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资本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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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对于实体经济领域和虚拟经济领域两个领域,我们更关注的是虚拟经济领域。因为,伴随着20世纪70、80年代的金融创新,虚拟经济不断膨胀,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新的影响。据统计,1986~1997年,全球金融期货的交易余额从6183亿美元猛增至122073亿美元。其中,利率期货交易余额增长19倍。1987~1996年,利率互换交易余额从6829亿美元增至191709亿美元,年增长率高达300%。[1](P111)。我们重点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虚拟资本以及虚拟资本利率对经济的影响。

虚拟资本与虚拟资本利率对经济的影响

(一)实物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区别

相比较而言,实物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运行其最大的区别是,实物经济要求稳定,而虚拟经济主张变动。但是,我们应当关注的是,在一定时期内,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与利率政策有关。每当经济需要降低利率时,货币政策的本意是通过降低利率提高实物经济领域的投资规模,而实际上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却导致资金流入资本市场,金融资产主要是股票的价格上涨,促使资本市场泡沫的形成。这表明了利率政策受制于利率运行机制的不健全,而利率运行机制的健全,需要完善的投资体制、符合市场经济的信贷政策的支持。虚拟资本作为一种资本形式,通过投资易创造金融收入,包括借贷和投资利息、抛售证券获得的收益、佣金、红利等。虚拟经济是指与金融资产、衍生工具等虚拟资本,以及投机性的实物资产依托金融市场进行的各种交易活动所形成的经济领域。由于虚拟经济独立运行和自我繁衍的特征,当虚拟资产价格大幅度地偏离或完全脱离实体经济时,虚拟经济的运行就为以资产符号变动为主要内容的虚拟膨胀,形成经济泡沫。在经济虚拟化趋势下,虚拟资产的数量激增,价值迅速膨胀,虚拟资产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日益突出,经济虚拟化趋势实际上在不断造就产生泡沫的条件,而泡沫破裂的结果通常就是金融危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融危机也是一种虚拟经济危机。例如,房地产的投机易的目的不是为了居住的消费,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住宅投资行为。例如,20世纪80年代,日本东京的土地总价格达到创历史记录的15万亿美元,是面积比日本大25倍的美国土地资产总值的4倍,在其泡沫经济的高峰期竟超过了整个美国,全日本的土地总值占全世界土地总值的60%,仅日本皇宫的土地价值就超过了加拿大。一些发展中国家,趁机出售东京的大使馆还清了债务。还有,毕加索、梵高等的名画,曾经高达5000、8000万美元。这些案例都是虚拟资产与实物资产分离的鲜明证据。造成上述现象的重要原因是,日本的银行利率一直走低,贷款有时几乎没有利息,低价的资金导致经济主体大肆借贷。低利率的本意是为了鼓励日本公司增加实物投资,让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元升值时仍能够在国际间具有竞争力。但结果是股票和房地产价格剧增,厂商又用这些价格剧增的股票和房地产做抵押,向银行借贷,然后从事金融资产的交易。

