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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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调查的4个乡镇和3个村都存在规模庞大的债务。从表1可以看出，自1996年以来，4个乡镇的债务增长速度都很快，到2001年底平均债务余额已高达545.7万元。B乡6年内债务规模增长了3倍，年均增长20.1%；A乡增长了5.4倍，年均增长32.4%；C镇增长了11.6倍，年均增长50.5%。表2显示，1990--2002年，F村和G村借款总额都超过100万元。到2002年底这两个村的借款余额分别为30.4万元和16.5万元，如果加上应付款，债务规模会更大。
调查表明，债务用途对债务规模产生了较大影响。办公场馆、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兴办企业所需要的资金量较大，这些项目的兴办一般会急剧增加乡村负债的规模。如C镇1999---2002年债务规模剧增的原因就在于工业园区的拆迁与建设，A乡1999年债务规模剧增的原因是修建了宏伟的乡政府办公楼。一般而言，从用途来看，发达地区乡镇的负债主要用于兴办企业，提供投资额较大的公共产品，如C镇所有的债务都用于举办企业和工业园建设，负债额较大。欠发达地区大部分乡村债务用于发工资、上缴税费任务，负债额因而较发达地区低。
二、债务结构
(一)债权人结构
乡村债务的债权主体主要包括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正规金融机构，农村合作基金会等非正规金融组织，国外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上级财政，单位和私人(包括个体工商户、乡镇干部)等。表3为样本乡镇2001年底的债权人构成表。表4为调查村1990--2001年借款的债权人构成表。
上述情况及我们所掌握的其他地方的材料表明，正规金融机构是乡村债务中最主要的债权人，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农村基层政府或者组织的重要资金供给者。
对乡镇政府而言，县级财政也是借贷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向县级财政借贷包括两种主要形式：一是用于弥补预算内资金的不足或者应付突发事件，比如D乡的清盘借款，因为农村合作基金会被取缔后，债务必须由乡政府财政兜底，县财政先垫借出来，然后逐年在下拨款里面扣除，年息3%；二是项目贷款，资金跟着项目走，比如B乡的林业开发贷款。
非正规金融组织主要是农村合作基金会。1996--2002年B乡累计从基金会贷款304.9万元，用于发工资、建办公大楼和上缴税费任务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私人成为乡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借贷渠道。私人主要指的是乡村干部、个体工商户。乡村对私人的债务有借款和应付款两种形式，借款包括各种名目的集资、临时周转借款，应付款则是因为拖欠工资和工程建设款而发生。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债权人结构产生了较大影响。发达地区正规金融市场和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资金都比较充裕，金融机构和私人成为负债的主要债权人。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除了正规金融机构和私人以外，上级财政以及各种非正规金融组织也是重要的债权人。
实际上，乡村债务正在经历一个由公共债权向私人债权的重大转变。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行的调整农业结构、发展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乡村建设等主要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融资，乡村借贷的主渠道是农行和信用社，基本上没有单位和个人债务。1993年开始进行的金融体制改革，实际上加快了金融业的市场化进程，资金的市场化程度提高，使不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农业和农村出现了边缘化的现象，乡村获得的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急剧减少。到1998年以后，广大乡村尤其是村级组织几乎不可能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同时，国家财政支农力度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以“九五”时期为例，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1996年为8.82%，1997年为8.30%，1998年为10.69%，1999年为8.23%，2000年为7.75%。其中1998年的比重有所提高，是因为这一年发生了特大水灾。这五年中，国家财政收入从1996年的7400亿元增至2000年的16386亿元，增幅达121%；但财政对农业的支出只从700亿元增至1231亿元，增幅仅为75%。因此，乡村融资不得不依赖主要由私人组成的民间借贷市场。
(二)债务用途结构
乡村借贷款主要用于兴办乡村集体企业、进行农业综合开发、从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办公设施建设，发工资以及上缴税费任务等。表5为样本乡镇2001年底累计发生债务的用途结构。
从表5可以看出，在2001年D乡的债务余额中，用于兴办企业的债务占总量的35.3%。另据我们调查，从1991年以来C镇发生的5笔借款中有1笔直接用于兴办企业，3笔用于工业园建设，也与兴办企业有关。其他地区的调查也表明，发展乡村集体企业等生产性支出是形成乡村债务的一个主要原因。乡村两级债务的1／3用于生产性支出(云德奎，2000)，河南50%的乡村债务是在兴办乡村集体企业的过程中发生的(河南省财政厅，2001)。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不少兴办乡村集体企业的法律法规，鼓励乃至强制基层政府推动乡村集体企业的发展。在上级政府的强制压力下，集体企业得到了非常规发展。由于自有资金不足，集体企业的资金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农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的贷款以及财政优惠资金。D乡兴办的乡村集体企业主要是建一座水电站，项目总投资为337.9万元，其中负债为213.9万元，占到了其债务总余额的1／3。
农业综合开发指的是围绕农业增产增效而开展的各项建设，比如兴国县搞的所谓“三冬一改”和优化种植结构工程。农业综合开发的资金贷款来源于农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国际农发基金以及农村合作基金会等非正规金融组织。这些资金通常由乡镇政府统一承贷，然后转贷给村级集体组织和农户，或者为他们提供担保。粮食主产区农业综合开发的投入一般比较大，在其债务总额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比如D乡，这类用途的负债占到1／3强。不过，“在城市偏向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对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的要求，经常只是为了得到贷款或者援助而表面敷衍，并没有落到实处。”(林毅夫，2002)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也是如此，解决资金紧缺的激励刺激基层政府向国外资本借贷。D乡向国际农发项目贷款218.7万元，借贷时用的是农业综合开发的名义，但借款的实际用途并不仅仅是农业开发，这使得农业综合开发大打折扣。
对债务的使用作历史性的考察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乡村负债主要用于生产性投资，从债务的表现形式来说是融资性债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广大中西部地区，完成上级政府规定的税费任务以及发工资成为乡镇的沉重负担，债务的用途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发生了由生产性负债到非生产性负债或者说由融资性负债到赤字性负债的根本性变化。由于绝大部分乡村集体企业停产、倒闭或者转制，政府从生产竞争性领域退出，转向通过提供优良的投资环境等手段吸引外部资本，推动个体和私人企业的发展，东部地区的负债由生产性投资转向基础设施建设。
表5乡镇政府负债的用途结构(万元，%)
注：用途中的其他主要指的是偿还债务以及乡镇财政周转金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调查资料整理
(三)期限结构和利率水平
负债的债权人及其用途决定了债务的期限和利率。一般来说，来自金融机构的贷款绝大部分属于一年之内的短期贷款，利率比较确定。4个样本乡镇自1996年以来一共向金融机构贷款16笔，其中只有A乡和D乡各有1笔贷款为长期贷款，其余皆为短期贷款。金融机构的利率由国家规定，由于央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调整银行利率，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变化比较大，但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来源于诸如各种基金会等非正式金融组织的借款都在一年以内，利率非常高，比如B乡从1996--1998年一共向基金会借款13笔，期限短则3个月，长则1年，月利率高达千分之19.8。
单位和私人的债务由借款和应付款两部分构成。中西部地区的单位和私人的借款绝大多数具有应急性质，比如用于完成税费任务。从期限来看，基本上属于短期借贷，利率比较高。借款期限短则一个星期、半个月，长则6个月。这是因为大部分乡镇的拖欠都是短期性质的，能够周转过来就会结清税费。东部地区的借款则主要以集资的形式发生，用于兴办企业。政府和单位以及私人之间的借贷是借贷关系里面最敏感的话题，利率是借贷的焦点。从样本乡镇以及我们掌握的其他案例来看，单位和私人借款的利率弹性大，低则不用还利，高则成为高利贷，月利率高达千分之30。
从我们所掌握的案例来看，欠发达地区的应付款主要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拖部教师的工资，迫于各种压力，虽然经常发生拖欠现象，但是一般都是短期的，更准确地说是常欠常清。另一部分是拖欠各种工程款。建设款拖欠时间一般都比较长。A乡1998年拖欠工程款45万元，到2003年都没有偿清。发达地区的应付款绝大多数属于工程建设款，拖欠时间也比较长，一般都在3-4年以上。
三、债务变化趋势
对债务的走势做预测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由于数据不足，我们很难运用统计方法，比如时间序列分析法做出定量分析。这里我们只是在现有制度框架下，依据宏观经济走势，定性地对负债增长速度、债权人结构以及用途做一些分析。
乡镇负债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乡镇财政的收支缺口。由于经济增长以及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相对稳定性，故负债增长速度又主要取决于支出的增长速度。欠发达地区乡镇财政支出的主体是干部教师工资，负债增长速度取决于工资增长速度。如果工资增长速度过快，乡镇的债务也增长快，反之亦然。很多地区推行的“工资由县级统筹”的做法缓解了乡镇财政支出的压力，这些地区乡镇债务的很大一部分源头应该可以得到遏制。发达地区乡镇的债务主要是基础设施融资性债务，其增长速度主要由公共产品投资额的增长速度决定。从目前形势来看，雄心勃勃的“东南沿海”工业园区建设、大路大桥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势头正方兴未艾，这可能会刺激债务的增长。发达地区大搞投资环境建设，实行“赶超”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战略，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则普遍推行“赶超”发达地区的战略。在这种战略的主导下，中西部地区乡镇政府被迫效仿发达地区，提供大量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以提高招商引资的竞争力。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高且经济效益见效慢，如果乡镇受到的强制性压力不能够得到减弱，便有可能重蹈覆辙，像20世纪90年代初期兴办乡镇企业一样，导致负债急剧增长。一言以蔽之，“招商引资”的竞争压力有可能刺激乡镇政府(既包括中西部地区的，也包括东部地区的)举债，导致债务规模不断膨胀。
从负债用途来看，短时期内，乡村债务的结构不会改变，即在广大中西部地区以完成上级政府规定的税费任务和发工资为主，东部地区的负债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不过，正如上面所言，中西部地区的乡村负债用途还涉及一个竞争压力的变量，在强外部压力下，其使用结构可能会发生变化。
从债权人来看，由于国家支农力度的减弱，以及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乡村的资金将越来越依赖非正式渠道。乡村债务的债权人主体逐渐由银行向私人转变，拥有雄厚资本的个人谈判地位将逐步升高，对社区事务的控制权日益扩大，这是我们必须引起注意的问题。
四、债务风险分析
(一)风险分析指标
由于目前还没有用于乡村债务风险分析的通用指标体系，这里借鉴国债风险分析指标，然后对国债风险分析与乡村债务风险分析之间的差异做出说明。
1.债务依存度。指当年债务收入占财政(财务)支出总量的比重，反映财政(财务)支出对债务收入的依赖程度。债务依存度过高，表明财政(财务)支出过分依赖债务收入，财政(财务)处于脆弱的状态，并对财政(财务)的未来发展构成潜在的威胁。国际上常用这一指标衡量国债规模的合理性，认为债务依存度不能超过20%。
2.债务率。指一定时期内债务余额相对于财政(财务)收入的比例。该指标可以衡量财政(财务)的偿债压力。比例越高，说明乡村的还债压力越大。
3.偿债率。指年度国债还本付息额与当年财政(财务)收入的比率。对于乡镇来说，偿债率等于年度债务还本付息额与财政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对村级组织而言，村偿债率等于当年村级组织还本付息额／该村级组织财务收入总额。
除了借用3个国债指标之外，结合乡村实际，还应该计算农民人均负债额和债务负担率。农民人均负债额是指一定时期内乡级或村级债务余额农民人均额；个人债务负担率是指一定时期内乡级或者村级债务余额人均额相对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有学者提出，个人负担率(乡村两级)不宜超过10%(牛竹梅，2002)。
(二)风险分析结果
偿债率是按已支付的还本付息额计算，由于所调查乡镇实际还本付息很少，这个指标对乡镇没有多大意义。本文主要用债务依存度、债务率、农民人均负债额、农民个人负担率分析其债务风险。对村一级还使用偿债率指标。
1.乡村财政(财务)支出，尤其是乡镇财政对债务的依存度较高，不少年份超出警戒线。根据农业部的调查，1998年乡镇政府债务依存度为10.98%，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还没有超出20%的警戒线。但从我们的调查样本来看，每个乡镇都在一些财政年度超出警戒线。B乡年年都借债，债务依存度总体非常高，平均为39.6%，1996年以来，有4个年度大大超过了警戒线，其中1999年更是高达92.4%，这意味着该年度B乡基本上依靠举债度日。A乡有2个年度的债务依存度大大超出了警戒线。C镇有2个年度超出了警戒线。但是从总体上看，财政收入差的乡镇比财政收入好的乡镇债务依存度高，超出警戒线的年份也多。村级财务的债务依存度有些年份也很高，大大超出了警戒线。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调查资料计算
2.乡村债务率呈快速上升的趋势，债务清偿能力高低不等。欠发达地区乡村的债务率都比较高，尤其是B乡，1999和2000年债务余额连续两年超出财政总收入的2倍。A乡从1996年以来，年年借新债，没有偿还任何债务，债务率逐年上升，4年时间内负债率提高了35倍，年增长143.2%。C镇的债务余额很大，但由于财政收入基数大，收支状况好，故债务率相对较低，有很强的债务清偿能力。依据债务率，我们可以对乡村进行划分，像B乡和F村这样的乡村，债务余额超出年财政(财务)收入数倍的地方，属于根本没有能力偿还债务的乡村；C镇和G村债务量虽然大，但是财政(财务)收入基数也大，可以安排债务清偿资金，属于完全有能力偿还所欠债务的乡村；A乡和E村介于两者之间，属于通过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可以偿还部分债务的乡村。
3.村偿债率反映出欠发达地区村级偿债负担更重。在村偿债率上，除了个别年份，E村和F村两村都要高于G村，近几年更是如此。从实际情况看，G村还款能力强，目前只有16.5万元债务余额，而F村债务余额则高达30.4万元，再加上F村的财务收入仅为C村的1／5-1／4，所以F村的债务负担更重。
4.农民人均负债额和负担率大幅度提高，负担比较重。由于债务增长速度过快，农民人均负债额迅速增加。B乡6年内人均负债额增加了3倍，年均增长20.1%；A乡年均增长39.5%；C镇年均增长57%。由于债务增长速度高于农民纯收入的增长速度，所调查乡镇农民个人的负担率提高得非常快。A乡在短短4年内，负担率提高了6.5倍，年均增长59.7%。结合其他地方的统计数据，我们有理由认为，乡级财政和村级财务对债务形成了较高的依存度，且有不断提高的趋势。尤其是广大中西部地区，有些乡镇已经到了“不举债难以为继”的地步，称其为“负债财政”或者“讨饭财政”丝毫不为过。在这些地区，债务对乡村组织形成了沉重的负担，迫使乡村负责人纠缠于债务事务当中。乡村债务率呈快速上升的趋势，债务清偿能力有高有低。有些乡村完全没有能力偿还所欠债务，有些乡村通过努力可以偿还部分债务，有些乡村则完全有能力偿还所欠债务。从农民个人负担率来看，总体的负担都较重。这就是说如果债务不能够通过其他渠道化解的话，债务将对社区农民构成严重威胁。从几个指标的发展趋势来看，都呈现出增长态势。这说明，无论是东南沿海，还是中西部地区，乡村债务的风险都在增加。债务危机的苗头在相当一部分地区的相当一部分年份都已经出现，如果不能够得到及时有效治理，包括沿海发达地区在内的广大乡村势必陷入深重的债务危机当中，从而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构成挑战。这个判断的政策含义是，治理乡村债务迫在眉睫!
