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通则意见范文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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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通则意见

第1篇

① 等价有偿确实是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民事活动的原则之一, 但不能因此将该原则理解为一切民事活动的必要准则。道理很简单, 民法通则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并非都是商品交换关系(比如民法通则所调整的人身关系和身分关系在本质上不是商品关系)。即使民法通则所调整的商品关系也未必一定必须是实行等价有偿原则的关系( 比如基于自愿的赠与关系和无息借贷关系, 基于公法干预的那部分非完全收费的医疗服务关系)。

② 更为重要的是, 就损害赔偿关系的法律调整而言, 等价有偿原则并不意味着损害赔偿关系的调整应当以该项损害赔偿关系的前提关系是否体现了等价有偿为原则, 换言之, 并不意味着赔偿额占实际损失额的比例应当与受害人在该项损害赔偿关系的前提关系中所支付的代价占其所获得的利益的比例相一致, 而是意味着应当赔偿的数额与实际损失的金额相符即实际赔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笔者认为, 民法通则关于侵权赔偿责任的规定所体现的实际赔偿原则, 是民法通则总则所确立的等价有偿原则在侵权责任关系中适用的结果, 是等价有偿原则的具体体现。就民法调整的医患关系而言, 等价有偿原则对医疗服务关系(即医疗事故赔偿关系的前提关系)的作用在一定范围内或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体现公共福利政策的公法的制约, 因而医疗服务关系在一定范围内或一定程度上可能并非完全贯彻等价有偿原则,但是,我们不能以医疗服务关系(尽管是一定范围内的)的不完全等价有偿性为由,否定实际赔偿原则在医疗事故赔偿关系中的适用。

③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 现代民法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是其权利救济机能的扩张(往往是通过民事特别法或判例的形式),它不仅作用于传统的私法关系领域(商品经济关系,私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作用于带有一定公法性质的社会关系领域( 公共福利的提供和利用关系, 国家与私人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其重要的背景之一是人权保障范围的扩大。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民法是如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民法更应当如此。在损害赔偿问题上,不论侵权发生在什么领域, 都应当贯彻反映等价有偿要求的实际赔偿原则(至于是否有必要在特定侵权领域设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问题另当别论)。

(5) 在支持限制医疗事故赔偿、反对适用民法通则的议论中，有种似乎与上述可能存在的对等价有偿原则的误解有关联的意见认为，在医疗事故赔偿问题上，应当贯彻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也就是说, 医疗事故被害人所享有的获得赔偿的权利应当与其承担的付款义务相一致, 付款义务的大小决定了受偿权的大小; 医疗机构承担的赔偿义务应当与其收取医疗费的权利相一致, 收费权利的大小决定了赔偿义务的大小。否则, 就是违反了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法律原则。依笔者之见, 这种看法也是似是而非的。

① 且不论权利与义务相一致这种表述本身是否妥当, 这种见解不是把权利义务相一致理解为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性( 通常大概有几种的含义, 比如,人们在享有和行使其法律上的权利的同时,应当履行其承担的法律上的义务;不能只享有法律上的权利,不承担法律上的义务,反之亦然;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一方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就是另一方当事人所承担的义务,反之亦然 ),而是理解为人在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 即任何人享受的法律上的权利必须和他所承担的法律上的义务相对等。这种理解显然是不恰当的。如果规定人的权利或义务的法都是以这种见解为依据的,那么其中许多的法一定是非常不合理的法。至少在大多数场合, 这种见解不符合我国现行法的实际。

② 即使在医患关系这一特定的法领域, 这种见解也存在明显的不当之处。因为按照这种见解的逻辑, 就应当彻底取消我国公共医疗服务行业所存在的非常有限的福利性或公益性, 应当彻底实行有病无钱莫进来的医疗服务政策。

③ 如果这一见解在医疗事故赔偿关系的法领域真的可以被认为是妥当的话, 那么, 如前所述,合理的赔偿标准就应当是医疗费自付率和损害赔偿率成正比,或者是福利程度与损害赔偿程度成反比。这么说来, 权利义务一致论绝非是支持适用条例赔偿规定的论据, 恰恰相反,它实际上是反对适用条例的论据。

3. 医疗机构的承受能力或偿付能力有限这一事实判断本身就是不恰当的。即使能够成立,也不应当以此为由限制医疗侵权被害人就其所受损害获得全部赔偿的权利。

(1) 医疗机构的承受能力有限这种一般性的一刀切式的事实认定,本身就是不恰当的。因为它根本不能反映现实情况的多样性:各个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因各自的实力和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异。同一医疗机构,对于不同数额的赔偿,其偿付能力可能不同;不同的医疗机构,对于同等数额的赔偿,其各自的偿付能力也可能不同。说得再通俗一点, 对于一家实力雄厚的大医院而言,即使是一件高达百万元的赔偿,也许算不了什么; 而对于穷乡僻壤的一间连工资也发不出的合作医疗站而言,即使是一件不足千元的赔偿,也许足以使它关门倒闭。

(2) 即使医疗机构的承受能力有限这一判断在现实中的特定的某个案件中也许能够成立,但由于这一判断的对象只不过是个别事实,该事实不具有一般性或典型性或唯一性,因此该事实与所谓的医疗福利性一样,不具有立法事实的性格。所以, 该事实不应当被条例起草者在设计医疗事故赔偿的范围和标准时作为立法事实加以考虑。如果条例起草者希望医疗事故处理机关在具体确定赔偿数额时考虑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的话, 那么就应当在条例第49条第1款中就此事实因素作出规定。只有这样,条例的限制性赔偿标准在具体适用中才可能减少或回避因立法上的一刀切而可能引起的明显的不公正。

(3) 即使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有限这一事实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并且相当多数的医疗机构在偿付能力上的差异和相当多数的医疗事故引起的损害在量上的差异小到如此的程度,以致于条例起草者在设计统一适用的赔偿标准时,可以省去这些差异而把该事实作为立法事实加以一刀切式的考虑, 在立法政策上, 这种考虑也是极不妥当的。

① 医疗事故的被害人应当按照什么标准获得赔偿的问题，换言之,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应当按照什么标准对被害人进行赔偿的问题, 是医疗事故赔偿案件的当事人在法律上有何权利义务的问题。条例起草者在解决医疗事故当事人在损害赔偿方面的权利义务这一问题时,当然要对各种各样的损害作出政策上的评价, 确定什么样的损害应当赔偿, 什么样的损害不应当赔偿, 并在此基础上规定应当赔偿的范围和确定应当赔偿的数额计算标准, 即确定统一的赔偿请求权和赔偿义务的内容。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在确定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即确定求偿权和赔偿义务的内容的时候,到底应当考虑什么,不应当考虑什么,到底应当以什么为基准对某项损失是否应当作为赔偿项目,对某一程度以上的损失是否应当赔偿进行评价。依笔者之见,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不应当被作为评价标准或考虑因素之一。条例起草者原本应当区分应当赔偿多少和有能力赔偿多少这两个问题,不应当用赔偿义务人的偿付能力这一因素来限制被害人的赔偿请求权的范围和数额。条例起草者的错误在于,她把应当性与可能性混为一谈,用可能性否定或限制应当性。按照条例起草者的逻辑, 我国民法通则所体现的实际赔偿原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根本没有考虑到侵害人的偿付能力;产品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涉及赔偿问题的民事特别法也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也都没有考虑赔偿义务人的偿付能力;国家赔偿法则更是错误的,因为她没有考虑到国家这一公共利益的法律上的代表者的偿付能力(更严重的错误也许在于,国赔法要国家从国库中拿钱即拿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来赔偿受害的私人);至于破产法则是错过了头的,因为它甚至让资不抵债的企业关门倒闭,让工人们失业。

② 笔者不知道条例第1条所规定的“保护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这一立法宗旨与条例限制赔偿的规定有无关系,也不知道条例起草者在设计赔偿制度时是否意识到这一立法宗旨。不过人们从答记者问的有关论述中也许可以发现,答记者问似乎把二者联系在一起,似乎把条例限制赔偿的规定理解为保护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也就是说,大概在答记者问看来,较之其他侵权领域的赔偿义务人,在同等情况下医疗事故机构应当少赔, 少赔是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 条例之所以要赋予医疗机构这样的权益, 理由之一是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有限。如果笔者的这些推测属实, 如果条例起草者也是如此认为的话, 那么,不仅条例限制赔偿的规定, 而且条例所规定的“维护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作为立法政策都是非常不妥当的。因为这一立法宗旨的意图之一是要赋予医疗机构这一特定群体少赔的特权.从而明显地违反了平等原则.

(4) 卫生部之所以把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有限）作为限制赔偿的理由之一, 当然不是仅仅为了维护医疗机构的利益。卫生部汇报表明, 她显然是想通过维护医疗机构的利益来维护广大患者的就医利益。大概在卫生部看来(支持限制赔偿政策的许多议论也一样), 如果不限制赔偿而实行实际赔偿原则, 那么医疗机构就可能会因赔偿负担过重发生运营上的困难甚至倒闭, 原本能够向广大患者提供的医疗服务就会受到严重影响。不仅如此, 医疗机构也可能将其因支付赔偿金而受到的经济损失, 通过某种方式转嫁到广大患者的头上, 加重广大患者的就医负担。

不过在笔者看来, 尽管这种顾虑本身也许有一定道理, 但采用限制赔偿的方式来回避实际赔偿所可能引起的负面后果实际上大概是行不通的。理由如下。① 限制赔偿并不是不要赔偿, 现行条例所规定的赔偿范围和标准对于许多势单力薄的医疗机构而言, 仍然是难以对应的。一旦发生损害额较高的医疗事故, 这些医疗机构就完全可能面临资不抵债的危机, 更不用说继续为广大患者继续提供原有质量的医疗服务。② 医疗事故机构大概也不会因为少赔几个钱就放弃转嫁损失的念头(如果它想转嫁的话)。所以, 现行条例的限制赔偿政策并不能回避在实际赔偿的场合所可能引起的影响广大患者就医利益的后果。按照医疗机构偿付能力有限论的逻辑, 要避免赔偿对医疗机构运营能力和对广大患者利益的负面影响, 彻底的办法是完全免除医疗机构的赔偿责任。

4．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这一因素也不能成为条例限制赔偿的正当理由

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或者说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还不富裕, 人民生活水平在总体上还比较低, 也许谁也不会有异议。但是如果以此为由, 否定实际赔偿原则对医疗事故赔偿的适用, 说条例限制赔偿是合理的,人们也许就难以理解了。

所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这一判断,当然是就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比较而言的。它不是关于我国国内某一地区的经济状况的判断,并不涉及国内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状况。那么, 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是怎样的呢? 是基本上均衡的呢? 还是存在巨大差别的呢? 毫无疑问,至少就相当一部分地区而言, 答案应当是后者。

答记者问和卫生部汇报之所以强调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其目的显然是想让患者们明白以下的道理。我国的经济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如此高的程度,就像发达国家那样,老百姓一般能够付得起相当高额的医疗费,其生命健康利益或生存利益具有相当高的可期待价值,其生存费用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医疗机构能够赚取高额的医疗收入因而实力雄厚,在发生医疗事故的情况下有能力承担高额的赔偿费; 医疗事故的被害者可以像发达国家的医疗事故被害者那样,有可能或有“资格”获得相当高额的赔偿金。既然如此, 在我国经济水平还不高的现在和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医疗事故赔偿问题上,就不得不对患者群体的对医疗事故赔偿的不切实际的过大期待加以合理的限制。

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赔偿标准或人的生命健康利益在经济上的价值之间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关系的问题,本文姑且不加以讨论。笔者在此只针对上述以经济发展水平为理由的赔偿限制论谈点意见。只要人们承认,在我国相当范围的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存在着巨大差异。在已经相当富裕的沿海大城市和仍然极度贫穷的部分农村,不仅两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挣钱能力、生活费用、包括享受医疗服务在内的消费能力或负担能力等)、可期待平均寿命和生命健康利益的经济价值(观)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差异, 而且两地医疗机构的经济实力也大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差距,就可以作出如下的论断。答记者问或条例起草者所主张的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这一事实,对于证明条例限制赔偿政策的合理性而言,是不合格的,没有关联性的。因为这一事实认定仅仅是关于整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判断,而条例的限制赔偿规定所适用的对象是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存在巨大差异的国内不同地区的医疗事故赔偿案件。基于国际比较的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这一事实认定,显然不能用来作为解决我国这样一个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悬殊、老百姓贫富差距巨大的国家的医疗事故赔偿标准问题的依据。

5．四项事实根据与条例关于限制赔偿规定的实际关系•有关限制性规定存在的主要问题[59]

议论至此,有必要概观一下上述四项事实根据与条例关于赔偿的规定(第50条)的实际关系并对有关限制性规定作一简短的评论。在此先确认一点，四项事实根据中的“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似乎与条例关于赔偿的规定没有什么明显的关系。

(1) 条例关于赔偿项目的规定。

如前所述,条例未将患者本人因医疗事故致残丧失劳动能力而导致的收入损失和死亡而导致的收入损失作为赔偿项目（即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加以列举。由于条例关于赔偿项目的列举是完全列举,所以条例未列举这两个项目意味着条例否定二者是应当赔偿的损失。

依笔者之见, 四项事实根据中的“医疗行业的福利性”和“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这两条大概成了否定该项损失赔偿的事实根据。

将这两项重要损失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从我国民事赔偿法的现状来看，可谓条例对赔偿范围所作的重大限制。如前所述,民法通则第119条虽未列举这两项损失，但由于该条的列举是不完全列举，所以在特定案件的审理中如果确认其存在，法院就可以通过对民法通则第119条的解释将该其纳入应当赔偿的范围之内（当然，在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于2004年5月1日起实施后，法院可以直接适用该解释中关于这两项损害赔偿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在卫生部考虑修改办法之前，承认这两项赔偿的外国的和台湾的医疗侵权赔偿制度的有关情况已为我国法学界所熟知，我国的国家赔偿法也已明确作出了相关的规定。因此,卫生部当然应当知道这些情况。据此笔者推测，卫生部在修改办法起草条例时不是疏忽而是特意将二者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遗憾的是,卫生部汇报中没有提及这个重要问题,答记者问对此也没有直接发表任何意见)。

条例排除对这两项损失的赔偿是完全说不通的。条例既然将非残疾患者的误工损失纳入赔偿范围,就应当将残疾患者因丧失劳动能力而导致的收入损失纳入赔偿范围，更应当将死亡患者丧失的收入利益纳入赔偿范围。承认前者而否定后二者是根本不尽情理的。

(2) 条例关于赔偿标准的规定。

① 关于误工费赔偿数额的限制(患者有固定收入的,•••对收入高于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按照3倍计算)、残疾生活补助费的支付标准(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平均生活费计算,自残疾之月起最长赔偿30年•••)、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支付标准(按照其户籍所在地或者居住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算•••)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的限制(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造成患者残疾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3年)的规定,大概也与“医疗的福利性”和“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这两条考虑有关,也可能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这一考虑有关。另外,关于陪护费、丧葬费、住宿费、交通费等项费用的人数限制大概也是如此。“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计算”之类的规定, 显然是考虑了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这一因素,与四项事实根据似乎都没有关系。

② 条例关于赔偿标准的规定明显违反了实际赔偿原则。其中关于误工费数额的限制，根本否定了误工损失通常因案而异因人而异，因而不同的案件不同的被害人，误工损失大小不一，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一事实。既然是要解决损失的赔偿问题，那么误工损失的赔偿问题就只能由裁判机关根据损失的具体情况作出判断，预先在立法上作出一刀切式的规定是完全不合理的，更不用说是低标准的限制。条例关于赔偿标准的规定的基本特征是平均主义加低标准主义。人们难以感受到这里体现了充分救济的民事赔偿法的精神。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的限制性规定，笔者在此只想提一个问题，那就是卫生部在起草该规定时到底有没有认真考虑过医疗侵权致人伤残尤其是致人死亡所可能引起的精神损害的严重性。笔者从自己所了解的有关情况(包括笔者的医疗侵权案件)中深切感到,这种精神损害有时是非常深重的(尤其是在如下场合: 患者或患者的亲属满怀着期待和信赖将自己或自己最亲爱的人的健康或生命的命运托付给了医院和医务人员,不是由于病入膏肓不可挽救,不是由于医务人员单纯技术上的差错,而是由于医务人员对患者诊疗的明显的严重失职,甚至是放任不管见死不救，导致原本完全能够救治的疾病未能得到救治, 原本不应当发生的严重残疾发生了,原本可能得到或应当得到挽救的生命丧失了)。条例所规定的如此低标准的抚慰金难道能够抚慰那些受到巨大精神痛苦的被害人或其亲属吗?