(二)虚拟资本高利率的经济影响

我们将虚拟资本的利率称之为“虚拟利率”,“虚拟利率”是虚拟经济交易中金融资产以及投机性实物资产的价格。虚拟资产的本质特征是其价格与成本高度脱离,并且这种脱离是长期均衡的。[2](P122)也就是说,虚拟资产价格即“虚拟利率”高是一种常态。而且高虚拟利率根源于其预期收益。人们考虑虚拟资产的价格时,是从虚拟资产的预期收入流出发的,并把预期收入流的贴现值作为虚拟资产定价的基础。但有一个问题需要指出,如果公司从金融投资中获得了资金是否进一步增加实物投资呢?一般来说不会增加实物投资的比重,因为此时的金融投资收益率高于实物投资,公司的实物投资与实物领域是通过商品和劳务的生产,然后通过销售产品而获得销售收入增加盈利的,而金融投资是直接通过金融资产的买卖就可以获得收益的。尽管金融投资也存在着风险,但其投资与获得收益的环节少,可能成本低而收益高。只有在实物投资收益高于金融投资收益时,才可能增加实物投资。关于资本市场的运动与实际经济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两者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从实物经济的资金来源取自资本市场来看,这一关系确实存在。另一种观点认为,资本市场的运动与实物经济并无必然联系。如果从两者各自独立运动的过程分析,两者之间在一定时期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例如,1982年底至1990年间,美国工业生产指数持续8年呈上升的态势,即使在1987年10月19日股市的“黑色星期一”,道-琼斯平均股票指数与上一交易日相比下跌22•6%,自8月份开始股票总损失达10000亿美元,但其实际经济的增长却没有中断。1988年9月,美国失业率在5•4%的水平,是197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消费品物价上涨率为4%,批发物价上涨率为2•7%,通货膨胀率表现比较平稳。还有,根据日本经济企划厅的《月度经济报告》,日本经济自1986年11月至1991年7月,经历了56个月的扩张。在此期间,东京证券交易所一部平均股价,1989年年终(12月29日)的交易以38915日元收盘,1990年年终(12月28日)的交易以23848日元收盘,跌幅为38•7%。就1990年全年看,股价大多在15067日元的水平,而1990年度经济的增长率为5•5%,如此之高的增长率大大出乎政府和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的预料。出现了实物经济持续繁荣,而金融经济出现了历史最高的股价暴跌。[3](P1-6)与日本的经济形势相对应,日本银行不断调高利率,1989年12月25日,贴现率由3•75%调至4•25%,1990年3月20日,由4•25%调至5•25%,在8月23日,由5•25%调至6•0%。[3](P7)可见,利率的提高并没有使股价提高,也没有造成经济的紧缩。中国的股票市场自2001年6月以来股价基本处于比较低迷的态势,但中国的经济增长仍处在高速增长时期。2001年GDP为95933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计算(下同),比上年增长7•3%;2002年GDP突破10万亿元人民币,达到102398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8%;2003年GDP为116694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9•1%;2004年GDP为136515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9•5%。[4]这充分表明了资本市场的运动与实际经济的分离,它们各自存在着不同的规律和制度安排等。

(三)经济虚拟利率的运行规律

当货币越来越多的滞留在虚拟经济领域,货币更多的投向具有投机性的股票和房地产市场。这些货币对于货币供给总量变动的方向越来越起着主导的作用,由此更多的影响着物价水平的变动。在虚拟经济领域运行的货币一旦投入或撤出股票、房地产市场,股市、楼市的价格在数量巨大的货币冲击下,往往出现暴涨或暴跌。而当虚拟资产以及房地产价格暴涨或暴跌时,会引起信贷活动的大幅度波动(股票和房地产交易通常与贷款相联系),从而造成特有的“实物和虚拟利差波动”现象,包括实物经济领域和虚拟经济领域两个领域之间的利差波动,以及两个领域各自的利差波动。假设,初始的实物经济领域的资本所有者和虚拟经济领域的资本所有者的收益率(即利率)相等,两个领域皆处于均衡状态,此时没有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当金融资产交易膨胀出大量虚拟增值或利率时,便吸引货币资本流入虚拟经济领域以获取高收益。由于资金的注入,总体上更助长了金融资产交易以及投机性实物资产交易的增加,“虚拟利率”水平将上升,虚拟泡沫随即不断累积。与此同时,实物经济领域的利率水平可能随货币资本的转移有所上升,但由于实物经济的投资与生产经营调整的时间远比金融资产交易的速度缓慢,所以,实物经济领域的利率水平比虚拟经济领域低。反之,当金融资产交易萎缩时,上述情况正好相反。于是产生了两个领域的利差。当虚拟经济领域的泡沫破灭之后,金融资产和投机性实物资产的价格急剧收缩,银行由此产生大量的呆账、坏账,从而引起信用收缩;金融资产和投机性实物资产的持有者的财富大量缩水,甚至形成巨额债务,致使破产倒闭。总之,这种利差波动既是实物经济领域与虚拟经济领域之间资金流量和资金流向变动的原因,又是两个领域之间资金流量和资金流向变动的结果,最终必定引起整个经济的波动和导致经济的衰退。例如,日本在1986—1989年间,虚拟经济急剧膨胀。首先是股价飙升,1989年末,东京日经指数升至38915点这一前所未有的高位,年平均上涨率(年末值比较)达31•30%。其次是房地产的价格,土地价格从1987年开始大幅上升。1987~1990年间,日本住宅用地分别上涨7•6%、25•0%、7•9%和17•0%;商业用地分别上涨13•4%、21•9%、10•3%和16•7%,两者算术平均上涨率分别为14•4%、15•6%。而1985—1989年日本的名义GNP平均增长率为5•7%。(朱立南,《虚拟经济膨胀与日本的对外经贸关系》,《日本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1989年末,日本的国民资产总额的价值相当于GNP的17•19倍,其中,金融资产为GNP的7•07倍,地价为GNP的5•47倍,股票价格总额为GNP的2•24倍。(日本,《经济学家》,1991年第4期第37页)在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的触发下,虚拟经济泡沫在1990年终于破灭。截止1992年2月,股价跌幅高达60%以上。当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资本市场不发达,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间接融资时,低利率政策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在金融自由化时代,当日本的资本市场高度发达而且开放的条件下,低利率政策却招致了虚拟经济从膨胀到破灭的后果。日本官定利率(贴现率)从1985年的8•5%连续9次下调,降至1987年2月的2•5%,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加上名目繁多的“生财术”,投机资本的价格迅速上涨,虚拟经济不断膨胀。最终造成了一方面实物经济领域的收益急剧减少(日元升值等原因),实物资产领域资本所有者的利率水平低下;另一方面,由于实物经济领域的收益下降,资金转入金融资产的交易,虚拟经济领域的投机交易和独立运行,导致“虚拟利率”上涨甚至恶性膨胀。这样,经济的振荡就不可避免的出现。据统计,东京日经指数上下变化100点,金融资产所有者的金融资产将增减20亿日元。股价膨胀和暴跌如同在天堂与地狱之间的变化,利率的反复冲击是这一变化的重要动力。1989年5月至1990年8月,日本的贴现率5次上调,达到6%,实物经济领域和虚拟经济领域的资金全面紧缩并且改变着流向。正是利率的变动摇动了恶性膨胀的虚拟经济,1990年10月股市的暴跌终于来临。东京股市暴跌40%,金融资产缩水高达约295万亿日元。90年代以后,虚拟资本的国际流动明显增多,经济国际化在促进虚拟经济发展的同时,由于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和国际游资的投机和冲击,这一阶段发生的虚拟经济危机也是接连不断。1992年欧洲汇率机制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2000年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的破灭等,几乎每隔两三年就会爆发一次就为严重的虚拟经济危机。

