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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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与实践活动息息相关的就是活动的内容与方式，选择正确，可以使学生感兴趣，使活动更有效，选择失误，会使活动低效甚至无效，同时又浪费了学生的时间。我们在设计活动内容的时候，可以加入一些与课题相关的、有趣的、热门的事件。比如，3.15之前，我们组织了关于保护消费者权利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去超市、商场进行调查、采访，并且与当地的文化、司法部门挂勾，建立固定的活动课基地，共同开展好活动课。根据当地的环境、文化传统等条件因地制宜开展活动，使活动课与国情、区情和本地的实际相结合，使学生从中得到更深的感悟。

二、结合学生的认知水平进行实践

社会实践的活动内容十分丰富，令人眼花缭乱。但是我们一定要坚持一点：要从实际出发，结合学生的认知水平来组织实践活动。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八年级下册第一课《国家的主人，广泛的权利》时，开展正确行使“公民基本权利之一：批评建议权”教学探究活动。对于公民享有批评建议权，有言论自由等政治权利，学生已经理解，但是让他们对国家事务进行批评与建议，对农村学生来说有些力不从心。我为他们设计的活动内容是“给校长的一封信”，让他们以网名给校长信箱投信，谈谈自己对学校管理的看法，提出批评与建议。学生有感而发，针对学校的食堂管理、伙食状况、作息时间、课程设置和老师评价纷纷发表意见，畅所欲言，尽管意见不是很成熟，但是通过这次活动学生都体会到了“主人翁意识”——公民可以依法通过合法的途径有序参与政治文明建设。

三、灵活安排实践活动的时间

对于社会实践活动，很多老师会说，“现在学习压力这么大，哪有时间组织实践活动啊！”并以此为借口不去开展实践活动。其实，实践活动不一定非要在课上腾出时间进行，也可以在周末的时候，或者在寒暑假的时候，或者选择刚开学学生没有进入正轨的时候，这样灵活组织安排，就会使时间比较充裕，也会使学生能保证足够的学习时间。比如，学习完《珍爱生命》以后，了解长假，我就要求学生在假期时学校的安全教育，观看安全教育视频，并根据自己长假期间的经历来制作手抄报，题材可以是防火、防触电、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等，制作完成之后，等到开学拿到课堂上来，进行评比。这次活动，既让大家互相学习安全知识，又寓教于乐，学生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得到充分的调动，一份份精美的手抄报体现了学生独特的视觉和个性。本次社会实践活动体现了科学性和趣味性的统一，改变了其原来认为思想品德课就是灌输道理的错误认知。

四、结语

第2篇

如果深入分析阶级社会的基本结构时，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类型的阶级社会都具有相同的社会政治结构，即特权阶层和非特权阶层。无论这些社会中的特权阶层或非特权阶层的历史承载主体如何变化，其社会发展的基本政治结构，即二元化的社会政治结构始终没有改变。

(一)二元化政治结构及其基本特征

二元化的社会政治结构，动态地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特权阶层统治和支配非特权阶层;而另一方面则是非特权阶层企图成为特权阶层，从而有机会统治和支配新的非特权阶层。两个阶层之间相互依存而又相互替代，构成了二元化的社会政治结构。特权阶层与非特权阶层之间的相互依存性，主要体现在两者在生产结构中承担着两种不可或缺的职能，即生产管理者的职能和生产要素的职能。因此，它们之间只有在生产过程中相互合作，才能创造出基本的生存与共生条件。正是这种相互依存性使得二元化的社会政治结构成为可能。而它们之间的相互替代性，主要体现在两者在宏观上的生产关系或者微观上的分配关系中的不同地位。两个阶层为获取生产或分配上的支配地位而展开的竞争和替代，使得二元化的社会政治结构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张力。

(二)二元化政治结构的内在不稳定性

从阶级分析的视野考察二元化社会政治结构的基本矛盾，我们发现二元化的社会政治结构非常容易被简单而重复性的阶级或阶层竞争的表象所掩盖。特权阶层的人即社会治理者，有时候会完全和他们同流合污。因为这样他们的地位就不会受到直接的威胁。但这样一来，他们又面对着非特权阶级或阶层的谴责甚至仇恨。因而他们不得不给非特权阶级或阶层最低限度的特权阶级或阶层可以容忍的好处，以间隔性的缓解这种来自非特权阶级或阶层的政治压力。而作为社会治理者在为非特权阶级或阶层服务的时候，也要时常关照特权阶级或阶层的社会诉求。这种超越阶级或阶层竞争的政治意识和艺术，决定了社会治理者必须能够在特权与非特权阶级或阶层之间进行全面的权衡，积极促成一个良好的社会政治的治理局面，为社会发展提供所必须的治理结构。由此看来，企图完全驯服甚至特权阶级或阶层，为非特权阶级或阶层的发展在政治上扫清道路，并不能最终解决社会深层的治理问题。因为非特权阶级或阶层将来也会走向和特权阶级或阶层相同的道路，成为新的特权阶级或阶层。因而这不是哪一个阶级或阶层的对错，更不是打击或扶持哪一个阶级或阶层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遍的社会政治结构问题。这种简单的阶级或阶层竞争显然无助于社会矛盾的最终消解。因为无论是特权阶级或阶层还是非特权阶级或阶层都是社会发展所必须的两个阶级或阶层。无论哪个阶级或阶层受到打压，另一个阶级或阶层都要承担由此引发的社会后果。这是因为，它们在生产结构中的不可替代的合作关系，决定了它们的共生性，也决定了二元化政治结构的相对稳定性。问题是它们在生产关系尤其是分配关系中的竞争与替代关系，却往往成为引发阶级竞争或阶层竞争的全部理由。因此，理性的政治家或社会治理者应该消除阶级或阶层偏见，重塑两个阶级或阶层的阶级或阶层属性，强化特权阶级或阶层的生产管理专业职能，平衡特权阶级或阶层在生产关系或分配关系中的地位，突出非特权阶级或阶层在生产关系或分配关系中的地位。在社会和谐与社会张力之间谋求社会政治力量的平衡，而不是试图消灭或打压一个阶级或阶层从而为另一阶级或阶层转化为对方创造条件。倘若社会治理者没有保持这种平衡，那么受到冷落和打击的阶级或阶层就会寻找新的人以改变自己的阶级或阶层地位。因此，作为社会治理者必须拥有一种调节和整合社会阶层矛盾的能力。惟有如此，社会才可能从二元化国家政治结构进入和谐共生的社会治理结构中。

(三)二元化政治结构的形式稳定性

在特权阶级或阶层与非特权阶级或阶层的相互依存与替代中，二元化的社会政治结构得以维系和更新。特权阶级或阶层总是利用自身在生产关系中所获得的支配地位自觉或不自觉地倾轧非特权阶级或阶层。当这种阶级或阶层倾轧不断地破坏着彼此在社会生产领域上的合作时，两者便共同走向消亡。而已有的阶级竞争历史或阶层竞争经验及文化又进一步塑造着新的特权阶级或阶层和非特权阶级或阶层。二元化政治结构在间断性的阶级竞争或阶层竞争的灾难中不断获得生命力，社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维护社会长期稳定的更加审慎的选择是寻找一种更稳定的社会政治结构，而多元化的社会政治结构似乎是一种更切实际的政治选择。一方面，可以通过不断健全和完善官僚组织或公共管理组织作为平衡或改善特权阶层与非特权阶层或者官民关系的组织平台，强化二者作为社会管理者与社会生产要素的专业性特征，调节二者在分配关系中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可以积极探索政府向市场和社会广泛分权的基本模式，培育更多的社会权力中心。除了国家官僚阶级或阶层之外，积极发展非政府组织，完善私人市场，培育市民社会等，将非特权阶级或阶层广泛纳入各种社会权力中心，谋求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各个权力中心在框架内的多元化平衡。这样既可以转移过多的阶级或阶层矛盾与能量，又在客观上广泛而深刻地促进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二元化社会政治的治理结构

在二元化的社会治理结构中，特权阶级或阶层与非特权阶级或阶层一方面在生产领域中存在合作与共生关系;另一方面在生产关系尤其是分配关系上存在着竞争与替代关系。显然，分配关系的水平与程度必须以生产合作关系的水平与程度为基础。因此，二元化社会政治结构的稳定与效率问题，主要表现在生产合作系统与分配关系系统各自的专业化程度以及两大系统之间的耦合程度。

(一)以政治资源占有为基础的政治权力循环运行结构

在二元化社会政治治理结构中，对于特权阶级或阶层来说，通过对传统政治特权的承袭与强化可以低成本的获得在分配系统的竞争优势。这种有效性反过来会进一步激励他们在特权的获取上进行专业化的社会资本积累。因此，偶然性的权力获得或晋升，在特权观念支配下，会借助其在社会政治上的身份、资历、家庭与宗族关系等非理性化的因素得以巩固和强化，从而使得社会政治权力的发展在获得历史与现实合法性的基础上，失去了专业化和技术化的发展面相，停留在了低水平的“分封－权势”的权力发展模式上。这种“分封—权势”的权力发展模式具有以下特点:一方面，它具有从特权阶级或阶层看来的高度稳定性。这会促使社会政治资源围绕“特权—保护—特权”的权力发展逻辑来配置，整个社会政治的发展围绕着权力中心来进行。另一方面，为实现权力的效率性，它会适度向权力分权，其限度以不损害分权中心的绝对社会政治利益为界限。它通过设置严格的等级制度来实现这一点。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在设计上以权力中心的绝对稳定为最高目标，其运行特点表现为，下一层级所拥有的全部社会政治资源不足以使其跃迁到上一层级，从而使得这种分权具有高度的等级封闭性，从而达到绝对的稳定性。这使得社会政治资源的流动性及其配置效率往往受到很大的限制。这种社会政治资源相对低效的流动，使得很多社会政治资源的流动现象借助于偶然的因素或制度外的因素得到表达，从而强化了权力下层暴力革命或权力竞争上的非理性意识和权力上层在权力稳定与保护上的特权主义。这种双向强化的结果是将社会政治资源禁锢在了这种“特权—分封—权势—保护—特权—斗争—革命—特权—分封……”的模式上，社会政治的发展沉入死寂，进入历史的死胡同。中国上千年的封建帝制便是这种权力结构的衍变。

(二)以社会资本积累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发展结构

二元化社会政治的微观结构的形成过程是以社会资本的积累与耗散为基础。由于特权阶层保护意识的存在，政治资源的流动及其配置无法通过规范化或专业化的社会制度渠道得以进行，因而依附于传统的家庭、宗族等社会人际关系网络得以积累，客观上激励了制度外非专业化的制度渠道的发展。这使得二元化社会政治结构在微观上深深根植于传统社会组织的土壤之中，从而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性。当二元化社会政治结构经历了这种政治社会化的选择后，便具有了相当强的社会基础和伦理基础，而非专业化的政治基础。因而具有很强的历史适应性。这导致二元社会政治的专业化、制度化和技术化的发展面相的普遍缺失，社会政治无法获得高效的发展形式。这种建立在传统社会组织基础上的非专业化的政治发展模式，其稳定性与效率随着权力中心社会资本积累与耗散的程度，表现出历史周期性。虽然如此，但由于其微观结构的历史适应性，从而使得其结构能够在一定的国家或区域空间范围内表现出相当的稳定性。当受到外来冲击时，人们才发现这种千百年来超稳的二元化社会政治结构所提供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功能非常有限。究其原因，家庭、宗族以及自然的人际关系网络等社会组织所凝聚的政治资源非常有限而且表现出非专业化的低效率。承担社会政治资本积累的家庭、宗族以及自然的人际关系网络等社会组织，最终还是要从这种社会资本的投资中获得超额的政治收益，以维护这种模式的存在和发展。然而，这种政治发展上的非专业性注定无法提供出超额政治投资回报率，从而注定建立在非专业化的社会组织基础上的二元政治发展模式表现出固有的历史周期性，难以达到社会政治的长治久安。