（3）如前所述，答记者问认为，条例是不可能违反民法通则的基本精神的；卫生部汇报表示，条例根据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建立医疗事故赔偿制度，笔者的疑问是，在答记者问和卫生部汇报看来，民法通则的有关基本精神或基本原则到底是什么呢？条例对赔偿所作的种种限制难道真的可以说是符合民法通则的基本精神或基本原则的吗？

6．为了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在制定法上与其限制医疗事故赔偿，还不如让医疗事故的受害者同其他侵权的被害者一样有权按照实际赔偿原则获得完全的赔偿。实际赔偿制度的适用对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应当通过限制赔偿,而应当通过其他的政策手段或制度来减轻或回避。

(1) 如前所述, 限制赔偿不是条例的目的, 而是实现条例的宗旨即保障和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和医学科学的进步的手段。对于这一宗旨本身, 即使是要求损害赔偿的医疗事故的被害者大概也不会不赞成。问题不在于目的而在于手段. 我们应当关心这样的问题: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从比较政策论的观点看, 限制赔偿这一现行条例采用的手段相对于其他手段是否具有优越性,是否比较值得(即具有较好的效果成本比); 是否存在其他较为优越的手段可以用来取代限制赔偿。以下是笔者的基本看法。

① 首先必须承认, 医疗事故赔偿与医疗事业的发展可能存在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关系。其一是医疗机构的财务状况因医疗事故赔偿金的支付而恶化,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因此而下降。如果这种情况严重到一定的程度,医疗事业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会受到不利的影响。其二是医疗机构的服务和管理质量,医务人员的职业责任感和诊疗水平因医疗事故赔偿而得到提高,医疗事业的发展因此而得到促进。在考察医疗事故赔偿与医疗事业的发展的关系时,不应当像答记者问和条例起草者那样,只见前者,无视后者。

② 减轻或回避医疗事故赔偿对医疗事业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的手段或方法可能有若干种,其中包括最近在我国医疗赔偿议论中成为热门话题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主张限制赔偿的答记者问也非常关注这一制度)。因此, 限制赔偿只不过是手段之一, 并非唯一的手段。既然存在若干种选择方案, 政策制定者就应当利用效用成本分析, 对各种手段作出适当的评价, 选择效用较大成本较小的手段或手段的组合。

③ 比较而言, 限制赔偿是得不偿失的, 效用成本比是较差的(相对于医疗责任保险)。第一,在效用方面, 限制赔偿的效用在某种意义上是比较差的。限制赔偿的特点是医疗机构对超出限定范围和标准的损失不予赔偿,对未超出限定范围和限定标准的损失仍应赔偿。所以,限定赔偿制度只能限制医疗事故赔偿对医疗事业可能发生的不利影响。与此不同,医疗责任保险的特点是保险范围内的损失由保险机构承担赔偿,医疗机构只有在损失超出保险范围和标准的情况下,就超出部分承担赔偿责任。所以, 在发生医疗事故的情况下, 只要损失未超出保险范围,医疗机构就无须赔偿,医疗事业因此就不会受到因赔偿而带来的不利影响。当然,事情总是存在两个方面。由于限制赔偿仍属事后责任制,只要不发生医疗事故,医疗机构就不存在花钱赔偿的问题。医疗责任保险则属于事先花钱(支付保险费)回避或减少赔偿风险的制度,保险金的支付与是否真的发生医疗事故无关。支付保险金必然加重医疗机构的负担,从这个意义上讲,医疗责任保险也可能会给医疗事业带来不利影响,尤其是在保险费负担过重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在美国似乎比较严重)。不过笔者还是认为,至少在我国的现阶段,谈论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负面作用的问题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我国最近才兴起的医疗责任保险, 至少在保险费率上还是相当低的(当然, 笔者不排除在对医疗事故赔偿实行实际赔偿原则的情况下,保险费率有可能上涨)[60]。第二,在成本方面, 限制赔偿的成本显然是比较高的。其中最大的成本在于,它是以限制患者获得完全赔偿的权利为代价的。随着个人化的人权观念在我国社会的逐步确立,这个代价的性质就会变得更加严重。与此不同,医疗责任保险却在客观上有助于患者获得应当获得的赔偿,有助于对患者权利的充分救济(在未加入责任保险的医疗机构发生了损害额高于其偿付能力的医疗事故的情况下,患者获得赔偿的权利将得不到完全的实现)。

(2) 这里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情况。① 卫生部汇报表明, 卫生部在选择限制赔偿政策时, 与其在起草办法时[61]不同,没有将我国尚未健全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这一情况作为理由。据此笔者推测, 也许在卫生部看来,　即使我国建立了比较健全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医疗机构大都加入了医疗责任保险, 只要我国的医疗事业仍然具有公共福利性的事业, 我国的经济水平还不够高, 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仍然有限, 就仍然应当坚持实施限制赔偿这一特殊政策。② 答记者问虽然特别强调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对于解决医患之间在赔偿问题上的矛盾,对于兼顾患者的权益和医疗事业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但并未主张以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来取代现行的限制赔偿制度。

在笔者看来, 卫生部汇报之所以会无视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所具有的双重功能?既有助于患者权益的切实保障,又有助于减轻医疗事故赔偿对医疗机构的自身利益和服务能力的影响, 没有注意到这一制度所具有的替代（尽管未必是完全替代）限制赔偿制度的重要价值; 答记者问之所以会在论述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意义时也没有提到该制度所具有这种替代性, 这不仅与二者所强调的限制赔偿政策的事实根据论有关, 而且可能与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并且应当牺牲个人利益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有关。 (三) 对其他相关问题的评论

1．关于对漫天要价和天价判决的忧虑

无论是答记者问还是卫生部汇报, 对医疗事故被害人追求金钱赔偿的欲望, 似乎都很忧虑。她们似乎担心, 如果不事先明确对医疗事故赔偿的范围和标准作出明确的限制并明确排除民法通则的适用, 患者在医疗事故案件中就会设法尽量利用实际赔偿原则漫天要价,在最高法院采用并用原则的办法时代曾经出现过的所谓天价判决就会重现。面对这种忧虑, 笔者的疑问是, 在卫生部和最高法院看来, 我国医疗事故赔偿的水准, 我国患者的生命健康利益的实际价值, 到底是合情合理的, 还是低得不尽情理的? 所谓的漫天要价和天价判决, 难道真的已经到了离谱的地步, 并有四处蔓延之势, 以至于有必要在立法上对医疗事故赔偿的范围和标准作出现行条例这样的限制, 有必要在案件审理上排除民法通则的适用 ?

2．关于国穷则人命贱的逻辑

关于我国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利益的损害赔偿问题, 长期以来, 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 那就是国穷则人命贱。在这种观点看来, 中国既然是个人口众多的穷国, 既然与那些人口不多的富国存在着如此明显的天壤之别, 那么, 对中国的老百姓而言, 他们可期待的生命健康利益的价值就应当远远低于富国老百姓所能期待的价值。如果有人不顾“贫穷”这个国情, 想要提高自己个人的生命健康价值, 那就是想入非非的漫天要价, 就是无理要求, 或者就是想借医疗事故来敲竹杠发横财。在笔者看来, 国穷则人命贱的逻辑尽管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无可奈何的命中注定, 但对于我国赔偿政策的制定和我国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利益的法律保障而言却是非常有害的。作为赔偿政策的制定机关和适用机关, 应当警惕和肃清这种观点的影响, 应当从人权保障的观点出发, 反省现行的赔偿政策和裁判方针所存在的问题, 探讨新的比较好的解决赔偿问题的方策。

3．关于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比喻

在支持条例的限制赔偿规定的议论中, 有个听起来似乎非常通俗易懂实际上却令人难以理解的说明, 即“羊毛出在羊身上”。其意思是说, 医疗事故赔偿实际上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最终还是要分摊到所有患者身上，而不是由国家出资赔偿。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应适用条例所规定的较低赔偿标准，是可以理解的[62]。笔者的疑问是, ① 按照羊毛论的逻辑, 既然医疗侵权赔偿的最终拔毛者不是医疗机构而是广大患者, 那么, 医疗侵权赔偿制度在事实上岂不成了制裁广大患者的制度, 成了对医疗事故机构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民事制裁意义的制度? 如果事实确实如此, 那么取消而不是限制医疗侵权赔偿不是更具有合理性吗? 我们有什么理由要让广大无辜的患者去当医疗事故机构的替罪羊, 为了某个特定受害者的损失而拔毛呢? 诸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责任法那样的加重型或严格型的民事责任法, 由于会导致广大消费者被拔去更多的毛, 岂不都成了更不尽情理的法律? ② 羊毛论到底有多少事实根据呢? 它能够确切反映医疗损害赔偿金负担的实际状况吗? 它将医疗事故被害患者与广大患者的利益关系视为对立的关系, 这在事实上难道能够说得通吗? 羊毛论应当成为医疗事故赔偿政策的制定依据和医疗案件审理的法律适用选择的依据吗? ③ 医疗事故的被害患者会被羊毛论说服吗? 她们难道会为了其他患者的就医利益而作出自我牺牲, 心甘情愿地接受较低的赔偿标准吗? 广大患者会为了自己的就医利益而支持羊毛论吗? 她们难道会因此而放弃自己在遭遇医疗事故时请求完全赔偿的权利吗? 即便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 她们会赞同羊毛论吗? 她们难道不怕一旦承认了羊毛论, 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千方百计向广大患者转嫁赔偿负担, 因此必将招来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吗?

4．关于分配的公正论

答记者问所强调的双赢论也好, 卫生部汇报所主张的兼顾论也好, 都表明以公正•公平为医疗事故赔偿政策的价值取向, 反对不顾其他有关方面的利益, 只考虑对被害人的权利救济。在支持赔偿限制政策的一些文章中有一种观点叫做“分配的公正”。在这种观点看来,医疗侵权损害赔偿实质上是将医疗资源这一具有公共性的社会财富(由国家、社会和医疗机构所投入或创造的,为不特定多数患者所共享的财富)的一部分分配给医疗侵权的特定被害人个人。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标准实质上就是在被害人个人和广大患者之间分配医疗资源这一社会财富的标准。赔偿范围越宽,赔偿标准越高,意味着流入被害人个人的口袋里的医疗资源就越多,为广大患者所共享的医疗资源就越少。如果将民法通则所体现的实际赔偿原则适用于医疗事故的赔偿,那么就可能会导致医疗资源在被害个人和广大患者之间的不公正的分配。条例限制赔偿就是从分配的公正这一观点出发调整医疗资源在被害个人和广大患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使其比较公正。

笔者承认, 医疗损害赔偿制度的设计,如同其他任何涉及到(无论是直接和还是间接的)社会性财富的分配问题的法制度的设计一样,应当考虑分配的公正。但是, 公正是一个相对性的观念, 利害关系的各方可能各有自己的公正观,并且可能互相对立,既定的对利害关系各方都是公正的客观标准并不存在。有利害关系的任何一方(包括代表国家投资利益的官方)都不应当把自己认为的公正说成是利害关系各方共有的公正。依笔者之见, 分配是否公正的问题, 与其说是实体问题还不如说是程序问题。法定的分配标准是否具有公正性, 只能以其是否是通过具有相当代表性的、公开并且民主的协商、交涉、表决的方式作出的为判断标准。

第2篇

4．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这一因素也不能成为条例限制赔偿的正当理由

5．四项事实根据与条例关于限制赔偿规定的实际关系•有关限制性规定存在的主要问题[59]

(1) 条例关于赔偿项目的规定。

依笔者之见, 四项事实根据中的“医疗行业的福利性”和“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这两条大概成了否定该项损失赔偿的事实根据。

(2) 条例关于赔偿标准的规定。

在笔者看来, 卫生部汇报之所以会无视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所具有的双重功能―既有助于患者权益的切实保障,又有助于减轻医疗事故赔偿对医疗机构的自身利益和服务能力的影响, 没有注意到这一制度所具有的替代（尽管未必是完全替代）限制赔偿制度的重要价值; 答记者问之所以会在论述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意义时也没有提到该制度所具有这种替代性, 这不仅与二者所强调的限制赔偿政策的事实根据论有关, 而且可能与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并且应当牺牲个人利益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有关。 (三) 对其他相关问题的评论

