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制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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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法律援助制度是指由国家设立专门机构，为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费用提供法律援助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援助制度是一项造福社会、造福人民的崇高事业，其实质是法律扶贫、扶弱，它使人人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实现自己的法定权益，积极开展法律援助，既是党和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据测算，因为经济的严重短缺，我省每年需要提供法律援助而实际得到援助的只有四分之一，许多纠纷和案件不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困难群众诉讼难的状况还难以在较短的时间里有根本改变。它是国家以法律化、制度化的形式为某些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减费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利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制度，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司法救济制度。

一、我国法律援助的概况

1994年，司法部首次公开提出建立法律援助的设想，并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开始了试点。1996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律师法》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对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作出了明文规定，标志着这一制度在我国的真正确立。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对象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建立的最重要的依据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我国对法律援助对象的规定有以下特点：①对象相对广泛。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具备法律援助条件的都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与签订法律援助司法协议的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符合条件的，也可申请获得法律援助。②有关特殊对象的规定，体现了对最需要帮助的人优先照顾原则。凡盲、聋、哑、未成年人为刑事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律师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没有委托律师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刑事案件中外籍被告人没有委托律师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其他残疾人、老年人为刑事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可以不受经济条件的限制，获得法律援助。2、法律援助的主体实施法律援助制度，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以平等实现，是政府应尽的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援助实施主体应该是国家。事实上，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实施主体是以律师为主的法律工作者。我国与多数国家有所不同，法律服务队伍除律师以外，还有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因此，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主体就是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3、法律援助的组织形式我国的法律援助基本形成了两种模式：①是建立法律援助中心，由法律援助中心专职律师和由中心指派的社会律师共同承担法律援助业务；②是全部由社会律师提供法律援助业务，或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或律师事务所自行受理，然后到法律援助中心备案并申请经费。由于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尚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允许两种模式同时存在。

（二）我国法律援助的困境

1、立法困境。随着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迅速发展，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许多地方已经通过行政法规和地方立法的形式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尚处于萌芽阶段，立法工作还处于零乱无序状态，对法律援助制度仍缺乏明文规定。

2、机构困境。①法律援助机构未形成统一模式，缺乏规范性。各省、市法律援助活动各具特色，法律援助各种模式并存。②法律援助机构职能不明确。自从1997年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成立后，省一级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就成为了首要工作，但是，省一级专门机构大多是法律援助监督指导、协调的机构，并非具体实施机构，而地方虽然挂了法律援助机构的牌子，却没有专门人员开展工作，形同虚设。

3、资源困境。①人力资源困境。一是数量不足，提供法律援助的人员必须熟知法律，有丰富的办案经验，而我国符合这样标准的人员即法律援助的主体主要是律师，从数量上看，我国职业律师还不到全国总人口的万分之一。二是素质不高。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法律服务资源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出不平衡性。②资金资源困境。一是资金来源没有明确规定。虽然相关法规将国家财政拨款作为法律援助资金的主要来源，但没有规定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因而不能建立起国家对法律援助的最低经费保障机制。二是资金不足。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不很发达，国家和许多地方财政拿不出充足的经费投入到法律援助事业中去。财力的不足，了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

二、我国法律援助中的明确规定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奠定了基础

1996年3月1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是在我国立法史上首次将“法律援助”明确写入法律，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建设一个重要里程碑。1996年5月1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对法律援助的有关内容作了专章规定，《律师法》第六章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依法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是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律师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尽职尽责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规定，报国务院批准，”这些规定明确了公民获得法律援助范围和律师必须依法承担的法律援助义务，并为制定法律援助的专门立法奠定了法律基础。

三、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架构、申请援助的条件、实施主体、资金来源

1、在国家一级建立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统一对全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实施指导和协调。

1997年5月26日，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在北京正式成立，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主要负责对法律援助作进行业务指导，制定全国性的法律规章制度、中长期发展计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协调全国法律援助工作事宜，开展与国外法律援助团体及人士的交流活动等等工作。同日，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成立，中国法律援助是基金会的主要职责是募集、管理和使用法律援助基金，宣传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促进司法公正。其基金来源主要包括国内社团、、商社及个人捐赠和赞助，基金存入机构发取的利息，购买债券和企业股票等有价证券的收益等。

2、在省级地方建立省、自治区法律援助中心，对所辖区域内的法律援助工作实施指导和协调。

3、在地、市（含副省级）地方建立地区、市法律援助中心行使对法律援助工作的管理和组织实施的双重职能。

4、在具备案件的县、区地方建立县、区法律援助中心具体组织实施本地的法律援助工作，不具备建立法律援助机构条件的地方，由县、区司法局具体组织实施法律援助工作。

中国法律援助的三个专业实施主体是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律师主要提供诉讼法律援助（包括刑事辩护、刑事和民事诉讼等）和非诉讼法律援助；公证员主要提供公证事项的法律援助；基层法律工作者主要提供法律咨询、代书普通非诉讼事项的帮助等简易法律援助。中国法律援助有三个基本资金来源，政府出资、社会捐赠及行业奉献（主要指义务办案）。

四、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现行社会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2篇

关键词：法律援助现状人权保障

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指导和统一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完善国家司法公正机制，健全人权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一项法律制度。①

法律援助有以下特征：

1、法律援助是国家行为或者是政府行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实施。它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公民应尽的义务；

2、法律援助是法律化，制度化的行为，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受援对象为经济困难者、残疾者、弱者，或者经人民法院指定的特殊对象；

4、法律援助机构对受援对象减免法律服务费，法院对受援对象减、免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

5、法律援助的形式，既包括诉讼法律服务，也包括非诉讼法律服务。

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法律援助法规《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这标志着我国保障贫、弱、残等弱势群体平等实现其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机制度的确立。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为贫困群众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时，突出了为见义勇为行为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重点，率先制定了《成都市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暂行办法》，特别是三月份经终审的张德军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案件，引起了中央电视台、东方卫视、《南方周末》和社会的高度关注，通过我们卓有成效的法律援助工作，进一步弘扬了社会正气，倡导了社会公平与正义。

一、成都市法律援助的基本概况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1996年。其下设有20个区县法律援助机构，设立100个法律援助机构乡镇社区站点。成立法律援助中心是国家从司法制度上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对经济特别困难的群众实施司法救济，以体等这一司法原则的最终实现。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编制10人，隶属于成都市司法局，现有工作人员8名，其中多人工电话咨询等法律服务；指导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援助工作。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还在市妇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成立了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市妇人具有律师资格，下设综合科、业务科。其主要职责是：免费受理公民的法律咨询，并经常向社会公众宣传法律知识；为各种法律援助对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开设法律咨询热线，免费为公众提供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工作站。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经费由成都市政府预算拨款，并设立法律援助基金，接受社会捐赠。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已接受了15万余人次的法律咨询，了3000余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了4200余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

二、成都市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

㈠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在成都市司法局的直接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的精神和市委十届四次全委会健身，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落实和树立科学发展观，围绕服务“产业年”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坚持在实践中创新工作和解决问题，切实加强法律援助组织机构建设，积极为农民工、贫困残疾人、下岗职工、妇女儿童等社会贫苦群体提供及时、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成都市援助案件办案数量每年增长近20%，办案质量也不断提高，为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成都作出了积极贡献。

㈡设立社会法律援助组织。都市司法局与成都市工会、妇联、残联组织相互加强沟通和协调下，法律援助中心市总工会、妇联、残联、成都大学四个工作站建立，这些社会团体逐步承担起一定的受理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职能。

㈢“12348”法律服务专线电话的开通，它是以法律咨询作为法律援助的重要形式之一，由成都市执业律师每天义务轮流值班解答咨询，方便了市民咨询法律问题，及时为咨询者提供法律方面的帮助，极大的满足了全市广大群众对法律的需求，受到了市民的良好评价。

㈣发展全市法律援助援助律师队伍，每个区、县法律援助中心不少于3名法律援助律师，使之成为直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主要力量，还不同程度地吸收红市了一批专业突出、素质较高的人员，增强了法律援助力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效率明显上升。

㈤提供法律援助的农民工援助率达到100%，积极开辟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成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应急服务队和区（市）县法律援助中心工会工作站，对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实行24小时内受理制等，并对农民工经济困难状况一律免于审查，以实现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和“一站式”法律援助便捷措施。

㈥分解法律援助案件总量

（七）扩大宣传，发动全社会力量倾注对法律援助的奉献与爱心，通过开展法律援助爱心活动、成立农民工应急服务队、组织送法下乡律师宣讲团、农民工维权法律援助大型咨询活动等，广泛宣传，扩大影响。

三、成都市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㈠宣传力度不足

随着成都市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且有大批“外来工”他们的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使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缺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意识，也不知道如何求助于法律援助部门或者法律服务者，于是采取其他非法手段，从而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且，需要援助的弱势群体大多集中在基层，所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基层。然而一些县、区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不够，怕宣传多了，老百姓找上门来，应接不暇，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越不宣传，老百姓就越不了解法律援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也就越困难。

㈡相关部门协作配合机制还未真正建立起来。

目前，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相关部门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直接影响了法律援助制度作用的发挥。在法律援助案件所涉费用中，由于诉讼费用以及相关部门收取的调查取证、坚定等所收取的费用相对困难群众的收入来说较高，而法律援助机构又无力承担这些费用，虽免除了法律服务费用，受援人最终因交不起相关费用，或者无法进入司法和仲裁程序，或者得不到相关的证据材料，法律援助的效果大受影响。

㈢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及其需求的矛盾突出

据了解，成都市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在4000件以上，而按成都市现有的1300多名律师每人每年免费办理2件计算，每年最多也只能办2600件，而这当中缺口很大。面对如此庞大的需求量，却不能予以满足。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人力、物力上的投入。

四、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

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其不可避免的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故有必要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规范和完善。针对是法律援助的现状，联系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实际，笔者拟对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作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㈠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认识

法律援助既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更是一项群众工作。它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台、网络等新闻媒体和通过法律下乡（如可以尝试制发法律援助服务卡，便于群众掌握法律援助知识）、法律咨询（尤其要加强“12348”专线律师值班，拓展法律援助咨询电话服务的领域）等途径，进一步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使法律援助家喻户晓，让需要法律援助的人知道怎么寻求法律保护，让社会弱势群体及时得到法律帮助，以使他们“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难题得到解决，进而使他们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要让关心社会进步，有能力支持法律援助的社会力量来关心和支持法律援助事业；更要使成都市各级领导干部深刻意识到法律援助工作不是可搞不可搞的事情，而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从而真正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党委、人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使为困难群众谋利益具体落到实处。

㈡提高弱势群体的法制观念

法律援助的重要对象是在农村生活比较贫困的群众和一些特殊社会群体。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弱者原本不是弱者，但由于他们经济上的贫困、知识和信息的匮乏、权利和义务意识的淡薄、缺少社会人际关系、心理中的劣势、生理发育上的某种残疾以及区域间法律服务资源存在不平衡等主客观因素，才使他们成为弱势群体。特别是由于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他们不知什么可为什么可不为，不知国家鼓励什么限制什么，一切都是凭感情用事，无法用理性的眼光来判断，于是出现了大批“文盲”、“法盲”和“流氓”，更谈不上如何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只有提高弱势群体自身的法制观念，才能使弱者成为强者，这是治本之策。

㈢积极开辟法律援助的人力资源，使众多的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参与进来，为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完善的法援体系，包括一个高效的人力资源体系，法援案件的不断增多和复杂对从业者提出考验同时也增加了援助成本，自身制度设定的壁垒也限制部分热忱于法律援助的团体和个人。《条例》颁布以明显的规定吸引有能力从事法律援助团体和个人从事法援工作，面对于制度设计不完善的中国法制教育，过于注重理论，缺乏法律实务经验及社会经验成为被评击的重点，法学教育可否与法援工作相融合，答案是肯定的。"福特基金"在资助中国高校的法律诊所课程中将法学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展具体的法律援助案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在其具体实践中获得极大的成功，以导师为业务指导，学生共同解决，并在《美国律师协会关于法学院的批准标准》302条e款中明确规定，法学院就鼓励学生参加提供减免收费的公益性法律服务活动，并为学生提供这样的机会，以制度的形势保证了学学院的实践融入法援体系，其主要的目的（一）向学生教授有效的辩护的技法，职业道德及法律对于穷人的作用（二）在为那些无法得到公正人辩护的同时，批判性的检验的应用法学理论。（三）改革法学教育弊端，并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学生的融入无非是教学与法援的两赢之选，除学生外，有能力的社团组织和个人也是扩宽法援人力资源选择的范围，部分省市下发的法援指导性文件中均提出引入法学院学生和社团意见，却鲜见实施的具体细则。此制度何参照美国英国等成熟的制度，推行导师制和公益性团体有限参加，即法学院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援助活动，对于社会团体设定团体设定准入机制，依其水平，章程和法援的需要有限的介入援助工作。

