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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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视卒如爱子”——政府管理理念要突出以人为本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政府职能严重扭曲，主要的工作就是管理人，而不是服务于人，“公仆”凌驾于人民之上。经过多年改革，这种现象正在逐步改变。服务已成为2l世纪政府行政管理的核心。建立服务型政府也已成为上下的共识。服务型政府与管理型政府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是否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应有之义。这方面，孙子提出的“视卒如爱子”，体现了中国古典兵家的用人哲学精神，对于今天也有很强的思想启发作用。“视卒如爱子”的核心是对人关爱。今天，放到政府管理上，就是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政府工作的精力由管理人民转到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多优质服务上来。虽然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要比较充分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利益要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但是以人为本作为我们的执政理念，应当坚定不移地贯穿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各个领域，贯穿到我们的各项工作中去。实践证明，无论什么时候，在管理工作中，以人为核心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树立起服务理念，就是抓住了关键、抓住了根本。

二、“必以全争于天下”——政府管理目标要把握战略全局

孙子的全胜战略思想，是孙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孙子认为，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拔人之城”、“毁人之国”都不是最好的结果，要把“用兵之害”减少到最低的程度，这样“用兵之利”才能“万全”。应该说，孙子的这一思想，在当今的政府管理中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当前，全球范围内国家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军事在竞争，经济在竞争，人力资源在竞争。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问题十分突出，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成为中心任务。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基本实现了小康。但一个时期以来，单独追求GDP增长，严重破坏生态、滥用资源，只讲经济发展、不讲社会进步等倾向十分突出，政府管理的缺位、越位现象严重。这样虽然经济一时发展了，但给子孙后代遗患无穷。如果对照孙子的思想，我们发现这种发展战略不是“全胜”战略，不是最上策，而是片面的、局部的胜利，必须予以改变。我们认为，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上，要追求发展的最高境界——“全胜”。体现在战略全局上，就是要树立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一起抓，全面实施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统筹”，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当然，在全面考虑的同时，在不同时期要突出不同的重点。

三、“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政府管理活动应善于任势。

任势是孙子思想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关于势，他有一系列形象的描述：“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孙子势篇》)，“称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孙子形篇》)、“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孙子势篇》)。其核心思想是因势而谋，借势成事，利用客观态势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思想很值得现代政府管理者借鉴。在政府管理活动中，领导者必须善于借势。如何借势呢?主要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招商引资、筑巢引凤，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二是善于聚“气”，形成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通过鼓气鼓劲，聚集起发展的能量；三是把握大势，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经济发展是有周期的，在发展的上升阶段，地方政府要善于利用机遇，采取措施，全力推进，形成发展的加速度和必胜的态势。

四、“通九变之利”——政府管理途径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创新

现代政府是法制政府，决策和执行要尊重科学，尊重程序。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基本形成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行政决策机制和制度，使人民群众的要求、意愿得到及时反映。但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各级政府在行政管理中要注意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贯彻上级的路线、方针、政策。正如孙子所讲，“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虚实篇》)。坚持规范、坚持程序，不是因循守旧，不是一成不变。形势是不断变化的，要灵活机动地用兵，临机制变，切忌墨守成规和经验；同样,政府管理更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要以转变职能为核心，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总之，要把握住一个“变”字，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坚决摒弃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形式主义，以新的理论、新的实践去指导政府工作，从而取得胜利。

五、“以上智为间”——政府管理手段要强化电子政务建设

第2篇

顺应这种天命因于人事的进步潮流，孙子对“天”给予了独树一帜的界定。孙子之天不是天命之天，不是道德之天，不是感叹之天，而是实实在在的自然之天。在《孙子兵法》中，“天”字凡19见，主要有以下几类义项：（1）天时。如“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天地孰得”“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非天地之灾”。（2）天空。如“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3）天然。如“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4）天地。如“无穷如天地”。（5）天气。如“时者，天之燥也”。（6）天下。如“战胜而天下曰善”。在所有这些用法中，天主要指称天时、天空、天气、天地、天下，郭化若先生称其“是自然的‘天’，不是神化的‘天’”［2］161，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天时，而非不可改易的天命。也就是说，孙子主要是将“天”与“地”作为影响战争胜负的自然条件与客观因素来对待，视其为战争中必须考虑的天时地利，没有丝毫形上色彩与神秘意味。他曾明确指出，军队作战出现“走”“驰”“陷”“崩”“乱”“北”等失败情形，完全是由将帅人为过错所致，而决非天神带来的灾难，“非天之灾，将之过也”。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天神鬼神在战争中的主宰地位。［3］孙子对“天”的理解是以“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为基础的，因此，如何理解“阴阳、寒暑、时制”，就成为探讨孙子天论的突破口。“寒暑”“时制”是指天气冷暖、四时变换，纯粹是自然概念，无须多辨。在此着重探讨一下容易引起争议和产生歧义的“阴阳”概念。通观《孙子兵法》，孙子主要是在自然条件与地理因素意义上使用“阴阳”概念的。孙子说：“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何炳棣先生认为，孙子所讲的阴阳，“指的是昼夜、晦明、风雨等自然现象，毫无战国中晚期阴阳说的神秘色彩。”其“凡军喜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的说法，与《周易•系辞》及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的“阳贵阴贱”意指形上、宗法关系完全不同，“《孙子》是从纯行军原理判断自然条件优劣而言的。地势高亢总比卑湿优越，朝南向阳的方位总比荫翳背光的地点空气清新，‘军无百疾’。《孙子》阴阳之纯属理性，不待多言。”［4］应该说，这一理解符合孙子本意。的确，这里的“阴阳”乃是指地理位置上的阳面与阴面，是客观的地利因素，无神秘意味可言。结合孙子“不可取于鬼神”“禁祥去疑”等说法及孙子的整体思想取向来看，孙子的阴阳概念不应是迷信而应是理性的反映。征诸历史，“阴阳”概念出现很早，甲骨文中即已存在阴阳二字［5］71。徐复观先生对《诗经•邶风•终风》中的“噎噎其阴”与《诗经•豳风•七月》中的“春日载阳”诗句加以认真考辨之后，认为《诗经》中的“阴阳”，都没有后来作形成万物原素的阴阳二气的意义，“阴阳”最初主要是与日光有无以及气候冷暖相联系的［6］453－454。到了春秋时代，阴阳观念有了新的发展，其最大的发展是以阴阳为天所生的六气中之二气，阴阳已成为实物性的存在。《左传•昭公元年》载有医和语：“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这里医和即是用具有实物性质的阴阳之气来解释人体的生理现象。人们还用阴阳二气的存在状况来解释地震这类特殊的自然现象。《国语•周语上》载：“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之乱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而民乏财用，不亡何待？”由日光有无、气候冷暖，发展为实物性的存在，虽然显示了人们抽象思维的进步，但此时阴阳概念的主要内涵还是自然性质的，并无神秘之处。视阴阳为天之所生二气，是自然天论崛起的明显标志。而自然天论的崛起，是西周以来主宰之天失落的必然结果，是对主宰之天的直接反叛。诚如杨泽波先生所言：“由于主宰之天失落而形成的淡化神论，注重人文的思潮，对于先秦天的思想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一个最直接的反应便是自然之天的崛起。”“周人的天是一个有意志的人格神”，“主宰之天是周人思想的核心，正是依靠这一核心内容，周人才完成了由自然宗教向伦理宗教的进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周政治走向衰败，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怨天、骂天、疑天的思潮席卷而起。“在主宰之天渐渐失落的大背景下，淡化神论，注重人文成为中国轴心时代的主基调，便有了相当大的历史合理性。”［7］104－109孙子的自然天论，就是在此主宰之天渐渐失落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以此疑天思潮为大背景，孙子提出和强调了其自然天道思想，并以此作为其立论的基点和前提。其自然天论，没有感叹之天的情绪宣泄，没有道德之天的形上意味，更没有天命之天的神秘色彩，有的是自然之天的客观性与务实性。

二、“不可取于鬼神”而“必取于人”的人本说

正由于孙子是一个自然天论者，更由于其基于“胜敌而益强”之冷酷现实的理性思考，所以他坚决反对迷信鬼神星占，反对任意的比附和类推，而强调要取信于人，重视人本身的作用，重视人为因素的影响。其曰：“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通览《孙子兵法》，不难发现，孙子无时无刻不重视人的作用，无时无刻不强调人为因素的影响。其清醒地察识到，战争是有着“日费千金”之损耗，“钝兵挫锐，屈力殚货，诸侯乘其弊而起”之隐患，“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之危险，关乎社稷兴衰、国家存亡、百姓祸福、士卒生死的“大事”。然而，战争虽然消耗多，影响大，但在其所处的春秋时代，毕竟是一个“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危机四伏的时代。故此，君主将帅们力求“自保而全胜”、“安国全军”，乃理所当然；同时，力图“威加于敌”、“胜敌而益强”乃至争霸称强，亦为大势所趋。因此，孙子虽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顿而利可全”以及“全国为上”的理想目标，但其也清楚，一定范围内与一定程度上的实战很难避免，关键是要争取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即要尽力做到速胜、巧胜、易胜与全胜。而速胜、巧胜、易胜与全胜，又不能靠侥幸得来，也不能靠鬼神星占得来，而是要靠君主将帅“经之以五事而校之以计”，尤其是要“修道而保法”，即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上进行全面周密的考量与部署，做到与民“同意”、“上下同欲”，知彼知己，有谋有备，方可实现。一句话，要靠人之德、人之智与人之力，方可得来。孙子所重视的“人”，主要包括君主和将帅。孙子要求君主成为“有道”之“明君（主）”，将帅成为“知兵”之“贤（良、智）将”。而“有道”之君，“有能”之将，关键是要懂得“五事七计”。《计篇》云：“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诡）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孙子开宗明义，强调指出，战争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国家大事。战争的决策者、谋划者与指挥者们必须以高度审慎而认真负责的态度来对待战争，从“五事七计”方面来谋划和准备战争。显然，其没有将战争胜负归因于外在的天命神意，而是将其归因于可以认识和把握的人为因素。其判断胜负的“五事七计”，绝大部分都与人有关，即使是谈“天”说“地”，也是将其纳入“人”的视野来分析。孙子所言“五事七计”，包括政治、天时、地理、将领、法制等综合因素，涉及战略、战术、管理、心理等诸多方面，主要是从人的角度来探讨战争胜负问题。具体而言，这种对人为因素的重视，表现为政治上重“德”、战略上重“知”、战术上重“权”、管理上重“法”、心理上重“治”。政治上重“德”，由此而标举了治国理政能力。在其看来，战争是一个人为因素起决定作用的领域，是综合实力的较量，不仅要进行谋略上的博弈和经济上的比拼，更要进行道义德能上的对决。换句话说，要赢得战争，不仅要有高超的军事谋略与坚实的物质基础，还要有雄厚的“道德资本”。故而，君主是否“有道”，将帅是否“有能”，即是否施德政、是否有德能，是军事战略能否成功实施的政治保障，是关乎人心向背进而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其中，君主之德能主要表现为恤民安民、慎战重战、“将能不御”等方面，而将帅之德能主要表现为“智、信、仁、勇、严”等方面。战略上重“知”，由此而强调了全面认知能力。恰如陈学凯先生所言：“知彼知己，避实击虚的战争知行观，就是孙子整个军事哲学和战争理论体系的核心和精华”，“孙子的战争知行观是一切韬略的源头，是制订必胜军事计谋的一条必由之路。”［8］1－2在孙子看来，战争领域虽然纷繁复杂，但人们能够认识和把握战争，“胜可知”进而“胜可为”，即在全面深入掌握信息的基础上，控制敌人，应对变化。［9］一方面，其对君主将帅求“知”与能“知”的主观能动性作了充分肯定［10］7。君主要知与民“同意”之道，将帅要“知胜之道”。“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这是说，君主将帅要想取胜，首先必须知晓审时度势把握战机、合理进行力量配置、上下同心同德、重战而备战、加强协调配合，这些有关天时、地利、人和的“大道理”。而且，要“先知”敌我，“尽知”利害，“先知”与“尽知”，知常与知变，相互补充，有机统一。另一方面，孙子对有所“不知”者发出严正告诫。其直言不讳地指出，君主如果对军事“不知”而盲目干预军事，就会“乱军引胜”。“故君之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将帅如果“不知”“战之地”与“战之日”，也容易陷于“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的被动局面。总之，君主将帅，应该深谋远虑，高人一筹，努力做到尽知、深知与先知，而尽量避免半知、浅知与不知。战术上重“权”，由此而突出了灵活应变能力。孙子战术思想主要包括“兵者诡道”“兵以诈立”“分合为变”“奇正之变”“因利而制权”，其核心是一个“权”字，“权”即诡诈权变。按其所论，在瞬息万变的战争领域，不能拘于“君命”，而要根据变化着的情况采取灵活应变措施。具体来说，其一，在战斗部署方面，要“先处战地”，以逸待劳，因“地”制宜，懂得“九地之变”。其二，在战斗指挥方面，要“悬权而动”，不牵强，不固执，不拘泥，以保存实力而击败敌人为准，“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战之，少则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要善于出奇制胜，“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但孙子也特别指出，“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通“释”）人而任势。”褚良才先生解释为，“善于作战的人，力求造成有利态势，而不强求于人。所以就能放弃有限的人力而造成有利的态势。”［11］53这表明，仅靠有限兵力难以制胜，关键是将帅要开创性地制造和利用有利的态势，这样就可以胜得“巧”“易”。其三，在战斗实施方面，要“兵以诈立”，示形动敌，善于制造假象迷惑敌人，“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善于通过各种手段探敌虚实，以便策应，“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侯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计，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管理上重“法”，由此而凸显了组织管理能力。孙子很重视运用“法令”教导民众、管理军队。其所谓的“法令”，主要包括军队的组织编制、官吏的委任与职责划分、军用财物的供求管理等几个方面。有了法令，又如何保证法令法规行之有效呢？孙子认为，首先要做到“令素行”。也就是说，在平素就要遵照法令法规教导民众、管理军队，使广大民众与吏卒遵章守法，习以为常。其次，要信赏信罚。也就是说，要按照法令法规及时而合理地赏罚，绝不能食言失信。再次，要恩威并用，使得三军自觉自愿地守法护法。一味严厉而不“亲附”，则“不服而难用”，过于宽松而不严格，又容易导致“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同样也“不可用”。而所谓的“六过”，即“走者”“弛者”“陷者”“崩者”“乱者”“北者”，也主要是由于将帅不能严明法纪造成的，“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灾，将之过也”。陈暤在注解“六过”时说：“一曰不量寡众，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于训练，四曰非理兴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择骁果，此名六败也。”张预也说：“将弱不严，谓将帅无威德也。教道不明，谓教阅无古法也。吏卒无常，谓将臣无久任也。陈兵纵横，谓士卒无节制也。为将若此，自乱之道。”这两家都着重从将不行令而乏威、卒不守法而致乱的角度来注解孙子，可谓深得其意。心理上重“治”，由此而彰显了心理调适能力。在孙子看来，战争既是实力与智谋的博弈，也是心理与胆识的较量。故而，君主将帅的心理状态与士气对于战争胜负也具有重要影响。首先，君主将帅要保持冷静，善于克制，不可“怒而兴师”，“愠而致战”。尤其是将帅，要“静以幽，正以治”，防止“五危”，保持心态平稳，端庄持重，有条不紊，否则就有“夺心”之忧。正如老子所言：“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老子•第六十八章》），这是说，善做将帅的，不逞勇武，善于作战的，不轻易激怒，善于战胜敌人的，不用对斗。在将帅治心上，孙子与老子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其次，将帅在实战过程中要善于“治气”“治心”“治力”“治变”，示“形”造“势”，善打“心理战”。孙子特别强调将帅在使军队取得心理优势，克服心理弱点中的主导作用。他提出，将帅通过“愚士卒之耳目”，“易其事，革其谋，使民（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民（人）不得虑”，“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以及“投之于险”，“示之以不活”等手段，就可达到“若驱群羊”，“若使一人”，“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的神奇效果。质言之，君主将帅不但要提高自己的心理素养，优化心理状态，而且也要尽力使用多种手段，使部下排除心理障碍与克服外界干扰，以求众志成城、同仇敌忾之效，这就为战胜攻取提供了可靠的心理保障。

