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专项调查助力新疆建设

为贯彻落实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增强新疆发展能力，制定新疆农业发展规划做出贡献，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决定协助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开展新疆农副产品进入北京市的渠道及品种的调查。

接受调查后，北京局队领导十分重视。北京调查总队总队长潘瑶召集有关处室商讨此项工作，指出北京局队坚决贯彻落实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圆满完成调查任务。副总队长邢志宏作为主管领导亲自组织、安排，部署调查。相关处室迅速组成了由业务骨干参与的调查组，在一个月内完成了调查的布置、收集数据，整理资料和调查报告的撰写工作。

近日，应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的邀请，邢志宏一行6人携全部调查资料和1.5万宇的《新疆农副产品进入北京市的渠道及品种调查报告》赴新疆交流调查情况，共同评估分析调查结果。

新疆调查总队领导高度评价北京局队这次调查工作，认为此次调查对新疆农副产品打开市场、扩大销路、创立品牌提供了帮助，并希望北京局队在今后工作中继续加强对新疆发展的信息支持。

陕西局

建立农村数据处理新平台

近期，陕西省统计局改革延用了多年的农村统计数据处理办法，建立了新的农村统计数据处理平台，并于日前对全省十一个市区和107个县(市、区)统计局的150余位农村统计业务骨干进行了新数据处理程序培训。

新的农村统计数据处理平台建立在当前全省农村统计方法制度体系基础上，适应了新时期农村统计工作改革变化的新形势，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数据处理上报平台简单、直观，新手能在最短时间内熟悉数据的录入、审核、上报；

二是数据处理可拓展性强，非常适应当前变化快的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

三是数据导出导入方便，快捷，为各级农村统计部门及时整理、分析数据提供了便利；

四是数据处理系统还特设置了操作人员交流平台，便于操作人员在操作过程中及时与上级管理员及专业人员交流，及时处理操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据悉，新农村统计数据处理平台上线后普遍受到了用户好评。

海南局

完成全省公众幸福感调查

近期，海南省统计局统计监测中心利用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系统开展了海南省公众幸福感调查。

该调查根据随机抽样原理随机抽中并成功访问了800位海南居民，调查对象基本涵盖了全省各社会阶层和职业群体，调查内容为生活幸福感、工作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等方面的评价，并形成了《海南公众幸福感调查报告》。

调查表明：近年来海南公众幸福感有了较大提升。九成以上的居民对在海南生活、工作或学习感到幸福；90.63％的居民对家庭生活感到幸福，社会和谐稳定；居民对海南社会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指数为92.21％，工作积极性高。该调查报告也反映了海南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2篇

喜欢成都想继续在成都生活

市民幸福感指数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为了解XX年成都市民的幸福感状况，成都市社会舆情调查研究中心在XX-XX年连续调查的基础上，开展了此次调查。调查选择侧重市民个人幸福感的各项指标，制定出了测评体系，包括五方面十大指数内容：

市民的生存状况(如收入满意度指数)

市民的生活质量(如居住条件满意度指数、健康信心度指数、家庭生活幸福指数、交通出行便利指数等)

市民的身心状况(如精神状态指数)

幸福感对比(如生活质量方面与过去的对比、对未来的预期)

人际关系及城市认同(如人际交往和谐度指数、城市认同感指数等)

调查方式：采用了cati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的调查方式，对18周岁及以上、在成都市五城区及高新区居住超过3个月的居民(包括成都户籍的本地人和长住成都的外地人)进行了抽样调查。

调查结果：报告表明，XX年市民的幸福总指数(3.54)与XX年(3.50)基本持平，幸福感自我评价指数(3.67)较XX年(3.48)上升0.19分；对XX年生活感到幸福的比例(56.8%)，较XX年(46.1%)上升了10.7%。而市民对成都的认同感指数(4.03)较XX年(3.97)上升了0.06分。其中，市民对成都的留置意愿指数(4.61)和喜爱度指数(4.29)最高，分别有近九成受访市民表示喜欢成都和想继续在成都生活，各项指数均达到较高分值。

八成多市民：家庭生活“幸福”

在涉及到市民幸福感的十大具体指数中，较之XX年也发生了变化，最高的是家庭生活幸福指数(4.13)，最低的是收入满意指数(2.97)，除交通出行便利指数较XX年降幅较大外，其它指数均较XX年上升或持平。其中尤以社会治安满意度、收入满意度、人际关系和谐度、生活质量提升、家庭生活幸福五大指数较XX年有所上升。

社会治安满意度指数：3.50，较XX年的3.43上升0.7分。57.6%的受访市民认为XX年成都的社会治安好，仅11.5%的受访市民认为不好；

收入满意度指数：从XX年的2.91上升到2.97。34.2%的受访市民对目前的收入感到满意，32.8%的受访市民表示不满意；

人际关系和谐度指数：3.89，较XX年的3.83上升0.6分。72.8%的受访市民感到和周围的人相处“愉快”；

生活质量提升指数：从XX年的3.14上升到3.43，42.5%的受访市民认为生活质量与XX年相比“提高”了，53.5%的受访市民认为未来生活质量“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或“有所提高”，仅有3.3%的受访市民认为“会有所下降”或“较大幅度下降”；

家庭生活幸福指数：从XX年的4.0上升到了4.13，81.5%的受访市民觉得家庭生活“幸福”；

生活总体满意度、居住条件满意度、健康信心度和精神状态四大指数：与XX年相比保持稳定；

交通出行便利指数：较XX年降幅明显。分析认为，这与私家车增加，重要交通要道如人民南路改造、地铁施工等因素有关。随着XX年我市交通缓堵政策措施的出台和实施，如智能交通指挥系统的投入运行，以及重点路段改造的完成，地铁和轻轨的陆续建成，在成都交通出行将更加便利。届时，该指数将得到提升。

15种职业人群家庭主妇最幸福

调查报告对15种职业人群的幸福感作了对比，其中家庭主妇、公务员、离退休人员、企业公司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五类职业人群幸福总指数高居榜首，而又以家庭主妇“感觉最幸福”，幸福总指数达3.9。相对而言，企业公司员工、商业服务业员工及工人的幸福总指数较低。

相关链接

第3篇

掀起一轮轮“幸福”热潮的虽然是几个不同的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但引起人们的思考却是一致的DDD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700美元，国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政府在从全能政府到有限的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中，怎样满足财富增加后人们不断变化的幸福感？来自官方的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也从2000年的39．4％，下降至2004年的37．7％。这一系数虽然与发达国家30％以下的水平相比仍有距离，但专家在比较后指出，目前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水平达到了启动以居民住房消费和交通、通讯消费为标志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临界点。

上世纪70年代的手表、缝纫机、自行车，80年代的彩电、冰箱、洗衣机，直到近5年，老百姓正进入到一个以教育、购房、买车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大件”消费时期，这种变化是否让人们感到更幸福？2005年年底，中国社科院的经济蓝皮书《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的分报告《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称，在对生活幸福感的调查中，七成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同样，也有七成城乡居民对未来生活持乐观预期的态度，认为未来生活会“变得很好”或“变得比较好”。

2006年年初，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也了一份与幸福有关的调查，他们的数据表明，一个城市的平均收入水平与居民对其城市的幸福度没有显著的关系。与收入水平和赚钱机会相比，城市的生活节奏、便利程度、人情冷暖、自然环境等软性因素对城市幸福度的影响更大。

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当GDP和民众的幸福感之间不再有联系的话，政府的政策还要仅仅致力于让GDP处于上升轨迹吗？2003年，当我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时，学界有这样的声音，称我国面临两类转变：一方面是当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3000美元时，我国正处在从一般温饱社会向全面小康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公共需求逐渐由消费型向发展型升级；而另一方面，我国还面临着政府职能转变，逐渐从全能政府到有限的服务型政府转变。

两类转变的交叉点是政府怎样通过转变职能满足老百姓公共需求的升级，专家的另一个说法是，要让改革的成果真正惠及百姓。

或许在刘玉文看来，就业和福利是幸福的基础，也是他希望政府“十一五”期间做的民心工程。其实“十五”期间，我国在就业、社会保障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值得圈点的数字，官方的数据是2005年年末，全国城乡就业人员达到7．6亿人左右，比“九五”期末增加了4200万人。

积极的就业政策实施几年来，在促进就业特别是国企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方面发挥了作用。“十五”期间，有1800万国企下岗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

尽管专家们认为，民众的公共需求正在由消费型向发展型升级，但政府部门并没有停止对提高百姓吃穿住行品质的关注。

第4篇

>> 山东省城市老年人机构养老选择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西安市老年人养老需求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综述 老年人异地养老的意愿调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城镇老年人入住养老院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江西老区养老机构老年人幸福感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城市老年人选择养老机构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研究 老年人采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平台的影响因素研究 杭州市老年人养老照料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河北某地社区老年人和公寓老年人养老意愿对比研究 提高城市机构住养老年人媒介接触率的低成本策略探析 以保定市为例分析城市老年人养老方式及其影响因素 养老机构老年人健康促进研究进展 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老年人代际知识转移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养老院老年人膳食钙摄入量及影响因素调查 影响养老机构与社区养老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分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prolongation=1.

