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监事履职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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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全面深化改革下的新挑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任务。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两个：一个是加快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另一个是深化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通过对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分类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公司制企业的监事会受股东委托，“检查公司财务”和监督“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行为”，是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最重要的监督制衡机构。由监事会代替股东专职行使监督职责，是股东权益保护的必然制度选择。监事会的治理功能，首先是要保护股东利益，防止“内部人”独断专行，背离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其次是维护公司及其股东的财产安全等合法权益，制衡机制的重点在于监督，监督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第三是保护债权人利益，防止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发生，公司财务会计信息的任何不实都是对债权人的不公平，公司财产的实际减少也威胁债权权益安全，监事会检查公司财务，就是要防止公司违法失信行为的发生。

“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求国有企业更多地通过股权改革，增强活力和动力。混合所有产权结构的公司监事会，应贯彻“同股同权同利”原则，有效履行股东赋予的监督权，平等保护公有财产权和私人财产权、平等维护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这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重要的治理制度基础。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的产权改革，国企监事会面临从国有独资公司或国有股“一股独大”，向混合多元股权结构的公司发展的新挑战：国有股代表出任的监事面临从对国资股东负责转为向全体股东负责，国家公务员身份向股东监督人的角色转换。

“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提出了国企科学分类和国资分类监管的改革新方向。按照国有资本的功能定位，国有企业将划分为市场导向的竞争类企业，以及非市场竞争的功能类或公共服务类企业，并实行分类治理、分类监管；国资监管机构的职责，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资监管，切实落实企业自主经营权，这既是本轮国资国企改革的核心内容，也对分类强化监事会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

竞争类国企是发展混合所有制和公众公司的重点，市场化运作程度高，强化了董事会独立决策的治理功能，监事会也要同步增强监督董事决策行为、评估发展战略、定期审读财报、评价高管绩效、检查关联交易和监督内控运行等履职新要求，迎来了全面提升履职能力的新挑战。非市场竞争的功能类或公共服务类企业治理构架要比竞争类企业简化，监事会作为出资人机构的监督代表就更需要加强监管：功能类企业监事会要突出完成特定目标任务的过程监督，重点是政府投资资金、各类营运成本或费用的控制，监督重点任务（或工作）的进度、质量、安全等；保障类企业监事会应能适应“公共产品/服务和成本控制+引入市场化机制”的企业运行模式并进行当期监督，要检查监督政府购买服务、公共产品或服务的特许经营、政府授权经营，以及PPP（政府与企业长期合作协议）等运作过程的合法性和程序性，并通过独立发表监督检查意见和建议，保障企业“保公益、惠民生”营运目标的顺利实施。

此外，“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深化企业用人制度改革、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追究、探索国企重大信息公开”改革内容，也对监事会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独立监督作用和有效监督公司决策行为、管理者经营行为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以“实、独、效”创新监事会

应对新挑战，做实监事会。为适应市场化改革的新要求，遵循产权约束对治理环境建设的客观规律，国企监事会体制机制可以从两个方面创新。

一个方面是外派监事会体制和“一对多”工作模式（主要适用于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明显难以适应发展混合经济对股东利益保护的内在要求，需适时进行变革和改造。另外，即使是上市公司监事会，如果缺乏独立性和监督有效性，也存在被“弱化”和“虚化”的可能性。例如，2012年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治理指数均值为57.35，低于董事会治理指数均值10个百分点。因此，必须按照平等保护产权原则，创新国企监事会体制。

做实监事会的另一个创新要求是，要在国企分类中找准监事会的功能定位。以上海国资实践为例，首先，在竞争类国有企业中，对于已实现整体上市的国有控股公司，不仅要确保国有股股东的权益，而且要平等保护其他股东的利益，这类企业监事会定位于依法维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当董事、高管的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时，在要求其予以纠正的同时，必须向董事会、股东大会反映，或直接向证券监管机构及其他相关部门报告。而对于尚未实现整体上市的市管国有企业，监事会参照上市公司监事会运作规范，增强对企业的市场化运作进行有效监督。

其次，在上海的非市场竞争类国有企业中，对于功能类国有企业，监事会通过有效监督，确保企业按质按量完成政府特定功能任务；而公共服务类国有企业的监事会通过有效监督，确保企业高质量地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这两类国有企业中不设置董事会的企业，监事会侧重于对管理层的监督，对企业定期经营报告进行审核，提出书面审核意见。涉及政府财政资金在公共行业和民生领域的使用，公共服务类企业监事会每季度要进行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检查报告。

应对新挑战，增强独立性。公司有独立运行的日常监督检查机构和制衡机制，才能够获得广大股东的信任。监事会发挥监督制衡功能，必须真正独立于公司的董事会和经理层，才能既保证股东和债权人的权益，也保证公司分设的权力在健康发展的轨道上运行。改革实践中要增强监事会的独立性，使其摆脱董事会或管理层的控制性影响，主要措施有五个：

首先，监事选任的独立性。《公司法》对公司监事选任的提名要有明确规定，可以考虑规定由监事会自身负责提名，或由股东大会的特别委员会负责提名，尽可能摆脱监事会从属于董事会的状况。

其次，监事会组成结构的开放性。通过引入相关利益者代表，从制度上改变监事会成员身份和行政关系上不能独立，其薪酬、职位都由管理层决定的状况。把监事会改造成独立于大股东的各利益相关方的联合体。除大股东代表外，中小股东代表必须占有一定比例；可设立外部监事或独立监事制度，以市场化方式引入中介机构的财务、法务和审计等专业人员，也可吸纳债权人或利益相关方的代表，改善公司与主要债权人和利益相关方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再次，监事会代表全体股东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实施履职评价。强化监事会对董事、经理的人事聘免建议权，也可将部分董事的提名权交给监事会，监督制约董事、经理违法违章和损害公司利益的职务行为。

第四，公司财务报告编制后定期交监事会审核。监事会提出的问题和审核意见具有经营责任追溯力。

此外，还要保证监事会的经费。监事会活动所需之日常经费，应规定事先单独列入公司预算计划，按照预算制度独立开支。

应对新挑战，强化有效性。确立监事会在公司监督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是强化监督有效性的必要措施。这首先要求做到以监事会为主体，整合公司监督资源。通过加强监督信息沟通和组织力量整合，形成一套规范的监事会工作制度和流程，包括责任认定、报告、评价考核和信息沟通等。其次是形成共同监督的合力。建立监事会与国资监管部门、企业内部各监管部门（尤其是财务、审计、监察和法务等专业监督职能部门）、第三方中介机构的协同监管平台，监事会是协同监管平台的责任中心，通过完善企业内外联动监督机制，发挥多方共同监督的协同效应。再者，在母子公司管控体系中构建股东资本监督链，通过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监督的系统制衡，形成适应集团化运作的资本约束和系统化的股权监督机制。

强化监督有效性的重点之一，是监督公司决策行为。国企分类改革以后，出资人监管机构依法向规范建设的董事会授权，董事会是公司重大决策的责任主体。监事会要着力强化企业重大决策行为的过程监督，对企业投资、举债担保、产权变动、财务预决算、重大项目招标等决策过程进行监督。这包括：要监督公司是否建立了明确的重大事项决策制度、程序和责任追溯机制；要对公司的重大事项决策进行动态监督，其中包括决策的前期准备、决策的形成过程、决策的申报审批等；要对战略决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价监督，防止有损公司和股东利益的决策行为发生，为战略发展保驾护航。

例如，上海汽车是上海国资体系中资产整体上市的大型企业集团，面对国内外激烈的行业竞争环境，公司加强与世界著名汽车公司的合作，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的快速发展的战略，为了保障高强度战略投资项目顺利推进和有效实施，上汽集团监事会对公司发展战略实施“战略体检”，从战略看规划、从规划看投资、从投资看预算，检查并评估战略管控的标准、流程和有效性，并对重点战略项目上海通用五菱开展后评估，评估归纳通用五菱快速发展经验为：成功=战略+体系+文化；另外，公司监事会还对战略实施中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开展评估。上汽集团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治理机制有力地推进了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上海汽车连年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2013年以整车年产首次破500万辆的显著业绩，蝉联国内汽车制造企业行列之首。

第2篇

关键词：民营参股的国有控股企业；财务监管；存在的问题；对策和建议

中图分号：F275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0-000-01

近年来，国有企业尝试多元化发展战略，通过成立民营参股的国有控股公司，希望借助民营企业在一些渠道和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实现自身新的发展，打破主业经营单一、缺乏活力的局面，愿望是美好的，但在工作中我曾经接触到一些民营参股的国有控股企业，这些企业普遍存在虽然国有股东都占51%-60%的控股股权，但民营股东在经营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情形，销售和采购等主要的经济活动都依赖于民营股东的渠道和资源，双方合作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现就财务监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国有企业委派的高层管理人员多选择兼职人员

民营参股的国有控股企业（以下简称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董事长、监事、财务总监等一般由控股的国有企业委派人员担任，总经理由民营方担任，其余经营层由总经理负责架构。由于考虑到本身对刚进入的投资领域并不擅长，作为控股的国有企业派出的董事长多选择国有企业里的领导班子成员兼任，监事也多由投资方国有企业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担任，相关高层管理人员本身就有较多的事务性工作，很难再抽出更多的时间参与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董事会也较少召开，对可能发生的监管漏洞不能及时察觉，更别提采取相应的措施堵塞监管漏洞了。

（二）财务总监职责不明确、履职不到位

在高层管理人员多是兼职人员的情况下，委派的财务总监的重要性就毋庸置疑了，但是控股方国有企业未能对财务总监的职责进行明确，财务总监在实施监管时，对监管的范围、权限等没有明确的规定，相关监管受到一定的制肘；一些财务总监身兼主办会计的职能，编制记账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等，难以对财务账簿和报表进行有效的审核；一些选派的财务总监自身素质难以担负起监督职责，未制止公司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可能损害国有控股东利益的行为；财务总监的薪酬由总经理决定，对经营层违反公司规定等重大事项，不能据理力争，有时甚至不能及时向委派方报告。

（三）没有建立有效的财务监管体系

财务监管是有赖于一系列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但委派的高管和财务总监并没有进行建章立制工作，也没有致力于建立一套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的内部控制体系，而是觉得民营参股进来后，一些自身原有的内部财务监督制度应该进行适当放松，以适应现有的公司文化，一些制度成了贴在墙上的制度，内部控制存在缺陷。

（四）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不能对资金走向进行有效的控制

民营股东在公司的经营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销售和采购等渠道掌握在民营股东手中，有些采购等并未签订正式的合同，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一些采购和销售业务的真实性难以把握，不能对资金的流向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监管。

二、对策建议

探索多元化经营是国有企业一项有益的尝试，虽然在实践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但可以通过建立和健全内部控制等，提高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从而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我认为在财务监管方面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一）完善公司法人治理体系建设。公司应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健全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股东会、董事会应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定期召开会议，按规定程序履行职权，经理层应认真落实股东会、董事会所作出的决议，董事和监事应加强对经理层执行决议情况的监督，采取措施对公司经营管理进行有效的监管。加强对所委派董事、监事、财务总监资格审查和监督，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专职人员作为委派的高级管理人员。所委派的董事、监事、财务总监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认真履职，定期向派出单位提交工作报告。

（二）加强对财务总监履职的监管。应审查委派财务总监的任职资格和胜任能力，选择能够担负起全面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履行投资者财务监管职责的人选，委派的财务总监应根据财政部颁布的《企业财务通则》的有关规定，明确其职责，定期报告公司资产运营、财务情况，及时报告特殊、异常和重大事项。财务总监薪酬标准及支付方式应由董事会作出决定，公司据以执行，以确保其应有的独立性。

（三）完善公司内部控制体系。首先公司应尽快建立全面和完善的财务监督体制，其次是按照财政部等五部委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和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进行梳理和优化，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做好建章立制工作，并加强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

（四）加强合同管理工作。无论采购、销售业务均应签订正式的合同，加强货物的验收和发出环节的内部控制，采购应开展询价、招标等，涉及采购和销售业务的每笔资金的收付应附齐有关的审批、验收、发货单据等，避免内部信息的不对称，加强采购、销售业务资金流向的监管，避免公司“内部人控制”现象出现。

（五）完善审计监督制度。国有企业应加强对公司的内部审计监督，定期或不定期对公司进行全面或专项的审计，以便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确保公司健康有序地运行。

第3篇

关键词：国有企业；董事会；实践；探索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20002002

董事会是企业法人治理的核心与关键，在推进法人治理结构建设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董事会建设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是一个逐步探索和逐步积累的过程。通过董事会建设试点大家越来越认识到董事会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为企业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合理的制度基础。“十一五”以来，上海市国资系统董事会建设在组织形式、制度建设、运作方式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实践与探索，董事会建设出现许多新的发展和变化，在国资企业改革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加强组织建设，优化董事会组织结构

国资委或股东（大）会应根据国资布局和产业发展的要求，以及公司发展的任务和目标，配置和优化董事会的结构和规模。董事会成员的构成应当合理，既要最大限度地体现各方利益，又要高效精干，便于组织协调，既要有多元文化背景，又要有一定的专业化背景，具有独立的专业判断能力。

（1）建立外部董事制度。

国有企业规范董事会建设最主要的内容是外部董事制度，建立外部董事制度是加强董事会建设、发挥董事会作用的关键。国资委选聘外部董事进入董事会，并且占多数，可有效减少董事会与经理层的交叉，实现企业决策组织和执行组织的分离。

外部董事亦称外聘董事，指不是本公司职工的董事，包括不参与管理和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外股东和股东大会决议聘任的非股东的专家、学者等。外部董事制度本意在于避免董事成员与经理人员的身份重叠和角色冲突，保证董事会独立于管理层进行公司决策和价值判断，更好地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如果董事会全部由内部董事构成，它可能就是无效的。外部董事进入企业后，不在企业担任除董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不参与执行层的管理事务，不在执行层兼职，薪酬也不与企业的经营情况和经济效益挂钩，因而能够为企业董事会决策提供独立、专业的意见，对提高董事会决策的独立性、科学性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外部董事的进入也完善了企业决策层的知识结构，外部董事一般都具有良好的专业技术水平、经营管理经验和职业道德，如国资委选派的外部董事都是资深专家或国资企业的退任领导，他们不仅有丰富的公司治理经验和阅历，而且在企业管理、法律、财务、金融等方面具有较高水平，在专业领域有一定影响，对公司重大事务有较好的判断力和较强的决策能力。

（2）试行外部董事资格鉴定制度。

上海国资系统率先试行外部董事资格鉴定制度，成立了“上海市市管国有企业外部董事、外派监事专业资格认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11-13位专家组成，这些专家都是各个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上海国有企业外部董事选聘工作始于2008年11月，上海市委组织部联合上海市国资委向社会公开征聘市管国有企业外部董事、外派监事人选。本次选聘共有117名外部董事、外派监事人选通过了专业资格认定，进入上海市市管国企外部董事、外派监事人才库。2009年5月5日至12日，首批聘任的外部董事名单公示，随后18名外部董事即被派往上海电气集团、百联集团、上汽集团以及锦江国际集团等大型国有企业集团。

（3）建立健全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外部董事到位后，试点企业的董事会结合自身实际，普遍加强了董事会的组织建设，董事会的专门工作机构得到进一步落实。根据企业情况，董事会设立了提名、薪酬与考核、战略投资、审计与风险控制等专门委员会，且专门委员会还设立工作支撑部门。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要做到专业化、独立性、有效运作，为董事会决策提供支撑保障。每个委员会一般由3-5名董事组成，其中提名、薪酬与考核、审计与风险委员会中外部董事居多，并且确定了对口支持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部门。

加强组织建设，优化董事会组织结构的实践不仅仅体现在上述三个方面，还包括在试点企业配备专职董事会秘书，设立董事会办公室作为董事会常设工作机构等。

2 加强制度建设，提高董事会决策程序化、科学化程度

董事会建设的试点企业普遍重视董事会的制度建设，根据《公司法》、国资委有关制度和公司章程，制定了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的议事规则等制度，明确了董事会的决策范围、程序和方式，保证董事会能规范、有效、科学地运行。董事会制度建设主要包括董事会的决策制度、会议制度、授权制度、报告制度、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制度以及评价制度。

（1）决策制度。

加强董事会制度建设首当其冲就是要健全董事会的决策制度，确保董事会成员享有同等的发言权与决定权。所有重大决策、重要投资项目安排以及大额资金的使用等都要经由董事会集体决策，要建立投票表决制度，形成会议决议。要实行决策前的论证制、决策中的票决制和决策后的责任制，依照明确的程序来制定各种决策，坚决杜绝凭经验拍脑袋随意决策。要明确规定决策系统和其他系统的权力与责任，切实保障权力与责任相一致。要明确规定决策职能与执行职能相分离，以及决策失误须承担相应的责任等。

