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论文范文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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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论文

第1篇

1.注重危机处理的应急性

在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再加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越来越多，这使得世界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关系趋于多样化。目前世界经济的发展存在一定的不足，例如世界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部门在金融风险预防方面、治理上存在一定的不足。目前形势下国际组织对于危机处理的应急性比较关注，危机出现之后才实施治理，这样就会给世界经济带来一定的损失，这与当下社会发展将危机制止于萌芽中的要求不相符。除此之外，在对金融危机实施处理的时候，通常情况下是几个国家临时组建一个机构，就一些金融危机实施商讨，一旦危机过后，此种合作就会消失，这就使得目前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稳定性有所缺失，对于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极其不利。

2.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管理不到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国际金融合作中一个主要的金融组织，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基于美元而组建，在那个年代下对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有一定的益处，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国际货币及基金组织的原则与世界经济的发展需要已经不相适应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主要是以美国、日本和欧盟经济为主体，约占货币基金组织的56.09%份额，但是发展中国家占有国际基金组织份额不到50%，这就使得在发达国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很好的发挥作用，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却存在一定的阻碍，这就需要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管理。

二、促进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机制的方案

1.强化各个国家之间的联合，对国际投机资本流动实施有效的监控

国际间金融合作的实质是对国际投机资本流动实施有效监控。国际投机资本的疯狂是使得金融危机出现的主要原因，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总交易额急剧上涨，以实现每天1.5万亿美元以上的交易额，市场上的投机资本已经高于7.2万亿美元，然而金融投机者一直在寻找漏洞，伺机制造风波，以追求高额的利润。当前国外的经济学家倡导金融自由化，对于监控与管制的重要性有所认知了。所以，一定要强化各个国家中央银行之间的信息交流，促进各个国家之间资金的融通，以更好的应动流动性危机，这样可避免金融投机者钻空子，对国际金融市场薄弱环节实施有效的监控。

2.确保国际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与协调趋于完善

众所周知，世界上目前所有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发挥着重要效果，推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然而在其使用的过程中依旧存在一些不足，比方说，在沟通与协调机制方面的缺失。在1987年和2001年的《巴塞尔协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还有以后陆续召开的相关会议使得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沟通与协调得到些许进步，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目前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在不断的加快，世界各个国家有了较频繁的贸易往来，因为各个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有所差异，同时世界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需要各个国家要实施联合，以实现对经济危机进行很好的解决，保证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家与国家的相处都是靠利益来维持的，为渡过金融危机，国家之间的沟通、协调一定要本着公平的原则，这有助于促进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的不断完善以及改革。

3.确立多边信息资源交换与共享制度

在区域经济和国际金融逐渐一体化的影响下，应该确立多边范围的国际金融监管信息储备中心，就相关文件、资料进行必要的交流与沟通，例如可通过监管联席会议,的召开，对主要的问题实施交流，一起来探讨解决问题的良方，实现国际金融监管的成本的降低。与此同时要加强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将银行监管的灰色区域减少，创造银行海外机构的多层次、多方位的有效监管机制。

4.建立统一金融监管国际标准

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的国际标准是国际监管组织的重要目标，同时也是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核心内容和有效形式。当然这个统一标准也应充分考虑不同经济体制、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实际。但是，包括巴塞尔协议，IOSCO标准，IAIS标准在内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都是为成熟的市场量身定做的，然后在对其进行修改，试图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历次发生在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证实，这种修补后的标准未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并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些国家成为世界金融监管体系中的最薄弱关节。因此，在制定金融监管的国际标准时一定要考虑到不同国家的适用性问题。

5.加快实现全球性综合并表监管

目前，在欧共体成员国与十国集团内已经实现了并表监管。按照国际通用的会计准则对现行会计准则作必要修改。对于并表监管内容，针对银行跨国经营的特点，可就资本充足性、贷款集中程度及国家风险优先考虑，而对目前尚不能实现并表的项目，也必须从综合监管的角度出发，对整个银行集团综合评估。

三、总结

第2篇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学家们一直认为资本账户自由化——资本在各个国家间自由地无限制的流人与流出确实是有益的，它对债务国有益，同时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然而，过去几十年中所发生的银行投机和金融危机——从拉美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危机，斯堪的纳维亚地区1990年的危机，到后来发生的墨西哥、东南亚、俄罗斯以及最近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彻底打破了这一观念。在这本文笔简练、分析透彻的著作中，欧洲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之一让?梯若尔分析了上述危机的特征，防范危机的制度改革，以及为此而进行的全球金融体制的重建等重要问题。

?让?梯若尔首先分析了关于金融危机以及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普遍观点。他认为，大多数的改革建议只注重表象而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并且无法协调建立有效的融资限制条件与确保借款国自行改革之间的目标冲突。他强调指出，正确识别市场失灵对于重建IMF的目标责任是十分必要的。然后，他将公司金融、流动性供给以及公司风险管理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个体国家的借款问题。建立在“双重”和“共同”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上，他重新审视了通常建议的政策，并且考虑了多边组织如何帮助债务国在开放本国资本账户的同时获得更多的收益。

【前言】

经济学家对于以下观点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即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允许资本在各个国家间无限制地自由流人和流出——确实是有益的。它对于债务国是有益的，对于世界经济也是有益的。资本流动的两个优点是显而易见的：第一，资本流动创造了较好的保险机遇，并促进了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配置。资本流动使得家庭和企业能够在世界范围的市场上对本国的(流动性)冲击进行保险，消费者因而得以平滑他们的消费，而企业则可以更好地管理它们的风险。商业周期受到抑制，完善的流动性管理促进了投资和经济增长。第二，除保险作用外，资本流动允许储蓄从低回报国家流向高回报国家，这种资本转移提高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

【序言】

我非常高兴看到《金融危机、流动性与国际货币体制》在中国出版。2002年12月，应邹恒甫教授之邀，我有幸在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做访问，期间与EMBA学员和博士研究生讨论了本书的基本观点。对于所面临的国外借贷及其与世界金融体系的相互关系等问题，中国也许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有所不同，因而本书的某些观点必须加以修正以适合中国的现实。但无论如何，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其中的共性，并且我希望中国的读者会对本书的基本观点感兴趣。

让?梯若尔1953年出生在法国巴黎附近的一个小镇，197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素有法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摇篮之称的法国理工学院。1978年，在他获得巴黎第九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后不久来到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深造，并于1981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梯若尔继承了法国学者重视人文科学的传统，再加上他深厚的数学功底，很快就显示出了他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卓越的天赋和才华。他当时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并以1982年和1985年发表在最权威的Econometrica（经济计量学杂志）上的两篇经典论文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地位。此后，梯若尔转向了当时正在兴起的产业组织理论，出于研究的需要，他同时师从于著名的博弈论大家马斯金（EricMaskin）研究博弈论。梯若尔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分析框架应用于产业组织理论，开始构建了一个新的框架，并用其分析并解决产业结构调整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1988年，他的代表作之一——《产业组织理论》出版，标志着产业经济学新的理论框架的完成。在此后的十几年中，这本书一直作为世界著名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的权威教程而广为流传，至今无人超越。

1991年，梯若尔和弗登博格(Fudenburg)合著的《博弈论》正式出版。这本著作立即成为博弈论领域最为权威的高级教程，十几年来一直无人超越。80年代中期，梯若尔和拉丰教授共同开创了激励理论的一个最新的应用领域——新规制经济学，并以两本经典著作《政府采购和规制中的激励理论》（1993）和《电信竞争》(2000)完成了这一理论大厦的构建，同时确立了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开创者地位。

梯若尔从当代经济学三个最前沿的研究领域博弈论、产业组织理论和激励理论的十几年融会贯通的研究中获得了经济学研究的真谛和“秘笈”，这个真谛就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直觉——即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学现象把握经济学本质规律的能力，而这个秘笈则是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自90年代中期起，梯若尔开始以一个开拓者的姿态征服经济学的新领域：经济组织中的串谋问题（1992）,不完全契约理论（1999），公司治理结构(2001)，公司金融理论（2002），国际金融理论（2002），以及最近完成的经济心理学（2002）。在上述每一个领域，梯若尔或以综述性论文的方式，或以专著的形式完成该领域的理论框架的建构，并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然后悄然转向另一个领域。梯若尔具有非凡的概括与综合能力，他总是能够把经济学的任何一个领域中最为本质的规律和最为重要的成果以最为简洁的经济学模型和语言表达出来，并整理成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而梯若尔对经济学惊人的直觉，也是一般的经济学家望尘莫及的。他敏锐的洞察力和极快的反应能力使得一般的学者根本无法跟上他的思维，因而许多人都这样认为：“在梯若尔面前，我们如同！”

第3篇

作为我国基金制度的创新，货币市场基金曾经引起很大的市场反响。当前由于制度变迁及市场因素的影响，货币市场基金发展面临严重的危机。当前制约我国货币市场基金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汇率制度改革、利率市场化、货币市场基金国际化、货币市场基金优质投资品种以及股票市场行情。针对上述因素的现实症结，中国应坚决推进汇率制度、利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鼓励和扶植货币市场基金的国际化运营，大力发展优质的货币市场投资品种，同时货币市场基金也要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

当前制约我国货币市场基金发展的因素既有体制性因素，也有市场因素：1、汇率制度改革艰难前进。2、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3、货币市场基金未能实现国际化运营。4、货币市场基金优质投资品种稀缺。5、股票市场行情严重影响着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

一、我国货币市场基金的产生

我国对发展货币市场基金的理论探讨始于1999年，而在实际操作中的萌芽则始于2003年两只准货币基金的成立。2003年5月，南京商行与江苏省内其他10家商业银行共同发起成立了银行间债券市场资金联合投资项目，运作资金总额3.8亿元，年收益率达3.5％，7月南京市商业银行、杭州市商业银行、大连市商业银行、贵阳市商业银行、武汉市商业银行和深圳市商业银行等6家银行共同发起设立的银行间债券市场资金联合投资项目运作资金8个亿，年收益率达到2.88％。作为我国金融市场的创新工具——货币市场基金的正式成立是以2003年12月10日三只货币市场基金分别获得央行和证监会批文为标志的。2003年12月10日华安现金富利基金、招商现金增值基金、博时现金收益基金经历了艰难险阻最终获批，其中华安现金富利基金于2003年12月30日正式成立。货币市场基金的特点分析：

(一)货币市场基金属于专门以货币市场工具为投资组合对象的追加型投资基金。鉴于货币市场工具的短期性与较高流动性，投资者可以随时追加投资额，也可随时通过签发支票的形式退出基金。

(二)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较为稳定。该类基金对那些风险偏好较小、流动性偏好较大的小额投资者或非盈利性资产机构投资比较有吸引力。

(三)一般为开放型基金。由于收益不像股权投资基金变动幅度大，所以为了增加吸引力，货币市场基金也必须采取较为开放的组织形式，给予投资者灵活变现和随时进出的方便，即允许基金凭证持有者据其持有的金额签发支票变现，犹如活期储蓄，当然，投资者也可按基金资产净值认购新的凭证单位，增加投资。

(四)投资货币市场基金的目的多元化。比如，规避利率管制，减少交存中央银行法定准备金产生的相对机会损失；避税之需：作为一种现金性资产的管理渠道。

(五)货币市场基金的清算要求较高。开放式的组织方式、允许投资者随时据以签发支票用于转帐或支付以及组合工具期限较短的特点，需要资产与资金的评估与清算工作必须跟上，并设置一定量的窗口，方便投资者进出。

(六)风险较小，管理成本较低。

二、我国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现状：

我国MMF近两年来发展迅速，由于最初对这一金融创新没有明文规定，业界对商业银行是否可开办基金公司也无定论，故我国最初的MMF主要是由基金公司设立的。2005年可以说是货币市场基金发展的一个转折年，全年共新增货币基金21只，同时金融监管当局允许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交行、工行和建行三家银行为首批直接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试点银行。三家试点银行于2005年9月底全部完成基金管理公司的组建工作，分别成立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公司、工银瑞信基金管理公司和建信基金管理公司，交银货币、工银货币、建信货币三只货币基金已分别于2006年1月20日、2006年3月24日和2006年4月25日设立发行，这也意味着我国商业银行可以正式入主基金领域，是我国商业银行尝试混业经营的又一新举措。

三、目前货币市场基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2005年12月31日，我国城乡居民储蓄达到14万亿元，货币市场基金作为货币市场最重要的子市场之一，在我国是一项业务创新，对分散我国银行体系风险、货币市场的建设、解决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分割问题等均有积极的作用。但是，目前在我国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探讨。

