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调查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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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全国公务员公同的天地涉及我省市的个县（市、区）。到年底，已累计完成造林面积万公顷，提取世行贷款万美圆。世行贷款造林项目历经年，尽管每一期项目的具体目标有所不同，贷款的条件和转贷渠道也有所变化，但总体来讲，项目建设不仅加快了河北省速生丰产用材林工程的建设进程，储备了大量用材林资源，而且对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脱贫致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借鉴世界银行管理办法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工程造林管理经验，对于我国加入后在造林管理上与国际接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项目建设的成效

（—）增加了森林资源。按照项目的既定目标，一、二期项目主要是发展速生丰产用材林，三、四期项目除发展部分速生丰产用材林外，发展部分经济林，以帮助农民在短期内实现脱贫致富。间完成的万公顷造林面积中，速生丰产用材林万公顷，名、特、优、新干鲜果经济林万公顷。根据幼林摸底调查结果，一、二类林面积达到以上。世行贷款造林项目的实施，为我省实现造林面积和林木蓄积双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首先，增加了项目区的林木资源，使世行贷款造林成为我省速生丰产用材林建设的主体工程；第二，使项目区的森林覆盖率平均提高了个百分点，其中一期项目平均提高个百分点，二期项目平均提高个百分点，三期项目平均提高个百分点；第三，上述完成的万公顷速生丰产用材林，按每年每亩平均生长一个立方米计算，可持续生产万立方米的木材，将有效地缓解我省木材短缺等诸多问题。同时完成的万公顷干鲜果品经济林，进入盛果期后每年可生产万吨的干鲜果品。

（二）促进了农业发展。世行贷款造林项目区主要分布在我省中南部平原以及太行山和燕山贫困山区的个县（市），项目的造林地重点利用的是各河流两岸多年滚动形成的沙荒地以及进一步延伸的次耕地。我省的永定河、沙河、滹沱河、漳河的两岸和故道，一直是我省平原农区遭受风沙危害最为严重的大沙区之一。针对这一问题，世行贷款造林项目开发改造沙荒、沙滩地万多公顷，新打机井眼，修渠公里，整修道路公里，使沙荒地变成了林茂粮丰的稳产田，并涌现出永清、安次、定洲、新乐、大名、临漳等一大批治沙造林先进典型。世行造林项目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发展。第一，栽植的树木防风固沙改善了生态环境。据河北农业大学在本项目中持续年的关于杨粮间作的林木生长效应、农田小气候效应、农作物产量效应和杨粮间作的生理生态学基础等方面的科学研究，杨粮间作使农田小气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毛白杨幼林（）可以使农田平均气温下降度，平均相对湿度提高—个百分点，平均风速降低—。第二，小气候的改善提高了粮食单产。在上述条件下，间作物亩产可比对照提高。第三，项目建设增加了耕地面积。在山区，世行项目坚持以项目村为单位，按流域进行综合治理，凡在度以上的坡地，都采取反坡梯田、水平阶（围山转）或鱼鳞坑整地、品字型栽植等措施营造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此举在控制水土流失的同时，每亩一般还可开发出—成的可耕地；在平原区，则通过开发沙荒增加了耕地面积。大名县在境内条古河道形成的条大沙带范围内（沙荒和流动沙地占以上）营造间作式速生丰产用材林万亩，通过开发改造沙荒增加农业种植面积万亩，林地间作小麦增加产量万公斤、花生万公斤。

（三）提高了农民收入。据有关方面测算，目前农民在高产稳产田上种植农作物，两茬纯收入每亩也不足元，而世行项目的实施，大大提高了农民收入。首先是营造林木的直接收入。世行贷款造林一、二期项目，重点分布在中南部平原农区，其土地资源主要是沙荒地和次耕地。实行林粮间作后，由于农民的耕作对林木起到了以耕代抚的作用以及林木的边行优势效应，使毛白杨的平均单株材积生长量比相似条件下的毛白杨纯林提高—。保守一点，按每亩每年生长一个立方米计算，每亩每年仅林木一项就可增加收入元；其次是间作的农作物增加的收入。沙荒地开发后仅种植花生一项，每亩可收获多公斤，折合人民币余元，同时，次耕地改造后，农作物产量至少可增长倍。截至目前，定洲市共完成项目造林万亩，仅间作物一项平均年增加小麦、花生作物产量万公斤，增加收入多万元。永清县、安次区在沙荒次耕地发展的万亩速生丰产用材林，同样取得了显著的效益。第三是发展经济林增加的收入。三期项目重点分布在山区县的贫困乡村，自年实施以来，在以项目村为单位按流域进行全面治理的同时，重点发展名、特、优、新及有市场前景的热杂果经济林，目前已涌现出临城的围场、赞皇的花木、涿鹿的赵庄、丰宁的两间房、承德的东窝铺等项目示范村。以东窝铺村为例，全村总面积万亩，其中山场面积万亩。全村辖个村民小组，户，口人，分别散居在东西两条沟，交通不便，人均收入不足元。实施世行项目后，共整地造林余亩，栽植各种果树万株，并完成退耕还果多亩，老果园改造亩，果树高接换头万株。人均栽植优良新品种果树株，—年进入结果期后，仅此一项就会远远超过其人均收入元的目标。

世行项目建设的成功经验，有力地说明了世行项目造林在改善生态环境，优化产业结构，以及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方面的重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些项目村的林业发展模式，亦是县域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

二、项目建设的成功经验

（—）加强组织领导。发展速生丰产用材林，解决木材供需矛盾，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亦是各级政府的责任。同时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发展速生丰产林的管理是严格的、科学的、也是非常复杂的，它不仅涉及林业技术和资金财务管理，还涉及有关政策和广泛的群众工作。因此，每期项目开始前，省、市、县各级都要根据工作需要，由主管领导牵头，吸收林业、财政、计委、土地、审计等有关部门参加，建立健全各级项目领导小组，切实加强对项目建设的领导和协调工作；并在领导小组下设项目办公室，配备精干的技术和专门财务人员，具体负责项目的实施工作；同时，聘请教学、科研、种苗、森防等单位的科技人员组成科技支持组，使项目建设可以随时得到技术咨询和指导。

（二）周密组织实施。在项目建设的准备阶段，首先要自下而上以政府名义提出参加项目的申请并履行相应的承诺，同时开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和以项目县为单位的造林总体设计；在项目生效启动前，要编制严密的生产计划和资金计划，制定项目的实施细则、造林技术模型、施工设计方法、检查验收办法、会计核算办法、提款报帐办法等规章制度，作为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间共同遵循的准则，使每个环节都有章可循，有效地避免了主观随意性；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执行生产计划、资金计划和以保证质量为核心的检查验收制度、报帐拨款制度，做到按规划设计，按设计施工，

按标准检查验收。凡是无造林设计、造林成活率不达标、不符合造林标准要求的，一律不予验收、不予报帐、不予拨款。

（三）增加科技含量。科技含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项目建设的质量。为此，项目建设中突出抓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使用良种壮苗。当前造林靠壮苗，长远发展靠良种，良种壮苗是造林工作的基础。据调查，用材林良种的蓄积生长量较之一般品种可提高—。因此，各项目县以国营苗圃为中心，推行了“定点供种、定点育苗、定点供苗”的三定育苗办法，不仅保证了所需苗木的数量和质量，更重要的是解决了良种的推广落实问题，确保了林木的速生丰产。特别是在三期项目中，良种使用率普遍达到了百分之百。二是推广适用技术。针对我省十年九旱特别是春旱的特点，在项目造林中大力推广了“生根粉、抗旱保水剂、地膜覆盖”三项技术。在⒐我省连续两年遭受特大干旱的情况下，项目区由于采取了上述三项保证措施，造林成活率仍然达到了以上。三是加强科研和推广工作。世行项目实施后，先后开展了杨树优良无性系选择和推广、落叶松良种引种和推广、项目实施效果监测等十几项科研推广课题，并及时将阶段性成果组装配套运用到项目建设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四是加强技术培训。为提高项目区农民的技术水平，省市、县、各级都制订了详细的培训计划并采取电视台讲座、发放录制光盘、编制小册子、现场参观考察、地头直接演示等多种形式不定期地对农民进行培训。三期项目实施三年来，仅省级就向市、个县、个乡（镇）、个项目村发放各种小册子、光盘、录象带等余册（盘）。

（四）建立健全经营管理机制。经营管理机制是项目建设成败的关键。世行项目实施十年来，经过不断地探索和改进，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经营管理机制。一是资金管理报账制。报帐提款程序是每年春季造林结束后，经专业队伍全面进行检查验收，由县（市）林业世行贷款项目办公室组织，按小班、树种，逐村、乡汇总报帐单据，经县（市）财政授权提款人签字，逐级上报到财政部和国家林业局，然后，按规定办理有关提款报帐手续。报账制的优点在于，资金投入同造林成效直接挂钩，有效地避免了资金投入的风险，保证了投资效益最大化。二是经营模式多样化。项目造林以村为单位，进行统一规划，统一施工，项目完成后根据农民的意愿，实行分户经营、股份经营或集体经营。但无论采取什么经营方式，其收益的大部分要归属农民。三是项目造林合同制。具体要求是，无论采取什么经营方式，都要签订土地承包（拍卖）经营合同。合同中要明确自主经营内容，权、责、利、义务、责任以及土地承包使用年限，土地承包（拍卖）使用年限不少于年。同时要明确经核算和债务分割双方确认的承贷数量、还贷年限、还贷计划等。合同制的应用，将农民的责权利紧密结合在一起，大大激发了群众造林护林的积极性，保证了项目建设的成效。

在项目建设中，各级项目办都注意用社会林业、混农林业、立体林业等现代林业模式和观念指导实际工作，在保证林木速生丰产的前提下，千方百计的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生产力。由于持续地进行了有效的管理，世行造林项目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其实际意义，不仅仅在于高标准地完成了万公顷速省丰产用材林，万公顷名、特、优干鲜果经济林，更重要的是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对农民脱贫致富起到了积极的推进和有效的示范带动作用。同时，借鉴和推行了世界银行的科学管理方法，在资金管理上坚持“投入有偿制、支付报帐制、使用专项制”，对于习惯了拨款造林粗放管理的干部群众来讲，约束当中潜移默化地使人们增强了质量意识、还贷意识、责任观念和效益观念，较好的遵循和实践了林业改革思想，是林业管理水平提高的重要体现。

三、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存在的主要问题。林业世行项目实施情况总体上是好的，但有些地方还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将会影响到已建项目的还贷、在建项目的质量、以及进一步的引进和利用外资问题。

⒈责任意识不强，短期行为突出。有些干部急功近利，

争取项目时积极主动，轻易承诺，但言而无信，一旦项目上马，就觉得万事大吉，于是出现了配套资金不到位，生产管理不扎实，在还贷问题上推诿扯皮等现象。我省一期项目从年开始还贷，按照现在的还贷条件，全省每年平均还贷万人民币。就一个县来讲，每年最多还万，最少还万，且一般都涉及⒍个乡，几十个村，应该说还贷的压力并不是太大，但实际结果却很不理想。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省财政采取了财政预算逐级扣款还贷的办法。

⒉工作漂浮，管理粗放。有些地方不能按项目要求办

事，随意性很大，挪用、滞留资金的情况时有发生；有些地方不注意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不能很好地研究和落实经营机制，习惯于大轰大嗡式的粗放管理，形成了上边一头热而群众不理解，不支持，存有应付过关的心理，结果是既影响了造林成效又劳民伤财，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在二期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得不中止了几个县项目的执行。

⒊认识不足，配合不够。林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发展林业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并且，世行项目造林不仅仅是林业部门一家的事情，它涉及到技术、政策、土地、扶贫等多方面的问题，以及广泛的群众工作，因此，需要各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持。临城、涿鹿、承德等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项目造林，把项目造林作为富民工程、德政工程，作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切入点和农村经济的增长点来抓，积极协调林业、农业、土地、水利、扶贫以及财政等部门，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局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相比较而言，有些项目县，对项目造林重视、支持和协调不够，工作方法简单，只是林业部门自己在孤军奋战，影响了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

（二）几点意见和建议

⒈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扩大对外开放是我省林业建设的一项基本方针。借鉴和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是促进我省林业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利用世行贷款造林，一是贷款时间长，二是资金有保证，这既符合林业生产周期长的特点又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目前，我省的世行贷款造林项目已经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但是，利用外资（贷款）造林，就其管理上来说是严格和烦琐的并且项目建设的成败，关系到各级政府的国际形象。因此，各级领导一定要充分认识利用外资造林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质量意识、效益意识和风险意识，切实把项目建设抓紧抓好。当前，各地一定要克服畏难情绪和等、靠、拖的侥幸心理，从维护我省各级政府信誉和林业部门形象的高度出发，切实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强化措施，认真督查，保证在建项目的优质高效，搞好竣工项目的扫尾工作。特别是在一期项目的还贷问题上，要采取目标考核、财政预算统筹安排以及现有幼林拍卖转包等有效措施，按计划完成还贷任务。

⒉严格管理，保证质量。我省世行二期林业项目将于

第2篇

【关键词】安全套售卖机； 大学生； 态度； ； 性观念； 性知识

北京市在2006年2月18日召开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上提出：每个高校的学生宿舍楼门口都要安放自动安全套售卖机。

目前我国婚前比例为70%～80%，其中必然有一部分是大学生。安全套对艾滋病的性传播有重要的防范作用，是一个对个人健康和国家的计划生育国策都绝对有益的工具，部分大学生也确实有购买安全套的需要，那么推广安全套进校园是否会引起异议呢？

本研究结果将有助于了解安全套售卖机进高校校园的必要性及其对大学生产生的影响，并可从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对性知识的掌握情况，了解大学生性健康状况，从而有助于今后的性健康教育能够更有效的进行。

1 方法

1.1 对 象

首都师范大学本科生（除初等教育学院），由于我校只有极少数的学生为走读学生（小于学生总数的2%），故忽略不计。

1.2 方 法

本次问卷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象数量的10%作为样本容量，约1000人。我们以宿舍楼为单位，从各楼中抽取本科生人数的10%作为被试。

问卷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学生对待安全套售卖机进校园的态度，学生所发生的现状，学生所持有的性观念，学生所掌握的性知识。

在2006年10月底至12月初问卷发放并回收完毕。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100份，回收有效问卷860份, 有效回收率为78.1%。在统计中，将文学院、历史系、政法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和外国语学院的样本归为文科类，将数学科学学院、物理系、化学系、生命科学学院、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信息工程学院以及教育技术系的样本归为理工科类，音乐学院和美术学院的样本被归为艺术类。

1.3 数据处理

对所有完成的问卷核实完整性,手工逻辑查错。调查资料及原始数据均输入计算机，统计分析使用SPSS 11.5统计软件。

2 研究结果

2.1 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对待安全套售卖机进校园的态度

对表1中男生和女生对待安全套售卖机进校园的态度进行t检验，结果显示t(728.354)=9.471(P

对表2中男生和女生是否会在有需要时购买安全套进行t检验，结果显示t(588.180)=9.814(P

在问卷结尾，为获得研究结果及性知识部分答案而填写邮箱的同学比没有留邮箱的同学更赞同安全套售卖机进校园(t(865)=-2.066,P

2.2

对表3中男生和女生所发生的进行t检验，结果显示t(443.210)=10.734(p

在问卷结尾，为获得研究结果及性知识部分答案而填写邮箱的同学比没有留邮箱的同学发生过更为深入的(t(313.042)=-14.77,P

在本研究中，越接近核心（行为）的行为被我们界定为更为深入的（下同）。

2.3 性观念

对表4男生和女生所持有的性观念行为进行t检验，结果显示t(708.249)=9.192(P

在问卷结尾，为获得研究结果及性知识部分答案而填写邮箱的同学比没有留邮箱的同学持有的性观念的更为开放(t(300.595)=-3.633,P

学生对于婚前的看法是，有37.0%的男生认为基于爱情就可以，48.7%的男生认为双方愿意就可以，4.9%的男生认为是对婚后和谐性生活的准备；28.8%的女生认为基于爱情就可以，45.2%的女生认为双方愿意就可以，10.4%的女生认为是对婚后和谐性生活的准备。与此看法不一致的，有8.4%的男生和14.0%女生认为婚前应受到道德谴责，并且1.0%的男生和1.6%的女生认为应受到行政处分。经t检验男女生无显著差异。

对于行为目的的看法，最重要的目的是发展爱情，之后依次是组织家庭、生育后代、满足彼此的生理需要、排除孤独寂寞或排遣压力以及展示自己的性能力或个人魅力。经t检验男女生无显著差异。

对于未婚配偶过去和他人发生过行为的态度是，有47.7%的男生和42.0%的女生认为不影响将来的关系，有32.9%的男生和39.2%的女生不知道或不确定怎样对待这件事，有10.9%的男生和9.3%的女生可能勉强结婚但留有创伤，剩下的8.6%的男生和9.5%的女生表示会与其立即断交。经t检验，男女生不存在显著差异。

2.4 对待安全套售卖机进校园的态度与其发生过的、所持有的性观念以及所掌握的性知识的相关程度

以上分别对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对待安全套售卖机进校园的态度、发生过的、所持有的性观念以及所掌握的性知识进行了初步统计分析，下面将围绕这个态度与另外三个维度作相关分析。其中，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对待安全套售卖机进校园的态度与其发生过的的相关系数为0.270，在0.01水平显著；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对待安全套售卖机进校园的态度与其所持有的性观念的相关系数为0.275，在0.01水平显著；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对待安全套售卖机进校园的态度与其掌握的正确的性知识的相关系数为0.311，在0.01水平显著。经多元回归分析得出，在、性观念和性知识这三个变量中，以“性知识”这个层面的预测力最佳，其解释量为9%，即可以预测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对待安全套售卖机进校园的态度的9%的变异量，之后为“性观念”、“性知识”层面。

3 讨论

通过对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对待安全套售卖机进校园的态度以及可能的购买情况的调查，我们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半数以上的学生认可安全套售卖机进校园，但是只有39.0%的学生可能会在有需要的时候通过校园内安装的安全套售卖机购买安全套。由此可见，多数学生认可安全套售卖机进校园，并不是因为他们想在校园内购买安全套，而是将其安装在校园内会有利于提高那些进行行为的学生的健康意识，并且也有可能会给所有同学带来一定的安全和预防艾滋病的意识。

选择需要时在校内购买安全套的学生表示，购买的主要原因是方便(88.7%)。而那些即使需要时也不会在校内购买的学生，则主要是因为在校内购买安全套被他人看到会很尴尬(41.7%)，而且认为学校售卖的安全套没有质量保证(31.4%)。由此可见，同学们选择购买安全套首先要方便，其次要保护隐私。为此，校医院或医务室附近为最佳安装地点，之后依次为超市或小卖部附近、澡堂附近、男生的宿舍楼附近、女生宿舍楼附近。学生宿舍楼门口安放，只能起到引起学生注意的作用，不会增加购买者。另外，若在安全套售卖机上标注知名安全套品牌的标志可能会增加同学们对校园内安全套的信任度。

在所发生的报告上，有接近一半的学生都发生过拥抱（44.0%）、接吻（44.7%）这类边缘，而真正发生过（12.9%）――核心的学生只占很少的比例。另外，与以往在同是师范院校的青岛大学师范学院（樊晓光，2000）和福建师范大学（江剑平等，2001）进行的研究相比，本次研究的报告率较高，可能是由于与青岛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所处城市不同的原因，北京属于大城市，城市的开放度及包容度都较高，且前两个研究进行的时间也比本次研究早了5、6年，在这期间，大学生的性观念可能发生很大变化，导致行为的报告率提高。而本次研究的报告率又比郑涛（2006）对山西某大学的研究中得出的21.06%的报告率要低很多的，由于这个研究时间与本研究间距很短，且所在城市的开放度和包容度也应该并不比北京高，因此我们认为，与该研究的报告率有较大差距的原因是本研究的调查地点是师范院校，具有女生较多的特点，而女生的报告率在绝大多数研究中又均显著低于男生，因此，这样的差距也是可以接受的。