㈣充分发挥个人法律援助的作用

1.凡是有能力以自己……的工作为他人提供法律服务者（如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具有较高法律理论素养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志愿者），都可以参与到法律援助工作中来，为法律援助事业贡献力量。

2.允许政法机关离退休人员到法律援助机构发挥余热，从事义务性质的法律援助工作。

3.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法律援助工作，多向他们汇报工作，请他们提出意见、建议。

4.有效发挥基层摄取法律援助联络员、信息员的作用。

㈤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多渠道筹集资金，扩大"节流"的实体程序的设定和利用网络快捷的工作渠道。

人民不断增强的法律援助服务的需要同目前稀缺的法援资源产生矛盾政府的投入不足，大部分法援资金没有列入政府的预算，软、硬件建设相对于滞后。将法律援助纳入财政预算，建立起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是低经费保障机制，充分的保障法援工作的正常开展，相对于增长快但经济基数较小政府收入有限，财政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的压力较重，通过利用常规的筹款方式满足不了法援需要，必须充分开展社会化运作，积极拓展法律援助经费的社会捐渠道，建立公益性的基金会。90年3月北京就已经成立了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内设办公室，财务部，集资部、外交部、开展大型法援公益活动筹集资金。

在开源的同时，采取一定保障节流的措施，降低法援的成本1、引导律师鼓励确已构犯罪的被告在法庭上做有罪答辩。法援的目的性决定了追求程序和实体公正的目的性，保障援助对象的合法权益，对业以犯罪的对象鼓励做有罪答辩，减少诉讼环节和调查费用。2、普及网上办公，加强援助网络的营造和以网络为基础的网上法援救助，利用网络的覆盖面和快捷方便援助人员和受援助者的交流和公开法援案件的援助流程。通过程序上的公正高效有序的措施保障弱势群体权利的伸张，实体上的改革同样保证了法援工作的效益及提高资金的利用，盘活法律资源，保证社会运行的稳定及司法公正。

㈥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水平

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群众利益，法律援助的服务水平关系到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笔者认为，提高成都市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培养律师良好的素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成都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在律师管理工作中，应把重点放在律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教育和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教育上，使法律队伍真正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力量。

2.规范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及其其他民间组织的法律援助行为。这些部门提供法律援助必须经过司法行政部门审批，不使用政府资金，不利用法律援助从事有偿服务，同时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保证法律援助的水平和质量。新晨

3.拓宽法律援助的受援面。笔者建议成都市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在受理法律援助案件时，适当拓宽援助范围，如给予老年人或高龄老人强制刑事辩护的援助，将法院诉讼费的缓、减、免真正纳入统一的法律援助中来，从而使法律规定与法律援助的宗旨真正一致起来。

4.推行法律援助寻访制度。成都市地广人杂，这就需要政府支持和鼓励法律援助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到指定的服务区寻访，主动调查，主动发掘案件，从而保证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获得最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5.建立法律援助质量监控体系。虽然我国目前尚未建立法律援助质量监控体系，作为西南地区的发达城市，应当发挥西南核心地区的先导作用，尽早建立符合成都市实际的法律援助人员综合质量监控体系，其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持续教育、业绩考察、顾客反馈、质量评估。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神圣而伟大的“民心工程”，作为法律界的“希望工程”，作为泽惠人民的“光彩事业”，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成都市法律援助在市党委、市委的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必将日臻完善，其工作也将跨上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1、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2004年—2006上半年法律援助统计表、工作总结报告

2、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法援简报》第

第3篇

一、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性质

笔者认为，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性质应由法律援助的性质决定。法律援助最初由宗教团体或慈善机构等基于道义或者良心为穷人提供法律帮助，再到律师自发地根据职业道德要求加入其中，最后由国家责任取代了个人责任。因此，法律援助发展史其实就是国家责任回归史。通过法律援助，为公民提供诉诸法律、寻求救济并获得公正审判机会，被视为国家职能重要内容之一。由国家为弱势群体提供免费法律帮助，这是现代法律援助制度一项标志性特征。许多国家通过立法明确获得法律援助是公民一项法定权利，这也被《世界人权宣言》等联合国有关文件所认可。因此，法律援质就是政府责任，这是包括民主制度确立、经济水平提高、社会思潮影响与法律制度完善等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作为政府，承担法律援助责任主要体现在设置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经费支持和监督管理法律援助工作上。具体到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在我国主要集中在两类群体上：一类是公职人员，包括法律援助机构人员和具有公职身份的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是应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另一类是非公职人员，主要是不具公职身份的社会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是应法律援助机构代表国家实施政府购买服务。法律服务是专业人员利用专门知识为当事人等提供的一种技能。作为非公职的法律服务人员，其提供法律服务是以预期获得报酬为前提；而公民获得法律服务，就如同获得实物商品，也理应支付相应对价。这类法律服务应该遵循的是有偿原则。而作为公职人员，承担法律援助是职务行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就不应该遵循有偿原则。因此，作为为法律援助承办人员提供报酬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其性质应根据提供人员的身份来决定，作为公职人员的办案补贴，是法律援助人员的办案费用支出补贴，只包括付出成本，不含智力服务费用；作为非公职人员的办案补贴，是政府付给法律服务人员的服务薪酬，包括办案费用支出和智力服务费用。认为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不应包含智力服务费用的理由是：《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等因素核定。但是该规定并不排除智力服务费用。因此，对于非公职法律服务人员来说，其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是基于与政府之间的法律服务合同，应遵循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既然市场法律服务包含了智力服务费用，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也应包含智力服务费用。同时笔者认为，法律援助不应该是律师的义务。理由是：一是社会律师是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核心是等价有偿。社会律师不属于财政供养人员，他们是以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而获取报酬，从而获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作为民事主体，其行为具有一个本质特征——对价性，即以自己的劳动或服务在市场中进行等价交换，以换取劳动报酬③。就此而言，国家要求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是不适合的，超出了其作为市场主体应承担的义务范畴。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由律师承担法律援助义务，是国家在目前人力、物力、财力等稀缺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权宜之举，充分考虑到律师可以利用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具有相对优势④。目前，我国财力、物力和人力已今非昔比，已经具备了对法律援助义务重新合理分配的条件。二是责任义务不可转移性。任何一个主体都不能任意转移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社会律师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并非完全出自其自愿，因此出现律师法律援助积极性不高和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高的现象。三是以职业特性或职业伦理作为律师承担法律援助的义务比较牵强。虽然律师的社会公共责任是律师安身立命的根本之一，不能放弃对社会公共责任的追求，但是不能以公共责任这一职业伦理而要求律师承担过多社会责任，就像医生没有为穷人免费提供医疗的义务，教师没有为贫困学生免费提供教育的义务。

二、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在司法实践中，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在制定标准、制定主体及发放方面均存在一些问题。

（一）办案补贴标准整体偏低。从全国来看，2013年平均办案补贴为479元／案⑤。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认为法律援助是律师义务。有些地方法律援助管理人员认为，既然《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律师义务，因此，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应该是无偿的，法律援助机构无须支付任何费用。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承担法律援助责任的主体——国家，很大程度上只是扮演一个管理者、监督者的角色。结果导致一些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或律师事务所敷衍了事。一些律师事务所委派执业年限较短、资历较浅的律师从事刑事法律援助。他们在经验、能力方面的欠缺决定了援助的质量不高。另一方面，即使律师愿意承担法律援助义务，费用的严重不足也制约了律师的办案质量。二是办案补贴仅仅是办案成本的补助。认为只须对案件承办人员因为办理案件所支付费用的补偿，不包含承办人员为之所付出的劳务和智力服务费用。即使是也仅仅考虑成本，按照最低标准计算。目前的律师管理体制，社会律师成为市场化竞争主体，不仅国家没有为其支付任何工资和补贴，而且在执业中要向国家缴纳税收，同时，还要自行承担各项费用。有些律师为了将自己“损失”最小化，只能尽量减少援助工作的步骤和时间，其结果只能是牺牲了援助案件的质量与效果。另外，还要承担与其收益完全不对等的风险，导致一些律师不愿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营利合法化的具体规范起源于天职的“职业”义务观⑥。社会律师从事刑事法律援助需要时间、精力、物质、专业等成本的大量付出，没有基本对价的回报，仅仅靠道德和责任的支撑，法律援助事业很难获得长足发展。三是法律援助经费不足。从全国来看，2013年法律援助经费才16亿⑦，人均不足1.3元。因此，法律援助经费仍然存在较大缺口。

（二）办案补贴制定不规范。一是制定主体不规范。按照《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由各省司法厅和财政厅联合制定。但在实际操作中，有的是由地市或者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制定办案补贴标准，甚至有的由法律援助机构自行制定补贴标准。而有些司法行政部门由于经费紧张，就尽可能压低办案补贴标准。二是制定程序不规范。《法律援助条例》要求结合当地经济水平，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成本确定补贴标准。但很多地方在制定办案补贴标准时，并没有认真核算当地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成本，仅仅是参考其他财力相当地区的补贴标准，或者在往年的基础上适当提高。造成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与办案成本严重背离。三是调整不及时。有些地方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从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就没有调整过，因为地方财政核拨的法律援助经费也从来没有调整过。

（三）办案补贴支付不规范。一是发放不及时。办案补贴不能及时足额发放已是公认的问题。根据司法部《法律援助办案规程》的要求，承办人员在结案时，法律援助机构应支付办案补贴，但是实践中，经常存在拖欠办案补贴的现象。有的是因为经费紧张，等到财政经费到位后统一发放；也有的是法律援助管理人员图方便，一定时间才统一发一次办案补贴。二是法律援助机构人员不能领取补贴。工资改革以后，对发放津补贴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人事、审计部门认为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也属于津补贴，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对公职承办人员发放办案补贴被认定为违规发放，轻则退款，重则党纪、政纪处分。因此，公职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所产生的费用只能用票据报销，但有部分费用无法获取票据，如通讯费、餐费等，造成他们倒贴成本办理案件。以致法律援助机构人员不愿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而是将案件指派给社会律师或者基层法律服务人员办理。由于律师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县域律师较为匮乏，大量的法律援助案件只能由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办，导致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尽如人意。三是办案补贴政策简单僵化。目前采取低标准包干补贴的现象非常普遍，且常常不能及时兑现，四是发放审核标准缺失。办案补贴的发放是基于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提供了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但由于目前没有一个可操作性的法律援助服务标准，审核人员要认定一项法律服务是否符合标准难度较大。结果只能是承办人员按规定提交了案件卷宗，法律援助机构就必须支付办案补贴。这也是造成部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

三、完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制度的对策

针对以上问题，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完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制度。

(一)确定法律援助国家责任。一是加快《法律援助法》立法进程。在《法律援助法》中明确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按照等价有偿、公平竞争的原则，通过公开招标，吸引鼓励社会律师积极参与到法律援助活动。以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同类法律援助案件的成本为依据，结合当地经济状况，适当确定律师智力服务费用，科学合理制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二是完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制度。政府财政拨款是法律援助经费的主要来源，中央要明文各地建立起法律援助经费最低保障机制，即规定省、设区市、县（市、区）三级法律援助机构经费保障标准，并形成自然增长制度，逐年提高法律援助保障水平。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要求专款专用，并建立有效的监督和审计机制。同时，积极鼓励社会捐赠，建立和完善社会捐赠法律援助经费补充渠道。将社团组织、行业协会的法律援助经费纳入统一的法律援助经费体系，由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统一支配，将分散的法律援助经费统一起来。允许和鼓励设区市设立法律援助专项基金，鼓励企业为法律援助基金捐款，并对捐款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拓宽社会捐资来源。

（二）完善公职法律援助律师制度。在现有法律援助机构人员的基础上，建立一支素质高、业务精、战斗力强的公职法律援助律师队伍。一是明确公职法律援助律师职责。应包括：承担法律咨询；法律援助事项的审核；收集、反馈法律援助工作中的情况，针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二是提高公职法律援助律师待遇，提高公职法律援助律师队伍素质，从而提高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增强法律援助服务能力。对于诉讼中的权利与义务，公职法律援助律师应当与一般律师相同。鉴于公职法律援助律师是国家工职人员，其行使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应当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三是明确公职法律援助律师办案补贴。应当明确公职法律援助律师能够领取办案补贴，但由于公职法律援助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属于职务行为，因此，办案补贴只能是办案支出成本的补偿。考虑到有些成本很难用票据报销，可以沿用之前采用的办案成本包干制，由管理机关按照当地办理法律援助的平均成本，确定办案补贴标准。