(三)以家庭、宗族等原始社会组织为基础的政治伦理结构

延长政治周期的基本做法往往是政治的伦理化，即政治中心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迎合和满足社会基本组织所需要的包括政治在内的所有需求，以完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功能，达到亲民效果。而作为二元化社会政治治理下的政府根本无法在政治系统内部高效的提供政治功能以外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其他功能。由于二元化社会政治结构没有为经济、社会和文化预设出既定的理性化的制度渠道，导致政府不得不通过、极权、垄断等诸多程度不同的集权方式集中包括政治资源在内的所有社会资源以满足民众的需要。而作为政治系统，它在提供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其他功能时，又是非专业化的，注定这种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需求的满足是非常有限和非专业化的，从而难以满足民众的需要。当民众付出了所有的社会资源换来的却是这种极其低下的制度和产品供给时，则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政策调整、改革甚至革命等政权更迭形式不断上演以缓解着矛盾。除非这种变革在思想上或肉体上消除了已经积累起来的矛盾，否则对这种社会矛盾的调节都于事无补。

(四)以传统历史文化表象为基础的政治文化认同结构

承上所述，要相对低成本的解决二元化社会政治结构所积累的内在矛盾，只有通过思想意识形态，对社会各个主体在二元化社会政治结构中的既有历史文化地位不断进行强化，使得人们无法在足够的文化视野中体察到这种对既定身份与命运自我认同背后的人为设计，从而将二元结构所积累起来的既有矛盾成功地转移到了人们对相对狭隘的文化思想的反复体认中。而一旦人们在思想上失去了对这种社会矛盾深刻来源的积极探索后，我们就都成了二元化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历史表象。因此，无论是统治者或被统治者都无关紧要，即使统治者当时快意，也难保其后代子孙不落入历史窠巢，沦落受难。即使是被统治者，也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历史遐想，以待风云际会。而这些都无非是二元社会政治结构所产生的或善或恶的表象。当人们深陷历史现象的迷梦时，我们一起成为了历史材料，或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被同样是历史材料的后来者偶然的历史情怀或激情所回忆和追溯，二元化社会政治结构便万寿无疆了。而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的发展则被禁锢在了这种二元社会政治结构所提供的有限低效的功能选项中。

三、二元化社会政治的演化结构

二元化的社会政治结构由于存在着上述诸多局限，也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局限性更加凸显。显然，通过革命或强制的手段回到一元化的政治结构只能是一种历史倒退。那么，二元化社会政治结构的合理演化趋势又是什么呢?

(一)二元化社会政治结构的局限

在二元化的社会政治结构中，由于政治直接获得了社会伦理基础，满足了政治自身追求合法性的目的，从而使得制度、法律以及经济市场、社会合作等这些需要理性精神支撑的结构要素无法在二元化的社会政治结构中得以持续发展，成为社会结构的功能要素。即使是政治要素，也由于在二元社会政治结构中承担了过多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功能而无法得到相对专业化的发展。传统儒学的高度发达便是这种政治伦理化的长期文化认同的结果。不仅如此，传统社会中的重农抑商思想以及严格的等级制度的不断强化，极大的限制了专业化、制度化和技术化等理性精神的成长和发展，使得系统结构文化、制度文化与技术文化等理性文化无法彰显。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教育文化成为了在二元化社会政治结构的历史表象，无法获得高效发展。

(二)二元化社会政治结构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传统的二元化政治结构由于缺乏专业化和效率基础，从而使得政治系统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不断整合来自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系统的发展资源，直至全部社会资源耗竭殆尽。因此传统的二元化政治结构本质上是一种耗散性系统结构，它无法获得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支持，从而难以摆脱残酷的政治周期的选择。不仅如此，这种社会结构经常性的表现出一种间歇性的社会性精神官能症，不但无法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而且使得社会生产力在周期性的社会阶级斗争中不断遭到破坏。“革命与战争”抑或“和平与建设”的双重历史变奏曲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中周期性的穿插与交织进行着。然而社会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原始资本却无法在这种政治结构中得到不断积累，反而被周期性的毁灭殆尽。这使得原始土地等不可再生资源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惟一资本形式，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停留以土地等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低效而粗放的发展模式上。

(三)二元化社会政治结构演化的基本趋势

如何将现性精神内嵌于传统二元社会政治结构中，使得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诸多结构功能要素能够在各自相对独立的系统中，实现专业化和技术化的高效自由发展，同时又能使得这些功能系统彼此有机结合，在国家的层面得以有效统合?这是实现二元社会政治结构向现代多元社会政治结构演化的关键。因此，要改变传统的二元政治结构，必须改变传统政治结构的资源配置方式，向二元化政治结构中引入专业化和技术效率因素，提高政治系统的发展和创新能力，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首先，合理构建具有负反馈机制的政治系统，重视民主的修错功能，实现政治系统的制度效率。其次，积极提升政治系统的信息化水平，提高政治系统的技术效率。最后，借助民主与效率机制，积极释放政治系统的矛盾，降低政治系统运行的熵值，维护政治系统的稳定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当政治系统的发展获得相对独立后，社会生产力发展所依赖的资本就可以得到长期不断的社会化积累，从而为生产力的高效发展提供了可能。以此为基础，不仅政治系统会获得充裕的发展资源，而且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系统都将获得专业化发展所需要的充裕资源，从而高效的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求。

四、结语

第3篇

人类之所以能形成一个社会，就是由于人能够不断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在这个过程中，认识社会是最基本的前提。所以为了建设更好的社会，正确的认识社会是十分必要的。对社会的认识，源于对社会的感官认识，我们看到的以及听到的，在脑海中形成对社会的感官认识，这种认识是基础，也是片面的，必须通过感官认识升华为理性认识，才能更好的改造世界，对社会做出贡献。这就是培育社会认知能力的意义所在。

二、在政治教学中对社会认知能力的培养策略

（一）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社会认知思维培养。

当前的初中政治教学仍然采用考试对学生政治方面的知识进行考核，这种方式使得老师在进行教学时，着重以应试作为教学的目的，导致政治教学失去了原有的教育意义。在针对应试教育的政治教学开展过程中，老师传授的仅是应试技巧，并注重学生的习题演练过程，对学生的要求仅限于背诵知识点，为考试取得不错的分数做充足的准备。这会使学生错误地认为政治的重要性仅限于考试，而忽视了政治学习中自我社会认知能力的提升，学生所接受的有关思想品德的教育，本身就具有实用性，不仅帮助学生正确地认知社会，并能使学生培养出很好的为人处世能力，在待人接物方面能处理得更加得当。因此政治教学要潜移默化将社会认知思维灌输到学生的头脑中，使得学生将书中的正确且符合道德的行为付诸于生活中出现的类似情形，为以后遇事能做出明智的举动打下基础，为以后很好地适应社会做准备。

（二）延伸教学内容，注重认知能力的培养。

对学生的社会判断力和社会认知力的培育，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课题。为此，老师们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课本，教材只是对于社会骨架的概括，帮助学生形成对社会的宏观认识，并不能满足学生对社会进一步认识的需求，因此需要大量的课外材料。老师应该通过课外教材补足课本所具有的缺陷，引领学生学习课本以外的资源，让学生在这些资源中吸收更多的养料。从而学会明辨是非；学会和善待人；学会团结合作；学会正确认识自己的人生。对教材进行的补充教授，应该从两个方向开始，第一个由课本的知识开始，进行对课本知识的补充，让学生充分了解课本，充分吸收课本带来的养分，从而更为全面的理解思想政治；第二个方向是由身边发生的每件代表事件和时事开始，补充学生这方面的知识，帮助学生分析事件的本质，让学生养成分析事件的习惯，同时又能使学生更加关心国家大事，从而具有更强的社会认知能力。

（三）运用实践提高学生的社会认知能力。

政治教学不能处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需要转向一个更广阔而空间，即课堂教学不能很好的达到政治教学的目的，需要在课堂外挖掘更好的教学方法。这个教学方法就是实践，让学生通过社会这个大课堂，进行社会认知能力的培养和提高。社会会直接地对学生进行教导，这种方式贴近生活，易于接受。例如历史纪念馆能很好地培养学生对历史的兴趣，引导学生关注历史，铭记历史。影像资料馆，以放映影像的方式，让学生了解政治相关事件。这些都能有助于政治教学的实践教学方式。真实的体验过程，会让学生印象深刻。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认知思维将会不断地在其脑海中出现。比如去历史纪念馆，可以让学生根据纪念品和纪念碑来深刻记忆历史事件，这些记忆和体会都能强烈的提升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使学生对爱国教育更加深刻。

三、结语

第4篇

关键词：政治发展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

政治可持续发展落实到实践层面就是要通过政治文明建设来推动政治发展。而我国政治发展的主题就是要通过改革逐步实现政治系统运行的民主化和法制化。政治发展本身的复杂性、我国所特有的政治文化、现实国情及所面临的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决定了我国政治及经济体制改革必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政治体制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能否抓住其中的关键问题，并采取正确的改革策略与改革模式，将政治发展逐步引向深入。

政治发展是政治民主化和制度化的过程

任何政治体系都不是静止的，而是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政治发展是政治关系的调整和变革。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在特定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利益之间的矛盾运动会不断发生和发展，从而导致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的变革和调整，这种变革和调整的过程就是政治发展的过程。这是一个以经济革命为基础的复杂系统，其最终目标是政治民主化，此过程也就是政治制度化的过程。而以民主政治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直接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制度化水平，并对社会和谐发展起到保障作用，因此，政治发展应具有以下特性：

政治组织和秩序的制度化。政治制度化是指建立健全政治制度的运行程序。美国当代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亨廷顿认为，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程度的高低，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化水平，一个国家只有不断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才能实现政治发展的目标。在现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建立法律的权威性，强化公民的法治意识，实行政治制度化。通过政治制度化，加强各个集团、组织和部门间的相互制约，从而保证社会处在一种有序的运行状态之中，保证社会统治的稳定。

政治的适时性。政治发展就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中，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政治体系。政治体系是由政治结构组成的一个严密系统。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和政治发展方向，受制于各种因素，服从于总的社会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亨廷顿坚持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使政治发展沿着现实道路前进。而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是两难的选择。许多发展中国家选择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而后再进行政治民主进程。因此，政治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要合理地调整其功能，实现其结构的专门化、系统化和一体化，只有这样，才能整合出高效、高质的政治体系，实现整个社会政治结构的最佳配置。

政治变革的能动性。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向政治体系提出新的要求。政治在完成其职能和取得发展方面，既需要稳定性和连续性，也需要适应性和探索性，在现代迅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中，唯有经常的调整和变革才能保持政治自身的一体化。从一定意义上讲，变革是稳定的基础，也是政治发展的动力。所以政治体系要保持其活力和适应性，就必须能主动地变革其政治结构，完善政治功能以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

政治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

全面的政治发展。政治发展理论的集大成者阿尔蒙德和派伊认为，具体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要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必须做到“全面发展”。既要加强党内民主建设，也要加强人民民主建设；既要与时俱进地着力构建政治制度，完善政治体制，也要调整政治机构的功能，同时加强思想建设，培育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治文化，“使科学发展观成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既要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建设，也要加强人民群众的思想建设等等。以上各个方面，尽管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可能有所侧重，但是总体上看，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宏大工程，只有在结构、功能以及文化等各方面都得到了推进，才能为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贯彻提供强大的政治动力和智力支持。

协调的政治发展。协调主要指经济与政治的协调、渐进性与紧迫性的协调。协调发展，就是要在发展中实现速度与效益、数量与质量的有机结合。必须切实把经济工作的重点放在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放在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必须在实现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同时，使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必须辩证地看待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协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不意味着政治发展总是被动的，也不说明二者在时间上必然有固定的先后之分，即只有经济发展了政治发展才会跟进；而且人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有预见性地主动做出某些调整，清除经济发展可能遭遇的体制。