根据国债衡量指标，我们对乡村债务的风险做出了上述分析。不过，无论是债务结构还是债务约束，乡村与国家都存在本质的差别，比如：(1)乡镇可以向上级政府转嫁债务。(2)乡村组织有可能找机会和借口逃避债务，而国家一般不能这样做。(3)也许更为重要的是，银行是乡村债务的主要债权人，而金融部门本身预算软约束以及银行和政府的特殊关系导致银行贷款对乡镇政府部门形成的约束力很弱。调查中发现，很多乡村干部甚至不把金融部门贷款计算在乡级债务之内。所以，债务所产生的压力以及风险都可能要比根据上述指标计算出来的要小。这些差异也为分析乡村债务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即如何确定乡村债务的适度规模，以及建立乡镇(更广泛一点讲是地方)公共债务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五、负债效应分析
现有不少关于债务问题的研究内含了乡村负债都是不良债务的假设，把负债看作是一种导致地方社会福利恶化因而必须加以禁止的现象。但事实上，对负债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的分析可能并非那么简单。乡村债务的大量发生与经济体制转轨背景下基层政府推动现代化的责任增大有关。资金稀缺长期以来一直是制约农村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负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地区资金不足的困难，成为农业产业化、乡镇企业融资和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加快了农村的现代化进程。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发展仅靠市场的力量已远远不够，尤其像我国这样一个后进的国家，必须充分重视和发挥政府调控经济的职能和作用，而适度的赤字和债务政策则是政府调节经济运行、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手段。所以，关键的问题不是不能举债，而是债务必须保持适度规模。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债务规模过大，导致债务风险不断加大。债务依存度太高，表明乡级财政和村级财务的运转越来越依赖负债筹措资金。偿债率和债务率过重，则表明财政的偿还压力太大，影响正常的公共支出活动。农民个人负担率高，会对农民负担构成威胁。沉重的债务压力严重影响了基层政权的顺利运转，减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出以及投入。乡村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很大一部分精力用来跑借贷、应付支出，或者被迫用于应付债权人的逼债、告状、上访和打官司，导致公共管理工作投入的减少。同时，由于负债过度，教师、干部的工资难以及时足额发放，影响了广大教师、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这可能会导致乡村公共权力机构或组织的瘫痪。还有，在没有偿还渠道的情况下，负债便对社区农民构成了严重威胁，可能导致农民负担反弹，侵蚀税费改革的成果，或者持续拖欠，导致政府的信用和形象受到严重损坏。
【关键字】债务规模债务结构债务风险负债效应
第2篇
[论文摘要]税费改革之后，媒体成为农民获取政策信息的最主要的来源。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以大众传播的模式通过传媒的政策报道、典型报道、批评报道及常规新闻节目直接向农民受众传递。村民与基层干部之问、村民与村民之间基于不同的利益角度对这些“直达”的政策精神做出的不同解释，使得基层治理中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这一方面削弱了基层组织的权威，增加了基层政权采取作为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农村公共品自我供给的困难。
关于传媒对农村的影响学界已有较多讨论。有学者认为，“在现代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的作用下，农民对社会热点和都市文化的关注、把握与都市流行文化趋同，从而构建了与城市文明对话的平台、农民消费方式、娱乐休闲方式及行为方式的转变，有利于农民身份的转型”。还有学者认为，“大众传媒是农村发展的内在动力，不仅提供信息，而日，能够改变农民陈旧保守的观念，形成开放意识、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等”。这些讨论大多集中在农村文化观念的变迁层面，鲜有对乡村治理这一政治社会领域的关注。而且，尽管传媒起到了向农村传播现代文化进而推动农村发展的作用，但在农民的媒介素养相对偏低、农民对信息的甄别和辨析及质疑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大众传媒为农民提供的村庄外部信息尤其是政策信息在乡村基层的治理过程中所起的并不一定都是正面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指出新闻传播在税费改革后的中国乡村基层治理中产生了怎样的消极影响，以使传媒在日后的社会发展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政策信息的大众传播模式
政策信息从行政管理机构的中枢到边缘的传递，在整个国家的治理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前，大众传媒的辐射范围有限，在农村还没有足够的延伸，那时的政策信息传递主要以组织传播的方式进行。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通过多层化的行政机构一级一级往下传递，最后通过生产大队再到小队长直至村民那里，国家的组织系统渗透在整个社会中。当时，在农村普及的有线广播是生产大队向农民传递中央精神的有效工具，是整个组织传播流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以后，农村实行了“分田到户”的土地政策，农民收入大为增加。与此同时，大众媒介的发展也越来越快。虽然由于发行费用高、农民消费能力不足而难以吸引广告客户等原因，报刊等纸质媒体一直没有在农村普及，但广播电视却逐渐在农村承担起向农民传递政策信息的任务。另一方面，政策信息的组织传播渠道仍未废止，许多基于当地情况的特殊政策信息依然通过村委会、村民小组直至村民这个渠道传递，特别是有关税费收取方法和收取数量的信息，因为各村情况都有所不同，大众传媒均无法提供这些信息，也只能由村干部向村民传递。
税费改革尤其是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出现了重大调整，基层组织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乡政府及村委会与村民之间已经不存在较大的利益矛盾，村民也不必仰仗于村干部来提供各种具体政策，尤其是每年的税费收取方案等相关信息。村干部在工资降低、人数也变少的情况下，不仅掌控的资源有限，采取作为的动力也不足，因而没能力、没精力也没有财力来完成村民期待的各项公共品供给的任务。此种情形再加上税改之前村干部在协助上级收取税费时的种种表现，使得村民与村干部之间存在严重的不信任以及由这种不信任所导致的沟通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以家庭为单位面对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农民要获取自己需要的同时又可以信服的政策信息，就要完全依赖于大众传媒。简言之，在当下的中国农村，政策信息的传递模式就从以前组织传播式的“层层过滤推进”变成了大众传播式的从中央到农民的“直达”。
二、“直达”式的政策信息对基层政权的负面影响
所谓组织传播式的“层层过滤推进”，是指中央政府的某种政策意图或某项行政指令经过省、市、县、乡、村各级组织的不断细化，落实为某项具体的政策，进而在某个特定的社区内富有针对性地执行。尽管在创制具体政策的过程中，各级官员如果结成利益共同体会形成对农民权益的损害，但如果不经过这种层层推进而由中央直接下达政策，则这种政策就不能照顾到当地特有的“地方性知识”，造成一种好的政策意图变成坏的实施效果的现象。事实上，各级政府对中央政策经过灵活变通后的实施往往能够使政策意图部分地变成现实。“文本形态的国家政策在进入基层成为实践形态的政策之时，会按照某种特定的逻辑开始运转，最终的政策结果往往并不取决于当初政策制定时的理论预设和良好的愿望，而在于这种逻辑在实践过程中对政策的修正程度，在于实践本身”。虽然个别地方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效果会与政策意图相去甚远，但这些个别现象不能否定全体的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提倡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不争论”，再加上“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摸论”，这些贯穿改革过程的指导性原则都是韦伯意义上的“实质理性”而非“形式理性”的，都是就事后的结果进行价值评判而非在事先就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则，都是在强调实践过程中的创造和“冉生产”，却不强调明晰的准则、合法的程序以及结构的严肃性和稳定性。这种在一定程度上的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逻辑不能不导致在政策实践过程中大量上级默许的变通、扭曲和“再结构化”的出现。因此，“变通和扭曲政策在干部理解起来并不是违反政策精神的行动，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应当鼓励的行为，只要没有产生不可原谅的极为严重的后果”。
但是，当来自中央政府的政策信息通过大众传媒的政策报道直接到达农民那里时。国家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因地制宜的创造性变通就要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农民通过媒体的政策报道可以直接了解到各级政府的政策文本，却无从知晓政策实践的整个过程，无法知道有多少复杂的因素需要综合考虑。虽然县乡村的基层干部们基于各地的特殊情况对政策文本有着特殊的理解，但是农民大多都不会从这个意义去看待和理解国家政策，他们只会出于自身利益，从字面上进行理解。当他们看到信息源处的上级政府的初始政策意图与信息流末端的本地政策效果有所出入时，媒体宣传的“好政策”与基层现实的“坏结果”之间的鲜明反差就会使他们对直接导致这一结果的基层干部们非常失望，抵触情绪不断累积、加剧。在这种局面下，基层政权如果还要汲取足够的资金和资源发展地方经济，同时控制大规模以维持地方稳定，就有可能导致农民采取过激的行动。为了避免在将上级政府的政策精神落实的过程中与农民发生矛盾与冲突，为了保证本地区的和谐与稳定，基层政府就不得不奉行“风险最小化”的逻辑，也即是“不作为”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换言之，政策信息的大众传播模式对基层政权起到了明显的束缚作用。在此情况下，基层政权要想做出长期内适合本地发展的决策而又不在各个时段中遭到农民的阻挠，就只能依靠上级政府直接制定出有利于本地的政策。但是，由于各地的地理及文化差异较大、发展层次不一，要使上级政府制定的统一政策符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就显得不太现实，而如果基层都按照上级政府制定的统一政策来执行，又要付出局部利益受损的代价。
三、“典型报道”与“批评报道”对基层权威的削弱效应
传播学中的“把关人(gatekeeper)”理论指出，大众传媒的新闻或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并不具有纯粹的“客观中立性”，而是依据传媒的一定立场、方钊。和价值标准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和加工活动。在与农民切身利益有关的时政新闻中，农民不仅可以看到上级政府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制定的各项政策，还可以看到某地的“先进典型”如何坚决落实并执行到位，使该地的老百姓得到实惠。这种站在上级政府的角度向下俯瞰的时政新闻在把报道中的个别地方美化的同时，却使农民恶化了对自身所在地的基层政权的评价。农民大多不会意识到新问报道中的事实是被媒体“把关人”精心裁剪过的选择性事实。由于我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各地执行政策的具体条件和相关背景差别很大，而大众传媒关于“先进典型”的新闻报道却会覆盖全国农村。在此情形下，“正面报道为主”的宣传模式在强调某些“典型政绩”的同时就很容易忽视掉“先进典型”的许多特殊有利条件。因此，它达到的客观效果是在增加了少数基层政府的美誉度的同时，降低了全国更多的基层政权的权威性。
各级媒体涉及“三农”问题的批评性报道，绝大多数都是站在上级政府的立场上对基层政权的作为进行批评和指责，这就使得农民直观地认为上级组织是和门己站在一起来对付基层的。媒体的报道就代表着上级政府的声音，媒体的言论就是正义和良知的表达，基层政权所实行的诸多针对农民的限制措施都是站在自己和中央对立面上的胡作非为。农村之所以出现一系列的问题，都是由于下级没有执行好中央的良好政策意图。特别是基层政权所采取的禁止集体越级上访的规定和行动，则使农民进一步确信基层政权的丧失合法性。一般而论，通过从媒体获知的信息，农民认为中央是在真心为农民说话办事，但有不少农民则认为，就是由于基层干部从中作梗才使得农民“有冤无处申”。
面对这一现实，上级政府不可能为基层做任何的解释和开脱，不能解释说事实上基层政权是在上级“保持稳定”的强大压力下采取措施的，否则上级政府就会违背其“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根本性的意识形态原则，就会产生损害自身合法性的危险因素。于是，出于策略考虑，在出现严重的时，上级政府通常会与基层政府“划清界限”，会给与其严厉的批评和惩处。通过这种方式和程序，上级政府的声誉和合法性在媒体关于“深刻批评”和“严厉惩处”的宣传报道中进一步加强，而基层政府的权威与合法性则又一次遭到削弱。更严重的后果可能是，在此类事件发生之后，上级会再一次严令不得出现类似事件，一定要保证地方上的“安定团结”，这样，基层政权就要在其权威被极大削弱的情况下，继续而对那些自认为自己“受到上级支持与保护的”而更加“嚣张”的农民。更加“嚣张”的农民有可能以集体越级上访这种最令基层政权害怕的行动来“要挟”其“就范”，而基层政权会将这种行动当作是对自己的又一次挑战，因为这也是有可能导致再一次被上级指责和惩罚的严重事件，因而会下决心采取极端的压制手段，这又促使农民再次去找“上面的人”来保护自己、伸张正义。一个恶性循环就这样开始了。
四、新闻传播在乡村基层治理过程中的离间作用
在纯粹的政策报道之外，上级政府的执政理念、政策方针更多的是通过传媒的新闻节目映射给农民受众。许多内涵丰富的抽象理念，如民主、人权、法治等通过大众媒介的广泛传播在农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同样，作为现代治理手段嵌入农村社会的法律理念和法律制度，也是通过各种新闻节目潜移默化地在农民头脑中扎根。然而，在理解上述的抽象理念和法律条文时，农民自身却会基于各自的利益做出差异很大甚至是完全不同的解释，特别是涉及到中央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大量转移支付应如何分配的问题时，农民基于各自的利益对政策理念所做的不同理解就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其他如低保户人选的确定、农机及良种等补贴的下发方式、移民款的发放标准、常规地及征地后的土地调配方案等也都是农民与村干部、农民与农民之间产生意见分歧的问题所在。
举例而言，由于中央的政策是“农民的土地承包权30年不变”，于是在笔者所调查的湖北及河南农村，许多村民在每年的常规调地时就会搬出这项政策，以使自己使用的土地可以继续保留。而当涉及征地时，他们又要求土地赔偿款为村庄的全体村民所平分。按照中央政策，既然土地的承包权不变，那就应该是“征了谁家的地谁家得钱”，而不是村民集体分配赔偿款。村民们明知道自己在调地时如果不出地，土地调配就无法进行，许多户口增加的村民就会缺少土地以至于吃饭的粮食都需要去市场购买，但是只要他们可以援引中央政策来反对按照地方规范必须实行的常规调地来争取自己的利益，他们就一定会这样来做，毫不顾及村庄整体的利益，村干部对此也毫无办法。在这里，中央政策缺乏针对性是启动因素，村民的理性算计和人际关系的陌生化是根本原因，但大众传媒对于政策精神的广泛传播却起到了关键性的促成作用。
农民集体地对大众传媒所广泛传播的上级政府的政策精神以及现代法律的“灵活运用”，在客观上起到了切割村庄共同体固有规范的作用，不仅增加了村干部行政作为的难度，更增加了村民之间合作的难度。农民基于各自的经济利益对国家政策做出的不同解释也使村庄内部的离散性力量越来越大，村庄的社会关联度不断降低，而在缺乏社会关联的村庄，“村民无力应对共同的经济协作，无力对付地痞骚扰，无力达成相互间的道德和舆论监督，这样的村庄秩序难以建立，村道破败，纠纷难调，治安不良，负担沉重且道德败坏”。