（三）完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制定程序。一是规范制定主体。《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核定。也就是说地市和县级财政部门、司法行政部门和法律援助机构是无权制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的。由省级司法行政部门和财政部门联合制定标准，有助于提高标准的权威性和科学性，有利于标准的执行。二是建立科学的成本调查制度。《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等因素核定。因此，在制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时，应该掌握不同地区的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为了确保数据的科学性和真实性，应当建立法律援助办案成本调查制度，由办案补贴制定机关定期委托统计调查机构进行统计，在此基础上，科学制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同时制定不同区域标准。由于办案补贴标准由省司法行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联合制定，往往同一省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办案成本也是千差万别，因此，应当科学划分区域标准。三是定期调整。《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办案成本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应定期对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进行科学的调整，使其不断适应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办案成本，以保持办案补贴标准的科学性。

（四）加强法律援助质量控制。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是法律援助制度成败的关键，是法律援助制度的生命线。因此，建立完善的质量监控体系，加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应是当前法律援助工作的重中之重。一要加强监管。完善法律援助质量标准体系、加强日常监督和开展集中质量检查。二要强化监督。设立法律援助监督员，邀请部分受援人、社会团体、社会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作为志愿者，对法律援助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对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过程进行监督。三要建立奖惩机制。建立投诉查处制度，法律援助机构对投诉进行认真查处，对查证属实的，依照《法律援助条例》及相关规定进行惩处。建立案件质量奖惩体系，让优秀案件承办人员得到褒奖，对于不称职的律师进行相应的惩处。四要建立民事赔偿制度。从民法的角度来说，辩护律师的不称职行为是一种失职行为。对于因这种失职行为造成的损害，被告有权主张民事损害赔偿⑧。一方面是对受援人的损失进行弥补，另一方面也是对律师的一个惩戒，有助于督促辩护律师在参与法律援助活动中尽职尽责。

第4篇

关键词：法律援助现状人权保障

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指导和统一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完善国家司法公正机制，健全人权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一项法律制度。①

法律援助有以下特征：

1、法律援助是国家行为或者是政府行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实施。它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公民应尽的义务；

2、法律援助是法律化，制度化的行为，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受援对象为经济困难者、残疾者、弱者，或者经人民法院指定的特殊对象；

4、法律援助机构对受援对象减免法律服务费，法院对受援对象减、免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5、法律援助的形式，既包括诉讼法律服务，也包括非诉讼法律服务。

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法律援助法规《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这标志着我国保障贫、弱、残等弱势群体平等实现其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机制度的确立。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为贫困群众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时，突出了为见义勇为行为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重点，率先制定了《成都市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暂行办法》，特别是三月份经终审的张德军见义勇为法律援助案件，引起了中央电视台、东方卫视、《南方周末》和社会的高度关注，通过我们卓有成效的法律援助工作，进一步弘扬了社会正气，倡导了社会公平与正义。

一、成都市法律援助的基本概况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1996年。其下设有20个区县法律援助机构，设立100个法律援助机构乡镇社区站点。成立法律援助中心是国家从司法制度上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对经济特别困难的群众实施司法救济，以体等这一司法原则的最终实现。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编制10人，隶属于成都市司法局，现有工作人员8名，其中多人工电话咨询等法律服务；指导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援助工作。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还在市妇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成立了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市妇人具有律师资格，下设综合科、业务科。其主要职责是：免费受理公民的法律咨询，并经常向社会公众宣传法律知识；为各种法律援助对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开设法律咨询热线，免费为公众提供联、市残联、市总工会、成都大学工作站。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经费由成都市政府预算拨款，并设立法律援助基金，接受社会捐赠。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已接受了15万余人次的法律咨询，了3000余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了4200余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

二、成都市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

㈠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在成都市司法局的直接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的精神和市委十届四次全委会健身，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落实和树立科学发展观，围绕服务“产业年”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坚持在实践中创新工作和解决问题，切实加强法律援助组织机构建设，积极为农民工、贫困残疾人、下岗职工、妇女儿童等社会贫苦群体提供及时、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成都市援助案件办案数量每年增长近20%，办案质量也不断提高，为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成都作出了积极贡献。

㈡设立社会法律援助组织。都市司法局与成都市工会、妇联、残联组织相互加强沟通和协调下，法律援助中心市总工会、妇联、残联、成都大学四个工作站建立，这些社会团体逐步承担起一定的受理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职能。

㈢“12348”法律服务专线电话的开通，它是以法律咨询作为法律援助的重要形式之一，由成都市执业律师每天义务轮流值班解答咨询，方便了市民咨询法律问题，及时为咨询者提供法律方面的帮助，极大的满足了全市广大群众对法律的需求，受到了市民的良好评价。

㈣发展全市法律援助援助律师队伍，每个区、县法律援助中心不少于3名法律援助律师，使之成为直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主要力量，还不同程度地吸收红市了一批专业突出、素质较高的人员，增强了法律援助力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效率明显上升。

㈤提供法律援助的农民工援助率达到100%，积极开辟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成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应急服务队和区（市）县法律援助中心工会工作站，对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实行24小时内受理制等，并对农民工经济困难状况一律免于审查，以实现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和“一站式”法律援助便捷措施。

㈥分解法律援助案件总量

成都市近年各类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数，如下表所示

成都市各类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数（件）

法律援助机构工作承办社会律师承办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办社会组织人员承办

2004年785706380

2005年394161736117

2006年上半年25981425235

（七）扩大宣传，发动全社会力量倾注对法律援助的奉献与爱心，通过开展法律援助爱心活动、成立农民工应急服务队、组织送法下乡律师宣讲团、农民工维权法律援助大型咨询活动等，广泛宣传，扩大影响。

三、成都市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㈠宣传力度不足

随着成都市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且有大批“外来工”他们的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使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缺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意识，也不知道如何求助于法律援助部门或者法律服务者，于是采取其他非法手段，从而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且，需要援助的弱势群体大多集中在基层，所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基层。然而一些县、区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不够，怕宣传多了，老百姓找上门来，应接不暇，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越不宣传，老百姓就越不了解法律援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也就越困难。

㈡相关部门协作配合机制还未真正建立起来。

目前，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相关部门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直接影响了法律援助制度作用的发挥。在法律援助案件所涉费用中，由于诉讼费用以及相关部门收取的调查取证、坚定等所收取的费用相对困难群众的收入来说较高，而法律援助机构又无力承担这些费用，虽免除了法律服务费用，受援人最终因交不起相关费用，或者无法进入司法和仲裁程序，或者得不到相关的证据材料，法律援助的效果大受影响。

㈢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及其需求的矛盾突出

据了解，成都市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在4000件以上，而按成都市现有的1300多名律师每人每年免费办理2件计算，每年最多也只能办2600件，而这当中缺口很大。面对如此庞大的需求量，却不能予以满足。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人力、物力上的投入。

四、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

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其不可避免的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故有必要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规范和完善。针对是法律援助的现状，联系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实际，笔者拟对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作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㈠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认识

法律援助既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更是一项群众工作。它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台、网络等新闻媒体和通过法律下乡（如可以尝试制发法律援助服务卡，便于群众掌握法律援助知识）、法律咨询（尤其要加强“12348”专线律师值班，拓展法律援助咨询电话服务的领域）等途径，进一步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使法律援助家喻户晓，让需要法律援助的人知道怎么寻求法律保护，让社会弱势群体及时得到法律帮助，以使他们“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难题得到解决，进而使他们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要让关心社会进步，有能力支持法律援助的社会力量来关心和支持法律援助事业；更要使成都市各级领导干部深刻意识到法律援助工作不是可搞不可搞的事情，而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从而真正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党委、人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使为困难群众谋利益具体落到实处。

㈡提高弱势群体的法制观念

法律援助的重要对象是在农村生活比较贫困的群众和一些特殊社会群体。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弱者原本不是弱者，但由于他们经济上的贫困、知识和信息的匮乏、权利和义务意识的淡薄、缺少社会人际关系、心理中的劣势、生理发育上的某种残疾以及区域间法律服务资源存在不平衡等主客观因素，才使他们成为弱势群体。特别是由于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他们不知什么可为什么可不为，不知国家鼓励什么限制什么，一切都是凭感情用事，无法用理性的眼光来判断，于是出现了大批“文盲”、“法盲”和“流氓”，更谈不上如何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只有提高弱势群体自身的法制观念，才能使弱者成为强者，这是治本之策。

㈢积极开辟法律援助的人力资源，使众多的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参与进来，为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完善的法援体系，包括一个高效的人力资源体系，法援案件的不断增多和复杂对从业者提出考验同时也增加了援助成本，自身制度设定的壁垒也限制部分热忱于法律援助的团体和个人。《条例》颁布以明显的规定吸引有能力从事法律援助团体和个人从事法援工作，面对于制度设计不完善的中国法制教育，过于注重理论，缺乏法律实务经验及社会经验成为被评击的重点，法学教育可否与法援工作相融合，答案是肯定的。“福特基金”在资助中国高校的法律诊所课程中将法学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展具体的法律援助案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在其具体实践中获得极大的成功，以导师为业务指导，学生共同解决，并在《美国律师协会关于法学院的批准标准》302条e款中明确规定，法学院就鼓励学生参加提供减免收费的公益性法律服务活动，并为学生提供这样的机会，以制度的形势保证了学学院的实践融入法援体系，其主要的目的（一）向学生教授有效的辩护的技法，职业道德及法律对于穷人的作用（二）在为那些无法得到公正人辩护的同时，批判性的检验的应用法学理论。（三）改革法学教育弊端，并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学生的融入无非是教学与法援的两赢之选，除学生外，有能力的社团组织和个人也是扩宽法援人力资源选择的范围，部分省市下发的法援指导性文件中均提出引入法学院学生和社团意见，却鲜见实施的具体细则。此制度何参照美国英国等成熟的制度，推行导师制和公益性团体有限参加，即法学院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援助活动，对于社会团体设定团体设定准入机制，依其水平，章程和法援的需要有限的介入援助工作。

㈣充分发挥个人法律援助的作用

1.凡是有能力以自己的工作为他人提供法律服务者（如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具有较高法律理论素养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志愿者），都可以参与到法律援助工作中来，为法律援助事业贡献力量。

2.允许政法机关离退休人员到法律援助机构发挥余热，从事义务性质的法律援助工作。

3.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法律援助工作，多向他们汇报工作，请他们提出意见、建议。

4.有效发挥基层摄取法律援助联络员、信息员的作用。

㈤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多渠道筹集资金，扩大“节流”的实体程序的设定和利用网络快捷的工作渠道。

人民不断增强的法律援助服务的需要同目前稀缺的法援资源产生矛盾政府的投入不足，大部分法援资金没有列入政府的预算，软、硬件建设相对于滞后。将法律援助纳入财政预算，建立起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是低经费保障机制，充分的保障法援工作的正常开展，相对于增长快但经济基数较小政府收入有限，财政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的压力较重，通过利用常规的筹款方式满足不了法援需要，必须充分开展社会化运作，积极拓展法律援助经费的社会捐渠道，建立公益性的基金会。90年3月北京就已经成立了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内设办公室，财务部，集资部、外交部、开展大型法援公益活动筹集资金。

在开源的同时，采取一定保障节流的措施，降低法援的成本1、引导律师鼓励确已构犯罪的被告在法庭上做有罪答辩。法援的目的性决定了追求程序和实体公正的目的性，保障援助对象的合法权益，对业以犯罪的对象鼓励做有罪答辩，减少诉讼环节和调查费用。2、普及网上办公，加强援助网络的营造和以网络为基础的网上法援救助，利用网络的覆盖面和快捷方便援助人员和受援助者的交流和公开法援案件的援助流程。通过程序上的公正高效有序的措施保障弱势群体权利的伸张，实体上的改革同样保证了法援工作的效益及提高资金的利用，盘活法律资源，保证社会运行的稳定及司法公正。

㈥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水平

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群众利益，法律援助的服务水平关系到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笔者认为，提高成都市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培养律师良好的素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成都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在律师管理工作中，应把重点放在律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教育和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教育上，使法律队伍真正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力量。

2.规范社会团体、法学院校及其其他民间组织的法律援助行为。这些部门提供法律援助必须经过司法行政部门审批，不使用政府资金，不利用法律援助从事有偿服务，同时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保证法律援助的水平和质量。

3.拓宽法律援助的受援面。笔者建议成都市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在受理法律援助案件时，适当拓宽援助范围，如给予老年人或高龄老人强制刑事辩护的援助，将法院诉讼费的缓、减、免真正纳入统一的法律援助中来，从而使法律规定与法律援助的宗旨真正一致起来。

