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县计划范文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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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县计划

第1篇

关键词：西部；贫困县；城乡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6-0119-03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城乡关系转入了以工补农、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新阶段。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实现“城乡一体化”，新一届政府将城乡一体化改为“目标，把实现中国“城乡一体化”的战略目标确定为自己的战略责任和目标，并落实在今后将实施的制度创新与社会进步的综合实践中。近年来，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中国各地做了大量工作，但不可否认，工农城乡关系不协调仍然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特别是西部地区。

西部地区是中国的资源富集区域，同时也是中国贫困县最集中的地区，资源型工业发达，同时大量的农村积贫积弱，二元结构非常突出。与东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农村内部的自我发展能力弱，可挖掘的发展潜力不大，更多的需要借助外力的推拉作用，这种推拉主要体现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带动。西部要和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加快突破城乡二元结构这个关键，本文是基于对云南省兰坪县进行的调研，对有条件实现工业反哺农业的贫困县如何实现反哺的路径思考。

一、以工补农是推动兰坪县域经济发展的突破口

云南省兰坪县是一个典型的资源富集型国家级贫困县，最大的优势是资源，最大的县情是贫困，具有“富饶的贫困”的二元经济特征。首先，兰坪是一个资源富集、极具发展潜力的县。有着十分丰富的有色金属、水能、生物、旅游资源，兰坪凤凰山铅锌矿探明储量1 439万金属吨，为亚洲第一大铅锌矿，是亚洲已探明的最大铅锌矿床，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储量上千万吨级的特大型铅锌矿床之一，潜在经济价值约1 000亿元。2005年资源开发以来，以矿产资源开采和加工冶炼为主的矿业经济作为全县的经济支柱，对全县生产总值贡献达80%以上，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在60%以上。其次，兰坪高山特色农业资源也特别丰富，具有产业培植基础。同时兰坪又是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一直以来，虽然地方政府致力于二元经济结构的调整，但是，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 556元，在全省128个县中排名一百二十二位，处于倒数第六位，城镇和农村收入比达1∶4.9，全县还有贫困人口达12.76万人，占总人口的67%。多年的积贫积弱致使兰坪农业基础非常脆弱，自我发展能力弱，需要大力扶持。

兰坪要实现县域经济的跨越发展，面临着如何培育多元化的支柱产业，如何优化现行产业结构，如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何推进工业化带动农业现代化，如何协调发展三次产业，提升兰坪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综合效益。化解这些难题的突破口就是创新以工补农机制体制，为兰坪的县域经济二次跨越发展提供初始推动力。

（一）丰富的矿产资源为兰坪实现以工补农奠定了基础

兰坪县的工业主要包括有色金属工业、电力工业、水电开发以及农产品加工四个主要方面。依托当地丰富的资源，兰坪县把开发矿产、水能和生物资源，矿电相结合，重点发展了以锌冶炼为代表的的有色工业。目前，兰坪县共有选冶企业61家，其中铅锌37家，铜20家，以有色金属采掘和初加工产业为支柱产业的兰坪县是典型的有色金属财政和有色金属经济。兰坪拥有的丰富的基础性资源，具备了做大做强政府投融资，撬动、带动、拉动社会资本的良好基础条件，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县域经济和矿冶工业的发展为兰坪实现以工补农提供了保障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兰坪的工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县域综合实力大大增强。2003年兰坪进行大矿整合以来，随着兰坪县矿产优势资源的开采和冶炼工业的建设和投产，特别是依托于凤凰山铅锌矿的金鼎锌业的规模化开采和冶炼，兰坪县各项指标得到快速增长，GDP、工业产值和财政收入等指标快速飙升。2005—2011年金鼎锌业累计上缴地方税费101 949万元，占全县总收入的68.44%，占地方财政收入的61.63%。 2006年，在云南实施工业强省战略中，兰坪县名列云南省重点培育的40个工业强县之一，并且正在兴建的兰坪县工业园区也是全省重点培育的30个工业园区之一。这些年，兰坪工业对当地GDP的贡献率迅速超过农业以及服务业，遥遥领先，工业积累也日渐丰硕。

据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当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1 000美元时，该地区即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在工业的带动下，兰坪2010年人均生产总值已达11 230元，已具备工业反哺农业，工业与农业相互促进、城市与农村共同繁荣的阶段。

（三）作为云南省探索以工补农改革试点县，以工补农成为兰坪县实现县域经济大跨越的突破口

2009年以来，云南省政府将兰坪县作为云南省探索改革试点县和先行先试区。此时，兰坪面对的是过度依赖简单的“采掘式”增长模式发展起来的工业，要靠这样的资源红利的积累很难快速实现兰坪的跨越式可持续发展。兰坪主导产业是围绕资源开发而建立的采掘业和初级加工业，经过多年的高强度开发，资源储备逐渐走向枯竭，一旦主导产业衰退，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兰坪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甚至可能陷入举步维艰的地步。如何在资源逐步枯竭之前，提前谋划布局，实现资源型县域经济的转型，是兰坪县域经济发展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要做大兰坪的经济总量，切入点就是以工补农：首先，工业反哺农业，建立合理的城乡资源分配格局，可以拓展兰坪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为增强县域经济竞争力创造机遇。其次，反哺农业不仅可以改变农业在县域经济中的弱势地位，使农业发展有一个较好的条件，以抑制工业化进程中对农业资源过多地转移，而且也是一个地区发展由追求经济效率转向追求社会公平和民生为主的转型。再次，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战略，可以更容易摆脱“资源的诅咒” 和“资源陷阱”，有效解决后续可发展的支撑产业问题，从而增强地区资本的竞争能力，增强主动地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实现县域财富长期持续的积累。并通过财政和市场的方式，加大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投入，在运作形式上实现资源—产业—资本—人才的提升。把对资源的依赖转变为依靠资源产业的积累来积极寻找并培育新的经济“发展极”，使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兰坪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以工补农，实现农工互动，城乡统筹，有利于释放兰坪经济社会发展能量，是兰坪科学发展观的理性选择。

二、工业反哺农业长效机制体制的建立有利于化解多年来兰坪经济发展的瓶颈

（一）城镇化发展滞后，不利于兰坪实现县域经济的财富积累

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城镇化。县域经济的发展，无外乎三个环节：财富的创造、财富的积累、财富的分配，其对应的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工业化高效创造财富，是投资的产出效应；城镇化有效积累财富，是消费的产出效应；市场化优化配置财富，是投资和消费的产出效应；而农业产业化的本质是工业化，抓住了“三化”就抓住了区域经济的动力机制，而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就是以“三化”转化三农、带动三农、服务三农。因此，省里提出来“三化同步”，即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兰坪县城镇化水平不高，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常年维持在87%左右，城镇化率为27%，比全省平均水平36.8%低9.8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50%低23个百分点。县域是城市经济和乡村经济的结合部，也是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与农业、农村、农民的交汇点，更是三农的载体、平台和龙头。在宏观经济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是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方式。滞后的城镇化不利于兰坪县域经济的发展，城镇化是兰坪经济实现财富积累的重要平台，扩大城镇化平台，可以打开通道，富集要素、提升人气，可以形成体系，城乡一体、促进县域经济大跨越发展。

（二）经济结构单一，增长模式过分依赖于资源型产业的特征，凸显兰坪县域发展的局限性

有研究表明兰坪县历年GDP、工业总产值与金鼎锌业销售收入三个指标的相关性分析显示，金鼎锌业销售收入与兰坪县GDP的相关度为0.989，与兰坪县工业总产值的相关度为0.997。兰坪县的GDP增长轨迹与金鼎锌业的增长轨迹基相同，反映了兰坪县的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一个金鼎锌业，并且是处于产业链低端的资源型产业。并未摆脱高投资、高能耗、低质量、低效益、低附加值的资源采掘型经济增长模式。这也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兰坪经济下滑的脆弱性。

仅仅一个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就占据全县工业经济80%以上，凸显工业结构的不合理，县域经济发展对当地的自然资源具有较高的依赖性。这种以自然资源为单一指向的产业，资源利用面窄，产业链较短，产品深加工不够，自我调整能力低下，后续替代产业弱小，有一定规模的配套产业群难以形成。同时，资源型产业是典型的上游产品，不管是产品的价格还是对产品的需求，都与宏观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任何一次经济波动，资源型产业都会受到波及，规避风险的能力低，从而给地方经济带来重创，因此兰坪需要构筑多支柱产业支撑体系。

（三）主导产业带动力不强

首先，目前兰坪县的主导产业大多集中在矿产开采和初级冶炼业，产品加工层次低，表现在工业总产值中，采掘业、原材料工业的比重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0%以上。采掘业需要的是廉价的低技术劳动力，对科技人才需求少。而资源部门是靠天吃饭靠山吃山，长期看边际效益递减。资源主导的产业结构制约着制造业的发展，也制约着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科技能力的提升，资源采掘业的短期红利的代价是牺牲长期性的增长和自我革新的动力。其次，资源开采型主导产业没有与农业形成带动和互惠共生关系，甚至在资源分配上，还体现出一定的挤出效应。另外，由于经济发展过分依赖资源开采业，造成第三产业及接续替代产业发展的滞后。

（四）贫困问题仍旧突出，农业还停留在传统农业阶段，弱势的农业与兰坪县工业强县的地位形成强烈反差

2007年，兰坪县第一、二、三产业结构为6∶78∶16，2011年，兰坪县第一、二、三产业结构为11∶57∶32，虽然五年来产业结构逐步优化，但是深层次的矛盾却隐藏其中。2011年兰坪县的第一产业2.96亿，位列全省一百二十位，而第二产业增加值15.31亿，却位居全省59位，资源型工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工业指标反映的富裕却掩盖不了贫困状况，资源红利的背后埋藏着资源的诅咒。农业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兰坪县是全国扶贫重点县，大部分人民生活依旧贫困。2011年底，全县还有12.76万人处于贫困状况，绝对贫困人口达4.7万人，按新的贫困人口衡量标准，预计贫困人口将达到15.6万人，并且主要分布在农村，占全县总人口20万人的近64%。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收人为农民人均收人的3.6倍，2011年，这个数据扩大到14.4倍。2011年兰坪县的第一产业2.96亿，位列全省一百二十位，农民均纯收入2 556元，全省排名一百二十二位，列倒数第六位，仅为全省平均农民人均纯收入4 722元的55%，全国的37.46%。由此看来，兰坪县的三农问题突出，农民仍然没有摆脱贫困。农村已经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使得农村这种低生存水平的收入具有一种制度决定的稳定性，农民处于一种贫困的恶性循环状态，甚至将进一步恶化。

三、西部资源富集贫困县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一）建立工业反哺农业机制，拉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1.深化工业反哺农业财税体制改革，加大工业反哺农业资金的保障力度。首先是调整利益分配机制，提高增值税及所得税税收返还比例。增加返还地方比例小，强化地方财力，增强工业反哺农业的财政投入能力。其次，及时调整利益分配机制，改革资源税的征收方式。兰坪县资源富集但财政困难现象突出，资源税应由“从量计征”改革为“从价计证”，有利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有利于确保资源的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促进资源富集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再次，调整利益分配机制，全额返还县级征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现行矿产资源补偿费的返还比例过低，返还的补偿费难以解决资源开发中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和大量失地农民的生产发展问题。

2.建立工业反哺农业政策引导机制。一是建立金融保险对农业的投入机制。针对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产业结构单一、农民抵御风险能力低下、农村公共事业滞后的状况，在政府直接投入资金是有限的情况下，通过政策杠杆引导非农资金对农业产业。二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的原则，探索建立或内生态补偿机制，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改善。

3.建立和完善补农扶农机制。一是建立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积极探索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有效实现途径，鼓励通过转包、转让、出租、土地入股等流转方式，实现土地的连片集中，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二是建立征地补偿制度。要按照征地使用的不同性质，制定不同的补偿范围和补偿标准，对征地的进行分类补偿就业，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切实维护失地农民的利益。三是建立企村帮扶机制。企业在创造利润的同时，还必须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应把企业的发展与社会责任挂钩，把生态环保意识，植入到企业的社会责任之中。

（二）充分挖掘高原特色农业潜力，推动农村发展

1.因地制宜，优化高原特色优势农业的空间布局。首先在农产业的空间布局上，适应兰坪县高原立体气候的特征，进行立体农业分类布局，综合开发。在种植业上，形成以优势食用豆、高山优质杂粮、中药材、蔬菜、水果为主的粮食、经济、饲料作物三元结构，建立生产基地，保障产品的产值和品质；在畜牧业上，围绕建设百万头商品畜基地的目标，调整和优化畜牧产业结构，不断提高肉禽蛋奶的产量和质量，重点开发兰坪县特有的乌骨绵羊产业和绒毛鸡产业，建设养殖示范基地，带动农户扩大养殖。其次，在科技扶持上，加大优势特色新品种的选育和推广力度；加强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形成科技人员到户、良种良法到田、技术要领到人的科技成果快速转化推广机制，大力扶持科技示范户，推广主导品种、实用技术。

2.实施重点农田水利建设工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是增强农业抗御自然灾害能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兰坪县围绕20万亩高产稳产农田建设，重点推进黄木水库、弥勒坝水库建设、6个病险水库的加固和骨干水利设施的防渗改造，提高农业抗灾能力。

3.积极培育龙头企业。围绕兰坪县的优势特色农产业，选择一批符合区域布局、能发挥产业优势，具有一定规模和发展前景的龙头企业，加大扶持力度。通过强化政策落实，提升龙头企业发展能力；强化机制创新，提升龙头企业带农增收能力；在政策扶持上，要认真落实财政投入、金融支持、税收优惠、土地优惠、人才支持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在资金扶持上，要定期安排农业产业化专项资金，重点扶持龙头企业。支持龙头企业引进技术设备，建立稳定的生产基础，通过多种方式与农民建立稳定的购销关系，发展多种经营模式，不断完善农业产业化的经营机制和利益联系机制。在产业扶持上，加大对涉及畜牧、蔬菜、水果、中草药四大支柱产业的龙头企业的扶持，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品牌化生产，规模化经营。

参考文献：

[1]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发展计划纲要文件汇编[G].2011.

[2] 云南省统计局.云南省统计年鉴[K].2001—2011.

