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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
凉山州民族地区地貌复杂多变,盆地、平原、丘陵、高原等地貌交错,最高海拔和最低海拔相差5653米,平均海拔超过2500米,70%以上区域在海拔1000米以上。这些地区海拔悬殊,气候垂直变化大,降水量少,土地贫瘠,地广人稀,经济分散,经济总量小,不适合大规模农业开垦。由于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差异大,直接影响了各县市的经济发展水平,除凉山州安宁河谷流域的五县一市经济较好外,其余少数民族为主的11个县均为国家级贫困县。究其原因,安宁河流域地处凉山州的交通干线-成昆铁路和108公路国道,其他县以公路为主,甚至个别乡村还存在公路未通的落后情况。落后的交通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该区域的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等矿产资源,都难以进行大规模地开发利用。据统计,2009年国庆期间,凉山州有超过90%的旅行社因买不到团队返程票而停业,可见对经济的制约明显。
(二)经济开发粗放,环境污染破坏严重
凉山州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山区,以种植业或畜牧业生产为主,对土地的依赖性较强。并且,由于少数民族居住的大部分地区土地贫瘠,水资源匮乏以及粗放的农牧业生产方式,导致出现过度垦殖,水土流失加剧而导致土地更加贫瘠的情况。此外,凉山州的矿山开采集约化程度差,矿产资源利用方式粗放,开采技术落后,导致采选回收率低,采矿成本高以及综合利用率不高等情况;私挖滥采,采富弃贫,破坏浪费矿产资源的现象比比皆是。许多矿产企业粗放地开采矿产资源,不妥善处理选矿尾渣、采矿废石和采空区,对矿山及周边森林植被造成严重破坏,引起水土流失以及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有些企业还不做处理直接把选矿水排入河道中,造成水体污染等各种环境问题。即使第三产业旅游业发展也以观光为主,片面追求旅游业的观光人群数量等指标,这对于生态脆弱的多民族聚居区来说影响相当严重。
(三)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不足
2012年,凉山州民族地区生产总值1122.7亿元,比上年增长13.8%,位列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州的第一位。2012年,第一产业增加值为218.8亿元,同比增长4.6%;第二产业增加值为587.9亿元,同比增长18.8%;第三产业增加值为316.0亿元,同比增长11.3%。凉山州三大产业结构比为19.5:52.4:28.1,第二产业的比重和对经济的主导作用显著,根据西蒙•库兹涅茨三大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阶段关系判断,凉山州工业化水平尚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的阶段。但是,由于历史、自然、环境等因素,凉山州的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2014年较发达的安宁河流域六县一市生产总值占到凉山州的72.7%,而彝区和藏区11个县生产总值仅占全州的27.3%。在民族地区劳动力仍然高度集中在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发展不足,难以吸纳众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凉州民族旅游发展又存在过度商业化和庸俗化、民族文化“同化”现象,同时缺乏科学、系统的促销方案,省外的知名度低,没有形成品牌效应,也就不能吸纳更多就业者。(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制约凉山少数民族的贫困主要表现为彝族的贫困。2012年凉山州总人口497.24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269.28万人(彝族人口252.13万人),占总人口的54.15%(50.71%),全州彝族人口的一半多,130万彝族人口都居住在凉山州的12个贫困县。此外,由于彝族是直接从奴隶社会跨入现代社会,大多数彝族又居住在山间和高寒山区,因此彝族聚居的农村都维持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封闭的自然经济条件,使凉山彝族地区农业发展滞后,农村劳动力一直未得到有效转移,大多数劳动力仍滞留于第一产业。民族地区劳动者普遍存在文化、语言、风俗习惯等因素的影响,总体素质教育水平偏低,难于直接转移到第二、三产业,2008年,我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为32.7%,而凉山州还不到20%,特别是在母语“彝语”为主的彝族聚集地更为明显。因此,民族地区要实现经济增长,还需要积极推动民族地区第一产业的发展。
二、积极推动四川凉山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一)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鼓励扶持当地发展
1.扩大基础建设投资
凉山州民族贫困地区由于地域复杂、人口稀少,整体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直接影响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因此,要加大基础设施、环境改造和公共服务等投入,解决民族地区电力、通讯、交通和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条件。其中,旅游交通是旅游资源开发的前提,方便、快捷、低廉的旅游交通直接影响旅游地的可进入性,从而影响旅游业的发展。尤其是凉山州地区位处我国西南内陆地区,游客进入的时间成本和交通成本较高。因此,应该大力加强旅游交通建设,重点发展大众性航空、高速公路、快速铁路对西部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业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
2.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凉山州民族地区的发展应该根据开发者付费、受益者补偿以及破坏者赔偿的原则,建立少数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补偿机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项目支持等举措,从国家、地区、产业三个角度,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合理补偿,这是为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而采取的必要措施。
3.增加教育资金投入
目前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资金来源由中央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实际上很多民族贫困地区中央财政投入所占比例低,而地方财政又比较困难,导致义务教育难以实施。应该增加中央财政对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的投入,减轻民族地区地方财政和农民的经济负担,改善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素质水平。
(二)民族地区应大力发展优势低碳产业
1.依托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工业
民族地区把资源优势与低碳经济相结合,是民族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必然的选择,因此,凉山州少数民族地区应该以资源优势为依托发展特色工业,以其地理区位、自然资源等资源禀赋为依托,对区域内部各经济要素与生态环境间相互整合、协调发展。从少数民族自身利益出发,开发特色产品和产业,以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一方面发展清洁能源,根据各民族地区自身特点,发展风能、水电、太阳能和地热能等,以解决能源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粗放型的矿产资源开发模式应该向精深加工转型,走延伸矿产资源产业链的发展方向。因此应该加快成都-凉山工业园区、西昌钒钛产业园区等重点产业布局的建设,重点发展优势产业包括水电、有色金属、稀土等,建立相关产业集群,构筑现代工业发展体系,以工业振兴带动经济全面发展。
2.发展生态特色品牌旅游
要保护凉山州当地民族原生态环境旅游开发,就应该尊重凉山州当地民族文化、生活方式和信仰,重点进行民俗文化结合生态深度旅游的方式开发,并进行多项资源整合和综合深度全方位开发,以单项旅游开发为主导,兼涉其他的综合项目开发,多层次的、多角度地充分发掘出吃、住、行、游、娱、购的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和民俗风貌,在部分较为深入民族生态居住区域可以采用小众旅游的开发模式。例如探险、远足等旅游模式,开发规模、服务方式和营销策略都针对部分特殊的市场或消费者。这样就可以取得良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从而对凉山州民族地区民俗进行整体性开发。
3.发展生态特色农业
关键词:民间金融引导地区经济
一、鄂尔多斯市民间融资繁荣发展的经济背景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能源发展战略西移的历史机遇,借助自治区鼓励优势地区率先发展政策优势,通过实施“农牧业产业化、城镇化、工业化”带动战略,地区经济始终保持又好又快的发展势头。2007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GDP)突破千亿元关口,达1150亿元,同比增长24.3%,人均GDP超1万美元;财政收入达到200.8亿元,同比增长38%;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813.32亿元,同比增长42.8%,标志着鄂尔多斯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了新阶段,地区经济综合实力排名跃居全国百强城市第28位。鄂尔多斯地区经济增长中呈现的显著特征是,民间融资作为一种有效的直接融资方式,已成为地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二、鄂尔多斯市民间融资状况和特点
1、从事民间融资的机构多、数量多
据统计,经注册的投资公司414家、担保公司159家,典当行12个,委托寄卖商行46家,小额贷款公司1家,实际上从事民间借贷活动,未正式办理手续的机构和个人数量难以数计。
2、民间融资业务发展迅速,投融资量巨大
据人民银行当地中心支行对两家投资公司、1家担保公司、1家典当公司、1家委托寄卖商行的调查,注册资金为7000万元,投资总量为14000万元,民间融资4200万元,民间融资占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委托寄卖商行全部资金来源的60%左右。据估计,投资总量平均为注册资金的1.9-2.2倍,以此比例测算,全市投资公司投资总量在180-200亿元之间,吸收公众存款在87.4-107.4亿元之间。
3、民间融资参与主体多元,借贷用途多样
民间借贷的参与主体包括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事业单位等。资金投向由消费性资金需求为主转为生产经营性资金需求与消费性资金需求并重。500万元以上的资金投向主要是房地产开发、煤炭企业、高载能企业的流动资金周转,500万元以下的主要是汽车经销商、个体工商户短期资金周转。
4、利率高、期限灵活、手续简便
据调查,融资机构吸收存款的利率为月息18‰,最高可达25‰,期限最短为一个月,最长一年。发放贷款的利率视不同期限、额度而变化,一般为月息30‰-35‰。期限最短的5-10天,最长为一年。资金需求旺季利率高达35‰-45‰,手续简便快捷,对中小企业有较强吸引力。
三、鄂尔多斯民间融资高度发达内在成因分析
1、正规金融机构虚位为民间融资发展提供了契机
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有商业银行普遍推行集约化经营战略,市场定位于面向大型企业、重点行业和企业,形成了对县域经济和农牧区信贷支持缺失。鄂尔多斯地区迅速成长的民营经济,无法从正规金融体系获得充足资金,民间融资由此获得了生存发展空间。
2、资本的趋利性成为民间借贷生生不息的推动力
逐利是资本的本性,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无论放贷于何种行业何种企业,获利是其根本驱动力。随着地区综合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居民收入大幅迅速增长。2002-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6058元增加到17000元,年均增长18.8%。经济的快速发展,投资环境不断改善,使居民对于闲置资金保值增值的期望较高,寻求新的投资方式拓宽收入渠道。
四、鄂尔多斯民间融资对经济发展的“双刃剑”效应分析
1、民间融资对经济金融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
(1)民间融资有力地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推进了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鄂尔多斯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8%以上,非公有制经济的规模扩张、实力增强对促进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发挥着显著作用。但由于银行难以适应中小企业经济复杂多变的融资要求,大部分民营企业未获得金融机构信贷支持。民间融资强大的输血功能,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为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直接贡献。
(2)民间融资促进了地区就业状况的改善。民间融资通过扶持中小企业发展,间接地支持了本地区的劳动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2006年末民营企业从业人员达37.9万人,占全市就业人员总数的45.14%。民间融资主要支持的房地产业、公路桥梁等行业发展迅速,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了农牧民收入。
(3)民间融资促进了民间财富的积累。民间融资的发展,扭转了长期以来居民投资渠道单一,高度依赖于银行储蓄的局面,居民投资出现了多样化选择。民间融资投资的高额回报,加速了民间财富积累。
(4)民间借贷市场有利于促进银行业经营能力的提升,提高地区整体金融服务水平。民间融资繁荣对正规金融体系形成了压力,为争取社会资金融入正规金融市场体系,银行必须不断创新适应市场需要的金融产品,提高信贷管理效率,提升经营能力和服务水平。
2、对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的不利影响
(1)民间融资的逐利本性,直接影响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民间融资的本质是追逐受益最大化,加之自发性、松散性和信息滞后性特点,必然只关注利润收益,而漠视国家产业政策,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形成冲击,加大了地区产业升级、区域经济结构优化难度。如近几年来国家已明令严格控制小煤矿、电石、铁合金等高载能高污染企业,但在行业高额回报的刺激下,这些企业受民间融资扶持而屡禁不止,直接削弱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效果。