4.推行法律援助寻访制度。成都市地广人杂，这就需要政府支持和鼓励法律援助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到指定的服务区寻访，主动调查，主动发掘案件，从而保证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获得最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5.建立法律援助质量监控体系。虽然我国目前尚未建立法律援助质量监控体系，作为西南地区的发达城市，应当发挥西南核心地区的先导作用，尽早建立符合成都市实际的法律援助人员综合质量监控体系，其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持续教育、业绩考察、顾客反馈、质量评估。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神圣而伟大的“民心工程”，作为法律界的“希望工程”，作为泽惠人民的“光彩事业”，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成都市法律援助在市党委、市委的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必将日臻完善，其工作也将跨上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1、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2004年—2006上半年法律援助统计表、工作总结报告

2、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法援简报》第一、二、三期

3、房保国编著《遇事找法—法律援助》中国法制出版社

4、法律援助条例

第5篇

刑事法律援助的形式包括与刑事诉讼有关的一定诉讼行为，例如为当事人提供出庭刑事辩护援助以及提供法律咨询、为受援助对象提供诉讼创造条件等出庭辩护之外的援助等等，但由于在我国刑事法律援助介入较晚，使得律师的法律援助活动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刑事法律援助的形式一般只是在公开审理阶段以刑事辩护援助为主，形式较为单一。

二、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途径

(一)不断完善我国法律援助相关法律体系

通过对当前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实施不力原因的分析可知，刑事法律援助之所以存在援助范围小、介入时间晚等缺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法律援助条例》的实施不力，一方面条例本身还有待完善，另一方面《条例》是否能顺利实施很大程度上要受限于《刑事诉讼法》，而《刑事诉讼法》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的规定针对性不强，因此要在《条例》的基础上致力于推动制定《法律援助法》，使法律援助在更高立法层次上得到进一步明确，同时明确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责权利，以使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完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制度

有效的经费保障是促进各相关机构和律师积极参与到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的重要前提，虽然当前我国在相关法规中做出了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的相关规定，然而并未对财政支持的形式予以明确，使得经费以及经费的数额无法保证。由于当前在我国以成立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为主要实施方式，而且对于法律援助本身并未细化，因此在构建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体系时应当考虑两个方面的财政需求，一是机构的运行成本，二是具体案件的预算支出，由于刑事法律援助有别于一般法律援助，因此实际工作中应当将刑事法律援助的经费单独列支，达到专款专用的目的。

(三)构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防控体系

我国应当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构建操作性强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防控体系，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第一，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有向法律援助机构履行报告的义务，使律师的法律援助行为得到很好的监督;第二，法律援助机构通过收取受援助人员的报告等方式对法律援助人员的工作进行有效监督，报告内容包括律师会见次数、时间、阅卷和出庭情况等;第三，可通过设立专门的法律援助监督机构或专人的方式对相关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

三、结语

第6篇

（一）机构

《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由司法行政部门负责管理，下设法律援助中心具体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人员为符合条件的公民提供咨询、、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并负责援助工作的监督检查。

（二）人员

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包含了公设与指定两种模式，既有公设的专职律师，以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专门从事法律援助业务，同时，也规定了社会律师的援助义务，调动社会律师补充公设援助力量的不足。公设专职律师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只能接受法律援助中心的派遣，专门从事法律援助工作，严禁办理非援助案件，严禁收取当事人费用；社会律师承办援助案件同样被严格禁止向受援人收取任何费用，其办案的经费由国家以补贴的形式发放。此外，实践中还有法律工作者作为公设专职律师参与民事法律援助业务的办理，但不能参与刑事辩护。

（三）管辖

依据《法律援助条例》《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我国法律援助以属地管辖为主，同时辅以属人管辖。首先，凡涉及诉讼的案件，包括刑事辩护与民事案件的，均由有管辖权的公安局、检察院、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管辖，而不考虑受援人、被告人（被申请人）的户籍、居住地等情况。对于其他非诉讼法律援助案件的管辖，则借鉴民事诉讼法“原告就被告”地域管辖原则，确立由被请求人或履行义务者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管辖的原则。此外，部分特殊事务的管辖以属人管辖确立，由申请人住所地或工作单位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管辖。此外，法律援助的级别管辖并不像公安、检察、法院系统有严格限定，《法律援助条例》第五条规定：“直辖市、设区的市或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根据需要确定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机构。”这说明，虽然我国现行的法律援助体系已形成中央、省、市、县的四级架构，但是《条例》并没有规定其上下级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或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在管辖上也没有严格的职责划分，只规定受各自所在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这实际上是取消了法律援助级别管辖。实践表明，这样的管理体系确实有助于更方便灵活地提供服务，提高了服务效率的同时，大大降低了运转成本。2009年，为适应农民工流动性较强的情况，司法部主持全国36个城市签署了《全国城际间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协作郑州协议》，确立了“对受援人有利原则”，对于农民工申请援助的案件，会员单位之间的管辖确定从有利于申请人的角度出发。这在地域管辖上进一步拓宽了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的渠道，使这一特殊群体在非户籍所在地也能及时便捷地申请法律援助。

二、法律援助的内容与实现途径

《法律援助条例》将法律援助简单区分为三类，咨询、刑事辩护和。咨询是指由法律援助机构为符合条件的公民提供专业法律咨询、代书等服务，法律援助机构设专职工作人员接待办理并随时办结；辩护是指为受到国家刑事追诉的人提供帮助；是指为公民在民事行政事务领域提供法律帮助。法律援助均免费提供服务。这里我们重点讲述法律援助中的刑事辩护与民事。

（一）刑事辩护

《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至检察机关审查期间与人民法院的审判期间均有权委托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办理案件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所在地同级司法行政机关所属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刑事辩护法律援助的获得有两种途径：1.申请援助。一般情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属经济困难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办理案件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所在地同级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申请人需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供经济困难证明。特殊情况，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可以不受经济状况限制申请法律援助:（1）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属于一级或者二级智力残疾的；（2）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委托辩护人的；（3）人民检察院抗诉的；（4）案件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2.通知辩护。也称为指定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法律援助机构无须考察受援人的经济情况直接给予援助：（1）未成年人；（2）盲、聋、哑人；（3）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4）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5）人民法院审理的强制医疗案件，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二）

法律援助的范围比较广泛，一般情况下援助机构本着“应援尽援”的原则为公民提供免费服务，在实际操作中，对特殊社会群体如农民工、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等会放宽甚至免除对经济条件的审查，免费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公民对下列需要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1.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2．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失业）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3.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4.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5.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6.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7.因签订、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导致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8.因交通事故、医疗事故、产品质量事故以及其他事故造成人身损害的；9.因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导致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10.因使用伪劣化肥、农药、种子等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或者因遭受污染造成种植业、养殖业或其他损失的；11.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妇女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12.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1）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2）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三、法律援助的新领域———为特定企业提供服务

第7篇

关键词 法律援助制度 弱势群体 援助机构 执业律师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识码：A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概述

法律援助制度是指在诉讼活动中依照法律规定为贫穷、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或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案件当事人，免费提供辩护或的制度。这一制度存在的主要原因是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保证每一个公民都有平等的机会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在1996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中才对其相关内容进行了规定。直到2003年我国才有了《法律援助条例》这一专门条例对法律援助制度进行系统、规范的规定。由于我们国家起步晚，所以我们在这一制度中有许多不太成熟的地方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以求能使这一制度更加合理更有助于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一）法律援助实施的主体问题及解决途径。

我国法律援助实施的具体主体是职业律师，但是我国人口众多而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有律师资格的却是有些匮乏。很少有律师专职从事法律援助方面的工作，都只是依照《律师法》的规定承担一定的法律援助义务。而且越是贫穷的地区越是需要法律援助主体的地方却往往是律师人才最缺少的地区，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与经济发展不好的地区，城市与农村之间律师数量与法律援助需求比例严重失衡。

对这问题的解决方法可以效仿美国的机制，我国也可以尝试将法律援助作为一项专职事务，由政府提供资金，这样可以吸引一部分法律工作者从事这项职业，保证法律援助主体的数量。而且像妇联、残联等这样的社会组织可以设立法律援助机构，更方便特殊的弱势群体寻求法律帮助。还可以建立高校法律援助团体，大学法律专业的学生可以在老师的带领和指导下参与到法律援助活动中来，一来在校学生拥有扎实的法律专业知识，应尽量发挥他们的作用为社会做些贡献，二来他们的知识还仅限于书本，通过法律援助活动也可以让他们多接触实践，将在学校的学习灵活运用到实践中去，也更加方便他们的理解和掌握专业知识。而且这种方式可以大大增加法律援助主体的人数，又能节约成本，若能运用到实践当中不失为一个一举多得的好途径。建立多元化的实施主体体系，包括作为法律援助专门管理机构的司法行政机关、人民法院、律师个人以及社会团体，要充分调动和发挥政府机构以外的其他组织、机构及法律工作者个人的积极性，共同推进法律援助事业，解决人员不足的问题。

（二）法律援助的资金问题及解决途径。

法律援助的经费紧张也是开展法律援助活动的一个重要阻碍，它带来的消极后果就是有可能因为经费短缺，许多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案件当事人被拒之门外。而且法律援助案件往往是依靠行政手段使得法律工作者提供无偿劳动，如此方式很可能影响法律工作者的积极性，从而影响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使接受法律援助的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政府的投入始终应该是法律援助活动的最主要来源。

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法律援助不应当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因为国家的财力也是有限的，它同时也是一项社会事业，在国家予以财政支持的同时，应建立一个专门的法律援助基金会，做好法律援助活动的宣传，使这一制度为更广泛的群众知晓和了解，引起广泛关注，依照我国乐善好施的传统积美德只要做好宣传活动，一定会起到不小的作用。同时还应该积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积极拓宽经费来源争取社会支持。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一种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捐助为辅的新型法律援助经费获得的途径。

（三）法律援助的法律制度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我国虽然在《刑事诉讼法》、《律师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中都有相关规定，而且还有《法律援助条例》这一专门规定，但是其中仍有不少问题存在。比如散存在其他法律之中的规定都比较单一，实施方法也不具体，《法律援助条例》位阶不高，恐怕难以起到统领和协调的作用。可以将法律援助的规定纳入宪法当中，肯定它的地位。由于我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幅员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应当允许在不与中央统一的立法相冲突的条件下，根据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出适合于本地方的、更具体的、操作性更强的地方法规来指导本地区的法律援助工作。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诉讼法专业）

参考文献：

[1]宫晓冰.外国法律援助制度简介.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

[2]李洪亮.法律援助制度的比较研究.法制与社会，2007

[3]罗俊华.论我国的法律援助立法.对外经贸大学，2006

[4]刘鹏.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构建.中国政法大学，2003

第8篇

关键词 法律援助 司法公正 政府

一、相关概念综述

（一）法律援助制度概念

法律援助制度也称法律救助，是目前在全球范畴内具有普遍性的一种司法救助制度。在国家司法体制运转之中，一旦当事人因经济能力或其他因素难以采用常规法律手段来保护自身权益，此时国家就应该向当事人提供相应的法律援助，以保护当事人的利益不受侵犯。这种法律救助通常下是免费提供法律帮助，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司法公正与社会公平，同时也可以视为一个国家对其公民权利保障的基本行为。

（二）法律援助制度重要意义

法律援助主要是体现国家对于该国公民基本权利保障，通过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会让当事人由于不懂法律常识而感觉到法律的不公平。法律援助为当事人的平等地位创造了条件，对社会弱势群体给予了帮助，同时也健全了我国的律师法律制度，对于我国司法公正、社会进步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国外法律援助制度研究分析

对于欧美法系国家而言，法律救助最早是以一种慈善的行为出现，是号召律师免费为需要法律救助的人提供帮助，以此来展示律师的崇高职业道德。随后，欧美法系国家将法律援助制度逐渐转变成一种政府行为，虽然当事人接受的法律救助是免费的，但政府往往需要付费给相应的律师。进入21世纪后，国外法律援助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并出现了关于法律援助的专门性立法，同时法律援助人员和机构也日益完善，更逐渐解决了法律援助的资金供给问题。笔者对英国、美国、日本三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进行了深入分析，试图找出三个国家在法律援助制度方面的特点和值得借鉴之处。