1、法律滞后问题

由于货币市场基金是我国的一项创新金融工具，是自下而上进行的自然制度变迁。成立之初主要是因为法律没有禁止及管理当局的支持，因此存在法律滞后的必然现象。这也是金融创新的典型特征之一。自2003年我国第一只货币市场基金成立以来，我国先后颁布了相关规定与办法，关于货币市场基金的正式规定是于2004年8月16日出台的，而早在2003年12月我国就已出现了货币市场基金，关于货币市场基金信息披露方面的规定则是于2005年4月出台的。

2、混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矛盾

1992年10月中国证监会宣告成立，中国证监会是国务院证券委的监管执行机构，依法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1998年11月18日中国保监会成立，对我国的保险市场进行监管：2003年4月28日银监会成立，对银行业进行监管。银监会的成立，意味着中国正式建立起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2003年两只准货币基金的成立昭示着银行业想入主基金业进行混业经营的意愿：2003年12月正式获批的三只货币市场基金。标志着我国基金管理公司可以通过设立货币基金的形式实现资金在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转换，混业经营趋势初步显现：2005年三家商业银行获批成立基金管理公司，意味着我国商业银行可以正式入主基金领域尝试混业经营。可以说货币市场基金的成立对我国经过近11年刚刚建立起来的严格的分业监管体制直接提出了挑战。由两个发行主体发行的货币市场基金今后由谁监管、如何监管的问题显得越发重要，因业务交叉而带来监管的交叉也会弱化监管的效力。

3、风险与信用评级问题

货币市场基金又被称为“准储蓄”，投资者购买货币基金可以免收利息税，但其份额并不能象储蓄存款那样享受存款保险，在国外，当发生货币基金投资亏损面临着巨额赎回风险时，基金公司往往负担亏损，因此对投资者来说投资货币市场基金的安全性相当高。目前在我国虽然尚未出现这种情况，但货币基金出现亏损的潜在风险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出现亏损该如何解决?在我国目前货币市场投资工具单一、市场规模有限的情况下，大量的货币市场基金追逐较少的产品必将带来基金公司的违规经营问题。

4、外部硬件配套问题

这主要表现在货币市场基金的清算问题上。成立于1996年12月2日的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央结算公司)，是为全国债券市场提供国债、金融债券、企业债券和其他固定收益证券的登记、托管、交易结算等服务的国有独资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央结算公司为货币市场基金提供托管和结算服务，但该机构尚未起到应有的作用。日前货币市场的资金清算主要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电子联行系统进行，但效率较低，不能满足发展货币市场的要求。:

四、对我国发展货币市场基金的建议

1、完善相关法规，加强金融监管，减少外部失灵发生的概率

混业经营是当前全球金融业发展的大趋势，我国金融业入世后的5年过渡期很快就到了，分业经营的中国金融业面对国外混业经营的银行控股公司的挑战将处于劣势，因此我国金融业尝试混业经营方式也是自然的进程。因此，在当前应尽快完善相关法规，使市场的发展有章可循：

2、控制好发展速度与规模的关系，确保货币市场基金的平稳健康发展

子市场的建立完善与货币市场的完善是紧密相连的，货币基金市场的平稳发展与市场规则的完善分不开，因此应把好市场准入关，控制好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速度问题，使其与货币市场的发展相适应，防止一哄而上、反复清理整顿情况的发生。

第4篇

论文提要: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之间的金融联系更为紧密,也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再次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已势在必行。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金融活动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际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格局,并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牙买加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演化而来的,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它既没有同一的汇率安排,也没有明确的本位货币,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也难以受到约束。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一)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具有超主权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因此,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实现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应综合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和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以此来降低某些经济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来应对危机。

(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广泛的改革。(1)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范围,强化其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个国际的最终贷款人,显然是难以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实行资金援助时,不仅要考虑恢复受援助国的对外清偿能力,还要考虑促进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改变将短期内恢复受援国偿付能力作为唯一目标的做法,并把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3)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和信息功能。当成员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义务对成员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并为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4)促进交流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强与成员国交流的同时,还应积极促进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改善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性。金融全球化为资本的无序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世界上主要货币的汇率大幅度波动,为发展中国家平衡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成本,也使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发达国家应主动担起责任,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这就要求各国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这是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基础。从国别上看,这种合作与协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协调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各发达国家之间应经常相互协调与沟通,共同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并以积极的态度,加强各国在货币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二是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注意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强区域性经济货币政策的合作。在总结欧盟与欧元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一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共同探讨区域性货币合作的有效途径,以抵御外部危机对该区域经济体的冲击。此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还应加强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四)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制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2)抑制国际范围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特别是加强对“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对对冲基金以及其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已成为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这无疑中增加了资本无序流动的风险。因此,对银行的跨境监管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主要参考文献:

[1]冉生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

[2]国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及改革方向.上海经济研究,2009.2.

第5篇

论文提要: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之间的金融联系更为紧密，也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再次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已势在必行。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金融活动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际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格局，并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牙买加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演化而来的，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它既没有同一的汇率安排，也没有明确的本位货币，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也难以受到约束。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一)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具有超主权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因此，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实现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应综合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和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以此来降低某些经济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来应对危机。

(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广泛的改革。(1)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范围，强化其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个国际的最终贷款人，显然是难以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实行资金援助时，不仅要考虑恢复受援助国的对外清偿能力，还要考虑促进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改变将短期内恢复受援国偿付能力作为唯一目标的做法，并把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3)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和信息功能。当成员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义务对成员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并为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4)促进交流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强与成员国交流的同时，还应积极促进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改善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性。金融全球化为资本的无序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世界上主要货币的汇率大幅度波动，为发展中国家平衡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成本，也使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发达国家应主动担起责任，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这就要求各国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这是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基础。从国别上看，这种合作与协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协调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各发达国家之间应经常相互协调与沟通，共同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并以积极的态度，加强各国在货币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二是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注意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强区域性经济货币政策的合作。在总结欧盟与欧元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一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共同探讨区域性货币合作的有效途径，以抵御外部危机对该区域经济体的冲击。此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还应加强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四)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制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2)抑制国际范围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特别是加强对“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对对冲基金以及其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已成为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这无疑中增加了资本无序流动的风险。因此，对银行的跨境监管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转贴于

主要参考文献

[1]冉生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

[2]国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及改革方向.上海经济研究，2009.2.

[3]周文贵等.国际货币体系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

第6篇

内容提要: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为借款国提供贷款援助时，通过交叉设定贷款条件强化贷款条件对借款国的约束力。依交叉条件设置方式不同，可分为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与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其中世界银行在贷款协议中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的交叉引用，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条约性质的贷款条件获得了法律约束力。中国应未雨绸缪，推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条件的实体内容与设定程序改革，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弱化贷款交叉条件的法律约束力。

贷款条件，一般理解为贷款方在向借款方提供贷款时所设定的条件，具体包括贷款的使用途径、还款日期、还款方式等，究其目的，主要在于保障贷款的安全性。对于发展性的国际组织而言，在保障贷款安全的同时，还着眼于贷款的功能性，即通过对贷款有效的、正确的利用，促进借款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金融援助活动中，贷款条件（loan conditionality）构成其核心要件，频繁出现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正式文件中。

然而，何为“贷款条件”，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未对其进行过正式的、官方的定义。Goseph Gold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进行分析时指出，贷款条件是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希望成员国按照组织协定的宗旨和条款的方式利用组织贷款而应遵循的政策[1]。笔者以为，从提供贷款的国际金融组织角度看，贷款条件是其为保障贷款安全与功能实现的限制性政策；从借款国角度看，贷款条件是借款国对国际金融组织所作出的一般性承诺。

学界对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条件的研究相对较多（注：仅以国内研究为限，研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的主要论文有：徐崇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的利益分析和法律性质[J]中国法学，1999（5）；温树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改革的法律分析[J]山西大学学报，2006，（4）；鄂晓梅.析IMF贷款条件的法律效力[J]法学评论，2002（5）；曹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研究：以阿根廷为例[J]国际金融研究，2005（11）；曹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模型与案例[J]国际政治研究，2005（4）。相对而言，研究世界银行贷款条件的论文较少，主要有刘音论世界银行政策贷款条件性的概念及其发展[J]保山学院学报，2010（1）；方长荣世界银行非自愿政策与我国水库移民政策的比较分析[J]河海大学学报，2002（2）），相对而言，对有关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大最为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交叉条件的研究却较为薄弱。（注：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的研究论文涉及到贷款交叉条件，但均未展开深入分析。目前相关的专题性论文仅有Sidney Dell. The Question of Cross-Conditionality. World Development，Vol. 16，1988：557-568； Nicholas Kremmydas. The Cross-Conditionality Phenomenon-Some Legal Aspects. The International Lawyers，Vol. 23，1989：651-675. 国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尚付诸阙如。）然而，随着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功能界限的日渐模糊，以及金融危机背景下两者在全球范围内提供金融援助的活动不断增加，贷款交叉条件出现的频率也日趋频繁，因而对借款国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生活的影响（包括负面影响）也在日益深入。我国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外汇储备充足，现阶段暂无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需要，主要是利用世界银行贷款，但并不排除未来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可能，从而导致贷款交叉条件应用于我国。对此，有必要未雨绸缪，对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交叉条件从法学角度进行研究，以便为我国在面临贷款交叉条件时提供应对之策。

一、贷款交叉条件的类型分析

有学者指出，贷款条件在严格意义上并非具有确定内涵和外延的法律术语，不具有规范性，只是对客观现实和事实状态的描述而已[2]。相较贷款条件，贷款交叉条件的内涵与外延更加模糊、混沌。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未在正式文件中对贷款交叉条件进行过定义。

一般认为，贷款交叉条件是指贷款方与借款方在贷款协议中规定，如果借款方未能遵守或履行另一贷款方在另一贷款协议中所设定的贷款条件时，则视作借款方未遵守本贷款协议。在国际金融法领域中，贷款交叉条件主要出现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文件中，比如世界银行在贷款协议中提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某一借款国的贷款条件，并将借款国遵守或履行该贷款条件作为获得世界银行贷款的先决条件之一，在借款国未能符合上述要求时，世界银行则拒绝提供贷款。依据国际金融组织在贷款文件中对另一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条件引用方式的不同，可以将贷款交叉文件分为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与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

（一）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

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是指，某一国际金融组织在决定是否向借款国提供贷款，以该借款国是否遵守并实施另一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条件为必要的前提，否则该国际金融组织将拒绝提供贷款。在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情形下，成员国向世界银行申请政策性贷款（注：政策性贷款（policy-based lending），是世界银行用于帮助借款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弥补国内政策改革与制度建设方面资金短缺问题的短期贷款，旨在实现借款国的宏观发展目标。与世界银行的项目贷款相比，政策性贷款的贷款周期较短，贷款资金的支付程序也较为简便。）时，世界银行要求该借款国必须首先或同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并必须首先或同时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贷款协议中所设定的贷款条件，才能向世界银行申请政策性贷款。反之亦然。有学者对贷款交叉条件的具体情形予以列举，指出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产生于如下四种情形：（1）某一国际金融组织对另一国际金融组织拟提供的贷款或者既有贷款款项的支取行使或试图行使否决权；（2）双方达成正式的协议，在未取得一方同意的情况下，另一方不向任何成员国或特定成员国提供贷款或其他相关安排（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备用安排）；（3）双方达成正式协议，规定在未取得一方同意的情况下，另一方停止向任何成员国或特定成员国提供先前同意的贷款或安排；（4）根据双方之间的安排，一方的官方行为，尤其是宣布借款国丧失向本组织借款的资格，可同时导致该借款国无法获得另一方的贷款[3]。

在贷款实践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通过备用安排的方式向借款国提供贷款。在备用安排方式中，借款国应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交意向书，并就为取得贷款资金拟采取的国内经济政策改革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协商、确定，并以此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否决定提供贷款的条件。由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程序中，贷款条件系由借款国单方面提出并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磋商后确定，借款国主动在意向书中设置贷款交叉条件的可能性极小，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协商过程中添加该贷款交叉条件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一般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程序不太可能产生贷款交叉条件。相对而言，由于世界银行在提供贷款时，要求与借款国签订贷款协议，因此可能会出现贷款交叉条件。如1977年，世界银行在向牙买加提供贷款时，在贷款协议中设置的贷款条件之一，即是要求牙买加政府必须先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获得一定额度的备用安排[4]。

