来说明问题。外汇储备也不是被个人使用的，只有个人使用和占有的资源等才能以人均来比较，比如人均水资源、土地、房屋面积等，凡是不能被个人占有和使用的，都不应该以人均来衡量。

四、外汇储备的风险在哪里？

各国外汇储备的管理和经营一般都遵循三个原则：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因此，正常情况下，外汇储备的管理和经营不把盈利作为首要目标，安全性是第一目标，流动性是第二或者说与第一目标并列重要。

从外汇储备的用途来说，当外汇储备有限的时候，干预汇率的储备力量不足以抵御投机资本的力量，用外汇储备去干预汇率几乎都是白白浪费，墨西哥、泰国都曾经有过这方面的教训。但是，当储备充足的时候，为保持汇率稳定的被迫投放就是值得的，投机资本将付出代价。1998年的香港货币保卫战就是很好的经验。因此，理论认为政府干预汇率几乎是白扔外汇储备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当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真的很多，它的风险是什么呢？那就是外币的风险。外币在本国没有清算通道，也没有外币市场，因此，账户都要开在国外。

但外币本身因为种种原因贬值的时候，持有的外汇储备将遭遇损失。但这不是主要的，因为正常的汇率波动损失或风险是可以采取风险防范的，最大的经济损失是外币本身发生通货膨胀，币值严重贬值或实行币制改革。

外汇储备最根本的风险是风险，本国的外币储备资产被外国冻结、强制没收。“过多的外汇储备也可能被美国扣为人质”（参考消息，2006.4.6）。论文帮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发生，但特殊情况下会发生，如两国政治关系恶化乃至交战。当然，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双方都会采取对应的措施。

五、外汇储备增加的原因

自亚洲金融危机及其影响消失以后，以2001年为分界线，我国的外汇储备又进入了危机以前的高增长率状态，2003年以后进入超常增长状态，每年增加2000亿美元以上。如果把对商业银行的注资也计算进去，外汇储备增加的规模更大。我国外汇储备增加的原因复杂，但比较历史发展过程可以肯定，储备高额增长的机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就已经存在，1994-1997年上半年，国内关于外汇储备规模是否过大的争论也反映了储备超常增长机制的存在，只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使人们觉悟到当时我国的外汇储备并不大，在危机期间，政策部门是期望增加储备。1997-2000年的4年期间，外汇储备增加300亿美元不到，政策部门曾经把2000亿美元作为目标。没有预料到的是危机以后，外汇储备出现了超常增长，

因此，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不是没有规律，而是确实存在着高增长的机制。这个机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行的诸多涉外经济政策，包括我们的直接投资、外债、境外上市和贸易政策都是鼓励资金流入的，地方政府则是把这些工作作为第一要务。再加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优惠政策及其导致的高利润回报和利率差距，对各种外资利益的保护和补贴，必然导致境外资金大量流入出现持久顺差。

可以肯定，如果这种机制和制度下的政策还不做大幅度的调整，2006年9-12月之间将突破10000亿美元，2008年将达到12000亿美元。

我们真的需要如此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真的需要继续目前的各种外资、外债、境外上市和外贸政策吗？各个部门的答案是肯定的。因此，外汇储备的增加是部门政策的必然，已经成为无奈的结果，外汇局自身对此无能为力。需要各个部门真正把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与国内政策协调起来。

六、外汇储备增加带来的问题和矛盾是什么？

应该说，长期的国际收支顺差大大提高了我国涉外经济的国际竞争能力，也提高了我国经济和金融的抗风险和抗危机能力，使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但是，也要看到，国际收支持续较大顺差与逆差一样，是一国经济对外失衡的表现，带来诸多问题，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造成货币升值压力。近年来，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个重要依据就是我国较长时间的国际收支顺差，外汇储备迅速增加。持续大规模的国际收支顺差通常会强化市场升值预期，对国际游资产生很大的吸引力，使货币升值压力进一步加大，失衡的时间越长，涌入的游资就会越多，对经济稳定的冲击就越大。

2．导致基础货币过量投放，加剧资金过剩。2001年到2005年，外汇储备增加6533.5亿美元，基础货币投放增加27089.8亿元，为防止基础货币过量投放导致的通货膨胀，央行每年不得不发行大量票据对冲外汇占款，2004年底，对冲累计金额（央行票据留存余额）达到11707亿元。2001-2005年，外汇储备增加导致的基础货币增加额占同期人民币过剩资金增加额（存款和贷款差增加额31859.08亿元）的85.03%。

表11993年以来我国外汇占款简表

单位：亿元人民币项目

外汇占款占央行总资产%占M0%占M1%占M2%

年份

19931431．800．110．240．090．04

19944503．900．260．620．220．10

19956774．500．330．860．280．11

19969578．700．361．090．340．13

199713467．200．431．320．390．15

199813728．300．441．230．350．13

199914061．400．401．050．310．12

200014814．520．381．010．280．11

200118850．190．441．200．310．12

200222107．390．431．280．310．12

200329841．800．481．510．350．13

200445939．990．582．140．480．18

2005．958904．420．602．640．580．20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文章来自：/论文帮

3．导致利率政策不能发挥作用，削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基础货币投放过多，货币供应量过大，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上应该调高利率。但调高利率，扩大本外币利差，会形成更大的资本流入，结汇后形成更大的基础货币投放；央行发行巨额票据对冲外汇占款，也面临提高票据利息的压力，而这与国债市场和利率市场化推进过程中的利率走向往往会形成矛盾。

基础货币投放会有巨大的乘数效应，据计算，我国M2的乘数为4.78，这意味着我国每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2.6-3.2万亿元人民币，基本上是由外汇储备因素所产生的（由于货币乘数没有时间概念，因此，基础货币投放导致的货币供应量增加，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货币供应量的过量扩张，会导致信贷扩张和投资过热，而这反过来要求提高利率，但目前经济发展和物价状况不允许过高提高利率。

可见，储备过量增加会使利率政策不能发挥作用，货币政策受制于国际收支，独立性受到影响。目前，外汇占款占M2的比重已高达20%。

4．容易引发金融资产、产业和不动产泡沫。由于国际收支持续大规模顺差，导致货币供应过快增长，流动性充裕，容易产生信贷扩张。过剩的资金，一有机会，便会涌向有暴利的产业和行业。流入股市，容易引发股市泡沫；进入房地产市场，容易产生房地产泡沫；涌入金融行业，会产生金融泡沫。而金融资产、不动产和产业泡沫的产生，会引发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一旦泡沫破灭，容易引发化学科学家走访了美国相关的部门，以此比较两国的研究状况和拓宽年轻科学家的视野[6]。

4.4问卷调查

调查问卷是学科评估中使用最频繁的一种方法，几乎每个学科评估都曾采用过。调查问卷一般是面向大型项目的主持人或相关人员及重点实验室的负责人发放，通过他们了解本学科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如何，科学研究资助机构的资助程序是否合理，经费是否充足，能否及时地开展研究工作，学科发展对于社会的贡献如何，今后的学科发展战略目标是什么等问题。ARC在对“大气和海洋地理学”进行评估时，向ARC大型项目负责人发放了一份问卷，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普通信息）包括个人和职业信息，如姓名、所在单位、最高学术资格、获得最高学历的时间、开始科研的时间、目前的职位等，也要求列出研究职业中的出版物数目、同时要向他们了解申请不成功的项目并且说明是否从其他什么地方得到资助，以及他们未来的研究方向，今后是否继续申请ARC的项目等问题。第二部分主要包括申请到的项目的一些具体信息等内容[4]。

4.5信息收集

随着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成为人们工作的有力工具。在学科评估中，通过网络可以收集社会方方面面的信息，可以汇集除了本学科领域内的专家以外的一些社会人士对该学科的看法以及发展意见，进一步全面了解学科的状况。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在对“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的评估活动中，为了从更广泛的渠道得到的信息，在《校园评论》上广告，类似的信息还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澳大利亚天文学会会员，希望通过这两种方式有更多的人参与讨论和评估[7]NSF在对“重大海洋研究计划”的评估中，也在互联网上发放问卷，了解诸如以下的一些问题：海洋学重大研究计划已经带来对海洋认识的显著增加吗？海洋学重大研究计划已经为你提供了研究中使用的其他研究设备和设施吗？并且还通过问卷收集各界人士对海洋学重大研究计划的建议措施。

4.6国际比较

对学科的评估不能只是在纵向进行比较，横向的国际比较往往更加重要。学科评估中不仅要了解本学科在国内的发展状况，同时也要清楚该学科在世界上的整体概况，从中了解学科今后发展的趋势，明确本国在该学科今后的发展占据什么样的地位，进而确定一些优先发展领域，保持本学科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如BBSRC在对“结构生物学”的评估中评估小组经过调查分析认为，在当前的世界上“结构生物学”有三种不同的发展路线，分别是：基于整体基因的方法（结构基因）、基于系统和加工的方法、个体目标（individualtargets）。目前美国、日本和欧洲主要的研究集中在“结构基因”方面，其它的研究方向散见于其他的一些国家[5]。

5启示

我国目前对科技经费的投入力度越来越大，经费的使用效率也越来越受到关注[12]。如何有效的利用科技经费，使之达到最大的效益产出，更加合理有效地对基础科学进行绩效评估，是科研管理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通过以上介绍的国外科研资助机构的学科评估，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重要的启示与借鉴。

5.1学科评估是提高我国科学基金使用效率的重要手段

科研资助机构通过开展学科评估工作，可以了解学科发展和科研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方法和建议，有利于提高科研管理工作的效率，使得资助方法和模式更加科学有效，也使得有限的科学基金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益。我国的科研管理部门开展过许多类似项目评估和人员评估的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学科评估针对的是学科整体的发展及基金管理机制等问题，是在整体上把握科学基金资助工作的绩效和管理工作概况，具有项目和人员评估等方式无法触及的角度和深度，是一种值得借鉴的方式。通过学科评估工作可以了解我国科学基金对学科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明确目前的基金项目评审和管理过程是否科学有效等问题，从而提高我国科学基金的使用效率。

5.2学科评估是制定我国学科规划和发展战略的基础

科学研究必须体现国家的目标和需求[13]。在学科评估中可以了解该学科目前的国际趋势和本国的发展状况以及未来的需求，为制定学科规划的发展战略打下基础，从而引导学科的发展为国家目标服务。目前我国开展的科学研究绩效评估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是过于强调微观的、针对研究人员个人的评价，而宏观的评价不足[14]。学科评估本质上是一种宏观评价，并不过多考虑细节，而是分析学科的综合影响力，注重学科的发展战略等问题。因此，在我国开展学科评估可以拓宽我国科研人员的视野，明确国家的需求和目标，同时也为国家制定学科规划的发展战略打下坚实的基础。

5.3学科评估可以增加公众对科学和科学基金工作的了解

当今社会科学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加，人们对科学的兴趣也逐渐浓厚。为了使人们更好地了解科学，了解科学基金工作，开展学科评估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通过学科评估的工作，向公众展示科学基金在科学研究和学科发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有利于提升公众对科研资助机构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同时，这也是我国政府管理机制民主化的必然要求。我国的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目前不尽如人意，除了其他的因素，与我国的科学宣传和科普工作不力有很大关系。公众对于科学及科学研究一知半解，这也使得目前各种伪科学大行其道，损害了科学的正面形象。通过向公众展示学科评估的结果，一方面让公众掌握当今科学发展的最近进展，另一方面，让公众明确我国科研经费的投入方向及取得的成果，提升公众对科学研究和科学基金工作的支持力度。

5.4学科评估的前提和基础是相关数据资料信息的积累

学科评估是在比较的基础上进行的，它既有学科内部的纵向比较，也有横向的国际学科发展比较。而这些比较需要相关的数据和资料等信息，大部分基金项目相关结果的数据和资料是开展学科评估的必要基础。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等之所以能够开展大型的学科评估活动，正是由于长期积累的、可开展横向与纵向比较的大量基础数据，而且这些数据能够通过电子系统快速获取。目前我国在科研成果基础数据的积累、获取和共享方面都还存在许多问题，从客观条件上制约了包括学科评估在内的一些绩效评估工作的有效进行[2]。因此，科研资助机构应该加强基金项目申请、评审、结题等相关信息的数据库建设与维护工作，促进数据共享，推动网络化建设，为将来开展包括学科评估在内的各种科技评估工作奠定基础。换言之，开展学科评估也是推动基础数据规范化建设的重要手段。