（一）英国法律援助制度

英国是法律援助制度的发源地，是目前法律援助制度最完善的国家之一。目前的英国法律援助制度可以分为刑事法律援助、民事法律援助以及特别诉讼三种法律援助。早在1949年，英国就通过了《法律援助和法律咨询法》，该法的正式通过标志着英国已经建立了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法律援助制度。而1999年《接近正义法》的颁布则进一步完善了英国法律援助制度，提升了英国法律援助的质量。在任何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设进程中，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法律援助资金的出处，英国法律援助资金主要来源于社会的捐助，同时也允许受助人进行一定的捐献，而政府给予的财政拨款也是解决法律援助资金的重要途径。由于英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较快，同时涉及法律援助的案件较多，因此，英国成立了单独的管理机关，对政府法律援助相关工作进行管理，由具有独立身份的管理机构委托独立的法律服务机构向社会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可谓是英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一大特色。除了这种具有独立身份的管理机构可以提供法律援助之外，一些社会团体也自发成立了相关法律援助机构，如一些律师团体、法律社等机构也提供法律援助。这两种提供法律援助的模式可谓是英国独有的特色，而利用社会捐助和财政拨款则充分解决了法律援助资金的来源问题。

（二）美国法律援助制度

美国法律援助在世界范畴内也处于领先地位，虽然美国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但凭借美国民主法治国家和经济体系的高度完善，其在短期内取得了较快的发展。美国法律援助制度分为刑事法律援助和民事法律援助，更具特点的是两种法律援助是完全割裂开来、独立运作的。美国刑事法律援助主要由公设辩护人机构负责，而民事法律援助则由独立的法律服务组织对其负责。在美国宪法中，只有刑事法律援助是国家予以承认的，享受刑事法律援助服务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而民事法律援助则被分离在外，得不到宪法的支持。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美国民事法律援助缺乏政府的支持，尤其是在资金上给予帮助，因此美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依靠民间慈善团体捐助，同时律师事务所、公司企业捐助、基金会等等都是民事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因此，美国法律援助的特点之一就是资金来源极其丰富。同英国一样，美国法律援助也具有独立的机构。美国刑事法律援助主要由官方提供，一般由公共辩护人办公室负责管理与实施，同时在个别州会设立相关的监督管理机构，确保刑事法律制度的经费得到合理利用。美国民事法律援助机构主要由法律服务公司进行管理运行，法律服务公司一般会委托具有一定资质的私人律师提供法律援助，以保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除此之外，美国法律援助组织还存在一个特殊性主体，那就是法学院中的“诊所”项目。在美国大部分法学院中，学生有义务对社会上亟需法律援助的人给予帮助，同时也让自己所学知识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检测，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学生的实习任务，而为了保证法律援助的质量，渴望提供法律援助的学生也必须拥有相关的执照。综上所述，美国法律援助特点就是刑事法律援助和民事法律援助各自独立，刑事法律援助由政府负责，而民事法律援助则由法律服务公司和法学院进行负责。

（三）日本法律援助制度

与英美法律国家不同，日本由于政治原因导致国内人民生活普遍贫困，亟需免费的法律援助制度来帮助公民维护基本权益。日本的法律援助主要是依靠专门的法律扶助协会，协会将登记参与法律援助律师，而法院则在这些登记律师中选择适合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服务。日本法律援助制度在某些层面上与美国相似，刑事法律援助是由政府提供援助资金，再由审判机关来根据案件的程度向律师支付费用，在这个过程中，法院会事先将费用转给律师协会，再由律师协会给予律师本人。但由于法律援助提供的费用有限，目前日本专职法律援助律师较少，大部分都由律师协会的相关工作人员担任。日本的民事法律援助费用也由政府负责，同时也从社会资助和当事人返还进行弥补，日本的民事法律援助在某种层面上并非完全免费，一旦在民事法律中获胜，当事人需要偿还法律援助费用，但如果败诉则无需偿还。与此同时，日本一般仅在离婚民事案件中引入法律援助制度，而对于其他民事法律案件极少给予法律援助。在日本，律师联合会负责日本法律援助的管理，其主要职责是负责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和对法律援助资金进行管理。综上所述，日本法律援助制度也是将刑事法律援助和民事法律援助区分开来，虽然都由政府拨款来支持法律援助工作，但对于民事法律援助而言其范畴则较为狭窄。

三、国外法律援助对我国的启示

法律援助在某种程度上是衡量一个国家司法发展速度、司法公正的标准。我们从西方欧美法系国家身上看到其法律援助制度的全面性，但相比我国而言，国外法律援助从制度和规范性方面还领先于我国。因此，通过对国外法律援助制度的了解，可以为我国完善、修正法律援助制度提供一些借鉴。

（一）提高政府法律援助工作质量

法律援助在某种层面上取决于政府的态度和支持的力量。法律援助是标志一个国家司法公正、法律现代化的标志，政府应该给予法律援助更多的支持。从英国法律援助制度中我们看到，政府直接出资向律师购买法律服务，将服务免费用于法律援助；而在美国，政府也针对刑事法律援助提供资金支持，通过国会向法律援助管理部门提供资金支持。而我国政府虽然也对法律援助服务十分重视，但由于具体国情不同，需要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人员过多，我国在未来仍需加强对法律援助服务的投入，在财政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以此提高政府法律援助的工作质量。

另一方面，我国目前尚未出台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律，我国政府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应该加强此方面的重视程度，通过立法来指导和帮助法律援助工作，应该制定并实施具体的法律援助工作细则，以此来提高法律援助的工作质量。同时，对于法律援助的管理机构设置也需要政府加大力度，帮助建设相应的法律援助机构，负责日常资金管理和法律援助服务的提供，以期依靠这两个方面来进一步提高我国政府法律援助的工作质量。

（二）增强全社会责任意识感

增强全社会的责任感和公共意识有利于改善我国法律援助的实施环境，更有利于让更多律师及社会公益团体加入到法律援助服务之中，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和慈善捐助提升我国法律援助服务质量。从美国民事法律援助制度不难看出，美国民事法律制度费用来源均由民间团体和公益组织承担，这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减轻了政府财政压力，而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就是美国提倡全社会为法律援助服务作出贡献，可以说美国民众力量对于美国民事法律援助的发展作用巨大。同时，我们还看到通过学生提供法律援助，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实践知识，同时能节约大量成本来维系法律援助服务。

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已经看到我国公民在社会公众意识和法律援助意识方面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公民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只要我国政府给予相关的引导，民间组织和慈善团体的力量就可以被有效调动起来，这种全面参与法律援助的状态将为我国法律援助进步提供巨大动力。

（三）建立多元化法律援助体系

建立多元化的法律援助体系更容易促进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和壮大。我们从美国法律援助制度中不难看出，美国法律援助制度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由政府主导的刑事法律援助，一种是以民间组织为主导的民事法律援助制度，另外一种则是由学院主导的民事法律援助。通过三个方面的相互促进，共同形成了美国较为全面的法律援助制度。而我国由于法律援助制度的起步较晚，且具有自身的诸多困难，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法治意识的不断强化，我国法律制度也将向此方面靠近，通过建立多元化的法律援助体系来弥补其中任何一种法律援助体系的不足，让我国更多公民能够在法律援助制度之下获得法律帮助，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司法公平和社会和谐发展。

四、结论

通过本文的阐述，我们了解到英国、美国、日本在法律救援制度方面的独到之处，其中部分法律援助制度相比我国而言具有一定优势，并值得我们借鉴。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在法治建设方面成绩斐然，在积极建设法治社会的道路中，法律援助制度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借鉴欧美国家先进的法律援助制度经验，可以减少我国在法律援助制度发展中的弯路。在未来的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过程中，我们应该提高政府的法律援助质量，引导全社会形成普遍的责任感和意识感，并最终建立起多元化的法律援助体系，同时在这种法律援助体系之下，我国司法实践的公正性也将得以有效保证，我国社会也将更加和谐发展。

（作者单位为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

参考文献

[1] 徐张玲.国外法律援助制度比较研究――以英、美、日三国为例[D].江西农业大学，2011：5-7.

第9篇

论文摘要 法律援助一般被社会大众认为是法律界的“阳光工程”、“希望工程”。从本质上来说，法律援助是属于社会公益事业的范畴，在维护贫困群体的辩护权，促进司法公正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宪法这一国家根本大法对于人权和公民合法权利的保护的具体表现。近年来，法律援助制度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在法律援助的理论完善和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因此，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就显得尤为重要。

论文关键词 法律援助 立法 完善对策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概述

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是现代社会衡量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文明进步和法治化进程的重要标志。法律援助制度在西方国家有着数百年的历史，并且拥有较为完善的体系，尤其是在英国，是世界上实施法律援助最早也是效果最好的国家之一，在很多方面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尽管各国由于国情及其法治程度的不同，尽管在援助主体、援助范围、援助程序、援助对象等具体的制度安排方面存在差异，但是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概念大致相同的，即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在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次上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为因经济困难以及其他因素而难以通过通常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权利的社会弱者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社会公益法律制度。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199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是我国第一次在立法上将“法律援助”明确写入法律，以及199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对法律援助的有关规内容做了专章规定，这两部法律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对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做了明文规定，标志着这一制度在我国的真正建立。 2003年，《法律援助条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日趣完善。2010年上海浦东新区第一个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的设立，是法律援助制度的一个新起点，成为现行的法律援助制度的有力补充，弥补法律援助制度在运行过程中的不足，更好地落实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

二、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不足

从总体上说，我国现行的法律援助制度在保护公民辩护权，保障合法权益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律援助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法律援助责任主体的转移

我国的《法律援助条例》明确的规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有的学者将国家责任的有无作为区分现代法律援助制度与传统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区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从宏观层面对公民的法律地位及法律权利进行规定，无疑这规定的付诸实施理所当然应该由国家来承担。同时，中国作为国家法的主体，中国已经加入或者参与缔结的国际条约、公约也决定了其实施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但是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法律援助已经成为律师的义务，实际上是国家对律师权利的变相剥夺，也是对其自身应该承担的责任的推诿和不作为。在法律援助的实际工作中，应当承担法律援助责任的主体—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扮演一个管理者、监督者的角色，而不应当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职业律师却承担了大部分的法律援助义务。 法律援助责任的转移，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社会律师的负担，也大大降低了国家对公民辩护权保护的力度，不利于贫困者获得有效且高质量的保护。

（二）立法层面不完善，没有专门的法律援助法

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发展至今也不过才十几年的时间，尚未建立起健全的法律援助体系作为保障，与西方发达国家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相比，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尽管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等法律涉及一些法律援助的内容，且由国务院制定的 《法律援助条例》 也在行政法规层面对法律援助进行了规定。但是，我国还没有通过立法程序，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对公民接受法律援助的范围、条件、经费、程序等内容进行具体和系统化的规定，并且上升到国家基本法的高度上，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不能与《宪法》、《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等法律体系相衔接一系列问题。

（三）法律援助经费缺乏保障，办案质量较低

《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虽然条例对经费的来源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但是具体投入多少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加之缺乏有效的法律援助经费的保障制度，及需要提供法律援助案件的激增，十分有限的经费在拨付到法律援助机构之后，又有相当大一部分变成法律援助机构的日常开支。 经费短缺问题不仅会影响被追诉人是否会获得法律援助，在一定程度上被追诉人即使获得了法律援助也会大大损害其法律援助的质量。较少的办案补贴很难调动法律援助律师的积极性，常常敷衍了事，导致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质量较低，并没有真正地保护好公民的辩护权，完全背离了该制度建立的初衷。

（四）法律援助供求矛盾突出，且整体队伍质量不高

对于提供法律援助的日益增大，但法律援助的提供能力与困难群众的实际需求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法律援助人员数量上的不足仅是其中的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质量上也亟须提高。在具体实践中，一方面，一般的律师事务所在指派辩护律师时偏向于指派新来的律师去提供法律援助，由于缺乏丰富的经验和扎实的专业知识，辩护质量很难得以保证，很难有效地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由于地区差异，经济发达与经济落后地区，城市与农村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经济落后和农村地区公民所获得法律援助较少，且质量得不到到有效的保障，法律资源与法律援助需求之间的供求矛盾问题便更加凸显。

三、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建设的建议

（一）建立公设辩护人制度作为现行法律援助制度的有力补充

公设辩护人，是指政府机关为符合法律规定的被追诉人承担法律援助责任而专门设置的，在刑事案件中为被追述人免费提供法律服务的政府专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具有明显的公职性、授权性、无偿性 。对于公设辩护人制度在我国的具体构建，我们可以结合我国的国情，借鉴及吸收域外法律援助制度成功的经验，尤其是英美国家。上面已经提及了法律援助制度责任主体的转移，很少有律师是出于主观意愿去接受案件，获得的报酬与其正常所接收的案件的报酬形成巨大落差，有时甚至还得倒贴交通补贴费等，这严重挫败了提供法律援助案件律师的积极性。但是公设人辩护制度是属于国家下设的部门，其性质类似公检法系统，公设辩护人具有与检察院对抗的同等公权利，不像法律援助律师那样因惧怕报复不敢与公权力机关对抗。因此，设立公设辩护人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可以真正落实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而且使《宪法》中“被告人有权得到辩护”的规定从纸面上落实到实处，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二）完善立法援助立法，形成科学的法律援助法律体系