1．关于对漫天要价和天价判决的忧虑

2．关于国穷则人命贱的逻辑

3．关于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比喻

4．关于分配的公正论

第3篇

① 等价有偿确实是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民事活动的原则之一，但不能因此将该原则理解为一切民事活动的必要准则。道理很简单，民法通则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并非都是商品交换关系(比如民法通则所调整的人身关系和身分关系在本质上不是商品关系)。即使民法通则所调整的商品关系也未必一定必须是实行等价有偿原则的关系( 比如基于自愿的赠与关系和无息借贷关系，基于公法干预的那部分非完全收费的医疗服务关系)。

② 更为重要的是，就损害赔偿关系的法律调整而言，等价有偿原则并不意味着损害赔偿关系的调整应当以该项损害赔偿关系的前提关系是否体现了等价有偿为原则，换言之，并不意味着赔偿额占实际损失额的比例应当与受害人在该项损害赔偿关系的前提关系中所支付的代价占其所获得的利益的比例相一致，而是意味着应当赔偿的数额与实际损失的金额相符即实际赔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民法通则关于侵权赔偿责任的规定所体现的实际赔偿原则，是民法通则总则所确立的等价有偿原则在侵权责任关系中适用的结果，是等价有偿原则的具体体现。就民法调整的医患关系而言，等价有偿原则对医疗服务关系(即医疗事故赔偿关系的前提关系)的作用在一定范围内或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体现公共福利政策的公法的制约，因而医疗服务关系在一定范围内或一定程度上可能并非完全贯彻等价有偿原则，但是，我们不能以医疗服务关系(尽管是一定范围内的)的不完全等价有偿性为由，否定实际赔偿原则在医疗事故赔偿关系中的适用。

③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现代民法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是其权利救济机能的扩张(往往是通过民事特别法或判例的形式)，它不仅作用于传统的私法关系领域(商品经济关系，私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作用于带有一定公法性质的社会关系领域( 公共福利的提供和利用关系，国家与私人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其重要的背景之一是人权保障范围的扩大。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民法是如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民法更应当如此。在损害赔偿问题上，不论侵权发生在什么领域，都应当贯彻反映等价有偿要求的实际赔偿原则(至于是否有必要在特定侵权领域设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问题另当别论)。

(5) 在支持限制医疗事故赔偿、反对适用民法通则的议论中，有种似乎与上述可能存在的对等价有偿原则的误解有关联的意见认为，在医疗事故赔偿问题上，应当贯彻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也就是说，医疗事故被害人所享有的获得赔偿的权利应当与其承担的付款义务相一致，付款义务的大小决定了受偿权的大小; 医疗机构承担的赔偿义务应当与其收取医疗费的权利相一致，收费权利的大小决定了赔偿义务的大小。否则，就是违反了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法律原则。依笔者之见，这种看法也是似是而非的。

① 且不论权利与义务相一致这种表述本身是否妥当，这种见解不是把权利义务相一致理解为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性( 通常大概有几种的含义，比如，人们在享有和行使其法律上的权利的同时，应当履行其承担的法律上的义务;不能只享有法律上的权利，不承担法律上的义务，反之亦然;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一方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就是另一方当事人所承担的义务，反之亦然 )，而是理解为人在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即任何人享受的法律上的权利必须和他所承担的法律上的义务相对等。这种理解显然是不恰当的。如果规定人的权利或义务的法都是以这种见解为依据的，那么其中许多的法一定是非常不合理的法。至少在大多数场合，这种见解不符合我国现行法的实际。

② 即使在医患关系这一特定的法领域，这种见解也存在明显的不当之处。因为按照这种见解的逻辑，就应当彻底取消我国公共医疗服务行业所存在的非常有限的福利性或公益性，应当彻底实行有病无钱莫进来的医疗服务政策。

③ 如果这一见解在医疗事故赔偿关系的法领域真的可以被认为是妥当的话，那么，如前所述，合理的赔偿标准就应当是医疗费自付率和损害赔偿率成正比，或者是福利程度与损害赔偿程度成反比。这么说来，权利义务一致论绝非是支持适用条例赔偿规定的论据，恰恰相反，它实际上是反对适用条例的论据。

3. 医疗机构的承受能力或偿付能力有限这一事实判断本身就是不恰当的。即使能够成立，也不应当以此为由限制医疗侵权被害人就其所受损害获得全部赔偿的权利。

(1) 医疗机构的承受能力有限这种一般性的一刀切式的事实认定，本身就是不恰当的。因为它根本不能反映现实情况的多样性:各个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因各自的实力和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异。同一医疗机构，对于不同数额的赔偿，其偿付能力可能不同;不同的医疗机构，对于同等数额的赔偿，其各自的偿付能力也可能不同。说得再通俗一点，对于一家实力雄厚的大医院而言，即使是一件高达百万元的赔偿，也许算不了什么; 而对于穷乡僻壤的一间连工资也发不出的合作医疗站而言，即使是一件不足千元的赔偿，也许足以使它关门倒闭。

(2) 即使医疗机构的承受能力有限这一判断在现实中的特定的某个案件中也许能够成立，但由于这一判断的对象只不过是个别事实，该事实不具有一般性或典型性或唯一性，因此该事实与所谓的医疗福利性一样，不具有立法事实的性格。所以，该事实不应当被条例起草者在设计医疗事故赔偿的范围和标准时作为立法事实加以考虑。如果条例起草者希望医疗事故处理机关在具体确定赔偿数额时考虑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的话，那么就应当在条例第49条第1款中就此事实因素作出规定。只有这样，条例的限制性赔偿标准在具体适用中才可能减少或回避因立法上的一刀切而可能引起的明显的不公正。

(3) 即使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有限这一事实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并且相当多数的医疗机构在偿付能力上的差异和相当多数的医疗事故引起的损害在量上的差异小到如此的程度，以致于条例起草者在设计统一适用的赔偿标准时，可以省去这些差异而把该事实作为立法事实加以一刀切式的考虑，在立法政策上，这种考虑也是极不妥当的。

① 医疗事故的被害人应当按照什么标准获得赔偿的问题，换言之，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应当按照什么标准对被害人进行赔偿的问题，是医疗事故赔偿案件的当事人在法律上有何权利义务的问题。条例起草者在解决医疗事故当事人在损害赔偿方面的权利义务这一问题时，当然要对各种各样的损害作出政策上的评价，确定什么样的损害应当赔偿，什么样的损害不应当赔偿，并在此基础上规定应当赔偿的范围和确定应当赔偿的数额计算标准，即确定统一的赔偿请求权和赔偿义务的内容。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在确定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即确定求偿权和赔偿义务的内容的时候，到底应当考虑什么，不应当考虑什么，到底应当以什么为基准对某项损失是否应当作为赔偿项目，对某一程度以上的损失是否应当赔偿进行评价。依笔者之见，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不应当被作为评价标准或考虑因素之一。条例起草者原本应当区分应当赔偿多少和有能力赔偿多少这两个问题，不应当用赔偿义务人的偿付能力这一因素来限制被害人的赔偿请求权的范围和数额。条例起草者的错误在于，她把应当性与可能性混为一谈，用可能性否定或限制应当性。按照条例起草者的逻辑，我国民法通则所体现的实际赔偿原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根本没有考虑到侵害人的偿付能力;产品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涉及赔偿问题的民事特别法也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也都没有考虑赔偿义务人的偿付能力;国家赔偿法则更是错误的，因为她没有考虑到国家这一公共利益的法律上的代表者的偿付能力(更严重的错误也许在于，国赔法要国家从国库中拿钱即拿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来赔偿受害的私人);至于破产法则是错过了头的，因为它甚至让资不抵债的企业关门倒闭，让工人们失业。

② 笔者不知道条例第1条所规定的“保护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这一立法宗旨与条例限制赔偿的规定有无关系，也不知道条例起草者在设计赔偿制度时是否意识到这一立法宗旨。不过人们从答记者问的有关论述中也许可以发现，答记者问似乎把二者联系在一起，似乎把条例限制赔偿的规定理解为保护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也就是说，大概在答记者问看来，较之其他侵权领域的赔偿义务人，在同等情况下医疗事故机构应当少赔，少赔是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 条例之所以要赋予医疗机构这样的权益，理由之一是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有限。如果笔者的这些推测属实，如果条例起草者也是如此认为的话，那么，不仅条例限制赔偿的规定，而且条例所规定的“维护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作为立法政策都是非常不妥当的。因为这一立法宗旨的意图之一是要赋予医疗机构这一特定群体少赔的特权.从而明显地违反了平等原则.

(4) 卫生部之所以把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有限）作为限制赔偿的理由之一，当然不是仅仅为了维护医疗机构的利益。卫生部汇报表明，她显然是想通过维护医疗机构的利益来维护广大患者的就医利益。大概在卫生部看来(支持限制赔偿政策的许多议论也一样)，如果不限制赔偿而实行实际赔偿原则，那么医疗机构就可能会因赔偿负担过重发生运营上的困难甚至倒闭，原本能够向广大患者提供的医疗服务就会受到严重影响。不仅如此，医疗机构也可能将其因支付赔偿金而受到的经济损失，通过某种方式转嫁到广大患者的头上，加重广大患者的就医负担。

不过在笔者看来，尽管这种顾虑本身也许有一定道理，但采用限制赔偿的方式来回避实际赔偿所可能引起的负面后果实际上大概是行不通的。理由如下。① 限制赔偿并不是不要赔偿，现行条例所规定的赔偿范围和标准对于许多势单力薄的医疗机构而言，仍然是难以对应的。一旦发生损害额较高的医疗事故，这些医疗机构就完全可能面临资不抵债的危机，更不用说继续为广大患者继续提供原有质量的医疗服务。② 医疗事故机构大概也不会因为少赔几个钱就放弃转嫁损失的念头(如果它想转嫁的话)。所以，现行条例的限制赔偿政策并不能回避在实际赔偿的场合所可能引起的影响广大患者就医利益的后果。按照医疗机构偿付能力有限论的逻辑，要避免赔偿对医疗机构运营能力和对广大患者利益的负面影响，彻底的办法是完全免除医疗机构的赔偿责任。

4．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这一因素也不能成为条例限制赔偿的正当理由

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或者说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还不富裕，人民生活水平在总体上还比较低，也许谁也不会有异议。但是如果以此为由，否定实际赔偿原则对医疗事故赔偿的适用，说条例限制赔偿是合理的，人们也许就难以理解了。

所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这一判断，当然是就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比较而言的。它不是关于我国国内某一地区的经济状况的判断，并不涉及国内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状况。那么，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是怎样的呢? 是基本上均衡的呢? 还是存在巨大差别的呢? 毫无疑问，至少就相当一部分地区而言，答案应当是后者。

答记者问和卫生部汇报之所以强调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其目的显然是想让患者们明白以下的道理。我国的经济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如此高的程度，就像发达国家那样，老百姓一般能够付得起相当高额的医疗费，其生命健康利益或生存利益具有相当高的可期待价值，其生存费用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医疗机构能够赚取高额的医疗收入因而实力雄厚，在发生医疗事故的情况下有能力承担高额的赔偿费; 医疗事故的被害者可以像发达国家的医疗事故被害者那样，有可能或有“资格”获得相当高额的赔偿金。既然如此，在我国经济水平还不高的现在和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医疗事故赔偿问题上，就不得不对患者群体的对医疗事故赔偿的不切实际的过大期待加以合理的限制。

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赔偿标准或人的生命健康利益在经济上的价值之间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关系的问题，本文姑且不加以讨论。笔者在此只针对上述以经济发展水平为理由的赔偿限制论谈点意见。只要人们承认，在我国相当范围的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存在着巨大差异。在已经相当富裕的沿海大城市和仍然极度贫穷的部分农村，不仅两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挣钱能力、生活费用、包括享受医疗服务在内的消费能力或负担能力等)、可期待平均寿命和生命健康利益的经济价值(观)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差异，而且两地医疗机构的经济实力也大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差距，就可以作出如下的论断。答记者问或条例起草者所主张的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这一事实，对于证明条例限制赔偿政策的合理性而言，是不合格的，没有关联性的。因为这一事实认定仅仅是关于整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判断，而条例的限制赔偿规定所适用的对象是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存在巨大差异的国内不同地区的医疗事故赔偿案件。基于国际比较的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这一事实认定，显然不能用来作为解决我国这样一个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悬殊、老百姓贫富差距巨大的国家的医疗事故赔偿标准问题的依据。

5．四项事实根据与条例关于限制赔偿规定的实际关系有关限制性规定存在的主要问题[59]

议论至此，有必要概观一下上述四项事实根据与条例关于赔偿的规定(第50条)的实际关系并对有关限制性规定作一简短的评论。在此先确认一点，四项事实根据中的“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似乎与条例关于赔偿的规定没有什么明显的关系。

(1) 条例关于赔偿项目的规定。

如前所述，条例未将患者本人因医疗事故致残丧失劳动能力而导致的收入损失和死亡而导致的收入损失作为赔偿项目（即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加以列举。由于条例关于赔偿项目的列举是完全列举，所以条例未列举这两个项目意味着条例否定二者是应当赔偿的损失。

依笔者之见，四项事实根据中的“医疗行业的福利性”和“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这两条大概成了否定该项损失赔偿的事实根据。

将这两项重要损失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从我国民事赔偿法的现状来看，可谓条例对赔偿范围所作的重大限制。如前所述，民法通则第119条虽未列举这两项损失，但由于该条的列举是不完全列举，所以在特定案件的审理中如果确认其存在，法院就可以通过对民法通则第119条的解释将该其纳入应当赔偿的范围之内（当然，在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于2004年5月1日起实施后，法院可以直接适用该解释中关于这两项损害赔偿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在卫生部考虑修改办法之前，承认这两项赔偿的外国的和台湾的医疗侵权赔偿制度的有关情况已为我国法学界所熟知，我国的国家赔偿法也已明确作出了相关的规定。因此，卫生部当然应当知道这些情况。据此笔者推测，卫生部在修改办法起草条例时不是疏忽而是特意将二者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遗憾的是，卫生部汇报中没有提及这个重要问题，答记者问对此也没有直接发表任何意见)。

条例排除对这两项损失的赔偿是完全说不通的。条例既然将非残疾患者的误工损失纳入赔偿范围，就应当将残疾患者因丧失劳动能力而导致的收入损失纳入赔偿范围，更应当将死亡患者丧失的收入利益纳入赔偿范围。承认前者而否定后二者是根本不尽情理的。

(2) 条例关于赔偿标准的规定。

① 关于误工费赔偿数额的限制(患者有固定收入的，对收入高于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按照3倍计算)、残疾生活补助费的支付标准(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平均生活费计算，自残疾之月起最长赔偿30年)、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支付标准(按照其户籍所在地或者居住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算)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的限制(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造成患者残疾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3年)的规定，大概也与“医疗的福利性”和“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这两条考虑有关，也可能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这一考虑有关。另外，关于陪护费、丧葬费、住宿费、交通费等项费用的人数限制大概也是如此。“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计算”之类的规定，显然是考虑了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这一因素，与四项事实根据似乎都没有关系。

② 条例关于赔偿标准的规定明显违反了实际赔偿原则。其中关于误工费数额的限制，根本否定了误工损失通常因案而异因人而异，因而不同的案件不同的被害人，误工损失大小不一，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一事实。既然是要解决损失的赔偿问题，那么误工损失的赔偿问题就只能由裁判机关根据损失的具体情况作出判断，预先在立法上作出一刀切式的规定是完全不合理的，更不用说是低标准的限制。条例关于赔偿标准的规定的基本特征是平均主义加低标准主义。人们难以感受到这里体现了充分救济的民事赔偿法的精神。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的限制性规定，笔者在此只想提一个问题，那就是卫生部在起草该规定时到底有没有认真考虑过医疗侵权致人伤残尤其是致人死亡所可能引起的精神损害的严重性。笔者从自己所了解的有关情况(包括笔者的医疗侵权案件)中深切感到，这种精神损害有时是非常深重的(尤其是在如下场合: 患者或患者的亲属满怀着期待和信赖将自己或自己最亲爱的人的健康或生命的命运托付给了医院和医务人员，不是由于病入膏肓不可挽救，不是由于医务人员单纯技术上的差错，而是由于医务人员对患者诊疗的明显的严重失职，甚至是放任不管见死不救，导致原本完全能够救治的疾病未能得到救治，原本不应当发生的严重残疾发生了，原本可能得到或应当得到挽救的生命丧失了)。条例所规定的如此低标准的抚慰金难道能够抚慰那些受到巨大精神痛苦的被害人或其亲属吗?