[6] 王静，吴明.北京市某城区居家失能老年人长期护理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全医科学，2008，（12A）.

[7] 褚婧，孙鹃娟.影响城市老年人养老意愿诸因素分析[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2）.

[8] 周秀慧，焦亚波，李汉，等.南京市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研究[J].价值工程，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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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

文|《小康》杂志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鄂璠

中央电视台关于“你幸福吗？”的系列采访引发了关于“幸福”的全民讨论热潮，“我姓曾”这神一样的回复成为公众津津乐道的话题。于是，有人开始反思，为何一些人会给出自嘲式的回答？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公众的幸福感？

2012年9月底至10月初，《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本次调查采用了基于实名制的NetTouch网络调研方法，对东中西部的公众进行调查，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此次调查样本框的确定兼顾性别、年龄段、受教育程度等分布。经过对调查结果和国家有关部门的监测数据进行加权处理，得出2011～2012年度中国幸福小康指数为80.1，比上年提升0.2个百分点。

中国幸福小康指数的评价主要涉及到身心状况满意度、家庭生活满意度、社会关系满意度、生活质量满意度、社会环境满意度等5个方面，它们在本年度的指数分别为75.7、85.5、82.3、84.0、72.8，均比上年度有所提高。

在影响公众幸福感的因素中，收入、健康和婚姻排在前三位。

六成受访者感觉现在“幸福”

在当今中国，幸福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幸福，才是一切行为的终极价值和目标。从去年各地召开的地方两会开始，多个地区纷纷提出将提升百姓的幸福感作为工作的重要目标。

总体而言，中国人会感觉生活幸福吗？“2011～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显示，过半受访者（50.9%）感觉“比较幸福”，9.7%的受访者感觉“非常幸福”；23.5%的受访者表示“说不好”自己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福；仅有15.9%的受访者明确表示自己“不太幸福”或者“很不幸福”。

六成（60.6%）受访者感觉自己“幸福”，相较于去年高出了0.4个百分点。与此相关联的是，只有13.3%的受访者认为今年“不如去年幸福”。

如果放在全球范围内衡量，中国人的幸福指数算得上高吗？今年上半年，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Gallup）公布的全球幸福感调查报告显示，全球有17个国家超过半数的民众觉得幸福，其中丹麦人民的幸福感最高，74%的民众觉得幸福；还有26个国家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民众觉得幸福；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中国人占比18%，仅在亚洲，幸福感就低于阿联酋、阿曼、韩国、泰国、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等国。

年龄越大，幸福感越高

学历越高，幸福指数越低

《小康》调查显示，幸福感高低与年龄大小密切相关，年龄越大幸福感越高。年龄在18～35岁的年轻人幸福感指数在60以下，56～65岁的老年人幸福感指数为68.6，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幸福感指数则高达70.7。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健全，对城乡老年人在医疗、养老方面的保障力度不断加大，加上老年人主要追求颐养天年，对其他方面要求较低，因此容易产生较高的幸福感。而随着物价，特别是房价的上涨，80后们在工作、生活方面的压力非常大，加之当今社会物欲横流，年轻人相互攀比心理强，这样更容易产生心理落差和不平衡，自然就影响了幸福感。

幸福感指数与文化程度也密切相关，文化程度越低幸福感指数则越高。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幸福指数最高，为67.1；而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幸福感指数最低，为60.6。

婚姻对于“幸福”的影响上升至第三

收入、健康一个都不能少，婚姻地位上升，社交与社会保障退后

“2011～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除了对千余名公众进行问卷调查外，还对近百名不同行业、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层次的劳动者、学生进行了深度访问，谈到对自己幸福感影响最大的因素时，大多数受访者提到了4个关键词，“收入”、“健康”、“婚姻”和“家庭关系”，而这4项，恰好也在今年“影响公众幸福感的十大因素”排行榜中位居前四位。

“收入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的幸福感。”天津市东丽中学教师魏宪萍的感觉是，收入虽然不是影响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但却对于健康和婚姻都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很重要”。

因为去年母亲的一场重病，易城阳光健身会所操课部经理郑雷雷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健康的重要性，她本身也是一名健身教练，对于生活在充满竞争与压力的现代化社会中而又不注重身体锻炼的一大部分人群，她感到很担忧，“尤其是年轻人，亚健康者所占比例已经非常高了。”在她看来，健康才是影响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

上海公务员陈娟娟的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婚恋的影响，她把“和男朋友分手”看作是一件非常不幸福的事情。

而60后学者姚中秋、70后菜市场粮油摊主弓俊红和80后警察田锋等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的受访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家人”和“家庭关系”。

此外，住房、社会保障、职业、环境、个人能力和社交，也会对公众幸福感产生较大影响。

与去年的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相比，今年婚姻对于公众幸福感的影响力由第10位上升至第3位；而社交与社会保障对于公众幸福感的影响力则退后了一些，前者由第7位降至第10位，后者由第4位降至第6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公众幸福感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收入”与“健康”中，去年排在首位的是健康，今年则是收入，并且“收入”（59.3%）比“健康”（53.0%）高出了6.3个百分点。

虽然只有53.0%的受访者把健康视为影响自身幸福感的因素之一，但却有63.4%的受访者表示“会为自己的健康感到担忧”。

虽然收入和健康都非常重要，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张西超告诉《小康》记者，“收入并不是影响幸福感的核心因素。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人类处在温饱水平，钱的多少对于幸福感的影响并不大，国外也有大量的研究表明，一个百万富翁的幸福指数可能会比一个穷光蛋稍微高出一点点，但是不会太高，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收入并非影响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

中国有句老话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不妨看看年长者的观点，《小康》调查显示，在影响80后、70后、60后三个年龄层次受访者的幸福感因素中，收入均排在健康之上，并且在80后受访者中，选择“收入”比选择“健康”的高出了14.4个百分点之多；而在50后受访者中，则是选择“健康”的最多。

民众幸福首盼“提高工资”

提升公众幸福感最有效的方式：提高工资水平、提高养老保障水平、提高食品安全水平

《小康》调查显示，居民对社会治安状况、交通条件等方面满意度总体评价值越高的地区，幸福感指数往往越高，反之亦然，这说明幸福指数与民生工程紧密相关。

10月17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表示，四季度将会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酝酿八年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终于有眉目了，而这一改革，也被很多人看作是当前“最大的民生工程”。

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日前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显示，部分行业工资上涨过快，除企业高管与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最大达4553倍外，企业内部近5年来高管工资增幅明显超过普通职工工资增幅，收入差距不是在逐步缩小而是明显放大，造成社会收入分配不公。而全国总工会在201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两成职工5年间从未涨过工资。

因此，公众对于提高工资水平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幸福感的提升。

《小康》调查显示，近年来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下了非常大的功夫，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和谐社会的架构及机制逐步建立，民众对此比较满意。但是，城乡居民对当前收入分配制度的满意度却仅为55.5，次于食品药品安全和城市噪音控制的满意度。这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城乡居民的幸福指数。

如何才能有效提升公众的幸福感？排在首位的是“提高工资水平”，其次是“提高养老保障水平”，再次是“提高食品安全水平”，接下来依次是“提高医保水平”、“降低房价”、“改善医疗卫生服务”、“改善城市环境”、“加大教育投入、改善教育服务”、“改善社会治安”和“治理交通拥堵”。

不过，虽然目前中国人的生活中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小烦恼”和“小忧虑”，但是随着近些年民生福祉的不断改善，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相信“明天会更好”。面对“您是否相信未来的生活会比现在更幸福？”这个问题，仅有10%的受访者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感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吕庆喆提供的支持。《小康》特约记者欧阳海燕对本文亦有贡献）