如上所述，在基层政权不愿作为同时无力作为，而农民自身又无法有效合作的情况下，要解决农村公共品的短缺就只能倚仗于国家对基层事务的直接干预，而这种跨越式的直接干预却是要付出极高成本的。距离村庄较远的“国家”很难真正了解各地农民复杂的公共品需求偏好，从而很难富有针对性地为农民提供正确的公共品。而且，“政府也不是喂养于天国，产奶于人间的奶牛”，它的财力毕竟是有限的，国家财政相对有限的财力如何有效解决全国范围内无法自我组织的农村社区的公共品供给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五、结论
在大众传播的模式下，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通过媒体的政策报道、典型报道、批评报道及常规新闻节目直接向农民传递。这种政策信息的“直达”效果，使得基于不同立场、不同处境和不同利益角度的村民与基层干部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由于对政策精神的不同解释，其内部分歧也不断加大，这一方面削弱了基层权威，增加了基层政权采取作为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农村公共品自我供给的困难。农民没有自我组织与合作的能力，农村的社会治安、环境卫生、土地调配、水利灌溉等一系列问题就难以解决，国家的转移支付在大量支出的情况下却只能收到非常有限的效果。
第3篇
一、新疆乡村负债的现状
截至2007年末，全疆共有966个乡镇，8965个行政村，新疆农村几乎是乡乡有债，村村欠钱。对新疆乡村两级债务规模的估算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由于数据不足,我们很难运用统计方法做出准确的定量分析。只能在现有的资料基础上，做一个大致的测算。
根据自治区税改办2004年度全区乡村两级债务情况进行的调查，结果如下：乡镇债权总额36.35亿元，债务总额58.23亿元，其中：
1．乡级：债权总额10.35亿元，乡均为120.77万元；债务总额24.23亿元，乡均为282.73亿元，债权债务相抵后，净债务为13.88亿元。
2．村级：债权总额为26亿元，村均为26.9万元；债务总额34亿元，村均为35.16亿元，债权债务相抵后，净债务为8亿元。
按照这个调查资料，截至2004年底，新疆乡村净负债总额为21.88亿元。乡均净负债162.72万元，村均净负债8.28万元。在2005年7月至2006年10月，全疆新增债务25847万元，增幅为11.81%。
二、新疆乡村债务形成的行政体制原因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乡镇政府重建后，乡镇行政体制、政府职能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乡镇政府的权力有所加强。特别是在财政实行包干体制后，财政体制的改革及财政紧缺和需求的压力给基层干部谋求发展和利益提供了条件、机会和动力，从而驱使基层政府及干部投身于经济建设中。政府本身变成了一种追求经济目标和利益的“政府公司”。机构的扩充、职能的扩大、自主财政的聚敛、自有财产的经营，一方面强化了国家政权对农村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乡镇地方本位、乡镇官员阶层的利益、乡镇政府的独立性浮出水面。
20世纪80年展乡镇企业，要求“村村办企业，户户上项目”，甚至提出“消灭无工（业）村”，90年代以后，各地出台了不少地方政策法规，为企业提供廉价的土地；减免税；为企业融资，甚至提供融资担保，鼓励乃至强制基层政府推动乡镇企业的发展，仍然依靠行政命令、直接管理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各种名目的达标、评比、学习等层出不穷。
政绩考核办法促使乡村两级政府难以实现长期的发展规划。今天中国的县乡政治体制也是一种“压力型体制”，这种“压力型体制”通过将政府制定的经济发展硬指标分解下达，从县、乡（镇），再到村，村再将每一个指标落实到每个农民身上。这样，县、乡两级首尾连贯的经济承包制演化为“政治承包制”，形成了县党委（政府）——乡镇党委（政府）——村党支书（村长）连坐制。而完成这些任务和指标是评价每一个组织和个人“政绩”的主要指标，进而与干部的荣辱、升迁挂钩，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压力。这种压力使得乡镇政府和基层干部投入到火热的经济建设中，导致政府职能的越位。另一方面，政府该干的事（公益事业、公共产品的提供）又存在严重的失职，“缺位与越位并存”。在新疆，导致乡村增加公益事业和办公设施的压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上级政府下令的小城镇建设、村建运动以及“普九”等各类达标活动。公益事业和办公设施建设的数量和标准通常由上级决定，但是资金主要由乡村自筹。由于规定的规模、数量和质量通常高于乡村的实际需求以及政府的财力，导致借贷或者拖欠工程款项的行为大量发生。在调研的乡村债务中，这段时间的债务占到了债务总额的70%以上。
三、新疆乡村债务形成的财政体制原因
1.分税制财政体制乡村两级政府没有稳定财源
税费改革前，乡村就存在着财政收支缺口，但是当时农村税费制度不规范，基层政府通过税外收费、借债、寅收卯粮勉强维持，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原先属于乡镇财政预算的收入项目，乡镇可用财力一下变得更加捉襟见肘。目前主体税种收入归中央（如消费税）或中央与地方共享（如增值税、所得税等），但仅限于省级财政，营业税实行省级和地方共享，留给县级及以下的只有房产税、印花税、土地使用税等税源少、征收难的税种，县级以下无自有财源，乡镇政府只有上级转移支付唯一的收入来源，但乡村债务并没有随着收入的锐减有丝毫的减少，债务全部留在乡村。例如，沙湾县某乡在税费改革前，乡级财政收入每年约为500万元左右，税费改革后除人员工资外，基本运转经费每年仅20万元左右，基本运转都难以维系，根本没有力量化解巨额乡级债务。
2.农村公共品供求的缺口与乡村债务
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不足，导致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匾乏以及乡镇村财务管理混乱，是造成乡村高额债务的经济体制根源。根据《农业法》，农村公共产品筹集应该由中央、地方和农民三方共同负担，但由于中央财力有限，支农支出长期不到位。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本应由国家财政负担的项目只好压给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只好以同样的方式压给乡村社区，乡村社区只好高息举债，使得乡村社区债务负担进一步增加。
分税制改革后，省级政府的财力集中程度从1994年的16.8%，提高到2000年的28.8%，平均每年提高了2个百分点。市、县两级政府也想方设法加大财力集中力度，这种状况必然会对基层财政造成负面影响。越到基层，财政收入状况就越困难，到了乡村，债务负担重是必然的。
第4篇
体育文化是一种具有运动属性的文化，人们在体育实践过程中通过身体的形态和技能展现出来。它可以反映传统的、本民族的体育特征，影响人们的体育价值观念，规范人们的体育行为，并和人们的体育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体育文化的发展还和物质文明及社会文明相关。
二、发展乡村体育文化的意义
伴随着乡村日新月异的发展，体育建设已经成为其发展的重要的一个方面。体育建设在新农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二是，促进乡村精神文明的建设。体育促进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为，通过体育锻炼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降低乡村居民的发病率，从而降低医药消费的开支，从而积累社会财富。体育促进乡村的精神文明的建设，这主要是因为文化是乡村建设的“软实力”。体育也是一种社会文化，可以提高人们的文明及道德水平。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加强体育文化建设可以直接影响民众的价值观念、道德风尚及人际关系，利于转变乡村的落后、不健康的生活观念，阻碍赌、黄、毒等不良文化在乡村中的发展，净化乡村的社会环境，促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向前发展。
三、乡村体育文化的发展现状
体育文化在乡村中发展的直观表现是民众的体育锻炼情况。通过体育锻炼可以看出体育设施的建设情况，分析出体育锻炼的组织形式及参与体育锻炼的民众的体育思想。通过对乡村体育锻炼情况的调查，认识到现在乡村地区体育文化发展的现状。
1、国家政策对乡村体育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在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还相对落后，基本上属于公益事业。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资金支持。所以，要发展乡村的体育事业，离不开政府的政策的引导和资金的支持。国家的相关部门要做好相关的工作，促进乡村体育文化的发展。
2、体育资源的闲置与浪费体育场地是开展体育活动的重要保证，它的建设情况直接关系着体育活动的开展。建设体育场地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民众体育活动参与难的问题。根据调查的结果显示，乡村体育基础设施的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体育场地、器材短缺的情况。同时，还存在民众对已有的体育设施、器材利用效果不佳的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体育需求和体育输入之间存在矛盾；二是，体育资源建设呈现集中产出的方式。体育需求和体育输入之间存在矛盾主要是因为目前乡村的中青年劳动力大多数外出，村中的中老年及青少年较多。对于中老年和青少年来说，他们对现代竞技体育很陌生，他们参与的大多数是无限制体育项目，他们的运动需求和政府的体育输入之间存在矛盾，同时这也是体育输入和体育需求相融合的主要原因。体育资源建设呈现集中产出的方式，主要体现在体育设施建设大都围绕学校和村委会中心建设，这种集中式的建设方案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但是限制了体育场地设施的福射功能，不能让更多的人参与体育活动，因为有的村民离体育场地太远了。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体育场地资源的闲置，也不利于体育场地的维护与管理。
3、基层体育组织的作用发挥不充分乡村地区的体育事业的发展，除了依靠政府的政策、资金支持之外，还需要民众自发组织一些体育组织，开展体育活动，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但是，在调查中发现，农村体育组织的数量很少，即便存在体育组织，但是经费是限制体育活动开展的主要问题。开展体育活动，可以有效抑制乡村打麻将的不正之风，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锻炼中来，体会到体育锻炼的好处，提高农村的精神面貌，还可以更好的让乡村留守老人摆脱孤独，找到生活的乐趣。
4、体育人力资源不足体育人力资源是指拥有体育技能较高的人群，他们的体育科研能力强，有着突出的体育成绩，并且还具有管理能力和创造能力。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体育人力资源的概念也在不断的变化，它不仅仅只包括“体育人”，同时还包括能为体育事业服务，奉献知识、智慧、能力的人。农村体育人力资源主要指符合体育人力资源内涵和特点的农村人口，也就是能够为体育发展事业服务，为体育的发展、进步做出贡献的农村人口。具体来说，就是乡村地区的体育指导员、体育活动的组织者或者是带头人。但是，在调查中发现，乡村中的体育人力资源严重不足，人们对体育的发展缺少主观能动性，缺乏优秀的专业人才组织、指导体育活动。
四、乡村体育发展建议
1、加强乡村体育的组织与建设促进乡村体育事业的发展，就要健全乡村体育发展的机制，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公共体育设施。加大乡村体育人力资源的培养和选拔，从乡村体育教师、体育爱好者、退伍军人、农村体育志愿者当中进行选拔，培养优秀的体育人力资源，满足乡村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需要，促进乡村体育文化的发展。除了培养优秀的体育人力资源，还要创建体育组织。在乡镇体育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下，乡镇的体育职能部门要从体育需要的实际出发，积极鼓励各类体育爱好者参与体育活动，并组织建立象棋、乒乓球、篮球、足球协会，开展特色体育娱乐活动、组织体育比赛，并以此形成特色体育团队，逐步完善乡村的体育网络，为乡镇体育事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各个体育组织和特色体育团队正常活动之后，等到条件成熟时，乡镇体育部门可以进一步协调将各个体育组织和团队组织起来，成立乡镇体育健身俱乐部，对全镇的体育文化工作进行统筹。成立体育健身俱乐部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充分利用自发的体育组织机构，依托镇体育中心、各村企业等的体育场地及设施，组织广大乡村居民经常开展体育活动，促进乡村体育事业的发展。成立的体育健身俱乐部可以在组织体育活动时，协调及利用人脉关系和体育场地设施等，做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举办各种综合的体育活动。
2、深层挖掘民族体育文化，促进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存在传统的体育文化。随着乡村旅游业的不断深入发展，可以利用体育传统的文化和项目，可以开展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及体育文化节，将民族的体育文化和旅游相互结合，既可以吸引游客，满足乡村旅游业发展的需要；还可以传承传统的体育文化，促进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
第5篇
1.1村落格局
中国传统村落的选址与布局大多受风水观念的影响，普遍遵循后有靠山，前带流水的相对封闭的空间模式[1]，村落布局强调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蒋家村地势平坦，背靠亭山，面临大源溪，前有珠山，村落布局依山就势，巧妙自然，大量民居（当地人称为“台门”）布置期间，巷道纵横，错落有致（图1）。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蒋家村逐渐形成了以宗祠为核心的宗族聚居形式并基本保留了原有的村落格局与空间尺度。
1.2古建遗存
蒋家村作为历史悠久的氏族村落，古建筑遗存较为丰富，在规模、布局和建筑艺术上都体现了村庄的发展历史，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村落的核心建筑蒋氏宗祠，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仍然保存完好，祠堂建造考究，内部雕刻精美，经专家研究，认为是东阳木雕的经典作品。村内现存包括“锡纪”台门、“慎脩思永”台门等古民居共计18处，大多为清代建筑，部分建于民国时期。这些民居大多保存较为完整，建筑格局、门窗等构件能够体现当时的特色，建筑的木雕、石雕精美。特别是一处建于民国年间的“笃庆锡光”台门的12扇开门中，有4扇绦环板上刻有火车、汽车、轮船、自行车、留声机等当时的西洋产物，极具历史文化价值。
1.3民间文化
村民提倡孝道文化，重祭祀，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历代蒋氏宗谱中的《家箴十则》和《家训八则》亦是佐证，村中有清明节祭拜祖先的蒋氏祠堂和两处“香火堂”；蒋家村有两次村民共有的节庆日：即农历二月半(二天)和十月半(四天)，期间有“社戏”，以鼓励农民生产及庆祝丰收；蒋家村一向重视教育，旧有私塾启蒙，一九一九年蒋氏族人创办鼎新小学并置校产，解放后称民乐完全小学，其间涌现大量文人、学者，如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麦家，著名黄公望研究专家蒋金乐等。
2历史风貌现状与存在问题
2.1历史文化要素保护乏力
