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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媒体;微信;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02-0339-01
一、调查概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历史积淀,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继承、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人们的时代使命,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必要条件。当下传统文化的传播,不仅依赖于传统媒介,更借助于新媒体这一日益强大的技术手段和平台。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走入了大众的视野,微信的产生和发展对传统文化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为了能够立足事实,深入的了解微信作为新兴媒体对于传统文化的作用,获得第一手的资源和信息,调查小组展开了一次全面的调查。
本次调查主要通过发放调查问卷、采访不同职业的人群等多种方式,在全国多地展开,共收到纸质问卷215份、电子问卷136份及采访视频等。根据调查问卷及现场采访,希望能够充分地了解到传统文化在以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平台上的发展情况。
二、调查结果及分析
(一)调查结果
在大众使用微信的频率方面,在受访人群中,微信日均使用时间在1小时以内的占46%左右,5小时以上占不到12%。微信的使用率普遍高于其他的网络方式;在微信各类消息普及度方面,使用微信的用户浏览信息多集中于时事新闻,而关注传统文化的用户比例在32%左右。
在传统文化关注度方面,54%的微信用户在日常生活中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度一般,仅2.2%的用户对该领域完全不关注;在传统文化各种传播渠道产生的效果方面,通过微信传播传统文化知识目前效果一般,电视、广播、报刊等传统媒体仍然是宣传传统文化的主力军。
在受众对待微信传播传统文化的态度调查中,受访者对通过微信传播传统文化的方式普遍表示赞同。有93%的受访者认为,微信中有关传统文化的信息使他们领略到传统文化的精彩,增加了知识储备,有75%的被调查者认为从中得到了精神的滋养。大家以一种较为开放的心态来接受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和新媒体的融合,作为文化发展的形式已经逐渐被大众所接受。
(二)调查结果分析
1.以微信传播传统文化现阶段效果一般
与传统传播方式相比,微信传播传统文化的方式尚未成为主流。目前人们学习和接受传统文化信息的渠道主要来自于书籍报刊、电视广播和课堂学习,以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对传播传统文化的影响尚不深远。其原因在于,传统文化在缓慢中传承与进化,而微信的出现和发展则突如其来,二者之间的隔阂需要一定的适应周期。公众号的传播、朋友圈的转发、微信群的“家”文化与“红包”文化,已经是微信在传播传统文化中开始发挥作用的一种体现。
2.以微信传承传统文化有极大的潜力
随着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移佣说难杆倨占埃通过新媒体获取资讯、学习知识、交流情感的生活方式越来越普遍,人们埋首于微信等新媒体平台的时间越来越长。而相对于其他新媒体平台,微信操作简单、界面简洁、功能综合,适合于各个年龄阶层的群体,优势日趋明显。微信的广泛普及意味着,传播传统文化不能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承方式,而应该顺应时代潮流谋求新的发展方向。拥有广大用户的微信提供了传承传统文化的用户市场。虽然传统文化尚未成为大众通过微信获取知识的主流部分,但绝大多数受访者对以微信传播传统文化的方式持赞同意见,他们普遍认为相比其他网络文学,传统文化更能带给人们精神上的饱腹感,更符合大众心理需求。
3.微信传播传统文化尚有不足之处
其一,微信对传统文化普及的审核和规范存在不足。一些网络谣言的制造者为了引起关注借传统文化的外壳在朋友圈大行其道,带来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其二,微信的发展带来了便捷的生活、开阔的视野,同时也使人们趋向于快餐式的阅读与粗略化的思考。传统文化被不断简化、解构,甚至娱乐化。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快节奏的微信传播中难以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其三,传播传统文化的微信内容不够优质,缺乏市场竞争力。在调查问卷和采访中,许多受访者建议对对微信中的传统文化内容进行包装,打造古色古香、精致优雅的阅读体验,防止出现文化上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三、提高传统文化在新媒体时代影响力的策略
(一)规范传播,确保微信传播传统文化的公信力