(2)民间融资分割了金融机构存款市场份额,影响金融稳定。民间融资机构未经银监局批准以存款利率比银行基准利率高18.56个百分点的利率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严重冲击了金融机构储蓄存款市场份额。2007年末,全市储蓄存款余额为226亿元,同比增长14.12%,增幅同比回落7.81个百分点,成为2003年以来储蓄存款增速水平最低的年份,主要原因是民间融资市场吸引了居民闲置资金大量投入。储蓄存款的下降,影响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积累,对金融机构放贷能力、信贷支持水平造成负面影响。
(3)大量地下民间融资造成国家大量税收流失。税务部门对从事民间融资机构主要采取定额征收方式进行征收,只能收缴在工商部门注册机构的税款,对从事民间融资但未办理注册手续的机构、个人无法进行征收;一些机构在许可经营范围之外从事民间融资活动,形成事实偷税;民间融资机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也导致了储蓄利息所得税流失。
(4)经济形势及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化,可能触发民间融资存在的薄弱链条,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鄂尔多斯市民间融资市场目前尚未出现大规模非法集资或卷款逃跑恶性事件,但民间融资链条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风险。若宏观经济形势发生逆转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显现,有赖于民间融资“输血”的企业生产经营出现问题,导致资金供应链断裂,将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以鄂尔多斯房地产市场为例,由于面临政策控制、供应过剩、成本上升三重压力,行业预期回报率下降,一部分民间融资机构已从房地产行业抽离资金或进行行业转型。房地产业是民间借贷市场主要资金借入方,市场趋冷,意味着房地产开发商房利润下降、资金回笼困难,一旦某一地产商无法兑现还本付息的承诺导致融资链条断裂,可能会触发大范围内的资金供应偿还问题,引致公众恐慌和社会动荡。
(5)影响正规金融机构发展及其制度变迁。从国家金融机构的制度变迁来看,新的正规金融制度必须正视非正规金融制度所导致的利益格局,但目前正规金融体系对于民间借贷市场做出的反应调整有限,在民众心中的地位持续弱化,不利于正规金融体系的发展。
五、合理规范引导民间融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1、更新对民间金融的认知,为民间金融合理定位
根据国务院1998年《整顿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实施方案》定义,乱集资是指未经任何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集资活动,包括擅自以还本付息或支付股息、红利方式筹资、以发起设立股份公司为名变相筹集股份等等。据此,鄂尔多斯市民间融资活动大多可被列入非法集资活动的范围。虽经人民银行和银监局多次清理,仍愈演愈烈,根本原因是国有金融体系体制缺陷造成的,是现有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狭小、缺少层次和行政垄断的必然结果。金融市场既不能满足投资者的投资欲望,也不能满足融资者的资本需求,资金的供求双方只能自己创造市场,在法律制度的规范之外从事投融资活动,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为促进民间融资的健康发展,应加强政策引导,明确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民间融资,引导民间融资公开登记并规范其经营。
2、尽快出台规范民间融资的法律法规
建议尽快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修订有关法律法规,缩小非法融资的范围,严格界定违法融资活动。修正的重点一是对非法融资活动做出准确界定,明确禁止从事融资活动的内容和范围。二是明确开办民间融资业务机构的条件。三是明确对民间融资的管理部门,加强对民间融资的管理。目前民间融资机构由多个部门登记管理,这些部门仅履行市场准入管理,业务合规性监管的力度和深度严重不足。由于缺乏法律支持,银监部门、人民银行无法对这些机构实行业务监管,形成民间融资监管真空。四是制定明确细致的监管办法,有效监控此类机构日常运营与经营风险。五是明确对非法融资活动处罚标准和实施办法,对经认定的非法融资加大处罚力度。
3、加快中小金融机构建设步伐,改组改造非金融机构
切实改善投资环境,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直接投资地方经济建设,合理引导民间资金转化为资本,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体系组建民营银行、创投基金、小额贷款协会等多层次金融组织体系。防范民营银行风险可以从提高注册资本金,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着手,切实保证存款人的利益。民营银行可利用其特殊的经营模式,较易克服信息不对称导致高昂交易成本和风险问题的优点,来补充大中型银行服务不足和空白。对民营银行要建立有效的进入退出机制,确保民营银行健康发展。
4、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直接融资市场体系
鼓励中小企业通过多种形式拓宽融资渠道,有效解决资金缺口问题。应积极推动债券市场、票据市场的发展,对具有发展潜力和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进一步降低上市的门槛,给与更多的上市机会;积极支持经营效益好、偿还能力强的中小企业通过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进行融资;对中小企业的票据融资予以适当的政策倾斜;鼓励创办中小企业投资公司,鼓励风险投资发展。
5、加快正规金融信贷管理体制改革,继续发挥其融资主渠道作用,加大信贷支持中小企业的力度
银行要加强和改善金融服务功能,加快信贷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信贷机构,适当下放信贷审批权限,降低贷款门槛,对于符合要求的中小企业简化贷款手续,及时给予中小企业信贷支持。
(一)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发展。在此发展目标下,少数民族地区的县域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交通、教育、卫生、医疗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都得到了全面发展,产值增幅较大;人均收入得到了提高,就业人口数量增加,缓解了就业压力。
(二)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不足
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在国家政策扶持下,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从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范围来看,仍然处于不利地位,表现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和发展不平衡等。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
(1)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中经济发展主体不明确。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过于依赖各级政府的扶持和干预,发展县域经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较弱;同时,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相脱节,经济发展的促进性较弱。
(2)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农业比重特别是传统农业比重较高,工业和商业比重较低,产业结构层次不合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由于长期受重传统重农轻商思想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只注重农业的发展,忽视了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严重失衡。
(3)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规模小,城镇化发展落后,经济结构单一。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城镇密度和面积小,城镇化水平低,规模经济效应得不到发挥,经济力量薄弱,城镇经济的辐射功能差,经济发展较慢。
二、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战略
(一)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原则
(1)明确经济发展主体原则。明确县域经济的发展主体,才能发展县域经济。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体就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劳动者。认真处理好少数民族地区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与县域经济活动的主导地位的关系,才能有效调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主体的积极性,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2)实施工业化导向原则。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受到传统农业思想的影响,技术相对落后,工业化程度低。不断提高少数民族劳动者的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努力改变生产技术,使其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化发展,改变贫穷落后的经济现状。
(3)发展特色,突出特色原则。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相对特殊,其县域内资源、文化等相对特殊。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要从特色出发,体现经济的特色优越性和特色潜力,以特色作为出发点,打造特色产业和特色经济。
(4)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原则。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中,处理好中心城市和县域经济、中心城市与农村等发展的关系,发展县城、乡镇的经济辐射作用,推进农牧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建设。
(5)构建循环经济,实行可持续发展原则。少数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物质资源丰富。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同时,要保护好生态环境,正确处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积极构建循环经济,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
(1)确定少数民族地区劳动者的县域经济发展主体地位,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少数民族地区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得到确立和保障,但是与其他县域相比,其素质技能较低。少数民族地区可以通过发展教育事业,推行中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等,提高少数民族素质,实现传统农业化向现代工业化的转变。
(2)突出特色,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特色经济。少数民族地区具有独特的资源优势,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必然要求突出特色,强调特色,以特色作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利用优势资源,不断开拓创新,发展特色农业、特色工业、特色旅游业、特色文化产业等,全面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
(3)大力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生活方式落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大力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立文明的活动场所,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
(4)政府及职能部门健全市场机制,加大扶持力度,全面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县域经济属于行政性的区域经济,县域经济的发展必然离不开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宏观调控。少数民族地区县域政府及职能部门运用有效的政策和法规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进行扶持和宏观调控,建立县域经济服务性的政府,健全市场机制,合理有效的进行资源配置,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全面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
三、结语
1.沟域及沟域经济的基本特征。
1.1沟域是可度量的相对封闭区域。依据沟域长度、沟域宽度、沟域面积、沟域形状、沟域高差、沟域方向等指标可以量化沟域的发育形态。沟域作为一个可度量的相对封闭区域,沟域的生态承载力、旅游的承载力等经济空间开发限制指标亦具有可量化性。此外,沟域作为一个可度量的经济主体,通过沟域的GDP、人均收入、经济增长速度等指标衡量整个沟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及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从而制定优化、协调的发展规划更加可行。
1.2沟域内人类经济活动强度和范围受自然条件制约。山区沟域内路网河道的分布、沟域地形、自然条件等因素限制了人类行为活动。同一条沟域内,上游地区海拔较高,气温差异大,农业产业开发较困难;下游地区地势平坦,水资源丰富,交通便利,但洪涝灾害频发;中游地区气候、土壤、水环境等条件最优越,并且具有向沟域其他区域或其他沟域的辐射能力。因此,沟域内的人类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沿沟谷和沟边,分布在以主路轴的平坦条带状区域上,并以此为基础向两侧坡面扩展且受地形限制而强度逐渐减弱。基于沟域这一特性,沟域经济的开发应因地制宜。
1.3沟域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基于沟域内森林资源、野生动物资源、洁净空气、优质的水资源、交通道路等具有跨行政区域的不可分割性,因此,购于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对于公共物品,市场“无形的手”的资源配置是无效或者低效的,需要政府发挥“有形的手”的宏观调控作用,对沟域内共有资源进行合理配置。