第7篇

一、我国外汇积累现状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整个八十年代，外汇储备都很小，此时积极扩大外汇储备规模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因此有关外汇储备规模问题未引起人们的关注。而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迅速扩大：从1990年首次突破百亿大关，达到110.93亿美元，到1996年突破千亿大关，再到2004年位居世界第二（日本第一），2006年3月底我国外汇储备达到8751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快速增长的局面是由各种因素促成的，主要原因有：

（一）历史因素。在外汇短缺和计划经济条件下，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形成了涉外经济发展优先的非对称管理政策模式。外贸“奖出限入”，资本“宽进严出”，外汇“增收节支”。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际收支较大顺差的刚性，成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体制约束。

（二）“双顺差”是外汇储备增长的直接原因。双顺差是指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都实现了顺差。在经常项目方面，进出口贸易顺差在1994年以后一直保持着顺差，而进出口贸易顺差是我国经常项目顺差的主要原因。因此，对外汇的增加起到了正向累积的作用。在资本项目方面，资本项目的流入主要是利用外资的增加。由于我国政府在吸引外资方面采取了各种优惠政策措施，投资环境得到很大改善，使得我国一直以来，在吸引外资特别是FDI方面位居世界前列。以2004年为例，我国实际利用外资606亿美元，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1106.60亿美元，同比增长110％。

（三）我国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和外汇管理体制是外汇储备规模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从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实际上汇率浮动的幅度极为有限，虽然在2005年7月21日我国政府对汇率制度进行了改革，但短期内，汇率变动对大幅度调整外汇规模的作用有限。此外，我国调整汇率水平的其他经济政策较少，决策时滞较长。这使得我国外汇规模可能会继续以高速增长。另外，我国在外汇管理上实行的是强制结售汇制和限额管理制度，这就使得本应由企业和银行持有的外汇资产转移到了政府手中。

（四）投机资本的涌入。从2001年起“人民币升值论”兴起后，大量“热钱”设法通过各种渠道（包括FDI在内），入境转化为外汇储备，以期从中获利，也进一步加剧了国内外汇市场上外汇供大于求的矛盾，导致外汇储备规模的急剧上升。

二、外汇储备积累的利弊

外汇储备充足，有利于增强国际清偿力，维护国家和企业的对外信誉；有利于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降低经济转轨的不确定性；有利于应对突发事件，防范金融风险。但根据外汇规模管理理论，一国的外汇规模既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应该保持在合理水平，适度外汇储备水平取决于多种因素，如进出口状况、外债规模、实际利用外资，等等，但无论是从哪种指标来看，我国现有的外汇规模已远远超过了合理水平。这将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机会成本。外汇储备是对国外实际资源的购买力，若能得到充分利用，可以增加国内投资，加快经济发展。但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中有相当的比例用于购买收益率较低的美国国债，这实际上是用中国的钱去支持美国经济的发展。同时，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是与人民币国债的增长同时进行的，这就更加大了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

（二）妨碍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近年来，外汇占款已成为我国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而基础货币的增加就要货币当局采取手段对冲因购买外汇而增加的基础货币。比如，可以通过发行票据对冲，但发行票据是有期限并且需要回购的，为了控制货币的增加，央行必须不断发行票据规模，这又会增加央行的利息支出，而如果采用调高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进行调控，商业银行利润将受损，影响银行改革进程。

（三）过多的外汇储备。以美元资产为主，在美元贬值时，我国的外汇储备实际价值会大大缩水，由于资产金额巨大，进行币种调节的空间也很有限。

（四）造成通货膨胀压力。持有过多的外汇储备，使得由外汇占款形成的基础货币投放量的增加，基础货币的增加将通过乘数效应大大增加我国的货币供给，造成通货膨胀压力。

（五）不利于提高总体经济运行效率。一方面我国面临着诸多方面的巨额资金缺口问题，如社保基金缺口问题、“三农”资金问题等；另一方面高额的外汇储备，意味着相应的国民储蓄从国民经济运行中沉淀下来，没有为自己的经济发展服务，却以较低的利率让渡给国外政府使用。从总体经济上讲，这是一种浪费，因为它不仅牺牲了国民当前的消费，也牺牲了回报率较高的投资机会。

三、应对外汇储备激增的对策

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增长并超出了合理水平，导致了我国大量地方经济资源闲置或低效率的使用，从而给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何使庞大的外汇储备在符合我国始终遵循的“安全、流动、增值”原则的前提下得到合理有效利用，增加收益，抑制风险。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主要看法：

（一）调节国际收支。当前，调节经常项目收支的重点在于调节进出口贸易差额，其主要措施是尽快改变从中央到地方的长期以来实行的大力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的政策。其次，资本项目调节，主要是适度扩大资本流出自由度，有秩序的减少资本流出限制，实施国内企业走出去战略,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

（二）采取有效措施扩大国内需求。我国经济要想保持快速、稳定、健康的发展，就必须适当调整经济发展战略，降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积极扩大国内需求，为此我们要把多余的外汇储备资金，逐步用于增加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这样既扩大了内需，又缓解了外汇储备过度问题，一举两得。

（三）改革现行的结售汇制度。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强制结售汇制度，在该制度下，企业必须无条件的将出口所得外汇卖给外汇银行，企业不能持有外汇账户，并且中央银行对外汇银行持有的外汇额度也有严格的规定，企业用汇可以通过外汇银行售汇来满足，但要经过严格的审查。为了适当降低外汇储备过快的增长速度，应该将强制结售汇制度改为意愿结售汇制度，放宽企业、银行持有的外汇额度。这样，商业银行手中留一部分，企业手中留一部分，个人手中留一部分，从而缓解中央银行由于持续增加的外汇储备而产生的货币压力。

第8篇

奥地利学派奠基人

在经济思想史上，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与杰文斯（Jevons）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瓦尔拉（Walras）1874年发表的《纯政治经济学要义》，都被认为是“边际主义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多数情况下，思想史学家所强调的，是门格尔著作中与杰文斯和瓦尔拉相同的一些特征。近年来，特别是W·贾菲（W．Jaffé，1976年）的后，学术界的注意力开始转向门格尔思想中与他同代人不同之处。一系列最新的研究，如W·格拉斯尔（W．Grassl）和B·史密斯（B.Smith），（1986年），则将门格尔及早期奥地利经济学家的独特思想与19世纪后期奥地利更为广阔的思潮和哲学思想联系起来了。

门格尔著作的锋芒所向毫不含糊。他的《原理》着力于重建经济科学的基础，即在保留经济学抽象与理论特色的同时，对价值与价格提出一种与古典派学说截然相反的理解。古典派经济学家们认为，价值受以往资源成本的支配；门格尔则认为，价值是对今后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实用性的判断。门格尔的著作虽是奉献给德国和奥地利说德语的学术界的，但它在方法、风格乃至本质上，都与当时德国各大学的研究大相径庭。后者的研究虽也尖锐批评古典经济学，但它抨击的是其理论特征，其主张主要是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在门格尔著作发表时，以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Schmoller）为首的新历史学派正开始取代以罗雪尔（Rosoher）、克尼斯（Knies）和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为首的旧历史学派。年方31岁的奥地利公务员门格尔显得小心翼翼，尽量不与德国经济学界冲撞。事实上，他以“恭敬之心”将《原理》一书题献给罗雪尔，并“作为一个奥地利伙伴的友好问候以及作为对德国慷慨恩赐我们奥地利人以科学启迪的菲薄报答……”（门格尔，1871年，前言）。门格尔显然希望人们会认为他的理论创新证实了德国学者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结论，献出一种新的经济学以取代备受怀疑的英国正统古典学说。

但门格尔注定要大失所望。德国经济学家对他的著作不屑一顾。即便一些德语学术刊物注意到它，也是或被完全曲解，或被一笔带过。在《原理》出版后整整10年中，门格尔完全是孤立的；当时不存在什么奥地利“学派”。19世纪80年代，当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热情洋溢的著作开始问世时，这一新学说虽被冠以“奥地利学派”的称号，但与其说是一种尊称，倒不如说是傲慢的德国经济学家对它的蔑视（L·密塞斯（L．Mises），1969年，第40页）。在门格尔发表了有关方法论的著作（门格尔，1883年），向历史分析研究法提出挑战后，奥、德学者间的裂痕大大加深了。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在德国受到冷遇，这使他确信只有正面抨击历史学派才能拯救德国经济学，他显然是为此而撰写此书的。此书引起的激烈的方法论之争，通常（但不总是，参见博斯塔夫（Bostaph，1978年）被经济史学家们认为是学术精力的可悲浪费。然而，这次恶言相交的学术论战肯定有助于国际经济学界注意到奥地利学派的存在，并把他们视为一伙赤诚的经济学家，他们提出了大量令人振奋的理论观点，补充和加强了新生的边际主义文献，深刻地修正了当时仍占统治地位的古典价值理论。庞巴维克、维塞尔、J·科摩琴斯基（J．Komorzynski）和R·朱克坎德（R．Zuckerkand）等人的著作，详尽阐述或探讨了门格尔在价值、成本与价格方面的核心思想和主观主义观点。V·马塔亚（V.Mataja）、格罗斯（Gross）、萨克斯（Sax）以及R·迈耶（R．Meyer）等人，则提供了有关纯利润理论及其在财政理论上应用的著作。维也纳大学教授E·菲利波维奇（E.Philippovich）虽然较为赞赏德国学派的贡献，但他广为使用的教科书在讲德语的学生中起到了传播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理论的重要作用。

与杰文斯及瓦尔拉的研究方法一样，早期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对价值和价格理论的贡献，既强调边际主义，又强调效用。但一些重大的差别使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与其他早期边际主义理论分道扬镳。奥地利学派没有试图用数学方法表达他们的学说，因此，他们的边际概念与杰文斯和瓦尔拉的多少有点差别。对后者和后来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家来说，一个变量的边际价值是指“整个”变量的瞬间变化率。但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却故意采用了离散变量（K·门格尔（K．Menger），1973年）。更重要的是，边际效用概念及其递减的观念对奥地利学者来说并不是指心理满足本身，而是这类满足依次的边际“评定”（麦克库洛赫（McCulloch，1977年）。总之，正如E·施特赖斯勒（E．Streissler，1972年）所极力主张的，对奥地利学派来说，“边际效用”中重要的不是前面的形容词（边际的），而是后面的名词（效用）。门格尔认为，他的理论显示了主观的“效用”考虑，在决定经济价值时，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价值并非如马歇尔经济学所说由主观的（效用）和客观的（有形成本）考虑“共同”决定的，而是由消费者行为（在既定的现有商品和（或）生产可能性的框架内起作用）“单独”决定的。对于门格尔，尤其是对于维塞尔（他的名字常与这方面的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成本只是一种为了获得更高的偏好效用而被有意牺牲的预期效用。在其他边际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人们几乎化了整整20年才认清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直接表明了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而门格尔至少能立即觉察这一本质。他的“订货率较高”（higher-order）商品理论强调了生产要素部门的经济特征和价值是如何完全地从消费者对消费品的评价中得出的，而订货率较高的商品最终将促使消费品的出现。庞巴维克的贡献不仅阐发和传播了门格尔的基本主观价值论，最杰出的还是他的资本与利息的理论。在学术生涯早期，他发表了一部学术史上的巨著（庞巴维克，1884年），对以前所有的利息（或“剩余价值”或“正常利润”）理论作了包罗万象的评论。数年之后，他又发表了另一著作（庞巴维克，1889年），阐述了他自己的学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学派的声望至少部分来自这些著作。我们下面将会看到，一些后来的和当代的作者（如希克斯（Hicks），1973年；费伯（Faber），1979年；和豪斯曼（Hausman），1981年）都确信，庞巴维克的这些观点构成了奥地利学派的不朽贡献。另一些学者从门格尔反复受到的批评（熊彼特（Schumpeter），1954年，第847页注8）中得到提示，认为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理论偏离了门格尔滥觞的奥地利学派传统内核，甚至与之有些矛盾（拉赫曼（Lachmann），1977年，第27章）。不过．庞巴维克本人认为，他的资本与利息理论是基本主观价值论无懈可击的延伸。在消费者和生产者决策的分析中引进了时间因素后，庞巴维克发现有可能对利息现象作出解释。由于生产要耗费时间，由于精于计算的人总是有序地选择较早的收益而不是（本质相同的）较晚的收益，因此耗费资本的生产过程（即便将竞争的销蚀力量考虑在内）总是会将一部分现行产出让与先期就对耗时与迂回的生产过程作出投入的那些人。