在对待婚前的看法上，持赞同、宽容态度的大学生占到了86.5%，而只有13.5%的学生对此持否定、谴责态度，认为发生婚前应受到道德谴责甚至行政处分。虽然真正发生了行为的同学很少(12.9%)，但绝大多数同学对大学生发生婚前持宽容态度，这与江剑平等（2001），梁霁、钱序(2002)，袁贵礼、田放(2002)以及郑涛（2006）的研究结果相符。自我国改革开放以及全球一体化以来，大量在世界上占主流统治地位的西方文化传入我国，这其中也包括美国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性解放运动思想。性解放运动主要提倡性自由的观念，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可和接受婚前，因此大学生也会更多的对此持宽容和赞成态度，但由于我国传统观念中性禁忌和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真正尝试在婚前进行行为的大学生还并不是很多。

在对行为目的的调查中，学生认为发生行为最重要的目的是发展爱情，之后依次是组织家庭、生育后代、满足彼此的生理需要、排除孤独寂寞或排遣压力以及展示自己的性能力或个人魅力。同学们把发展爱情作为发生行为的首要目的，这也与上面提到的西方性解放对我国的影响有关，大家不再坚持一定要等到结婚之后再发生行为，认为是爱情的升华。而满足彼此的生理需要、排除孤独寂寞或排遣压力和展示自己的性能力和个人魅力这三项被排在目的的后三位，这也说明同学们对待发生行为的态度还是比较成熟的，有一定的为自己及他人负责的态度。

当得知自己的未婚配偶与他人发生过行为时，接近一半的同学认为不影响两人将来的关系，而三分之一的同学表示不知道或不清楚自己将会如何对待，余下的同学表示会勉强结婚留有创伤或者立即断交。我们认为，这样的结果同样可能是由于受到西方性解放运动和我国传统观念中性禁忌以及观念的双重影响所致。结合上面对大学生对待婚前持宽容、赞成态度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很多人（86.5%）对此持宽容、赞成态度，但若真正面临自己的未婚配偶与他人发生过行为时，则只有不到一半的人（47.7%）能够表现为豁达、宽容。这一点使我们做出大胆的猜测，即人们尽管接受和认可婚前，其实更多人认可的是别人去做，而自己不做也不对别人的行为多加干涉。但是，人们还是比较在乎自己的未来配偶的的，而且在这个问题上男生和女生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就说明，在当今中国，人们在婚前发生过行为还是很可能对未来的婚姻生活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的，大学生应慎重对待。

经方差分析，学习不同科类的学生在对待安全套售卖机进校园的态度、所发生的、所持有的性观念以及所掌握的性知识上也存在一定差异。经事后检验得出，文科类的学生比理工科类的学生更赞同安全套售卖机进校园，我们认为这主要由学科特点决定。文科生会大量阅读书籍，从中易受到更多的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在文科生的课堂教学中，也常常会通过一些蕴含西方文化的影视作品来辅助教学；且文科生大多比较感性，易接受新生事物，对很多思想更多的持包容态度。另外，学习艺术类的学生掌握的正确的性知识显著的少于学习文科类和理工类的学生，这也更多的是与艺术类学生从小到大的学习经历有关，艺术类学生对文化知识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较少，更多的专注于专业艺术训练，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忽视了对性知识的获取。

4 结论

通过对首都师范大学860份有效问卷的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半数以上的学生赞成安全套售卖机进校园。二、三、四年级学生比一年级学生更认可安全套售卖机进校园；男生比女生更认可安全套售卖机进校园，也更愿意在有需要时在校内购买安全套。比起女生，男生发生过更为深入的；三、四年级学生发生过的均比一、二年级的学生更为深入。男生的性观念比女生更为开放，且三、四年级学生的性观念也比一、二年级学生更为开放。有将近一半的学生答对了三分之二以上的性知识考察题目，且男生比女生掌握了更多的正确的性知识；另外，一年级学生正确掌握的性知识均显著少于二、三、四年级；绝大多数学生缺乏关于避孕和预防艾滋病的深度知识。学生对待安全套售卖机进校园的态度与其发生过的、所持有的性观念、掌握的正确的性知识都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本研究结果基本符合预期，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改进。

第3篇

关键词:准政策性;贷款;调研报告

中图分类号:F83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0-0115-05

准政策性贷款业务是由农业发展银行(简称农发行)自行承担贷款风险的粮棉油收购贷款,是现有信贷产品中一类特殊信贷业务,介于政策性贷款业务和商业性贷款业务之间,既具有政策性贷款刚性需求特征,又具有商业性贷款自担风险特征。在现阶段,开展准政策性贷款业务主要是为防止出现区域性农民卖粮难的问题。多年的实践表明,准政策性贷款业务以其特有的职能和优势,在履行支农职能、实现有效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在当前粮棉油市场形势不断变化、信贷环境日趋复杂的背景下,重视和研究准政策性贷款业务的发展问题,对于做好农发行信贷支农工作,推动全行业务健康较快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准政策性贷款的基本特点

由于兼具政策性和商业性贷款的特征,准政策性贷款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

1.信贷计划优先安排,信贷资金足额供应,实行基准利率。

2.承贷主体多元化,包括购销企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工企业和集团客户等。

3.对借款人要求具备相应的风险承受能力和贷款偿还能力。

4.实行封闭管理和风险管理的统一,把风险控制放在突出位置。

5.财政不兜底,自负盈亏。

二、准政策性贷款的作用与成效

(一)鸡西市2006―2008粮食年度粮食生产情况与总体趋势

由表1数据可以看出,鸡西市粮食种植面积、总产和商品量呈逐年增加趋势,详见图1。

(二)近几年准政策性粮食收购情况

2006粮食年度收购准政策性粮食72万吨,占商品量的28.57%;2007粮食年度收购44万吨,占14.33%;2008粮食年度收购16万吨,占5%;虽然受2007粮食年度国家启动最低收购价敞开收购,2008粮食年度国家全面启动托市收购等因素的影响,准政策性贷款发放逐年减少,但其产生的作用不可小视。

1.政治作用巨大

前几年粮食丰收,物价连续上涨,粮食销售市场价格低迷,受产业政策、出口退税等因素影响,外地粮商少,市场销售不畅,企业利润空间狭窄,局部地区出现卖粮难的现象。针对这一情况,鸡西市分行迅速确认辖区内收储企业的贷款资格,核定最高额度,及时发放准政策性贷款,解决了农民卖粮难的问题,保证了农民利益,保持了社会稳定。正如虎林市市长所说:“农发行的信贷支持使广大农民可以坐在家中甚至田间地头有选择性地售粮,并能卖上好价钱,从中获得了实惠,尝到了甜头,为农村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带动了整个社会的稳定,使政府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抓好地方经济建设工作”。

2.社会作用突出

粮食企业季节性收购明显,融资量大,有效资产少,融资困难,不采用全额抵押担保的方式,很难在商业银行获得贷款。农发行顺应粮改的需要,在推动收购资金封闭运行管理的基础上,适时启动了准政策性这一贷款品种,填补了“政府想办的、农民所需的、商业银行不想涉足的”特殊领域的需求。仅鸡西地区2004―2006粮食年度在国家没有启动政策性收购的情况下,累计发放准政策性贷款22.31亿元,共支持43户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加工企业收购粮食145.77万吨,收购辐射46个乡镇、459个村屯和11个国营农场,受益农户19.3万户。2006 年以来累计为地方增加税收达1.2亿元,提供就业岗位5 000余个。农发行也是当地各金融机构贷款增幅最高的银行,充分发挥了支农领域的骨干作用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3.经济效益显著

2006―2008年鸡西市发放准政策性贷款20.23亿元,支持收购粮食131.62万吨,帮助企业实现收入22.28亿元,获利1.05亿元,达到企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的。同时,农发行也实现收息7 459万元,间接带动了存款、中间业务等全面发展,为完成全行利润计划等各项经营指标奠定了基础,实现了三赢。

(三)准政策性贷款对象呈现多元化趋势,非传统购销企业所占的比重稳步提升

2006年,将收购贷款的对象明确界定为在农发行开户并具备粮食收购资格的企业,首次打破了所有制的界限,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工和转化企业以及其他具有相应资格的企业纳入了准政策性贷款支持范围,实现了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享受准政策性贷款政策的多元化局面。

从以上数据看,随着粮改的进一步深入,准政策性贷款支持的行业覆盖面有较大的拓展。

(四)准政策性贷款效率较高,杠杆作用明显

从鸡西市情况看,准政策性贷款占全口径贷款比的7.27%,虽然占比不高,但是其作用是高效的,特别是对农业产业化龙头、加工企业的作用尤为突出。加工企业经营严格遵循市场规律,以质论价。有的还采用订单方式收购,如鸡西市兴达、海泰及农垦爱邦等公司均与农民签订种植协议,从选种、播种、田间管理直至收购粮食全程参与,这样就保证了粮食的产量和质量,直接增加了农民收入,企业也获得更高收益。企业效益提高,带动了地方税收的增长,企业规模扩大,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仅鸡西兴达制米有限公司一家,在2004年接收鸡西市第一粮库下岗工人就达110余人,同时,对农发行经营也起到了促进作用。三年来,鸡西市分行此项贷款累计获得利息收入4 000多万元,中间业务收入50余万元。

本次调研重点针对连续三年得到鸡西分行信贷支持的5户企业进行对比分析:资产总额保持增长的有4户企业,占比80%;所有者权益保持增长的有5户,占比100%;实收资本增长的有1户,占比20%;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的有4户,占比80%;利润总额增长的有3户,占比60%。可以看出,通过对加工企业给予信贷支持,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的持续发展,企业的经营能力和获利空间得到稳步提升。如鸡西市兴达制米有限公司,在农发行信贷支持初期,是单一的粮食加工产业化龙头企业,几年来,通过农发行信贷支持,成为了以种植、加工、销售、仓储为一体的中型粮食加工企业,是省产业化龙头企业和省重点出口企业,企业经营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再如,黑龙江农垦爱邦实业有限公司,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发行支持初期是年加工原粮3万～5万吨的小型加工企业,通过几年投放准政策性贷款的支持,现已成为年加工原粮近15万吨,集粮食加工、麦芽发酵、稻壳发电、城镇供热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资产也由原来不足5 000万元增加到现在的亿元以上,由过去抗风险能力较低转化成现在的经济实力雄厚、物资保证充足的优质企业。

三、准政策性贷款是政策性贷款的有益补充和必要延续

政策性粮食收购贷款主要特点体现为:政策性强、制度规范、管理成本低、贷款份额高。

(一)目前政策性收购存在局限性

1.保底收购只能在特定条件下使用

政策性收购是为了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调控市场等需要,而实行的国家及地方各项储备的粮食收购,也是为了保护农民利益,具有保底收购属性的最低价收购、托市收购和国家临时储备粮食收购,是政府在特定时期所采取的必要手段。2006至2008粮食年度,为加强国家宏观调控,鸡西市收购中央储备粮共46.36万吨。2007粮食年度,鸡西市启动了水稻最低收购价政策,收购水稻42万吨,启动的主要原因是当年市场价格比国家制定价格(0.82元/斤,国标三等)低,而玉米未启动最低价预案,原因是当年玉米市场购销活跃,市场价格高。2008粮食年度,鸡西市启动国家粮食调控政策,指标218.4万吨(含佳木斯桦南县、七台河市),在鸡西地区实际收购160.8万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起了经济动荡,粮食市场价格起伏较大,国家推出临储粮收购政策,有效缓解了农民卖粮难问题,确保了农民利益。从几年来的粮食购销实际情况看,政策性贷款应对粮食市场特殊情况具有明显优势,而在市场的常态下,发挥的作用受自身先天特性的制约,满足市场需求的能力有限。

2.严格的质价政策性有其局限性

一是质价政策性强。2008年度粮食质量较好,2009年度粮食质量较差,等外粮多,农民如何销售手中的等外粮将是农民增收的一大障碍。二是国家临时储备收购定价限量存在片面性。2008年末,在水稻市场形成稻强米弱的格局,加工企业不敢轻易入市收购,国家及时出台了临时储备收购政策。但计划指标分批下达和政策宣传不到位,既给相关部门协调运作增加了难度,又引起了大量农民恐慌性卖粮,使本来能保护农民利益的、较为合理的定价,却没有让农民得到实惠,大部分利润被粮食经纪人等中间环节侵占了,国家的好政策没有真正起到作用。三是扭曲市场价格。当政策性粮食收购价高于市场价格较多时,指导价格占据了主导地位,价格信号不能真实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市场丧失调节和引导种植结构的能力,会使某一品种产量居高不下,收储压力增大。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大力度,对各粮食品种价格定位的合理性进行调研,以达到通过利益驱动来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的目的。

3.代储企业的被动投入容易转化成农发行贷款的隐性风险

有些企业原有条件差,为了达到临储库点的标准,前期投入大量资金,但临时储存时间的不确定性,极易造成入不敷出的现象,最后形成新的亏损或外欠债务的增加,直接给农发行贷款造成隐性风险。

4.实行政策性收购对加工企业乃至下游产品的冲击

一是政策性粮食大量收购后,对加工企业和相关的农副产品冲击加大。政策性收购启动后,市场粮食价格会被硬性提高,增加了加工企业的收购成本。同时,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成品价格无法相应提高,形成了不收购、不生产、不亏损,收购越多、生产量越大、亏损越严重的怪圈。以2008粮食年度大豆收购为例,国家收购临储大豆的价格为3 700元/吨(三等),而进口大豆到港价格为3 300元/吨左右,差价400元。为了减少亏损,有的油脂加工企业被迫采购进口大豆进行加工,这对我国的大豆产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二是“国进民退”的情况更加严重,不利于企业间的竞争和粮食市场经济的长远发展。由于政策性收购价高于市场价格,而指定的收购企业基本上都是国有粮食企业。因此,其他企业低于政策价格入市收购,根本收不到,高价收购又要亏损,由此,导致粮食大部分都流向了国有粮食收储企业,这也是造成2008粮食年度准政策性贷款投放减少的主要原因。

(二)发放准政策性贷款是完善政策性收购的必要手段

1.农发行投放准政策性贷款是履行自身社会职责的需要

一是受政府财力的限制,以增加政策性储备规模来保障收购的可能性不大;二是国际国内粮食起价较高,粮食最低收购价预案启动的可能性较小,即便能够启动,客观上存在着时间、地域和品种的限制;三是粮食产业属弱势产业,利润率低,季节性收购明显,资金需求量大,商业性贷款业务受到资金和计划的双重约束,难以对粮食收购提供有效的支持。总之,在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都难以有效解决收购问题的现实情况下,准政策性贷款是农发行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要手段。

2.发放准政策性贷款是支持民族粮食加工业发展的需要

随着我国粮食市场与国际市场对接,粮食价格也形成对接机制,国际粮商和跨国公司正陆续进入中国粮食市场,对我国民营粮食加工企业造成极大冲击。如在“2004年大豆危机”之后,国内近70%的大豆压榨企业停产,大量企业倒闭,国际粮商趁机低价收购和参股。目前,我国80%左右的小包装食用油控制在国际大粮商手中,而且还有继续向其他品种扩张的趋势。跨国企业已掌控我国植物油定价权,如果进一步取得粮食流通的控制权,将会造成我国粮食定价权旁落,给我国粮食宏观调控和粮食安全造成极大影响。隶属世界四大粮商之一ADM公司的益海嘉里集团,已经在山东、河南、河北、黑龙江、湖南等粮食主产区建立或并购多家粮食加工企业,2009年在鸡西市也进行了相关布局的调研和运作。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必须加大对国有或民营粮食加工企业准政策性贷款支持,使其迅速发展壮大,对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增强我国粮食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3.投放准政策性贷款是农发行自身发展的需要

一是多年来农发行对准政策性贷款的投放和管理已经形成了贷款投向的清晰化、业务操作的规范化和风险控制的程序化。我们认为,这项业务已进入良性发展阶段。二是随着粮改深入,粮食市场流通体系将逐步健全,粮食物流将会逐步顺畅,国家除掌握必要的储备外,市场流通将成为主导,这是准政策性贷款快速发展的有利契机。三是通过多年来的信贷支持,已发展了一批有实力、有规模和抗风险能力强的客户群体,继续支持,可把他们打造成大型的粮食骨干和支柱企业,实现农发行贷款业务持续有效的发展。四是通过准政策性贷款的投放,对农发行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

4.投放准政策性贷款是促进加工企业发展的需要

对粮食加工企业投放准政策性粮食收购贷款,是农发行拓宽粮食收购渠道,积极支持多种形式收购的重要手段。鸡西市分行2006―2008三个粮食年度累计对16户加工企业投放准政策性粮食收购贷款7.72亿元,收购粮食46万吨。

在实际操作中,加工企业真正能够提供优质资产进行抵押的并不多,为方便粮食收购,企业多建于县(市)郊区,部分经营用地的取得方式为租赁或占用农村集体土地。按农发行现行规定,设定不了抵押价值或抵押价值较低,直接影响到地上建筑物的价值。受此限制,农发行投放抵押贷款的额度也较低,职能占到企业贷款总需求的10%～30%,个别甚至连10%都达不到。同时,加工企业自身流动资金不足,原因为:一是大部分自有资金投入到固定资产;二是粮食原料收购季节性强,短期内需要大量资金;三是粮食产业利润率较低,完全是靠量的积累才能实现企业的盈利;四是企业多采取先货后款的经营方式,这样就形成一部分结算资金占用,影响了资金的周转。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商业性贷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加工企业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这是因为:①商业性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准入门槛较高,信用等级需达到A-级以上,一般要采取担保的贷款方式;②加工企业可办理有效抵押的资产较少,以全额抵押方式投放商业性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无法满足企业收购资金在量上的需求;③找专业担保机构担保,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原本利润率就较低的加工企业获利能力将更加有限;④商业性短期流动资金贷款用于收购粮食的,农发行仍采取封闭运行的管理方式,必须做到购贷销还,不能周转使用,这与加工企业的经营方式存在着明显矛盾。所以说,加工企业迫切需要准政策性贷款支持。

四、当前准政策性贷款业务面临的形势和问题

(一)准政策性贷款的社会敏感度提高,政策刚性增强

2010年以来,受物价上涨过快、自然灾害频发、国际粮食供求紧张等因素的影响,农业和粮食生产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形势。在这种背景下,支持粮食收购已不仅仅是个简单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关系到粮食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全局,关系到保证农民利益、促进农民增收,是国家宏观调控、长远规划的重要一环,政策性十分突出。

(二)准政策性贷款的市场环境复杂,风险防控难度加大

一是粮食市场化程度提高。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也意味着竞争的加剧和风险的加大。从近年来的情况看,市场放开后,各类市场主体为争夺粮食资源而展开的“收购大战”频频发生,导致市场供求扭曲、价格波动频繁。二是部分农产品的国际化程度提高,突出表现在大豆市场受国际市场的影响较大。三是企业经营的一体化程度提高。目前,大部分市场主体实行“购加销”一体化经营。生产经营环节增多,市场风险点也在增加,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有可能影响到整个企业的经营。四是市场经营方式的多元化程度提高。从市场交易的方式看,目前,除了现货交易之外,还出现了期货交易、电子撮合交易等新型的交易方式和手段。这在规避传统风险的同时,也容易产生新的风险。