（2）会议制度。

董事会是采取会议形式集体决策的机构，必须有规范化的会议制度，按照法定程序运作，如果违反会议制度就会直接影响董事会合法有效地行使职权，也影响董事会决议的效力。所以董事会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会议制度，对会议次数、会议通知、会议主持人、会议法定人数、会议决议、会议记录等作出明确规定和要求。

（3）授权制度。

明确重大事项的集体决策制度和议事规则，特别要注意的是授权制度。董事会应切实加强制定与管理授权制度，明确对董事长、总经理授权事项的数量、具体范围以及时间界限，规定被授权人的职权、义务、责任以及行使职权的具体程序，被授权人应定期向董事会报告行使授权的结果。

（4）报告制度。

为督促外部董事勤勉履职，上海国资系统建立了外部董事工作报告制度。《上海市市管国有企业外部董事管理办法（试行）》中明确规定外部董事每年须向市国资委等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书面报告本人履行职责的详细情况，主要包括外部董事履行职责的具体情况，参加董事会会议的主要情况，主持或参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的情况以及加强任职公司改革发展与董事会建设的意见或建议等方面。

（5）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制度。

设立董事会领导下的专门委员会并制定有关工作制度对于加强董事会制度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专门委员会是董事会下属的辅助工作机构，其职责是对董事会重大控制内容进行专业化划分，并通过有效利用公司外部专家资源及内部部门管理人员的经验参与沟通，为董事会提供决策依据，以保证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准确性、合法性。专门委员会向董事会负责并汇报工作，董事会应下设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以及审计委员会，也可设立法律风险监控委员会等其他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履行职权时应尽可能使其成员意见一致，确实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时，应向董事会提交各项不同意见并作说明。公司各业务部门应为董事会及其下设的各专门委员会提供工作支持，经董事会同意，公司业务部门负责人亦可参加专门委员会的有关工作。

（6）评价制度。

现代公司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竞争主体，必然面临对董事、董事会科学有效的评价，此乃公司治理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董事、董事会评价与其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样，一直是公司治理评价的核心内容。随着国企董事会改革的逐渐普及，对董事会及其成员进行评价与考核日益重要。董事会评价是以董事会整体的运行状况为评价对象，其目的是提高董事会运作的规范性与有效性，形成对董事会及其成员的声誉制约，规范董事会和职业董事市场建设，有利于国有企业科学决策机制的完善，加强风险防范，提高治理绩效。

国有企业在开展董事会评价工作时应坚持以发展的观点，结合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实际情况，借鉴国内外好的经验和做法，不断完善董事会评价体系。上海国有企业董事会建设目前尚处于试点阶段，通过每年进行系统评价，分析和查找董事会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原因，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国有企业治理水平，为建设规范有效的董事会指明工作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3 加强规范运作，提升董事会能力

为有效发挥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作用，要切实加强董事会的能力建设：提高董事会战略研究和战略预判的能力；提高董事会内控和风险管理的能力；企业要及时、完整、准确地向董事特别是外部董事提供公司经营情况，使董事具有履职所需要的各种信息，提高董事的履职能力。

提高董事的履职能力是董事会建设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是董事有效履行岗位职能、拓展自身职业生涯的前提。董事应加强学习相关知识，积极参加有关培训，努力提高履职能力。董事专业知识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决策知识、法律知识、财务知识和其他知识。各企业董事会要把董事会自身学习和继续教育纳入董事会工作计划，要把董事的学习培训纳入董事会考核的内容。

此外，试行“专职董事”制度，也可从另一方面提高董事履职能力。国资委可多思路、多渠道、多方式地选配董事，可通过市场招聘，也可从现有国企领导成员中挑选，还可选择部分长期担任国企高管岗位具有丰富经验，但因年龄原因已不在企业任职的人员担任“专职董事”。“专职董事”的组织关系、薪酬关系转入国资委董监事中心，由董监事中心负责对专职董事的管理并发放薪酬，并建立一整套完备的“专职董事”选拔、培养、评价、考核机制。

参考文献

[1]秦永法.中央企业董事会试点及其发展[J].国有资产管理，2007，（3）.

[2]郑谦.论我国国有企业董事会建设的完善[J].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7）.

第4篇

关键词：国有公司；公司治理；绩效评价

一、我国国有公司治理框架及其对绩效评价的要求

（一）国家现行法规对国有公司治理的框架设定

我国现行国有公司治理框架是由《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公司法》、《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等法规加以规范，基本情况如下：

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根据授权，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体现出资人意识。董事会是公司的决策机关，对股东会负责，是公司经营决策的主体。经理是公司的辅助执行机关，对董事会负责，在董事会领导下具体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监事会是公司的监督机构，监督公司的业务执行和财务状况。

（二）现行国有公司治理框架的特点及其对绩效评价的要求

我国国有公司治理框架设定上基本体现的还是一种股东权益最大化的治理思路，目前我国国有公司治理的特点是:

1、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有权是通过层层的方式来行使的，所有权的最终归属――国家――是个虚拟的概念。

2、股东方的单边治理，其它利益相关方参与治理的力度很弱。

3、政府作为出资人，是所有权的一个层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职能划分是属于政府内部的职能划分，在制度上并没有根本解决政企分开的问题。

4、监事会职能未能充分发挥，股东方监督比较薄弱，由于市场经济尚不发达，外部监督也很有限。

在所有者虚位和内外部监督都很薄弱并且政企不分的客观情况下，对绩效评价的要求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1、体现各层次在公司治理的职责；

2、弥补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不足之处；

3、促进公司治理目标的实现，在国有公司中这种目标表现为股东权益最大化。

二、我国现行国有公司绩效评价体系及其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现行国有公司制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简介

2006年5月，国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了《中央企业综合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吸取了以前企业绩效评价的有益成份，反映了目前对国有企业的认识和要求，较具参考意义。该办法规定绩效评价的主体是国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评价对象是中央企业年度绩效和中央企业主要负责人任期绩效，评价主要依据是经中介机构或企业内部审计部门审计过的财务会计报告，评价指标中以资产保值增值为核心的财务指标占70%、管理指标占30%，评价的目的是加强指导和监督。

（二）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公司治理角度对该办法进行分析，笔者认为还存在以下问题：

1、公司治理的层次性体现不充分。我国国有公司基本上已经建立了公司治理框架（法人治理结构），但实际中并没有按照公司治理的要求运作，其原因固然有治理结构不完善的地方，但也明显地体现出计划经济下政府管企业的思路。

2、股东方监督未予体现。暂行办法通篇未提及监事会，对总会计师也只是视同企业内部人对待（与企业主要负责人一起对财务信息的真实性承担责任），相应地绩效评价中也就缺乏股东方监督方面的信息依据。

3、在政企尚不能完全分开的情况下，评价指标未能全面考虑企业的经营环境。政府是国有资产所有权链中的一个环节，并以人的身份参与公司治理。如果不将政府的影响考虑在内，就不能非常公允地评价企业绩效，也就不能实施有效的奖惩。

4、评价结果的处理力度不够。这对履行出资人职责和充分发挥绩效评价的作用来说是不够的，一个完整的绩效评价必需是评价与激励的结合。

三、改进我国现行国有公司绩效评价体系的几点建议

（一）绩效评价实施应与公司治理的层次设定相适应

1、规范国有出资人行为。国有出资人作为公司股东之一，同其它股东处于平等地位，必需遵循《公司法》对股东的相关规定，在股东会层面依法行使职权。在绩效评价中，国有出资人应当明确其评价的对象既不应当笼统地针对公司整体，也不应当直接针对经理层，更不是针对“企业主要负责人”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而应是针对直接对其负责的董事会和监事会。在程序上，首先要充分吸收其它股东方意见，形成股东会的意识，再以股东会的形式贯彻实施。在评价内容上要结合董事会和监事会职责，体现所有权的要求，与董事会对经理层的评价要有所区分。

2、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并进一步明确责权，使其能够切实地履行经营决策的职能。董事会作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中行使经营权的最高权力机构，并非单纯地是股东会的附属。所以，在绩效评价中还是要坚持分级评价：股东会对董事会评价、董事会对经理层评价，反过来才能够在实际管理中做到各负其责。而且只有在各负其责的基础上，治理体系才能更快地得以完善和提高。

3、发挥监事会的股东方监督职能。在目前的国有公司治理中，监事会是最薄弱的一环。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传统观念的影响；二是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赋予监事会足够的职权。在监事会的问题上，应积极促进责权利的统一，落实股东方监督。在绩效评价中，仍应由股东会对监事会履职情况进行评价，并且在股东会对董事会的评价过程中应充分听取监事会的意见。如有可能，在股东会对董事会的绩效评价中，单独给监事会划出一部分分值。

（二）绩效评价指标应与国有公司政企不分的经营环境相适应

1、对国有公司而言，政府配置资源依然在资源配置中起到主导作用，政府的行政命令仍然是一种执行力度强、高效率的资源配置手段。

2、国有公司生存和发展的许多关键环节掌握在政府手中。很多经营事项并不取决于企业主观选择通过市场还是通过政府来完成，而是因为关键点仍然掌握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手中。

3、国有企业政企不分使政府便于利用企业实现其多元化目标。

4、对国有公司的绩效评价应充分考虑政企不分的客观事实。绩效评价应当充分考虑国有公司的经营环境，更客观地设计评价指标，体现国有公司对政府这个股东的综合贡献。

（三）在绩效评价中引进主贷款银行

虽然目前我国国有公司治理主要体现的是股东方的单边治理，但是适当考虑公司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从整体上看，更有利于实现股东方利益最大化。建议在绩效评价中引入主贷款银行，由主贷款银行出具业绩评估报告，供股东会和董事会参考。引入主贷款银行可以起到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1、有利于提高企业信息的真实性和透明度，限制内部人控制；

2、贷款银行作为企业的利益相关方之一，处理好银企关系，有利于改善企业融资环境，提高企业资金使用效率；

3、商业银行对企业评价实际体现的是市场对企业的要求，有利于国有企业加强自身的市场观念。

（四）加强绩效评价体系中激励机制的建设

1、绩效评价体系必须是监督机制与激励机制的结合。绩效评价是一种监督机制，同时也是一种激励机制，其监督作用必须通过激励手段才能得以实现。

2、建立激励机制的关键在于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培育和激励措施的改进。只有建立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市场，使经理人的职业生涯能够在市场中循环，才能充分利用激励机制促进国有公司按照市场的要求发展。激励措施也应当充分考虑市场和公司长期发展的要求，更多地采取年薪制、经营者持股和股票期权等措施。

3、激励措施应与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一并制定。事先制定的激励措施也有利于被评价者对自己的行为判断，从而形成对评价者有利的结果。

总之，我国国有公司的公司治理仍然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虽然在形式上已经建立了公司治理的框架，但并没有按照公司治理的要求进行运作，这种情况在绩效评价中的表现尤为明显。公司治理各个层次在绩效评价中的作用实质上是各个层次责权最根本的体现，如果不理顺绩效评价中公司治理的层次关系，公司治理只是徒具其名而已。我国目前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应把对绩效评价的改革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加以深入的研究和分析。绩效评价体系的完善对整个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必能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杨瑞龙.周业安.企业共同治理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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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肖志杰.试探国有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改进与完善[J].上海质量，2004(7).

6、李向军.公司治理的模式及借鉴[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2(1).

第5篇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5-146-02

一、引言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需求，国有企业必须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董事会建设，建立健全外部董事制度。2015年11月3日，宁波市国资委举行宁波工业投资集团公司外部董事聘任仪式，向宁波电子信息集团董事长李凌、宁波东方集团董事长夏崇耀等两位企业家颁发聘书。这是宁波市属国企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开启的破冰之旅，标志着宁波市属国企以“内部董事与外部董事相结合”为核心的规范董事会试点改革实质性启动，也标志着宁波工投新的董事会运作机制正式运行，向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又迈出扎实一步。

二、宁波市属国企董事会改革试点工作的背景

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国有企业开始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进行改制，引入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本世纪初，上市公司普遍设立了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实际上是外部董事的一种，强调其独立于股东的特性。而央企（包括地方国企）都是国有独资，国资委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既然只有一个股东，就没有必要强调其独立性，所以在国企董事会改革中被称为外部董事。外部董事是与内部董事相对应的一种称谓，通常是指仅在公司担任董事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不担任其他职务，且与公司不存在直接与间接商业利益的关系，不妨碍其公正履行职务的董事会成员。外部董事由于多具有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且不在执行层兼职，有助于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权制衡，有助于提升董事会决策的客观公正与科学高效。

2004年6月，时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宣布选定7家央企进行首批董事会试点建设工作，并下发《关于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建设的指导意见》。这是央企层面首次试点推行以外部董事为核心的董事会改革。截至2015年末，国务院国资委所属央企纳入董事会试点企业户数已近百家。近几年，山东、江苏、上海、天津等省市国资委也陆续开展董事会试点工作。地方国资系统全面推广独立董事制度势在必行。

2015年，宁波市国资委把“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升国企管控水平”列入宁波国资系统年度6项重点任务之一，并将宁波工投作为规范董事会建设的首家试点单位。宁波市委组织部、市国资委相继颁发《规范宁波市属国资公司董事会建设意见》、《宁波工投开展规范董事会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关于授予宁波工投董事会有关权限的通知》等文件，确定在宁波工投试点实行委派外部董事制度，推进决策层与执行层分离，形成各司其职、运转高效、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并总结经验，稳步在市属国企系统推开。

三、宁波工投试点外部董事制度的目的与成效

宁波工投组建于2002年末，是在当时宁波市属七大工业国企系统全面完成两项制度改革的背景下成立的。作为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规范组建的国有独资集团公司，宁波工投成立之初就按照《公司法》要求，分设了董事会、监事会、经营层，在治理层面实现了公司决策权、监督权与执行权的分离；在重大事项的日常议事流程上，设置了由党委会会议、董事会会议、总经理办公会议等组成的分类、分级审议制度。但由于种种原因，作为市属国有独资公司，当时由市委组织部、市国资委任命、委派、提名的党委委员、董监事、经营层组成成员高度重合，不同类别的决策会议，出席人员几乎一致。出于这种原因，宁波工投在较长时期内以“高层办公会议”的形式履行公司日常行政性事务的决策职责，董事会每年只召开一次年度定期会议，其他董事会权限范围内的事项一般都在报经高层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后采用临时董事会形式出具书面决议。这样做的好处是决策效率较高，但也在事实上造成了国企的“内部人控制”，容易造成决策权限分界不清、总经理办公会议流于形式等弊端，与《公司法》要求相悖。事实上，这种现象在其他国资公司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宁波工投规范董事会建设试点工作的关键性制度安排是建立外部董事制度，这样做可以避免董事与经理人员的高度重合，消除了“内部人控制”弊端。受聘的两位外部董事都是知名企业家，经验丰富、见识卓越，他们加入宁波工投董事会，必将为宁波工投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带来新的理念和思路。

宁波工投董事会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是完成顶层制度设计。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完善，新增董事会引入外部董事等条款，并报经市国资委审核通过；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宁波市属国有企业“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实施办法》、《宁波市国资委监管事项清单》精神，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明确规定董事会会议、总经办会议的议事流程、决议方式、议题督办、董事会沟通协调机制；编制宁波工投董事会授权体系表，以清单形式确定公司董事会、董事长、总经理办公会议权限，形成权责明确、边界清晰、规范高效、沟通顺畅的决策流程。以此为基础，对其他各项制度进行修订，调整完善相关业务流程，以适合新的管理体制，为董事会规范运作打好基础。

二是形成规范的董事会架构。宁波电子信息集团董事长李凌、宁波东方集团董事长夏崇耀出任宁波工投外部董事，宁波工投新一届董事会架构正式形成。董事会共有5名成员，其中，外部董事2名，内部董事3名（分别是董事长、总经理及职工董事）。同时，设董事会秘书，对董事会负责，负责做好董事之间，以及董事会与出资人、公司党委、监事会、经营层之间的沟通协调等工作。成立董事会办公室，为董事会、监事会等会议做好会务保障、信息联络、资料归档，处理董事会日常事务，为董事履职提供便利服务等。

三是充分发挥董事会、经营层、监事会职责。实施董事会改革后，宁波工投董事会、经营层、监事会按照“决策、执行和监督”相分离原则，认真履职，形成各负其责、边界清晰、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治理机制。截至2016年3月末，董事会召开定期会议2次，临时会议2次，共审议各类议题15项（包括人事聘任2项、制度修订2项、重大投融资5项，对外担保3项、重大资产处置3项），听取专题汇报1项，上报市国资委审核议题7项；总经理办公会议承担着贯彻落实董事会各项决策部署、充分发挥董事会改革试点成效的重要任务，已召开总经理办公会议6次，审议各类议题42项。总经理办公会议还专门建立学习制度，每次安排不同主题的简短业务学习和重要会议、法规与文件的贯彻传达；充分发挥监事会重要作用，监事会成员列席董事会及总经理办公会议，对各项议题履行监督权和质询权。除履行日常职责外，监事会还实施2项专项调查，发出专题检查报告2份，向董事会及经营层发出提醒函1份，董事会及经营层接函后高度重视并采取了积极措施。