蒋家村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但在现代经济快速发展，生产、生活方式急剧改变的社会背景下，这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落后的代名词，村民的认同感逐渐减弱，再加上缺乏建筑、规划等相关专业人员参与，古村独有的历史文化无法受到科学、有效保护。2.2村庄布局、肌理面临挑战由于现代居住、出行等方式的改变，村落传统的建筑、道路布局已经很难满足现代生活的需求。家族聚居的合院式传统民居逐渐被拆除或废弃，取而代之的是独门独院的别墅式住房，而这些建筑在风格、色彩、高度上较为随意、多样，与现存历史建筑产生了较大反差，传统村落质朴淡雅的色彩、相对统一的格局逐渐弱化；出于方便车辆出行的考虑，村庄内的原卵石、石板路面多被水泥地面覆盖，仅部分偏僻的小巷内还有一些遗存。因此，村落传统肌理遭到破坏，地方特色风貌也逐步丧失。2.3配套设施有待完善主要表现为村落内部道路未形成系统，人车混杂，缺乏合理的停车场地，部分道路年久失修，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坑洼不平；村内部分居民生活污水和部分用户雨、污混合水直接通过沟渠排放到附近水体中，对环境影响较大；电力电信线路多架空铺设，甚至直接与古建筑木构件接触，不仅影响历史村落的景观，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村落内缺少村民集聚、交流的文化娱乐设施和可供休憩的绿地。
3规划理念与思路
3.1留住历史文化的记忆
古村落历史遗存的价值不仅在于其令人缅怀的建筑物或构筑物等物质内容，更在于它承载着发人深省、蕴涵丰富意义的历史记忆等精神内涵[2]。规划注重村落传统的格局肌理、古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村民现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等的全面保护，保持村落历史文化的原真性[3]，让人们从文化遗存中探寻村落悠久的历史记忆。
3.2注入有机更新的活力
在村落历史文化资源得到有效保护的基础上，注重完善基础设施，全面改善环境质量，提升村落宜居性；将村落丰富的历史文化要素与景观营造、产业培育相结合，提升村落的吸引力，激发村落发展的活力。3.3激发村民参与的动力村民是组成村落历史文化的主体，因此村落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要注重维护村民的利益，尊重他们的意愿，若具有重要价值且切实可行的项目不被广泛接受或认可，可先通过试点示范，让农民逐步理解并参与其中；注重激发当地村民的主人翁精神，提高他们的文化自觉和自 信[4-5]， 使其认识到村落文化遗存的价值，愿意留住在村里并主动加入到历史文化的保护中来。旅游业等产业的顺利开展，也给村民带来了经济收入[6]，进而激发了村民的积极性，使乡村的历史文化能够源远流长。
4规划策略
4.1布局分区延续乡村肌理
规划通过对蒋家村的综合分析，充分尊重蒋家村传统的布局模式，从村庄特色、未来发展方向等方面入手，可将蒋家村划分为三个区域，即历史文化区，新农村建设区和田园风光区（图2）。历史文化区，是以祠堂为中心的传统聚落区，以保护传统乡村肌理为主线。区域内现存的古建筑、古街巷、古树等含有历史记忆的要素都要登记评估和保护，禁止破坏，现状基础上禁止再进行大拆大建，以保持历史村落布局的整体性。完善区域内的水电、消防等基础设施，改善村民生活条件。新农村建设区,是近几年来村落的新建部分，以疏散历史文化区域内的村民，避免历史文化区域的过度开发，同时还为历史文化区内腾出住房开设旅馆、茶室等服务场所的村民提供了住房。规划注重呼应历史文化区内的传统聚落布局及建筑风格，尊重周边自然环境，实现村落的良性发展，同时该区域还可利用新村完善的现代化设施作为旅游服务区[7]，为体验历史文化村落的游客提供住宿、餐饮、购物等服务。田园风光区,是村落现有的耕地以及部分经济林区，以田园风光和休闲农业为特色。保护现有村落耕地，可对作物种植种类进行规划，形成统一的规模化的田园景观，完善灌溉设施、机耕路等基础设施，结合周边山体景观的修复，部分田地退耕还林，创造优美的乡村田园景观。另外还可借助村落旅游产业开展，大力发展以休闲采摘、菜园租种、农耕体验、观光农园等形式为主的休闲观光农业。
4.2街巷里弄串联古村景观
街巷空间是组成村落格局的重要部分，体现了村庄的整体脉络[8]。规划保留传统街巷的空间格局，保持原有的尺度、断面、铺装和步行方式，不轻易拓宽或占用。村落街巷的道路采用条石、石板、石块等传统材料和传统工艺进行修复，并注意区分主要道路与次要道路铺装形式的不同，增强村落街巷的可识别性。宗祠前的澳沟路是村落最具特色的路段之一，周边有宗祠以及数量较多的古建筑，开辟成为历史文化特色街，路边的澳沟进行疏浚，形成村庄内的水系，还原村庄传统的水系布局，集中展示村落独特的街巷结构（图3）。对以村庄原有“古道”为基础的后山游步道的铺装进行改造，打造俯瞰村落全景的最佳观赏线。最终以街巷空间为核心，结合大源溪滨河游步道、澳沟路、后山游步道等线性元素构成古村落观赏线，串联起村庄内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场所如蒋家祠堂、古建筑（台门）等。
4.3遗存保护传承历史文脉
蒋家村的历史文化区内存有数量较多的古建遗存，但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损毁甚至已成危房，若全部修缮，难度很大且成本很高，因此在规划中可视现状对历史建筑进行有针对性的修缮。对于现状质量较好，建筑类型较为典型的传统建筑进行修缮、缺失构件修补、防腐等措施，恢复其原有风貌，而建筑内部进行改善，尤其是地面、墙面的防水防潮处理，以及安装室内卫生间等必要的生活设施，改善居住条件。部分历史建筑赋予其新的功能，可改造为民宿，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蒋家村的民居文化，也可开辟为展览馆，全面展示蒋家村村庄历史、农耕文化、著名人物成长史等。对于建筑损毁较为严重或已部分坍塌的、修缮成本很高的建筑可对遗留部分进行加固处理，以“露天废墟博物馆”的形式展示出中国传统建筑的消逝，配合建筑知识讲解牌等给人以教育的意义；村落内建筑木雕等工艺精湛，可以将古建筑区域设置为实习基地，供相关专业人员的实习，使村庄的历史建筑焕发新的活力并延续下去。
4.4节点构建体现文化特色
规划利用村落主要出入口、中心建筑、古树名木等重要的空间节点，结合历史文化要素进行节点景观营造，展示村落历史文化，并为村民和游客提供休息、娱乐的场地。村落的主要出入口是人们对村落的第一印象，是展示村落历史文化特色的重要节点，规划选择村落的两个主要出入口进行景观营造，龙门湾入口节点以“台门迎客”为主题，选取蒋家村最具特色的台门、高墙、窗花、农具等为景观元素，组成一系列的动态景观序列，展示蒋家村具有代表性的民居文化，同时也可成为游客的最佳驻留点（图4）；老虎头入口节点以一株百年古树为景观核心，结合景石、传统石材铺装场地，展示蒋家村悠久的历史（图5）。蒋氏宗祠作为村落的精神核心，是村落历史文化的代表，规划在保护蒋氏祠堂建筑的基础上，利用祠堂周边广场设立碑记园，介绍蒋氏祠堂历史以及历代名家题词等，全方面展现蒋氏祠堂的文化价值，同时结合绿化营造，构成蒋家村标志性的景观节点。村落道路周边可利用水系、埠头、空地、古树名木等景观元素进行景观节点营造，以满足游客的驻留赏景及村民的集聚、休闲的需求。
4.5产业谋划激发乡村活力
蒋家村历史资源较为丰富，区位优势明显，可在村落历史风貌得到有效保护的前提下以传统民居、孝道文化以及村落周边优美的田园风光为特色，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推动乡村经济健康发展。规划历史文化区内可发展以地方传统民居为特色的古村落精品游，以村落传统的街巷布局为基础，合理规划参观线路，设置多样的参观、体验内容，如古民居、传统手工作坊、蒋家村历史文化展览馆、传统建筑科普馆等，使游客近距离感受村落古老的历史；新农村建设区集中设置游客服务区，集住宿、品尝农家饭、土特产品购物等为一体，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历史文化区的游客得以疏散，减轻游客人数过多对古建筑等的不利影响；田园风光区通过规模性、季节性的农作物种植，形成多个色块状、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田园景观，开发观光、摄影、采摘、花卉休闲、鲜花生产等多种旅游项目；设置家庭农场区，将农具开发成可供儿童游戏的道具、设施，并可适当布置露宿营地、自行车道及配套设施，提供乡村郊野可参与的农业生产绿色空间。蒋家村村民重视孝道，尊老敬老的传统深入人心，以此为特色，可发展乡村养老产业，利用村落内空置住房以及部分新建的住房开发养老地产，同时加强商业、医疗和老年文化活动等设施的建设，注重老年病相关医疗人才和护理服务团队的培养[9]，将村落建设成适合老年人养老养生居住生活的乐土，同时也解决了村内部分人口的就业问题。
5小结
第6篇
（1）饭稻羹鱼，鱼米之乡的饮食风习。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明确了早在几千年前的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以稻米为主食，以鱼虾为副食品的饮食特色，这里的“楚越之地”就包括了现在的南京地区。由于湿润温暖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使得南京地区一直以来就有种植稻米的生产习俗，南京地区稻作文化的繁荣不仅影响了人民日常的劳作活动，同时也深深影响了人民饮食风俗的形成，充足的稻米供应也为南京丰富多彩的糕团工艺创造了条件。河湖交错的水文特点形成了吴越地区独特的“渔文化”，极富地方特色。南京地区以渔耕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太湖地区物产丰饶、生产鱼虾的地域特点也为南京乡民养鸭食鸭文化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南京的鸭肴种类繁多，是南京乡村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笔。（2）因地取材，讲究时令的饮食生态。乡村饮食与都市显著的其选料的新鲜度和生态性，即南京的饮食对大都运用本地的食材制作而成，保证了材料的新鲜和健康。南京的低山丘陵和岗地约占总面积的67%，平原、洼地和河流约占了39.2%，平原地区肥沃的土壤、星罗棋布的水域以及丘陵岗地的林业资源，使南京乡村拥有丰富的原材料，家禽、河鲜、野菜都在南京传统乡村饮食中占有一席之地。南京乡间嗜食野菜，“南京人不识宝，一口野菜一口草”以及“南京人一大怪，不爱荤菜爱野菜”等至今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民谚都证明了食野菜的风俗在南京地区的普及。相比于城市，乡村地区的食材更具有时令季节的特征，人们掌握原料的生长规律，讲究适时而食，如“春有刀鲚夏有鲥，秋有肥鹅冬有蔬“等都反映了南京农村注重时令的朴素自然观，成为了人们宝贵的生产生活经验。（3）咸鲜润甜、醇和酥嫩的原汁本味。质朴无华的乡村饮食采用的是最简单的加工制作方式，传统的制作过程和不经雕琢的加工工艺使得农家菜更能保留食物的原始风味，配合鲜活的食材给人带来独特的体验。南京乡村的饮食风味保留了江南乡村地区鲜嫩清淡的饮食风格共性，同时也更注重地域的适应性，使得南京乡村饮食兼具了南北饮食的风格特色，如金陵名菜芦蒿炒香干，就是在芦蒿、香干两种基本食材的基础上进行素炒，除油、盐之外几乎不加别的佐料，最大幅度地保存了芦蒿和香干的清香；颇具盛名的南京水八鲜旱八鲜也进采用了凉拌、清蒸等最简单的烹调技艺，保留了其鲜脆爽口的本真味道，受到了许多食客的推崇。（4）典史结合、淳厚朴实的人文背景。江南地区自古人文荟萃，关于饮食的诗文典故也为广为流传，为南京的饮食菜品增加了浪漫气息。如诗圣杜甫的《赠李白》：“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其中的“青精饭”就是现在仍盛行在江浙一带的乌米饭；坡脍炙人口的《惠崇江上晚景》中：“蒌蒿满地芦牙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使芦蒿和河豚名声大噪，还有宋嫂鱼羹、炸响铃等名菜名典广为人知。而在南京不得不提的《随园食单》和《红楼梦》给南京饮食打下了深刻的文化烙印。除此之外，乾隆与如意卤干、与“皮冻甲鱼盅”的故事等都为普通的菜品增添了文化和人文气息。
二、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swot分析
尽管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使南京乡村饮食文化开发得到初步的成效，但其开发依旧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所以本文采用swot的分析方法对南京乡村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条件进行分析，进一步增加南京乡村的旅游吸引力，同时为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提供参考。
1、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优势
（1）饮食文化资源丰富，种类多样。南京地区被称作“鱼米之乡”，食材丰富、选料新鲜、形成自然质朴的的乡村饮食风味，如种类繁盛的鸭肴、野意野趣的早春四野、旱八鲜和水八鲜，肉质鲜美的各色河鲜、高淳的螃蟹与六合的猪头肉都是地道的乡土风味。除去饮食选材的乡土性和地域性，还有伴随着饮食菜品而不断传颂的传说典故、逸闻趣事，代代相承的传统加工工艺，朗朗上口的民谚和歌谣都是在饮食文化旅游开发中不可忽略的元素。例如，南京地区传承600多年的板鸭制作工艺、状元豆的故事、寒食节食赤豆元宵的传统和历史背景等等都将为游客带来不同的旅游体验。（2）南京地区乡村游发展迅速，示范效应明显。南京一直走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前沿。近年来，南京已经出现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示范点，根据南京旅游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截止到2012年，南京地区一共拥有12家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江宁区“五朵金花”、六合区“六朵茉莉”，还有高淳等地均已成功打造出了乡村旅游品牌。作为乡村旅游体验中极其重要的一环，乡村旅游活动的开展使乡村饮食也得以进一步的推广和发展，许多传统饮食也借助旅游体验的进行而广为人知。如南京地区以茶文化为主打旅游品牌的黄龙岘茶文化村就利用现有的资源，打造融茶道、茶艺、茶俗、茶浴体验、茶叶展销研发生产、茶宴调理、特色茶制品购买为一体乡村茶文化旅游点，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在2013年国庆节期间，仅10月1日一天，该村已投入经营的茶餐厅的收入就达到18万元。（3）代表性的美食节庆产生强有力的经济社会效应。美食节庆活动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对相应的饮食文化进行全面而集中的展示，并迅速吸引公众关注度，提高资源影响力，实现经济、文化、社会的综合效应。以六合区龙袍镇为例，其蟹黄汤包节自2001年起已经开办了13届，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前来龙袍镇品尝美食、观光旅游的游客达到20万人，整个蟹黄汤包产业链所产生的收入约为2亿元。“汤包经济”的繁荣不仅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同时对于汤包制作技艺的传承和汤包文化的保护产生积极带动作用。除此之外，在南京桂花鸭节和南京美食节同样产生了巨大的综合效应。
2、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劣势
（1）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处于初级阶段，缺乏深度文化内涵和参与体验性的挖掘。通过在江心洲等地的实地调研，发现在大部分的乡村餐饮经营点，游客对饮食的体验大都集中在品尝成品的部分，也有部分数量的农家乐推出了采摘和垂钓为代表的传统基础体验项目，对于历史传说、制作工艺、饮食习俗等方面很少有涉猎，缺乏趣味性和必要的创新，而与此同时有相当大比例的游客在饮食文化深度体验方面存在需求，实地调查显示深度体验产品在供与求方面的脱节。现阶段，农家乐在饮食文化开发方面雷同普遍而特色不足，对饮食文化内涵的挖掘和延伸不足。总体来说，南京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面临深度不够、体系不全、特色不明的问题。（3）南京乡村饮食文化的宣传普及营销力度不足。目前，对于乡村饮食文化的推广大多依托于乡村旅游点进行，缺乏独立的宣传和推广平台。同时，在相关的乡村旅游网络推广平台上，饮食文化信息的和传播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滞后和缺失，这将为游客的信息掌握造成困扰。以“五朵金花”之一的石塘人家景区网站为例，其对于当地特色饮食文化资源的介绍就仅停留在名称和图片的阶段，缺乏更深入的介绍。宣传营销工作的不足给南京传统乡村饮食品牌的树立和吸引力的提升造成了障碍。我们曾在江心洲、前石塘村等农家乐经营较集中的地方就饮食文化资源宣传推广的途径媒介向游客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除了通过网络进行信息采集外，通过亲朋好友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相关产品的宣传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而这种方式在宣传范围和宣传效率的缺陷说明了目前宣传旅游资源宣传营销上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3、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机遇