可持续的政治发展。经过近30年的变革，我国的民主化、现代化已经有了明确的方向和正确的战略，在这样的前提下，政治发展的关键就是把握路径、过程和节奏。一个可持续的政治发展是中国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前提，也是政治文明的基本形式。可见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政治问题。只有选择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模式，才能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共同发展与进步，才能实现政治系统的持续稳定。所以要确保我国政治的稳定，必须全面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支持系统。

政治发展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首先，政治改革是政治发展的基本途径。从根本上说，政治发展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引起的，因此，它是一个客观的有规律的过程。只有当社会基本矛盾引起利益关系和力量对比的变化，并转化为进步阶级、阶层或集团变革旧秩序的政治实践时，政治发展才能得以实现。从主体与客体的交互作用来看，政治革命是政治关系的质变过程，导致政治制度的新旧更替；政治改革是政治关系的量变或部分质变过程，促成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完善。总之，政治发展就是政治系统丧失稳定再重获稳定的过程。因此，政治改革并没有严格的逻辑可以遵循，而是要根据政治发展的具体情况来应对。

民主政治是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不同的社会经济基础、利益关系和政治统治是政治民主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决定着政治民主的性质。为了平等实现统治阶级成员的政治权利，并协调其内部利益关系，还必须完善必要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的完善过程，就是政治民主的发展过程。随着人们利益诉求、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日益多样化，唯有通过政治发展，才能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这个意义是说，民主政治不仅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也是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切实把握好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不仅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路径，而且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目标。二者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补充。由于现代社会的政治稳定是动态的、发展的，所以政治稳定的实现与维持都离不开政治发展的推动。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已经确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不仅提高了人民生活的水平，而且改变了人民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生活。当然，毋庸讳言，与经济发展的速度相比，我国政治发展的速度比较缓慢。目前，在社会处于“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复杂局面里，我国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这一发展目标必将对我国政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把握好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对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根据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经验，今后我国政治发展既不能不顾社会发展的历史，完全照搬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发展的模式，也不能不顾社会发展的现实，走激进式的政治发展进程，而是应该紧密结合我国和谐社会的建构进程和实际，通过渐进的政治发展实践，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真正实现在政治稳定中推进政治发展，在政治发展中巩固政治稳定。

参考文献：

第5篇

当代的学生是社会的储备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和建设者，高职学生也是。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探索者和行动者，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道德观直接影响着整个民族的整体道德素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与否息息相关。所以高职学校应该将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放在教学的主要重点上，在培养学生科学文化素质的同时不忘记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将高职学生培养成为健全的人才。高职学校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扮演着较为重要的角色，因此，为了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就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职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用和思想来武装学生的头脑，提升学生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加强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理解，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拥护者，社会主义建设者。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职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是建设高职思想教育体系所必不可少的步骤，是高职学生思想教育进步的内在需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职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也是学生道德观念建设的内在需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职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是使学生了解并熟悉社会主义的捷径。

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职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有效途径

1.坚持的指导地位。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职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就要坚持的指导地位。意识形态的教育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所在，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占据主导的地位。在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高职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时，必须坚定不渝的始终坚持在高职思想教育全过程的指导地位，坚持用引导学生，让学生正确的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所在，更好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职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并积极的引导学生成为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和建设者，高举中国特色的伟大旗帜。在意识形态领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体。

想要构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职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就要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教学体系的主体。包含：“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几方面内容。要以这几方面为主题构建新的符合新时代背景的高职思想教育体系。引导高职学生以八荣八耻为准则，遵守基本的道德规范，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了解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新时代精神。对学生进行深刻的理论思想指导，建立正确的世界观、道德观、社会荣辱观，并坚定不移的拥护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培养出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职学生。

3.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结合。

要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内容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结合。让高职学生主动、积极的参与，尽量的来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引发感悟，进行自我教育。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对于高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就要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自然规律和特点，并结合教育发展的规律，结合学生生活的实际。还要解决学生生活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关注学生参与的热点话题，切实解决学生的问题，尤其是与学生利益密切相关的、最直接、最根本的问题，让他们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真正的了解并深刻体会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作用，从而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职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方针，学生才是教育的主体，注重学生的参与，增加学生的参与度，让学生接触最先进的政治方针与思想，了解新的动态、新的变化。

三、总结

第6篇

现在的青少年都是国家未来的建设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中学生的思想领悟和政治素养直接关系日后社会主义事业。而现在部分中学生的政治觉悟和素养还有待提高，在片面追求成绩的应试教育体制下，很多学生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为功名利禄，有的则受多样化社会思想的影响，对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等非常崇拜，甚至还有学生诽谤领导干部，流露出对政府和党的种种不满［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全国人民行动的思想基础，在中学思想政治课上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必然会提高他们的思想领悟和政治素养，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促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信仰，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他们的爱国热情，从而使他们的思想道德得到升华。

2.有效融入的策略

2.1确定明确目标在初中政治课中融入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观念，从而提高他们的价值分析能力和选择能力，从而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3］。因此，教师在制定教学目标时要有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敏锐性和自觉性，认真思考如何将二者有效融合。如在《政治生活》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公民教育内容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可以结合有关国际社会的知识加强他们对改革开放重要性的认识。

2.2使用科学的教学方法在有了明确的教学目标之后，科学、恰当的教学方法成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教学质量的环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丰富又抽象，如何在思想政治课上将它们有效转化为教学内容，让学生容易理解是对教师方法选择的重要考验。其实政治课上的好多道理都可以结合身边小事加以理解。因此，教师可以采取情境教学法，选取一些发生在学生周围的，且他们关注的文化或政治现象，作为课堂讨论的内容，让他们自主探究，提炼观点，同时教师进行针对性指导和评价。如事件中的打砸行为，其中心焦点是爱国主义，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说明该行为的可行性，让学生在探究讨论中得出结论，从而加强对爱国主义的理解。

3.结语

第7篇

在新形势下，到底采取何种有效的手段，提高社会实践活动的实效？笔者认为：开展“多角度、多类型”的社会实践活动，能较好地提高其实效。

1．从解决思想政治课教学过程的特殊矛盾的角度出发，开展“知识验证型”的社会实践活动。思想政治课教学与其他学科不同，它作为德育的主渠道，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知与信、信与行的特殊矛盾。我们教师传授给学生的的原理、观点及其他社会知识，能否为学生所接受，并内化为行为，“信”是纽带和关键。为解决这一特殊矛盾，教学实践中，我们较多地采取走出去的方式，让学生带着疑虑走向社会，通过社会调查、参观访问等形式，在社会实践中验证知识，增强理论的可信度和说服力，以解决学生的思想认识问题，确立正确的信仰、信念。例如有的高一学生认为：“‘先富’帮‘后进’，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条件下帮助是幌子．实际上是利用‘帮助’在后进地区乘机捞一把。”针对这一实际思想认识，我们组织学生调查访问了省扶贫先进单应—一宁波慈兴集团。该企业近几年中，分别以资金、技术、产品业务和管理人员、工人业务培训等形式，先后扶持了6个“老少边”贫困地区的工厂，其中一个还成为丽水地区十大明星企业。学生在活动后说：“现在我们懂了．人间不尽是金钱关系。‘先富’帮‘后进’，实现共同富裕，我们信！”

2．从结合教学改革实际的角度出发，开展“兴趣爱好型”的社会实践活动。执行新的教学计划，实施“必修课、选修课、活动课”的“三板块”操作方法，给思想政治课教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改善形象，吸引学生，改进方法，提高实效”，“变封闭式为开放式，变说教式为实践式”，成了我们教师的最新观念和工作方式。为此，结合学校实际，根据学生自愿选择的原则，我们在高一、高二年级中开设了“焦点与热点”、“新闻采编”等选修课和以社会调查为主要形式的“社会调研”兴趣活动小组。前者主要采取课堂集中讲解，课后学生按照老师要求分散实践；后者则在教师的直接带领下，集中进行参观访问、社会调查等活动。上学期，我们组织学生走访市公安局，了解当前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状况、原因及预防，组织参观“万亩渔塘”，了解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状况。这不仅增强了学生对选修课、活动课的兴趣，也促进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

3．从结合教材行为锻炼要求的角度出发，开展“实践锻炼型”的社会实践活动。所谓“实践锻炼”，是按照一定要求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实际活动以培养他们优良品德和行为习惯的方法。没有实践锻炼，学生可能懂得许多“大道理”，如为什么要讲奉献，为什么要热爱劳动，为什么要艰苦奋斗，但却不一定有良好的奉献精神、自觉的劳动习惯和节俭行为，甚至出现“高分低德”的现象。我们根据教材行为要求，结合“规范”教育，开展以社会服务为主要形式的“双学”奉献活动，以社会公益劳动、学农等专业生产劳动为主的操作锻炼，既提高了学生的思想认识，又磨练了他们的意志，培养了他们的行为。这类社会实践活动，因涉及面广、难度大，一般由思想政治课教师向学生提出建议，并参与、协助学校有关部门实施。

总之，“多角度、多类型”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帮助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沟通书本与社会、理论与实践，提高思想认识和觉悟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思想政治课实现德育功能的重要方法。实践证明，它具有课堂教学不可替代的教育效果。

第8篇

维护社会系统和谐的政治体制改革特性

政治体制改革以自身结构要素和功能要素与现实环境存在矛盾和冲突为基础,政治体制为适应外界环境变化而对内部结构和功能进行调整。从政治体制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分析,政治体制改革表现为内部调整和外部适应。一方面,政治体制内部调整“是一个不间断的政治产品的再生产与输出过程,它需要不停歇地从社会环境中提取物质、能量与信息资源,并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加工过程,形成“政治产品”,如一定的决策、政策乃至法律制度、规则,再输出给社会,对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进行政治产品再分配,形成社会各环节对政治产品的消费过程,并在消费过程中不断产生信息回馈,促使政策法度的进一步完善,从而达到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间的物质流、能量流与信息流的沟通与交换。”[5](P153)另一方面,政治体制的外部适应以社会环境变化的现实需要为基点,是对社会现实需求的积极回应,“其价值取向就是确立和发展一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理想制度。”[6](P431)实质上,政治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优化自身的过程,主要通过调整政治体制结构、转变政治体制功能,以此达到与社会环境的适应,这个过程也可以称之为反馈调节。政治体制的组织和人员作为行为主体,主动地调节政治体制结构、功能和运行状态,以此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环境。为了适应社会系统环境而采取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适应性、开放性、非同步性和创新性的基本特性。

1.开放性。政治体制与社会系统的融洽关系取决于政治体制的开放程度。政治体制的开放性指政治体制与社会环境各个要素在能量、物质、信息的输入与输出过程中保持着一种平衡。政治体制与外界环境的平衡处于长期的循环状态,即政治体制从外界环境中吸入物质、能量和信息,经过加工,输出环境所需要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开放的政治体制与封闭的政治体制间的区别在于,开放的政治体制能及时汲取变化着的社会环境中的能量、物质和信息,并将其转化为政策和行为,而封闭的政治体制对环境的变化信息的接收是迟缓的,不能对环境的要求及时做出反应,难以满足社会变化的需求。政治体制如王沪宁所论述的行政系统一样:“既应当是一个充分开放的系统,也应当是一个能够有效地维持自己的基本特性和功能的组织。”[7](P59)

2.适应性。政治体制时刻面临着经济、政治、文化等环境向它提出需求,承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适应性就是政治体制的设置和运行要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相适应,满足社会环境变化的需求,体现历史发展的合理性。“组织和程序的适应性越强,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反之,适应性越差,越刻板,其制度化程度就越低。适应性就是后天获得的组织性;概而言之,就是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和存活能力。环境提出的挑战越多,年代越久,适应力也就越强。”[8](P11)社会环境要素直接作用于政治体制,政治体制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决定着两者的和谐程度。政治体制的环境因素对政治体制的影响力不是等同的,经济因素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政治体制要达到和谐状态,必须保持与社会各方面环境的适应,在不断的变化和调适中寻找与外部环境的平衡点。