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庞巴维克已是奥地利学派的杰出代表，而且主要是因为他的著作，者把奥地利学派看成典型的资产阶级分子和经济学的思想敌人（N·布哈林（N．Bukharin），1914年）。庞巴维克不仅提出自己的理论来解释利息“剩余”，使资本家的这一收入失去了任何剥削性，而且还有力地和无情地驳斥了的剩余理论。在1884年著作中，他系统地应用了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对剥削理论基础的劳动学说进行了致命的批判。10年后，他耐心地但又无情地和毫不妥协地详细阐述了这一批判，剖析了那个断言，即马克思逝世后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与构成第1卷基础的简单劳动学说是一致的。和奥地利学派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1920—1940年的大战间年代，当时，奥地利学派的第三、四代传人密塞斯和哈耶克（Hayek）还与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就中央计划经济中的经济计算问题进行争论。

1903年，门格尔从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职位上退了下来，由维塞尔继承。人们公正地称：

“（维塞尔是）奥地利学派的中间人物：时间上处于中间，他所阐发的观点处于中间，他的才力也处于中间。换句话说，他既不是最杰出的天才，也不是要提到才能想起的人。……他有着最长的教学经历……”（见施特赖斯勒，1986年）。

维塞尔是门格尔价值理论的早期和多产的阐述者。他有关经济学的综合性论著总结了他毕生的贡献。（维塞尔：1914年）。该著作被一些人（但肯定不是所有人）赞誉为重要的成就。哈耶克（1968年）把这篇论著看成是个人成就，不是奥地利学派代表作。在第一次大战前的10年里，庞巴维克的学术讨论会（他当了几年奥地利财政部长后重新投入学术生涯时开始主持的）才是奥地利学派著名的学术中心。参加这个讨论会，此后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有约瑟夫·A·熊彼特和路德维希·冯·密塞斯，这两位在战前就发表了著作（熊彼特，1908年、密塞斯，1912年）。

第一次大战后的奥地利学派

第一次大战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处境与以前大不相同了。1914年，庞巴维克与世长辞。门格尔在退休后的长期隐居中，曾不时在校接待青年经济学家的来访，但他也于1921年逝世了。虽然维塞尔一直从事教学工作，至1926年去世，但学术中心已转向年轻一辈经济学家。其中突出的有庞巴维克的学生密塞斯和维塞尔的学生及教授职位继承人汉斯·迈耶（HansMayer)。密塞斯只是维也纳大学（不领薪俸的）“特约”教师，从未真正取得过教授职位。他的学术影响主要在大学圈外（密塞斯，1978年，第9章）。在20年代，其他（在战前受教育）著名学者包括理查德·施特里格尔（RichardStrigl）、埃瓦尔德·沙梅斯（EwaldSchams）和莱奥·舍恩菲尔德（LeoSchonfeld）（以后还有伊利（Illy））。面对这些变化，奥地利学派传统得到了发扬光大。新的著作发表了，一大批年轻学者走在了前列，其中许多人在以后的数十年中成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F·A·哈耶克、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Haberler）、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Machlup）、奥斯卡·莫根施特恩（OskarMorgenstern）和保罗·N·罗森斯坦-罗丹（PaulN．RosensteinRodan）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奥地利学派在两个相互交叉的团体里展开了热烈的经济学讨论。一个在维也纳大学以汉斯·迈耶为首，另一个聚集在密塞斯周围，在他的商会办公室举行著名的“私人讨论会”。密塞斯的讨论会不仅吸引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经济学家，也吸引了诸如费利克斯·考夫曼（FelixKaufman）、艾尔弗雷德·舒茨（AlfredSchutz）和埃里克·沃格林（ErikVoegelin）等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就是在这一时期，维也纳的学术热情对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Robbins）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种接触的极为重要的结果是罗宾斯1932年发表的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罗宾斯，1932年）。主要是通过这部著作，奥地利学派的好些基本观点被汇入了20世纪英美经济学的主流。1931年，罗宾斯邀请哈耶克去伦敦经济学院讲课，此后即受命主持该学院的图克讲座。

哈耶克来到伦敦促进了“奥地利学派”周期理论的发展，并使它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早在1912年，密塞斯就对该理论作过概述（密塞斯：1912年，第396—404页）。该理论认为，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是因利率过低引起暂时性资源错置而造成的。而形成资源错置的，是生产者预期一部分公众愿意将消费推迟到与时间偏好的真实格局实际上相违背的程度，于是便发起新的生产过程。而继后放弃难以维持的生产项目就构成了周期的下降阶段。密塞斯强调，该理论来源于威克塞尔(Wicksell）和更早的英国货币学派。事实上，密塞斯很难为这一理论被贴上奥地利学派标签提出申辩（密塞斯，1943年）。但正如他所看到的，这个理论已经牢牢地贴上了奥地利标签了。哈耶克热情阐述并广泛发展了这一理论（哈耶克：1931年、1933年及1939年），他还（通过这一理论）向英国公众介绍了庞巴维克资本学说的远见卓识，这无疑使这一发展完善的学说中留下了哈耶克自己的印记，并使经济学界认识到该理论是奥地利学派的重要贡献。鉴于所有这些发展，我们显然必须认定：从许多方面讲，30年代初期是奥地利学派对整个经济学界影响最大的时期，然而，这种辉煌的业绩却是短暂的。

事后作些思考不无裨益。这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同一个30年代初期，为什么和怎样成为决定奥地利学派命运的几乎是致命的转折点。在短短数年中，除了作为经济学派史上重要但已过去的一页，独树一帜的奥地利学派学说竟从经济学界销声匿迹了。虽然汉斯·迈耶在维也纳大学担任教授直至二次大战后，但那些曾聚集在密塞斯身边的杰出青年经济学家们不久便散伙了（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其中好些去了美国大学。1934年，密塞斯移居日内瓦，以后到了纽约。由于哈耶克去了伦敦，维也纳再也不是生机勃勃继承奥地利学派传统的中心。而且，该学派中的许多学者确信，奥地利学派的主要观点已被经济学主流成功地吸收。理论经济学优势地位的出现，以及历史学派和反理论学派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失势，无疑使奥地利学者相信他们已取得了最后胜利，因此没有必要再发展独立的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了。密塞斯在1932年说过的话道出了这层意思。在谈到通常把经济学理论分为三派，即：奥地利学派、英美学派和洛桑（Lausanne）学派时，密塞斯引用莫根施特恩的话强调说，这些学派的“不同在于他们表达相同观点的方法，他们的分野更多在于使用的术语和特殊的描述，而不在于学说的本质”（密塞斯，1933年，第214页）。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奥地利学派传统得到保存并发展，是值得和需要注意的，而这主要是通过密塞斯本人和哈耶克的工作。

弗里茨·马克卢普曾几次（马克卢普，1981年）列举二次大战前奥地利学派的6个主要观点。有充分的理由使人同意，这些观点确实表达了1932年时人们所理解的奥地利学派研究方法。这些观点是：（1）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请不要与政治上或思想意识上的个人主义混淆，而是指它主张经济现象的解释应该回到个人行为中去探寻）；（2）方法论上的主观主义（承认只有参考有关个人的知识、信念、知觉和期望，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3）边际主义（强调决策者所面临的数量的预期“变化”的重要性）；（4）效用（和边际效用递减）对需求和进而对市场价格的影响；（5）机会成本（承认影响决策的成本是指，为某一目的而使用生产要素时所放弃的最为重要的选择机会，而不是指已被放弃去选择其他目的之机会）；（6）消费和生产的时间结构（表明时间偏好和生产率的“迂回性”）。

不过，对上述观点作进一步评论似乎是适宜的。（1）大多数现代微观经济学都吸收了这6个观点，只是侧重程度各有不同，因此，（2）这6个观点证实了前面引证的莫根施特恩—密塞斯和哈耶克论断，即“所有”的经济学流派有共同基础。然而，（3）密塞斯和哈耶克后来的研究却暗示，这6个观点并没有“真正”全面概括奥地利学派。虽然，在当时（20世纪30年代早期）奥地利派学者中很少能证明奥地利学派还有其他观点，但在该学派的传统学说中事实上已隐含着这些看法，留待后人著作加以明确阐述。由此来看，（4）一些重要的“差别”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论有别于微观经济学的主流，特别是因为后者是在30年代之前发展起来的。说明这些区别有待密塞斯和哈耶克来阐述，这就使奥地利学派在经济学界仍保留其与众不同的“风貌”。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后期发展

汉斯·迈耶1932年撰文批评“功能价格理论”，并提倡使用“遗传因果”方法。这篇文章早就表明了在怎样理解经济学理论方面，奥地利学派与其他学派之间的差别。在此文中，迈耶批评价格均衡理论没有解释导致市场价格的行为“顺序”。要理解这一顺序，就必须理解构成这一顺序的行为的最初原因。根据密塞斯和哈耶克后来撰写的论著，有理由认为迈耶当时是一言中的，道出了奥地利学派思想中重要和与众不同的含义。但是，在本世纪20年代，奥地利学者本身（和研究他们著作的人，如L·罗宾斯）似乎都忽略了这一点。看来，发生在两次大战间隔时期的那次著名论战，即关于中央计划经济中经济计算可能性的争论，帮助哈耶克和密塞斯阐发了这一当时被忽略了的含义。仔细阅读一下这次论战的文献就会发现，密塞斯和哈耶克是在回击他们的论敌——“主流”均衡派的论点时，阐明了奥地利学派在理解市场时强调过程、学习和发现（拉维（Lavie），1985年）。

密塞斯曾说过，经济计算需要有价格提供指导；由于中央计划经济没有生产要素市场，所以不可能利用要素价格来指导。奥斯卡·兰格（OskarLange）和另一些学者反驳说，价格不一定仅指市场价格；由中央政府公布的被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经营者作为“参数”的非市场价格（就和企业理论中生产者在完全竞争的要素和产品市场上把价格作为参数一样），也可以指导经济计算。在驳斥这种说法时，哈耶克阐发了他对竞争性市场过程的解释，提出竞争性市场过程是利用分散信息的发现过程（见哈耶克，1949年，第2、4、5、7、8、9章）。在同一时期，密塞斯提出了基本相同的市场过程特征（他没有像哈耶克那样强调知识的作用，而是强调了在开放的不稳定的世界中企业家的行为（参见密塞斯，1940年和1949年）。根据密塞斯—哈耶克对市场过程理论的发展（并且承认这些发展揭示了早期奥地利学派传统理论中隐含的思想。见：柯兹纳（Kirzner），1985年，及贾菲，1976年），我们有理由在马克卢普提出的奥地利学派传统观点后面再加上下述几条：（7）市场（和竞争）是学习和发现过程；（8）个人决策是在不稳定环境中的一种选择行为（此处认定有关选择机会也是决策的一部分）。上述两个观点在奥地利学派的传统中得到了发展，并成为由密塞斯和哈耶克的著述而引起的对奥地利学派传统学说再度重视的中心问题。在最近几十年中，美国学者再度重视该学派的传统学说。

今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由于1930年以后奥地利学派历史上这些多变的发展，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词在当代经济学讨论中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含义。其中一些含义至少是部分重选的，另一些则至少是部分矛盾的。为了理清楚这些不同的理解，列举80年代赋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一些不同含义，不无裨益。因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目前的地位，不论是好是坏，完全是由时下这些理解体现的。

（1）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严格地讲，只是个历史名称。按此理解，奥地利学派只存在至30年代早期，以后，部分被微观经济学主流所吸收，部分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所取代。在很大程度上，今日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也持有这种观点。当今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完全了解早期奥地利学派，并引以自豪。晚近在奥地利举行的几次纪念大会和一些论著（希克斯和韦伯（Weber），1973年；莱塞（Leser），1986年）都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们都把自己看成是整个专业经济学家群体的一份子。曾由门格尔、维塞尔和迈耶担任过的教授职位，现由埃里克·施特赖斯勒继承，他著作等身，学识渊博，深受奥地利学派传统的影响，其论著涉及了奥地利学派的众多方面及其代表人物（施特赖斯勒，1969年、1972年、1973年、1986年）。