我国的《法律援助条例》是由国务院制定，属于行政法规的层次，不具有国家根本法的效力，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日益凸显不足。我们应该在总结法律援助的实践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借鉴域外法律援助制度的基础上，将现有的《法律援助条例》加以完善，上升到国家基本法的层面上，制定系统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只有通过立法的形式上升到国家基本法的高度，才能更好地规范法律援助的行为，更好地实现实现法律援助制度和司法救助制度之间的衔接、协调和配合，做好其与《宪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等法律体系的衔接。这样做不仅体现了现代法治理念下司法公平公正的价值追求，而且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依法治国方略的更好实现。

（三）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提高办案质量

我国的法律援助资金主要依靠国家划拨，每年所得的经费数额都很有限，根本无法满足需求，法律援助不应该仅仅依靠国家财政的支持，应该利用其公益性呼吁社会的资金的支持。我们应该建立切实可行的法律援助制度保障机制，拓宽资金来源渠道：（1）每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实际情况都存在着差异，各地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本年度的财政预算；（2）充分发挥律师协会的作用，每年由律师协会提供其向执业律师收取的会费的一定比例用于法律援助的经费所需；（3）建立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当受援助的当事人因胜诉或由于受到援助的原因而使其经济状况有实质性改善，并且有能力支付法律援助的部分费用时，应当按照规定的分担范围和分担比例偿还部分费用。 （4）利用法律援助的公益性质吸收社会资本。

第10篇

【关键词】农民工 法律援助 制度构建

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指导和统一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等法律帮助,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完善国家司法公正、健全人权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一种法律制度。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是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近几年来,辽宁省各城市在实践中探索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辽宁省各城市法律援助的做法及特点

建立农民工法律援助站。2007年12月,大连市首批11家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挂牌,并同时向社会公布了这11家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名称和免费咨询电话。每个工作站指派10名专职律师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凡在大连市内四区工作的农民工,如遭受人身、财产损害需要法律援助,可随时向大连市法律援助中心提出申请,经审核受理后,由援助中心分别指派工作站律师办理。2008年以来,大连市法律援助部门办理涉及农民工民事法律援助案件450多件,使农民工维权得到了切实保障。

开辟法律援助“绿色通道”。2006年6月,铁岭开通农民工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只要持个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即使不是发生在铁岭辖区内,经市司法援助中心审查认为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就可以得到铁岭司法部门提供的法律援助,方便农民工快速申请和获得法律援助;2007年锦州市法律援助向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倾斜,重点是帮助农民工打官司,取消对农民工困难标准的审查程序,在援助农民工办理拖欠工资方面的官司的同时还增加了工伤认定、人身损害赔偿、劳动争议三方面的援助内容;2008年辽宁省朝阳市法律援助中心在援助案件的受理中,优先接待、优先审查、优先受理、优先办理农民工被拖欠工资或工伤事故的案件;同时放宽了对农民工经济困难的审查标准,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即时报批,即时指派。

部分农民工可享受免费法律援助。2008年4月,面向农民工群体的 “沈阳市职工法律援助中心”在沈阳市困难职工帮扶中心正式挂牌办公,这是全国第一家经司法局批准设立的地市级职工法律援助中心。其主要职能是为全市经济困难职工、农民工、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免费提供法律、政策咨询,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同时,沈阳市总工会还聘用一些具有调处经验和工作能力的法律服务志愿者,协助职工法律援助中心开展工作,以便为困难职工提供更好地服务。

设立农民法律援助专项基金。2007年初,鞍山市政府提出了采取“管理到合同、法律到工地、农工建工会、政府建基金”办法,建立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长效机制的工作要求,设立500万元专项基金,用于无力及时偿还拖欠农民工工资企业的应急。对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案件实行“快立、快审、快结”的办案制度,对全市的建筑施工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进行动态监察,并在全市建筑施工企业使用《鞍山市建筑施工企业农民工专用合同》,从源头上解决了建设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农民工法律援助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民工法律援助渠道仍存在障碍。在立法方面,比如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现实中农民工往往拿不出劳动关系证明,因此进入不了维权程序。又如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劳动争议的仲裁时效是60日,由于文化素质较低和法律意识淡薄,许多农民工因错过时效而进入不了仲裁程序;在执法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因服务于当地经济建设的需要,出于一种保护、偏袒用人单位的倾向和心态,当农民工尤其是外地农民工与用人单位发生争议时,当地有关部门之间往往出现推诿现象;由于大部分农民工文化水平低,法律意识淡薄,不知如何获得法律援助。当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及时用法律程序加以维护,从而延误了维权期限。

对农民工法律援助难度大。多数农民工不知道要签订劳动合同、不懂得如何签订劳动合同,或在用人单位拒不签订合同的情况下接受用工条件,在发生劳动纠纷时往往难以证明劳动关系的存在;一些用人单位不交纳工伤保险费,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待遇无保障,最终无法兑现工伤赔偿,直接影响到维权的效果;现行劳动法、工伤保险条列等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法规程序复杂,大量简单的劳动争议案件必须经过劳动仲裁、法院一审、二审强制执行才能完成,导致农民工维权之路过于漫长。维权案件需经过申请工伤认定等一系列繁复程序,甚至到案件终结时,有的用人单位已不存在,导致案件执行困难或无法执行,使胜诉判决成为一纸空文。

法律援助机构尚不健全。目前,基层法律援助机构经费短缺,不能保证法律援助工作全面开展,对实际办案人员的补贴少,一些法律援助服务人员办案非但拿不到相应的补贴,有时还要倒贴钱,势必影响了办案积极性,难以保证办案质量;法律援助工作人员中职业律师偏少,且兼职多,不能适应目前法律援助发展的需要;法律援助机构数量少,分布不均匀,使得农民工不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机构的帮助;法律援助部门协作机制尚未健全,按照《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而且各有关部门都有保障法律援助得到实施的责任。在具体案件办理的过程中存在条块分割、资源分散、甚至拒不配合的现象,农民工为了一个案件要来回奔走于各有关部门之间,增加了农民工的维权成本。

进一步完善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

加强法律援助宣传,增强农民工维权意识。充分利用媒体,联合法制宣传部门,开展法律进农村、进社区、进工厂等一系列法制宣传活动,向农民工有针对性地宣传法律援助相关知识内容,宣传国家关于农民工的方针政策,不断提高法律援助的社会知晓率及影响力,以强化农民工主动寻求法律援助的意识,让他们真正了解法律援助制度,在遇到问题时能够想到运用法律援助制度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使制度发挥实效。

多渠道筹集农民工法律援助经费。政府要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一定的法律援助资金,为农民工获得法律援助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各级政府,尤其是劳务输入地政府要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为农民工获得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在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初级阶段,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建立法律援助基金和管理组织,按各地实际需要解决法律援助经费不足的现象。

加强农民工法律援助机构和队伍建设。增加专门面向农民工的法律援助机构,特别是要在农民工务工集中的地区建立法律援助常设机构,方便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鼓励执业律师设立专门的农民工维权机构,由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对其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监管,以确保援助案件质量;在增加法律援助公职律师编制的同时,建立专职公益律师制度,专门从事法律援助。另外,在有条件的地区可开展法律诊所活动,吸引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学生参与农民工法律援助。

建立健全农民工法律援助协作机制。加强农民工输入地和输出地法律援助机构之间的协作。对案件发生在本省、当事人已回户籍地或在外地的,可由现所在地法律援助机构进行审查受理,并通过协助制度由案发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援助。输出地可以依托本地政府在输入地的办事机构,输入地法律援助机构可以要求输出地法律援助机构就案件调查取证、送达法律文书等事项提供协助。另外,法律援助机构在开展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过程中,要主动与财政、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建设、卫生、工商以及公、检、法等部门沟通与合作,确保农民工权益受损问题得到迅速有效解决。

加强调查研究,总结典型案例。目前,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很多新问题和新情况不断出现,因此,要认真加以分析研究解决,以实现农民工利益的最大化和社会效果的最优化。总结典型案例,推动有利于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法规政策的出台。法律援助机构在做好个案维权的同时,还应通过成功办理的案件进行宣传,促成有关部门制定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起到帮助更多农民工的作用。

第11篇

1、本制度所指的听庭监督是法律援助机构通过到庭旁听，对法律援助案件的承办人在法院开庭审理案件过程中的辩护（）表现、适用法律、承办态度、庭审效果等方面情况进行评定，从而对承办人的办案质量给予评价的一种监督行为。

二、听庭监督管理

2、法律援助机构负责确定本机构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的听庭监督工作组织实施。

上级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对下级法律援助机构立案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组织进行听庭监督。

三、听庭监督主体

3、参与听庭监督人员为各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及邀请的人员。包括：

（1）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

（2）律师协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秘书处接到法律援助机构通知后，委派的协会人员；

（3）受法律援助机构邀请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知名人士等社会各界代表；

（4）本制度要求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安排的执业律师、执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四、听庭监督范围

4、法律援助机构所受理的所有法律援助案件。重点是较为重大疑难、群体性或有较大影响的典型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和各法律服务单位认为有必要听庭的案件。

五、听庭监督程序

5、法律援助机构在已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中，确定听庭案件，并向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法律服务机构及其承办人员发出听庭监督通知书。

法律服务单位对本单位所承办的法律援助案件认为有必要听庭的，应当书面提请本级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听庭监督。

6、法律援助机构根据需要可以指派本机构工作人员、专职律师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也可以通知同级律师协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秘书处委派人员参加法律援助案件庭审旁听。

法律援助机构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知名人士参与法律援助案件听庭监督的应送书面邀请函，并注明听庭监督的权利义务和注意事项。

7、法律服务单位及其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在接到法律援助机构听庭监督通知后，应在案件开庭审理前三天，及时将开庭时间和地点报告所指派的法律援助机构，并提供基本案情、书复印件、答辩状复印件等庭审相关材料。

8、听庭结束后，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组织参加听庭的人员对承办人在法院开庭审理案件过程中的辩护表现、适用法律、承办态度、庭审效果等方面情况进行评定。

9、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将听庭监督情况和对承办人的评定结论向法律援助案件承办单位及其承办人及时进行反馈。

六、听庭监督的内容和要求

10、听庭监督应当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来评判。基本内容是：

（1）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对案件熟知程度如何；

（2）（辩护）准备是否充分，诉讼各环节是否按程序规则尽心履职；

（3）（辩护）词是否符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是否合理、准确，是否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行有力的辩护；

（4）发言及回答问题是否能抓住争议焦点，简明扼要；举证是否有力，辩护分析是否合法、合情、合理；言行举止是否文明。

11、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做好与庭审法院的听庭协调工作。

12、听庭监督活动应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或邀请二名以上人员参加。

13、听庭监督人员在旁听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法庭纪律，不得干扰庭审活动。

14、听庭人员根据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对案件的熟知程度、举证情况、书面(辩护)词质量等形成听庭意见，填写《法律援助案件听庭意见反馈表》，送交安排听庭监督的法律援助机构。

15、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征询受援案件当事人及其他庭审旁听人员的意见，必要时可以对受援案件当事人及其他庭审旁听人员进行问卷调查。

七、奖惩措施

16、全市法律援助案件的10%以上应当接受听庭监督；各法律服务单位自行安排听庭监督的法律援助案件每年不少于各自承办数的五分之一，否则，不得参与年度法律援助项目评优和市级法律服务单位评先评优，不推荐参加省级以上法律服务单位评先评优。

17、听庭反馈的《法律援助案件听庭意见反馈表》作为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法律服务机构和承办人考核评比的重要依据。

18、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对承办法律援助案件认真负责、表现突出的承办人予以通报表扬；对敷衍了事、不负责任的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予以通报批评，对《法律援助案件听庭意见反馈表》中被评定为差的，将取消或减少其法律援助案件承办补偿费用；对造成不良后果的，依照法定程序严肃追究其责任。

第12篇

【关键词】完善；地方法律援助制度；建议

当前我国的地方法律援助制度依旧存在某些不足，也许应该认真思考，寻找到具体的方向，以此明确解决问题的途径，进而使得法律援助制度最大化地实现其价值，即让更多的需要法律帮助的人获得法律上的救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一、明确法律援助范围