(三)准政策性贷款的对象基础薄弱,倒逼贷款现象使农发行监管责任加重

目前,一方面,由于市场主体发育缓慢,导致准政策性贷款投放缺乏足够的市场载体。几年来,受应急、应季缓解局部性农民卖粮难问题的制约,择优投放贷款的空间非常有限。截至2009年末,鸡西地区全辖42户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加工企业中,A级以上客户13户,只占31%。全市16%的国有粮食企业的贷款资格是由地方政府推荐取得的,实际达不到农发行的认定条件,因而贷款的发放存在着风险隐患。另一方面,国有粮食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还不彻底、不到位,企业风险承受能力较弱,其贷款主要用于委托粮食收购,导致贷款的使用权发生了分离。如果市场价差超出风险保证金,委托客户续存难度大,就会将风险直接转嫁给企业和农发行。粮食企业与其他行业相比有很大的区别,一年一度集中收购,分期销售,光靠对报表、现金流、产成品的监督远远不够,第二还款来源较弱,因此,只能靠加强粮食库存监管来保证贷款安全,农发行监管责任日益加重。

(四)准政策性贷款的第二还款来源较弱,安全措施无法覆盖风险全部

粮食购销类企业一般以贸易为主,流动资金多,固定资产较少,因此,企业第二还款来源较弱。截至目前,占用农发行贷款的粮食企业有效资产值仅为3.7亿元,其中,粮食购销企业2.82亿元,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加工企业0.88亿元,有效资产抵押值为1.85亿元。而鸡西地区年均粮食收购贷款需求量为30亿元左右,有效资产抵押值仅占贷款需求的6%,而且变现难度较大。大量的信用放款仅靠10%～20%的风险保证金来覆盖,贷款风险难以防控,一旦发生风险,安全措施无法到位。如果要求企业实行抵押担保的方式,一是抵押率不足,难以满足贷款需求;二是贷款费用支出较大,企业难以承担,并且个别企业也难以落实担保公司的条件。

(五)准政策性贷款的发展定位尚不够清晰,在操作中存在两难选择

随着粮食市场的逐步放开以及国家宏观调控的加强,作为农发行收购信贷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准政策性贷款与政策性贷款之间,客观上存在着既相互补充,又相互排斥的关系。对准政策性贷款业务来讲,如果采取积极的信贷政策,增加准政策性贷款的投放量,就会使企业自主收购能力增强,市场价格上扬,导致国家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的可能性下降,政策性贷款的需求减少,市场风险增加,并通过准政策性贷款向农发行集中。相反,如果采取从紧的信贷政策,压缩准政策性贷款的投放量,则可能会导致企业自主收购能力削弱,市场价格下降,国家最低收购价预案启动的可能性上升,政策性贷款的需求增加,但同时政策风险增加。

(六)准政策性贷款承贷主体的多元化,使信贷服务与管理的难度加大

一是客户结构复杂。目前的贷款客户,既有购销流通企业,也有产业化加工企业;既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既有股份企业,也有上市企业。不同类型的企业有不同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需要农发行提供更加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实行更加具有针对性的信贷管理。二是客户贷款种类复杂。有的企业在农发行既有准政策性贷款,又有政策性贷款,有的还有商业性贷款,各种信贷资金相互交织,分类监管难度较大。三是客户市场复杂。目前,不少商业银行也在逐步向涉农优质客户渗透,客户竞争日趋激烈。同时,新型市场主体增多,但发育不完善。不少中小型粮食加工企业、粮食经纪人或合作组织通过自身积累、民间借贷等方式逐步成长为不可忽视的市场力量,但普遍存在内部管理体制不健全、财务信息不透明、经营不规范等问题,需要在客户营销与培育方面有所突破。

(七)准政策性贷款性质界定的不足,限制其发挥更大作用

一是现行准政策性贷款的范围界定偏窄,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不相适应。目前,农发行把准政策性贷款仅仅局限于粮棉油收购贷款领域。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样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农副产品收购也需要准政策性贷款支持。二是现行准政策性贷款的业务范围与个别商业性贷款业务存在交叉。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直接收购粮食所需的资金,目前,既可使用准政策性贷款,即收购贷款,也可使用商业性贷款,即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三是准政策性贷款业务缺乏合理的补偿机制。由于对准政策性贷款允许存在一定的风险敞口,使得准政策性贷款所承担的风险要高于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综上所述,准政策性贷款在制度设计上需更加完善。

五、结合鸡西地区实际,提出推动准政策性贷款业务可持续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从全局的高度,明晰准政策性贷款业务的战略定位

一是准政策性贷款业务应当服从和服务于整个收购信贷业务的发展战略,应该围绕“因地制宜、防控风险、力争多投”的指导思想,来确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二是准政策性贷款业务的发展应有助于政策性贷款业务的发展。从综合效益来讲,政策性贷款要优于准政策性贷款。对于粮食收购应尽可能地促成国家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以提高调控贷款在支持收购中的比重。三是准政策性贷款业务应为商业性贷款业务的发展提供支持。对既符合准政策性贷款条件,又符合商业性贷款条件的,应尽可能地选择使用准政策性贷款,如加工企业就更适合使用准政策性贷款。

(二)强化管理,准确把握准政策性贷款业务的中心环节

在经营管理中,鸡西市分行始终严格执行“钱随粮走、购贷销还、专款专用、库贷挂钩、封闭运行”的要求,抓好贷款发放、贷款使用和收贷收息三个重点环节,明确工作职责:客户经理负责贷后管理,行长、主管副行长承担相应管理和监督责任,层层签订库存监管责任状。按程序操作,依制度管理,规定动作不得简化或省略,关键环节的制度执行必须有据可查,杜绝在坚持基本制度上走过场。支行承担贷款发放并按进度供应资金,监督收购,市行抽调力量监督库存和法人代表,并严格执行库存动态监管、企业法人离城报告制度。

2008粮食年度,为加强对粮食库存的监管力度,鸡西市分行创新了检查方式,成立了贷后督查大队,重点履行粮食库存督查职能。2009年1至8月份,督查大队对全辖13个新粮库点进行每月两次巡回检查,采取倒查法,直接深入到企业专职检查库存,如发现问题一查到底,直接追责到基层行行长、主管副行长、驻库信贷员,有力地保证了收购资金封闭运行,为全市粮食贷款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如虎林市农垦庆丰粮油加工厂异地储粮,督查大队发现后,及时采取措施,追回了1 000多万元粮款,避免了贷款风险的升级。截至2009年10月末,鸡西市2008粮食年度准政策性贷款实现本息“双结清”。2010年,为加强对2009年度收购的新粮管理,在各基层营业机构正常监管库存的前提下,市分行组建了三个库存监管小组,配备专车,坚持每月50%的时间深入到基层检查库存。粮食库存是企业的第一还款来源,库存有保证,准政策性贷款的风险就可规避。

(三)通过信贷手段创新,破解准政策性贷款业务“两难”的问题

1.监管手段的创新

在加大库存监管的同时,鸡西市分行还加强对企业法人进行全方位的道德风险监管。一是在资格认定时,对企业法人代表进行全面的调查了解,通过查看法人代表出差票据,根据出差日期看前后有无可疑资金流出或流入,通过企业纳税情况来判断企业法人代表是否真正遵章守纪。如法人代表道德不过关,实行一票否决。二是在日常库存监管时,定期对企业法人代表的道德行为进行跟踪监管,并由支行行长最后做出判断,出现问题及时向上级行报告。如2009年,在对某企业监管时,发现一户重点贷款企业法人有做期货交易的传闻,市行立即组织人员进行全面调查,最后发现是竞争对手制造的传闻。三是在贷款全过程中,重视并建立与“法人代表面谈”制度。四是在贷后期间,通过在粮食企业中开展“信用企业”和“信用法人代表”活动,形成讲究诚信经营、防范法人道德风险的良好氛围。

2.贷款方式的创新

发放准政策性贷款时,鸡西市分行在实行有效资产抵押和风险准备金制度的基础上,还采取了浮动资产抵押、保险和与法人代表签订无限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等方式,尽可能地降低风险敞口。目前,鸡西市分行正在探索加工企业联保制,这是一种区域内加工企业联合会的形式,是在企业内部规范行为,形成互为制约的一种模式。

(四)引入准入与退出机制,净化信贷整体环境和提升客户竞争力

鸡西市分行采取“有保有压、有进有退”的营销原则,根据客户的资信状况、发展潜力以及对农发行经营发展的影响程度,进行分类排队。在逐步收回存量贷款的前提下,稳步实施客户退出机制,对市场竞争力差、经营效益较低、风险承受能力弱、资信不好的企业逐步使其退出鸡西市分行的支持范围。2009年1至8月份,累计强行退出7户规模较小、经营管理差、抗风险能较弱的粮食加工企业;逐步退出6户基础条件差、交通不便、历史包袱重、内部管理混乱、不配合信贷监管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在确定准政策性贷款支持对象时,始终坚持区别对待,不搞一刀切或遍地开花。特别是经过2008、2009两个粮食年度的审慎经营,明确重点支持:一是大中型加工企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收购原料;二是有常年固定合同的军供粮加工、外省地储粮收购等粮食企业;三是大型集团客户进行委托收购。禁止:一是对纯贸易类企业收购贸易粮赌后市的企业发放贷款;二是对国有购销企业自营收购发放贷款;三是对政策性与准政策性混收的企业发放贷款。通过实施分类排队和客户退出机制引入,进一步优化了客户和贷款结构,使鸡西市分行掌握了客户结构和信贷结构调整的主动权,有效的预防和化解了信贷风险。

(五)立足可持续发展,着力构建更加有效的准政策性贷款业务,发展保障机制

一是继续拓宽准政策性贷款的支持范围。准政策性贷款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公共产品特性,体现的是国家政策和公共利益,受惠的应当是整个农村社会经济,因而不能把准政策性贷款简单等同于粮食收购贷款。建议根据农发行支农职能的调整,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拓宽准政策性贷款的内涵和外延。二是争取政策支持,加快健全自我补偿机制。鉴于准政策性贷款的特殊性,应该建立比其他贷款业务更有效的风险补偿机制。建议积极争取国家有关部门对农发行准政策性贷款业务的认同和认可,在财政不承担补贴责任的情况下,允许农发行提高对准政策性贷款呆账准备金的比例,以区别其他商业性贷款业务。三是建立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重点从执行政策和防范风险两个方面来综合衡量准政策性贷款业务的运作成效,要将考核结果纳入到经营绩效考核体系中,与工资、费用以及其他资源分配挂钩。

参考文献:

[1] 董小君.金融风险预警机制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第4篇

【关键词】历史 教学 改革 探索

对于课程改革的最前沿的一线老师，要求我们在教育教学上要先行一步，大胆进行改革、探索，至少在理念与方法上我们要开始改变：

一、改变教学观念，构建适合课程改革的课堂教学模式

“学生的发展是课程实施的出发点和归宿”，所以着眼于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正是我们教学的目的。在正式课改之前就要改变传统观念和陈旧落后的教学方式，尽量做到以学生为本，改革授课的方式、方法，构建适合课程改革要求的课堂教学模式。

第一、改革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实现教学内容呈现方式的多样化和科学化。现行高一年的历史教科书的编排已经呈现出多样化，设有必读课、选读课和活动课等，注重历史结论与历史过程的有机结合，为教学内容呈现方式的多样化和科学化教学创造了条件。这就需要教师和学生通过教学过程，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括等认知活动来得出历史的结论，从而提高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各章节的具体教学中，更要根据实际需要对教材进行重组、删减，突出重点，使学生更容易接受。通过改革呈现方式引导学生探究形成结论的过程，在过程教学中培养学生思考历史、反思历史、评判历史的方法和能力，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二，改革师生互动方式，改变以往学生被动接受学习的现象。只要用心挖掘，每一堂课都能成为师生互动课，关键是老师要如何创设教学情景来引导、启发学生，调动学生的主动参与意识和积极性。如“”一节，教材对战争发生的背景讲得一清二楚，教学时可以引导学生‘从教材提供的内容可以看出导致这场战争发生的因素有几方面（日本、西方、朝鲜、中国）？，各个因素对促成战争的发生各起什么作用？从战争的背景你可以得出哪些结论？’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分析，同学之间的讨论，不仅掌握了书本知识，拓宽了知识面，而且主动介入问题的思索、探究，培养了历史思维能力。

第三，改革学生的学习方式，将学习过程中的发现、探究、研究等认识活动突显出来，使学习过程更多地成为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成为学生发展自己、学会学习的过程。教材增加的阅读课和活动课，就是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历史教师可以在组织指导这两种新课型的教学过程中加强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如在学完“”、“”后，都可以让学生对这两次运动失败原因、历史作用进行分析、评价，也可以通过活动课、讨论课、辩论课对其成、败问题进行探讨。当然还可根据通过单课性选修课或开展其他类型的研究性学习，比如课堂讨论、辩论，收集历史资料撰写历史小论文、历史人物小传，开展社会调查撰写调查报告，编演小历史剧，制作历史题材的音像作品或计算机课件等。

二、培养历史兴趣是推进课改的重要环节

第一、优化课堂教学内容，创设积极的学习环境，构建适合课改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愿意学，这是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最重要手段和方式。要求老师要认真备好每一节课，对课堂教学内容进行精心的策划、构建知识结构，创设良好的教学氛围，使学生通过课堂师生的互动教学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第二、提高历史学科的课程实用价值，让学生乐意学。针对历史学科的特点和地位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可以通过改革历史考试方法，用写作历史小论文的形式，调动学生运用历史思想、寻找历史依据的积极性；也可以增加课堂教学内容，联系当今世界所发生的学生感兴趣的话题，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指导学生对世界形势发展加以认识；还可以在校内多办一些历史学科的课外活动，如开设历史讲座、展示学生的历史小文章、搞一些历史性的纪念活动等。总之，要强化历史学科的学习气氛，让他们觉得至少在学校里，学好历史课还是有用武之地的，这样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就会逐渐增加。

第三、是增强学生在学习中的成功心理，使学生喜欢学。高中历史与初中历史区别较大，高一学生在学习历史过程中，普遍感到困难。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实际，采取有效的方法增强学生的成功心理，这对稳定学习兴趣有极大作用。我们可以结合教学由浅入深的特征，在教学过程中，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区别对待，通过问题的形式让不同层次学生参与不同问题的讨论，让不同层次学生解决不同的问题，让每个学生在课堂上都是学习的主体，都成为教学的参与者。对学生进行及时的评价和鼓励，让学生觉得自己是一个成功者。针对每个学生不同的情况，让他们在不同的场合获得不同的成功感觉，可以在课堂上表扬，也可以在作业中有出色解答或独特见解的学生予以较高的评价；可以让学生在校内办的刊物或墙报上发表一些作品，如历史小论文、历史漫画等；将学生的优秀作品推荐到公开发行的报刊杂志上发表或参与各级小论文比赛。总之，教师要对学生的每一点成绩和进步多加以肯定和鼓励，使他们对自己的学习抱有信心，最终保持对历史学习的稳定兴趣。

三、把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与世界近现代史教学有机结合

第5篇

“学生的发展是课程实施的出发点和归宿”,所以着眼于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正是我们教学的目的。这就要求教师必须改变陈旧落后的教学方式,要以学生为本,改革授课的方式、方法,构建先进而科学的课堂教学模式。

第一,改革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实现教学内容呈现方式的多样化和科学化。所谓多样化,即教学内容呈现不再单纯依靠教师的言传身教,而是大力提高科技含量,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推进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历史多媒体教学及电子课件的制作与使用上。所谓科学化,就是不再单纯地让学生记忆并储存历史结论,而是结论与形成结论的过程并重。新教材在这方面给师生们留下了较大的思维空间。

第二,改革师生互动方式,改变以往学生被动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象,以改革历史课堂教学为突破口,营造一个实事求是、崇尚真理、追求真理的氛围,对学生提出的不同意见、看法、观点不随便斥责或施加压力,以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为学生的禀赋可潜在自由、充分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尽可能使教学过程成为师生教学相长、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

第三,改革学生的学习方式,将学习过程中的发现、探究、研究等认识活动突显出来,使学习过程更多地成为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成为学生发展自己、学会学习的过程。新教材增加的阅读课和活动课,就是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历史教师可以在组织指导这两种新课型的过程中加强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当然还可根据新大纲要求开展好其他类型的研究性学习,比如课堂讨论、辩论,收集历史资料撰写历史小论文、历史人物小传,开展社会调查撰写调查报告,编演小历史剧,制作历史题材的音像作品或计算机课件等。

二、重点培养学生的历史情结

高中历史教学大纲把历史课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而必修课只有高一年级开设,这实际上使大多数高中生接受历史知识学习的时间就只有宝贵的一年,所以高一年级的历史课学习就显得颇为重要了。重视高一历史教学以培养学生的“历史情结”,也是势所必然,历史教师虽难上加难,但却责无旁贷。

有人进行过问卷调查,调查统计表明:表示很喜欢上历史课的学生占41.9%,表示不置可否的学生占55.3%,而明确表示不喜欢上历史课的学生仅占2.8%。学生没说不喜欢历史,可教师却在抱怨学生对历史学习不感兴趣。原因何在?无外乎两个因素:(1)因主课学业繁重紧张,把学习历史当作类似看小说看电视等缓释紧张情绪的功能。(2)某些历史知识通过教师引人入胜的讲述,激发了学生的新鲜感,使他们产生了一时的冲动。这些统计表明,目前高中学生对历史学习的兴趣层次还较低,大部分停留在刺激性的历史情节中(这可能受初中历史教学内容的影响),也就是停留在直接兴趣这一层次上。我们知道,直接兴趣是不稳定的,常会因各种因素而减退,比如知识简单易懂、概念重复讲述、结论不易理解、内容难记难背等,再加上其他学科学习压力,一旦学生感到乏味,或感到困难时,直接兴趣就会衰减、消失。改善之法笔者以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如前所述优化课堂教学内容,创设积极的学习环境,构建先进而科学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愿”学。

二是提高历史学科的课程实用价值,让学生“乐”学。我们至少应该向学生显示历史学科在学校这个小社会里的作用,比如可以改革历史考试方法,用写作历史小论文的形式,调动学生运用历史思想、寻找历史依据的积极性;也可以增加课堂教学内容,联系当今世界所发生的学生感兴趣的话题,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指导学生对世界形势发展加以认识;还可以在校内多办一些历史学科的课外活动,如开设历史讲座、展示学生的历史小文章、搞一些历史性的纪念活动,等等。总之,校园要强化历史学科的气氛,久而久之,学生也会受到感染,让他们觉得至少在学校里,学好历史课还是有用武之地的,这样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就会逐渐增加。

第6篇

一、利用历史活动课，提高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

历史讲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所以历史活动课更需要学生收集大量的史实资料，比如专题讲座、历史故事、演讲会、主题会、历史影评、历史人物的评析、学史心得和历史小论文的撰写等，与说写有极大关系的活动课。这类活动要求学生能够通过多种途径查找资料、收集资料，并结合自己的认识，思考、编写材料，向师生进行展示，以此培养学生收集历史信息，分析思考得出结论以及文字表达、创新思维的能力。如我在上人教版七年级上册《活动课二编写历史小故事》的活动课时，学生都积极地查寻资料，并进行精心地筛选，选择自己喜欢并适合自己的资料，围绕主题编写。很多学生编写的故事生动、有趣，而且观点明确，体现了史论统一的思想，在活动中，既提高了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也培养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创新能力。

二、利用历史活动课，培养学生的艺术欣赏力和高尚情操

历史课义不容辞地担负着国际主义、爱国主义、传统道德的教育。历史活动课同样具有这一功能，比如，历史字画欣赏，历史图片、历史歌舞、戏曲、观看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参观历史博物馆、纪念馆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考察历史遗址和鉴赏历史文物等这一类的活动课，涉及许多传统文化和美德，具有很强的直观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收集、收藏、欣赏活动，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培养学生对历史的认同感，加强美育教育，弘扬民族传统，增强学生特长爱好，培养对艺术的欣赏力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比如在欣赏《清明上河图》时，要求学生在欣赏的同时，能为画面配上文字说明，从而在图与文的转换过程中，加深了学生对历史知识的了解，培养了学生从历史绘画作品中寻找历史信息的能力，提高了学生对历史绘画作品的欣赏水平，发展了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丰富了学生的历史想象能力，展示了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和活跃的内心世界。