在虚假信息泛滥的今天,网络谣言过多地消耗民众的信任度,无论对微信公众平台还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一种打击。微信对传播传统文化知识、精神的准确性掌握是做好新媒体传统文化普及的重要前提。除了加强监管并限制微信中不实言论传播,还可以对微信公众号采取信用评级制度,评级结果公开显示在该公众号的首页上。同时,我们应当鼓励颇具公信力和专业素养的传统媒介敞开怀抱接纳新媒体,在新兴平台上为大众带来高质量的文化享受。
(二)打造适合新媒体传播的传统文化精品项目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经过微信的推送,在大众脑海里形成的是碎片化印象。将零碎的传统文化知识打造为深刻而系统的精品文化项目,也可以积累一批忠实的读者。
(三)提高传统文化微信传播的趣味性和实用性
传统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厚重积淀,远不如时事新闻、娱乐八卦所能给用户提供直观的刺激和新奇的享受。世界日新月异,传统文化也需要推陈出新。结合时事热点,注重版面版式,提高微信产品的整体质量,改善用户的阅读体验,都能为传统文化内容吸引大量读者。在文化传播之余,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设置互动平台,提供传统文化爱好者交流探讨的园地。由此,微信因传统文化丰富了内在价值,而传统文化也将以其自身优势,投入新媒体时代的洪流,在微信为代表的新兴媒体中焕发新的活力。
四、结语
传统文化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给予了一代代中国人民丰富的精神滋养,国人承担着将文化宝藏代代相传的历史使命。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传统文化的传承遭遇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次调查通过电子问卷与现场采访相结合的方式,对新媒体环境下传统文化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调查,着重探究了传统文化在微信这一媒介中传播发展的新思路。调查发现,微信传播传统文化的方式目前的影响力不甚强大,但发展的潜力无穷。即使微信为媒介的传播方式在当下社会暴露出种种缺陷,但有效的对策可以改善这一状况,助力传统文化在微信上的传承与发展。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期待,微信因传统文化增添了文化底蕴,而传统文化也因新的传播方式呈现出独特的风采。
参考文献
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与发展,人们对新媒体的依赖程度与日俱增。据《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12月,我国20-29岁年龄段网民的比例为31.2%,在整体网民中占比最大,高中及以上学历人群中互联网普及率已经到较高水平,学生依然是中国网民中最大的群体,占比25.5%,互联网普及率在该群体中已经处于高位。由上述数据可知,当前新媒体在学生群体中已相当普及。西藏特殊的发展历史、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等造成了西藏教育环境的特殊性,那么,新媒体在西藏高校在校生中普及度如何、产生怎样的影响,也就成了笔者关注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笔者在西藏大学发放调查问卷,以此了解西藏高校大学生使用新媒体的真实情况,也为后期开展进一步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一、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调研采取调查问卷和个别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共发放调查问卷400份,回收问卷392份,其中有效问卷384份,有效率为96%。
从调查结果来看,在调查对象中,男性数量(202人)略多于女性(182人)。从被调查者的民族情况来看,汉族学生为213人,占总数的55.5%,藏族学生为161人,占总数的41.9%。从被调查者的学历分布来看,在被调查者中,本科生为318人,占总人数的82.8%,硕士研究生为66人,占总人数的17.2%。
二、新媒体使用状况
媒体按出现的时间可以分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两种,传统媒体包括电视、广播、杂志等,新媒体如电脑、手机等。调查结果显示,手机的普及率为100%,电脑(包括笔记本、超级本、上网本)的普及率接近100%,值得一提的是,有部分学生(22.4%)由于更新换代等原因,同时拥有并使用两部手机。另外,通过分析数据可以看出,手机和电脑已经成为西藏大学在校生在日常生活中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在西藏大学校园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媒体。
在新媒体的使用时间这项调查中,每天使用新媒体时间“少于1小时”的仅有49人,占12.8%,“1-2小时”的有52人,而使用新媒体时间在“2-4小时”及“多于4小时”的分别为177人、106人。由此可见,有超过七成的大学生每天使用新媒体时间多于2小时,这其中有四分之一左右的大学生使用新媒体甚至在4小时以上。