三、“因敌变化而取胜”的因变观

进而言之，孙子重视人之作用与地位的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其提出了“因敌变化而取胜”、“因敌而制胜”的因变观。在孙子看来，置身于充满变数与偶然性的战争领域，须采取灵活机动的因应策略，通权达变，以牢牢掌握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这一因变思想是“必以全争于天下”即对天下形势整体把握的必然表现，是对“兵形象水”即复杂多变的战争领域的深刻洞察，是对当时流行的鬼神星占观的坚决否定，更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肯定，体现了积极能动的辩证思维。［12］孙子从五声、五色、五味入手，着重阐明“五行”自身的变化，并由此导出其核心概念“奇正”，以说明“战势”的变化无穷。其曰：“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恰如蓝永蔚所言，孙子“对五行的阐述偏重于五声、五色、五味，和《左传》的有关记载是一致的；而且其着眼点在于五行自身的变化，并由此导出了‘奇’、‘正’的概念。”［13］而孙子之所以强调五声、五色、五味之变，并明确提出“五行无常（恒）胜”，主要目的是为了论证军事领域中敌我、奇正、虚实、动静、迂直、勇怯、进退、攻守、众寡、强弱、治乱、利害、全破、胜负、生死等矛盾对立因素也是相互制约、相互转化与相反相成的，以此告诫人们不能用“五行”定向生克的固定模式来看待战争，而要认识到如同“水无常形”，“兵无常（成）势”，故而“战胜不复”，从而强调战争领域的变化莫测，强调要积极主动地适应变化、掌控变化，“应形于无穷”，“因敌变化而取胜”，即利用矛盾相互转化的原理，根据形势变化而调整、变更战略战术，以求出奇制胜。［14］按孙子说论，从因应对象来看，要“知”敌而“备”敌、“随”敌而“动”敌。首先，要“知”敌。即采取“策之”“候之”“形之”“角之”等多种手段以探敌虚实，以“知诸侯之谋”。其次，要“备”敌。在“知”敌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备敌，做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以虞待不虞”，就可有备无患，以逸待劳。倘若不知敌且不善于备敌，就可能由“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之主动，而变为“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与“必擒于人”之被动。第三，要“随”敌。在对敌手透彻了解与有效防备的基础上，还要随时寻找战机，“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最后，还要“动”敌。即善于通过示形造势迷惑敌手，“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善于刺激，“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善于诱骗欺蒙，“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利而诱之”；善于通过情报间谍活动牵制摆布对手，使得战由我出。总之，只有“知”敌而“备”敌、“随”敌而“动”敌，才能“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才能“为敌之司命”。从因应内涵来看，主要是“因形”与“任势”。先看“因形”。孙子所说的“形”，主要是指战争中客观、有常、易见的因素，是一个实力与优势概念。“形”有静态、动态之分，动态之“形”与“势”相近。其所谓的“因形”，包括示形、探形、造形与制形。我方通过主动示形可以调动敌手，“形之，敌必从之”；通过陈师部列加以试探而知死生之形，“形之而知死生之地”；在“度”“量”“数”“称”“胜”环环相扣的实力基础上，制造“以镒称铢”“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之形，就可造成一泻千里、不可阻挡之势；而能做到“形人而我无形”，达到“无形”而“形圆”，使得“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我所以制胜之形”，就可“应形于无穷”，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再看“任势”。孙子所说的“势”，主要是指战争中能动、易变、潜在的因素，如指挥的灵活、兵力的使用、士气的勇怯等［15］56－62，“势”与“形”密不可分。孙子主张储备实力，利用优势，制造机变，所谓“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在其看来，“任势”者，并不求全责备，而是善于捕捉玄机，根据需要而灵活利用奇正、强弱、分合之变，营造“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的险峻之势，使得“齐（怯）勇若一”，以收“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之效，从而巧妙地“运用力量，因势施谋，借势成事”［16］225。从因应原则来看，孙子强调要“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也就是要权衡利弊而采取灵活适宜的行动。具体而言，首先要“杂于利害”。在其看来，明智的将帅，一方面能“尽知”利害而兼顾利害；另一方面又能做到“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即变迂为直，转害为利。其清醒地认识到，“利”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使我方“胜敌而益强”，也可使我方虽然“战胜攻取”却因“不修其功”而置于难以收拾的凶险之境。故而，要通盘考量利害得失情况，采取周全的因应措施，不可顾此而失彼，更不能因小而失大。其次，出于长远考虑，为追求“安国全军”之大利，“兵不顿而利可全”之全利，“唯民是保，而利于主”之重利，而非短浅之利、微薄之利、破损之利，孙子强调要贵胜主速。因为，春秋时代的诸侯国比较小，人力、物力、财力很有限，一般都经不起旷日持久的战争，“久暴师则国用不足”。长期用兵作战，必然消耗巨大，挫伤锐气，导致国力亏空，军民疲敝，让人有机可乘，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取胜即可，不宜拖延，更不能穷兵黩武。

第3篇

通读孙子兵法，发现它是1部完整的哲学体系，至少有4个层次：

第1个是理念问题。孙子对战争的理念是“慎战”，即谨慎地对待战争。引申到商业上，我们也应该先建立我们的商业理念。当代比较先进的商业理念有：“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成就任何事情都要付出代价；“双赢、多赢”在为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同时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这样别人才有可能帮助我们成功。

第2个是战略思想问题。首先，孙子推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主张以最小的代价争得最大的收益。其次，他提倡先发制人，用兵不能被动挨打，要主动进攻。最后，他认为用兵应该速战速决，在最短时间内取得最大的战果。在商业上，我们也应该借鉴这种战略思想。企业目标之1就是以最小的成本代价获取最大的利润。物流及资金，特别是资金，周转周期越短，增值的幅度就越大。还有生产率的问题，这些都涉及到时间。在某种层面上，时间就是金钱。所以，在知识经济大背景下以及在遵循事物发展规律的前提下，“速战速决”应该成为我们重要的商业思想之1。

第3个是战术思想问题。其1是“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思想，即调动别人而不被别人调动，就是掌握主动权的问题。其2是“知彼知己”的思想，这涉及信息情报的问题。其3是“避实击虚”的思想，就是主张用自己的优势去打击别人薄弱而又关键的环节。“致人而不致于人”应成为我们为人处事的信条，尤其在商战中。掌握主动权，是事业成功的关键1环。在市场竞争中，你不了解情况无所作为，情况了解得不充分你就不敢有所作为，所以要“知彼知己”。这就要求我们搞“信息战”，虽然获取信息、情报是要付出些代价的。不但要求“知彼知己”，而且要早知，信息情报要有时效性。“避实击虚”思想在商场中就表现为“集中化战略”、“差别化战略”。“集中化战略”就是把自己的优势集中到1种产品、1个市场甚至是1种工艺。“差别化战略”强调的是在对手强大实力范围外而有潜在商机处有所作为。

第4个是治军理念。这就是“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思想。就是用政治教育、物质鼓励、精神鼓励来教育军队，统1军队的思想；用严格的军纪军法管理军队，以此来统1军队的行动。“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双管齐下，互补协调，才能使全军团结1致，令行禁止，无往不胜。如果想建立这样1种“无往不胜”的商业团队，务必要贯彻“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思想，处事“刚柔相济”，待人“恩威并施”，1手“胡萝卜”，另1手“大棒”，这样整支团队既有巨大的动力又有适度的，还有什么不能攻克的呢？

第4篇

论文关键词：《孙子兵法》；伦理思想；军事伦理；管理伦理

孙子名武，字长卿，也称孙武子，春秋末期齐国人。孙子的著作《孙子兵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块瑰宝，价值不仅在于军事领域，它博大精深的思想还蕴含着深刻的伦理价值。

一、《孙子兵法》与传统伦理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孔子创立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根基是伦理道德。孙子与孔子是同时代人，生活在春秋末期。当时，各种思想相互碰撞、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孙子兵法》必然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同时，儒家文化根源于齐鲁文化，孙子作为齐国人，受到齐鲁文化的影响也是必然的。