（1）国家鼓励乡村游发展，基础设施的完善为乡村旅游和饮食文化体验提供条件。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等会议在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原则等方面做出安排，为乡村旅游的发展开拓了空间。另外，针对之前南京众多乡村旅游点由于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的限制影响游客的出行选择的问题，南京在2013年开通了市区直达江宁石塘人家、世凹桃源、汤山七坊、溧水傅家边、高淳桠溪国际慢城、六合竹镇大泉村等6个著名乡村旅游景点景区的美丽乡村旅游直通车，大大提高了各大乡村旅游点的可进入性。（2）饮食文化的公众关注度提升。传统饮食本身以及其独特的制作手法、加工方式、历史典故等都具有重要的传承和保护价值。2012年，一部舌尖上的中国，将博大精深的中华美食与蕴藏其中的文化内涵和人文背景一一展现，引发了大众对饮食文化新一轮的关注与思考；而近期武汉热干面的申遗更是引发了对饮食文化保护的热烈讨论。日前，以盐水鸭领衔的南京饮食文化代表——“三菜一茶”（南京盐水鸭、绿柳居素食、马祥兴清真菜和雨花茶）也加入申请非遗的行列。虽然有许多声音对将传统饮食文化进行申遗的举动存在质疑，但将有价值的饮食文化资源用遗产名录的形式进行保护，对饮食资源的宣传推广和进一步的旅游体验开发的确起到助推作用。（3）青奥会等大型赛会在南京的举行为南京饮食形象的推广和普及提供平台。即将举办的2014年南京青奥会将吸引大量的国际国内客流汇集南京。这对于南京地区的旅游接待能力的提升和旅游形象的推广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南京传统饮食文化也可以借助这一契机扩大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纵观世界奥运史，东京奥运会让寿司广为人知，汉城奥运会让大家记住了泡菜，北京奥运会使北京烤鸭大受欢迎，南京的青奥会举办也必将为南京的传统饮食文化发展提供新的平台。
4、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的挑战
（1）周边城市乡村饮食旅游产品竞争激烈。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和气候等自然条件的相似使得南京与周边城市和浙江、安徽等地的饮食习惯存在共同之处：南京乡村善制河鲜，而周边的镇江则以“长江三鲜”备受关注；南京的糕点工艺与苏州的糕团文化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竞争；另外还有“竹笋之争”、“茶叶之争”等。如以南京地区颇为热衷的吃活珠子的风俗为例，就在江苏的高邮、淮安等地同样流行。由此，如何在各个竞争对手中打造自己的特色饮食文化形象，是南京在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中的重要问题。（2）其他地区的饮食文化对南京本土饮食文化的冲击。从国内范围来看，随着各地文化交流的频繁和加深，川菜、湘菜、粤菜等其他的地域饮食文化在南京站稳脚跟，并迅速了占据了相当一部分的市场份额，对南京本地的饮食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冲击；从国际范围看，KFC、麦当劳等国际连锁快餐品牌在中国的持续风靡和大量外来饮食种类的进驻也对中国本土饮食文化的发展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朴实自然的乡村饮食文化如何在国内国外各种饮食文化的夹击中突围而出，继续传承和发扬，增加资源吸引力，是亟待研究的课题。
三、南京乡村饮食文化资源的开发对策
第7篇
对584户农户和98位专业人士的问卷分析表明，在问及“是否需要开展农村土地资产评估？”问题时，有近70％的农户及88％的资产评估专业人士回答需要。这一问题同时也被另一问题所佐证，在“您认为开展农村土地资产评估重要吗？”问题中，有近80％的农户和95％的资产评估专业人士回答很重要。调研数据表明，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农村土地资产评估的重要性，开展农村土地资产评估已成为时展的潮流。
1．1建立农村土地市场，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农村土地市场得到逐步发展。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农村土地既是一种资源，又是一种资产，以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农业资源必将进入市场，参与流通和交换；另一方面，国家鼓励农村土地市场建立和发展。2003年3月1日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标志着国家对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放开，随后党和国家相继一系列法律政策，鼓励引导农村土地市场的建立。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涉及土地估价的问题越来越多，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让、租赁费用计算，农村土地抵押贷款、耕地复垦价值计算，新农村建设中住房置换价值确定等，使得农村土地资产评估变得日益重要。调研数据显示，53．25％的农户参与农村土地流转，占被调查农户一半以上，表明忠县已存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67．81％的农户愿意流转土地，他们普遍认为，在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的条件下，土地流转不仅不会威胁到他们的生存安全，还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具备合理的农村土地价格是确保农村土地合理流转的首要条件。目前，我国农村土地交易价格混乱，缺乏一个明确、统一的土地评估标准，因而这种市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盲目性，从长远来看，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农村土地市场的健康发展。党的十指出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健全现代土地市场。健全现代土地市场，应加快发展农村土地市场，建立健全农村土地资产评估体系，开展农村土地资产评估。一方面，有利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价格是市场的灵魂，按照价值规律建立农村土地资产评估体系，有利于促进我国农村土地资产流动，引导土地从低效率经营者流向高效率经营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我国农村土地规模化、现代化、产业化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我国城乡土地资产市场的二元特征明显，主要表现为：土地产权城乡二元、土地价格城乡二元、土地市场城乡二元、土地用途城乡二元、土地规划和管理城乡二元。开展农村土地资产评估，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土地资产评估标准，有利于建立“同地、同权、同价”的城乡土地市场，促进土地资源在城乡间的合理、有序流动，促进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发展。
1．2完善征地补偿制度，保障农民合法权益据调查，63．18％的农户认为我国现行征地制度不合理，73．97％的农户对我国现行征地补偿标准不满意。党的十指出要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农村土地是农民发展的经济资源，是农民从事生产与维持生计的固定资产，也是农民最主要的财产。显化农村土地资产、盘活农村集体经济、保障农村土地平等入市、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是实现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有效途径，是农民产权权益的经济实现形式。然而，在农村土地资产化过程中，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其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2007～2011年，农村家庭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率最低（表2）。由此可以看出，在农村土地资产化过程中，土地并没有发挥其增收的功能，农民的财产权益受到了侵犯。一方面，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损害了农民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采用“产值倍数法”的计算方式，并且规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之和不得超过该土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产值的30倍。这种政府垄断和干预的土地补偿机制并没有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农民缺少话语权，导致土地补偿标准偏低，严重扭曲了土地真实价格，最终损害了农民权益［5，6］。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根据土地市场价格进行补偿，被征地的人员在获得公平交易后自谋生计。结合国际经验及遵循市场主体平等、利益均衡的原则，开展农村土地资产评估是完善我国征地制度的前提条件。农村土地资产评估有利于实现“按价征地”和充分保障失地农民权益。另一方面，我国农村土地交易中，交易价格大多是由双方自行协商或由农村基层组织协商确定的，缺乏科学依据，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其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开展农村土地资产评估，引入第三方专业的资产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对交易土地进行评估，给出独立、客观、公正和科学的评估价格能有效维护农民的权益。
1．3规范农村土地流转行为，加强农村土地资产管理农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过程必然导致农村土地流转［7］。由于我国农村土地市场发展滞后，缺乏政府的统一管理，土地流转大多是流转双方私下协商交易，导致流转行为不规范，在流转中容易产生欺行霸市、倒买倒卖等投机行为，而土地流转的投机性又导致了农村集体土地资产的流失和农地非农化。加强农村土地资产评估有助于确定合理的土地流转价格，建立农村土地市场价格体系，规范农村土地流转行为，促进农村土地合理流转。土地既是一种重要资源，又是一项重要财产，推进农村土地资产评估有助于加强国家对土地的宏观管理，为国家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第一，有助于提高耕地保护质量。我国实行了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制定了包括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明确指出“非农业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由占用耕地的单位负责开垦与所占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没有条件开垦或者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缴纳耕地开垦费，专款用于开垦新的耕地。”开展农村土地评估，建立农村土地价格体系是促使我国耕地管理向数量质量双重管理转变的重要依据。第二，有助于加强国家对农村土地的监测。加强农村土地资产评估，有助于摸清全国各地农村土地生态质量（包括数量和质量），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有助于测算我国农村包括土地在内不动产的价值总量。第三，有助于指导农村土地开发整理。应用农村土地资产评估成果，有助于合理确定土地开发整理的重点区域、区域土地开发整理潜力及应采取的措施，提高农村土地开发整理规划编制的科学性。
2推进农村资产评估面临的主要挑战
2．1农村土地制度供给不足通过调研，笔者发现，绝大部分的资产评估专业人士认为制约我国农村土地资产评估发展最主要的障碍是农村土地制度供给不足。一方面，我国农村土地资产评估在国家层面上制度设计较少，又缺少相应层面的法律制度或规章制度，导致土地资产评估缺乏科学性，无法形成正常的市场价格表达机制，造成农村土地资产价格扭曲；另一方面，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农村土地资产的评估。根据地价理论，土地价格是土地所有权垄断而产生地租的资本化。因此，推进我国农村土地资产评估首先应加强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建设。目前，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严重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农村土地产权模糊，产权模糊将不利于产权主体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并最终损害了分配机制［8］；第二，农村土地产权不稳定，主要表现为土地承包期及农民对所承包土地的不稳定性，不利于农民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阻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的建立；第三，农村土地产权不完整，土地使用权具有的转让、出租、抵押等权能受到法律法规的限制。正是由于残缺的土地使用权，才导致了土地使用的随意性以及土地流转的困难性。姚洋［9］认为土地使用权的有效转让，能够使得土地使用权具有边际产出拉平效应与交易收益效应，从而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此外，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市场制度供给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农村土地资产化。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供给不足主要表现为：流转主体的障碍、流转权利的限制、流转规则不明。农村土地市场制度供给不足主要表现为：农村土地市场体系不完善，农村土地市场管理机制缺乏。
2．2评估方法技术体系不健全现代估价方法体系的建立是基于一套固定的政策构架及市场环境假设，其常用的方法包括收益还原法、市场比较法和成本核算法。现代评估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国情的农村土地资产评估市场。一方面，中国农村土地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的市场，国家政策对农村土地的收益影响较大，预期收益成为一个难以预期的变量，导致现有估价方法需要重新考虑标准化变量的误差问题；另一方面，我国农村土地资产独特的产权性质和保障功能决定了农村土地资产评估方法设计需要更多的考量。市场比较法。市场比较法是指在求取一宗待评估土地的价格时，根据替代原理，将待估土地与较近时期内已经发生交易的类似土地交易实例进行对照比较，并依据后者已知的价格，参照该土地的交易情况、期日、区域以及个别因素等差别，修正得出待估土地的评估日地价的方法［10］。运用市场比较法所求取的价格与市场价格最吻合。但是，由于我国农村土地市场不健全，流转交易价格不规范，缺乏参照性。因此，在农村土地市场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不宜采用市场比较法。成本核算法。成本核算法是以开发土地所耗费的各项费用之和为主要依据，再加上一定的利润、利息、应缴纳的税金和土地增值收益来推算土地价格的方法。成本核算法一般适用于新开发土地的估价，在农村土地资产评估中应用范围有限。例如，运用成本核算法对在农村地理条件恶劣地区开垦的一块贫瘠土地估价，由于投入多，估价高，这就与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所评估的结果相差甚远。收益还原法。收益还原法是在估算土地在未来每年预期纯收益的基础上，以一定的还原率，将评估对象在未来每年的纯收益折算为评估基准日收益总和的一种方法。目前，学术界大都形成共识，认为收益还原法是目前我国农村土地估价中最适宜的方法。但是，收益还原法中待估地的年总收益、还原利率等参数因子很难确定，阻碍了收益还原法在实际中的应用。针对农村土地资产评估方法，62％的重庆市资产评估专业人士认为农村土地资产评估的原理和方法可以参照城镇土地资产评估的原理和方法进行。还有部分人士认为，鉴于农村土地的多样性及各种类型土地本身的特性，在开展农村土地资产评估时应采取分类评估的方法，建立分类评估技术路线。他们认为，农用地评估可以采用收益还原法、成本法，建设用地评估可以采用市场比较法。此外，沈秀峰等［11］认为，在测算农地价格时应根据农地流转方向进行不同的估价，农地转农地，则只需要测算其经济价值，农地非农化，应测算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而不同价值估价时所选择的评估方法应不同。