三、对新媒体的依赖性
如今新媒体成为西藏大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其影响力可想而知。调查显示,仅有15名(4.0%)学生“在最近一个月内曾超过一天时间没有主动接触手机或互联网等新媒体”。而78.6%的学生“通常会随身携带手机”,75.3%的学生会“时不时查看手机以检查有没有短信、微信等消息”,27.3%的学生“睡觉不关机”,另外,“有睡前玩手机习惯”的学生比例甚至高达92.7%。如果一天不使用互联网或手机,有145人(37.8%)觉得“极度空虚”,另有175人(45.6%)会“焦虑惶恐”,由此可见,多数学生与新媒体已经近乎“如胶似漆”、“形影不离”,在心理上产生了极大的依赖。
四、对新媒体使用的认知
对手机上网的态度,大部分学生(333人)赞成手机上网可以便捷的获取信息;在现实中与他人交往的方面,有74.1%的学生认为新媒体有利于与他人交往;另外,69.5%的调查者认为手机上网是非常有利于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
通过以上调查我们可以知道,目前新媒体已经成为西藏大学生群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信息来源渠道,而传统的纸面媒体呈现出退出了西藏大学生的日常生活的趋势。大学生群体对于新生的网络事物不仅具有较强的接纳、学习以及使用的能力,而且对互联网和手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他们认可通过来学习、交流、扩展自己的知识,认为新兴的网络使用方式、网络社交方式对其有很强的吸引力,并在大学生日常的社交和学习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关键词】 法治报道 司法监督 司法公正
为全面了解我国媒体记者对媒体司法监督报道的现状,2010年12月至2011年2月底,我们对我国的新闻记者特别是从事法治新闻报道的记者进行了问卷调查,以了解他们对当前法治报道及舆论监督报道状况的意见。本次调查采用随机抽样,以纸质书面问卷和E-mail电子问卷形式发放,无记名填写的方式进行。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80份。
一、受访记者人口学特征
本次调查中受访记者男性145人,女性134人,性别比例基本均衡。
受访记者的年龄,以中青年记者为主,20~49岁年龄段占96%,其中20~29岁的媒体记者为153人(占54.4%)。
受访记者学历总体层次较高,以大学本科学历为主,占到70%;研究生、博士生也占有一定比例,达到23%。
受访记者居住的地区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为主,其中在省会、直辖市工作的记者占到90%。
受访记者所就职的媒体主要集中在电视、报纸和网络媒体,分别为130人、77人、44人,合计比例达到74%。另外有22名受访者在杂志工作,6名受访者在广播媒体工作。
受访记者有比较丰富的法制新闻采访报道经验,其中工作时间在两年以上的达到70%。
二、对法治新闻报道现状的看法
调查发现,受访者认为“正面宣传报道过多,批评性报道不足”以及“对司法机关的监督不足”,是当前法治新闻报道存在的最主要问题。其他存在的问题还包括“对法律法规等专业性强的内容解读不足”、“案件报道过多,有用信息太少”和“专业性不足”、“时效性不强”等方面(见下表)。
媒体记者还普遍认为“媒体审判”已成为法治报道中最经常出现的情况。此外还存在着“滥加评论”和“偏听偏信”等情况。多数记者并不认为“失实”是法治报道的主要问题(见下图)。
受访记者们认为,法治新闻采访报道经常受到的干扰主要是来自宣传部门或上级领导的限制。这其中包括“采访要经过宣传部门同意,而宣传部门对采访要求有所筛选”,以及“领导指示,不能报道”;还有一部分记者认为“说情队伍赶到媒体”也干扰了法制新闻的采访(见下表)。
受访记者认为,“报道不实”是法治新闻报道刊播后通常遇到的质疑,其他质疑还包括“采访手段不合法”和“采访动机(比如是否收受财物)令人生疑”等方面(见下表)。
三、对媒体司法监督报道及与司法公正关系的看法
本次调查中63%的受访记者在工作中曾涉及舆论监督报道。他们大多数认为,从事舆论监督工作的原因主要是一种“职业要求”。此外还包括“促进民主进程”、“伸张正义”、“改善社会风气”、“增强媒介自身的影响力”等原因(见下图)。调查还发现,发表过批评报道的记者中,59.3%的人因此受到被监督者的威胁或潜在威胁。
在法治类舆论监督报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针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报道。那么,媒体记者对司法监督的现状以及与司法公正关系的看法如何呢?我们的调查显示,多数受访者认为,当前媒体对法治领域的舆论监督,总体上表现为“监督不足,只对个别案件有监督,缺乏系统性有效性”,但另一方面又存在着“监督过度、监督不当”,二者交互并存,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媒体监督特点(见下表)。
受访者认为,当前媒体对司法审判监督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容易被人利用,利用媒体干预审判”。这提醒记者进行相关报道一定要谨慎行事;同时也有较多受访者认为,作为“媒体只能客观报道审判信息,不能批评或评论正在审理的案件”(见下表)。