三、利用历史活动课，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

学生通过学习自己动手，提高了操作能力，初步掌握学习历史的操作技能，同时可以培养一些良好的品质。历史学科活动中可以让学生动手的很多，如绘制历史地图，设计历史知识示意图，制作竹木简、钱币、兵器、农具等，编辑历史小报，制作历史幻灯片等，这类活动课在制作展示的同时，还要求学生加以考证说明。这样，可以让学生在动手、动脑的过程中体验历史，从而，培养了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提高了审美情趣。比如我在复习人教版七年级上册第四单元政权分立与民族融合时，针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替频繁这一特点，让学生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绘出政权更替示意图。我在复习英、俄、法、美、日、德等大国历史时，让学生尝试利用年代尺，按照时间顺序描述各国历史上发生的大事，包括事件发生的时间、人物、原因、经过、结果、影响以及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等。这样年代尺就像一条金线，各个时间点发生的大事就像颗颗珍珠，一条色彩斑斓的项链展现在学生面前，真正做到了复习历史时由点到线再到面，使历史知识更加简洁、清晰，形成了完整的知识体系。

四、利用历史活动课，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

青少年都有争先恐后、不甘落后的心理，因此，在活动中，我抓住了学生的这一心理，采用奖励机制，让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过程。比如世界近代史讲完后，正好是星期五，放学时我告诉学生，下星期我们准备举行一次历史故事会，主要围绕世界近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但丁、达・芬奇、莎士比亚、哥伦布、华盛顿、林肯、拿破仑、章西女王、伏尔泰、牛顿、爱迪生等）来讲，每人任选一个来讲，双休日做好充分的准备。故事会上，学生们热情高昂、气氛活跃，而且效率极高，就连平时不爱发言的同学，也被其他同学的情绪感染，主动参与到其中，与平时判若两人。通过这次活动，加深了学生对历史知识的巩固，原来苍白的历史人物变得丰满起来，同时也开阔了学生的视野。

五、利用历史活动课，培养学生的社会交际能力

学生每天在学校学习，与外界的接触不多，可以说社交能力极其有限，而历史活动课给学生提供了一个接触社会、走进他人的机会。比如在社会调查与访谈这一类活动课中，学生走出课堂，深入家庭、社会，活动空间非常广阔，通过问卷调查、采访历史见证人、收集有关史料等方式，撰写调查报告。通过接触社会，进行调查、访问，增长知识和社会交际能力。它可以使历史知识形象化、感性化，并能把学到的历史知识和社会实践应用结合，开阔学生视野，了解社会，培养学生各种优秀品德。

第7篇

16世纪是发现新大陆，开通东方航线，葡萄牙人占踞澳门并以此作为远东贸易中心（46），出现世界贸易新格局的时期。作为海上贸易的中心广州，也因应发生了性的变化。广州贸易冲破出口贸易从属于进口贸易的传统格局，从而使出口贸易取得独立的。广州一改如前所述的「特殊性的发展模式，与其所在地珠江三角洲的发生了日益密切的联系。广州市场的转型与珠江三角洲的深化开发产生了互动的关系(47)。自明中叶始，珠江三角洲开发的日益深化，除前述的将三角洲内部的滩涂开垦为沙田外，还表现为商业化的不断加深。

首先，以出口贸易为取向，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出现了各种经济作物的专业化种植区。

随著东南亚地区市场的不断开拓，以及通过东南亚市场而转运欧洲和南美地区，出口商品不仅需要量大，品种也增多，已经扩及民生日用商品，尤以丝、糖、铁器、陶瓷等为大宗。又因广州市场的转型，贸易的对象已从特权阶层扩大到民间的普通老百姓。农户也从「随其乡宜以为货(48)，到「以市场取向为货。商品性农作物的种植是根据市场的需求来确定的。其中已经有部分商品通过海洋贸易输往海外。据嘉靖《广东通志》记载：

「东洋贸易，多用丝……回易鹤顶等物；西洋贸易，多用广货，回易胡椒等物。(49)

这里所谓的东洋，主要是指菲律宾。当时的马尼拉生丝市埸，是太平洋丝路的中转站，对丝货的需求量很大。十六世纪末，墨西哥丝织业有一万四千多人，其需要的原料生丝，就靠广州的海商运往马尼拉丝市，然後由西班牙商人转运去供应。根据全汉升先生的，江南蚕丝业的迅速发展同马尼拉丝市的是有密切关系的(50)。广州的所在地珠江三角洲，也在这一市场取向的刺激下，创造出「桑基鱼塘这一以蚕桑与水产养殖相结合的生态农业经营型式（详下）。所生产的广纱、粤缎等丝绸，以及糖、果箱、铁器、蒲葵等所谓「广货，成为输往东南亚洲各国的主要产品。正如关心乡梓事务的岭南学者屈大均所指出的：

「广之线纱与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光缎，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51)

「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走长沙、汉口，其黠者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指在东南亚的荷兰殖民者）、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农者以拙业力苦利微，辄弃耒耜而从之。(52)

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番禺、东莞、增城等县成为种植甘蔗的专业化种植区。明末其蔗糖收入已占农户总收入的十分之四(53)。蒲葵的种植以新会为中心，香山的古镇次之。香，以东莞为产地(54)。茶，多集中在南海西樵山、广州的河南岛(55)、肇庆的鼎湖和宝安的怀度山等地(56)，大良附近的基塘也有零星的种植(57)。水草，以东莞、宝安为产地(58)。鱼花，以南海九江所出为最负盛名(59)。果木业迅速发展，逐步形成专业化区域。其范围以广州为中心，南至番禺的大石、沙湾、古坝，东至黄埔、茭塘，西南至顺德的陈村、南海的平洲、番禺的韦涌等地一片老沙围田区(60)。其中以陈村的果木最负盛名(61)。珠江三角洲有「食香衣果之谚(62)。这一果木区，在明清交替之际，虽遭到沉重的打击，但到康熙晚期（18世纪前后）得到恢复，而且东莞北部和增城西南部低丘陵地带的原有果木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最具特色的是「桑基鱼塘专业区，这是一种以蚕桑业与水产养殖相结合的生态型农业经营。所谓「桑基鱼塘，即将低洼易生水患的土地深挖，「取泥覆四周为基，中凹下为塘，基种桑，塘畜鱼，桑叶饲蚕，蚕矢饲鱼，两利俱全(63)。这种经营型式使蚕桑业和养殖业互相依托，互相促进，形成良性循环，既改造利用了低洼土地，又增加了经济效益。通过生态系统中的物质转变实现农业资源更新发展。「桑基鱼塘型的生态农业把我国传统农业推至极致阶段。它首先在南海、顺德和高鹤三县交界处出现。万历年间(1573-1620)，顺德龙山乡基塘面积已约占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64)，南海九江基塘面积于明末更高达耕地面积的十分之八(65)。而且九江、龙山、龙江和坡山等4乡，相连成片，形成一个以九江为中心的以蚕桑养鱼为业的商业化专业区。蚕桑区虽受清初「迁海之祸的惨重摧残，但到18世纪前后，得到了恢复，且有所增进。南海西樵山附近的乡村相继发展成基塘区，形成以九江为中心，包括原有的龙山、龙江和坡山，以及不断发展起来的邻近西樵山的海洲、镇涌、金瓯、绿潭、沙头、大同等(66)在内的连成一片的商业性基塘专业区。

乾隆22年（1757年），广州被确定为中西贸易独口通商口岸。广州对东西贸易的垄断，有力地剌激了珠江三角洲的蚕桑业。因此，出现了「弃田筑塘，废稻树桑的，形成一个「周回百余里，居民数十万户，田地一千数百余顷的专业蚕桑基地(67)。咸、同年间，因欧洲产丝国蚕病引起的产丝不足，江浙蚕丝的出口又由于动乱而受阻，丝价上涨，珠江三角洲又掀起「废稻树桑的热潮，蚕桑区不断扩大。到20世纪20年代，珠江三角洲的蚕桑区除原有的基地南海、顺德和香山外，已经扩及新会、三水、番禺、鹤山、东莞，等十余县，桑田面积达万顷左右，操蚕桑业者达二百余万口，蚕茧年产量为三、四十万担，价值六千余万元(68)。蚕桑业成为商品性农业的主要支柱。

以经营某一经济作物为业的农户，、如香户、花户、果木户、蚕桑户、鸭户、鱼花户，等等专业户，也因应广州市场的转型，迎合出口贸易的需要而兴起。

其次，为适应出口贸易的需求，农产品加勃然兴起。农产品加工业主要有制糖、制茶、果品加工、织草、葵扇，等行业。尤其是缫丝和丝织业和蚕丝业。

蔗糖，是明清时期的传统输出商品。19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年向海外出口在一、二十万担，也偶有达30多万担的(69)。因受到菲律宾新兴糖业的影响，90 年代后出口减缩。但是这种减缩并非如海关统计所示的那样严重。珠江三角洲的蔗糖如同其他出口商品一样，有相当数量的是用民船运往香港的，因而没有列入海关统计内(70)。进口的所谓洋糖，往往是由出口的土糖倒流国内的伪称。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是因资本主义列强的洋货享有减免子口税、厘金等国内关卡税收的特权，出口的土糖返流国内变成洋糖，比纳税较重的土糖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后，日本侵占我国盛产蔗糖的，控制台湾蔗糖业，从而构成对我国出口蔗糖的威胁。此后出口蔗糖日渐减少，20世纪初，陷入衰微。

制茶业，因18世纪20年代，茶叶出口已升为中国出口贸易的首位。18世纪末19世纪初，茶叶贸易已成为世界价值最大的单项商品(71)。19世纪50年代，因对外通商口岸的陆续开放，安徽、浙江和福建的茶叶已改由上海、福州出口；60年代汉口开埠后，两湖、江西的茶叶也就近由汉口输出。广州出口的茶叶，主要由本省出产，或由西江沿岸输入原料，再经广州的河南制茶厂加工。鹤山、香山、番禺、新会、南海、清远等县的产茶区，自乾隆年间起不断扩大种茶面积。但适合种茶的土地有限而制约了茶园的扩大。因此，着力于发展茶叶加工业。广州的珠江南岸（今的河南）是经营茶叶加工和茶叶交易的地区。那里茶庄、茶行，比屋相连。设有茶叶加工厂。也有茶商曾按照市场的需求，深入外省茶区，设立茶庄，示范制茶，教会茶农生产适合市场需求的茶叶。前夕，茶商就曾到湖南茶区示范，先使安化茶农改制红茶。因红茶价高利厚，各县竞相仿制。此为湖南制作红茶之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西方人的口味，研制出一种用花薰染而带有花香味的所谓「花茶的新品种。在海外享有盛誉的珠兰香茶，即于此生产。薰茶用的珠兰、茉莉花在今的广州珠江南岸的庄头种植。「花茶中的橙香白毫也深受青睐。其原料则采购自西江上游和贺县等地。现将80年代茶叶出口及珠兰和橙香茶在出口总量(72)中的比例统计如表1。从表中可以看到80年代中叶后，茶叶出口渐趋衰落。这是因为印度、锡兰和日本茶先后在国际市场上崛起而受到排斥的缘故。唯珠兰香茶凭其特殊的品味，尚能支撑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表1 1882-1891年广州口岸茶叶出口情况统计（单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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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红茶量 绿茶量茶 出口总计 珠兰香茶 占％ 香橙白毫 占％

1882 121933 1491 123424 80401 65 19055 15

1883 110349 1144 111493 78377 70 14466 13

1884 104244 666 104910 82443 79 8306 8

1885 130571 533 131104 99876 76 13027 10

1886 102210 682 102892 75948 74 8709 8

1887 119160 235 119395 88536 74 7690 6

1888 94409 42 94451 73606 78 5875 6

1889 77754 150 77904 65111 84 2411 3

1890 63573 8 63581 52160 82 4090 6

1891 25664 3 25667 15057 59 192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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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粤海关十年报告(一)（1882--1891），见广州市方志办编，《近代广州口岸经济概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页487--901。

织草业，以东莞、宝安县为基地。至少于明中叶，已有一部份居民以采集水草，纺织席、绳为业，以此为衣食之源(73)。清代之后，自军铺（今东莞厚街附近）至虎门一带的千顷卤田，皆产水草，可供织席。织席业中已出现雇庸关系(74)。道光年间(19世纪30年代)，利用万顷沙栽种水草，以加速沙坦淤积。当时草田已有一万多亩(75)。后，因水草、草席的外销量日增，东莞的草织业得到迅速发展。同治、光绪年间(19世纪70年代)，东莞厚街乡已有一万多人从事草织业。当时道窖有「黄祥记、「国顺等店号，从事水草加工出口。据广州海关统计，19世纪70年代起，出口量不断增加。单草席一项每年低的有七、八万卷，80年末至90年代代已高达20多万卷，1989年便达228929卷（详表2）。但是，自19世纪80年代起，日本草席迅速发展。90年代后，已构成对珠江三角洲草席出口的威胁。20世纪初，草席每年出口尚能维持在十万卷左右。1901--1906年间，运到香港的「街市草（作市埸绑肉菜用的草）每年达18，000担，扭草25，000担。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东莞的草田面积达26，000多亩，年产量约35万担(76)。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水草外销受阻，很多草田改种水稻。水草生产趋向衰落。战后虽得到复苏，期间，又横遭摧残，直至解放前夕，仍未能挽回衰败的局面。

葵扇是一古老的产品，至少可追索到晋代(77)。明清作为「广货流布四方。新会的西沙头、西涌、黎乐（今礼乐）等地以此为生计之源。后，「葵扇主要运往美国，也有少量运往欧洲作为装饰之用(78)。从海关的十年报告看，19世纪80年代，出口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详表2）。

此外，诸如为出口而生产的爆竹、铁器、以醋姜为主的蜜饯果品，也都是值得注意的行业。

表2 19世纪80年代草席（单位：卷）、爆竹（担）、葵扇（千把）出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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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1882 1883 1884 1885 1886 1887 1888 1889 1890 1891

草席122247 141132 85504 72839 137852 140018 155605 228929 177645 208825

爆竹 38536 54455 49217 27831 65361 55892 53313 51773 40521 36483

葵扇 2654 4975 8128 7276 14569 9103 10258 9524 13733 1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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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粤海关十年报告(一)（1881--1892），见广州市方志办编：《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页847--901。

蚕丝业在出口贸易中尤其令人注目。蚕丝业在珠江三角洲，本有悠久的历史。但一直得不到发展，丝货（包括生丝和粤缎、广纱等丝织品）作为一种农产品的加工产品而大量投入市场，完全是在出口贸易的需求下出现的。如前所述，16世纪，由于太平洋丝路的开通，需求日益增大的马尼拉丝货市场强烈刺激，引起珠江三角洲蚕丝业的兴起。明中叶，因它属初露头角，不为国内有关商业记载的作者所注意。实际上，其丝织品的质量在某些方面已超过江南地区的产品。据沈廷芳（乾隆）《广州府志》引嘉靖《广州府志》云：

「粤缎之质密而匀，其色鲜华光辉滑泽。然必吴蚕之丝所织，若本土之丝，则黯然无光，色亦不显，止可行于粤境，远贾不取。粤纱，金陵、苏、杭皆不及。然亦用吴丝，方得光华，不褪色，不沾尘，皱折易直，故广纱甲天下，缎次之(79)。

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

「广之线纱与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光缎，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80)。

珠江三角洲输出「广货，购回江南的吴丝，巧织成广纱、粤缎，以供出口。在这里，以出口贸易为生产的导向是明显的，也说明其贸易已具有促使资源配置优化的意义了。

日显重要的珠江三角洲蚕丝业，因广州被确定为独口通商口岸而得地利，加之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严禁丝货出口，后改为只允许土丝（指粤丝）和二蚕湖丝出口，又使之受益，生丝的出口与日俱增。传统的手工缫丝是手车缫丝。它和蚕桑业是连在一起的。作为一种家庭副业，它流行于南海、顺德和香山一带蚕桑区。当地诗人陶靖节有诗云：「相见无杂语，但道桑麻长。(81)又有一首竹枝词写道：「呼郎早趁大冈墟（按大冈墟在蚕丝核心区顺德龙山乡），妾现蚕缫已满车；记问洋船曾到几，近来丝价竟如何(82)。蚕丝区农户的经济生活，在乾、嘉年间已开始与海外丝市连在一起。丝市的动向成为农户关心的话题。

早在明后期以粤缎、广纱驰誉海外的丝织业，入清以后也以佛山为重要产地。清初佛山的丝织业已增至十八行，计有八丝缎行、什色缎行、元青缎行、花局缎行、宁绸行、蟒服行、牛郎纱行、帽绫行、绸绫行、花绫行、金彩行、扁金行、对边行、栏杆行、机纱行、斗纱行和洋绫绸行等。清中期益加繁盛。早在雍正年间（1723--1735），广州已有机行的设立，聘请江浙师傅前来传授丝织技术，分有蟒袍行（朝袍行）、十八行、十一行、金彩行和广纱行等五个行。产品多种多样。工人有三四万之众(83)。

18世纪20年代，丝货在中国出口商品中已退居茶叶之后，但就珠江三角洲而言，丝货却升为首位。它作为生丝产地，在明代尚默默寡闻，乾、嘉年间已大露头角，成为生丝出口的重要产地。珠江三角洲的生丝在国际市场上真正具有竞争力，则要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这同海洋贸易格局的变化，土丝为机丝所取代有密切关系。

1869年11月苏伊士运河的正式通航，缩短了到欧洲的航程，以及1871年6 月上海经伧敦到旧金山，新加坡到香港海底电缆的接通，信息传递的便捷，使海洋贸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海外市场对生丝的需求日益扩大，因而前述的咸、同之际珠江三角洲掀起的「废稻树桑，就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1872年， 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的商务报告指出:「粤丝出口的增长是很显著的，并且已达到几年来没有预期到的数量和重要地位......（粤丝售价的提高）大大地剌激了这一贸易，向来种稻的大片土地现已经或正在辟为桑林。因此，每年的出口都可望增加(84)。海关副税务司班思德在论述1859年至1871年间中国丝类贸易时指出：「中国运销外洋之丝类，生丝实占极大部份，大抵由沪、粤两埠输出。......广州输出之数，初时仅占全国总额8％，嗣后该省蚕丝事业愈加发展，故输出数量，亦见增进。迨至同治九、十年（1870--1871），输出之丝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85)。广州生丝出口量，五六十年代还只占全国出口量的百分之八，到七十年代初（1870-1871年），已跃升至四分之一了，并保持增长的趋势(86)，展现出生丝出口的大好前景。正如「1878年广州口岸贸易报告中所说：「在出口货物中，丝及丝织品是迄今最重要的品种(87)。但是，与此同时也面临危机。这就是手车缫丝的质量已经不适应市场的要求。进口中国生丝的英法丝业界对中国生丝的质量提出严重警告，要求改进缫制和包装质量(88)。

南海县华侨陈启源就是在这一机遇与危机并存的情况下，于1873年创办「继昌隆丝厂，引进机器缫丝工艺，使生丝质量和劳动生产率皆得到提高。

机缫丝一投入市场，出口量便急剧上升。机缫丝出口量始见于1883年的海关统计。该年为1254担，占该年生丝出口量9556担的13％。仅过两年后，机缫丝增至3437担，首次超过了手缫丝（土丝）。尔后迅速发展，终于取代了手缫丝。（详表3）。19世纪80年代「广州机缫几乎独占了欧洲大陆市场，成为那里的意大利生丝的廉价替代物(89)。1911--1929年间，珠江三角洲生丝的出口量三至五万余担，价值达「四至五千万之巨，约占广州外贸出口总值的50--60％左右。如果把水结、丝织品等出口值一并计入，可占广州出口总值的70--80％(90)。蚕丝业已经成为珠江三角洲，乃至广东全省的经济支柱。

