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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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视卒如爱子”——政府管理理念要突出以人为本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政府职能严重扭曲，主要的工作就是管理人，而不是服务于人，“公仆”凌驾于人民之上。经过多年改革，这种现象正在逐步改变。服务已成为2l世纪政府行政管理的核心。建立服务型政府也已成为上下的共识。服务型政府与管理型政府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是否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应有之义。这方面，孙子提出的“视卒如爱子”，体现了中国古典兵家的用人哲学精神，对于今天也有很强的思想启发作用。“视卒如爱子”的核心是对人关爱。今天，放到政府管理上，就是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政府工作的精力由管理人民转到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多优质服务上来。虽然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要比较充分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利益要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但是以人为本作为我们的执政理念，应当坚定不移地贯穿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各个领域，贯穿到我们的各项工作中去。实践证明，无论什么时候，在管理工作中，以人为核心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树立起服务理念，就是抓住了关键、抓住了根本。

二、“必以全争于天下”——政府管理目标要把握战略全局

孙子的全胜战略思想，是孙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孙子认为，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拔人之城”、“毁人之国”都不是最好的结果，要把“用兵之害”减少到最低的程度，这样“用兵之利”才能“万全”。应该说，孙子的这一思想，在当今的政府管理中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当前，全球范围内国家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军事在竞争，经济在竞争，人力资源在竞争。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问题十分突出，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成为中心任务。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基本实现了小康。但一个时期以来，单独追求GDP增长，严重破坏生态、滥用资源，只讲经济发展、不讲社会进步等倾向十分突出，政府管理的缺位、越位现象严重。这样虽然经济一时发展了，但给子孙后代遗患无穷。如果对照孙子的思想，我们发现这种发展战略不是“全胜”战略，不是最上策，而是片面的、局部的胜利，必须予以改变。我们认为，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上，要追求发展的最高境界——“全胜”。体现在战略全局上，就是要树立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一起抓，全面实施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统筹”，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当然，在全面考虑的同时，在不同时期要突出不同的重点。

三、“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政府管理活动应善于任势。

任势是孙子思想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关于势，他有一系列形象的描述：“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孙子势篇》)，“称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孙子形篇》)、“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孙子势篇》)。其核心思想是因势而谋，借势成事，利用客观态势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思想很值得现代政府管理者借鉴。在政府管理活动中，领导者必须善于借势。如何借势呢?主要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招商引资、筑巢引凤，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二是善于聚“气”，形成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通过鼓气鼓劲，聚集起发展的能量；三是把握大势，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经济发展是有周期的，在发展的上升阶段，地方政府要善于利用机遇，采取措施，全力推进，形成发展的加速度和必胜的态势。

四、“通九变之利”——政府管理途径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创新

现代政府是法制政府，决策和执行要尊重科学，尊重程序。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基本形成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行政决策机制和制度，使人民群众的要求、意愿得到及时反映。但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各级政府在行政管理中要注意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贯彻上级的路线、方针、政策。正如孙子所讲，“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虚实篇》)。坚持规范、坚持程序，不是因循守旧，不是一成不变。形势是不断变化的，要灵活机动地用兵，临机制变，切忌墨守成规和经验；同样,政府管理更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要以转变职能为核心，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总之，要把握住一个“变”字，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坚决摒弃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形式主义，以新的理论、新的实践去指导政府工作，从而取得胜利。