“你的幸福在哪里？”，问卷由《小康》杂志社设计，调查由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执行。

本次调查采用了基于实名制的NetTouch网络调研方法，对东中西部的公众（职业非学生，下岗、待业或无业人员）进行调查，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此次调查样本框的确定兼顾性别、年龄段、受教育程度、职业等分布。

第6篇

【关键词】 建设 幸福之都 幸福指数

在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研究和探讨幸福指数具有重要意义。幸福指数是衡量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指标。一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最根本的标准是这个社会是否能够很好地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是否能够为人们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是否坚持社会发展目标上的以人为本。[1]

一、幸福指数的含义

幸福感是由人们所具备的客观条件、需求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它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其一,它是人们对生活总体以及主要生活领域的满意感;其二,它是人们所体验到的快乐感;其三,它是人们由于潜能实现而获得的价值感。幸福感是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从形式上讲,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表现为客观主体自觉或不自觉地自我反省,而获得的某种切实的、比较稳定的心理感受;从内容来讲,幸福感是人们所体验到的一种积极的存在与发展状态。

二、当前影响人们幸福指数提高的主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财富的积累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无论是人们的收入、就业、社会保障,生活水平、健康状况、人际关系、个人事业成就感,生活的安全感和对工作的满意度等等都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升,人们比过去拥有了更多的幸福感和更高的幸福指数[2]。我们认为影响民众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六大因素。

生存质量状况。主要有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城乡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社会基本保险覆盖率、接受社会救济比例、人身财产保护满意率、社会参与率、居民消费价格(CPI)满意率等。

身心健康状况。主要有人均寿命、病死率、精神病发病率、食品卫生达标率、医疗状况满意率等。

婚姻家庭状况。 主要有婚姻和家庭满意度、离婚率、子女孝敬满意度、居住方式满意度、家庭成员数量满意度、儿女就业满意度等。

职业发展状况。主要有职业满意度、工作现状和工作环境满意度、平均工资水平、失业率、跳槽频率等。

人际社会状况。主要有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人际交往满意度、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率、自身价值体现满意度;群众办结率、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满意度等。

环境条件状况。主要包括反映生态建设情况的森林覆盖率、退耕还林情况反映环境污染和保护情况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单位能耗指标、环境治理达标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3]。

三、提高人民幸福指数,建设幸福之都的途径和措施

(一)切实解决影响幸福感的最突出问题――贫富差距问题

提高全民幸福指数必须正确处理好全体民众的利益关系。要适度调节收入分配和利益享受机制,要“保低”――保障并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控高”――调控过高收入,“打非”――打击并取缔非法收入,通过对垄断行业收入、福利待遇过高,个别行业暴利经营、非法经营等影响社会公平的客观因素进行合法调节,缩小收入差距,缓解社会矛盾压力。同时,要把就业、社会保障、扶贫、教育、医疗、环保和安全等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作为民生之本、和谐之基提到重要议事日程。

(二)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增强广大市民的主人翁地位感和成就感

加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务公开等民利保障体系的建设,同时加强机关的作风建设、效能建设、廉政建设,积极推进政务创优工程,民主参与工程,切实做到体察民情,尊重民意、集中民智、汇聚民力、发扬民主,最大限度地调动好、发挥好、保护好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成就感。要进一步强化公共管理职能,完善公共服务职能,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公务人员的整体素质。

(三)建设经济强城,不断提高广大市民生活质量的满意度

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没有物质财富的积累和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就谈不上民众的幸福感。大力发展经济,不断积累社会财富,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前提,也是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必要条件。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用发展的眼光、发展的思路、发展的办法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瞄准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先进水平,加快构建南部沿海经济走廊,整合钢铁资源打造七大主导产业链,建好科学发展示范区,在富民强市中着力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四)大力发展公益事业、强化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个体与社会的和谐融合度

致力于“幸福学”研究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奚恺元在接受《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人们幸福与否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很多和财富无关的因素”。这说明,经济越发展,非物质因素对幸福的影响就越来越大。国际经验也明,在人均收入1000美元之后,人民对公共服务包括公共医疗卫生、公共教育、社会保障、环境、安全等方面需求会越来越迫切,反应也会越来越敏感。在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有序,广大群众拥有社会安全感的前提下,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载体,以解决住房、看病难、上学难、工作难等“四难问题”为突破口,完善社会保障、救助、帮扶三大体系,大力推进安居工程、扩大就业工程、社保扩面工程、教育辅助工程、全民健康工程、诚信平安创建工程,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健康服务水平,和谐人际关系,提升人民群众对家庭、对工作、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

(五)形成幸福指数调查评价长效机制,持续推进幸福之都建设工作

要从长远和战略上关注和提升幸福指数,注重从体制机制上保障幸福长效。要建立制度,采用幸福指数对城乡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不同地区或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比较,目的在于对以往的发展思路与政策选择进行评估,为现行政策的调整和未来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的依据。要将幸福指数写入城市发展纲要,在制定发展规划时,不仅要确定国民生产总值的预期目标,同时也要确定国民幸福指数的预期目标。要在探索中密切关注市民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下转第99页)

(上接第34 页)

[1] 罗新阳.幸福指数:和谐社会的新追求[J].桂海论丛,2006,22 (6):21-24.

第7篇

民生幸福既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实施民生幸福工程，就是要把民生实事进一步制度化，让人民群众生活每年都有新改善、新提升。江苏省政府高度重视民生工作，始终把提升百姓的幸福感作为省委、省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10年底江苏省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下更大工夫，像安排经济工作一样安排民生工作，像落实经济指标一样落实民生指标，启动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住房、物价、收入分配、就业和社会保障等热点难点问题，让人民群众在改革发展中得到更多实惠。江苏省《“十二五”规划》中，更是将民生问题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通篇文字中，改善民生方面的内容占了22%，这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而且，“七年倍增计划”明确提出了要做到“两个同步”，即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使“倍增计划”更具有操作性和可行性。《“十二五”规划》把“促进劳动者充分就业”、“实施居民收入七年倍增计划”、“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障”、“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和“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等，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集中反映了新时期人民群众的强烈期待，改善民生的重点更加明确，思路也更加清晰。

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对江苏工作提出了“六个注重”（注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加强自主创新、注重发展现代农业、注重加强文化建设、注重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注重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新要求后，2011年4月21日，江苏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立即做出《关于又好又快推进“两个率先”在新的起点上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的决定》，提出实施包括“民生幸福工程”在内的“八项工程”。2011年6月20日，江苏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意见》。意见指出要突出“四个群体”增收，拓宽“五大增收渠道”，强化基本公共服务，全面增加居民的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转移性收入，促进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2011年8月19日，江苏省《关于大力推进民生幸福工程的意见》正式出台，人民网、新华网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三家权威媒体均以“收入倍增计划”6字作为文眼，统率“民生幸福工程”，可谓突出了江苏的“民生之重”。

案例背景：民生问题与居民幸福感关系密切

1. 贫穷成为影响人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幸福指数是对人们通常所说的幸福感的一种量化，即人们根据一定价值标准对自身生活状态所作的满意度方面的评价。有的学者指出，幸福指数反映的是人们的幸福感，主要包括人们对生活总体以及主要生活领域的满意感、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的快乐感、由于潜能实现而获得的价值感。还有的学者指出，幸福指数是人们根据一定价值标准对自身生活状态所作出的满意度评价，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主要包括社会发展水平、历史文化背景、个人所处社会阶层、个人生存状况和改善预期及其实现程度。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固然很多，但经济无疑是最根本的因素之一。没有一定物质财富的积累和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就根本谈不上国民的幸福感。据有关调查报告显示，在当代中国，人们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贫穷，大约54.6％的城镇居民和66.4％的农村居民将贫穷列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一些非物质因素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才会越来越大。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美元之后，人们对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安全保障以及社会公平等非经济因素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强烈。

许多研究发现，在较低经济收入阶段，经济收入与幸福感之间是成正相关的，在经济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这种相关程度就很低了，收入对幸福很少甚至没有影响。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还处于经济收入较低阶段，收入的提高依然是提升民众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社科院所做的《2010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成为影响相对收入，进而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在当前社会条件下，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处于合理范围，避免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是提高社会幸福感的有效手段。调查中也发现，有自有住房居民的幸福感高于租房居民，生活满意度几乎等同于幸福感，对未来预期也对幸福感很有影响。