[3] 云南领导干部经济工作手册[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7—2011.

第2篇

关键词: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对策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业经营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经营的新方式,是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有效途径。

一、现状分析

贫困地区在实施农业产业化过程中,经历了接触、认识、尝试等几个孕育积累的过程。就目前的现状而言,贫困地区的农业产业化工程尚处在起步发展的阶段,主要表现为:

(一)结合本地实际,以现有的经济技术条件为基础,创建一些具有本地特色的龙头企业

以靖西县(国家贫困县)为例,在发展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把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发展形成的山楂、桑蚕、烤烟厂等作为优势产业项目来加大开发,先后建成了茶叶加工、糖厂、大果山楂厂、生姜加工厂、烤烟厂等企业,如今大果山楂系列产品成为靖西乃至广西有名的土特产品,烤烟形成了广西具有较大影响的烟草科技园区,成为国家烟叶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和国内重要的原料烤烟生产基地之一。这些项目的开发和加工企业的建成,为当地农业产业化发展打下了基础。

(二)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化初具规模

按照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指导方针,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在借鉴了发达地区的经验后,开发形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经营模式,从靖西县的情况来看,当前主要的经营模式有:

1、企业+基地+农户型。这种模式主要是龙头企业派出生多家子企业,形成基地生产,再通过利益纽带把农户联系起来,形成专业化生产规模。如该县的茶叶生产、甘蔗生产、水果生产均以加工企业消化吸收原始产品,保证了产品销路,农民直接参与第一生产环节的分配,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

2、公司+农户型。这种模式主要是龙头企业通过利益纽带直接把农户、生产、市场等要素联系起来组织生产。如烤烟生产,即由烟草公司负责收购-调运-销售,农民负责生产、烘烤,烟草公司负责产前、产中、产后及收购服务。

3、市场带农户型。这种模式主要是当地农户根据某种产品在上一个生产周期的市场供求关系,自订计划和生产、销售。这种模式对农户和市场特别是区域市场的影响产生的效果是明显的,而且能够由市场带动农户形成一定的商品生产和投放规模。

以上3种模式只是某一贫困山区县在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中出现的探索性模式的静态描述,难以涵盖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同时,瞬息万变的市场导向也将使农业生产要素的聚集和扩张、优化组合,不断改变其运动方向和形式,从而必然出现和形成具有不同内容结构的动态模式。

二、贫困地区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业产业化经营出现某些偏离实质方向的误差

农业产业化,从其构成的要件和实际操作所涉及的问题来看,它具备农业经济和社会系统工作的特征,体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贫困地区在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中,往往不能很好地把握农业产业化的基本特征,常常简单化地按照“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企业化管理”、“一体化经营”硬性推行产业化,结果出现违背农民意愿,最终导致项目开发在一定程度上失败的教训。

(二)农业产业化基础体系亟待完善和健全

1、经营主体结构松散,缺乏系统的组织和约束。靖西县的农业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还存在着相互脱节的情况,农户这一主要的经营主体权限于农副产品的生产,要进入产品加工增值阶段还需具备相当的条件。企业、基础、农户等产业链所呈现联结方式比较简单,缺乏必要的约束机制和内在相互依存的紧密需求。

2、形成龙头企业的基础薄弱,带动能力差。龙头企业还比较少,缺乏能够带动本地区某一产业发展的大型龙头企业。目前,贫困地区的龙头企业大多为生产设备落后、老化的、简单的农产品加工型,而科技含量较高的市场型、科技型企业还不多见。龙头企业缺少必要的经营资本,一些企业的产品由于缺少足够的经营资本,产品无法向高、精、新方面开发,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效益。贫困地区大多数龙头企业未能真正实现集信息、科研、加工、运销等功能于一体的服务调控阶段,缺乏有力的带动作用。由于这些制约因素的存在,贫困地区现有的丰富的农业资源还难以实现深度开发和多次转化增值,资源优势未能实现向经济优势的转化,企业缺乏优质有竞争力的产品,无法实现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

3、缺乏真正的主导产业。目前,贫困地区的不少地方所谓的主导产业,并不具有主导产业应有的特征,某些贫困山区县,还存在着县里有几个所谓的主导产业,乡里、村里又各有自己的主导产业的混乱局面。这些地方由于重点不突出,技术指导不能全面到位,出现了县与乡、乡与村项目争地争人争钱以及盲目重建的矛盾,反而使一些真正具有优势的项目开发无法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影响了产业的规模经营。

(三)社会化服务体系功能不够健全,不配套

抓单个环节服务和零星服务的多,抓产、供、加、销一条龙全程服务的少。就整个农业生产包括流通环节来说,提供收购、加工、运输、机耕、灌溉、信息服务等仍是薄弱环节,不能真正实现产前、产中、产后系列化服务。

此外,还存在一些相当突出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运行机制尚需不断完善,特别是管理体制、政策法规、内部利益调节等方面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发展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主要是产业化的体系和相应的组织机构还没有真正得到健全;经营主体条件在法律意识,科技素质、经济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对策探讨

农业产业化是发展农村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是扭转农业长期低效弱质局面的根本出路,是引导农民进入市场的有效组织形式。对于贫困地区来说,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这一紧迫问题,关键是要提高当地农业的经济素质,加速发展农业产业化步伐。

(一)提高认识,明确指导思想

贫困地区在实施农业产业化过程中,要针对存在问题,加强对农业产业化经营本质和内涵的正确理解,要克服那种把农业产业化经营只简单地理解为“产供销一条龙服务”或“公司+农户”的片面认识。所谓农业产业化,按照当前经济理论界的提法,就是农业产业系列化,它是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为中心,以本地资源为基础,按照市场带“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联农户的形式,优化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区域性主导产业实行专业化生产,系列化加工,企业化管理,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逐步形成种养加、产供销、农工商、内外贸、经科教一体化的生产经营体系。用这一理论作为参照系来衡量当前贫困地区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不难发现,贫困地区的农业产业化,多数还处于发展雏形,处于起步的阶段,发展形态还不具备应有的特点,组织和机制还未具备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条件。当前,贫困地区要在正确把握它的本质的基础上,明确指导思想,真正把农业产业化当作是实现农业“两个根本性转变”,整体推进农村经济的重要工作来抓紧抓好,抓出实效来。

(二)集中精力,加大投入,切实抓好基础体系建设工作

1、要做好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发展工作。生活在贫困山区的广大农民群众,由于种种原因,综合素质比较差,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大量的实践证明,单靠农户独家闯市场比较困难。为了避免投资的盲目性及减少风险,目前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由龙头企业带着农民闯市场,龙头企业一头连着国内外市场,一头连着千家万户,能够凭借其优势实现信息、销售、生产、运输诸关键环节的紧密联系,较好地解决带农民按经济规律进行生产和投资组织的问题,更好地实现与大市场的对接。

2、因地制宜,精心培育主导产业。主导产业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主要内容,贫困地区要发展和培育主导产业,应特别注意在保证有效的粮食种植面积的前提下,立足本地资源,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名特优产品为开发重点,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避免小而全,大而全的趋同结构,抓住特殊产业和优势产业大做文章,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1997年靖西县在地州乡实施优质烤烟生产产业化经营,当年全乡连片种植春烟2550亩,总产值213,70万元,到2007年平均亩产值已达3500元。

3、加大扶持和投入力度,抓好区域性商品基地的建设。农产品的商品基地,是龙头企业的依托,也是产业化经营的基础。贫困地区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群众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这就决定了这些地区的农业产业化,要实行优惠的产业政策,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主要方面给予大力扶持,要坚持“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保护农民的合法利益,确保农民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应得的实惠。同时,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探索农户与公司之间的供求关系,建立一种新的体制和机制。

4、努力加快区域性市场体系的建设步伐。一是抓市场主体的培育;二是抓市场体系的建设,要不断完善各类要素市场;三是要抓市场的配套设施建设,保证市场渠道畅通和正常运行;四是要抓好市场的管理,维持市场的稳定,为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平等竞争的条件。

(三)努力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化服务体系发育程度的制约,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就是要把农村社会化服务延展到产前、产中、产后,对整个农村经济活动提供全方位的系列化服务。应从信息、科技、经营、销售、信贷等服务方面着手,充分发挥现有的服务组织的功能,利用龙头企业及其他产业组织,抓好科技培训、信息服务、物资流通、金融信贷等工作。

(四)采取措施,全面提高贫困地区广大农民的整体素质

农业产业化,客观上要求参与产业化的广大农民群众,具备较高的文化科技素质。贫困地区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比较低,生产技能比较差,这是制约当地农业产业化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主要因子。为此,应抓住实施农业产业化这一契机,积极培训农民技术人员,全面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必要的科技文化基础。

(五)不断提高经营主体的法律意识

当前,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时期,经济运行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为市场经济产物之一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个特殊时期的烙印,因此,要保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有序进行和健康发展,就必须不断地提高经营主体的法律意识,明确各自的责、权、利,自觉的规范经济活动行为,保证农业产业化顺利进行。

(六)切实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一种较大范围内的生产要素的积聚扩张和优化组合的产业体系,这必然对区域的市场供求关系和消费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为了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政府要加强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宏观调控。要通过制定合理的区域经济布局原则和投资原则,使农业产业化合理地利用经济区域内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等有利条件,促进经济潜力和特长的充分发挥,保证农业产业化健康稳步发展。

(七)要正确把握发展农业产业化的速度和效益关系

实施农业产业化需要有个渐进的过程。因此,要坚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原则,从区域内的经济整体出发,在充分考虑区域经济技术条件以及其他可能影响产业化发展诸多因素的情况下,确定合理的产业发展速度和相应的生产规模。

(八)要进一步推进农村的改革发展

第3篇

笔者从繁杂的工作中跳离出来，悉心分析，冷静思考这个问题，把观察与感受拿出来与大家探讨。

一、专业线化妆品困境根源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专业线化妆品行业刚刚兴起，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专业线美容化妆品行业开始飞速发展，化妆品生产厂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行业竞争激烈，这为很多企业发展到今天的困境埋下了根源。由于上市初期依靠各种营销模式和产品概念将品牌从一种空白挤进激烈的行业竞争中，并取得了一部分客户的认可，但市场竞争激烈，几年过后，营销模式还是在前几年的模式上进行简单的翻新，厂家疲倦了，美容院麻木了，没有创新的模式刺激市场，市场处于停顿状态，产品出货量少的可怜。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里似乎缺少了什么？其实是缺少了一个企业长期发展的关键，即品牌建设。品牌是一个企业屹立市场的招牌，她融合了企业的“智慧与精神，主张与观念，品质与情感”，缺少了一个让消费者真正认可的品牌，则缺少了号召客户的能力，难能保持客户忠诚度，也难能突破狭小的客户圈子。于是企业开始寻医问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长期规划，每年都在重复的靠营销手段让客户短暂信任，下一年重新再来，企业老总也满足与当时的业绩，因此，品牌做了很多年也没有形成让客户信赖的优势，在客户眼中，那只是个牌子而非品牌，可以随时抛弃。

二、业绩难能突破的恶性循环

在中国市场，专业线化妆品行业的发展很快，也很乱，真正以战略高度规划市场的企业寥寥无几。因为没有强有力的品牌支撑，营销手段用尽之后业绩将出现下滑，归根结底，企业的业绩上不去是品牌的弱势所造成的，品牌建设是专业线化妆今后长期发展的唯一出路，这个道理很多企业都知道，然而大手笔的建设品牌又是企业老总们不敢轻易决定的。一方面品牌弱，导致业绩差，一方面想推品牌，却没有足够的预算和整体的推广案，长此以往，恶性循环，品牌推不起来，业绩也难能突破，市场运营举步维艰，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盲目局面。

三、对顾客利益与需求的漠视

对于很多中小企业来说，往往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出现凭经验和感觉做市场的现象，盲目的以企业自身的资源、优势去开发生产产品，然后强势的要求市场人员在有限的范围推广，灌输给客户，然后期待市场的火爆。事实上企业确实赢得了一部分客户，因为中国市场范围很大（中国有23个省、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不管怎样，只要有产品（无论好坏）总能吸引到一部分客户，这些客户似乎可以养活企业在原有的规模上生存，企业老总则以为这样的决策似乎对了，只是时机和运气或者执行的不够好，所以等待下一次的好运。其实，这样的企业因为缺少科学的市场调研，和以客户需求角度研制产品，企业只抓住了少部分客户，而失去了广阔的市场，这样只会使企业越来越陷入困境，终将被市场所淘汰。

四、对常规营销行为过分期待

1、对于专业线化妆品来说，每年都要进行市场人员的培训，终端美容师的教育，企业往往希望通过这些手段提升业绩，其实专业线化妆品发展多年，人员培训和美容师教育已经是非常平常的营销行为，需要做的就是认认真真把培训和教育做好，让员工和美容师杂杂实实的掌握产品，而不能期望把教育和培训转换成一种销售行为，否则将失去教育培训的根本目的。

2、每个品牌都会有促销行为，结果的好坏要看对促销的设计。有些企业依然以过去式的眼光设计促销，因为过去成功过，结果将整个销售任务全部压在促销上，期望带来火爆的销售，然而促销期过后，赠品剩了一堆，海报剩了一堆，这就是过分单纯依赖促销，而没有对促销和助销进行整合，使得经销商只看到了促销的方式，而没找到合适顾客接受的销售方式。

五、渠道失控，厂家无力招架

第4篇

同志们、同学们、家长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20**年贫困大学生救助金发放仪式，帮助今年*名经济困难家庭大学新生解决燃眉之急，这一爱心善举，充满温情，传递着正能量。在此，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向不畏生活艰辛，在逆境中奋进，在奋斗中成才的学子们表示祝贺！向长期以来，积极开展助学活动的各级慈善组织和广大干部职工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直以来，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教育，十分关注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特别是今年，国家实施脱贫攻坚以来，县委、县政府针对贫困大学生上学难的问题，认真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扶贫措施，为确保所有贫困大学生都能顺利入学，开通了“贫困大学生助学奖励基金、国家助学贷款、困难补助”等“绿色通道”。另外，从今年秋季开学起，我省全面实施“十三年”免费义务教育。这些举措的落地生根，必将标志着一个多元化、体系化、制度化的资助体系正在逐步完善和建立，必将为顺利推进贫困大学生资助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也必将会为更多的贫困大学生提供资助帮助。县委、县政府也有信心、有决心，秉承优良传统，把**资助贫困大学生这项民生工程做好，让贫困学生得实惠，让广大群众满意。