四、宁波工投董事会改革的经验与意义

不管是央企还是地方国企，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创新发展、综合保障、战略支撑的重要作用。在新一轮的国企改革中，这种作用必将得到进一步增强。董事会作为一个国企的决策中心、战略中心和推动主体，其运行机制健全与否直接决定公司业绩的好坏与未来的成长性。

宁波工投作为宁波市属国企首家试点董事会改革的企业，新机制运行时间尚短，但已逐步发挥出预期的示范作用。当然，任何改革都是一种探索，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经验，发挥优势，查补短板，激发改革的最大效应。

宁波工投董事会改革的主要经验：

一是领导重视，上下合力。宁波市委组织部、宁波市国资委高度重视宁波市属国企董事会改革工作，根据国企定位与产业特点，选定宁波工投作为首家试点单位，并颁发一系列文件进行专项部署。特别是市国资委给予了大力支持与帮助，从方案筹备、制度配套、改革进展各方面进行全程配合指导。宁波工投抓住契机，把董事会改革与“十三五”发展规划结合起来，迅速推进各项前期工作，并对制度体系进行全面梳理，使公司的发展理念与议事流程与新机制相匹配。

二是合理选定外部董事人选。宁波工投从行业布局与未来发展战略出发，从知识面、专业性、市场性等方面考虑，进行充分调查和内部讨论，向市国资委推荐合适的外部董事人选。市国资委经充分酝酿，最终聘任的两位外部董事都是非常优秀的企业家，既具有丰厚的企业管理经验，又热心参与国企管理，专业知识与经验融合互补，符合宁波工投发展需求。这样做有助于避免“花瓶”董事的产生。

三是强化日常信息沟通与会前充分酝酿。不管是董事会议题还是总经理办公会议议题，会前都充分征求公司党委、监事会意见，提高决策科学性与透明度。为确保每个董事都能充分发挥作用，独立行使表决权，宁波工投在董事会议事规则中明确规定，董事会定期会议须在15天前、临时会议须在3天前把议题内容送交每位董事。为进一步保证外部董事知情权，对于重大审议事项，还由公司分管领导或董事会秘书专程向外部董事汇报情况，提前听取意见与建议。

第6篇

北京市属国有上市公司在促进首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拓宽了融资渠道，贡献了大量利润和税收，并进一步完善了自身的法人治理结构。“十一五”期间，市属国有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融资合计超过1200亿元，总的资产证券化率达到23.35%。一部分市属企业在香港的成功上市，也提升了北京国企在香港甚至国际资本市场的影响力。目前，北京市属国有上市公司整体运营情况良好，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和盈利能力稳步提高，在地方国资委中位居前列。截至2012年三季度末北京市国资委监管企业资产总额已达2.06万亿元，共有43家北京市属国有企业在内地和香港上市，市值超过5000亿元。

主业资产上市给国资监管带来挑战

目前，主业资产上市公司主要包括主业资产集中上市和分板块上市两种类型。上市融资对市属国有企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同时也为国资监管带来了一定难度，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基本存在如下两种情况。

第一，部分一级企业主业资产集中上市后，缺乏对上市公司的有效监管。由于一级企业大部分的主营业务和优良资产上市后，管理人员也基本进入上市公司，因此往往无法实现对上市公司有效监管，难以保障出资人权益落实到位。而一级企业的权益和利润主要来源于上市公司，因此对这部分国有股权加强监管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部分上市公司与一级企业之间存在多个管理层级。有些一级企业通过子企业（一般是全资或控股的投资公司）间接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部分上市公司层级偏低（处在四级及以下），一些是基于企业实际操作的需要，而另一些则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但过多层级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成本，增加了上市公司的不透明性，也可能减少归属一级企业的权益和利润，进一步提高了这部分国有股权的监管难度。

国有股权监管应采用何种方式？

设想一：市国资委直接监管这些上市公司成为可能

目前，至少有17家市属控股企业已完成股改，正在准备上市的相关工作。“十二五”期间，将有更多市属企业上市融资，针对这部分国有股权的监管问题，我们结合市属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一些思考。

设想如果由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持有股份，市国资委就可对上市公司直接行使股东权利，这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办法。而且，国务院国资委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权试点正在抓紧准备中，将来由国资委直接持股可能成为一种趋势。此外还需要考虑一些实际问题，例如一级企业的经营性和非经营性资产如何处理、职工如何安置等。目前，市国资委已搭建非经营性资产接收管理处置平台、劣势企业退出和辅业调整平台，首都国有资本进退调整机制逐步健全。“十二五”期间，将建立退休和富余人员安置平台，并继续加强和完善已有平台的建设，将为妥善解决上述问题奠定基础。对于那些不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一级企业，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压缩管理层级，然后考虑由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持有这部分国有股权。

如果上述设想能够实现，就使市国资委直接监管这些上市公司成为可能。至于采取何种具体的方式，既能依法依规，又具有可操作性，我认为可考虑通过向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委派股东代表、提名董事候选人，体现国有股东意志，维护国有股东权益。目前，证监会对于上市公司的监管制度已较为严格和完善，但是为了解决主业资产集中上市后产生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国有股权的监管方式，加强对市属国有上市公司的延伸监管，这也是有关法律法规的内在要求。

接下来应根据主业资产集中上市和部分资产上市的两种情况，考虑由谁来委派股东代表、提名董事候选人。对于第一种情况，在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前提下，可考虑由市国资委委派股东代表、提名董事候选人。对于第二种情况，可由一级企业向上市公司委派股东代表、提名董事候选人，或者由市国资委推荐合适人选。

设想二：关于股东代表和派出董事的产生、来源和管理

目前，部分外省市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但仍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结合市属企业实际，我们对股东代表和派出董事的产生方式、来源和履职管理等问题提出一些具体的设想和建议。

1、规范股东代表和派出董事的产生

关于股东代表，可通过组织考察等方式产生专职人员，也可由法定代表人在每次股东大会前进行授权。股东代表被委派之前，比较正式的做法是授予股东代表委托书，作为出席股东大会并进行表决的法律依据。

关于派出董事，可根据国有股比向上市公司股东会提名相应数量的董事（包括独立董事）候选人，所提名的候选人要符合证监会的要求。这样既在《公司法》的框架内加强了市属国有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建设，也不与证监会的规定和要求产生冲突。具体程序可通过组织推荐、自我推荐或公开招聘等方式确定考察对象，然后从能力、素质和品德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评，考察并提名董事候选人，经过股东大会投票表决后正式履职。为了避免汇报工作重复、繁琐，可指定董事长作为与派出机构之间沟通汇报的主要负责人。

2、多种渠道选拔股东代表和派出董事

股东代表和派出董事可以从原政府机关负责人、原企业负责人、在职企业负责人、企业职工代表和专家学者中进行选择。如果此类专业人才的数量较少，也可以考虑通过社会招聘或建立专家库扩大来源。

目前市国资委在股东代表、派出董事的来源上已具有一定的人才储备。截至2011年底，市国资委已向33家重点骨干企业委派外部董事43名，积累了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委派到一级企业的外部董事对市属国有上市公司的信息掌握比较充分，与这些公司进行磨合，从而更好履职。这些外部董事由原监事会主席、原国有企业领导和专家学者构成，具备管理经验和专业优势，可以尝试推荐他们成为股东代表或进入市属国有上市公司董事会。

3、加强股东代表和派出董事的履职管理

股东代表和派出董事任职后，应进一步考虑加强履职管理，才能更好地表达股东意愿，维护股东的知情权和其他权益。

对于股东代表而言，要以《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十三条作为依据，重点要求股东代表严格按照授权和委托进行履职，做好国有上市公司与出资人之间的沟通工作。市属国有上市公司向一级企业提交股东大会议案后，一级企业董事会应研究提出在股东大会上发表的意见并形成决议，将决议和相关议案文件一并报送市国资委。股东代表参加市属国有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应按照派出机构的指示发表意见、进行表决、签署会议记录和决议。

第7篇

关键词：企业管理；效能监察；工作体系

现代管理学理论认为，科学的决策系统、高效的执行系统、灵敏的信息系统和严密的监督系统，是构成企业管理的四大核心要件。严密的监督系统是其余三个系统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运行的重要保障。近些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日臻完善，效能监察工作不断建章立制，深度参与国有企业管理，内容不断深化，领域不断拓展，覆盖面逐步扩大，在规范管理、提高执行力、预防腐败、防范风险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面对改革发展的新形势，企业的经营环境、目标、手段、方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国有企业中，由于体制和制度不够完善，管理和监督不够到位，围绕重大投资决策、成本管理、产权转让等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效能监察工作未能得到深入持续开展，渎职、腐败、侵吞国有资产等违规违纪现象时有发生。因而，如何治本抓源，构建和完善国有企业效能监察工作体系，发挥其约束和促进的双重作用，遏制违规违纪现象蔓延，推动国有企业向现代企业管理之路迈进，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党的十报告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效能监察工作体系，不失为国有企业全面推进惩防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

1 效能监察的内涵与特点

2006年出台的《中央企业效能监察暂行办法》对效能监察给出了明确定义，“企业效能监察是企业监察机构针对影响企业效能的有关业务事项或活动过程，监督检查相关经营管理者履行职责行为的正确性，发现管理缺陷，纠正行为偏差，促进企业规范管理和自我完善，提高企业效能的综合性管理监控工作。”在西方制度经济学“路径理论”的视阈之中，企业只有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才能有效降低生产成本，避免付出沉重代价。在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之中，科学引入现代管理方法，围绕管理效率、效果、效益等问题开展效能监察，对企业管理进行再管理，无疑是一条理性路径。

1.1 效能监察与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培育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在公司治理结构领域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委托”理论认为，股东出资者是公司经营风险的最终承担者，公司全部控制权归出资者所有。但随着股权的日益分散化和多元化，股东们只有支付薪金聘请专业人才进行规模化的经营管理，并凭借严密的契约和监督手段对经营者行为进行限制。这样，监督就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成为公司治理结构调整完善的必然结果。因而，通过效能监察，对企业内部管理人员履行职责效能情况进行常态化的监督检查，能够及时有效地降低公司治理中的委托风险，节约成本，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1.2 效能监察与管理控制

经典的控制理论认为，所谓“控制”，就是“为了改善某个或某些受控对象的功能，通过获得并使用信息，以这种信息为基础而选出的，并加以该受控对象上的作用”。企业管理中的“控制”，就是通过明确的行动计划和完善的组织机构，不断地反馈信息、发现偏差、纠正偏差，改进工作，进而推动管理组织目标的实现。效能监察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监督检查企业的各项经营管理活动为途径，将监察职能融入企业经营管理之中，监督约束管理人员行为，提高管理人员履职效能，并对违规违纪行为进行查处，严肃组织纪律，实现企业管理控制的目标。

1.3 效能监察与廉政监察

马克思指出，“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须会产生监察”。在政治生活中，“监察”特指行政监察，也就是监察机关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监察对象）遵守和贯彻执行法律法规纪律情况进行监督的活动。在国有企业管理中，效能监察和廉政监察都是监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都是强化企业管理的内在需要，均具有防范风险、预防腐败、提高效能、增加效益的作用，但二者侧重点有所不同。从目标来看，前者侧重于对员工履行行为和履职效能的监察，后者侧重于对党员领导干部廉政工作的监察。从特点上来看，前者偏重于动态监督和综合监督，后者则偏重于静态监督和专项监督。认清这一点，对于做好效能监察工作至关重要。

2 效能监察工作实践中的误区

2.1 效能监察的认识尚有偏差

近些年来，国家从政策层面将效能监察工作置于国有企业管理的重要地位，给予充分的重视和支持。但受传统观念和主客观因素影响，一些企业对于效能监察的理解和认识仍然存在或多或少的偏差。有一种明显的倾向认为，企业应将追求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开展效能监察应该无条件地服务于追求经济效益这个大局，甚至认为过多地开展效能监察会束缚企业的发展。受这种观念影响，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国企领导者表面上热忱支持效能监察工作，但实质上却认为它只是一种“摆设”，不理解，不重视。还有一种倾向认为，国有企业纪检监察组织的核心职责是防治腐败，将效能监察工作过多介入企业经营管理是“越俎代庖”。因而，在一些企业管理实践中，效能监察的效果大打折扣。究其原因，产生这两种错误倾向的根本，都是因为一些企业领导者和员工，对于什么是企业效能监察，为什么要开展效能监察，如何开展效能监察等一系列问题都没有清晰的认识，对于效能监察工作的意义和目的没有准确的理解。

2.2 效能监察的机制尚不健全

企业效能监察工作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综合性，其内容涉及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等各个方面。要保证效能监察工作健康有序进行，就离不开强有力的领导体制和科学的工作运行机制。在实际工作中，虽然一些企业的效能监察工作起步较早，成效明显，但仍然存在机制运行不力、制度刚性不强等问题。一方面，效能监察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完整的效能监察制度体系尚未形成，相关制度配套不够完善，大多数企业对于效能监察的领导体制、工作制度、工作标准、工作程序、成果评价以及激励制度都没有统一、明确的规定，致使工作中出现操作难度大、责权不明确、相互推诿扯皮、凭借主观经验武断从事等问题，阻碍了效能监察工作良性有序运行。另一方面，受主客观因素影响，效能监察制度实施的刚性不足，责任追究不力，在企业管理中没有形成敬畏制度、敬畏规则的氛围，没有形成不能违规、不敢违规、不愿违规的风气，使违规者心存侥幸，制度威慑力弱化。

2.3 效能监察的合力尚未形成

在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中，企业的董事会、监事会、纪检监察组织、财务部门、审计部门、法律事务部门共同构成企业监督系统的监督主体，这些组织和部门在不同环节工作，行使着各自的监督检查职责。企业纪检监察组织在诸多监督主体中，处在组织协调地位，发挥着重要的综合作用。但由于企业管理实践中部门协作机制不完善，这些组织和部门往往“各自为政”，监督能力没有得到有效整合，彼此工作不能得到有效地衔接和互补，有些部门甚至处于监督与被监督的双重角色之中，职能和定位没有充分明晰。再者，由于“多龙治水”，责任体系不完善，对于各个部门如何参与效能监察，参与到什么程度，都没有明确的标准和界限，致使实践中一些部门对效能监察工作有抵触情绪，没有把效能监察工作与企业的业务工作同安排、同布署，行动迟缓，影响了整体效能的发挥。

2.4 效能监察的方法相对滞后

效能监察的核心是对企业各类经营管理行为和过程的控制和监督，但在实际工作中，却由于监督方法的滞后和对企业管理关键环节介入的不充分，导致效能监察浮于表面，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重立项，轻落实。一些企业效能监察项目的上报非常及时，但因为方案不够细化，缺少量化和硬性指标，造成工作部署和实施“两张皮”。二是重专项，轻综合。专项监察，是指对某一专门问题或监察对象的某一行为进行的效能监察，如对专项基金使用、某项重要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的监察。专项监察重点突出，针对性强。相比之下，综合监察则涉及内容广，更能反映监察对象的全面情况。由于缺乏系统的方案设计，一些企业的效能监察总是停留在专项监察的层面，不能通过综合监察对企业生产经营全貌进行系统监控。三是重结果，轻过程。一些企业没有积极打主动仗，而是等到出现问题、接到举报后，才组织事中、事后的效能监察，不能积极有效发挥企业效能监察应有的预防作用与过程监督作用。

3 治本抓源，推动效能监察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3.1 扩大效能监察范围

只有将效能监察由单项监察向综合监察延伸，由事后监察向过程性监察拓展，才能克服企业管理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有效提高企业整体应对经营管理风险的能力。一是要注重对企业决策的监察。要加强对企业总体目标、发展规划、大额资金使用、重大项目投资，重要人事任免、工程项目招投标、主要物资采购等重大问题进行监察，确保企业决策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二是注重对管理过程的监察。要将效能监察渗透到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力求通过过程监管规范一类工作，完善一项制度。例如，应当强化对企业重大资金调配和使用的监督，对资金使用过程和效果进行全程跟踪，及时纠正违规现象。三是要注重对执行环节的监察。要充分发挥效能监察的监督和奖惩功能，着重解决重点部位、关键环节的执行不力和执行梗阻现象，确保企业各项决策落到实处。比如，对于企业重大工程的投资建设，要从工程设计、预算、招标、施工、质量、验收、结算等过程进行全方位的效能监察，增强决策的执行力和约束力，保证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