这些都说明，民生问题与居民的幸福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总理曾经指出，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清楚地表明了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科学发展观下的社会发展不再仅仅关注经济的增长，也不是以现代化为我们的终极目标，而是切实回归以人为本的层面，关注民生问题，关注人民的感受。幸福感、尊严这样的心理感受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

2. 不断加长升级的江苏“幸福公式”

“民生幸福”是一项涉及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在《小撒探会》节目中写下的幸福公式是：2011+人民群众收入增加+分配公平+大学生找到理想工作=幸福。罗志军解释说:“人民群众的收入增加和分配的公平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政府工作的重点；江苏是一个教育大省，对于大学生群体，找到理想的工作，就是幸福。江苏的战略新兴产业目前有两万亿的产值，预计到2012年能达到三万亿，到2015年能达到五万亿，甚至达到七万亿，占了工业经济总量的60%，这样大的结构转变，需要大量符合新结构的人才来支撑。这样的发展新阶段，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有了很大的好转。”

第8篇

在今日为不断增长的GDP数字而欢欣鼓舞的中国，GDP却成为了民众心中的贬义词。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远不及GDP增长速度的收入，是如大山般压来的房价、医疗和教育费用，是对未来保障的担忧。当前的中国社会GDP和百姓福利之间的种种矛盾与差距，揭示出高增长表象下民生的艰难。

GDP并非坏东西，但为什么现在大家对它的批评没有休止，反有愈演愈烈之势？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提高不同步，两者甚至有日益背离的趋势。

GDP不能提供大众福利状况的全部真实信息。这使得GDP有一种危险，它不能反映民生状况，甚至可能存在“一俊遮百丑”的现象――以GDP增长的强势掩盖一个国家发展及社会变革方面的劣势。

可惜可叹，这样一种可悲的情形正出现在改革开放时代的盛世中国。

我的增长在哪里？

根据中国社科院公布的《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我国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非但没有如经济数据一样令人鼓舞地攀升，反而有所下降。在众多居民眼中，经济持续的高增长似乎仅仅是一个“海市蜃楼”，增长所提升的福利并没有明显辐射到他们的日常生活。

不幸福感、疲惫感与日俱增；不满意、不轻松的情绪在城市普通人群中蔓延。这种高经济增长速度和低居民满意度的强烈反差引起了人们好奇，越来越多的人希望透过GDP的面纱看到更真实的居民经济生存状态。

大多数普通居民对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疲惫、失去了热情，认为经济增长的成果似乎是“水中月”、“镜中花”，可望而不可及。改革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作和奉献自己的青春。这些普通劳动者为国家GDP增长付出艰辛劳动的同时也陷入了一种困惑之中――“我的增长在哪里？”

高税收下低福利：

谁之错？中国改革开放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力，经济加快转轨使原有的福利模式被打破，这给人们带来的不适应是必然的，也是下一步改革需要着重布局的。一方面，中国政府的税收以年均20%的速度快速增长，超过经济增速的一倍不止，也超过了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另一方面政府提供的公共品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于是，看病贵、住房难、学费高、养老和失业保障太低等一系列问题成为人们感受最深的问题。

第9篇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了2011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以下简称“蓝皮书”）。蓝皮书对城市竞争力的测评今年纳入了“幸福感”指标。在294个城市中，石家庄市居民幸福感排名第一。接下来分别是临沂、扬州、承德、滨州、莱芜、鹤壁、包头、北京等地。北京在幸福指数一项上排名第9。而最幸福的是省会城市石家庄。上海的分值则与其发达程度相背离，并且排名一直在退步，从2001年的第20名滑落至2010年的第205名。调查中，人们最不满意的是城市交通状况。全国35个大中型城市居民对本城市交通状况表示满意的比率不到三成。

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是国家的权威机构，政府的智囊，却得出完全不同的排名。这样的幸福指数和排名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和热议，人们不知道这样的排名是怎样得出的，为何两份排名完全不同，甚至互相冲突。事实上，这仅是关注点的表面。从其深层次考量，幸福是什么,幸福可以量化吗，可以测量吗？“幸福不是一连串生硬的数字，而应该是让人们亲身感受并且认同的事实”。回到社会层面，幸福与社会公平、福利保障、个人实现等等因素都息息相关。如何把抽象的“幸福”分解量化成各种和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指标成为越来越多政府议题的关注焦点。

对于这样一份貌似科学，实际忽悠成分很大的测算和排名，还是有很多所谓的专家、学者为之背书的。根据报告，有学者认为，北京等大城市主观满意度靠后，可能与生活节奏很快，生活成本高等有关系，像银川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靠前，可能与城市小，生活节奏舒缓有关。“（银川）骑着自行车10分钟可能就能兜一圈。”就满意度（主观）指标而言，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并没有显著高于西部地区。这可能与西部城市居民生活更加便利，生活、环境改善幅度较大等有关系。目前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与期望值存在差距，居民主观满意度偏低与通胀率高、高房价、社保水平低、生活节奏快有关。“这也说明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的提高。”

为了显示这次蓝皮书测评的科学性，重点长卷的调查中涉及的指标则包括家庭和睦状况、人际关系状况、未来生活和社会发展信心、灾害防范状况、居住状况、社会治安状况、教育状况、环境卫生状况、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就业状况、社会医疗保健条件、社会道德风气、经济收入状况、交通状况。有关幸福感排名采用的是问卷调查的方法。幸福感的指标包括未来生活和社会发展的信心、居住状况、环境卫生状况、交通状况、社会医疗保健条件、就业状况。我们知道，幸福是一种体验，是一个整体，这样切割出来的幸福，还是幸福吗？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赛利格曼提出了一个幸福的公式：总幸福指数等于先天的遗传素质加后天的环境，再加你能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英文表达是：H＝S＋C＋V。他把先天的遗传素质排在很重要的位置，这可以作为心理学的测评内容，通过总幸福指数来测评这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但如何把先天的遗传素质（S）、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V）作为社会学的测评内容，作为测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幸福指数的内容，不仅错上加错，走入死胡同，而且会将其带入莫衷一是的争论中。因此，将先天的遗传素质带入幸福指数的测评内容，是难以测评的，也背离了倡导幸福指数的价值和意义。

究竟什么是幸福呢？幸福是一种心理体验，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福建省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闽榕表示，新概念“幸福竞争力”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问题，因为主观因素比较多的指标，而在研究中容易把主观性的指标“一刀切”。他认为，幸福感是一种心里的感受，不能用一种指标体系进行评价和衡量幸福感，而要通过不同的层次来评价和排列，“这样更加科学一些”。对此，陈家泽认为，幸福与美学有极大的相似处，它是主观建之于客观，是因参照系数不同而各异的个体感觉。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一个“幸福方程式”，其表达：幸福=效用/欲望。在他们看来，幸福还包含通过充分发挥自身潜能而达到完美的体验。在马斯洛需要层次和自我实现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出自我决定理论：人们能否体验到幸福，取决于那些与人们的自我实现需要密切相关的一些基本需要的满足情况。所以，幸福感又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价值感，它在更深层次上体现出人们对人生价值的追求。

第10篇

何谓幸福指数

幸福指数是对人们通常所说的幸福感的一种量化，即人们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对自身生活状态所作的满意度方面的评价。幸福指数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的。他认为，幸福=效用/欲望。也就是说，幸福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他还把影响效用的因素分为物质财富、健康长寿、环境改善、社会公正、人的自尊五大类。英国心理学家罗斯威尔等通过长时间的研究后认为，真正的幸福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即幸福=P+5E+3H。其中，P代表个人性格，包括个性、应变能力、适应能力、人生观、世界观、忍耐力等；E代表生存需求，包括健康、交友状况、财富等；H代表高级心理需求，包括自尊、自我期许、雄心、幽默感等。澳大利亚心理学家库克则将幸福指数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个人幸福指数，包括人们自己的生活水平、健康状况、在生活中所取得的成就、人际关系、安全状况、社会参与、未来保障等方面；另一种是国家幸福指数，包括人们对国家当前的经济形势、自然环境状况、社会状况、政府、商业形势、国家安全状况等多个方面的评价。