一直以来，县慈善组织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动员和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和社会各界人士，发扬人道主义精神，慷慨解囊、奉献爱心、广施义举、扶贫济困，积极开展各类募捐活动，已连续*年开展资助贫困大学生工作，共支出*万元，资助贫困大学生*人，为贫困学生家庭缓解了困难，为我县和谐发展作出了贡献。

改革开放30多年来，说到**，大家都知道**人民打造了三大名片，一张**茶，一张金丝峡，还有一张就是**教育这棵常青树。**教育高考上线万人比连续*年位居全市第一，可以说**人民创造了教育奇迹。今年，我县高考再次取得可喜成绩，在参考人数持续减少的情况下，高考各项指标稳居全市前茅。全县*人参加高考，一本上线*人，上线率*7%，居全市第一，高出全市平均上线率9.71个百分点；二本以上上线876人，上线率55.65%，居全市第一，高出全市平均上线率10.68个百分点；600分以上高分段人数达71人，居全市七县区之首。这些骄人的成绩，得益于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得益于广大莘莘学子的“十年寒窗”，得益于广大教育战线同志的辛勤培育，也得益于广大家长朋友的默默支持，更得益于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爱心人士的解囊相助。

今天，借参加贫困大学生资助金发放仪式的机会，我就资助大学生工作，讲几点意见：

一是资助大学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支持。

同志们，爱心助学活动不仅仅是简单的救助，更是营造一种社会氛围，净化一种社会风气，呼唤一片社会真情，倡导一种文明。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为捐资助学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要宣传党和政府对贫困家庭学生的关爱，宣传资助贫困家庭大学生活动的重大意义，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捐资助学工作的认识，使捐资助学深入人心，变为大家的自觉行动。要及时宣传在捐资助学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例，通过示范带动，动员和激励更多的的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积极参与到捐资助学活动中来，为更多的贫困学子雪中送炭，实实在在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二是资助大学生是一项民生工程，需要各级各部门的担当和负责。

小善举、大爱心，筹资善款，资助贫困大学生工作，是关注民生，服务全县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实际举措，是顺民意、得民心的德政工程，对于构建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级党政组织、事企业单位要积极开展资助贫困大学生工作。尤其是教育部门要全面落实好教育扶贫政策，要做好大学生生源地贷款等工作，切实为贫困学生顺利入学、完成学业提供保障；要建立健全有关制度，投入更多的精力，把每一项资金管理好、发到真正贫困的学生手里，自觉接受各方面的监督。全县各级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广大爱心人士继续发扬大爱无私的奉献精神，伸出援助之手，积极资助贫困大学生，让每一位贫困学子都能顺利入学。救助一个贫困生，就是拯救一个家庭，就是放飞一个希望。你们的一份关爱，将改变一个孩子一生的命运，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一次善举，将激起更多人对党、政府和社会的信任。众人拾柴火焰高。只要大家都能献出一点爱，每一位贫困学子的大学梦就会变为现实。我们真诚希望各部门各单位各企业积极行动起来，为贫困大学生送去一片真情和关怀。同时，希望各级党政组织、事企业单位、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家要积极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给慈善事业注入经济实力，壮大慈善救助能力，使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够得到帮助。

三是资助大学生是一项社会公益工程，需要广大贫困学生的秉承和传递。

第5篇

关键词：土族；贫困妇女；文化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2)04-081-02

青海土族贫困妇女贫困的长期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贫困已经内化为一种文化贫困。在贫困的基础上形成的土族贫困妇女的生存、生活方式，本来是一种对资源极度匮乏状态的文化适应，可是当她们的行为方式成为习惯后，就逐渐远离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成了一整套自我适应的价值观念，进而演化为一种精神的贫困。对各种社会问题不感兴趣的懒惰心理，是干旱和半干旱的偏远山区即经济贫困人口比较集中的区域，经常可见的文化特征。

一、青海土族贫困妇女文化教育现状

青海属于欠发达的多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水平较落后。青海省尤其是民和县、互助县等一些偏远地区的土族贫困妇女，受文化水平、家庭地位、经济收入、文化教育观念、、生活习俗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其经济贫困已演变成精神文化的贫困。所以，通过文化教育使贫困妇女精神脱贫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探寻出一套符合实际的少数民族贫困妇女文化教育救助机制，才能推进青海土族贫困妇女脱贫的步伐。

1.青海土族妇女文化程度比较低下，文盲率高

接受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了青海土族贫困妇女的整体素质。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土族贫困妇女接受教育的程度低，技术缺乏，观念落后。调查还发现，虽然法律规定男女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但在青海，由于受传统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土族贫困妇女受教育的程度要远远低于男性。土族妇女文化程度偏低，文盲率偏高，极大地阻碍了土族贫困妇女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当地经济的发展水平。青海省应将扫盲重点放在土族贫困妇女和少数民族妇女群体上，并采取有效行动；应由单纯的识字教育向既学文化又学技术的功能性扫盲教育转变，通过举办种植、养殖、纺织、缝纫等便于妇女参与的各种形式的扫盲班，实现土族贫困妇女脱盲；同时，组织科技人员深入贫困、偏远乡村，把种植、养殖实用技术送到广大妇女手中，以学技术带动学文化，以学文化促进学技术，有效调动土族贫困妇女学文化的积极性。

2.农村妇女成人教育有待进一步加强

农村妇女教育培训是扫盲教育的重点和难点。有研究显示，扫盲教材是成人扫盲教育的关键环节，但其建设却严重滞后，不但数量严重不足，而且内容与实际生活和生产脱节，缺乏针对性、实用性、速成性以及趣味性，难以激发农村妇女学习的兴趣。农村妇女成人教育有待进一步加强，应通过开展各类培训、竞赛活动，帮助青海土族贫困妇女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条件，进一步激发其劳动热情和创新活力。

3.教育中存在着严重的性别不公平问题

不少家长在子女的教育上存在明显的性别偏好，这一偏好限制了女孩的受教育机会。在“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下，不但学龄女童辍学率较高，而且多数女童在义务制教育毕业后难以进一步学习。如何帮助她们获得再教育和发展的机会，是新时期女童教育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对个别贫困女童的入学资助，有助于引导人们改变观念，克服困难送女童上学。

二、青海土族贫困妇女文化教育救助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青海农村发展相对落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土族贫困妇女家庭在负担子女教育费用方面面临严重的困难。政府或社会采取各种手段和措施，对土族贫困妇女实施文化教育救助，以保障其享有公平的教育，使处于不利地位的儿童身心得以健康发展，既是可行的，又是必要的。

1.政府对土族贫困妇女救助的比例和人数少

由于青海农村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资源比较落后和匮乏，青海农村土族贫困妇女很难实现文化教育的自救。因此，积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节功能，及时实施青海农村地区尤其是对土族贫困妇女的教育救助，成为促进青海省农村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政府加大文化教育救助力度，使青海土族贫困妇女有能力、有机会接受最基本的生存、生活和法制法规等方面的教育，对提高其脱贫致富的能力非常重要。

2.政府对救助的监管力度不够，供需矛盾突出

由于土族贫困妇女文化教育救助的工作人员配备不足，人才严重匮乏，以及缺乏对土族贫困妇女文化教育救助的宣传、指导，使得青海农村土族贫困妇女的文化教育救助的实施和发展缺乏管理和指导，文化教育救助交叉进行，效率不高。由于村委会对村级文化教育救助体系发展重视程度不够，致使大部分农民在闲暇之余无所事事，赌博、迷信等不良风气盛行，严重影响了青海农村的社会治安，不利于贫困妇女自身的安全，也不利于新农村建设的进一步推进；并且文化教育救助资金投入体制单一，资金来源缺乏，供需矛盾尤为突出。文化教育救助作为基础性保障，其是否依法进行直接影响到社会的正常运转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因此，对其运作进行有效监督是十分必要的。

三、青海土族贫困妇女文化教育救助中存在各种问题的原因

调查发现，青海省土族贫困妇女对文化教育救助方面的政策、法律法规的认知比率低下。从社会性别角度看，影响青海土族贫困妇女对文化教育救助政策认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

1.教育因素

青海土族贫困妇女受教育的程度普遍较低，这一因素大大制约了青海土族贫困妇女对文化教育救助的认知水平。青海偏远地区尤其是一些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大多数土族，仍然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的父权制社会，“男主外、女主内”思想盛行，所以，青海大多数土族女性无法与男子平等地享有社会的教育资源，农村偏远地区土族女童辍学的人数要远远大于男童。据笔者调查，有些土族贫困妇女说：“读不读书都一样，还不如在家看孩子”，“我不识字对我也没有什么影响”，“别人都不去扫盲，我也不去”，“我都老了，学不会了”，等等。

总之，青海土族贫困女性的教育水平严重阻碍了她们对文化教育救助的认识水平。

2.文化因素

在青海农村，尤其是民和县、互助县等偏远地区，不少家庭重男轻女，忽视女孩教育的现象尤为严重。重男轻女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在青海农村特别是农村落后地区，由于受到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强化而表现得更加突出。相当一部分家长让学龄女童在家带弟妹、帮助做家务。一些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子女的家庭，由于无力支付所有孩子的入学费用，往往会作出让男孩上学、让女孩退学的取舍。在他们看来，女孩早晚要嫁人，男孩才是家庭的后继人。而目前社会上确实存在着的男女在就业、政治、社会权益等方面的不平等，使得大部分家长更多地把希望寄托在男孩身上，造成很多女孩未完成应该享有的义务教育就辍学了。

第6篇

Abstract： The domestic A shares of 9 dairy listed companies continued to borrow and finance money through the capital market， realized the rapid growth of assets scale， changed profoundly their total liabilities， total equity and capital structure.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9 companies' capital structure， and analyzes the reality plights in many angles， finally puts forward proposals about enterprise value optimiz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of merger and reorganization，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关键词：资本结构；价值优化；负债率；权益率

Key words： capital structure；value optimization；debt ratio；equity ratio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34-0033-03

0 引言

我国乳品公司在“奶源争夺、渠道开拓、产能扩张、品牌建设”发展战略的驱动下，资本实力正逐步成为决定企业未来成长与壮大的关键因素，同时也宣告了行业资本竞争时代的到来。2005年起，国内乳品巨头纷纷寻求国内外上市，欲借资本市场的力量做大做强企业。新一轮的乳品企业上市热潮，不仅可以帮助企业获得社会资金支持，还可以优化企业资本结构、分散财务运营风险。截至2016年3月31日，我国乳品行业共有9家A股上市公司，其2016年一季报营业收入总计达234.71亿元，净利润总计达18.15亿元；其中，营业收入排名前三为伊利股份、光明乳业和三元股份，净利润排名前三为伊利、光明和贝因美，净利率排名前三为科迪、天润和伊利（详见表1）。

1 A股乳品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总体特征

资本结构理论历经新、旧历史发展阶段，已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新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成果为“分析了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资本结构的治理效应及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具体包括了“理论”、“控制权理论”、“信号理论”和“啄序理论”等。新理论中的“资本结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研究所涉及的为广义概念，为即负债资本与权益资本的比例关系，其计算为“资本结构=（负债总额÷权益总额）×100%”，公式中的“权益总额”不含少数股东权益。保持合理的资本结构，对现代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意义一是通过债务融资为企业带来财务杠杆收益和节税收益，有利于提高企业价值；二是通过影响投资者对企业经营状况判断以及投资决策，有利于影响企业价值；三是通过影响企业治理结构以及传递企业经营业绩信号，有利于判断企业价值。

2016年一季报显示，国内乳品A股9家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已达7，886，058万元，同时权益资本也发展到4，189，915万元（详见表2）。以上市公司为代表的乳品企业，正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打造行业发展标准、形成产业核心竞争的重要力量。传统的乳品四大巨头“伊利、蒙牛、光明、三元”，其中3家选择在国内A股上市，而蒙牛则远赴香港；A股三巨头的资产总额为6，321，729万元，占9家A股上市公司资产总额的80%强，行业发展优势明显、尤其是资本实力更胜一筹；同时，三巨头的负债总额为3，023，813万元，占9家A股上市公司负债总额的近85%，除三元股份外，伊利股份和光明乳业的负债率远高于其他6家公司的整体负债水平。表2中还可以发现，除天润乳业外，A股沪市乳品企业（伊利、光明、三元）的资产规模更大，融资能力（负债）也更强；而除燕塘乳业外，A股深市乳品企业（科迪、麦趣尔、贝因美、皇氏）也获得了良好的成长空间，权益总额（不含少数股东）和资产总额均已突破10亿元大关。在资本结构一栏中，光明乳业高达217%、伊利股份85%、科迪乳业84%、皇氏集团73%，负债与权益比例均远远超过业界普遍认可的60%上限；并且，A股9家上市乳品企业的总体资本结构比例为85%，超出了A股上市公司总体资本结构比例（63%）22个百分点；但是，诸如燕塘乳业、麦趣尔、三元股份等公司，因专注于区域经营、产品特色、客户维护等差异化战略，资本结构比例保持了较为合理的水平，企业后续融资（负债）和成长（资产）空间较大。总之，通过以上的数据和理论分析，国内以A股9家上市企业为代表的乳品行业，总体上呈现“资产规模增长迅速、负债权益水平不一、资本结构总体失衡”的特征。

2 A股乳品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现实困境

国内乳品行业在经历“三聚氰胺”、兼并扩张、奶源控制等特定事件与发展阶段后，行业“马太效应”愈发显现，“伊利、蒙牛、光明、三元”四巨头“强者恒强”，地方性乳业品牌在财力、实力、人力等方面更加处于劣势地位，而通过上市则可利用资本层面的力量寻求做大做强。另一方面，目前市场上能够实现正常经营的乳企，其年营业额均已达到亿元规模，初步具备登陆国内A股市场的资格，且以低附加值液态奶为主要产品的区域品牌，利润空间虽逐渐走低，但国内资本市场对三四线城市的乳制品消费前景还是十分看好，融资渠道仍可畅通。也正因如此，形成了国内乳品企业新的一波上市热潮，上市融资也成为企业求生存的重要途径。实现A股上市以募集资本市场战略投资更是一把“双刃剑”，不仅可以增强企业资本运营实力，还可以推动企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但盲目的资本扩张不仅会带来过高的资产负债，还会影响资本结构比例的合理性，进而波及融资效率、负债结构、经营利润等，乃至最终决定企业未来命运。