3.2 健全效能监察制度

制度建设是一项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的工作。只有强化效能监察制度建设，才能编织出严密的制度网络，避免各项违规操作行为游离于制度和监督管理之外。一是要按照健全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在国有企业内部建立效能监察领导机构，完善效能监察工作体系，创建公司效能监察工作管理程序，使企业效能监察的流程更加清晰，工作更加透明，确保遇到问题有纪可依、有章可循，不断增强效能监察工作的可操作性和威慑力。二是要推行效能监察项目组责任制，通过细化指标，明确任务，完善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办法，进一步促进效能监察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并将其有机纳入国有企业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之中，减少生产经营活动中各种风险，实现企业由效能监察向效益型监督的转换。三是要强化效能监察的制度执行，严格按照量化、分解、检查、落实、考核、评价的流程，对效能监察工作实施过程控制，严格奖惩，适时督办，将责任细化到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确保制度执行不走样。

3.3 形成效能监察合力

效能监察工作要有效整合国有企业内部各方资源，充分调动各方面的能动性。一是要加强企业内部监督组织的协调配合。要通过发挥纪检监察组织的沟通协调作用，有效整合财务部门、法规部门、审计部门等部门以及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和部门的监察力量，建立联合监督机制，形成工作合力。要把纪检监察组织的监督与监事会的法定监督有效结合起来，有利于形成党政协调、权责分明的监督体系。要充分整合审计部门和财务部门的力量，通过内部审计的方式重点进行财务管理的审计，重点在建账和入账等程序缺失中发现违纪问题，并及时进行查处。二是要强化民主监督。要在国有企业内部大力推行办事公开制度，将企业重大生产经营管理事项、重大决议、人事任免、大额资金往来、与企业或职工关系密切的其他重要事项等通过一定的方式向企业全体职工公开。要健全民主评议、民意测评、职工代表审议等由职工发表意见的民主监督渠道，让广大职工群众通过有效形式，对企业的事权、物权、财权、人权进行评议监督，增强企业经营管理的透明度。三是要积极发掘外部监督力量。创造条件自觉接受上级监督、社会监督、法律监督、新闻媒介监督等多种形式的监督，使内外部监督力量有机结合。四是要国有企业思想道德和廉政文化建设。要积极学习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和关于反腐倡廉建设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加大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力度，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制高点，以思想教育为基础，以制度约束为保证，进一步强化廉政教育深度，拓宽廉政文化广度，使廉政理念真正融入到企业经营管理和制度建设之中，在企业形成廉洁从业的文化氛围。

3.4 提高效能监察能力

建立一支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效能监察队伍，是做好效能监察工作的重要组织保证。一是要通过教育培训，提高人员素质。要通过多种渠道组织现有专职效能监察人员进行企业管理和业务方面的培训，使其熟悉、掌握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企业内部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熟悉并掌握企业管理、财务审计、工程建设等相关专业理论，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二是要以信息化手段提升企业效能监察工作水平。要通过开发、完善和推广效能监察相关技术和信息系统，逐步实现统计汇总分析自动化、信息处理网络化、综合查询便捷化和监督制约智能化，为现代国有企业的科学化、信息化管理打下基础。三是要建立完善效能监察评估和考核体系。要在加强组织领导的基础上，通过制定科学的效能监察评估计划，设计效能监察评估项目，量化、细化效能监察评估标准，形成完善的效能监察评估和考核体系，以此对效能监察工作成果进行科学评价，充分调动纪检监察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参考文献

[1]【美】维纳，《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8篇

【关键词】 商社集团； 财务总监制度； 探索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1994年在经济发达的前沿城市，如深圳、上海等相继在国有大中型企业推行财务总监委派制。2000年7月1日中央实施新的《会计法》规定“国有大中型企业和国有控制企业必须设立总会计师，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和主管会计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名并签章”、“设置总会计师的单位，还须由总会计师签名并签章”。这表明我国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上提出了配套的财经法治制度建设，并在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方面，把财务总监和总会计师制度摆到了一个重要位置。

一、商社集团财务总监制度建设

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是中国西部最大的商贸流通集团，国家重点培育的大型流通企业之一。连续9年跻身中国企业500强，位列2010年中国企业500强第244名（商业零售业第3名），中国连锁百强第10位。经过十余年发展，商社集团形成了以百货、超市、电器、汽贸等为核心，覆盖化工、进出口贸易、农资、物流、房地产开发、酒店等领域的经营格局。2010年，商社集团成功实现核心主业上市，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重庆百货”，销售规模在国内零售行业资本市场上排名第2位。截至2011年底，销售收入近500亿元，资产168亿元，网点325个，覆盖西南地区，职工9万人。

商社集团将以整体上市为新的起点，坚持“发展商社，服务社会，惠及员工”宗旨，立足重庆，拓展西部，走向全国，致力打造千亿新商社，成为长江上游地区最具核心竞争力的中国一流商贸流通企业。

（一）以绩效为中心，构建财务基础制度

商社集团财务基础制度体系如图1所示。

1.建立以控制财务风险为重点的财务总监与会计委派制度

（1）建立垂直的财务监管制度，推行会计委派责任制度，商社集团所派遣财务总监（经理）或财务负责人均进入子公司领导班子，重在对企业实现经营上的管理。

（2）建立会计联签制度。对规定的企业重大财务支出和经济活动事项，实行由财务总监（经理）或财务负责人与法定代表人联合签署审批，有效地完善了集团的内部控制。

（3）财务总监及委派会计负责人主要对集团董事会负责，及时向集团总会计师、财务部报告本公司重大财务事项，按季度向集团总会计师、财务部、本公司董事会报告企业财务状况和存在问题。

以上三项制度形成了财务总监制度可操作性的基本框架。

2.推行以现金为王的全面预算管理制度体系

针对存在的问题及商业行业的特征，2004年商社集团制定财务预算管理办法。探索建立以现金流量为核心的全面预算管理体系，使得八年财务预算管理从成本挖掘近7亿元的利润，商社集团实现了扭亏为盈，全面预算制度已成为企业实现经营任务的基础性保障制度。

3.建立业绩考核制度，强化薪酬激励与约束机制

集团实行年度考核与任期考核相结合，结果考核与过程评价相统一，考核结果与奖惩相挂钩的考核制度。同时完善应收账款管理制度，突出应收账款的年度审计与业绩考核挂钩的特点，建立每半年对坏账工作进行通报问责制度，有效防御财务风险。

4.建立“三审合一”统一监管制度

创新提出建立：业绩合同兑现、预算执行、财务决算审计“三审合一”的统一监管制度。将多头组织、繁琐的重要工作梳理为：一个领导小组、一套班子、一次检查、情况共享、统一研究、统一处理。财务总监及委派会计负责人在建立与实施“三审合一”统一监管制度上承担了直接责任。

5.建立投资管理制度，降低投资风险

以集团董事会为全集团投资项目的决策、领导结构，配套成立了招投标委员会，对集团及所属公司重大投资项目预算、审批或备案实施监管，对投资损失责任进行追究。财务总监及委派会计负责人作为投资审查委员会负责人之一独立发表意见，有权直接对股东反映要情。

6.建立内部模拟结算中心、银企战略合作及二级融资制度

八年前，面对资产负债率高、融资难、无资产抵押、短贷长用等融资难题，商社集团采取：（1）尝试建立内部结算中心，统筹内部融资资源、降低资金成本；（2）建立二级融资制度，集团公司负责战略发展项目资金、二级公司负责经营资金，保障集团战略及经营发展的资金需要；（3）统一集团在银行设立账户的管理机制。这三个方面的落实基本由财务总监及委派会计负责人组织开展。

（二）建立财务总监控制体系

商社集团二级公司财务总监由商社集团财务部建议，商社集团总会计师提名，经商社集团组织人事部考察后，报集团董事会批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与程序任命。财务总监对集团董事会负责。商社集团财务总监控制体系如图2所示。

（三）二级公司财务总监制度的实施

二级公司按照规定设置财务总监职位，由商社集团委派符合条件的财务总监履行财务监管职责。下面简要介绍二级公司实施财务总监制度的成果。

1.实现有效健全的企业财务制度

商社化工公司（全国商业批发行业规模前三位，年销售70亿）财务总监不断健全公司内部财务制度，先后制定并完善了公司的“联签管理办法”、“对交商品管理办法”、“ERP业务管理流程”、“预算管理办法”等。营造依法运行、规范管理的制度环境，以确保公司守法经营，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发展质量，为公司长远发展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

2.对企业经营全过程实施有效监督控制

商社电器公司（重庆地区家电规模第一，年销售40亿）财务总监通过参与公司采购合同指引的制定及合同执行的过程监控，保证公司更多上游资源的到位，从而使电器公司综合毛利率从2005年的5.8％提高到2011年的预计8％；对促销活动方案进行审批，对促销资源的使用和收取过程进行控制；审查成本费用开支是否按照预算执行，确保成本核算的准确性和费用支出的合理性。

3.实现企业资产质量、运营效率和经营成效大幅度提升

商社汽贸公司（重庆地区汽车规模第一，年销售50亿）在财务总监管理办法指引下，打造一支高素质、敢担当的财务总监队伍。公司近几年取得了喜人的经营成果，2011年营业收入再创新高，预计达70亿元，利润再次突破亿元大关，直指2亿元关口；资产质量优良；银行授信额度合理，经营性现金流量充足，资金利润率达14.5%。

二、财务总监制度为集团价值提升发挥了重大作用

（一）促使集团实现战略转型，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在明晰产权基础之上的“三权”分立，即决策权（股东大会、董事会）、监督权（监事会）和经营权（经营者）相互制衡的运行机制。财务总监制度正是为了解决企业中存在的所有者对经营者监督不力的问题，减少国有资产流失现象，提高国有企业经济活力和经济效益而建立的。集团的财务总监制度通过对董事、监事和经营者等的职责和责任的详细规定，使得各方行为者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从而顺理成章地实现对企业的有效治理。

（二）为企业资产重组、股权改革发挥应有的作用

财务总监制度为2005年重庆百货公司整合纳入商社集团，2007年新世纪引入战略投资者，2010年集团实现整体上市其业绩水平位居全国商业板块前三位；业态上形成以百货、超市、电器、汽贸零售为核心，化工、进出口、农业生产资料批发行业为规模，信息科技、家电维修、质检中心、酒店为配套的综合现代商贸集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三）促使集团实现财务核算转型

1.通过实施财务总监制度，建立现代企业财务管理体系

几年来，我们始终坚持走依法治企道路，不断完善各项管理制度，以制度管人、制度管物、制度管事，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制度不明、权责不清、控股不控权等问题。

从2005年起集团每年组织《商社集团财经管理制度汇编》工作，已经形成第一册～第五册，每册达60—70万字。制度汇编有以下特点：（1）组织专家对集团和二级公司制度给予了点评，可操作性更强，使汇编不仅具有工具书的功能，还能开阔管理者思维，为管理者在制度的完善上提供思路；（2）引入重要事件和法律法规导读，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分析参考资料，以拓宽管理人员了解法规、分析制度的视野；（3）收录了当年的财经热点事件和分析评价，对正确把握政策动向起到了很好的指示作用。

2.加强队伍建设，培育合格财务总监人才

财务总监制度建立与实施关键在财务总监素质水平高低。重视对现有财务总监的素质提升和后备人才的培养，集团主要采取：（1）选好人（文化本科学历，会计专业中级以上职称，五年以上担任主管财务、审计，资产领导工作经历是硬件）；（2）用好人（丰富的工作经历、多岗位锻炼、每年专项述职与考核、工资垂直管理）；（3）关心人（达到条件的进入董事会、党委会、享受年薪及班子同等待遇、定期安排进修及学习）。

三、经验与总结

（一）商社集团实行财务总监制度的几点经验

财务总监制度是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重要的制度创新，也是对企业国有资产的有效监管方式之一。在商社集团实行财务总监委派制以来，从取得的一系列成效中可以看出，财务总监发挥应有的作用与以下三方面密不可分：

1.集团党委和董事会的大力支持

公司财务总监由集团财务部建议，集团总会计师提名，经集团组织人事部考察后，报集团班子研究批准，财务总监认真履行职责，对董事会负责。通过对财务总监职能的准确定位以及对其工作的大力支持，明晰了财务总监的地位，保证了财务总监在工作中的权威性和独立性。

2.财务总监队伍的素质与专业化管理

财务总监在集团公司的发展过程中担负着基础管理、制度建设、经济决策、风险管理和人才培养等重要职责，因此必须要求其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和思想素质，集团应站在培养企业家的高度加强对财务总监队伍的素质提升，以专业化的管理培养业务与思想素质过硬的财务总监队伍。

3.财务总监管理办法的系统性与完善化

为加强集团财务总监管理，集团参照国务院、市国资委等颁发的相关文件，制定了《财务总监工作职责管理暂行办法》、《会计委派人员考核暂行办法》、《联签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财务总监选拔、委派、培训及考核管理，明确了财务总监的职位设置、职责权限、履职评价、工作责任，为财务总监制度的健全、规范及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完善财务总监制度的几点思考

1.把握财务总监角色定位，正确处理各个层面的相互关系

（1）财务总监应对企业董事会负责，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2）财务总监应是企业董事长的得力助手和合作伙伴。当董事长实施的具体目标与董事会制定的终极目标发生碰撞时，必须及时加以制止、纠正。（3）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审核企业计划、财务报表以及日常财务会计审计活动，但是不能代替企业财务主管的角色。

2.逐步完善财务总监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为了激励财务总监相对独立开展工作，其报酬也应独立于企业薪酬水平，采用固定工资加奖金的结构，按贡献大小计算酬劳，且由委派方支付。财务总监与企业效益相对脱钩，也有助于财务总监监督企业效益更加公允和真实。

同时，通过再监督，促进财务总监履职更加尽责。可以通过定期考核和业绩评价，测评财务总监履职状况；也可以通过注册会计师提供真实、合法的审计报告，对财务总监的工作效果进行检验；还可以通过定期轮换，降低财务总监失职给企业造成损失的风险。

3.借鉴国际经验，探索建立首席财务官制度

借鉴国际经验，提升企业财务管理水平，探索建立首席财务官制度，完善企业治理结构。首席财务官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产物，也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举措。在探索建立企业首席财务官制度时，要明确首席财务官的资格条件、市场准入、职责权限和工作要求等，充分发挥首席财务官在企业重大经营决策中的职能作用，避免虚设成为“橡皮图章”。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令.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2］ 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财经管理制度汇编［Z］.内部出版，2007.

［3］ 企业内部控制研究组.企业内部控制手册［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4］ 王军.乘势前进、奋发作为，大力推进“十二五”时期会计人才建设再上新台阶［J］.会计研究，2011（10）.

［5］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督与考核评价局.企业绩效评价标准值［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6］ 都战平.国有企业财务总监的定位和到位［J］.中国商界，2008（6）.

［7］ 安峻.财务总监委派制浅析［J］.经济学研究，2008（4）.