3.非同步性。影响政治体制的社会环境是多样而复杂的,但是在特定的时期,有些环境因素对政治体制影响较大,而有些环境因素对政治体制的影响较小。依据雷格斯的观点,生态环境中的因素,根据影响因素与生态系统的密切关系可以分为无感觉因素和敏感因素两种。我们也可以把影响政治体制的环境因素分为无感觉因素和敏感因素两种。无感觉因素,就是与政治体制无多大关系的因素;而敏感因素,则是与政治体制发生直接作用的环境因素。当无感觉因素作用于政治体制时,政治体制发展变化的可能性不大,而敏感性因素作用于政治体制时,政治体制的变化会较大。根据政治体制与社会环境的紧密程度不同,体制结构和功能调整的先后、主次不同。由于政治体制对社会环境变化的敏感程度不同,其内部结构要素和功能要素的调整在时间和空间表现出非同步性,这说明政治体制越能够真正了解环境的需求,也就越能够做出及时而恰当的改革。

4.创新性。政治体制改革不是用一种新制度代替旧制度,而是对现行政治机构、政治制度、政治关系的完善和发展,是“以当代的固有体系为张本而加上一些大家所乐于接受并易于实施的改变”。[9](P177)面对变化的社会系统环境,政治体制仍然要补充、转变自身的结构和功能,政治体制改革实质上是政治体制的创新过程。社会系统环境的变迁是不断进行着的,政治体制为了适应这种外在环境的变迁,需要在内部发生变革,因而结构的分化、功能的转化等现象便不断发生,这实质上是政治体制的内部发展。政治体制的内部发展其实就是打破内部固有平衡与和谐,追求新的平衡与和谐,是社会创新的表现。

适应社会系统变化需求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维护社会系统各要素的和谐关系,要求政治体制在面对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限制和影响因素时,要适时调整组织机构和制度内容以及适时协调部门和人员间的政治关系,以此促进政治要素与其他社会要素的和谐。目前,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未能完全满足社会系统环境变化的需求,主要是政治体制的结构没有根据外界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影响了其功能的发挥。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生态环境的差异决定着政治体制在不同时期建设的侧重点和具体内容会有所不同,根据我国社会系统变化的现实状况,需要重点改革民主管理体制、政府管理体制、权力监督体制等方面内容。

1.优化民主管理体制。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走向了成熟,传统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市场化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民主政治管理体制的建设成为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在保障公民权利的同时要求公民尽义务,而公民在尽义务的同时,也应具有知情权、参与权和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就是要让公民广泛地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发展民主政治管理体制、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成为了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忽视人民的参与热情和需求,缺少相应的参与制度保障,利益群体会产生政治挫折感和远离社会和政治的想法,那么,国家的建设将会失去强有力的群众支撑,构建和谐社会也就失去了合法性。公民广泛地政治参与需要通过完善政治参与机制、利益表达机制、政治沟通机制等民主政治管理体制实现。

第9篇

（一）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教学的融入。在学生学习经济学的过程时，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融入其中，让学生以崇高的思想道德素质来讲商品，讲市场，讲经济。例如，在学习商品时，让学生深刻领悟到要讲货真价实，要讲社会利益，要讲诚实守信；在学习劳动时，让学生懂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讲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要讲资源环保；在学习货币时，让学生树立正确的金钱观，让学生明白“取之有道，用之有度”，要讲艰苦奋斗，要讲勤俭节约；在学习市场规律时，让学生感受到企业的责任，要讲社会责任，要讲为人民服务。通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学贯穿到马克思经济学的教学中的教学方式，才能达到“学为所用”的教学目的，培养学生崇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高尚的经济素养。

（二）哲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教学的融入。哲学是理论的灵魂，它从思想、道德等方面影响着高中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在哲学教学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教学的内容，让学生讲实践，讲发展。例如，在学习价值观时，要让学生把价值观实践到日常生活中，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做贡献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中来；在学习实践观时，要让学生把思想意识转变到为构建和谐社会从一点一滴做起的实践中来；在讲意识形态时，要让学生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统一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中来，从弘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来。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一）提高高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质量。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为了是培养学生基本的政治素质，合格的思想素质，另一方面为了是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素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来，有利于更好的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意识，让他们在实践中认识理论，运用理论，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高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质量。

（二）提高高中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是仅仅单纯的一门理论，也不是和思想政治割裂开的，它与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我们每个人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大环境中，要具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学生正确世界观形成的灵魂。让学生认识到，作为一名将来会步入社会的高中生而言，要具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用这种观念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积极遵循，为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体会和收获

第10篇

要纠正村庄环境整治的理念错误、目标偏差、重心错位，根本的出路在于重新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从而激发农民建设自己家园的主人翁意识和首创精神;必须矫正新农村建设的内涵，促进乡村区域科学发展，实现乡村“经济、社会、环境”三大系统的当代重构;必须实现村庄环境整治的乡土回归，重构乡村聚落“生产、生活、生态”三位一体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机理。

(一)主体回归———进一步明确乡村治理的农民主体地位，激发主体创造性在规划设计上，须在调研—制定—实施—维护的全过程逐步恢复农村原有的自治机制。普及基本的营建知识，逐步建立和完善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以及村级财务管理制度。在管理维护中，要借整治行动系统性地制定后续政策，建立全体村民共同保护环境卫生的责任机制，经常性地开展“卫生庭院”、“文明户”等群众性的活动，促进新农村建设走上规范自治的轨道。在强村富民上，要立足农民自愿发展“城需型”产业，促进“产村相融”。充分发挥苏南地区城乡一体化的优势，鼓励乡村提供多元化的休闲消费产品，成立能为村集体增加经济能力、为农户增加收入的多种合作社。这样不仅可以缓冲“靠天吃饭”的农产品生产风险，并且也可以避免城市工业进村所引发的环境污染和市场风险。

(二)内涵矫正———进一步明确乡村综合发展的长期思路，激活整体生命力农村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精神文化是一个整体系统，不能人为割裂。人、自然、建筑、精神、文化、经济本是一个生命体，只有独立的规划和建设，系统就不存在，新农村建设也就很难做得有完整性，也就谈不上新农村建设的生命力。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新农村建设，应当立足于乡村文化价值传统，实现“经济、社会、环境”三大系统的当代重构，实现经济特色发展、社会自治管理、环境乡土宜人的综合目标。从而真正实现“乡村是城市的梦想，是城市最后的心灵家园”的美好愿景，以此激发出蓬勃持久的生命力。

(三)乡土重建———进一步明确乡村环境整治的根本特点，激发聚落归属感务必扭转当下乡村建设都市化、景区化的倾向，尊重和体现乡村“生产、生活、生态”三位一体的特征，实现乡土回归。首先，应该充分尊重现有的居民点布局特征，切忌通过拆并村庄来建立规模较大的居民集中区［4］。其次，建设与整治进程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曾经讲过，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工作，要用30至50年时间，这是实事求是的科学判断。再次，必须尊重乡村资源环境特征和乡土文化特点。要做到“垃圾不出村、污水不入河”，“河里有鱼、树上有鸟、地上有虫”的目标［5］。在建设中尽量选用乡土材料、植物，杜绝非功能性造景。施工队伍和劳力也尽量从本地筹集，这样不但有利节约，还能提高村民的主人翁意识。

二、实践:无锡市阳山镇朱村整治全过程的规划设计探索

在无锡市阳山镇朱村等村庄环境整治试点中，由规划设计单位、大学研究人员合作，以“深入乡村地区的社区工作方法和互动式的社区规划过程”，在“村庄整治中实施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创新的规划融入”这一课题上作出了积极的尝试和探索。

(一)创新整治工作组织体系1．自主与规范的工作组织村庄整治由镇村两级推动实施，牵涉到镇长、建设站长、所在村村民主任(支书)、村民代表，以及全体村民的工作，客观上存在“决策协调”(镇长—村干部)、“实施协调”(站长—村干部)、“利益协调”(村民—村干部)三重主要的协调关系，村干部是一切工作的“中枢”。“以村干部为中枢”的工作机制，有利于工作计划部署、沟通协调、定案决策。人、财、物的使用调度都依托村干部及其领导的村委会班子而开展，责任与信任既是压力也是动力，这个过程本身也提升了村一级自治组织的凝聚力，同时也加强了基层组织与村民的沟通与信任。设计单位则成为这一机制中的信息汇总和方案会诊的平台，起到了“辅助决策”的作用。2．科学与民主的编制工作组织一是实现了多专业力量的融合(见表1)。二是在方案决策上，通过不下十轮的多类型方案论证程序，充分吸纳了各层次各方面意见，使得整治工作更加科学合理。三是规划设计、研究人员以及镇相关专业人员驻村工作，使得所有问题能够在现场协商解决，并且整个过程置于群众监督之下，更能满足群众意愿。

(二)整治中的规划技术支持1．推动促进有效的公众参与具体搭建了一个“村庄整治交流平台”，落实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的成员包括村委会、规划设计团队、有文化的长者和建设单位，是整个村庄整治的组织者;第二层次的成员主要包括村民小组组长和村内党员，负责向上反映村民意见、向下传达整治工作方案;第三层次成员是全村各户村民代表。工作中他们还充分利用了QQ等信息交流工具与平台。根据工作深度和工程推进情况，在各个层次的平台有序进行交流，既能够有效采集村民的意见和建议，减少无谓的争执和反复，提高工作效率。2．GIS信息库建设辅助各项决策以“村民主体”为导向，细化现状调研，绘制“一库一图一表”。以户为基本单元，开展问卷调研，并结合访谈等形式，对各农户的生活情况进行详实的调研，并借助GIS软件，建立每家每户的“村民信息档案库”。详细标识房屋、围墙、场地、树木、菜地、彩钢棚、家禽养殖区等空间的位置和尺寸以及实际使用农户，明确各类“空间要素”的现状实际权属分布情况，这有利于整治中对相关产权问题的处置和补偿政策上的综合协调，也能形象化地反映各家各户对规划目标的现实需求。3．当好乡土景观的专业宣传队一是在踏勘调研中挖掘特色、构思方案。如在阳山镇朱村整治中项目组不但摸清了每一棵树、一眼井、一方菜园的情况，还掌握了村民全日生活作息情况。并通过与文化站、村干部、村内长者和普通村民的访谈，理解农村产业经济、文化习俗、生活习惯的特点，尽量避免方案“水土不服”的问题。二是广泛发动村民参与整治工作以保持村庄特色。如家前屋后、排水沟渠环境清理，自家违建拆除和房屋修缮。比如在村庄内部留下“微田园”，房前屋后、前庭后院，栽瓜种菜，鸡犬之声相闻，既具有实用价值，又保有农村特色和乡村生活的情趣。三是材料工艺的乡土保持。尽量利用好村庄拆除中大量的建筑材料和农村自有的材料。

(三)整治后续长效管理1．整治中实现后续治理机构和章程的完善围绕规划实施搭班子、定章程。在具体实施中，明确划定权责清晰的管理范围边界，明晰界定村庄内农户“私有空间”、“半公共空间”和“公共空间”的界限。重点对“半公共空间”的使用进行明确的界定，激发农户对该区域的自我管理热情。同时又明确了各类空间的整治内容、责任主体，区分村集体统一整治和各家各户自行整治的内容，并明确整治结束后长效管理的责任主体，使村民在村庄整治工作一开始就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这种划定空间整治责任的“包干区”方法得到了当地媒体的大力宣传。2．村民自治管理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为了后续长效管理，配合规划实施和后续维护出台了“整治与管理责任书”，明确村集体统一整治的内容包括墙面粉刷、空调外机包装、储物辅房整治、屋前平台铺地整理、篱笆安装等;住户自行整治的内容包括屋边杂物清理、配合拆除彩钢棚、转移家禽养殖地点、菜园和场地长效管理等。在这次村庄整治活动中，广大村民还接受了一次村镇建设知识、乡村旅游知识、集体议事知识等相关内容的学习，掌握了新的信息，提升了审美情趣;通过镇政府组织的先进样板村考察不但开阔了眼界，而且激发了自我发展、自我治理的热情。3．村庄经济、社会、环境的持续发展在村庄整治进程后期，不少农户看到了环境改善后带来的农家休闲经济机遇，同时借“靠近城镇、紧邻度假区”的区位优势，开始筹划发展农家乐和林果采摘旅游。村委组织全面规划乡村旅游发展，并将产业发展、队伍建设、村民培训与村庄规范化管理系统考虑，这为今后乡村产业发展摆脱传统的工业企业依赖，全面改善农村大环境，提高农村居民现代化意识，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总结