“仁”是中国传统伦理最高的道德原则，用“仁”去解读《孙子兵法》，主要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仁爱”，如“爱卒”、“善卒”、“养卒”，“安国”、“保民”、“利主”。二是“义恨”。“爱”和“恨”是构成“仁德”的两个基本要素，也是基本道德规范，对人民越是爱，对敌人就越要恨。三是“大仁”。作为军人，最大的仁就是实现国家利益，为了国家利益，发动战争、进行杀戮，不是不仁，相反。这正是最大的“仁”。孙子在《用间篇》中指出：“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出兵打仗，动用军力人数众多，国家财力物力耗费巨大，全国的老百姓也都不得安宁，有时战争还要持续数年，如果吝啬一点儿小钱而不肯重用间谍，导致战争失败，那就太“不仁”了。《用间篇》又说：“非仁义不能使间”，意思是不仁义的将帅不能使用间谍。“用间”带有耍阴谋诡计的意思，按常理属于不仁不义之举，但为了国家利益就成为“仁”，国君、将帅都要有这种“仁”。

《孙子兵法》十三篇，每篇讨论一个战争主题，但通览全书，则篇篇充满“慎战”、“抑战”，甚至“不战”的思想。作为一名军事家，在一部专门论述战争的著作中，能够有这样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孙子博大的仁爱情怀。

中国传统伦理把“三纲五常”作为最高道德原则，五常的仁、义、礼、智、信，除了以上所讲的仁，其他的在《孙子兵法》中也多有反映。如“智”，《孙子兵法》本身就是一部充满军事智慧的著作，论述如何运用高超的智慧夺取战争的胜利。又如“信”，《孙子兵法》在提出“兵者诡道”、“兵以诈立”的同时，也包含诚信的思想。首先，“上下同欲，民弗诡者”是一种体现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政治公信。

其次，“令素行者，与人相得”，是其“将道”中“信”的基本要求；信赏明罚是“信”的形式；将士用命、部属相得则是“信”的核心内容。最后，“不令而信”是一种高超的用兵境界，反映了道德的巨大力量。

二、《孙子兵法》与军事伦理

《谋攻篇》指出：“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里的“全胜”战略思想，可以认为是《孙子兵法》的思想精髓。孙子认为，兵凶战危，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争端，必然造成杀戮和破坏，因而，“非善之善者也”。通过政治的、外交的手段加以解决，才是“善之善者也”。通过施行仁政、争取人民支持，从而“夺气”、“夺心”，既可以避免或减少杀戮和破坏，又能达到战争的目的，这样的战略策略才是上善之策。

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从目的来看，是“必以全争于天下”。这里的“全”，不是攻城略地，打败敌方，使敌方“降”服，而是争得敌方人心，使之心悦诚服，如果仅仅使敌方降服，不能认为是“全胜”。从手段来看，一是“伐谋”，二是“伐交”。从对象来看，所谓“全”就是要保全，大至于全国、全军，小至于全卒、全伍；不仅保全已方，还要保全敌方；不仅保全军队，还要保全城池、村庄、人民以及财产。从适用范围来看，不仅适用于战略，还可适用于战役甚至一次具体的战斗。从作用或意义来看，一是己方代价最小，不费一兵一卒；二是敌方损失最小，保全了可为我所用的大量物资和人力；三是人民遭受灾难最小，因为任何战争，最大的受害者总是人民；四是世界获益最大，通过非暴力手段解决争端，不仅双方不受损失，更重要的是双方不结冤仇，人民得以稳定安宁，社会得以进步，世界得以和平。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孙子可贵的惜财爱物、珍视生命，主张和平共处的伦理思想。

《九变篇》指出：“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君命有所不受。”《地形篇》也指出：“故战道必胜，主日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日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这里，产生了两个道德命题：道德选择和道德责任。本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是基本的军人伦理，“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即是指此。但战场情势发生了变化，国君的命令已经成为错误时，将帅就要临机应变、作出选择，即使国君的命令也可以不执行。样，如果有必胜的把握，即使国君不让打，也要坚决打，相反，如果不能取胜，即使国君命令打，也可以不打。作为将帅，进不求功名，退不避抗君之罪责，只求保全民众和士卒，符合国君根本利益，这样的将帅才是国家最宝贵的人才。将个人的功名、罪责置之度外，以国家利益为一切行为的最高准则，这是将帅应有的道德责任。

此外，《作战篇》指出：“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因此要速战速决，这反映了孙子爱惜民财，珍惜民力的思想。《作战篇》还指出：“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十去其六。”本来，军队就是为了打仗的，考虑如何打胜仗就行。这里，言战争却能同时想着国家经济、人民生活，反映了孙子的人道思想。 转贴于

三、《孙子兵法》与管理伦理

管理者应具备的道德素质，《计篇》总结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即将帅要有智谋才能，要赏罚有信，要爱护下属，要勇敢果断，要军纪严明。其中的前三个方面“智、信、仁”是普遍的道德要求，后两者“勇、严”是对军事管理者提出的特殊要求。“智、信、仁、勇、严”，是将帅必须具备的“五德”，既是素质要求，更是道德要求。“智”即智慧，在中外伦理思想史上，都是作为一种重要的道德品质，这里主要是说将帅要足智多谋。《九变篇》日：“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就是说，聪明的将帅，总是能兼顾到利和害两个方面。在有利的情况下考虑到不利的方面，事情就可以顺利进行；在不利的情况下考虑到有利的方面，祸患就可以解除。“信”主要指将帅要取信于下属，主要表现即《计篇》所说的“赏罚孰明”，将帅赏罚无度甚至失度，就是道德上的“失当”甚至“失德”，必然失信于部下。“仁”如前所述，包括“仁爱”、“义恨”和“大仁”。“勇”即要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敢于勇往直前，能够视死如归。那种胆小如鼠、临阵怯战的人最为军人所不屑，也被认为是最不道德的军人。“勇”必须是与“大仁”、“大智”相联系的“大勇”，而非匹夫之勇。“严”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将帅要有威严，能够令行禁止；二是要治军严格，“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日‘乱”’(《地形篇》)；三是要严于律己。

管理者要重视决策。管理者首先是决策者，越是高层管理者，决策越占有重要的地位，无论公共管理还是企业管理，都是如此。这就要求管理者的决策慎之又慎，否则，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计篇》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因此，决策不仅是单纯的决策，还具有伦理道德的意义。从伦理意义上看决策，要求决策者一方面要理智对待决策，不能感情用事；另一方面决策要周密筹划，谨慎行事。从前一方面来说，《火攻篇》指出：“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国君不能凭一时之怒而兴兵打仗，将帅不能以一时之愤而与敌交战。要以是否符合国家利益决定是否行动。恼怒、怨愤可以重新高兴，而国家亡了则不能再存在，人死了则不能再重生。从后一方面来说，《计篇》指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意思是说，凡是战前预计可以取胜的，是因为筹划周密，各种因素考虑周到；反之亦然。筹划周密、考虑周到就能取胜，相反就不能取胜，更何况不认真筹划呢?

第5篇

论文关键词：娱乐营销；孙子兵法；营销战略；娱乐秀

《孙子兵法》主要讨论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孙武大将军的兵法思想。全书结构分成十三篇，其中前六篇主要论述了战略问题，而后七篇则讨论的是战术问题。至今，书中所述的很多军事思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到一种方法论，用于指导政战和商战。特别是《孙子兵法》中所提倡的全局性思维特点以及“全胜”的战略愿景，对现代企业的经营有很大的帮助。

娱乐营销是近几年在国内发展起来的一种营销方式。由于这种以娱乐秀为载体的营销方式易于被消费者接受，也受到商家的青睐。但是，许多企业仅仅从战术层面上考虑娱乐营销的运作，并没有从全局出发，制定战略目标，导致在娱乐营销实施的过程中缺乏具体的行动纲领，从而削弱了娱乐营销的作用。因此，片面的战术运用并不能发挥娱乐营销的能量，只有将战略也融入到娱乐营销的实施中，才能有效地指导营销的各个环节。

一、娱乐营销的前期“庙算”

当我们对一种产品进行营销策划时，不论是新产品进入现有市场还是旧产品开拓新市场都要先进行谨慎的市场设计。正如孙子所说的“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这里的“庙算”本是对战争的预测和谋划…，而对于娱乐营销，就是先在企业内部进行前期的审慎计划，做好“庙算”。

(一)“五事七计”的营销环境分析法

娱乐营销的前期“庙算”从预测市场开始，这也是营销的开场白。但是，娱乐营销不仅要在环境分析的基础之上对市场进行预测，更要关注消费者的偏好。一般情况下，企业主要是运用SWOT分析法对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进行分析，然而这种分析方法所得到的结果中客观因素居多，忽略了诸如消费者偏好这样的具有影响的主观因素。而《孙子兵法》中提出的“五事七计”是一种相对全面的环境考察体系。

“五事”：一日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日将，五日法…。结合《孙子兵法》中的阐释，“五事”在环境分析上可理解为：“道”相当于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的政治条件；“天”则是整个市场的经济环境，包括消费者的娱乐偏好；“地”是指地域环境，即什么样的地方和群众基础才适合娱乐的传播，从而作为营销的根据地；“将”则与《孙子兵法》中将领的意思一致，即有勇有谋的领导者；“法”即企业内部环境中的法人文化及其对行为的约束。因此，“五事”可以看作是从纵向的角度来分析市场环境，为制定有效的战略方案奠定基础。“七计”则主要从横向对环境因素进行对比分析，找出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在《计篇》中孙子提出了七个方面，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从广度上拓展了SWOT分析方法，达到“知己知彼，知天知地”。这样才能“蓄形”、“造势”，最终达到“择人而任势”，实现“不战而胜”的战略目的。

(二)“攻守结合”的娱乐营销战略

在《孙子兵法》中有这样一种思想：“善战者，先为不可胜”。这是说，善于指挥军队的人首先要努力创造获胜的条件，使敌人不可能有机会战胜我军。从娱乐营销的意义上看，制定营销战略计划就是创造获胜的条件。

根据环境分析的结果，一般的战略计划方案包括差异化战略、无差异化战略以及集中化战略。《孙子兵法》中又根据兵力的不足或富余两种实际情况，提到了两种作战方案：进攻型和防守型。那么，如果将这两种不同的方案结合起来，互为补充就可能形成更完整的战略方案。根据这一思维，营销的战略方案可以衍生出六种不同的划分，即差异化进攻战略、无差异化进攻战略、集中化进攻战略、差异化防守战略、无差异化防守战略以及集中化防守战略。

这六种方案大大提高了娱乐营销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因为娱乐营销在实施过程中常常遇到环境的激变，所以如此细分的竞争战略使企业可以根据目标市场上相对的企业数量、产品定位方向和对风险的态度，选择相应的战略方案。

例如，在产品进入市场的初期，进攻型战略应是最佳的方案，像蒙牛，就利用娱乐秀的形式以先声夺人的方法向消费者宣传产品及其内涵，从而迅速占领了市场；当产品进入市场后，如果继续使用进攻型战略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资源浪费，那么防守型的方案便可以成为战略转移的方向。

二、娱乐营销的实施“谋略”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用兵的上策是智胜，以谋略造成有利形势…。对于娱乐营销而言，由于昔日广告影响的削弱，高层次的对立消费者的增多以及体验文化的出现，使得企业越来越需要一种新的“谋略”，以此达到“攻城略地”的市场目标。．

(一)“以迂为直”的娱乐秀营销理念

孙子日：“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这就是所谓的“以迂为直”，孙子所说的迂与直不仅指征途的迂直，更是思维方式的迂直，这点对娱乐营销在营销“谋略”的启发上有很重要的意义。

娱乐营销是时代的产物，这样说它是因为，在电子和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消费者需求越来越丰富，要求也越来越高。传统的营销和沟通方式已经风采不再，醒目的标语、黄金时段的电视广告以及微笑服务也已经不能满足顾客的需要了。消费者需要的是一种有趣的、吸引人的、可以消除他们与商家之间隔阂的营销方式。因此，企业不能再执着于提供一成不变的单调信息的营销方式。那么从“迂回”的角度出发，企业应该尽量减少“填鸭式”的产品信息传播方式，尽可能为消费者提供他们能体验到的产品营销。由此，娱乐秀，这种产品营销的新平台就产生了。它是缩短消费者与产品之间距离的最好方式，也是娱乐营销的重要“略”。这种理念是将产品信息嵌入到娱乐秀的活动中，从产品宣传的侧面人手，以间接的方式对产品及其企业进行营销。这也正是《孙子兵法》中“以迂为直”的思想。