第9篇

关键词：国有企业 改革

一、现状

目前国有企业改革按照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要求，以往的放权让利、政策调整进入到转换机制、制度创新的阶段。大批国有企业进行了公司制、股份改革制，多数企业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在管理创新上进行了有益探索，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推动了社会经济市场的改革目标的确立，发展壮大了现有国有企业规模，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培育和民企与国企之间的竞争，国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诸多问题，在新时期下，国有企业改革必须适应当前社会潮流，为国家的繁荣与壮大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广东考察时强调，“现在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有企业改革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专家认为：当前国企改革只停留在对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的整体认识阶段，还没有细化到基于国有经济功能定位而对每家国企使命进行界定、进而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的具体操作阶段，这难以实现“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的目标。

二、当前国有企业面临的问题

（一）国有经济怎样进行战线收缩

支持国有经济收缩战线，重点是从竞争性领域关注国企改革的退出。当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的目标确定以后，也就是国有资本在某些领域“要不要退出”的问题确定以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退出”。

（二）国企活力的来源是什么

国有企业现在的动力在哪里？现在很多国企员工的动力性不够，做事拖拉，动作缓慢，相互埋怨，效率低下，拥有很多高级人才，却无法高效地使用。

（三）政企、政资分得不够

政府具有双重职能――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往往出现以现在管理权取代资产所有权、以行政隶属关系取代产权关系的现象，由于政府部门的某些干预，企业在一些决策上，决策内容还带有政府经济色彩，无法按照真正的市场经济规律做出应有的决定。

而且国企老总大多出自官员，大多习惯于按行政管理方式运作企业，而不是按商业效率方式进行企业管理。

（四）民企竞争激烈

近年来，国家不断地给予民营企业政策，鼓励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发展迅猛，资产逐渐壮大，管理模式逐渐创新规范，很多民企也策划上市，民企迅速进入到国家各个行业，民企逐渐对国企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力，在某些领域，民企甚至已经超越了国企。

三、当前国有企业改革思路

党的十报告指出，"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2015年7月17日，在长春市考察调研国企时说，我们要向全社会发出明确信息：搞好经济、搞好企业、搞好国有企业，把实体经济抓上去。"这表明资本市场稳定后，中国将不失时机地揭开全面深化国企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大幕。"

国资委2015年指导监督地方国资工作计划：

1、突出依法履职，指导推动地方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

2、坚持稳妥有序，指导推动地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3、着力强化监督，指导地方切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4、加强沟通服务，推动国资委系统建设

以上都说明当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时期，本人根据目前国有企业形式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快国有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方案

原有的国有企业在很多领域都有重复之争，浪费了很多的国有资源，现在需要精兵简政，统一调配，由于科技、通讯的高速发展，管理模式不断创新，跨区域的集团式管理已经弥补了空间距离管理的不足，另外，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跨国性企业不断涌入我国，我们需要壮大自己的企业，缩小成本，与跨国性企业进行竞争。因此，根据产业布局，将相关行业进行整合，进行重组，减少资源的浪费，减少重复建设，降低成本，为国有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

二、退出一些竞争性行业

民营企业的迅猛发展，国有企业也需要在部分领域退出，鼓励民营企业进入，激发市场活力，国有企业原有的调节市场的职能逐渐转向由市场规律自动调节，近年来，国家鼓励社会开办公司，先后出台了工商注册登记简化、税收优惠等政策，市场进一步打开，社会活力加强，国有企业也需要在相应地退出一些历史舞台，降低国有企业的成本，加强对优质资源的运营，对国家核心领域的控制。

三、加快推进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试点

现在管理国有企业的是国资委，国资委成了国有企业的出资人，代表国家成了股东，国有企业与企业之间还有一些壁垒，他们之间的优质资源无法共享，他们之间的闲置资源无法调配，推进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试点，将一些国有企业纳入其管理脱离国资委单单从出资人的角度进行管理，是国有企业更接近市场前沿，市场反应速度更快、更准，形成国有资本流动重组、布局调整的有效平台。

四、加强混合所有制改革

2015年5月18日，国务院公布国家发改委《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在混改方面，《意见》要求全面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出台实施鼓励和规范国有企业投资项目引入非国有资本的指导意见。

国有资本课通过混合所有制引入不同社会资本、灵活的市场应对机制和管理体制创新，激发国企的活力和竞争力，同时带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混合所有制改革不等同于‘私有化’，即便改革过程中或许会出现‘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的现象，也应意识到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资优化布局的手段。国企可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而获取其丰富的投资经验和行业整合经验，以及在资金、人才管理和资本市场等各方面的资源。引入社会资本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可改变政府投资和资金应用方式，以政府财政有限的资金作为杠杆，吸引更多社会资金投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或进入新型战略产业，促进产业升级。

综上所述，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按照历史进程，需要根据当前形势，对国有企业进行深层次的改革，使国有企业更好地为国家做出贡献

第10篇

关键词：国有合营企业；内部控制；风险；对策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及国际市场的不断发展，许多企业为了扩大自身的经营规模与业务，纷纷通过投资控股、合营、联营以及海外投资等方式，来转变自身的经营方式，寻求更大的经济效益。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也在不断调整升级自身的经营模式。

一、国有合营企业内部控制管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风险

当前国有合营企业虽然比较注重内部控制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的作用及重要性，但在内部控制的实际推进执行中，依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与风险。

（一）内部控制执行不力，没有较好的内控环境

按照现代企业规范管理的要求，合营企业需要建立一套系统、合理、完整的内部控制体系，并在企业得到有效执行，但由于国有合营企业的业务及结构相较于其他企业有一定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在实际内部控制工作的开展中往往会出现一些较难解决的问题与事项，导致内部控制执行不力。就目前而言，合营企业的内部控制工作执行不力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合营企业要想打造一个健康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需要建立有效合理的企业治理机制，确保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严格依法依规履行各自的职责权限，避免控股股东干预经营层管理事务，然而纵观当前大部分合营企业并未实际做到这一点。第二，内部控制工作的开展包括管理层在内的企业全体员工，按照要求与标准共同参与实施，而在当前，部分国有合营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在全体员工中推行不到位。第三，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设计不够合理，内控制度的业务流程存在问题，此类问题导致员工在按照内部控制流程工作时可操作性不强或按流程操作时效率太低，业务开展也就不按或不能按流程操作，具体操作起来相对随意，最终导致财务报告的真实性、业务的合法性、经营的有效性等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第四，内部审计作为内部控制的监督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受到管理层干扰，不能发挥最大的监督作用。第五，监事会形同虚设，不能有效发挥应有的职能。

（二）对内部控制风险认识不清

当前国内市场中的竞争也愈演愈烈，出现许多不确定因素，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市场环境越来越复杂的形式下，企业的发展多多少少会受到国际形式、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影响与冲击，在此情况下，企业面临的风险与挑战程度也会逐步加大。

然而，目前我国部分合营企业在风险意识及风险管理方面比较欠缺，现阶段仍有许多企业对风险管理的意识仍然停留在以往的观念上，对企业当前及未来的发展中面临的困难挑战认识不足，缺乏应有的风险管理意识，导致企业在运营中不能很好应对各种突发的风险与问题。

（三）缺乏较强的风险应对能力

企业在运营的过程中，通常会面对政治风险、自然环境风险、市场风险、法律风险、投资风险、经营风险、保密风险、信息风险等。

面对经营管理中存在的一系列风险问题，现阶段部分企业缺乏先进的理念和长远的发展目光，缺乏具有前瞻性的风险管理意识与方案，不能较好的对业务范围内的风险问题进行识别、分析，也就无从制订应对风险的措施，无法有效将风险降到可以把控、应对的程度。

二、强化国有合营企业内部控制的建议与对策

针对当前国有合营企业内部控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以下总结几点强化的建议及对策。

（一）健全当前的内部控制机制

1.要根据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企业发展的实际要求，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和有关规章制度，建立和完善监督机制，提高内部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及抵御能力，确保企业有序、健康、长远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

2.要进一步提高股东规范运作意识，促进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规范化运作。另外，要建立和完善监督机制，细化监事会工作制度，明确监事会职责，完善监事会的来源与专业构成，并对监事建立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责任追踪和奖惩制度，使其充分发挥监督职能。

3.要定期开展内部控制测试工作，企业可以聘请第三方内部控制专业咨询机构，围绕内部控制体系评价的目标，针对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业务层面采用跟单作业和关键控制抽样检查的方法对执行层面符合性情况进行测试，企业层面采用检查、访谈、问卷分析等方式进行测试，查找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进行专项整改，属于内控设计的问题，定期修改内控制度，属于执行的问题，责成相关岗位落实整改并定期跟踪复查。

（二）树立较强的风险意识及风险应对能力

1.国有合营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要牢固树立风险管理意识，这也是建设企业内部控制风险管理机制的一个重要前提。国有合营企业可以在企业文化中适当添加风险管理的内容，在日常工作规范与业务操作环节反复强调风险意识及应对风险的重要性。只有具备了较强的风险管理意识，企业员工才能正确意识到内部控制风险管理机制的重要性，才能有效推进企业风险意识在内部控制工作中的落地执行，使员工在日常工作中能够自觉发现风险、上报风险与应对风险，从而达到降低风险的目的。

2.企业要切实提升自身的风险应对能力，建立专门的风险管理部门，分析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并制定相应的风险控制与应对方案。企业可以通过对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风险进行分类与评估，根据风险的等级实施分层管控，使风险管控发挥最大的成效。同时，要提升风险管理人员的专业能力与职业素养，企业要定期举办培训学习活动，提高风险管理人员敏锐的市场观察力和风险判断力，使其通过自身的丰富经验与掌握的先进理念、技术，及时发现企业中存在的各种风险。

（三）充分发挥内部审计及监事会的监督作用

在企业内部监督环节中，内部审计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因此，有合营企业要充分运用内部审计的监督手段，通过对风险控制点、风险控制方法和效果的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督检查，保证风险控制的实施效率和效果。

1.企业需要制定以风险为导向的审计制度，并将审计工作的重点适当偏向降低企业风险、应对潜在风险方面。另外，企业需要确保内部审计具有相对独立性，真正落实审计委员会制度，严禁任何人、任何部门直接干预内部审计工作，保障审计的权威性。对内部业务部门，需保障在各项业务活动中，严格遵守内控制度，确保管理规范、风险可控；对内部财务部门，则需要保障其搜集整理的相关信息真实可靠，并对企业使用资金的情况进行全程监督管理，以真实反映企业的具体运营情况。

2.企业监事会应充分发挥监督作用，针对董事、管理层及财务等重要岗位履职情况进行监督。同时企业要定期聘请第三方独立机构对企业的财务事项、重大事项、关联交易、内控工作等进行外部审计，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独立审计不受干扰。

三、结语

在当前经济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的环境下，国有企业为了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将成立国有合营企业作为其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举措。作为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完善的内部控制管理不仅能够提升企业的整体经营管理水平，保障业务流程的规范性、财务信息的完整性及真实性，还能使企业在多变的市场环境中稳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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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艳兵.全力构建全面风险管理的内控体系――国有上市企业风险管理评估[J].财经界，2010，12：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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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篇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华南公司国有资产形式是多样化的，既有产权的形态,也有股权的形态，而且随着改革的深化将更多地表现为国有股权的形态。国有资产形态的变化，要求国有资产的管理模式也要相应地发生变化，既要管好资产又要管股权，规范管理股权企业的重要性日益显现。而要规范管理股权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升股权管理水平是一项迫切的任务。为此，提出以下建议：1.革新股权管理体制华南公司成立后，积极探索和实践与世界接轨的先进管理模式，实施了以提高市场竞争力为核心，以“四化一高”（组织扁平化、业务专业化、管理垂直化、权责清晰化和运营高效率）和“四线一中心”（指改革后的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四线”指营销、物流、投资开发和财务专业线“，一中心”指支持服务中心）为内容的组织变革。其核心是撤销省、地两级公司的经营管理职能，华南公司作为经营管理主体，实行扁平化、专业化、垂直化的一级管理的管理模式。按变革的总体设计，上收了省、地两级公司股权管理的职能，股权管理工作全部由华南公司集中管理。这样集中后的华南公司股权管理实现了“华南公司———股权企业股权”的一级管理，减少了中间管理链条和层次，解决了股权管理中多头管理，避免了信息传递失真，提高了股权管理效率，确保股东政策、意志的迅速贯彻执行。2.理顺产权关系且完善产权管控体系华南公司对所有股权企业的产权进行了界定，明确股东各方的出资比例和拥有的股份，在此基础上完善产权管控体系。（1）股权结构控制。对符合中石油发展整体战略的主营业务，根据上级公司要求，通过收购对方股权等方式实行控制；对不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或参股难以取得实际控制权的，则坚决退出。从而既保证股权投资集中主业，又保证中油意志在股权企业得到贯彻和执行。（2）产权层次控制。华南公司的产权控制是金字塔式的层层控股结构。产权层次控制在中油内部实现了二级出资三级法人，即中油集团、中油股份两级出资，中油集团、中油股份、股权企业三级法人。根据总公司要求，对非股份公司直接投资的三级以下法人实体进行了清理，并按国家要求进场交易，对难以清理的企业也将管理权上收到华南公司。这样缩减了投资链条，减少了管理成本，避免了信息多层次传递，产权控制力逐层加强。（3）产权控制规范。规范资产委托和授权经营程序。通过完整的授权委托，强调双重身份、双重任务。一方面保证股权企业派出人员按照中油的整体战略，兼顾股权企业各方利益，实行股权企业决策、执行和管理；另一方面，通过授权控制，保证股权企业经营、决策在一定层面上进行，有利于华南公司统一战略的实施。（4）资本金利润率和资产负债率控制。通过全面预算管理和实行收支两条线，控制股权企业的资金流向。同时，加强分红管理并适时组织进行股东权益审计，及时发现问题并反馈给派出人员，督促股权企业整改。保证了股权企业资产配置优良，资金状况良好。

完善专职董事、监事制度的推广和实践

专职董事、监事，是指专职从事董事、监事工作，不在华南公司或所任职公司担任其他职务的董事、监事。专职董、监事具有双重身份，在所投资公司作为董事、监事，履行职责并行使权利，而在华南公司则作为专职研究人员，日常研究行业和所投资公司的情况；外派专职董、监事，是母子公司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联结华南公司和股份企业的重要枢纽，在控股公司的运作中具有重要作用。一是有利于改善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结构，增强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运作效率，加强董、监事队伍建设，保证行权体制的综合质量。二是通过设置专职董事，有利于进行一步加强对公司制企业的研究，促进公司董事会的科学决策。三是通过设置专职监事，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对公司制企业的监督。专职董事、监事在华南公司作为专职研究和管理人员，专门从事所投资公司的重要议案和战略决策研究工作，为公司提供决策依据。在推行专职董、监事制度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种做法：（1）全面清理排查，摸清股权企业董、监事情况，为推行专职董、监事制度打好基础。为推行专职董、监事制度，做到不遗不漏、合理配置，华南公司认真对各股权企业情况进行了研究，对股权投资项目股权结构、股权治理结构、经营范围及经营方式、运作状况、财务管理、投资主体、成立时间、对外再投资、利润分红方式及分红情况等进一步进行核实和分类。（2）建立管理框架，明确职责；建立业务流程，加强专职董、监事管理工作。专职董、监事岗位设置在综合管理处，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明确了专职董事、监事的分工。专职董事主要负责股权企业在财务、公司发展等决策中的事前和事中监督；专职监事则主要负责以是否违法违规等事后监督为主。在明确专职董、监事职责的基础上，建立了专职董、监事工作的基本业务流程，即专职董、监事向股权办提交议案和报告经营信息———股权办对议案和信息进行整理后，征求主管或相关业务处室意见，拟订初步方案———股权办协调召开股权管理委员会会议审议初步方案，并形成决策意见———属于华南公司权限的，由股权办协调专职董、监事落实，股权办督办———不属于华南公司权限的，由股权办起草报告报上级公司———待上级公司批示后，由专职董、监事负责协调落实。（3）建章立制，制定方案，逐步推行专职董、监事制度。明确制定了推行专职董、监事制度的原则：一是重点先行；二是全面推进；三是规范操作。依据“公司法”和相关政策法规以及股权企业的章程，履行法定程序，确保专职董、监事规范配备到位。明确了推行专职董、监事的工作思路，即根据华南公司现有股权企业的现状，采取按股权企业类型先确定重点，再分批、分阶段配备的方式推行专职董、监事制度。（4）加强考核，确保专职董、监事履职到位。建立和完善专职董、监事派出制度，加强对派出董事、监事的考核与约束；将对控股企业的管理逐步转变为对派出董事、监事的管理。

完善法人治理机构

在完善股权企业法人治理机构方面，首先根据公司经营范围不同，将所有股权企业分为批发、零售、仓储三类，对同时有两类或三类业务的公司，按其主要业务进行分类。然后按公司业务规模进行分级，如将油站公司按10000吨以上、10000～5000吨、5000～3000吨、3000～1000吨、1000吨以下分为5个级别。其后按照业务对口、责权对称、兼职适量的原则，合理配置股权企业的派出人员。如：大型批发公司董事长原则上由主管批发业务的副总经理担任，董事由营销管理、资源配置等处的处长或副处长或控股公司经理等担任；中小型批发公司董事长原则上由营销管理、资源配置等处的处长或副处长担任，董事由营销管理、资源配置等处的副处长和控股公司经理担任。并规定董事、监事兼职，一个人最多不能超过5家公司。同时明确派出人员的管理和待遇按照华南公司相应人员执行，薪酬由华南公司发放。通过这种专业对口管理，一是完善了股权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保证了对经营监督体系的有效运行；二是专业的人在熟悉的工作领域工作，既便于及时发现问题，也便于发挥自己的技术特长；三是专业线对口管理，有利于实现管理和业务上的无缝链接；四是为实施母子公司协同从机构上有了保障。

构建和完善信息化平台

在股权管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诸多矛盾，而解决矛盾的最好途径是加强沟通。沟通的目的在于让对方了解自己的诉求和优势所在，从而减少在博弈中的冲突、缩短讨价还价的时间。为此，首先就要解放思想、培养流程文化和服务意识。在股权日常管理中，股权管理人员应摆脱过去那种国有企业固有的“官本位”思想和居高临下的命令姿态，调整心态，树立了为股权企业着想和服务的意识，与股权企业保持很好的人际关系。其次是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华南公司与股权企业除了传统的指示、会议和汇报等方式外，还建立了与股东定期联谊制度，通过团拜会、联谊会等形式，加强各方的信息和需求的交流，很好地改善各合作方的关系。最后制定制度，规范股权管理流程。在日常工作中更是规定：及时处理股权企业报来的事项，提高股权管理效率。