我国学者对幸福指数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幸福指数及其指标体系进行研究、提出看法。有的学者指出，幸福指数反映的是人们的幸福感，主要包括人们对生活总体以及主要生活领域的满意感、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的快乐感、由于潜能实现而获得的价值感。还有学者指出，幸福指数是人们根据一定价值标准对自身生活状态所作出的满意度评价，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主要包括社会发展水平、历史文化背景、个人所处社会阶层、个人生存状况和改善预期及其实现程度。也有的学者把幸福指数具体化为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要素构成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

幸福指数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呢？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固然很多，但经济无疑是最根本的因素之一。没有一定物质财富的积累和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就根本谈不上国民的幸福。据有关调查报告显示，在当代中国，人们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贫穷，大约54.6%的城镇居民和66.4%的农村居民将贫穷列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一些非物质因素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才会越来越大。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美元之后，人们对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安全保障以及社会公平等非经济因素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强烈。此外，由于幸福与人们的主观感受分不开，因此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乃至不同的文化教育、等也会影响人们对幸福的评价。

国民幸福指数有什么作用

一个国家把国民幸福指数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说明大多数社会成员已经开始摆脱基本生存需求的制约而产生了更高层次的需求，标志着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我国而言，通过各种调查统计来研究国民幸福指数，有助于我们了解国民的情绪变化和需求层次、准确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要求，进而制定更具科学性和针对性的政策，促进社会全面发展。

国民幸福指数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风向标”。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从单纯追求经济发展指标特别是GDP（国内生产总值）到开始关注包括幸福指数在内的人文社会环境指标、强调社会个体的内在体验和感受，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重视并用好国民幸福指数，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国民幸福指数是社会全面进步的“测量仪”。一般来说，衡量一个社会发展进步与否，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能否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能否很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需求，能否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最大利益、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从这些标准来看，我国以往比较重视的GDP等仅仅反映经济增长情况的指标，是难以全面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状况的，并且在实践中可能导致政策选择上的片面化。从一定意义上说，GDP是一个侧重于物质方面的量化指标，国民的福利增长、身体健康以及精神状况等不可能充分体现在GDP数字之中；而反映国民整体生活质量的幸福指数则是一种更加全面、人性化的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GDP指标的缺陷和不足，从而使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的指标更加全面、科学、完善。

国民幸福指数是社会良性运转的“晴雨表”。社会要良性运转，关键是要和谐稳定。而社会能否实现和谐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大社会成员的幸福感如何。如果一个社会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国民幸福指数却不能随之提高甚至出现下滑，那么就有必要对社会发展的整体走向和政策导向进行认真反思。国民幸福指数可以反映社会需求结构的态势、社会运行机制的效能、社会整合程度的状况，观察国民幸福指数可以为社会矛盾和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尤其是在社会变革和转型时期，国民的判断和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社会变革和转型的效果，而国民幸福指数走势正是国民判断和选择的重要预测指标。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密切关注各项重大政策对人民群众整体幸福感的影响，关注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差异和走势，关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幸福感的状况，将其作为社会良性运转的“晴雨表”，对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何提高国民幸福指数

国民幸福指数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体系，内涵丰富，涉及面广。这也决定了提高国民幸福指数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多层次进行努力。毋庸置疑，人的幸福感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之上的，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自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经济因素的影响最大，生活富裕、物质财富充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人们的幸福感。相反，经济条件差、物质生活水平低则会大大降低人们的幸福感。同时，政治建设方面的民主状况、法治状况，文化建设方面的精神文明状况、国民教育状况，社会建设方面的就业状况、社会保障状况、安全稳定状况，生态建设方面的自然环境状况，以及个人的家庭状况、教育状况、健康状况、职业状况等，都对人的幸福感、对国民幸福指数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要提高国民幸福指数，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大力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建设，不断提高社会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程度。从我国当前实际出发，提高国民幸福指数尤其应在以下两个方面着力。

第11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幸福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2-000-01

然而，一些现象也使我们清醒的认识到，第一，侧重于GDP增长速度的发展模式在20年后已经显现出端倪，例如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各阶层之间的“受益水平”绝不平衡，社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够协调，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相对滞后，长期处于高消耗、高投入、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益、不协调的粗放型外延式经济增长，受资源的限制越来越大等等。第二，财富总量不断的增加、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幸福”这个词已经使人所不惑。在人们手中的钱逐渐增多的时候，城市的空气污浊、饮水腥臭、气温变化无常、再加上暴力拆迁、假货泛滥、诚信流失……这一切，让我们的幸福感大打折扣。2004年，国内一家专业机构了一份《中国“工作幸福指数”调查报告》，对几所大城市测试显示，经济发达城市的居民并不比相对经济落后城市的幸福，调查者中幸福感较高仅有10％。

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涉及幸福的因数就很多，例如工作压力、亲情与友情、心理健康、生存空间等等，都变成了影响幸福的重要因素，而收入的增加，只是幸福指标中的一项而已。幸福不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它是对物质生活的一种追求，更是对健康的幸福、身心舒畅的环境的一种追求。很简单，当你坐在臭气熏天的河边野餐时，很难说这叫幸福；当你攥着一沓钞票苦想“还有什么东西能吃”时，很难说你还能感觉到幸福。

最新研究和实践证明，财富仅仅是带来幸福的因素之一。幸福不仅仅包括财富，它还包括洁净的空气、干净的水、社会诚信、执法文明等等与财富无关的东西。

所谓幸福指数，是用来反映人们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满意程度。是衡量国家发展水平的新标准。幸福指数对经济分析、决策提供了全新思路。目前，在中国开展对幸福指数的研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首先，通过对幸福的计算和对它的各种因素分析，可以得出人民群众最希望解决的问题。第二，为非经济因素对可持续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第三，为使用国际通用的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开创了新的思路。以往，为中国的各项决策提供最基本分析工作，多是通过某种社会现象、标志的搜集和汇总得出的，而对于各种的意向性的数据搜集及整理，进行得很少。而用幸福指数的方法分析，为研究及解决中国现实中的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GDP核算体系是目前世界各国都普遍采用的，成为衡量某个国家发展程度的统一的标准。但只是以GDP指标，去反映发展程度的快慢，显然是不够的，很多东西GDP是不能衡量的，比如幸福，社会公正。近年在国际中，学术界多项研究显示，人民幸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决对不是简简单单“正相关”的关系。同样，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状况下，收入的增加能相应的带来一定快乐。但是，人均GDP要是达到3000至5000美元以后，那样快乐效应就会开始递减。一方面，收入的提高，期望值也会提高，相互抵消；另一方面，像环保中的公共物品，不是哪个人能改善的，倘若由个人去选择，几乎所有人都会选择多赚钱、多消费、多污染，最后谁也不快乐。可见，在经济发展到一定之后，倘若不去考虑良性增长、和谐的道路，那不仅不快乐，很可能会痛苦。这其实就是为什么一些国家和地区的GDP一直在增长、但钱多了的人并不快乐，精神上同样没有归宿感；更有甚者，由于社会公平没有兼顾，GDP在增长，人们的痛苦指数同样在增长，后期导致社会的动荡。经济的增长过程其实是人类快乐和福利一同增加的过程，GDP并不代表一切。正本清源，现在终于发现，　GDP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第12篇

【关键词】交通出行模型 幸福度 回归模型

一、引言

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出现了城市空间紧张，道路拥挤，事故频发等一系列的问题，与此同时，机动车保有量从200多万辆增加到1.63亿辆，增长了近70倍[1]。机动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使得国内很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面临交通拥堵及空气污染的负面影响，同时引起人们对城市交通状况的不满，降低了生活的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

在此背景下，在探究出行行为和主观幸福感方面研究欧美国家起步早、数据更加全面，因此其研究理念、探测方法，及其研究结果对促进我国交通领域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本文结合英国2014～2015年纵向问卷调查报告，understand society，其问卷内容包含英国居民的特点、居民的满意度、时间偏好及其交通出行方式等问题[2]，建立回归模型探测交通出行行为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分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同时对国内的交通发展研究起重要借鉴之意。

二、文献综述

St-Louis运用回归模型对20851个样本研究，得出样本的满意度由高到低分别是行人，火车，自行车，轿车，地铁最后是公交车[2]。Ettema，D等以7点满意度量表，建立多次线性回归模型，结论表明其慢行交通工具相比汽车和公共交通更易获得主观幸福感[3]。Abou-Zeid等归纳选取旅程变量，通勤者自身特征及基于社会比较理论的通勤者社会比较三个层面的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试图找出通勤者交通出行与幸福度的关系[4]。