五、“以上智为间”——政府管理手段要强化电子政务建设

第2篇

顺应这种天命因于人事的进步潮流，孙子对“天”给予了独树一帜的界定。孙子之天不是天命之天，不是道德之天，不是感叹之天，而是实实在在的自然之天。在《孙子兵法》中，“天”字凡19见，主要有以下几类义项：（1）天时。如“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天地孰得”“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非天地之灾”。（2）天空。如“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3）天然。如“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4）天地。如“无穷如天地”。（5）天气。如“时者，天之燥也”。（6）天下。如“战胜而天下曰善”。在所有这些用法中，天主要指称天时、天空、天气、天地、天下，郭化若先生称其“是自然的‘天’，不是神化的‘天’”［2］161，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天时，而非不可改易的天命。也就是说，孙子主要是将“天”与“地”作为影响战争胜负的自然条件与客观因素来对待，视其为战争中必须考虑的天时地利，没有丝毫形上色彩与神秘意味。他曾明确指出，军队作战出现“走”“驰”“陷”“崩”“乱”“北”等失败情形，完全是由将帅人为过错所致，而决非天神带来的灾难，“非天之灾，将之过也”。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天神鬼神在战争中的主宰地位。［3］孙子对“天”的理解是以“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为基础的，因此，如何理解“阴阳、寒暑、时制”，就成为探讨孙子天论的突破口。“寒暑”“时制”是指天气冷暖、四时变换，纯粹是自然概念，无须多辨。在此着重探讨一下容易引起争议和产生歧义的“阴阳”概念。通观《孙子兵法》，孙子主要是在自然条件与地理因素意义上使用“阴阳”概念的。孙子说：“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何炳棣先生认为，孙子所讲的阴阳，“指的是昼夜、晦明、风雨等自然现象，毫无战国中晚期阴阳说的神秘色彩。”其“凡军喜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的说法，与《周易•系辞》及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的“阳贵阴贱”意指形上、宗法关系完全不同，“《孙子》是从纯行军原理判断自然条件优劣而言的。地势高亢总比卑湿优越，朝南向阳的方位总比荫翳背光的地点空气清新，‘军无百疾’。《孙子》阴阳之纯属理性，不待多言。”［4］应该说，这一理解符合孙子本意。的确，这里的“阴阳”乃是指地理位置上的阳面与阴面，是客观的地利因素，无神秘意味可言。结合孙子“不可取于鬼神”“禁祥去疑”等说法及孙子的整体思想取向来看，孙子的阴阳概念不应是迷信而应是理性的反映。征诸历史，“阴阳”概念出现很早，甲骨文中即已存在阴阳二字［5］71。徐复观先生对《诗经•邶风•终风》中的“噎噎其阴”与《诗经•豳风•七月》中的“春日载阳”诗句加以认真考辨之后，认为《诗经》中的“阴阳”，都没有后来作形成万物原素的阴阳二气的意义，“阴阳”最初主要是与日光有无以及气候冷暖相联系的［6］453－454。到了春秋时代，阴阳观念有了新的发展，其最大的发展是以阴阳为天所生的六气中之二气，阴阳已成为实物性的存在。《左传•昭公元年》载有医和语：“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这里医和即是用具有实物性质的阴阳之气来解释人体的生理现象。人们还用阴阳二气的存在状况来解释地震这类特殊的自然现象。《国语•周语上》载：“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之乱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而民乏财用，不亡何待？”由日光有无、气候冷暖，发展为实物性的存在，虽然显示了人们抽象思维的进步，但此时阴阳概念的主要内涵还是自然性质的，并无神秘之处。视阴阳为天之所生二气，是自然天论崛起的明显标志。而自然天论的崛起，是西周以来主宰之天失落的必然结果，是对主宰之天的直接反叛。诚如杨泽波先生所言：“由于主宰之天失落而形成的淡化神论，注重人文的思潮，对于先秦天的思想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一个最直接的反应便是自然之天的崛起。”“周人的天是一个有意志的人格神”，“主宰之天是周人思想的核心，正是依靠这一核心内容，周人才完成了由自然宗教向伦理宗教的进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周政治走向衰败，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怨天、骂天、疑天的思潮席卷而起。“在主宰之天渐渐失落的大背景下，淡化神论，注重人文成为中国轴心时代的主基调，便有了相当大的历史合理性。”［7］104－109孙子的自然天论，就是在此主宰之天渐渐失落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以此疑天思潮为大背景，孙子提出和强调了其自然天道思想，并以此作为其立论的基点和前提。其自然天论，没有感叹之天的情绪宣泄，没有道德之天的形上意味，更没有天命之天的神秘色彩，有的是自然之天的客观性与务实性。