(二)“尽知之害者，能知之利”的娱乐秀选择法

如同数学论证中的反证法一样，一步一步推证假设条件的不成立，最后得出正确的结论。

娱乐秀有不同的类型，基本上有这样四种：现场秀、创意秀场、顾客秀以及综合秀。每一种类型的娱乐秀都会表现出不同的营销效应。现场秀，顾名思义就是在现实生活中的舞台秀。它通过魅力四射的现场表演来吸引顾客的目光。而创意秀场，就是一个固定的场所，创造出一种将顾客深深地、完全地吸引到品牌体验中的秀，并将该品牌和顾客的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紧密联系起来。顾客秀，则完全是由顾客发起的，但能为企业的产品和品牌提供很好的宣传。最后，综合秀就是以上三种类型秀的综合利用，即将良好的销售环境与现场的盛事结合起来，搭建一个让顾客畅所欲言的平台，通过使用一系列的娱乐秀，让企业以及品牌在观众心中脱颖而出。

这四种秀在实施过程中有关键性的作用，那么选择一种合适的娱乐秀就显得尤为重要。孙子在《作战篇》中提出了一种类似现在所理解的“排除法”的思维方式…，即“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这种方法的逻辑顺序表现为：先列出并排除用兵中有害的方式，那么剩下的方式则大多是有利的。

那么，就现场秀而言，由于它是一个短期的或者说是暂时性的展示，虽然能带给消费者很大的冲击力，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它不能在企业与顾客之间建立持久的关系，很难发展忠诚度高的顾客；而创意秀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现场秀存在的问题，但是秀场毕竟是固定的，是一种较为被动的形式；顾客秀的说服力很强，但也是风险最大的一种秀，因为企业很难控制顾客秀的发展，如果顾客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出现了障碍，产生了不满情绪，顾客秀就会产生负面的反馈；对于综合秀来说，它的营销成本是最高的，企业必须有足够的资金和人员才能顺利实施。

因此企业在选择娱乐秀时，首先要考察到每一种娱乐秀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将最不利的或者最不合适自己产品营销的秀排除，那么剩下的就是合适自己的。

(三)“慎战”的娱乐秀投资法

在娱乐营销中，娱乐秀是一种“先声夺人”的最佳方案。但是它常常涉及到资源的高度整合，使得投入变得很大，特别是想要把娱乐营销的影响做到街知巷闻，那更是需要具备雄厚的实力。然而娱乐营销的结果又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不是高投入就能有高回报的效果。因此，在娱乐营销的投资上要慎重规划。这就是《孙子兵法》中提到的“慎战”的思想。孙子倡导慎战，认为只有国家利益才是战争决策的最终衡量力量。那么，对于娱乐营销而言，企业的投资规模也应从企业的利益出发。企业的领导者不应该随波逐流，更不能因为个人的成就感或者好大喜功的思想而盲目投资。正如孙子所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那么企业究竟应该从哪些方面去考虑投资的规模呢?在《孙子兵法》中，提出了这样五个标准，即“度、量、数、称、胜”。孙子日“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孙子指出，根据战争一方的目的，决定大的战术布置，再决定所投入军队的兵力及装备，由此安排军需，也就是说“有多少本钱打多大的仗”。那么对于企业而言，“度”就是产品的市场，“量”就是资金实力，“数”就是市场上相对竞争者的数量，“称”就是企业与竞争对手的实力对比，“胜”就是娱乐秀规模的选择。

因此，企业可以将这五个方面作为基本标准，按照《孙子兵法》中“慎战”的思想，使娱乐营销的整个过程始于企业的利益，也同时终于企业的利益。

三、“斗乱”、“形圆”的娱乐营销目的

娱乐营销的目的在于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宣传产品品牌的内涵和建立与顾客的联系。这样才能通过娱乐的形式使产品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然而，很多企业在娱乐营销实施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不能突出产品及其品牌的内容，从而大大削弱了娱乐营销的作用。

在《孙子兵法》中，孙子提出“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破也。”也就是“以静制乱”、“圆则不破”的具体方法，即在无序的战场上，保持自己军队不乱阵脚；在浑沌中，保持军队相互接应，以保证不败…。在娱乐营销的观念中，“乱”既指市场上竞争的紊乱，也指娱乐内容的杂乱，而“圆”则是指顾客与企业之间“圆”的关系模型。

第6篇

论文关键词：娱乐营销；孙子兵法；营销战略；娱乐秀

《孙子兵法》主要讨论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孙武大将军的兵法思想。全书结构分成十三篇，其中前六篇主要论述了战略问题，而后七篇则讨论的是战术问题。至今，书中所述的很多军事思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到一种方法论，用于指导政战和商战。特别是《孙子兵法》中所提倡的全局性思维特点以及“全胜”的战略愿景，对现代企业的经营有很大的帮助。

娱乐营销是近几年在国内发展起来的一种营销方式。由于这种以娱乐秀为载体的营销方式易于被消费者接受，也受到商家的青睐。但是，许多企业仅仅从战术层面上考虑娱乐营销的运作，并没有从全局出发，制定战略目标，导致在娱乐营销实施的过程中缺乏具体的行动纲领，从而削弱了娱乐营销的作用。因此，片面的战术运用并不能发挥娱乐营销的能量，只有将战略也融入到娱乐营销的实施中，才能有效地指导营销的各个环节。

一、娱乐营销的前期“庙算”

当我们对一种产品进行营销策划时，不论是新产品进入现有市场还是旧产品开拓新市场都要先进行谨慎的市场设计。正如孙子所说的“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这里的“庙算”本是对战争的预测和谋划…，而对于娱乐营销，就是先在企业内部进行前期的审慎计划，做好“庙算”。

(一)“五事七计”的营销环境分析法

娱乐营销的前期“庙算”从预测市场开始，这也是营销的开场白。但是，娱乐营销不仅要在环境分析的基础之上对市场进行预测，更要关注消费者的偏好。一般情况下，企业主要是运用SWOT分析法对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进行分析，然而这种分析方法所得到的结果中客观因素居多，忽略了诸如消费者偏好这样的具有影响的主观因素。而《孙子兵法》中提出的“五事七计”是一种相对全面的环境考察体系。

“五事”：一日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日将，五日法…。结合《孙子兵法》中的阐释，“五事”在环境分析上可理解为：“道”相当于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的政治条件；“天”则是整个市场的经济环境，包括消费者的娱乐偏好；“地”是指地域环境，即什么样的地方和群众基础才适合娱乐的传播，从而作为营销的根据地；“将”则与《孙子兵法》中将领的意思一致，即有勇有谋的领导者；“法”即企业内部环境中的法人文化及其对行为的约束。因此，“五事”可以看作是从纵向的角度来分析市场环境，为制定有效的战略方案奠定基础。“七计”则主要从横向对环境因素进行对比分析，找出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在《计篇》中孙子提出了七个方面，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从广度上拓展了SWOT分析方法，达到“知己知彼，知天知地”。这样才能“蓄形”、“造势”，最终达到“择人而任势”，实现“不战而胜”的战略目的。

(二)“攻守结合”的娱乐营销战略

在《孙子兵法》中有这样一种思想：“善战者，先为不可胜”。这是说，善于指挥军队的人首先要努力创造获胜的条件，使敌人不可能有机会战胜我军。从娱乐营销的意义上看，制定营销战略计划就是创造获胜的条件。

根据环境分析的结果，一般的战略计划方案包括差异化战略、无差异化战略以及集中化战略。《孙子兵法》中又根据兵力的不足或富余两种实际情况，提到了两种作战方案：进攻型和防守型。那么，如果将这两种不同的方案结合起来，互为补充就可能形成更完整的战略方案。根据这一思维，营销的战略方案可以衍生出六种不同的划分，即差异化进攻战略、无差异化进攻战略、集中化进攻战略、差异化防守战略、无差异化防守战略以及集中化防守战略。

这六种方案大大提高了娱乐营销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因为娱乐营销在实施过程中常常遇到环境的激变，所以如此细分的竞争战略使企业可以根据目标市场上相对的企业数量、产品定位方向和对风险的态度，选择相应的战略方案。

例如，在产品进入市场的初期，进攻型战略应是最佳的方案，像蒙牛，就利用娱乐秀的形式以先声夺人的方法向消费者宣传产品及其内涵，从而迅速占领了市场；当产品进入市场后，如果继续使用进攻型战略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资源浪费，那么防守型的方案便可以成为战略转移的方向。

二、娱乐营销的实施“谋略”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用兵的上策是智胜，以谋略造成有利形势…。对于娱乐营销而言，由于昔日广告影响的削弱，高层次的对立消费者的增多以及体验文化的出现，使得企业越来越需要一种新的“谋略”，以此达到“攻城略地”的市场目标。．

(一)“以迂为直”的娱乐秀营销理念

孙子日：“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这就是所谓的“以迂为直”，孙子所说的迂与直不仅指征途的迂直，更是思维方式的迂直，这点对娱乐营销在营销“谋略”的启发上有很重要的意义。

娱乐营销是时代的产物，这样说它是因为，在电子和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消费者需求越来越丰富，要求也越来越高。传统的营销和沟通方式已经风采不再，醒目的标语、黄金时段的电视广告以及微笑服务也已经不能满足顾客的需要了。消费者需要的是一种有趣的、吸引人的、可以消除他们与商家之间隔阂的营销方式。因此，企业不能再执着于提供一成不变的单调信息的营销方式。那么从“迂回”的角度出发，企业应该尽量减少“填鸭式”的产品信息传播方式，尽可能为消费者提供他们能体验到的产品营销。由此，娱乐秀，这种产品营销的新平台就产生了。它是缩短消费者与产品之间距离的最好方式，也是娱乐营销的重要“略”。这种理念是将产品信息嵌入到娱乐秀的活动中，从产品宣传的侧面人手，以间接的方式对产品及其企业进行营销。这也正是《孙子兵法》中“以迂为直”的思想。

(二)“尽知之害者，能知之利”的娱乐秀选择法

如同数学论证中的反证法一样，一步一步推证假设条件的不成立，最后得出正确的结论。

娱乐秀有不同的类型，基本上有这样四种：现场秀、创意秀场、顾客秀以及综合秀。每一种类型的娱乐秀都会表现出不同的营销效应。现场秀，顾名思义就是在现实生活中的舞台秀。它通过魅力四射的现场表演来吸引顾客的目光。而创意秀场，就是一个固定的场所，创造出一种将顾客深深地、完全地吸引到品牌体验中的秀，并将该品牌和顾客的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紧密联系起来。顾客秀，则完全是由顾客发起的，但能为企业的产品和品牌提供很好的宣传。最后，综合秀就是以上三种类型秀的综合利用，即将良好的销售环境与现场的盛事结合起来，搭建一个让顾客畅所欲言的平台，通过使用一系列的娱乐秀，让企业以及品牌在观众心中脱颖而出。

这四种秀在实施过程中有关键性的作用，那么选择一种合适的娱乐秀就显得尤为重要。孙子在《作战篇》中提出了一种类似现在所理解的“排除法”的思维方式…，即“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这种方法的逻辑顺序表现为：先列出并排除用兵中有害的方式，那么剩下的方式则大多是有利的。

那么，就现场秀而言，由于它是一个短期的或者说是暂时性的展示，虽然能带给消费者很大的冲击力，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它不能在企业与顾客之间建立持久的关系，很难发展忠诚度高的顾客；而创意秀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现场秀存在的问题，但是秀场毕竟是固定的，是一种较为被动的形式；顾客秀的说服力很强，但也是风险最大的一种秀，因为企业很难控制顾客秀的发展，如果顾客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出现了障碍，产生了不满情绪，顾客秀就会产生负面的反馈；对于综合秀来说，它的营销成本是最高的，企业必须有足够的资金和人员才能顺利实施。