表3 珠江三角洲机缫丝与手缫丝消长况 单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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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手缫丝 占％ 机缫丝 占％ 总计

1881-1882 11526 11526

1882-1883 8302 87 1254 13 9556

1883-1884 8978 76 2857 24 11835

1884-1885 3116 48 3437 52 6553

1885-1886 2567 37 4457 63 7024

1886-1887 8462 54 7158 46 15620

1887-1888 4207 33 8720 67 12927

1888-1889 1760 26 5123 74 6883

1889-1890 4928 33 10219 67 15147

1890-1891 3278 24 10317 76 13595

1891-1892 4659 28 12146 72 16805

1892-1893 4171 18 18687 82 22858

1893-1894 1951 11 16438 89 18389

1894-1895 2159 11 18179 89 20338

1895-1896 2474 11 20629 89 23103

1896-1897 2411 10 22210 90 24621

1897-1898 1933 8 22727 92 24660

1898-1899 2655 7 34055 93 36710

1899-1900 2375 6 34612 94 36987

1900-1901 1037 3 31038 97 32075

───────────────────────────────────

资料来源：粤海关十年报告（一）（1882--1891），粤海关十年报告（二）（1892--1901），见广州方志办编：《近代广东口岸经济社会概况》，页847--954。

复次，商品性手工业如铁冶业、陶瓷业、棉纺织业等勃然兴起，并纳入出口贸易的轨道。

佛山于广州西南部距20公里处。地处西、北两江干流通往广州的要冲上。佛山铁冶业和石湾陶瓷业本是适应农业商业化的需要而于明中叶兴起的。这是因为甘蔗种植的扩大，引起制糖业的兴起；制糖业的发展，又需要铁锅以熬煮糖浆，需要陶缸以蓄糖的缘故。由于铁器和陶瓷产品的精良，在明代中后期，已有部分纳入出口贸易的轨道。佛山的铁锅等铁器，已「南走澳门，至于红毛（荷兰）、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等(91)。石湾的陶瓷，则正如屈大均所指出：「石湾之陶遍二广，旁及海外之国。谚曰『石湾缸瓦，胜于天下(92)。

棉纺织业的兴起，也是由于出口贸易所推动。珠江三角洲气候潮湿，不宜于棉花的生长，故种植甚少。明清间，珠江三角洲与棉花产地中心松江建立糖棉贸易关系，正是为了交流各自盛产的农产品。买棉织布，是为了自给。18世纪下半叶，英国千方百计地输入其羊毛织品和棉纺织品，以力图打开中国广阔的市场。但英国输入的曼澈斯特布，不仅不受欢迎，中国出产的南京布（因南京一带用一种紫花织成而得名，是以松江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出产的优质棉布。）反而流往英国等欧美地区，制成欧美绅士的时髦裤子而竞相崇尚，并为此而在美国人衣料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于是英国人改用「三角贸易的对策，将其产品输入印度，换得印度的棉花和鸦片，再用来输入中国，以换取中国的茶和丝货。珠江三角洲利用英国运来的棉花，发展棉纺织业。佛山是其重要基地，设有22间棉花行户，经营棉花业务。当地生产的「南京布，在质量与颜色上皆胜于曼澈斯特布而输入英国。在这里，进口原料，输出成品，在进出口贸易中收到了增值效益。土布，经在佛山加工染成所谓「长青布，输往新加坡(93)。

烟花爆竹的出口，自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都在二、三万担至五、六万担之间徘徊（详表2）。这一产品几乎都运往美国市场。自80年代中期起，美国提高此项商品的进口税。于是，烟花爆竹的出口受到了损害(94)。

珠江三角洲的商业化是随着海洋贸易的发展，出口产品的增进而逐步加深的。始自明中叶的商业化，到乾、嘉年间，据时人龙廷槐对广州府（所辖范围大体相当于今的珠三角）各县所作的从业结构的统计，当时已大约有30％的人口直间接服务于商品流通的各个环节（95）。就是说，珠江三角洲当时约500万人中，已有百万以上的人是借商业为生计的。如果再把从事以出口贸易为导向的商业化农业和手工业的烟户包括在内，则绝大部分的居民都已卷入外向型的商品经济活动中去了。

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蚕丝区已是靠出口为生计，海洋经济化了。商业化是以取得足够的粮食供应为前提的。清代中叶以前，主要靠广西米从便捷的西江输入；近代以后则转为依靠洋米。据笔者实地调查，顺德人就因爆发后切断出口和洋米的输入而锇死不少人（96）。

珠江三角洲作为海洋贸易的基地，还表现在作为中国海洋贸易中心的广州，自明中叶起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型，不断地加强与珠江三角洲经济的联系，将其作为贸易腹地的核心区。清代乾隆22年广州被确定为独口通商口岸而垄断中西贸易，更给珠江三角洲提供传统市场与地利之便。处于珠江三角洲南端的澳门，于嘉靖晚期也不断发展起来，成为远东的贸易中心。清代又充当广州的外港，成为广州对外贸易的缓冲之地。后香港的崛起，与广州、澳门，在珠江三角洲的地域内形成三足鼎立，更加强了珠江三角洲海洋贸易基地的地位。

注释

（46）葡萄牙人于嘉靖32年（1553年）占据香山县澳门后，以此为基地，先后建立起以与印度果阿、日本长崎和菲律宾马尼拉为主的贸易，并通过果阿与欧洲发生贸易关系。因广州是海贸的中心，葡人利用澳门与广州密迩且便捷的区位优势，通过广州取得其所需要的货物，实际上把中国变为其腹地。自万历6年至崇祯4年（1576—1631年）期间，每年在广州举办的夏冬两季的定期集市上，葡人是其主顾。他们大量采购珠江三角洲和国内各地运来的商货，这对珠江三角洲的商业化是起推动作用的。关于明中叶后澳门在海外贸易中所起的作用，请参阅全汉升〈明代中叶后澳门的海外贸易〉，见《中国近代史论丛》（台北：稻禾出版社，1996年11月）页135—158。

(47) 参见拙作《明代后期广州市场的转型与珠江三角洲变迁》，台北：《明史专刊》第12期（1998年）页265-289。

(48)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茶园。

(49) 嘉靖《广东通志》卷66，「外志3，「夷情上。

(50) 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 年出版），第459页。

(51)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

(52)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

(53)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7，「草语，「蔗条云：「粤人开糖房者多以致富，盖番禺、东莞、增城糖居十之四，阳春居十之六，而蔗田几与禾田等矣。范端昂《粤中见闻》也有相同的记载。此书晚出于屈大均书，汤志岳先生在他校注的《粤中见闻》所写的〈前言〉中，已经指出，「资料袭用于《广东新语》。

(54)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卷26，。

(55) 参见嘉靖《广东通志》卷13，一。

(56)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

(57) 万历《顺德县志》卷之十，「杂志第九，「俗产记载：「斩附郭之田为圃，名曰基，以树果木。荔枝最多，茶桑次之。

(58) 卢祥（明中叶人），〈莞草〉诗云：「苑彼莞草，其色，厥土之宜，南海之东，......宜之为席，资民衣食，邑之攸名，实为伊昔。见崇祯《东莞县志》卷27，「艺文志。

(59)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2，「鳞语，「养鱼种。

(60) 参见《珠江三角洲农业志》（佛山地区革命委员会1976年出版）第6册。

(61) 金堡（康熙时人），《岭海焚余》记载：「顺德有水乡曰陈村，周回四十余里，......居人以种龙眼为业，一望无际，约有数十万树，荔枝、柑橙诸果居其三四。比屋皆焙取荔枝、龙眼为货以致富。

(62)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地语，「茶园。

(63) 光绪《高明县志》卷10，「水利。

(64) 据民国《重修龙山乡志》记载，万历九年（1581）清丈土地的结果，龙江乡田地山塘44974亩，其中塘8124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8％.当时基面略比塘面小，加上塘面约占百分之三十多。

(65) 《顺治九江乡志》卷2，「生业。

(66) 康熙《南海志》卷6，「风俗。

(67)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一）页82。

(68) 参见刘伯渊，《广东省蚕业调查报告书》，（广州，1922年出版）；考活，布士维著、黄泽普译：《南中国丝业调查报告书》（广州，1925年出版）。

(69)见海关的贸易报告。例如1874年红、白糖的出口量为187942担，1875年为266215担。详见广州市方志办等编译，《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页133。

(70) 〈1874年广州口岸贸易报告〉中说，「在广州，它只能提供外国船务情况，而没有可靠的根据来估算实际进出口的货物情况。这里有相当大的进出口旬由民船来往广州以东或以西的沿海各小镇与属于外国的两个自由港即香港和澳门之间所进行的。见广州市方志办等编译，《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页106。

(71) 参见叶显恩，〈地利、传统市场与珠江三角洲的海外贸易〉，见《珠江三角、地理、经济情况及华侨南洋史》（香港：第二届世界华商大会筹备委员会，1993年出版），第47－80页。

(72) 粤海关十年报告(一)（1882--1891），见广州市方志办等编译《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页847－901。

(73) 卢祥，〈莞草〉，见崇祯《东莞县志》卷之七，「艺文志。

(74)雍正《东莞县志》卷12之10，「烈女传：「陈氏，名阿申，……嫁刘姓，家贫，为人织席。

(75)宣统《东莞县志》卷99，「沙田志1，「公牍。

(76)刘炳奎，〈东莞草织业简史〉，见《广东文史资料》第15辑。

(77) 《晋书.谢安传》。

(78) 粤海关十年报告(一)（1882--1891），见广州市方志办等编译：《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页847--901。

(79)乾隆《广州府志》卷48「物产。

(80)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货语，「纱缎。

(81) 冯式宗，《九江儒林乡志》卷3，「风俗。

(82) 张臣，〈祝枝词〉，见嘉庆《九江乡志》卷12。

(83) 广东文史馆，《广州编织业概况》。

(84)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三），页1488。

(85) 班思德，《最近百年中国贸易史》（民国20 年海关总税务司统计科译印），页124。

(86) 参见刘伯渊，《广东省蚕业调查报告书》（广州，1922年出版）；考活，布士维著、黄泽普译，《南中国丝业调查报告书》（广州，1925年出版）。

(87) 广州市方志办等编译，《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页215。

(88) 汪敬虞，〈关于继昌隆缫丝厂的若干史料及值得研究的几个〉，广州：《学术研究》第6期（1962年6月）。

(89) 广州市方志办等编译，《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页862。

(90)广州《七十二行商报》报导，转引自顺德方志办《顺德修志》（1990年10月出版）第59期；饶信梅，〈广东蚕丝业的过去与现在〉，《国际贸易导报》1卷7号（1930年）。又李本立在〈顺德蚕丝业的历史概况〉（《广东文史资料》第15辑）中说，1920--1929年为广东蚕丝的全盛期。蚕丝产量似为可靠的估计，年产量约为十万担。如包括蚕丝全部产品，则年产在14--15万担之间， 因除蚕丝外每年出口的水结、茧壳等有四万担左右。1918--1920年每年输出的水结蚕茧及丝织品为53458担；1923--1931年每年输出的水结蚕茧及丝织品为48782担。

(91)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食语，「谷条。

(92)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6，「器语，「锡铁器条。

(93) 参见叶显恩，〈地利、传统市场与珠江三角洲的海外贸易〉，见《珠江三角洲历史、地理、经济情况及南洋华侨发展史》（香港：第二届世界华商大会筹备委员会，1993年出版）第47－80页。

(94) 广州市方志办等编译，《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页865。

第8篇

中国富人的海外移民潮，据说一年甚于一年。有调查报告称，在未来三至五年内，移民外国的富人和专业人士，将超过一千万人；98%的人，首选西欧、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北欧等地。

他们携妻挈子，远渡重洋，奔赴异国他乡，所为何事？有人研究，移民出国定居的原因，大致上可归纳为以下五点：

一、选择环境稳定、有保障个人发展空间的国家或地区；

二、为了下一代的教育和成长；

三、为了寻找优越的经济条件和发展机遇；

四、对自己的财产安全拥有某种忧虑，早为之计；

五、目前个人或家庭、事业的发展，不称心，不如意，希望变换环境，谋求新的机遇。

这些原因，都是可以理解的，它的认识作用或批判意义也一眼分明，无须再多说什么。但我认为，上述五个原因或未说的原因，只是现象，不是本质。我想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移民与出国定居的选择。

移民随缘

什么是文化？众说纷纭。因为，谁都在说“文化”，谁都在使用“文化”这个名相，但使用的涵义、使用时的所指，却各不相同。近代的克罗伯（A. L. Kroeber）和克拉孔（Clyde Kluckhohn）这两位人类学家，曾经探讨了160多种解说“文化”的定义。最后，他们还是不得不总结道：“文化”只能是一套一系列的行为系统。也就是说，一切文化，都是人的行为；人的一切行为，以及一切人的行为，无不表现出了文化的传统性、理念性和它们的价值系统。对这一总结，我认为是真正抓到了核心，即人的行为的本质了。人的行为，既是文化的体现，也是文化的不同层次，不同形态，不同民族性、历史性与它们价值系统的反映。这与我常常讲到的一句大俗话“文化不在书本中，不在课室里，不在口头上，文化就在一个人的行为之中”正相一致。

移民，是人的行为。移居国外，移风易俗，移宫换羽，移花接木，孟母三迁，既是一种价值选择，也是一种文化认同。从价值认同、文化认同到同气相投，莺栖乔木，好中求好，这才是移民思想潮流中最本质的东西。

人和人不同，人的差异性，决定了行为的差异性。既然移民是对未来发展的一种选择，又是一种文化的选择，文化的认同，那么，有迁居到西方去的中国人，也有从西方、从他方迁居到中国来的白人、黑人、棕种人。大家都有各自的喜爱，也都有各自的选择。佛家讲“缘”，这个缘，真的不可思议。想走与不想走，能走与不能走，移成了与移未成，移去了还有想回来的，这都是各自的“缘”。看到这个“缘”，认知这个“缘”，我们才能懂得随缘，惜缘，爱护自己的缘。

“诸法因缘生，缘谢法还灭”。认知因缘，所以，我对富人移民，没有负面的看法。能允许富人移民，实现富人移民，这是历史的进步，时代的必然。凡有对此发出惊异、惊叹与惊呼的人，我想，是对人心思变、人心会变、人心善变缺少了认知，也缺少了敬畏。对民心常存敬畏心、常存戒惧心的人，是圣贤啊—西方人叫先知，我们古代叫圣人。所以，柳宗元在他的文章中一再呼吁“观民风者得焉”。得到什么？不是去看富人的去从，去看他们的搬迁，要看的是整个社会经济成果的分配，社会经济成长的共享，是对社会上更多弱势个体或群体的关怀，是帮助大学生（年轻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真正做到扩大内需，这才是我们应当思考、应当关注的大局啊。以人为本，本就在这里。

移民仍是文化中国人

移民，并非始于今日。华侨，大概150年或200多年前，就一批批从中国跨海越洋，走向世界各地了。当我应邀去日本、去澳大利亚，遇到那么多上海老乡；当我应邀到菲律宾、马来群岛，遇到那么多福建老乡；到泰国，到星岛，又遇到那么多广东潮州老乡；尤其到了法国巴黎，遇到那么多浙江温州老乡，我的惊喜，执笔难书。我不仅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华人在国外艰苦创业的历史，而且看到了海外华人代代相传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性、历史性。因而，我为他们自豪，为他们今日的发展与成就，而分享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光荣。出于身历其境的感受，与目睹一切后切身的体悟，我才在法国巴黎作了一场《国学与文化中国人》的专题讲座。

中国人移民他国，可能国籍放弃了，但他的文化传统、文化习俗、民族意识，或者借用弗洛依德学派（实际上是C.荣格）的话来说，集体无意识，是不会放弃，也无法放弃的。所以我讲的文化中国人，不是谈的国籍，而是中国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在他们身上，甚至已是第三代、第四代华裔的身上，我也依然感受到是那样真实地、浓郁地、本色地被保存了下来。这是我很感动的，感谢他们把东方的中华文化传播到了西方，传播到世界的许多角落，他们依然是一颗爱国心，一颗中国心。难怪在中国革命史上，在中国近代史上，华侨都对自己的祖国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富人移民国外，没有什么可怕、可忧、可虑的，他不是输出暴力的、血腥的、恐怖的东西，他输出的是文化，他带去的还是中国人的民族性、传统性的文化基因，在异国他乡，在天之涯海之角，他们仍然会展现一个文化中国人的英姿丰采。

第9篇

(一)更新教学观念，构建先进而科学的课堂教学模式

“学生的发展是课程实施的出发点和归宿”，所以着眼于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正是我们教学的目的。这就要求教师必须改变陈旧落后的教学方式，要以学生为本，改革授课的方式、方法，构建先进而科学的课堂教学模式。

第一，改革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实现教学内容呈现方式的多样化和科学化。所谓多样化，即教学内容呈现不再单纯依靠教师的言传身教，而是大力提高科技含量，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推进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历史多媒体教学及电子课件的制作与使用上。所谓科学化，就是不再单纯地让学生记忆并储存历史结论，而是结论与形成结论的过程并重。新教材在这方面给师生们留下了较大的思维空间。例如“”这一节，新教材有意识地留下了对的评价不写，却通过课后“结合史实，谈谈你对的评价”的练习题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这就需要教师和学生通过教学过程，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括等认知活动来得出历史的结论，从而提高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又如“”这一节对旧教材中评价前期成就进行了删除，而设计了一道课后习题对“打倒孔家店”口号的评价，并建议学生通过翻阅资料和文章加以分析得出答案，它的设问向开放性试题发展。类似例子有许多，历史教师必须借此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探究形成结论的生动过程，在过程教学中培养学生思考历史、诘问历史、评判历史的方法和能力，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二，改革师生互动方式，改变以往学生被动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象，以改革历史课堂教学为突破口，营造一个实事求是、崇尚真理、追求真理的氛围，对学生提出的不同意见、看法、观点不随便斥责或施加压力，以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为学生的禀赋可潜在自由、充分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尽可能使教学过程成为师生教学相长、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

第三，改革学生的学习方式，将学习过程中的发现、探究、研究等认识活动突显出来，使学习过程更多地成为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成为学生发展自己、学会学习的过程。新教材增加的阅读课和活动课，就是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历史教师可以在组织指导这两种新课型的过程中加强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当然还可根据新大纲要求开展好其他类型的研究性学习，比如课堂讨论、辩论，收集历史资料撰写历史小论文、历史人物小传，开展社会调查撰写调查报告，编演小历史剧，制作历史题材的音像作品或计算机课件等。

(二)目前高中历史教学，高一年级是关键，培养历史情结是重点。

高中历史教学大纲把历史课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而必修课只有高一年级开设，这实际上使大多数高中生接受历史知识学习的时间就只有宝贵的一年，所以高一年级的历史课学习就显得颇为重要了。重视高一历史教学以培养学生的“历史情结”，也是势所必然，历史教师虽难上加难，但却责无旁贷。

有人进行过问卷调查，调查统计表明：表示很喜欢上历史课的学生占419%，表示不置可否的学生占553%，而明确表示不喜欢上历史课的学生仅占28%。学生没说不喜欢历史，可教师却在抱怨学生对历史学习不感兴趣。原因何在?无外乎两个因素：(1)因主课学业繁重紧张，把学习历史当作类似看小说看电视等缓释紧张情绪的功能。(2)某些历史知识通过教师引人入胜的讲述，激发了学生的新鲜感，使他们产生了一时的冲动。这些统计表明，目前高中学生对历史学习的兴趣层次还较低，大部分停留在刺激性的历史情节中(这可能受初中历史教学内容的影响)，也就是停留在直接兴趣这一层次上。我们知道，直接兴趣是不稳定的，常会因各种因素而减退，比如知识简单易懂、概念重复讲述、结论不易理解、内容难记难背等，再加上其他学科学习压力，一旦学生感到乏味，或感到困难时，直接兴趣就会衰减、消失。改善之法笔者以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如前所述优化课堂教学内容，创设积极的学习环境，构建先进而科学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愿”学。