加强培训，提高各层管理人员的任职素质

第12篇

6月5日，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交易所代码：601398，香港交易所代码：01398，下称工行）的年度股东大会如期在香港举行，但董事会和管理层的薪酬议案没有能够提交审议。

工行曾于5月22日公告称，鉴于有关部门正在制订银行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薪酬管理的相关办法，董事会通过决议，撤回此前既定方案，且不再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年会批准。

这只是近日国有金融企业薪酬问题系列变局中的一环。事情的导火索是一家被认为非国有机构的公司。今年3月，中国平安保险（上海交易所代码：601318，香港交易所代码：01318，下称平安）年报披露了高管年薪，平安董事长马明哲2007年的收入6616.1万元引发舆论热议。这引起最高决策层关注，甚至就此专门召开会议，了解讨论此事，并指定有关部门进行研究。

平安是非国有股份制上市公司，其高管薪酬原则上是董事会范畴的议题，但据称“此事非常敏感，引发了连锁反应”。中央汇金公司有关人士称，汇金因此叫停了工行等控股金融企业原来的薪酬计划。据悉，管理层的基本思路是，金融企业特别是国有和国有控股金融机构的薪酬，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各行业，“既要坚持市场化原则，又要与当前国情相符合”。

《财经》记者获悉，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都在根据这一安排了解各行业金融机构高管薪酬的现状，在提高透明度的同时，争取提出规范意见。

证监会则通过交易所要求金融类上市银行年报的补充公告，披露高管的具体薪酬，并针对股权激励制度连续了两个备忘录，收紧相关尺度。

《财经》记者还了解到，银监会对此事的基本态度是，薪酬问题要坚持改革原则，不走回头路；但同时要“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把方案做细做科学，激励约束机制要对等”，不能“水涨船高，而水落石不出”。但各监管机构只是提供决策建议，具体办法应由股东和董事会决定。

据《财经》记者了解，财政部已于此前完成了《国有金融机构薪酬情况的分析》报告，目前正拟定相应的文件，对国有金融各机构的激励制度进行引导和规范。根据“党管干部”的特有国情，有关按照业绩考核央属国有金融企业高管的办法和建议，也将提供给中央组织部门做参考。

连锁反应

5月11日，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北京银行、中信银行五家已上市银行年报补充公告，详细披露高管、董事和监事2007年度薪酬状况。此次披露，是相关公司根据上交所要求而统一进行的。以往公司已的年报里往往只公布一个董事、高管薪酬的总额，而不披露到具体名下。

5月15日，宏源证券（深圳交易所代码：000562）《关于实施2007年度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被否决，成为首家股东大会否决董事、监事薪酬分配方案的上市公司。此前的4月22日，宏源证券董事会已经通过了高管薪酬的考核办法，这次股东大会叫停的只是董事和监事的分配方案，而宏源证券高管中只有董事长汤世生，副董事长李克军以及总经理胡强是董事会成员，因此其余高管薪酬仍照常发放。

根据宏源证券之后的公告，方案未能获得通过的原因，是当日投弃权票的99961.0403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表决权的94.79％。宏源证券第一大股东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现持股97721.26万股，显然正是他们投了弃权票。

宏源证券2007年年报显示，22名董事、监事和副总经理2007年的薪酬总额为936.01万元。其中，董事长汤世生174.42万元，副董事长李克军55.37万元，当年10月15日刚刚上任的总经理胡强19.32万元，刘东、周栋两名副总经理均为111.28万元，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许建平为111.27万元，副总经理栗宏刚为107.53万元；而监事会主席徐际国和副总经理高涛薪酬分别为65.74万元和59.74万元。

这一薪酬在业内并不算高，整个汇金系券商的薪酬事实上在整个行业里属于中下水平。但据接近汇金公司的有关人士解释，券商薪酬通常是与业绩挂钩的，但证券行业的业绩波动较大，很大程度上是“靠天吃饭”，与高管个人的努力关联度并不高，所以奖金不能定得过高。

数日后，工行公告称，5月22日，董事会已经同意撤回了此前拟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2008年董事、监事报酬合同及2007年报酬合同和清算结果议案。

根据此前方案，工行董事长姜建清的税前报酬为160.6万元，含福利保险费用在内的税前总收入为179.5万元。行长杨凯生的税前报酬为153.4万元，加福利后总收入为171.1万元。两位副行长张福荣、牛锡明的不含福利的税前报酬分别为138.5万元和137万元。而梁锦松等四位独立非执行董事，则由工行向其发放51万元或以下不等的税前报酬。

分析人士认为，工行此番公告表明，除股权激励计划外，以财政部为大股东的金融企业高管的薪酬也纳入了统筹规范的范畴，具体方案预计不日将出台。方案出台前，一些相关的上市公司的高管及董事薪酬方案都将可能暂时搁置。

此前，财政部已叫停了国有控股金融企业的股权激励计划。

是少是多？

金融行业的薪酬多少合适，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曾担任建行独立董事的日本新生银行前行长八城政基曾对《财经》记者表示，这些中国大银行高管需要承担的责任，与其100多万元的年薪严重不匹配，这和分行行长只有2倍差距，他认为总行行长至少应是分行行长的10倍到15倍左右才合理。一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部门总经理也向《财经》记者抱怨，自己的年薪和股份制银行相比差距太大。

然而，国有金融企业高管的任命没有实行市场化之前，围绕其薪酬和激励问题的争议，会将一直持续。

“不是按市场原则选择的，只能上不能下，还有大量的职务消费，给100万元我都觉得高了。”汇金一位负责人谈及控股的几家大银行的高管薪酬直言不讳。

财政部有关人士也认为，“国有金融机构在人力资源管理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仍比照市场化水平提高薪酬”是不合理的。

财政部有关报告称，国有金融机构薪酬偏离社会平均值的程度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据统计，2006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2.10万元，而工行、中行、建行和交行2006年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9.89万元、13.28万元、10.85万元和12.14万元，分别是社会平均值的4.71倍、6.32倍、5.17倍和5.78倍。财政部称，与此相比，美国银行人均收入是社会平均收入的2.39倍，渣打银行和苏格兰皇家银行为2.86倍。

与此同时，2003年以来，国有金融机构的薪酬也保持了快速上涨势头。财政部前述报告认为，其中“改制金融机构总部和分支机构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上涨势头尤为明显”。以2006年总部员工薪酬增速为例，政策性机构中，农发行、进出口银行分别增长21.03％、16.10％；保险企业中，人保集团增长24.03％；商业银行中，中行、建行分别增长18.62％、20.76％，均高于14.36％的社会平均工资增幅。

另外，薪酬向管理层倾斜，相同职级存在一定平均主义现象，也为财政部所关注。一是分配关系向总部倾斜。2006年，中行和人寿股份总部的部门总经理平均薪酬分别为93万元和75万元，明显高于一级分支机构负责人69万元和55万元的平均薪酬。

二是分配关系向中高层管理人员倾斜。2006年，中行总行中高层管理人员和一般员工人数比例为0.43∶1，薪酬总额比例为1.02∶1。出口信用险总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和一般员工人数比例为0.52∶1，薪酬总额比例为1.79∶1。人寿股份总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和一般员工人数比例为0.66∶1，薪酬总额比例为2.33∶1。中信集团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和一般员工人数比例为0.37∶1，薪酬总额比例为1.35∶1。

此外，金融企业高管薪酬涨幅高于员工工资涨幅，内部收入差距拉大也受到财政部关注。

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角度看，财政部报告称，国有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普遍高于国内上市公司。2006年，国内上市公司董事长平均年薪30.18万元，工行、中行、建行和交行董事长薪酬分别是国内上市公司董事长平均水平的4.31倍、5.05倍、4.69倍和5.74倍。

在上市公司中，金融高管的薪酬遥遥领先。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日前的《中国企业家价值报告》显示，在近1500家上市公司中，2007年，各公司最高年薪前五位均为金融企业高管，依次为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年薪6616.1万元；深发展A董事长法兰克纽曼，年薪2285万元；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年薪1748.62万元；中行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年薪986.6万元；招行行长马蔚华，年薪963.1万元。

在董事长年薪排行榜中，有一半来自金融、保险行业；总经理年薪20强中，同样有一半金融企业。除了上述已经提及的数位金融高管，兴业银行（上海交易所代码：601166）董事长高建平（297.6万元）、中国太保（上海交易所代码：601601）董事长高国富（295.21万元）、北京银行（上海交易所代码：601169）董事长闫冰竹（268.61万元）、海通证券（上海交易所代码：600837）董事长王开国（254万元）、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245万元）、中国人寿（上海交易所代码：601628）董事长杨超（199万元），全都在上市公司董事长薪酬20强之列。

荣正董事长郑培敏表示，从行业比较研究看，金融业各岗位的薪酬平均值均以遥遥领先的数值高居各行业之首，但在持股市值的行业比较中，金融业的董事长与总经理岗位均未进入前三。他认为，这说明，金融业核心高管当期货币薪酬过高，但报酬结构不尽合理，长期激励严重不足。

建议与制衡

据《财经》记者了解，目前各相关部门都在就金融行业高管薪酬提出各自的建议。

记者从接近监管部门的知情人士处了解到，目前银监会已经就国有和国有控股金融企业高管薪酬提出了六点基本看法。

首先是薪酬应与企业战略的长期目标、经营理念、社会责任及外部环境相一致。之所以要强调企业的经营理念，主要是因为不同的理念会导致不同的风险偏好与战略选择。如有的机构因为吸纳存款，所以必须是风险保守型的；有的机构则是持服务型理念的；还有的机构没有存款人和投资人，完全是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经营，不同性质的机构应该有不同的薪酬标准。

第二是绩效与风险成本要平衡。这就是说，不能只看赚了多少钱，还要看为此付出了多少人工成本、坏账成本、拨备成本，要关注资本充足率。

第三是激励与约束要平衡。薪酬不能只是“水涨船高”而“水落石不出”。如果企业业绩下滑，出现亏损，就应该大幅削减薪酬。然而现状却是不仅金融企业，很多工商企业都是赚了工资大涨，赔了国家买单，个人毫发无损。

第四是薪酬发放应该遵循“高层和基层平衡，高层与专才平衡”的原则。该人士援引日本企业经验，在业绩不好的时候，高层的工资会大幅下降，基层的领导扣得较少，普通员工无须减薪。至于专才，则应按一定的市场价格付酬。

第五是近期目标与远期目标要平衡。要避免一些高管在快退休的时候，修改工资原则，为自己谋私利。

第六是政企一定要分开。目前有一些国有但不控股的企业高管，依然在享受公费医疗，有住房和电话补贴，使用公家的司机，甚至不断地更换新车。“下海就是下海，不能继续享受干部待遇。”有关人士称。

作为侧重风险管理的机构，银监会的意见仅仅是作为建议供各金融企业的国有股东作为参考。股东则需要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明确表达自己的态度。

据《财经》记者了解，财政部目前亦提出了政策建议，这包括股权董事薪酬不与所在金融机构高管薪酬挂钩，根据其履职情况发放，以避免股权董事与公司高管在薪酬问题上利益趋同；真正发挥薪酬委员会和市场中介的作用，杜绝高管人员自定薪酬；严格控制高管人员职务消费，将职务消费纳入高管人员薪酬总额；对高管人员薪酬实行封顶管理，高管人员薪酬不得超过普通员工薪酬的一定倍数。

财政部还建议，“在完善最低工资制度的同时，对员工收入较高的金融和垄断行业，出台加强工资管理的指导性意见，对高管人员的工资做出明确限制。”

而导致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薪酬与激励机制争议不断的用人机制，也纳入了财政部政策建议的范畴。财政部建议，加大人力资源改革步伐，对员工普遍实施聘用制和合同制，管理人员的任命逐步体现市场原则。同时，推进管理垂直化和扁平化，缩减行政人员和中层管理人员规模，适当减少副职管理人员数量。因为财政部调研报告认为，国有金融机构存在管理层次过多，管理人员占比偏高的问题，“浪费了人力资源，提高了人员费用”。例如，中行总行副总经理级干部123人，是总经理级干部人数的4倍；工行一级分支机构副行长199人，是行长人数的7倍。

在建立科学的薪酬管理机制方面，财政部表示将审慎推动高管股权激励计划，对高管实施股权激励必须与人力资源改革相衔接。推行员工股权激励计划，要履行必要的程序，不能利用关联交易，不得增加工资总额，实现股权激励封顶。“这是借鉴了国资委有关国有企业股权激励的有关办法。”财政部有关人士说。

近来，财政部与“一行三会”一直在研究国有金融企业高管薪酬的管理办法，并叫停了之前多家企业拟执行的股票增值权计划。财政部有关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在新的股权激励办法出台前，不会批复任何一家股权激励计划。

显然，如何计算市场和非市场因素，就国有金融机构高管“红色金融家”的特殊身份，设计出比较合理的薪酬水平，对管理层的智慧是极大的考验。

“由于大型国有金融机构的高管的任命仍遵循‘党管干部’的作法，为解决当前突出的矛盾，组织部门应把业绩考核纳入对‘党管干部’的考核中去。”一位相关官员表示。

第13篇

论文摘要：首先探讨了内部审计和内部控制监督的关系，指出内部审计是内控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然后提出了健全内部审计的制度、建立有效的激励制度和加强内控信息披露来实现企业的内部控制的策略。

内部控制是随着企业对内加强管理和对外满足社会需要而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自我检查、自我调整和自我制约的系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内部控制可以合理保证单位有效进行经营管理，提供可靠的财务报告和其他信息，保护企业财产的安全完整，保证有关政策、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实现企业整体目标。目前我国内部控制的主要问题是由于内部控制环境不完善而导致的企业监督执行不力，内部审计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内部控制对外信息披露不足。

一、内部审计和内部控制监督的关系

内部审计是内部控制的组成部分及前提，是企业内部影响控制制度正常运作的环境因素，也是内部控制的宏观因素[1]。会计系统和控制程序则是内部控制系统中的微观因素，他们同时受制于宏观因素的影响。一个企业即使有好的会计制度，科学的控制程序，但若没有先进的企业管理文化理念作引导、缺乏健全的管理体制和组织结构铺垫、或者没有运用或实施科学的人力资源政策都会造成内部控制的执行系统失效，也就是说在内部控制这个体系中如果宏观环境失效，那么将直接影响微观因素的发挥，进而影响企业的整体效率。单位内部控制监督作为内部控制的执行元素，主要是通过各单位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并保证发挥有效作用来实现，单位控制监督应当突出内部控制和内部约束机制的健全，强化单位负责人的会计责任，会计人员在对单位负责人负责的同时，受职业道德和财经法规约束。财政部门通过指导各单位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培养单位负责人和会计人员综合素质和必要的检查验收来督促各单位加强内部控制监督，规范会计行为。而这些措施实际上是通过优化内部控制环境中的组织结构设置这一环节来实现的。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不断发展，各国企业对会计系统及控制程序的设计也日趋完善，会计程序中的漏洞越来越少。但我们也发现如安然、世通、银广厦这样的因内部控制监督失效而造成的经济案件仍层出不穷。究其深层原因，是企业领导者及其管理者的决策性失误，而这种决策性失误则是在一种错误的企业价值观，偏激的企业管理理念及高层管理者本身素质等原因造成的。由此可见，内部审计的各要素都影响着内部控制监督目标及方法的实现。

二、健全内部审计的制度安排

目前企业中关于内部审计机构的设置情况不一，有些上市公司同时设立审计委员会和审计部，大部分只设立审计部。只设立审计部的企业审计部的定位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由监事会领导;第二，由董事会领导;第二，接受总会计师或主管财务副总经理领导。

这样，有关内部审计的制度问题目前需解决以下两点:内部审计机构的设置与内部审计机构的定位。关于前者，单是设置审计部还是同时设立审计委员会和审计部，如果只设置审计部并将其置于总经理的领导之下，董事会对总经理的领导就缺乏监控措施，产生的问题是加剧内部人控制。至于内部审计机构的定位问题，对于上市公司，由于其规模一般较大，业务也较复杂，所以应同时设置审计委员会和审计部。从机构隶属上来看，监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计部分别对股东大会、董事会和总经理负责，同时二者存在着业务指导关系。

之所以选择这种制度安排，原因在于:内部审计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实现所有者对受托经营的经理层的监督。因此，审计委员会只有直接对代表所有者利益又由参与企业主要经营决策的董事会负责，才能保证这种监督的效果。同时，内部审计又要满足经理层的各种需要，若内部审计的一切活动都需直接由审计委员会决定，既无必要也影响效率，这就需要在董事会和经理层间就内部审计范围进行权限的划分。其中，以经理层为监督对象的内部审计活动，如对经理层执行董事会决议的监督、对经营业绩的鉴证和评价、经理离任审计等，均应由审计专门委员会组织开展;而以分权单位为监督对象的内部审计活动，如对公司其他职能部门、下属分支机构的监督、考评，以管理咨询为目的的专题审计活动，都可由经理层组织实施，但审计结果应报审计委员会备案，且审计委员会有权对审计情况进行检查。另外，对于监事会而言，它代表的是全体股东，其机构隶属自然是股东大会，因而其定位应是内部监督评价体系的最高领导者，在必要时可检查审计专门委员会组织的内部审计事宜，并对内部监督评价中发生的争议作最终裁决。