第11篇

东南大学和《建筑学报》联合主办的“亚洲视野下的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前沿”1)研讨会，会议主旨提出这样一个发问：什么是当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前沿(问题)？对此笔者试图提出个人的回答及一些相关的观察思考。这个问题，可以从世界角度看，也可以从中国角度看。从世界角度看，当下的建筑历史理论问题，是如何面对非西方的、亚非拉世界的建筑及其历史和理论的“出现”，即如何在历史和理论层面上接受之，并通过自我改造使世界的建筑历史理论成为一个真正的多元多文化体系的问题。非西方建筑当然和西方建筑同样悠久，但不一定在(西方主导的)世界建筑学术话语中存在。而这里所谓的“出现”，特指这些建筑及其历史理论在世界话语特别是世界学术话语中的出现或出场。这种出场，有一个短暂的发展史。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西方学者书写的世界建筑史中有非西方建筑的内容，但其视野和构架却是欧洲中心论的；在1950-1970年代以后，西方中心论受到批判而非西方建筑的出场愈加显著；1990年代以来，非西方国家的建筑、尤其是亚洲、特别是中国建筑及其研讨和论述，以强劲的势头出现在世界文化和专业话语媒体中。今天，在批评西方中心论的理论思潮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中、在七国峰会被二十国峰会取代和金砖五国崛起之际、在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以及中国引领的亚投行成为世界性银行之时，包括中国和亚洲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建筑话语的出场，气势磅礴，无法阻挡。但是，目前关于非西方国家的建筑的研讨话语，基本上是“历史的”和“地域的”，基本上不进入理论层次和思维构架领域，基本上无法和西方理论和思维构架正面交锋；西方中心论在彬彬有礼地包容接受非西方国家建筑叙述的同时，依然含蓄地保留着；以西方的世界建筑话语为基础的今天的世界建筑话语，依然没有在深层的概念和构架上转变成一个多元的、多文化的体系，尽管大家都认为这是必然的方向。如何改造自我，采用多元构架，在历史研究更是在理论思考上真正容纳非西方国家和文化的建筑经验及其内在文化思维逻辑，是目前世界建筑历史理论的前沿问题。就中国角度来看，今天的建筑历史和理论的前沿问题，是世界化，即如何在历史和理论上进入世界建筑话语尤其是专业学术话语体系中，并且改造其内在思维和构架、推动多元多文化体系的建立的问题。这个世界化，也有一个较短的近代和现代史。1930年代营造学社初期关于中国建筑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的论述(朱启钤、伊东忠太、梁思成、刘敦桢)，1940-1980年代营造学社工作的英文写作和最终发表(梁思成的APictorialHistoryofChineseArchitecture最终于1984年出版)，1980-2000年代对于中国园林、宫殿、民居等类型的大量的对外介绍(对外交流中的推介和大型英文图书的涌现)，2000年以来的更广更深的多视角的论述和世界流的蓬勃展开—这些是这一历史的几个重要阶段。今天，中国建筑话语在世界上的出场，异常活跃；伴随的建筑历史理论的一定程度的世界化，也已起步。古代史的深入研究、近代和现当代史的开拓、大量的国内外的学术和课堂的交流，特别是设计实践的大量国际合作，使得中国建筑的学术内涵和外延以及国际性出场，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但是，此次中国建筑的国际化，规模虽然宏大，理论工作却还是浅显的；中国建筑依然是“历史的”、“地方的”、“异域的”，而非“理论的”。今天，在全世界批判理论兴盛(后殖民地批判、欧洲中心论批判、权力批判、女权主义批判、理性主义批判、现代性批判)的大氛围下，在设计实践和学术科研高度国际化的背景下，如何推动中国建筑及其历史和理论的世界化，使其不仅在历史层面上，更是在理论层面上进入世界话语，成为有意义的有理论价值的一部分，甚至在概念和构架上挑战、颠覆、改造现有世界建筑历史理论话语体系，是目前的前沿问题。上述的两个前沿问题，两个我们需要推动的过程，即世界建筑话语对非西方建筑的接纳和中国建筑的世界化，是互相联系的。前者与后者呼应、连贯、统一。前者需要后者，后者也推动前者。我们做好了第二项工作，就是对第一项工作的回答和贡献。

2如何推动中国建筑历史理论的世界化？

今天，应该如何推动中国建筑的历史理论的国际化？根据思考，我认为应该要在以下几方面努力。这些方面是互相联系的，这个单子也是开放的，可以继续发展。1)要面对和承认，而不是回避今天世界建筑历史理论的基本构架的西方性。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各方面，基本都是以欧美理论或原型为基础的；世界建筑学专业的基本构架也如此，其中的历史理论论述更是如此。近几十年，非西方建筑作为历史和地域现象已经得到接受，但是建筑话语基本构架、概念、词汇、标准、参考物，依然是很西方的。2)要积极探索、并且有选择地使用西方发展了的提炼过的词汇、概念、思维。面对西方学术体系，要学习、要进入；回避、关门、另起炉灶，没有出路。对合理的确实有普遍意义的，要采纳；对不合理的狭隘的有偏见的，要质疑、挑战、去除。对西方体系，要与之对话，也可以辩论。要努力跻身于建造理论、建造话语的行列中去，积极参与正在发生的对西方中心的近现代世界话语体系的改造。3)不把中国归于西方体系，尊重中华传统原本的独立性(历史、经验、思维、伦理)，强调其独特性及由此产生的对西方主导的世界(建筑历史理论)话语的突破性和革命性。这种对独特性的强调，有利于我们质疑、挑战、颠覆、重构近现代世界(建筑历史理论)话语体系。新的体系，应该是平缓、关联、多元、多极的，而不是金字塔的、树状的、中心的、排他的。4)继续从事中西比较，及东亚体系和欧洲体系的比较。比较作为方法，已经是一个思维策略；其潜台词是假设了两者的独立和平等，以及对任何一方的主导的颠覆(当然，两者的互动交流也很重要，不可忽略)。5)应该把对中国建筑的研究，和东亚地区联系起来。“东亚体系”有内在的文化思维逻辑的连续性和系统性，在和西方体系对话中，具有重要理论意义。6)应该破除“中国建筑史”就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概念；把近代、现代和当代的中国建筑，作为严肃的课题，进行认真研究、分析和理论化。否则，中建历史(和理论)的学术研究，就和今天中国的大规模建设和高度国际关注的现实，太不相符，在国际平台上也显得太弱势。这个对“古代史”的突破，要求大家思考和建构古代和近现当代的“连贯性”(尽管有断裂)，以及近现当代本国建筑的“中国性”。这会强化中国建筑(历史理论)在世界专业学术话语中的存在。7)在使用“中国建筑”概念的同时，要破除符号化的“民族国家”的限制，启用地理视野，还原更复杂的地理地缘关系。要关注地缘的丰富、边疆的模糊、大中华区(两岸四地)的关系、东亚的互动、亚洲各地区的互相联系，以及世界性互动(双向的、各时代的，如援外工程)。8)强调“理论”，重新理解“史”和“论”的关系，强调两者的深度统一，把纯历史研究变成历史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提高中国建筑历史经验的理论意义，即抽象的、一般的、能够面对世界的理论意义，由此跨越中国建筑研究仅仅是地域的、历史的建筑研究的局限，进入世界的理论研讨的领域。9)在思考研究的方法上，破除“建筑”，强调“社会”。为了深入研究建筑，挖掘其内在状态和重要理论意义，有必要退出建筑，在方法上突破“技术”和“形式(艺术)”的捆绑，把建筑问题和更广泛的状态、过程、矛盾、问题、构架、学术体系等，联系起来，然后回到建筑问题上，由此获得方法和视野的制高点。这个更广泛的大领域的核心学科，不是一般的人文科学(如历史学、美学、心理学、经济学)，尽管这些都很重要；这个核心学科，根据我的长期观察思考，就是社会(学)理论(socialtheory,socio-politicaltheory)。这里的社会理论，包括政治理论、批判理论、哲学思考，社会学内在理论(关于权力、国家、社会分层、城乡关系等)，也包括社会政治学理论和某个具体问题/专业的关系的研究和理论(如历史、美学、技术、日常生活，及由此导出的社会史、文艺社会批判、社会技术史、微观日常社会生活史等)。世界建筑学的历史理论的基础构架，已经从艺术史范畴，走向广义的社会政治学范畴，不是偶然，而是成熟的标志。

3三个课题

笔者目前有限的一些工作，都试图回答上述思路的一些方面。研究采用提炼过的西方词汇和概念，也尊重并强调中国历史经验的独特性。最近的研究也关注欧洲传统和中华文化在概念思维上的正面交锋，即将两者放在同一平台上比较思考。这些工作包括3个项目，简要介绍如下。

3.1“大”与“国家”

本研究试图说明，在中华文化中，大视野(天地、万物)和国家伦理的关系2)[1-3]。在诸如“家国天下”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述中，国家成为一个必然的道德范畴，在一个道德构架中和天地万物相联系。这和欧洲的情况几乎相反。在近代欧洲，在国家成型之际，“国家”是个负面的概念：国家必须存在，却是合理的、道德的、进步的个人和市民社会的对立面，需要限制和分权。反观中华文化，国家是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伦理的存在。在此文化中，大的视野，及其与全面的、伦理的国家政府的关系，无处不在：汉字(每字独特而微观、构成文字集合的大)、棋艺(围棋的量和大、麻将的大和杂)、宫廷大型典集的汇编(《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字的帝国/帝国的字)、宫廷山水画(构图、山水和“疆土”的大)、城市的联网(驿道)构成国家地理的全局、木构建筑的“大”和国家的引领(构件帝国/帝国构件)、建筑群体的大构图和国家的在场等，都是例证。研究认为，在中华文化中，整体世界观与整体国家观是联系在一起的。

3.2“建筑与政治”的理论课程

这是最近几年开设的一门研究生课程。核心重点是探索“形式”与“政治”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西方理论和中国体系之间的对话。这里的“形式”可以是美学的、体验的，也可以是空间格局的、社会构架的形式；这里的“政治”包括社会和政治的各方面和各种理论，包括哲学理论，如权力理论、批判理论和政治形式理论等。课程包括3个板块，每个板块包括西方理论的介绍、分析、解读，以及一个对应的中国案例的历史和理论的分析解读，由此构成一种张力，促进前后两者的对话或辩论。1)围绕权力和空间的关系展开，关注机构或机关建筑(医院、学校、监狱、宫廷、城市)中的政治空间和空间政治；重点介绍福柯(MichelFoucault)的理论，以及勒菲夫尔(HenriLefebvre)、西里尔(BillHillier)、马库斯(ThomasMarkus)、埃文斯(RobinEvans)、佩夫斯纳(NikolausPevsner)的有关论述；中国案例是对明清北京和紫禁城政治空间的分析。2)围绕设计批评和批判理论的关系展开，关注西方的批判哲学、批判理论和现代主义建筑批评，介绍康德(ImmanuelKant)、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School)和塔夫里(ManfredoTafuri)的理论论述，以及关于“批判建筑”(criticalarchitecture)的讨论；相应的中国的个案研究，包括1950年代北京的建筑城市设计的分析，以及对作为独特实践形式和组织形式的设计院的分析解读。3)围绕美学和政治的关系展开，关注两者之间各种可能的状态及就此关系的理论，重点介绍的是本雅明(WalterBenjamin)和朗西埃(JacquesRancière)的论述；中国的案例是“大”和“国家”的关系的研究，探讨文化、美学、技术、伦理、政治的不可分割，即政治与形式的不可分割。建筑与政治的关系，还有其他的状态和板块，需要进一步探讨。