因此企业在选择娱乐秀时，首先要考察到每一种娱乐秀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将最不利的或者最不合适自己产品营销的秀排除，那么剩下的就是合适自己的。

(三)“慎战”的娱乐秀投资法

在娱乐营销中，娱乐秀是一种“先声夺人”的最佳方案。但是它常常涉及到资源的高度整合，使得投入变得很大，特别是想要把娱乐营销的影响做到街知巷闻，那更是需要具备雄厚的实力。然而娱乐营销的结果又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不是高投入就能有高回报的效果。因此，在娱乐营销的投资上要慎重规划。这就是《孙子兵法》中提到的“慎战”的思想。孙子倡导慎战，认为只有国家利益才是战争决策的最终衡量力量。那么，对于娱乐营销而言，企业的投资规模也应从企业的利益出发。企业的领导者不应该随波逐流，更不能因为个人的成就感或者好大喜功的思想而盲目投资。正如孙子所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那么企业究竟应该从哪些方面去考虑投资的规模呢?在《孙子兵法》中，提出了这样五个标准，即“度、量、数、称、胜”。孙子日“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孙子指出，根据战争一方的目的，决定大的战术布置，再决定所投入军队的兵力及装备，由此安排军需，也就是说“有多少本钱打多大的仗”。那么对于企业而言，“度”就是产品的市场，“量”就是资金实力，“数”就是市场上相对竞争者的数量，“称”就是企业与竞争对手的实力对比，“胜”就是娱乐秀规模的选择。

因此，企业可以将这五个方面作为基本标准，按照《孙子兵法》中“慎战”的思想，使娱乐营销的整个过程始于企业的利益，也同时终于企业的利益。

三、“斗乱”、“形圆”的娱乐营销目的

娱乐营销的目的在于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宣传产品品牌的内涵和建立与顾客的联系。这样才能通过娱乐的形式使产品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然而，很多企业在娱乐营销实施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不能突出产品及其品牌的内容，从而大大削弱了娱乐营销的作用。

在《孙子兵法》中，孙子提出“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破也。”也就是“以静制乱”、“圆则不破”的具体方法，即在无序的战场上，保持自己军队不乱阵脚；在浑沌中，保持军队相互接应，以保证不败…。在娱乐营销的观念中，“乱”既指市场上竞争的紊乱，也指娱乐内容的杂乱，而“圆”则是指顾客与企业之间“圆”的关系模型。

第7篇

    因此,我们说,一个音乐教师只会弹琴唱歌,按步就班,那无异于被蒙上眼睛只会转圈推磨的老牛吧?教学,是一种艺术,音乐也是我们心目中最高雅的艺术。怎样将它们有机结合,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教学分风格?这应该是我们教师终生追求的目标吧?那种把弹琴唱歌当作技术,把教学也当作技术的音乐教师来说,他要想教出自己的风格来,恐怕就难为他了。因为,艺术要靠感觉和悟性,而这感觉和悟性又来自教学的主体——那活蹦乱跳的学生。所以,凡是善于抓住教学闪光点和善于发挥教育机智的教师,只要将这一点一滴用文字进行总结,就等于在教学生涯中留下了一行行坚实的脚印。这是他心血的结晶,这是他人生的书页。有了这种认识,难道我们还会拒绝写论文吗?还会为到学期结束要交论文而发愁吗?我们还会为评职称而去临时应付吗?不,统统不会!因为这已是他收获的时刻,他只会主动地、适时地收回成果。因此,写好音乐教学论文,是收获音乐教学的果实,为今后的音乐教学工作的腾飞总结经验,为自己人生的旅程增添一个崭新的高度、一条闪亮的起跑线。如论大环境,这也是新时代的要求,也是新世纪对广大音乐教师继续教育学习的重要内容。音乐教师们,快行动起来吧,论文写作、钢琴、声乐、教学,这些都是我们音乐教师的专业和基本功。

    音乐论文三要素

    我很赞赏《中国音乐教育》上的一段话:写作音乐教学论文要:口子小,点子新,挖掘深。过去有些人老抱怨发不了文章,他们殊不知自己的文章要么漫天撒网,不着边际;要么面面俱到缺乏深度;要么重复别人写过的东西,且不如别人。因此,我向想要写好论文的人们大声推荐——论文写作三要素:口子小,点子新,挖掘深

    因为这是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再加一法:多读书

    常见论文格式

    1、条理型:按论述顺序阐述观点,图式如下: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但要紧扣中心论点)。2、简约型:简单开头,重点论述观点,小结有力,中心突出。图式如下:开门见山——论据、论证充分、深刻,具有说服力——结尾简略、主题鲜明。

    3、着作型:文章开头有引言,结束有结语;中间有中心论点、分论点,每个论点以章为结构,图式如下:引言——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结语

第8篇

 

    因此，我们说，一个音乐教师只会弹琴唱歌，按步就班，那无异于被蒙上眼睛只会转圈推磨的老牛吧？教学，是一种艺术，音乐也是我们心目中最高雅的艺术。怎样将它们有机结合，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教学分风格？这应该是我们教师终生追求的目标吧？那种把弹琴唱歌当作技术，把教学也当作技术的音乐教师来说，他要想教出自己的风格来，恐怕就难为他了。因为，艺术要靠感觉和悟性，而这感觉和悟性又来自教学的主体——那活蹦乱跳的学生。所以，凡是善于抓住教学闪光点和善于发挥教育机智的教师，只要将这一点一滴用文字进行总结，就等于在教学生涯中留下了一行行坚实的脚印。这是他心血的结晶，这是他人生的书页。有了这种认识，难道我们还会拒绝写论文吗？还会为到学期结束要交论文而发愁吗？我们还会为评职称而去临时应付吗？不，统统不会！因为这已是他收获的时刻，他只会主动地、适时地收回成果。因此，写好音乐教学论文，是收获音乐教学的果实，为今后的音乐教学工作的腾飞总结经验，为自己人生的旅程增添一个崭新的高度、一条闪亮的起跑线。如论大环境，这也是新时代的要求，也是新世纪对广大音乐教师继续教育学习的重要内容。音乐教师们，快行动起来吧，论文写作、钢琴、声乐、教学，这些都是我们音乐教师的专业和基本功。

音乐论文三要素

 

    我很赞赏《中国音乐教育》上的一段话：写作音乐教学论文要：口子小，点子新，挖掘深。过去有些人老抱怨发不了文章，他们殊不知自己的文章要么漫天撒网，不着边际；要么面面俱到缺乏深度；要么重复别人写过的东西，且不如别人。因此，我向想要写好论文的人们大声推荐——论文写作三要素：口子小，点子新，挖掘深

因为这是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再加一法：多读书

 

常见论文格式

1、条理型：按论述顺序阐述观点，图式如下：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但要紧扣中心论点）。2、简约型：简单开头，重点论述观点，小结有力，中心突出。图式如下：开门见山——论据、论证充分、深刻，具有说服力——结尾简略、主题鲜明。

3、著作型：文章开头有引言，结束有结语；中间有中心论点、分论点，每个论点以章为结构，图式如下：引言——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结语

第9篇

论文摘要:《三国演义》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之一，因其丰富的人物个性、诗词歌赋和战争所运用的战略战术，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文学价值，和军事价值。在其中的人物塑造中，诸葛亮杰出的军事和辩论才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不灭的印象。本文从传统修辞学的角度分析了在他江东之行劝说孙权联合抗曹，与江东的众谋士舌辨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为当今的修辞辩论技巧提供一些借鉴和方法。

一、引言

《三国演义》是我国家喻户晓的文学著作取材于历史，但又不为历史所限制。 它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惟妙惟肖的人物刻画，惊心动魄的战争描写深深打动着中外的读者。在许多广为流传的故事中，诸葛亮舌战群儒这一片段向读者展示了诸葛亮非凡的才华和气度，他运用其清醒的辩论策略和技巧一一驳斥了以张昭为代表的江东众谋士的降曹思想，为孙刘联合扫清了道路。在传统的西方修辞学中，修辞的概念始于演讲与辩论，被伊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劝说的技巧”（the artificer of persuasion），本文以传统修辞理论分析了诸葛亮在其辩论的过程中所使用的修辞策略，意在开拓些以逻辑为基础的巧妙有力而又行之有效的辩论技巧，为现在的演讲与辩论提供些方法和策略。

二、西方传统修辞学理论概述

传统修辞学起源与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主要以论辩和演讲的方式用来影响法庭、集会上的听众，或者称赞、颂扬某些人或事。修辞被当作一种劝说的特别技巧。著名的修辞学家柏拉图—苏格拉底、伊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所创建的修辞理论对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理论依据。

柏拉图（Plato）在其书中列出有关篇章结构的文章：以引言开头，进入说明，直接或间接的论据、或然性、证明和补充说明、驳斥指控和辩护。他对修辞学的主张在演说者须知晓真理；基本勇于应该界定；词类应恰当安排等等。

伊索克拉底 (Isocrates )则坚持修辞的生成性（Genesis）和分析性（Analysis），这种特性后来成为现代修辞学的重要内容.他和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是“劝说的技巧”，在辩论中，为了说服别人，要采取一定的战术策略，并且这些战术策略要随听众和场合的变化而变化。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是西方修辞最著名的一位修辞学家，他的著作《修辞学》（Rhetorique， rhetoric）是最古老和最有影响的修辞学专著，为西方古典修辞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世界修辞学提供了经典著作。

亚里士多德对修辞提出一系列三分法描述：演讲者，主题，和听众。演说要想打动听众，需要三个因素：一是内容，二是文辞；三是演说技巧。他认为劝说的成功取决于演说者的人格，和是否将听众置于一种合适的心态，以及由演说词所提供的表面证据。劝说的风格特征包括：清晰（clarity），适体（Propriety），和正确（correctness）.他还将演讲的过程同辩证法结合在一起，认为修辞学是一种反诘的方法，是一种工具，人们借助这种工具来面对或然性和可能性（problematicity）的问题。

三、诸葛亮舌战群儒之修辞策略

在《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曹操统兵百万来讨伐江东，在此生死存亡的关头，诸葛亮随鲁肃来到江东劝说吴主孙权联合抗曹，吴主孙权并不了解诸葛亮的雄韬武略，对他的才能持有怀疑的态度，因此才想出用江东的谋士试探诸葛亮。而且江东的众谋士对诸葛亮是只听到传闻但未见其人，对他也是半信半疑，有些人认为他更是徒有虚名。相反，诸葛亮却心怀坦然，他十分了解江东吴主和他属下的心理，对他来说，来江东有两个任务：一是要说服孙权不能降曹的利害关系，二是要自下而上使江东所有人的意见保持一致，也就是不能让孙权的谋臣产生任何动摇孙权意志的举动，所以他已经想到了对策，可谓胸有成竹，对全局已有了成熟的判断和掌握。在与吴主孙权和众谋士的辩论中， 他采取了一系列必要的修辞策略：

（一）先徐后速法

《孙子兵法·九地篇》中说：“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入脱兔，敌不及拒”。意思是知己知彼而后动，欲速则不达。在与众谋士的辩论中，诸葛亮没有急于求成，主动向众谋士讲明降与战厉害关系，而是蓄势待发，等待他们来发问，然后一一驳斥他们的偏见和错误思想从而证明自己的才能，让他们相信自己的远见卓识。这样，循序渐进地从心理上使众谋士消除对曹操的恐惧，了解抗曹生降曹灭的道理，加深对联合抗曹的认识。

（二）擒贼擒王法

在江东谋士中，张昭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在当年孙策临终时，曾对弟弟孙权说过:“外事不决问周瑜，内事不决问张昭”，在主战主降的立场上，他主张降曹。因此，使他心服口服地主战就相当于说服了大多数的谋士，对孙权的决定其到关键性的作用。诸葛亮深知这一点，因此与其的辩论也最激烈和最尖锐。他阐述了刘备兵败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诸葛亮的战略战术的错误，而是因为刘备的贤德贻误了战机才导致现在的窘境，一方面驳斥了张昭对刘备的不公正的指责和对诸葛亮才能的怀疑；另一方面又指出刘备的境况只不过是一时，一旦养精蓄锐，一定会重整旗鼓，前途无量；也从侧面指出张昭的鼠目寸光的局限性和力求自保的降曹思想的错误。