(四)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后果

第2篇

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取决于区域内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以及区域要素流动与货物和服务流动产生的外部作用。由于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指标太多，为了将问题简单化，我们选择区域经济增长作为研究对象。区域增长的源泉，主要是生产要素的增长和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作为主要的生产要素，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有着较大的影响。人力资本理论形成于上世纪50、60年代。经济学家舒尔茨、明塞尔、贝克尔是该理论的正式发起研究者，对该理论作出过巨大贡献，其研究堪称经典，其中舒尔茨主要侧重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一个区域而言，其经济增长越快，会吸引更多的优秀企业入住，同时，也会间接吸引人才进入该区域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人才的聚集，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知识溢出，在该区域形成知识增长极，在各类人才的共同努力创造下，该区域经济会得到进一步的增长。对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两者的关系，有较多学者作了相关研究。

1.国外学者的研究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一书中，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认为，社会财富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熊彼特（J.ASchumpeter）则认为，企业家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非物质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这种非物质资本称为“人力资本”。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丹尼森（E•Dension，1962）利用美国1929～195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为舒尔茨关于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说明，并进行了补充。

2.国内学者的研究李进江（2012）将经济增长及各要素投入作为内生变量建立VAR模型，通过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较于其他要素而言具有显著性。同时，他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阶段性。祝金琴、刘洋（2010）利用1978年到2007年新疆的相关数据进行计量分析，认为新疆的人力资本对其经济发展有较大影响，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在与物质投入等其他投入进行对比后发现，新疆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较小，其人力资本投入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区域的发展。因此，应该提高该区域人力资源配置效率。蔡洁（2009）在对我国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的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资本投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增加人力资本投入将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较强的外部效应，并就我国如何发展人力资本以促进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刘传江、董延芳（2007）认为，异质人力资本流动，既会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也会对由若干地区组成的区域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二、浙江省经济发展与人口就业现状

浙江地处我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东临东海，南接福建，西与江西、安徽相连，北与上海、江苏接壤，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其面积大约10万多平方千米，常住人口约为5477万人，是我国面积最小、人口密度最大的省份之一。浙江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发达的交通以及人民的努力奋斗，成为全国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被称为“丝绸之府”“、鱼米之乡”和“文物之邦”。