6．为了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在制定法上与其限制医疗事故赔偿，还不如让医疗事故的受害者同其他侵权的被害者一样有权按照实际赔偿原则获得完全的赔偿。实际赔偿制度的适用对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应当通过限制赔偿，而应当通过其他的政策手段或制度来减轻或回避。

(1) 如前所述，限制赔偿不是条例的目的，而是实现条例的宗旨即保障和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和医学科学的进步的手段。对于这一宗旨本身，即使是要求损害赔偿的医疗事故的被害者大概也不会不赞成。问题不在于目的而在于手段. 我们应当关心这样的问题: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从比较政策论的观点看，限制赔偿这一现行条例采用的手段相对于其他手段是否具有优越性，是否比较值得(即具有较好的效果成本比); 是否存在其他较为优越的手段可以用来取代限制赔偿。以下是笔者的基本看法。

① 首先必须承认，医疗事故赔偿与医疗事业的发展可能存在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关系。其一是医疗机构的财务状况因医疗事故赔偿金的支付而恶化，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因此而下降。如果这种情况严重到一定的程度，医疗事业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会受到不利的影响。其二是医疗机构的服务和管理质量，医务人员的职业责任感和诊疗水平因医疗事故赔偿而得到提高，医疗事业的发展因此而得到促进。在考察医疗事故赔偿与医疗事业的发展的关系时，不应当像答记者问和条例起草者那样，只见前者，无视后者。

② 减轻或回避医疗事故赔偿对医疗事业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的手段或方法可能有若干种，其中包括最近在我国医疗赔偿议论中成为热门话题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主张限制赔偿的答记者问也非常关注这一制度)。因此，限制赔偿只不过是手段之一，并非唯一的手段。既然存在若干种选择方案，政策制定者就应当利用效用成本分析，对各种手段作出适当的评价，选择效用较大成本较小的手段或手段的组合。

③ 比较而言，限制赔偿是得不偿失的，效用成本比是较差的(相对于医疗责任保险)。第一，在效用方面，限制赔偿的效用在某种意义上是比较差的。限制赔偿的特点是医疗机构对超出限定范围和标准的损失不予赔偿，对未超出限定范围和限定标准的损失仍应赔偿。所以，限定赔偿制度只能限制医疗事故赔偿对医疗事业可能发生的不利影响。与此不同，医疗责任保险的特点是保险范围内的损失由保险机构承担赔偿，医疗机构只有在损失超出保险范围和标准的情况下，就超出部分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在发生医疗事故的情况下，只要损失未超出保险范围，医疗机构就无须赔偿，医疗事业因此就不会受到因赔偿而带来的不利影响。当然，事情总是存在两个方面。由于限制赔偿仍属事后责任制，只要不发生医疗事故，医疗机构就不存在花钱赔偿的问题。医疗责任保险则属于事先花钱(支付保险费)回避或减少赔偿风险的制度，保险金的支付与是否真的发生医疗事故无关。支付保险金必然加重医疗机构的负担，从这个意义上讲，医疗责任保险也可能会给医疗事业带来不利影响，尤其是在保险费负担过重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在美国似乎比较严重)。不过笔者还是认为，至少在我国的现阶段，谈论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负面作用的问题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我国最近才兴起的医疗责任保险，至少在保险费率上还是相当低的(当然，笔者不排除在对医疗事故赔偿实行实际赔偿原则的情况下，保险费率有可能上涨)[60]。第二，在成本方面，限制赔偿的成本显然是比较高的。其中最大的成本在于，它是以限制患者获得完全赔偿的权利为代价的。随着个人化的人权观念在我国社会的逐步确立，这个代价的性质就会变得更加严重。与此不同，医疗责任保险却在客观上有助于患者获得应当获得的赔偿，有助于对患者权利的充分救济(在未加入责任保险的医疗机构发生了损害额高于其偿付能力的医疗事故的情况下，患者获得赔偿的权利将得不到完全的实现)。

(2) 这里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情况。① 卫生部汇报表明，卫生部在选择限制赔偿政策时，与其在起草办法时[61]不同，没有将我国尚未健全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这一情况作为理由。据此笔者推测，也许在卫生部看来，　即使我国建立了比较健全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医疗机构大都加入了医疗责任保险，只要我国的医疗事业仍然具有公共福利性的事业，我国的经济水平还不够高，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仍然有限，就仍然应当坚持实施限制赔偿这一特殊政策。② 答记者问虽然特别强调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对于解决医患之间在赔偿问题上的矛盾，对于兼顾患者的权益和医疗事业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但并未主张以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来取代现行的限制赔偿制度。

在笔者看来，卫生部汇报之所以会无视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所具有的双重功能―既有助于患者权益的切实保障，又有助于减轻医疗事故赔偿对医疗机构的自身利益和服务能力的影响，没有注意到这一制度所具有的替代（尽管未必是完全替代）限制赔偿制度的重要价值; 答记者问之所以会在论述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意义时也没有提到该制度所具有这种替代性，这不仅与二者所强调的限制赔偿政策的事实根据论有关，而且可能与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并且应当牺牲个人利益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有关。 (三) 对其他相关问题的评论

1．关于对漫天要价和天价判决的忧虑

无论是答记者问还是卫生部汇报，对医疗事故被害人追求金钱赔偿的欲望，似乎都很忧虑。她们似乎担心，如果不事先明确对医疗事故赔偿的范围和标准作出明确的限制并明确排除民法通则的适用，患者在医疗事故案件中就会设法尽量利用实际赔偿原则漫天要价，在最高法院采用并用原则的办法时代曾经出现过的所谓天价判决就会重现。面对这种忧虑，笔者的疑问是，在卫生部和最高法院看来，我国医疗事故赔偿的水准，我国患者的生命健康利益的实际价值，到底是合情合理的，还是低得不尽情理的? 所谓的漫天要价和天价判决，难道真的已经到了离谱的地步，并有四处蔓延之势，以至于有必要在立法上对医疗事故赔偿的范围和标准作出现行条例这样的限制，有必要在案件审理上排除民法通则的适用 ?

2．关于国穷则人命贱的逻辑

关于我国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利益的损害赔偿问题，长期以来，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那就是国穷则人命贱。在这种观点看来，中国既然是个人口众多的穷国，既然与那些人口不多的富国存在着如此明显的天壤之别，那么，对中国的老百姓而言，他们可期待的生命健康利益的价值就应当远远低于富国老百姓所能期待的价值。如果有人不顾“贫穷”这个国情，想要提高自己个人的生命健康价值，那就是想入非非的漫天要价，就是无理要求，或者就是想借医疗事故来敲竹杠发横财。在笔者看来，国穷则人命贱的逻辑尽管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无可奈何的命中注定，但对于我国赔偿政策的制定和我国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利益的法律保障而言却是非常有害的。作为赔偿政策的制定机关和适用机关，应当警惕和肃清这种观点的影响，应当从人权保障的观点出发，反省现行的赔偿政策和裁判方针所存在的问题，探讨新的比较好的解决赔偿问题的方策。

3．关于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比喻

在支持条例的限制赔偿规定的议论中，有个听起来似乎非常通俗易懂实际上却令人难以理解的说明，即“羊毛出在羊身上”。其意思是说，医疗事故赔偿实际上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还是要分摊到所有患者身上，而不是由国家出资赔偿。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应适用条例所规定的较低赔偿标准，是可以理解的[62]。笔者的疑问是， ① 按照羊毛论的逻辑，既然医疗侵权赔偿的最终拔毛者不是医疗机构而是广大患者，那么，医疗侵权赔偿制度在事实上岂不成了制裁广大患者的制度，成了对医疗事故机构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民事制裁意义的制度? 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取消而不是限制医疗侵权赔偿不是更具有合理性吗? 我们有什么理由要让广大无辜的患者去当医疗事故机构的替罪羊，为了某个特定受害者的损失而拔毛呢? 诸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责任法那样的加重型或严格型的民事责任法，由于会导致广大消费者被拔去更多的毛，岂不都成了更不尽情理的法律? ② 羊毛论到底有多少事实根据呢? 它能够确切反映医疗损害赔偿金负担的实际状况吗? 它将医疗事故被害患者与广大患者的利益关系视为对立的关系，这在事实上难道能够说得通吗? 羊毛论应当成为医疗事故赔偿政策的制定依据和医疗案件审理的法律适用选择的依据吗? ③ 医疗事故的被害患者会被羊毛论说服吗? 她们难道会为了其他患者的就医利益而作出自我牺牲，心甘情愿地接受较低的赔偿标准吗? 广大患者会为了自己的就医利益而支持羊毛论吗? 她们难道会因此而放弃自己在遭遇医疗事故时请求完全赔偿的权利吗? 即便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她们会赞同羊毛论吗? 她们难道不怕一旦承认了羊毛论，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千方百计向广大患者转嫁赔偿负担，因此必将招来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吗?

4．关于分配的公正论

答记者问所强调的双赢论也好，卫生部汇报所主张的兼顾论也好，都表明以公正公平为医疗事故赔偿政策的价值取向，反对不顾其他有关方面的利益，只考虑对被害人的权利救济。在支持赔偿限制政策的一些文章中有一种观点叫做“分配的公正”。在这种观点看来，医疗侵权损害赔偿实质上是将医疗资源这一具有公共性的社会财富(由国家、社会和医疗机构所投入或创造的，为不特定多数患者所共享的财富)的一部分分配给医疗侵权的特定被害人个人。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标准实质上就是在被害人个人和广大患者之间分配医疗资源这一社会财富的标准。赔偿范围越宽，赔偿标准越高，意味着流入被害人个人的口袋里的医疗资源就越多，为广大患者所共享的医疗资源就越少。如果将民法通则所体现的实际赔偿原则适用于医疗事故的赔偿，那么就可能会导致医疗资源在被害个人和广大患者之间的不公正的分配。条例限制赔偿就是从分配的公正这一观点出发调整医疗资源在被害个人和广大患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使其比较公正。

笔者承认，医疗损害赔偿制度的设计，如同其他任何涉及到(无论是直接和还是间接的)社会性财富的分配问题的法制度的设计一样，应当考虑分配的公正。但是，公正是一个相对性的观念，利害关系的各方可能各有自己的公正观，并且可能互相对立，既定的对利害关系各方都是公正的客观标准并不存在。有利害关系的任何一方(包括代表国家投资利益的官方)都不应当把自己认为的公正说成是利害关系各方共有的公正。依笔者之见，分配是否公正的问题，与其说是实体问题还不如说是程序问题。法定的分配标准是否具有公正性，只能以其是否是通过具有相当代表性的、公开并且民主的协商、交涉、表决的方式作出的为判断标准。

第4篇

一、《侵权责任法》与《民法通则》、《民通意见》的差别

关于监护人责任制度，一般认为《侵权责任法》所确立的制度，相对于先前以《民法通则》为基础的监护人责任制度，并没有发生重要变化，甚至可以说是基本上沿袭了先前的做法。[1]402-403这样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如果我们对比《民法通则》第133条和《侵权责任法》第32条，就会发现两个条文基本上是类似的。

《民法通则》第133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

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适当赔偿，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

《侵权责任法》第32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

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但仔细观察，还是可以发现二者存在一些差别。首先，《侵权责任法》把监护人承担的责任的性质明确为“侵权责任”，而《民法通则》中的表述为一般性的“民事责任”。其次，《民法通则》第133条第1款第2句中的“适当”二字在《侵权责任法》第32条第1款第2句中被取消了。再次，《民法通则》第133条第2款第2句中的“不足部分，由监护人适当赔偿”中的“适当”二字，在《侵权责任法》第32条第2款第2句中被取消了，代之以“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最后，《民法通则》第133条第2款中最后的但书，也就是“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在《侵权责任法》中被取消了。条文上的这些差别，是否具有重要意义，抑或仅仅是一种文字用语上的差别，本文将具体分析。在展开分析之前，还需要提到另外一处涉及监护人制度的法律条文。

1988年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148条：

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连带民事责任。

教唆、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侵权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教唆、帮助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主要民事责任。

对于类似的问题，《侵权责任法》第9条也作出了规定：

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教唆、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对比这两个条文可以发现，《民通意见》第148条的规定与《侵权责任法》第9条的规定存在重要差别。前者区分无行为能力人与限制行为能力人，针对二者确立不同规则；后者则原则上一体对待，不加区别。《侵权责任法》颁布之后，有学者注意到这两个条文之间存在的差别，并且加以论述和分析。但大多数研究，只是把这两个条文局限于教唆、帮助侵权制度，没有把它与监护人责任制度结合起来。事实上这两个条文涉及的虽然是教唆、帮助侵权行为，但也有针对未成年人侵权以及监护人责任承担的具体规定，因此可以说是与监护人责任制度存在重要关联的条文。在研究监护人责任制度时，对这两个条文必须加以关注，否则就可能失去了理解《侵权责任法》所确立的监护人责任制度的一个重要线索。