调查显示,91%的媒体记者认为媒体监督司法最终只能使部分问题得到解决。而认为能使问题得到全部解决的只有2%。也有7%的受访者认为没有使问题得到解决。
68%的受访者认为,媒体报道或评论“促进了司法公正”,也有26%的人觉得这个问题“不好说”。
本次调查显示,有57%的媒体记者认为传媒与司法的关系问题突出表现在“司法对于传媒越来越抗拒”;只有24%的媒体记者认为“传媒与司法关系越来越和谐”。另外还有7%的受访记者认为“传媒对司法监督越来越过度”。
受访者认为,当前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关系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司法机关变相阻碍媒体舆论监督”、“司法工作与传媒工作各有独立性,难以互相尊重”,这些矛盾加剧了媒体与司法二者之间的冲突(见下表)。
对于媒体在司法监督报道方面,受访记者多数认同“采访不需批准,但是新闻稿件应该经过审核”的意见。与此相反,也有部分记者认为“新闻采访应该经过批准”,还有一些记者认为新闻采访应该经过批准或应当适度限制新闻采访(见下表)。
95%的受访记者赞成增加媒体在法治领域的舆论监督权限。赞成的最主要理由是“公众有知情权”;其他依次是“可以有效遏制司法腐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遏制权力对司法的干预,维护司法独立”等(见下表)。
对于案件诉讼过程中,是否应当允许媒体评论的意见出现一些分歧。42%的受访记者认为,在任何诉讼阶段都应允许大众传媒对案件发表评论;23%的受访者认为有权威消息来源即可评论;也有19%的受访者认为一审宣判后即允许评论;还有16%的受访者认为终审宣判后才允许媒体评论。
四、对于司法信息公开的意见
怎样才能实现媒体与司法关系的良性互动,受访记者大多认为,最重要的是“推动司法信息公开”,其次是要“加强相关法规的建设”(见下图)。
74%的媒体记者认为司法信息公开“非常重要,直接影响到司法公正”;25%的媒体记者认为“重要,关系到当事人诉讼权利”或“关系到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只有1%的媒体记者认为“不重要,除当事人外与其他人无关”。
对于当前司法机关纷纷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效果,37%的受访者认为这对促进司法信息公开“有作用”,但也有34%的人认为“作用不大”,还有24.5%的记者态度完全相反,认为“没有作用,完全是形式主义”。
对于司法信息公开中存在的问题,77.8%的受访记者对“公开的信息不充分、不全面”感到最不满意。也有38%的受访者对“庭审不公开”意见较多(见下表)。
媒体记者普遍认为,法院在向新闻媒体公开司法信息时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法院以需要得到上级批准为由加以拒绝”。此外法院还存在“对各家媒体不能平等对待”以及“以审判庭座位有限为由而拒绝媒体旁听”等问题。还有一部分记者遭遇法院“限制媒体和记者采访审案法官”等麻烦(见下表)。
媒体记者认为影响司法公开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暗箱操作”、“司法公开意识不强”、“长期形成的宣传观念”,“担心公开会影响法院形象”(见下图)。
庭审直播作为司法监督的重要手段之一,对推进司法公正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实践中庭审直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调查显示其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庭审直播往往只能让老百姓看庭审过程,并不能培育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二是“庭审直播表演痕迹太重,效果反而适得其反”;三是由于“多数庭审过程太枯燥,收视率低”,也使传播效果受到一定的影响(见下表)。
五、小 结
本次调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媒体中从事法治新闻报道的记者对司法监督现状的认识。
首先,可以发现,受访的法制报道记者整体素质水平较高。以中青年记者为主力,有较高的学历层次,其中从事法制新闻报道工作两年以上者达到70%。他们有着清晰的职业定位和明确的报道目的,为“促进民主进程、伸张正义、改善社会风气”而秉笔直书,其中有63%的记者采写过媒体监督报道,已形成一支年富力强、思想硬、业务精的媒体监督队伍。
其次,法治新闻报道还存在着诸多问题。特别是“正面宣传报道过多,批评性报道不足”以及“对司法机关的监督不足”,以及对案件的报道还存在着“滥加评论”、“偏听偏信”和“媒体审判”等现象。
再次,媒体开展司法舆论监督的环境不容乐观。特别是来自某些上级领导的压力,变相阻碍媒体舆论监督;另一方面还存在着“信息不充分、不全面”,“获取诉讼信息的途径不明确、不畅通”,“案件审理过程不公开”等现象。“采访需要得到上级批准”以及“审判庭座位有限”,成为拒绝媒体采访报道的最为常见的理由。这使得媒体记者感觉“司法对于传媒越来越抗拒”,也加剧了媒体与司法二者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