1.经济发展现状（1）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的GDP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在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后，全省GDP由1978年的123.72亿元，上升到2012年的34606亿元，发展十分迅速，每年都会带来最高值。同时，浙江不仅在GDP的绝对值上逐年增长，其增长速度亦由刚开始的十分缓慢到后来飞速增长和跨越。增长速度虽然在1998年左右有所下降，但就整体趋势而言，浙江省生产总值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2）浙江省自1978年以来，不仅总体GDP不断上升，而且人均GDP亦以飞快的速度上升。2012年，全省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达到63266元，超出全国人均GDP水平36121元，位于全国领先水平。浙江省所辖11个地级市的人均GDP亦十分高，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浙江地区发展十分均衡，发达程度高，达到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根据上述分析不难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的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不论是从总体还是人均而言，均为全国发展迅速的省份之一，且从区域发展看，浙江省11个地级市之间发展虽存在一定差距，但差距并不大，在全国各省市仍处于前列。因此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浙江省的经济处速发展中，且发展较为平衡。

2.人口就业现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从业人员数量占总人口的比重，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1978～1988年这一期间上升速度较快，由47.85%上升至60.02%。20世纪90年代，从业人口所占比重基本没有变化，而进入21世纪以后，其比例又有所上升，至2011年，已达76.84%。同时，2000年以来，浙江省三次产业就业人口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中，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呈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且下降速度越来越快；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则逐年有所增加，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于2002年超过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位列第二。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始在全省处于主导地位。2011年，浙江省三次产业的就业人数中有50.86%从事第二产业，说明到目前为止，浙江省依旧是以第二产业为主导产业结构，第三产业依旧在发展阶段。

三、数据选择与模型建立

1.数据选择通过前文的分析，对浙江省目前的经济状况及人口就业状况有了基本的了解。但是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究竟有何作用，还需要进一步探究。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选择浙江省生产总值（Y）、物质资本（K）、人力资本（H）、年底就业人口数（L）4个变量作为VAR模型的内生变量。浙江省生产总值、年底就业人数可直接从浙江省统计年鉴中获得。但为了消除利率等因素的影响，需将其进行换算。笔者以1990年为基础，即1990年物价水平为100。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测量可通过永续盘存法进行测量。

2.模型建立笔者所采用的是柯布———道格拉斯函数：AKαLβ。鉴于本文所采用变量的差异，引入人力资本投入要素，将其变为：Yt=AKtαLtβHtγeμ。其中，Yt代表产出，以GDP代替；A代表技术，本文假设技术不变，因而A为固定值；L、K和H分别表示劳动力数量、物质及人力资本投入；μ为随机扰动项。为使计算简单化，将其转化为对数形式。据此，可以将本文的计量模型设为。

四、结论与建议

1.结论通过实证分析，可发现人力资本投入、物质资本投入、从业人口数对经济增长均有作用，且都呈现正相关性，说明三者对经济增长都产生推动、促进作用。就三者对于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大小而言，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最强，物质资本投入次之，而从业人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小。

第3篇

经济增长与要素投入的关系是一个学术界长期关注的课题。1956年，索洛修正了Harrod－Domar模型的生产技术假设，运用资本与劳动可替代的C－D生产函数创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量的数据实证研究发现，相同的实物资本投入，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所带来的收入有着很大的差距。于是，人们开始关注物质资本之外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其演讲《论人力资本投资》中首次提出人的知识、健康、技能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大于物质资本投资［1］。他发表的《关于农业生产、产出与供给的思考》、《人力资本投资》、《教育与经济的增长》等著作使之成为构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的第一人。此后，学术界关于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越来越多。1964年，贝克尔的《人力资本》一书系统阐述了形成人力资本的各类投资及其产生的收益［2］，这一著作被西方学术界认为是“经济思想中人力资本投资革命”的起点。丹尼森是最先进行人力资本要素作用计量分析的学者，他通过精细的分解计算，论证出1929－1957年美国的经济增长中，有23％的份额要单独归功于美国教育的发展，从实证方面论证了舒尔茨的观点。1986年，罗默在其文章《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知识这一变量，构建了知识溢出和驱动模型。他认为拥有特殊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人力资本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3］。1988年，卢卡斯在《经济发展的机制》中提出了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型，认为真正促进经济增长的是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离不开人力资本的积累［4］。除此之外，当代关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在实证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作用于经济的途径、人力资本的外溢作用、人力资本质量的研究以及政府政策对人力资本的影响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关于人力资本外溢作用的经验研究始于Rauch，Rauch从美国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差异的现象入手，利用1980年美国200个标准大都市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出这些都市每年教育水平会带来3％的生产率增长，人力资本外溢作用大约在3％～5％之间［5］。Cronovich研究了政府人力资本密集型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政府支出向熟练劳动力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转变引起了熟练劳动力价格的相对变化、研发部门（比其他部门使用更密集熟练劳动）的收缩以及创新率与经济增长率的下降［6］。Barro用数学和科学测试中的IQ作为教育质量的指标，证明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影响最显著的部分是它的质量，而不是它的数量（用分配到教育体系中的财政资源来度量）［7］。