（2）对有些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是个定语，用来表达再度出现的对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学说的兴趣。这种复兴特别强调生产的时间尺度和生产率的迂回性。曾为此著书立说的学者有希克斯（1973年）伯恩霍尔茨（Bernholz，1971年、1973年）、费伯（Faber，1979年〕和奥洛塞尔（Orosel，1981年）。这一派观点认为，“奥地利学派”一词与一般的门格尔主观主义传统不相干（如前述，该传统对庞巴维克的理论有所保留）。

（3）对于其他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独特的方法论或特殊的经济学，倒不如说是政治和社会学说中的自由思想。这类观察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意味着崇尚自由市场。马克卢普（1982年）注意到（并部分赞同）对“奥地利学派”作如是观。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密塞斯论著的影响。密塞斯以鼓吹市场起因说而出名，同时他是无可争辩的奥地利学派学者。因此，他支持不受干预的市场经济的强硬政策主张，很自然地被认为是现代奥地利学派的核心思想。密塞斯在美国的主要追随者默里·N·罗思巴德（MurrayN.Rothbard）的论著加强了这一看法，他也竭力主张和鼓吹自由主义。但是，另一些观察者会对如此定性奥地利学派提出疑问。虽然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奥地利学派的早期论著被认为是与马克思学派思想尖锐对立的，但总的来说该学派保持一种超政治的姿态。在该学派的奠基人中，维塞尔事实上明确赞同德国历史学派提出的干预主义的结论（维塞尔，1914年，第490页）。虽然密塞斯和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效率公然提出怀疑，他们也强调他们经济学的无价值（Wertfrei）特点。他们都认为，他们在政策方面的自由市场主张与信奉奥地利学派有联系，但并不是该学派的核心思想。

（4）对于经济学界的许多人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自1970年前后起，指的是对卡尔·门格尔以及早期奥地利学派思想，尤其是经米塞斯和哈耶克发展的那些思想再度出现的兴趣。这种兴趣主要出现在美国，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著，主要包括默里·N·罗思巴德（1962年）、伊斯雷尔·何兹纳（IsraelKirzner，1973年）、杰拉尔德·P·奥德里斯科尔（GeraldP.O''''Driscoll，1977年、1985年）、马里奥·J·里佐（MarioJ．Rizzo，1985年）以及罗杰·W·加里森（RogerW．Garrison，1978年、1982年、1985年）的著作。这一派的目标是突出奥地利学派关于市场是一种过程的解释与主导现代经济学的均衡理论的不同之处。其结果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词常常被理解为只有部分是准确的（见怀特（White），1979年，第9页），拒不采用现代数学和经济计量技术。而规范经济学则主要因均衡为方向而广泛采用这些技术。现代奥地利学派中的这批经济学家（有时被称为新奥地利学派），确自认为早期传统的继承者。他们和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一样赞赏市场有秩序的结果，但在理解这种结果实际是怎样取得时，又与新古典主义有分歧。正是由于这批学者的努力，早期奥地利学派的许多著作的原文和译文得到再版，在经济学界内外吸引了大批读者。

第9篇

关键词：信守内容意旨；遵从译语习惯；切合语体语域

Abstract:Transmigration,anabstractwholeatlarge,istoogoodtobepracticalandsuchconcretesubwholesunder“goodtranslation”asfidelitytothesource-languagetextincontentandintention,grammaticalnormality,andlexicalappropriatenessaremoreworkableascardinalprinciplesoftranslation.

Keywords:fidelity;grammaticalnormality;lexicalappropriateness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具体说来，就是“换易言语使相解也”。①但是，如何用另一种语言文字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表达出来？“换易言语”之后是否能“相解”？“相解”的程度如何？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无疑就是：翻译的标准是什么？翻译的方法应如何？

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在介绍西学的同时提出了翻译的标准—“信、达、雅”，对中国现代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影响巨大，“相信只要中国还有翻译，总还会有人念‘三字经’！”②

虽然严复持论有故，但认真审视不难发现，“信、达、雅”实质上既不是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抽象标准，也不是具有切实指导性的具体标准，“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把信、达、雅并列起来作为翻译标准是具有逻辑缺陷的，因为这似乎意味着：原文不达，也可以故意使之‘达’；原文不雅，也可以故意使之‘雅’。那么，这样和‘信’字，岂不自相矛盾？”③

《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意谓朴实的内容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的内容又未免虚浮。孔子提倡“文质彬彬”，反对浮华的辞藻，所以说“辞达而已矣”—言辞足以达意就可以了。《尔雅》序题下疏说：“尔，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其中的“雅言”是指区别于各地方言的“诸夏的话”—标准语，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普通话”。但是，严复的“雅”指的不是“利俗文字”—大众的语言，而是“汉以前字法句法”。为了掩盖“达”的矛盾，严复在“畅达”（如“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和“表达”（如“题曰达旨，不云笔译”）之间周旋，取便发挥，借“辞达而已”求“信”—“为达即所以为信也”，借“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求“雅”—“信达之外，求其尔雅”。不难看出，严复的逻辑是：要“信”则必须“达”，要“达”则必须“雅”，换言之，“雅”是“达”的条件，“达”是“信”的条件，“为达”最终成了“求雅”的借口：“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利俗文字则求达难。”

与“并世译才”的林纾相比，严复所译的书总共不过八九种，而在其所译的这八九种书中，只有《群学肄言》、《原富》、《群己权界论》和《社会通诠》四种“略近直译，少可讥议”，④此前“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⑤此后“中间义忄旨，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⑥严复虽然提出“信、达、雅”，但他本人并未完全履行。

严复是在译介西学的时候提出“信、达、雅”的，因此“信、达、雅”作为翻译的标准完备与否，必须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来审视，不能简而单之地就事论事，从而忽视严复“辛苦辶多译之本心”。

严复“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⑦于是，从“达”来看，洋务派和传教士翻译的书“不合师授次第”，“不合政学纲要”，有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目的，因而“非命脉之所在”。相比之下，“新西学”的命脉之所在则是“维新”，即运用进化论、天赋人权来反对天命论、君权神授论，用自然科学、机械唯物论来论证无神论，从而“开民智，强国基”。正是“于自强保种之事”，严复才“反复三致意焉”。从根本上说，严复的“辛苦辶多译之本心”是“取便发挥”，其所谓“达旨”是“旨”在“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的“民权平等之说”、“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学说和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

从“雅“来看，严复以“雅言”来“达旨”是“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因为当时的白话远未成熟，饱读先秦诗书，受古文的熏陶而成积习，摇头晃脑地读起古书来连平仄也都留心的老夫子大抵不常接触“利俗文字”，对“利俗文字”的运用不像对古文的运用得心应手，但又要翻译，不得已就只能在“利俗文字”和“古文”之中择取后者了，不仅翻译的时候，甚至在日常写作中，大概也会觉得用“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更重要的是，作为复古的维新改良派，严复的翻译所针对的读者是操“雅言”的士大夫阶层，为了使他们能够看自己所译的书，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先用“雅言”来吸引他们，借“雅”以破启锢闭，从而使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阶层乐于接受西方学理，正如严复在其《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中所言：“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若徒为近俗之辞，以便市井乡僻之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一语道破天机！严复的“雅”诚可谓用心良苦：从表达形式入手，使士大夫们认为“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而最终“倾倒”。当然，严复毕竟是带有复古思想的维新改良主义者，后来又沦为保守派，不懂得“利俗文字”是历史的必然，更不懂得“利俗大众”是历史的推动者。

单纯从翻译标准的角度审视，“若是全盘而真实地‘信’了，把原作的思想感情，意思之最微妙的地方，连它的文字的风格、神韵都传达了出来，则不但‘顺’没有问题，就是所谓‘雅’（如果原作是‘雅’的话）也没有问题。‘信’、‘达’（顺）、‘雅’三字，实在作到一个‘信’就都有了。”⑧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的“信、达、雅”在逻辑上确实“先天不足”。

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马建忠（1845-1900）就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对翻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善译”的标准：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粗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

在这段文字中，马建忠不仅指出了“善译”的条件—自如驾驭“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的能力，而且指明了“善译”的过程—“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对原文能够达到“心悟神解”的程度，翻译起来就自然能够“振笔而书”，“译成之文”就自然能够成为“善译”了—“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

马建忠的“善译”，一言以蔽之，即是“信”—从内容意旨到风格效果无所不信，较诸严复的“信、达、雅”则更具高度抽象的概括力，使“直译”、“意译”和“信、达、雅”在“无毫发出入于其间……与观原文无异”中得到了统一。如果说“直译”是为了“信”而“意译”是为了“达”的话，那么，既然译者已经“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并达到了“心悟神解”的程度，“信”自然就不会成为问题；既然译者已经“考彼此文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又“审其音声之高下，析起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则“达”自然也不会成为问题。同时，以译者能够“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为前提，原文“雅”，“译成之文”则定然不会“俗”，反之，原文“俗”，“译成之文”也定然不会“雅”。

马建忠的“善译”无疑就是翻译的最高境界，无论是奈达的“等效”，还是傅雷的“神似”，抑或钱钟书的“化境”，均未跳出“善译”的圈子。然而，在实际翻译活动中如果采用“善译”—或者“等效”、“神似”、“化境”—作为标准去衡量译文，可以断言，没有任何译文能够“达标”，因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⑨。虽然高标准是为了严要求，但是既然“法乎其上”最终也只是“仅得其中”，那么与其取法“不可实现的理想”毋宁提出切实具体的要求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1）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2）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3）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有人偏重“精心的再创造”，视翻译为艺术；有人偏重“一定的客观规律”，视翻译为科学。但是，不管视为艺术，还是视为科学，翻译的根本任务即在于“传真”，译者不能充当“说谎的媒婆”，⑩否则就会怨偶无数。翻译无非是用新瓶子装旧酒，虽然瓶子—语言文字类型—换了，但是酒—内容风格效果—却不能变。

翻译必须“忠实”，这是共识。但是，“忠实”什么？“忠实”的应该是原文的内容意旨和风格效果，而不是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如果斤斤于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译文无疑就会“异彩纷呈”，因“隔阂”而不“合格”。译文的语言表达如果连“贯通”都做不到，读者还怎么去“融会”？结果又怎么可能“与观原文无异”？语言文字类型不同，语言表达习惯也就大不相同。

吴岩出其《从所谓“翻译体”说起》中针对操汉语的译者将外语译成汉语的情况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翻译体”的实质：一些译者“一条腿走路”，“未能辩证地对待两种语言文字”，译文“是外国化了的中文”，未能“忠实地融会贯通地把原作翻译和表达出来”。叶圣陶称自己“不通一种外国语，常常看些翻译东西”，在《谈谈翻译》一文中坦言“正因为不通外国语，我才要读译本呢”，揭示出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别人不懂外文，所以要请教你译；如果大家懂得，就不必劳驾了。”正是凭着“不通一种外国语”的“外行”眼光，叶圣陶才看到并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叶圣陶的核心思想是反对“死翻”。“死翻”，一言以蔽之，就是“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各种语言的语言习惯都是相当稳定的”，“既然是两种语言，语法方面，修辞方面，选词造句方面，不同之处当然很多”，“同样一个意思，运用甲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运用乙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不能“死翻”，即便“接受外来影响”，也“要以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为条件”。据叶圣陶想，“翻译家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也就是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反观之，“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才算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精通两种语言的人”才能成为“翻译家”。叶圣陶的意思是：“死翻”者自然成不了“翻译家”，之所以成不了“翻译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精通两种语言，不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表达，而不精通两种语言，不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表达，最终结果就只能是“死翻”—“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