二是提高历史学科的课程实用价值，让学生“乐”学。我们至少应该向学生显示历史学科在学校这个小社会里的作用，比如可以改革历史考试方法，用写作历史小论文的形式，调动学生运用历史思想、寻找历史依据的积极性；也可以增加课堂教学内容，联系当今世界所发生的学生感兴趣的话题，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指导学生对世界形势发展加以认识；还可以在校内多办一些历史学科的课外活动，如开设历史讲座、展示学生的历史小文章、搞一些历史性的纪念活动，等等。总之，校园要强化历史学科的气氛，久而久之，学生也会受到感染，让他们觉得至少在学校里，学好历史课还是有用武之地的，这样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就会逐渐增加。

三是增强学生在学习中的成功心理，使学生“喜”学。高一学生在学习历史过程中，与初中比较，普遍感到困难，出现“怕”的情绪。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心理，采取有效的方法增强学生的成功心理，这对稳定学习兴趣有极大作用。我们可以结合教学由浅入深的特征，在教学过程中，对每一层次的内容，作出达标的要求，对学生每达到一个层次，进行及时的评价和鼓励，让学生觉得自己是一个成功者，有信心进入下一个层次学习。再比如针对每个学生不同的情况，让他们在不同的场合获得不同的成功感觉，可以对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正确的学生作出当众表扬；可以对作业中有出色解答或独特见解的学生予以高分；也可以让学生在校内办的刊物或壁报上发表一些作品，如历史小论文、历史漫画等；或者将学生的优秀作品推荐到公开发行的报刊杂志上。总之，教师要对学生的每一点成绩和进步多加以肯定和鼓励，使他们对自己的学习抱有信心，最终保持历史学习的稳定兴趣。

当然，对历史理论的学习，更是必须重视的，其目的正在于帮助学生“会”学。不过在基本历史理论的教学中有一点要注意，那就是要控制好“度”。高一学生毕竟不是高三学生，他们的认知水平有限，如果要求过高，理解不了，对学习历史就怀有畏难情绪，就会“厌”、“怕”。因此，教师要深入细致地分析学生的认知水平，因材施教，根据学生接受能力限度，不能加重学生学习负担，更不能使他们不堪重负而丧失学习信心、兴趣。

第10篇

人文教育是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的重要内容，但目前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本文针对中西医结合教育模式中人文教育存在的人文课程设置不足、中国传统人文意识薄弱、临床实习重业务轻人文、师资力量有待加强等问题，提出改革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注重传统文化的教育、加大临床实习中人文素质培养力度、提高教师的人文素养、从教育模式中改变人文教育的现状、提高人才的培养质量等解决途径。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人文教育

中西医结合是中医、西医的取长补短、融会贯通，是认识论的互参，是方法论的互补。中西医结合教育是指对受教育者进行中西医结合医学以及中医和西医所涉及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的传授和教育。广义的中西医结合教育是与社会文化相联系的，是对中西医学及两种不同文化、精神的教化与培育。中西医结合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与时俱进、符合时代需要和中国社会特点的医学人才。但是，现在中西医结合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还没有形成成熟的体系，无论是从学科建设上还是培养人才模式上都需要积极探索和完善［1］。随着科技的巨大进步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医学模式的转变更加注重人与环境和谐发展，充分体现了人文精神在医学模式发展上的重要作用［2］。因此中西医结合医学教育亟需加强人文教育，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

1人文教育在中西医结合教育中的重要性

人文教育又称为人性教育，是对受教育者所进行的旨在促进其人性境界提升、理想人格塑造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教育。人文教育的核心是涵养人文精神，其本身就是医学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国内医患关系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人文教育显得尤为重要。中西医结合是我国的特色医学，尤其是中医的尊重自然、天人合一思想，赋予了中西医结合医学特殊的人文精神。

1．1人文精神是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特色之一

中医是在人文文化的土壤中诞生成长的，这种人文文化决定了中医理论是与自然、人文哲学分不开的。中医崇尚整体观念，强调“天人相应，形神合一”，人文从来都是中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中医的历史性和传统性太明显，反而使这种人文精神变得不容易理解传承。西医的人文精神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点。中西医结合医学充分吸收中医和西医的优势，又互相弥补不足，在人文内涵上进行补充和结合，正切合了现代医学模式即“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反映出个体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顺应自然、尊重生命发展规律是中西医结合人文精神的重要体现。以往对中西医结合医学的认识停留在对疾病的诊治方面，却没有从人文精神的层面进行结合。其实，人文精神是体现中西医结合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虽然现代医学对中医扶正疗法还有偏见和怀疑，但事实证明其对肿瘤化疗患者的疗效是值得肯定的，一方面归功于中医扶正疗法的确切疗效，另一方面扶正疗法对肿瘤患者自信心的树立有很重要的作用，是对肿瘤患者的人文关怀。这种中西医结合治疗，其人文意义和临床意义同等重要，而且人文精神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单纯西医无法实现的。再者，在中国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中，中西医结合本身就给患者带来了对抗疾病的信念，其人文属性是中西医结合医学在中国社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西医要用实验去解释并证实，从基因、细胞等微观现象去推论人体、疾病等宏观表现，这种思维的局限使西医的发展摆脱不了现代技术的束缚，并且西医把人文精神与医德联系起来，把它作为一种道德约束。而中医理论恰恰相反，它以人为核心，把与人相关的自然、社会、环境、疾病都结合起来，辨证论治、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把人文属性结合到中医理论中，是人文精神更高层次的体现［3］。中西医结合的过程就是一个取长补短的过程，是人文与科学融合走向科学人文主义的必然。因此，人文精神是中西医结合医学的重要特色，这一人文内涵符合人类社会对医学的要求，是医学进步和发展不可或缺的。

1．2人文教育是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的重要内容

中西医结合人才的培养是继承和发展中西医结合医学的重要保障。长久以来，在中西医结合教育中对专业知识的重视程度远远大于人文教育，人文教育被忽视。但是中西医结合医学与人文教育是密不可分的，人文教育应成为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一方面中西医结合人才需要认识到中西医结合的医学人文属性，理解和把握中西医结合的内涵和外延，而不是简单地在西医基础上加上中医，也不是用现代医学的技术手段去验证中医的真伪，而是将中西医结合上升到人文思想理论层次，认可这门医学学科的存在;另一方面在中西医结合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加强人文课程设置，培养人文精神，使其在临床实践中能够给患者提供身心上的帮助，使患者从疾病的煎熬中解放出来，提高生活质量，真正体现医生的社会价值。

1．3满足社会对中西结合医学的需要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医学模式的改变，社会对于医学的要求不再局限于驱除疾病，而是更加关注生活质量的提高，更加需求人文主义的关怀［4］。根据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特点，有的放矢地强化人文精神，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医患之间的矛盾，改善医疗现状。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变为“以病人为中心”，在西医冰冷的仪器检查基础上加上中医的望闻问切，改变技术至上的诊治模式，真正体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社会对中西医结合医学的需求要求诊疗过程的人性化，把人文精神贯穿在整个医疗过程中，充分体现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特色，缓解医患矛盾，是满足社会对医学需要的一个重要途径。

2中西医结合教育中人文教育的现状

2．1课程体系中人文课程设置不足

目前，中西医结合的培养模式主要是“两个基础和一个临床”或“两个基础和两个临床”这两种模式，但无论哪种模式，都只是注重医学基础和临床实践，人文课程设置不足，人文精神教育被忽视或是缺失［5］。人文课程主要是指文学、史学、哲学等，各个院校课程稍有差异，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史文化》、《诗词欣赏》、《西方文化》、《中国古典名著赏析》、《公共关系学》、《医患沟通学》、《医学美学》、《医学人文》、《儒家思想》、《老子思想》、《医古文》、《周易》、《医学与哲学》、《医学与法律》、《医学伦理学》等都是可选择的人文课程。各个学校中西医结合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人文课程比重都比较小。河南中医学院、内蒙古医科大学该专业开设《医古文》、《中国近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上海中医药该专业人文课程设置有《中国近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医学伦理学》;北京中医药大学设有《医古文》、《中医古典医籍》。总体而言，在我国医学院校课程设置中，人文课程设置较少，学时较短，占总学时的比例大多数院校在7%－8%之间，平均约为7．45%［6］，与国际水平相比严重偏低，如哈佛医学院的人文课程占总学时20%以上［7］。这些课程的教育方式和效果也不容乐观，长期以来我国医学教育一直重视医学知识的记忆，对人文素质培养方面不重视;在教育方式上，往往以说教为主，形式陈旧;教学内容与实际相脱节，一般无法应用到医学实践上;中西医结合专业中、西医学都要学习，学生们在沉重的专业学习压力下，对医学人文课程更是无暇顾及。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不仅是教育实践活动，更是教育工作者的认识问题，涉及到教育主管部门、学校领导、教务处等对人文教育重要性和紧迫性的理解和认识，在学校发展规划、重大决策、人事调配、课程设置、资金预算等方面对人文教育给予支持，才能使人文素质教育工作落到实处［8］。

2．2中国传统人文教育意识薄弱

应尽量减少西医学的思维模式对中医思维模式的影响，加强中医传统文化的渗透，在中西医结合本科教育的头两年强化中医教育及古汉语教育，并把传统中国文化如书法、国画、国学等纳入教学计划中［9］。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是中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是中医科学价值的精髓，也是实现中西医结合医学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在中西医结合的教育中，西方的文化教育冲淡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片面追求应试教育和技能的提高。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学生中国传统人文意识淡薄，导致不能很好地领悟人文精神在中西医结合医学中的真谛。这也是中西医结合教育现状中最易忽视却又需要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

2．3临床实习重业务轻人文

在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实习中，因为专业原因，可能一些慢性病、内科病的比例会更大，长期面对满脸病容的患者，实习医生已经变得麻木，只想如何提高诊疗技能，怎样应付患者提问，忽视了应有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现在的实习医生都是85后或90后，在面对陌生患者的时候，不能表现出应有人文关怀，这不仅是中西医结合教育的问题，更是社会教育的问题。

2．4中西医结合专业教师的人文素养有待提高

虽然我国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已经越来越高，但是教师的人文素养依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中西医结合专业教师的人文素养也有待提高。医学专业教育和人文教育两者缺一不可，教师在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中，要为人师表，把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言传身教地去影响和教育学生。

3加强中西医结合教育中人文教育的探讨

3．1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的改革是提高人文教育的根本途径

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与临床实际紧密结合的课程，比如包含医患沟通、医护关怀和心理治疗等在内的系列课程。课程设置要以临床实际需求为指导，以解决病患需求为目的。在教育方式上，避免说教式的理论灌输，注重教、学、用的实际效果，可采用诸如案例分析、小组讨论和研讨会等多样化的方式。比如，在医患沟通课程中，前期可以让学生分组模拟临床医患沟通案例，尝试与病患交流沟通，分析讨论并给出报告，切实感受和学习处理过程;后期可在教学医院中进行与真实病患及其家属的沟通实践。在学习中医学的同时注重传统中医人文教育，学习诸如著名医家事迹及其著作，树立崇高的价值观，塑造大医精神。另外，人文课程在课时上也要适度增加，并以不同形式贯穿在各个学期中。

3．2在中医与西医结合过程中注重继承和发扬中医传统人文教育

中医传统人文教育塑造了我国传统医学的灵魂，融于整个中医学教育的全过程，因此，继承和发扬中医传统人文教育也是中西医结合人文教育的重要举措，不仅有利于人文精神的培养，还是深层次认识中医学、实现中医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3．3临床实习是加强人文教育的直接方式

临床实习是中西医结合人文教育的重要手段，也是医学生践行人文关怀的直接机会。在实习中，感受医者仁心，不仅学习专业知识，还要以高尚的人文精神严格要求自己。这就要求临床实践中医务工作者言传身教，树立良好的表率。因此，教学医院要提供良好的人文环境，这对学生的人文教育具有直接而现实的意义。在实习医院定期开展系列人文教育活动，与理论教学相结合，包含从病人入院接待、了解病人情况和感受、与病人及其家属沟通交流、与病人建立良好关系和临终关怀等，到文化、隐私、伦理和法律问题等一系列人文教育课程和活动，这些都应作为医学生的基本课程，让学生切身体会并学习。在临床实习中加大人文素质的考核力度，可以通过带教老师打分和对患者进行问卷调查等形式对学生的人文素养做一个综合评价。

3．4提高中西医结合专业教师的人文素养

中西医结合专业教师的人文素养因为职业的原因，需要进一步提高。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中西医结合专业教师的人文教育，如举行人文素养培训班和学术会议、增加人文素养课程设置、把发表与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作为晋级的考核指标之一、完善人才培养机制等［10］，从思想方面对教师人文素养进行教育。同时国家应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对人文素养高的从业人员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体现人文的力量。

作者：孙杰 于涛 宋丹 吴英杰 单位：大连医科大学重大疾病基因工程模式动物研究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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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邸宏杰，徐家华．科学人文主义与中西医结合［J］．卫生职业教育，2013，31(11):7－9．

［4］倪建俐，金立伦，阎秀菊．中医教学与人文精神［J］．西北医学教育，2010，18(3):436－437．

［5］张玉龙，李一鸣．传统医学教育人文精神的缺失及对策［J］．医学与哲学，2002，23(4):10－13．

［6］李芳，李义庭，刘芳．医学、医学教育的本质与医学人文精神的培养［J］．医学与哲学，2009，30(10):66－68．

［7］萧婷，刘涛，汪爱勤．美国哈佛医学院教学模式对我国医学教育的启示［J］．医学与社会，2012，25(5):91－93．

［8］申宁．南京某中医药大学学生人文素养现状调查与启示［J］．医学与社会，2013，26(12):94－95．

第11篇

历史学是典型文科专业，在其教学活动中存在诸多文科共性问题，如：课程体系设置不够合理，知识性课程较多,方法论的课程很少；教学手段单一，以课堂教学为主；教师多重科研而轻教学，教学内容陈旧等。这些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文科专业所具有的通病，近些年来常常为学界所攻诘。毋庸置疑，在这种僵化陈旧的教学模式下，人才培养质量很难保证，专业培养目标能否实现也极为堪忧。许多高校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不断通过推动教学改革来扭转这种局面，力图将研究型教学落到实处。总体看来，业已形成的规范性认识将“研究型教学”定位为三个主要特点：一是要有课题（专题、问题），师生共同研究、共同讨论；二是强调学生的自主性，教师引导而学生自主钻研；三是实现知识的“内化”，通过体验，提升素质和能力。基于上述特点，很多高校围绕课堂教学和课外实践两个层面展开了探索和改革，其中课堂教学改革是主要发力点。从教学氛围的培育到学习兴趣的培养；从教学主体的互动到课堂效果的评价；从教学过程的优化到教学手段的更新，探讨不可谓不全面，不可谓不细致。各高校管理者和相关研究学者，考古鉴今、兼收中西，形成了大量的极具智慧的研究和探索成果。

相较而言，对于课外实践这一环节却长期疏于关照。古语有“纸上得来终须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之说，特别是对于历史这门偏于理论和知识的学科，更是需要注重实践，否则所谓研究型教学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研究型教学强调学生的主体精神，自主钻研、自主创新，这种能力的培养只通过课堂是很难实现的，实践环节不可或缺。人的能力总是在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只有在实践中不断运用所学知识，方能实现“知行合一”。有研究表明，一个人对于听到的信息能记住25%，对于听且看到的信息能记住45%，而对于听到、看到且做过的事情则能记住70%。也就是说，虽然课堂有内外之分，但却不应割裂开来，唯有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教学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方能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对于学生来讲，课外实践活动的实现形式是多元化的，比如参加甚至主持课题研究，或者自发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即便是做一些兼职也可视为实践活动的一种。但上述方式均有局限性，课题研究从目前来看对于本科生而言机会还是比较有限，而自发参与社会活动或者兼职目的性不强且随意性很大，这都难以收到实效。在这种情况下，体现在专业培养方案中的实践教学，包括课程见习、综合实习、毕业论文等就显得尤为重要。

2历史学本科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事实上，历史学专业的管理者和教师对于实践教学的重要性是有清晰而明确的认知的。但是限于各种主、客观因素，这种认知大都停留在理念上，以致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并没有落到实处，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按照培养大纲要求，历史学本科专业在课堂教学之余，还设置有固定时间安排的实习活动，包括课程见习和综合实习两个方面。课程见习，顾名思义是针对于特定课程所安排的实习，如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考古学通论、史学论文写作等课程，一般要安排至少两天的单科实习。综合实习，又称为综合认识实习，即提供给学生一个较长时间（一般为7天）去校外开展实践活动。无论是课程见习还是综合实习，其目的是相同的，就是通过重返历史现场、开展田野调查，将文本知识与现场实况互为映证，使枯燥乏味的文字变为立体形象的鲜活材料，从情感上和学理上更为深刻地感受历史背景、认知历史事件，进而将所学知识与身处的社会、自然有机联系起来，形成一种内化的体验。这样一种设置和安排，无疑是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个具有开放性、创造性的一个平台。

这样一个平台如若搭建规范完备，就能够将合作性、问题性、实践性三个维度有机结合起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和主动精神，有助于其综合素质的提升。然而目前许多高校的实习环节操作往往是流于形式，几无效果。析其原因大概有三：一是传统教学理念的惯性作用，“重理论而轻实践”，高校管理层面没有予以足够重视和支持，比如实习经费安排比较低难以有效开展活动；二是教师重科研而轻教学，“课题、论文”至上的倾向依然比较严重，不愿意投入精力于实践教学；三是院系在运作中对于师生安全顾虑过重，往往简化甚至改变实习形式，当下一种常见的做法就是将实习活动完全交由旅游公司打理，从而规避责任，但实践活动却变成了旅游观光。实践教学的另外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毕业论文写作，其设置的目的在于检验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学科知识、思维能力等各种综合素质，促进大学生将所接受的教育和所学习的知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提高实践能力和水平。但是近年来关于本科毕业论文的声讨之声不绝于耳，有部分学者甚至提出废止这一规定，其原因就在于东拼西凑、粗制滥造的论文严重浪费了教育资源，伤害了本科教育的形象。教育部曾多次下达通知，要求各高校加强本科毕业论文工作，加大改革力度，提高毕业论文质量。各高校也纷纷采取举措，力图改变这一现状，如进一步规范论文写作流程和制作要求，严格论文的考核和评估，加强对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的管理等。

但从效果来看，似乎难尽如人意。就历史专业而言，本科毕业论文质量较低是有客观原因存在的。一方面专业课程设置偏重于知识体系掌握和理论观点介绍，而方法论课程设置较少，加之大学期间又鲜有机会参与科研活动、接触乃至写作科研论文，以致到大四阶段毕业论文写作时有手足无措之感，逻辑思维能力、创新意识严重不足，也就很难形成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另一方面，大四阶段正是学生面临择业的关键时刻，考研、找工作成为核心内容，在目前的就业环境下，很多学生在重重压力下没有心思、也没有精力投入过多时间在毕业论文写作上，往往只是抽出几天时间就草草完成，其质量也就可见一斑了。