构成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须符合如下三个要件：首先，贷款交叉条件系由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在考虑向借款国提供结构调整贷款时所设定，其目的在于实现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安全的交叉保障；其次，贷款交叉条件应包含在世界银行的贷款协议中，构成贷款协议的正式条款之一，从而确保贷款交叉条件的法律约束力；再次，贷款交叉条件应明确提及借款国与基金间备用安排所设定的条件。如果贷款交叉条件仅仅提及备用安排的贷款条件，而未将其作为世界银行发放贷款的先决条件，则不构成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

（二）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

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在实践中较为少见，目前仅有一例，即前已提及的1977年世界银行在向牙买加提供的贷款协议中所设定的获得贷款的先决条件。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采取非正式的、隐性的贷款交叉条件。

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是指，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表示对对方的贷款条件予以充分的尊重，在不存在正式协议安排的情况下，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自、独立的贷款决策导致同样的贷款条件的设置[5]。与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相比，在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下，另一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条件对本组织贷款条件的设置及是否提供贷款并无实质性的约束力。以政策框架文件（Policy Framework Paper，简称PFP）为例，借款国在贷款申请时应向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人员同时提交PFP并进行磋商，并最终交各自机构的执行董事会批准通过。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应首先就PFP进行讨论，讨论的重点在于文件的发展性与结构性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参考世界银行的评估结果对PFP进行讨论，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保持相对独立性，不必一定接受世界银行的意见。

从理论上讲，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包括如下三种方式：（1）间接的、非正式的磋商式贷款交叉条件，即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否向借款国提供贷款进行非正式的最后磋商，并就贷款条件的设置达成一致。这种非正式的磋商被认为是间接的、非正式的磋商性贷款交叉条件[4]。在这种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设置过程中，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是通过与借款国的磋商，说服借款国接受其贷款条件。如果借款国不予接受，则两个国际组织均无法在贷款协议中添加其贷款条件。即使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终拒绝贷款，也不会明确将借款国未接受或执行其他国际组织的贷款条件作为拒绝提供贷款的理由。（2）相互依赖性的、间接的、非正式的经济性贷款交叉条件，即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某一借款国的贷款申请设置了类似的贷款条件。（3）非正式的、间接的、金融性的贷款交叉条件：某一国际金融组织影响另一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条件的设置，是通过商业银行、区域性发展银行、双边或多边的贷款方等其他参与方，在多方间形成错综复杂的贷款交叉条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称某借款国未遵守其贷款条件，则其他商业银行可能降低对该国的信用评级，并将银行业务撤出该国，从而可能影响到借款国的的经济状况，进而可能影响到世界银行政策性贷款的提供。再如，世界银行可能影响商业银行对借款国信用度的判断，从而导致借款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下降，进而影响到该国的信用政策和外汇储备，最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否继续支持该国的项目贷款产生负面影响[6]。

二、贷款交叉条件的法律分析

（一）贷款交叉条件的法律性质

如前所述，在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情形中，一国际金融组织所设定的贷款条件对另一组织的贷款行为并无实质性的影响，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在某些情况下，两个国际金融组织在贷款条件上的重合仅仅是一种巧合，并不具有法律上的联系。因此，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并不具有在法律上进行讨论的必要。在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情形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会对世界银行贷款条件的设置以及贷款行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而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在世界银行贷款协议中的法律性质进行探讨。

Richard Edwards指出，在某些情况下，世界银行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备用安排或延期安排中对借款国的结论作为是否向该国发放贷款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在批准该项贷款前，贷款条件已经得到了满足，因此无须再在贷款协议或担保协议中作出特别约定[7]。Nicholas Kremmydas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备用安排或者其他类似安排并非世界银行贷款协议中的条件，而是先决条件（precondition），因而无须在世界银行贷款协议中对此予以明确[8]。普遍的观点是：在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设置的贷款条件构成世界银行是否与借款国签订贷款协议或发放一次性贷款或后续贷款的先决条件。

在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中，基金的备用安排以及其中所设置的贷款条件，被认为是世界银行促进成员国采纳并执行结构调整贷款项下成员国规划的必要矫正措施。在世界银行贷款协议中将其设置为贷款的先决条件，其目的是为了确保该成员国规划的成功实施。可以认为，这种先决条件构成世界银行贷款条件的延展，也是弱约束力的基金贷款条件借世界银行贷款协议实现“硬化”的方式。

在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贷款中，成员国应首先就贷款申请事宜与世界银行进行预磋商，并在磋商的基础上提交“发展政策书”（letter of development policies），表明其执行经济发展规划的意愿，以符合结构调整贷款的要求。在某些情况下，成员国提出的经济调整规划与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备用安排设定的贷款条件相近。发展政策书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意向书，是成员国向世界银行申请结构调整贷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政策书中，借款国需阐述引致此次贷款申请的特殊情况、政府的发展目标，以及拟采取的经济发展政策，以表明其克服本国经济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等内容。世界银行对发展政策书进行审查，如审查通过，则与借款国签订贷款协议并发放贷款。

发展政策书的法律性质与意向书有所不同。一般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意向书不构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成员国间的国际性协议，在意向书基础上产生的备用安排也不具有法律约束力[9]。相对而言，发展政策书与在发展政策书基础上达成的贷款协议，具有国际条约的法律效力。有学者指出，成员国向世界银行申请结构调整贷款时，在发展政策书中表明本国的经济发展规划以及为获得贷款而实施这些规划的意愿，可视作成员国向世界银行发出的要约，而世界银行接到成员国的贷款申请后与成员国进行磋商，并对磋商后达成共识的贷款条件表示接受，则视为世界银行作出的承诺[8]644。借款国与世界银行在共识的贷款条件的基础上签订贷款协议，如借款国未能遵守贷款协议，则应视为违反国际条约，其中包括借款国未能履行或实施贷款协议中作为交叉条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这一情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通过世界银行贷款协议的交叉引用，构成国际协议的一部分，对借款国具有法律约束力。

（二）贷款交叉条件的合法性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在其成立协定中提到应与其他相关的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第5条第8项规定，世界银行应在本协定条文范围内，与任何一般的国际组织和在有关领域内有专门责任的公共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在涉及贷款申请或担保事项时，世界银行应适当考虑其他相关的国际组织的意见与建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也有相关规定。《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10条规定，基金应在本协定条文范围内，与一般的国际组织和在有关领域内负有专门责任的公共国际组织进行合作。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世纪40年代产生之初，对各自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职能有着明确的分工。根据《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第1条，世界银行的宗旨主要在于通过促进私人投资尤其是国际私人投资，鼓励通过国际投资以发展成员国生产资源的方式，促进国际贸易长期均衡的增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1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着眼于借款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如货币政策与外汇政策管理，旨在成员国出现国际收支失衡的情况下，为其提供短期贷款以促使其尽快恢复收支平衡，促进贷款资金的迅速回笼以满足其他成员国的需要。具体到贷款方面，世界银行旨在通过项目贷款为具体项目的建设提供长期贷款，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是提供短期贷款以解决成员国短期内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两者在贷款事项上存在明确的界限。然而随着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业务的调整，两者在贷款事项上逐渐出现重合。自1980年以来，世界银行开始拓展政策性贷款业务，推出结构调整贷款等非项目贷款业务，旨在为借款国填补政策改革和制度建设方面的资金短缺提供短期贷款。世界银行在提供调整贷款时，对借款国设置的贷款条件包括债务管理、进出口政策、汇率政策、货币政策等传统上属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世界银行之所以将贷款业务拓展到调整性贷款领域，是因为世界银行推动世界经济发展这一目标的实现，与国际贸易收支失衡、贸易限制、通货膨胀等短期经济平衡问题的解决密切相关，进言之，后者问题的解决构成前者目标实现的基础。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对其国内经济进行结构性改革，促进生产性投资，从而实现经济与出口的稳定增长，相应的贷款条件也逐渐转向以基本政策改革、部门平衡和长期调整为特点的“供给管理”政策，更加重视增收对平衡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状况的作用[10]。

两者职能重合的区域越多，意味着两者在贷款条件方面进行交叉设定并借以实现交叉强化的空间更大。贷款交叉条件的出现，实质上是以交叉强制守约的方式强化两大国际金融组织各自贷款条件对借款国的约束力，有利于保障贷款资金的安全与有效利用。

但是，细究之，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交叉条件缺乏合法性依据。《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与《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在有关贷款条件条款中，均未提及贷款交叉条件，这表明贷款交叉条件的设定与实施缺乏正式的国际法依据。根据《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第5条第8项第b款规定，世界银行在对贷款申请作出决定时，如果有关事项直接属于其他国际组织的职能范围之内，而且该国际组织的参加者主要为世界银行各成员国，则世界银行应对该组织所提供的意见和建议加以考虑。但该款仅规定，世界银行应对其他国际组织的意见和建议“加以考虑”，并未规定世界银行的贷款条件应受其他国际组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意见的约束。因此，世界银行如果在贷款协议中设置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可能导致其违反国际法。反之，在《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中并未提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贷款或其他事项中应该考虑其他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的意见与建议。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对设置贷款交叉条件表示反对。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89年协定中对两者的职能分工进行明确时指出，两者应避免在贷款协议中设置贷款交叉条件[11]。

即使如此，就目前而言，尚很难一概而论贷款实践中贷款交叉条件的设置存在违反国际法之处。究其原因：

1. 宽泛的协定条款预留了贷款交叉条件存在的空间

基金在贷款业务中主要采取意向书或备用安排的方式，其中所提及的目的与政策主要源于经济学意义，这使得基金具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比如《基金协定》第5条的“收支平衡问题”并不仅仅限于收支失衡本身，还包括其他经济学意义上的平衡目标，如通货膨胀、就业问题、贸易限制等。《基金协定》第1条所设定的宗旨含义也较为广泛，除明确规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维持外汇稳定、收支平衡方面的职能外，还规定基金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促进国际贸易的扩大与平衡发展。因此，即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借款国设定的贷款条件或业绩标准超出传统意义上的收支平衡范畴，只要该行为旨在实现遏制通货膨胀或促进经济发展等经济政策目的，都可以认定其行为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所设定的职能范围。根据国际法院在“经费案”中确立的目的解释方法，通过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宗旨的目的解释可以将设定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行为纳入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合法范围。前已提及，《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对世界银行宗旨的规定较为广泛，兼之发展性宗旨与短期国际收支平衡间的关系，世界银行的宗旨除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外，还涵盖推动会员国的经济调整计划以解决其短期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鉴此，世界银行将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备用安排的贷款条件作为成员国获得世界银行贷款的先决条件，符合《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的规定。

2. 贷款条件合法性的解释权在于国际金融组织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29条，成员国与基金间或成员国间对于本协定条文的解释发生任何异议时，应提交执行董事会裁决。成员国如对执行董事会的裁决有异议，可以在裁决后三个月内要求将该异议提交理事会作最后裁决，由理事会的“解释条文委员会”作出最终决定。Gold指出，鉴于基金有权对协定的条款进行解释，可以推断出基金有隐含的权力对自己的决议进行解释[12]。世界银行对《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条款解释办法的规定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本相同。根据《协定》第9条，会员国与银行间，或会员国与会员国之间对于本协定条文的解释发生任何争议时，应即提交执行董事会裁决。对执行董事会的裁决不满的，会员国仍可要求将争议提交理事会作最后裁决。

有关贷款交叉条件的决议合法与否，最终决定权掌握在设定决议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或世界银行理事会手中，这使得本组织的有关决议被认定为越权行为的可能性非常小。

三、我国应对贷款交叉条件的对策

国际金融组织在贷款实践中使用交叉条件引发许多争议。贷款交叉条件的出现，实质上是对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条件的硬化，而贷款条件内在的合理性缺失，导致贷款交叉条件缺乏合理性的基础。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有学者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提供贷款时所捆绑的条件，其政策出发点主要是对西方国家的地理、政治、战略方面的考虑，偏袒发达国家；无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未能针对性地解决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无视发展中国家逆差的结构性、长期性和外部性，强令它们实行紧缩性的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问题[1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呈现出从单纯注重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到重视结构性调整和金融体制改革的转变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国内体制的改革，然而以市场为导向的贷款条件，以及贷款条件中所附加的非经济措施包括人权条件，使得发展中国家对贷款条件持反感与戒备的态度，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实质上是发达国家通过附加苛刻的经济改革条件，进而敦促或催化受援国的政治改革，从而最终攫取该国的部分国家主权[14]。与此同时，世界银行的贷款条件也面临着严重质疑，总体而言，以经济自由化为导向的贷款条件在借款国国内的实施效果难以令人满意。