吴岩以“内行”的眼光审视“外国化了的中文”，站在“辩证地对待两种语言文字”的思想认识高度来批语“翻译体”，指出：“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忠实地融会贯通地把原作翻译和表达出来”。叶圣陶以“外行”的眼光旁观“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立足于“精神两种语言”的基本条件来批评“死翻”，指出：“各种语言的语言习惯都是相当稳定的，咱们接受外来影响要以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为条件”。吴岩与叶圣陶二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观点却完全一致：“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并“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吴岩和叶圣陶所针对的是操汉语的译者将外语译成汉语的情况，主张译文要“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要“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若就“所译者”和“所以译者”而言，吴岩和叶圣陶的主张无非是：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

第10篇

关键词：外资并购,特点,问题,法律对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西方国家的经济普遍步入调整期、发展速度减缓时，我国的经济发展却是一枝独秀，保持快速增长。稳定的政局、巨大的市场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着大量国际资本驻足中国。综观在华的外国投资，虽然新设项目或企业的“绿地式投资”仍然占据外国投资的主体，但并购式投资悄然升温已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近几年，随着我国入世承诺的履行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外资并购环境日益宽松，越来越多的外商（包括港澳台商）看好并购投资，并购规模越来越大，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追踪和把握外资并购的新情况和新动向，探讨外资并购的利弊得失和法律完善，对于正确引导外资投向、提高外资利用绩效、保障我国经济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外资并购的发展特点与动向

不同时期外资并购的政策制度不同，外资进入我国市场的目标和方位也就不同。前几年，外资并购主要是围绕壳资源，旨在通过壳资源将外资置换到上市公司，换取上市地位和连续融资能力；现在，随着外资并购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政策日渐减少，外资直接并购上市公司已成为可能，相应地，外资并购的目标和重心也逐步发生转移，由注重控制壳公司到注重产业发展，由获取融资便利为主要目标转向以抢占市场资源、取得优势地位为主要目标，显示出高起点、大思路、大动作、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战略性特点和发展趋向。进一步审视和预测，外资并购的发展主要具有以下特点与动向：

（一）并购行业的选择性

我国加入WTO后，外资政策变得更加连贯，外资待遇进一步改善。总的来说，外资在我国的投资前景十分光明。可是投资哪些行业更能绩优一筹呢？这恐怕是令来华投资的外商最费思量的，也是我国企业应当了解、以及时把握有利条件和时机的。对此，笔者研究认为：首先，考虑到国内产业的集中度、全球国际分工以及我国企业的比较优势，未来我国的外资并购将以资源性并购为主，会较多地集中在一些拥有核心资源的资金、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如汽车、电器、通讯设备、化工、医药等行业。以汽车业为例，在我国汽车市场持续走高、发达国家生产能力相对过剩以及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外商投资我国的汽车业无疑可以迅速分享国内汽车业畸高的利润，也可在较长时间内傍依国内汽车业巨大的增长潜力。其次，随着我国入世承诺的逐一落实，笔者认为，外资会主动地进行投资结构调整，从竞争激烈的行业退出，进入一些新对外资开放的领域。这样，外资并购的热潮会由制造业逐步向服务业扩展。事实上，这一趋势正在显现。在服务贸易领域，外资并购除已染指商业、酒店旅游业外，正在向金融业进军。例如，2001年12月29日，汇丰银行及香港的上海商业银行分别参股上海银行8％和3％；国际金融公司则在原持有上海银行5％股份的基础上增持2％的股份，并斥资2700万美元购入南京市商业银行15％股权；东亚银行、花旗银行等也正洽商参股或控股国内商业银行。2002年6月4日，中国证监会《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和《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规则》的出台，则表明我国金融业正式向外资打开“门窗”。可以预见，今后几年，质地优良、业绩稳定的国内银行股将会成为外资并购的热门对象。

（二）并购对象的特定性

我国外资并购不同于内资并购，外资并购以“强强联合”为主，内资并购以“强弱联合”为主。意欲在我国市场一展宏图的跨国公司，大多选择我国各行业中实力强劲、业绩优良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作为其并购对象。其中，上市公司因是各行业的“领头羊”，自然就成为外资并购追逐的热门。在实践中，虽然外资并购的方式五花八门，但往往殊途同归，即：以控股国内大中型上市公司、进入我国的证券市场为目标。例如，2001年3月，世界上最大的轮胎生产企业法国米其林通过与中国轮胎生产的龙头企业轮胎橡胶组建合资企业，在控股合资企业后再斥资3.2亿美元反向收购轮胎橡胶核心业务和资产，从而实质性地控股轮胎橡胶，间接进入我国证券市场。

（三）并购形式的多样性

长期以来，我国对外资进入资本市场限制较严，加之外国投资者在华投资的战略目标各不相同，因此在实践中，外资采取了各种并购形式以控股或参股国内上市公司。常见的形式有：第一，协议购买股权。外资通过协议购买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的股权，达到并购目的。如1998年8月，韩国三星康宁株式会社协议受让了深业腾美有限公司所持有的赛格三星21.37%的股份，成为其第三大股东；俄罗斯阿康公司协议受让山东红日化工股份有限公司58%的国有股后，将红日化工整体变更为外商投资股份公司。第二，认购上市公司新发B股。典型的例子如1995年9月，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以4000万美元认购江铃汽车新发B股，以持股20%而控股江铃汽车，首开外资通过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股份实施并购的先河；2002年3月，全球最大水泥制造商HolchinB.V.购买华新水泥向其增发的7700万B股，以持股23.45%而成为华新水泥的第二大股东。第三，通过收购上市公司母公司或控股公司的股权而间接控股上市公司。为了控股上市公司，进入证券市场，外资常常采取迂回战术，通过控股或参股上市公司的母公司或控股公司而间接地控股上市公司。例如，2001年10月，阿尔卡特通过控股上海贝尔而间接控股上市公司上海贝岭。第四，新建独资或合资企业以间接收购上市公司。可以通过收购国有企业股权而建立并且控股合资企业，进而间接地收购上市公司。例如前述的米其林与轮胎橡胶组建合资企业、再收购轮胎橡胶一案。对于外资想进入的行业或市场，如关税或非关税壁垒较高的汽车业，以及目前对外资进入限制较严、但入世后逐步开放的电信、银行、保险、证券等行业，跨国公司往往先和国内企业联合成立新的合资企业，然后伺机进入目标市场。

随着我国加入WTO，经济国际化、全球化程度日益提高，外资进入我国市场的限制日益放宽，有关外资并购的政策制度也陆续出台，外资企业上市和直接并购上市公司正逐步成为可能。在这一背景下，外资并购的形式将更加多姿多彩。除前述形式外，要约收购、债转股、换股收购或融资收购等也正开始并将继续登台外资并购。

二、外资并购暴露出的问题

综观跨国公司近年来在我国的直接投资，不可否认其对我国经济有积极促进的一面，特别是在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换、企业技术改造和产品外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我国的引资目的基本达到。但其存在的隐患和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以下对现阶段我国外资并购中所反映出的一些问题加以昭示，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及早预防和应对。

问题一：盲目跟风和追捧。

一些企业视外资并购为香饽饽，盲目跟风和追捧，结果不但没有获得预期效益，而且酿成损失。事实上，外资并购并不必然提升并购企业的效益或上市公司的价值，相反面临很大的风险。在这方面中外已不乏教训。美国《商业周刊》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从1998年春开始掀起的并购热潮很多是盲目的，购买者付出的高昂代价吞噬了全部的潜在收益，整整61％的买主毁损了股东的财富。而前文提到的华新水泥与HolchinB.V.公司并购一案，华新水泥并未因并购而取得实质性收益，因业绩长期保持“微积分概念”，华新水泥甚至连再融资资格也丧失了。可见，面对外资并购热潮，我国有关部门和企业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外资并购的利弊作周密地调查和理性地分析，以知己知彼，有所为有所不为。

问题二：规避外资政策和法律。

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各有其战略目标，彼此间难免有利益冲突。要实现双赢，关键是引导外国投资在东道国的产业政策范围内运行，使外国投资与东道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相一致。为此，东道国政府一般都制定有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如我国1996年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定期编制和修改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外商投资项目分为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四类。然而，透过我国的外资并购潮可以发现，一些外商并购我国大中型企业，在获得以低成本获得目标企业的成套生产设备和熟练劳动力、利用目标企业的销售渠道占领国内市场的利益的同时，还尝试越过雷池-采取一些间接或变通的方式，隐性地突破我国现行的产业政策和外资准入限制，以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种苗头如任其发展，既会破坏我国外资政策和法律制度的有效性和严肃性，影响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又会导致外商间的不公平竞争，扰乱正常的投资秩序，最终危及外国投资者自身的长远利益。这是我们在引进外资中尤其要提高警惕、注意防范和控制的。

问题三：国有资产流失和中方合资人利益受损。

有的外资并购采取这样的手段：由国际金融投资企业先收购我国企业加以重组包装，然后在境外成立控股公司，将其在合营企业中的股份在国外证券市场上市转让。著名的案例如1993年7月中策公司收购太原双喜轮胎公司和杭州橡胶厂后，在美国百慕大注册成立“中国轮胎控股公司”，该公司实际上属于“空壳公司”，其资产即是中策公司在太原轮胎公司55%的股份和在杭州橡胶厂51%的股份；其经营记录也来自这两家公司。然而，境外控股公司的股票发行量却是依据外国投资者在合营企业中的股权拥有量来确定的。据美国第一波士顿银行的材料透露，中策公司以“中国轮胎控股公司”的名义发行了610万股普通股。这种做法的实质是，外国投资者利用合资企业的资产实力和合资中方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及信誉，片面地只将外资股权上市，不但获利只归外国投资者所有，而且将控股公司的股票卖出去会导致原合营企业中外方合营者身份的变更，即由控股公司所取代。如果该控股公司又由某一外国公司所控制，则合营企业的控股权同样会转移到该外国公司手中。国际金融投资企业的这种投资和运作资本的方式，使我国国有资产特别是无形资产大量流失，中方合资者的利益遭受损害。

问题四：造成垄断或垄断之威胁。

如前文所述，跨国公司在选择并购对象时，大多青睐于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利用其转换经营机制之机实施并购。其并购效应不仅仅是对被并购企业的控制和掌握，而是往往溢出为对该企业所涉及的整个行业的事实控制和掌握。有的跨国公司甚至一揽子收购了我国某一地区或某一行业所有国有企业的控股权。典型的例子如香港的中策公司连续收购了福建等地的41家国有企业和轻工系统的101家企业。由于外资已在某些行业如医药、计算机、胶卷、移动通讯等占有相当可观的市场份额，在这些领域积聚实力，蓄势待发，正在造成垄断之威胁。

三、规范和发展我国外资并购的法律对策

引导和规制我国的外资并购，使之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是我国今后将长期致力的重大课题。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在于建立健全外资并购的相关政策和法律制度。而在市场全球化、生产和投资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的外资政策制度日益国际化和趋同化。尤其是WTO《TRIMs协议》的通过，对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资政策与立法构成实质性影响。鉴于此，笔者认为，在建立健全我国的外资并购制度时，我们既要考虑自身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目标，又要兼顾现有国际法制度的相关规定；特别要善于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立法和管理经验，大胆采用已表现为国际通例的措施和做法，力求趋利避害。遵循这一思路，笔者针对我国外资并购的上述动向及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出以下应对办法：

1、贯彻国家的产业政策，明确界定禁止外资进入的领域。

为了使外资有利于东道国的发展，各国外资法都对外资进入的行业范围作了明确规定。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某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部门均不对外国投资者开放。例如美国法律（反垄断法）禁止外国人或由外国控制的公司在自然资源和能源、电力、采矿、通讯等方面投资；法国将出版、公路运输、车辆租赁等列为禁止外资进入行业。禁止外资进入的领域，任何性质的外资均不能进入，跨国公司以并购我国企业的形式进入也同样不被允许。因此，我国应在不违反国际义务的基础上，把好外资市场准入关；应根据经济发展目标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及时调整我国的产业政策，定期公布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将利用外资和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引导其流向高技术产业和农业、交通业、能源和原材料和第三产业。既要避免跨国公司利用现行法律和监管漏洞绕过我国的行业限制，也要避免外资并购对我国国有企业重组改制造成不利影响。

