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中国社会科学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在经过了十年的快速发展之后,2011年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明确提出了绿色文科、绿色学报的办刊理念,期刊定位更加清晰,学报定位为“多学科研究资源环境问题的国内高端学术平台,广受学界尊敬的新锐文科学报”。二是相关期刊数据继续前移,权威文摘转载量稳中有升。学报再次入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北大2011版)和CSSCI来源刊(2012-2013),其中在CSSCI同类期刊排名由2008-2009年版的第65位、2010-2011年的第42位提升到第27位。三是特色栏目“资源环境研究”荣膺教育部“名栏工程”建设栏目。
为感谢海内外专家学者的支持与厚爱,进一步提高期刊质量和学术影响力,本刊编辑部决定从2011年起,开展年度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刊发的全部论文(共计119篇)。
二、评选数量
共评选10篇优秀论文。
三、评选标准
1.论文选题探讨的是本学科的前沿、难点问题,或在研究方法上有新颖独到之处。
2.有较高的影响因子。
3.被权威文摘全文转载。
4.适当考虑是否为重要基金项目。
四、评选方式
1.初选阶段。在初选阶段,作者可以自荐,读者可以推荐,但需要提供推荐理由或证明材料;同时,编辑部也将对所刊发的论文进行挑选。自荐或推荐截止日期:2012年3月31日。
2.专家评议阶段。成立由校内外知名教授组成的评审专家小组。编辑部将组织专家进行同行评议,确定拟入选的优秀论文并在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网站(省略)上进行公示。
3.省略.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我校首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开题论证会召开
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西方文论的重要流派之一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的文本形式中心论不同,法兰克福学派文论承袭了作为感性生存论的德意志审美精神,将 艺术 和审美看成摆脱 现代 社会生存困境的最佳途径,其直接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1844年 经济 学 哲学 手稿》和卢卡奇《 历史 与阶级意识》中异化与人的解放间题,并改造了弗洛伊德主义和存在主义等现代西方哲学,从而 发展 了一种和经典文论不同的文艺社会学。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的艺术与审美理论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即艺术和审美如何成为解放意识、否定异化的革命性力量。在此意义上,可以把法兰克福学派文论看成一种广义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主要指向两个方面:一是对苏联美学的批判性考察,二是对发达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批判,这两个方面都对
马尔库塞用形式主义美学理论批判美学,批判 艺术 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观点,这是不足取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马尔库塞所强调的艺术的主体性、艺术自律及审美形式等问题,确实是长时期内美学所忽视的。在
童庆炳在写于1983年的《文学与审美》一文中提出了一个今天看来习以为常而在当时起到开风气之先作用的见解:“只有在文学理论的各个问题上深深引进‘审美’的观念,我们的文学理论才可能打开新的局面”。1984年,童庆炳在自编教材《文学概论》(红旗出版杜)中明确提出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及“审美是文学的特质”的新见解。童庆炳在1992年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则吸收了 现代 西方语言美学的新成就,提出了一个沿用至今的观点—“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
由于“审美意识形态论”是在对苏联及欧美文论的借鉴基础上,特别是 总结 了我国现当代文论的教训后提出来的;在后来的阐释中,又吸收了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理论要素,因而就体现出一种综合视野:既避免了将文学作简单的意识形态图解的文学工具论的缺点,又防止文学研究陷入形式主义学派见木不见林的狭窄范围。在今天看来,它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面对学界对“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怀疑和指责(比如把“审美意识形态论”理解为“审美主义”).童庆炳仍然认为,审美意识形态论是文艺学的第一原理。
相对已经发展数百年的西方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虽然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总体研究水平还在西方之下。有人说,现在中国社会科学一流期刊发表的论文,有一些也已达到了西方二流 SSCI期刊论文的水准,这话看似表扬,却让中国社会科学感到难堪:13亿中国人民的社会科学最高水平期刊发表的论文,仅仅只有部分达到西方二流期刊的水平。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不说,中文期刊论文的质量,现在要比十年前高得多了,而十年前又比二十年前高得多了。假以时日,中文期刊的质量最终可能接近甚至达到西方一流水平。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放弃中文期刊,我们要接力。有13亿人的巨型国家,有如此之多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又有如此之多需要研究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怎么可能不进步?中文期刊发表的论文质量怎么可能不提高呢?
之所以要对中文期刊有信心,要接力,而不是让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还有更重要的理由。以现在西方一流社会科学期刊为平台,借用成熟的西方社会科学期刊的规范评审发表,既训练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提升质量,又甄别出研究水平高下,还国际化了,一举多得。现在的问题是,西方社会科学期刊是非中文的,在非母语情况下写作,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有挑战,而且用英语发表,其读者远不如中文读者多。
更重要的是,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其研究往往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问题,大都是西方的时代问题、地域问题。社会科学也不像自然科学一样中立,往往有强烈的价值预设甚至阶级立场。西方社会科学是在西方现代化的历史中,从西方利益的国际秩序视角下形成的,社会科学的问题设定、论证方式、兴趣选择都与西方社会所处时空条件紧密相关。中国是一个有文明悠久、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与西方的时空条件和发展阶段差异极大。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要回答中国的时代问题,而这些西方社会科学界可能根本不感兴趣,相反,西方社会科学正在研究的焦点话题可能与中国时代需要没有关系。这个时候,若以西方社会科学期刊发表的论文作为衡量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标准,中国这个巨型国家的社会科学话语权就会严重脱离当下的时代,甚至沦为西方话语的应声虫。
因此,衡量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标准只能来自中文社会科学期刊。中文社会科学期刊已经有了好的起点,有了自己的问题意识,自然会有大量杰出的社会科学家接力提升中文社会科学论文的质量。中文社会科学期刊研究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是有中国主体性的,是在服务于中国13亿人民的。
只有确立中文期刊发表社会科学论文的主体性,才能在此基础上吸收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精华,才能从阅读西方期刊论文中吸取对我们有用的营养,我们也才有了真正讨论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的主动权。
【摘要题】理论探索
【关键词】社会科学/科学生产力/CSSCI
1引言
科学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它们的成果表现形式有着质的差别。后者的成果是物质的、有形的,而前者则是非物质的、无形的,需要经过转化才能成为有形的。自然科学、技术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论文、著作、专利;社会科学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则主要是著作、论文、研究(咨询)报告。对于物质生产力的评价国际上已经建立起一套通用的、公认的指标体系,可以进行直接评价。而对于科学生产力的评价,由于它的成果是非物质的、无形的,因此无法对它进行直接评价。目前,国际上的通用做法是对它的成果的转化表现形式进行量化评价,从而对科学生产力进行间接评价。
论文是科学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生产力是指社会科学生产的能力。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加菲尔德(E.Garfield)主持的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ISI)研制了《科学引文索引》(SCI),以在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科学论文的数量和已被SCI录用论文的引用量作为衡量科学成果的量和质的主要指标。经过30多年的实践,目前SCI已被国际公认为评价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乃至学者个人科学成果(主要是基础研究)和学术影响的主要工具。自1988年开始,受国家科委的委托,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依据SCI每年我国各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在SCI的发文量和被引量统计。这一重大举措导致了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纷纷采取各种激励措施,从而在总体上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科学生产力的发展。
在E.Garfield的主持下,自《科学引文索引》之后,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相继研制、出版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但SCI、SSCI、A&HCI是国际性的,且不收录中文期刊,而我国的科学研究人员的成果绝大多数发表在国内出版的中文期刊上。为了能准确、全面地反映、评价我国的科学生产力,研制基于中文学术期刊的引文索引就成为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1995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制的以国内出版的核心科技期刊为素材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正式出版。1998年南京大学开始研制《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CSSCI),1999年经专家组论证,教育部正式批准,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列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重大项目。
在教育部社政司的支持和指导下,经过课题组3年多的努力,《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已研制成功,相继出版了CSSCI(1998)、(1999)、(2000)、(2001)光盘和网络版,并提供查询、咨询、统计服务(包括网上服务)。CSSCI的出版填补了我国该领域的空白。CSSCI来源期刊的选定是在教育部社政司的直接指导下、广大社会科学领域专家的参与下进行的。2001年3月,教育部社政司成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咨询委员会”,由全国17所高校的社会科学专家和社科管理专家组成。在教育部社政司领导的参与下,咨询委员会于2001年3月、4月、5月分别在南京、长沙、珠海召开会议,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了充分、深入的讨论,会后由教育部社政司组织全国社会科学领域1000名教授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评选,最后确定CSSCI来源期刊419种。这保证了CSSCI的科学性、客观性。
表1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
附图
说明:由于少数论文涉及2个学科、作者涉及2个地区,故论文总数略多于CSSCI(2001)论文总数。
本文基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以发表学术论文为指标,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结构、分布作一初步研究,以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作一宏观描述。
2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及其地区、学科分布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来源期刊为419种,录用来源文献为61492篇。根据CSSCI(2001)数据库,分析、统计得出社会科学学术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如表1所示(见上页)。
3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结构分析
由表1论文的学科分布可知,2001年我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中经济学占30.41%,这是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在论文学科分布中的反映。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8个学科依次是:教育学,政治学,新闻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文学,历史学,法学,哲学。