（三）旁敲侧击法

在驳斥薛综和程德枢时，诸葛亮没有从正面指出他们的错误，而是以儒家思想为道德准则，“夫人生天地间，以忠孝为立身之本”和“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后世，名留后世。若小人之儒，惟物雕虫，专工汉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义正词严得指出他们不为国家和社稷着想而胆小怕事、自私自利的唯诺性格，使他们理屈词穷，无话可说。诸葛亮以其丰神飘洒，气宇轩昂的气度和豪迈自信、爱恨鲜明、才华出众的人格魅力的赢得了这场舌辨的胜利；并将众谋士的心态调整到正确的状态，用充分的论据唤起了众谋士的忧国忧民的意识和必胜的信心。亚里士多德认为劝说的成功取决于演讲者的人格力量，是否将听众置于一种合适的心态，及由演说词所提供的表面证据这一修辞理论在此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四）机智激将法

在舌战群儒后，吴主孙权为诸葛亮的口才所折服，但他仍旧对孙刘联合抗曹的可能性和成功性持有怀疑的态度，使他举棋不定，烦躁不安。诸葛亮洞悉他的心理，借助《孙子兵法·始计篇》中的“怒而挠之，卑而骄之”的激将法，故意夸大曹操的势力，让孙权对曹操俯首称臣的方法来激怒他，从而推动事态向抗曹的方向发展，使吴主孙权明白唯有下定决心与刘备联合抗曹才能挽救江东。诸葛亮为孙权分析了抗曹的必要性以及曹操失败的必然性，坚定了孙权抗曹的信心。

诸葛亮的江东之行无疑是成功的，这都归结于诸葛亮非凡的才华，他纵观寰宇的全局意识使他能够站在更高处去审时度势，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结论

诸葛亮所运用的战略战术和辩论技巧无论从军事上还是实际生活中，多为读者提供了广博的学习资料，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为现代社会待人接物，辩论演讲提供了诸多的技巧和方法。只有巧妙的运用这些技巧，才能打动听众，使人信服，达到演讲及劝说的目的。

参考书目：

[1]从莱庭 西方修辞学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第10篇

关键词:竞争情报 国家竞争情报 企业竞争情报 演变过程 研究阶段

中图分类号:G3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9)08-008-02

一、简介

竞争是竞争情报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当前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已不再只是国家间企业的竞争或产品的竞争，而是国家间的整体竞争。有竞争力的企业及其产品最终是国家的产物，因此，竞争必然归结为国家间的竞争。可见，国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竞争主体，无疑也是一个最主要的竞争情报行为者及利用者。自美国“9.11”事件后，有关国家层面的情报工作再度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而一些国家新近一致反思并重视国家层面的情报能力建设的事实又表明，国家竞争情报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实践活动，同时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探索并研究的理论课题。

二、国家竞争情报

1.什么是竞争情报。作为一个组织理解竞争、参与竞争和赢得竞争的导航和参谋的竞争情报(Competitive Intelligence)，是战略管理的兴起、市场竞争的激化和社会信息化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军事学—军事情报，经济学、管理学、竞争理论和情报学相互融合的结果，是21世纪一个组织最重要的竞争工具之一。{1}{2}竞争情报的定义很多，国内比较认可的看法为:{1}{2}竞争情报是关于竞争环境、竞争对手和竞争策略的信息和研究。它既是一种过程，又是一种产品。过程包括对竞争信息的收集和分析，产品包括由此形成的情报或谋略。一般意义上，竞争情报又分为国家竞争情报和企业竞争情报。国际上，竞争情报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80年代中期引入中国。90年代，竞争情报作为知识经济的产物和智能服务业的构成在国际上迅速崛起，引起了世人瞩目。综观国内外竞争情报业的现状和发展，竞争情报的主要内容包括:{1}{2}

(1)环境监视。通过对组织外部环境事件、趋势和相互关系有关信息的获取和利用，以减少企业决策过程的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

(2)市场预警。分析市场早期预警信号，发现并预知可能的变化，以避开威胁、抓住机遇、寻求发展。

(3)技术跟踪。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产品竞争是市场竞争的主要内容。技术创新和科技发展已经成为国家、地区和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源泉。为此，不断跟踪当代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和竞争对手的科技进步，以未雨绸缪、抢占先机。

(4)对手分析。辨析现实和潜在的竞争对手，了解他们的未来目标、现行战略、自我假设和可能反应，才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5)策略制定。在充分占有竞争环境、竞争对手和企业自身信息的基础上，研究发展战略和竞争策略是现代政府和企业的重大任务，也是竞争情报的重大主题。

(6)信息安全。在知识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环境下，信息安全已经成为一个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大情报课题，而反情报已成为竞争情报研究和咨询的重要功能。

2.什么是国家竞争情报。所谓国家竞争情报，就是以国家作为一个竞争主体，一个国家内部的各类组织机构和成员为国家战略目的而对一切相关的信息、知识、情报等，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一切活动。它是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而服务的。{3}

三、国内外文献对国家竞争情报的研究

“国家竞争情报”这一术语在国际学术研究领域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鲜有提到。笔者查阅了一下在学校的图书馆资源中，我国的研究者发表的论文仅有十几篇。缪其浩、张左之发表于1989年的论文{4}(1990年发表英文版{5})，在研究了半官方的“日本贸易振兴会”之后，明确提出了该案例就是国家竞争情报(state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这在国际上可能属首次。在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竞争情报分会2002年的年会上，缪其浩再次就“国家竞争情报”这一主题作了相关报告。2004年，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赵刚、{6}{7}陈峰{8}等人在国内期刊上发表了相关研究论文，开始初步涉及国家竞争情报这个课题。

在国外，迄今在正式文献报道中尚未出现“国家竞争情报”(National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NCI或State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SCI)这一特定概念的词汇。与其词意相近的名词有“国家情报”(National Intelligence，NI)、“社会情报”(Social Intelligence，SI)、“竞争情报”(Competitive Intelligence，Cl)以及“政府竟争情报”(Government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GCI)等。{9}竞争情报出现的比较多些，竞争情报(Competitive Intelligence，Cl)是关于竞争环境、竞争对手和竞争策略的信息研究。

关于竞争情报的特征，美国的学者比较强调CI的战略性、可行性和增值性;中国的学者比较关注CI的针对性、对抗性和谋略性，从不同的视角对CI的特征进行了描绘。{10}

关于竞争情报的范围，按组织划分，可以分为国家CI和企业CI;按领域划分，可以分为商业CI(CBI)和技术CI(CTI)。{11}{12}他们的核心内容是竞争对手信息的收集和分析，主要涉及环境监视、市场预警、技术跟踪、对手分析、策略研究、竞争情报系统建设和商业秘密保护等多个领域。{13}

四、国家竞争情报研究阶段

1.国家竞争情报研究的起源:早期国家的国情国力调查分析活动。自国家产生以来，国家之间的竞争以及为赢取竞争而进行的国家竞争情报研究活动也就开始了。由于最初的国家竞争主要通过战争这种最野蛮、最暴力的方式来进行，因而国家竞争情报研究活动也是以赢取战争为目标的。

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为了巩固政权、维护既得利益进而称霸天下，十分重视农业和军事因素在诸侯争霸中的作用，开始对土地、人口、军队和钱粮等进行统计，以备管理调度之用。这就是最早的国情国力调查与分析活动。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在其所著的《管子》一书中，就用很多篇目论述了他的国情调查统计与国力论思想。例如，他在《管子·治国第四十八》提出了“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的主张，意思是说发展农业是富国强兵和称雄列国之本。在《管子·问篇》中，他详细地论述了70多个提问纲目，从军事力量、官员情况、士人情况、人口迁移、就业分布、下层贫民和道德行为等方面来揭示和反映当时农业国家的国情国力。{14}《孙子兵法》则是一部专门研究国家军事竞争问题的不朽巨著。在《计篇》中，孙子对国家军事竞争力的构成要素、评价尺度和管理法则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强调作为国家竞争情报研究活动的“庙算”的重要性，“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无算乎!”。在《谋攻篇》中，孙子进一步提出了“知胜有五”的竞争情报法则:“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15}孙子的兵法思想，不但适用于军事竞争，而且同样适用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竞争。

在西方，《孙子兵法》现已成为竞争情报理论的经典。西方社会的国情国力研究则发轫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至前322年)。那时，希腊各“城邦”之间竞争激烈，战争频繁。在这种动荡不安的环境下，不少学者开始研究起关于国家的学问。亚里士多德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与弟子们编著的《城邦状况》是最早描述各城邦国家国情国力的专著，该书不是从国家的一般原则出发，而是在努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对历史上以及当时的各城邦国家的情况进行比较叙述，包括各城邦的历史、政治制度、公共行政、经济状况、艺术、科学与宗教等方面的内容。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了国家形成与变化的“四因论”，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形成了西方国力论体系的最早雏形。这些思想对1000多年后欧洲(德国)“国势学”的兴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6}

不过，在此后长达千年的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中，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国家竞争情报研究都几乎处于停顿状态。由于自秦始皇之后，中国一直都是“大一统”的社会结构，外部竞争相对较小，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比较注重国家的内部治理，而对国家之间的竞争关注较少。其结果是，对统治艺术的研究日趋繁荣，而针对外部竞争的国情国力研究却越来越冷落。欧洲封建社会的情况与中国有些相似。由于宗教统治和经院哲学的长期桎梏，科学理论和科学思想遭受空前的压制与禁锢，亚里士多德的国势比较思想也一直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扬与光大。{17}

2.国家竞争情报研究的发展: 情报工作重心的转移。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政府情报工作的重心逐渐从军事情报转向兼顾经济技术情报，直接为增强本国的经济技术实力服务。美国政府正在把经济安全作为对外政策的支柱之一，将经济情报作为对外交流的重点。美国国务院还组织驻外大使馆向企业界介绍情况，调整使馆人员结构，增派商务官员。美国中央情报局已成立6个与搜集经济情报相关的“特别情报队”，{18}专门搜集、分析国外产业情报。俄罗斯以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为基础，组成新的情报机构，搜集经济情报，以提高本国的产业技术和经济水平。英、法、德为了搜集欧共体以外的经济情报，还加强了合作机制。{19}为了加强情报工作，各国都增加了情报活动经费。美国中央情报局曾透露，谍报活动的40%在经济领域，并把谍报活动经费的2/3用于经济谍报上。种种迹象表明，全球正卷入一场经济与科技情报战。{20}

3.国家竞争情报研究的高阶段: 情报工作以专门的中小企业竞争情报服务和支持体系服务于国家竞争情报中心。中小企业作为经济实体中最具活力的因素，对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从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中小企业的发展在中国所起的作用将更加突出。虽然国内中小企业几乎占到了企业总数的99%，但是他们的规模一般都很小、资金有限、信息利用能力较弱。政府应该构建专门的中小企业竞争情报服务与支持体系，一方面继续开展有关竞争情报的技能培训，加强公共信息服务的力度;另一方面继续实施竞争情报示范工程，在推动企业信息化的同时推动竞争情报的实施，提高他们抵抗风险和开展竞争情报的能力，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在这样的基础上，{21}我们可以建立国务院直属的独立的国家竞争情报领导部门和竞争情报中心。由国务院直属领导可以提高它的规格，有足够的公权力和影响力来方便协调，解决在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跨部委、跨地区的合作问题，体现国家对建设国家竞争情报体系的重视，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国家竞争情报体系和运作机制。另外，通过设置一个国家竞争情报中心，不仅能及时地将国内外的情报信息进行分类、整理，分别递送给军事、安全、商业和经济部门，还有利于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和指导地方竞争情报工作。{22}{23}

五、结语

由以上内容可见，作为竞争情报研究主体的国家竞争情报，所涉及的研究范围和内容要远比企业竞争情报宽泛，需要根据不同目标采用切实有效的研究方法。唯有如此，才能形成针对性较强的研究成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尽管国家竞争情报研究的开展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其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是要更新原有的情报理念和情报工作定势，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发挥现有竞争情报研究力量的作用并加以有效组织，国家竞争情报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也是会有所作为的。

注释:

{1}包昌火.峰会寄语:提升企业情报竞争力.2001年现代职业经理清华峰会，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竞争情报分会等承办，2001年12月8日-11日