1.4沟域经济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外部性是指沟域内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可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所谓沟域经济的正外部性是指沟域内生态治理和碳汇经济发展,改善了区域生态和保护城市环境,享受优质环境的人们无须为此支付费用;所谓沟域经济的负外部性是指沟域资源(矿藏、景观)的过度开发,造成的生态破坏、水体污染等,影响到下游人类的生产生活,也增加了社会边际成本。由于沟域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和生态保护有很强的依赖性,因此,沟域经济发展中必须正确处理治理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克服负外部性,发挥正外部性,实现生态效应和经济效益,局部效益和整体效益协调的发展。
2.沟域经济的主要发展模式
2.1文化创意先导模式。通过创新思维改变人们现有的消费理念、方式和途径,依托自然、历史、文化资源开发文化创意产业,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2.2特色产业主导模式。利用已有的特色支柱产业资源,注入科技、绿色、健康内涵,配套发展环境友好型生态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发展特色产业。
2.3龙头景区带动模式。以国家认定的景区为龙头,加快推进旅游项目建设,提升休闲旅游业发展水平和产业培育层次,带动周边地区产业发展,形成辐射面较大的经济区域。
2.4自然风光旅游模式。依托现有自然景区,重点发展休闲观光旅游业,并带动特色林果业、农业观光园区和休闲农业等产业发展。
2.5民俗文化展示模式。依托传统民居、宗教寺庙、革命遗址等人文景观,重点发展民俗旅游、文化旅游和红色旅游,并带动特色林果业、休闲农业和农业科技园区的发展。
二、地区沟域经济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地区位于我国西部——青藏高原西南边缘,当地居民依山沟而居,山沟顶部地带多为高寒草地,不适宜农耕,仅作放牧用;山沟中部地带,有高山草场和部分耕地,形成小规模的半农半牧区。地区沟域经济伴随时间的流逝有一定发展,但仍存在严重的制约性:首先,地区沟域格局推动传统经济发展。地区山沟相对较封闭,每条山沟是相对独立的经济系统,居民据地力而耕种,逐水草而放牧,资源禀赋决定生产布局,土地承载力决定生产规模。生产的进行主要依靠山沟内纵向的劳动力交流和物物交换得以实现,因此,在生产环节上,当地生产者尊崇自然法则安排生产,做到生产与自然的均衡。在消费环节上,消费偏好受资源和环境约束,消费水平受资源的承载力约束并与其基本保持均衡。其次,高山深沟阻断了人、物和信息的横向交流。尽管地区山沟的封闭正在被快速打破,道路与通讯的建设将条条山沟与产业发达、信息集中的中心城镇横向相连,但沟域中居民依然缺乏走出山沟去参与外面经济活动的能力。长期生活在封闭的自然经济的状态中,沟域中居民丧失了与恶劣环境抗争的能力,也缺乏相应的抗争愿望,因此,当地居民形成了“靠天而生”的生活理念。最后,沟域农牧业效率低下。沟域中耕地草地分布区海拔高、气候条件差、地形复杂、交通不便、信息不畅,长期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导致自然环境和交通状况等较好的草地放牧利用过度,生态功能劣变,而偏远山区草地利用不充分。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使牲畜存栏时间和消耗的饲草多,饲草、料转化率低,产出少,经济收益低。
三、北京山区沟域经济发展经验借鉴
1.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念,坚持生态先行,发展绿色产业。例如北京市怀柔区雁栖“不夜谷”,2008年接待游客113万人次,旅游收入1136亿元,平均每户增收2000元。
2.实行“以点成线,以线带面”的产业发展布局。例如北京市昌平区以兴寿镇麦辛路为主线,形成带动5个乡镇发展草莓产业的区域,目前种植面积已达4500亩,农民纯收入较以前有较大程度提升。
3.倡导“统一规划、政府扶持、集体搭台、农民主体、社会参与、聚集人气”的建设模式。例如,斋堂川古村落建设、汤河司马台紫草香堤均有社会资金注入,雁栖“不夜谷”沿线108家休闲度假场所建设的90%源于社会投资。
4.注重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的融合,倡导创意农业。例如,延庆县柳沟村,迎合市民追求安全、养生的需求,在传统的豆腐加工技术的基础上,创意出远近闻名的豆腐火盆锅盛宴。
四、地区沟域经济发展路径选择
地区山地气候的垂直地带差异,形成了“山顶至山麓畜牧业——山腰半农半牧混合农业——河谷种植业”的复合系统。地区沟域经济发展应尊重当地自然禀赋,结合当地现实状况进行。具体的发展路径如下:
1.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绿色产业。青藏高原长期“靠天吃饭”的单一的、无计划的、低水平的放牧式养蓄,已引发草原退化、生态恶化等问题频发。因此,在谋求发展时关注生态环境是未来地区沟域经济发展的重点。通过种植牧草,缓解草畜矛盾,保护天然草场,促进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
2.实行产业间互融互助发展模式。沟域经济中种植业、畜牧业、果蔬业作为主导产业,其发展的好坏直接决定沟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产业间的互融互助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地区应加强种植业与畜牧业、畜牧业与果蔬业的结合。
3.夯实政府扶持,营造良好的沟域发展环境。地区经济发展迟缓,很重要的原因是资金匮乏,资金投入有限。因此,地区应加大资金投入,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作者:陈金松 单位:南阳理工学院
南阳市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一)县域经济整体滞后,地区发展不平衡河南省统计局对108个县(市)经济综合实力发展评价结果显示,南阳市11个县(市)平均排名56位,没有一个进入全省前20位,排名最高的西峡县仅为第30位,大部分县(市)处于中间靠后的位置。以上数据表明,南阳市县域经济的发展整体上是比较落后的。同时,即使在全市范围内,各县域经济的发展也很不平衡:GDP最高的邓州市214.2亿元,相当于最低的社旗县2.8倍;人均GDP最高的西峡县30559元,是人均GDP最低的方城县10280元的3倍。工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是反映工业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2009年邓州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57.43亿元,是社旗县15.3亿元的3.8倍[3]。(二)县域经济的产业集聚区建设同质化严重,规模还有待进一步壮大产业集群是指在特定区域中,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金融机构、相关产业的厂商及其他相关机构等组成的群体。产业集群是工业化发展进程中重要的经济形态,建设产业集聚区是南阳市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的创新举措,各县域经济主体也都将产业集聚区作为促进县域经济腾飞的助推器。但在建设过程中,很多县域经济产业集聚区没有自己的主导产业,实际上只是普通的工业园区,相互之间没有关联,只是简单的“集”,而很难形成产业“聚”的竞争力。(三)产业结构调整较慢2009年的南阳市县域经济第一、二、三产业间的比例是21.4:51.1:27.5,第一产业比重分别高于全市、全省平均水平3.3个、10.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分别低于全市、全省平均水平4.4个、6个百分点,有7个县市产业结构还停留在“二一三”的较低层次。与相对发达的地区的县域经济产业结构相比,更是存在着较大差距。据全国县域经济网的相关数字显示,中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产业结构比例为:一产:二产:三产比例是11.8:55.3:32.9。一产比例最高的达31.2%,最低的是1.9%;二产比例最高的达77.7%,最低的是31.4%;三产比例最高的达43.7%,最低的是17.6%[4]。(四)县域经济的工业化程度较低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农业的工业化是实现经济腾飞的必由之路。作为以农业为主体的县域经济主体,工业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是富民强县的根本。统计数字显示,2007年度,南阳市县域经济体内工业国内生产总值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为48%,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的23.0%,这两个数字均低于河南省平均水平;南阳市县域经济内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均值24.31亿元,工业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更远低于发达县市。
加快南阳市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一)围绕农业发展和农民增长,大力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循环经济作为一种物质闭环型经济形式,倡导以生态型资源循环利用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单纯依赖资源消耗和投入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形式相比,循环经济更强调资源的节约利用和循环再生[5]。县域经济作为一个独立、综合的经济单元,兼有农村农业经济和城市工业经济两种形式,也是融合城乡经济的桥梁和纽带,是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保持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基础。大力发展县域循环经济,以农产品的深加工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全面促进农业和现代化工业的融合,高效利用与循环利用资源,有效减少单位经济的资源投入,从而实现发展农业和工业化的完美结合。(二)扶植重点产业,不断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县域经济是功能相对完备的综合性经济体系,其活动涉及到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各环节及三大产业。但是,县域经济又不同于全国的国民经济,不能追求“大而全”,而要“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旅)游”,结合本地的资源优势和历史传统,努力打造富有县域特色的经济品牌。著名的“中国玉雕之乡”镇平县正是发挥其历史文化传统和技术的优势,“无中生有”培育玉雕文化产业,如今,玉雕已经成为镇平县域经济中的特色支柱产业,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三)突出比较优势,做大做强县域产业集聚区按照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缘于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区域和地区都具有其“比较优势”的产品。从南阳市县域经济的发展实践看,借助产业集群作为促进和带动县域经济腾飞的“增长极”,各县域经济单元逐步走出了具有自己特色、优势的集群化发展路子,如:南阳镇平县的玉雕产业、西峡县特色工业、特色农业和特色旅游业、桐柏的碱化工产业、社旗的白酒产业等,在全国都有相当的知名度。但在产业集聚区的发展中,各县域经济单元也存在着没有注重产业的关联度和适应性,产业集群存在同质化等问题。县域经济主体一定要避免建设中的同质化,突出比较优势,培育主导产业,打造富有县域特色的产业集聚区[6]。(四)加大对县域经济的支持力度,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县域经济主体不仅是市场调控和资源配置的主体,更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在对县域经济发展指标的考量上,不能单纯把县域经济规模的壮大和发展速度作为指标,要把城乡经济的统筹协调发展和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增收、新农村建设等社会发展进行综合考评。要注重市、县两级管理机制的创新,不断强化县域经济主体的经济社会管理职能和社会服务职能,使之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发展单元。要不断解放思想,鼓励县域经济主体积极通过大力开发县域人力资源,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条件,吸引外来人才,取得市场竞争优势和技术优势,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文章提出了吸引力三层次和目的地创新的三阶段假说,并以此为全文论证的逻辑起点,认为旅游景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这种“制度创新”是地区发展旅游竞争的必然结果,目的地旅游发展应该从旅游产业的概念回归到旅游经济的层面上来,对于目的地旅游吸引物资源也应该完成从资源性管理向资产性管理的跳跃。
关键词:旅游发展;景区;资源资产;目的地竞争;创新
一、目的地旅游吸引力层次
从效用的角度看,旅游者之所以会离开自己常住地到目的地旅游,是因为该消费者觉得从特定目的地进行闲暇消费能够得到比常住地以及其他备选目的地更多更优效用。也就是说,该特定目的地对该消费者具有吸引力。现在各旅游目的地已经越来越意识到,目的地旅游经济发展的核心依托是旅游景区(点),而旅游景区(点)的核心依托是旅游吸引物。
由于旅游吸引力具有针对性、主体性、变动性的特点,因此它是一个具有消费者指向的动态概念,同时它还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旅游吸引力的综合性表现在它的层次构成上:体吸引力、辅助吸引力以及最终形成的整体吸引力。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可以认为,旅游地资源是目的地用于发展旅游业所必需的基础资源,旅游吸引物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还应包括其他的资源禀赋。
旅游吸引物产生的是吸引旅游者从客源地到目的地的直接的基本吸引力,以此为基础形成的旅游景区(点)是“第一产品”,①而旅游地的其他设施及服务虽然不是旅游者访问目的地的主要因素,但作为“第二产品”,它们将旅游者的整个旅游经历,因此当两地旅游吸引物存在替代关系时,服务质量优劣、设施完善程度、便捷程度将会对旅游者的目的地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从而使交通、旅游设施及服务作为辅助吸引力的依托,与旅游吸引物共同构成旅游地的整体吸引力的来源,但这些是辅助而非基本吸引因素,所以它们不构成旅游吸引物。
二、基于吸引力模型的目的地创新
(一)处理好基本吸引力与辅助吸引力之间关系
在旅游经济发展中,尽管旅游吸引物引发的吸引力是基本的,如果基本吸引力足够强的话将弱化辅助吸引力的负面影响,但是基本吸引力同样也将因辅助吸引力的增强而增强,因辅助吸引力的削弱而削弱。这隐含着现实的警告,如果一味地强调旅游吸引物方面的优势,过分夸大资源的独特性(尤其是积极希望发展旅游经济的地方政府),陷入“泛资源论”的陷阱,将使大量市场需求小、资源价值品位低的旅游吸引物被开发,从而既影响目的地资金使用效率。而且由于现阶段旅游供给市场退出机制的不完善,这种“遍地开花”的情形又将对市场竞争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进一步使旅游经济规模的扩大成了一种无效放大,无助于旅游经济内在素质的提升,从这个角度看,现阶段的“旅游支柱产业热”是值得高度重视的现象[1]。