由表1论文的地区分布可知,2001年发表的社会科学学术论文中北京占28.16%,列第1位,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市,这是由北京市集中了量多质高的高等院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政部门(含所属研究机构)所导致的。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6个地区依次是:上海(9.04%),江苏(7.70%),湖北(6.82%),广东(6.45%),浙江(4.52%),四川(4.23%)。表1全面反映了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的地区分布。它还列出了社会科学各学科论文的地区分布,由此可反映出社会科学各学科生产力的地区分布。表2列出了各学科论文发文量按地区分布的前5名,反映了各学科社会科学生产力处于领先地位的省、市,比较突出的是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广东。
表2学科论文地区发文量排序前五名
附图
收稿日期:2003-06-09
【参考文献】
1邹志仁.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邹志仁.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计量指标——论文、引文与期刊引用统计(2000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摘 要 题】理论探索
【关 键 词】社会科学/科学生产力/CSSCI
1 引言
科学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它们的成果表现形式有着质的差别。后者的成果是物质的、有形的,而前者则是非物质的、无形的,需要经过转化才能成为有形的。自然科学、技术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论文、著作、专利;社会科学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则主要是著作、论文、研究(咨询)报告。对于物质生产力的评价国际上已经建立起一套通用的、公认的指标体系,可以进行直接评价。而对于科学生产力的评价,由于它的成果是非物质的、无形的,因此无法对它进行直接评价。目前,国际上的通用做法是对它的成果的转化表现形式进行量化评价,从而对科学生产力进行间接评价。
论文是科学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生产力是指社会科学生产的能力。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加菲尔德(E.Garfield)主持的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ISI)研制了《科学引文索引》(SCI),以在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科学论文的数量和已被SCI录用论文的引用量作为衡量科学成果的量和质的主要指标。经过30多年的实践,目前SCI已被国际公认为评价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乃至学者个人科学成果(主要是基础研究)和学术影响的主要工具。自1988年开始,受国家科委的委托,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依据SCI每年我国各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在SCI的发文量和被引量统计。这一重大举措导致了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纷纷采取各种激励措施,从而在总体上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科学生产力的发展。
在E.Garfield的主持下,自《科学引文索引》之后,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相继研制、出版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但SCI、SSCI、A&HCI是国际性的,且不收录中文期刊,而我国的科学研究人员的成果绝大多数发表在国内出版的中文期刊上。为了能准确、全面地反映、评价我国的科学生产力,研制基于中文学术期刊的引文索引就成为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1995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制的以国内出版的核心科技期刊为素材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正式出版。1998年南京大学开始研制《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CSSCI),1999年经专家组论证,教育部正式批准,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列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重大项目。
在教育部社政司的支持和指导下,经过课题组3年多的努力,《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已研制成功,相继出版了CSSCI(1998)、(1999)、(2000)、(2001)光盘和网络版,并提供查询、咨询、统计服务(包括网上服务)。CSSCI的出版填补了我国该领域的空白。
CSSCI来源期刊的选定是在教育部社政司的直接指导下、广大社会科学领域专家的参与下进行的。2001年3月,教育部社政司成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咨询委员会”,由全国17所高校的社会科学专家和社科管理专家组成。在教育部社政司领导的参与下,咨询委员会于2001年3月、4月、5月分别在南京、长沙、珠海召开会议,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了充分、深入的讨论,会后由教育部社政司组织全国社会科学领域1000名教授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评选,最后确定CSSCI来源期刊419种。这保证了CSSCI的科学性、客观性。
表1 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
附图
说明:由于少数论文涉及2个学科、作者涉及2个地区,故论文总数略多于CSSCI(2001)论文总数。
本文基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以发表学术论文为指标,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结构、分布作一初步研究,以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作一宏观描述。
2 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及其地区、学科分布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来源期刊为419种,录用来源文献为61492篇。根据CSSCI(2001)数据库,分析、统计得出社会科学学术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如表1所示(见上页)。
3 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结构分析
由表1论文的学科分布可知,2001年我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中经济学占30.41%,这是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在论文学科分布中的反映。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8个学科依次是:教育学,政治学,新闻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文学,历史学,法学,哲学。
由表1论文的地区分布可知,2001年发表的社会科学学术论文中北京占28.16%,列第1位,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市,这是由北京市集中了量多质高的高等院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政部门(含所属研究机构)所导致的。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6个地区依次是:上海(9.04%),江苏(7.70%),湖北(6.82%),广东(6.45%),浙江(4.52%),四川(4.23%)。表1全面反映了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的地区分布。它还列出了社会科学各学科论文的地区分布,由此可反映出社会科学各学科生产力的地区分布。表2列出了各学科论文发文量按地区分布的前5名,反映了各学科社会科学生产力处于领先地位的省、市,比较突出的是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广东。
表2 学科论文地区发文量排序前五名
附图
收稿日期:2003-06-09
【参考文献】
1 邹志仁.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 邹志仁.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计量指标——论文、引文与期刊引用统计(2000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摘要题】理论探索
【关键词】社会科学/科学生产力/CSSCI
1引言
科学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它们的成果表现形式有着质的差别。后者的成果是物质的、有形的,而前者则是非物质的、无形的,需要经过转化才能成为有形的。自然科学、技术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论文、著作、专利;社会科学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则主要是著作、论文、研究(咨询)报告。对于物质生产力的评价国际上已经建立起一套通用的、公认的指标体系,可以进行直接评价。而对于科学生产力的评价,由于它的成果是非物质的、无形的,因此无法对它进行直接评价。目前,国际上的通用做法是对它的成果的转化表现形式进行量化评价,从而对科学生产力进行间接评价。
论文是科学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生产力是指社会科学生产的能力。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加菲尔德(E.Garfield)主持的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ISI)研制了《科学引文索引》(SCI),以在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科学论文的数量和已被SCI录用论文的引用量作为衡量科学成果的量和质的主要指标。经过30多年的实践,目前SCI已被国际公认为评价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乃至学者个人科学成果(主要是基础研究)和学术影响的主要工具。自1988年开始,受国家科委的委托,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依据SCI每年我国各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在SCI的发文量和被引量统计。这一重大举措导致了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纷纷采取各种激励措施,从而在总体上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科学生产力的发展。
在E.Garfield的主持下,自《科学引文索引》之后,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相继研制、出版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但SCI、SSCI、A&HCI是国际性的,且不收录中文期刊,而我国的科学研究人员的成果绝大多数发表在国内出版的中文期刊上。为了能准确、全面地反映、评价我国的科学生产力,研制基于中文学术期刊的引文索引就成为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1995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制的以国内出版的核心科技期刊为素材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正式出版。1998年南京大学开始研制《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CSSCI),1999年经专家组论证,教育部正式批准,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列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重大项目。
在教育部社政司的支持和指导下,经过课题组3年多的努力,《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已研制成功,相继出版了CSSCI(1998)、(1999)、(2000)、(2001)光盘和网络版,并提供查询、咨询、统计服务(包括网上服务)。CSSCI的出版填补了我国该领域的空白。
CSSCI来源期刊的选定是在教育部社政司的直接指导下、广大社会科学领域专家的参与下进行的。2001年3月,教育部社政司成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咨询委员会”,由全国17所高校的社会科学专家和社科管理专家组成。在教育部社政司领导的参与下,咨询委员会于2001年3月、4月、5月分别在南京、长沙、珠海召开会议,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了充分、深入的讨论,会后由教育部社政司组织全国社会科学领域1000名教授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评选,最后确定CSSCI来源期刊419种。这保证了CSSCI的科学性、客观性。
表1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
附图
说明:由于少数论文涉及2个学科、作者涉及2个地区,故论文总数略多于CSSCI(2001)论文总数。
本文基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以发表学术论文为指标,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结构、分布作一初步研究,以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作一宏观描述。
2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及其地区、学科分布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来源期刊为419种,录用来源文献为61492篇。根据CSSCI(2001)数据库,分析、统计得出社会科学学术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如表1所示(见上页)。
3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结构分析
由表1论文的学科分布可知,2001年我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中经济学占30.41%,这是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在论文学科分布中的反映。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8个学科依次是:教育学,政治学,新闻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文学,历史学,法学,哲学。