二、对差别的可能的解释

《民通意见》第148条与《侵权责任法》第9条之间存在的差别，究竟具有何种规范意义，不同学者的看法存在很大差别。[2]534-538本文所关注的则是，从《民通意见》第148条的规定到《侵权责任法》第9条的规定，发生了何种意义上的逻辑转换。为此必须探求第148条可能具有的逻辑内涵。

从条文的结构来看，第148条第1款不会导致解释上的疑难问题。根据上下文，这里所指的应该是教唆、帮助完全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情形。这时教唆者、帮助者与被教唆者、被帮助者成立共同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问题出在第2款与第3款上。第2款提到，教唆、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侵权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对这样的表述，可能的理解是，在这种情况下，教唆者、帮助者为单独的侵权人，应当独自承担民事责任；与此同时，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承担任何责任。虽然条文上没有明确指出教唆者、帮助者是单独的侵权人，但从第3款的表述来看，这几乎是唯一可能的理解，否则的话，第2款与第3款的区分就没有任何意义。接下来的第3款规定：“教唆、帮助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主要民事责任”，则存在诸多解释论上的疑难。这里所指的“共同侵权人”，除了教唆者、帮助者之外，究竟指的是谁，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本人，还是其监护人？此外，这里既然承认存在共同侵权的情况，为什么不按照第1款所确立的规则来处理，也即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而是要区分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第1款与第3款如何协调？更加复杂的问题是，《民通意见》第148条第2款的规定如何与《民法通则》第133条第2款的规定进行衔接。假如一个具有自己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他人的教唆之下，造成某第三人的损害，根据前者规定，完全应该由教唆者承担责任，无行为能力人不承担任何责任；但根据后者规定，无行为能力人似乎又要无条件地承担责任。这二者显然是相互矛盾的。克服这一矛盾的一个方法是把《民法通则》第133条第2款规定针对的情形进行限缩解释，认为不包括由他人教唆或帮助所导致的无行为能力人侵权。但是这一方案又会导致新的问题：第2款的规定同时包括了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情况，并且是不加区分的，限缩解释可以说完全超出了可能的文义范围，因此很难得到认同。

导致《民通意见》第148条解释论上的困难的根源在于，该条实际上以一种隐含的方式引入了侵权能力概念，并且确立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无侵权能力，限制行为能力人以及完全行为能力人具有侵权能力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够理解《民通意见》第148条的内在逻辑。这样的话，第2款规定的理由在于，当某人教唆、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时，因后者不具有侵权能力，因此其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评价意义，充其量只是教唆人、帮助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一个工具，因此教唆人、帮助人为侵权人，是唯一的承担侵权责任的主体，被教唆、被帮助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承担任何法律上的责任，其监护人也不承担任何责任。第3款规定的理由在于，当被教唆、被帮助的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因为后者具有侵权能力，所以其行为具有法律上的评价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教唆者、帮助者与被教唆、被帮助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构成共同侵权行为，都必须承担侵权责任，考虑到限制行为能力人在心智发育上的确处于不成熟的阶段，所以教唆者、帮助者承担主要民事责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承担次要民事责任。

对《民通意见》第148条的这一解释，将会产生一些非常有意味的推论。首当其冲的就是侵权能力概念的引入问题。我国民法主流理论认为，基于《民法通则》第133条的规定，我国民法上并不承认一个不同于民事行为能力概念的侵权能力概念。换言之，侵权能力概念是被民事行为能力概念吸收了的。这样说来，《民通意见》第148条与《民法通则》第133条似乎存在不协调之处。考虑到《民通意见》本来是对《民法通则》的贯彻实施的一个解释性的法律文件，原则上不能修正《民法通则》所确立的基本规则，因此长期以来，《民通意见》第148条可能的解释论上的意蕴，并没有得到学界足够关注。绝大多数学者关于监护人责任的讨论，忽略了这一条文。即使那些主张在中国民法制度中应该引入一个不同于行为能力的侵权能力，并以此为基础来重构中国的未成年人侵权制度的学者，也很少借助于《民通意见》第148条作为论据。

其次会产生的问题就是，在解释论的层面上融合《民法通则》第133条与《民通意见》第148条时将要面临的困难。关于教唆、帮助无行为能力人的情况，上文提到可以对《民法通则》第133条进行限制性的解释来实现，也就是说，这一条文中所指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不包括无行为能力人因为受到他人的教唆、帮助从事侵权行为从而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况。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为受到他人教唆、帮助从事侵权行为，《民通意见》第148条第3款，必须根据《民法通则》第133条的精神来解释。换言之，这里所指的共同侵权行为人是指教唆人、帮助人与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而非限制行为能力人本人)。问题是，这样的解释很难说得上是一种融贯的解释，因为它直接违反两个条文可能的字面含义。因此，两个条文之间存在的矛盾不容否认。

考虑到这样的因素，《侵权责任法》第9条与《民通意见》第148条的差别就是可以理解的：前者恰恰是为了解决上述矛盾而作出了变动。在《侵权责任法》第9条所确立的框架之下，不再区分无行为能力人与限制行为能力人，而是一体对待。因此，可能被解释出来的侵权能力概念被彻底消除。并且，似乎是为了进一步回避这一问题，《侵权责任法》第9条第2款甚至避免使用“共同侵权”的表述。这也导致界定该款中提到的监护人应当承担的责任的性质的困难。

三、《侵权责任法》32条对《民法通则》133条的完善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在监护人责任问题上，《侵权责任法》对《民法通则》所确立的体制可谓是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发展表现在《侵权责任法》第9条对《民通意见》第148条的修改之上。通过这一修改，避免了原先存在于《民法通则》第133条与《民通意见》第148条之间可能的逻辑上的矛盾。此外，《侵权责任法》第32条对《民法通则》第133条的发展也不容忽视。

首先，《民法通则》第133条第1款中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在《侵权责任法》第32条第1款中改变为“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这一修改进一步明确了监护人承担的责任的性质：这是由监护人承担的侵权责任，侵权人是监护人，而不是造成他人损害的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监护人承担责任的基础是其监护职责的存在及违反。值得强调的是，虽然监护人责任规定在“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的第四章，这并不意味着监护人责任在性质上是替代责任。如果监护人责任在性质上是一种替代责任，那么就是监护人替代被监护人承担本来应该由后者承担的侵权责任。但问题是，在中国民法上并不承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侵权能力，所以后者虽然造成他人损害，但是其行为并不能在法律上评价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自己的侵权行为。相比之下，《民法通则》的表述比较含糊。因为民事责任的范围比侵权责任的范围要广一些(比如说可能是一种垫付责任，基于特定的监护法律关系而产生的代为履行责任等等)，因此“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并没有明确究竟是什么性质的责任，这就导致解释论上可能存在的歧义。

其次，《民法通则》第133条第2款第2句中的表述“不足部分，由监护人适当赔偿”，在《侵权责任法》第32条第2款中改为“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二者相比，后者取消了“适当”二字。对于这一修改，有学者认为主要是为了避免逻辑上的矛盾。[3]287因为既然在被监护人没有自己的财产的情况下，监护人本来就应该针对受害人的损害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那么当被监护人有自己的财产却不足以支付全部赔偿费用时，监护人更加应当就所有的不足部分给予赔偿了。如果只是“适当”赔偿，就会导致一种逻辑上非常悖谬的事情：被监护人拥有部分财产的事实，竟可以成为监护人不承担义务的一个理由。

在笔者看来，这一修改的更加重要的价值在于进一步明确了监护人作为责任承担主体的法律地位，也为理解第32条第2款提供了重要线索。一般来说，“适当赔偿”表明的往往是一种衡平意义上的赔偿义务。《民法通则》中的这一表述，在解释论上可能会产生某种监护人不是本来意义上的赔偿义务人，而只是基于某种考虑(比如说公平责任)，才要求其适当赔偿。这样的模糊性，也导致学者把《民法通则》第133条的基本结构理解为一种第1款与第2款相互平行，以“有无财产”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的结论。并且以此为基础，认为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财产的情况下，监护人承担的只是一种补充责任。[4]151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存在根本错误的观点，完全违背法律的基本逻辑。准确的解释思路应该是，《民法通则》第133条(以及相应的《侵权责任法》第32条)第1款与第2款之间并非一种平行的关系，而是以第1款为基本规则，确立的是监护人责任制度，第2款只是处理特殊情况下，为了给予受害人以充分救济，对监护人与被监护人责任财产相互区分的原则予以突破，授权法官可以从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但是这种特殊处理方法，并非否认由监护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一般性的规则。[5]有学者对笔者的这种解释思路所追求的目标表示赞同，但是认为这样的解释思路，违反立法者原意。①

如果结合《侵权责任法》表述上与《民法通则》的区别，就可以发现，笔者所主张的解释思路并非没有依据。尤其是考虑到，把本来容易导致歧义的“适当”二字取消后，就进一步凸显了《侵权责任法》第32条第2款中，监护人作为赔偿责任主体的定位。立法者对法律条文的调整不可能是随意的，在这里之所以要取消先前《民法通则》相应条文中存在的“适当”二字，目的就是要明确仍然是监护人作为侵权责任主体，而非所谓的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再次，《民法通则》第133条第2款第2句最后部分的但书“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在《侵权责任法》第32条第2款第2句中被取消了。对于这一修改，有学者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促使单位尽职履行监护职责，防止其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同时保证被侵权人受到的损害得到赔偿。[6]162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单位担任监护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电话答复》(1989年8月30日[1989]法民字第23号)为依据。但问题是，这个答复针对的只是《民法通则》第133条第2款，而没有针对第133条第1款。根据第1款，单位担任监护人的，完全应该承担责任。所以《民法通则》第133条第2款中的这个但书，并不是排除了所有情况下单位担任监护人时的赔偿责任。基于这一点，《侵权责任法》第32条第2款取消这个但书的立法目的，很难说是为了强调单位要履行监护职责，而必然是另有意图。

在笔者看来，原先存在于《民法通则》第133条第2款中的但书，其正当性存在很大疑问，在解释论上很难对其给出一个合理说明。如果要勉为其难地加以解释，只能把第133条解释为只针对自然人担任监护人的情况。换言之，这个但书是针对第133条整个条文(而非仅仅针对第2款)的调整对象而设置的例外规定。但这样一来的话，我国的整个监护人制度以及监护人责任制度的内涵都将因此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单位监护人的监护职责的内容也要发生变化。这很难说符合第133条的立法意图。从这个角度看，这是《民法通则》第133条的另外一个“硬伤”。《侵权责任法》果断地取消了这个但书，这样就使得困扰学界的一个法律解释上的难题得以消除。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取消先前存在的但书规定，进一步指明了《侵权责任法》第32条第2款的解释论建构的方向。先前的但书之所以不合理，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根本没有办法与第1款所确定的一般规则相吻合。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第32条第1款与第2款之间并非一种平行的关系，而是原则与例外的关系。

总而言之，《侵权责任法》第32条第2款相对于《民法通则》第133条第2款的两个看似不起眼的变化，其实都是对先前规定的重要完善。这两个变化，都进一步明确了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况下，监护人是承担侵权责任的主体。即使在特殊情况下，需要从作为被监护人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拥有的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这也并未导致后者就成为侵权责任承担者，监护人仍然是责任承担者。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必须改变先前的《民法通则》第133条第2款中存在问题的“不足部分，由监护人适当赔偿”的表述，而采取更加准确的“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的表述。对于《民法通则》第133条第2款中的但书“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的取消，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否则就无法与第1款所确定的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则相吻合。

四、《侵权责任法》第32条与第9条的解释论上的衔接

在《侵权责任法》颁布之后，学界无论是在对第32条的解释上，还是在对第9条的解释上，都存在重大分歧。

对《侵权责任法》第32条的理解，主流观点受到先前学理上对《民法通则》第133条的影响，基本上认为，该条第1款与第2款之间是一种平行的关系。换言之，我国民法在监护人责任的问题上以被监护人是否拥有财产为标准，确立了完全不同的归责制度，在被监护人没有财产的情况下(第1款)，承担侵权责任的主体是监护人；在被监护人有财产的情况下(第2款)，承担侵权责任的主体是造成他人损害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只有在前者财产不足以赔偿全部损失的情况下，监护人才承担一种补充责任。在坚持这种解释论观点的同时，主流观点也从立法政策的角度对这一条的妥当性进行了批评，认为以有无财产作为责任承担的标准不具有合理性。张新宝教授认为，仅以未成年人有无财产及财产多寡而定其责任，完全无视其有无过失，与自己责任的原则大异其趣，其公平、合理性也需要反思。[7]147此外，这一规定的实际效果违反了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立法政策[3]287-288，也会导致一些逻辑上难以解释的困境。[5]

笔者认为，主流观点针对《侵权责任法》第32条的解释，完全沿袭对《民法通则》第133条的理解，不关注二者之间存在的一些重要差别，另外也不注意《侵权责任法》第9条对《民通意见》第148条的根本改变，显然是不合理的。其实这些差别都支持一种更加合理的解释方案。在这种方案中，《侵权责任法》第32条并未以“有无财产”作为确定责任承担的基本依据。第1款与第2款之间并非一种平行并列的关系，而是一般规则与特殊例外的关系，第2款中承担责任的主体仍然是监护人，而不是被监护人。即使出现了从被监护人的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的特殊支付方法，承担赔偿责任的仍然是监护人。这种情况下监护人承担的责任并非所谓的补充责任。在笔者所主张的这种解释方案之下，不存在违反未成年人保护的立法政策问题，也不会导致其他的解释上的难题。更加重要的是，在监护人责任的问题上，《侵权责任法》对《民法通则》的发展完全支持笔者的思路。所以，先前以《民法通则》的规定为支持的思路必须抛弃，而应该代之以与《侵权责任法》的条文表述与内在逻辑相一致的解释思路。

但是仍然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如何在解释论上衔接《侵权责任法》第32条与《侵权责任法》第9条？针对第9条第2款中提到的“监护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应该如何理解，学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结合前文的分析，特别是关注这一条文与《民通意见》第148条的根本差别，就可以对其给出一种恰当的理解。

首先需要确定的是，第9条第1款与第2款之间的关系。很多学者基于先前的《民通意见》第148条，认为这两个条款都是针对共同侵权的规定。但是这样的理解并不准确，因为我国民法原则上否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侵权能力，所以第2款并非针对共同侵权的规定，而是针对第1款所确定的一般规则的排除性的规定。换言之，对于教唆、帮助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原则上不作为共同侵权行为，责任承担者为教唆人、帮助人。这样的处理符合保护未成年人的立法政策判断，也有利于遏制、惩罚那些教唆、帮助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