由于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存在的先天性缺陷，贷款交叉条件在强化贷款条件强制力的同时，也使得贷款条件不合理的负面效应进一步放大。由于贷款条件的交叉关联，借款国如果不能满足或履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那么它们不仅无法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贷款，也无法从世界银行获得贷款。因此，贷款交叉条件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急需贷款的发展中国家的被动地位，只能接受不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某些贷款条件：从短期来看，有助于防止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恶化；但从长期来看，则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

然而，上述争议并不影响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向借款国提供贷款时使用贷款交叉条件的频率。有研究指出，近1/4的调查国在接受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时，被迫接受了同样的私有化条件。

目前，我国利用世界银行贷款较多。2009年7月，国务院批准了我国利用世行贷款2010-2012财年世行贷款备选项目规划，贷款总规模高达53.94亿美元，主要用于农业（农林水）、交通、能源及节能减排、城建环保、社发及其他领域[15]。从短期来看，我国尚不存在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的必要性。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世界经济形势动荡的背景下，我国经济仍保持着较为平稳的增长态势。2009年，我国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均保持“双顺差”格局，国际收支状况持续改善[16]。2010年，我国外汇储备继续保持增长状况，至2010年3月已经达到24470.84亿美元[17]。因此，世界银行在对我国贷款协议中暂时不存在贷款交叉条件的情形。但我国并不排除未来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可能性，从而导致贷款交叉条件对我国的适用，因此我国应未雨绸缪，注意到贷款交叉条件对我国的潜在影响。具体而言，针对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交叉条件，我国可采取如下对策：

1. 推动贷款条件内容的实质变革。目前贷款条件主要强调通过外部压力对借款国的国内制度与组织机构进行大幅改革，并将贷款条件与借款国国内人权状况、环保问题相挂钩，往往对借款国国内经济问题的解决产生了反作用。可考虑促进国际金融机构放弃在贷款条件方面的主导权，建立以借款国自我约束为基础的贷款条件，从而使贷款条件更能反映借款国的实际需求，更有针对性地解决本国问题。

2. 推动贷款条件程序的改革，促进贷款条件制定过程的可信度与透明度。总体而言，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主要反映发达国家的利益，应积极推动扩大参与渠道，使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充分参与贷款审批与贷款条件审批的程序中去。同时，促进建立外部评审机制，通过强化发展中国家市民社会力量的话语权与活动能力，对不合理贷款条件的设置建立外部约束机制。

3. 弱化贷款交叉条件的法律约束力。如前所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通过世界银行在贷款协议的交叉引用而获得法律约束力。建议在世界银行贷款协议中增加相应的条款，对贷款条件引用的法律性质予以补充说明，强调此类贷款条件的交叉引用不在于为借款国设定法律上的义务，而是仅仅旨在为借款国提供指引，借款国在获得贷款后即使不实施或履行该交叉引用的贷款条件，也不构成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注释:

[1]Goseph Gold. Conditionality[R]. IMF Pamphlet Series，No. 31，IMF，Washington，D.C，1979：2.

[2]刘音. 论世界银行政策贷款条件性的概念及其发展[J]. 保山学院学报，2010（1）：87.

[3]Sidney Del. The Question of Cross-Conditionality[J]. World Development，198816（5）：557-568.

[4]IBRD. Loan Agreement （Program Agreement） between Jamaica and the IBRD，Loan No. 1500 JM[R]. 1977：1.

[5]Richard E. Feinberg.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8（42）：545-60.

[6]Azizali. F. Mohammed. The Role of the Fund and the World Bank in Adjustment and Development[G]//Adjustment Policie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the Arab World. IMF，1990：84-85.

[7]Richard W. Edward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Collaboration[M]. New York：Transnational Publishers，1985：272-273.

[8]Nicholas Kremmydas. The Cross-Conditionality Phenomenon- Some Legal Aspects[J]. The International Lawyer，1989，23（3）：657.

[9]鄂晓梅. 析IMF贷款条件的法律效力[J]. 法学评论，2002（5）：39.

[10]Brian Trubit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Conditionality and Options for Aggrieved Fund[J].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1987（20）：678-681.

[11]IMF. Bank-Fund Collaboration in Assisting Member Countries （SM/89/54，Rev. 1）[EB/OL]. （1989-03-09）http：//imf.org/external/pubs/ft/sd/index.asp？decision=DN17.

[12]Joseph Gold. The Legal Character of the Fund’s Stand-by Arrangements and Why It Matters[R]. IMF Pamphlet Series No. 35，1980：40.

[13]大卫勃兰尼，宋小川.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发展中国家——关于基金组织“条件限制”的论争[J]. 世界经济，1987（7）：30-31.

[14]张磊. 于IMF援助条件的本质辨析——以亚洲金融危机的反思为视角[J]. 甘肃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3）：35.

[15]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我国利用世界银行贷款2010-2012财年备选项目规划获国务院批准[EB/OL].[2010-06-12] http：//ndrc.gov.cn/xmsphz/t20090729_293299.htm.

第7篇

不少学者和金融业人士与他一起，挤满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里的三个会场。没人理会暴雨警报，因为这次主讲嘉宾里，有不久前从世界银行回国的林毅夫。

同一时间，王锦侠正在深圳机场，一次次改签去北京的机票。从下午4点开始，他执着地前后过了4次安检，“今天死也要赶到北京”，他和安检员这样打趣说道。

王锦侠来自深圳前海，中国南方新一轮产业升级的示范区。新的制度设计“迫切需要思想支持”，此番来北京，他希望就此请教林毅夫。

在世界的甲板上

王志浩们的关切，偏向宏观经济与金融危机，经济学能否为其成因和对策提供解释；而王锦侠们的问题，涉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这是“重构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四年前林毅夫临赴世行上任时说，自己是抱着“再读一个学位”的态度去世界银行的。四年后，这个自称“考上大学的农村高中生”，交出了自己的“毕业论文”。

5月17日，林毅夫临别世行的“毕业欢送会”。当中赢得最多掌声笑声的，是非洲区首席经济学家自编自导的一个节目。他别出心裁地做了一组“回归分析”，题目是“林毅夫的一跃”：面对海峡，从台湾一跃来到大陆；之后幸运去芝加哥大学留学，直到学成归国；而后又作为第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一跃登上世行，到如今即将离别。他在林毅夫的几次来去，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之间寻找巧合：“林毅夫在世行这几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恰好比其他年份高出整整1个百分点。”这是经济学家们之间的幽默。

举办这场欢送会的，是世界银行的发展研究部。其字母缩写为DEC，在英文中与“甲板”同音。而首席经济学家，就是“甲板”上的“舵手”，要负责“设定研究议程，引领发展经济学讨论”。五个局、200多位学者和分析师，林毅夫领导着来自不同国家的一个高智商群体：他们的分工几乎涵盖各个经济领域，其中还包括80多位高级经济学家和区域首席经济学家。

发展研究部门和业务运营部门，是世界银行的左膀右臂。在其愿景中，“为了给这个世界带来改变”，需要将“财政的手段，与思想和知识的力量结合起来”。如果说前者是风帆，后者则要靠舵手与海员。

“别人是不是服你，靠的还是学术，而不是职务。”王斌涛在世行工作了8年，他认为在世行整个科层制的大框架下，研究部却有着自由争辩的学术气氛。在这里，领导力需要根植于思想的信服。

消灭贫困的追求

甲板之下，是一艘大船。

塞勒斯汀·蒙戈来自喀麦隆，是世行首席经济学家非洲事务的高级顾问，为了和林毅夫讨论经济结构调整中政府的作用，他需要一路小跑穿过一条马路。世行有近一万名员工，分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数幢巨大的办公楼里。在这条街上，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

林毅夫的住所，在靠近华盛顿的乔治敦。两层小楼旁，有一片闹中取静的树林。“树林美丽、幽暗而深邃；但我有诺言尚待实现，还要奔行百里方可沉睡。”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诗句，其实也是林毅夫每天的工作生活状态。

“我个人能动用的调研差旅经费，就有200万美元。”刚上任一周，他就赶赴非洲。离任前不久，还在代表世行出访南美，进行“二十一世纪的产业政策”的全球对话。

四年间，林毅夫走访了60 多个国家，光非洲就去了14次。据世行的同事说，其间没有休过一次假。他告诉记者，工作中唯一的遗憾，“是一天只有24小时”。不过，因为经常在数个时区间往返，他在行程中倒是常常能一天“多出”几小时。

不出差的日子里没有倒时差之苦，这时林毅夫一般提前半小时到达世行，参加每早8:30的行长例会。但如果赶上经济形势和政策建议的定期交流，还得更早赶到会议室参加视频连线。那一端的首席经济学家们，来自被称作“掌控世界经济话语权”的国际组织：除了街对面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还有位于巴黎的经济合作组织（OECD）、位于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位于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BIS）以及各大洲的发展银行等等。

夫人开玩笑地说，“他连上厕所都要用跑的。“而研究工作，大都只能在深夜或凌晨进行。如此奔波辛劳的背后，是因为世行确有“诺言尚待实现”：追求“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

思想的交锋

世界银行并非一般意义的银行，成立的初衷就是“国际复兴与开发”。减贫和发展的目标伟大，但是工作却充满挑战，也充满争议。

最富戏剧性的背景是，从1981年到2002年，全球贫困人口从19.4亿下降至16.4亿；而同期中国的贫困人口从8.4亿下降至3.6亿。这意味着如果把中国的发展奇迹排除在外，全世界贫困人口跟80年代比，没有减少反而增加约2亿。“我能够去世界银行，是因为水涨船高。”林毅夫这样解释个人命运和中国崛起之间的联系。

林毅夫到来以前，世行这条“大船”的航海日志，都是由西方人书写的。不仅消除贫困的效果欠佳，对于陷入困境的中等收入国家，世行所开出的药方，带来的问题甚至比解决的问题更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华盛顿共识”主导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受援国家推行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结果那些发展中国家发现，与以前相比他们的经济增长反而更慢，不稳定性更大，陷入了“失去的数十年”。

第8篇

当代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表现在资本跨境流动规模不断扩大、资本国际流动速度加快、国际金融自由化浪潮高涨等方面。随之而来国际金融体系也存在诸多问题，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严重失衡的状况下，身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最切实可行的方案还是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

关键词：

国际经济治理；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

一、引言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经济面临诸多问题，国际金融体系日益失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如何去规避主要汇率波动给中国带来的风险，如何去更好的参与世界货币体系的重新构建是我国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要了解当代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缺陷，并且参与到多边金融体系治理中。

二、当代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

1.资本跨境流动规模日益扩大。国际金融市场迅速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是资本跨境流动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包括国际负债证券、国际股权在内的所有表内金融工具，都得到了迅猛发展。1971年美元停止兑换黄金终于使其摆脱束缚，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获得了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世界经济随即完全被美元化，各国不得不接受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世界中央银行”的地位。美元汇率稳定的支柱由黄金转变为债券和金融资产，这种虚拟化的信用体系为美国大规模对外提供流动性打开了大门。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目标，美国在保持了较低的实际利率水平的情况下不断降低实际有效汇率，持续向世界其他国家输出流动性。

2.国际间资本流动加速。当今世界各国对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逐步提高，因此对资本流动的管制逐渐减少，而各国的金融资产一定程度上可以互相替代，因此，资本的流动对各国利率的差异极为敏感，细小的差异会使得资本在短期内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大规模的流动，这也是美国常年保持较低利率的原因。近年来发展迅速的利差交易就是一个标志性的结果。

3.国际金融自由化浪潮高涨。当今世界金融自由化被世界各国广泛的倡导，它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逐步放松利率管制，加强银行的独立自主性，加强国际资本流动，允许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交叉，逐步取消对信贷的控制。近些年来整个世界对于金融自由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它是更近一步的全球金融化的前提，也为其提供了合理的规则。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所扮演的角色是不相同的。例如作为金融强国的欧盟和美国，主导并维持着世界金融运行规则和秩序，因此成为推动金融自由化的强大力量。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各国金融发展较为缓慢，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往往成为秩序和规则的被动接受着，受制于发达国家，因此处于被动和劣势地位。