由表1论文的地区分布可知,2001年发表的社会科学学术论文中北京占28.16%,列第1位,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市,这是由北京市集中了量多质高的高等院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政部门(含所属研究机构)所导致的。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6个地区依次是:上海(9.04%),江苏(7.70%),湖北(6.82%),广东(6.45%),浙江(4.52%),四川(4.23%)。表1全面反映了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的地区分布。它还列出了社会科学各学科论文的地区分布,由此可反映出社会科学各学科生产力的地区分布。表2列出了各学科论文发文量按地区分布的前5名,反映了各学科社会科学生产力处于领先地位的省、市,比较突出的是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广东。
表2学科论文地区发文量排序前五名
附图
收稿日期:2003-06-09
【参考文献】
1邹志仁.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邹志仁.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计量指标——论文、引文与期刊引用统计(2000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英文名称:Issues of Forestry Economics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林业经济学会;福建农林大学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福建省福州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5-9709
国内刊号:35-1060/F
邮发代号:
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1981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联系方式
期刊简介
《林业经济问题》(双月刊)创刊于1981年,是中国林业经济学会和福建农林大学共同主办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全国性学术期刊、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被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中国核心期刊磷选数据库、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与引文数据库、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数据库确定为来源期刊,被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中国社会科学期刊精品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等全文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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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Basic Research on Robot Projects Fund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its Funding Effect
CHEN Yue,WANG Zhiqi,TAN Jianguo
(School of Public Admininstration and Law, WISE Lab,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Liaoning, China)
1期刊影响因子的时间变化趋势
本文以四川省不同层次社科期刊为标的研究对象,同时加入《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会计研究》3个在国内相关专业领域的顶尖期刊,以期全面覆盖影响因子的各个范围。本研究采集期刊影响因子的思路是:选择三类有代表性的刊物数据来进行测算比较,即:一类为影响因子普遍低于0.5的期刊,主要以普通刊物、地方刊物、小众刊物为主;另一类为影响因子集中在0.5~1.0的期刊,以有一定特色的、在一定范围内有影响的核心期刊即CSSCI期刊为代表;第三类刊物的影响因子都在1.0以上,代表学术声望高的顶级核心期刊。主要采取比较各类期刊复合影响因子的纵向演变的方法来阐明观点。表1列出了本文所选取的样本期刊以及它们在2011—2015年的综合影响因子和复合影响因子的总体状况。表1资料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统计数据整理。由于复合影响因子与综合影响因子只是数值本身不同,总体趋势几乎一致,因此,本文不再对综合影响因子作重复分析。从复合影响因子的角度来看,选取的期刊大致可以分为3个层次。首先是综合影响因子在1.0以上的期刊,这些期刊每次进入核心期刊目录是大概率事件,除了《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会计研究》3本国内顶尖期刊外,还包括了在C刊中能代表四川的《财经科学》《经济学家》两本在国内经济学领域内比较有影响力的刊物;其次是影响因子在0.5~1.0的期刊,这些期刊一般都是四川省内知名期刊和影响力较高的高校学报期刊,而在全国来看它们却常常处于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的边缘;最后一类为复合影响因子在0.5以下的期刊,这一类期刊基本上都不属于核心期刊,多数为影响力不是很高的地方性刊物或专业性较强的刊物,包括地方高校学报。此3类刊物近5年的影响因子走势图如图1—图4所示。(1)影响因子在1.0以上期刊趋势图(图1)。从走势图看,这类期刊影响因子都在1以上且近5年越来越高,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会计研究》已经达到了8以上。这类期刊全是核心期刊,如《中国社会科学》完全能代表国内顶级社科期刊的水平。(2)影响因子在0.5~1.0的期刊趋势图(图2)。从第二类期刊影响因子的走势图来看,它们大多在0.5~1.0波动,很难突破1.0。所选的5种期刊中,《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四川师范大学学报》是核心期刊,而《理论与改革》《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则是在核心期刊边缘徘徊的扩展版。(3)影响因子在0.5以下的期刊趋势图(图3)。第三类期刊的影响因子呈明显走低。虽然这类期刊影响因子不高,普遍低于0.5,但它们基本代表着四川省本土刊物中或专业性强,或受众面小,或属地方高校的刊物。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不是知名刊物,都不在核心期刊目录内。
2影响因子的“马太效应”之于期刊作为
非核心期刊的无奈
进入核心期刊是非核心期刊的首要目标,因此如何提升刊物影响因子是编辑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数据显示,非核心期刊与核心期刊的影响因子差距持续扩大。此“马太效应”下,非核心期刊的生存空间被挤压,甚至有些期刊无论在行业、部门、地区领域内多么有影响,也不论办刊者多么努力,最终仅仅因为不是核心期刊,期刊物的知名度、关注度、文章被引用率都是很低的。我国是世界排名第二的期刊大国[5],期刊总数多达11000多种,其中社科期刊有2000多种,在这2000多种期刊中,入围核心期刊即CSSCI期刊的仅100多种,占比不到10%,而这么多核心期刊中,像《中国社会科学》这种影响因子在2以上的名刊、大刊不足20种,占比不到1%。依据近5年的全国社科类期刊数据绘制出期刊影响因子金字塔结构如图5所示。期刊的分化大致呈金字塔状,其中影响因子在2以上的知名刊物只占到了全部社科期刊总数的1%左右,影响因子在子越来越小,呈下降趋势;而有名气的顶级刊物影响因子数据则越来越大,呈上升趋势,呈现明显的“马太效应”。鉴于期刊影响因子对于作者、科研机构、读者、期刊的重要性,期刊影响因子的两极化趋势将深刻形塑中国的学术生态。
核心期刊圈层边缘的尴尬
这类期刊分两层,一层是在核心期刊目录中处于排名底部的一些刊物,随时有可能因为影响因子的下降而被踢出核心期刊;另一层就是一些在非核心期刊中排名较高的刊物,如果其影响因子进一步提升,就有可能入选核心期刊,这一层通常在数据时被称为“核心期刊扩展层”。以被国内社会科学类刊物视为标杆的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索引(CSSCI)”为例。CSSCI的排名计算方式比较复杂,但主要基于对影响因子的评估,其排名顺序与影响因子排名顺序几乎一致,排名靠前的都是比较知名的、影响因子数据高的刊物。此外,CSSCI还有扩展版,扩展版中的期刊几乎都是前文提及的处于金字塔中上层的一些刊物。扩展版中的刊物通过影响因子的提升,有一定的机会能够进入CSSCI期刊目录;而已进入核心期刊的期刊在下一次评选中也有可能进入扩展版。无论是C刊还是C刊扩展版,其刊物整体数量相对固定,有进就有出,因此,期刊间竞争相当激烈。CSSCI期刊目录每两年就要重新评估,所以对于核心期刊边缘圈层的刊物而言,风险很高。
关键词:SCI; CSSCI; 体育科研
中图分类号:G8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6)04-0056-04
Abstract:Based on documents, web survey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author queried the source journals included by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 an important retrieval evaluation tool, and then mad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the data of CSSCI source journals in terms of dynamic changes, publication frequency, research horizons, subject categories and so on. It analyzed the difference of sports discipline in survival mode and academic background of research group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discussed the future prospects of Chinese sports scientific literature, with a view to offer new perspectives and ideas for Chinese sport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 研究目的
在体育科学研究评价领域,权威期刊的遴选,以及科研成果学术影响力等,一直是学者们关注和讨论的问题。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CI)历来被公认为世界范围最权威的科学技术文献的索引工具,能够提供科学技术领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1]。在中国,南京大学于2000年5月研制成功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CSSCI),成为我国公认最权威的社会科学发展科技文献索引之一,亦成为评价我国体育科学研究成果的最重要工具之一。
探讨CSSCI与SCI体育类期刊的异同,有助于认识中国体育科学研究与世界体育科学前沿之间的区别与差距。国内外不同机构对各学科核心期刊的认定有不同的序列和数量,筛选出的核心期刊的品种和数量便会存在很大的差异。各体系大多采用的公认度较高的以下指标中部分作为评价依据:影响因子、基金论文比、Web下载量、总被引频次、被引频次累积量、被引用期刊总数、期刊累计数、获奖或被重要检索系统收录、引用该刊的期刊数、期刊半衰期、他引影响因子、二次文献转载或收录、被索量、被摘量、被摘率、他引量等。在SCI与CSSCI的诸多相关信息中,存在着评价机构、学术文化、学科历史、科研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使得两者并不在一个学术平台上。
中国体育科学研究的进步与发展,不能无视世界体育学术水平、前沿领域的状况。对国内体育科研工作者而言,尽管CSSCI的科研水平较高,反映出我国体育学科最新成果以及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的发展水平,基本满足了体育学科的科研信息需求。对于世界体育科研的前沿与动态,我们却知之甚少。将代表中国最权威学术期刊之一的CSSCI,与世界公认的科学论文索引权威SCI相提并论,有助于更为清晰和深刻地认知中国体育科研正在行走和将要行走的道路。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美国科技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ISI)出版的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中的光盘版(SCI-CDE)与扩展版(Science Citation Index-Expanded, SCIE)。及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主持评选出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ses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CSSCI) (2010-2011年版)。
2.2 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网络调查和统计分析等方法,查询了用于期刊引用分析研究的重要检索评价工具,《期刊引用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简称JCR)中所收录SCI体育类来源期刊和背景资料,与中国CSSCI体育类来源期刊数据进行统计、对比和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对比:CSSCI与SCI体育类期刊的差异
SCI是根据加菲尔德的引文集中定律和布拉德福的文献分散定律编制而成。80/20定律表明:大约20%的期刊收录了某学科80%的重大的、值得关注的科研成果。SCI最大限度地收录了世界上各学科的主要期刊和文献,其信息平台提供的信息囊括了可回溯到1900年的涉及到100个学科的全世界8 700份领先的学术、科学期刊中的当前和回溯性的文献信息、作者摘要、及引用参考。SCI国际学术期刊,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服务,其收录的6 037种来源期刊(其中含光盘版期刊3 764种)为对象,将期刊所属的170个主题范畴归并为21大类。
CSSCI是由南京大学开发、香港科技大学加盟,被教育部列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以中文社会科学期刊登载的文献为数据源,按照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原则,从全国3 500种社科期刊中精选出学术性强、期刊质量高、编辑规范的期刊作为其来源期刊。CSSCI评价系统以引文指标对学术期刊进行定量评价后再聘请专家进行定性评审,遴选出其来源期刊。单指标量化评价方法的局限性在于,单纯用被引指数来评价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反映基础研究类论文的学术影响力,应用类论文的学术影响力则很难反映出来[2]。2014年更新的数据库中,CSSCI来源期刊目录共533种,学科分类为25类,其中体育类期刊有10种。
3.1.1 来源期刊动态的比较
美国ISI公司自1975年起,在SCI基础上每年发行上一年度世界范围内的检索工具《期刊引证报告》,JCR在其期刊分类体系中专门列出了体育类期刊(Sport Sciences)。ISI网()的查询结果显示,1999年SCI体育类期刊共60种。[3]
