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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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我国学者杨建顺教授在新搬迁条例出台后曾指出，相关的配套操作规范没有跟上。“没有完善的操作机制、没有具体的手段、没有实施的细则。”正因为立法上审查标准，执行程序、执行方式和监督与救济机制缺乏完整、统一的规定，从而导致出现各地方规避新条例，或者操作性不强等问题。

（一）执行主体规定不统一

在2011年到2012年获得媒体广泛关注的搬迁案件中，我们对这些案件的执行主体进行归纳统计，可以看到对于执行主体的规定不统一。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规定》第九条规定，法院裁定准予执行后，一般由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行政机关组织实施，也可以由法院执行。虽然本条初步确立了“执裁分离”为主导的强制执行方式，但仍是选择性规范，确定性不足。并且对于法院在强制搬迁执行中需承担的任务、责任的范围、职能的性质没有作出统一的规定，更没有明确赋予司法机关监督权能。各地方也没有达成一致的认识，在不同地方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担任的角色不同，甚至有些地方搞二者的联合执法，并且由于司法独立性差，易受行政机关干预和控制，司法机关不是成为地方政府搬迁的帮凶，就是成为地方政府搬迁行为的执行部门。公民的合法权利难以保障。

（二）执行程序规定不全面

实践中，各地方对司法强制搬迁执行的审查具体规定不同，导致具体案件的解决办法不一样。如“法院审查，法院实施，政府配合”模式就导致执行不力，效率低下。程序是防止权力专横的有力手段，只有按照统一既定的执行程序办事，争端各方才相信自己得到了公正地对待，社会才能肯定法律“给予了每个人应得的权益”。司法强制搬迁制度中统一细化的程序能够及时纠正权力偏差，在制度内部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可是很多地方忽视程序，或者变相简化程序，这都会造成不良后果。地方政府规章中关于程序条款的规定较少，而且不同地方对于不同阶段程序规定也不尽相同。这样会导致在不同地方，类似的案件的解决方式和程序不一致，最后在案件的实际执行中执行的内容也会千差万别。被征收人也会对程序产生误解，对司法的公正性产生质疑。

（三）多以形式审查为主

立法规范操作性不强依照《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法院仅通过对行政机关申请执行时提供的材料进行书面审查，判断具体的房屋征收行为是否合法，是否正当。即只要从案卷上看，行政机关不是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的利益，并提交了补偿金额和存储账号、产权调换房屋和周转用房的地点和面积等材料，法院就直接准予强制搬迁。但在一些情况下，法院审查掌握材料并不齐全，法官在审查标准上又缺乏必要的裁量权，无法根据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具体化分析，因而在很多情况下，面临强制搬迁问题，很多被征收人不愿意通过救济制度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有时候他们宁愿选择拒绝搬迁也不愿意走耗时耗力的行政复议或司法程序。另外，审查是否准予强制搬迁的标准是公共利益，我国的《征收与补偿条例》对公共利益进行了列举式的说明。但公共利益的具体含义至今尚未有一个准确的界定。在立法上准确具体的界定“公共利益”的确有一定的困难。但在实践中，具体案件情况不同，仅仅参照几款法律条文难以保证有效化解纠纷。而有些行政机关无视法律规定，越过法院冒险强拆，或者给法院施加压力，使得法院无奈下做出不合法的搬迁执行决定，这不仅会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甚至会造成暴力冲突的严重后果，更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化社会矛盾。另外，即使准予司法强制搬迁的决定合法，但由于未对法院或负责执行的行政机关所需承担的任务、责任的范围、职能等问题作出具体统一的规定，在具体执行中侵犯公民合法权益、违法搬迁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二、完善我国司法强制搬迁执行制度的立法