3.3《英文中国建筑研究读本》的编辑构架

这是英国Routledge出版社委托的项目，是覆盖世界各学术领域的一套丛书中的一种，英文书名为RoutledgeHandbookofChineseArchitecture:SocialProductionofBuildingsandSpacesinHistory，由我和东南大学的陈薇及李华老师合作主编3)。“中国”(及“中国建筑”)成为一个绝对的单元，受到“民族国家”的符号化的局限，这是一个问题。尽管如此，作为一本全英文的当代的中国建筑研究论文的精选读本，对于推动中国建筑历史理论的世界化，应该是有益的。作为编辑而成的读本，书的构架极为重要。本书遵循了几个基本的构架原则，并由此推出全书的组成部分和每部分中的课题。这些原则是：1)破除“中国建筑”就是“中国古建筑”的概念，把古代、近代、现代、当代都纳入组稿和思考的构架中。2)采用建筑的“社会生产”的概念，视建筑为社会产物和社会场所，而非技术理性或美学形式自身的问题。3)聚焦建筑和建筑空间的“生产者”(生产的人群和机构等)，并考虑生产者的各种类型、状态(如“工匠“”建筑师“”设计院”等)。4)在方法上优先考虑“国家”这个最主要的建筑生产者或生产机构；这是从古代到当代中国的一贯现象，为我们寻找各代中国建筑的连贯性提供一个思考；有了国家这个主要生产者，其他生产者也可由此推出：士大夫、民间工匠、自由个人建筑师、设计院等。5)采用并协调一系列重要的概念：生产者及其机构、形态与空间、城乡各场所、知识和技术的制度化、历史断裂和历史境遇。6)尊重和强调某一历史阶段的独特性(独特历史境遇)。7)强调当代视野，即全书提供的历史，是当代观察和研究的历史，而非绝对的历史复原。在这些构架原则下，全书分为5大部分，每部分有3~5个专题，每个专题下有几篇文章。这5大部分是：古代传统；民国早期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当代-世界的中国；理论探索。第1部分的专题是：国家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士大夫的实践领域；民间工匠实践和民间生活世界。第2部分专题：“建筑学”的到来(职业、学科、教育体系)；近代建筑技术与风格；近代城市建设与空间组织。第3部分专题：国家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实践、教育和设计知识的制度化；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筑(民族主义和现代主义)。第4部分专题：个人建筑师；国家设计院；中央商务区(世界的物象)；城镇村乡连续体；地缘关系(台湾和香港的实践)。第5部分专题：世界观；政治伦理；研究方法。

4结语

第12篇

基金项目：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科研基金资助项目(05130537)

内容摘要：确立合理的社会保障筹资方式是完善健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问题。通过现有筹资方式存在问题和开征社保税必要性的分析，旨在从税目、纳税人、课税对象、税制等几方面提出我国社保税的税制设计方案。

关键词：社会保障社保税问题税制

社会保障是指通过再分配国民收入，使社会公众在就业、生活、医疗、教育、养老诸方面的基本条件得到保证的各种制度和安排的统称。实行社会保障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安定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社会成员提供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而充足的社会保障资金是社会保障制度存在、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基础，因此，确立合理的社会保障筹资方式是一国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中的核心问题。

现行社会保障资金筹集与管理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是社会保障统筹缴费制度，单位和个人的缴费按比例分别计入个人账户和统筹账户。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各地区、各行业差距明显，人口众多且管理制度相对滞后，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缺乏法律保障

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方式属于规费范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应，但由于国家未颁布《社会保障法》，关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制度、资金收支、公民权益、法律责任等都未用法律的形式明确的规定下来，资金使用也存在较大风险，无法解决保值增值的问题，这就制约了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有些地方政府先后制订了一些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但这些文件法缺乏法律保障，一旦出现行政诉讼或司法诉讼，难以作为仲裁机构仲裁或法院进行判决的法律依据。

统筹层次低且筹资标准不统一

目前，全国只有12个省份实现和基本实现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养老保险尚未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省级统筹，其他保障项目主要还是县市级统筹。资金筹集比例各地间有很大差别，按照国务院颁布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权自行制定缴费率，其初衷在于保持政策的灵活性，以便各地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问题，以养老统筹为例，河北规定为16，北京、天津为18，上海为25.5。不仅地区之间统筹比例参差不齐，造成各地社会保障负担轻重不一。就是同一地区的不同企业间也实行差别政策，如北京规定三资企业为16，集体企业为27，这就不仅阻碍了不同地区、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还阻碍了人力资源的流动和优化配置，这也是社会保障基金拖欠的主要原因之一。

筹资总量不足且保障水平低

由于社会保障收费制度并非国家统一制定的法规，缺乏法律依据和强制性，对缴费人也缺乏应有的约束。同时，由于近年来一些大的国营、集体企业经济效益下降，部分企业濒临倒闭，无力缴费；有些企业虽然能维持生产，但是经济困难，资金紧张，造成严重欠费。基于以上原因，不能及时、足额上缴的情况普遍存在，此外，偷、漏现象也很严重，据统计，20__年底，全国累计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高达439亿元，对80万户企业养老保险费缴纳情况稽核显示，少报、漏报缴费人数320.6万人，金额达23亿元。这就使本来紧缺的社保资金更显不足，社会保障的总体水平降低。在此情况下，财政不得不常年加大对其补贴，20__年，各级财政仅补助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就达544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474亿元。

两套机构征收且效率低下

按照《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规定，社会保障费可由地方税务机关或社会劳动保障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社会保障经办机构征收。这条规定造成税务机关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同时征收，导致责任不清，任务不明。还容易造成两套机构互相推诿、互相扯皮的现象，导致社会保障基金不能及时、足额的征缴。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由于现行社会保障资金的征收中存在种种弊端。因而，改革现有的制度，实行“费改税”已十分必要。

社会保障税开征的必要性

社会保障税亦称“社会保险税”，指以企业的工资支付额为课征对象，由职工和雇主分别缴纳，税款主要用于各种社会福利开支的一种税，此 税1935年起始于美国，现在已成为西方国家的主要税种之一。社会保障税在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安全阀”和“减振器”的作用。除了具有税收的一般特点以外，还具有强烈的累退性、有偿性、再分配性和总偿还量不断扩大的特性，是当今世界各国所得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改社保费为社保税，对于建立稳定的社会保障资金筹资机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具有重大意义。

有利于解决我国现有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改革发展的需要，其原因在于它自身存在着保障资金来源不稳定、管理操作不规范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使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而开征社会保障税后，可以以法律的形式规范社会保障制度，使社会保障基金有稳定、及时、足额的收入保证，可以减轻企业负担，实现公平竞争，解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稳定。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对国民收入分配进行再次的适度调节，保持社会收入公平，防止两极分化。

有利于缓解进入老龄社会后给企业和国家财政带来的巨大压力

按照国际惯例，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10以上的国家为人口老龄化的国家。20__年，我国的老年人口已占总人口的10.8；预计到203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0，总量达到3亿人。20__年我国离退休人员达到4000万人，退休金支出超过了1500亿元；预计到2020年，我国退休人员将达到7000万人，因此届时退休金支出将超过8000亿元。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度快，退休人员增加很快，相应的退休金支付量迅速增加，要做到社会化发放，仅仅依靠现有的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障体系是无法承担的。而社会保障税的收入通常纳入政府的财政预算范围之内，因而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只有开征社会保障税才能逐步缩小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走出社会保障支付危机的困境。

有利于实行全国统筹制度

国际经验表明，只有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基金才便于政府在更大的空间内调剂余缺，平衡地区差距。目前的省级统筹只能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过渡形式，全国统筹才是终极目标，毫无疑问，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将为全国统筹创造有利条件。

社会保障税的税制设计

开征社会保障税，要按照循序渐进、平稳过渡的原则，实事求是，从我国国情出发，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和做法，认真设计出切实可行的社会保障税制。

税目

税目设置应与社会保障的项目相对应。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的项目主要有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女工生育保险等五项。前三项保险对社会经济影响最大，其改革在各地进行得也最为广泛和深入，因此应重点设置这三大税目；后两项保险在多数地方尚处于试点阶段，加之这些保险行业特点突出、覆盖面窄，故暂不宜将其作为税目，可通过商业保险方式解决，将来条件成熟时再逐步纳入社会保障税的范畴。

纳税人

普遍性和公平性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所追求的两个重要目标，而且，社会保障有一个“大数法则”，即参加保险的人数越多，互济功能就越大，抗御风险的能力就越强。这充分说明社会保障实施范围越普遍，越能体现出公平性，社会保障的功能也越能得以充分发挥。因此，我国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应当是我国境内的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具体包括：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合伙制企业及其职工，以及外商投资企业及其中方员工、自由职业者、国家公职人员。鉴于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不高且地区发展不均衡、农民收入水平较低，可暂不把全部农民和乡镇企业作为纳税人。但可先将有一定规模和符合一定条件的乡镇企业列入征税范围，还可选择少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民承受能力较强的地区进行试点。

课税对象

课税对象规定为纳税人支付的工薪总额或取得的工薪收入。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企事业单位以实际支付的工薪总额为课税对象；个人以其所获得的工薪总额（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浮动工资、各种工资性补贴）为课税对象。另外对于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等非工薪收入者则以毛收入为征税对象；对不易核定的，可授权征收部门在当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一定限度以内确定。

税率

税率是税收制度的中心环节，税率的高低决定着纳税人的负担。一般来说，社会保障税率主要取决于保障支出的基本需求、保障水平以及纳税人的承受能力。考虑到我国的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较低，企业和个人的纳税能力有限，社会保障税的税率不能定得过高。可考虑实行分享比例税率并采取差别税率，不同项目设置不同的税率。

在目前情况下，可继续延续以前的征收率，即养老保险税率为28，其中雇主缴纳20，雇员缴纳8；失业保险税率为3，其中雇主缴纳2，雇员缴纳1；医疗保险税率为8，其中雇主缴纳6，雇员缴纳2。这样实现了与以前缴费制度形式的衔接。

税种归属选择

建立单独的社会保障预算对基本社会保险的收、支和结余进行统一管理应该作为中央政府的基本职责之一。但是，目前我国的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计划是由省、地或县市一级政府负责，中央并没有统一起来。所以，如果要将社会保险税作为中央税，财政体制必须进行相应的大调整，但这项工作十分复杂，因而近期内将社会保障税作为中央收入难度很大，短期内社会保障税只能作为地方税。只有当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及基金的统筹层次提高到全国统筹，社会保障税才有条件成为中央的收入。

参考文献：

1.苏丽华.开征社会保障税——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必由之路[J].黑龙江对外经贸，20__

2.许娟，王帅.关于开征社会保障税及其相关问题研究[J].黑龙江对外经贸，20__

3.吴文昆，张祖华.关于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几点思考[J].市场论坛，20__

4.李建平.社会保障“费”改“税”的制度性约束[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__

5.焦东瑞.我国社会保障费的现状及发展趋势[J].经济师，20__

第13篇

[关键词]乡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强镇扩权

一、问题的引出与概念的界定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国家由政府公共财政支出膨胀而引发了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为解决和处理对这些危机，理论界掀起了治理研究的热潮。目前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集中体现在城乡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农村社会稳定形势堪忧、农民上访事件不断，甚至形成了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对立。这些社会问题使得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社会管理的难度加大，它所面对社会治理困境不容忽视。本文拟从前人研究的基础出发，全面分析我国乡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现状、问题和改革实践及启示，并进一步提出深化乡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改革的建议。