三、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无论是内部控制还是公司治理都非常重视激励与约束机制，二者在实施的方式手段上可以相互借鉴。具体来说:约束方面，一是合理的授权控制，内部控制实质上是对企业经营过程中员工行为的控制，要把岗位的责权利严格确定下来，使员工的工作在制度的约束中进行。二是要建立适时的监控系统，让不称职的员工离开其岗位。二是严格的责任追究和惩罚制度，这是企业内控制度贯彻执行的根本保证。激励方面，应借鉴公司治理中的激励机制，引入相应的激励措施进入业务执行层，提高基层人员参与内部控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具体来说:一是科学的目标管理。要组织员工参加有关工作目标的制定，并将企业目标层层分解，落实到每个员工，这样有利十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并使其主动维护企业的各项制度。二是制定科学的业绩评价体系。业绩考评机制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人力资源部门对普通员工的业绩和履职情况进行考评，并据考评结果决定下一年度的薪酬、岗位安排等事宜。业绩考评机制应具备以下特点。第一，激励性。以报酬作为激励是公司治理中不可缺少的管理手段，设计考核制度时，必须保证业绩考核制度对员工的激励性。第二，客观性。在评价业绩时，可借助十定量评分方法或中介机构，以客观的立场和判断加以评估，使业绩评价工作尽量不受主观、片面等人为因素影响。第二，责任性。在业绩考核前必须先明确考核项目的责任归属，明确员工的权责范围，排除外在因索影响，使业绩考核工作更公平合理。第四，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相结合。因为有时候企业业绩的好坏受很多外部因素的影响，比如行业的影响，相对指标与绝对指标相结合的方法使得评价更加客观。第五，长期性。引入公司治理中用来激励经营者的股票期权，希一望员工通过一定形式的股票持有或是将收入与股票价值变化挂钩使自己的利益尽可能地与股东的利益相一致。

四、加强对内部控制的信息披露

《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案》规定公司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或类似职务人士必须书面声明对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负责，并且要求随定期报告一同对外披露管理当局对有关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评价报告，内部报告还必须经过负责公司定期报告审计的注册会计师的审核。美国安然、我国的中航油巨额亏损等案例充分暴露了公司关键人物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缺乏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问题[4]。内部抓控制信息披露能够有效减少高管人员串通舞弊的机会，有效遏制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的行为。鉴于我国上市公司及许多国有企业存在的诸多问题，我国政府应该加强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要求，制订有关规章制度，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进行强制性规定。具体措施如下:

1、确定信息披露的内容

因为内部控制设计范围非常广泛，如果要求上市公司对所有内容进行披露，从目前情况看不太现实。我国最新公布的审计准则将内部控制目标划分为财务报告可靠性、经营效率效果、经营合规合法性，如果将所有目标全部要求进行披露，管理当局及公司等会大大地增加成本，而且目前许多制度尚不完备，即使全部披露不一定会收到很好成效，处于内部控制效益成本原则考虑，可以参考美国的做法只实行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即管理当局只要求公司就财务报告可靠性的内部控制出具评价报告。

2、确定信息披露的责任主体

要保证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准确性，保证内部控制责任落到实处，必须确定信息披露责任主体，即内部控制由谁负责。萨班斯法案的302条款被认为是对上市公司最有实际影响的条款，条款要求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必须承诺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公允性，并在对外提供经审核的内部控制财务报告上签字认可。我国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内部控制的责任主体，所有相关文件都仅仅强调监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公司内部控制的监督\审查责任，没有直接明确内部控制的制定和执行由谁负责的问题。我国上市公司多数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董事会受到管理层和大股东控制控制现象较严重，在公司治理机制不健全情况下，内部控制环境薄弱，关键人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监管部门对于屡见不鲜的公司管理层舞弊作案感到束手无策。针对我国公司内部控制环境的特点，应该把内部控制的责任主体确定为掌有实权的关键人物和实际负责公司资产安全和财务可靠性的高级管理人员。

3、统一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和审核的标准。

为提高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报告的可操作性和可比性，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评价应当遵循比较统一的标准。建议审计准则委员会研究有关指导意见，在我国公司治理环境下，对管理当局内部控制报告的验证提供指导。

五、结论

内部审计与内部控制都是当前比较热门的话题，将两者结合起来更是有其特殊的意义。本文从内部审计与内部控制的关系入手，从内部审计的角度得出完善内部控制的对策。内部控制框架与内部审计的关系是内部管理监控系统与制度环境的关系。完善的内部审计有利于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执行;健全的内部控制机制也将促进内部审计的完善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参考文献：

[1]刘金文,“三要素”内部控制理论框架的最佳组合[J]，审计研究,2004.2

[2]田良富、欧阳清东.中外公司监督机制比较研究与启示[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11

第14篇

一、现代企业制度是委派 财务总监制度的基础

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是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两权”的分离即产生了委托关系，作为委托方由于不能及时掌握方的信息，而委托方和方的利益目标、风险态度上并不完全一致，加之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非对称性，方很容易为追求自身收益而不惜牺牲委托方的利益。因此对经营者受托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必要的监督与约束是降低成本、维护所有者利益的有效途径。通过委派财务总监可以对经营者的重大经济行为如担保、举债、投资等活动实施监督，从而确保所有者的资产安全。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与所有者职能联系在一起。伴随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二十年来“放权让利”、“政企分开”等的历程，经营者逐步获得了充分的自，而政府在退出对国有企业直接管理的同时，也放弃了以所有者身份对人进行产权监督的职能，形成了我国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经营者越位的独特现象。以至于会计信息失真，国有资产流失现象严重。那么，政府该如何以国有资产所有者身份实施对人的监督与约束呢？财务总监委派制度与外部审计一样，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而财务总监能更侧重于对经理人履行受托经济责任情况的全过程监控。国家作为所有者，不但需要外部审计人员对财务信息进行验证，进行事后控制，更需要财务总监利用其自身的会计专业知识，对经营者履行经济责任情况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控制。所有者与财务总监之间的关系，是以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为前提的，财务总监的存在，为维系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保障。

二、推行财务总监委派制度的必要性

《会计法》第4条明确规定：“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公司法》第50条规定“经理对董事会负责”，并在行使职权中规定“提请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要求单位负责人对法律负责，单位其他人员对单位负责人负责；财务负责人、总会计师及其他会计人员由单位负责人任用，属于企业内部人；会计人员在单位负责人的领导下，以提供财务信息的形式服务并参与企业经营管理，他们在组织上、经济上依赖于经营者。因而，可以认为，会计人员不具备监督经营者的职能。

以会计人员为监督主体的内部会计监督，主要是对企业内部经办人员行为的监督。要由企业内部会计人员来监督其领导――经营者，并不具备有效的操作可行性。财务总监由国有资产所有者委派，属于企业外部人，受所有者的直接领导，工资福利待遇由所有者决定，业绩考核和评价由所有者负责，与企业经营者之间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企业中具备完全的独立性。因而，不存在受经理人控制的、与经理人“合谋”的动机，也不会处于受其胁迫的弱势地位。

三、完善国有企业财务总监委派制度

1.明确财务总监的职权，防止政企不分

财务总监既然是代表所有者派驻国有企业，实施对国有企业经济活动的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监督和控制，是否又回到了政府直接管理而有政企不分之嫌呢？因此，财务总监的职能应与企业的经营分离，不能阻碍企业经营者自的正常实施，必须合理界定财务总监的职责权限，正确处理财务总监与企业经营者之间的合作关系。财务总监制度的核心是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防止企业弄虚作假，违规操作，不是干预企业的正常经营，不会导致新的政企不分。一句话，委派财务总监在派驻企业主要采取重大事项与总经理实行联签制度及定期报告制度履行职责，对派驻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财务信息及其他情况享有知情权、检查权、建议权、报告权及评价权，一般不直接干预经营者的经营管理，以防止陷入政企不分的模式。

财务总监在实践中的定位应进一步明确。依照目前有关的文件规定，财务总监享受企业行政副职待遇，这种定位较为模糊。在财务总监进驻企业以后，不少企业仅从待遇出发，给予相应的待遇，使财务总监难以全面介入企业经营管理活动。资产经营公司必须明确规定财务总监为企业行政副职，使财务总监更好地履行财务监督职责。

此外，从现行规定中可知，财务总监的职权仅定位在一级企业上，对二级企业的监管则没有具体的内容，并且财务总监没有一个具体的部门和个人供其管理，是单枪匹马在企业工作，工作难以细化，难以深入。为了使财务总监工作落在实处，加强对二级企业的监管，可通过董事会推荐财务总监分管内部审计工作。这样可以促使四方面的结合：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相结合；财务监督和审计监督相结合； 监督职能和服务职能相结合；一级企业监督和二级企业监督相结合。

2.加强财务总监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财务总监委派制产生了新的委托关系，也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假设财务总监是完全的利他主义者，能够及时地掌握信息并反馈给委托人。从派出财务总监的资产经营公司角度看，要使国有企业财务总监到位，必须对财务总监进行管理，促使财务总监认真履行职责，防止越权违规，。

要加强对财务总监的考核，通过审阅财务总监工作报告、联签专项抽查、所属企业调研等方式，掌握财务总监工作是否到位、是否履职、是否越权、是否违规等情况，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主客观分析，既指出财务总监工作的不足，又积极为财务总监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保证财务总监到位履职。

要加强对财务总监的奖惩。应该根据财务总监述职报告、任职企业综合评价、年度审计报告等对财务总监进行奖励和惩罚。对财务总监也可以像对经营者一样实行年薪制。关键在于与解决其他问题一样，也要设计一套激励约束机制。财务总监的报酬宜采用固定工资加奖金的结构，不宜采用股票赠与及股票期权等形式。

另外，在法律法规中应明确规定，财务总监不得收受委派企业任何经济利益，以及失职的相应法律责任。此外，建立财务总监市场，也可提高财务总监声誉，并有助于降低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可能性。

3、给予财务总监以理解和支持。

支持应是全方位的，主要是两个层面的：一是领导支持。领导在各种会议和场合强调委派财务总监的重要性，为财务总监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组织保证。二是基层配合。财务总监的工作离不开基层经营者的理解与配合。国有企业应该向财务总监提供联签事项、会计资料以及和生产经营管理有关的一切文件、合同等；接纳财务总监参加或列席监事会、总经理办公会以及经济、投资、财务和审计等会议；保证财务总监能够检查企业对外投资、对外担保、产权运作和资产重组等重大事项。不应该有意回避财务总监的监督，甚至设置重重障碍逃避监督；更不应该堵住财务总监的嘴，束住财务总监的手，使财务总监听命于企业，丧失监督。

4、提高财务总监的个人素质。

从财务总监本身角度看，要使工作到位，更要不断提高和完善自身素质。除了应具有坚持原则、奉公守法、客观公正、光明磊落、清正廉明、严以律己等基本素质外，还应具有熟练的财会技能、丰富的法规知识和较强的组织能力。

委派财务总监的职责是产权代表在财务管理方面职责的体现，其职责定位具体有三：一是监督；二是服务；三是沟通。作为产权代表的派员，财务总监的主要作用是监督职能。通过对企业的重大经济事项如处理呆坏账等经济活动的监督，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促进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确保所有者利益。财务总监要摆正自己的位置，牢固树立服务宗旨的思想，既要对违反财经纪律的问题坚决制止，对不合理的经营行为予以抵制，又要主动参与，提出合理化建议，不做局外人。实践中，委派财务总监作为财务方面的资深专业人士，完全可以在不干预企业经营的前提下为所派驻企业提供专业服务，作为其监督职能的拓展。比如完善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加强企业的会计基础工作，保证企业的会计信息准确，对经营者提供高效的理财方案等，也是委派财务总监在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和提高国有资产运营效率方面的工作方向。作为产权者的派出代表，委派财务总监对企业的经营状况十分了解，能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架起沟通桥梁。委派财务总监通过定期报告和重大事项报告，使所有者及时和经营者沟通，不断改善企业经营状况。这就要求财务总监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及专业素质，需要不断进行知识更新和思想提高，培育拓展视野和拓宽思路的能力，符合现代企业管理发展的需要。

四、财务总监委派制度实施的具体经验

某市自来水公司实施了基层财务总监委派制这一重要举措。一年来，财务总监按照总公司提出的目标和要求，对基层财务会计活动履行管理、监控职责，提升了财务管理层次，发挥了财务监管作用，为公司步入经济良性循环奠定了基础。

1.财务总监委派制度的具体做法

首先，按条线分工，明确工作目标。根据供水企业的特点，结合财务总监的经验与特长，将公司所属基层单位划分为三条线。财务总监始终围绕着总公司的工作目标，对基层单位进行财务监管工作，特事特办，急事先办，灵活机动，使之纳入有序的轨道。

其次，制定计划，确立监管课题。财务总监根据分管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年度工作计划，确立监管课题。主要内容有：（l）盘活水表厂资产存量，赋予企业生产活力；（2）阀门厂厂房搬迁资金的可行性研究；（3）制水系统除本增效，为公司步入良性循环作贡献；（4）多渠道筹措资金，改变泵站设备落后的现状；（5）降低产销差，提升管理层次等。

最后，深入调研，写出专题报告。深入调研是财务总监对会计活动履行管理和监管职能的基本做法，可用“听、看、问、写”来归纳。“听”：是深入基层听取企业法从会计人员及生产骨干对企业基本概况、生产经营活动现状以及财务状况的介绍和评价，主要形式有开座谈会、参加基层经济活动分析会议、个别谈心等；“看”：是查阅会计报表、账册、凭证等原始会计记录、内部控制制度及其他各项管理制度，从中分析会计数据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性，评价企业经营和资产保值增值情况；“问”：是对“听、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跟踪，从而理顺思路，“写”出专题报告。实施财务总监委派制以来，共向总公司提供了十几篇专题报告，为总公司宏观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2.实施财务总监委派制的成效

（一）盘活资产存量，增强企业活力。为盘活水表厂的资产存量，公司经理室委派财务总监对该厂的资产进行实地调研。水表厂拥有固定资产综合楼和办公楼的资产净值424万元，占总资产净值的52％。经济体制改革使水表厂的人员和生产规模发生了很大变化，两幢大楼的利用率也随之逐年降低，每年还必须照提折旧，既增加了成本支出，又占用了资金。鉴于上述状况，财务总监采取的方法是：将水表厂闲置的房屋有偿调拨给总公司，总公司物业部门再将其向外单位出租；水表厂则通过部分固定资产变现的方法，将一部分资金用于投资外省市水表联营企业，另一部分资金用于再生产，从而盘活资产存量，增强企业活力。

（二）强化流动资金管理，加快资金周转速度。

（1）企业不但要想方设法开拓销售市场，更要千方百计及时收回销货款，产品既要满足市场需求，又要“压储”，才能保持企业经营活动的顺畅，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再生产，企业将会面临难以为继的困难。水表厂当年应收账款余额近700万元，存货近800万元，两项共占用流动资金1500万元。应收账款按账龄及分布地域分析，其金额之多，地域之大，加上水表积压，造成了水表厂资金严重匮乏。企业面临着巨大的经营风险。针对上述症结，财务总监提出了下列措施：（1）对应收账款进行信用分析和账龄分析，适当调整外省市的销售对象，将主要销售渠道定为各省市的供水企业及有信誉的集团公司，如长春一汽、大庆伊春等。（2）建立激励机制，销售人员的业绩与经济效益挂钩。（3）调整产品储备结构，抓紧对库存呆滞物资的处理。经努力，应收账款余额逐月下降，存货周转率加速。

（2）营业所是公司实现销售收入的窗口，上年底应收水费余额高达5900万元，巨额的应收水费严重地影响了公司正常资金周转。为了追回旧欠水费，营业所采取了下列措施：一是各办事处根据供水区域将500元以上欠费单位列出清单，摸清情况，落实到人，负责追回。二是与欠费在800元以上的单位签订欠费认定书，各办事处的签约比例不得低于80％。三是所长室不定期地到办事处抽查旧欠水费回收措施的落实情况。经营业所上下共同努力，第二年中应收水费余额已降低到3，300万元，以前年度旧欠水费回收近430万元，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3）管线工程公司工程结算周期过长、结算速度过于迟缓的弊端，影响了该企业利润的真实反映。当年在建工程项目达200余项，在高达19000万元的在建工程成本中，至少有60％是已竣工、待决算的项目。造成工程结算不及时的主要原因有：人员变动很大，影响竣工结算速度；审核人员人手紧，项目多，影响审核速度；施工企业竣工资料提供不及时。经财务总监调研分析，解决工程决算的关键是：企业内部必须提高编制竣工项目决算的速度和质量；对周期较长的工程实施按进度办理结算；公司专业部门应抓紧办理工程决算的审核工作；对四个区域性公司的排管资金进行清理，提请上级主管部门协调解决。目前，四个区域性公司贴费排管工程项目的账已理清，资金已划转。管线工程公司半年进行竣工结算的项目共二十二项，实现利润201万元。