建议笔者认为，我国现有的司法强制搬迁执行制度应从立法上系统完善。总的来说，要将现有散乱的规范体系予以整合，统一规则，出台专门的司法强制搬迁行政法规，将不同层级中的关于司法强制搬迁执行制度的分散规范集中，这样才能在制度上保障司法强制搬迁执行合法有效进行，解决房屋征收中的冲突。在此，笔者主要提供一点有益的立法建议。

（一）强化立法环境的制度性保障

1．完善司法独立的配套立法我国司法权不独立。在现行的财政和人事制度下，法院在财政和人事编制上都受到地方政府的牵制，司法独立性很难保障。此外，法院在资源有限、人力欠缺、财政受控的情况下，经常受到行政权的干扰和压力。因此，很难保障公正司法，也很难实现《房屋征收补偿条例》的立法初衷。只有解决司法的独立性问题，才能有助于确保司法强制搬迁执行制度达到预期效果。综上，必须为司法搬迁强制执行制度提供配套性的制度保障，使其拥有一个良好的制度运行环境。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保障司法权独立，尤其是要摆脱行政权的支配和干预。笔者认为应在司法人事制度和财政保障制度方面进行相关立法。在人事制度上，对于法院的人事组织编制进行专门立法，使法院的人事管理如选拔、任免、考核等脱离地方政府的人事编制，法官的任免要由司法系统独立选任或者由选举产生。在财政制度上，可以考虑将司法系统的财政体制独立出来，由中央财政统一将一定比例的财政预算划拨给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按照一定的标准层层下拨给各级地方法院，确保司法系统的财政预算不受地方财政支出的限制。只有司法权获得应有的独立地位，司法机关才能抵御行政机关的不当干预，才能发挥司法强制搬迁执行制度的应有功效。

2．提高立法层级效力立法缺失、立法效力层级不高等问题是导致实践中司法强制搬迁执行制度无法有效发挥的主要原因。房屋强制搬迁活动涉及面广，影响深远，迫切需要一部效力层级比较高的法律对其进行规范。但比较现有法律法规，只有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规定》中对司法强制搬迁活动制定了一些规范，但其效力位阶不高，只有以法律或行政法规等更高效力的形式制定专门立法，才能避免无法可依，或者有法可依但操作性不强的局面，这样会更有利于搬迁效果的发挥。

3．财政立法方面的支持在司法强制搬迁制度实施中，法院的定位具有多元性，法院可以是具体执行主体，也可以是监督主体。不论怎样定位都凸显了法院的重要性。大量案件进入法院，不可避免地会增加法院的人力物力消耗，这就要求在财政上对法院要给予支持。只有法律对法院具体执行、法院监督行政机关的人员设置和财政分配都做以明确规定，并通过立法确保司法强制搬迁执行的经济条件和资源，才能真正确保司法独立，并使法院有充分的物质资源和能力发挥自己的功能，以制约行政机关滥用权力，阻止违法搬迁或暴力搬迁行为。

（二）完善司法强制搬迁执行的具体规则

1．明确执行主体权能

在立法中，要将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规定》的第九条由选择性规范转变为确定性规范，最终确立“执裁分离”为主导的强制执行方式。通过发挥司法机关的审查监督职能来规范强制搬迁行为，在申请决定的裁定上体现的是审查功能，在强制搬迁的执行上体现的就是监督功能。从主体权能方面讲，应该在立法上明确赋予司法机关即法院暂缓权、中止权和监督权。暂缓权是指司法机关在强制搬迁案件执行过程中，被搬迁人或者相关权利人向司法机关提交做出被执行房屋的行政决定可能违法的证据，法院经审查，认为搬迁行为的执行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并且停止执行不会损害公共利益，从而做出的裁定暂缓执行的权力。中止权是指司法机关发现执行中有任何违法行为均可以做出停止执行的权力。这种权力可以在以下几种情况行使：第一，在实施强制搬迁过程中，如果发现执行预案不完备或者司法强制搬迁行为存在不宜再继续执行的情形的，受案法院应停止强制执行；第二，强制搬迁执行主体的执行行为侵害被强制执行人的生命权、财产权、人身健康权等合法权益的；第三，当事人以极端行为相威胁以对抗强制搬迁从而可能出现人身伤亡等恶性事件时。针对上述情况，司法机关应当及时予以制止或事前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避免损害或者恶性矛盾事件的发生及扩大。监督权是指司法机关监督强制搬迁执行机关权力的行使，对实施机关的行为内容、行为方式进行监管和督促。尤其是对于实践中的“黑拆”和“误拆”行为，司法机关有权暂缓搬迁行为，并对错误的执行行为予以纠正，避免损害的扩大。司法机关监督职能的确立可以更好地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纠正违法和不良的搬迁行为。