3研究型教学导向下历史学本科专业实践教学的思考与展望

研究型教学的宗旨是通过教学与研究、实践的结合，激发学生的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勇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这就要求在课内教学活动和课外实践活动搭建一座桥梁，以问题为导向，在师生平等而又积极互动的基础上，给予学生充分而又自由的探索空间。正如前文所述，课外实践的全面开展和落实，主体环境尚不成熟和完善，目前有效的着力点就是抓好培养方案中的实践教学活动。若要做好这一方面，需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合力。其一，高校层面。高等院校要自上而下重视实践教学活动，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扶持和激励机制。在目前实习补贴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高校可以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免除师生后顾之忧；面对指导教师主动性不强的现状，高校可以将实践教学纳入绩效考核体系，或者可以通过课题等方式给予指导教师一定的物质奖励。针对于历史学的专业特点，高校应该积极引导具有丰富考古经验或者田野调查经验的高水平教师充实到指导教师队伍中来，以优化师资结构。

在毕业论文工作方面，高校要采取有效举措严把质量关，还可以结合实际进行适当变通，如将时间安排至学生在校的大四第一学期全部完成。其二，教师层面。无论是校外实习活动还是毕业论文写作，都需要指导教师与学生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积极的互动，可以说实践教学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指导教师的宏观调控和微观指导。这就要求指导教师要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严谨负责的敬业精神。以田野调查为例，一次大规模的田野调查活动往往需要极为耐心和周全的准备工作。事先要有具体的运作方案，包括确定调查主题、遴选合适田野点、制定详细调查计划、准备充足经费、培训人员等方面都要面面俱到。调查期间，要结合实际情况把握好计划进展的节奏，耐心细致地进行指导，保护好师生的安全，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

第12篇

[关键词]村落 自然增殖 寄居型人口流动 融入型人口流动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华北平原的聚落发展与形态演变一直受到历史学尤其是历史地理学研究者的关注。在已有研究成果中，丛翰香主编的《近代冀鲁豫乡村》探讨了华北平原村落的起源、规模与景观特征，对明清的基层组织与村落之间的关系也有深入的研究①。在此之后，尹钧科用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秦汉以来北京郊区村落发展的状况②。孙冬虎则通过白洋淀地区的村落研究，重点探讨了环境变迁与村落发展之间的关系③。在村落形态演变方面，王建革从地理和社会环境两方面分析了华北平原村落内聚性特征的形成原因④。王庆成则探讨了晚清华北村落的规模等外部形态，认为华北村落多为中小村落，百户以上的村落并不多，从而否定了传统上认为华北多巨型村落的观点⑤。

总体而言，目前的历史聚落研究由于受到村落历史资料不足的限制，宏观分析为主，微观分析不足。村落往往被看作一个点，而不是被看作三维地理空间，对村落个体发展的具体历史过程以及村落内部的结构形态、人口发展以及社会组织的发育等问题的研究尚有待深入。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村落人口增长、人口流动及姓氏构成的分析，探讨明清华北平原村落的生长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一 人口的自然增殖与村落的发展

研究发现，很多村落是由零星的小居民点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村落，每个村落实际上都经历了一个从零星小聚落到独立成村，再发展成熟最终达到饱和的过程。但就每个具体村落的发展而言，影响村落成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村落内部人口自然增殖的原因，也有移民以及村际间人口流动的影响。在众多影响因素中，人口自然增殖无疑是村落发展壮大的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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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丛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②尹钧科：《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

③孙冬虎：《明清白洋淀的环境变迁与村落发展》，《河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明清以来文安洼的水灾与聚落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

④王建革：《华北平原内聚型村落形成中的地理与社会影响因素》，《历史地理》．第16辑。

⑤王庆成：《晚清的华北村落》，《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

人口自然增殖对村落发展的影响在单一宗族型村落表现得最为明显。毫无疑问，大多单一宗族的村落最初都是由一家一户的定居，逐渐发展成大家族，再分成若干户，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一定地理空间与人口规模的村落。对村落的姓氏构成与人口的研究可以发现，这种以单一宗族为主的村落无论是华南、江南还是华北地区都是存在的，尤其以华南地区最为显著①。

以林耀华研究的福建省福州附近的义序为例，正如林耀华指出的那样：“义序是一个乡村，因为全体人民共同聚居在一个地域上。义序是一个宗族，因为全体人民都从一个祖宗传衍下来。前者是地缘团体，后者是血缘团体。义序兼并前后二者，就是一个宗族乡村。”②据林耀华民国时期的调查，义序共有居户1938家，其中黄姓1907家，其余的林姓12家，陈姓6家，刘姓、张姓3家，王姓、郑姓2家，杨、郭、庄姓各1家。黄姓占98．40％，其余各姓合起来不足2％③。由此可见，义序是一典型的宗族聚居型村落，全体人民由一个祖宗传衍下来，也就是说，这种村落主要依靠自身繁衍而得到发展。

华北地区虽然以多姓村为主，但是这种宗族型村落依然可见。在山东，据学者的调查，山东的村落可以分为单一型村落、亲族联合村落、杂姓聚居村落等类型。济南附近的傅家庄、孟家庄、姬家庄、魏家庄等，都是单一型宗族村落，这种单一型村落在山东偏远的山区和海岛数量尤其多，象容城县大苏家村、小苏家村、高家庵村都是单一宗族的村落④。

在河北，单一宗族型村落也是普遍存在的，例如新河县到民国17年时，杨十户村为杨姓一大族，东十户村只有王姓一族，徐冯召村为徐姓一大族，陈家冯召陈姓一大族，台家庄徐姓一大族，小贾家庄、贾家园为贾姓一族，护驾庄(也即傅家庄)为傅姓一大族，来远村王姓占据村民十之九，也可归为单一宗族型村落⑤。这些单一宗族型村落小的只有数家，大的可以达到一百多家，如护驾庄。它们都是由当初一姓一户形成，逐渐繁衍成村。由此可见人口自然增殖对村落发展的影响。

即使在多姓村落，人口的自然增殖对村落生长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类型的村落中，常可见一两姓乃至三、四姓人口数量较多的情形，这些主要的姓氏往往构成村落人口的主体。以顺义县赵古营村为例，据满铁的调查，到民国30年10月31日为止，该村共有124户749口，23个姓氏。在23个姓氏中，石姓36户，姚姓36户，赵姓19户，其余20姓的户数都在4户以下，石、姚、赵三大姓共91户，占73．4％。

在望泉寺村，民国三十年共137户，723口，17姓中其中刘姓49户，王姓28户，张姓18户，路姓13户，其余13姓都在3户以下，刘、王、张、路四大姓共108户，占村落总户数的78．8％。赵古营村和望泉寺村都属于以几个姓氏为主的村落。梅沟营村则是以某一姓氏为主的村落，该村截止民国三十年十月三十一日共有58户346口，11姓中其中刘姓44户，其余都在3户以下，刘姓占总户数的75．8％⑥。从多姓村落中大族户口所占村庄户口的比例来看，在多姓村落，内部人口自然增殖对村落形成的影响也是相当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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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单一宗族型村落的形成与其周围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也与地方的文化特质及村落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关。一般来说偏远与交通不便的地方易于形成单一宗族型村落。另外，村落形成的早期也多为单一宗族型村落，这在许多村落以姓氏命名这一点上可以得到反映，村落家谱中关于村落起源的记述中也可得到证明。

②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6月，第1页。

③义序各姓氏的户数统计资料。林耀华的著述中没有说明资料的来源，也没有说明是什么时间的统计数据。据林耀华在《义序的宗族研究》导言的叙述，该书是在1932年至1934年这期间的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故这些数据大约是1932年至1934年间的统计。

④山曼、李万鹏等：《山东民俗·家族乡社民俗》，山东友谊书社，1990年6月，第256页。

⑤民国《新河县志》地方考之三。

⑥满洲铁路调查局：《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报告》第1卷《家族篇》，第60—72页。

二 “寄居型人口流动”与村落的发展

村落的生长除了自身的人口增殖以外，人口流动对村落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人口流动不但增加了村落的人口数量，也改变着村落的空间形态、姓氏结构和村落内部的社会关系。这里我们所说的人口流动，既包括省际、县际之间的移民，也包括县内村落之人口流动。

就流动人口与原来村庄的关系而言，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情形是，居民迁出原来的村落，在离迁出村落较远的地方建立新的村庄，在行政上与迁出的村庄没有什么联系，具有移民的特征。例如隆尧县白家庄，据该村白氏家谱：明永乐二十年，该白氏祖由山西交城县徙于直隶赵州隆平县乡观社，立祖者为白仁亲，明洪熙元年(1425年)，部分白氏民复迁于此，村以姓氏而得名①。又如隆尧县的莲子镇公社的辛庄，据该村杨氏墓清道光二十五年碑文载：明永乐间，杨氏民由内丘县张马村迁于隆平县张汪村，后又由张汪徙此新建村落，遂名村为“新庄”，后演变为辛庄②。明代隆平县与唐山县是相邻的两县(民国时合为尧山县)，白家庄与辛庄虽然离迁出地不远，但是却属于跨县人口流动，行政上肯定不受原来村落的管辖。

这种类型的人口流动在一县内也同样存在。如盐山县杨集公社崔刘杨村，据崔氏家谱载：崔氏五世祖与刘氏一家由盐山县城北崔家园迁此立村，以其姓氏取名为崔刘庄，后又有杨氏由杨呈赵迁此定居，遂改称崔刘杨③。杨集公社驻地在盐山县县城东南偏北22．5里处，而崔刘杨又在杨集公社驻地东北偏北5公里处，新立村与迁出村落崔家园的直线距离近20里，行政上也不可能受原来村落管辖。因此，这类村落和甘布尔所说的“卫星聚落”不同，甘布尔所说的“卫星聚落”(settlement satellite)，主要是由于受空间的限制，部分村民迁出村落的核心部分，在原来村庄的边缘形成新的聚落，这些新形成的聚落在政治和经济组织上仍然是原来村落的一部分④。

但是，不是说这类村落不受迁出村落管理就是完全独立的，这些新立村落并不能游离于国家基层管理组织之外，据嘉靖《获鹿县志》：“有远乡附籍或寄庄壻户不肯人甲，初时俱开作畸零户者，夫甲首积多又当并聚为里分矣，畸零户积又当分列为甲有矣。”⑤从获鹿县的事例中，可见明代的流动人口被归人到附近的里社中，由于许多人不愿人甲，被当作畸零户处理。

另外一种管理形式是代管，当这种移民聚落形成以后，由于规模较小，常常由附近较大村落代管，新河县尧李庄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尧李庄始建于明代，具体年代不详，据《尧李庄图》附文“故事”条：“明沧头庙(属冀县)有李姓者，佣于沙井崔宅，东(家)伙(计)甚睦，主人以女配之，给地三顷六十亩，遂落户于此，因名李家庄而附属于沙井村。关帝庙前有古香亭，上刻‘万历二十八年，沙井村代管李家庄’诸字可证。后人口渐多，遂脱离沙井改名尧李庄。”⑥从古香亭碑刻“万历二十八年，沙井代管李家庄”这一条来看，该村始建应在万历二十八年之前，并且接受距离较近且有亲戚关系的沙井村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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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白家庄白氏家谱，引自隆尧县地名志办公室：《隆尧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3年8月。

②辛庄杨氏墓清道光二十五年碑文，引自隆尧县地名志办公室：《隆尧县地名志》 (内部资料)，1983年8月。

③崔刘杨村崔氏家谱，引自河北省盐山县地名领导小组：《盐山县地名资料汇编》 (内部资料)，1982年8月。

④Sidney D．Gumble：North China Lillages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a Activities Before 1933，Universi- 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P12。

⑤嘉靖《获鹿县志》地理第二《乡社》。

⑥民国《新河县志》地方考之三《尧李庄图》。

到了明中叶以后，代管村这一形式可能已经逐渐取代在里社下“开作畸零户”的管理方式，原因是里社编审制度到明代中叶以后已经衰驰，村庄逐渐成为实现赋役的主体．所以这类新立小村在纳税和承担差役方面就可能和附近村落发生联系，并接受附近较大村落的管理，成为这些村落的“代管村”或“附属村”。到了清代，代管村或附属村这一形式已经被广泛使用①。

以唐县为例，据光绪《唐县志》载，整个唐县这样的代管村有87个，例如西旦里村的代管村有刘家沟、墨眼村、黄眼村。木兰村代管村庄有尖梢村、西沟村、小山河头、满心里、羊角里。代管村庄较多的村庄是上苇子村，其下代管村庄有梅家沟、大寺沟、皂角沟、马庄儿、梁家沟、平房庄、韩白里、桃沟门、台子村、上下黑角、枣儿沟、墁石道、西石门、吴儿庵、郭庄儿、土沟门、令公铺、六亩园、东石门、塔子沟共23个村庄②。实际代管村落的数量可能远不止87个，因为这87个代管村仅仅是采访册上记载的数量，当时编志者实地调查却发现有很多遗漏，例如小山、南庄三村“采访遗漏又有田家沟、果庄、鹞子岭、米家楼、岳沟、李家庄、三道冈、阎家庄、杨家庵等村庄，亦未详道理方向”③。

一般来说，这些代管村的道里方向县志和采访册记载都不完备，表明这些村落在当时规模还很小，应属于较晚形成的村落。光绪《唐县志》记载的一些代管村人口数量为我们理解代管村的规模提供了线索，表1列出了倒马村所代管村的户口情况：

从表1可以发现，很多代管村的户数在1—5户之间，这些只有一两户的村落毫无疑问是后来移民的结果，大多形成于道光前后。人口较多的柳家沟村成村的年代较早，新编《唐县志》认为大约明嘉靖二十九年始有居民，因当地有柳林而得名④，这种说法基本上应该是可靠的。校场沟与柳家沟的情形有所不同，光绪唐县志“校场沟”条下“自校场沟至大大沟门40户”⑤，它的户数较多是因为它实际上包括从校场沟到大大沟门这一段距离上的数个居民点。

唐县的代管村较多与它的山地较多有关，直到今天代管村这种管理形式仍然存在。平原地区代管村虽然没有唐县多，但代管村也是存在的，例如青县，到民国时期仍然有许多零星小村在发育，“此外尚有新立小村多处，虽或有一名，然类皆附人它村一牌应管，且为县局册表所不载，姑从阙”⑥。这些新立的村庄附入其它村应管，实际上也就是代管村或附属村。由于新立小村规模较小，一般县志对这种村落都不载，但是这种村落在村落发展过程中应该是普遍存在的，只是由于记载较少而被人们忽略了。

从这种类型人口流动的影响来看，它往往会短暂地改变迁入村庄的空间结构与姓氏结构，随着自身规模的发展，最终要独立成村。由于它们只是短时间内附迁入地附近的村落，具有寄居的特征，本文称之为“寄居型人口流动”。它的发展对村落数量变化有很大影响，同时，随着它的独立，也加速了村落的裂变分化以及一定地域内村落密集化的过程。

三 “融入型人口流动”与村落发展

和“寄居型人口流动”不同，另一种情形的人口流动是，一个村的人口迁移到另一个村庄里，成为这个村庄的一部分，彼此结合比较紧密，并且不会再独立成村，我们可称之为“融人型人口流动”。这种类型的人口流动在一个村落开村以后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对村落的发展壮大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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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民国时期村政改革，在一个行政村内分主村、副村，大致还保留了代管村的遗绪，过去的代管村，大多成了附近大村的代管村，例如白神首行政村由白神首村与小铺村组成，白神首为主村，小铺村为副村，而小铺村是由白神首部分村民外迁形成的，属于白神首的代管村。

②光绪《唐县志》卷2《舆地志·村庄》。

③光绪《唐县志》卷2《舆地志·村庄》。

④河北省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唐县志》第2编《乡村概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

⑤光绪《唐县志》卷2《舆地志·村庄》。

⑥民国《青县志》卷1《区村》。

例如盐山县孟店公社夏庄，据该村邢氏家谱记载：其先祖邢氏于明永乐末年迁来，其时即有夏村之称，后夏氏失传，郑、潘、张等氏相继迁入，村名仍称夏庄①。邢、郑、潘、张四姓就是夏氏立村后迁来的移民。另如新河县后梁家庄，据该村焦氏家谱称，焦氏洪武年间由山西洪桐县老鸦窝枕头村迁来，焦姓是该村较早的居民。在焦氏之后，程姓由冀县东午村迁来，徐姓由本县徐十户村迁来，黄姓由姚村迁来，成姓由马庄迁来，此外还有张、王、李、陈、姬、贾、申等姓②。后梁家庄由焦姓立村，徐、黄、成等姓都是后来迁入者，最终没有独立成村，属于融入型的人口流动。

这种类型人口流动对村落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也不断改变着村落的宗族与社会结构。研究华北的学者都注意到，华北的村落以多姓村为主，但是，实际上，就今天的多姓村落而言，许多村落早期都是由单个家庭建立的。研究发现，今天的多姓村落很多都以姓氏命名村庄，表明这类村庄最初是由单一家庭发展而来的。村落家谱中关于村落起源的记载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盐山县望树公社魏庄，据魏氏家谱载：明永乐二年，魏氏奉诏由山东栖霞县迁此占产立庄，故名魏庄③。又如隆尧县小曹庄，该村曹氏家谱载：该族的曹氏祖于永乐间自山西洪桐县迁至隆平县户曹村，明成化间复由户曹村迁此，以姓氏命名为曹家庄，为与村西一大曹家庄相区别，遂更为小曹庄④。这些村落都当是最早移徙到此地的家庭姓氏命名的，故以姓氏名村，但是由于受到融入性人口流动的影响，到今天都已经变成了多姓村落。

村落早期由单个家庭开村的例证，还可见于那些以人名为村名的村落。在盐山县于环珍村，据于氏家谱称，明嘉靖五年(1530年)，于氏先祖于环珍由山东登州府文登县大水波迁此立庄⑤。又如李振宇村、李振环村，据李氏家谱：李氏先祖李振宇、李振环永乐年间奉诏由永平府滦州(今滦县)李家楼迁此分别立庄，各以姓名名村⑥。盐山县类似的例子还有刘洪宇村、王可忠村、孙良广村、张益吴村、李化斗村、王复娥村、崔凡村、韩才风村、刘振隆村、李芳庄子、李分乾村、刘春奎村、李士道村、卢少刚村、李梦飞村、刘武家村等，都是以最初立村者的姓名名村，表明这些村落建立之初只有一家一户而已。

也有一些村落由两三户集中居住发展而成，如前文所说的盐山县的崔刘杨村，最早开村的是崔、刘二姓，村庄的名称即为崔刘庄，后来杨姓迁来了，又改为崔刘杨庄。又如盐山县刘郭铺，据马氏家谱载，明永乐二年，马云奉诏由永平府栾州石门寨迁此占产立庄，因与杨家铺相邻，冠以姓氏取名马家铺，后刘郭二姓迁此居住，子孙繁衍，而马氏人丁不旺，改村名为刘郭铺⑦。从这些村落的名称及其变化中，也可以发现早期村落的姓氏构成与人口的流动状况。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在村落形成的早期，大多为单一宗族型村落，随着村落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尤其是“融入型人口流动”改变了村落原来的姓氏构成。而且，村落的规模越大、历史越悠久，其姓氏构成就越复杂。以顺义县为例(见表2)：

从顺义县的各村户口以及姓氏数的情况来看，到民国三十年，大部分村落属于多姓村庄，且村庄的规模越大、人口越多，姓氏的数量也就越多。例如衙门村有274户，村内共有30姓；马卷村189户，有36姓，而人口较少的妙尔巷村52户，有6姓，姚卷村23户，有9姓。小孙各庄35户，有9姓。这说明，随着村落的发展，“融入型人口流动”逐渐增加，村落的姓氏构成越来越复杂，使村落发展成为多姓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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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夏庄邢氏家谱，引自河北省盐山县地名领导小组：《盐山县地名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2年8月。

②民国《新河县志》地方考之三《后梁家庄图》。

③魏庄魏氏家谱，引自河北省盐山县地名领导小组：《盐山县地名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2年8月。