通过对表2数据的分析可知，国内A股上市的9家公司资本结构的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第一，总体资产负债率偏低，融资能力未得到有效释放。国内A股乳品上市公司总体资产负债率为45%，与G7国家相比（美国66%、日本67%、德国72%、法国69%、意大利67%、英国57%、加拿大61%）负债率较低，也即意味着上市乳品企业总体的资金杠杆率较低，其企业运营更加依赖权益资本的力量，通过资本市场吸收投资（负债）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第二，个体权益资本差异大，企业经营安全存管控风险。国内A股乳品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总额（不含少数股东）在8～216亿元的不等规模，权益率同时保持在35%～85%区间，两项指标浮动范围均较大，亦表示上述乳品企业的权益资本与债务资本在资本结构中所形成的主导地位不同，权益资本比率过低（如光明乳业）在企业运营方面存在理论上的财务风险。第三，资本结构总体失衡下，比例畸高与过低现象并存。国内A股乳品上市公司总体资本结构比例85%，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经验来看均明显偏高；传统MM理论所假设的“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资本结构比例（负债率）越高越好，它有助于企业扩大资金和生产规模，提升产品市场份额和企业竞争能力”，但同时也预示着企业财务风险的不断增大；个体来看，畸高如光明乳业217%，所有者就势必会存在对债务经营困难的考虑，而过低如燕塘乳业18%则为所有者利用资本市场的能力和渠道的欠缺。

3 A股乳品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价值优化

3.1 并购重组

A股乳品上市公司无论采取何种支付方式和会计处理方法，当实现对其他同业公司兼并重组后，其资本结构通常都将发生显著变化，但也并不意味着资本结构一定会实现优化；在企业并购重组的实际操作中，通过选择合适的目标企业，不仅可以有效节省资本结构调整的成本，还可以促进自身财务结构回归合理水平；并购前负债率较高的乳品公司，会更加注意利用资产重组与交易的契机，缩小与目标（合理）资本结构水平之间的差距，优化公司资产价值、成长价值和经营价值。目前，国内乳业发展两极分化明显，行业巨头的资产规模和市场占有不断扩大，地方性企业或区域性品牌的经营份额逐步萎缩，即使同为A股上市公司，同样也面临着“鱼吃虾”或“鼠吞象”的被并购和重组的风险，资本市场为上市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无限可能。

3.2 财务管理

“公司盈利水平与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张明亮，2015）”，因此A股乳品上市公司要努力提升整体盈利能力，降低对负债性融资的依赖程度，进而改善资本结构选择的空间，避免财务杠杆过高所诱发的破产风险；加强乳品公司财务管理顶层设计，以战略发展的角度持续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以差异竞争的手段不断培育特色优势产品，以消费偏好的思维重新适应市场细分变化，以科学经营的模式有效规避简单重复扩张，以人才至上的理念注重选拔高级财务人员，最终达到优化资本结构的目的；合理利用财务杠杆对负债、权益等资本结构组成因素的影响，通过适当举债、适度融资、适时放权等措施最大限度发挥各类资产（如负债资产与权益资产、长期资产与短期资产、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效用，从而刺激公司负债与权益比例产生优化反应。

3.3 公司治理

进一步优化A股乳品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推进国企股权分置改革（如光明乳业、三元股份），消除国有法人股份委托复杂、职责管理不清、所有权益缺位的乱象，实现企业现代治理模式；A股乳品上市公司可通过引入机构投资者、公众投资者、战略投资者、国外投资者的方式，解决股权过度集中导致的财务运营集中风险，激活公司资产的流动性、盈利性、价值性；积极倡导A股乳品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和内部职工增加持股比例，降低委托成本、提升企业责任感，明确显性工资报酬、打压隐性职务消费，引入股票期权、绩效分红等资本激励机制；完善董事会与监事会治理，增加专业性独立董事的占比，制度上保证其工作的自主性、客观性，规范监事会人员比例、任职资格、权利范围、表决程序，制度上明确其工作的合法性、真实性。

参考文献：

[1]陈瑾.基于资本结构优化的乳品企业价值获得途径探析[J].农场经济管理，2015（10）：25-26.

[2]张晓亮.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困境与优化：以河南省为例[J].财会通讯，2015（21）：97-100.

第7篇

1月17日，灵丘县政府大楼门前。灵丘去年财政收入在大同市的贫困县中居首。

1月23日，大同县政府门前。大同县已纳入连片特困区。

与放鞭炮庆祝成为贫困县的地方相比，大同县扶贫办主任王汉斌显得很内敛，他只是在办公室传阅文件。

“身份特殊”的大同县已“觊觎”贫困政策十几年。

与“跑”下贫困县对应，在以小康为政绩的年代，大同县申请到小康县称号。此后的十多年中，与其他县相比，大同县发现，因戴着不同的帽子，体验到完全不同的“人生”。

一顶贫困县的帽子，不仅意味着大量资金、项目，还有来自各方面的支持。于是，大同县看着“邻居”藏富，自己开始了“逐贫”，并终于成功入列。

“跑下来了。”2013年1月21日，大同县扶贫办主任王汉斌，将一份山西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文件，递给办公室的每个人看。

在成为小康县16年后，山西大同县终于开始享受“贫困”待遇。

这纸文件明确，大同县享受“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同样待遇。

在王汉斌看来，得到这一纸文件，像跑赢了一场竞赛。

其实大同县在2011年年底已经赢了竞赛。2011年年底，国家确定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涵盖贫困县679个。大同县被列入其中的“燕山——太行山”连片特困区，进入国家扶贫对象行列。

此后，2012年3月19日，大同县新组建了一个部门——扶贫开发办公室。原为大同县开发办主任的王汉斌，成为了县里的首个扶贫办主任。

王汉斌认为，划入连片特困区，是大同县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

贫困县能带来的扶持，大同县已艳羡了十几年。如今，终于“后退”到了和邻县相同的起跑线上。

“小康”带来求助难

“你见过这么穷的小康县吗？”1月13日，一名高姓出租车司机反问。

大同县城面貌“简陋”，由一条南北大街和一条东西大街构成主框架。大街两边是三四层的楼房，后面是成片平房。

大同县距离大同市20公里，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申请到“小康”头衔，是大同市东部六县中唯一的小康县。其他5个，阳高、田镇、广灵、浑源、灵丘都是贫困县。

大同县认为自己是“穷人戴着地主的帽子”。大同县扶贫办主任王汉斌介绍，大同县18万人口中，有近6万是贫困人口，北部农业人口贫困发生率在75%以上，南部在65%以上。即便县城所在地西坪镇，农业人口贫困发生率也在4成以上。

大同县委党校前校长梁斌龙介绍，大同每次寻求帮助，“小康”的帽子都会把门关上。他举例，2000年左右，因房屋破损严重，他去省委党校申请修缮资金，得到的回答却是：“小康县哪会缺这么点钱？”

“当时我跟省委党校领导吵起来了。”梁斌龙说，他把领导拉到县里看了看破房子，才申请下来。“其实我也理解他们，给贫困县是名正言顺，而给小康县，怕有人说闲话。”

王汉斌说，他任大同县开发办主任时，申请项目、申请资金处处碰壁：“只要是小康县，就没有政策扶持。小康县甚至没有扶贫办，连和省市扶贫办对接的单位都没有。”

大同县“自力更生”的同时，对于灵丘等贫困县享受着的不同待遇，都“看在眼里”。

得“贫困”者多助

对比大同县，灵丘县城显得要“发达”。商业街上，有了各种国际品牌的体育用品专卖店。当地有人把灵丘县城称作“小香港”。

大同县戴着“地主的帽子”，灵丘则一直是“贫农”。1985年，灵丘被山西省政府列为重点扶持的多灾贫困县。1991年1月，灵丘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2001年，灵丘被国务院核定为新时期扶贫开发重点县。

灵丘等贫困县会得到“输血式”扶助：贫困县享受专项扶贫资金、各部门的资金倾斜和定点帮扶、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优惠等。

贫困县还会得到中央对口扶贫，灵丘县的帮扶单位是团中央。公开报道显示，1998年8月20日到2003年年底，团中央为灵丘各项建设直接投入资金500多万元，捐赠汽车、电脑、药品等各类物品价值530万元，组织实施各类项目140多个。

大同市委从1996年开始派出工作队，市发展计划局、财政局、民政局等约20个单位在灵丘县定点包村扶贫。

这个时期的大同县，刚刚戴上小康的帽子。不但与扶贫政策无缘，小康县的各项配套支出还带来沉重负担。

贫与富的历史伏笔

提起戴了16年的小康县帽子，大同县很多人觉得是当时的领导为了政绩“瞎胡闹”。

退休干部梁斌龙回忆，大同县约在1996年成为小康县。大约1995年的时候，时任县委书记申报的，批下来的时候已是新的县委书记继任。

大同的“小康”，背景是1990年代全国刮起的小康风，小康县是典型，成为小康是一种荣誉和面子。

王汉斌回忆，当时大同县的日子确实比邻县好过一些。大同县是纯农业县，人均耕地较多，从农业收入看，要高于邻县。大同县另外的收入来源是煤炭。因临靠大同市东侧，大同县成为煤炭输出交易重地，境内有两个煤检站。大同县人搞运输和倒卖煤炭，收入颇丰。

按《山西统计年鉴》，1996年，大同县国内生产总值4.6亿元，处于当时东部县的中游。大同县人口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861元，在大同市辖的7个县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煤炭大县左云。

梁斌龙回忆，按统计数字，在一些主要指标上，当时大同县确实达到了小康标准。例如当时小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标准规定的是2500元。不过他也认为，当时小康县的16个标准中，有一些大同县是不符合的，但当时的统计数据都迎合了小康。1996年，大同县地方财政收入3738万元，支出6590万元，收不抵支。

梁斌龙回忆，当时各地小康县也有名额指标，阳高县也是小康县的候选。虽然按统计数字，阳高县当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190元，处于小康标准之下。梁斌龙说，当时阳高县继任的书记坚决没有要小康县的称号，而大同县要了。

指标拔高经济落后？

大同县成为小康县时，梁斌龙正在一个乡里当干部。

“1996年之前，省里每年要补贴每个乡镇6.5万元，成为小康县之后，补贴取消，每年还要上缴6.5万元。”他说，“小康”之后，大同县开始了苦日子。

最难的是工资，乡镇的工资要自己筹集。县里行政人员的工资往往一拖半年，每年都要开会讨论工资问题。

梁斌龙说，当时，小康县下面要设小康乡镇，乡镇下面设小康村。发给乡镇的小康牌子，部藏起来，怕挂出来老百姓骂街。

大同县的7成财政收入靠煤炭流通，到2000年左右，随着煤炭资源整合，相应企业关停，地方性税收大量减少，等于砍掉了大同县一只臂膀。

梁斌龙说大同县成了真正的贫困县，不过统计数字还是显示连年上涨。1996年财政收入3738万元、2000年为4974万元……2012年达到3.3亿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数字也年年递增，到2011年达4600元，远远高于国家扶贫政策规定的低于2300元的标准。

“如果靠种地就能小康，雁北地区的人就不走西口了。”巨乐乡东阁老山村党支部书记贠天贵说，他家在村里算中等以上家庭了，像2012年这样的好年景，人均收入也就2000元出头，平常的年份则要少得多。

东阁老山村在大同县的北部山区，75%的农业人口收入在2300元标准之下。

一名当地官员认为，当年大同县为了入选小康，“提高”了各项经济指标，此后的历任领导不想看到自己任期内指标下降，硬着头皮一年年加上去。

根据记者报道，无力完成GDP指标任务的大同县只能把市里设在其境内的工业园区固定资产投资等计入其中，事实上那些与大同县没有一点关系。

“我们是贫农戴着地主的帽子，而人家是地主戴着贫农的帽子。”梁斌龙说。

近10年来，受益于铁、锰、金等矿产开发，灵丘迅速成为发展强县，2012年，灵丘县的财政收入5.5亿元，在大同市的5个贫困县中经济实力居首，远超大同县的3.3亿。

一名灵丘县政府工作人员透露，之前，灵丘有过要被摘掉贫困帽子的传言，曾令该县领导干部焦虑万分。

“穷帽子”大实惠

记者采访中，大同当地有官员称，因为怕被摘掉贫困的帽子，在经济统计数字上，一些县会刻意“藏富”。

在灵丘县，记者问一名政府工作人员该县统计数字是否真实。他没正面回答，而是讲了个别的地区的例子。他说，在某市矿区，一个煤矿大县一年产值百亿，但从来不敢报那么多，只报几个亿，因为是国家级贫困县。

2011年的调整中，灵丘依然是扶贫开发重点县，被列入燕山——太行山贫困片区。

随着经济发展，国家扶贫力度加大。根据201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扶贫的财政投入，从2001年的127.5亿元增加到了2010年的349.3亿元。

这种背景下，贫困县能得到更多帮扶，“贫困”的名头也因此成为被争夺的“香饽饽”。

十年中，中央和地方累计投入扶贫资金2043.8亿元，其中投向贫困县1457.2亿元，占到总投入的71.3%，县均1.36亿元。

王汉斌算了一笔账，贫困县每年在保障房一项上的支持资金是2000万到3000万，扶贫专项资金1300万，财政转移支付两个亿。这些外来注入资金相当于一个县另一种方式的财政收入。

专项扶贫资金之外，贫困县获取的国家转移支付力度很大，包括公务人员工资、重要产业项目的税收减免、优惠补贴等等。一名长期从事扶贫工作的负责人透露，一般一个贫困县可能会获得国家1亿～2亿的转移支付。