2．统一具体执行内容和执行方式

第2篇

但这个任务不是容易的事情，表达自由也不是一种绝对的权利，司法有时需要对此加以协调。言论自由也要因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众的健康与道德，个人的名誉与隐私而受到限制。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言论自由应当在什么时候受到什么样的限制，媒体到底有哪些权利。这方面，我国至今没有人介绍其国际准则，我在此进行简要介绍。

1994年8月18日—20日，在国际法学家协会的司法与律师独立中心的召集之下，4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的法学家和媒体代表，在西班牙的马德里相聚，研讨媒体与1985年联合国《司法独立基本规则》所确立的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系统规范表达自由与司法独立关系的规则。最后形成了《关于媒体与司法独立关系的马德里准则》。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媒体监督司法的具体规则

（一）审前程序中

在审前程序中，《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马德里准则》第1条规定：“基本准则并不排斥在司法调查程序阶段对法律秘密的保守。这种情况下，秘密保守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对被怀疑和被控告的个人的无罪推定的实现。不能限制任何人了解官方调查结论和调查情况的信息。”

总的来说，《马德里准则》要求，在审前程序中，对公众的知情权要进行一定的限制，以免造成审判尚未开始，民众即已经产生民意审判的结论；另外还要保护个人的隐私，以防止公众对犯罪嫌疑人无罪推定的权利进行侵犯。但根据国际公约和各国的立法实践，在这一阶段，媒体只少可以从事以下的活动：1、司法当局不提供审前调查信息，这并不限制媒体的独立调查，调查所得的信息事实上可以出版和发表。2、当被拘留的人带到法官面前时，在法官面前的听证程序是可以公开的。3、审前信息的秘密性并不能限制犯罪嫌疑人的言论自由权。如他可以将自己受到虐待的情况公诸于众。犯罪嫌疑人对于过度的强制措施和虐待行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媒体是可以报道的。以上内容是基于无罪推定又不妨害和泄露官方调查短信息的前提下进行的，对以上内容保密是违背人权标准的要求的。

（二）庭审过程中

这与审前程序有很大的差别。在审理程序中，一般情况下，公众和媒体有权参加庭审。这时媒体与司法双方应当说在地位上没有谁是特殊的一方。

1、一般情况下审判是公开的，但对于是否录音、录像没有对法院提出特别的要求。《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马德里准则》第5、6条规定：“基本规则并不排除对因私人原因而进行的调解与协商过程的录音、录像。基本规则并不要求有对庭审过程现场直播或者现场录像的权利。”由于法庭的严肃性以及避免因为录音录像对诉讼参与人心理上的不良影响，这一规定是符合审判的基本规律的。

2、不能公开审理的情形，必须遵循“法律先定”的原则。《马德里准则》第7条规定：“任何对基本准则的限制必须由法律事先作出规定。如果有授权自由裁量，这种权力只能授予法官。”言论自由也要因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众的健康与道德，个人的名誉与隐私而受到限制时，应当根据法律的事先规定。

3、适用的程序。《马德里准则》第11、12条规定：“辩方和媒体有权利在最大程度上知悉进行限制的理由（如果必要，对此理由有保密的义务），并有权对这些限制提出抗辩。法院对媒体进行必要的限制总是难免的，问题的关键是这种权力容易被滥用，应当如何防止这些例外扩大化。一般来说补救的办法是要求法院对不能公开的原因进行听证。