我国学者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对人力资本的相关研究才在国内发展起来。总的来看，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个方面。在定性分析方面，主要是论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刘迎秋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论述了人力资本在实现国民经济高速成长中的作用，认为过去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们忽视了与物质资本不同的人力本身所具有的资本属性，因而才没有使本来能够发展得更快的国民经济实现其应有的高速发展［8］。向恒从人力资本角度解读贫困，在分析我国主要反贫困对策的得失的基础上，提出人力资本投资是消除我国农村贫困的一种战略选择［9］。在定量分析方面，沈利生、朱运法把不同教育的成本进行加总，以此来衡量人力资本，并通过行业分类建立模型，定量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此外，国内学者还运用中国的经济数据，从实证角度考察了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10］。周天勇运用教育收益率法测算出1953－1990年间我国的人力资本平均增长率是13．43％，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是22％［11］。王小鲁和樊纲用教育程度和专业技术人员来衡量人力资本，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人力资本的地区差异是制约中西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12］。安徽省是劳动力资源大省，是中部地区劳动力最为密集的地方，通过对人力资本与安徽省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可以对安徽省的人力资本优化配置以及经济发展战略提供切实可行的意见与建议，这对安徽省的经济结构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将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基于安徽省1990－2012年的经济数据，从实证角度来研究安徽省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研究结果的分析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　模型构建

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是一个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因此，研究两者关系首先得确定一个具体的生产函数模型。以往的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模型，诸如C－D生产函数、Harrod－Domar模型、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等。本文将采用最常用的C－D生产函数来研究这一问题。由于人力资本对经济的影响通常是通过劳动力素质、技能、知识水平的提高实现的，因此，在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不能将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分开来分析，本文通过两者乘积的方式引入人力资本这一变量。

3　指标和数据处理

3．1　指标确定

（1）总产出Y。文章选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安徽省经济总产出。

（2）物质资本K。对于物质资本的估算，以往学者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以某个数据较完整的年度为基础，根据前后各期的新增投资和资产折旧率来估算各期物质资本存量；另一种是直接用固定资产投资额来替代物质资本存量。本文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研究重点是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而并非测算人力资本对经济的贡献度，所以采用后一种方法，用安徽省固定资产投资额来代替物质资本存量。

（3）劳动力L。劳动力这一变量用安徽省就业人数来衡量。

（4）人力资本H。如何衡量人力资本水平是本文的一个重点。传统的衡量方法有两种：一种叫资本形成法，即根据形成人力资本的各种途径（如教育、医疗保健、在职培训等）所费的总成本来测量；另一种叫教育年限法，即直接用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目前较为常用的是教育年限法。第一种方法考虑的因素较为全面，但是各种成本的测量不方便，数据的可得性较差。而后一种方法仅仅考虑了教育这一个因素对人力资本形成的作用，这是比较片面的。本文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综合教育、医疗保健这两大因素，选用安徽省人均教育经费、人均受教育年限、高校数量、高校毕业生数、人均卫生经费、医疗机构数、卫生人员数这七个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出一个综合指标来衡量安徽省人力资本水平。

3．2　数据整理

本文收集整理了1990－2012年安徽省相关经济数据，其中GDP、固定资产投资额、就业人数这三个指标的数据获得相对较为容易，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安徽省统计年鉴。人力资本综合存量需要通过SPS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由表1可以看出，人均教育经费、人均受教育年限、高校数量、高校毕业生数、人均卫生经费、医疗机构数、卫生人员数这7个指标可以提取一个主成分，就用这一个主成分来衡量安徽省人力资本水平，记为H。由表2可以得出：H＝0．985　X1＋0．882　X2＋0．951　X3＋0．974　X4＋0．953　X5＋0．903　X6＋0．963　X7其中X1、X2、X3、X4、X5、X6、X7分别表示人均教育经费、人均受教育年限、高校数量、高校毕业生数、人均卫生经费、医疗机构数、卫生人员数。由此可以得出1990－2012年安徽省人力资本综合存量。