二、“不可取于鬼神”而“必取于人”的人本说

正由于孙子是一个自然天论者，更由于其基于“胜敌而益强”之冷酷现实的理性思考，所以他坚决反对迷信鬼神星占，反对任意的比附和类推，而强调要取信于人，重视人本身的作用，重视人为因素的影响。其曰：“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通览《孙子兵法》，不难发现，孙子无时无刻不重视人的作用，无时无刻不强调人为因素的影响。其清醒地察识到，战争是有着“日费千金”之损耗，“钝兵挫锐，屈力殚货，诸侯乘其弊而起”之隐患，“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之危险，关乎社稷兴衰、国家存亡、百姓祸福、士卒生死的“大事”。然而，战争虽然消耗多，影响大，但在其所处的春秋时代，毕竟是一个“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危机四伏的时代。故此，君主将帅们力求“自保而全胜”、“安国全军”，乃理所当然；同时，力图“威加于敌”、“胜敌而益强”乃至争霸称强，亦为大势所趋。因此，孙子虽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顿而利可全”以及“全国为上”的理想目标，但其也清楚，一定范围内与一定程度上的实战很难避免，关键是要争取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即要尽力做到速胜、巧胜、易胜与全胜。而速胜、巧胜、易胜与全胜，又不能靠侥幸得来，也不能靠鬼神星占得来，而是要靠君主将帅“经之以五事而校之以计”，尤其是要“修道而保法”，即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上进行全面周密的考量与部署，做到与民“同意”、“上下同欲”，知彼知己，有谋有备，方可实现。一句话，要靠人之德、人之智与人之力，方可得来。孙子所重视的“人”，主要包括君主和将帅。孙子要求君主成为“有道”之“明君（主）”，将帅成为“知兵”之“贤（良、智）将”。而“有道”之君，“有能”之将，关键是要懂得“五事七计”。《计篇》云：“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诡）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孙子开宗明义，强调指出，战争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国家大事。战争的决策者、谋划者与指挥者们必须以高度审慎而认真负责的态度来对待战争，从“五事七计”方面来谋划和准备战争。显然，其没有将战争胜负归因于外在的天命神意，而是将其归因于可以认识和把握的人为因素。其判断胜负的“五事七计”，绝大部分都与人有关，即使是谈“天”说“地”，也是将其纳入“人”的视野来分析。孙子所言“五事七计”，包括政治、天时、地理、将领、法制等综合因素，涉及战略、战术、管理、心理等诸多方面，主要是从人的角度来探讨战争胜负问题。具体而言，这种对人为因素的重视，表现为政治上重“德”、战略上重“知”、战术上重“权”、管理上重“法”、心理上重“治”。政治上重“德”，由此而标举了治国理政能力。在其看来，战争是一个人为因素起决定作用的领域，是综合实力的较量，不仅要进行谋略上的博弈和经济上的比拼，更要进行道义德能上的对决。换句话说，要赢得战争，不仅要有高超的军事谋略与坚实的物质基础，还要有雄厚的“道德资本”。故而，君主是否“有道”，将帅是否“有能”，即是否施德政、是否有德能，是军事战略能否成功实施的政治保障，是关乎人心向背进而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其中，君主之德能主要表现为恤民安民、慎战重战、“将能不御”等方面，而将帅之德能主要表现为“智、信、仁、勇、严”等方面。战略上重“知”，由此而强调了全面认知能力。恰如陈学凯先生所言：“知彼知己，避实击虚的战争知行观，就是孙子整个军事哲学和战争理论体系的核心和精华”，“孙子的战争知行观是一切韬略的源头，是制订必胜军事计谋的一条必由之路。”［8］1－2在孙子看来，战争领域虽然纷繁复杂，但人们能够认识和把握战争，“胜可知”进而“胜可为”，即在全面深入掌握信息的基础上，控制敌人，应对变化。［9］一方面，其对君主将帅求“知”与能“知”的主观能动性作了充分肯定［10］7。君主要知与民“同意”之道，将帅要“知胜之道”。“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这是说，君主将帅要想取胜，首先必须知晓审时度势把握战机、合理进行力量配置、上下同心同德、重战而备战、加强协调配合，这些有关天时、地利、人和的“大道理”。而且，要“先知”敌我，“尽知”利害，“先知”与“尽知”，知常与知变，相互补充，有机统一。另一方面，孙子对有所“不知”者发出严正告诫。其直言不讳地指出，君主如果对军事“不知”而盲目干预军事，就会“乱军引胜”。“故君之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将帅如果“不知”“战之地”与“战之日”，也容易陷于“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的被动局面。