2、建立健全外资并购的法律体系，强化外资并购监管制度。

目前，我国关于外资并购方面的法制很不完善，导致外资并购无法可依和出现问题后控制乏力。近年来跨国公司活跃的并购行为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外经贸部多次组织相关立法和政策研究。2002年11月初，经国务院批准，证监会、财政部和国家经贸委联合《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这是我国第一个有关外资并购的文件，其出台意味着外资并购法治化已拉开序幕。当然仅此是远远不够的。笔者认为，建立和完善外资并购法律体系，还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和制订反垄断法，防范外资对我国的地区性垄断和行业性垄断，以维护竞争秩序，保护民族工业。在立法中，基于保护本国企业成长、维护本国经济利益的需要，可以规定反垄断法的适用例外。这种平衡利益的立法方式已成为各国通例。如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规定了对中小企业合并的容忍条款。“合并企业的年销售额总共不足5亿马克，合并不受限制。”“一个独立的和年销售额不足5000万马克的企业可以不受限制地接受企业的兼并。”对非横向合并也可考虑采取较横向合并宽容的态度。我国在借鉴外国立法经验的同时，可结合国情作适当的修改。比如在对跨国公司是否形成垄断的审查方面，我们可以采用双重标准，即除了采用西方国家常用的竞争经济标准外，还采用公共利益标准。前者须从市场规模、市场结构等多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后者的意义则在于：如果某项企业合并，即使不直接扭曲和限制竞争，但危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也应被禁止。反之，如果一项集中行为即使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竞争，但有利于国家的总体利益，也应予以批准。

（2）严格外资并购审批制，加强对重大外资并购的监管，对重大跨国并购加以限制。

第一，规范上市公司收购，建立相应的法律监管机制。特别是贯彻落实信息披露制度，推行定期报告制度和合并报告制度，将外资并购的事先监管与持续性监管相结合，使审查机关及时掌握外资兼并状况和发展规模，以便作出相应的决策，规范跨国公司的行为。此外，还应研究制订收购要约制度、强制收购制度和反收购制度，使公开收购处于法律的监管之下。第二，应区分不同行业，对重要行业外国人持有的股权加以限制。我国应加强对重要行业外资并购的统一审查，包括实质性审查和程序性审查。实质性审查主要考察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比例及所处地位，审查外国投资的性质、目的、动机和对本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程序性审查即履行法定的审批手续。对此，可以引进外国有关股权集中度的定期报告制度。例如，美国对外国政府、企业、个人持有的涉及工业技术和国防机密企业的股权，要求其必须声明放弃经营权，只能保留分配利润的权利；还规定外国人在电报企业的合营公司或卫星通讯公司中所占股权不超过20%；在航空和海洋运输业中所占的股份不得超过25%.第三，对跨国公司通过在华子公司或分支机构滥用市场优势、影响我国国内市场竞争秩序的，我国可制订“同一经济实体规则”加以控制。因为跨国公司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受到其母公司的控制或支持，已经或可能严重影响国内市场竞争秩序的，因此可视其与母公司或总公司为同一经济实体而加以控制。

（3）协调和完善配套制度。

首先应协调现有法律制度的相关规定，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和完善。应协调《公司法》、《证券法》、《外商投资企业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的相关规定，使其在实践中相互配合。例如，改革《外商投资企业法》中的“授权资本制”，可考虑采用与《公司法》一致的“实缴资本制”，严格外资的出资时间和出资数额，避免外商“借壳上市”、不出资或少出资而收购国有企业。其次应加速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和产权制度的改革，培育产权市场，发展中介机构，健全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会计审计制度、国有资产评估制度，以加强外国投资监管、提高引资绩效，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

总之，当前我国外资并购所表现出的种种动向，对我国经济发展既有积极作用，又存在负面影响。我们只有在继续实行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成功的立法和实践经验，结合我国实际针对性地加强有关外资并购政策制度的研究、建构和实施，并辅以其他综合性手段，才能在引进和利用外资中趋利避害，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余劲松，国际投资法[M].法律出版社，1997。

[2]余劲松，中国涉外经济法律问题新探[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3]王巾英、崔新建，中国利用外资理论效益管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第11篇

国家外债就是政府外债，是一国政府或政府授权的部门、单位在国外举借并承担具有契约性偿还义务的全部外债，一般由政府借款和在国外发行外币债券两部分组成。[1]按《外债管理暂行办法》，外债按照债务类型划分为：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国际商业贷款[2]。我国政府对外借债又分为统借同还外债和统借自还外债。到2000年止，我国外债数额为2131．49亿元，还本付息额为1222．17亿元。[3]据悉，中国外债余额和新借入外债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特别是短期外债占比升高，国家外汇局表示，目前，中国外汇储备资源充足，国际清偿能力很强，短期外债占比较高不会对中国外债安全构成根本影响，中国外债总体上仍处于安全线以内。

我国现行外债管理体制是在多借外债、方便借债、加速发展本国经济的指导思想下建立起来的。外债管理体制以1998年为界，我国政府外债的管理体制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分口管理阶段，即由财政部、人民银行、外经贸部、农业部按项目分别管理。而1998年机构改革后，政府外债由财政部进行统一管理，统一对外谈判、签约、转贷和对外偿还。

二我国外债制度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借用外债的规模迅速扩大，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境外资源，但我国在外债管理上仍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管理体制过于分散，导致外债规模和结构管理的失控。我国外债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统一政府外债管理，建立集中的外债管理体制。

具体来说，首先，地方政府外债管理方式有待改进。自2003年颁布《外债管理暂行办法》以来，目前，地方政府的外债现在正处于从借款到还款的转折点，全国基本上面临偿债高峰。例如2001年，安徽共审计外资项目22个，涉及资金总金额118亿元，查处违纪违规资金9.74亿元。这些项目中大多为政府外债贷款。“重引进、轻管理、重数量、轻质量”和“见资金就用”等现象为日后的管理和还款埋下了不小的风险。由竞争性领域转向基础设施和公益项目，这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地方外债结构的调整，已经显出正确性。不过存在的问题是：项目单位无力偿还时，什么机制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地方财政风险？

地方财政的风险来源于地方或然债务，即未来某个不确定事件的发生，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风险直接转化为财政风险而形成的负债。目前，地方政府担保风险(包括担保的外债)、地方金融机构呆坏账、社会保障资金缺口、国有粮食企业亏损挂帐等是或然债务的主要内容。由于分税制不完善，地方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机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财政收入质量不高，加之公共财政支出体系没有完全建立，地方财政抗风险能力还比较弱。外债的不良管理和利用所导致的对地方财政风险的增加，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其次，在借用外债过程中，如何完善外债诚信制度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借用外债务诚信不足，表现在借用资金时什么条件都答应，什么条件都具备；到了还款时，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出来了，最突出的问题是资金偿还不及时。于是，在对地方政府财政采取扣款的形式时，就严重影响了财政收支平衡。

三完善外债管理制度的一点建议

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全社会建立包括外债借用还等一系列行为在内的诚信报告制度。在完善我国的政府信用制度中要把借用债信用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其次，要制定外债务借用、使用、担保、偿还等法律制度、办法、规定和操作规程，纳入法制化管理，特别是对外债的借用条件要有明确的规定，防止弄虚作假；要对外债担保作出明确的规定，从严控制财政担保行为；要对资金的使用效果进行检验、评估；建立严格的外债偿还制度，对到期不能偿还的要有处罚的措施和办法。

在外债的使用上，努力提高外债的使用效益是作好外债管理工作的关键。外债的使用管理是我国整个外债管理工作的薄弱环节。应努力消除外债管理部门认识上的误区、改变重借入轻使用的管理倾向，并注意约束一些借债项目领导者在利益趋动下的个人行为，切实抓好使用管理。

从《外债管理暂行条例》可见，中国对借入外债采取的积极而慎重的政策，这是符合国情的。中国实行的严格的计划约束和几个部门分工管理的外债管理体制，对于加强国家对外债的宏观控制，保证国家外债在总体上不致失控是有益的，但由于缺少专职的统一管理外债的指挥中心，外债管理的统一性受到削弱，致使整个系统的自我约束性弱化，并使部门间的摩擦难以避免。因此，应尽快建立跨部门并能统一协调各部门行为的外债管理指挥中心，并应努力提高国家计划的科学性水平。[4]在条件成熟时，可以对原先采取的凡是国内企业一律严格控制，凡是外资企业一律允许自由借款的政策进行适当调整，改为对公共部门（包括国有企业拥有50%以上股份的中外合资企业）债务或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分别情况采用经济手段进行控制，而对国有企业股份在50%以下的企业债务则较为放松的管理办法，以保证公共债务不致失控，并可创造较为宽松的筹资环境。

综上所述，在政府的外债管理上，要努力提高利用政府外债的偿债意识、成本意识、风险意识和效益，实行政府外债的统一管理，完善外债的债务监控、核算体系和定期报表制度，在此基础上，加强国内配套资金和还贷准备金的统一管理。

【注释】

1刘剑文著《财政税收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债管理暂行办法》2003年3月1日起实行。

第12篇

同时，一些业内人士和专家提醒我们，对境外战略投资者争食中国金融“肥肉”可能带来的不良因素和风险应保持高度的警觉。

比利时某基金管理公司最近正在办理1元1股增持中国某基金管理公司49％股权的手续。这家比利时公司已拥有该公司33%的股权。外方预计，他们投资4900万元人民币，5年之后可以从这家合资的基金管理公司取得股权投资收益每年6亿元人民币以上。

德邦证券有限公司总裁、经济学博士余云辉认为，如果中国设立20家类似的基金管理公司（自从2004年底外资在基金公司中的持股比例被放宽至49%后，我国目前合资基金公司已达18家），未来每年境外投资者从中国攫取的财富将达到120亿元人民币。这还仅仅是基金业的状况，银行业、保险业的状况可能更甚于此。

中资银行的股权价格“太便宜了”？

近来，外资争夺中国金融企业股权的消息不绝于耳。

美洲银行出资25亿美元入股中国建设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和淡马锡分别出资31亿美元各购得中国银行10%的股份；高盛集团和安联保险等出资30亿美元购得中国工商银行10%的股份；德意志银行出资1.1亿美元入股华夏银行；美国凯雷投资集团等出资4亿美元收购太平人寿25%的股权并有权增持到49%；施罗德投资管理公司与交通银行合资成立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公司。

据不完全统计，从2001年开始到2005年8月，境外投资者至少已参股中国6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5家城市商业银行，几乎在每家银行都占有接近20%的股权。

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外资以4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得到建设银行约15%的股权，以3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得到中国银行10%的股权。

上海某银行会计学博士骆德明认为，从目前看来，赢得了大量国家注资之后的国有商业银行盈利已经开始大幅改善。汇丰银行2001年以每股2.49元人民币的价格入股上海某家银行，获得每年每股0.5元左右的回报，5年就能收回初始投资，并拥有了这家银行8%的股份。

外资入股参股的中国金融企业也确实是一只下金蛋的母鸡。交通银行自汇丰入股以及在港上市不到半年，一下子从亏损19亿元多的丑小鸭变成了盈利46亿元的金凤凰。按此估计，投资者不到5年就可收回在交行的全部投资，以后将是纯粹获利，并获得了对中国第五大银行的股权。

据分析，这并非汇丰入股及境外上市发挥了“特异功能”。因为交通银行在汇丰入股之前，已将不良资产剥离出去并进行了财务重组（剥离的不良资产由国民财力来消化），使上市后有个好的财务表现。

骆德明分析，交通银行自今年6月底在港上市后，股价屡创新高，两个月内已上涨了近30%。这说明发行当初定价过低，按市净率定价时没有考虑交通银行覆盖全国中心城市与国外主要金融中心的合理布局以及品牌、客户等无形资产，导致本该由国内投资者享有的无形财富白白地被外资瓜分了。

投资中国回流本土获取爆炸式增长机会

德邦证券有限公司总裁、经济学博士余云辉说，从国家的角度分析，外国投资者实际是以虚拟的货币符号换取中国金融企业现实的股权甚至控制权，并分走巨额财富。

其中的真实游戏过程是：外资投入国内商业银行美元等外币换得股权，而我国拿这些美元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美元又回到美国，只能获得较低的利息回报。