国内研究交通出行模型主要以时间和费用成本最优为目标，通过不同的模型方法对不同的特征进行探测。潘驰等通过二元Logit模型对大连市主城200名通勤者出行行为进行预测，结果显示停车费和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提高，能够促进驾车者放弃小汽车改乘公共交通[7]。姚丽亚等采用分层Logit模型，对北京市出行者实证研究表明出高收入及其公费出行人倾向于使用私人交通，而以上班上学为出行目的人群更倾向公共交通[8]。陈俊励等采用巢式Logit模型，定量分析公共交通出行者特征。殷焕焕等基于BinaryLogit模型得出性别和年龄两个因素对公交出行影响不大，而时间和费用是主要影响居民出行的因素。

从国内外文献研究来看，不同地区因出行者特点和区域交通系统完备度的差异对于不同交通工具的满意度各有不同，基于此本研究试图探究相对于自行车或步行出行，公共交通模式和小汽车模式对不同满意度指标的影响，以此更好的促进集中资源提升出行者的满意度。

三、研究方法设计

本研究运用英国家庭普查2014/2015（BHPS）的调查问卷数据，其包含1814个问题[24]。问卷对4617个家庭进行包括社会经济特征、通勤特征、主观感受等问题的调研。根据本研究问题，选取了三个满意度相关问题分别探测个人主观幸福度。在样本选择方面，为了获得足够的有效数据，避免无效数据过多引起结果的无意义，最终有效样本为748个。

对于不同出行者的满意度，本研究运用统计软件SPSS 23.0 对交通出行和满意度数据用crosstabulate进行整合，其结果可得，自行车和步行分别对健康满意度指标和休闲时间满意度指标的满意度占比高于小汽车出行和公共交通出行，同时所有指标的不满意程度占比较低。综合两方面考虑，可得自行车和步行能够更大程度促进人的主观幸福感，而小汽车则在收入满意占比中表现优秀，而公共交通出行则在四方面满意度评价中占比最低。

四、数据分析与结论

（一）出行模型与满意度指标相关性分析

我们运用皮尔森卡方测试（Pearson’s chi-square）来探测出行模型与各幸福指标的相关性。如果两个变量不相关，则表明出行模型和此幸福指标没有明显关系，则假设不成立。

通常，相关性检查关键指标为Sig.，如果Sig.值小于0.05，那么系统的无效假设（null hypothesis）将被拒绝。皮尔卡森卡方相关性检验结果，可见出行工具选择变量与各个满意度变量显性相关。同时为构建回归模型的前提。

（二）假设检验结果

为了探测不同出行选择对主观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本研究把满意度分为‘满意’、‘无所谓’、‘不满意’，三类有层级的分类因变量。而对于有层级的分类因变量，Ordered Logistic 回归模型能通过构建相关自变量对层级因变量进行预测。

由上述可得，我们考虑各指标均为分类型指标，同时满意度问题具有层级性，所以选用Ordered 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根据统计学理论，显著性值Sig.（p

假设1检验，收入满意度为因变量，出行模型及其个人特征变量为自变量引入模型1。结果表明（表1），根据参数估计结果，相比自行车或步行，每增加1个单位的公共交通出行，其收入满意度下降0.754（p=0.0120.05）。因此H1得到部分验证。

假设2模型，我们选取健康满意度为因变量，出行模型及其个人特征变量为自变量引入模型2。结果表明（表2），相对于自行车和步行，公共交通出行每增加1个单位量，其相应的健康满意度下降0.789（p=0.0220.05）。因此H2得到部分支持。

假设3检验，结果表明（表3），相对于自行车和步行，一个单位的小汽车量出行增加带来0.666的休闲时间满意度下降（p= 0.008

五、结论及经验借鉴

本研究对英国2014～2015个人出行模型选择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小汽车出行者对于‘享受日常活动’和‘休闲时间满意度’的不满意感表现显著，其拥堵所引起的休闲时间的占用是这一不满的主要原因。

第二，公共交通出行对于‘享受日常活动’的负向影响显著。而相较于自行车或步行，公共交通选择的增加带来三方面的主观幸福感降低，分别是‘健康满意度’（-0.789）、‘收入满意度’（-0.754）、‘休闲时间满意度’（-0.754）。

第三，对国内交通出行模型与幸福感的借鉴。虽然国内的小汽车出行总量占比并未高达72.7%，但其增速极快，随着日益增长的小汽车出行，交通问题日渐凸显，环境污染也因此加重，必将带来人民幸福感的下降。所以出台相应措施大力鼓励步行及自行车出行，从出行者角度促进更多的满足感，带给出行者更加幸福的生活进而改善小汽车出行带来的一系列交通问题。

参考文献

[1]潘驰，&赵胜川.（2012）.基于logit模型的大连市居民通勤出行行为研究.交通信息与安全，30（3），25-28.

[2]姚丽亚，孙立山，&关宏志.（2010）.基于分层logit模型的交通方式选择行为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交通科学与工程版），34（4），738-741.

第13篇

1.财富

金钱可以买到一定程度的幸福，可一旦你的钱负担吃穿行住用绰绰有余时，金钱对你的意义就显得微乎其微了。

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点，科学家们发现，拥有一定数量的金钱是获得幸福的必要条件，而不是次要条件，金钱与幸福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

“金钱能买到房子，但买不到家。”这句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的谚语间接地阐明了一个道理：有时有钱人反倒不如穷人快乐。说白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更乐意想办法获得精神上的快乐并很容易满足，否则，他们的生存就将没有任何价值。

2.欲望

拥有多少才会让你感到满足芽本世纪初，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家阿列克斯·麦考斯向来自39个国家的18000名大学生递交了一份问卷。大学生们被要求按照重要程度列出使自己感到幸福的东西。科学家最后看到了孩子们的心声———得到幸福的媒介不仅仅是金钱，还有朋友、家庭、事业、健康……在生活中，那些列出的条件越多的人离幸福就越远。

那些不容易快乐的人想要的是更多的东西，而不是愿望的满足。

在近期的一份投票问卷调查中，富裕的美国人列出了很多他们认为对生活质量的提高特别重要的物质财富，而较贫困的亚非国家居民的要求就相对少很多。

3.智商（社会性智力）

只有少数人认为聪明人是幸福的：因为聪明人常常可以赚到很多钱，而钱可以让人感到幸福。

科学家的结论则是这样的：智商的高低和获得幸福的能力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推测，聪明人总是会产生更高的期望，因此，除了更高的成就感，他们不会轻易满足于任何事。“高智商只表明你拥有大量的知识和反应力，还有让每件事情都在脑海中得到游刃有余的处理的能力。却无法代表你有能力和周围的人相处融洽。”伊利诺斯州立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如是说。他强调，打开幸福之门的真正钥匙是“社会性智力”，而非高智商。

4.遗传

遗传基因是一个人幸福与否的决定因素之一。“遇到令人不太愉快的事件时，我们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有时候取决于遗传基因。”戴维在研究了大量人群后得出了结论，获得快乐的能力50％由基因决定的。遇到磕磕绊绊时，是想办法优雅地跳过去还是难过地坐在那儿哭或是直接转过身绕开，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你体内的基因。

研究人员发现，乐观主义者大都性格外向，内向甚至自闭的人获得快乐的机会相对少很多。

除了基因，环境也是幸福的必要条件。

路易斯威尔大学的研究心理学教授迈克尔将学生分成两组，一组去看喜剧，一组去看悲剧，结果是从喜剧剧场回来的人明显要比另一组开心，并且健谈。

5.容貌

首先，这对许多人来说是个坏消息：相貌出众的人的确会比样子一般的人幸福些。但是当研究人员向人们提问“你认为容貌与幸福密切相关吗”时，超过半数的人的回答是“个人的魅力的确与幸福的感觉紧密相关。”

心理学家对此的解释是，迷人的脸庞大都是对称的、标准的。而这种对称标准来自于良好的基因及良好的免疫系统。

因此可以说，美丽的人更幸福是因为首先他们是健康的。

相貌不完美的人也不要灰心。如果你对自己的容貌有十足的自信，即使长相平平，你也仍会获得幸福的感觉。不幸的是，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女人更注意的是自己是否太胖了，而男人呢，则老是担心他们自己的身材不够健壮。