总之，君主将帅，应该深谋远虑，高人一筹，努力做到尽知、深知与先知，而尽量避免半知、浅知与不知。战术上重“权”，由此而突出了灵活应变能力。孙子战术思想主要包括“兵者诡道”“兵以诈立”“分合为变”“奇正之变”“因利而制权”，其核心是一个“权”字，“权”即诡诈权变。按其所论，在瞬息万变的战争领域，不能拘于“君命”，而要根据变化着的情况采取灵活应变措施。具体来说，其一，在战斗部署方面，要“先处战地”，以逸待劳，因“地”制宜，懂得“九地之变”。其二，在战斗指挥方面，要“悬权而动”，不牵强，不固执，不拘泥，以保存实力而击败敌人为准，“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战之，少则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要善于出奇制胜，“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但孙子也特别指出，“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通“释”）人而任势。”褚良才先生解释为，“善于作战的人，力求造成有利态势，而不强求于人。所以就能放弃有限的人力而造成有利的态势。”［11］53这表明，仅靠有限兵力难以制胜，关键是将帅要开创性地制造和利用有利的态势，这样就可以胜得“巧”“易”。其三，在战斗实施方面，要“兵以诈立”，示形动敌，善于制造假象迷惑敌人，“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善于通过各种手段探敌虚实，以便策应，“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侯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计，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管理上重“法”，由此而凸显了组织管理能力。孙子很重视运用“法令”教导民众、管理军队。其所谓的“法令”，主要包括军队的组织编制、官吏的委任与职责划分、军用财物的供求管理等几个方面。有了法令，又如何保证法令法规行之有效呢？孙子认为，首先要做到“令素行”。也就是说，在平素就要遵照法令法规教导民众、管理军队，使广大民众与吏卒遵章守法，习以为常。其次，要信赏信罚。也就是说，要按照法令法规及时而合理地赏罚，绝不能食言失信。再次，要恩威并用，使得三军自觉自愿地守法护法。一味严厉而不“亲附”，则“不服而难用”，过于宽松而不严格，又容易导致“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同样也“不可用”。而所谓的“六过”，即“走者”“弛者”“陷者”“崩者”“乱者”“北者”，也主要是由于将帅不能严明法纪造成的，“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灾，将之过也”。陈暤在注解“六过”时说：“一曰不量寡众，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于训练，四曰非理兴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择骁果，此名六败也。”张预也说：“将弱不严，谓将帅无威德也。教道不明，谓教阅无古法也。吏卒无常，谓将臣无久任也。陈兵纵横，谓士卒无节制也。为将若此，自乱之道。”这两家都着重从将不行令而乏威、卒不守法而致乱的角度来注解孙子，可谓深得其意。心理上重“治”，由此而彰显了心理调适能力。在孙子看来，战争既是实力与智谋的博弈，也是心理与胆识的较量。故而，君主将帅的心理状态与士气对于战争胜负也具有重要影响。首先，君主将帅要保持冷静，善于克制，不可“怒而兴师”，“愠而致战”。尤其是将帅，要“静以幽，正以治”，防止“五危”，保持心态平稳，端庄持重，有条不紊，否则就有“夺心”之忧。正如老子所言：“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老子•第六十八章》），这是说，善做将帅的，不逞勇武，善于作战的，不轻易激怒，善于战胜敌人的，不用对斗。在将帅治心上，孙子与老子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其次，将帅在实战过程中要善于“治气”“治心”“治力”“治变”，示“形”造“势”，善打“心理战”。孙子特别强调将帅在使军队取得心理优势，克服心理弱点中的主导作用。他提出，将帅通过“愚士卒之耳目”，“易其事，革其谋，使民（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民（人）不得虑”，“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以及“投之于险”，“示之以不活”等手段，就可达到“若驱群羊”，“若使一人”，“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的神奇效果。质言之，君主将帅不但要提高自己的心理素养，优化心理状态，而且也要尽力使用多种手段，使部下排除心理障碍与克服外界干扰，以求众志成城、同仇敌忾之效，这就为战胜攻取提供了可靠的心理保障。