(二)从“六要素”回归到整体目的地上来
旅游经济的发展从“六要素”实现到目的地整体意义上的“路径回归”,隐含的推断就是在目的地旅游发展规划的过程中不仅应该注重旅游产业的规划,还应该注重旅游外部相关环境和产业的联动规划,目的地发展的不仅应该是旅游产业,而且应从旅游经济的整体层面上进行全盘考虑,包括对非正式部门以及衍生出的旅游就业的全盘考虑。
我国旅游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入境优先、观光切入的线路旅游基本“路径”上的。这种路径是特殊发展环境下和发展目的下的必然结果,在这种路径下可以以为中心构建旅游经济体系,而且在任何市场经济中,企业都是重要的,是构成国民经济的细胞。但是现在我国旅游经济的发展环境和基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旅游经济发展框架就不应该以旅游企业为核心来构建,而应该以旅游者活动客源地——目的地(即O—D)模式为路径构建的基础,重新回到以目的地为基础的路径上来,强调“大旅游”理念,突出发展目的地整体的旅游吸引力。
在强调目的地生态可持续与经济可持续的同时,还应该强调社区的可持续,通过对当地社区原住民的技术援助以提高其介入旅游经营的相关能力,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当地社区的就业公平和脱贫致富。
(三)交替创新推动持续发展
旅游目的地吸引力发展将经历旅游景区(点)创新、配套设施及服务创新、组织管理制度创新三个阶段,这三个交替而非继起性的演进进程在目的地发展的不同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因而其主导性创新也是发展变化的。
第一阶段是交通及住宿设施相对不足的情况下,积极利用目的地的优势资源的比较优势或垄断优势,对目的地进行广度数量型而非深度开发,主要通过旅游中间商进行粗放型包价产品的生产与销售。该阶段为景区(点)创新,或称开发创新,类似于阿特拜克和埃伯纳西描绘的经济创新第一阶段——产品创新阶段[2]。
但是,从目的地与游客类型的Plog模型可以发现,第一阶段的创新不足以推动目的地的长久发展,也不符合大众旅游的发展现实。因此,目的地必须从初期的“多样化”发展开始注重大众旅游者的需求,注重进行面向大众旅游者经历的针对性设计,开始大量建设与旅游景区(点)吸引能力相适应的、住宿等相关配套设施和相应服务,给目标客源市场提供一个被市场证明是最好的标准产品,接近旅游者效用最大化的第一个层面——满足最大化。该阶段是配套设施及服务创新,或称配套创新,类似于生产中的工艺创新。
随着进入供给市场的目的地越来越多,目的地竞争越来越激烈,旅游者的选择将越来越多,旅游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内在机制促使其在满足最大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成本最小化的市场要求,目的地此时极为重视成本、产量和生产能力的充分运用,因此需要通过组织管理创新以及目的地供给能力的协同等方面来改善产业组织以及市场竞争格局,通过的规模变动、发展战略的成熟、自我积累和发展机制的形成、组织经验和能力以及政府规制下的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来改善目的地的竞争力,通过相关制度创新,使目的地获得创新租金,取得景区改革中的先行优势,从而无论在营销还是实质性发展推进方面都可以在与其他目的地的竞争中取得较为有利的地位。该阶段是组织管理制度创新,类似于工业生产中的特性阶段,无论是产品创新还是工艺创新都相对下降,进入稳定发展时期,为下一轮创新发展积蓄力量。
三、资源的资产化管理是旅游景区发展的内在要求
旅游景区开发体制的突破主要是指在我国旅游发展进程中旅游景区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经济实践,这种由地方发动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运动曾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引来了“可以分离”与“不可分离”两种观点的激烈交锋。我们的基本假说是,旅游景区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是地区竞争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庆阳;经济;可持续发展
甘肃省庆阳市位于“北控河套,南屏关中”的黄土高原第一塬——董志塬中部。改革开放以来,庆阳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迅速发展,但由于原有起点、发展条件、国家政策倾斜等因素制约。庆阳与西部一些大城市和东部地区的差距仍然不小。权衡经济发展带来的正负效应,庆阳市应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一、庆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优势
(一)资源丰富,前景广阔
第一,气候资源优势。主要有太阳能和风能,太阳辐射年总量是5280-5710兆焦/平方米:有效风能年总时数在2000-5000小时之间。
第二,动植物资源优势。市内兽类动物中以早胜牛、庆阳驴、环县滩羊最为有名,以梅花鹿最为珍贵,以兔类、羊类分布区域最广,数量最多。飞禽中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达9种、长居鸟类有50余种、夏候鸟40余种,建国后还引进了荷兰牛、新疆马、辽宁羊、江南鱼等良种动物。全市的植物有700种,其中粮食作物148种、经济作物75种、木本植物350多种、草本植物170多种、菌藻类6种。
第三,能源优势。庆阳境内蕴藏着丰富的石油、煤炭、天然气等资源,折合这些能源相当于1230亿吨油,这个储量仅次于“中国第一资源大市”——陕西榆林。现已探明,庆阳油气资源总量达40亿吨。煤炭储量2360亿吨,占甘肃省预测总量的97%。境内平均每平方米土地下含油气120千克、含煤8吨,可以说具备建设大型能源化工基地地基础条件和优势,
第四,特色资源优势。丰富的红色文化、深厚的黄土文化资源既是特色,又是优势。以南梁为核心的红色旅游景区建设正在进行,以“香包、剪纸、刺绣、道情”为代表的黄土民俗文化产业已经创汇,并长足发展。
(二)以西峰区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西峰区位于董志原腹地,全市商贸流通、文化、交通中心。西部大开发政策的落实,为西峰区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建国60多年的建设成就,为西峰区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西峰区的快速变化带动了全市的发展,促进了庆阳城市化的进程。目前全区城市建设工作一系列重点举措的辐射作用北达庆城、南至宁县、西毗镇原、东望合水。
随着西峰区的不断繁荣。以其为中心的引力作用与日俱增,对全市的人才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等进行了有效的整合与优化,使其成为甘肃“两翼齐飞”规划的东部核心。在此进程中,庆阳市普遍出现了以新城区和小城镇重心外移为特征的城市规模扩张趋势,基础设施和新兴产业投入呈现出向西峰区集中的态势,使具有一定科技经济基础力量和招商引资地缘优势的庆阳能够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三)新兴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
甘肃省庆阳市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民间民俗文化底蕴深厚,以香包为代表的民间刺绣、皮影和剪纸等民俗艺术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庆阳是中国民俗学会命名的“中国香包刺绣之乡”、“道情皮影之乡”、“民间剪纸之乡”,是中央电视台等12家权威媒体评选命名的“最具艺术气质的西部名城”。文化产业——“香包、刺绣、剪纸、道情”既是农耕文化与民俗文化结合的产物,又是农民脱贫致富的一条重要途径。把民俗文化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以其特有的新姿态辐射到周边地区,可以预见,它将成为庆阳市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增长点。
全市旅游业发展迅速。目前,北石窟寺、小崆峒山、陇东民俗博物馆、南梁红色旅游区、周祖陵、窑洞民居等景点初具游览规模,游客直线上升。它们不仅占有西部区域性市场,而且其文化价值在多元化的新市场份额也不轻。
二、庆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阻碍因素
(一)自然灾害频发、生态恶化
庆阳地处西北黄土高原中心地带,远离海洋、靠近沙漠。自古以来,自然灾害频繁,奇异现象突出。从民国到20世纪末,共发生各种自然灾害231次。其中旱灾43次、洪灾48次、冰雹46次、霜冻41次、风沙20次、病虫害19次、鼠害4次、地震10次。严重的自然灾害给庆阳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损害,也导致了生态环境脆弱、生物资源再生能力差,这些已成为制约庆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硬约束”。
(二)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
庆阳虽然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但城乡发展不平衡严重制约着本市乃至全省经济的发展,是影响庆阳综合实力的“瓶颈”。经济核心区带动作用不够,边缘区发展缓慢。西峰区、各县城、示范镇、国道省道沿线一带发展很快,而广大农村依然落后。促进庆阳经济可持续发展重点应放在实现城乡平衡,促进全面发展上。科技竞争力强、市场广阔、区位优越的西峰区示范效应要继续增强,形成强有力的辐射中心。区中心带动县城、县城与示范镇带动乡和村,逐级带动、临近示范、区县乡村协调发展,形成点、带状产业带,使这种差距逐渐缩小。
(三)人口众多,整体素质不高
庆阳市人口现在约252万,少数民族19个,再加上地域辽阔、人口居住分散、教育机会不平等,盲率高,与人均GDP水平呈负相关。特别是广大贫困山区,居民的科技知识和文化素质偏低,是制约老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同时,许多单位、企业由于对人才问题重视不够,导致人才流失严重。因此,更谈不上吸引外部高素质的人才。
(四)产业结构单一,农业基础薄弱
自从国家批准建设能源化工基地以来,庆阳以煤、石油、天然气为主的化工企业有所发展。大规模的开发资源占用了大量农地、资本和劳动力,严重制约了农业的发展。农业比重直线下降,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变,制约了农业和其他新兴产业的发展,必然也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农业基础的薄弱,使文化产业和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和有力支撑,出现了“资源富、财政富、农业弱”的局面。
三、可持续发展集体措施
(一)坚持走一体化综合开发的道路
在资源利用上,按照“既利用又保护”的策略,谋划产业布局的技术路线,延长产业链条,走循环经济的绿色发展通道。同时,切实加强水利、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交通运输、金融服务等后续和相关产业。提升大型能源化工基地建设的承载能力,把目光盯在世界500强,全国100强企业上,引进大型央企,采用最先进的技术、装备进行开发,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占领竞争制高点,赢得发展主动权。围绕“率先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的主题,建设西峰、正宁、长庆桥、延环江4个工业集中区,发展石油化工、煤气、煤化工、精细化工、建材五大产业,实现“工业强市、产业富民”。
(二)开发特色文化产业的内在潜力。
庆阳是革命老区,又是农耕文化发祥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跨越崛起,一方面,要把红色旅游产业开发作为主线,积极争取国家政策、项目,开发一批适应市场需求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实现与延安红色旅游圈的全面对接,努力把庆阳打造成为全国重要的红色旅游胜地:另一方面,要把特色文化产业发展作为提升庆阳市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全民创业,大力发展香包、刺绣、剪纸、道情的民俗文化创意产业,创出一条具有庆阳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之路,不断增强庆阳发展的软实力和竞争力。
(三)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加快科技事业发展
重点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向导、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优势产业的大企业与高校和科研机构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建立支持自主研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科技服务体系,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进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强化科技能力建设。针对雄厚的农业经济基础,继续实施科技兴农战略。增强农业竞争力。充分发挥全市特色果品、优质瓜果、品牌牲畜等农业优势,打造绿色无公害农业品牌。大力开展高科技农业技术推广和农业设施化应用。针对资源的规模化开发和能源化工产业的迅速崛起,积极鼓励能源化工企业开展能源开采、煤电、煤化工、石油、天然气化工、安全生产、减排节能等领域的技术开发,提高能源开发利用效率。
(四)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
加强地企合作,实施油区饮水解困工程、安全饮水工程和百万亩“碳汇林”基地建设,逐步修复改善老区生态环境,创造油田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同步推进发展模式。
生态方面,重点抓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三北防护林。积极实施董志塬综合治理项目。加快改善生态环境,达到“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发展目标,实现庆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虽然庆阳采矿业(正南煤田、西峰油田能源储量巨大)、农业、服务业(香包、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前景看好,但应辩证地看待甘肃庆阳经济快速发展问题,切莫放松环境保护、过度开采能源。爱护生态环境,参与环境教育,让“生态、环保”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全新态度,全面实现庆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潘玉君,地理科学导论[M],科学出版社,2009
论文摘要:结合经济落后地区的小城镇发展规划,就发展动力、基础设施的配置和逆向城镇化进程作了进一步的思考,继而提出了经济落后地区小城镇发展的对策,以求在城镇化进程中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2003年4月,砀山县政府聘请安徽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对砀山县城总体规划重新进行了修编,现该规划已经宿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但对规划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1经济落后地区小城镇发展的特征