{2}赵刚，汤世国等.技术创新与企业竞争.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3}江涌.科技信息机构在国家竞争情报体系中的定位与作用研究. 科技管理研究，2007(9):81-83

{4}缪其浩，张左之.对JETRO海外技术情报活动的剖析.情报学报，1989，8(4):281-291

{5}Qihao Miao，Zuozhi Zhang.Anatomy of JETRO’s overseas technology monitoring:bibliometrical and content analysis.Scientometrics，1900，19(l-2):75-90

{6}赵刚.建立国家竞争情报体系:目标与原则.情报学报，2004(3):367-371

{7}{20}赵刚.重视建设国家竞争情报体系.中国创业投资与高科技，2004(5):45-47

{8}陈峰，梁战平.政府竞争情报与企业竞争情报的互动与融合.中国软科学，2003(4):100-104

{9}陈庄，刘家伶，成卫.信息资源组织与管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261-262

{10}朱红，王素荣.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213-214

{11}CubillO J.Techno-economic Intelligence in the l990s:a development policy perspective.Social Intelligence.1991，l(1):55-71

{12}Radosevic S.Techno-economic Intelligence in the l990s:a development policy perspective.Social Intelligence.1991，l(1):55-71

{13}陶翔，缪其浩.国家竞争情报的概念及其演变过程.图书情报工作，2005，49(9):16-20

{14}管仲.管子.戴望校正.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

{15}孙武.孙子兵法.LionelGiles译.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

{16}施祖辉.关于综合国力论的历史探索.财经研究，1996(1):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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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Jennings L.Government’s role in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Futurist，1997，31(4):10-11

第11篇

据司马迁先生写的“孙子传”记载，孙武学有所成，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小伙子刚大学毕业，踌躇满志，带着自己的毕业论文“兵法”，找工作找到了阖庐的公司-吴国，希望谋个好职位。阖庐亲自翻阅了孙武带来的兵法，征求孙武的意见，并希望孙武能带个队伍试一试。经过孙武对后宫妃子的训练，阖庐初步知晓孙武的真本事，任命孙武为将军，吴国也由此强大起来。

在阖庐从认识到任命孙武这个过程中，司马迁的寥寥数语勾勒出了吴王许多识人、用人的优秀管理品质，至今读来，仍然值得大家学习。

首先在识人方面：

阖庐在意孙武丰富的理论知识。因为孙才华横溢的文章让阖庐认识到孙武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未有让“管人力资源”的大臣接待，阖庐亲自恭而待之，足见其对拥有丰厚理论知识的人才的重视。

当然，理论知识只是一方面，阖庐还看重实践操作能力。他并没有因孙武的文章，而迷信他，就直接任命他做重要官职，而是要求孙武带个队伍试验一下，用很俗的话说：是骡子，还是马，那就拉出来溜溜。

其次在用人方面，阖庐也具备更多的用人智慧，简析之，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和蔼平易近人的处事风格。阖庐在要求孙武带兵训练的时候，文章中记载甚至采用了征询的语气，他对孙武的测试，或者说是孙武的入职实习安排，他是以征询的语气进行的，在和风细雨中提出对部下的考核和要求，但吩咐的工作却是孙武不能有任何质疑的，必须要去执行的，否则是孙武就把自己把自己否定了。

第二：不回避亲近的人，一视同仁。阖庐安排孙武入职实习的第一课就是训练阖庐宠爱的后宫佳丽，阖庐把自己两个最宠爱的爱妃都安排进去了，或许大家认为这是阖庐在给孙武出难题，但直到两个爱妃违反军纪，被斩首示众时，阖庐也只是象征性的劝了一句，并未真正的命令孙武手下留情，这足以看出，阖庐并未因为那二人是自己的爱妃就不去训练，并未因为那违反军纪的是自己的爱妃就可以免除处罚，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点最值得现代企业高管尤其是老板学习的，很多企业不是没有纪律，而是更多时候老板的感情凌驾于企业规定之上，对部分曾经一起打过江山或立过战功的高管们总是一再迁就，这样的用人体制给企业提供了滋生腐败与安逸的温床。最终导致企业缺乏公平性和竞争的活力。

第三：跟踪、监督过程管理，并不只在意结果。在孙武入职实习时，阖庐并没有交代完工作就翘等“战果“了，而是参与了孙武训练的过程管理。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结果很重要，同样过程管理也很关键，结果的偏差往往就在于对过程、对细节的控制，防微杜渐，才可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第四：懂得放权，并给予信任。在孙武训练的过程中，阖庐是完全放权的，哪怕是自己的爱妃被杀了，他也是象征性的做了无奈的抗争；对孙武要求阖庐一同下来参加训练的请求，阖庐哪怕不同意，也只有答应一同训练。这足以说明阖庐用人过程中充分的放权，并不因为自己是国王，就可以随时收回自己的特权。

第五：不拘小节，不打击报复，任人唯贤。阖庐在给孙武安排的这堂实习课，着实给自己惹了不少麻烦。先是两个爱妃被杀，其次是自己在大庭广众之下遭受孙武指责，可谓是君王颜面尽失，但阖庐并没有因为这些细节对孙武打击报复，更没有给孙武“穿小鞋”，而是在这堂训练课后看到了孙武的真才实学，直接委以重任。

第12篇

――庄子

齐白石老人88岁高龄依旧坚持画画，而世间却有许多方仲永式的神童最终碌碌无为，何也？

面对赞誉，非努力无以前进，非反省无以提高。

他们做到了。

“我哪有什么成就，只不过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罢了。”面对赞赏，牛顿如是说。是的，成功固然有它的辉煌，但毕竟也已是过去式，面对于鲜花和掌声，我们要时时不忘自省。

鲜血、黄沙、军营，就在如此条件下成就了现实版的许三多――“中国枪王”何祥美。当他的名字开始在军营中传颂，当各大报纸争相报道这颗军魂，当各种赞誉铺天盖地地袭来，他依旧以一个普通军人的姿势站立于祖国边疆。他仍然把全部的心思用在钻研枪支上，仍然在武装越野后喉咙要喷火的情况下推掉f来的水。所以，他可以将圆石子放在枪管上两小时不掉下来，他可以在瞄准目标时五分钟不眨眼，他可以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一分钟之内找到目标。他用最普通的行动诠释了最伟大的人格！

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追捧声中，勿忘自省，是一种对自身能力的更高约束。不论伟大还是普通，不论声名远扬还是默默无闻，人人都应时时自省。《孙子兵法》有言：“骄兵必败，哀兵必胜。”当今社会，有多少人因为一点点成就而不知前路，有多少人被外界追捧得失去了内心最初的方向，又有多少人在赞誉的飘飘然中不思进取，安于现状，浮躁满足。

最近频传一些当红艺人吸毒、高端知识分子学术抄袭的报道，想必他们和仲永之父一样，缺少了一种不断自省、不断追求的精神，缺少了一颗不为溢美之词蒙蔽双眼的赤子之心。

想想我们自己，是否也有这样的时候：取得一点成绩，受到一些赞誉，就欣喜狂傲，飘飘然度日？我们应当时刻反省，不断砥砺自己，这样，为学者当有所成，为官者当有所建树。

老子有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愿人人都能拥有一颗自省之心，不让赞誉名利成为自己的牵绊，活出一个圆满人生。

教师点评

本文开头以齐白石老人和方仲永作对比来发问，提出中心论点“面对赞誉，非努力无以前进，非反省无以提高”。主体部分以“他们做到了”为统领，列举了牛顿和何祥美这两个典例论证中心论点；接着又联系现实，从反面列举当今社会中“在赞誉的飘飘然中不思进取，安于现状，浮躁满足”的现象，从反面论证了中心论点。结尾由人及己，并引老子名言发出号召。全文条理清晰，思路流畅，论证有力，旁征博引，可谓议论文之典范。

第13篇

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我国几千年来思想意识的指南，提出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思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泰罗制诞生，其管理思想以统一的制度来约束管理，而我国传统的管理理念是将人们的伦理道德准则和管理措施相融合，使员工在企业有一种“家”的氛围，这样就使企业包袱沉重，大锅饭盛行，内耗大，管理成本高，员工们对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极差，企业的经济效益较低。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发展迅猛，民企大都为私人企业，其管理企业的模式也是以家族式管理为主。论文百事通家族式管理既有优点更有缺陷，家族式企业的员工一般均为终身雇员，稳定性强，极少流动，而且人力资源投资少，培训及再教育成本低，员工的整体素质高。再有就是员工对企业的依赖性强，终身雇佣及工资等福利使员工不愿离开企业，一旦跳槽到新的企业，工资和福利就要重新开始，因此员工将自己的命运和利益与企业紧密地联在了一起。在企业初创和困难阶段时，大多企业老板注重感情投资，讲求以德服人，以行感人，以情动人，人事纠纷少，不会产生西方企业中经常出现的那种劳资对抗激烈，罢工、解聘等事件的发生。经营决策集中，管理效率高，成本低，有强烈的危机感，对新技术、新工艺有较强的吸纳能力，技术创新也有较强的针对性和使用性，企业会有较高的经济效应。而且家族式企业中运行良好的奖惩机制，都会激励员工以加倍的努力去工作。家族式企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企业管理水平差，技术水平低，企业后续能力差等。

“人之能群”。现代管理在组织机构的设置、人员配备、责任范围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科学的理论，儒家的管理组织理论则集中体现在荀子所说的“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群是人类生来就有的本能，而要使之成为现实中的社会组织，就必须有“分”，所谓“分”，就是作为组织机构、职业机构等，是人类生存的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前提，组织有序化的标志。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组织可以使人类的整体力量得到汇集和放大。儒家所提倡的“五伦”是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形态的基础，它所包含的家族主义倾向，在现代管理中已不具有普遍意义，但其所追求的亲密型的人际关系，对于现代社会组织来说，却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剂”，有了紧密的组织机构，就会便于人员和机构的密切配合，在工作中提高管理效能，进一步推动事业的发展。

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科学管理体系，与西方国家有着本质地不同。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地泱泱大国，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不多的几种原生性文化之一，这一点完全不同于处于中华文化圈边缘地带的东亚及东南亚诸国，也不同于西方一些新兴发达国家，他们的文化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次生性，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具有丰富内涵并包含许多精华的原生性文化，具有文化本源的意义。而且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提出人本主义哲学并初步建立起了以爱人贵民为中心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体系的国家。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现代科学管理体系不可能抛弃中国传统文化而重建。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现代人本管理体系的构建只能在民族传统文化的起初上进行。当然，在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人本管理体系的过程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既不可抱残守缺，同时也不可连根拔起；既不可背负上沉重的历史文化包袱，同时也不能走向民族虚无主义或。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层，是以儒家对“仁”的强调，对“礼”的推崇以及“和为贵”等主张，都是为了协调、规范和平衡人际关系；在个人修养上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谋事方面强调天时、地利不如人和。这些都表明，中华文化的核心就是仁。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品质，中华民族才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形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共同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以“仁”为本、“立德”为先及“天人和谐”、“人际和谐”、“情理和谐”的全方位的和谐精神事具有世界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现代的人本管理，从东方到西方，都在强调“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理念，要求企业管理者“居人怀义”，追求管理者与员工的和谐，员工与员工的和谐，以及员工与顾客的和谐，可以说这些自觉或不自觉地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精要。

第14篇

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就是因为事物本身有疑问，有疑难，要把它提出来，弄清楚“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就像做语文的概括题一样，去除修饰，找到最关键的词句，扣准中心直击要害。倘若囫囵吞枣，盲目求快，那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会冒出来。

“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这是《孙子兵法》中的一句话。这句话揭示了解决问题的秘诀：快慢结合。当快则快，当慢则慢。我以为，在现代社会，我们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往往失之于快，而不是失之于慢。比如，饭吃得快，不消化；生活节奏快，无法享受其乐趣；书背得快，遗忘得也快；试卷做得快，却粗枝大叶，马马虎虎……