三、“因敌变化而取胜”的因变观

进而言之，孙子重视人之作用与地位的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其提出了“因敌变化而取胜”、“因敌而制胜”的因变观。在孙子看来，置身于充满变数与偶然性的战争领域，须采取灵活机动的因应策略，通权达变，以牢牢掌握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这一因变思想是“必以全争于天下”即对天下形势整体把握的必然表现，是对“兵形象水”即复杂多变的战争领域的深刻洞察，是对当时流行的鬼神星占观的坚决否定，更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肯定，体现了积极能动的辩证思维。［12］孙子从五声、五色、五味入手，着重阐明“五行”自身的变化，并由此导出其核心概念“奇正”，以说明“战势”的变化无穷。其曰：“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恰如蓝永蔚所言，孙子“对五行的阐述偏重于五声、五色、五味，和《左传》的有关记载是一致的；而且其着眼点在于五行自身的变化，并由此导出了‘奇’、‘正’的概念。”［13］而孙子之所以强调五声、五色、五味之变，并明确提出“五行无常（恒）胜”，主要目的是为了论证军事领域中敌我、奇正、虚实、动静、迂直、勇怯、进退、攻守、众寡、强弱、治乱、利害、全破、胜负、生死等矛盾对立因素也是相互制约、相互转化与相反相成的，以此告诫人们不能用“五行”定向生克的固定模式来看待战争，而要认识到如同“水无常形”，“兵无常（成）势”，故而“战胜不复”，从而强调战争领域的变化莫测，强调要积极主动地适应变化、掌控变化，“应形于无穷”，“因敌变化而取胜”，即利用矛盾相互转化的原理，根据形势变化而调整、变更战略战术，以求出奇制胜。［14］按孙子说论，从因应对象来看，要“知”敌而“备”敌、“随”敌而“动”敌。首先，要“知”敌。即采取“策之”“候之”“形之”“角之”等多种手段以探敌虚实，以“知诸侯之谋”。其次，要“备”敌。在“知”敌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备敌，做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以虞待不虞”，就可有备无患，以逸待劳。倘若不知敌且不善于备敌，就可能由“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之主动，而变为“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与“必擒于人”之被动。第三，要“随”敌。在对敌手透彻了解与有效防备的基础上，还要随时寻找战机，“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最后，还要“动”敌。即善于通过示形造势迷惑敌手，“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善于刺激，“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善于诱骗欺蒙，“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利而诱之”；善于通过情报间谍活动牵制摆布对手，使得战由我出。总之，只有“知”敌而“备”敌、“随”敌而“动”敌，才能“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才能“为敌之司命”。从因应内涵来看，主要是“因形”与“任势”。先看“因形”。孙子所说的“形”，主要是指战争中客观、有常、易见的因素，是一个实力与优势概念。“形”有静态、动态之分，动态之“形”与“势”相近。其所谓的“因形”，包括示形、探形、造形与制形。我方通过主动示形可以调动敌手，“形之，敌必从之”；通过陈师部列加以试探而知死生之形，“形之而知死生之地”；在“度”“量”“数”“称”“胜”环环相扣的实力基础上，制造“以镒称铢”“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之形，就可造成一泻千里、不可阻挡之势；而能做到“形人而我无形”，达到“无形”而“形圆”，使得“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我所以制胜之形”，就可“应形于无穷”，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再看“任势”。孙子所说的“势”，主要是指战争中能动、易变、潜在的因素，如指挥的灵活、兵力的使用、士气的勇怯等［15］56－62，“势”与“形”密不可分。孙子主张储备实力，利用优势，制造机变，所谓“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在其看来，“任势”者，并不求全责备，而是善于捕捉玄机，根据需要而灵活利用奇正、强弱、分合之变，营造“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的险峻之势，使得“齐（怯）勇若一”，以收“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之效，从而巧妙地“运用力量，因势施谋，借势成事”［16］225。从因应原则来看，孙子强调要“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也就是要权衡利弊而采取灵活适宜的行动。具体而言，首先要“杂于利害”。在其看来，明智的将帅，一方面能“尽知”利害而兼顾利害；另一方面又能做到“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即变迂为直，转害为利。其清醒地认识到，“利”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使我方“胜敌而益强”，也可使我方虽然“战胜攻取”却因“不修其功”而置于难以收拾的凶险之境。故而，要通盘考量利害得失情况，采取周全的因应措施，不可顾此而失彼，更不能因小而失大。其次，出于长远考虑，为追求“安国全军”之大利，“兵不顿而利可全”之全利，“唯民是保，而利于主”之重利，而非短浅之利、微薄之利、破损之利，孙子强调要贵胜主速。因为，春秋时代的诸侯国比较小，人力、物力、财力很有限，一般都经不起旷日持久的战争，“久暴师则国用不足”。长期用兵作战，必然消耗巨大，挫伤锐气，导致国力亏空，军民疲敝，让人有机可乘，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取胜即可，不宜拖延，更不能穷兵黩武。