安徽省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砀山县又位于安徽省最北端,该地区小城镇发展呈现出滞后于其他地区的明显特征。
1.1产业结构不合理
近几年来,砀山县的经济增长速度较慢,增长后劲不足;经济总量偏小,综合实力不强;经济增长方式较粗放,质量和效益都不太高;产业结构不尽合理,深加工业发展不足,优势资源转换不多;企业组织结构不够优化,大企业、龙头企业少,只能依靠中小企业维持着经济发展;地方财力十分紧张,没有足够的资金建设城镇和升级产业。简单地说,砀山走的是一条农业主导型的经济发展之路。随着农业弱质性的进一步显现以及农副产品特别是水果市场供求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这一发展的低效性已经暴露出来;同时,随着周边地区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全面推进,这一发展模式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严峻。
1.2要素资源短缺
经济落后地区小城镇发展尚处在原始的资金、技术积累的阶段,乡镇企业发展滞后。由于发展相对落后,砀山的要素资源积累能力低。2003年,砀山县的地方财政收入位居全省61个县市第46位;人均财政收入不足百元,位居全省倒数第5位。城乡居民人均储蓄余额2194元,仅是安徽省平均水平的一半。人才、技术短缺。全县工业企业中,科技工作人员不足百人,其中拥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人员只有1O多人。产业结构的表面合理性掩盖了产业结构深层次的不合理。按当年价计算的砀山县的三次产业增加值之比由1995年的54.7:25.4;19.9调整到2003年的45.7:22.6z31.7符合世界模型的一般规律,有其合理性。但深层次地看,这种产业结构调整并没有带来深层次的质量提高,最突出的问题是产业链条较长、附加值较高的对工业经济特别是对国民经济有重要带动作用的制造业比重过低,仅为19.78。产业结构仍然以第一产业为主;第二产业的技术基础薄弱,主要为由第一产业延伸出来的农副产品加工业;第三产业的层次和效益低下,主要是个体经营的小规模服务业,功能局限于每月传统的固定时日的简单集市贸易,辐射范围也仅是城镇附近的乡村地区。经济落后地区的小城镇发展呈现出要素资源短缺、产业结构低度的特征。
1.3城镇化水平低下
经济落后地区小城镇分布密度较小,开发强度偏低,城镇人口和用地规模也较小。2003年底,砀山县城市化水平约为20.6,远低于全省水平。由于产业、技术与人才的集聚度不够,小城镇功能薄弱,对乡村地区的辐射力和吸引力较弱目前由于砀城小城镇核心度低,城镇体系的职能结构较松散,呈现小城镇与乡村发展相对均衡及城镇体系结构等级弱化的特征。因此,小城镇发展带有明显的农村集镇特征,仍处在缓慢的城镇化积累的初期阶段。另外,由于教育支出不足,小城镇中普遍文化素质偏低,城镇化水平存在着质与量的低下。
2经济落后地区小城镇发展的不足
2.1中心城市经济薄弱
区域经济的实践和理论研究都表明,区域经济及产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区域内的中心城市的发展状况。如果中心城市竞争力强将有利于其集聚周边的要素资源,并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经济及产业腹地,一旦其要素资源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对区域经济产生强烈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形成中心城市与区域经济的良性互动发展;否则,缺少中心城市辐射,区域经济就有可能被临近的城市所覆盖蚕食、分割。
2.2推动发展的动力不足
砀城小城镇发展不仅内部动力不足,外部动力也相当匮乏。尽管国家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小城镇发展有政策上的倾斜,每年有定期相应扶贫款的财力支持。但是由于小城镇发展尚未形成有效的动力机制,这些资助也只能是杯水车薪,不足以使经济发展出现质的飞跃。一方面,尽管经济落后地区的自然资源相对较为丰富,小城镇的发展仍然缺乏必要的启动资金与技术的推动。另一方面,由于产业结构层次偏低,区域经济中经济同构现象严重,小城镇发展的经济增长点往往限制在少数技术含量低、有资源利用优势的项目上,造成乡镇企业的发展缺乏广阔的空间和有效的推动力。
2.3基础设施的制约
城镇物质空间环境作为城镇经济发展的硬件支撑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小城镇经济发展的容量与空间。而目前经济落后地区基础设施投资能力的巨大缺口是制约小城镇经济发展的瓶颈。以交通设施水平发展为例,在砀山县范围内无一条高速公路通过。而作为刚起步的加工工业的发展,对对外交通条件有较强的依赖性。落后的交通状况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
2.4逆向的城镇化进程
城镇化进程的根本动力是经济,而经济落后地区小城镇工业发展普遍力度不足。工业企业的低层次组织不仅使小城镇对周遍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力缺乏吸纳力,甚至小城镇中的一部分居民也亦工亦农,呈现不彻底的城镇化的倾向口]。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小城镇向周边乡村地区的经济辐射还相当肤浅,城镇化的推动力也十分有限。
然而,在城镇化进程中还呈现出一种逆向趋势,砀山县由于经济落后,有很大一部分农村人口流人经济发达地区谋求职业,他们每年带回的资金中相当一部分是用于在集镇中买地建房,发展个体经营的服务业。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小城镇周边农村地区的人才与资金在推动着小城镇的发展和地区城镇化的进程。
3经济落后地区小城镇发展的措施
3.1城镇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5%左右提高到2002年的39左右,比世界平均城镇化率提高的速度快一倍多,但是目前还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据有关方面测算,今后一个时期将是我国城镇化加快推进的时期,由此将创造大量的新兴城镇市场,给城镇经济带来新的发展空间。小城镇首要的基本职能是为农村非农业经济活动提供场所,对于经济落后地区的小城镇发展而言,至关重要的是挖掘经济发展的潜能,以此为可能出现的跳跃式发展做好准备。
对于砀城,它首先缺乏明确的投资项目和吸引力,无论是乡、镇的或县的决策者,对其未来的发展都或多或少缺乏具体的设想,并且认为发展的困难和阻力都相当大。因此,在规划中将小城镇发展条件划为三个层次:(1)优先建设县域中心城市,使之具有较强集聚和辐射能力,带动县域城镇持续、健康、快速发展;(2)重点发展中心镇。选择区位条件优越、经济基础较好、发展潜力大的镇,逐渐培育为新的中心镇,使中心镇成为所在辐射区域的产业、经济的核心,为实现城乡一体化奠定基础;(3)合理发展一般镇,因地制宜撤并乡镇,引导一般城镇合理、有序、健康发展。
3.2基础设施的选择性建设
由于经济落后地区小城镇发展往往受到基础设施投资能力瓶颈的制约,因而在城镇化初期全面建设城镇基础设施网络是不现实的。鉴于有限的投资能力,只能对基础设施的各项缺口以及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度作出分析评价,着重于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和区域中宏观基础设施骨架的构建,以使小城镇在未来发展中保有进一步完善细化和区域基础设施共享的可能。:
在砀城县域规划中,县域交通网的规划建设与城镇体系的发展在空间布局上统一和建设时序上相互协调,并适当超前;建设与城镇规模结构、空间分布相适应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构建城镇之间的快速联系干道;加大交通设施建设力度,拉动经济发展。近期拓宽与连霍高速相联接的101省道;远期与周边地区相协商,建成与商毫、连霍、京福高速公路相连接的快速干道。
3.3城镇体系的合理规划
经济落后地区城镇体系结构的松散及小城镇间孤立、单向的经济联系不利于城镇化的进程。国家的小城镇建设政策要求将小城镇建设纳入整个农村经济发展的轨道。加强小城镇在村镇地域的经济、技术、政治、人口、信息等的集聚。因此,落后地区小城镇发展首先需要培育自身经济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利用资源的稀缺性发展特色产业,谋求在区域经济产业结构中的地位,使在区域中拥有多向经济联系。恰当的职能分工和产业互补有助于区域小城镇化进程,也为小城镇的发展创造宽松的区域环境。
砀山县域城镇体系发展可分两步走。
近期:量的扩张和质的提高并重,通过中心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功能的强化,把砀城地区建设成为现代化小城市,提升其县域城镇体系的首位度,使县域中心镇的建设得到加强,初步形成较为合理的县域城镇体系结构。
(一)是川西北民族地区引领新常态的迫切需要。
2014年中央、四川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全面分析了新常态的特征要求,为经济发展增速换档、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在当前,国内畜产品产销逐渐回归正常,消费更加趋于理性,人们对畜牧产业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希望它提供大量健康营养的畜牧产品,同时要求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减到最小。为此,在畜牧行业调整生产结构,控制总体产能的大背景下,循环经济便成为维护地区生态安全、维持正常畜牧业生产的关键。四川是畜牧业大省,川西北又是全省欠发达地区,只有突出“生态立州、畜牧强州”的工作思路,将循环经济融入现代畜牧业发展全过程,促进畜牧业有效转型,才能使畜牧业在引领新常态中走在全省前列。
(二)是川西北民族地区推动新发展的现实选择。
同志在云南调研时强调,“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川西北民族地区幅员面积23.3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47.9%,不仅是我国第二大藏族聚居区和全国唯一的羌族聚居区,也是全省五大经济区之一的川西北生态经济区,拥有全省87%的牧草地和46%的林地。2013年,川西北民族地区实现畜牧业生产总值57.6亿元,占农业生产总值的52.4%,畜牧业在农业中的主导优势突出,在全省三次产业中的比较优势明显。川西北民族地区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可以充分利用本地优势资源,有效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走出现代草原畜牧业发展路子,为农业转型、农村发展、农牧民增收提供有效途径,为实现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三)是川西北民族地区迎接新挑战的重要举措。
川西北民族地区是国家和省重点生态功能区,是藏、羌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的震中所在地,生态地位、政治地位、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近几年来,该地区生态改善、环境治理效果不够明显,畜牧业粗放型增长方式仍未根本转变,藏区、反破坏、反渗透的斗争仍然十分艰巨;同时,该地区又是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相当滞后的民族地区。据统计,2013年末甘孜、阿坝两州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201.22亿元、233.99亿元,在全省各市州中排位倒数前两名;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5435元、6793元,与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还有一定差距。面对诸多挑战,只有大力推进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以一业促多业”,“以一点带多点”,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全方位发展,才能确保川西北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
二、川西北民族地区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面临的主要困境
(一)国内畜牧经济整体下行压力加大。
近两年,受禽流感疫情、倒奶杀牛事件、死猪事件等的影响,国内畜禽养殖业一度遭遇“寒冬”。据统计分析,2014年前三季度,中国畜牧业总产值与2013年前三季度相比未见“增色”,其中第一季度产值还略低于2013年第一季度产值。同时,四川玉米、大豆等饲料粮供需矛盾突出,饲料价格上升直接导致全省畜牧养殖成本增加。此外,劳动力、环保、用地、防疫、水、电及循环利用技术方面等费用也逐年呈上涨趋势,而畜产品价格提升空间有限,养殖效益面临多方挤压,势必给农牧民持续稳定增收增加难度。
(二)生态恶化趋势未得到有效控制。
草场资源是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维持川西北民族地区生态安全稳定的战略资源。没有稳定良好的草场资源和养殖环境,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将无从谈起。从这几年川西北民族地区畜牧业发展现状看,农牧民的环保意识仍需进一步强化,草原退化现象比较严重,超载过牧问题依然突出。
(三)畜牧业生产方式亟待转变。
川西北民族地区地处高寒山地,除地形、气候等客观条件制约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因素外,当地生产企业标准化、产业化程度低,科学技术投入不足,形成原始资源和再生资源浪费,畜产品深加工率低,与金融机构、担保公司、畜牧养殖户等的产业利益链接机制还未完全形成;作为散养户的农牧民,个人文化素质较低,家庭养殖条件较差,采用实用技术较少,防灾减灾能力弱,畜产品质量安全存在较大隐患。
三、川西北民族地区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的主要路径
(一)突出绿色循环再利用,加快构建新型畜牧业循环经济体系。
循环利用是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的关键环节。当前,阿坝、甘孜两州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农牧民增收新型业态的双重任务条件下,要从现有畜牧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考虑,突出绿色循环导向,强调上下游资源及延伸产业的节约使用、循环利用,逐步形成以养殖业为核心的多种业态相互交融的新型畜牧业循环经济体系。在上游及延伸产业中,注重对牧草资源的适度利用和提高畜牧饲料品种的多样化。针对牧区饲料和玉米、豆类等原材料价格上涨等问题,要深入实施“退牧还草”工程,扩大草场资源供给和秸秆资源化利用;要加大饲料原材料的培育力度,拓展饲料品种,降低畜牧饲养成本;要充分借鉴红原县草原畜牧试点经验,依靠“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建立种子培育、良种繁殖、生产、加工、储藏、供应于一体的草产业,另一方面由牧民自建牧草基地,为畜禽养殖提供丰富的牧草资源(同时可发展为文化旅游产业),可以较好地解决牲畜“冬瘦、春死”的困境。同时,由图1分析可知,通过疾病防控、技术研发和政策咨询等服务,可以有效提高技术含量,降低畜禽疾病,减少损失。在下游及延伸产业中,注重畜禽产品废弃物的再循环和再利用。如图1所示,在畜牧业生产中,除畜禽产品用于食品加工、生物制药(藏医药)、皮革生产、奶业等加工业(精深加工业)及餐饮业、旅游业外,牛、羊、猪等畜禽产生的大量废水和消化不完全的有机质,通过技术分离后直接供给种植业或通过微生物处理方式供给种植业或生产沼气,既可减少污染排放,提供燃料,又可为草场、林地、花卉、果蔬等提供低廉的肥料,也可用于特种经济和药用动物生产,充分拉长畜牧业产业链,实现养殖业与种植业、加工业、服务业的互动发展。