一般说，社会治理能力是指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有效性。具体来说，它是指公众对涉及社会管理的公共物品的需求与政府提供这些公共物品水平之间的持续平衡过程。社会治理也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治理泛指所有与乡镇政治、行政、经济、社会变迁有关的管理体制和变革模式，包括政治上的村民自治或乡镇自治；行政上的乡镇管理机构、体制和方式；经济上的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和城镇化建设；以及国家与社会(具体就是乡镇政府与农民和农民自治组织)的关系等。狭义的社会治理是指乡镇政府在社会管理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以及体制、机制、方式等各方面的改革与综合，其中关键的问题是乡镇政府能够有效发挥其治理能力。这是因为：首先，这是由我国农村社会管理的范畴决定的。虽然关于农村社会管理的范畴还处在争论之中，但至少包括上述列举的各种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都可以纳入公共物品的范畴，而政府对公共物品的供给是否满足社会需求就涉及到政府能力的问题，因为能力建设是政府提供高质量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基础。其次，这是由我国“三农”问题突出的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状决定的。“历史反复地表明，良好的政府不是一个奢侈品，而是非常必须的。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有效的政府——而不是小政府——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

笔者更倾向于在狭义上运用社会治理的概念。因此，从内涵来看，乡镇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可以转化为乡镇提供的涉及社会管理等公共物品的能力，而供给的过程即是其能力作用的过程，包括获取要提供的公共物品资源的能力、决定提供何种公共物品和如何分配这些公共物品的整合和配置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当然涉及到乡镇政府职能划分、行政权力运用等问题。

二、我国乡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现状

(一)乡镇政府公共财政能力较弱

影响乡镇政府治理能力的首要因素是政府的财政能力，分税制改革后，乡镇政府公共财政能力偏弱已经是一个明显的事实。目前我国乡镇政府财权的配置主要源于1994年后实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该体制基本划分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职权，同时地方各级政府比照这种方式，形成了地方政府之间包括与基层乡镇政府财政职权的基本配置。中央拥有财政税收的最大权力，而乡镇政府财权空间则被逐级压缩，财权逐层上移。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后，使这种状况更加明显。乡镇政府的巨额债务即是一典型的例证，据保守估计，我国县乡两级的债务已经高达5000多亿元，并且每年以200亿元的速度递增。乡镇政府财政能力不足，制约了其资源获取能力，而资源获取能力的强弱影响了乡镇政府公共物品的供给，直接表现在农村生产性公共物品和涉及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或低效供给。

(二)乡镇政府权力虚置，存在授权不足与越权并存

政府能力与行政权力之间存在一定联系，“使行政部门能够强而有力，所需要的因素是：第一，统一；第二，稳定；第三，充分的法律支持；第四，足够的权力”可见，政府能力的强弱与行政权的大小有关。虽然宪法赋予了乡镇政府方方面面的权力，包括领导本乡镇的经济、文化和各项社会建设，做好公安、民政、司法、文教、卫生和计划生育等工作，但实际上这些权力因没有实际的机构载体而被虚置。乡镇政府在形式上设有包括农经站、农机站、水利站、林业站、畜牧站、文化站等名目繁多的机构，然而这些“七站八所”并不为乡镇政府管理，形成对乡镇政府实际上的授权不足。另一方面，在“垂直型体制”的作用下，乡镇政府为完成上级分解的政绩指标，在没有法律明确授予权力的情况下又不得不采取强制性的措施，如计划生育、土地管理、环境保护等执法工作又有明显的越权行为。授权不足与越权并存使得乡镇政府很难有效地整合和配置现有资源，大部分资源被分配到实现政绩指标上，而与社会治理密切联系的公共物品难以提供。

(三)乡镇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方式单一，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不足

目前，农村公共物品大多是由乡镇政府和部门自上而下来决策供给，供给的主体多来自于政府。主要的提供方式是：预算内的包括财政拨款、购买服务等；预算外的包括乡镇企业上缴利润、管理费、乡镇统筹、各种集资、罚没和捐款等。比如农村的主要公共物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农业水利设施、农业技术推广、农机事业服务等都主要依靠政府的拨款，而预算外供给的公共物品范畴更加广泛，无论预算内还是预算外的供给主体始终是政府，且大多采取行政性的手段，甚至是计划性的方式，较少采用市场的方式。而治理理论和实践表明，政府并非是公共物品的唯一供给者，在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网络中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一样，发挥着一定的功能，只是各参与者中“同辈中的长者”，公共物品提供方式要包括市场化、私营化或公私合作等多种模式。当前由于乡镇政府单一的供给方式与农村生产和生活中日益增长的公共物品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所以造成了社会治理有效性不足。

三、浙江“强镇扩权”改革的启示

从社会治理能力的现状分析，我国乡镇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的资源获取、整合配置和运用能力上都存在缺陷，影响了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国地方政府进行很多有益的探讨和实践。目前在浙江省刚刚推行的“强镇扩权”改革即是其中之一，其做法是直接从影响乡镇政府社会治理有效性的因素人手改革。2005年9月，浙江省首先在绍兴市进行了改革的试点，2006年又将试点扩展到嘉兴市，2007年浙江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中心镇培育工程的若干意见》。这意味着“强镇扩权”在全省范围内展开，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启示有三个方面。(一)赋予乡镇政府一定的财政权用以支持其公共物品的自主供给

“强镇扩权”改革的原因之一是乡镇没有独立财权，其税收基本被上级(县、市)抽走，致使乡镇的公共财政无法发挥更大作用。因此，浙江省政府在支持中心镇发展的文件中明确规定将部分财政权力下移，如在中心镇范围内收取的规费和土地出让金，除上缴中央部分外，地方留成部分向中心镇倾斜。绍兴市作出的具体规定是，从2007年起除了上缴中央和省级财政的部分，增收部分不再由县镇两级共享，而是全部返还给乡镇。乡镇财权的扩大，能够促使基层政府将更多的支出应用到公共服务领域内，如嘉善县西塘镇原计划从2005年开始用3年的时间，每年从镇财政拿出420万元解决7个行政村的便民服务区的建设，但因为工程欠债不得不将原计划的每年7个行政村缩减为3个。“强镇扩权”使该镇具有了相当的财力，可以按照原计划实行了。可见，改革初步缓解了乡镇政府财政能力不足的矛盾，从而促进了其自主提供公共物品的积极性。

(二)通过权力下放赋予乡镇政府实际的社会管理权限

“强镇扩权”改革下放了县级政府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主要按照“依法下放、能放则放”的原则，赋予中心镇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按照创建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强化了扩权镇政府农村科技、信息、就业和社会保障、规划建设、公共文化、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计划生育和法律援助等公共服务职能。权力下放的主要方式是县向乡镇委托授权。例如，为了填补乡镇政府在环保监管上的职能缺位，首先进行改革的绍兴县就通过书面授权的形式。在2006年底县委县政府与钱清镇等5镇签订委托行使管理职能协议书，明确规定了乡镇执法员可“对辖区企事业单位违法排污行为开展调查取证并提出处罚建议”。也就是说获得授权的乡镇环保执法员只要拿出相关执法证就可对发现的偷排污水行为进行及时处理，而不用再向上级汇报，由县级政府相关部门人员处理。通过委托授权，理顺了乡镇与上级政府的权责关系，解决了其“有权管不了，无权不能管”的问题，化解了乡镇政府权能不符的矛盾。

(三)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合作，实现多样化的公共物品供给方式

《关于加快推进中心镇培育工程的若干意见》确定了中心镇要加快社会事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和完善“一校(高标准的普通高中或职业高中)、二院(中心卫生院、综合性敬老院)、三中心(文化中心、科普中心、体育中心)”等设施，以及“一路(高标准的进镇道路)、二厂(自来水厂和污水处理厂)、三网(自来水供水网、垃圾收集(处理)转运网、通村公交网)”等设施。当然这些公共物品的大量投入仅仅靠乡镇一级政府是难以实现的。因此，改革过程中一些乡镇采取了市场运作的方式，通过走社会化、市场化、多元化道路，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如诸暨市店口镇采取了BOT方式，由政府企业共同投资建设，当地一家民营企业占投资额的51％，其余49％由店口集体资产经营公司出资，建立起国内第一个乡镇垃圾焚烧场。2006年该镇将一些道路、公交、公共区域广告经营权进行特许拍卖，当年即为政府筹措上千万元建设资金。乡镇政府通过BOT、特许拍卖等形式转变了其提供公共物品的方式，即从原来的行政方式转变为市场方式，提供的主体也由政府单独提供转变为政府与企业的合作，为以后发展成为多样化的公共物品提供方式奠定了基础。

“强镇扩权”改革以下放财权、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为核心，赋予乡镇政府一定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乡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改革抓住了我国乡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不足的关键问题，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应该成为我国乡镇改革的可选路径。

四、进一步改革的路径选择

浙江的改革刚刚起步，对存在的一些问题深入研究，并加以解决，改革才能持续下去，实现乡镇政府权责对等、乡镇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才会真正得到提升。

(一)深化公共财政制度改革

乡镇政府治理能力不足的原因之一是财政汲取能力不足。这源于我国现有不合理的财政分配制度和转移支付制度，因此仅仅着眼于乡镇政府的财权配置并没有抓住改革的关键问题。在单一制国家，乡镇的财政配置是从属于整个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制度的，因此要建立合理的公共财政制度，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不仅要明确县级政府对乡镇政府财政支持，而且还要明确市级、省级甚至中央政府对乡镇政府的财政支持，具体的可以从改革现有的转移支付制度人手，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性转移支付力度。同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在明确划分各级政府的职责的基础上明确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改变由上到下的转移支付制度，并建立有效的约束和效益评估机制，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这是乡镇政府具备应有社会治理能力的基础。

(二)建立并完善相应的监督体系

拥有权力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为保证权力的有效合理运用，权力监督就成为关键。随着乡镇政府财政自主能力和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增强，就需要建立起完善的监督体系，促使其权力不被滥用，发挥其应有的能力。目前学界比较一致的建议是，对乡镇建立起合理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乡镇政府的主要职能应该定位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所以在绩效考核指标上应该淡化对经济指标的追求，而应该把农民增收、生态环境治理、污水垃圾处理、社会治安、乡风文明、教育文化、科技卫生和规划管理等公共物品供给列入指标内。但这些监督考评的方式还是行政性的，容易滋生长官意志。因此，从长远来看，应该转变上级政府对乡镇政府的监督方式，即从行政性的转向法律性的，主要是以法律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进行必要的监督与干预，将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和责任纳入到法治轨道。即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政府具有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法定义务，必须通过合法的行政程序来积极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接受来自权力机关、非政府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三)大力培育社会自治力量，发展非政府组织性质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乡镇政府对公共物品提供方式要由单一走向多元，不仅要培育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而且还要培育多元的自主社会自治力量。我国目前建立了一些存在政府背景的官方和半官方的经济合作组织，还难以独立发挥自治主体的作用，因而可以在此基础上，将这些经济合作组织转化为非政府组织性质，让农民根据自身需要建立和发展非政府组织性质的民办、民营的经济合作组织，不仅能够解决农民在发展农业、乡镇企业、拓展市场等方面的经济问题，而且也沟通了农民与政府的渠道，有利于他们参与到政府社会公共服务的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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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我国现阶段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对商业保险的现实要求出发，着重分析寿险公司发展商业养老保险及企业年金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就寿险公司如何在“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出一些建议。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就难以和谐，而没有养老保险，社会保障体系就不会健全。