④小曹庄曹氏家谱，引自河北省隆尧县地名办公室：《隆尧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3年8月。

⑤于环珍村于氏家谱，引自河北省盐山县地名领导小组：《盐山县地名资料汇编》 (内部资料)，1982年8月。

⑥李振环、李振宇村李氏家谱，引自河北省盐山县地名领导小组：《盐山县地名资料汇编》 (内部资料)，1982年8月。

⑦刘郭铺村马氏家谱，引自河北省盐山县地名领导小组：《盐山县地名资料汇编》 (内部资料)，1982年8月。

而且从各村落中不同姓氏的户数来看，各姓的户口数是不相同的，有的姓氏达到几十户，大多姓氏只有一两户。以沙井村为例，沙井村民国三十年十月三十日共有70户居民，16个姓氏，其中李、杨二姓有13户，张姓12户，刘、杜二姓各7户，赵姓5户，孙姓3户，王姓2户，其余的崇、任、柳、景、柏、傅、吴、周各一户①。如果不考虑灾害和人口外迁，村落各姓氏的人口处于相同繁衍速度的情况下，理论上人口越多的姓氏，移居的时间就越早。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在村庄发展的过程中，外来迁入人口的影响相当显著，村落的人口一直处于动态的发展过程中，村际间、县际间乃至省际间的人口流动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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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满洲铁路调查局：《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报告》第1《概况篇》，第61页。

四 余

论

村落发展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但是村落发展还是有规律可循的。一个村落，不管它形成于哪个时代哪个区域，也不论它是多姓村落还是宗族村落，都要经历从零星聚落到村落的发展过程。研究注意到，聚落形成的早期，无论是移民形成的聚落还是村民向外移居形成的“卫星聚落”，总是和周边的聚落发生联系，或被代管，或与其它聚落共同构成一个村落，零星聚落也被纳入到国家基层管理体系中。在村落发展过程中，人口自然增殖与流动是村落发展的动力。寄居型人口流动为村落的裂变分化提供了基础，并直接推动了村落的密集化过程。但是，如果说“寄居型人口流动”为村落的裂变分化提供了前提的话，这种由“寄居型人口流动”形成的聚落其自身规模的发展，才是村落裂变的真正动力，而聚落的规模生长则要依靠人口的自然增殖与“融入型的人口流动”，三者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研究也注意到，人口流动所形成的聚落究竟是“寄居”还是“融入”所依附的村落，取决于村落的空间结构以及村落内部宗族组织与地缘组织的竞争态势。村落结构的不稳定性是聚落产生离心倾向的根本原因，村落内不同聚落间的空地、山丘、河流等自然界限加剧了聚落间的离心倾向，使村落分成两个或多个地缘团体，在华北有时被称为街团。这些街团在宗族竞争以及地缘组织竞争等外力作用下，最终促使那些原来附人附近较大聚落的、具有离心倾向的聚落分化出来，独立成村，从而影响村落的规模、数量以及一定区域村落的密集化进程。

The Growth Proces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Villages

in North China Plain of Ming-Qing Period

第13篇

受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中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受到西方体育的影响后，导致当前我国社会人民对本民族传统体育的基本内容、文化内涵和存在的形式产生了很大程度的隔阂。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印证了其发展的兴衰荣辱，如今承受着来自世界各国家文化等多方面的冲击，面临着传统体育项目的流失。对此，应该对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并且继续发扬光大。基于此，以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为重点研究内容，分析当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社会文化选择的应对姿态和立足的根本，阐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社会文化选择的崛起之路，以期我国民族传统文化能够得到长远的传承和发展。

关键词: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社会文化;选择

引言

目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冲击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是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主要的代表西方的体育文化。这种冲击是各国民族文化强势与弱势相对比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一种话语权的对峙。在体育文化的领域当中，西方体育的迅速发展，使其体育形态和价值观念逐渐成为了当前全世界体育文化的潮流。相比之下，很多国家的民族文化受到一定的挤压，甚至已经出现了消失的现象。同样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繁荣，很多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项目都已经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例如，赛龙舟、摔跤、射箭、放风筝、踢毽子、投壶、跳绳、舞龙、蹴鞠、舞狮等，这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被当作民族象征，会出现在一些活动或者是仪式上，当成是一种庆祝喜悦的点缀。当然，这也不能够成为我国抵制西方文化的借口，不是想否定社会经济的发展给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更不是在否认奥林匹克精神给我国体育文化发展带来的巨大进步，而是应该在这种背景下，认清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立场，保持头脑清醒，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作出正确的选择［1］。

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社会文化选择的应对姿态

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立场。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我国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不同国家和地域之间的文化渗透，必然会对原有的民族传统体育形态和文化产生影响。20世纪初以来，包括我国在内的所有东方国家的民族文化都受到了西方国家文化的不同程度上的影响［2］。由于经济、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与西方国家在文化程度上有着很大的差别。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从而拉长了在接受西方文化上的历史进程，促使中西方文化的交融起起伏伏，外来文化的影响对于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来说影响较弱，速度较慢，这充分地显示出中国文化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中国一直处在比较弱势的状态中，对此，也将中国文化进行了重新的编码，整个中华民族都陷入了一种民族文化深深自卑的境遇当中。在这一点上，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过程中就体现得较为明显。我国在对待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立场上遇到的许多问题始终都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食之无味、弃之不甘。有很多人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是一种特定的形态，也不是一个健全的体系。很多人总是喜欢拿看西方国家体育文化的眼光看自己国家的民族体育文化，采用西方国家体育文化的标准和眼光来衡量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通过这样的狂顶，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面目全非，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民族传统文化所体现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进程，其包含着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创造的结果，也无形当中决定了其未来长久发展的方向。世界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我国的民族传统文化应该如何保留，是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3］。

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社会文化选择的立足根本

民族传统体育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遗产，遍布整个社会发展的始终，在中国文化历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包含了很多的历史信息，是中国上下五千年文明的象征。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来说，必须要先认清其在我国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地位，要树立这样的坚定信念，确定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民族文化中最宝贵的遗产之一，坚定其具有较强的普世性。在漫漫的历史发展长河之中，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逐渐形成了较为深厚的文化蕴含，并且是有体系的，具有较浓厚的民族风情。民族传统体育的项目种类繁多，但比较遗憾的是民族传统体育的继承受到了地域的限制，很多项目都逐渐消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去不复返了［4］。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我国最重要的文化遗产，有属于他独特的价值，对此，应该重视其存在的意义，发挥其所长，利用现有的资源，促进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长远发展。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所面临的是具有多元性、开放性的现代体育文化，必须要跟上世界的步伐，并且与世界文化进行有效的对话和交流，在交流过程中相互了解、相互渗透、相互包容，从而形成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现代化意义上的创新和继承。而这并不仅限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更是弘扬我国民族传统文化和精神的体现，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和指导意义。构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必须要符合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和需求。当前世界一体化趋势的发展，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想要实现现代化可持续发展，就一定要做好传承和创新，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所有冲突和矛盾通通解决，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扫清道路。

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社会文化选择的崛起之路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须在具有民族性的基础之上才可能实现世界化，也就是在保障我国民族特色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逐渐走向世界的目标。地理环境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赖以生存的基础条件，因此，一定会受到地域的限制。这样就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极为特殊的人文环境，同时，也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中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对此，政府一定要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过程中给予支持和帮助，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力推广和宣传，这个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到其地域性的限制。民族传统体育的项目种类繁多，要将项目发展为大众化的项目，充分发挥民族传统体育在全民健身方面的巨大作用和价值。不可否认的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和功能是令世人瞩目的，但是却缺少了现代体育竞赛的规范化，不便于判定胜负和名次，这影响了我国传统体育项目的对外传播和发展。因此，如何能够在保证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特色的基础上，还能汲取其他民族符合社会发展的因素，做到整体和个别的统一，是当前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总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很多冲突和矛盾，只有对这些冲突和矛盾进行详细的分析和思考，得出研究结论，才能够促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传承和发扬过程中排除各种阻碍，真正实现现代化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实现现代化民族文化意义的变迁，对于中国来说，不是所有的传统文化都能够成为在同一个时期发展后变成理想当中的现代化文化和世界性的文化。世界文化一体化发展趋势日渐明朗，并且速度越来越快，但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是需要地域环境和时机的。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代化的发展，是建立在一定文化基础之上的，是文化本身的价值所决定的。因此，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大力发展传统文化的先进性，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够真正意义上实现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才能够有效保障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持久生命力。

四、结束语

伴随着世界全球化趋势的快速发展，东西方文化在交流中出现了差距，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面对这样的发展困境，应该理清头脑，深入研究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路径，承担起传承和发扬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责任，维护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权和存在权，保护我国具有民族特色、多元化、灿烂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这也是全社会人民共同的责任。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代化的发展要坚持其重要的发展原则，正确认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重要性，汲取西方国家文化的优点，戒骄戒躁，集思广益，促进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成为世界上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参考文献:

［1］万义．村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文化生态学研究———“土家族第一村”双凤村的田野调查报告［J］．体育科学，2014，(9):41—50．

［2］张世威，张陵．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安全审视———以重庆酉阳土家族摆手舞为个案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4，(12):21—24+27．

［3］白晋湘．少数民族聚居区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建构研究———以湘西大兴寨苗族抢狮习俗为例［J］．体育科学，2015，(8):16—24．

第14篇

>> 她的伤口谁来密密缝 十七岁的夜,天使亲吻过她纯洁的伤口 “她时代”的“她管理” 她和她的故事 她和她的房间 她和她的风筝 “她”时代的“她”力量 她的直觉她的爱 她的味道她的好 她的城，她的国王 慈善,她的热恋\她的追求 她和她的兰成先生 大圆堂里的他 她 她 爱她，就要“窥探”她的隐私 用她喜欢的方式爱她 她行迹真实传递的她声音 爱她，就做她的fans 爱她牵她的手 她的余温 呵护她的心灵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政治 > “她”的伤口 “她”的伤口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本刊编辑部")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阿富汗楠格哈尔省首府贾拉拉巴德，一名女童在砖厂打工。国际劳工组织早前公布了一份阿富汗童工问题调查报告：仅阿富汗楠格哈尔和喀布尔两省的砖厂工人，超过一半是童工，80%的9岁儿童已经开始从事劳动，只有15%的阿富汗儿童能够上学。摄于2015年1月6日。

深绿色、浅绿色、黄色、红色，这一组颜色代表不同程度的男女权利保障差异。在世界经济论坛的性别差距指数地图中，中国是黄色，处在世界范围内的中等水平；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是浅绿色，做得较好；北欧地区是罕见的深绿色――女性权益保障最为充分。而在西亚、南亚、非洲广泛地区，它们是醒目的红色。

在一个“她”被区别对待，被歧视，乃至被侵害的地区，女童权益的问题首当其冲。在中国，过去围绕“她”的概念是缠脚、童养媳等。在呼吁并推动了多年的男女平等以后，旧时代的问题基本匿迹，但女婴有时仍容易被抛弃，女孩的受教育权利更难保障，女童早婚早育的现象在西南地区亦很常见。

在非洲和南亚，女童早婚更为普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披露，至少在埃塞俄比亚和西非部分地区，女童甚至在进入青春期前的七八岁就结婚。尼日利亚北部的凯比省，女童结婚的平均年龄为11岁，而全国的平均结婚年龄是17岁。统计相关地区早婚的具体数字很困难，因为很多此类婚姻都不会做正式登记。父母们让女儿早早出嫁的原因有很多：贫困的父母可能将女儿看作是经济负担，女儿出嫁可以为全家人带来生存机会。也有的父母希望早结婚让女儿得到男性的保护，免受性骚扰的伤害。早婚还被视为避免女孩未婚先孕的方法之一。性别歧视也助长了早婚现象：女孩早早结婚可以保证她们在丈夫的家里顺从听话，更多地生育孩子。

但对孩童来说，早婚的伤害显然严重。一旦结婚，女孩们通常不再上学；女童在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怀孕会增加母婴死亡率；十多岁的女童更容易感染包括艾滋病在内的性传播疾病；虐待在儿童婚姻中也很常见。此外，如果女童拒绝结婚，或者没有听从父母的意愿而自行选择结婚伴侣，她们通常会遭到惩罚甚至被家人杀害，这种行为被一些文化认为是“大义灭亲”的正当行为。

性剥削更令女童权益保障问题难以回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通常被视为个人隐私，所以社区不愿意干预此类事件，这加剧了儿童遭受性剥削的可能。在一些地区，谣传和处女发生性关系能够治愈艾滋病，以儿童为目标的性旅游业更是推波助澜。数据显示：在东南亚湄公河次区域，1/3的性工作者年龄在12到17岁之间。墨西哥社会机构的报告称，该国有多达1.6万名儿童参与，集中在旅游胜地。亚洲和东欧年仅13岁的女童作为“邮寄新娘”被拐卖后，面临打工甚至被迫。

令人畏惧的现象还包括非洲地区的女性生殖器“割礼”――一种部分或者完全切除女孩外生殖器的做法。割礼通常在孩童时代和青春期进行，年龄通常在4到14岁之间。但在一些国家，将近半数的割礼是在1岁之内进行，比如厄利特里亚，这一比例为44%；而在马里，这一比例为29%。接受割礼的女婴、女孩可能在手术过程中面临大出血、大面积感染、乃至死亡，此后她终生还将因此面临其他健康威胁。根据非洲地区目前的出生率，据估计每年大约有200万女孩面临割礼的危险。

第15篇

关键词 大学生 生态文明 徐州工程学院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x.2015.12.005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llege Student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Take Xu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LI Song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of Xu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Xuzhou， Jiangsu 221000）

Abstract The university is responsible for the training of social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fundamental task，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o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s very important.However，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that restrict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our country. In this regard， the author takes the Xu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alyzes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Xu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伴随着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社会各层面纷纷意识到重视生态文明的重要性。高校是先进思想和新理念的辐射源，承担着培养推动社会发展需要人才的任务，也逐渐意识到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必要性，期望借助大学生自身特有的辐射能力，改善当代社会存在诸多环境问题。为此，高校通过学生社团等组织如火如荼开展了各类生态文明建设活动。但是，重数量不重质量，重形式不重内涵的盲目开展导致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大学生本身生态文明意识并没有显著提高，原先所期望的辐射效应也没有实现。如何行之有效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组织高校大学生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成了目前高校亟须解决的问题。本文以徐州工程学院为参考，对当前高校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实践活动进行了分析探讨，希望找出当前高校生态文明教育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对进一步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提出对策，从而提高大学生生态文明建设参与度，改变当前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现状。

1 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意义

1.1 有助于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当今社会文明观强调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社会之间和谐统一，强调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的统一，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时，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求，也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放眼当下，大学生生态文明观念普遍淡薄。因此，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自觉实践生态文明观念关系到社会的进步发展，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关系到民族伟大复兴工程的实现。生态文明教育丰富了高校教育的内涵，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1.2 有助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大学生是生态文明教育的直接对象，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生力军。高校在社会结构中具有特殊性，要求大学生在校园中保证个性发展的同时更要适应群体环境，极易造成大学生消极、从众心理，缺乏遵守生态文明道德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生态意识淡薄。为此，高校要积极引导和培养大学生科学发展观理念，唤起大学生生态危机意识，增强生态意识，增强他们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感。

1.3 有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党的十报告中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必须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生态文明。大学生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者，构建和谐社会的创造者，不断加强生态文明教育，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意识，将专业学习和保护生态相结合，实现个人全面发展，是实现自身价值的必然选择，是高校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2 高校生态文明教育面临的问题

2.1 生态文明教育课程比例低

与思想政治教育其他方面相比较，生态文明教育重视程度不足。在徐州工程学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一直以来是学生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仔细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更多的是偏重于爱国主义、人格培养等，生态文明教育内容所占比例很低。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主要包括“基本原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中国近代史纲要”、“形势与政策”、“军事理论”，课程体系单薄。这几门课虽然也涉及生态环境、生态文明等问题，但篇幅极少，仅仅作为了解型章节出现。学生无法从课程及课本中获得更多更深层的生态文明教育。

2.2 生态文明教育师资力量不足

作为新建本科院校，徐州工程学院还受到师资力量的限制，思政部无法组织相应的实践活动来弥补课程建设的不足。在徐州工程学院，生态文明教育缺乏专业教师。学校开设的生态文明教育相关课程比较随机、零散，没有专门的任课老师从事相关方面的教育，仅仅是由辅导员和思想政治教育老师分担部分课程。由于缺乏相关专业知识背景与实践经验，讲座的内容多为纸上谈兵，学生兴趣寥寥，成效不大。

2.3 工科院校学生生态文明观念淡薄

徐州工程学院是一所理工科学校，人文专业涉及较少。专业设置问题导致学生对生态文明的认识略显肤浅。在徐州工程学院，除了环境学院所开设专业与生态环境能挂钩之外，其他二级学院专业设置对生态问题关联不大。以信电学院为例，随机对各年级学生进行采访调查，大多数同学能举例破坏生态文明的行为，但问及破坏环境所产生的危害却难以说明。针对学校周边河流与湖泊的污染问题，同学们几乎都会选择加强政府监管和加大执法力度的办法来解决，但是当问及自身，是否会主动同破坏生态环境行为作斗争，同学们的态度并不十分肯定。同时，学生对于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令制度十分陌生，对一次性用品的使用也是没有节制，能源浪费相当严重。由此可见，学生对生态文明的认识十分浅显单薄。

3 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改进对策

3.1 提升大学生生态文明认知水平

提升大学生生态文明认知水平，让大学生们多了解关于生态文明方面的理论知识，有利于激发大学生对生态文明的危机感和责任感。在徐州工程学院，积极引导大学生掌握科学的生态文明观，使他们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研究者，把生态文明观教育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实现生态文明教育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进而帮助他们提升生态文明认知水平，激发大学生生态安全、忧患和责任意识，使其自觉成为生态文明的关注者、传播者和建设者。

3.2 加强师资力量和生态文明教育专业研究

针对当前生态文明教育师资力量不足、研究薄弱的现状，徐州工程学院立足于“大文化观”的创新理念，加大生态文明教育师资力量投入，改变以往课程设置模式，开设专门的生态文明课程，将生态文明课程独立设置于思想政治课程之外。授课方式上，更加重视教师自身层面，对从事生态文明教育的教师进行先关培训，提高专业素质和教学水平，教师要潜移默化影响学生，避免空洞的说教。同时，培养生态文明教育的专业带头人，积极申报生态文明课题，着重宣传本校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加强与校外科研机构合作，普及生态文明知识。

3.3 重视大学生生态文明实践教育

实践出真知，在提升大学生生态文明认知水平的同时，还应当让其参与生态文明实践，以此加深对生态文明知识的认知与理解。高校在教授专业知识的同时更加注重实践动手能力。相对于生态文明教育，高校可以组织相关活动，让大学生参与其中。徐州工程学院各二级学院，依托于各种校园载体，如宣传栏、黑板报、校园广播、党团等，利用“戒烟日”、“植树节”、“世界环境日”等节日，在校园里积极开展讲座、演讲、知识竞赛、摄影展等形式多样的环保宣传活动，普及生态文明知识，倡导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大学生生态文明建设参与度。此外，学校还同校外机构合作，建立生态文明教育实践基地，定期组织学生到基地去考察学习，开展志愿服务，生态环保等活动，让学生参与实践，亲身体验，获得真实感受，从而促进自身生态文明行为的养成，进而去影响他人，影响整个社会生态文明的进步。

加强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加深大学生生态文明理解认识，扎实推进生态文明教育，既是生态文明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高校贯彻落实建设美丽校园、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既有利于优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建设生态型校园，也利于推进美丽中国的建设进程。

该文章为徐州工程学院2014-2015年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课题项目，编号：XDJZY201415YB00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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