（三）降低产销差，提高管理质量。产销差是供水行业的一项综合性指标，是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重要方面。产销差居高不下，一直困扰着供水企业。财务总监对营业所的产销差进行了专题调研，分析营业所售水量结构现状：工业用水和居民用水列售水量的前二位，占总售水量的85％，新建工房漏损水量和违章用水罚没水量列第三、四位，占总售水量的12．5％。分析水量漏损的主要原因发现加强表务管理和用水管理是降低产销差的重中之重。为降低产销差，财务总监提出公司在销售、输配等各个环节上，全方位落实降低产销差的措施：（l）拟订水表管理办法，实施水表“户籍”管理；（2）设立“抄表电话联系中心”，取消“贴条”抄表；（3）加强对绿化、消防、动拆迁等的用水管理，加大无表用水和私接水的查处力度；（4）全力以赴查堵管网漏损，对城市输水管网进行地毯式普查，最大限度地降低管网漏损；（5）加大考核力度，完善考核指标体系，将水费收入、售水量、单位售价和水费回收率作为营业所的主要考核指标。半年共追补水量2466万立方米，计人民币918万元，产销差的实际完成数为17．31％，较去年同期下降了2．58％，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综上所述，财务总监派出制度在实际工作中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经济活动中对于改善会计信息失真、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健全企业内部约束机制起到了很大作用。财务总监委派制度是对会计过程的监督，不仅可以提高会计监督的效果，进行实时控制，而且可以对经营者起到更大的监督约束作用。设置财务总监加强了国家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外部监督，而且财务总监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应该在国有企业中推广，在改革的过程中焕发国有企业的活力。

(作者单位:中能电力工业燃料公司)

书讯

第15篇

关键词：财务舞弊制衡机制公司治理上市公司

作者简介：

袁春生(1973-)，男，江西吉水人，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袁建国(1962-)，男，湖北黄冈人，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引言

2001年以来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重大财务舞弊案件不仅严重动摇了投资者对股票市场的信心，也给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为解决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美国2002年出台了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01年《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并于2002年与经济贸易委员会共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然而，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案件表明这些措施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我们认为，要治理财务舞弊，必须研究我国上市公司制衡机制与财务舞弊的关系。国内外学者主要从董事会构成、董事会规模、股权结构、审计委员会、外部审计等方面研究公司治理与财务舞弊的关系。Beasley(1996，1998)的实证研究表明：舞弊公司董事会中外部董事比例显著低于未舞弊公司；外部董事任期增加、持股比例增加、在其它公司任职减少使舞弊可能性下降；董事会规模小，舞弊可能性下降。Uzun etal(2004)发现董事会与审计委员会中外部独立董事数量增加，舞弊概率下降。Sharma(2004)研究发现，随着独立董事比例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增加，舞弊概率下降。Beasley(1996)发现审计委员会的存在与否及其组成对会计舞弊的发生并无显著影响。Sharraa(2004)发现审计费用与舞弊概率呈正相关，而审计质量与舞弊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我国刘立国、杜莹(2003)发现舞弊公司多为制造业公司；舞弊公司的法人股比例较高，流通股比例较低；舞弊公司的执行董事比例较高，监事会规模较大。蔡宁、梁丽珍(2003)发现舞弊与未舞弊公司的外部董事比例无显著差异；股权集中度越高的上市公司越容易发生财务舞弊；控股股东性质与财务舞弊行为不显著相关；公司配股活动、公司规模与舞弊显著负相关，董事会规模与财务舞弊显著正相关。粱杰、王璇、李进中(2004)发现内部人控制度、国有股比例、股权制衡度与舞弊正相关，流通股比例、股权集中度、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则相反，董事长与总经理变动及两职合一、董事会与监事会的规模和开会次数对财务舞弊无影响。

上述文献研究结论存在差异，如Beasley(1996)、Uzunetal(2004)，蔡宁、梁丽珍(2003)发现董事会规模与舞弊正相关，Sharma(2004)的结论则与之相反，而梁杰、王璇、李进中(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规模对舞弊无影响。究其原因，一是研究方法问题。Beasley(1996)，Uzunetal(2004)，蔡宁、梁丽珍(2003)研究舞弊与董事会结构关系时只用董事会有关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在研究舞弊与股权结构关系时则用股权结构有关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分别建立回归方程对公司是否舞弊进行回归。而实际上董事会特征、监事会特征、独立审计等都对舞弊有影响，应该同时考虑这些影响因素。二是样本时间跨度太长。Sharma(2004)使用的样本跨度为12年(1988-2000)，梁杰、王璇、李进中(2004)采用我国证券市场建立以来直到2003年的样本，时间跨度10年。在英美等国家，其有关公司治理的制度变化不大，可以采用长时间样本进行研究，同时其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样本比较少，采用长时间段的样本才能满足研究需要。我国对上市公司监管的有关法律法规一直在陆续出台，采用长时间的样本可能不合适。基于此，本文从内部制衡、独立审计、政府监管方面考察上市公司制衡机制是否对财务舞弊有影响，并且只采用2002-2004年的样本数据。

二、研究设计

(一)基本假设根据研究需要，本文从以下方面提出假设：

(1)公司内部制衡。首先，股东大会出席率与财务舞弊。在两权分离情况下，股东对自身利益的保护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通过股东大会，运用投票权影响董事会决策；二是通过对公司股票的购买、出售来影响经理人的经营活动，其作用的发挥依赖于经理人市场和控制权市场对经理人自利行为的制约。由于我国国有企业广泛存在控制权行政配置，政府行使对企业经营者的任免权，而不是通过经理人市场和控制权市场来实现控制权的配置和转移(黄群慧，2000)。因此，第二种形式对经理人员自利行为的制约作用有限，在股东大会运用投票权是股东保护自身利益的主要措施。可以预期股东大会出席率越高，表明股东更积极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因此在股东大会出席率高的上市公司，其财务舞弊行为会越少发生。基于此，本3tROt：

H1：股东大会出席率与财务舞弊负相关

其次，董事会规模与财务舞弊。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主要是作出经营决策与监督经理人，其规模对这两方面都会产生影响。规模扩大会降低董事会成员之间的沟通，降低董事会决策效率(Jensen，1993)。同时董事会的监督能力随着董事数量增加而提高，但是协调和组织过程的损失将超过董事数量增加所带来的收益(Limon，Lorsch，1992)。董事会规模通过影响决策效率和其监督能力而对财务舞弊发生作用。在财务舞弊的有关研究中，Bcasley(1996)，Uzun el al(2004)，刘国立、杜莹(2003)，蔡宁、梁丽珍(2003)发现财务舞弊公司一般具有较大的董事会规模。本文假定：

H2：董事会规模与财务报告舞弊正相关

第三，独立董事比例与财务舞弊。在股权分散的企业，经理人与股东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经理人拥有信息优势。基于此，WiUiamson(1984)认为董事会容易被管理层所操纵而不为股东谋利，这时候需要借助独立董事来监督管理层。外部董事引入到公司治理结构中可以缓和股东与经理人之间存在的问题(Famaand Jenscn，1983)。从独立董事发挥作用的机制看，在外部市场根据业绩对独立董事进行定价的情况下，独立董事会勤奋工作，维持声誉以提高身价。同时，独立董事一般为专业At，能为董事会提供专业的指导，这有助于防范财务舞弊行为。我们假定：

H3：独立董事比例与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负相关

第四，两职分离与财务舞弊。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上市公司，问题之一表现为以总经理为代表的高层管理人员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利用董事会监控总经理，是股东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机制。然而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意味着总经理自己监督自己，于是理论认为，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会削弱董事会的监控功能。Forker(1992)的研究支持两职合―会威胁到内部监控

质量和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信息披露水平存在负相关关系。Sharma(2004)，Beasley(1996)和Uzun et al(2004)等都发现两职合一与财务舞弊正相关。我们假设：

H4：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程度越高，公司财务舞弊可能性越小

第五，监事会规模与财务舞弊。解决股东与董事会、经理人之间问题的方法之一是设立监事会，监事会不仅对经理人员进行监督，还对董事会成员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情况进行审查，这可以防止董事与经理人之间的合谋。其工作方式包括领导内部审计机构，聘请独立的外部审计机构对重大事项进行审计。规模较大的监事会在专业、经验、信息等方面可以互补，这有利于发挥监督作用。我们假设：

HS：监事会规模与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负相关

(2)独立审计与财务舞弊。首先，审计费用与财务舞弊。独立审计费用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审计对象的业务状况、资产规模、审计风险大小。业务越复杂、资产总量越大、审计风险越大，审计费用越高。在业务经营与资产规模相同的情况下，舞弊公司的审计费用将高于未舞弊公司。其一，舞弊公司有着更大的审计风险，审计机构要承受这种风险必然要求更高回报，其二，舞弊公司内部控制一般较弱，审计机构要扩大审计范围以获得充分的审计证据，由此导致审计成本上升并向被审计单位转嫁。其三，在存在审计意见购买的情况下，审计机构也会索取高于正常情况下的收费。我们假设：

H6：资产审计费用率与公司财务舞弊可能性正相关

其次，审计意见与财务舞弊。作为外部监督的一个组成部分，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类型表明其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合规性和公允性的基本判断，同时也为自己的审计责任提供证据。舞弊公司要么内部控制较弱、要么管理人员因粉饰业绩等原因而故意舞弊。出于回避审计风险动机，审计人员对可能发生财务舞弊的公司发表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概率较大。陈关亭(2005)发现CPA能够揭示出微利区间和重大亏损区间内存在重大财务舞弊问题。基于此，我们假设：

H7：上一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意见差的公司舞弊可能性更大

(3)政府监管与财务舞弊。我国证券监管部门一直致力于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从1998年开始对公司状况异常期间的股票实行特别处理，这种监管方式对上市公司舞弊形成制约。按照2001年上海与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股票上市规则(2001年修订本)》，对6种财务状况异常(主要是连续两年亏损和每股净资产低于股票面值)和8种其他状况异常的上市公司实施特别处理(sT)。经营恶化、财务状况不佳公司的经理人员为了逃避经营失败责任或者迎合上市、维持配股条件等要求，往往会粉饰公司财务状况。我们假定：

H8：上一年度股票被特别处理的公司财务舞弊可能性更大

(二)模型选择与变量定义 本文采用Logistic模型对上述假设进行检验：

FRAUD为因变量，当公司发生财务舞弊时FRAUD取1，否则为0。以下为解释变量：ROST为股东大会出席率；BODS为董事会规模；ROIN为独立董事比例；DUAL为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情况，本文采用二种表示方式：一是用DUALt用表示两职分离程度，1表示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一人兼任，2表示副董事长、董事兼任总经理，3表示董事与总经理完全分离；二是DUAk表示两职合一情况，如董事长与总经理为一人，则为取值为1，否则0；SUPS为监事会规模；FOAS为总资产审计费用率，以审计费用，总资产计算；AUDO为上一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意见类型，1表示无保留意见(无解释)，2表示无保留意见(有解释)，3表示保留意见，4表示拒绝发表意见，5表示否定意见；STCO为公司股票特别处理状况，上一年度股票为sT时取值为l，否则为O。以下为控制变量：LEVE为资产负债率；GROW为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ROSA为资产周转率；PROFIT为一虚拟变量，公司盈利时取值为1，否则为0；LNAS为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这些控制变量分别反映公司财务杠杆、发展前景、资产利用效率、盈利与否、公司规模。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财务舞弊样本选择国泰安(CSMAR)违规处理数据库中2002-2004年间发生财务舞弊的A股公司为初始样本，并将下列公司剔除：1家Pr公司(Pt金田)；五家数据不全且难以通过其它途径查找的财务舞弊公司(sT天龙；ST生态；鞍山一工；精密股份；ST皇台)；金融业务公司(安信信托)。最后得到财务舞弊样本总数为137个样本。对比样本采用以下标准及优先顺序选择对比样本：与财务舞弊样本在同一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同一会计年度；与财务舞弊样本处于同一行业(CSRC三位数行业代码分类标准)。如无相同的三位数代码则以二位代码或一位代码为准，否则则选择相邻行业；与财务舞弊样本总资产最接近。数据来源主要从以下途径获取：财务舞弊公司名录来源于国泰安(CSMAR)违规数据库；公司治理与财务数据来源于北京色诺芬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开发的中国证券市场数据库系统(CCER)；对于缺失数据，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csmgw-cM)、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省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省略)查看相应年度的财务报告作为补充。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表1)列出了财务舞弊与未舞弊公司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曼一惠特尼检验结果。(表1)表明舞弊公司与未舞弊公司之间在股东大会出席率、董事会规模、资产审计费用率、审计意见、公司股票特别处理状况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财务舞弊公司股东大会出席率和董事会规模低于未舞弊公司；资产审计费用率高于未舞弊公司；上一年度审计意见劣于未舞弊公司；有44.53％的舞弊公司上一年度股票被特别处理，高于未舞弊公司(10.22％)。这表明股东大会出席率高、董事会规模大的公司更不可能发生财务舞弊，而资产审计费用率高、上一年度审计意见差、上一年度股票被sT的公司舞弊可能性高。初步比较结果与假设Hl、H6、H7、H8一致，与H2不一致。舞弊公司与未舞弊公司在独立董事比例、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设置情况、监事会规模这三方面并无显著差异，与H3、H4、H5不一致。

(二)回归分析运用Logistic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的结果如(表2)。(表2)中前三个回归是利用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后三个回归是利用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在回归(1)中，股东大会出席率、审计费用率和股票特别处理状况的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与假设相一致，与描述眭统计的结论相同，因此可以确认H1、H6、H8基本

成立。在回归(2)中，审计意见的系数为正且显著性水平为5％，也与假设H7相同。在同时包括审计费用率和审计意见的回归(3)中，上述结果并没有变化。证明了Hl、H6、H7、H8结果的可靠性：舞弊公司的股东大会出席率低于未舞弊公司，审计费用率高于未舞弊公司，上年度审计报告意见劣于未舞弊公司，上年度股票被特别处理的公司更可能发生舞弊行为。董事会规模的符号为负且在10％水平上显著，与I-12和国内外许多研究不一致，如Beasley(1996)、Uzun et 81．(2004)发现董事会规模与舞弊正相关，刘国立、杜莹(2003)与蔡宁、梁丽珍(2003)也发现两者为正相关关系，但在统计上都不显著。逻辑上相关研究一般通过公司绩效将董事会规模与财务舞弊联系起来：董事会规模增加，经营效率降低，因而盈余操纵可能性大。这种观点可能存在片面性。首先，董事会人数较多会使得董事会成员的专业知识、管理知识得以较好互补。其次，董事会规模增大，使得董事会发现经理人员不能胜任工作和损害股东利益行为的可能性也增加，董事、经理人员合谋的成功率将下降。再次，规模大的董事会往往有多方利益的代表参与，有利于协调各方利益和吸收各种不同意见，减少公司经营风险。独立董事比例系数时而为正时而负，且在所有回归方程中都不能通过检验，不符合H3假设，表明设立独立董事的效果还不明显。原因是我国有关法规虽然规定了上市公司应当设立独立董事，但与独立董事职权范围内的监督事项缺乏配套的法律保障，缺乏独立董事赔偿责任的法律条文；我国独立董事薪酬由董事会决定而不是由独立董事组成的薪酬委员会决定；独立董事薪酬较低；独立董事并不具有相关的能力与从业经验；独立董事不具独立性。这也与关于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研究结果一致。我们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和两职分离程度分别进行回归，但在六个回归系数都不显著，与假设H4不一致。此结果与国内外许多相关研究结论相同，这表明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的分离并不能有效地防止财务舞弊事件的发生。监事会规模的系数与H5的预期相反且不显著，这表明监事会并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朱国泓(2001)从监事与董事的人员对比、监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位置分析也发现：监事在监督董事和经理层、检查公司财务过程中处于非常不利地位。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两职分离及监事会规模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中董事、经理、监事之间并没有形成较好的权力制衡。目前在我国经理人市场与控制权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股东用脚投票效果不佳，股东保护自己利益的最好方式还是积极地用手投票。我国上市公司中独立审计与政府监管治理机制，在防止公司财务舞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日益盛行的财务舞弊案表明这两种治理机制的效果还没有充分发挥。

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