以高盛当年购买平安保险为例，中国以高收益的保险股权为代价换来的美元，又重新投入到美国国债市场，“支援”美国的经济建设，美国仅仅支付了很低的国债利息。而在美元完成一次中国之旅之后回到美国时，带走了中国金融业的股权和高利润。摩根斯坦利和高盛分别以3500万美元投资平安保险11年，共获得9.7亿美元的回报，但我们取得的3500万美元资本金如买成美国国债，11年只能取得大约2000万美元的收益。

安邦集团研究总部首席分析师陈功指出，从被入股的银行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实际控制力和市场影响力来看，几十亿美元的价格太便宜了。以工商银行为例，在国内拥有2.2万个网点，控制着中国银行业近20%的资产。境外投资者入股工行，将赢得分享中国金融业潜在的爆炸式增长的机会。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指出，银行的价值主要在于网络、品牌和信用度，客户是银行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在中国，由于监管当局对银行业的准入进行管制，银行特许权本身也有很大的价值。而对于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来讲，其巨大的网络、品牌和信用度的价值，都远未体现在股权溢价上。

外资入股中国金融业“路线图”

汇丰银行一位高管仰望浦东的交银大厦说道：“交银大厦不久将要更名为汇丰银行大厦。”悄悄地控股平安保险，平稳地笑纳交行的控股权，再择机控股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最后完成在中国设立金融控股集团的布局。这就是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战略。

上海某银行会计学博士骆德明认为，境外资本入股中国金融企业，除了追逐利润这一资本的本质特性外，其更长远的目标是要控制中国的金融企业和金融产业，最终达到控制中国经济的目的，从而的经济资源及其所创造的财富。有关专家指出，根据外资金融机构常用的策略，可以粗略模拟出他们在中国本土攻城略地的“路线图”。

第一步，小比例参股，进入董事会，了解被投资企业情况，同时了解和掌握所在行业趋势和市场状况。

第二步，通过增资或收购等途径把持股比例提高到离控股国内金融企业仅有一步之遥的某个临界点（或直接控股）。

第三步，通过外资所在国的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借助中国经济的上升周期，迫使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使外资机构所持有的人民币资产（中国金融企业股权）升值。

第四步，人民币持续升值导致出口逐步下降，而国内需求因财富外流却难以提高，最后导致宏观经济环境逐步恶化。

第五步，在中国宏观经济环境逐步走向恶化的过程中，人民币汇率已经处于高位。此时，外资机构通过政府组织和其他手段要求中国开放资本账户，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

第六步，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伴随中国经济增长周期一路持有的股权不仅分红丰厚、而且得到股份增值和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双重收益，他们通过金融企业上市减持股份，并把投资和利润兑换成为外汇撤离中国。

第七步，当这种撤离行动变成一种一致行动时，人民币不得不大幅度贬值，国内金融危机爆发。

第八步，利用金融危机和人民币贬值之际，境外机构把外汇回流回来再兑换成人民币，并进一步增持或收购中国金融机构股份，达到控股目的，完成对中国金融业的进一步控制。经过一系列的有序进攻，大部分中资金融企业将变成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的分支机构。

如果外资金融机构像血管一样深入到中国各个产业的肌体之中，它们可利用金融资本控治国内产业资本，并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转移；中国大型金融机构的董事会里都有境外的金融机构的代表或董事，国内企业的任何国际并购活动都可能通过银行的渠道透露到国际市场或竞争对手一方，中国企业的一举一动都处在竞争对手的监控之下；外资机构还可将其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金融风险通过关联交易和衍生工具转移到其控股的中国金融企业之中。从而，达到国际金融资本在中国开疆拓土的最终目的：转移风险，收获利润，掌控经济命脉。

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无间道”

安邦集团研究总部首席分析师陈功指出，“中国的国有银行渴望在海外上市前，从外资竞争对手那里吸引资金和专业技术，为此，境外各投资银行改变它们与中国打交道的手法，以俯就的态度抬高要价。”

引外资入股能否提升银行水平？骆德明博士介绍，“从国内一些银行引入外资后的公司治理运行结果看，随着外资的引入，也设立董事会、监事会，但实际运行还是按照原来的模式运行。再从经营管理来看，汇丰银行入股某银行后，签订了一系列的技术援助协议。但是，所谓的技术援助，只是搞些有关银行业务的入门培训和扫盲教育而已，从未传授核心管理技术即使像成本分摊方法这些并非核心的技术，外方也不肯透露。”

2007年以后，中国银行业将对外资全面开放，届时进入中国的银行将更多地以独资银行的形式存在，必然包括当前的这些境外战略投资者自己所设立的各个嫡系分支银行，这些战略投资者银行的嫡系分支将和它们在中国参股银行的旁系分支发生面对面的争夺，包括市场和高端客户群。境外战略投资者将自然会通过各种渠道把参股银行的优质客户群提供给其嫡系分支机构，

外来战略投资者当然不会无保留地把中方想得到的先进管理经验等东西提供给所参股的中资银行。如果外方不能取得相当的控制权，肯定不会尽力地改善中资银行的管理和效率的。

第13篇

一、印花税。普通印花税是一个很古老的税种，1624年诞生于荷兰，由于该税种简便易行，欧美各国竟相效法。丹麦在1660年、法国在1665年、美国在1671年、奥地利在1686年、英国在1694年先后开征了印花税。它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成为世界上普遍采用的一个税种。股票交易印花税是从普通印花税发展而来的，是专门针对股票交易发生额征收的一种税。股票印花税以股票的票面价值为计税依据。由于股票可以溢价发行，因而通常情况下，如果股票的实际发行价格高于其票面价值，则按实际发行价格计税。为方便计算，增加透明度，采取比例税率。当前，国际上开征印花税的国家已经越来越少，开征印花税的代表国家现举例说明：爱尔兰，其税法规定，有限公司发行股票应交纳印花税。比利时，其税法规定，对有专业的经济人参与的与公共基金有关的交易行为征收印花税。意大利，其税法规定，对股票转让价格的0.14%征收印花税。

二、资本转让税。资本转让税是指在资本转让过程中征收的一种税。开征资本转让税的代表国家现举例说明：奥地利，其税法规定，对股票、增加股本和给公司的其他出资征收税率为1%的资本转让税；对转让证券和股票征收0.15%至2.5%的资本转让税。巴西，其税法规定，对证券交易最高每天交纳1.5%的金融交易税。韩国开征证券交易税，税法规定：对股票、企业权益的转让按照转让价格征收，纳税人为出让人或者证券发行公司、证券公司，税率是0.5%，但在海外上市的股票转让不征税。

三、股票股息所得税。股票股息所得税是指对来源于股票股息征收的一种所得税。加拿大税法规定，如果支付者是加拿大居民，那么在税收上按照处理现金股息一样的办法来处理股票股息，股票股息的应纳税数额等于支付公司应支付股息而导致实收资本增加的数额；从非居民那里得到的股票股息不按照上述办法办理。

四、股票收益税。股票收益税是指对出售或交换资本资产而实现的收益所征收的税。美国收益税法规定：对个人证券投资所得的征税，将其所得并入普通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对公司证券投资所得的征税，将其并入公司所得，征收公司所得税。对个人投资所得和公司投资所得分开征税，则存在重复征税的现象。日本的收益税法规定：对个人单独设立资本收益税，但允许个人选择申报；法人资本收益并入普通所得征税，不单独征税。

五、资本利得税。所谓资本利得税，也叫资本收益税（英文叫英文CapitalGainsTax，简称CGT）是对资本利得征税。资本利得（CapitalGain）是指出售和转让资本性资产而实现的收益，例如固定资产的转让、证券投资、期货交易、投资基金等，常见的资本利得如买卖股票、债券、贵金属和房地产等获的收益，该税种一般列入所得税类。资本利得征税，一般能起到“多获利者多交税”的效果，对资本市场的贫富两极分化能起到一定的自发抑制作用。同时，资本利得税体系及其内在的自发调节市场起落的机制有利于市场的稳健发展；另外，资本利得税制度下“多获利者多交税”的具体实施效果比之印花税也更好地体现了税收征管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世界上已有许多国家开征了资本利得税，尤其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资本市场发达，利得税源较为丰富，大多开征了资本利得税，且形成较为完备的资本利得税制；与之相比，开征资本利得税的发展中国家相对较少，而且利得税制也比较简单。

第14篇

我国目前进出口贸易情况

2003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851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7.1%。其中出口额4384亿美元，增长34.6%；进口额4182亿美元，增长39.9%。对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均增长较快（见表1）。

从数据中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对欧盟的贸易额在迅速增加且增速超过了美国。同时，美元的强势地位在相对衰落。这样一来，外贸结算中以美元为计价单位的比例相对下降，而以欧元等为计价单位的比例会上升。现在我国实际上实行的是近乎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这种制度消除了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波动，但却不能消除人民币与其他国家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目前的进出口状况表明我国进出口企业承担的汇率风险在增大。

我国外汇储备与存贷状况

据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和外汇储备报表显示，截止2004年6月，我国的外汇储备已高达4706.39亿美元。其中美元占据一半多。截止2003年报11月，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含外资）外汇存款余额为1505亿美元，其中企事业单位外汇存款余额达538亿美元，而储蓄存款余额则为861亿美元。同时，至11月末，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含外资）外汇贷款余额为1306亿美元。从2002年初起，美元大幅贬值对于我国高额的外汇储备与存贷额产生了负面影响。

从我国进出口贸易和外汇储备与存贷情况来看，我国的企业和银行有归避外汇风险的需求。

外汇期货在我国是否有需求

我国外汇现货交易的情况

我国外汇交易在市场结构上，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客户与外汇指定银行之间的交易；二是银行间的外汇交易，包括外汇指定银行之间的交易和外汇指定银行与中央银行之间的交易，后者占据主导地位。

据中国人民银行外汇交易统计表的统计数据，2004年上半年银行间外汇市场共123个交易日，四种交易货币总成交量为793.19亿美元，比2003年上半年（590.75）增长34%。（见表2）

从表2不难看出，我国外汇交易量涨幅明显，尤其是对港币与日元。但是交易量最大的美元，其汇率变化幅度却是微小的。

远期结售汇业务

远期结售汇业务是目前国内市场惟一的保值工具。所谓“远期结售汇业务”是指外汇指定银行与境内机构签订合同，约定将来办理结汇或售汇的外汇币种、金额、汇率和期限；到期外汇收入发生时，即按照远期结售汇合同办理结汇或售汇。通过办理这项业务，境内机构可以在涉及外汇资金的投资、融资以及国际结算等经营活动中达到“避险保值”的目的。

但由于对国际汇市变动的方向可预见性差和美元对人民币汇价的相对稳定的原因，我国的远期结汇业务并未发挥其真正的保值作用。

我国目前外汇市场存在的问题

从我国外汇现货市场和远期结售汇业务来看，我国的外汇市场至今发展仍不成熟，缺点包括：第一，外汇市场组织体系不健全。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完整的外汇市场组织体系应包括央行、外汇银行、客户（企业、个人）和外汇经纪人，而我国目前外汇市场上实际只有两个主体：央行和外汇银行，而没有实际意义上的经纪人。第二，在交易性质上，我国的外汇交易市场仅是一个与现行外汇制度相适应的本外币头寸转换市场，不具有现代外汇市场所具有的金融性。第三，从市场公平上看，由于实行银行结售汇业务，企业贸易和非贸易项下的外汇需卖给银行，因此外汇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供求关系不平衡。第四，从对外联系上看，我国的外汇市场与国际市场基本上是隔离的，因而对国际汇市的变动预见性较差。

外汇期货的意义与特征

外汇期货是指在有形的交易市场，通过结算所（ClearingHouse）的下属成员清算公司（ClearingFirm）或经纪人，根据成交单位、交割时间标准化的原则，按市场价格购买与出卖远期外汇的一种业务。

外汇期货的特点在于：

外汇期货交易所交易的货币必须为特定的国际性货币，例如英磅、美元等硬通货。

买卖双方须通过指定交易所以公开喊价的方式进行交易。期货交易与远期交易不同，买卖双方必须在指定的交易所（如IMM）进行交易；交易所为保障每位参与者都有公平参与的机会，采用公开喊价的方式进行期货交易。同时，买卖双方必须委托经济人才能在交易所内买卖，因此这种交易方式具有匿名保密的效果。