（三）审判后程序中

审判后，唯一的问题是司法的威信，这个时期媒体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对司法裁决的评论。这时当事人双方的纠纷已经解决，司法与媒体的关系也变得相对简单。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司法威信和言论自由之间求得平衡。《马德里规则》第1条规定，媒体有权“在不妨害无罪推定原则的前提下，对审理前、审理中和审理后的案件加以评论。”媒体自由的界限是只要不煽动对抗法律的执行就行。各国的情况来看，对此除了加以对于言论自由的一般性限制以外，不另附加特别的限制。

二、司法的配合与媒体的自律

（一）鼓励法官向媒体提供信息

《马德里规则》在《附录·实施的策略》中指出：“法官应当接受有关处理媒体事务的规定。应当鼓励法官提供牵涉到公共事务的案件的判决书的简写本或者以其他形式向媒体提供信息。尽管对于法官回答媒体的问题可以通过立法作出合理的规定，但法官不应当被禁止回答公众提出的与司法有关的问题。”各国司法机关都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来实现《马德里规则》的这一规定。

（二）在对媒体的约束方面

在媒体的制约方面，除了前述法院根据事先制定的法律对其加以约束以外，各国的媒体一般通过媒体内部的职业道德准则来实现。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新闻法和媒体法律规范，现在只少可以通过媒体制定媒体从业人员道德准则来进行自律。

三、媒体自由优先于司法权力

第3篇

『关键词：司法变更权价值基础制度保障

一、司法权变更权的概述

（一）司法变更权的概念

在日益重视私权保护的今天，行政诉讼法中的司法变更权成为了不可回避的问题。所谓司法变更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解决行政争议的程序,部分或全部变更行政机关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一般的民、刑事诉讼制度来看，法官在诉讼中往往享有完全的司法变更权，法官可以用自己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的价值判断取代当事人、检察官的价值判断。但是在行政诉讼中，法官的司法变更权则往往受到了较为为严格的限制。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这赋予了人民法院在行政审判中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变更权。显然,我国《行政诉讼法》采取的是相狭小范围内的司法变更。

(二)关于司法变更权的存在争论

中国传统中的司法权是由行政机关行使的,司法权虽然几经改革还是没有从行政权中离出来，行政权容易干涉司法权的行使。当我国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过程中，司法变更权曾引起极大的争议，并且一直续到该法在实践中的运用论文。对于人民法院能否拥有司法变更权理论界存在四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人民法院应当拥有毫无限制的司法变更权;二是认为人民法院不能拥有司法变更权;三是认为人民法院只能在相当狭小的范围内拥有司法变更权;四是认为人民法院应在较宽的范围内使用司法变更权。[1]笔者认为，第一、二种观点不符合权力相互制衡原则和中国行政诉讼法的目的，故将在下文着重对第三、四种观点进行阐述和论证。司法变更权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中国应该从现有的相对狭小的司法变更权走向较为宽广的方向，并且保持互相制衡又不过分干预的状态。

二、议行合一的中国语境下的司法变更权的价值基础

1、司法变更权设立基础——权力相互制衡原理

孟德斯鸡认为，“为了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最可靠的形式是那种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政府。”他还认为，“应当分立三权，以达到权力间的相互制衡。同时还希望通过这种分权的方法，在总体上防止政府过分扩张和专断地行使其权力。”『2行政权与司法权是两种公法的权力，根据分权的理论，这两种权力必须由性质不同的机关分别行使，不得互相逾越，分权的目的是实现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权力的制约必然产生此权力介入彼权力领域的结果。但是，这种介入必须有一定的限度。行政机关所管辖的行政事务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多变性，经常需要行政机关立即作出处置并执行。因此，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不管有多么充分的理由，也必须为行政机关保留出一部分司法审查豁免的领域。实际上，司法变更权即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审查和变更。它使法院能全面有效地监督行政权的运作，尤其是对抗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2、司法变更权的实质