6.友谊

很难想象有什么能比流浪在加尔各答的大街上，或生活在贫民窟中，或沦为妓更让人感到揪心了。

然而，你可能无法理解，尽管生活是如此贫困与悲惨，这些人却挺快乐。

研究人员曾将中产阶级中的大学生与城市中的下层人做了对比，发现后者的快乐远远大于前者。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非常重要。”科学家得出结论，“与相对孤傲的大学生相比，城市中的贫民得到的关爱与帮助让他们真切体会到了温暖，从而觉得幸福。”

7.婚姻

美国的研究人员在分析了来自于42个国家的调查报告后得出结论：已婚者的幸福感强于单身的人。“是婚姻让人感到幸福，还是幸福的人都尽可能地选择家庭生活呢芽”

在一次对3万德国人进行调查的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幸福的人的确相对而言倾向于家庭生活，他们会尽可能地结婚，然后悠然地享受婚姻生活。

每个人都期待通过结婚改善自己的心理状况。

而事实上，婚姻也的确能够提升人的精神状态，其良性作用一般是从结婚那天开始，持续至少一年。

此后，大多数人的满足感将回落至底线，但一个令人欣慰的事实是，良好的婚姻可以延续这种良性的影响。

调查结果还显示，同居并不能给人们带来快乐：“与婚姻相比，同居关系带给你的不安全感远远多于幸福感。事实上是，不安全感是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

8.信念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宗教信仰与幸福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尤其是当人们衰老的时候，你会清楚地感觉到流逝的时间带给人的压力。此时，宗教信仰是顶住压力的最有力武器。”哥伦比亚大学心理研究中心的哈里德教授如是说。

物质上的追求与欲望相对来说是无止境的。人若没有一定的精神力量做支撑，没有信仰与执着的心灵追求，生活就失去了动力和前进的力量。

9.慈善心

研究证明，幸福与心地善良与否紧密相关。多数人都能从最大限度地帮助别人上得到快乐。

洛杉矶玛丽蒙特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康诺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找来一群即将毕业的学生，给三分之一的人发了10美元，三分之一的人发了5美元，剩下的分文没给。然后，他要求钱多的人把手里的钱平均分给那些没有钱或是钱少的人，一直分到所有人的钱数相等。康诺发现，那些愿意把钱分给别人的学生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快乐的心态。而另一些人更关心的则是自己手里的增长速度，时时刻刻都很谨慎，根本无暇也不可能感受快乐。

10.年龄

有的人认为，消逝的青春将带走一个人所有的快乐。研究成果却证实，事实正好相反，较年轻人而言，年纪大一些的人更容易感受到幸福。

在一次调查中，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卡斯藤森将一份问卷交给年龄处于18岁至94岁之间的184人，让他们回答有关情绪的一组问题。结果是，年纪大一些的人的答案中的消极观念远远小于年轻人。

第14篇

继续教育论文一：

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以及人社部关于农民工的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6年城镇就业人员4.14亿, 农民工占2.73亿, 农民工仍以青壮年为主, 平均年龄为38.6岁, 40岁以下的农民工占65.9%, 新生代农民工已挑起城市建设的大梁。[1]在建设包容性、公平性、共享性的和谐社会的背景下, 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接受优质教育的权利,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更应当享有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2]国家陆续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并采取一定的措施着力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已成为衡量城市文明与否的标准, 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社会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外来人口, 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面临诸多障碍, 落地却难生根, 继续教育精准供给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必由之路。[3]

一、继续教育精准供给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意义

1. 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继续教育的应然功能

国内外大量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证明, 继续教育是突破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瓶颈的必然途径。[4]继续教育可以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需求, 进行对口式、专业化教育供给, 职业方面, 继续教育可以为其提供实用性的专业技能和资格培训;学历方面, 继续教育可为知识文化水平偏低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补偿教育, 提升学历层次, 补充知识文化。此外, 继续教育能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 促进其自由全面地发展。

2. 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社会对继续教育的期待

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背景下, 社会需要大批高质量、创新型人力资源以应对新常态下的社会转型, 继续教育能够提升我国的人力资本, 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在推进城镇化进程和建设终身学习城市的背景下,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备受关注。2014年,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提出切实解决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 有序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5]2016年, 教育部颁布《农民工学历与能力提升行动计划》, 旨在提高农民工的学历层次、专业技能和文化素养, 圆农民工求学梦。[6]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关系着社会和谐和文明程度, 继续教育责无旁贷。

3. 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新生代农民工对继续教育的诉求

新生代农民工由农村走向城市, 需要提升整体素质, 实现社会角色的转化。而在现实生活中, 新生代农民工处于社会主体的边缘, 其认知能力、适应能力、劳动能力、生活能力、创造能力均陷于捉襟见肘状态, 他们比任何人都需要继续教育, 都需要终身学习。[7]研究调查数据表明:相比上一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和培训水平明显提高, 更有激情和活力, 城市融合意愿更强烈, 渴望通过自身的学习和奋斗在城市扎根定居。[8]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 面临着经济危机、社会地位边缘化、孤独无助的融入障碍, 他们渴望提高生存技能和自身素质, 获得城市居民平等的社会地位, 享受应有的社会福利和待遇, 充分地融入城市大家庭, 在城市中获得归属感和幸福感, 提升生活品质, 实现人生价值。他们对成人教育有着较高期待, 希望能够通过接受继续教育寻求更大的发展和提升空间。

二、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中的继续教育需求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包括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层面, 经济层面的融入是立足城市的基本需求, 包括劳动就业、工资收入、衣食住行等;社会层面的融入是适应城市生活的进一步要求, 包括社会适应、文化接纳、身份认可、政治地位、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心理层面的融入是新生代农民工深度融入城市的标志, 包括归属感、自我实现、身份认同等。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对继续教育的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亟需针对性地提升职业知识与技能, 促进经济融入

经济边缘化是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首要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学历低、就业渠道单一、就业观念狭隘、社会关系网单一的现状使得他们难以在短期内找到高收入、工作环境舒适的稳定工作。一些城市将能买房作为城市人的标准, 致使一些新生代农民工沦为房奴, 试图通过买房子来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经济压力使他们苦不堪言。经济障碍无法破除, 新生代农民工就无法立足于城市, 更不可能很好地融入城市。新生代农民工亟需通过继续教育提升职业知识和技能, 拥有一技之长, 弥补学历劣势。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新技能, 参加职业技术培训才能提升自身的就业能力和竞争力, 增强岗位适应能力, 更好地应对产业转型发展, 提高经济收入, 最终实现终身就业。

2. 亟需提升文化素质和交往能力, 促进社会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方面的障碍主要表现在社会参与和政治地位偏低, 社会关系狭隘, 文化隔阂, 生活习惯、价值观与城市居民格格不入。由于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 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中付出了同样的劳动, 可总是只拿到净工资, 得不到一些基本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在社会交往方面, 由于受教育水平有限、缺乏文化素养和人际交往技巧, 他们在人际交往中常常面临各种障碍, 社交圈子越来越窄, 最终沦为城市边缘群体。在多元、全纳文化的背景下, 新生代农民工迫切渴望被社会接纳、认可;渴望在城市中收获自己的爱情、友情;渴望开阔视野、跟上时展步伐;渴望走出边缘地带, 撕掉特殊群体标签。为了更好地融入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需要通过社会文化教育提升综合素质, 从内在素养和外在行为上实现与城市生活的完美转换, 提高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和自身社会认同度, 进而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实现自身市民化、社会化和现代化。

3. 亟需通过心理引导增强幸福感和归属感, 促进心理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背井离乡到了陌生的城市, 心理上无法适应, 易产生孤独无助的情绪, 对城市没有安全感和归属感。加之部分本地人对农民工群体带有偏见, 一些不公正待遇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有明显的低劣感和受歧视感, 强烈的自尊心使他们的城市融入的过程矛盾而艰难。此外, 新生代年农民工进入城市中, 工作的压力、同龄人优越的出身和学历使他们产生自卑感和落差感。新生代农民工渴望通过继续教育提升自信心, 获得成就感, 形成价值观的融合。同时, 新生代农民工人生价值的实现需要继续教育引导, 他们渴望通过继续教育转变观念, 树立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不断追求梦想和自我实现, 获得认可和接纳, 提升幸福感, 增强城市归属感。