【关键词】和谐社会社会公平三支柱企业年金

2006年6月15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保险业是金融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保险业要统筹发展城乡商业养老保险，积极参与企业年金业务，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养老保险是一项公益性事业，寿险公司有义务也有责任在实现客户、股东、员工三者利益科学、均衡发展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在养老保险领域的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功能，推动养老保险事业健康、快速发展。同时，从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存在的弊端、发展趋势及历史经验来看，寿险公司加快发展商业养老保险既是制度的要求，又有市场的需求，更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一、我国现有的养老保障体制与人民养老保障需求存在巨大矛盾，要求寿险公司在养老保险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人口的“未富先老”，也即财富积累速度严重落后老年人口对养老保障需求的增长速度。我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仅为800美元，而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0美元，积累的财富足以应对“银潮”。同时，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施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也造成人口老龄化速度远远高于欧美国家（见表1）。这种“未富先老”以及老龄化速度过快的独有现象导致了我国现行制度出现诸多的矛盾和不足，也引发了一些社会不和谐的因素的产生。

所需年数

表1部分国家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从9%增至18所需年数

当前我国急需寿险公司在养老保险领域发挥作用，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职工缴费负担重，需要商业养老保险的有效补充。其次，“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形同虚设，需要商业养老保障的积极参与；再次，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实行“双轨制”，两类职工的养老金水平差距过大，社会收入的再分配不公，需要大力发展企业职工补充养老保险或企业年金制度；最后，现有社保基金管理需要进一步规范，需要借鉴商业保险资金管理经验。

二、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由单一层次向多支柱模式过渡，为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创造巨大的市场空间

自1994年世界银行《防止老龄化危机，保护老年人及促进增长的政策》的报告，倡导各国建立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以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由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组成的“三支柱”养老保障制度（见表2）。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在经历了国家养老、企业养老、社会统筹以及统帐结合四个阶段后，也正在向“三支柱”模式过渡。而且在演变过程中，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在制度中的责任分摊机制将重新界定，个人领取养老金的权利与缴费义务将实现统一。

基本养老保险县

企业年金

储蓄养老保险

表2三支柱养老保障模式

同时，我国养老制度未来的发展将会呈现以下趋势。一是社会化趋势。资金筹集社会化，管理服务社会化，养老金发放社会化，职工养老将独立于国家和企业之外。二是市场化趋势。基金筹集市场化，基金管理运作市场化。三是责任主体多元化趋势。四是制度化趋势。伴随法规的完善，养老保障将走上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轨道。这种结构的调整和发展趋势为寿险公司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寿险公司通过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功能，即可以参与社保基金第三方管理，又可以为企业年金提供受托管理、账户管理和投资管理服务，更可以发挥行业天然优势，开发销售个人养老储蓄产品。

三、世界养老保障制度发展的历史潮流，决定商业养老保险必然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构成

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完善的过程，是随着社会财富的逐渐增加而不断调整的过程。从17世纪英国的《济贫法》到19世纪末德国社会保险制度的诞生，从1935年美国《社会保障法》的颁布到欧洲福利国家制度的确立，直到应对人口老龄化而对“三支柱”养老保障模式的确立，国家在养老保障中承担的责任正在弱化，在权力与义务对等的要求下，企业的养老责任不断加强，个人领取养老金待遇的权力与缴费义务也将高度统一。在这个过程中，商业养老保险的作用得以凸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直至深入到养老保险制度的各个层面，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构成。同时，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还推动了一国金融体系和社保体系的有机结合，两个体系建立了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机制，形成了拉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强大内在动力。

四、寿险公司在“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中作用发挥

我国已经建立了“统帐结合，部分积累”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而且，随着《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等法规的实施，发展企业年金制度的法律环境也基本成熟，加之个人储蓄性质商业养老保险的快速发展，我国“三支柱”模式已初现雏形，寿险公司在“三支柱”养老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将得以有效发挥。

1、寿险公司应积极参与基本养老保险“第一支柱”的建设。首先是为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等社保基金提供“第三方”管理。保险资金是我国资本市场上安全程度最高、收益最平稳、运营最规范的一类长期资金，适应社保基金市场化运营趋势，寿险公司提供的专业投资技术和投资管理服务，可以有效弥补政府在管理社保基金方面经验不足，缺乏保值增值和规避风险手段的现实问题。其次，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探索一条商业保险参与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有效途径。农民、农民工、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不足是影响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受制于国家财政转移支付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完全依赖现有的制度安排提高农民养老保障水平是不现实的。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尤其是商业保险参与农村养老体系建设，让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成果惠及农民，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政府工作的重点，更是寿险公司扩大业务领域，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协调发展的本职要求。

2、寿险公司要抓住发展企业年金的机遇，推动“第二支柱”又快又好地发展。发展企业年金是金融体系和社保体系建设的共同要求，也是寿险公司发挥资金融通与社会管理功能的有机统一。寿险公司必须抓住这次做大做强保险业，提升行业地位的历史性机遇，动员行业整体力量和资源在企业年金领域树立先发优势。目前，寿险公司发展企业年金已经具备了充分的客观条件：条件一，从2003年起，在劳动保障部和中国保监会的推动下，太平人寿成功参与了辽宁省企业年金市场化运营试点工作，促成中国第一笔合格的企业年金计划，为寿险公司开展企业年金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条件二，全国已经有8家寿险公司获得了企业年金基金的运营资格，可以为企业提供包括受托管理、账户管理和投资管理在内的“一揽子”运营服务；条件三，寿险公司在长期资产负债管理、精算技术及风险管理、账户管理与服务以及资金运营等方面具有其它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条件四，我国企业年金政策环境已经成熟，巨大的市场潜力正在演变成企业的现实需求，2006年全国企业年金基金存量已达600-800亿元，根据中国保监会的预测，到2010年市场规模可达1万亿元，2030年更将达到15万亿元。更加有利的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2006年9月1日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工作的通知》，对企业年金的规范发展设定了时间表，这是摆在寿险公司面前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掘金”机会。

3、寿险公司要大力发展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巩固“第三支柱”的核心地位。在我国，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作为一种长期保险业务，只能由寿险公司经营，这决定了其必然成为“第三支柱”的核心构成。一方面，寿险公司在提供企业年金基金运营服务的同时，要配合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年金化领取需求，不断丰富年金产品线，开发付给方式灵活多样的养老金转换年金产品，吸引个人账户资金购买保险年金；另一方面，寿险公司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和老年人新兴保险市场需求，开发具有社会效益的个人养老保险产品，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廉价的、适合城镇低收入职工和农民的养老保险服务。商业保险参与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寿险公司要积极争取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以便在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伟大事业中做出应有的贡献。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及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产生深刻影响，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带来极大挑战。我国首部《养老保险管理办法》即将颁布实施，寿险公司在完善养老保险体系，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责任将更加重大，优势更加明显。

【参考文献】

[1]张建伟、胡隽：和谐社会视野下的中国农民养老保障制度[EB/OL].、

[2]李琼：论加速农村寿险发展的对策[J].保险研究，2005（1）.

第15篇

（一）培养大学生科学的生活理念和正确的婚姻家庭观念。家庭生活看似简单，实则复杂，如何把复杂的家庭生活处理得简单，使家庭生活健康和谐，积极向上，考验家庭成员的智慧。大学生家政素质教育通过培养大学生科学的生活理念和正确的生活观念，使其在现有家庭尤其是毕业之后组成新的家庭后，能够以鲜活的姿态把家庭生活过得丰富多彩。

（二）培训大学生必备的家庭生活知识和技能。家庭生活的知识和技能千千万万，包罗万象，大体可分为家庭生活技术、家庭生活科学知识、家庭生活艺术。1）这些知识和技能掌握得多少和质量高低对家庭生活和谐影响重大。通过大学生家政素质教育，培训大学生家庭饮食和烹饪、家庭服装和保管、家庭装饰和环境、家庭健康、家庭教育、家庭理财、家庭生活艺术、家庭沟通艺术等，能够使大学生在现有家庭尤其是毕业之后组成新的家庭后把家庭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

（三）培育和谐家庭建设的主导成员。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我国家庭中受过大学教育的成员越来越多，并成为家庭建设的主导成员。开展大学生家政素质教育是对和谐家庭建设的主导成员的教育。可以说，大学生家政素质教育工作开展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国家庭建设的和谐程度。

二、我国大学生家政素质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一）我国大学生家政素质教育的整体情况。相对于发达国家家政素质教育的成熟和各具特色，我国家政素质教育还相当落后。比如，美国的家政素质教育已经形成了规模，3000多所高校中有1/3开设了家政专业，其余大多数高校都开设了家政教育课程，有的家政专业还可以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2相对于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高速度，我国家政素质教育正在被越甩越远。十六届四中全会就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在很多领域也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作为社会发展最小单位的家庭，其成员的家政素质远远无法满足和谐家庭建设的需要，亟需家政素质教育的培养。相对于家政职业教育的缓慢发展，我国大学生家政素质教育尚在萌芽阶段。家政教育分为家政职业教育和家政素质教育，前者是开设家政专业，为家政服务行业培养专业人才；后者是运用家政学研究的实证和理论成果，通过教育与培训，使人们树立科学的生活理念，正确的婚姻家庭观念，掌握尽可能多的家庭生活知识与技能，健全家庭昔理，调节人际关系，提高家庭生活质量，满足人们口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使婚姻家庭生活更加和谐幸猫，并以此促进社会的文明进程。3我国已有30多所高职和本科院校开设了家政专业教育，但是其他学校基本没有对大学生家政素质教育的培养。

（二）我国大学生家政素质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国大学生家政素质教育非常薄弱，在整个教育体系和家庭建设中处于一种基本没有地位的状态。一是教育行政部门不重视。我国教育体系从小学到高中偏重应试教育，大学阶段偏重理工人文社科知识和相关专业技能，前者是以高考为导向，后者是以就业为导向，缺乏对人的综合素质的培养。我国中小学多少还有家政素质教育的一点课程要求，而高校基本没有对家政素质教育的要求。二是高等院校不重视。在当前招生和就业形势下，高校普遍不重视家政素质教育，除了开设家政专业的高校外，基本没有高校开设家政素质教育的相关课程。三是家政行业不重视。当前中国家政行业入门门槛很低，家政企业多如牛毛，家政行业乱象丛生，处于行业洗牌前的混乱状态，整个行业以生存为目的，尚未到迫切需要高素质家政人才的阶段。四是大学生自身不重视。在就业压力和学校的引导下，大学生把全部精力放在专业学习、社会实践、英语过级考试、各种资格证书考试上面，忽略了家庭生活素质培养的需求。

（三）我国大学生家政素质教育体系尚未建立。一是缺乏社会认同的适应我国高校教育和家庭生活需求的家政素质教育科目和教材。我国家政素质教育的科目没有明确确定，缺乏认同。目前我国家政职业教育教材数量很少，家政素质教育教材只有针对初中和小学生的单一教材，大学生家政素质教育的教材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二是缺乏从事大学生家政素质教育的教师资源。整个家政教育的教师数量都远远不够，毋宁说家政素质教育，师资力量薄弱到数量微乎其微，专业背景更是少之又少。三是缺乏大学生家政素质教育发展的教学条件。长期不重视家政素质教育的后果之一是，学校缺乏家政教育的实训场地、实训器材。

三、开展大学生家政素质教育的策略分析

（一）社会力量推动。需求是最大的动力，大学生家政素质教育的发展首先需要社会力量的推动。可以说，我国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理念、家庭生活知识和技能、家庭生活艺术等方面已经远远跟不上时代潮流的发展，难以满足和谐家庭建设的需求。对于建设和谐家庭来说，如何发展大学生家政素质教育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需求。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把这种需求转变成为一种力量，推动教育行政部门、高等院校和专家学者加快构建大学生家政素质教育。

（二）专家学者论证。教育的发展要有前瞻性，我国大学生家政素质教育已经落后了，亟待相关专家学者大力探索，积极研究，详细论证大学生家政素质教育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实施策略。专家学者论证既要有理论分析，也必须要有实证研究，后者在当前尤显重要。要拿出事实和数据，向高等院校、教育行政部门和整个社会证明，接受过良好的家政素质教育的社会成员更好地组建和构建和谐家庭的可能性更大。

（三）教育行政部门推行。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是行政力量强大，因此教育行政部门大力推行是大学生家政素质教育发展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