三、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缺陷

1.作为货币的美元充当世界本位货币。（1）市场过度依赖美元，国际金融体系不对称。美元在摆脱了黄金兑换的束缚之后居于世界货币体系的中心统治地位，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就确立了美元本位制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这种货币体系必然会导致世界范围内的国际收支失衡现象，并且长期存在。以美元本位制为中心的国家及其相关体系国家的交易范围不断扩大加速了资本及资源的流动，使得这些国家从中获利，而其他国家受损，因此加剧了国际收支失衡。（2）美国通过国内货币、财政政策影响外汇市场，导致全球范围货币战争。美国当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强大使得美国可以在必要的时间来操控美元的利率水平和汇率水平，而使得结果朝着美国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对其他国家汇率调整的要求成为美国特有的一种政策。一方面，美国自2010年年初以来就不断给中国政府压力，要求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进行升值，以期扭转美中之间巨额的贸易逆差。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通过国内经济政策间接影响国际经济走向，比如增加货币发行购买金融资产，能够间接帮助金融机构及企业。但是这一政策会导致过度流动性，流向包括中国、巴西等在内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冲击其国内经济的稳定并导致其货币升值，反过来间接对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经常项目产生正面影响。美国的这种做法招致世界各国的严重不满，将会导致全球范围的货币战争。

2.国际金融治理机构本身存在着缺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组织是目前治理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机构。而这些组织本身存在的局限也是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和出现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缺陷。从建立以来，IMF在很多方面进行了改革，但这些都无法掩饰其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缺陷。①IMF没有发挥其作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减压阀”和“稳定器”作用。这也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建立IMF的初衷。但是，由于IMF的主导权掌握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手中，所以IMF一直受制于发达国家，而它的这种局限性也限制了其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发挥有效的作用。②IMF对国际金融体系缺乏有效的监管。首先，IMF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监护人的角色缺失，IMF把注意力过多的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上，而往往忽略了对美国等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的相关金融部门的监督，另外，IMF没有预见到国际金融体系本身的缺陷以及信任危机在各国之间的传递效果，往往疏忽了对国际金融中心及金融工具的监管，从而造成金融风险。③IMF协调全球经济发展的能力有待改进。当今社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蓬勃发展，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日益加大，出现了许多新兴经济体，其中金砖四国尤其显著，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则国际经济话语权如IMF投票权和执行董事代表权也必然会得到提高。目前IMF投票结构和治理结构仍然是依据之前的世界经济力量的分布，因此并不能合理的反映当今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利益代表性。这极大削弱了IMF自身的影响力，也进一步加剧了IMF各成员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协调性。（2）世界银行自身存在缺陷。①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方面存在不足。首先，世界银行会定期的去制定和一系列的战略发展文件，但是在之后的实施上又缺少有效的手段来实践。其次，无论是其单个的执行董事还是作为整体的董事会都无法做到真正的为世界银行的战略发展方向去负责，因此其战略作用大打折扣。再次，世界银行建立了发展委员会，这个机构由24个国家的政府部长组成，它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形成一个具有咨询性质的团体，但是这种“咨询”的性质缺乏相应的工具去监督其公告的执行情况。②世界银行代表性不足，全球经济协调的能力缺失。世界银行从成立至今，一直是由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掌握着世界银行的大多数投票权，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意愿并不能够得到合理的反映，这与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经济迅速蓬勃发展的趋势相违背。发展中国家不但代表权不足，而且投票权不能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自动与周期性地调整。（3）G20的作用仍有待发挥。诞生于1999的G20作为作为最重要的国际论坛之一，G20致力于防范和解决国际金融危机，改善各国经济金融体系透明度，总体而言，G20放映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顺应了全球经济治理的需要。但是，G20的局限性限制了其在多边金融治理方面的作用。①G20集团化特点日渐明显。G20的成员是国际秩序中的重要利益获得者，是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成员国家，G20既有来自发达国家的成员也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成员，他们既有共同的利益也有矛盾冲突，因此，在议题的设计上就需要协调所有成员方的意见，而这些议题的范围往往比较广泛，因此很难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特定议题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②G20仍然被少数发达国家左右。G20在议题的设计方面由西方发达国家控制和主导，这无法从根本上去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后，发展中国家纷纷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议题，但是G20的大部分议题仍然是被特定国家所主导。

3.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缺乏协调机制。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经济在信息技术的进步下加速发展，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使得国际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使得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联系更为紧密。各国之间紧密的经济金融联系使全球经济产生了连锁效应。在货币政策领域表现的尤为明显，各国货币发行必须与一定的经济指标和规模挂钩。也就是说，各国在发放基础货币时，不能只考虑本国的金融目标而采取过禁或者过度的措施，而应该从全球经济合理稳定发展的前提出发。尤其是作为国际货币的国家要合理适度的发行货币，合理地规避系统风险不能任意无度地发行，搅乱国际金融秩序。但是，目前世界各国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协调机制和平台，协商宏观经济政策。虽然G20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效果现在还不明显。

四、中国参与多边金融体系治理体系的选择

在面对国际金融体系严重失衡的大背景下，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应该如何去面对国际收支失衡，如何尽量降低世界主要货币汇率波动所产生的风险，如何与世界各国去参与到国际货币体系新秩序的重建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对于中国而言还是应该积极广泛的参与到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中来。

1.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平稳变化。一国的政府当局会根据本国具体的经济发展情况及稳定宏观经济的承诺来选择实行浮动汇率制还是固定汇率制。结合中国国情，中国政府认为应该选择固定汇率制。第一，固定汇率总体上可以有效的稳定本国国内经济水平。在本国有充足的外汇储备的条件下能够有效稳定国内经济，特别是物价水平。第二，固定汇率能够增加就业。固定汇率通过调节储备水平改变货币供给，调节一般价格水平。在固定汇率下如果采用本币一次性贬值的政策，可以达到降低出口产品价格，增加国内就业以及扩大产品出口。第三，固定汇率可以稳定国际贸易预期，减少汇率风险。因此中国可行的选择是走一条中间道路，即放宽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改变对人民币大幅升值的预期。

2.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所谓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使人民币在世界范围内行使其流通手段、价值标准、储藏手段、支付手段的职能，最终成为全球普遍接受的可兑换货币。如何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我国政府对此提出了两方面的“三步走”的方针战略，即在临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推动人民币的流通，实现人民币的区域化发展，做到适时适度的发展、逐步有序的渐进式发展。（1）在空间上的扩张上实现“三步走”，即首先实现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广泛流通，其次将人民币往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推动，即形成区域化，最终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人民币国际化。（2）在货币职能上也分“三步走”，即实现人民币成为结算、投资、储备货币的三步走。首先在国际贸易的结算中更多的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使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然后促使人民币发展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要的投资货币，逐步使得人民币成为国际投资货币，最后随着前两步的发展最终使得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3.鼓励与监管金融创新并举。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要求中国未雨绸缪，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加强对国内房地产、期货、证券等资产市场的监管监管力度，并且加大对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监督力度。加强金融监管的具体方案有：（1）建立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构。要求加强功能监管而非传统的分机构监管，不同的监管部门要做到分工明确，都要统一接受银监会监管，并且要求保监会以及证监会加大对从事保险业务和证券业务的机构的监管力度。（2）加强配套性条件及外部环境的整治。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创新需要金融法律体系、宏观经济环境、金融体制微观基础等一系列的外部环境和配套条件的改善。我们提出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具有透明性、稳定性的特点，政府应该具有调控宏观经济的强大能力，和全局把握能力；还要善于从微观上去改革金融体制，强化分散和转移金融风险的能力，最终实现建立一个稳定健全的金融市场的目标，以保持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3）加强与世界各国之间的金融监管合作。随着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开放，我国的金融企业和金融机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开放程度的加深会越来越广泛的参与到全球金融市场中来，从而会面临更大的系统性风险，因此我们要通过加强国际间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以防御大规模的系统风险。

4.量力而为，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定位有三个方面：第一，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近些年来中国的经济水平迅速发展，中国拥有丰富的人口和自然资源，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在不断提高，在国际组织中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二，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行列。虽然我国的经济总量很大，但在人均水平上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且，我国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地区间和产业间的不平衡，各个产业发展层次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较低。以上事实说明，我国虽然迈入大国行列，但还不是一个强国，只能属于发展中的大国；第三，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性质使得中国这个大国与其他资本主义的大国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个特点对中国的国际环境与国际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面对众多资本主义大国中国如何在国际体系中立足发展便成为中国参与世界经济政治合作的核心问题。中国在确定了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的定位下，应该合理恰当的利用自己的国际影响，为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更多的参与到国际经济和政治体系中来，产生的更大的国际影响力。

作者：谭文君崔凡单位：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参考文献：

[1]王冠群．加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能力建设[J]．全球化，2014，（5）．

[2]李国安．金融风险全球化与全球金融治理机制[J]．国际经济法学刊，2015，（6）．

[3]刘东民，何帆．中美金融合作：进展、特征、挑战与策略[J]．国际经济评论，2014，（3）．

[4]高立红．次贷危机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启示[J]．商业时代，2011，（3）．

[5]徐璋勇，封妮娜．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省区差异的综合评价与分析[J]．当代财经，2008，（7）．

[6]王浩．全球金融治理与金砖国家合作研究[J]．金融监管研究，2014，（2）．

[7]瞿栋.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发展动向及我国的应对策略[J].国外社会科学，2014，（4）.

[8]洪小芝．全球金融治理相关问题研究综述[J]．西南金融，2012，（3）.

[9]王达，项卫星．亚投行的全球金融治理意义、挑战与中国的应对[J]．国际观察，2015，（5）．

[10]蔡伟宏.国家博弈制度形成与全球金融治理[J].国际经贸探索，2015，（8）．

[11]吴奇志.经济全球化下金融危机的治理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学位论文，2010．

[12]陈春常．转型中的中国国家治理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11．

[13]安辉．现代金融危机生成的机理与国际传导机制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学位论文，2003．

[14]郭景平.亚洲金融危机治理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学位论文，2006．

[15]杨公齐.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危机应对策略及效果比较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学位论文，2010．

第9篇

论文关键词:全球经济失衡,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

全球经济失衡是2005年初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但它已经是在全球连续多年存在的现象,即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该国有贸易往来的一些国家却存在大量贸易盈余。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是,美国日益扩大的经常项目逆差和对外债务,而亚洲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中国对美国持有大量的贸易顺差。全球经济失衡的不断加剧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产生诸多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影响世界经济的稳定性

(一)引发次贷危机乃至全球经济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增长减缓

作为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方面,美国同日本和欧盟经济增长速度差距拉大,主要表现在消费需求和企业投资上。美国由于消费需求旺盛和企业投资增多,拉动了该国经济的增长。相比之下,日本和欧洲的消费需求疲软和企业投资无力,导致日欧经济下滑。鉴于高油价、粮价上涨和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的不利影响,预计近几年美国消费需求和企业投资都将可能下降,而日本和欧洲在上述两方面可能也不会有好的表现。所以,因需求疲弱和企业投资下降,最终将导致西方经济增速放缓。

亚洲与拉美大都是外向型经济经济增长,对西方经济的依赖性较大,因而受西方经济影响,亚洲和拉美经济增长也将在未来几年出现减缓势头。

(二)导致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减缓

经济全球化使更多的国家参与国际分工,东亚国家和地区凭借优越的投资环境,吸引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大量转移,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世界制造业的加工基地。这既是经济全球化下该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也是该地区比较优势的体现。美国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和经济扩张的动机:一是为了占领和扩大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中的份额,二是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优势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亚洲制造业发展相对迅速,长期把美国作为制造业出口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过度盯住美元,一旦发生金融危机,这些国家和地区就会被到卷入金融风波中。

一般情况下,一国的国际收支通常是不平衡的,平衡只是偶然的情况。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顺差必然表现为另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逆差。美国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严重失衡,从短期来看,这种失衡表现出动态性和持续性。全球经济失衡对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和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不利影响。全球经济失衡不仅掠夺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成果,而且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盈余不得不投资到美元资产上,作为外汇储备,致使国内经济发展资本严重缺乏,从而美国资本账户盈余逐渐上升,弥补了其不断增加的经常账户赤字。而且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顺差是出口国以贬低劳动力的价值,耗尽自然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将许多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同时,也将一些污染型企业转移过来,使发展中国家自然环境受到污染、生态失衡、资源严重浪费论文怎么写。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激烈竞争,使处于国际分工低端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过去曾受到保护的许多部门被卷入竞争,一些幼稚产业和基础薄弱产业会受到严重冲击。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均衡性导致发展中国家边缘化,使这些国家经济遭到侵蚀。