法律援助范围的明确，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使得百姓们清楚地知道可以得到法律帮助的具体情形，以避免可以得到帮助的百姓因条件不明确而没有求助，或者有人鱼龙混杂。法律援助的范围一方面要予以细化，比如明确申请者的年收入在何种水平、何种文化水平，案件所涉及的标的物的重要性或者占据其收入的比例才可申请；另一方面要予以扩大，要深入农村，尤其要重视到涉法涉诉的上访案件。

二、规范法律援助监督

一句格言道出了“质量”的重要性，即“质量体现素养，素养决定质量，质量决定生存。”而质量的保证离不开有效的监督。因此，加强法律监督是至关重要的。当前，只是有部分地方建立了法律援助质量监控体系，并没有完全推广，即很多地方缺乏全面地、系统化地法律援助质量监控系统。监控体制要构成一个监控网络，对于法律援助工作者的评估应包括受援助人的回馈、法官的看法、同行的评价以及法律援助机构的考核。首先，受援助人对于法律援助质量的高低最具有发言权；其次，法官见证了法律援助工作者在审理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同行的评估具有客观性，利于法院工作者的进步；当然，法律援助机构的考核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现在存在着一种情况就是大多数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特别是市以下的机构既承担着管理职责，又承担着办案任务。这种体制机制不利于科学实现监管职能。只有把目前的法律援助机构职能定位在质量监管方面，以审查指派案件，制定准入标准、服务标准，实施服务考评等，才能实现管理的高效化、专业化。[1]因此，地方应当加强法律援助监管网络的铺设，将受援人、法官、同行、法律援助机构的评价予以综合，以此作为对法律援助工作者奖惩的标准，使其具有客观性，同时也利于法律援助事业质量的提高。

三、壮大法律援助队伍

法律援助队伍既包括律师也包括志愿从事法律援助事业的社会人士，而壮大法律援助力量，不仅仅是法律援助工作者数量的增多，还包括法律援助工作者素养的提升，即质量的提高。

（一）建立专职律师队伍

专职就是所有的法律援助案件均由专业律师承办，专办就是在骨干律师事务所的基础上形成几家各具特色的专办所、品牌所（如劳动争议、刑事犯罪、老年维权等）；在骨干律师的基础上形成未成年、医疗纠纷、交通事故类案件等多支律师专办队伍。[2]当然，各地需要结合本地律师资源的具体丰富程度，如果律师资源匮乏，就不易实行这一模式，如果律师资源丰富，可以借鉴这一模式。不论是何种情况，各地区都应该完善对律师从事法律援助事业的具体制度，包括办案补贴、奖惩机制、责任承担方式等，根据当地财政收入的具体情况，各地区应该加大对律师的补贴数额，提升他们的待遇，由此增强律师们的积极性，让更多的律师参与法律援助事业。另外，要合理地分配律师的责任，奖惩分明，由此减少律师们怕承担的风险太大的忧虑。

（二）吸引更多人加入

法律援助事业若实现辉煌，绝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或者是律师们的责任，它需要更多社会民众的加入。当前，很多高校开设有法学课程，有的院校甚至设有法律诊所，因此，可以充分利用高校教师、学生这一资源，让他们积极地加入到社会援助事业中，既增加了他们的实践能力，也增添了法律援助的力量。另外，可以通过某些优惠政策，吸引社会上更多人士积极参与法律援助。

（三）提升工作者素养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希望工程”，它不仅需要援助者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还需要他们具备法律素养、道德修养，因为他们需要耐心地为受援者讲解各种法律知识，需要耐心地帮助受援者寻求各种证据等。对此，一方面，可以集中培训法援者；另一方面，可以邀请从事法律援助事业时间较长的有经验的工作者为大家讲解，渐渐地提升每一位法援者的道德水准。

四、丰富法律援助方式

（一）推行“巡回”制度

所谓“巡回”制度就是指地方的有关机构可以集合法律援助的从业者以及志愿人士不定时地到各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或边远的山区进行调查，一方面向当地百姓传递法律援助的相关制度、有关知识，另一方面积极援助需要法律帮助的百姓。

（二）推广“指派点援制”

指派点援制是让受援人在法律援助机构公布的法律援助志愿律师名单中选择承办人，再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该承办人的办案方式。但目前点援制只适用疑难复杂重特大案件，普及程度不高。[3]因此，各个地方可以根据当地的律师资源，完善法律援助志愿律师团体，让指派点援制得以推广、得以普遍化。

（三）规范民间援助力量

民间法律援助机构则是指出于公益目的，为处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公民依法免费提供法律事务方面帮助的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4]各个地方要结合本地民间援助发展的具体情况，积极鼓励民间援助力量地发展，同时，规范这一力量，让其有效地弥补政府法律援助力量的不足，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本地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

五、协调各部门工作机制

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各部门工作协调职能，主要体现在法律援助机构与相关部门之间进行联系沟通，相互交换意见，理顺工作关系，为本辖区内的法律援助工作的健康有序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协调既包括法律援助机构与司法行政内部相关业务部门，如律所、基层工作管理部门之间、不同地方法律援助机构之间的协调，也包括法律援助机构财政、法院、社会团体等相关部门的协调。通过协调，相互间就有关法律援助工作的某些事项达成一致的看法，或者共同下发有关规范性文件，以保障法律援助工作顺利开展。[5]对于这一机制的协调，应当具有具体的政策、制度，或者是法律文件，不同地方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合理地协调不同层级或同一层级不同区域的法律援助机构之间以及法律援助机构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使法律援助更加顺利地开展，以更顺畅地保障人民的权益。法律援助需要实践，一切美好的理论如果不被践行，那只是一张张写满文字的毫无意义的纸。所以，各个地方不仅要结合当地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具体状况不断地完善相关制度，同时，要将这些“顶层设计”运用到实际中，构建具有本地特色的法律援助机制，让百姓真正地得到实惠，让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获得正义，同时，让更多人的法律素养有所提升，以此推动当地的法制建设。

【参考文献】

[1]郝茂成.关于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思考[J].中国司法，2014(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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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立家.我国法律援助若干理念辨析[J].中国司法，2014(8):63.

[4]武元军.民间法律援助与政府法律援助之关系研究[J].20153(中):166.

第13篇

论文摘要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在修正后的刑诉法和律师法中规定的，属于我国刑诉史上的首创。但是程序法其他诉讼制度相比，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任然是不完整和不健全的，法律援助的许多问题都无人探讨。本文以刑事法律援助的概念和性质为出发点，将国内与国外的法律援助制度进行分析和比较，论述了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特征和其改革的方面。

论文关键词 法律援助 实现模式 援助范围 改革发展

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中规定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这在我国属于一次首创。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正式确立使一些经济上有困难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保护，从而实现了司法的公正，也提高了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声誉。为此我们要对法律援助制度进行深层次的探讨和分析是十分有必要的。

一、刑法法律援助制度

对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定义各个时期的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定义，但是大体上规定的情形就是为那些经济困难而无法为自己聘请律师的当事人提供的帮助。比如在美国的刑事法律援助是指当发生刑事案件中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形时，当事人由于经济困难而无法聘请律师的，法院应该从当地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和领取政府工资的公设辩护人中为其免费提供辩护律师的一种做法；在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特指在刑事诉讼案件中，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对经济困难无力支付诉讼费用或者在特定案件中的刑事被告人，由法院指派专门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帮助的一种法律制度。

我国宪法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的公民承担相同的义务，享受同样的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公民资源的占有直接影响他在司法程序中的地位。资源占有多的公民可以顺畅的进入到司法程序并且处于有利地位。经济条件好的公民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聘用优秀的律师辩护，能够有力的帮助自己得到法律上的优先权利。而地位低下的公平往往不能应对高昂的律师费，面对司法问题的时候，只能忍气吞声接受法律判定的结果。这种地位决定法律结果的行为，严重的阻碍我国法律的公平正义，失去了公平公正，使得法律成为有钱人的法律。基于这种条件，刑事法律援救就非常有必要。刑事法律援救能够有效的弥补刑事司法的缺陷，采用救济性制度实现公平正义，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国家实现法治社会的重要途径。

二、法律援助制度的性质

法律援助制度最早起源于英国，最早出现这一规定的是在苏格兰，国家创设了穷人登记册，只要在登记册中的人提起诉讼就可以免费得到法律顾问或者人。随着社会的发展，这项制度逐渐的被推广。但是由于各国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以及经济的发展程度的不同，各国在设立法律援助制度方面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比如在英美国家，法律援助制度是建立在保证司法公正和公民合法权益的基础上的，所以为被告提供法律援助属于对司法公正审判的一种保障。而且在英国全国的法律经费都是有国家负责的，属于唯一一项“不封顶”的开放型预算。但是在大陆法系国家法院只有在特定的情形下才会为被告人指派公设律师，而且是在不顾被告人的意愿的前提下，这种强制指派辩护的制度并不是为了维护被告人的基本诉讼的权利，而是为了更快的实现刑事实体的真实还原。尽管存在着许多观念上的差异，但是各国的法律援助制度都是体现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原则，很好地体现了人权的内容。

三、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特征和改革方向

（一）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特征

作为人类文明的法律制度之一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各国之间存在着普遍性，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由于深受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各国的法律制度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经过对国外经验的借鉴，创设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其主要特征如下：

1.主体审定的专一性。能够提供法律援助的程序包括诉讼法律援助和非诉讼法律援助两种形式。在非诉讼法律援助中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法律援助机构决定是否提供援助；在诉讼法律援助，法院只有依据特定情形或者是申请人的申请才会决定是否提供法律援助。这种主体审定的专一性体现在在制定辩护律师时，法院拥有专属的审定全；只有当被告人出现经济困难没有辩护律师时，法院才会酌情考虑是否提供法律援助。

2.受援阶段的有限性。新修订后的刑诉法规定，被告人只有在法庭的审判阶段才能得到法律援助，而在审判前的侦查和起诉或者是法院审查公诉阶段是没有权利要求获得法律援助的。

3.受援对象的特定性。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案件中规定法律援助的受援对象仅限于在公诉案件中的被告人和自诉案件中的被告人是残疾人或者未成年人。

4.援助形式的单一性。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过程主要是参与刑事辩护，为受援对象出庭辩护活动或者是提供诉讼程序以外的某些帮助，比如法律咨询和申请取保候审等诉讼活动。由于受援对象的特定与受援阶段的有限性导致了我国法律援助受援的形式单一。

（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改革方向

1.完善立法。由于新修订的有关法律援助制度的相关法律只是对刑事法律援助的内容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对于法律援助的范围和形式等没有明确的法律制度加以细化。因此需要加快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为法律援助机构和司法行政机关解决问题提供相关的依据。

《律师法》中对于刑事援助作了规定，被告人若是家庭经济条件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无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民法院派遣已经答应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为其辩护。若是被告人是聋、哑、盲和未成年人，人民法院应该为他们指定承担援助的律师，使得他们有辩护律师进行辩护。被告人若是因为有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辩护律师的，人民法院也应该为他们指定辩护律师进行辩护。

这些规定都是原则上的，在实际操作中面临的难题很大，有很多的漏洞，并不能切实的实行。我国应该尽快建立健全法律，完善《法律援助法》。英国在1967年就已经有了《法律援助法》，加拿大1966年也实行《法律援助法》，他们在法律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对于理由充分能够进行诉讼，但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允许不能支付律师诉讼费的人，都有权利获得法院的帮助，免费诉讼。这样的法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法律的运用，帮助更多的人实现公平正义。

2.建立运转有序的刑事法律援助机构。为了使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能够真正的落实到实处，应当根据我国的立法规定，有主管法律服务行业的司法行政机关对法律援助工作进行统一管理。在管理的过程中既要遵循既要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又不能脱离现实性和可能性的原则，有应该遵循开展援助工作的有效性原则，真正的使法律援助机构发挥作用。

3.规范资金来源。根据我国的国情，完全有国家承担法律援助的费用是不科学的，在我国应该建立由国家和社会共同承担的多渠道筹资体制，解决法律援助的费用问题。比如，各级政府的拨款；法律援助机构接受社会的捐赠或者由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有偿法律服务等措施来弥补法律援助资金的不足。

4.援助对象广泛性。我国刑事案件诉讼中，有三种人能够享受法律援助，第一是家庭条件困难的辩护人，或者是其他的原因造成的没有辩护律师的。第二是聋哑盲和未成年没有辩护律师的。第三是有很大的可能性被判处了死刑，所以没有辩护律师的。我国规定的这三种人群范围狭窄，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现代社会主张人权，公民强烈呼吁保障人权，所以刑法应该扩大援助对象的范围，使得被害人都能够获得法律辩护。