(二)突出标准化生产养殖,积极推进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
标准化养殖是川西北民族地区提高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基础。2014年四川省深化现代畜牧业发展现场会议明确提出,要按照“畜禽良种化、养殖设施化、生产规范化、防疫制度化、粪污无害化、监管常态化”要求,提高畜牧业养殖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层次,增强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要严格执行全省畜禽标准化养殖建设标准,落实安全生产要求,完善养殖配套设施,积极引进先进设备,强化疾病防控、市场监管,提高畜产品生产质量水平,加快畜禽出栏周转,增加生产效益。要优化畜禽品种结构,注重对牦牛、藏绵羊、藏香猪等优良高原特色畜种的选育繁殖,继续探索在若尔盖、红原、石渠、德格、色达、理塘、白玉等牧区,发展乳肉兼用型商品畜种,突出畜牧知名品牌建设,切实提高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要强化示范引领,依托川西北生态经济示范区和红原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两张“名片”,大力推广畜牧业生产基地(园区)、龙头骨干企业、专业合作社和适度规模养殖农户共建或集中联建养殖小区发展的先进典型和经验,通过示范带动,推动畜牧业标准化养殖,使其不仅成为畜牧业发展的主力军,循环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三)突出新型经营体系培育,不断推动畜牧业产业化发展。
加快培育畜牧业新型经营体系,是推动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要按照四川省《关于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专项改革方案》,重点培育一批规模效益好、市场覆盖面广、带动能力强的畜牧业循环经济龙头企业(畜牧生产基地或示范建设园区),推动川西北民族地区畜牧产品精深加工,延伸畜牧业循环经济产业链;大力发展养殖专业合作社,构建农户为基础,合作社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将分散的养殖农户组织进现代畜牧业生产体系中;突出农牧民主体作用,建立家庭牧场,培育家庭养殖大户,支持牧民转产创业,成为畜牧业延伸产业或服务业新型主体,让农牧民充分参与和受益。要积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大力推行“龙头企业+合作社+养殖户”、“龙头企业+合作社+养殖户+基地”、“合作社+基地+养殖户”等发展模式,在部分地区探索“企业+协会+养殖户”的新型模式,提高农牧民组织化程度,增强应对市场变化能力,形成相互依存、利益共享、风险分担的产业化框架体系。要广泛推行合同订单、保护价收购和以牲畜、草场等为股权的股份合作、股权转让、受益分成等做法,探索推行畜牧产品价格指数保险,降低生产成本,缩短收益时间,确保农牧民多渠道增收致富。
(四)突出科技创新这个支撑点,努力实现畜牧业循环经济跨越发展。
科技创新是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加快川西北民族地区畜牧业科学技术应用与创新,必将实现畜牧业从粗放式外延发展,向现代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要充分利用甘孜、阿坝和省内外优势科教资源,构建政研院企合作共研平台,积极争取项目技术和资金支持,加快涉及畜牧业循环技术领域的研究开发,努力提升畜牧科技创新能力、加快畜牧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提高畜牧从业人员素质和加强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突破,实现传统畜牧业发展模式的有效转变。要建立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引入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将具有可追溯系统的畜牧产品迅速推至市场,并对流通全过程进行跟踪,实现畜产品从田间到车间到商场(市场)到餐桌的全程监管。要积极探索畜牧业电商新型经营服务模式。依托全省对民族地区开展“民生工程”、“富民安康工程”建设,在加快推进交通设施建设的同时,利用电商节约化、便捷化、网络化、智能化等优势,同步建设互联网、金融站点、支付终端、物流体系等设施设备,打通川西北民族地区“网络大道”,为推进畜牧业循环经济新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四、结束语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现状;新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新疆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经济增长方式有了一定程度的转变,但还存在着问题。为了促进新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现就新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新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现状
(一)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提高
根据《2009年新疆统计年鉴》测算,新疆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随经济的波动而波动,但总体上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所占比重是上升的。技术进步是促进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1996年,新疆经济活动经费支出总额为63251万元,2008年为338358万元,是1996年的5.35倍。1996年新疆三种专利申请数为713件,批准数为362件;2008申请数为2412件,批准数为1493件,是1996年的4.12倍。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也有显著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提高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二)要素生产率有明显提高
首先考察资本的使用率。新疆固定资本平均增长速度为19.05%,1993年达到最高值46.12%,然后开始回落。近年来,固定资本增长速度又有所提高,2008年达到22.11%,但固定资本平均贡献率是12.31%。根据新疆统计数据,1985-2008年,资本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为19.05%。这表明。改革开放以后,新疆的资本生产率总体上呈上升状态。近几年,这种状况有明显好转,但新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投资的效果却呈下降趋势。1986-1999年,新疆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18.46%,平均固定资产投资率为20.11%。2000-2008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5.41%,平均固定资产投资率上升为17.41%。200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59.97亿元,比2007年上升18%。
其次,劳动生产率速度提高较慢。新疆的劳动生产率与东部地区还有很大差距,并且劳动人数增长较慢。据测算,1985-2008年,劳动人数平均增长速度提高1.79%。1985年劳动人数增长速度为1.57%,2008年为2.07%,与1985年相比增加了05%。劳动人数增长速度快的年份,经济增长率也较高,这说明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此外,新疆人口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素质也有显著提高。
(三)产业结构有明显改善
2007年新疆生产总值经济增长速度为14%,第一产业增长16%,第二产业增长11%笫三产业增长15%;2008年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为16%,其中第一产业增长9%,二产业增长21%,第三产业增长13%。各个产业的不同增长速度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化。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1978年分别为36%、47%、7%;2008年分别为16%、50%、34%。这说明,新疆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与各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一般规律是基本一致的。第一产业的比重有所下降,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年上升,第三产业稳步增长,是接纳剩余劳动力的主要产业。也就是说,虽然各产业的构成比例还存在着偏差,但其产业结构正在向合理化方向发展。
二、新疆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增长依然依靠固定资产的高投入来实现
新疆的固定资产投资在十几年间保持高速增长,尤其是2002年以后增长速度迅猛,最高的年份2003年达到19%,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2%-23%。但是高投人并未给新疆带来相应的高回报,反映投资效益的投资效果系数很低。固定资产效果系数是经济效能最集中的体现。投资方面的高投入低产出,表明新疆经济仍然带有明显的低效和粗放型特征。
1996-2008年,新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逐年增大。1996年,新疆GDP为900.93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387.8472亿元;2008年,GDP为4203.41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2259.975亿元。可见,13年来新疆GDP增长了4.67倍,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加了5.83倍。这反映出新疆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靠高投人支撑的。
(二)经济的高速增长与能源的高消耗并存
1996-2008年,伴随着GDP的增长,新疆能源消费总量也在逐年增加。1996年,新疆GDP为900.93亿元,能源消费总量为3045.16万吨标准煤:2008年。新疆GDP为4203.41亿元。能源消费总量为71023.35万吨标准煤。可见,13年来新疆GDP增长了4.67倍,而能源消费总量增加了2.33倍:新疆亿元GDP能源消费量在1.69-3.38万吨标准煤之间,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96---2008年,新疆GDP占全国的比重增加了47.4%,而新疆能源消费总量占全国的比重却增加了90.81%。这反映出新疆经济的高速增长与能源的高消耗并存,甚至能源消耗的增长速度已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这种能源消耗速度大大超过了新能源开发的速度,导致新疆经济增长面临能源强制性制约。
(三)经济增长中的高排放和高污染日趋严重
高消耗换来的高增长。必然会导致高排放和高污染。1996年,新疆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7.1万吨,占全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1.33%:2008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为51.02万吨,占全国2.23%。1996年,新疆工业烟尘排放量为12.7万吨,占全国工业烟尘排放量的1.73%:2008年工业烟尘排放量为21.32万吨,占全国工业烟尘排放量的2.65%。1996年,新疆工业粉尘排放量为12.7万吨,占全国工业粉尘排放量的0.85%:2008年新疆工业粉尘排放量为18.43万吨,占全国工业粉尘排放量的2.51%。在这13年间,尽管其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的排放量呈波动状态,但工业废气排放的总体趋势却是增加的。
1996-2004年,新疆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基本维持在35.3%-49.6%之间,2005年有较大幅度提高,达到51.3%,之后下降到2008年的47.66%。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新疆这13年的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96-2008年,新疆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振荡提高,从1996年的45.40%提高至2008年的65.92%。相关数据表明,新疆各年份的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四)财政支出中科教文卫费占GDP比例过低,R&D投入比重偏低
新疆财政支出中科教文卫费用总额有增有减。总体上是递增的,但其增速不高,导致其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始终处于较低水平,甚至在“十五”期间有小幅下滑。十几年间其比重最大不过5%,这个比例远低于东部地区。这不仅是经济增长赖以持续的人力资源发展的基础,同时也关系到区域内每个居民的生活福祉。R&D投入方面,十几年间总量稳步上升。但R&D占GDP的比重平均为0.2%,远低于全国同期的1.15%。相对于新疆的经济总量及新疆在我国的经济地位来说仍然是偏小的,十几年间也未能突破0.4%,而发达国家当前该比例基本在2%以上。R&D投入是提升区域创新实力的关键一环,所以,新疆要想在后续的发展中真正将经济增长的着力点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上来,增加创新及教育的投人是首要环节。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韩国税收负担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指出韩国税收在社会公平分配中起到的积极作用,对完善我国相关税制具有借鉴意义。
一般认为,所得税和财产税属于直接税,商品课税属于间接税。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由于采用累进税率,可以很好地贯彻税收公平的原则。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有利于组织财政收入,但不利于实现税收的公平原则。下文考察韩国宏观税负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并探讨其对我国的启示。
所得税能够很好地起到调节经济的作用。不同地区的人民收入发生变化,购买力就会发生变化,也就会影响地区的经济发展。可以用收入效应来说明税收的这种作用。这里的税制结构是指税收制度中税种的构成及各税种在其中所占的地位。主要是指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例关系。以税负能否转嫁为标准进行划分,即凡是税负能够转嫁的税种,归属于间接税,凡是税负不能转嫁的税种,归属于直接税。
韩国税收负担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
(一)韩国直接税和间接税分析