全球经济失衡条件下,美国采取高赤字、高利率、高汇率政策,将扩大国际资本流向美国的规模和速度,从而影响发展中国家资本净流入的增长。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着诸如危机转嫁、货币作陪、货币政策两难困境等风险。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土地价格、能源和资源价格看涨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未来增长可能减速经济增长,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和国内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进而使国内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减缓。

(三)全球贸易失衡加剧了世界经济不平衡格局

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导者,其贸易状况处于有利地位,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推动其经济发展;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所处的位置较低,其贸易状况处于不利地位,贸易状况难以改善,其获得的贸易利益份额较小。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状况长期恶化,贸易差额不断扩大,这不仅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短期经济增长,还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长期经济利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分配不均衡,两大贸易集团在贸易条件和贸易利益上的对抗性非常突出。伴随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关系不平衡性的日益变化,发达国家往往借助各种手段来提高发展中国家产品的生产成本,以达到限制发展中国家产品输出和保护本国国内市场的目的。

全球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因素的差异,而非贸易政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企业的外向型程度不断加深,对外依存度日益提高。在此背景下,国际贸易市场环境的新变化及成本限制、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对各国对外贸易造成的影响都会导致贸易利益分配的不均衡。

全球贸易失衡的实质是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失衡以及由此决定的各国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权利失衡和利益失衡,是各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不平等的外在表现。它是由美国的内外政策选择、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金融服务水平以及美元在国际的中心地位造成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动荡,世界各国经济普遍受到影响,全球经济体制和模式也深受影响,全球政治格局遭受巨大冲击,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的稳定性。

二、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

(一)影响国际国币体系的正常运转

当今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这种制度安排的最大特点是:“一个国家可以把整个全球经济体系扣做人质”(Stiglitz,2002)。美元是全球交易结算和储备的主要货币,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汇率在某种程度上与美元挂钩,所以,美国的金融政策时刻影响全球。金融全球化让经济体货币政策自主性大为丧失。与各国的国内货币体系相比,国际货币体系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它是世界各国间长期实践所形成的一套惯例和规则,体现出较大灵活性和松散性,因而对各国一般不具有强制力。其次,在出现国际经济失衡和金融波动时,各国首先考虑的是本国利益经济增长,使得国际货币体系表现出较强的波动性。

(二)暴露国际国币体系的弊端和不足

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源于美元本位制。二战之后,美国凭借自己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取代英国,又通过没有硝烟的“凯恩斯计划”主宰了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贸易秩序,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体系因其固有的“特里芬两难”矛盾而难以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欧元和日元崛起,对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但美元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并没有削弱。20世纪90年来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强劲,美元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储备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绝对优势。

后来建立的牙买加体系是并没有摆脱“特里芬难题”。世界经济的发展要求货币有充足的流动性,美国只有保持经常账户的逆差,通过输出美元低价进口实物资本和自然资源, 维持本国物价的稳定。美元作为一种信用货币,它的发行不受任何限制,美国可以通过大幅发行美元来弥补国际收支逆差。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贸易逆差,反而恶化了美国的贸易收支,进而加剧全球经济失衡。当今美元本位制与黄金本位制的最大区别,在于美国可以通过无节制地滥发美元进行对外支付。美国又凭借其金融霸权,利用国家间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和非对称性,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获取最大利益,维护和促进了美元本位制的运行。

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它是由发达国家操纵和控制的,体现的是大国或大国集团的意志和利益,是国家之间相互争夺、相互妥协的产物,本身带有歧视性、不公正性和不合理性。在这种国际货币体制下,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没有平等的参与权和发言权。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意识到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严重弊端,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因此要对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建立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

三、全球经济失衡使国际金融风险增大

美国新金融霸权控制着国际货币体系,掌握了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权。它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为所欲为,通过操纵汇率、利率、股票和债券的价格来获取丰厚利润。并通过操纵国际资本流动,进行国际金融投机,支配弱小国家的经济活动。美国的这些行为都对推行金融自由化、取消资本流动管制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构成了严重文怎么写。

(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上被巧取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牙买加体系建立,代之以多元化的国际储备体系,发达国家的货币经济增长,如美元、日元、欧元等都具有充当世界货币的职能,而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综合经济实力有限,其货币无论在以前或当前的货币体系下都不具有充当世界货币的职能。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抢占先机,获得国家铸币税的特权,通过扩大国内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等途径巧取他国财富。另外,多数发达国家采取浮动汇率制,而新兴发展中国家大多实行固定或半固定汇率制。多年实践证明,发达国家的汇率波动比预想的要频繁得多,波动幅度也较大,这种剧烈的波动极大削弱了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给本来就脆弱的固定汇率制以沉重打击,将信贷危机无形中转嫁给发展中国家。

(二)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危机中被掠夺

美国金融霸权操纵国际资本流动,进行金融投机或攻击性的投机活动,由此引起经济动荡和金融危机,金融霸权国家趁机大发“难财”,进行裸的金融聚敛。同时,巨额外债使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危机的深渊,加大了对金融霸权国家的依附性,经济命脉从此被金融霸权国所控制。另一方面,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较弱,对国际规则陌生,在金融领域中的弱点和疏漏极易被国际炒家抓住并进行攻击,造成严重的金融危机。

(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处于不利地位

美国金融霸权削弱或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和金融。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游戏规则”是在金融霸权国的主导下制定和完善的,金融霸权国家通常是从自身经济的获利性和维护其霸权地位出发而做出一系列制度安排的。霸权国家不仅操纵和控制着国际金融组织,而且把本国的意志强加给发展中国家,国际金融组织成为贯彻霸权国家意志的有力工具和武器,国际金融组织丧失了国际性和公正性,其功能的发挥也因被金融霸权国家左右而人打折扣,完全是为金融霸权国家的利益服务的。

美国金融霸权削弱或剥夺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美国等发达国家利用自己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主导地位,在制定国际金融规则时,置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于不顾,使所有的政策、制度、规则向少数发达国家倾斜,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第10篇

[论文摘要]在东亚(包括东盟和中日韩)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区域经济关联度不断提高的情形下，加强东亚货币合作，构建东亚单一货币区是大势所趋，有必要对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础进行阐述.对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进行分析，进而明确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和我国的时策。

现今作为区域货币合作典范的欧元已经成功启动，美元合作在美洲的强势发力业已引起普遍关注，这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东亚毫无疑问是个刺激。而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郑重的警示了东亚各国加强区域性的经济和金融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风险的必要性，区域性的货币危机需要区域性的货币合作来防范已成为共识。同时加强货币金融合作本身在区域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形势下也是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必然要求。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分析

“货币一体化是指各国在货币方面的融合、结合、整合的行为、现象和趋势。根据区域内各国货币合作的程度，可以将货币一体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区域内货币政策协调;二是区域货币联盟;三是单一货币区，又称最优货币区，是区域货币合作的最高层次。”“最优货币区，具体说来是指由一些彼此间商品、劳动力、资本流动比较灵活，经济开放程度和金融一体化程度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相近，经济政策较为容易协调的国家与地区所组成的货币区。

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早是由蒙代尔于1961年提出的，其目的是为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该理论最初关注的是成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问题，蒙代尔、麦金农、彼得凯南、伊格拉姆分别提出了确定最优货币区的单一标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经济开放程度、低级产品的多样化和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随着实践进程的发展，单一标准的理论已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于是，后来的经济学家将该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使该理论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和效益分析上。

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主要是:各成员国会损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丧失巨额的铸币税收人，同时要支付较高的货币转换成本，会使其财政政策不可避免的受到牵连，进而会影响到其国内经济的平衡性和稳定性。而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减少交易成本，降低汇率风险。单一货币区建立后，区域内货币交易被取消，这将节免货币兑换的成本，可以节约大量人力财力，有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而货币交易的取消，“也就从根本上避免了汇率波动对贸易和物价的不利影响及由汇率波动所引发的金融危机，特别是能避免短期国际资本的冲击，因为单一货币会使最优货币区内的货币规模巨增，将致使投机者无力制造差价实现套利。(二)减少外汇储备成本，节约外汇储备。货币一体化，可以通过集中各国的外汇储备和协调成员国彼此间抵消贸易差额来实现区域内外汇储备的节约。(三)货币一体化还可以降低各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抑制利率的不正常上升.稳定成员国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川。(四)货币一体化还将扩大各成员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且为各成员国接下来的深层次政治合作打造平台。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分析

从长远看来，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国彼此间贸易、投资、金融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以及受国际趋势的影响，东亚地区构建单一货币区是势在必行的。但就目前言，需要分析东亚货币合作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按照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构建单一货币区的成员国应当符合的内部条件有: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高，各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趋同，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强，各国政策的协调一致性强，所建货币区内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目前的现状分析看来:在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方面，东盟、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也是在逐步上升，加人WTO后更加明显，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了，则对汇率波动就会敏感，东盟和亚洲四小龙更是如此，这将促使各成员国就汇率产生共同的需求，他们需要进行货币合作，实行汇率联动;在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方面，东亚各成员国之间相互投资和贸易往来占该区域投资贸易总额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这也为他们进行货币合作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性方面，东亚各成员国参差不齐，人均GDP高低不一，经济发展水平大相迥异，这与最优货币区理论建立单一货币区所要求的条件差距较大;在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方面，就人力而言，人力资本跨国流动性由于受种种因素影响譬如历史、文化、宗教等显得较弱，其中的人力价格因素进而导致物价因素也差异较大;就资本而言，像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由于金融自由化程度较低，金融管制较严，在资本的可自由兑换方面尚未完全放开;在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一致性方面，就金融体制而言，东亚各国大都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制这点是相似的，但各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却会增加实施共同盯住篮子货币乃至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操作难度，自然会增加推行统一货币政策的难度;在所建货币区内是否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方面，东亚的新加坡、韩国虽富，但由于国家小，总国力规模尚不够强。日本具备成为核心国的条件，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东亚大多数国家对其持不信任态度，而且近十多年来日本经济一直低迷.显然它并不适合担当这一角色。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币也已经成为周边国家的主要结算货币，但是由于总体经济规模还不够大，目前也不适合成为核心国，所以东亚尚没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外部条件看，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国家强烈要求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要求大国之间进行有效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好的发挥作用，从而为东亚的货币合作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可是，时至今日，美国、欧盟、日本为了争夺国际货币的垄断地位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想达成一致任重道远。

综上所述，就目前而言，东亚地区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条件尚不成熟。但是，建立次区域的单一货币区尤其是建立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包括中国大陆、港澳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目前的条件已趋向成熟(注:朱芳，东亚次区域货币区建立的条件分析，当代亚太，2003.12)，而人民币货币区的建立也会为最终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奠定坚实的基础和提供宝贵的经验。同样，东盟十国也可以尝试成立类似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

三、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分析

打造第一平台:扩大东亚货币互换。2000年5月6日在泰国举行的东盟10+3财长会议上，就东亚地区加强财政和金融的合作问题达成了“清迈协议”，其中涉及多项金融合作的内容，最主要的是货币互换。货币互换是指一国货币在陷人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在不需要担保品的情况下就可以本币购买对方国家的可兑换货币，待度过危机后，再按协议条件，在约定的未来某一时刻，按照购买时所使用的汇率，用已购买的可兑换货币购回本币。货币互换是获得紧急融资的有效途径，它有助于成员国提高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清迈协议是东亚货币合作的一次实质性进展，但只是属于危机解救机构，要加强东亚货币合作就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大货币互换，由双边扩展到多边;而又因为东亚国家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各自的体制也不乏相似之处，彼此之间相互了解各自的国情，在经济金融贸易方面又都具有高储蓄率、较高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等特点，在如上所说的扩大了的东亚货币互换的基础上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也是有可能的。当然，这其中需要搞好跟IMF、美国和欧盟的博弃。

打造第二平台:建立东亚汇率联合浮动机制。东亚国家己具有建立汇率联动机制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川，在经济上，东亚国家彼此之间具有较高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以及较高的外汇储备，这都为汇率联动机制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在技术上，大多数东亚国家采取的仍是或相当于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东亚汇率联动机制不需要对汇率制度进行根本变革，转换成本相应的就小。同时，根据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所建货币区的规模越小，其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就越强，货币一体化的成本也就越低，也就越有可能发展成为单一货币区。因此，在东亚货币合作的过程中.可以按照先局部后整体的分步走思路进行汇率安排，先选择次区域，建设次区域单一货币区。就目前看，可以选出二个:东盟十汇率政策的总体协调，建立盯住共同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即在各国和大中国经济圈(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乃至台湾省)。汉而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次区域间联合，从而将汇率联动机制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