4　实证研究

4．1　平稳性检验

本文所选的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为了避免“伪回归”问题，在估计模型前有必要对这些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采取常用的ADF检验法。检验过程中的滞后阶数按照AIC准则来确定，AIC的值越小，滞后阶数越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时间序列lny、lnk、ln（hl）的ADF值均大于临界值，所以不能拒绝原假设，即原序列非平稳。原序列一阶差分后得到Δlny、Δlnk、Δln（hl），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一阶差分序列的ADF值均小于临界值，所以拒绝原假设，即一阶差分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的。

4．2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由ADF检验可知，安徽省的lny、lnk、ln（hl）是非平稳的，服从I（1），Δlny、Δlnk、Δln（hl）是平稳的，服从I（0），在此基础上可以对HL与Y之间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由上述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5％的置信度水平下，安徽省的人力资本综合存量与GDP增长之间存在着Granger因果关系，ln（hl）是lny的Granger因，但lny不是lnhl的Granger因。这说明安徽省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是安徽省经济增长的原因，人力资本投资增加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是，经济增长却不是人力资本增加的原因，这与现实中教育投资不断上升是不符的。

4．3　协整关系检验

为了区分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关系以及避免出现虚假回归的问题，需要对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常用的检验方法有E－G检验法和Johansen检验法。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法。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SC）准则，确定最佳协整滞后阶数为2。另外，由于文章所采用的理论模型是：lnYt＝α＋αlnKt＋βln（HL）t＋ε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34．408　0＞29．797　0，4．937　5＞3．841　5，所以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和至多存在两个协整关系这两个原假设。又13．468　5＜15．494　7，因而不能拒绝至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所以Johansen协整检验的最终结果是：lny、lnk、ln（hl）这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安徽省经济增长、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之间存在着某种长期均衡关系。

4．4　长期均衡关系模型估计与分析

（1）安徽省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均为正数，说明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对安徽省的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这与以往的理论上的研究相一致。

（2）安徽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大于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说明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超过了物质资本的投资。可能的解释有两个：一方面，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投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从而使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减少；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投资不仅会通过劳动者知识水平、素质、专业技能的提高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效应，也会通过增强本地区吸收消化新技术、研发水平的提高等方面间接地推动经济增长。

4．5　误差修正模型

由Johansen协整检验可知安徽省经济增长、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但是，在短期，这三者之间可能是非均衡关系。对于短期非均衡关系可以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来表述。采用的方法是Engle－Granger两步法：先建立长期均衡关系模型，再将长期均衡关系模型中的残差作为非均衡误差项加入到误差修正模型中，并用OLS估计相应参数。从ECM模型可以得出：

（1）安徽省物质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的短期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效应，这与长期均衡关系模型的结果一致。本期人力资本投资增加1％，本期GDP将增加0．3738％。

（2）误差修正系数为－0．537　6，符合反向修正机制，且t值显著，说明安徽省每年实际的GDP与长期均衡值的偏差中的68．8％被修正。该误差修正模型反映了安徽省经济增长受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的短期波动规律。

5　结论和政策建议

5．1　结论

本文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量出了安徽省1990－2012年各年度人力资本水平，接着利用相关计量知识得出了安徽省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以及反映两者短期关系的误差修正模型，得出的结论是：（1）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安徽省的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长期来看，人力资本每增长1％，GDP将增长0．4957％。（2）安徽省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大于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说明近年来安徽省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越来越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越来越突出。（3）人力资本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它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发挥离不开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资源的协调配合。

5．2　政策建议

安徽省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已经成为了影响安徽省经济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且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超过了物质资本要素的投入。为了能够更好地继续发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给出了以下建议：

（1）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推动教育事业不断发展。人力资本不同于物质资本，它的形成需要长期的投资开发。根据舒尔茨的理论，人力资本的形成来源于五个方面：教育、医疗保健、在职培训、非企业组织的学习项目、个人和家庭适应于变换就业机会的迁移。其中教育是关键因素。因此，必须进一步发挥政府对于人力资本投资的主导作用，加大政府财政对教育的支出、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改善教育结构。同时鼓励个人和社会团体对教育方面的投资，提高民办和公办教育的质量，推动教育事业不断发展。

（2）制定激励政策，吸引并留住人才，保证人力资源合理流动。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安徽省人口流出总数位列全国第二，劳动力流失较为严重。因而，政府在重视教育、培养人才、提高劳动者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的同时，更要为人力资源的发挥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保证其合理流动，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