其次需要明确的是，第9条第2款并没有确定教唆人、帮助人与实施侵权行为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之间的共同侵权关系，因此二者之间也不是一种连带责任关系。这样理解也符合该条第1款与第2款之间的一般规定与例外排除的关系。

再次，基于上面的分析，可以确定第9条第2款中的监护人承担的责任是一种特殊的补充责任。这一责任的特点是，它是一种顺位在后的责任。也就是说，原则上必须以教唆人、帮助人作为责任承担主体，只有在他们的财产不足以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才可能追究监护人的责任。但是监护人承担这一责任以其未尽到监护责任为前提，因此性质上是一种过错责任，必须由相对方证明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监护人承担责任的范围必须与其未尽到监护职责的过错程度相适应。在考虑监护人过错因素的时候，被监护人的年龄、智力状况应该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8]81关于监护人承担责任之后是否可以向教唆人、帮助人追偿的问题，笔者认为考虑到监护人本来就是在教唆人、帮助人已经不能承担赔偿义务的前提之下才承担责任的，并且监护人本来在监护职责的履行上就存在一定的过失，因此不宜认可监护人针对教唆人、帮助人的追偿权。

最后需要阐述的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衔接《侵权责任法》第32条与第9条第2款的问题。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存在于学界的许多解释论上的困惑和混乱都来自于这个问题。从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的角度看，笔者认为必须对第32条所调整的范围进行限缩解释，将其限缩解释为只针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未受到第三人的教唆、帮助的情况下，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形。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由监护人承担一种不可推翻的推定过错的责任才是合理的。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被监护人的致害行为的发生，才可以被认为与监护人的监护过失之间存在一种难以推翻的联系。但是当被监护人的致害行为是由第三人的教唆、帮助所引起时，上述推定就当然失去了正当性。所以，第9条第2款中虽然也提到监护人的责任承担问题，但它与第32条中的监护人责任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而是一种过错责任，应该适用过错责任的一般规则。②

至于说，当监护人基于第9条第2款承担责任的时候，是否可以类推适用第32条第2款，笔者认为，在接受笔者针对第32条第2款提出的解释论方案的前提之下，在监护人存在过失，但是不具备赔偿能力的前提之下，可以类推适用第32条第2款的规定，从被监护人的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

注释：

①程啸：《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88页。但是笔者认为，在这里立法者的原意究竟是什么，还需要深入的研究。通过正式的法律条文变化而探究出来的立法意图，应该比人大法工委编辑的出版物中表达的学术观点更加接近立法者原意。

第5篇

1.自然人的概念

所谓自然人，是指基于自然规律出生而享有法律人格的人。自然人和公民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公民，是指具有某一国家国籍的自然人。我国的公民，是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自然人。所以，公民只是自然人的一部分，自然人的范围比公民广，包括公民、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但我国《民法通则》采用的是“公民(自然人)’’的表述方法，所以，在我国民法上，公民就是指自然人。

2.自然人的住所

自然人的住所，是指自然人生活和进行民事活动的中心场所。

我国《民法通则》第15条规定：“公民以他的户籍所在地的居住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9条规定，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最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住医院治疗的除外。公民由其户籍所在地迁出后至迁入另一地之前，无经常居住地的，仍以其原户籍所在地为住所。

自然人住所具有下列法律意义：

(1)可以确定自然人的民事权利享有地和民事义务承担地。

第6篇

诉讼时效分为一般诉讼时效和特别诉讼时效。我国《民法通则》,中规定了三个时效期间。《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有二年的时效期间,《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有一年的时效期间,和《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有二十年的时效期间。《民法通则》中所规定的二年、一年和二十年三个时效期间,究竟是一般诉讼时效还是特别诉讼时效,我国法学界对这一个问题的认识是不一致的。第一种意见认为,一般诉讼时效是指民法典统一规分的、当法律无其他特别规定时,都应遵照执行的时效期限。而特别诉讼时效是由法律、法令、单行法规等特别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限。因而他们认为《民法通则》中所规定的二年、一年和二十年的时效期间都是一般诉讼时效。第二种意见认为,《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二年时效和《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二十年时效才是一般诉讼时,而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一年时效则是特别诉讼时效。第三种意见认为,《民法通则》中规定的二年和一年才是诉讼时效,而第一百三十条中规定的二十年期间,既不是一般诉讼时效,也不是特别诉讼时效,它根本不是诉讼时效。笔者认为,在上述的三种意见中第二种意见是较为可取的。

一般诉讼时效通常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的因为民法典是普通法,可在全国范围内适用一切民事法律关系。特别诉讼时效通常在法律、单行法规中加以规定,因为单行法律和法规属特别法,只能适用特定范围的民事法律关系。但判别一般诉讼时效和特别诉讼时效,应该按照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来加以确定,而不宜按照诉讼时效是在何种法律文件中规定来进行区分。

一般诉讼时效,是适用一切民事法律关系的诉讼时效。除法律、法规另有特别规定外,其他一切民事法律关系都应遵照执行一般诉讼时效期间。这就是说,一般诉讼时效除不适用有特别诉讼时效规定的那些民事法律关系外,其他一切没有特别诉讼时效规定的民事法律关系都能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和《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从权利被杀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这里规定的二年和二十年都没有限定适用的范围,自然可以适用一切的民事法律关系,因此,二年和二十年都是一般诉讼时效期间。

特别诉讼时效,是仅适用那些特指的民事法律关系的诉讼时效。它不能适用特指范围以外的其他民事法律关系。《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所规定的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明确指明只适用下列四种特指的民事法律关系,即:(一)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二)出现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三)延付或拒付租金的,(四)寄存财物被丢失或者损毁的。由于这里规定的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只能适用于上述四种特指的民事法律关系,而不能适用其他的民事法律关系,因此,一年诉讼时效是特别诉讼时效,而不是一般诉讼时效。

特别诉讼时效,是根据某些民事法律关系的特殊性质而特别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通常比一般诉讼时效期间短,但也有特别诉讼时效期间比一般诉讼时效期间更长。例如,寄存财物被丢失或者损害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铁道部一九八一年《铁路货物运输规程》第49条规定,“铁路同发货或收货人相互间要求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间为一百八十日,但要求铁路支付货物运到效期罚款的有效期间为六十日。”这些特别诉讼时效期间,都比一般诉讼时效期间二年为短。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货物买卖合同争议提起诉讼的期间为四年。它就比一般诉讼时效期间二年更长。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二十年期间,究竟是不是诉讼时效呢?有人认为,第一百三十七条但书规定的二十年期间,不是诉讼时效,而是除斥期间。他们的主要论据有两点:第一、根据传统民法理论,诉讼时效只有一般诉讼时效和特别诉讼时效。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一般诉讼时效为二年,规定特别诉讼时效为一年,把二十年理解为诉讼时效缺乏理论根据,第二、《民法通则》规定,“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不是延长二十年这一除斥期间。二十年既具有不容伸缩的特征,就符合除斥期间的规定。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除斥期间,又称预定期间,是指法律对某种权利所规定的存续期间。这就是说,权利人的权利仅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存在,而在期间届满权利人的权利就随之消灭。除斥期间与诉讼时效二者在表面上很相似,因为二者都是规定权利人的权利仅在法定期间内存在,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期间届满权利就不再受法律保护。但是,除斥期间与诉讼时效二者在性质和效果方面是不相同的。因此,把二十年看成除斥期间是不妥的。

《民法通则》中规定的二十年与《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的二十年,是不是都是诉讼时效期间呢?《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

这里规定了二年和二十年两个期限,而这两个期限的性质是不相同的。从法律条文的规定可以看出二年期限是诉讼时效,因为条文明确指出二年是“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提起诉讼的期限就是诉讼时效,条文还规定二年期限是

“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这也符合诉讼时效期间是从权利人能行使请求权之时起算的特征。而且《继承法》规定的二年期限,还可因法定事由中止和中断。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一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致继承人无法主张继承权利的,和“遗产继承权纠纷确在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的期间,可按户止诉讼时效处理。又指出,“继承人因遗产继承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时效即为中断。’所以,《继承法》规定的二年期限与《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期限完全相同的,都是诉讼时效期间,

但是,《继承法》第八条但书规定的二十年,与《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但书规定的二十年,却有明显的不同。首先,《继承法》规定的二十年,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计算,也就是从继承人实际取得继承权利之时开始计算,而《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十年诉讼时效期间,是

“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的,也就是从权利人能行侠请求权之时起算。其次,《继承法,规定的二十年是不得因任何事由而伸缩,没有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一九八五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条指出,自继承开始之日起的第十八年至第二十年期间内,继承人才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犯的,其提起诉讼的权利,应当在继承开始之日起的二十年之内行使,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行提起诉讼。”这说明《继承法》规定的二十年是不得延长的不变期间。在任何情况下继承人都必须在二十年内行使权利,超过二十年权利就丧失。而《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十年,如“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再次,《继承法》规定的二十年如果超过了,继承人选“不得再提起诉讼。”这说明二十年期间届满就发生消灭权利本身的效力。而《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十年如果超过了,人民法院是不予保护。权利人的权利本身并未消灭,超过二十年权利人仍然有权起诉,从以上几方面说明《继承法》规定的二十年是除斥期间,不是诉讼时效期间。它与《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十年是有明显的不同。

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各国一般都是从请求权发生时开始计算。例如,悔意志联邦共和国民法典第198条规定,“消灭时效自请求权产生之时起算”。苏俄民法典第83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限从当事人得知或者应当知悉其权利遭受侵犯之日起开始计算。日本民法第111条规定,消灭时效自权利得以行使时起进行。我国的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也采用这一起算原则。《民法粗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权利人既然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他人侵犯了,他就能够行使请求权,而权利人能行使请求权却不行使权利,诉讼时效期间从这个时间开始计算是合适的。但是,如果权利人确实不知道也无可能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他人侵害,权利人虽有行使请求的权利,却因不知道权利被侵害而无法行使请求权。在这种情况下,诉讼时效就不能从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时起算,但也不能没有时间的限制,否则诉讼时效就失去意义。为适应这种情况,法律另外规定诉讼时效的起算办法,并将时效期限放宽一些。《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这就是说,权利人不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情况,诉讼时效期间就从权利被侵害时计算,时效期间是二十年,超过二十年期限就丧失请求权,只有特殊情况人民法院才给予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诉讼时效期间,从请求权发生时开始计算,是一般的原则规定。由于各种民事法律关系性质不同,它们的诉讼时效期闻的起算,也就不完全相同。一般有下列几种通用的起算办法。(1)有约定履行期限的债务关系,诉讼时效期限应从履行期限届满时开始计算。 (2)没有约定履行期限的债务关系,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各国的规定不同。我国诉讼时效期限较短,对没有约定履行期限的债务关系,诉讼时效从债权人提出请求并始计算,有利于保护债权,也适应我国民间习惯。(3)因侵权行为而发生的损害赔偿之债,应从受害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时计算诉讼时效。(4)附有延用条件的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条件成就之日起计算。

在正常情况下,诉讼时效期间应该从开始连续计算,直至时效期间届满为止。但在诉讼时效期间进行中,有时因发生一定的法定事由,致使诉讼时效不能在法定时效期间届满时完成。时效完成的障碍有两种,一种叫时效中止,一种叫时效中断。

第7篇

一、身体权的基本问题

在我国民法和实践中，对于身体权是否是自然人的一种独立民事权利，通说持否定态度，只承认公民享有生命权、健康权，不承认身体权为一种独立之民事权利。何孝元先生认为身体是有形的，且人死亡后的尸体，当然归其继承人所有。故身体权为所有权之一种。①陈汉章、刘心稳等学者则认为身体权为健康权之，因为健康权的内容是肉体器官完整、及其生理功能的完整性。②自然也有学者认为身体权是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为公民所享有，并与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相区别，各个为独立的民事权利。③梁彗星先生也认为身体权是一种独立的人格权。④之所以主张我国法律不承认身体权是一种独立的人身权，原因无非是民法通则中没有在“人身权”一节明文规定身体权，只是规定了“生命健康权”，因此不认为身体权是一项独立民事权利。

我个人认为，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

1.《民法通则》对身体权是有规定的。《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损害的”，应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司法解释中，第146条和第147条两次提到“侵害他人身体”的情形。不难看出，民法及其司法解释均明文提及了“公民身体”，给确认公民身体权为独立之民事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

2.认为《民法通则》中没有明文规定“身体”是一种权利，即不能认为其为民事权利的观点，不足以成立。《民法通则》虽然以相当篇幅对人身权做了规定，然而仍嫌单薄。《民法通则》是一个关于民事权利的宣言，它规定了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还有许多民事权利没有规定进去。民法本质是人法。二战后各国对人身权的保护均相当注意，主义的民法更应如此。《民法通则》没有规定的民事权利就不成其为民事权利的观点，不具有说服力。例如，早已为公众所承认的隐私权，作为一种基本民事权利，在《民法通则》中甚至宪法中并没有规定。

3.古今中外诸多法律都对身体权给于了确定。清朝末期，清政府编纂《大清民律草案》时，在第955条、第960条明确了身体权为公民之民事权利。早在《德国民法典》问世时，就将生命、身体、健康、自由作为公民四大生活利益，宣告了身体权是公民的基本民事权利。

4.身体权与健康权既相互联系，又有严格的区别。身体权是自然人对其肢体、器官和其他组织的支配权。健康权则是自然人以其器官乃至整体功能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它的客体是人体器官及各系统乃至身心整体的安全运行，以及功能的正常发挥。二者区别有三：首先、身体权以身体为客体，健康权以健康为客体；其次，身体权侧重强调身体组织的完整性，健康权则侧重于身体功能的完整性；第三、身体权是公民对自己身体组成部分的支配权，健康权则没有明显的支配性质。

身体，指“一个人或一个动物的生理组织的整体”，即“人和动物的躯体”。 ⑤任何人破坏公民身体之完整性，就构成对公民身体权的侵害。应当强调的是一种整体观念，换而言之，公民身体的（bodily），是肉体的整个构成或附属于身体的所有部分。⑥自然人赖以生存的身体作为一个整体，不可转让。但是法律伦理，允许血液、皮肤甚至个别器官的转让，以服务于救死扶伤的医疗目的。这就涉及到公民对其肢体、器官由支配的权利，任何人都无权决定其转让。如果任何人违背公民自己的意志，强行索取、使用公民身体的组成部分，就是侵犯了公民对其身体组成部分的支配权-身体权。