首先是韩国的直接税和间接税所占的比例。从图1可以看出韩国的直接税所占比例大于间接税所占的比例,且呈增加的趋势。直接税具有不易转嫁的特点,具有良好的调节收入的作用。
其次,分析韩国企业所得税情况。图2表明了分年度分地区的韩国企业所得税的纳税情况,从图2可以看出,首尔厅的税收收入优势明显,然后是中部厅、大丘厅和釜山厅,大田厅和光州厅最差。这与韩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是相适应的,首尔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中部厅的仁川和京畿道;大丘厅所在的大丘地区和庆北地区;釜山厅所在的釜山地区、蔚山和庆南地区。最差的就是大田厅所在的忠清道地区和光州厅所在的全罗到地区。企业所得税是直接税,且韩国的企业所得税是累进税率,具有很好的调节收入的作用,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再看韩国的个人所得税的情况。图3表明了分年度分地区的韩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情况,从图3可以看出,首尔厅的税收收入优势明显,然后是中部厅、大丘厅和釜山厅,大田厅和光州厅最差。这与韩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是相适应的,首尔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中部厅的仁川和京畿道;大丘厅所在的大丘地区和庆北地区;釜山厅所在的釜山地区、蔚山和庆南地区。最差的就是大田厅所在的忠清道地区和光州厅所在的全罗到地区。个人所得税是直接税,且韩国的企业所得税是累进税率,具有很好的调节收入的作用,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最后,分析韩国的增值税情况。图4表明了分年度分地区的增值税的纳税情况,从图4可以看出,除了首尔厅的收入相对明显外,其他地区的增值税收入基本都差不多。因为韩国的增值税是消费型的增值税,且增值税是间接税,调节收入的作用不明显。
图5表明了2004年韩国分道(省)和广域市(直辖市)的企业所得税纳税情况,也是和韩国的经济发展情况相适应的,具有很好的调节收入的作用。韩国的地方税主要是由财产税制组成的,属于直接税,也具有很好的调节收入的作用,如图6所示。
(二)韩国企业所得税分收入规模纳税情况分析
表1表明了韩国企业所得税分收入规模纳税情况,把韩国的企业按照收入分类,分析一下到底是高收入的企业群缴纳税收多,还是低收入的企业群缴纳税收多。
从图7可以看出收入高的企业群缴纳的税收明显高于收入低的企业群。
本文依照收入规模进行分类,以100亿韩元为标准,分为以上部分和以下部分,分析是高收入的企业群纳税多,还是低收入的企业群纳税多。结果发现,1000亿以上法人企业纳税总额占全部纳税额的79%,1000亿以下法人企业纳税总额占全部纳税额的21%。高收入的企业群多纳税,符合税收的公平原则。1000亿以上法人纳税人数却只占总的企业所得税纳税人数的1%,而1000亿以下法人纳税人数却占总的企业所得税纳税人数的99%,少数富裕的企业群缴纳了大部分的税收,说明韩国的企业所得税起到了很好的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进而也能起到调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
优化税收制度以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在增值税方面,目前我国所实行的是不分地区经济差异、统一税率的生产型“增值税”,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税负远远高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历来是我国的重要原材料基地,主要是资本有机构成高的大中型企业,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严重制约了西部企业的资本积累和技术改造,导致粗放经营,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增长乏力。另外,以农产品初级加工和资源开发为主的西部地区,增值税税负明显高于东部地区。我国目前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在西部地区客观上起到了逆向调节作用,如果把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西部地区能从中得到更多的税收抵扣,也符合国家的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
参考文献:
1.吴朝霞.我国宏观税收负担的优化及策略[J].经济师,2007(10)
2.王盛尹.我国的税收负担:现状与完善[J].科技经济市场,2006(12)
摘要:因形成地区金融风险差异的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对金融活动干预不当。地方政府是金融生态的主体,是推动地方金融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对金融活动进行有效干预,并正确引导,促进中小企业及风险投资是促进地区金融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金融生态;政府干预;中小企业;风险投资
一、引言
金融风险是转轨时期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理论界与金融实业界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鉴于国内地区间经济与金融状况存在的巨大差异,近年来,国内研究人员提出了研究地区金融风险的新范式,即金融生态系统的研究方法。
金融生态系统指的是:由金融主体及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共同形成的动态平衡系统。金融主体包括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生产者,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消费者,以及保证金融交易得以顺利进行的第三方,如会计及律师事务所、监管机构。金融生态环境指金融主体在其中生成、运行和发展的经济、社会、法治、文化习俗等体制、制度和传统环境(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2005)。在我国,由于自然禀赋和文化、历史的差别,地区间经济发展和金融生态环境有着巨大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地方政府对当地经济和金融的干预。
二、政府干预的经济学解释
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的就业理论。凯恩斯经济学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得以建立的重要标志,它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其学术渊源是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孟德维尔的高消费促进繁荣的预言和霍布森的过度储蓄导致失业和经济萧条的学说。因此,凯恩斯经济政策观点的核心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简单来讲,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源于“市场失灵”,而“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一是市场能实现效率问题,而不能实现公平问题;二是市场不能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的需要;三是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问题。通常认为,当“市场失灵”时,就需要政府干预。政府干预有直接的途径和间接的途径。直接的途径有:将“私人部门”国有化,由政府直接经营管理;制定实施特殊方案,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如居民住房);收购“私人部门”提供的物品,以特定的方式转让给社会公众等;间接的途径有:采取特殊的税收政策,建立激励约束机制;进行财政补贴,为“私人部门”提供动力等。
三、地方政府干预金融活动出现的主要问题
政府(政治组织)与市场(经济组织)是人类社会的两种最基本的组织形式,也是推动、控制和影响社会发展的两股强大力量。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政府调控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正是金融生态所体现的内涵。从金融这个角度来考察,地方政府对当地金融活动的能动作用,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参与金融活动、实施公共政策和行使行政手段影响甚至控制地方金融活动。但是,由于存在信息失真,决策失误,政策偏颇等因素,政府干预有时会“失灵”。
在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过程中,金融部门表现出严重的风险,包括违纪、腐败、大量不良资产累积、银行资本金严重缺失等问题。中国人民银行2003年完成的一项对2001~2002年我国不良资产形成的历史原因的调查分析表明,在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中,由于计划与行政干预而造成的约占30%,政策上要求国有银行支持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违约的约占30%,国家安排的关、停、并、转等结构性调整约占10%,地方干预,包括司法、执法方面对债权人保护不利的约占10%,而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占全部不良贷款的20%。在国内统一的经济体中,上述问题表现出很强的地域特征。有关数据显示,如果按照信贷资产质量来衡量,最差地区和最好地区的不良资产率相差10倍以上。这深刻地说明,不良资产等金融风险的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干预不当,即出现政府干预失灵。
目前,对地方政府晋升考核的主要指标是经济增长指标,通过财政包干制、分税制和投融资体制的逐步改革,地方政府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和一定的经济活动自。地方政府出于本地区经济利益的考虑,把追逐金融资源的占有规模、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视为其首选的政策取向。但是,如果相关措施实施不当,就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通过税收减免和土地政策等一系列优惠措施吸引民间和外国资本,引发企业投资冲动,导致投资过热;二是干预银行系统信贷活动,地方政府的投资要求,通过挤压各类商业银行贷款来实现,造成了当地银行系统的隐形风险。
研究表明,地方投资过热,最终会对宏观经济稳定产生极大冲击,并且蕴藏巨大金融风险。据统计,2005年,西部某市学校、医院、公路等政府部门欠银行贷款12亿元,占当地金融机构贷款总数的10%,目前超过20%逾期不能收回,其中公路等部分行业不良贷款率累计超过35%。从银行发放学校、医院、公路、城建等政府机构有关贷款的实际运行情况看,主要存在的问题是贷款发放“暗干预”大,大部分贷款为政府协调贷款,对贷款项目缺乏科学评估。转贴于中国
四、地方政府促进金融生态建设的有效途径
地方政府是金融生态的重要主体,是构筑地方和谐金融生态的培育者、建设者,应处理好市场配置资源与政府行为的关系。现阶段,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时期。客观上,在工业化加速的过程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相对较高,政府可以通过引导投资方向,促进本地区金融经济发展。笔者认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应是地方政府关注的重点。。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促进经济发展和就业都有巨大贡献,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当前,中小民营企业数已占到全部企业的99%。中小企业工业总产值和实现利税分别占全国的60%和40%左右;在流通领域中,中小企业占全国零售网点的90%以上。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中,工业新增产值中76.7%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目前,食品、造纸和印刷行业产值的70%以上,服装、皮革、文体用品、塑料制品和金属制品行业产值的80%以上,木材和家具行业产值的90%以上,都是中小企业创造的。中小企业已经成为地区经济的支柱,加快中小企业的发展,可以为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然而,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在于资金和规模问题。因此,建立中小企业融资机制是地方政府当务之急。
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象征,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地方政府应重视对高科技产业的支持。由于现代高科技产业具有技术密集性高,投资大、风险高、回报高的特点,传统的金融体系很难直接支持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风险投资已经证明是西方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成功经验。
笔者认为,建立健全中小企业及风险投资机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政府不直接参与中小民营企业及风险投资企业投融资的具体运作,只是对合格并有一定的资本金的企业提供间接支持,避免经营中的道德风险,并使政府有更多的精力进行宏观调控。
第二,重视技术支持。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面临市场竞争压力大,许多创立企业的人员是专业科技人员,对企业管理、财务和发展没有经验,而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管理和财务。因此地方政府应强调通过各种咨询公司对中小企业进行技术支持,并投入一定的资金。
第三,通过资本市场调动私人资本投入。通过金融资本市场调动银行、保险公司、社会发展部门、私人资本的投资于中小企业及风险投资产业。这种方式不但使有限的政府资金能够通过政府的信用和高效率的操作,充分调动社会各种资本投入,起到了风险投资的放大效用,而且将风险投资的风险充分分散,也摆脱了具体的操作过程,使政府支持中小企业及风险投资事业的效率大大提高。
第四,充分发展典当行的融资功能。从其他融资方式相比,典当通过实物质押或抵押,具有资金周转快捷,无明显信用风险的特点,但如何解决其较高的融资成本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五,建立中小民营企业及风险投资企业信用担保机制。政府应该加快法律制度建设,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各个环节的运作有法可依。另外,引进和培训专门人才,使担保机构的人员具备较高的风险管理经验以及对风险和经营环境的认知和判断能力和职业道德。
第六,探讨民间金融问题,拓宽中小民营企业及风险投资企业融资渠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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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曾康霖.政府干预经济及其在市场经济中角色的确立[J].经济学家,2007(1).