2．3土地市场服务体系不健全完善的市场服务体系是保障我国农村土地资产评估顺利开展的有利外部环境条件。目前，我国农村土地资产评估体系尚未建立，配套服务设施不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缺乏专业的资产评估机构和专业的资产评估人员。以重庆市为例，重庆市国土资源房屋评估和经纪协会是重庆市主要从事土地资产评估的自律组织。通过对该协会及资产评估专业人士调研得知，目前该会从事土地资产评估工作的专业评估机构，其业务范围大多集中于城市土地，很少涉及农村土地，有从事农村土地资产评估的专业人员则更少。在我国被政府认可的具有评估资格的专业人员有注册资产评估师、房地产估价师、土地估价师，国家并没有从法律层面上明确我国农村土地资产评估主体。2）缺乏市场中介组织。一方面农民获取资产评估市场信息的渠道较少，中介组织有利于搭建起资产评估需求方与评估方的桥梁，加强评估双方信息互通，促进农村土地资产评估工作的开展，进而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另一方面有利于加强对资产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的监督管理，保障需求方利益，保护农民权益。3）缺乏政府对农村土地资产评估的有效管理。由于农村土地资产评估处于新生事物发展阶段，政府对其管理处于探索阶段，导致部分地方缺乏有效管理，主要表现为农村土地资产评估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督管理缺失、出现过分干预现象等。
3有序推进农村土地资产评估的政策建议
3．1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保障农民合法土地权益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依法保障农民合法的土地权益是贯彻落实党的十方针的基本要求。加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保障农民合法土地权益的根本途径，主要途径有：一是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一方面，通过法律制度的建设，按物权理论规范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制度，赋予农民完整的承包权权能；另一方面丰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形式。地方政府要在不改变农地用途，不损害农民利益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各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模式。二是依法保障农民宅基地用益物权。通过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实行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和允许宅基地有条件转让，制定宅基地流转制度，建立合理健康的农村宅基地流转市场，彻底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的土地利用机制，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依法保障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和收益权，保护农民利益。
3．2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健全农村土地资产评估体系目前，我国城市已形成比较完备的土地资产评估体系，而农村土地资产评估工作还处于试点阶段，尚未全面开展。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土地资产评估体系，健全农村土地资产评估体系，主要措施有：一是培育专业的农村土地资产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保障农村土地价格的科学性、统一性和合理性；二是加快完善农村土地资产评估的基础性工作，尽快建立全国性的农村土地分等定级；三是探索农村土地资产评估方法，建立具有全国性指导意义的评估技术路线；四是建立农村土地资产评估中介机构，建立资产评估信息服务平台和仲裁调解机构；五是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资产价格体系。
第8篇
乡村道路管理如何建立长效机制，如何做到有法可依和经费稳定等问题摆在了万源市领导面前，领导们亲任全市农村公路管理领导小组组长，建立局级联席会议制度，负责统筹、协调和安排全面工作，构建主要领导带头抓、分管领导一线抓、职能部门经常抓、责任人员具体抓的工作格局。分管领导定期组织召开联席会议，主要分析研究各阶段农村公路管理工作的侧重点和突出间题。
万源市将有关乡村公路管理、道路运输、交通安全的20多部法律法规汇编成书，还编辑了行业主管部门2010年至2014年下发的有关农村公路管理、交通安全、公路养护等方面文件的资料汇编，发放到各乡镇领导手中，通过全市统一考试，让乡镇干部熟知法律法规。同时，有关部门把交管站综合管理知识，路政、运政执法人员、公路养护人员、公安交警执法人员相关处罚案例及执法文书编辑成“应知应会手册，要求所有交管站人员必须熟记、运用。万源市还建立了交管站考核、奖惩相关制度，将公示内容、应建台账的文件和省政府公路交通安全责任追究办法集中到一起，便于随时学习和掌握。
消灭管理盲点
万源市位于四川东北部，大巴山腹地，境内山峦重叠，沟壑纵横，海拔高差大，古有“秦川锁钥”之称，今有“巴山旅游胜地”之誉。
由于幅员面积广，万源市路政、运政、公安交警和农机等执法力量有限，执法人员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乡镇管理人员经常耳闻目睹农村公路发生的问题，又无执法资格，致使部分农村公路和车辆成为“管理盲区”。万源市委、政府为消除这些“盲区”，要求职能部门转变职能，全面推行管理工作前移、行政权力下放，将涉及农村公路部分行政执法权，委托下放到乡镇交管站，赋予管理人员一定的执法权，实现乡镇公路管理、车辆安全和行政执法权相统一，确保农村公路管理“全覆盖”。
交管站由1名乡镇分管领导兼任站长，辖区派出所副所长或民警兼任副站长，落实3名干部为专兼职工作成员，再聘请2名至3名专职人员，有力地保障了交管站的监管力量。
为保障乡村公路各项管理工作正常开展，万源市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挤出200余万元专项资金，将交管站人员工资和有关福利纳人财政预算，并为交管站统一配备了执法服装、警用摩托车、数码相机等执法装备。同时，按照“有场地、有牌子、有制度、有公章”的建设要求，督办各乡镇推进成立交管站和建设办公场地，实现了机构和办公场地标准化。
行业主管部门与交管站建立了工作联系和指导机制，开展综合执法，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监管效率。路政、运管、公安交警、农机等部门定点联系乡镇，每年定期组织交管站人员开展业务培iJ}l。除此之外，万源市规定行业主管部门对交管站人员的部分执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及时发现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负责纠正过错。市政府每年对行业主管部门指导交管站的工作进行考核，有效避免“委托了事”、“监管缺位”等问题，既能提高交管站人员执法能力和水平，又使行业主管部门在纵向管理上不出现“空当”。
明确管理职能与管理方式
农村交管站究竟应该管理什么，如何进行管理?这州直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万源市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该市出台了《万源市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目标考核实施办法》，按照“辖区负责、分段管理”的原则，将农村公路管养纳人乡镇交管站工作职责之内，抓好公路日常巡查，及时排查隐患。
市财政挤出资金保障农村公路日常养护，按照通乡和联网公路每年3000元/公里、村道公路每年1000元廿十公里的标准，专门用于乡村公路养护，并且年终按照农村公路养护考核标准，及时考核兑现到位。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政府另行安排修复资金。为使农村公路安保设施到位，对新改建农钊公路，把安保建设、质量建设、没川标准_二项同时进行，严把设计审杳、施F质量和竣工验收的份道关。
安全管控重在源头。万源市从2013年起，推行厂农村公路安全网格化管理，实行乡、村、社_三级‘人盯人、人盯路、人盯车”的“一对”监管模式，矢行街道、村、社领导与车主、驾驶员签订安全责任书。交管站建立安全基础信息规范化台账和手机信息台，把车土的姓名、车号、定期组织车主学习，随时通报本地违规车辆被处理的情况.外地交通事故和公路险情，让车主随时绷紧安全这根弦。
辖区网各类企业严格落实公路保护和安全监管主体责任，特别强化客货运输监管、建立交通路政、运政公安交警执法人员进驻企业监管，严格检查督促客货运输企业落实安全各项主体责任，严禁超限超载货车几路行驶。对客运车辆严格执行“=不进站、五不出站”规定，实行返程签单管理，‘垦决杜绝车辆“带病”出站。
万源市积极探索完善群众“一事一议”，推进农村公路建设新机制。在修建乡道、村道日轰由市公共统一采购建设材料，承建方只按技术标准建设，从根本上解决了过去公路建设层层转包，资金利用率下高，造价高、质星差、腐败严重等问题的发现。
强化管理持续性
一项工作的成败关键在于具体运作中的待久性，及时、快速地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万源市做好教育工作，为持续开展农村公路管理奠定坚实的基础。
万源市对路产保护和交通安全的宣传做到了“瓦进”，即通过电视、标语、饭信等途径进人侮个人的眼视线;对车主和乡镇居民实行面对面地宣传，让安全知识进人他们记在他们脑中;将车主和驾驶员列为教育乖点对象，组织观看警示影片，召开市级领导集体座谈安排法律学习考试.用各种方式让安全“警钟”进人他们心中;为驾驶员家属开展的“亲情树、连心桥、平安路”主题活动，让安全意识进人了众多渴望亲人平安的家庭;人人增强爱护公共财产，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等各项提升公民意识的教育宣教活动进入工会，真正做到安全教育无空缺。
此外，交竹站工作人员既与交通路政、运管、公安交警、农机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又把重沉一线、岗位前移至路一巴路上当作“办公室”，采取静态竹控和动态巡逻相结合的为一式，对事故易发多发路段进行重点监控，在节假日加大路面巡查和治超管控力度，查处各种交通违法违规行为，减少路产损害和交.越事故的发生。
强化考核仔杏和实施激励机制是解决待久卜帕勺先决条件。厅源市先后制定了《农村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考核实施细则》、《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目标考核实施办法》等规定，规定了农村公路管理实行季度督查与年底芍核，山市委督办、市政府督查室牵头相关部门组织落实，并将落实情况纳人全市绩效考核，确保农村公路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第9篇
这些人群选择乡村旅游的深层需求归纳起来主要有体验、养生、求知三种。据统计，目前参加河南乡村旅游的人大多数年龄在25～45岁之间，因此青年市场和学生市场是河南乡村旅游的支柱市场，且在河南乡村旅游市场所占的比例正逐年升高；男性和女性游客比重基本相等，大量游客选择乡村旅游仍是着眼于较低的支出费用，对于深层次体验的需求并不强烈。河南乡村旅游者主要以家庭、亲朋好友自助游的方式为主，以单位组织、旅行社组团等团队集体出游方式为辅。现阶段以短线旅游为主，平均出游时间较短，一般为1～2天。不过近年来，游客在旅游地逗留的时间正在逐渐延长。旅游者选择乡村旅游的主要动机包括：体验乡村生活、欣赏田园风光、了解人文历史、调剂假日生活等。其中，几小时式观光客逐渐减少，度假、休闲、考察、体验类游客的比例正在逐年提高。
二、河南乡村旅游市场营销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扶持力度不够，旅游配套建设落后。
河南省虽然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扶持乡村旅游，但是由于未设立用于宣传和促销的专项资金，大部分乡村旅游基地都是针对河南省境内旅游人群进行服务。而目前河南乡村旅游大多是以家庭为单位开展经营活动，所以在宣传资金上的投入有一定难度，政府专项资金的短缺严重制约了开拓省外市场的力度。目前，乡村旅游还未成为全国主流旅游形式，加之河南省名胜古迹繁多，政府资金投入有限。在古迹名城的光辉下，乡村旅游自然暗淡许多。由于政府资金投入的不足，一些乡村的交通设施和旅游配套都远远无法满足现今人们对旅游的需求。以中国传统村落河南郏县张店村为例，村里很难找到一个设施齐全、干净卫生的公共厕所。在游玩的途中不时还能看见污水长流，垃圾成堆。每逢旅游旺季，停车管理较为混乱，一旦出了问题互相推卸责任，整个旅游行程让人感到没有安全保障。同时，村民对于文物保护的意识较为淡薄，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村落历史、生态、人文环境的破坏。加强乡村旅游基地的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合理维护原生态环境势在必行。
（二）旅游层次较低、管理人才匮乏。
河南乡村旅游多数还处于初级状态，以“农家乐”形式出现为主，游玩模式为自种自摘、喝茶打牌、嬉水钓鱼、农家茶饭等，其缺少了在乡村旅游特色、文化和民俗上的深层次挖掘。河南省各地乡村旅游多如牛毛，但有特色能让人流连忘返的基地却没几个。旅游项目的开发和规划，旅游设施的建设与管理都需要大量专业人才，而河南乡村旅游项目多数以本地村民自我管理为主，缺少专业的管理人才，综合开发和管理能力严重不足，已经成为制约乡村旅游快速发展的一个弊端。其结果就是未掌握乡村旅游之精髓，使游客乘兴而来、扫兴而归。
三、河南乡村旅游市场营销科学路径选择
（一）政府主导，规划先行。
加强政府主导，做好合理规划，提高旅游服务认识。要使乡村旅游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就应采取当地政府为主导、村乡民参与、社会配合和市场运作的模式。合理制定乡村旅游发展的未来规划，依地挖掘特色旅游资源，在追求特色的过程中，不能以牵强附会的方式“挖掘”历史的凝重内涵。它要求经营者正确认识当地乡村旅游资源的独特点，例如：文化历史、劳动生产的智慧、山清水秀、民族风情等。只有这样，才能在制定旅游项目规划时，制定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项目。最终将特色旅游资源与特色旅游产品形成产业一体化，达成有农有特，以特吸旅，以旅兴农。
（二）培育人才，优化管理。
旅游业作为现代服务行业中一支大军，在不断地向前发展。景点为吸引高端客户群，提升服务水平，提高旅游产品质量，打造旅游文化品牌，都离不开“人才”。因此，各乡村旅游基地应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提高其经营管理水平。同时，要开展针对旅游从业人员的专业培训，使其成为有大局观；能服从管理；讲诚信、受礼仪的现代乡村旅游从业者。为了更好地管理旅游从业者，相关管理机构也应当制定出系统的考核办法，有奖有罚。例如：可以实行“旅游接待证制度”，对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的农户进行评定考核；实行“上岗证制度”，对接待人员进行培训考核，并定期检查。实行“星级评审制度”，推行评优活动，对条件较好、服务质量优秀的农户或单位进行星级评审，并挂星级牌。同时，还应该建立乡村旅游投诉点，对旅游过程中的违法违规现象进行及时处理。通过采取这些切实有效的举措，来规范经营、塑造形象、打造品牌，使乡村旅游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三）调动资源、创新营销。
第10篇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和双休日的实行，越来越多的人利用节假日外出旅游，特别是近年出现的乡村旅游让许多人度过了轻松而有趣的周末。乡村旅游的出现为城里人提供了方便，同时也带动了农村旅游经济的发展。不过也出现了诸多不如人意的问题，如卫生条件较差、基础设施不完善、缺乏整体规划、产品形式单一雷同等。要想发展农村旅游经济就必须采取措施，解决乡村旅游出现的问题。如制定科学的高水平的区域发展旅游规划，实施“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多渠道筹集旅游发展资金，加强宣传等。