此外，按国家规定，中央各部门对贫困地区的政策会有适当倾斜，水利、交通、电力、教育、卫生、科技、文化、人口和计划生育等各个部门，对于贫困地区都有资金投入。

除了国家和省里，每个市也对贫困县有帮扶。

1月30日，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林万龙说，很难算清楚贫困县与非贫困县所受到帮扶力度的真实差距，因为帮扶是多渠道的。

成功“返贫”获资助

发展了的贫困县被认为努力藏富，“小康”的大同县，则看到了一顶贫困的帽子能带来的实惠，努力争取“贫困”。

王汉斌介绍，2003年刘俊雍任大同县县委书记时，就不断向省里跑，2005年，大同县成了财政转移支付县，当年转移支付1710万元，2010年财政转移支付1.37亿元。

2008年起，继任的县委书记王凤瑞又继续跑政策。

针对部分扶贫开发重点县脱贫后不“摘帽”的现象，国家将确定贫困县的权限从中央下放到地方各省、区、市。

大同县曾寄希望于“局部调整”。因为贫困县的总数不变，想要进入“贫困县俱乐部”，就意味着要挤掉一个。

大同市的贫困县中，灵丘经济实力居首。但贫困县的帽子谁都不愿摘，“暗战”在所难免。

王汉斌认为，跑政策虽然是以县政府为主体，实际上是在拼“领导的个人资源”。

大同县的努力得到了回报。2011年年底，“燕山——太行山”连片特困区，大同县是山西省唯一以非国家级贫困县身份入列的县。

划入了连片特困区，大同县依然“心里不踏实”。2013年1月，王汉斌再随县委书记王凤瑞去了省城，去找山西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按王汉斌的理解，“片区”里的县，应该享受“同等贫困”的待遇，但毕竟没叫“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1月16日，在太原跑了半个月后，王汉斌与王凤瑞终于拿到了享受“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同样待遇的文件。

“有了这个文件，就好办了。这就是尚方宝剑。”王汉斌终于有了底气。

戴上贫困的帽子之后，按照扶持贫困县“一县一业”的要求，大同县从省扶贫办跑下来了1000多万元资金发展黄花产业。1月18日，大同县举办黄花产业推介会，要力争将黄花产业做大做强。

第8篇

党的十以来，对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奔小康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反复强调让农村贫困人口尽快脱贫致富，确保贫困人口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为实现这一目标，各地必须加快贫困县减贫脱贫步伐，尽快建立贫困县退出机制，推出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扶贫措施，制定科学的鼓励贫困县脱贫摘帽的正向激励政策，引导贫困地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切实把工作重点放在扶贫开发上。

梯次退出，分阶段实现脱贫摘帽

目前，各省区都有不同数量的国定贫困县和省定贫困县，减贫脱贫摘帽行动要有计划地依次进行，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具体计划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15-2017年，在国定贫困县和省定贫困县中分别选取一定数量的重点县先行脱贫摘帽，鼓励不在确定范围的贫困县自动申报先行脱贫摘帽；第二阶段，2018-2020年，剩余的国定贫困县和省定贫困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

对于第一阶段先行脱贫摘帽贫困县的选定，要按照中央有关规定和具体政策，制定相应标准。标准应采取人均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15年后采用全体居民可支配收入）两个指标，“四六”权重赋值，计算考核年度前连续3年的算术平均值，即人均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占4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占60%（考虑到国定重点县贫困程度相对较深，在基本指标测算基础上，分别减少5%作为修正赋值）。按照这个平均值进行综合排序，从高到低分别确定一定数量的国定和省定重点县作为脱贫摘帽先行县。同时，对于脱贫摘帽县的确定，还要参考其他一些重要的指标和情况。一方面，要参照扶贫对象规模和贫困人口发生率，以及考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条件等非收入指标，达到基本线的就可以退出；另一方面，要突出一些政治上的考虑，如革命老区、民族地区等。此外，还要进行动态监测，考虑“县改市”的因素，即今后所有要求改市的县，也要从重点县范围内退出。对于在“十二五”期间连续三年进入全国排序前50名，或被授予全国小康县、百强县荣誉的重点县，一律直接退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不再补进。

对于贫困县脱贫摘帽的验收，要建立一套操作性强、科学规范的评定指标。评定指标包括六大类：人均纯收入、贫困发生率、贫困村占比、县级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每个大类又包含若干具体的指标，并进行相应的权重设置，最后形成验收结果。验收结果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脱贫摘帽。当年测评得分达到90分以上者为脱贫摘帽县；二是基本脱贫摘帽。当年测评得分达到80分以上者为基本脱贫摘帽县；三是延期脱贫摘帽。当年测评得分80分以下者为延期脱贫摘帽县，纳入下年度脱贫摘帽县计划继续测评。

精准扶贫，防止平均数掩盖大多数

当前，扶贫的主体和主题，以及条件、环境、标准、对象、内容、范围、规模、方式、路径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扶贫工作必须以崭新的理念重谋路径、重组资源、重构战略。在农村调研时强调，“扶贫要因地制宜，要更多面向特定人口、具体人口实施精准扶贫，防止平均数掩盖大多数”。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是常规扶贫的升级版，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不同贫困对象，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和方法对贫困区域、贫困对象实施精准识别、精准规划、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的一种扶贫方式，旨在引导各类扶贫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扶贫到村到户。

精准识别。通过申请评议、公示公告、抽检核查、信息录入等步骤，将贫困户和贫困村有效识别出来，并建档立卡，解决贫困人口底数不清、对象不明、分布不详的问题。主要解决“扶真贫”的问题，准确摸清贫困人口的底子，准确甄别扶贫对象并建档立卡，避免出现“富人戴帽，穷人落榜”的现象，避免出现“年年贫困年年扶，年年扶贫年年贫”的尴尬。坚持规范操作、阳光作业原则，坚持公开、公平、公正，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对农村扶贫对象进行一次全面的摸底调查，搞清农村扶贫对象的分布、贫困的状况、贫困的类型、致贫的原因，为开展精准帮扶提供基本依据。在此基础上，做到户有卡、村有册、乡有簿、县有档、省市有平台，并与全国扶贫信息网络系统衔接，最终形成国家、省、市、县、乡、村六级互联互通的扶贫网络。

精准规划。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要求，根据各地区不同的贫困程度、自然环境、发展条件，找准差距，明确工作重点和具体措施，把规划、目标转化为一件件贫困村和贫困户最期待、看得见、摸得着、落得实的具体措施。围绕“一村一策、一户一方”的要求，摸清贫困户家庭情况、致贫原因及生产生活发展需求，摸清制约贫困村发展的瓶颈问题，根据扶贫对象的个性特征，精细规划，量身定制扶持政策，解决“扶什么”的问题。

精准帮扶。对识别出来的贫困户和贫困村，深入分析致贫原因，落实帮扶责任人，集中财力物力予以扶持。以建档立卡为依据，对准目标、选准项目，整合力量集中解决制约贫困村发展、贫困户增收的问题。要以扶贫规划和重大扶贫项目为平台，以到村到户项目为载体，以年度规划为节点，建立扶贫资源精准配置机制。除了加大资金投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等外，还特别需要产业扶贫、金融扶贫、技术扶贫、信息扶贫、教育扶贫、就业扶贫、文化扶贫、减灾扶贫、医疗扶贫等。

精准管理。对扶贫对象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监测，建立全国扶贫信息网络系统，实时反映帮扶情况，实现扶贫对象的有进有出，动态管理，为扶贫开发工作提供决策支持。引入链条式管理，构建扶贫资金监管制度。完善项目制，建立精细化资金监管程序；运用新平台，构建透明化运行机制；引入第三方，实行委托制管理办法；建立绩效制，推行效益化考核制度。积极落实扶贫第一书记制度，建立责任对位机制。扶贫第一书记要负总责，对本村扶贫资源进行统筹使用，对本村扶贫队伍进行统一协调，对本村扶贫规划统一进行筹划。

精准考核。对贫困户和贫困村识别、帮扶、管理的成效，以及对贫困县开展扶贫工作情况进行量化考核，奖优罚劣，保证各项扶贫政策落到实处。把帮助贫困人口增加收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减少贫困人口数量和降低贫困发生率等纳入到考核体系，由主要考核贫困地区生产总值向主要考核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转变，不简单套用其他市县的考核指标，把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作为主要指标，引导贫困地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把工作重点放在扶贫开发上。要以关注民生、关注贫困人口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和收入增加为内容，因地制宜、分类分级考核，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自身努力与外部支持关系，不断改革贫困县考核机制。

最后，县级党委、政府是脱贫摘帽的责任主体。县委书记、县长是第一责任人，要逐级落实责任，层层分解任务，按照政府主导、统筹规划、社会参与、多元投入的扶贫思路，积极探索扶贫开发新途径、新方式，着力提高“造血”功能和自我发展能力。

正向激励，在更高层面延展扶贫优惠政策

建立贫困县退出机制，就是引导贫困县克服不愿摘掉“贫困帽”的惰性思想，各省区应尽快出台正向激励延展政策，不仅对先行脱贫摘帽的重点县要加大扶持力度，而且对已经脱贫摘帽的贫困县，不仅要保持国家和省现有扶持政策不变、支持力度不减，更要在更高层面进行政策延展。

第9篇

>> 甘肃省临洮县委书记石琳：用“微改革”助推精准扶贫以微改革助推精准扶贫用金融的力量助推贵州精准扶贫用大数据精准扶贫用“精准反腐”为精准扶贫护航 “党建+”助推精准扶贫精准助推扶贫之道甘肃省精准扶贫专项贷款调查研究甘肃省临洮县团白沙县委举办精准扶贫贫困儿童微愿望发放仪式就业扶贫助推精准脱贫唐县精准发力助推精准扶贫用微课助推高效课堂用党员精准扶贫示范工程凝聚党心民心汇聚智慧改革创新精准扶贫用教科研助推课堂模式改革甘肃省庆阳市特色产业精准扶贫研究基于精准扶贫视角下的甘肃省脱贫模式探析掘金“西山药库”助推精准扶贫财税政策助推精准扶贫研究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经济法律 > 甘肃省临洮县委书记石琳:用“微改革”助推精准扶贫甘肃省临洮县委书记石琳:用“微改革”助推精准扶贫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李开南")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2014年10月30日，临洮县委书记石琳（左二）陪同交通部机关工委领导检查通畅公路施工情况。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这是一场必须打赢的攻坚战。

贫困县将怎样如期“摘帽”？“摘帽”对贫困县的发展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诸多问题引发各界高度关注。

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是全国最早进行“三西”（甘肃的河西、定西和宁夏的西海固）建设和扶贫开发的县份之一，也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六盘山片区连片特困地区之一。近年来，临洮县突出基础改善、精准施策、金融支撑和创新驱动，初步探索走出了一条精准扶贫的新路子。

近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走进临洮，就贫困县摘帽、精准扶贫等问题，专访了临洮县委书记石琳。

“贫困县”的帽子不能用含金量多少来衡量

《中国经济周刊》：贫困县摘帽，对贫困县的发展会有哪些影响？

石琳：贫困县全部摘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对于一个贫困县而言，既是压力，也是动力，能够激发贫困县脱贫的内生动力。同时，相关政策也明确，贫困县摘帽后，国家在项目、资金等方面的扶持政策不变、力度不减，这为贫困县巩固脱贫成果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当然，贫困县要实现持续发展，更重要的还是要挖掘自身资源，拓宽发展渠道。

《中国经济周刊》：“贫困县”这顶帽子会带来多少资金支持？有哪些政策支持？含金量有多高？

石琳：就临洮而言，作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每年可获3000万到5000万元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还有一些专项转移支付和专门的政策措施。至于贫困县的帽子，我觉得这是国家的政策导向问题，不能用有多少含金量来衡量。

《中国经济周刊》：曾经有个别县在成为国家级贫困县后，挂出横幅“热烈祝贺本县成为国家级贫困县”。同为贫困县领导，您怎么看待这一举动？

石琳：按照国家扶贫政策，贫困县每年都能获得扶贫专项资金和帮扶项目的支持，这对于财政紧张的贫困县而言，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近些年来也出现了个别县争当贫困县，甚至以贫困县为荣的现象。我认为这是政绩观出现了偏差，工作上缺乏担当，存在等、靠、要的思想，这是坚决要不得的。

《中国经济周刊》：成为贫困县需要哪些条件，走哪些程序？竞争是否激烈？

石琳：国家级贫困县是严格按照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为标准确定的，不是通过争取或者竞争等方法进入的。

《中国经济周刊》：多年来，贫困县的名单很少调整，而且贫困县的数目没有减少。有人因此对贫困县的扶贫政策产生质疑。对此，您怎么看？

石琳：贫困县大多集中于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基础建设滞后、经济发展缓慢。这些地区的致贫原因是综合的、也是复杂的，要实现脱贫，是一个长期而又艰苦的过程，需要啃硬骨头。这也就不难理解近年来贫困县的名单为什么很少调整，贫困县的数目没有减少的问题，不能就此说国家对贫困县的扶贫政策是失败的。

“微改革”助推精准扶贫

《中国经济周刊》：贫困县摘帽，临洮做好准备了吗？

石琳：对摘掉贫困帽子，我县已经做好了准备。我认为，临洮县脱贫的难点主要集中在如何让贫困群众住上安全房、走上水泥（砂化）路、喝上自来水和培育富民产业四个方面。

《中国经济周刊》：关于精准扶贫与农村地区的发展，您有哪些思考？

石琳：农村发展的难点在贫困地区。当前形势下，要加快农村的发展，就必须把贫困地区的发展作为重点，用足用活精准扶贫的各项扶持政策，因地制宜推进精准扶贫。总的来说，我认为有三条路子：一是要围绕促农增收这个核心，着力拓宽贫困群众致富渠道。二是抓住改善条件这个关键，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是突出环境保护这个重点，持续推进农村环境整治行动。

《中国经济周刊》：您在临洮提出了关于农村问题的微改革，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石琳：微改革是临洮今年的一项创新性工作，也是县委、县政府着力推进的重点工作。今年，我县坚持问题导向，探索推进了28项微改革事项，走出了一条以微改革助推精准扶贫的新路子。