SCI对入选的刊物进行动态管理,每年评出有前景的新刊,淘汰利用率不高的旧刊。2014年查询到的体育类期刊(Sport Sciences)共56种,与1999年相比,美国《运动医学标准与不当疗法报告》(SPORTS MEDICINE STANDARDS AND MALPRACTICE REPORTER)2004年从SCI源期刊中删除;意大利《运动创伤及相关研究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SPORTS TRAUMATOLOGY AND RELATED RESEARCH)2005年从SCI源期刊中删除;美国《运动标准与不当疗法报告》(EXERCISE STANDARDS AND MALPRACTICE REPORTER)2005年从SCI源期刊中删除;美国《医师与体育医学》(PHYSICIAN AND SPORTS MEDICINE)2006年从SCI源期刊中删除;英国《人类活动研究杂志》(JOURNAL OF HUMAN MOVEMENT STUDIES)2007年从SCI源期刊中删除;美国《体育哲学杂志》(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2008年从SCI源期刊中删除。新增期刊有:德国《运动免疫学评论》(EXERCISE IMMUNOLOGY REVIEW)为2005新收编;新加坡《运动科学与健康杂志》(JOURNAL OF EXERCISE SCIENCE & FITNESS)为2007新收编。十多年来,SCI体育类来源期刊在减少6种的同时,仅新增2种。
2000年CSSCI收录体育类来源期刊为7种,分别为:《体育科学》《上海体育学院学报》《武汉体育学院学报》《天津体育学院学报》《北京体育大学学报》《成都体育学院学报》《体育与科学》;2006年新增《中国体育科技》和《体育学刊》为来源期刊。2010年新增《西安体育学院学报》。CSSCI体育类期刊从2005年7种增加到2010年的10种,增长率高达43%,而SCI此间的体育类期刊总数基本没有变化,期刊遴选则是有进有出。SCI的常换常新与CSSCI的有增无减形成鲜明对比,体现出中西方文化在流动性方面的较大差异。
3.1.2 出版频率的比较
期刊的出版频率是指期刊出版的周期或间隔时间长短的频率。60种SCI体育期刊的出版频率,月刊(Monthly)仅7种,比例为11.7 %;双月刊(Bimonthly)共16种,占26.7%。一年四期的季刊(Quarterly)共31种,比例为51.7%。其中出版频率为一年三期(Tri-annual)的期刊有2种:美国《探索》(QUEST);美国《运动管理学杂志》(JOURNAL OF SPORT MANAGEMENT)。出版频率为一年两期(Semiannual)的有3种:英国《运动生物力学》(SPORTS BIOMECHANICS);英国《体育教育和社会》(SPORT EDUCATION AND SOCIETY);新加坡《运动科学与健康杂志》(JOURNAL OF EXERCISE SCIENCE & FITNESS)。而德国《运动免疫学评论》(EXERCISE IMMUNOLOGY REVIEW),则为一年一期(Annual)。
CSSCI的10种期刊,出版频率为月刊有3种,占30%;双月刊的有7种,占70%。两相比较,中国的权威期刊明显较国际权威期刊出刊频繁。在中国,权威期刊一年仅出一期或两期的频率几乎不可想象。对于科研成果的出版频率而言,科研是否严谨、成果是否真实,不能简单用学术周期来评判学术成就的高低。但国际公认权威期刊超过半数的季刊及更长周期的出版频率,应该引起中国“又好又快”发展道路上,对“短、平、快”方式的重新权衡。
3.2 分析:中美体育科研工作的差异
中国体育科学研究的发展,需要公正、健全的科研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手段和标准,关系着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的切身利益,更影响到良好的学术环境的生成,科研人员积极性的激发,乃至国家体育科研整体水平的提升。因此,对于评价方法和评价工具的正确认知,有助于针对性地认识SCI与CSSCI的“数量”分析的局限性,避免产生盲目、片面、甚至错误的崇拜和追逐。在对比SCI与CSSCI表象上的“知其为何”之后,更需要深入分析二者背后的“何以如是”。
3.2.1 学科生存方式的不同
中国的体育大学和体育学院,是当前体育学科发展的主力军;而美国的专业体育大学非常罕见,使得体育学科生存的背景存在巨大差异。期刊名称能反映出学科文化格局的基本构造。SCI的美国《体力与训练研究杂志》(J STRENGTH COND RES);美国《适应性体育活动季刊》(ADAPT PHYS ACT Q);美国《运动行为杂志》(J MOTOR BEHAV)此类期刊名称,与中国CSSCI的《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上海体育学院学报》《成都体育学院学报》《天津体育学院学报》《武汉体育学院学报》的期刊名称,体现出不同的体育学科生存方式。《体育科学》与《中国体育科技》由国家体育总局主管,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主办,《体育与科学》由江苏省体育科学研究所主办;更体现出强烈的“中国特色”。
CSSCI的体育期刊名,无一例外属于“体育科学理论综合类”,其100%的占有率与SCI仅10%的“综合类”期刊比例相比,显现出完全不同的学科格局。中国体育学科话语权的掌控机构,代表着中国体育科学研究的权威,以“大杂烩”的形式统揽着体育科研的方方面面。这与SCI注重期刊专业领域的指标大相径庭。CSSCI体育类期刊的学科重点和学科优势,埋没在“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大综合学科背景中,需要引起重视。未来发展对于专业不断分化、细化的趋势,必将挑战中国的“垄断综合”式权威期刊。
SCI体育类期刊的类别分为:运动医学类31种,占51.67%,运动生理学类13种,占21.67%;体育科学理论综合类6种,占10%;体育教学和运动训练5种,占8.33%;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类3种,占5%;运动心理学2种,占3.33%[3]。在国际通用的期刊类别划分中,运动医学类的杂志被归类的主题范畴为体育科学。被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单位组织评定为核心期刊的《中国运动医学杂志》,并不在体育类期刊之列。表现出我国体育科学分类方式,与世界公认的分类方式存在较大差异。与此同时,《中国运动医学杂志》亦不在CSSCI的来源期刊之中,即CSSCI中的运动医学类期刊为空白。中国有关运动医学和运动生理学的相关研究,分散在各种体育核心期刊中的运动医学栏目中,尚未到达“自立门户”的专业水平。SCI体育类期刊的运动医学和运动生理学期刊共占73.4%的比例,此种期刊遴选与分类的方式,传递出体育科学前沿的研究领域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显然,运动医学在“体育学”或“医学”的学科归属问题以及学科独立等问题上,国内外学术期刊并不同步。
美国体育科研的目的非常明确,主要服务于重大比赛。其课题多由奥委会的科研机构和有条件的大学研究机构共同承担,研究成果直接用于运动训练实践,科研信息的反馈迅速[4]。与之相比的中国体育科研,则显现出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科研信息更新不及时,理论成果如何与运动训练实践合理对接等,是今后体育科研价值转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3.2.2 科研群体背景的不同
在美国的大学中,高水平运动队的教练员、绝大部分的体育课教师和课外体育健身指导员一般不属于大学体育部固定配置人员。校运动代表队的教练员都是采用合同聘任制方式聘用的,这些教练员专门从事运动队的训练与管理工作,不承担体育课教学任务;绝大部分体育教师都是采用外聘的方式来聘用的,一名被外聘的体育教师一般都是同时在几所大学担任某个运动项目课的体育课教学工作,这些被外聘的体育教师有的是具有教师资格的体育教师,有的是具有职业运动员资格的运动员,他们一般都没有什么所谓的专业职称,都是按照课次的数量给予报酬。[5]
美国体育科研成果有许多都来自于其他学科的教育科研人员对体育领域和体育问题的研究。例如杰・科克利(Jay J.Coakley),作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在体育社会学、闲暇、大众文化、种族关系与社会心理学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他倡导并创办了《体育社会学杂志》(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多年来一直担任该杂志主编,其专著《体育社会学――议题与争议》成为世界畅销的体育产业MBA教材。在美国,经济学教授出版《体育经济学》专著;管理学专家撰写《运动管理学》教材,此种早已形成常态的学术现象,是体育科学与其他学科高度综合的有力佐证。体育科研工作者的学科背景和专业身份,无疑为体育科学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奠定了基础。
有学者对2003年中国体育核心期刊中2 633篇论文的高校教师进行项群统计,结果显示:专业体育院、系教师1 809篇,占68.71%,大学公共体育教师占24.0%,大学非体育专业教师发表的论文仅占7.29%。反映出我国体育科研主要集中于体育院、系[6]。大学体育教师和体育院系的专业教师,成为中国体育科学研究的最主要群体,这与中国大学体育教师职称评聘的指标与方式不无关系。CSSCI的10种期刊这一事实说明,中国体育科研的核心力量,来自专业体育院校,以及国家体科所。究其学术背景,均以体育为起点,用体育的视角探讨社会学问题、经济学问题、管理学问题等。对我国尚不完善的体育学科语言体系而言,美国学者用社会学的知识探讨体育现象;用经济学的理性分析体育事件;用管理学的统筹协调体育事务等;此类眼光、视野,甚至立场、方式,与中国大相径庭。
两相比较,中国大学体育教师和教练员在科研方面的压力较大,大学对体育教师与教练进行职称评聘的首要评价指标,是科研成果而非课堂教学或竞赛训练。美国的体育教师和教练员,可以脱离大学教师职称评聘的学术压力,完全依靠其授课能力和训练水平获取报酬。这种采用合同聘用制,使体育教师和教练流动于大学体育教学与训练岗位的方式,在中国公立高校主导的高等教育体制下,至少目前不具备可行性。中国参与学术竞争的体育科研群体,大多成长于体育专项技术技能的常年训练,甚至是专业运动员出身的教练员、体育教师。基于此种背景生成的体育科研成果,在国内学术界获取评价认同和学科话语权,尚需时日。中国体育科研走向世界的梦想,在改变学科生存方式的同时,亦需重新认知科研群体的学科背景、科研能力、文化底蕴的重要性。
4 结论与建议
2000年研发的CSSCI与始自20世纪60年代初的SCI相比较,不能仅用简单的差异和距离来评判优劣。由于我国的科学评价机制起步较晚,SCI亦成为我国科学评价事业的基础,以及中国科技走向世界和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CSSCI在中国所取得的权威地位和社会关注度,有其自身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根基。观察与分析两者间的异同点,是为中国体育科学研究的去向探寻更为清晰的发展思路。从世界权威科学技术文献索引工具受到的启发,使我们将目光不只局限于CSSCI的期刊数量、文章数量,或被引频次,更将视野置于体育科技文献的专业细化、新兴学科等科研领域的前沿,以免产生对SCI与CSSCI的认识偏误和功能曲解。
任何一种科研成果评价标准都会有利有弊,简单绝对地使用SCI或CSSCI作为科研成果的主导性评价标准,必然存在诸多局限性,并生成一些并不可靠的评价结论。在未来推动体育科学良性发展的评价体系中,定量指标和同行评议相结合,根据各学科和期刊不同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综合指标进行评价的方式将得到发展和完善。因此,学会有效使用SCI、CSSCI此类文献检索工具,快捷方便地获取体育学科发展前沿的最新信息,使其更好服务于体育科研的各个领域,才能真正体现文献检索工具的价值,为中国体育科学研究的学术竞争力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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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泰勒 个人 社群 公民参与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在批判新自由主义过程中脱颖而出,社群主义的核心概念是社群(community)。社群主义者与新自由主义者分歧的焦点在对个人与社群关系的解释上。社群主义者认为,一个人作为社群的一个部分,都会把自己当作是社群的成员,把社群的目标首先当作群体所拥有,而不只是个人权利的表现,都会认同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是实质性地属于社群的,而不是偶然地。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是当代政治思潮中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黑格尔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哲学、伦理学和民主政治等方面都进行了独到的研究。
一、个人与社群
自由主义者假定社会是由独立的个人组成的,每个个人都先天拥有一个超验的自我,先验地拥有一种认同的自我,这种自我先于其目的和价值。新自由主义正是从这一个人—社群的关系建立其整个理论体系。社群主义者查尔斯·泰勒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这种个人—社群关系观,认为个人组成社群,个人是社群的一个部分,认为个人不能独立于社会现实,无视其社会角色(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统一),个人只有在社群中才能发展起来,现实社会环境规定了个人的属性,塑造了个人的目的,个人对自我的认同不是自决的结果,它来源于社群、文化和种族三个要素,“人不能仅仅自视为人,他们还更直接地籍其所属的文化、语言、宗教等局部性共同体来界定自己”[1]P180,“我们只有在一个文化共同体中才成其为人类” [2]P139这个社群中的个人意识到自己属于该群体,这对他们的认同感(即他们对自己是谁的感念)具有重要的意义。“知道我是谁,就是知道我站在何处。我的认同是由提供框架或视界的承诺和身份规定的,在这种框架和视界内沃能够尝试在不同的情况下决定什么视好的或有价值的,或者什么应当做,或者沃应赞同或反对什么。换句话说,这是我能够在其中采取一种立场的视界。”[3]P37在泰勒看来,脱离了社群,自我也就失去了参照因素,社会联系的纽带被逐渐割断后,个人对社群价值的认同感、公民的责任意识逐渐消失。公民是社会一员,应当加强与社会中其他成员的联系,“我并不能孤立的,而只能通过部分公开部分隐蔽的对话和协商,来发现我的特性。…我自己的特性本质上依赖于我与他人的对话关系。”[4]P4离开了社群,不仅个人的道德理性和能力无从谈起,就是个人的自主性也无从谈起。
二、公民政治参与
新自由主义基于权利优先原则,主张“我们社会中的许多人对政治参与提不起兴趣;这并非只是因为我们眼下的政治制度不鼓励它,而且也因为人们不认为政治参与在他们的生活中有什么重要的优先性”[5]P52在公民与国家事务的关系上,新自由主义者主张中立,既不鼓励公民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也不鼓励国家去积极争取公民参与政治生活。认为公民是否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是公民的自由选则,政府应中立的看待公民政治参与的态度,尊重公民作出的选择,任何以“公共善”的名义采取某种措施干预公民的选择是不适当的。威尔·凯姆利卡曾指出,邀请人们按照别人的思想参与政治生活总是不成功的,公民是否参与政治生活完全应当听任他们自己的选择,政府不应当采取某种措施使他们不情愿地参与政治生活。[6]P139查尔斯·泰勒批判这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认为它使“人们失去了宽广的目标,因为他们只关注他们的个人生活。…换言之,个人主义的阴暗面是把自我放在中心位置,这挫平和限制了我们的生活,使之缺少意义,并对他人和社会漠不关心。”[7]P4