三、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继续教育精准供给策略

1. 推行学历+技能的人才培养模式, 提升岗位胜任力

继续教育应将培养创新型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教育目标, 推进学历+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模式, 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岗位胜任力。2016年, 教育部颁布《农民工学历与能力提升行动计划》, 计划在20162020年间, 每年资助30万名农民工接受继续教育, 以提升农民工的整体素质, 圆农民工的求学梦。[9]首先, 在学历教育方面, 目前我国社会还未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机制, 以文凭论人才的现象普遍存在, 学历仍是就业的敲门砖, 新生代农民工若想在城市的就业竞争中获得优势必须提升自身学历层次, 以进入就业基本门槛。对于高中学历起点的新生代农民工, 为他们提供专科或本科学历继续教育, 实行学分制, 鼓励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学分积累, 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其次, 在职业教育方面, 应立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岗位需求, 探索校企合作、产教相融教育模式, 深入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场所, 与单位共同制定教育内容和计划。再次, 应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前培训、就业指导、在职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未入职前, 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倾向测试, 开展一些就业培训和指导课程, 用科学的方法判断他们的职业取向和职业兴趣, 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长远的职业生涯规划帮助他们找准自己的职业定位。入职后, 可对他们进行及时的职业技能培训, 不断提升职业技能。同时, 应当设置一些职业道德课程, 教育他们树立正确的职业观, 提升职业认可感和荣誉感。最后, 开发与新生代农民工岗位紧密对接的专业和课程, 借助信息化手段, 开发优质继续教育资源。建设网络教育平台, 实行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学历与技能并重, 面授与网络教育共同进行, 使新生代农民工借助信息化手段, 通过手机、电脑随时随地更新知识, 学习新的职业技能, 突破时空限制, 及时满足其多样化教育需求, 提升自身的岗位胜任力。

2. 搭建社会交往平台, 提高社会交往能力

继续教育可利用信息化手段为新生代农民工搭建线上+线下结合的社会交往平台, 构建多维度的社会教育支持体系, 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能力。首先, 可在城市中设立互助学习角, 鼓励城市中各行各业的人参与进来, 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学习文化知识, 新生代农民工也可以在互助学习角将自己的一技之长展示给大家, 把自己熟练的操作技能教给其他人, 这样既可以让新生代农民工获得知识也可以使他们提升自信心, 提高社会交往能力。其次, 成立一些80后90后互动交流机构, 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进去, 认识一些各行各业的同龄人。继续教育可以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学会一些基本的社交礼仪, 提升与他人的沟通能力, 使他们在社会交往中更加自如, 更好地与他人交往, 进而走出边缘地带, 促进社会融入。

3. 提升文化素养, 增进文化认同与融合

文化认同与融合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切入点, 继续教育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意识的养成、价值理念的塑造、文明素质的提升等方面起着桥梁作用。继续教育应为新生代农民工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和社会氛围, 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培养兴趣爱好, 提升文化素养, 从精神层面融入城市。为此, 可以为新生代农民工组织一些休闲娱乐活动, 让他们在工作之余培养一些兴趣, 充实他们的生活。例如, 计算机学习角、知识大讲堂、读书俱乐部等。随着科技的发展, 许多产业都在进行大的变革, 一些新的技能需要人们快速掌握。新生代农民工只有树立终身学习观念, 定期充电, 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 才能顺应时代和城市的发展步伐, 不被社会所淘汰。

4. 消除心理障碍, 提升归属感和幸福感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中存在的心理障碍, 要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辅导平台, 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消除心理障碍, 提升幸福感和归属感, 实现人生价值。首先, 应为新生代农民工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传递良好的价值观念, 培养他们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建立新生代农民工交流中心, 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心理辅导, 为他们解答一些心理困惑, 帮助他们树立自信心、克服一些心理障碍, 提高他们心理适应能力。其次, 继续教育应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合理地规划自己的人生, 设立合适的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 定期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访谈和指导, 了解他们的困惑, 引导新生代农民工逐步实现人生价值, 在城市中寻找自信心和成就感。最后, 继续教育要消除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之间的心理隔阂, 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摆正心态, 消除排斥心理, 形成身份认同和自我认同的统一, 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对待城市, 培养城市主人翁意识, 提升城市生活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

[2]赵艺凡.关注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公平:《成人教育促进弱势群体社会融合研究教育社会学视角》评析[J].北京宣武红旗业余大学学报, 2017 (1) :7072.

[3]许传新.落地未生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研究[J].南方人口, 2007, 22 (4) :5259.

[4]周彦兵.生命历程理论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需求与供给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 201

[5]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EB/OL]

[6][9]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印发《农民工学历与能力提升行动计划求学圆梦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

第15篇

心穷比物质穷更可怕

中国社科院刚刚的“社会蓝皮书”――《2010年社会形式分析与预测》中，公布了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最新完成的《2010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调查报告》。报告指出：约1／5受访者认为自己比周围人穷。

在我们的周围，当问及：你有比别人穷的感觉吗?面对这样的发问，很多人都会说“不但有，而且无处不在。”

“感觉自己比别人穷”，确实符合当下社会中弥漫着的社会情绪。

在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尽管煤老板矿老板炒房团以及富得流油的垄断企业高管们在新闻里频频出现，但毕竟还是少数阶层，不可能每个人都能接触到这样的富人。但无论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富人，还是有更多的人感觉着“自己比别人穷”。据说，即便是月入过万的白领，他们对未来的焦灼及不确定性也时刻警醒着他们“穷人”的身份。

这份调查还显示：“人们对贫穷的畏惧甚至远超过对情感背叛、友谊和尊严丧失。”一定程度上说，这样的调查结果也呈现出了现代人对物欲追逐的无止境。

心外寻心不可得

感觉“心穷”的人，没有能力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偏偏要以外物或者他人作为衡量自己穷富的标尺。他们似乎在寻求一剂“心灵鸡汤”，却往往被更强烈地异化，终于沦为“房奴”、“车奴”、“孩奴”……人们习惯了以“物”的尺度作为衡量幸福与否的标准，那些本属于人的精神生活与感受几乎被弃之敞屣。这样寻求幸福和满足，终不可得。

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更多的却是个人的问题。在这个社会，还有许多人没有被物所役，像最富有的比尔・盖茨，数百亿身家都可以全部舍弃：中国的首善陈光标，虽不是中国的首富，却是中国的首善。又像并不富裕的学人，如本刊采访过的冯大彪先生、翟德年先生、朱鸿祥教授等，都只能算是中等收入主人，但他们从不为名利所累，专注于自己的专业领域，乐在其中，成就亦在其中，生活的丰盛亦在其中。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为物所累会变得目光短浅。我们是平凡的人，但我们也应该拒绝平庸，在思想上追求更高的东西。只有从观念上约束，才能从行为上体现。不过度追求物质生活，力求做精神上的富翁。

变化中求宁静

记得在电视上听到主持人张越说的一席话让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的生活变化的太快，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没有时间给自己的心情做一次整理，给自己的心找一个安顿之所，所以经常感到很疲惫而无所适从。”

当然，我们每个人面对红尘滚滚的世界都有两个选择：是心随万物还是万物由心?如果心随万物，我们时时处处得跟着外部世界走，“心为物役”，神随情往，劳碌不休，永远处于被动和无奈中：后者是万物由心，不动随缘，随缘不动，不耿耿于怀，拿得起放得下，享受心灵那份出自本性的宁静。同样是过日子，甭管是钱多钱少，穷人还是大款，有人过的舒心，有人过的就不舒心……

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分两个层次，低层次的要求是物质，高层次的满足是精神，因此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要之后，决定其生活质量的是心灵。老人们说“富不过三代”，古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都是万法无常不能长久的意思，智慧则是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内财”，既不会毁灭也不会丢失，有人想偷还偷不去。

小康即可不求大富，人要学会知足，这样才能关注更重要的事情，贪得无厌一味索求之辈纯粹做茧自缚，正像人说那样：除了钱什么也没有了。

佛家说“无生法忍”，我们只要坚定不移、想得通放得下，一定会烦恼日减智慧日增，身心清爽、安乐自在。处公园有块大牌坊，上书乾隆御笔“欢喜地”，说的就是这一境界，谁到了地方谁自己心里明白，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有束缚就失去自由，无论束缚是有形还是无形，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的，解脱一点就自由一点。作为普通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我们朝这个方向努力，幸福感也就多一点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