现代旅游最重要的特征是普及性和大众性。所谓的普及性和大众性，实际上就是最大程度按照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和闲暇时间来开展旅游活动，旅游业也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尽可能多的人消费自己的产品，使企业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大众旅游兴起以来，经常性的休闲度假已渐渐取代一年一次或几年一次的观光型旅游而成为旅游的主要形式，西欧发达国家每人每年外出旅游3至4次，在英国已占到全国人口的55%，瑞典更高达75%，休闲度假已成为发达国家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在我国现阶段，虽然人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大多数人的收入仍然十分低下，衣食之外稍有节余却不足以很风光地远行逍遥。而社会时尚的召唤、追求生活质量的意识，促使现今中国平民十分渴望休闲度假。但是，国内旅游业却在一定程度上因盲目、浮躁和急功近利而忽视他们的需求。在我国，因为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旅游者占总人口的比例依然很小，而且主要集中在城市。对大多数人来说，旅游还是奢侈品，只有少数市民节衣缩食一年或几年才能外出旅游一次。这种“打牙祭”式的消费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市民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渴望和高涨的旅游需求。一些主要面对国内游客的旅游热点，因季节性强、旅游交通拥挤、旺季人满为患和价格上涨、质量不佳而使游客往而却步或扫兴而归。旅游热点的门中门、票套票和部分旅游业的不规范操作行为，也使某些旅游企业声名狼藉，为人诟病。一边是豪华宾馆的冷若闲置、国家财力的耗费，一边是广大工薪阶层因阮囊羞涩而无力消费、望洋兴叹；一边是旅游热点的季节性人口过密，一边是大众化旅游产品的缺少。高涨的旅游需求与旅游产品不如人意之间的尖锐矛盾，使国内旅游市场上形成一个巨大的空白和广阔的真空地带。在普遍的返璞归真、回归大自然的休闲度假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几个人自发去郊游，在农家短暂歇脚休息却产生了国内旅游业一个影响深远的新生事物——“乡村旅游”，即以农业文化景观、农业生态环境、农事生产活动以及传统的民俗为资源，融观察、考察、学习、娱乐、购物、度假于一体的旅游活动。
一、乡村旅游的兴起无疑带动了农村旅游经济文化的发展。
1.吸纳农村多余劳动力，增加农村收入。乡村旅游以“离土不离乡”的形式为农民提供了新的就业门路。广东河源市的苏家围景区，自2000年开展乡村旅游以来，当地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从当年的1000多元上升到3000多元。乡村旅游，使祖祖辈辈靠老天吃饭的农民，也享受了经济社会的成果，走上了致富之路。
2.促进农村文化发展。乡村旅游在城乡之间架起了文化传播的桥梁，城市居民在乡村旅游活动中感受到了农村生活的风貌，同时传播了城市文明。农民群众在旅游服务实践中开阔了视野，学习了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生活方式。
3.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旅游活动包括吃、住、行、游、购、娱六大主要要素，这使得以农业为主的农村经济结构得到优化和补充，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二、乡村旅游出现的诸多问题抑制了农村旅游经济的发展。
1.各区域“各自为政”，难成规模效益。乡村旅游一般以户为单位，没有统一规划，盲目开发资源，不做切实可行的旅游发展规划，导致农村旅游业不能健康持续发展。
2.缺乏宣传，没有品牌效应。一些乡村旅游经营者市场促销意识不强，缺乏主动宣传和参加集体促销的积极性。
3.乡村旅游开发资金严重不足。旅游资源的开发需要强大的资本做后盾，农村旅游资源的开发更需要大量资金做支撑。农村一直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其经济实力还很薄弱，由于乡政府不可能对其旅游发展做大规模投入，加之农民收入有限，因而资金短缺就成为制约农村旅游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4.基础设施建设仍需不断加强。由于资金投入不足，一些乡村旅游点在交通、食宿、卫生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制约着进一步发展。
5.乡村旅游总体水平不高，资源开发力度小、层次低，特色不够明显，内涵不够丰富，缺乏上规模、上档次的名牌拳头产品。尤其是在乡村文化方面的发掘和运用不够。一些乡村旅游点在开发建设上存在追求城市化的趋向，削弱了原汁原味的农家本色。
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推动乡村旅游经济发展。
1.制定科学的高水平的区域发展旅游规划。资源要转化为现实的产品必须实施科学的规划。在发展旅游经济的大好形势下，乡村旅游必须适应形势，站在全局的高度，重新制定一个科学的、高层次的、高水平的旅游发展规划。在区域旅游发展中突出重点，形成特色，这样才能保障乡村旅游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2.加强宣传,树立企业良好形象。积极向相关媒体提供新闻线索，想办法通过电视台、日报、周刊、广播电台、旅游网等媒体的报道（转载），把一块荒废的沙滩从零开始摇身一变成了可以让农民增加收入的“宝地”，逐步扩大了知名度和影响力，做到了“花最小的钱、做较大的宣传”。
3.多渠道筹集旅游发展资金。制约乡村旅游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缺乏旅游开发资金，因此如何筹集资金发展农村旅游成为乡村旅游开发中的一个难题。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在融资方面要全方位突出，多渠道引资。一是充分利用国家发展农村经济的大好时机，抓住政策大力发展农村旅游经济。二是利用各种优惠条件，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各种投资，包括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和利用民间资本等多种形式的投资。
第11篇
【关键词】实践逻辑；法律权威；政府权威
一、两套逻辑的比较
村民在遇到纠纷时是倾向于找政府的，而不倾向于到法院“告状”的方式来解决，这与郭星华、王平所提供的“农民法律意识与行为”的调查数据显示的结果的是一致的：“选择政府部门解决纠纷的结果达到或超过被访者期望值的比例要高于司法部门。”
但这种调查结果和现实状况是令法学家不满意的，一个法学家看到农民去找政府解决“人命关天”的大案子，就会为农民的法律意识感到遗憾。正如韦伯在《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指出的一样：“法学家总是自认为是现有规范的代言人，也许，他们是解释者或适用者。哪怕是最杰出的法学家也持有这种主观的看法。这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失望，即他们的信念受到了客观上各种事实的挑战，因而总是想把事实纳入规范，进行主观的评价。”
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农民的这种选择就不会关注村民的法律意识淡薄问题，而是关注在社会时空的紧迫性和意识有限性的条件下，村民作出的这种选择是符合“实践的逻辑”。
实践中的行动往往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理性，最多也就是如布迪厄所描述的“对其所处社会世界前反思的下意识。”但在法学家看到每一个活生生的案例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把“理论的逻辑”当作了“实践的逻辑”。因为法学家看案例思考问题时，运用的是静态的理论逻辑，静态的理论逻辑没有时空的限制，可以慢慢琢磨出最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回到实践状态中，就不仅要受到时空的逼迫和空间的限制，还受到情绪的干扰。
二、三种力量的制衡
既然找镇政府来解决矛盾，那么是否意味着我国当代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其实不然，郭星华先生在《走向法治化的中国社会》一文中谈到“法制与法治”两者之间的区别时指出：“法制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法治的诞生。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法制并不必然地排斥人治，法制既可以与法治相结合，也可以与人治相结合。当法制与人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二位的，政府权威是第一位的，法律制度是为人治理念服务的。在那里，调节国家行为的主要是政府权威，调节民间行为的主要是道德权威，法律权威只是起一种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当法制与法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一位的，是一种超越所有权威，包括政府权威，道德权威在内的社会权威，法律成了所有社会全体、社会个人的行为准则。”
如以法律的抽象命题来裁剪现实生活，一味强调遵循法律科学阐述的“原理”和只有在法学家想象的天地里才有的“公理”，这种失望是不可避免的。当事人的期望是以法律规定所包含的经济和功利意义来确定的。然而，从法律逻辑来看，这种意义是“非理性的”。这并不是导致这种冲突的现代法理学所特有的缺陷，在更大的范围内看，这种冲突是形式的法律思想具有的逻辑一致性与追求经济目的，并以此为自己期望基础的私人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造成的。
在基层政府，为了应对现实的压力，法律走向了反形式主义的方向，原因在于法律成为协调利益冲突的工具。这种推动力包括了要求以基层政府干部的利益（政绩）和意识形态代替实体正义，还包括政府机关如何将法律目标纳入其理性轨道，还包括农民对相关法律制度进行逻辑解释的要求。正是这种基于自己利益行动的合理准则，每个基层政府干部在行动时，既考虑自己，也考虑到上级政府的行动。这种期望得到了客观的证伪，虽然缺少法律的保障，这种秩序仍成为基层政府干部行动时思考的主题。
从以上的分析情况来看，农民个体的力量和法律的威力、和政府的权力相比似乎是无法较量的，但在农民自愿地将他们的问题呈现给政府来解决的时候，一方面表明了他们接受政府权威的意愿，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对自身权利的完全放弃：他们试图通过对基层政府的抗议来控制他们所面临问题的解决过程。
行政干部期待更加明确、更加规范性的文件能帮助他们毫无争议地去处理地方事务。事实正如所韦伯指出的“法律制度中的空白区不可避免：在将一般规范或者条文‘适用’于具体案件时，司法程序从来都不是一致的，或者说，从来不应该一致。”正是法律制度留下的空白，才给了纠纷各方产生争辩的可能性，也给了他们发挥自身力量来判断、影响纠纷解决过程的空间。
三、多重关系的交互
在乡村社会，庞大的血缘关系使得农民不需要精心策划、积极动员，就可以获得巨大的抵制力量来影响基层政府对问题的处理。笔者所调查的Z村如同中国大部分村庄结构一样，除了家族内部的层次性，还有同一层面及不同层面之间的互动，邻里关系在乡村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且常常与亲属关系发生重叠；通婚关系则将乡村社会与外部社会连接起来，村庄被纳入一个更大的网络中。
如果对黑格尔的那个著名的公式稍加改动，指出“现实的就是关系的”。在社会世界中存在的是各种各样的关系——不是行动这之间的互动或个人之间主体性的纽带，就是马克思所谓的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关系。
乡村社区所熟悉的血缘、地缘关系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上百人的集体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动员，不论我们用何种理论或规范来解读乡村生活中人们的客观行动，但是我们能做到的是把乡村社会看作一种客观结构，可以从外部加以把握，可以从物质上观察、测量和勾画这种结构的关联接合，实际上很难真正发现处于其中的人们的各种想法。而中国的司法实践正是加上了主观行动者对实践的解释，从而使法律的生命体现为不在逻辑而在于经验。因此在紧密的乡村血缘、地缘关系中，存在着不同于城市的司法实践经验。而这种实践经验正是法学家感到失望的地方。
总之，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我们将社会学的、经济学的或伦理学的观点引入到法律概念中去，法律观点的准确性就会受到质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9.1.
［2］萨利·安格尔·梅丽：诉讼的话语——生活在美国社会底层人的法律意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1.
［3］郑也夫.沈原.潘绥铭.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说是论文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11.1.
第12篇
本文作者：于可人刘广德工作单位：苏州市急救中心
调查对象对所辖12个市（区）范围内2004年通过江苏省乡村医生考核，并获得具有执业资质的全部乡村医生（在职或退位）有关社会保障相关资料进行全面整体调查。调查方法在通过召开乡村医生座谈会，进行类似模拟调查的基础上，系统设计统一的调查方案与表格；所有参与调查人员都是熟悉市、县级市（区）、镇（街道）分管业务工作人员，通过市级会议进行简易培训、明确调查目的与填写口径等，在各地自查复核基础上，市级由质量监督员进行复核校对，有较大问题的进行重新核对，必要时，市卫生局深入现场进行复核校正，无误后交由计算机进行统计学处理。
人员结构2004年全市获得江苏省乡村医生执业证书，根据政府有关文件精神应该解决社会保障的人员总数为4471人，其中：男性2280人，占51％，女性2191人，占49.0％，在职注册人数3841，占85.9％，离职人数630人，占14.1％（详见附表一）。目前，全市在村级（农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注册的卫技人员总数是4744人（包含：招聘的大学生、镇卫生院下派人员），其中：在职乡村医生占总人数81.0％。年龄文化在职3841名乡村医生中，年龄≥50岁的2175人占56.1％，年龄40岁-721人，占18.7％，年龄≤40岁的945人，占24.8％；大专及以上学历111人，占2.9％，其中：张家港市最高达11.3％，高中、中专968人，占25.1％，比例最高的张家港市为50.9％，初中及以下2762人，占72.0％，比例最高的为相城区、园区，分别为86.9％，86.3％。保障类型各市（区）解决乡村医生社保时间集中在2002-2007年；实行最早的地区是昆山市，2002年市政府确定解决这一问题；市（区）政府有具体文件的为五市二区（吴中、相城）；全部按照“五险”（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障的为张家港市，解决“二险”（养老＋医疗）保障的为常熟市、昆山市、太仓市，解决“一险”（养老）保障的吴江市、吴中区、相城区，其他混合型的有园区、新区、古城区。保险人数全市乡村医生应参保总人数4471人，根据有关标准已解决社会保障4189人，占总数的93.7％（不含园区征地保障人数），其中：解决“五险”占19.0％，“二险”33.8％，“一险”占30.4％，买断工龄的占10.5％，未解决乡村医生社会保障的人数有282人，占总数6.3％。（详见附表三）表三参照城镇职工标准解决乡村医生社会保障情况统计表2.5资金来源解决全市乡村医生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主要有五种渠道：市（区）财政、镇财政、村集体、用人单位、乡村医生个人。具体做法各地并不一致，纳入卫生院统一管理，依据劳动法由用人单位与乡村医生个人共同负责，纳入卫生院之前工龄补缴部分由财政、村集体、乡村医生个人按比例负责，未纳入卫生院统一管理的，由财政＋村集体＋个人共同解决，市区部分区由村集体在征地中“五险”一次同步解决。方案对乡村医生最为优惠的是常熟市、相城区、古城区（详见附表四）。