泰勒及其他社群主义者认为权利政治颠倒了个人与社群的关系,个人权利不能优先于社会目的,社群利益是优越于个人权利的善,当一个社群扩大到整个社会时,公共利益就是人类善良生活的基础,是最根本的善,个人权利在增进公共利益的过程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强调只有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个人的权利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实现。认为个人的“政治参与对于参与者本人具有内在价值” , [9]P531认为国家政治关系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重要的公共活动。与新自由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们并不认为个人权利是天赋的禀性,而认为是人们参与到社会政治生活中不断奋斗进取的结果。而且,也只有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个人的权利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实现,即政治参与是争取和扩大个人权利的最有效途径。社群主义者从实质上把政治权利界定为个人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利,因而把个人广泛的政治参与当作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在权利政治捍卫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和自由选择的土壤上萌生的个人主义价值不断膨胀,人们的价值观被个人主义从工作和热心公益引向重视个人满足,由于只关注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消弭了个人对公共利益的热情和追求,并伴随着对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疏远,国家政治这一公众领域的群体活动不再受人们的关注,人们都转而追求被托克维尔称之为“微小而庸俗的快乐”。与个人主义者对政治生活的冷漠态度相反,他们倡导公民积极参与社会的公共生活,并且尽可能地扩展政治参与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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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顿受逻辑经验主义和内史主义影响,走向了科学社会的内在主义,20世纪60年代形成了颇有影响的功能主义的美国传统即默顿学派;贝尔纳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史外史主义的影响,走向了科学社会外在主义,并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形成的社会建构主义的英国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爱丁堡学派和巴思学派。不同观点、不同思想、不同传统的相互碰撞与合流,使科学社会学得到迅速发展。80年代后的一些科学社会学家受库恩(T.S.Kuhn)历史主义、系统论、整体论和语境论(contextu-alism)的影响,开始进行科学社会内在主义与科学社会外在主义的整合研究。于是,出现了社会语境意义上的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
概括地讲,科学社会学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由默顿传统的现代科学社会学走向了英国传统的后现代科学社会学;由非认知科学社会学走向了认知科学社会学”[1];由科学结构研究的社会学走向了科学知识研究的社会学;由社会功能主义走向了社会建构主义;由宏观研究走向了微观研究;由科学的社会学研究走向了更广阔的科学的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2]。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我们认为,科学社会学经历了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单一的定性和单一的定量到定性与定量的结合,从单一的科学社会结构分析到整体的科学社会语境分析的发展。具体地讲,科学社会学方法论经历了科学内部因素分析方法、科学外部因素分析方法、科学社会语境分析方法三个发展阶段。
1 科学内部因素分析方法
我们把对科学进行内在社会结构分析和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的研究流派称为科学社会的内在主义,其研究方法称为科学内部因素分析方法。它包括结构—功能分析方法、计量分析方法和人类学方法。
1.1 结构—功能分析方法
这主要是默顿及其学派的方法论,其实质是从结构出发分析功能。他们把科学看作是具有复杂结构的社会系统,对其社会体制的结构做精细的分析,由结构解释功能,而很少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容及其与社会因素的关系,被称为科学社会学的功能主义,形成了科学社会学的美国传统”[3]。从1938年发表《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到1973年出版的文集《科学社会学——理论和经验的研究》,默顿运用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对科学的社会建制、科学的精神气质、科学的规范结构、科学交流、科学奖励制度、科学家的行为模式、科学中的优先权之争等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内容构成了科学社会学的主要内容,形成了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其他学者如本·戴维(Joseph Ben-David)的《社会中的科学家角色》、巴伯(Benard Barber)的《科学与社会秩序》、克兰(Diana Crane)的《无形学院》、科尔兄弟(Jona than Cole,Stephen Cole)的《科学界的社会分层》、加斯顿(Jerry Gaston)的《英国和美国的奖励制度》等,进一步运用了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发展了默顿的思想,成为默顿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这种方法的保守性是十分明显的,因为它只能从科学的现存社会结构出发,依据结构决定功能的假设进行某些功能的预测,而对于过去和未来的科学的社会结构的研究不能令人满意;它只研究科学的宏观社会结构,而不研究科学知识产生的微观认识过程,其方法论说到底是“黑箱式”的。
1.2 计量分析方法
计量分析方法是运用数学、统计工具对科学进行定量描述的方法,包括数学统计分析、引证分析、内容分析、多变量分析。
数学统计方法就是运用数学、统计工具对大量数据进行处理,从中得出结论的方法。默顿在《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博士论文中广泛采用数学统计方法,通过对大量文献的统计所得数据进行分析,说明十七世纪英国上层社会特别是知识界对科学兴趣的普遍转移,有力地说明了当时英国科学的社会结构随着科学兴趣的转移而发生的微妙的变化。普赖斯(Dreek J De Solla Price)在1961年发表的《巴比伦以来的科学》和1963年发表的《小科学,大科学》中,广泛运用数学分析和统计方法研究科学的整体发展,揭示了科学由小科学到大科学的发展规律,说明了科学机构与科学组织的不断规范化、规模化、国家化。
引证分析(citation analysis)是利用科学引文索引(SCI)所提供的资料进行数量分析得出结论的方法。在科学社会学中,广泛运用引证分析研究引证数与科学奖励的关系、引证率与论文影响度的关系、科学发现前后的继承关系、科学共同体内部科学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引证的网络分析还用来研究不同学科间的相互交叉与渗透关系,譬如普莱斯运用引证分析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发现自然科学近五年的文献引证率远高于人文科学,说明不同学科内部的体制与进步程度是有区别的。克兰在《无形学院》中用引证分析研究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结构,发现知名度高的科学家的论文被引证率高。科尔兄弟利用引证分析研究科学论文的质量、科学界的社会分层情况以及获奖情况等[4]。
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是对传播交流的内容进行精确的数量分析的方法,它最早出现在新闻学,随后在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众多学科中广泛应用。科学社会学中还只是初步使用这一方法。这种方法不研究行为,也不研究语言、符号的语义,只是通过语言、符号的数量分析如篇幅长短、篇数多少的统计来达到研究的目的。萨顿(G.Sarton)在《科学史导论》中运用内容分析考察先前科学史著作中各组成部分不同时代所占的篇幅数量的多少,以此来说明科学的加速发展。默顿在《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也运用了此方法说明科学兴趣的转移现象。
总之,计量分析方法对科学进行统计学的概括,注重数量关系分析,通过数量关系研究科学内部各个要素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讲,计量分析方法是一种通过数量关系的分析研究科学的内在关系的宏观方法。
1.3 人类学方法
这主要是法国哲学家拉图尔(Brune Latour)和美国社会学家谢廷娜(Karin D.Kno-Cetina)研究科学实验室情况的方法。人类学方法的引入,使科学社会学发生了人类学转向。谢廷娜把这种方法称为微观—倾向发生学方法,因为人类学对科学的研究关注的是科学家信念的形成过程[5]。
他们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进入实验室,把一个具体的实验室看作一个部落进行考察,把看到听到的如实记录下来,再应用语言分析方法对所记录的情况进行分析。拉图尔的研究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实验室可以描述为一个文字标记系统,因为仪器具有标记能力,每个标记的装置是机器、仪器和实验人员的组合,科学论文就是这种文字标记系统的产物;其二、实验过程中产生的科学事实不过是实验人员的构造物,是仪器产生出的文字标记被人为地解释为事实,因此科学实验不是发现事实而是创造事实[6]。前一个结论是对实验室活动的自然主义描述,后一个结论是对实验结果的哲学说明。
谢廷娜(K.D.Knorr-Cetina)运用人类学方法提出了科学的建构主义纲领,认为科学是人为的,实验室的一切都是人们事先精心准备好的,即决策负荷的,这样科学实验就是主观建构活动,它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她特别强调科学实验的社会网络不是科学共同体,而是超认识的资源关系形成的社会网络。[7]因此,人类社会学的方法就是要说明科学认识过程、科学知识形成过程无不与社会有关,无不说明社会因素向科学的渗透。
然而,这种方法仍是一种经验描述方法,因为它关注的是科学研究的过程,对科学实践过程进行微观研究而不注重宏观研究;倾向于对科学家言论的主观分析而不注重科学研究的客观实在性。因此,人类学方法的语言学转向、认知转向也是十分明显的。
2 科学外部因素分析方法
我们把对科学与其外在诸因素相互作用的研究传统称为科学社会外在主义,其方法论就是科学外部因素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论的特点是把科学当作一个“刚体或黑箱”,不考虑科学本身所包含的意义,只考虑科学与其周围其他因素的相互关系。谢廷娜把这种研究称为宏观—定向相一致方法即宏观方法,它包括历史背景分析方法、历史主义方法、文化分析方法。
2.1 历史背景分析方法
这主要是贝尔纳(J.D.Bernal)考察科学及其社会功能的方法。贝尔纳是一位对科学的历史及其社会功能进行全面考察与研究的科学家,他认为对于科学的分析应放到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进行,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科学已不是个人的事业,它已成为大工业集团甚至整个国家的事业,科学发现与发明不再是个人的发明与发现,而是科学共同体的共同成果。因此,科学的作用、功能必须结合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来加以认识。正是从这种科学观出发,贝尔纳反对当时流行的两种对立的科学观:一种是理想主义科学观,认为科学是追求真理的纯粹智力活动,其功能是建构与经验世界相符合的意义世界,即创造能解释经验事实的理论;一种是现实主义科学观,认为科学是人们用来认识自然、支配自然并为人们所利用的手段,这实际上是一种实用主义,几百年来人们一直这样看待并利用科学[8]。
2.2 历史主义方法
库恩(T.S.Kuhn)把历史注入科学的方法不仅影响了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转向,而且也影响了科学史的外史转向,反映在科学社会学中就是科学的外部因素分析倾向。美国哲学家阿伽西(J.Agassi)把对科学的这种研究称为社会学主义。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不约而同地从社会维度研究科学,一方面说明科学对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大,另一方面说明对科学的理解绝不能脱离社会历史环境。我们认为历史主义可分为内在的历史主义和外在的历史主义。前者指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它着重科学理论结构、科学发展模式的演化研究,如库恩的范式转换模式、劳丹(Larry Laudan)的研究传统进化模式等,较少研究社会因素对科学的影响。后者指科学史的外史论和科学社会学主义,它关注科学与其之外的社会因素的互动关系,而很少关注科学内部的历史演化。但不管哪种历史主义,从动态而不是从静态,从历时而不是从共时,从整体而不是从部分考察科学的方法和立场值得肯定。
2.3 文化分析方法
这是一种从文化学角度研究科学的方法,代表人物有巴恩斯(B.Bames)、布鲁(Da vid Bloor)、怀特(Leslie A.White)、李克特(Maurice N.Richter,Jr)。
巴恩斯以爱丁堡学派的代表人物著称,他在《科学知识和社会学理论》一书中主张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知识形态的观点,科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思想的影响。他把科学看作一种亚文化的集合,是人类整个文化的一部分,科学文化是在文化的氛围中生成的[9]。在他看来,文化影响科学家的信念和想像,从而影响到科学知识,通过对整个文化进行分析就能弄清科学的发生与发展。不过,他把科学看作是一组程序和方法论的约定,由约定主义走向了文化相对主义。
以提出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而著称的布鲁把科学当作文化现象,把真理看作文化符号,而不是把科学看作智力形态。他主张在整个人类文化的框架中审视科学及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10]。他的强纲领的四个内容因果性、对等性、对称性和反身性就是要说明科学知识产生和评价的社会文化原因。
怀特在《文化的科学》中认为科学是一种人类行为,是把握经验的活动,科学不是实体本身,而是解释经验世界的方式。科学依赖于文化,而文化依赖于符号,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在使用符号中产生的。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进一步认为正是文化而不是社会才是人类与众不同的特性,文化对于科学较之社会对于科学有更直接和更重要的作用。一种发现与发明是已经存在的文化要素的综合或是将一种新的要素吸收到一种文化系统中。每一种发现和发明都是文化经验积累过程的有组织的表现,计算机的发明不可能出现在牛顿时代,因为当代就没有发明计算机的文化积淀。由此,他得出两个推论:一是当文化积累还没有到达产生发现与发明的条件前,任何发明与发现都是不可能的;二是当文化积累到成熟,发现与发明便必然产生。这是典型的文化决定论,一种绝对的文化主义。
李克特在《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一书中阐明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科学是一种方法,一种社会建制,一种专门职业。他把科学定义为过程,认为科学是作为个体的认知发展在文化上的对应物,是作为传统文化知识的一种生长物,是作为文化发展的一种认知形式。在他看来,科学发展的方向类似于个体的认知发展方向,科学发展的起始点是传统的文化知识,科学发展的结构一般类似于进化过程的结构,特别是类似于文化进化过程的结构,科学是一个从个体层次向文化层次的认知发展的延伸,是一个传统文化知识之上的发展生长物,而且是一个文化进化之特殊的认知变异体和延伸。
我们认为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过程,但文化并不能决定科学的一切,文化决定论是一种绝对主义,一种外在主义,过分夸大文化对科学的决定和渗透作用,忽视了科学的内在自主性.