美国在1975年做出了规定，未聘请辩护律师的，有可能判刑的被告人，都有权利申请辩护律师。奥地利在1973年规定，如果被害人承担律师费会影响他本身的生活或者他抚养的亲人的生活，那么被害人就有权获得免费的律师帮助。联合国在1985年就已经做出了相关规定，在法律诉讼过程中，受害者都能够得到相应的法律援助。而且司法、警察、社会服务和相关人员都要培训，提高他们的意识，体会到受害人的心情，能够采取迅速的法律援助。

5.受援阶段无限性。我国法律规定，被告人不能在审判之前的侦查、起诉、公诉阶段获得法律援助，只能在法院的审判阶段获得援助。这种规定极大的限制了被害人的权益，不能让被害人得到最好的法律援助。全球各国对被告人的法律援助集中在法院审判阶段，但是并没有规定只能在审判阶段获得援助，在侦查、起诉、上诉的时期，也可以进行法律援助。联合国确立所有被告人都能够享受权利选择一名律师帮助保护他，确认他的权利，并且在法院的各个阶段获得辩护。联合国大会规定被捕以后应该及时告知他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机会，并且为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在英国，犯罪嫌疑人享有在警察局咨询的权利。在德国，处于侦查阶段案件，被告人可以获得指定的辩护律师。各个国家确立的法律援助，一般在侦查阶段就可以获得，这样能够让辩护律师及时了解被害人的情况，尽快做出决策，还可以让辩护律师以最快的速度接触到被告人，能够减少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我国在这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典型法律，完善自己的法律，尽快为被害人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援助。

6.律师享有援助费。我国刑法规定，提供援助的律师有义务提供援助，法院指定的律师要无偿性的服务，为被告人提供诉讼上的帮助。法院应该在援助律师提供援助服务的同时，给他们提供资金援助。在法国，援助律师在案件终结以后，提供援助的证明，即可获得国家的报酬。在日本，国选律师的律师费由国家提供，值班律师的律师费由律师协会提供。在加拿大，律师费主要是政府提供。在美国，国家财政负责律师开支。我国的律师援助费主要是国家承担，律师在进行服务的同时，有权利获得律师费来经营自身的发展。不能因为是义务劳动就免费进行援助，这对他们也不公平。

第14篇

关键词：青少年；法律援助；制度；问题

青少年的法律援助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部分，随着我国法制体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青少年的法益保护制度也越来越成熟，为更好做好青少年法律援助提供了法律支撑。青少年由于处在身心快速成长的阶段，需要更多的帮助和引导，因此，青少年的法律援助是法律援助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青少年法律援助体系尚不完善，另外，由于青少年文化程度，教育环境和生活成长环境的差异，使得研究青少年的法律援助制度困难重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的青少年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完善。

一、我国青少年法律援助现状

1.青少年法律援助制度日趋完善。

青少年是国家的希望，保护好青少年的合法权益是社会的责任。青少年法律援助的宗旨就是帮助经济困难的青少年维护他们自身合法权益，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构建良好环境。近年，我国青少年法律援助制度也日趋完善。从2003年我国首部《法律援助条例》出台到2012年司法部会议通过的《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我国法律援助事业不断壮大。同时，随着2012年新刑诉的颁布，青少年的法益保护制度更加完善，这些都为青少年的法律援助制度提供了法律支撑。

2.青少年对法律援助服务需求激增。

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的发达，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日增月盛。主要表现在青少年的身心发育尚不成熟，应对突发事件和选择时往往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而导致违法犯罪；其次，青少年的认知能力较低，对是非标准认识模糊，容易受不良好奇心趋使，容易被人利用，从而发生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另外，青少年流行的哥们义气，盲目追求与模仿等错误的价值观，导致近年来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的数量有增不减。就目前我国青少年法律援助的实际情况来看，青少年法律援助事业可谓任重道远。

二、我国青少年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我国青少年法律援助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社会也对青少年法律援助工作给予了肯定，青少年的法律援助工作也日益规范。但是在青少年法律援助实践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1.青少年法律援助宣传力度有限。法律援助是实现司法公平公正、扶贫扶弱的法律措施，人民群众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应该对这一制度要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只有这样他们在发生法律纠纷时才会自觉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但各种原因，我国对青少年法律援助的宣传有限，青少年和其父母对青少年法律援助制度还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误区，因此自觉使用法律援助解决问题的主动性还不高，影响了青少年法律援助工作的深入开展。

2.青少年法律援助经费短缺，难以满足增长较快的法律援助案件的需求。青少年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是援助工作正常开展的最根本条件之一，没有可靠的经费保障，法律援助工作就无发开展。按照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我国法律援助经费是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拨款为主，社会捐助为辅。但政府拨款会受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的影响。因此，各城市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法律援助经费也不等，无论是总量上还是人均数量上都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相对落后地区、中小城市的法律援助经费严重短缺。经费不足，不仅直接影响到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而且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也难以保障。

3. 法律援助的队伍建设滞后，援助律师、法律工作者的认识和水平还有待提高。目前，中国的法律援助机构体系是由司法行政部门设立的专职法律援助机构和全国工会、妇联、残联系统以及高等院校等建立的各类社会法律援助机构组成。但是由于需要法律援助的青少年众多，对于越来越多法律援助案件法律援助的队伍建设显得相对滞后，援助律师、法律工作者的认识和水平还有待提高。特别是基层青少年法律援助资源匮乏，在农村，受经济条件限制，没有专门的青少年法律援助机构，一般是有乡镇司法所兼有法律援助功能，没有专门的青少年法律援助服务人员，没有专门的青少年法律援助经费，在偏远的农村青少年很难通过法律援助来有效维护自己的权力。这样的法律援助资源极大的不平衡也不利于社会的公平公正，不利于社会稳定发展。

三、我国青少年法律援助制度完善的对策思考

1. 大力开展青少年法律援助宣传工作

加大对青少年法律援助宣传工作投入，使法律援助制度深入人心。鼓励更多青少年向法律援助机构咨询法律问题，懂得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首先，主要是法律援助机构宣传，可以通过发放手册，社区宣讲，开展公益讲座，培训教师代表等方式对青少年法律援助的主要功能、申请条件、申请程序等进行介绍、提供咨询。其次，向社会招募青少年法援宣传志愿者，位志愿者培训后，到学校，社区提供宣传服务。另外，通过张贴标语，悬挂横幅，设立宣传栏等方式宣传青少年法律援助制度，尽力做到制度人人皆知。

2.全力完善社区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

首先， 要明确政府出资是青少年法律援助经费的主要来源。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高度重视，保障青少年法律援助经费及时到位，并在政府财政中独立列项，专款专用。其次， 大力倡议发动社会捐款，社会捐款是法律援助经费重要来源，青少年法律援助究其根本就是社会公益事业，这项事业的发展也需要社会其它人士的支持和帮助，积极宣传发动公司企业以及有经济实力的人积极捐款，募集到更多的捐助。再次，要严格追踪账务支出，设立专人管账，多人监督机制，要管好用好每一分钱，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好效果， 提倡节俭，压缩办公经费。

3.努力构建青少年法律援助队伍

就律师事务所来讲， 应本着树立行业形象， 抓好队伍管理，提升律师形象的理念， 加强对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对青少年法律援助案件的监督。一方面要事务所建立奖惩机制， 以激励和鞭策青少年法律援助人员提高办案质量， 确保受援青少年得到优质的法律服务。另一方面要建立法律援助案件讨论机制， 对重复杂、疑难案件， 律师事务所应当组织事务所成员集体讨论研究， 确定承办方案， 确保办案的效果和效果质量，充分保障受援青少年的权益，提高青少年法律援助人员的执业素质。同时，新闻媒体，律师协会对援助律师的监督也是不可或缺的。只有法律援助人员抱着一颗爱心加一份责任心投入到法律援助工作中来，只有社会各界人员共同努力，青少年法律援助工作的质量才能不断提升。

四、 结语

总之，我国的青少年法律援助制度总体而言还处于不断摸索发展阶段，我们应该多学习，多借鉴，加大投入不断完善青少年法律援助制度建设和队伍建设，为开创青少年法律援助工作新局面作出努力。（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参考文献

[1]宫晓冰主编：《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研究》[M]，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2]陈瑞华.刑事辩护制度的实证考察[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王新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发展概况[J].《法学杂志》，2001，（3）.

第15篇

关键词:民事法律;制度;问题研究

一、我国民事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角度和法律覆盖面

我国在建设法治的道路上可谓是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例如我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四级法律援助机构，并且由北京的法律援助中心对全国的法律援助工作进行指导和协调。然而在实际的法律援助过程中，结合国务院颁布的条例、规定等，都是从法律位阶较低的立法角度出发，造成了实施效果不佳的结果。从法律覆盖范围来看，民事诉讼的法律援助只适用于第十条条例规定的请求国家赔偿、赡养费、抚恤金等六项。现实中的法律覆盖面可谓是捉襟见肘，虽然之后有各个省市做出的补充条例和规定，然而还是没办法满足实际法律援助的需求。

(二)受援主体和资源保障

从受援主体的利益出发，我们通过查阅原有的认定标准可以发现，法律援助对此作出的规定是:经济困难和特殊群体的认定范围过窄，我们需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来作出相应的调节。由于民事法律援助的经费总额普遍不高，尤其是在和一些发达国家的比较中发现人均经费相差很大。这对受援主体来说，有可能这一笔受援资金将会得不到切实的保障。我们的经费来源都是来自于财政拨款，这种单一的资金来源渠道也会加深援助资金不到位的现象。

(三)办案质量和律师队伍

截至2014年的统计显示，我国建立有3263个法律援助机构，财政拨款共计170661．79万元。14533名工作人员通过全年办理民事法律援助的形式，共计完成案件997058件。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至少在之前看来是这样的。然而随着近几年的案件数量呈现上升式增长，原先的庞大法律援助却显得不堪一击。往往总是在案件爆发的时间段里，找不出空闲的援助律师。而为了在短时间内完成对援助人的援助需求，办案质量的要求就显得无关紧要了。律师队伍方面也面临着极大的困境，由于民事法律援助的律师团队没办法面对如今庞大的援助人群，经验丰富的优秀律师又离开了民事援助部门，人手不足这个问题就变得不容忽视了。

二、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议

(一)拓展多样性的法律援助参与主体

我国目前的法律援助参与主体是国家指派的社会律师、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法律援助志愿者、基层法律工作者和社会自组律师团队等五类。其中的基层法律工作者承办了大部分的援助法律案件数量，而法律援助志愿者和社会自组律师团队承办的数量却是不理想。一方面，法律援助机构应该合理分配律师事务所或者其他社会律师团队的法律援助义务，从而提高律师对于援助案件的参与率。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大力发展法律援助志愿者的作用。例如我们可以去学校挖掘有志愿加入法律援助的学生或者老师，也可以通过公益发起活动召集更多的法律援助志愿者，从而完成了自身对社会的贡献也缓解了目前法律援助资源短缺的现象。

(二)侦查阶段的法律援助体系构建

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情况来看，经常出现侦查环节没有履行好告知义务，致使信息传输程序没办法畅通，进而导致求助人对法律援助的热情降低。所以我们应该根据新的《刑事诉讼法》来提出一些实质性的改善工作，主要针对侦查阶段的法律援助体系构建。对此我提出的建议是将律师在场作为侦查阶段的最基本要求，这也是作为辩护者最基本的权利。在《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中指出人人都享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并且要求所有人都能够有效地得到独立的法律服务。其中还规定了律师辩护的最低要求，需要保证律师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能为当事人辩护。

(三)多渠道筹集法律援助经费

目前的法律援助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而我们应该通过社会人群拓宽经费来源渠道。联合国中的一些文件并没有规定国家必须为法律援助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只是规定了国家有义务保证被告人有法律援助的权利。这就指导我们需要开拓多样的法律援助资金渠道，其中我们可以通过社会募捐的方式来增加援助资金，引起民众的支持和关注将会为我们发展法律援助体系提供必要的帮助。目前的法律援助经费只是针对不同类型的案件有不同的划拨标准，而我认为这种援助经费分类可以具体到各个案件。真正地做到不同案件具体分析，从而合理的分配援助经费，促进了资源的利用合理灵活性。

三、结语

结合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法律援助机构正在向上发展。只不过我们还需要在发展的道路上提出一些关键性的举措，这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同时，西方的法律援助比我国更加成熟和先进，我们应该借鉴西方的成熟理念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加以改进。我们有理由相信法律援助将会在中国发挥出它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黄晓丰，周静．西方国家民事诉讼融资的影响及规范［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5)．

［2］贾午光，郑自文．关于法律援助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J］．中国司法，2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