二、侵害身体权的行为方式

第8篇

雇员受害赔偿纠纷案件是律师在办理侵权责任类型案件过程中经常碰到的一种典型案件，由于法律和司法解释对这类案件的归责原则的规定不断在发生变化，特别是侵权责任法正式颁布后，归责原则较以前又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这对律师在实务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也需要不断的随着变化。对于这类案件归责原则的具体规定及前后的变化，本文作如下肤浅的探讨。

雇员受害赔偿纠纷案件的归责原则从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最开始的过错责任到目前还适用的无过错责任，马上随着《侵权责任法》的实施又要回归到过错责任。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的实施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解释）颁布前，人民法院在审理雇员受害赔偿纠纷案件时，基本适用的是过错归责原则。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没有把雇员受害赔偿纠纷纳入特殊侵权的范围，在具体司法实践过程中，以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为主张权利的一般条款，以一百一十九条为具体赔偿项目的请求依据。虽然2000年10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民事案由规定（试行）》首次明确提出雇员受害赔偿纠纷的案由并把它纳入特殊侵权的类型范围，但因为缺少明确的实体法律适用依据，在这一阶段，发生雇员受害赔偿纠纷案件，人民法院基本上都是以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作为判决依据，适用过错归责原则，具体考虑当事人之间是否有过错和过错程度的大小来具体划分双方应当承担的责任。

人身损害解释颁布后，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了雇员受害赔偿纠纷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该司法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该法条的前半部是完全的无过错责任，后半部是赋予赔偿权利人有选择权的一种替代责任，如果赔偿权利人选择向雇主举张权利，同样是适用的是无过错的归责原则。虽然人身损害解释第二条第二款规定：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确定赔偿义务人的责任时，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但因为当时没有法律明确规定雇员受害赔偿纠纷适用无过错责任，而适用无过错责任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又必须应该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所以司法实践中就产生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依据民法通则这一基本法的规定，雇员受害赔偿纠纷应该适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而具体判案过程中，人民法院基本上都是适用人身损害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完全采用的是无过错的归责原则，并且这也是实务界的普遍认同的做法。

《侵权责任法》颁布后，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该法条又完全改变了人身损害解释第九条和第十一条的规定，依据该条规定，雇员在雇佣活动中造成他人损害的，采取的是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的雇主替代责任，完全不再考虑雇员是否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节，雇员也无须再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雇员再雇佣活动中自己受害的，明确规定了适用过错归责原则，雇主承担责任的大小将根据自己是否有过错和过错程度的多少来判定；雇员在雇佣活动中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损害的，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七条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无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明确了采用无过错归责原则的特殊侵权类型案件必须要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而《侵权责任法》没有把这类案件纳入特殊侵权范围，显然只能适用过错归责原则，也就意味着雇员因第三人造成损害的，以后雇员只有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这个一般条款的规定，只能向第三人举张权利，而再也不能依据无过错原则向雇主举张权利了。

第9篇

关键词：雇员受害赔偿

第10篇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这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那么，要确定买卖合同的管辖，就应首先确定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

被告住所地，应依据《民法通则》第十五条、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条确定。

买卖合同履行地应如何确定呢？在此我想重点谈谈这个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条规定：购销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对交货地点有约定的，以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没有约定的，依交货方式确定合同履行地：采用送货方式的，以货物送达地为合同履行地；采用自提方式的，以提货地为合同履行地；代办托运或按木材、煤炭送货办法送货的，以货物发运地为合同履行地。

购销合同的实际履行地点与合同中约定的交货地点不一致的，以实际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

同时《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地点交付标的物。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

（一）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应当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以运交给买受人；

（二）标的物不需要运输，出卖人和买受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标的物在某一地点的，出卖人应当在该地点交付标的物；不知道标的物在某一地点的，应当在出卖人订立合同时的营业地交付标的物。

综合上述规定，可否这样理解？

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可以适用下列规定确定合同交货地点：

（一）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应当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以运交给买受人；

（三）用送货方式的，以货物送达地为合同交货地；

（四）采用自提方式的，以提货地为合同交货地；

（五）代办托运或按木材、煤炭送货办法送货的，以货物发运地为合同交货地。

因此，对买卖合同履行地点的确定原则应理解为：

1、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对交货地点有约定的，以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

2、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对交货地点没有约定的，但依法可以确定的，以法律所确定的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

（注：这里的所指的法律应包含①《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一条②结合《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一条，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条规定的交货地点的理解。）

3、买卖合同的实际履行地点与合同中约定的交货地点不一致的，以实际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

4、依上述方法对买卖合同的履行地点尚不能确定的，则依《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确定。即：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

其次，在实际中还应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条之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当事人双方住所地又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应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附：

《民法通则》第十五条公民以他的户籍所在地的居住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

《民法通则》第三十九条法人以它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条公民离开住所地最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为经常居住地。但住医院治病的除外。

第11篇

[关键词]合同变更；合同更改；立法例；情势变更；建议；请求权

一、合同变更的基本理论问题分析

我国民法理论认为，合同变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合同变更，包括合同内容的变更与合同主体的变更。合同内容的变更，是指当事人不变，合同的内容予以改变的现象。合同主体的变更，是指合同关系保持同一性，仅改换债权人或债务人的现象。合同主体的变更，不论是变更债权人，还是债务人，都发生合同权利义务的移转，分为合同权利的转让、合同义务的转让、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对此种变更，理论上将其作为合同转让的研究对象。由此看来，狭义的合同变更仅指合同内容的变更。根据合同内容的变更是否影响合同的同一性，又将合同内容的变更区分为债的要素的变更（有的学者直接称为合同标的变更）[1]和非要素的变更。债的要素的变更，是指给付发生重要部分的变更，由此导致合同失去同一性。一般认为，债的要素变更指的是合同标的变更。非要素的变更，指的是未使合同失去同一性，包括，但不限于是标的物的数量的增减、履行地点的改变，履行期限的顺延等。传统民法理论将债的要素的变更作为合同更改的范畴。因为，合同标的是当事人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合同的标的决定合同的性质，决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如果标的变更，那么，合同的性质就发生改变，当事人间的债权债务性质也发生变化，合同关系就失去同一性，而由此种合同变更为彼种合同。总结一下，可以将合同变更界定为：当事人不变，合同内容中的非要素发生变更，合同仍保持同一性的一种现象。

大陆法系的民法理论，关于合同变更，与我国民法理论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其理论上没有合同变更这个概念。相似的概念是合同的更改。合同的更改，是指以消灭旧债，另创新债以代替旧债的行为。其源自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上，合同的更改包括债权人的更改（即债权让与）、债务人的更改（债务承担）、合同标的更改（变更给付）、合同性质的更改（如变更租赁为买卖），以及期限和条件的更改。[2]近代立法上关于合同的更改，大抵仿罗马法。所谓相似指的内容的相似，即合同更改大体相当于广义的合同变更，而与我国民法理论上的合同变更不同。合同的更改，发生旧合同消灭和新合同产生的效果；而根据合同变更，合同关系仍然存在，仅其非要素发生变更。因此，合同更改是债的消灭原因，而合同变更并不导致债的消灭。[3]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德国民法典与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只规定了债权转让、债务承担及债务变更合同，而没有采用更改的概念，理由为合同更改的效用甚少。[4]英美法理论没有合同变更的概念，也没有合同更改的概念，而是使用债务更新这个概念。债务更新，是指总是存在一个先前的债（不论是实存的不是被主张的），这个债要被消灭并由新的债取代之。通常，只有当替代合同①涉及到至少一个新当事人时，才使用该概念。根据更为普遍的实践，该当事人必须是已被免除的原义务人或者原债务人的替代者。[5]一般而言，在英美法理论上，债务更新几乎与替代合同是同义语，而替代合同具有即时清偿的效力，同理，债务更新也具有清偿的效力。在此意义上，与大陆法理论上的合同更改相似。替代合同常被法院看作是合意解决的一种方式。而与我国民法理论上的当事人协商变更相类似。

二、比较法上的分析

在立法上直接规定合同变更的国家只占少数，其中尤以俄罗斯和意大利的民法典最为典型。1994年～1996年颁布的《俄罗斯民法典》第450条和451条规定了合同的变更。第450条规定了合同变更的根据，即协议变更、根据当事人一方的请求合同可以依法院的判决而变更；第451条则规定了情势变更而引起合同变更。[6]

1942年修改后的《意大利民法典》第1447条和第1450条也规定，乘人之危的合同，得根据承担义务一方的请求而废除；而接到废除请求的缔约人得提议修改契约以使之充分恢复公平，从而避免契约的废除。[7]

法国民法典未规定合同变更的一般准则，但是却规定了某些合同在特定情况下可予变更的法定理由。同时，当事人与可通过约定而确认合同变更的依据。特别是关于合同内容变更的规定，即法国的立法者有时也通过立法去改变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义务。有的规定涉及到金钱给付价格的提高。如根据1925年7月8日的法律及1948年9月1日的法律规定，有关住房租赁合同的租金均有相当幅度的增加。有的规定则涉及到金钱给付价格的降低。而有关商业租金的规定则更加灵活，它规定在3年内，出租人或承租人可要求变更租金，法官可根据“当地价格”对该租金确定合适的数额（1953年9月30日法令及1972年7月3日法令）。[8]实际上，尽管法国法院坚持适用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的规定（即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前项契约，仅得以当事人相互同意或法律规定的原因取消之。前项契约应以善意履行之。[9]并指出：“法官无权确定或认可一项提高了的价格而使合同一方当事人得以不按照其订立的合同条款履行义务。” ②但这并不排除法庭在具体的、个别的情形为维护公正而允许当事人变更合同，这也是法国立法上从未“禁止”法官变更合同的原因。[10]

德国民法典第313条[交易基础受干扰]规定了情势变更。该条第1款规定：“已成为合同基础的情势，在合同订立后发生重大变更，而双方当事人如预见到这些变更，就不会订立此合同或将订立其他内容的合同，如在考虑到个案的全部情况，特别是合同约定的或法定的风险分担的情况后，无法合理期待合同另一方当事人遵守原合同的，则可以要求对原合同予以调整。”第2款规定：“已成为合同基础的根本性设想后来被发现是错误的，等同于情势变更。”[11]根据德国学者的观点，上述规定是是纳入法官法的结果。③

1994年5月由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制定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3.10规定，对于因错误、欺诈、胁迫以及重大失衡而订立的合同，受害一方当事人可以宣告合同无效。依有权宣告合同无效一方当事人的请求，法庭可以变更该合同或其条款，以使其符合公平交易的合理的商业标准。虽然《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只具有示范法的性质，而不是国际公约，但它是由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组织众多国家的专家、学者和律师共同制定的，它“尽可能地兼容了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法律体系通用的法律原则，同时还总结吸收了国际商事活动中广为适用的惯例和规则，因而，对于指导和规范国际商事活动具有很大的影响力。”[12]

三、我国民法关于合同变更的规定及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57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对该条规定采反对解释（依法律条文所定结果，以推论其反面之结果者，谓之反对解释。换言之，即对于法律所规定之事项，即其反面而为之解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22条规定：“故意或重大过失之责任，不得预先免除。”1972年台再字第62号判例，作反对解释曰：“债务人因欠缺善良管理人注意而发生之轻过失责任，依民法（指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方法）第222条之反面解释，非不得由当事人依特约予以免除。”即为典型适用反对解释的结果。[13]可得出：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可以变更作为合同的民事法律行为。

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情形下，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变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法通则意见）第71条规定了认定重大误解的标准。第72条界定了显失公平的认定标准。第73条第1款规定，对于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变更；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予以变更或者撤销。第73条第2款规定，可变更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一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54条第1款规定，因重大误解、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第2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合同。第3款规定，当事人请求变更合同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合同法第77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第2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变更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合同法第78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

民法通则意见第68条规定了欺诈的认定标准。第69规定了胁迫的认定标准。第70条规定了乘人之危的认定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一））第9条第1款规定，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第2款规定，合同法第77条第2款所列的合同变更，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由此看来，我国合同变更制度在立法上被区分为当事人变更和司法变更。当事人变更即民法通则第57条、合同法第77条第1款的规定。司法变更包括民法通则第59条、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

从上述我国法上关于合同变更制度的规定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立法者立法态度的变化：

1、民法通则只规定了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二种情形可以变更合同；而合同法除了规定了前述二种情形外，还规定了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合同的情形。该情形在民法通则上是被规定为无效合同的。④

2、民法通则规定的显失公平没有时间上的限制，合同法则明确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若采目的解释⑤的方法，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可依据合同法的规定请求变更，在订立合同后，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显失公平的，适用的制度应当是情势变更，而不是显失公平。因为显失公平通常是情势变更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3、民法通则意见规定合同变更请求权的时效期间为除斥期间，即行为成立起一年内。合同法对此没有规定。

4、民法通则将合同变更制度规定在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中，即第四章第一节。合同法则规定在合同的效力和合同的变更和转让中，即第三章和第五章。

与上述立法例比较，也可以发现我国关于合同变更的制度的特点：

1、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关于合同更改或者债务更新的规定产生旧合同消灭，新合同产生的法律效果，换言之，是债的消灭的原因。我国的合同变更制度，合同关系仍然存在，仅其非要素发生变更，并不导致债的消灭。

2、合同变更的范围，纵观各国的立法和实务，大体包括以下几类（不限于下列）：（1）发生了情更的合同。情更是合同变更的重要事由，已为各国立法和实践所确认，法院可对此类合同以裁判方式予以变更。（2）存在意思表示瑕疵的合同。《国际商事合同通则》规定错误、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合同为可变更合同。（3）重大失衡的合同。《国际商事合同通则》规定此类合同，法院、仲裁机构可裁判变更。我国立法规定的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合同也属此类。（4）一方实质性违约。《俄罗斯民法典》作此规定。我国立法目前只规定了上述第（2）、第（3）种合同可裁判变更。对一方实质性违约的，法院是否应根据一方当事人的请求变更合同，没有规定；对情更制度也没有规定。

3、《国际商事合同通则》规定了两种标准：（1）符合公平交易的合理的商业标准，这是变更重大失衡的合同的标准。（2）依据有权宣告合同无效一方对合同的理解予以变更，这主要适用于因错误、欺诈、胁迫而成立的合同，并以另一方的接受声明为前提。而我国立法对此则缺少规制。

4、我国现行立法对变更的程序几乎没有规定，这样不利于公正地解决纠纷。日本《借地借房法》第44条规定法院在裁判变更前，应听取鉴定委员会的意见，而鉴定委员会须由三个以上的委员组成，其委员原则上由地方法院每年预先从有特殊知识和经验者中选任或者从当事人合意选定者中指定。