[论文摘要] 中国在促进自身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合作提供了新动力,而东亚经济整体实力的增强,也为 中国经济 持续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中国经济的增长与东亚合作的深入发展已呈现出良性互动的发展趋势。
一、中国经济的崛起
中国经济能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保持强劲的增长,其驱动力总体而言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2.生产率的提高和 人力 资本的投资所带来的内生增长。持续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仅仅依靠资本的投资来维持,更为重要的是源于知识增长所取得的技术进步。中国所拥有低廉优质的劳动力资源是维持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而市场机制以及国外先进技术和 管理 经验的引入又极大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3.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所带来的制度保障。中国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不仅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也从制度上保障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各种非公有制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重要力量,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截至到2005年底,私营企业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产值对GDP的贡献已达到65%,大大超过国有经济,中国商务部预计,到2010年,民营经济占全国GDP的比重有望达到75%, 世界上主要的 跨国公司 都在中国有业务往来,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上述因素将继续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仍将维持较高的储蓄率和对外直接投资的高度吸引力,通过高储蓄和高投资的良性循环来完成和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同时,中国的经济体制和 政治 体制也将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保持经济的健康稳定和持续的增长。
二、中国经济崛起与东亚经济合作的良性互动
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普遍被称为是正在崛起的地区经济大国,构成了对东亚地区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中国超过10%的经济增长率为东亚地区经济总体增长奠定了基础。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继续成为整个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4.中国逐渐成为东亚经济合作的创导者和推动者。中国一贯奉行“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政策,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地区的发展与合作,积极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建设。2002年中国启动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的倡议以来,整个东亚经济合作的进程就发生了新的飞跃。中国的行动促使日本、韩国也不断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随后,日本就于2003年底与东盟发表了旨在加强经济、 政治 和安全关系的《东京宣言》和行动计划,日本与东盟的关系发展如此之迅速,显然也是自认为来自中国的压力。为了不落后与中国与日本的步伐,韩国也加快了发展与东盟的经济关系。可见,在中国的推动下,东亚合作机制中的3个“10+1”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同时“10+3”的合作进程也不断得到推进,东亚合作呈显出一片勃勃生机。
当然,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东亚崛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是伴随着与东亚其他经济体越来越紧密的经济关系的过程。东亚经济合作的深入发展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许多有利的条件。首先,东亚始终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和引进外资的主要来源地,2006年中国对东亚地区贸易额达到5024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32.5%。截至到2004年底,仅香港、日本、 台湾 、8新加坡和韩国5个东亚经济体占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就达到67%。2005年,东亚10个经济体占中国引进外资实际使用金额的58.6%。东亚国家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对解决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所面临的资金不足和加快技术创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其次,东亚合作进程的推进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周边 环境 。中国崛起的过程也希望得到东亚周边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更多的支持与合作。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中国要成为地区经济强国,乃至世界经济强国离不开周边国家的支持与合作,而加强与东亚各国的经济合作、积极推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是为了营造中国经济崛起所需要的周边环境。
总之,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在东亚崛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参加到东亚崛起的进程中来,而东亚经济整体实力的增强,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同时,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也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活力。因此,中国经济的崛起与东亚合作的深入发展已呈现出良性互动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2][3]陆建人:中国经济增长对东盟国家经济的积极影响.亚非纵横[J].2007年第1期
[4]马修·萨恩 弗雷德·盖尔:中国:快速增长研究,ers.usda.gov/
我国物流业在政府的大力倡导下, 随着现代物流理论的发展和我国加入WTO,逐步形成了由运输向物流的物流理念的转变。中心枢纽城市的物流节点作用日益得到重视,全国各大中心枢纽城市均在积极地应用现代物流理论进行现代物流体系的建设,以期在未来激烈的经济竞争中抢占先机。
重庆市作为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和全国重要交通运输枢纽城市的地位,提出发展现代物流业,向现代物流枢纽城市发展,支持工业、商业流通、交通运输、信息等构成国民经济重要支柱和基础的各类产业的发展, 获得新的经济增长点, 发挥其区域经济中心的作用,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实现其未来经济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然而,现代意义的物流枢纽城市与传统意义上的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 重庆市是否能构筑西部物流枢纽城市,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重要课题。
本文的研究遵循从理论到实践、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通过对比分析,得出综合结论。全文共分四章。论文各部分的主要内容分述如下:
第一章:绪论。本章提出了本课题研究的背景、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和存在的不足,并阐明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以及论文的研究思路、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
第二章:重庆市与国内部分城市的对比分析。本章分析上海、深圳和重庆在各地区经济发展中所处的物流地位;同时对比研究这几个城市的物流运作特点,总结与重庆在物流发展中的差异。
【关键词】地方经济,物流专业,创新型人才
一、创新型人才培养现状及目标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建设创新型人才队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怎样培养创新型人才,需要我们明确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质量标准。
1.创新型人才培养现状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国家作出了通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来缩小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目前,世界金融危机依然存在,经济发展转型升级及国际竞争力越来越激烈,所以培养造就一大批创新能力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是增强我国在国际地位、建设创新型国家、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然而,我国高校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和实践能力薄弱,不能满足行业飞速发展对人才培养质量的需要。具体体现在学校人才培养模式单一,欠缺多样性和适应性;课程体系设置不能满足培养创新人才的要求;学校评价体系导向重论文,轻设计,缺实践;对学生的创新教育和创业训练重视和投入不足;工程教育中产学联合培养环节基本缺失;等等。
2.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目标确定是实施“卓越计划”人才培养的纲领。当前,我国“卓越计划”培养具有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专业基础,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自学能力强,拥有良好的工程素质、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具有较强工程专业能力,创新创业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良好的交流和沟通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全面发展的具有国际视野的工程技术及管理人才。
二、基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物流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1.构建校企合作的创新机制。在物流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过程中,坚持就业导向,推进与物流行业企业的深度合作,以改革发展来解决问题,突破专业教学资源瓶颈制约。校企合作的生命力在于机制创新,学校与校外合作企业共同成立“物流管理专业校企合作理事会”,打造校企合作管理平台,实现在资金投入、人力资源和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全面改革。
2.探索订单驱动、区域特征的物流人才培养新模式
在学院校企合作、应用型本科一般订单培养的“3+1”办学模式下,考虑我省物流产业的发展需求,以企业的运输、装卸搬运、仓储配送、货代、流通加工、信息等作业流程为载体,融合职业岗位标准,分析本专业应具备的能力、素质、知识,探索订单驱动的物流人才培养新模式,培养具有区域特征和竞争优势的既满足社会人才需求、又符合人才个性发展需要的“精操作、能管理、懂经营”的高素质技能型物流管理人才。
3.构建“由校企共同开发”的专业课程体系
针对我省物流业特点、行业特色、专业人才需求层次、职业岗位能力、职业素质与知识点进行调研,以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出发点,把岗位职业能力标准作为教学核心内容,与行业企业合作开发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的核心课程和实训教材。
4.建立“校中厂”、“厂中校”等形式的开放式实训基地
以职业岗位技能为核心,以培养学生职业能力、职业道德及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基本点,以作业流程为导向,构建集教学、实训、职业技能培训为一体的现代物流企业管理实训实验中心。通过校企合作,建立“校中厂”、“厂中校”等形式的实践教学基地,整合实习基地资源,把校外实习基地建设成为能充分满足学生顶岗实习和零距离就业的综合性实习基地。
三、物流对地方经济影响
一个地区物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地缘特色,离不开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条件。因此,充分认识地缘或区位优势,找准地方物流经济发展方向,准确定位,明确战略重点,采取有针对性地措施与手段,大力发展物流产业,并以此推动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快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充分发挥沿海地理优势,是沿海省份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多区域合作的迫切需要,对于促进沿海各省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辐射和带动西南地区经济增长、推动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实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周边地区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纵观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毫不例外的证明,沿海地区大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重心,对周边及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龙头带动作用。航海技术的发展促进海洋运输向远距离、大批量、时间快、成本低的方向发展,带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沿海地区的这种优势更加凸显。 沿海的省区如广西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其所处的北部湾沿海区域毗邻我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粤港澳,地处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与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对内是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大通道,对外是促进中国与东盟全面合作的重要桥梁。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产业结构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以第一产业为主体,第二、三产业依次排列的落后局面已经根本改观,第二、三产业迅速发展,在GDP中占有的比重不断提高。
综上分析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和结构发展现状及特点,可以知道物流作为第三产业对沿海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之,现在教育的形式就是在学生生源不断减少、就业压力持续增大背景下,如何高效的利用各种教育资源,推进应用型本科院校经管类专业建设,培养极具社会竞争力,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人才,是整个应用型本科院校未来改革的关键和发展的焦点。
参考文献:
[1]张安富,刘兴凤.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思考[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0,(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