打造第三平台: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因为“只有单一货币区才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和明确的制度约束，这是汇率联动机制所无法比拟的’心三，而且伴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彼此间的利益枚关度越来越高，所以东亚作为不可分割的一个经济体，建立单一货币区是早晚的事。当然，这需要各国拿出巨大的勇气，克服多种困难.包括意识形态和历史问题，其中加强政治对话和合作尤为重要。

四、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对策分析

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一体化需要三个基本条件;

一、货币区成员国之间货币可自由兑换;二、资本可自由流动;三、汇率可自由浮动。而根据“蒙代尔三角”学说，资本的自由流动，汇率的自由浮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三者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二者，这就意味着，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要有所作为.需要放弃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但是这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作为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复杂国情的世界政治经济大国，就目前而言.这是不能做到的，这也构成了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一大困难。然而，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中国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是势在必行的，中国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必须进行有效的政策调整，这包括:(一)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切实加强货币篮子的选择，合理确定各自比重。(二)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国内的各类金融机构，广泛培育市场，努力加强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建设。(三)尤为紧迫的是，虽然我国已经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但是，我国要进行区域货币合作就应当同样逐步放开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其实，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能真正管得住的只有少部分的资本项目，其他很多的资本项目往往通过采取各种非法的手段实现了人民币的可兑换”二，政府不如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四)加强我国企业的管理制度改革，努力完善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倡导自主创新，提高出口产品的竟争力，积极倡导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大企业对外投资，有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五)积极倡导和通力合作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六)加强政府间对话，强化政府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七)加强汇率联动机制建设，首先要领导建立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的汇率联动机制建设。

综上所述、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东亚各国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日趋紧密，在东亚区域进行货币合作势在必行。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我们要果断参与其中，有效调整各种政策，在确保国内经济稳定的基础上，通力加强与各成员国的合作，努力承担起在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的历史重任，从而在这个互惠共赢的历史机遇中全面增加我国的综合国力。

参考文献

[1]周颖，纪振强.东亚货币一体化:理论基础、可行性及前景瞻望仁月.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3，(9).

[2]朱芳.最优货币区理论:欧元的启示与东亚货币区的设想〔J.南方金融，2003，(7).

[3]刘力臻，焦百强.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与我国的参与对策〔J〕.东北亚论坛，2003，(3)，

[4]李勇辉，昊朝霞.区域货币一体化下的亚洲货币合作机制研究〔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4)

[5]钟伟.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三个层次(J〕.经济研究参考，2001.(47).

第11篇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分析

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主要是:各成员国会损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丧失巨额的铸币税收人，同时要支付较高的货币转换成本，会使其财政政策不可避免的受到牵连，进而会影响到其国内经济的平衡性和稳定性。而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减少交易成本，降低汇率风险。单一货币区建立后，区域内货币交易被取消，这将节免货币兑换的成本，可以节约大量人力财力，有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而货币交易的取消，“也就从根本上避免了汇率波动对贸易和物价的不利影响及由汇率波动所引发的金融危机，特别是能避免短期国际资本的冲击，因为单一货币会使最优货币区内的货币规模巨增，将致使投机者无力制造差价实现套利。(二)减少外汇储备成本，节约外汇储备。货币一体化，可以通过集中各国的外汇储备和协调成员国彼此间抵消贸易差额来实现区域内外汇储备的节约。 (三)货币一体化还可以降低各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抑制利率的不正常上升.稳定成员国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川。(四)货币一体化还将扩大各成员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且为各成员国接下来的深层次政治合作打造平台。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分析

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目前的现状分析看来:在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方面，东盟、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也是在逐步上升，加人wto后更加明显，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了，则对汇率波动就会敏感，东盟和亚洲四小龙更是如此，这将促使各成员国就汇率产生共同的需求，他们需要进行货币合作，实行汇率联动;在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方面，东亚各成员国之间相互投资和贸易往来占该区域投资贸易总额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这也为他们进行货币合作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性方面，东亚各成员国参差不齐，人均gdp高低不一，经济发展水平大相迥异，这与最优货币区理论建立单一货币区所要求的条件差距较大;在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方面，就人力而言，人力资本跨国流动性由于受种种因素影响譬如历史、文化、宗教等显得较弱，其中的人力价格因素进而导致物价因素也差异较大;就资本而言，像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由于金融自由化程度较低，金融管制较严，在资本的可自由兑换方面尚未完全放开;在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一致性方面，就金融体制而言，东亚各国大都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制这点是相似的，但各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却会增加实施共同盯住篮子货币乃至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操作难度，自然会增加推行统一货币政策的难度;在所建货币区内是否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方面，东亚的新加坡、韩国虽富，但由于国家小，总国力规模尚不够强。日本具备成为核心国的条件，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东亚大多数国家对其持不信任态度，而且近十多年来日本经济一直低迷.显然它并不适合担当这一角色。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币也已经成为周边国家的主要结算货币，但是由于总体经济规模还不够大，目前也不适合成为核心国，所以东亚尚没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三、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分析

四、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对策分析

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一体化需要三个基本条件;

一、货币区成员国之间货币可自由兑换;二、资本可自由流动;三、汇率可自由浮动。而根据“蒙代尔三角”学说，资本的自由流动，汇率的自由浮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三者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二者，这就意味着，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要有所作为.需要放弃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但是这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主权，作为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复杂国情的世界政治经济大国，就目前而言.这是不能做到的，这也构成了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一大困难。然而，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中国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是势在必行的，中国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必须进行有效的政策调整，这包括:(一)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切实加强货币篮子的选择，合理确定各自比重。(二)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国内的各类金融机构，广泛培育市场，努力加强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建设。(三)尤为紧迫的是，虽然我国已经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但是，我国要进行区域货币合作就应当同样逐步放开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其实，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能真正管得住的只有少部分的资本项目，其他很多的资本项目往往通过采取各种非法的手段实现了人民币的可兑换”二，政府不如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四)加强我国企业的管理制度改革，努力完善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倡导自主创新，提高出口产品的竟争力，积极倡导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大企业对外投资，有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五)积极倡导和通力合作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六)加强政府间对话，强化政府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七)加强汇率联动机制建设，首先要领导建立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的汇率联动机制建设。

参考文献

[1]周颖，纪振强.东亚货币一体化:理论基础、可行性及前景瞻望仁月.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3，(9).

[2]朱芳.最优货币区理论:欧元的启示与东亚货币区的设想〔j.南方金融，2003，(7).

[3]刘力臻，焦百强.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与我国的参与对策〔j〕.东北亚论坛，2003，(3)，

[4]李勇辉，昊朝霞.区域货币一体化下的亚洲货币合作机制研究〔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4)

[5]钟伟.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三个层次(j〕.经济研究参考，2001.(47).

第12篇

论文摘要: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各国货币合作的愿望日益高涨，东亚区城货币合作体系初见端倪。但由于东亚地区在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特殊性，东亚货币合作的进路依然会津碍重重，因而需要分层次、分步骤地德妥推进。作为该地区的大国，中国应在自我完善的同时，积极参与协调，大力推进东亚货币合作的进程。

一、东亚货币合作建立的必要性

从欧盟、东盟到北美自由贸易区，贸易区域化和金融区域化都表现出了迅速发展和繁荣之势。区域货币合作成为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一个发展趋势。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危机的迅速扩散和严重的波及效应使得亚洲各国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也使各国深刻认识到了东亚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金融危机导致地区金融合作日益成为东亚各经济体抵御金融危机的现实需要。实际上，这场金融动荡已经反映出国际货币体系和汇率体制的严重缺陷。严酷的现实迫使世界各国或经济体希望通过区域性货币合作，寻找实现国际金融稳定并确保民族国家利益的途径。

二、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地位

在东南亚的经济危机中，特别要强调的是中国的特殊地位。在众多国家纷纷贬值货币的时候，人民币依然保持其稳定性。作为亚洲金融危机中唯一没有受到很大冲击的东亚国家，中国不但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还对泰国等国家实施货币和金融方面的援助，对整个东南亚国家的援助达到50亿美元。自此，由于意识形态不同造成的隔阂慢慢融化，中国和东盟关系不断好转，经济、贸易、投资等领域的框架开始形成。同时，也逐步确定了中国在东亚的核心国的地位。

中国近年来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果，与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差距正在迅速缩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始终保持在9.45%以上。中国已步人引领亚洲经济发展的“领跑集团”。

1.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地位日益重要。近二十多年来，东亚各经济体对中国的出口依存度都有数倍增长。除日本以外的东亚小型经济体，日益降低对美、日和欧盟市场的出口依赖，而转向对中国的直接出口。而且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中有70%来自东亚。

2.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力量。近二十年中，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稳定性，已成为抑制东亚地区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

3.中国日益增长的外汇储备有助于建立区域性的资金援助和危机解救机制。中国国际储备目前已高达10000多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完全有能力提供货币合作所需的部分经济资源，参与组建货币互换机制和货币合作基金等资金援助和危机解救机制。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占全球进口和出口市场的份额不断扩大，并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流人。东亚其他国家希望分享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东盟10+3会议后，中国参与亚洲货币合作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尤其是中国加速工业化在发展中国家中产生了令人瞩目的增效作用，为近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异常强劲的经济增长做出了直接贡献。

三、中国提升在东亚货币合作中地位的途径

1.积极推进10+l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向最优货币区的标准迈进。加强中国与东亚的凝聚力。中国在10+1自由贸易区的合作进程中，已快于日本及其他国家。但中国一定要快速推进，防止日本个个击破战略对中国构成的威胁。

2.推进政府间对话机制的建立和政策的协调。应当加强同东亚区域内各成员的政策协调。通过磋商来促进解决中国与东亚各国之间有关金融监管的透明度、金融政策的协调、相关信息的披露以及官方共同行动等方面的问题。

3.发展平等互利的中日关系。中日是东亚经济的“双火车头”，中日合作成功与否，可谓东亚经济合作成功的关键。

4.率先推动次区域的货币合作。加强两岸四地的经济合作与融合，为未来东亚经济合作争取更多的主动权、制导权做准备。

5.建立完善开放的金融市场。目前中国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还远不能满足人民币成为区域性主导货币的要求，金融体系依然脆弱。因此要逐步改革国内金融体制，建立开放的融资市场，扩大区域内的相互投资。

6.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中国稳健而有力的货币政策将为其成为“货币锚”创造条件。我们要通过积极建设区域货币合作的制度框架，使人民币能够参与到区域性汇率制度安排当中，成为汇率合作的主导货币之一，并在区域货币体系的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

7.应利用好大量的外汇储备。中国外汇储备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因此，中国有能力拿出一部分财力参与建立亚洲货币基金、亚洲借款安排乃至货币互换安排，支持建立有利于本地区和本国的金融和贸易投资发展的金融机制框架。

四、未来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角色

面对未来中国将在东亚货币合作中扮演怎么样的一个角色，笔者希望在下一步的货币合作中，中国扮演积极推动的角色。中国正在和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紧密配合，积极开展投资和本地债券的亚洲债券基金的研究工作。目前人民币将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的稳定，这既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有利于维护亚洲经济的增长。

中国在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以及世界重要的生产基地、外资流人国、最活跃的贸易体的同时，也正拥有着全球成长最快的资本市场、全球最庞大的外汇储备。中国的金融体系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全球化，正大踏步地成为全球金融链条上越来越重要的一环。中国在未来的东亚货币合作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东亚的“货币锚”国家，成为东亚货币合作的重要核心国。

参考文献:

[l]兰德尔·亨宁.东亚金融合作[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2]路妍.东亚货币合作问题及实现途径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03(8).

[3]刘力臻，谢朝阳.东亚货币合作与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j].管理世界，2003(3).

[4]李晓，丁一兵.论东亚货币合作的具体措施[j].世界经济，2002(11).

[5]余永定，何帆，李靖.亚洲金融合作:背景、最新进展与发展前景[j].国际金融研究，200(2).