3 社会语境分析方法
将科学置于社会历史中进行考察,从内因和外因、历时和共时的综合上分析科学与其外在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我们把这种方法称为科学社会语境分析方法,主要表现为社会实践方法、系统分析方法、功能—结构分析方法、社会修辞学方法、行动者—网络方法和实在论的建构主义方法。
3.1 社会实践方法
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科学的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生活在19世纪,但他们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就运用实践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分析当时的科学技术,把科学作为社会的内在因素来考虑的。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科学的社会实践的分析,东、西方的社会学家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看作科学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论著中研究了科学技术,他们的着眼点是考察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力的关系,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进步及社会变革的关系。他们对科学技术的研究表现出社会实践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科学的发生与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科学在社会生产中产生,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它反过来又通过改造技术来推进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引起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实践方法为我们研究科学与技术、科学与生产、科学与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论。
3.2 系统分析方法
系统分析是把研究对象当作一个系统进行定量化、模型化和择优化研究的方法。在科学社会学中,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对科学及其社会因素的关系进行全面的分析与综合,并给出科学与社会诸因素互动的模式。魏因加特(P.Weingart)研究科学外部控制的非科学目标内化方法和科劳恩(W.Krohn)的科学目标化方法都属于系统分析方法。
魏因加特的非科学目标内化指把科学以外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社会目标在国家和政府的干预下转化为科学内部的研究准则,或者说科学的环境目标被科学有选择地吸收、消化、整合。他以美国癌症研究为例进行个案研究,运用系统方法详细地分析了非科学目标内化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大致为:社会问题——政治阻力——政策规则——科学政策规划——机构阻力——研究[11]。这种系统地研究非科学因素转化为科学内部问题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科劳恩的科学目的化指国家和政府有意识地把科学的外部目标导入一个学科的发展之中,使之成为科学理论发展的主导线[11]。科学的目的化使科学与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问题紧密相连,使科学致力于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这样一来,科学便与整个社会一体化。因此,对于科学目的化的研究必然要运用系统分析方法。
3.3 功能—结构分析方法
这是德国社会学家鲁曼(N.Luhmann)创立的一种与结构—功能方法相对立的方法[11]。它不是从结构出发分析功能,而是从功能出发分析结构。鲁曼把科学看作一个社会系统,运用功能—结构分析方法研究了科学的社会运行机制。他认为科学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具有自治性、适应性和学习能力。科学的自治性是指科学能够根据自己特定的规范去行动、根据自己特定的价值标准去选择。科学的适应性指它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作出反应的能力。适应性是科学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不适应环境的学科迟早会消失,因为科学是一个开放系统,需要不断与其环境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从而与环境保持动态平衡,既发展自身同时又高效地影响环境。科学的学习能力指主动适应环境的能力,这种能力从根本上讲是科学的创造力,被动地适应环境是一种被动的学习,是缺乏创造力的学习。
3.4 社会修辞学方法
这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英国出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人物马凯(M.Malkay)的研究方法。它是在科学哲学的反实证主义、现象主义等哲学思潮影响下形成的。它不同于默顿传统方法论的地方在于科学知识社会学依据传统社会学的方法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社会考察与分析。马凯在对科学知识作社会文化的解释时,提出了“科学社会修辞学”这个新术语,其含义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科学家行为并不能用统一的规范来说明,而只能以科学家各自的利益和目标来说明。[12]也就是说,科学家的行为和科学的行为并不是依据科学语言来说明的,而是依据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社会语言或文化资源来说明的;科学规范不是用默顿所说的科学体制来保证的,而是用科学的文化资源来说明的。在他看来,科学是一种解释性的事业,客观世界的本性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科学知识是经科学家磋商(negoiation)建立起来的。磋商就是科学共同体内的科学家之间运用共同的文化资源提供的节目单(repertoire)或字典(vocabul ary)进行的协商和交流。通过科学“磋商”建立起来的结论并不是对物理世界的确定性说明,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科学家们认为是正确的主张而已。
我们认为,马凯的社会修辞学就是社会语境(social context),科学家的行为规范要在其社会语境中得到说明。科学知识的意义以及它产生的过程都要用社会修辞学来说明。这种社会修辞学方法说到底就是一种社会语境分析方法。
3.5 行动者—网络方法
这是拉图尔和卡龙(M.Callon)研究科学实验室生活的方法[13,14]。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的含义有三:一是微观网络,指生产科学知识的场所——实验室。在实验室中,实验者、实验仪器、实验材料、实验环境应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行动者(实验者)与其他因素相互关联,构成了实验语境,也就是一个行动者—网络。这个行动者—网络系统不断构造自然,不断生产新的科学知识;二是宏观网络,指实验室与其之外的社会的关联,形成社会语境。在宏观网络中,行动者不仅是科学家,也包括政府、企业和消费者,这些行动者共同编织成自然—社会之网络;三是微观网络和宏观网络是双向互动的。实验室通过建构进而塑造社会,即把科学知识社会化;社会以它特有的方式支持、支撑和资助实验室。他们认为,科学论的研究不应停留在对已经形成的“科学文本”的哲学考察,而应对正在建构中的“科学实践”即实验室活动进行考察。他们由对科学的哲学建构走向了社会建构;由科学知识的微观研究走向宏观研究;由自然、实验室走向了自然、实验室、社会的语境化建构。
3.6 实在论的建构主义方法
这是当代美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科尔(Stephen Cole)研究科学的方法论[15]。他认为科学上长期存在着两大传统;一是实证主义或实在论传统的“默顿学派”;另一是建构主义传统的“西欧学派”。实证主义科学观把科学看成是纯理性的事业,理性的认识结果必须由经验事实裁决,即科学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人只是被动地反映自然,而且科学的发展与社会无关。建构主义科学观把科学看成是完全由社会建构的事业,科学知识不是对自然的描述,而是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科学不是由理性和规则支配的活动,科学知识的真伪也并非由经验证据裁决,而且自然界对科学知识没有影响作用,科学知识是科学家社会行为“磋商”的结果。科尔既不赞成极端的实证主义立场,也不赞成极端的建构主义立场,因为前者是绝对主义,后者是相对主义,它们的错误在于“非此即彼”。科尔明确宣称他的科学观介于“右翼的”社会建构主义和“左翼的”传统实证主义之间,是实在论的建构主义。在他看来,科学知识是社会和自然界共同决定的,是理性和经验共同决定的。我们认为,科尔的方法是一种语境化方法;他在社会、人和自然之间建立了必要的联系,突破了实证主义的“人—自然”框架和建构主义的“社会—人”框架,建立了“社会—人—自然”语境化的框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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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著述;署名;知识产权
中图分类号:DF5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3-0167-03
一、问题的提出
署名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发表著述或各种文字作品必须有署名,无论出现在文头或文尾,署名表示作者对所阐述的内容和观点的确定,以及要背负起因文字内容传播而产生的责任和义务。其次,从文献发展历史来看,署名的出现稍后于书籍、文献的产生,它受到社会制度、文化权利和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再次,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文化大繁荣、文化权利越来越表现在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署名的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频频出现的剽窃事件已经让人们深刻认识到,文责自负之余,署名权和署名利应该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署名牵涉到责、权、利和社会伦理等方方面面,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根本,就是尊重作者的劳动成果和知识产权的不可侵犯。
二、署名发展历史与现状
(一)署名发展史略述
汉代以前的书籍都没有署名。春秋战国前,都是“官有其器,而民无其器”,文献只服务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在史官文化的主宰下,“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学在官府”、“王命作册”“官守其书”是文献产生和存在的主要方式。奴隶制的宗法制度,使“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私门无著述文字,则官守之分职,群书之部次,不复别有著录之法也。”翻勿庸讳言,书出于官府,藏于官府,民众是没有可能接触到的。孔子的伟大就在于他利用自己能够接触到官书的便利,修《春秋》、定《礼》《乐》、删诗书、序易传,将知识和思想向下传播。虽然孔子自认为“述而不作”,《汉书·艺文志》中也说:“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但他的所作所为所述,被其弟子理顺出一套儒家的哲学思想,作为一种精神财富,为后人作述和统治阶级束民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后世奉为六经的《易》、《书》、《诗》、《礼》、《乐》、《春秋》虽然没有孔子的署名,但其中的哲学思想精髓已经被深深地烙上了孔子的印记。
“从战国起,学问开始向今日所谓求知识、求真理的方向发展。”史官文化被逐步打破,以百家争鸣为文化特色的“士”阶层知识分子“将学问视为天下公理,而不是争名夺利的工具,这样自然也没有在作品上标明作者姓名的诉求。”“诸子百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术领域内各思想流派的代表。虽然各门派都有自己鲜明的思想理念和著述,但“盖古人著书,不自署姓名,惟师师相传,知其学出于某氏,隧书以题之,其或时代过久,或学未名家,则传者失其姓名矣。即其称为某氏者,或出自其人手著,或门弟子始著竹帛,或后师有所附益,但能不失家法,即为某之学。”《老子》、《孟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著作都概莫能外,都没有署名。徐嘉锡先生认为:“自《诗》分为四,《春秋》分为五,乃题姓氏于传之上以为识别。其后一传之中,又多别自名家,各为章句故训,于是复题其姓氏。盖其初由后人追题者,久而变为著名自署矣。其初只称氏者,久而并署姓名矣。今虽不能考其所自始,要是汉、晋以后之事。”对于古书不具署名还有一种看法,“陈启源《毛诗稽古篇》云‘盖古世质朴,人惟情动于中,始发于诗歌,以自明真意。非若后世能文之士,欲暴其才,其所作辙系以名氏也。及传播人口,采风者因而得之,但欲识作诗之意,不必问其何人作也。’陈氏的话虽然是就《诗经》而言的,但可推之于先秦古书。大概最初作家进行创作,是为了表达一种思想、一种感情。署名与否,无关紧要;人们传诵它,采风者收集它,看重的都是它的内容、思想,至于作者何人,并不重要。这是古书不题撰人的原因之一。其二,有很多古书成于众人之手,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书不成于一时一人之手,所以不题撰著人。”此观点认为,先秦诸子书,撰非一人,成非一时,实际是各个学派的集体创作。