一是紧盯补齐经济发展短板，提出了农村道路建设管护、分类推进易地扶贫搬迁、推进城乡水务一体化发展等6项微改革。二是紧盯破解农民增收难题，提出了成立精准扶贫富民产业合作社、创新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启动农民1+X菜单式培训工程等7项微改革。三是紧盯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提出了构建全覆盖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家庭农场、推进饲草配送服务等5项微改革。四是紧盯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探索推行了农村人居环境改善长效机制、建立牧医合作社、建立农村社区等3项微改革。

之所以要提出和推进这些微改革，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解决广大群众关心关注的各类难点和热点问题，解决当前精准扶贫中存在的各类困难和问题，让广大群众从改革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

将群众的切身利益与脱贫致富、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关键是要找准契合点，这个点就是微改革。具体来说，我们抓住了三个方面的契合点。一是紧盯群众的关注点。二是抓住农村生产生活的“小问题”。三是突出破解制约脱贫致富的“瓶颈”。

第10篇

一、补录志愿填报时间

补录志愿填报时间为9月18日8:00至21日12:00。拟填报补录志愿的考生可通过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及时查阅相关信息，符合条件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登录补报志愿网址zj.sceea.cn，或使用考试院“考生助手”手机客户端（可在四川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sceea.cn上扫描二维码下载“考生助手”APP）填报志愿。对准备填报的学校及专业，考生应查询《招生考试报·2019年招生计划合订本》，了解学校的地址、办学性质、各专业收费标准等，并查询学校的招生章程，了解学校录取规则和相关要求，避免误填。

考生若在规定时间内未填报补录志愿，则视为自动放弃补录机会。

二、补录院校、专业及名额

本次补录包含艺体类少数民族自治州县及深度贫困县本土人才培养工程专项计划专科（下称艺体类52县专科）、艺体类普通专科、普通类省级公费师范生专科、普通类深度贫困县免费定向培养计划专科、普通类少数民族自治州县及深度贫困县本土人才培养工程专项计划专科（下称普通类52县专科）、普通类专科、对口高职班和藏区“1+2”模式高职教育，各类别具体补录院校、专业及名额见附件。

三、补录志愿填报对象和办法

（一）志愿填报对象

1.艺体类52县专科填报对象为资格审查合格、专业、文化成绩在省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上未录取的考生。艺体类普通专科填报志愿对象为专业、文化成绩在省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上未录取的考生。

2.普通类深度贫困县免费定向培养计划专科、普通类52县专科填报志愿对象为资格审查合格、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文科150分，理科150分）上未被录取的考生。

填报艺体类52县专科和普通类52县专科志愿的考生至少应符合下列两个条件之一：（1）已填报本专项计划志愿且资格审核合格；（2）52县范围内（实施范围线名单见川教考院﹝2019﹞68号附件）省级公费师范生资格审核合格。

3.普通类公费师范生专科、普通类专科填报志愿对象为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文科150分，理科150分）上未被录取的考生。

经学校申请、省招考委批准，普通类专科补录时，南充科技职业学院、广元中核职业技术学院可以在专科批录取控制分数线下降20分，即文科130分、理科130分以上的考生可填报这部分院校。录取时，将根据学校补录计划及考生志愿按平行志愿投档模式从高分到低分先投线上考生，若不满额再投线下降分考生，供学校审录。

4.对口高职班填报志愿对象为相应专业类省定高职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上未被录取考生。

对缺额特别大的省内各类别高职院校可在相应专业类省定高职班（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下20分内适当降分（各类别均为120分）。

5.藏区“1+2”模式高职教育补报志愿对象为符合《关于印发〈四川省2019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实施规定〉的通知》（川招考委〔2019〕32号）规定报考藏区“1+2”模式高职教育条件且未被录取的考生。

（二）补录志愿设置

艺体类52县专科设置2个平行的学校志愿，艺体类普通专科设置6个平行的学校志愿。每个学校志愿内只能填报同一类别的专业，其中音乐表演类只能填报1个专业志愿，其余类别可填报6个专业志愿以及愿否服从专业调配选项。

普通类省级公费师范生专科设置3个平行的学校志愿，每个学校志愿内最多可填报6个专业志愿，每个院校志愿内只能填报同一县（市、区）的专业。

普通类深度贫困县免费定向培养计划专科和普通类52县专科一并设置6个平行的学校志愿，每个学校志愿内最多可填报6个专业志愿。其中，普通类深度贫困县免费定向培养计划专科每个院校志愿内只能填报同一县（市、区）的专业。

普通类专科设置6个平行的学校志愿，每个学校志愿内最多可填报6个专业志愿，并选择是否服从专业调配。

对口高职班设置3个平行的学校志愿，每个学校志愿内最多可填报6个专业志愿，并选择是否服从专业调配。

藏区“1+2”模式高职教育招生补报志愿设置5个平行的学校志愿，每个学校志愿内最多可填报6个专业志愿，并选择是否服从专业调配。

（三）补录投档办法

补录工作按照“学校负责，招办监督”的原则，在省招考委统一领导下，由省教育考试院组织有关普通高校进行。

补报志愿为平行志愿，根据公布的学校缺额计划，按照平行志愿投档原则，按补录计划数1:1的比例向院校投档，供学校审录。

对兼报普通类专业志愿的艺体类专科考生，其艺体志愿优先于普通类志愿投档。

（四）录取投档顺序

各类别补录投档先后顺序为艺体类52县专科，艺体类普通专科，普通类省级公费师范生专科，普通类深度贫困县免费定向培养计划专科和普通类52县专科，普通类专科，对口高职班。

根据普通类专科批计划完成情况，如需征集志愿，则26日上午征集、下午投档。

藏区“1+2”模式高职教育补录投档安排在专科批补录后进行。

第11篇

[关键词]西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教育投入；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 F061.5［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07-0057-05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教育促进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机制研究》(06JA880058)阶段成果。

传统教育经济学研究认为，教育是一种投资，发展教育旨在全面提升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发展，实现“教育治贫”。因此，目前的研究多以此为依据，坚持认为如果要促进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就应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依靠教育提供的智力支持摆脱贫困现状。为此，贫困地区政府为早日脱贫，尽管财力严重不足，还是倾全力发展教育，甚至负债累累也在所不惜。

然而，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贫困地区在大量投入教育之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育水平，但并未因此有效改变贫困的面貌。因创立人力资本理论而奠定教育经济学理论基础的舒尔茨（Schultz）也承认：历史上有很多国家的农业增长并不是依靠农民所获得的能力，有很多国家“向农民的教育投资量增加了，但在农业生产方面并没有明显的效益”[1]。也就是说，“把教育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2]是要具备一定条件的，这个条件根据各个地区经济状况的不同而不同。以西南地区为例，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公布的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西南地区除外共有201个（其中广西28个，重庆14个，四川36个，贵州50个，云南73个），占全国重点扶贫县总数的33.95%。①至今，这些持续增加教育投入的贫困地区无一摘掉贫困县的帽子。

在东部经济率先起飞的情况下，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就成了我国经济协调发展的当务之急。而作为我国西南地区经济发展最为落后的县级单位――国家级贫困县，其教育与经济的发展状况对我国整体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意义重大。

我们对西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个案调研主要在四川省万源市（县级市）和重庆市城口县②进行，选点的依据主要有三：第一，两县都是国家级贫困县，且处于西南地区，样本的代表性较强；第二，近几年国家、社会等对两县教育比较重视，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两县的教育发展；第三，可以通过两县近几年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对比，分析教育对贫困县经济的贡献作用，针对西南地区贫困县的具体情况寻求适宜对策。

一、西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状况

1.贫困县财政收支矛盾突出，教育支出比例偏大

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3月的《2004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公报》显示，西部地区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1,305万人，占全国农村人口的比重为5.7%；西部地区的低收入人口为2,396万，占该地区农村人口的比重为10.5%。[3]与此同时，国家级县同全国农村的贫困状况相比，差距更大，不仅绝对贫困的发生率高，而且相对贫困、贫困深度问题严重。如2004年国家级贫困县的农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分别为1,582元和1,392元，分别占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2936元的53.9%和人均支出2,185元的63.7%。[4]由于长期处于赤字状态，贫困县无力增加投入以改善贫困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基础社会服务的低水平状态，形成恶性循环。

国家级贫困县各级财政收支缺口、负债问题突出，债务形成时间跨度长，仅依靠地方财政难以解决。如万源市2002年财政预算内收入为 3,704万元，而财政预算内支出却达到了18,100万元，其中教育支出为4,299.5万元，仅教育支出这一项，将该县财政预算收入全部投入，还要缺595.5万元，更不用说其他支出了。从2002年至2006年，虽然财政预算内收入有一定的增加，但仍难以超过财政预算内支出的增长速度，也难以超过教育支出的增长速度（见表1）。又如城口县2002年财政预算内收入为3,121万元，而财政预算内支出却是21,280万元，缺口为18,159万元，而后2003年缺口为18,267万元，2004年缺口为23,489万元，2005年缺口为24,060万元，2006年缺口为34,927万元，该县从2002年至2006年财政缺口越来越大，虽然给予大量的资金补贴，但本县经济并没有好转的迹象。

虽然万源市和城口县的经济比较落后，但两县对教育都十分重视，教育支出在一般预算中的支出占了较大的比例。例如经济比较发达的重庆市沙坪坝区，2005年一般预算支出是149,029万元，教育支出是15,683万元，教育支出在一般预算支出中所占的比例是10.52%。而属于国家级贫困县的城口县，同年一般预算支出是3,1261万元，教育支出是5,099万元，教育支出在一般预算支出中所占的比例是16.31%；万源市更是达到了22.02%。（见表2）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贫困县对教育的投入比比经济发达的区县和经济发展一般的区县要普遍高一些。在这种教育投资环境下，一方面，贫困地区对于其它如基本建设的支出和卫生的支出就要低一些，这样会拖慢它们的发展速度；另一方面，贫困县在教育上投入了大量的财力，而用于发展本县的物质基础就会变得更加薄弱，难以吸引人才促进本县经济的快速发展。

2.贫困县教育投入方向与当地经济发展中劳动力市场需求不一致

由于国家政策的有利倾斜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西南地区贫困县通过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发展了一些新兴产业，为劳动者就业增加了新的门路。但由于这些新兴的物质生产部门和新的经济活动领域所需要的是专业技术人员或熟练劳动力，在当地劳动力素质结构与技术结构不相适应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如下现象：一方面政府对本地区进行了大量的教育投入，培养了许多人力资本，另一方面又有许多部门或产业找不到自己所需要人才，形成结构性失业问题。例如，2005年城口县的三大产业实现增加值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25,112万元；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40,612万元；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35,417万元，三大产业比重为24.8∶40.2∶35.0，可以看出城口县工业快速发展的初始阶段开始起步。（见表3）第二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技术性人才和熟练劳动力，而教育投入所培养的人力资本由于政策导向和盲目投资等原因，不能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实施因时因地而制宜的教育投入措施，很难适应新的工业发展需求。该县工业发展由于教育投入方向的偏差而得不到有力的人才智力支撑，工业基本依赖对地方资源的开采利用，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型工业，企业规模偏小，主要着眼于区域内的竞争，企业赢利能力不强。大规模、系统化的工业投资尚未出现，基本上处于依据对本地特有资源的偶发性投资阶段。一旦资源优势消失，工业化进程就有可能受阻。

3.贫困县教育经费投入与经济增长不对称

在贫困地区，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本地政府在教育上大量投入经费之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育水平，但并未因此有效改变贫困的面貌。这说明贫困地区政府的教育投入策略仍然存在不合理性，教育投入、教育水平提高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不强。在四川省万源市，从2002年至2006年，本级政府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分别为6,190万元，6,232.2万元，6,941万元，7,685.9万元，11,900.2万元，呈现快速递增的趋势；而本市的地区生产总值从2002年至2006年分别为170,697万元，194,313万元，241,036万元，285,069万元，332,600万元，(见表3)本县对教育的经费投入与本县经济增长百分比没有形成对称发展（见图1）。

我们通过进一步调查城口县、万源市近5年的人均GDP等情况，并与全国和重庆市人均GDP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虽然政府对贫困县进行了大量的教育投入，但贫困县的经济状况近5年来并没有得到快速发展，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仍然偏低。例如2004年，万源市人均GDP为5,291元，比达州市平均水平少3,293元，比全国平均水平少5,270元；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09元，比达州市平均水平少71元，仅相当于全市平均水平的56%。又如2005年人均生产总值最低的城口县为5,253元，而所在的重庆市却达到了9,727元，两者相差4,495元；当年的全国人均生产总值为13,926元，两者相差8,673元，连全国的人均生产总值的一半也没有达到。我们可以看出西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并与全国、重庆市人均水平差异较大，且有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趋势，大量的教育经费投入没有达到相称的经济增长效果。（见表4）

4.贫困县教育投资主体与收益主体不对称

教育是一个投入产出的过程，而贫困县具有投资主体与收益主体不完全一致的特点。贫困县孩子们身上的教育支出由父母所提供，子女以后接受高等教育再参加工作会离开贫困县，而父母却依然留在原地。这就导致了这样一个后果，贫困县教育投资的成本仍在贫困县，收益却在发达的城市地区，从而出现了贫困县教育投资主体与收益主体的不对称性，也可以说贫困县的教育产生了对城市经济发展而言的正外部性。

针对此问题，我们对城口县和万源市进行了调查，并与重庆市经济比较发达的沙坪坝区进行了比较。我们发现沙坪坝区的非普通中学和小学阶段的学校数和在校生人数相对来说比例大一些，而两贫困县的学校数量和在校生人数主要集中在普通中学和小学两个阶段。例如重庆市经济较发达的沙坪坝区集中了重庆大学、四川外国语学院、西南政法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等高校，它的在校生数为210,235人，属于非普通中学和小学阶段的就有119,022人，比例为56.6%，而属于贫困县的城口县，它的在校生数为35,713人，可是非普通中学和小学阶段的在校生数却只有3,576人，比例为10.01%。（见表5）这就说明贫困县的教育事业的发展主要是在义务教育阶段上，而在这一阶段的教育投入，在“以县为主”的政策下，本县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这一阶段是属于教育的投入阶段。而到了教育的产出阶段，例如到了高等教育阶段，贫困地区的人才却带走了属于自己本县的生产总值到外地求学，然后在城市工作，实际上是为城市的经济发展积累了人力资本，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但作为这些人力资本的投资方――国家级贫困县，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大大减缓了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速度。