通过上述比较，笔者认为，从纵向上，我国合同变更制度在立法上发生了变化，其适用范围有扩大化的趋势；在横向上，具有自己的特色，即在我国法上合同变更制度设有一般性的规定，不是作为债务消灭的原因，规定在合同的履行中，而是作为影响合同效力的制度而规定在合同效力中。因此，在我国合同法中就有了一种独特的可变更合同制度。尽管如此，笔者还是认为，我国的合同变更制度存在一些缺陷，主要表现在：

1、我国现行法的规定过于分散。合同法第三章第54条规定了可变更的合同类型，也可称为法定变更类型。第五章第77条规定了协商变更，第78条规定了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⑥这样规定会造成法律适用上的困难。对此，笔者建议将合同变更制度集中规定到第五章合同的变更制度中，可能会更好。当然这只有靠立法论才能解决。

2、我国合同变更制度的范围中没有规定情势变更制度，实为一大缺失。情势变更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是一项相当成熟的制度，实有规定的必要。这也只有立法论才能解决。我国民法学界对此也基本形成了一致的意见，并对此问题已有较为充分的论证。[14]只是由于立法机关的原因才未规定情势变更制度。[15]具体而言，即立法机关认为，情势变更原则是授权条款，恐怕会产生法官滥用裁量权之弊端。[16] 在解释论上，我国合同法第54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为情势变更制度的立法和适用留下了空间。根据德国法的官方解释，情势变更的构成要件包括：（1）必须在合同订立之后情势发生决定性变化；（2）该情势并不是合同的内容；（3）当合同当事人预见到该情势时，则将不再订立该合同或以其他内容订立该合同；（4）在考虑到所有具体情况、特别是合同或法定的风险划分后，无法期待信守合同。[17]由此可见，合同订立后，至合同终止前的阶段，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使法律关系产生的基础发生当初无法预料的变化，若继续维持该法律关系的效力，则显失公平而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才是情势变更原则发发挥作用的空间。在司法实践中，只能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使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来实现合同订立后，履行过程中，出现显失公平情势的调整，以维护法律的公平。通说认为，情势变更原则是司法变更的一种类型。

3、如上所述，我国合同变更制度没有规定变更的标准，所以，应借鉴《国际商事合同通则》规定规定，既使合同的变更具有一个合理的、可接受的标准，也使法院的行为有了参照系，增加了行为的可预见性，限制法官的恣意。

4、如上所述，我国现行立法对对合同变更的程序没有规定。对此有的学者提出了立法建议。即（1）法官应在判决书中写明自己变更合同的理由以及客观依据，并对裁判变更行为作出充分的说理、论证，以表明自己作出变更的理由。戈尔丁总结出了程序公正的9项标准，其中两条就是“解决的诸项条件应以理性推演为依据”和“推理应论及所提出的论据和证据”。[18]只有如此，才能防范法官的恣意，保障程序正义。（2）对于涉及专业性较强的合同，如技术引进、专利转让等合同的变更，应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具体方式，可以借鉴日本的作法，组织鉴定委员会；或者依据我国的国情，考虑当事人经济能力及诉讼简便，可以到相关对口部门征求意见以代替委员会鉴定。法官的判决应充分考虑专家意见，在不予采纳时应写明理由，以求公正解决纠纷。[19]笔者深以为是。

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该条规定的增加、减少违约金的请求权基础是什么？对此有的学者认为其根据是合同的变更。[20]基于这种观点，其请求权的根据则是合同法第54条，即只有在因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的情况下，受损害方才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变更违约金。这种观点不妥当。理由是：第一，重大误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规定，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由此可知，误解的内容不包括违约金问题。违约金作为违约后应承担的一种民事责任，只有在违约后才能承担，将违约金视为赔偿性的，在承担前只是赔偿额的预定，而不是损失，只有在承担后方能称为损失。因此，违约金增减请求权不符合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不能根据重大误解请求增、减违约金。第二，显失公平主要是给消费者用的，作为商事主体一般不得以此理由进行合同的变更。而违约金条款主要是商事主体在书面合同中约定的，因此，当事人一般也不能根据显失公平来要求增、减违约金。第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的情况下，受损害方才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变更合同。适用该规定的主体要件是受损害方，即受到实际损害的当事人，如前所述，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损失的一方通常是违约方，违约方在主张减少违约金时，通常并没有支付约定的违约金，在此情形下，违约方谈不上是受损害方，真正的受害方可能是守约方。因此，违约方根据该规定主张增、减违约金不成立。因此，笔者认为，当事人主张增、减违约金的根据不是合同变更制度，而是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当事人只有根据该条的规定主张增、减违约金，才能证明其合法性和正当性。

注释：

①替代合同，是指通过订立新的待履行合同可以即时清偿既存请求权。无论先前请求是订立替代合同时尚未到期，或者是要求就以前的违约进行补偿，情况均是如此。A.L.科宾著，王卫国等译。科宾论合同（一卷版，下册）[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593。

②法国最高法院商事法庭1950年1月18日判决，转引自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264。

③克里斯蒂阿妮·文德浩女士为德国债法现代化法撰写的导读，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新债法中的观点。转引自邵建东，孟翰、牛文怡译，德国债法现代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3。

④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第3项。

⑤以法律规范目的为依据，阐释法律疑义的一种解释方法。梁慧星。民法解释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22。

⑥该条的规定在学理上属于法律拟制。

参考文献：

[1] 郭明瑞、房绍坤，新合同法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259。

[2] 周楠，罗马法原论（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906-908。

[3] 张广兴，债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253。

[4] 史尚宽，债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822。

[5] 见Riverside Co.v.American Co.，139A.276，107 Conn.40 （1927）。转引自 A.L.科宾著，王卫国等译。科宾论合同（一卷版，下册）[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600.注释第37。

[6] 黄道秀、李永军、鄢一美译。俄罗斯民法典[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195-196。

第12篇

范文一

甲方(赠与方)：_________(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_________

乙方(受赠人)：_________(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_________

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就赠与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1.赠与标的的状况：_________(包括赠与标的的名称、数量、所在地等);

2.赠与方的权利：_________;

3.赠与方的责任义务：_________;

4.赠与物交付的时间、地点：_________。

5.乙方应于_________之间做出是否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否则，赠与不发生效力。

6.其它_________。

甲方(盖章)：_________乙方(盖章)：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地址：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电话：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房产赠与合同

【房产赠与合同定义】

房屋赠与合同是指赠与人与受赠人就无偿转移房屋所有权而达成的协议。房屋赠与合同是双方的法律行为，这一点使它与遗赠、捐助行为或债务免除等单方法律行为相区别。

【房屋赠与合同生效条件及撤销权的行使】

现实生活中，房屋的赠与行为时常发生，但是大家可否知道房屋的赠与是有别于一般动产的，需要满足特殊的条件才能达到有效赠与的目的，否则赠与行为对双方当事人都可能存在重大的法律风险。下面，本律师就以《民法通则意见》第128条来对房屋的赠与行为、生效条件、撤销权的行使以及法律风险作如下简要提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法通则意见》)第128条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过户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

一、赠与关系成立，且受赠人未占有、使用该房屋及其产权证书之前，赠与人可行使任意撤销权;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86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及上述“民通意见”可以看出，赠与人在签订赠与合同且受赠人未实际占有房屋及其产权证之前，即财产权利未转移之前，是可以享有任意撤销权的。这里的“财产权利”被民通意见明细化，指的并非房屋的过户登记，而是受赠人占有、使用该房屋及其产权证书。因此，赠与人在此阶段实行任意撤销权才是可以得到法律的支持。当然，《合同法》第186条对赠与人的这种任意撤销权也进行了限制，它对房屋赠与行为也是同样适用的，其中包括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得撤销;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得撤销。此外，《合同法》第192条也设立了法定撤销权之规定，即无论是否具备《合同法》第186条规定的情形，只要满足以下条件均可撤销： (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二、赠与关系成立，受赠人占有、使用该房屋及其产权证书，但未办理过户手续时，赠与人一般不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

第13篇

案例二：某市煤矿医院女医师李某因家庭出身问题，“”中受打击，精神长期压抑，经常言辞过激，话语不同常人，与门诊部同事常发生争吵，因此，门诊部报告院领导，要求对李某做出处理，院党委会研究决定：李某为精神病人，宣布其为无行为能力人，停职发给生活费，并指定其丈夫做为其监护人，在家照顾李某生活，不再上班，并在院内宣传栏内公开张榜公布。

1.张波目前没有监护人，需要由法院指定。因为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

第十六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人员中有监护能力的人担任监护人：

（一）祖父母、外祖父母；

（二）兄、姐；

（三）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

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对指定不服提讼的，由人民法院裁决。，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没有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监护人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

未成年人父母死亡后，继父能否成为监护人《民法通则》和相关司法解释均未规定，继父不能当然成为监护人，因此需要按照上述规定由法院指定监护人。

2.张波将所遗房产卖给张德生的行为无效。

《民法通则》第十二条第一款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人，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人的同意。

《合同法》第四十七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但纯获利益的合同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人追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民事活动是否与其年龄、智力状况相适应，可以从行为与本人生活相关联的程度、本人的智力能否理解其行为，并预见相应的行为后果，以及行为标的数额等方面认定。

第14篇

借据复印件的法律效力案例

案情

范某向罗某借款1万元，并且给罗某出具了借据。因借款到期后已经过了较长的一段时间，罗某向范某催还借款时，范某矢口否认。二人争执不下，罗某便向当地人民法院，要求范某返还自己的借款l万元。罗某向法院提交了借据的复印件，称原件由于时间较长丢失了。

律师点评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68条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提交外文书证，必须有中文译本。根据该条规定，原告罗某应当向法院提交借据原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8条规定：证据材料为复制件，提供人拒不提供原件或原件线索，没有其他材料可以印证，对方当事人又不予承认的，在诉讼中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本案中，原告罗某提供的事实，而被告范某又不予承认借据复印件的真实性，因此，罗某提交的该借据复印件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不能证明范某向其借款的事实。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法院不会支持原告罗某的诉讼请求，应当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借款人还款后得知债务已逾诉讼时效，要求返还能得到支持吗

2005年1月14日，某村村民谢某以做生意资金周转不灵为由向同村的胡某借款9500元，并向胡某出具借据一张，其中约定还款期限为3个月。还款期限届满后，谢某没有按照借条约定履行还款义务，胡某对此也一直没有在意，从未催促谢某还款。2008年4月，因胡某急需用钱，遂多次向谢某提起要求其尽快还款，谢某便于4月底将9500元全数还给胡某。还款后，谢某无意中听别人说起债务过了诉讼时效便可以不还，谢某后悔不已，越想越觉得自己亏了，遂于5月初向当地法院，要求债权人胡某返还其已经偿还的9500元。

法官点评

本案涉及的主要问题是诉讼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规定的除外。

对于超过诉讼时效后如何处理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8条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1条规定：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义务人履行义务后，又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翻悔的，不予支持。

第15篇

三段论法在审判中运用

（一）推导裁判结果，即以查明的事实，适用法律法规，推导裁判结果。下面我们再来分析“以法律法规为大前提，具体确定的事实为小前提，来推论法律法规效果的有无为结论的法则，作为法律判断的程式”这句话，大前提是法律法规（逻辑上必须遵循：如果即假定部分-则即处理部分-否则即制裁部分）以合同法为例，如果即假定部分是合同成立、生效要件-则即处理部分是指合同成立、生效后双方的权利义务安排-否则即制裁部分是指合同成立、生效要件不具备或合同生效后一方或双方违约应承担的责任），小前提是具体确定的事实即合同成立、生效要件和一方或双方违约，结论是应承担的责任。不难看出这个三段论的结构形式：大前提为所有合同成立、生效要件不具备或合同生效后一方或双方违约均应承担的责任即所有M都是P；小前提为所有具体确定的事实是合同成立、生效要件和一方或双方违约即所有S都是M；结论是应承担的责任即所以所有S都是P.这个三段论的结构形式只是第一格中的一个式即AAA式。

（二）确定待证事实（制裁部分或承担民事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排除免于证明的事实，确定证明对象；排除当事人主张的与案件无关的事实。用上述AAA式这个式正如前文提到的起码有两个问题解决不了，一是事实真伪不明时怎么办？二是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与法律法规发生该法律效果的构成要件事实不相符时怎么办？理由是无法适用。笔者认为，法官审判案件的程序应该是：法官应该首先分析原告（包括反诉原告）提出的诉讼标的（这种在民事诉讼中予以审理和判断的对象就是诉讼标的即诉讼的对象，他是有区别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即大家平时所讲的诉讼请求而独立存在的请求），该请求能否得到支持或部分支持，则首先要看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民事法律关系，之后要找出调整这种民事法律关系的有关法律法规，再进行法律解释确定若制裁部分成立就需要满足违反假定部分、处理部分内容或与其不符，即要支持或部分支持原告提出的诉讼标的请求应确定被告的行为或出现的事件违反假定部分、处理部分内容或与其不符，这里的满足违反假定部分、处理部分内容或与其不符就是所谓的制裁部分或承担民事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接着确定证明对象、分配证明责任、举证证明证明对象确定事实，要看案件事实是否具备由被告承担民事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如果具备则被告承担责任，不具备则不用承担责任。

从这个程序来看，很显然大前提是制裁部分成立就需要满足违反假定部分、处理部分内容或与其不符，或者说如果违反假定部分、处理部分内容或与其不符就都要受到制裁，即要是否支持或部分支持原告提出的诉讼标的请求应确定被告的行为或出现的事件是否违反假定部分、处理部分内容或与其不符，即P-M或M-P均可以；小前提是案件事实具备或不具备由被告承担民事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即S-M；结论是如果具备则被告承担责任，不具备则不用承担责任，即S-P.这就包括了三段论中的第一、二格。同时也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一是事实真伪不明时，根据分配的证明责任，谁不能完成证明责任谁败诉；二是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与法律法规发生该法律效果的构成要件事实不相符时，确定该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与案件无关，予以排除。而上述这个三段论程式与证据又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太大了，它是确定证明对象的关键，通过运用上述这个三段论程式，其大前提就可以确定实体法的法律要件，排除免于证明的事实，就是实体部分的证明对象；其次，将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与案件无关，予以排除，提高诉讼效率。

民法通则意见范文

第1篇

第2篇

第3篇

第4篇

第5篇

第6篇

第7篇

第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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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篇

第11篇

第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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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篇

第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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