成交合约标准化是期货市场与远期市场的另一种重要区分。标准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交易数量标准化——每一份外汇合约都由交易所规定标准交易单位。例如，英磅期货合约的交易单位为每份25,000英磅交易时，参与者只需告诉经纪人需要买入或卖出多少份即可；交割日期标准化——国际货币市场所有外汇期货合约的交割日期都是以3月，6月，9月，12月作循环，且交割月的第三个星期三为该月的交割日。

最小价格波动幅度。国际货币市场对每一种外汇期货报价的最小幅度都作了规定。在交易场内，经纪人所作的出价或叫价值只能是最小波动幅度的倍数。

清算中心与保证金制度。到期交割需通过清算中心进行，且清算中心有保证买卖双方履行契约的义务。保证金是指在进行期货交易时，期货交易者为了确保合约如期、正常履行而在交易所指定的账户中存入的款项，作为履行合约的财力保证。

标准化的合约减少了因对合约内容的疑义而产生的贸易争端。对交易者匿名保密，可以保护进出口商的商业机密。同时，清算中心与保证金制度，可以确保双方履约的能力，避免信用风险的产生。

从外汇期货市场的意义与特征来看，在我国设立外汇期货市场不仅可以帮助企业和金融机构规避外汇风险与信用风险，同时可以完善我国外汇市场的组织体系、加强我国外汇市场同国际外汇市场的联系，促进外汇市场的发展。但是人民币不是国际性货币，因而不能直接进行人民币对外币的期货交易。

外汇期货市场一旦建立，能否发挥作用

外汇期货的功能

外汇期货作为期货的一种，主要有两种功能：价格发现与避险。

价格发现

价格发现的意思是透过期货市场去了解未来现货的价格。买卖期货合约是双方同意在未来某个时点以目前决定的价格进行交易，因此期货价格和人们预期在交割时的现货价格必定有关，而且精确性往往比其他预测方法要高。若人们可以预期未来的价格，那么在作消费或投资时可以考虑更周到，决策结果可以更有效益。

利用期货价格估计未来现货价格是否有效，则取决于估计的精确性。由于期货交易是集中在交易所进行的，而交易所作为一种有组织、规范化的统一市场，集中了大量的买者和卖者，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形成价格，它基本反映了真实的供求关系和变化趋势。

避险

避险的基本概念是将风险转移出去，规避价格变化所可能带来的损失。外汇期货市场可以规避各种因汇率变动所产生的风险。一般而言，有交易风险和换算风险两种。交易风险是指涉及实际交易将一货币转换成另一货币时发生的外汇风险。在进行会计处理时，将一种货币转换之另一种货币因汇率变动造成资产或负债值改变的风险，此时没有实际的外汇交易，称之为换算风险。

影响汇率变动的因素有很多，如通货膨胀率、利率差异、经济增长率差异、预期因素、中央银行的干预、政策差异、国际收支状况。

我国的汇率政策及特点

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实行汇率并轨，建立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因此，目前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是一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一汇率制度的特点是：外汇市场供求关系是决定人民币汇率的主要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根据银行间外汇市场前一天的汇价，决定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并通过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和国际市场各种可自由兑换货币的汇率，套算出人民币对其他各种可自由兑换货币的汇率，该汇率是当日各外汇指定银行之间，以及外汇指定银行与客户之间进行外汇与人民币买卖的交易基准汇率。

但亚洲金融危机过后，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一直稳定在1:8.27左右，同时我国外汇市场上供求关系不平衡，因此人民币汇率实际上采取的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政策。

调节汇率的方法以经济手段为主，辅之以法律和行政手段。汇率并轨后，国家成立了外汇公开市场操作室，及时吞吐外汇和人民币，以保持汇率的稳定。我国中央银行利用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利率政策以及各种法规制度，调节和监控外汇市场，使其有序地、规范地运行、必要时对外汇市场进行直接干预，确保汇率稳定和经济发展。

中央银行对外汇指定银行的结售汇周转外汇头寸实行限额比例管理。央行规定，各外汇银行持有的结售汇周转外汇头寸超过其高限比例部分，必须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卖出；而在外汇指定银行的结售汇周转外汇头寸降低到其低限比例以下时，则应及时从银行间外汇市场购入补足。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以目前我国外汇市场的发展水平和我国现行的汇率制度，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不一定能发挥出来。它需要大量的信息和与国际货币市场的联系，才能对未来价格做出精确的估计。而我国目前远期外汇市场的汇率走势预测都存在很大误差。

避险功能主要体现在人民币对除美元以外的国际性货币。我国居民经常进行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兑换，但由于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使得我国居民的避险意识不强。

结论

我国目前企业与银行有利用外汇期货市场规避外汇风险、进行套期保值的需求。但是，由于我国的汇率政策和外汇市场的缺陷，虽然可以建立外汇期货市场，却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

笔者认为可以有两个方案来建立我国的外汇期货市场：

一种是像当年台湾建立股指期货市场一样，先开放国内投资者从事国外的外汇期货交易，然后再建立国内的外汇期货市场。可以在国内设立外汇期货经纪商，国内的居民可以通过国内外汇期货经纪商的交易通道在国外外汇期货市场从事外币对外币的外汇期货交易。等到我国完全开始实行浮动汇率政策，人民币具有国际性货币性质后，再开放国内外汇期货市场。那时，我国的外汇期货经纪商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操作经验，同时居民的避险意识也增强了，这样外汇期货市场的功能就可以充分发挥出来。

另一种方案是现在经常被讨论的：先进行国内企业、居民、机构外币对外币的期货交易，来套期保值。在操作上，与国际主要期货市场进行合作和联网，做国际外汇期货市场的一部分，以获得经验，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后，再放开人民币与其他外币的期货交易。

参考资料：

1.RobertW.Kolb原著，张竣杰编译，《期货与选择权——概念及应用》，学富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2.李玲，《外汇远期交易中行5年起落外管局促配套改革》，《财经时报》记者专栏

3.石成，《我国外汇期货市场开发可行性之市场面分析》

4.简淑绮，《从台湾外汇管理制度之演进看中国外汇制度之未来可能发展》，台湾经济研究月刊，2003.11

5.刘玉操，《国际金融实务》，东北财大出版社，2001

6.卓骏，《国际金融实务》，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7.景学成，《国际金融发展与中国金融改革》

第15篇

朗读这样的识字教材应该不会再觉得枯燥了，那样的抑扬起伏、琅琅上口，孩子们应该会把它当作歌来唱的。在这样的识字教材中理解汉字的意义应该是很有趣的，那不就是一幅美丽的画吗？在教学实践中，我们还将会开发出更多更灵活的方法，来帮助学生会认汉字，比如：可以让孩子画画写写；可以让孩子在其他的读物上找一找春天和春天的字词；可以利用声音、图像、动作、情境等加强汉字与事物的联系，加深对所认生字的印象等。

二、强化整体性：由孤立走向综合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识字课多是按照汉字的构字规律分类编排的，或者是一组声旁相同的形声字，或者是一组字形相似、字音相近的汉字，这种看似科学的编排，实则是“科学主义”的表现。最大的缺陷是剥离了汉字间的表意关系，孤立了汉字，以人为的“整体”替代了活生生的语境。在孩子的心中，识字课是最枯燥的，最令人厌烦的，因为识字已经简化为最单纯的识字，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更怀念“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其实识字不仅仅是识字，识字就是阅读，识字的目的是阅读，识字的过程也应该是阅读。在认教版的实验教材就体现了这种意图：“蜻蜓半空展翅飞，蝴蝶花间捉迷藏。蚯蚓土里造宫殿，蚂蚁土上运食粮。蝌蚪池中游得欢，蜘蛛房前结网忙。”试想，孩子们在愉快的儿歌朗读中不知不觉的认识了生字，会多么惊喜！孩子们认识了几个生字能马上阅读，会有多大的成就感！

从理性的角度看，综合的识字就是在阅读中识字，就是识字与阅读有机的结合。从实践的角度看，这种结合的形式是很多的，比如，教师自编句子、儿歌、谜语；或者鼓励学生从身边的环境中、从书报上找到刚认的字等，这样，不仅在语言环境中及时巩固认字，而且也是学生触摸汉字、感受语文的绝好机会，也许通过这样的方式所认识的汉子，给孩子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应该是更亲切，更有生命力吧！

三、丰富文化性：由淡薄走向丰厚

谁也不会否认，汉字是一种文化，在汉字学家的眼中，一个汉字就是一个美丽的文化故事，有汉字组成的汉语系统更是一个灿烂的文化宝库。因此，识字就不应该仅仅是单纯的识字，识字的过程也应该是一个文化积淀的过程。以往我们对这一点关注得太不够了，我们只是看到了汉字的音、形、义，看到了汉字的外表，我们期待学生掌握的也只有这些。这也许只是我们的一时粗心，而更主要的可能还是因为我们的狭隘，我们的急功近利。

人教版实验教材的识字课中有一种“对对子”的形式：“云对雾，雪对霜。和风对细雨，朝霞对夕阳。话对草，蝶对蜂。蓝天对碧野，万紫对千红。桃对李，柳对杨。山清对水秀，鸟语对花香。”面对这样的识字课，我们还会只是进行简单的识字训练吗？在让学生认识生字的情况下，实在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让学生感受，有太多的空间可以让学生发挥。云和雾，雪和霜以及和风和细雨等事物之间的对应是一种多么奇妙的感觉，尽管我们并不期待孩子领悟什么，明白什么，但是可以让孩子在朗读中去感受去体验；对对子这种古老的语言形式，蕴含了多少中国的智慧，反映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尽管我们也不能期待孩子懂得多少，但是可以通过吟诵获得春雨般的滋润，可以在孩子纯净的心灵中奠基。

识字教学中文化性的扩张和丰厚，是整个语文教学文化性的根基，也是一个完全的人发展的根基。有了这样的认识也许我们的眼光会更长远一些，期待会更全面一些，识字教学也会更加枝繁叶茂，更加理直气壮。

四、增添情趣性：由严肃走向生动

托尔斯泰说过：“成功的教学所需要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学生的兴趣。”语文课堂应是情趣和梦幻的栖息地，但过去我们的课堂过于严肃，忽视了儿童的情感需要。让课堂充满情趣，不仅是低年级孩子的心理需求，也是语文教学、识字教学本身内在的要求。语文生来就是为着放飞儿童的梦想而存在的，每一个汉字都可以激发孩子无穷的想象，一个个汉字连缀起来那就是一片放飞的天空。语文，首先吸引儿童的是愉快的情感体验和回味无穷的精神滋养，而不是那些操作性很强的语言技能。

识字教学也是一样，今天的识字教学不应该仅仅只是枯燥的识记。识字教学追求情趣，但并不是纯粹地、盲目地为了趣味而趣味；追求情趣是为了追求更高效的识字，认识活生生的更有生命力的字。

从教学的操作层面来看，情趣来自灵活多样、独具匠心的教学形式。比如，学习“春回大地、万物苏醒、柳绿花红、莺歌燕舞……”一课，我们可以带着孩子们来到春天的原野上；为了巩固生字我们可以用摘苹果、找朋友、大转盘等游戏的方式或采用同位或小组比赛的方式看谁认得快、记得牢等。从教学的内在机制来看，情趣来自于思维的挑战、想象的飞扬和情感的交流。比如：教学“……一道小溪、一孔石桥、一竿翠竹、一群飞鸟。一面队旗、一把铜号、一群红领巾、一片欢笑。”一课，如果我们在看到生字的同时还能看到意象，让孩子的想象去完成意向的组合；如果我们在要求会认生字的同时还能更注重诵读，让孩子在诵读中表现自己的神气和自豪；如果我们在强调词组的同时还能发现意义的跳跃，让孩子的思维去联系这种跳跃，那么，这样的课堂一定是趣味盎然的。

五、坚持开放性：由课堂走向生活

识字教学的开放应该是全方位的全过程的。开放识字教学目标，意味着教材的识字量和识字速度仅仅是一个底限，我们应该允许和鼓励学生在课外、在生活中自主识字、主动识字；开放识字教学的过程，意味着识字就是一个交流生活经验，打开想象世界的过程；开放识字教学的途径，意味着识字从生活中来，也一定要回到生活中去；开放识字教学评价，意味着孩子的识字是有差异的，教学就是要承认这种差异，鼓励这种差异，进而把它看作一种资源，利用这种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