[6]张宗成.从欧洲货币一体化看亚洲货币一体化趋势[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第13篇

基本思路：

1.金融创新的涵义与基本理论

2.金融创新的机理分析的历史考察

3.中国金融创新的现状

4.中国金融创新的"瓶颈"

5.中国金融创新的优势

6.中国金融创新的路径选择

一.金融创新的涵义与基本理论

当代金融创新理论起源于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经过0年代的发展，至80年代形成，进入90年代仍如火如荼。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从80年代开始的。

对这一理论进行研究首先需要对“金融创新”有一个定义，虽然学界对此也有些争论，但基本上是衍生于创新理论的倡导者熊彼特（J.A.Schumpeter)的观点。我国学者对此的定义为：金融创新是指金融内部通过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创造性变革所创造或引进的新事物。我个人认为加五个字更好，即：金融家的活动，是金融内部通过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创造性变革所创造或引进的新事物。这一表述强调了金融创新的主体是金融家，他们是金融活动的策划者、发起者和维护者。同时，这一表述指明金融创新是“一种活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根据这一表述，金融创新大致可归为三类：

（1）金融制度创新；（2）金融业务创新；（3）金融组织创新。

从思维层次上看，“创新”有三层涵义：（1）原创性思想的跃进，如第一份期权合约的产生；（2）整合性将已有观念的重新理解和运用，如期货合约的产生；（3）组合性创性，如蝶式期权的产生。

从创新理论来看，流派繁多，主要有以下几种：

（1）技术推进理论；（2）货币促成理论；（3）财富增长理论；（4）约束诱导理论；（5）制度改革理论；（6）规避管制理论；（7）交易成本理论。

从这些理论本生的产生和发展来看，各种理论确实能说明一定时间和空间跨度金融金融创新背后的生成机理，但都偏重于某个侧面。事实上，每一种创新都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且在不同的时空各种因素的所起作用又有差异，这一点我们从金融发展历史的角度可以看得很清楚。

二.金融创新的机理分析的历史考察

金融创新的宏观分析

1.60年代的避管性创新

创新时间

创新内

创新目的

创新者

50年代末

外币掉期

转嫁风险

国际银行机构

1958年

欧洲债券

突破管制

国际银行机构

1959年

欧洲美元

突破管制

国际银行机构

60年代初

银团贷款

分散风险

国际银行机构

出口信用

转嫁风险

国际银行机构

平行贷款

突破管制

国际银行机构

可转换债券

转嫁风险

美国

自动转帐

突破管制

英国

1960年

可赎回债券

增强流动性

英国

1961年

可转让存款单

增强流动性

英国

1961年

负债管理

创造信用

英国

60年代末

混合帐户

突破管制

英国

60年代末

出售应收帐款

转嫁风险

英国

60年代末

复费廷

转嫁风险

国际银行机构

创造风险

2.70年代转嫁风险的创新

创新时间

创新内容

创新目的

创新者　1970年

浮动利率票据(FRN) 　转嫁利率风险

国际银行机构

特别提款权(SDR) 　创造信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联邦住宅抵押贷款

信用风险转嫁

美国 1971年　证券交易商自动报价系统新技术运用

美国 1972年

外汇期货

转嫁汇率风险

美国

可转让支付帐户命令(NOW)　突破管制

美国

货币市场互助基金(MMMF) 　突破管制

美国 1973年　外汇远期

nbsp; 转嫁信用风险和利率风险国际银行机构 1974年　浮动利率债券

转嫁利率风险

美国 70年代中期与物价指数挂钩之公债　转嫁通胀风险

美国 1975年

利率期货

转嫁利率风险

美国 1978年　货币市场存款帐户(MMDA) 　突破管制

美国

自动转帐服务(ATS)

突破管制

美国 70年代　全球性资产负债管理

防范经营风险

国际银行机构

资本适宜度管理

防范经营风险

美国

3.80年代防范风险

创新时间

创新内容

创新目的

创新者 1980年

债务保证债券

防范信用风险

瑞士

货币互换

防范汇率风险

美国 1981年

零息债券

转嫁利率风险

美国

双重货币债券

防范汇率风险

国际银行机构

利率互换

防范利率风险

美国

票据发行便利

创造信用

美国

转嫁利率风险

1982年

期权交易

防范市场风险

美国

期指期货

防范市场风险

美国 1982年

可调利率优先股

防范市场风险

美国 1983年

动产抵押债券

防范信用风险

美国 1984年

远期利率协议

转嫁利率风险

美国

欧洲美元期货期权

转嫁利率风险

美国 1985年

汽车贷款证券化

创造风险

美国

防范流动性风险

可变期限债券

创造信用

美国

保证无损债券

减少风险

美国 1986年

参与抵押债券

分散风险

美国

4.90年代的各种创新并举，客观上放大了风险

进入9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区域化、集团化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全球一体化、证券化趋势增强，国际债券市场和衍生品市场发展迅猛，新技术广泛使用，金融市场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金融创新的宏观生成机理来看，金融创新都是与经济发展阶段和金融环境密切联系在一起的。60年代各国对金融实行严格管制；70年代以来，电子计算机技术进步并在金融行业迅速推广，金融当局开始放松管制。在进入中后起期以后，西方国家普遍出现“滞胀”几随之而来的高利率；同时，“石油危机”造成全球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形成金融“脱媒”现象，风险加剧；80年代后，各国普遍放松管制，金融自由化增强，出现了利率自由化、金融机构自由化、金融市场自由化、外汇交易自由化。

金融创新的微观分析

从微观角度来看，金融创新是金融家的活动，每一个金融创新都是创新主体的内在动因和外在动因的一种体现。从内因上，创新主体有“获利性”需求，因而会产生“获利性创新”；在逐利本性下，又会产生“避管性”创新；由于金融行业的高风险性，会诱发“避险性创新”；从外因上，由于经济发展与市场的变化，金融主体内部竞争加剧，会诱发“扩源性创新”。

三.中国金融创新的现状

我国的金融创新经过20年的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组织制度上的创新

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银行体制，形成了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和十多家股份制银行为主体的存款货币银行体系，现在城市信用社改成城市商业银行。建立了多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保险机构，放宽了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和保险也市场进入条件，初步建立了外汇市场，加快了开放步伐。

2.管理制度的创新

第14篇

欧元自2002年正式流通，目前欧元区已经有16个成员国和超过3.8亿人口，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作为世界上最富经验的金融机构管理和监控问题专家之一，政界和学界对斯基奥帕非常熟悉。他1940年7月出生在意大利东北部的贝卢诺，早年曾在米兰的博科尼大学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同时受到德语、法语和英语的影响。

这种跨语言、跨文化的教育背景，也许对于他的思想观念产生了不少影响。晚年他甚至表示，自己更喜欢用英语思考和工作，因为英语更简洁更实用。

1968年，他进入意大利央行，开始自己的金融生涯。1993年至1997年，斯基奥帕担任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主席，其间制定和通过的《银行监管核心原则》，目前已在全球采用。1998年出任欧洲央行执董之前，他已经是意大利央行副行长。

1998年成立的欧洲中央银行，是一个为了欧洲统一货币的发行流通而设立的金融机构，目的是让欧洲统一货币避免受到政治影响。欧洲中央银行的决策机构是理事会，由六名执行委员构成。1998年到2005年，斯基奥帕一直是欧洲央行执行委员。

当年，很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对欧洲央行的独立性和有效性表示怀疑。但有一个指标，可以检验欧洲央行的成绩，即通胀率。欧洲央行成立之初，欧元区通胀率不足1％，水平很低。2009年，欧元区年通胀率为0.6％。虽然有些年份超过2％或3％，但总体来看，欧元区物价一直稳定在一个较低水平上。从这个角度看，欧洲央行交出的答卷是令人满意的。

在这个促进统一、稳定物价的货币转型过程中，斯基奥帕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很多与他有过接触的人都表示，他说话柔和、思考全面，既能见树木，也能见森林，擅长包容与调和复杂的矛盾。要促进欧洲货币的统一，正需要他这种协调能力。

事实上，斯基奥帕外柔内刚，在关键问题上又毫不手软。他多次表示，要将他作为执行委员时宣传的财政纪律付诸实践。他和另外几个委员，四处游说，坚持原则，终于基本控制住货币，稳定了物价，为欧洲经济整体的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

纵观斯基奥帕几十年来的学术观点，除了一直力促采用欧洲统一货币，致力于在欧元诞生初期提升欧洲央行的国际地位之外，他还强调欧洲地区的金融稳定和监管力度，并为加强欧洲各国间的经济合作与协调发展提供具体的中长期规划目标。

斯基奥帕认为，欧洲货币改革并不仅仅是一个货币问题，影响很快会扩散到各国的政治与社会。同时，稳定的欧元也需要各国在政治方面开展更深入、更全面的合作。欧元诞生之初，他就曾经指出，“欧元是一种没有国家的货币。欧元区这个新的货币联合体不仅是一个经济体，同时也是整个欧洲人民的联合体，是一个超越了民族国家的欧洲社会。这也是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一个深刻变革。”

随着人类科技进步，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欧元既是这种变化的一部分，也是这种变化的推动者。目前欧元对美元汇率一直在波动，短期局势扑朔迷离，但从长期来看，欧元无疑已变成世界范围内一种有力的货币。

2000年至2005年，斯基奥帕还兼任十国集团中央银行支付结算体系委员会主席。在他的领导下，该委员会在标准方面起到了关键的新作用，特别是2001年采用了《重要支付系统核心原则》。

斯基奥帕笔耕不辍，用英语和法语发表不下百篇论文和专著，先后撰写了《欧洲货币联盟之路》《欧元及其央行：联盟之后的统一》《金融监管》等。他记录了自己在欧洲统一货币进程中数十年的经验和教训。

2006年，他临危受命，出任当时意大利普罗迪政府的经济财政部长，成功解决了意大利的财政赤字问题，次年该国财政赤字即降到欧盟警戒线以下，这也是意大利2002年以来首次财政赤字水平达标。当年，他当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指导委员会下属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主席，任至2008年。

第15篇

[论文摘要]截至2008年3月国家外汇储备余额已达16821.77亿美元。巨额外汇储备给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文章根据对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现状的分析，提出了针对我国外汇储备的管理政策建议。

一、我国外汇储备现状

国际储备是一国（或地区）官方拥有的，可以随时使用的国际储备性资产，包括：货币当局持有的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普通提款权与特别提款权。外汇储备是一国（或地区）货币当局持有的可以随时使用的可兑换货币资产，在储备资产中最为重要。

回顾我国外汇储备的发展变化：1996年底，我国外汇储备首次突破了1000亿美元，此后四年，储备上升相对平稳。自2000年起，我国外汇储备呈快速增长趋势。2005年末增至8188.72亿美元，居全球第二位。2006 年2月，我国外汇储备达8537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大持有国。截至2008年3月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达16821.77亿美元，稳居全球第一位。

二、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的成因

我国巨额外汇储备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持续的贸易顺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现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体。并形成了多年的贸易顺差。自2000年起，我国对外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状态，且每年的累计顺差额持续增加。仅2007年就累计达2621.97亿美元。这已经成为我国巨额外汇储备形成的直接原因。二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新增外汇储备的贡献率不断上升。近年来，我国不断推进和完善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入没有完全被实体经济部门吸收，相当一部分滞留在金融系统内成为相对过剩的资本，直接导致了外汇储备的增加。三是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大量国际短期资本进入升值预期导致各种投机资本大量涌入。任何国家的资本管制都是有一定缺陷的，大量国际游资（即，热钱），绕过资本管制进入目标国，以期获得升值之利，并导致了外汇储备增加。四是我国现行出口结售汇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出口企业和个人外汇留存，抑制和直接限制了外汇需求和有效利用，导致外汇储备持续、被动的增加。

三、巨额外汇储备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

充足的外汇储备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对外信誉，增强国内外对我国经济和人民币的信心；有利于拓展国际贸易，吸引外商投资，降低国内企业的融资成本；有利于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平衡国际收支波动，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但外汇储备的激增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一）国民福利的丧失。因为绝大部分外汇储备被投放于我国境外的金融市场，并未参与到境内资金循环过程中来，因而无法给我国居民带来福利的改善，这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

（二）央行所承受的汇率风险日益加剧。央行长期以来一直是外汇市场的出清者，因此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上，资产方的外汇储备不断扩张，资产越来越“外币化”；同时负债方的基础货币外汇占款发行也在飙升，负债越来越“本币化”，央行面临日益严重的货币错配风险，以至使国民经济运行中的汇率风险加速向央行集中。

（三）维持汇率稳定背景下的储备增长机制代价昂贵。在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下，外汇储备的增加加大了央行基础货币的投放，为了对冲过多的流动性，央行又不得不采取大量发行央票和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央行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产生了影响。

（四）我国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着巨大的汇率风险。从国际金融体系角度观察，我国外汇储备快速上升，但结构仍以美元为主。这使得我国经济增长已有成果和未来命运承受着巨大的汇率风险，特别是美元汇率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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