记得语文老师在我们初一的时候，就再三强调“扎实”二字，我在书上还大大地描了这两个字。有人说男子汉大丈夫不拘小节，那是不是你做菜就不用放盐呢？记住啊，细节决定成败！像数理化，有时结论一样，为什么就比别人少几分呢？这就是细节问题了。基本功不扎实，解决问题不透彻，丢分再正常不过。每道题看上去丢分不多，一张试卷、一次考试加起来，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再举个生活中的例子。比如织毛衣，你是一针一针地织，还是直接把它拧成一团？答案当然是前者了。俗话说慢工出细活，越急反而越糟糕。在慢的过程中寻找、体会慢的乐趣，像织毛衣时可以想着它将会有多么漂亮、暖和，而不是为织而织，更不能当做一件麻烦事、一件不得不做心里又不想做的事。《红楼梦》中有一个叫“九连环”的玩意儿，九个环儿连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十分难解，也正因此，却十分有意思。它的意义在于解的过程和乐趣。倘若只是为了弄开，何不一刀斩开得了，既然是个玩具，是种游戏，又何必如此“暴力”呢？把它放大到生活中，慢工中的乐趣更为丰富，快刀一斩只有一时的，那种回味悠长的感觉便没有了。在生活中，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交际，就像煲一锅汤，烈火猛烧只会使其索然无味，而文火慢慢炖，就会让它愈加香浓，越来越有味道。

所以，说到底，问题是让解的，不是让掰的；乱麻是要理的，手法通常不能太快――速溶茶包虽得方便，陈年佳酿才具韵味；狂风骤雨更容易打得叶落花凋，和风细雨才能洗出一片绿水蓝天。

第15篇

比较是认识世界、学习知识、发现规律的方法。德国著名教育学家希尔克认为，比较是“观察，分析，整理等活动交织在一起的智力劳动”。比较法在语言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历史比较语言学就是利用比较研究法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通过对同一来源不同语言之间差异的研究，发展了关于语言演变的理论。历史比较语言学，还可用于把同一种语言的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进行历时比较，以找出它们之间在语音、词汇、语法上的联系与区别，理清语言发展、变化的轨迹，揭示导致语言发展、变化的原因。比较研究法也为现代语言学所看重。西方现论语言学所刻意追求的是为普遍语法提供一个理论模型，从中能够推演出人类所有可能的具体语言的具体语法。这个普遍语法的理论模型包括为获得任何一种可能人类语言所遵循的有限的普遍语法原理和参数，一方面对什么是可能的人类语言限制具有充分的解释力，一方面又保证足以覆盖所有具体语言的特异性。“跨语研究”或“比较研究”就成为西方现论语言学一个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比较法在文学研究中也同样被广泛运用，最为突出的是比较文学。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的文艺学分支。它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

目前高校本科学生的科研能力尤其文科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比较欠缺，在课程论文写作和毕业论文写作中，应付和抄袭现象十分普遍。研究能力包括思考能力、观察能力、归纳能力和比较能力等，其中比较能力是一项基本能力，在这方面，学生还存在“不用比较”和“不精比较”的情况，即不能自觉运用比较法进行学习，或者虽然有时使用比较但是比较随意，未能完全发挥比较的作用。古代汉语课程是一门重要的必修课程，承担着培养学生研究能力的任务。有鉴于此，本人在古代汉语教学中比较重视对学生比较能力的训练。

在古代汉语教学中对学生的比较能力进行训练，无需编制专门教材，现有教材中内容基本够用，只要注意利用即可。就郭锡良等主编的《古代汉语》来说，“字典词典”和“常用工具书”部分可以进行各种“检索法”之间的比较，可以进行《说文解字》、《康熙字典》和《新华字典》部首之间的比较，可以进行《词源》和《辞海》之间的比较，可以进行《助字类编》与《经传释词》之间的比较。“汉字的结构和发展”部分可以进行“四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之间的比较，可以进行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和楷书之间的比较，可以进行“古字”与“今字”之间的比较，可以进行“正体字”与“异体字”之间的比较，可以进行“通假字”与“本字”之间的比较。“古今词义的异同”部分可以进行更多的比较，例如“菜”的古今意义之间的比较。“词的本义和引申义”部分可以进行本义与引申义之间的比较，可以进行直接引申与间接引申之间的比较，可以进行链条式引申与辐射式引申之间的比较。“词类活用”部分可以进行活用与兼类之间的比较，可以进行使动与意动之间的比较。“古代汉语的词序”部分可以进行古今词序之间的比较，包括宾语位置、动量成分的顺序、名量成分的位置等方面的比较。“古代汉语的判断句”部分可以进行古今判断句表现形式方面的比较。“古代汉语被动表示法”部分可以进行各种被动式之间的比较。“副词”、“代词”、“介词、连词”、“语气词和词头、词尾”部分可以进行更多的比较训练，如“不”和“勿”的比较，“莫”与“或”的比较，“者”和“所”的比较，“也”跟“矣”的比较等。“古书的注解”部分可以进行各种注释体例之间的比较，各种注释术语之间的比较，各种注释方式之间的比较。“古代汉语的修辞方式”部分可以进行“并提”与“互文”之间的比较等。“古今语音的异同”可以进行更多的比较，比如古今声母、韵母和声调之间的比较，“三十六字母”内部不同字母之间的比较。“上古音简说”部分可以进行上古音与中古音之间的比较。“诗律”部分可以进行唐代古体诗和近体诗之间的比较。

对学生比较能力培养的目的是要让学生知道“何谓比较”、“比较什么”、“怎样比较”。何谓比较？比较是就两种或两种以上互有联系而又有一定区别的事物或事件辨别异同。比较什么？（1）首先要确定比较项，即“谁和谁比较”。“谁”和“谁”之间要有“可比性”。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事物，世界上也不存在没有任何联系的事物，因此，从理论上说，世界上任何两个事物都是可以比较的。但是实际上，用来比较的事物往往都是同类的，或者说是大同小异的。同一性是建立比较对象关系的基础，如果两个事物性质相差很远，就不应该进行比较。因此运用比较法的前提是要先确定各比较对象之间是否具有同一性。（2）要确定比较哪个方面。总起来看不外乎“相同处”和“不同处”，即从彼此相似的比较对象中找出不同点，从彼此相异的比较对象中找出共同点。但是有时侧重相同处，如教学“古代汉语的被动表示法”时，就引导学生从无标记被动式和各种有标记被动式中找出其共同点（都具有“受事+及物动词”结构）。有时则侧重不同处，如教学“使动”和“意动”时，引导学生找出二者之间的差别（“使动”中有形容词、名词、动词和数词等的使动活用，“意动”中只有形容词和名词两类；“使动”的宾语所指会发生变化，“意动”表现的是心理作用，宾语所指不会发生变化；“使动”的主语可以为非生物，而“意动”的主语只能是人类）。有时兼顾相同处和不同处，如在教学“者”和“所”时，就既找出二者相同之处，也要找出不同之处。“怎样比较”？历时比较和共时比较。一般是古代汉语内部的横向比较，也可以是古今汉语之间的纵向比较。如教学古代汉语的动量表示法时，就将其与现代汉语相比：古代汉语采用“数词+动词”式，现代汉语采用“动词+数词+量词”式，词序不同，而且古代汉语中不使用动量词。比较的步骤是首先对每一个比较对象进行分析、归纳，此后才能将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无论比较相同点还是不同点，都要尽量做到全面、周到，不要只顾一点，不及其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比较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单纯罗列异同点的水平上，最终目的要通过对异同点的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从中发现某些规律。学会用某种方式将比较过程呈现出来，呈现的手段可以是语言文字，也可以是公式（如动量表示法的“数词+动词”和“动词+数词+量词”，被动式中的“受事+及物动词”），还可以是图表（如“者”与“所”的比较，《说文解字》中“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和“形声字”之间的比较）。比较能力的训练、培养要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要改变只由教师表演独角戏的方法，而是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或手段，促使学生积极思考和练习，提高能力。

比如在“古代汉语词序”的动量表示法教学中，主要采用了口述的方法。首先让学生到课本的文选中搜集跟“百战”组合相同的说法，然后将其译成现代汉语，再进行比较，最后指名对比较结果进行口述。学生表现比较积极，很快找出“三周”、“一说”、“三问”、“千虑”、“一得”、“百战”、“百胜”、“一举”等说法。经过比较，知道“百战”、“三周”、“一举”等均属于“数词+动词”结构，译成现代汉语分别“战百次”、“绕三圈”，古今表示动量的方法相比有两点不同：（1）词序不同，即在“百战”中，数词在前，动词在后，“战百次”中，数词在后，动词在前。（2）成分多少不同，即“百战”中只有数词和动词，而“战百次”中，除了数词和动词外，还有一个动量词。通过这次训练，学生既加深了对于古代汉语动量表示法的印象，又对课本中的文选也进行了浏览、熟悉，还锻炼了口语表达，一举三得。

再如在辅代词“‘者’和‘所’”的教学中，主要采用了填表方法。首先让学生阅读课本上的知识介绍，然后对这些知识进行归纳、梳理，在此基础上，指出“者”和“所”的异同之处，并指名学生到黑板填表。明确：“者”和“所”的相同之处：它们都称代一定的人或事物，但是却不能独立作句子成分用，必须放在其他词和词组的后面或前面，构成“者”字结构和“所”字结构，使整个结构成为句子的一个成分。“者”和“所”的不同之处：（1）相关成分――“者”连接动词、形容词、名词、数词或短语（“庸者”、“可宝者”、“先破秦入咸阳者”、“天下能为兵法者”、“大者”、“古者”、“二者”）；“所”连接动词或动词短语、介词（“所依”、“所爱其父母”、“所以拒子”）。（2）在短语中的位置――“者”在后，“所”在前。（3）语义角色――“者”表示受事、施事、当事（“庸者”、“可宝者”――受事；“先破秦入咸阳者”、“天下能为兵法者”――施事；“大者”、“古者”、“二者”――当事）；“所”表示动作的受事、对象、内容、工具、方法、原因、途径、处所（“财物无所取”――受事；“民无所依”、“所与饮食者”――对象；“所不知”――内容；“彼兵者，所以除暴禁害也”――工具；“所以拒子”――方法；“所以乱也”――原因；“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途径；“所居”、“所长”、“吾剑之所从坠”――处所；“吾家所寡有者”――属事……）（4）整个结构的语法功能。“者”字结构除了充任句子的主语、宾语、谓语外，可以充任状语，“所”字结构除了充任句子的主语、宾语、谓语外，还可以充任定语。即：

这样就可以让学生在较短时间内对复杂的学习内容较为清楚的认识。

又如在“毋……也”句式教学中，使用了多媒体和口述法。使用PPT展示下列句子：

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论语・先进》）

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左传・隐公元年》）

毋从俱死也。（《史记・项羽本纪》）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

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及门，公孙敢门焉，曰：“无入为也。”（《左传・襄公十五年》）

莒、鲁争郓，为日久矣。苟无大害于其社稷，可无亢也。（《左传・昭公元年》）

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无相弃也！”（《左传・昭公十一年》）

司城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无相害也！”（《《左传・哀公二十六年》）

范蠡进谏曰：“夫谋之廊庙，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许也。”（《国语・越语下》）

千丈之城，必郭迎之，主人利。不尽千丈者，勿迎也。（《墨子・号令》）

必亟去之，勿近也。（《孙子兵法・行军》）

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孙子兵法・地形》）

要求学生阅读其中画线的部分，找出其共同的成分，并指出其表达作用。明确：画线句子均带否定“毋”（或“勿”、“无”）和句末语气词“也”，表示禁止（否定的祈使）语气。多媒体的使用节省了抄写例句的时间，效果也更好。

有时，多媒体的使用也会增强教学内容的形象性。在讲到《说文解字》中所收汉字总数以及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和形声字四类汉字的占比时，首先介绍学术界对《说文解字》所收汉字数量的调查结果（总数为9353个，其中象形字约265个，占比2.8%；指事字约130个，1.4%；会意字1255个，占比13%；形声字达7700多个，占比82%）。然后利用多媒体展示PPT饼图（即左图），这样就给学生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对学生进行比较能力训练要循序渐进，并且贯穿古代汉语教学的始终。实践证明，在古代汉语教学中有意识地对学生进行比较能力训练，除了能够培养学生的比较能力外，还能够增强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兴趣，提高学生的古代汉语成绩，收到一举多得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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