第3篇

通读孙子兵法，发现它是1部完整的哲学体系，至少有4个层次：

第1个是理念问题。孙子对战争的理念是“慎战”，即谨慎地对待战争。引申到商业上，我们也应该先建立我们的商业理念。当代比较先进的商业理念有：“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成就任何事情都要付出代价；“双赢、多赢”在为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同时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这样别人才有可能帮助我们成功。

第2个是战略思想问题。首先，孙子推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主张以最小的代价争得最大的收益。其次，他提倡先发制人，用兵不能被动挨打，要主动进攻。最后，他认为用兵应该速战速决，在最短时间内取得最大的战果。在商业上，我们也应该借鉴这种战略思想。企业目标之1就是以最小的成本代价获取最大的利润。物流及资金，特别是资金，周转周期越短，增值的幅度就越大。还有生产率的问题，这些都涉及到时间。在某种层面上，时间就是金钱。所以，在知识经济大背景下以及在遵循事物发展规律的前提下，“速战速决”应该成为我们重要的商业思想之1。

第3个是战术思想问题。其1是“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思想，即调动别人而不被别人调动，就是掌握主动权的问题。其2是“知彼知己”的思想，这涉及信息情报的问题。其3是“避实击虚”的思想，就是主张用自己的优势去打击别人薄弱而又关键的环节。“致人而不致于人”应成为我们为人处事的信条，尤其在商战中。掌握主动权，是事业成功的关键1环。在市场竞争中，你不了解情况无所作为，情况了解得不充分你就不敢有所作为，所以要“知彼知己”。这就要求我们搞“信息战”，虽然获取信息、情报是要付出些代价的。不但要求“知彼知己”，而且要早知，信息情报要有时效性。“避实击虚”思想在商场中就表现为“集中化战略”、“差别化战略”。“集中化战略”就是把自己的优势集中到1种产品、1个市场甚至是1种工艺。“差别化战略”强调的是在对手强大实力范围外而有潜在商机处有所作为。

第4个是治军理念。这就是“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思想。就是用政治教育、物质鼓励、精神鼓励来教育军队，统1军队的思想；用严格的军纪军法管理军队，以此来统1军队的行动。“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双管齐下，互补协调，才能使全军团结1致，令行禁止，无往不胜。如果想建立这样1种“无往不胜”的商业团队，务必要贯彻“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思想，处事“刚柔相济”，待人“恩威并施”，1手“胡萝卜”，另1手“大棒”，这样整支团队既有巨大的动力又有适度的，还有什么不能攻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