二、西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的策略思考

1.优先发展经济，为教育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创造条件

拉格纳•纳克斯曾得出一个著名的命题:“一国穷是因为它穷”[5]，同时经济发展也是一个地区教育发展和提升的基本物质保证。通过对西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教育与经济发展现状的分析，我们发现“教育先行”策略在本地区现阶段行不通，而优先发展西南地区经济,增加其人均收入，才是西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的当务之急。只有西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才能增强他们供养子女受教育的能力，从而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提升中等教育的程度，扩展高等教育的范围，使贫困县人力资源向更高层次发展。其次，通过发展西南地区经济，有助于本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加，从而可以提高西南地区财政对教育的经费拨款。另外，由于西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财政困难，其财政支出绝大部分抵消于发工资等项目上,而用于改善校舍建设、教学科研设备等基础设施的支出严重不足，有限的财力不能提供良好的教学、科研条件，致使许多科研人员无用武之地。因此，我们要因地制宜，在西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经济起飞阶段优先发展经济（起点①），用经济发展带动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提升，从而进一步促进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阶段Ⅰ）；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拐点A），能够为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后，再优先发展教育（起点②），依靠教育培养的高质量人力资本和丰富的社会资本通过生产功能和配置功能促进经济发展（阶段Ⅱ）；在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都达到一定的高度后（拐点B），由于“追赶效应”的作用，经济和教育很难大幅度提高，这时要“双管齐下”，集中精力把自己的特色经济和特色文化做大做强，形成以特色产业为龙头的西南地区经济文化圈，从而带动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和教育发展。（阶段Ⅲ）通过在三个不同阶段采取三种不同策略，最终实现经济发展、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的“三方共赢”(见图2、图3)。

2.依托邻近高校和相关科研机构开展校地合作

在优先发展经济的同时，西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还可和附近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人才和科研优势，而这又是贫困地区所稀缺的。西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有丰富的资源，但走不出来，变不成商品，没有经济效益，专家走进贫困地区利用科学技术开发当地资源，并介绍有志于贫困地区农产品开发的公司到贫困地区兴办企业，化贫困地区资源优势为名特优产品优势，有效推动了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同时，学校又可以贫困地区为“实验基地”，坚持科研、教学、推广三结合，面向农村、服务农民、推动地方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在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培养高质量科技、教育人才的同时，积极开展科学研究、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例如，西南大学在三峡库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建设的农业科技综合示范基地，通过开展“一院一镇一部门”产、学、研对接，转化科研成果，培植和引进龙头企业，以高校+企业+基地+农户的模式，在石柱县实施了粮油制种、中药材产业、养蜂产业、畜牧产业、特色蔬菜产业和蚕桑产业。根据石柱特色资源优势，在黄连综合开发利用、辣椒精深加工、莼菜加工、高山冷水鱼养殖、高效生态蚕桑、中草药系列配方饲料等方面以西南大学科技作支撑，培植当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培植专业大户，利用企业、大户带动产业的发展。同时又把石柱县建成西南大学教学、科研、实验实习基地，实现地方、学校双赢，形成了产学研相结合的“石柱模式”。

实践证明，校地合作是实现产学研相结合的一种有效形式，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促进贫困县增收的良好平台，有助于推动贫困县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贫困地区县域经济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增长质量，提升竞争力，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

3.建立“奖偿并进”的教育投资激励机制

由于城市生产力水平相对较高，收入水平也相对较高，因此城市比农村对人力资本有更大的吸引力。正是因为这种更大的吸引力导致西南地区贫困县人力资本流失严重，形成了贫困县教育投资主体与收益主体不对称性的不良后果。我们可以根据贫困县人力资本流失途径，考虑对贫困县流失的人力资本进行补偿。由于知识具有溢出效应，贫困县家庭（或父母）对其子女进行教育投资的同时，社会（或国家）也部分地获得了私人教育投资所带来的益处，如增进社会文明程度、增强了综合国力、提高工作效率等。因此政府应对教育投资主体进行奖励和补偿，建立“奖偿并进”的激励机制。如国家可给予当地政府一定的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以作为对地方经济的补偿；政府还可以给予考上大学的贫困县子女家庭一定的经济奖励或免费为其父母提供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服务等。这样不仅会有助于东西部区域经济的统筹协调发展，还可以激发了当地政府及贫困县家庭对子女教育投资的积极性。

对于已经转移到发达地区的贫困县人力资本，发达地区可以通过交纳一部分资金或税款，用于补偿贫困县人力资本的流失；或可以为贫困县提供技术支持和物质补偿等。这样一定程度上可以补偿因贫困县高素质人力资本的流失对贫困县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

4.加强贫困县职业教育，重视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与教育问题

在西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现阶段大力发展正规教育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职业教育或“在干中学”则为另一个重要途径。贫困县的正规教育与职业教育的一个很大区别就是贫困县的职业教育的投资主体和收益主体在很大程度能够有机统一，因为贫困县的职业教育主要是进行各种生产和生活技能培训，而这种技能是可以直接应用于贫困县的日常工作中，如各种养殖技术、园林园艺等。这种教育由于其受益在贫困县，能够直接增加贫困县家庭的收入，因此他们也愿意在这方面进行投资。但是我国很多地方的贫困县，并没有提供这样的职业教育机会，或者提供的职业教育不切合实际。因此，发展与西南贫困地区市场需求相一致的职业教育，不仅可以提高贫困地区经济的生产效率，同时也有利于培养的相关技术人才有针对性地从事一些与贫困县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职业，形成良性循环。

同时，西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有其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而少数民族众多是其人文环境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据统计,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公布的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中，西南地区除外共有201个，占全国重点扶贫县总数的33.95%，而这些贫困县中少数民族自治县就有59个，占29.3%。[6] 其中，四川36个国家级贫困县中，有20个民族贫困县；28个省级贫困县中，民族贫困县有10个。四川的30个民族贫困县占64个贫困县的47%，占50个少数民族县的60%，少数民族贫困人口覆盖面之广可见一斑。[7]因此，重视西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对于整体提高该地区整体综合实力具有重要意义。努力控制少数民族人口盲目增长，提高其科学文化素质，大力发展少数民族特色产业，让其自身的特色文化转化为本地区的特色经济，从而增加少数民族人口的劳动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加强对少数民族人力资源的职业教育培训，使其与劳动力市场需要密切结合，与经济和生产发展实际密切结合。只有使职业教育培训与劳动力市场结合起来，教育的投资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人力资源的作用才能更加鲜明的凸现。

[注释]

①根据《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公布的国家级贫困县名单计算而得。

②万源市在1993年7月由原万源县和白沙工农区合并建立，但其属于县级市。

[参考文献]

[1]（美）西奥多•w•舒尔茨著.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34.

[2]（美）西奥多•w•舒尔茨著.教育的经济价值[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1982.

[3]国家统计局.2004年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监测公报[R/OL]. stats.省略/tjgb/qttjgb/qgqttjgb/t20050421_402244388.

htm，2005-04-21.

[4]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西部农村统计资料（2004）[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5]闫天池.论我国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J].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4)：37.

[6]张学敏,杨明宏.民族贫困地区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关系再思考[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73.

[7]四川年鉴编委会.四川年鉴（2005）[Z].四川：四川省年鉴出版社,2006.

Reflec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al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tate Poverty Counties of Southwest Region

FanLei

(College of Education，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第12篇

从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的这份名单可以发现，调整后，有38个县被调出，又有38个新面孔入围。贫困县的总数没变，各省的名额没变。

11年中，在扶贫政策的支持下，国家级贫困县下发生了哪些变化？尤其是被调整出的38个贫困县。

在3月19日公布的“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新名单上，林万龙首先发现，陕西省府谷县被“除名”了。

林万龙是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10年，他曾率课题组专门对“府谷现象”进行研究。府谷县因为吸引大量民营企业参与扶贫取得成果而被誉为“府谷现象”。

在林万龙看来，府谷被调整出来“很正常”，因为早在2008年，府谷县已经进入陕西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排名前三位，2009年跃居全省第一。据统计，本次陕西调出的6个县中，有5个县位列2010年度该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十强县”。

被调出的38个县中，有不少县的经济已经相对发达，并曾经引发争议。府谷就是其中一个。

去年，有关机构第十一届“中国中部百强县（市）”、“中国西部百强县（市）”，其中有多个国家级贫困县。

比如，陕西省府谷县位居全国百强县第69位、西部百强县第6位。

陕西省靖边县、子长县，安徽省无为县、长丰县，也分别入围中、西部百强县。

除了对排名的公正性质疑之外，公众更多地将批评的矛头对准了那些顶着国家级贫困县帽子的富裕地区。

无独有偶，广西百色市平果县也是国家级贫困县。但是早在2008年，该县已经连续8年被评为中国西部经济百强县，连续6年居广西县级首位。

上述“百强”县的名字，这一次都被从国家级贫困县名单上拿掉了。

戴上“穷帽子”不愿主动摘

戴上“帽子”的不愿摘下，与此同时，很多地方为了戴上这顶“帽子”而努力

一个共识是，在这份名单上，“请神容易送神难”。

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介绍，调整贫困县难度很大，都想往里面进，进去的都不想出来。调整出来的基本都是“经济条件比其他县好太多了”。

不管是“贫困县”还是“重点县”，都没有动态退出机制。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农村贫困问题与发展金融研究室（或简称中国社科院农村所贫困室）主任吴国宝说，1994年国家启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时，就实行了“4进7出”，人均收入低于400元的县全部进来，高于700元的县全部出去。

汪三贵说，但几乎没有一个贫困县申请退出。

此次被调出的陕西省吴起县，早在2008年就被曝出其人均可支配财力超过1万元，位居全省第一，是丹凤、商南等地的十几甚至几十倍。

当时，陕西省向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建议，摘掉吴起县的“贫困帽”。但是时隔4年，这顶帽子才被摘下。

汪三贵说，没有申请程序，它们也不会主动申请去脱贫。这个名单基本上是十年一调，只能等待这个节点调整。

戴上“帽子”的不愿摘下，与此同时，很多地方为了戴上这顶“帽子”而努力。

日前，湖南省新邵县入选“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该县因为广告庆祝而备受关注。在林万龙看来，“炫穷”的背后是利益的吸引。

据介绍，各部委对贫困地区、贫困县都有政策倾斜和非专项的转移支付。还有一些专门针对贫困地区的项目支持。汪三贵说，比如减免税会从贫困县先行先试，一些行业政策优惠也会优先考虑贫困地区。

在一些招生考试中，来自国家贫困县的考生会受到降分录取、减免学费等优待等。

重重优惠让“贫困县”的争夺非常激烈。

矿产资源助力“脱贫”

有分析说，扶贫“扶”了这么多年，不如资源价格上涨效果明显

这次被调出的贫困县中，大部分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其中，位于内蒙古、陕西的贫困县的煤炭、稀土等产量巨大，位于河北的贫困县铁、金储量较大，位于南方的贫困县多为有色金属富集区。

据陕西省府谷县政府网站介绍，该县北与内蒙古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接壤，西南与神木县毗邻，煤炭储量丰富，2011年全县煤炭产量7204万吨。

林万龙分析说，当地经济发展如此之快，除去政策扶持和自身努力之外，煤炭等资源价格的猛涨是一个重要原因。

实际上，在煤炭价格低的时候，府谷、准格尔旗等这些地方并不富裕。

随着资源价格的上涨，当地的GDP和财政收入增长都非常快。林万龙说，2005年，府谷在陕西83个县中排名还在35位，短短3年之后，就跃居前三名。

有分析说，扶贫“扶”了这么多年，不如资源价格上涨效果明显。

扶贫主战场：“连片特困地区”

中央提出“着力推进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攻坚”

2001年国家扶贫政策思路调整，“国家重点贫困县”的概念被“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所取代。

据汪三贵介绍，从2001年起，国家已经开始淡化“贫困县”的概念，但是彻底取消这个概念又不现实。

在理论上，扶贫模式大体有两种：“地域瞄准”和“个人瞄准”。前者是确定一些地区进行扶持，后者是确定一类群体，进行帮扶。

2001年之前，扶贫基本以单一的“地域瞄准”为主，而“地域瞄准”又以“贫困县”为主要形式。

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表示，连片特困地区是下一步扶贫攻坚的重点，是扶贫工作的主战场。

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增量部分，将主要用于片区。

林万龙说，“片区扶贫”的提出，是因为很多相邻地区的贫困面临着共性的问题，从而制约了整个区域的发展，比如交通问题、环境问题。而要破解这些难题，单靠发展一个县，是无法实现的。

2011年11月29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提出“着力推进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攻坚”。

在今年3月19日公布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上，有340个县的名字被加黑，它们是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范围内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此外，还有大体同等数目的县，被一同划入集中连片特困区，它们共同构成了全国14个连片特困区。

汪三贵分析说，扶贫重点到“片区”之后，片区内的重点县会比片区外的重点县得到更多的资源。

“扶强不扶弱”凸显

比如扶持种植养殖业，可能就会把钱给了大户，而扶贫贴息可能就给了大企业。

与此同时，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正在变得非常普遍：很多扶贫政策正在“扶强不扶弱”。

采访中，林万龙举例说，比如扶持种植养殖业，可能就会把钱给了大户，而扶贫贴息可能就给了大企业。

比如，农机具购置给予50%的补贴，那么只要出一万就可以购买价值两万的农机具。

但是，如果你是个贫困户，可能就拿不出这个钱，也就享受不到这个政策。

家电下乡也一样，买不起家电的人，享受不到优惠。

“这就导致真正贫困的人得不到扶持。”林万龙说，这个问题已经不能回避。

在林万龙看来，很多扶贫政策缺乏“贫困视角”，没有对政策将要惠及的贫困人口、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测算。

“个人瞄准”的模式也在日渐兴盛，这种模式直接针对真正的穷人，主要形式就是社会保障。

但是，汪三贵认为，在农村没有充分的个人信息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对于贫困的识别非常困难。

林万龙也提到，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一个家庭是否贫困，已经不像原来那样一眼就看得出了。