对于汉代以前著述不署名的原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观点认为“作为书籍领域后起之秀的经籍与子书,无法摆脱官书及其悠久传统的制约,只能继承官书传统在此基础上逐步加以变革。因此,官书之特征(不准公众传播、作者不署名、书无定本)不仅是官书的基本特征,也是汉以前经籍与子书的基本特征。”因此,多重原因造成了汉以前书籍虽以著作为主,却没有署名。
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造就了史官修史的古老传统同时,还有私人修史的传统。从汉朝到隋朝的几百年间,编著以传注、义疏、史书为主要出版书籍,不仅著述出现署名,而且署名的形式各有不同,很多书籍可以从书名了解到作者的署名。参看《汉志·诸子略》中的很多文献名可见一斑。署名的出现不是出于偶然,“晋代以后著作署名的盛行及逐渐规范,说明著作署名权问题已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作品与作者的归属关系在人们的意识中得到了强化。”唐代雕版印刷术以后,图书出版事业蓬勃发展,书籍文献传播的范围空前,作者署名所附带的信息更加详细。“汉以后,文献多署作者名姓,但标法不一。有的先标籍贯(郡望)再写姓名或字号,有些署名将时代、籍贯、官职、封号、爵位、姓名、著作方式等十几项连写,宋及明清著作书名多采用这种方式。有些著作除署撰者姓名外,还署“主修”、“协理”、“鉴定”、“校阅”等。有些著作不署真实姓名,而属字号。古人名号情况复杂,加上职官就更难以理解。因此,为了理解古人署名,有必要掌握一定的职官制度及名号知识。”很显然,署名现象已经受权利、名利所累,通过明确的分工细做,成为一种文化权力的符号。
总之,古代图书作者署名从无到有,署名前的修饰附加成分由简到繁,不仅反映出古代作者在逐步重视通过著书立说来阐述个人立场、主张、思想,标记自己的著述,而且,署名受到“官本位”影响,学而优则仕之风盛行,著述立说只围绕经典,论经明道,以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署名成为一种地位的象征。周予同先生认为:“经是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书籍,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需要,经的领域在逐渐扩张……”试想,如果没有受到统治阶级专制思想的制约,中国古代“独尊儒术”的局面会大大改变。比如西方具有较早文明史的古希腊就是如此。“古希腊时期宗教的势力尚未强大,这就为历史、哲学、医学、诗歌和戏剧等非宗教类著作的创作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当时学术和文艺创作比较自由公开,不少文人和学者纷纷通过自己的著作署名来扩大影响或创立学派。这就导致署名的非宗教著作日益增加。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其哲学著作奠定了希腊古典哲学的基础。”因此,著书立说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个人行为,它受社会制度、文化权利影响。著述作者阐述观点时,必须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为阶级阶层服务。
古人能够著书立说的一定有不一般的背景,不仅包括他必须有较广博的学识,还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通常是史官、诸侯、博学之士或藏书家。从文献发展历史脉络来看,他们中间最早能够触及公藏典籍的是史官,只有这些人能够接触到王室或皇亲国戚家的藏书,后来有由于政治原因能够得到赏赐书籍的王爷和官员,以及在皇家整理书籍中形成的书院或由于宗教发展而形成的寺观收藏,最少也是有私家收藏的富人。所以,一些著述的作者署名,带有时代、官职、爵位、封号,采用何种体裁等就不足为奇了。
到了近代,人们明显地认识到署名已经牵涉到了个人利益、权利和名誉。比如,“清代有不少“主持风雅”的贵官,如毕沅、阮元……,幕中罗致了不少学人名士,由他们帮助编书刻书,往往用的就是座主的名字。有钱而好名的出版家为人刻书,自己也挤进去挂个“同撰”名字的也不少,至于列名刊校的就更多了,其中多半是醵资刻书者。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书中的考证,大多出自阮元的学生朱为弼之手。在杭世骏的《三国志补注》和赵一清的《三国志补注》的双胞案的大辩论中,明确地反应了学术界对著作权的重视与对不道德的剽窃行为的深恶痛绝。”1910年,由清政府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官方第一次从法律上确立了署名的尊严、权利和义务,以及受到国家机器保护的不可侵犯性。
(二)现代社会署名多样化现状分析
历史进入现代社会阶段,署名无论从形式、内涵和权力都发生了变化。拿纸本书为例:一本书的问世,不仅包含有作者的署名,还有出版单位署名,策划编辑署名、责任编辑署名,封面设计等也要署名,更多呈现的是分工责任的明确和市场化反作用于著述而体现出的利益均分。同样,如果这本书的出版引发了不好的结局或反响,不仅作者有责任,连带著作上相应署名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包括经济、政治、伦理道德、文化反响等等方面。
随着各类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同体裁的文章、著述的面世,现代署名方式与古代大有不同。“中国古人并不曾把文学、史学、宗教、哲学各别分类独立起来,毋宁是看重其相互关系,及其可相通合一处。因此中国人看学问,常认为其是一整体,多主张会通各方面而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研究。”古代中国,做学问其实都是围绕经、史、子、集的研究,而其中经是一切学问的本源,正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就是指天下学问源于经,尊于经,不可背道而驰。古人历来有鄙视“小说家”的风气,认为小说家之流出于裨官,所述皆为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不能与正统学术思想相提并论。也就是因此,文学创作因不人流而缺少作为文献所具有的署名要求。也有人认为,“文学署名之所以落后于历史、哲学著作的署名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应有文学意识不强、文学没有独立性的原因,当然也还有文学不及历史、哲学那么受重视的原因”。所以,署名在文学作品中的真正作用不能体现出来。
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一旦成为著作出版,俨然带有科学研究的品性。“科研著作的署名即标注出该著作的作者姓名。作者应为科研课题的负责人和全体参加人员。署名的方式可有多种,视具体情况而定。著作若为一人独立完成,则在题目下直接单独署名;若为几人合作完成,则为几人共同署名,名次先后应按贡献大小依次排列,不应‘论资排辈’;若作者较多,则可在题目下写出若干个主要作者的姓名,其余作者可在后记中逐一列出。”“在论著上署名,一方面是表明其在研究工作中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已说明其对论著应负有的责任。”科技著述相对于文学作品更加具有严谨性和严肃性,署名的顺序表明个人在某项研究中的贡献大小。
随着网络普及化发展,一个新的文学现象——网络文学催生出新的署名方式——网名。网名更与真实姓名相去甚远。此外,微博、博客等也是人们以网络为媒介表达自己对社会热点、民生问题等观点的一种写作方式。用真实姓名作为网名的不多,通常是名人名家用真实姓名较多,他们的言论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以网络为背景的文学创作、微博或博客,作为文字信息的可信度和稳定性不高,但它们涉及的范围、内容较广,可以作为信息检索的线索。
三、多重文化背景下的署名利用
在图书馆出现之前,利用名人导读书目获取图书信息。比如,龙启瑞编撰的《经籍举要》,张之洞编撰的《书目答问》,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等名人撰述。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略例》中有这样一段话:“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因此,择名师名人之撰著,是研读古籍之捷径。
对于现代人来讲,图书馆和网络是获取知识和信息主要途径。在计算机出现之前,图书馆使用过很多种文献目录,其中有一种责任者目录就与署名有关。“它是按照文献责任者(包括个人、机关团体或会议等)的名称字顺组织而成的目录。其主要作用有:1、以责任者名称提供文献检索途径。2、揭示图书馆入藏某一责任者的全部著作。责任者通常包括著者、编者、辑者、校订者、注释者、绘图者等。对于某些知名责任者的笔名及其他别名,必须采用参照法引导读者找到他的全部文献;对于刊载在某些文集、期刊中的有关著者的重要著作,也给予适当反映。”嗍
当机读目录成为图书馆查阅书籍的主要手段时,署名是不可或缺的检索条件。数据库的建设和利用更成为许多高校和公共图书馆信息存储和利用的重要手段。打开任何电子资源数据库,利用作者署名检索相较于主题词检索和关键词检索而言,命中速度快,效率高。在数据库建设方面,对于高校而言,在某一学科领域内,“经过审核的优秀论文可以作为经典论文进入数据库,以供作者写作时进行阅读、吸收、参考:其参考文献又会形成新一轮的引用认同文献与作者合集。一定程度上,如果引用认同的是高质量论著与杰出作者,说明其研究是站在高起点上进行的;如果引用认同的大多是陈旧过时的劣质论著,说明作者的研究视野狭窄,成果质量也不会太高。”因此,越是具有名人或杰出作者署名的论著或文章,被引用的次数越多。在某种程度上,署名成为衡量文献质量的标准。
通过网络博文获取信息也成为当代读者在除图书和数据库之外获得信息的重要途径。在各学科领域的学术界领军人物。他们通过博客这种便捷的方式。从各自的学术研究角度,对社会热点的经济问题、法律问题、政治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思想。比如邹新明等在《“北大博文”的思路、做法及思考》一文中举例了北大名师如张颐武、林毅夫等人的博文,指出“从北大学者博客的内容看,这些博文相当于书写时代的日记、札记、随笔等,这些资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学术史和传记的重要资料,也是北大学术史,乃至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重要资料,这些博客成为历史学家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参考。由于博客的自由随意的特点,很多博文更能反映北大学者的真性情,这些文字是在正式出版的著作、论文中难得一见的,因此更显珍贵。”
相反,署名问题也会给资料搜集工作带来困扰。我们在搜集网络信息时,不能判断信息的真假原因,主要是缘于署名问题。网络署名常常是五花八门,网络作者根据自己的爱好、习惯、引人关注程度等起网名,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网名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使得有一定价值的信息搜集起来很麻烦。有些信息只能起提供线索的作用,是否采用,只有深入挖掘才能找到信息的源头进行判断。比如,我们在做民俗图片搜集时,经常会遇到没有时间、地点和详细描述,又有资料价值的图片或视频,必须咨询学者专家的意见,对资料做简单的描述,以便录入数据库。还有一些网友会将自己家乡发生的民俗活动视频或图片发到网上,只有网名和上传时间,其它我们想知道的内容一概没有,但是这种记录民俗的资料很稀有,我们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将它著录并保留下来,遗留问题就是知识产权问题。
署名还有另外一种功能。“考察教职人员流动的一种方法是从已经发表和出版的文章和著作署名中发现高级职称人员的流动轨迹。”阎根据署名的检索,通过数据分析、比对,可以了解作者工作单位变化,著述研究方向的改变,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才流动、区域性科研水平以及其最近的学科研究动向。这对于图书馆工作人员跟进学科前沿信息、跟踪学术信息流向大有裨益。
关键词:武术教学;个体主体性;主体间性
中图分类号:G807.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6-1487.2015.06.012
1 研究目的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来临,大学教育已从以往社会生活的边缘走向了当今社会生活的中心。深刻地影响着高校教学的改革和发展,尤其是高校学科教学活动已从同样化、单一化走向个性化和多样化。同样,高校武术教学应以培养具有积极运动个性、富有创新精神和武术运动实践能力的人才为目标。但长期以来,在高校武术教学中,教与学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无法充分发挥师生的主体性,体现师生个体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统一,真正展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本文从高校武术教学中师生个体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问题为出发点,力图解决其统一性问题,提高武术教育教学质量。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资料法
本文搜集整理了近、现代对个体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研究资料以及在教学活动中的师生个体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研究成果。
2.2 逻辑分析法