英国的阿克顿勋爵曾说:“绝对的权力即绝对的腐败”所谓权力就是一种可能强制他人服从的力量，国家权力更是一种凭借国家强制力来强迫人们服从的力量。因此，从性质上讲，权力具有扩张的本性。从我国的现实状况来看，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尚处于初建阶段，由于长期深受封建制度的影响，行政权空前强大，表现为官员腐败，司法不公正,在公民、法人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中，公民、法人处于绝对的劣势。因此，规定人民法院行使变更权的仅限于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不适用于其他行政行为对司法监督权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讼。”这是法律赋予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权。行政诉讼中的司法监督与其他机关的监督不同,它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是依据国家赋予的审判权来实现的,而且这种“监督”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即行政管理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并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法院作出裁判,人民法院才能运用审判权对行政行为作出裁判。而裁判依其所诉性质和判决内容,分为确认判决、撤销判决、给付判决和变更判决。这是司法监督最主要的方式。其中判决变更行政行为内容是行政判决中一个很有实际意义的司法监督方式。然而，从司法监督来看,这是一种不完善的监督,也将大大削弱人民法院司法监督的作用。

3、司法变更权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目的要求

《行政诉讼法》开宗明义提出行政诉讼的目的是: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其中保护权益是行政诉讼制度的首要目的。法律赋予人民法院以司法变更权的宗旨就在于切实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彻底解决纠纷，提高行政效率和审判效率。在行政诉讼中，司法变更权是对行政权的一种深刻的制衡,确认法院对行政案件的司法变更权可以为私权保护增设一道防线。为了有效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法院不仅可以作出变更判决。

三、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变更权的反思

作为司法权监督行政权的司法变更权，应当是一项造福于民的良好制度。笔者基于此种初衷，重新审视了司法变更权在这几十年间的发展情况，并为完善其实践运行提出若干意见，以期能够为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有所裨益。

(一)立法的缺陷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和行政诉讼司法解释第61条的规定表我国采取的是有限司法变更权，即只有对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与行政裁决才可以判决变更，而对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则没有适用性。

从现有的立法文件表明，司法变更权适用范围可以以下方面来理解:第一，“显失公正”是对行政处罚行使司法变更权唯一标准。通常，“显失公正”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畸轻畸重、处罚不平等、责罚倒置、没有可行性、反复无常等[3]这些标准都是从《行政诉讼法》的目的和精神、立法原则和宗旨出发，来判断行政处罚的不当性和违法性，从实质法治的角度进行合法性审查，选择适用变更判决。第二，对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适用司法变更权是有限制的。在一般情况下，对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进行变更时，变更判决不得加重对原告的处罚，包括不得通过变更处罚种类加重对原告的处罚和不得在同一处罚种类下加重对原告的处罚程度，也不得增加处罚内容加重对原告的处罚。然而“不得加重对原告处罚的原则”在行政案件中有一例外的情况，即利害关系人同为原告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加重对原告的处罚。这里的利害关系人包括两种人。一种是权利被害人，即权利被害人认为行政机关对被处罚人的处罚过轻，被处罚人认为处罚过重，均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可以加重对被处罚人的处罚;另一种为共同行为人，即共同行为人都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可以加重对部分原告的处罚。法院对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可以变更，但对于行政机关注释：

[1]也有将其概括为三种观点,即肯定说、否定说和优先

变更说,见张尚鹜主编:《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行政法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1991年第一版,第541～542页。

[2]张馄盛.从权力分立论司法对行政行为之审查密度[M].台北:1996.4.

[3]全国法院系统第八届学术讨论会.行政审判疑难问题新论[C].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F21-23

[4]孙笑侠著:《法律对行政的控制一现代行政法的法理解释》,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