靠行政力量难完全消除贫困

国家的扶贫开发政策，可以缓解贫困，但很难从根本上利用行政力量完全消除

592个“贫困县”的总数是1994年确定的，这个名单的上一次调整是在2001年。

11年之后的这次调整，是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作出来的。不过，按照这个纲要的要求，各省应该实现“重点县”数量逐步减少。

为减少阻力，纲要还特别说明，“重点县”减少的省份，国家的支持力度不减。

此次“脱贫”的38个县只占重点县总数的6.4%。也就是说，经过10年的扶贫，绝大多数“重点县”仍然不能脱贫。

林万龙认为，不能简单从数量上否定中国的扶贫成绩。

2011年11月，国新办《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透露，从2001年至2010年，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2658元人民币增加到11170元人民币，年均增长17%，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林万龙说，以前认定贫困，是“吃不饱饭、穿不上衣”的绝对贫困标准，现在已明显不同。只是相对于其他地方，还比较落后。

在林万龙看来，一个地区的贫困受到自然资源、基础条件、市场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而国家的扶贫开发政策，可以缓解这些影响，但很难从根本上利用行政力量完全消除。

【影响】

“摘帽”县担心一些地方返贫

河北省涉县这一次被调出“贫困县”，这是涉县1984年以来第一次摘下这个帽子。

一直努力的“脱贫”目标实现了，但是涉县扶贫办副主任李运生却很难打心眼儿里高兴。在他看来，没有了国家支持，很多事情很难办。

首先是财政扶持资金没有了。李运生说，专项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四税返还”加起来，扶贫资金每年能有一亿元，而涉县每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10亿元，现在这笔资金一下子没有了。

因为不再是国家级贫困县，之前的帮扶单位也会撤出。

不过，涉县对被“摘帽”早有思想准备。李运生坦承，“这几年涉县的财政收入和人均收入都比较高了”。

据他介绍，这次河北省评选国家级贫困县，就是按财政收入和人均收入排队，用数字说话。所以，被“摘帽”也没什么话可说。

面对即将“脱贫”的现实，县里开了会定下调子，“不能松劲儿，别一下子断了档”。国家如果不支持了，扶贫工作再推进三年，县里自己每年拿出1000万，对贫困村重点扶持照顾。

在李运生看来，摘帽的后续影响有些还没显现出来，他担心一些地方可能要返贫。而且，作为财政支柱的两个大企业已经开始不景气，财政收入任务完不成了。“再想办法吧。”李运生说。

“戴帽”县抓住机会多上项目

和涉县同属河北省的平乡县，此次从省级贫困县“升格”为国家级贫困县。

在网络论坛上，一些平乡人议论说，“我县确实贫困，国家级贫困县当之无愧”。

平乡县委书记李江山说，他们没有争过贫困县的名额，省里按2009年的数字按顺序排下来，轮到谁就是谁。

第13篇

――王嘉毅

近年来，甘肃省教育厅认真贯彻落实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国家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部署，充分发挥教育在精准扶贫中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创新举措，聚焦发力，在“求精准”上下功夫，在“拔穷根”上做文章，组织实施“7+1”精准扶贫教育专项支持计划，积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扩资源，着力推动农村学前教育发展。制定《精准扶贫学前教育专项计划》，按照“四个有利于”原则（有利于利用小学富余校舍和师资、有利于方便幼儿就近入园、有利于乡镇分级管理、有利于社会力量参与），推进学前教育资源向行政村延伸。通过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和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建成乡镇幼儿园1616所，实现集中连片贫困县乡镇幼儿园全覆盖；2015年建成行政村幼儿园939所，实现集中连片贫困县2000人以上行政村幼儿园全覆盖。全省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75%，较2011年提高33个百分点。力争2017年实现革命老区、藏区贫困村幼儿园全覆盖。同时，制定了农村幼儿园基本办园标准、公办幼儿园编制标准和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为农村幼儿园配齐保教设施、配足保教人员，努力让农村孩子接受良好启蒙教育。

――促均衡，着力改善义务教育办学条件。制定《精准扶贫义务教育专项计划》，确保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学校教学、活动、生活等设施基本符合教学、安全和生活需要。精心实施“全面改薄”工程，严格落实县级政府主体责任，引入“第三方”督查，层层传导压力，加快实施进度。2014～2015年共落实资金103.17亿元，项目惠及7574所义务教育薄弱学校，188万名学生，分别占全省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数的79.37%和在校生数的69.33%，义务教育办学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同时，制定《甘肃省实施意见》，加强义务教育规范化、法制化、科学化管理。办好必要的村小和教学点，对百人以下小规模学校倾斜支持，确保农村孩子就近入学。推进信息化优质资源共享，在贫困地区建设“班班通”教室8.4万个，3930个教学点享受到优质数字资源。

――拔穷根，着力提升职业教育服务水平。制定《精准扶贫职业教育专项计划》，保证贫困家庭学生接受职业教育。加快建设兰州新区职教园区，建设职业教育助推城镇化国家级改革试验区，加快培养贫困地区产业急需的技术技能人才，努力实现“输出一人、脱贫一户”。依托高校建立5个精准扶贫智库，依托农林类职业院校和涉农专业开展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在贫困地区开办涉农专业教学点49个，2015年招收贫困县“两后生”6万余人。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开展城乡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和劳务品牌输出，年培训规模达到20余万人次，有效促进转移就业。

――建机制，着力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制定《精准扶贫乡村教师队伍专项支持计划》，完善“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机制。提高乡村教师待遇，为贫困县乡村幼儿园、中小学教师每月发放不低于500元的生活补助。精准招录补充贫困地区师资，2015年全省招聘中小学、幼儿园教师7781人，其中乡村教师7461人。重点加强乡村教师培训，实施“三计划两工程”（陇原名师助力贫困县优秀青年教师成长计划、百千万乡村教师素质提升计划、万名乡村校长能力提升计划和教师人文素养提升工程、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和“精准扶贫教师培训三行动”（网络与校本研修“薪火网研行动”、乡村微规模学校教师全员访名校“微访行动”、乡村学前教育教师素质提升“千千树行动”），切实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2015年培训教师13.93万人次，乡村教师占85%。

――缩差距，着力加快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制定《精准扶贫民族地区教育专项计划》，优先重点支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实施支持甘南州、临夏州教育跨越发展行动计划，制订民族教育发展专项规划、藏区教育发展攻坚计划和支持藏区教育发展实施方案。加快改善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改薄”资金按在校生数的120%向民族地区倾斜，安排资金16.47亿元。加大人才培养支持力度，近五年累计招收藏区1.23万名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甘南州、临夏州和天祝县实现学前教育、普通高中教育全免费，藏区义务教育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标准生均每年提高到2168元，甘南等12个高寒阴湿地区取暖费按其他地区两倍标准拨付，农村中小学生全部吃上免费营养餐。

――全覆盖，着力健全学生资助保障体系。制定《精准扶贫学生资助专项计划》，把各项免费和资助政策精准到人，不让一名贫困家庭学生因贫失学。从2015年秋季学期开始，按照每生每学年1000元的标准，免除所有贫困家庭幼儿学前教育保教费。所有中职学生免学费，为贫困家庭学生每学年发放2000元中职助学金。对就读省内高职院校的贫困家庭学生按每学年5000元标准免学费和书本费。为贫困大学生提供每学年最高8000元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2015年落实各类学生资助经费17.47亿元，近100万名贫困生受益；发放助学贷款12.22亿元，21万余名贫困生受益。2016年，我们还将进一步扩大范围，免除全省在园幼儿学前教育保教费，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普通高中学生免学杂费和书本费。

――重倾斜，着力落实各项招生扶贫政策。制定《精准扶贫高校招生专项计划》，增加面向贫困地区的高考招生计划。2015年新增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考生专项计划、革命老区专项计划。实施省属高校贫困地区专项招生计划、地方高校农村生源专项招生计划，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贫困家庭子女。开展省内高职（专科）院校面向贫困县单独测试和推荐免试招生试点。2015年，各类扶贫专项共录取贫困地区学生2.23万人，扩大了农村贫困家庭学生上大学的机会。

第14篇

山西省2019年普通高校招生征集志愿公告[2019]第3号

（面向贫困地区招生“专项计划”第一批本科院校）

目前，我省面向贫困地区招生“专项计划”第一批本科部分院校因生源不足尚有缺额。现予集中公布，公开征集志愿。

一、征集志愿时间：

7月13日13时—14日10时，逾期不予受理。

二、征集志愿条件：

面向贫困地区招生“专项计划”第一批本科院校限贫困县和省级贫困县符合条件的考生填报，贫困县和省级贫困县详见《填报志愿指南》“山西省2019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院校专业计划说明”第2页第11条）。

其中，国家专项计划招生院校：文史522分，理工492分；省级地方专项计划招生院校：文史522分，理工487分。

国家专项计划：限中央确定的我省21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县和15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具有当地连续三年以上户籍和高中连续三年学籍并实际就读的考生，且符合2019年山西省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条件、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具有当地户籍。

省级地方专项计划：限我省22个省级贫困县，具有当地连续三年以上户籍和高中连续三年学籍并实际就读的农村考生，且符合2019年山西省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条件、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具有当地户籍。

三、符合条件的考生，凭考生号、登录密码登陆山西招生考试网（sxkszx.cn）填报志愿。

面向贫困地区招生“专项计划”第一批本科院校，考生可填报五个平行院校志愿，每个院校志愿可填报六个专业志愿和“是否同意专业调剂”志愿。

四、征集志愿院校的收费标准、专业要求等以我省《填报志愿指南》及院校《招生章程》为准。

五、考生请保管好自己的登录密码，切不可泄露给他人。志愿必须由本人填报，任何部门、学校、个人无权要求考生提供登录密码或代替考生填报志愿。若因自身保管不慎而泄露密码，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均由考生本人承担。

面向贫困地区招生“专项计划”第一批本科院校（贫困地区专项计划）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科类

缺额

备注

6701

山西大学

哲学类

文史

政治学类

文史

社会工作

文史

教育学

文史

汉语言文学

文史

历史学

文史

6703

中北大学

英语

文史

6705

山西农业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文史

农林经济管理(卓越人才实验班)

文史

土地资源管理

文史

6715

山西财经大学

财政学

文史

国际经济与贸易

文史

法学

文史

1258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矿物加工工程

理工

6702

太原科技大学

工程力学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理工

机械电子工程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理工

焊接技术与工程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理工

6705

山西农业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理工

食品质量与安全(卓越人才实验班)

理工

动物医学(本硕统筹培养)

理工

农林经济管理(卓越人才实验班)

理工

土地资源管理

理工

面向贫困地区招生“专项计划”第一批本科院校（省级贫困地区专项计划）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科类

缺额

备注

6801

山西大学

哲学类

文史

政治学类

文史

社会工作

文史

教育学

文史

汉语言文学

文史

英语

文史

历史学

文史

6803

中北大学

英语

文史

6808

山西师范大学

英语(师范类)

文史

6815

山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

文史

财政学

文史

国际经济与贸易

文史

法学

文史

6816

山西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

文史

6801

山西大学

经济学类

理工

数学类

理工

化学

理工

应用化学

理工

生物科学

理工

应用心理学

理工

环境科学

理工

食品科学与工程

理工

工商管理类

理工

6802

太原科技大学

工程力学

理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理工

材料科学与工程

理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理工

6803

中北大学

数学类

理工

应用化学

理工

工程力学

理工

机械类

理工

车辆工程

理工

仪器类

理工

材料类

理工

材料类

理工

电气类

理工

电子信息类

理工

计算机类

理工

化工与制药类

理工

航空航天类

理工

特种能源技术与工程

理工

安全工程

理工

工商管理类

理工

6805

山西农业大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理工

食品质量与安全(卓越人才实验班)

理工

动物医学(本硕统筹培养)

理工

6806

山西医科大学

精神医学

理工

预防医学

理工

临床药学

理工

6808

山西师范大学

英语(师范类)

理工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类)

理工

化学(师范类)

理工

6815

山西财经大学

经济统计学

理工

财政学

理工

保险学

理工

应用统计学

理工

工程管理

理工

工商管理

理工

6816

山西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

第15篇

云南省总工会在启动实施云南省“兴边富民工程”工会行动计划的基础上，又将马上启动全省贫困县工会工作提升计划，这是省总结合全省工会工作实际，推动贫困县工会工作的叉一个重大决策，为我们贫困县各级工会带来了又一个春天。全县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工会干部备受鼓舞，对永善工会今后的发展增强了动力、充满了信心。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我们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省市总工会的统一部署上来，坚持科学发展观，破除安于现状、因循守旧的观念，克服传统的思维模式，树立敢想、敢闯、敢干的思想，增强奋发图强和创新有为的意识，把落实好贫困县工会工作提升计划放在全县工会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全力推动永善工会工作创新发展。

二、锁定目标，合理规划

根据“举全县之力支援服务溪洛渡电站建设”、“尽工会之所力，帮职工之所需，显工会之所能”的要求。锁定目标、突出重点、搞好规划。一是狠抓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工作环境，创造工作条件。用三年时间解决工会办公条件简陋、网络信息化低、硬件功能不齐、服务功能较差的问题；二是狠抓工会经费的投入，大力推进地税代征工会经费工作，最大限度地扩大工会经费增收渠道，夯实工作物质基础，解决好无钱办事的问题；三是狠抓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领导班子建设和作风建设，强化培训、提高素质，解决好有人办事和办得好事的问题；四是狠抓机制建设，健全保障体系，着力解决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五是狠抓职工技术技能培训，拓宽创业就业渠道，解决职工(农民工)创业和就业问题；六是狠抓合格职工之家和职工书屋建设，解决职工无教育培训阵地和学技术文化难的问题：七是狠抓宣传教育工作，合理规划、分步实施，引领广大职工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党的事业、工运事业和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建功立业。

三、加强领导，狠抓落实

一是加强对贫困县工会工作提升计划工作的领导。县委将成立由分管工会工作的县委副书记任组长的提升计划领导小组，全面负责该项工作的领导、组织、协调和指导，负责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确保提升计划顺利实施、取得实效。

贫困县计划范文

第1篇

第2篇

第3篇

第4篇

第5篇

第6篇

第7篇

第8篇

第9篇

第10篇

第11篇

第12篇

第13篇

第14篇

第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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