根据近、现代对个体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研究资料以及在教学活动中的师生个体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研究成果,分析研究高校武术教学中师生个体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统一性问题。
3 结果与分析
3.1 个体主体性与主体间性
3.1.1 近、现代对个体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研究
由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先驱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的命题认为:人通过其独特的思维方式而成为主体,当人被确立为主体后,被思之物就成为客体。这种主客二分的主体性,经过洛克、贝克莱和休谟而到康德等哲学大师的探讨,人的主体性不断地得以张扬。
从20世纪中叶开始,主体性哲学出现了从“主体性”向“主体际性”的转向。例如胡塞尔以认识论为基础,提出的“交互主体性哲学”[1]、海德格尔的“此在的共在”的主体际性理论、马丁・布伯基以“对话主义”为核心的主体际性理论、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性”和“交往行动理论”等[2]。主体间性以个人主体性为基础,并不否认和排斥主、客体关系中的个体主体性,而是表明了人们对主体性认识的深化,人不成为主体,不具有主体性,人与人之间就不会有主体间性[3]。
而认为,实践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主体―客体―主体”的关系结构,主、客之间具有内在的相关性和统一性。“任何单一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即‘主体―客体’关系,都不过是‘主体―客体―主体’结构的一个片断和环节;主体在作用客体的同时就载负着、实现着‘主体―主体’交往关系,并受其牵引和制约”[4]。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中展现的是个体的主体性,在“主体”和“主体”的关系中展现的是主体间性。
3.1.2 教学活动中的师生个体主体性和主体间性
教学活动是社会实践活动之一,教学活动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都具有各自的自主性、创造性、能动性和实践能力。教学活动的客体主要是指师生所上的课程和采用的教材等。一方面,教学主体与主体之间是一种平等的交往关系;另一方面,教学主体与客体之间是一种认识关系。因此,教学活动是教师和学生各自发挥其自主性和创造性并进行交往和合作的实践活动。
“在教学过程中的学生的个体主体性主要表现为对教学内容选择和加工的自主性、选择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学生的主体间性表现在:与教师和同学的合作交往的交互性、平等性、宽容性、合作性等等”[5]。教师的个体主体性是表现在教师自我发展和教育实践的过程中的,对教学内容的选择,对学生身心的关注,对教学的反思和创新等。教师的主体间性表现在:与学生和同事的合作交往中的的交互性、平等性、宽容性、合作性等等。
在武术教学活动中,师生以语言、动作等符号为媒介,通过教学实践活动而进行的武术知识与技术的传授与学习,以及情感、信息的交流而形成的对教学目标的理解与共识,师生都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在武术教学活动中,只有确立师生的双主体地位,才能实现师生个体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在教学活动中的统一。
3.2 高校武术教学中师生个体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缺失
3.2.1 武术教学中师生自主活动的缺失
一方面,在武术教学过程中,教师是“局外人”编写、强加实施的教学计划、教材的“忠实执行者”。教师因此被排斥于所授课程之外,只能考虑“如何教”学生的问题,忠实地扮演着“教书匠”的角色,从而被剥夺了自主的、创造性教学的权力。长此以往,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体创造性意识被磨灭得一干二净,因而在课程实施过程中缺乏个性,难有创新。
另一方面,教师是武术教育教学活动中的主宰,对学生进行“填鸭式教育”或“储蓄式教育”,它把学生变成了武术知识和技能的“容器”或“存储器”,把武术教育、教学活动简化为简单的技术学习、训练和控制过程。学生对教师俯首听从,为教师所传授的知识和技能所支配,压抑了学生学习的灵活性、创造性和自主发展。在武术教学活动中师生自主活动的缺失,使教师成为单纯的传授者,学生成为被动接受者,难以激发武术教师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因而教师不能创造性教学,学生也不能主动性学习,教学效果不如人意。
3.2.2 武术教学过程中出现的主客两极模式
3.2.2.1 单一的主体观
在“主体―客体”之间的对象化活动观念的影响下,传统的武术教学过程中出现了单一的主体观理念。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赫尔巴特、赞可夫为代表的“教师中心论”,其观点是将学生的可塑性作为教育预设,在武术教育教学活动教师是权威和主宰,把学生看做是被动接受知识和技能的容器,是教师实现其教学目标和完成其教学任务的手段和工具;另一方面,以杜威为代表的“儿童中心说”,它以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为基础,指出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中心,是主体,教师应围绕着学生转,把教师看做是学生掌握知识和完成学习任务的手段和工具,这种观点实际上取消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3.2.2.2 片面的教育关系
由于“主体――客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认识关系,是“主体”对“客体”的把握,因此,武术教育教学活动就成了或主要成了对武术知识掌握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教师是武术基本理论、基本技术和技能方面的权威,学生是这方面的需要者和接受者,武术教育教学关系就成了武术知识的授受关系,其中的武德教育、审美教育、礼仪教育和学生的社会性发展也简单套用了这种教育方法,造成了武术教育教学活动中严重的唯理性色彩,缺少了师生因精神碰撞而产生的非理性活动。因而教师无法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也无法追求师生在武术教育教学活动中的人性价值追求,只能停留在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外在价值层面上,这种片面的教育关系,使学生沦为武术知识和技能的奴隶,教师仅仅是知识和技能传递的工具。
3.2.2.3 师生关系的异化
3.2.2.3.1 师生关系客体化
师生关系客体化是指在师生交往中,一方不把另一方看作是与自己处于同等地位的主体,使其失去独立性而被控制和支配。师生关系客体化在武术教学中表现为:教师把学生看做是教师实现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的手段和工具;学生把教师看做是学生掌握知识和完成学习任务的手段和工具。
3.2.2.3.2 师生交往的片面化
在武术教学中师生交往的片面化表现为:一方面是师生的交往蜕变成了武术知识信息的交流,片面的围绕着武术知识和技能而交往,失去了师生人格魅力的吸引和碰撞;另一方面是武术教师所扮演角色的专门化,使教师只对学生武术方面的发展负责,从而消解了人与人之间真正的交往所具有的自由和本性。
3.2.2.3.3 师生关系的疏离和抽象化
现行武术教学的授课形式主要采用班级授课制,教师是以学生班集体为教育教学对象,在课堂教学中,师生面对的是整体学生集体,而非具体的某个学生。“个――群”关系交往成为师生课堂交往的主要形式,使得师生关系产生疏离和抽象化。
3.2.2.4 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合作交往匮乏
在大学学习期间,学生主要的交往场所是课堂。在武术课堂中,他们除了和自己的教师有限的交往外,更多的应该是同学与同学之间的交往与协作,这是他们在学习集体中促进其自身进步的重要途径。然而受到课堂规则的控制、有效的学习小组没有形成等因素造成学生之间教育交往的匮乏。
3.3 实现武术教学中师生个体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相统一的措施
3.3.1 师生有效地参与教学活动
师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学活动开展的前提是主体参与。武术教学活动应该是以师生作为共同主体参与教学活动,以师生积极互动为教学过程,通过师生协作来完成教学任务,实现师生共同发展与进步。有学者对北京某高校19种课堂教学行为的频率分布进行分析,研究当前大学课堂教学的现状[6]。研究结果表明,在一般的本科课堂中教学基本上仍未摆脱讲授式教学一统课堂的状态,教师不注重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学生也很少主动参与课堂,即使参与也仅仅是被动参与、形式参与、阶段参与与无效参与。虽然有的教师在整个课堂教学中讲解和示范的频率很高,也不能说明教师的参与是主动的、全程的、有效的,因为武术教学的过程是师生主动交流的过程,只有师生主动的相互交流和探讨,才能真正地实现师生主动参与、全程参与、有效参与。
在武术教学中,既要有教师的讲授,也要有学生的提问和师生之间的讨论、评价;既要有教师的动作讲解,也要有师生间的交流探讨、学生自主尝试和创新。只有真正的实现师生主动地、全程地、有效地参与教学活动,才能实现武术教学过程中师生个体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统一。
3.3.2 师生协作交流
协作交流是教学活动的本质属性。教学是教师与学生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实质是协作交流。协作交流的实质是交往,交往的主体是师生,因此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交往应该是平等的,有平等才有协作。在协作交流中,武术师生建立起特殊的“主体―客体―主体”关系,围绕着教学内容主动性参与,相互影响,从而推进武术教学活动的整个过程。因此,这种互动是个体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统一。
在传统的武术教学中,教师是知识和技能的权威,重视教师的讲解、示范,学生只是倾听者和被动的回答者和模仿者,师生之间、学生之间都缺乏思想上的交流和碰撞。然而,师生在武术教学中的协作交流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师生是教学中平等的主体,师生关系是以平等基础的,这有利于师生主体性的培养和发展。另一方面,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良性互动,其互相提问、相互讨论,对教师和同伴的观点、看法进行批判、超越和拓展,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主动积极性思维能力和拓展学生视野,也有利于教师的发展与进步。
3.3.3 师生探索创新
探究创新是教学活动的基本形式。师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师生应自主地探索和创新知识、学习方法、教学方法等。
3.3.3.1 探索创新应成为教师教学改革中的主题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除了传授知识外,还要研究探索教学技术和方法,创新学科知识,推动学科的发展。“最好的研究者才是最优良的教师,只有这样的研究者才能带领人们接触真正的求知过程”[7],“教学没有科研做底子,就是一个没有观点的精神,没有灵魂的教育”[8]。在武术教学活动中,教师应摆脱对他人意志的盲从,根据社会、工作岗位需求、学生自身的需要和兴趣,以及本人的能力、教学方式、思维方式来安排、从事教学活动。教师应在教学工作中不断总结和反思,积极、主动地参与武术教学科研,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智慧、实践操作能力和教学思想体系等。
3.3.3.2 学生应在探索创新的学习中进步
在武术教学过程中,学生应善于针对武术技战术问题与老师或同学讨论,并进行实践性研究,创新武术专业知识和动作完成技巧。传统的武术教学中教师按照教科书规定的动作套路,一招一式地教给学生,学生对教师所授动作进行机械地模仿和复制,教师认为自己所教的知识是绝对正确的,同样学生也是这样认为的,即使对教师所教的知识产生质疑,也囿于教师知识权威而不敢于从心理、生理、物理学等学科进行实验和论证。长此以往,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质疑精神、创新精神、实践操作能力等都会受到抑制。因此,在武术教学中师生应积极进行探索创新。师生只有在探索创新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地实现师生个体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统一。
4 结论与建议
高校武术教学中由教师传授武术知识、技术,学生被动接受的传统教学模式,以及师生之间关系的异化现象,使教师教学的主动性、创造性受到抑制,学生也难以主动地、创造性地学习。只有在武术教学活动中,真正实现师生间的个体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高度统一,实现教学活动中主体――客体――主体之间的高度融合,才能一改过去武术教学中存在各种问题,全面提升武术教育教学效果,实现高校武术教学的真正价值。
(获奖论文:广东省第九届大学生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三等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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