资料提示，即使在经济社会较为发达的苏州地区，村级卫技人员仍然以乡村医生为主，在职人数3841人，占总数81％，个别高达100％。昆山市虽然引进了大量外来大学生、下派卫生院执业医师，其比例也在49％。因此，要解决这支队伍的质变必然要经过一个较长时间量变过程，目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乡村医生仍然是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主要力量，妥善解决这支队伍的社会保障，对稳定队伍，吸引更多全科卫技人才到农村基层工作，保护广大群众身心健康，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及长远意义。由于历史上村集体经济和合作医疗较为巩固，使乡村医生队伍比较稳定。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农村基层卫生人才市场优胜劣汰机制未能充分体现，附表二说明三个问题：一是年龄结构，40岁以上人员占74.8％，其中50岁以上占56.1％；二是文化结构，中专（高中）以下文化占97.1％，其中：初中以下文化占72.0％；三是多数地区出现基层卫技人员短缺，乡村医生“超期服役”现象明显。上述提示，要迅速解决乡村医生队伍结构问题。首先对年龄大、文化低的要加快调离岗位，其次对年龄小、文化高的要进行学历再教育，再次要充分利用苏南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抢占农村卫技人才市场制高点。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早在2002年，昆山市政府率先施行乡村医生社会保障工作，2003年苏州市政府第34令，以地方法规的形式予以明确。后逐步推广，经过五年努力，按照城镇标准，基本妥善解决了全市乡村医生社保问题，覆盖率93.7％，即使没有解决的人员，仍享受最低“农民保障”、或“征地保障”标准。解决乡村医生社会保障，消除了卫生部门最后一个社会保障空白点，也为解决全国百万乡村医生社会保障提供了可资借监模式。苏州乡村医生社保问题之所以得到较好较快解决，是市人大、市政府高度重视的结果。市政府及部门领导多次结合农村卫生现代化主题，深入现场，调查了解乡村医生社会保障问题，督促各地加快解决，卫生行政部门妥善解决来信来访。由于乡村医生队伍工龄跨度大、隶属单位的变迁、社保政策调整、资金保障来源等，具体解决起来比较困难，但各地还是比较好地解决，共同特点：一是保障标准：按市政府提出的参照城镇保障标准；二是参保资质：为2004年获得江苏省乡村医生考核认可资质的在离岗成员；三是保障政策：对不符合社保年龄政策的，则按下岗工人买断工龄办法，给予一次性补偿（即每一年工龄，给予一个月平均工资，常熟等地区一次性优惠更高），符合参保者，按劳动法有关要求执行；四是资金筹集：纳入卫生院管理者，由用人单位与个人共同负责，具体标准按照社保要求，即：用人单位每月缴纳本人工资（不低于1200元）标准的30％，个人负责11％；在纳入卫生院之前的补缴部分，由财政、集体负责补缴费用的20－80％，个人负责80－20％；五是保障内容：主要有三种形式，即：“五险全保”（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张家港市；“二险同步”（养老＋医疗）———常熟市、昆山市、太仓市；“单一保险”（养老）———吴江市、吴中区、相城区等。研究还发现，苏州乡村医生社会保障虽然总体解决较早较好，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但截至目前，还没有真正实现100％全覆盖，尚有极少数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在城乡结合部的市区，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力争使全市乡村医生按照城镇社会保障标准仅早实现全覆盖，为实现农村卫生现代化，加快我市城乡一体化建设作出新的更大努力。
第13篇
11乡村田园观光与乡村休闲旅游的相互促进与融合。调查显示,有3617%的中国游客和高达7011%的外国游客到阳朔观光游览,排在最喜欢的旅游项目之首的是欣赏山水田园风光,高达8617%(中)和9611%(外)。休闲旅游也受到欢迎,有6617%(中)和4515%(外)的游客旅游目的之一是休闲度假,观光与休闲相互融合。中外游客都喜欢踏着自行车感受乡村的田园野趣,或是逛西街购物、怡然自得地与朋友在西街品尝中西食品、喝酒、聊天,或交谈。一是对自然田园风光体验,二是对既有地域文化特色又有现代旅游地特征的西街新文化景观的体验,构成了阳朔乡村旅游观光与休闲的两大主题。在此基础上衍生延展着其他休闲、游乐、求知的项目,如漂流、攀岩、学习与教授外语等。乡村田园观光与乡村休闲旅游的相互促进与融合是阳朔乡村旅游市场的重要持征。
21国际旅游市场对国内旅游市场的影响与带动。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全球化趋同的影响,经济强势所带来的文化强势使西方文化在全球跨文化交流中处于主流的地位,在旅游上的影响也一样。阳朔的国外客源主要为英国、加拿大、西班牙、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旅游者,他们在旅游消费观念、消费行为上都给当地带来了影响。调查显示,阳朔外国游客自费的有6110%,带薪度假的有3511%;国内游客自费旅游的占8010%,公费旅游仅占117%,带薪度假也占了1813%,出现与国外趋同的现象。像西方游客一样,国内中青年在旅游方式选择上更重视“个论文格式人取向”,自助旅游、自驾车旅游日益流行。阳朔乡村旅游中自驾车国内游客已达到1617%。西方游客在阳朔首先兴起的自行车乡间游、农民导游、攀岩等消费行为影响着国内游客。调查显示,高达4617%的国内游客喜欢在阳朔踏自行车游览,10%的游客喜欢参与攀岩活动。
31旅游吸引物的扩展与目的地居民、旅游者之间关系新载体的形成。阳朔乡村旅游的新现象使旅游出现了新的吸引物,使旅游资源产生了变化。在自然与传统人文景观背景下,新形成的旅游目的地文化不同于原初的地域传统文化,是阳朔的地域文化与西方旅游者所携带的文化相交融形成的新旅游文化形态。带有阳朔特点的各种外文标牌既有西方情调又有当地品味的餐馆、商店以及小街上行走或交谈的中外旅游者所形成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构成了新的文化吸引物,这是由当地居民与中外游客共同缔造的目的地居民与旅游者之间关系的新载体。作为“旅游吸引物”的,不仅仅是西街本身,也包含着在这一氛围下的旅游者。西方游客在这里体验中国文化,中国游客在这里感受西方氛围,使阳朔西街成为体验感受中西文化的差异与交融的一块芳草地;成为中国著名的洋人街、最大的外语角,和谐的中西文化结合点。这一新的旅游吸引物对学生影响最大,喜欢在阳朔旅游期间向外国人学外语,或者是了解当地的民俗风情和文化的就有2617%和1619%;有2314%的外国游客想在阳朔教英语。在国际旅游研究中,对目的地居民与旅游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前沿课题。菲利普•L•皮尔斯在《全球旅游新论》中就专门论述了这一问题。阳朔乡村旅游为这一研究提供了新的典型案例,从实践的角度为国际旅游研究作出了贡献。
第14篇
[论文摘要]运用景观生态学原理对城郊景观特点进行分析,重点突出景观与行为的相容性分析,确定乡村旅游景观观赏型和农产品开发利用型乡村旅游产品为主导产品。
一、引言
乡村旅游以乡村旅游资源为中心吸引物,它符合生态学的基本要求,是能促进环境、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旅游产品,因此具有生态旅游产品的一些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方面表现在对自然、社会、文化和环境的影响达到最小化原则。参照《绿色环球：国际生态旅游标准》确定乡村旅游产品的生态化标准。一是要尽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不造成环境危害。二是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在乡村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要保护旅游地的濒危物种、生物多样性、乡土植被、自然水系和自然风景。三是旅游产品在开发和经营阶段都必须保持对当地文化的尊重和敏感。
二、景观生态学理论的应用
景观生态学主要研究的是中、宏观尺度的景观结构（空间格局）、景观功能（生态学过程）和景观动态,近年来这一概念已越来越广泛地为旅游研究者所关注和采用。
1.景观结构理论与城郊旅游开发
Forman和Godron认为,组成景观的结构单元不外有三种斑块、廊道和基质。斑块是指在外观或性质上与周围环境存:在差异,同时又具有一定内部均质性的空间区域,如植物群落、湖泊、草原、农田、居民区等。廊道是指景观中与相邻环境不同,如林带、狭长河流、道路交通线、峡谷等,对的线性或带状结构廊道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廊道的宽度、内容、形状、连续性以及与周边斑块、基质的相互作用关系等。基质是指斑块和廊带所在的背景区域,也是景观中分布最广、连续性最大的背景结构,常见的有森林基底、草原基底、农田基底等,数目多而面积小的斑块使景区的景观多样性增大,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
在城郊旅游开发与规划中借用景观生态学理论,斑块代表的是城郊旅游产品,比如旅游景区（点）、特殊景观、住宿设施、娱乐设施等；廊道代表的是城市中心区与城郊地区的连接通道以及城郊地区内部和旅游斑内部的交通线路或旅游线;基质是指除此之外的背景,主要是指乡村旅游景观,由此形成一个由斑块、廊道、基质构成的网络结构。
2.乡村旅游景观特征
从景观特征来看,乡村旅游景观是人文和自然景观的复合体,由村落、农田、道路、沟渠、小片林地、水面等以类似方式重复出现,当组合方式发展变化或出现了明显不同的新的组成成分时就形成新景观。乡村旅游景观作为基质,在通常情况下面积超过现存的任何其他景观要素的总面积。当景观的环境背景或干扰状况发生显著变化,作为景观重要组成部分的基质也会产生相当显著的变化,甚至发生基质替代。
在城郊由于特定的地域环境和复杂的人际关系,生态旅游景观的稳定性受人类活动的影响特别大,如修建旅游道路及相关设施、修建旅游渡假村等都会对景观造成极大的影响和破坏。在规划设计旅游产品时,要特别注意运用景观生态学的思想，将景观要素进行合理组合,以保持景观的可持续性实现功能优化。同时根据旅游景观的异质性原理、多样性原理、边缘效应原理,针对城乡交错带景区的特点,选取不同的景观生态设计模式。
三、乡村景观相容度分析
确定了城郊景观的格局再对景观的相容度进行评价。乡村景观相容度评价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衡定。一是行为与景观价值功能的匹配特征。行为与景观价值的匹配特征表现在乡村景观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程度,及景观满足城乡居民引致需求行为的程度和能力。二是行为对乡村景观的破坏性。相互冲突的行为导致乡村景观的质量（如美景度等）下降，景观生态破坏，自然生产性降低和景观类型退化等结果。减少或杜绝这种行为对乡村景观的破坏性在乡村规划上具有的积极意义。三是行为对乡村景观的建设性。相容度较高的行为会促进景观的建设。
王云才将都市郊区开放空间景观类型依照独立景观形态进行分类,并进行人类干扰行为的具体划分,建立相容性判断矩阵,以判断值为0、1、3、5、7、9代表景观类型与行为类型之间的不相容、几乎不相容、弱相容、中等相容、相容性较强和完全相容六个等级。根据对郊区行为与开放空间景观价值功能的匹配特征分析、提出相容度较高的景观行为的建设性意见。
四、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类型
本人认为城郊乡村旅游产品中比较有代表性,并且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旅游产品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乡村旅游景观观赏型
旅游产品包括传统观光和人造乡村旅游景观旅游。传统观光乡村旅游是以自然生产和环境为基础,以自然生态系统为主体,以乡村旅游资源和乡村风情为基础,以生态旅游为主题,感受和参与生态乡村旅游包括生态乡村旅游观光、乡村风情及务农旅游等,领略大自然情趣的一种旅游形式。人造乡村旅游景观旅游的特点是以人工生态系统为主,人造景观、景点较多,投资较大,面积有限,因此生产性能差,乡村特征不明显。高科技乡村旅游观光旅游是融观光旅游、现代高科技农业旅游科研、生产于一体的高科技乡村旅游资源。具有科技含量高、教育性和观赏性强的特点。
2.农产品开发利用型
本人所指的是大乡村旅游下的各种农产品类型。旅游产品是旅游业和乡村旅游生态系统有机结合的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产出。在不违背生态规律的前提下,可根据旅游业的需要,优化选择符合景观生态学原理和满足市场需求和游客需求及兴趣的农作物种植和林、牧业、渔业的各种农产品。如利用租赁、教育农园形式开发的旅游产品。农民将土地出租给市民,农园平时由农地提供者代管。种植粮食、花草、瓜、果、蔬菜等市民喜爱的农作物类型,栽种的作物主要是享受耕作的乐趣,并以休闲体验为主。同时使用的农具和采用的耕作方式等都要具有较强的教育意义。通过这种形式,可提高旅游产品的层次,保持游客有较高的回头率。
3.农村文化体验型
文化体验旅游就是以乡村特有的民俗文化、农耕文化和饮食文化等为载体,开展民俗节庆体验、节事活动反映了一地的文化底蕴,是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文化产业。农耕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魅力在于通过游客的亲身参与体验到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务农体验旅游是通过亲身参加农事活动,真实体验农村生活,尽享劳动、丰收后的喜悦,真正达到回归自然、融入自然的精神享受。
4.综合功能型
主要是融上述三种功能于一体,利用农村或山区优美的自然环境,丰富的乡土文化,吸引游客前去度假,使旅游者获得乡村生活的体验和享受淳朴的乡野之趣。近郊环城市游憩带的短线生态旅游产品的开发有非常稳定的客源市场。应注重开发康体、休闲、娱乐项目,可依托森林风景资源开展“森林浴”活动。利用森林中优美的环境,清新的空气,含量较高的氧气、负离子、植物精气等,使人体的神经系统和呼吸系统得以康复,从而恢复人体健康。可开展野餐、露营、漂流、水上活动、康体娱乐等,在旅游项目开发时利用生态系统具有丰富的野生生物种类和适宜的康体气候特点,多开发反映自然野趣和参与性强的旅游项目。
五、结语
鉴于城郊地区特殊而独特的景观条件和生态环境,在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中运用景观生态原理来构建合理的产品结构,不但要突出乡村旅游和农事特色,更要突出乡村旅游的生态效益,提供丰富的旅游产品,避免向游客提供城市化的娱乐项目和接待服务的倾向,保持乡村旅游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制定科学的产品规划,对旅游产品实施动态管理,促进当地生态效益的提高。
参考文献：
[1]黄鹂:旅游体验与景区开发模式[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2]庞振刚董波:上海城乡交错带生态旅游开发战略研究[J].旅游学刊,2001(2)
第15篇
【论文摘要】：文章从乡村旅游者的角度出发，分析游客对乡村旅游地饮食产品感知质量的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提高游客对乡村旅游地饮食产品的满意度和忠诚度提供依据，增加乡村旅游地的回头客，并更好地促进乡村旅游地饮食资源的开发与管理。
游客的饮食主要是由当地的特色风味和普通便餐组成,当地的民间小吃也是游客感知的重要内容。饮食产品由饮食品、服务、环境综合体现。乡村旅游地的饮食产品更多融入了乡村饮食文化和体验的因素。因此游客对乡村旅游饮食产品的感知是一种体验感知。
一、游客对乡村饮食产品感知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乡村饮食产品的技术质量、服务质量与文化内涵
乡村饮食产品在提供给游客时从菜肴的质量、口味、生产、文化品位、服务等一系列程序中影响着游客在消费过程中对产品的感知效果。其中渗透着技术质量与服务质量。游客来品尝乡村饮食除了解决饥饿的需求外还有一部分是体验以往知识积累中所了解到的目的地饮食产品及其文化内涵。
技术质量体现在原料、调味、口感等方面，对饮食产品色、香、味、形、器的感知影响着游客在消费饮食产品过程中的心理感知。另外，文化的熏陶影响着游客对饮食产品的文化性感知，产品中有关的文化背景、历史渊源、民间传说、神话故事、风土人情等都是很有吸引力的乡村文化现象。如果感知大于预期期望，游客就会获得高的满意度，反之，满意度会降低。
产品的质量除了通过有形的技术质量来呈现外，还通过服务人员的服务方式呈现。服务人员的言行、对客态度等都可以组成产品的服务质量。服务中无形因素不仅可以影响游客感知质量，还可以使环境、设备、饮食产品、员工、旅游地形象等有形的东西产生膨胀，为乡村旅游地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二）游客的个体差异
游客的感知质量源于游客个体的评价，不同个体的游客在消费时存在个体的差异。对同一件饮食产品，游客的购买心理和需求可能不同。这是因为游客的职业、所处的地理位置、收入水平、年龄、性别、个性、教育程度对产品的认知度等因素的差异而对产品及服务有不同的要求，同一产品和服务在不同游客眼中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一些旅行的商人对携带方便的各种大众化小吃比较忠爱，小吃的味道、技法与品种、方便快捷性，产品价格成为影响他们感知质量的主要因素，满足生理的需要占据第一位，对于就餐环境、服务质量等外部因素就不显得那么重要了。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工薪阶层人士一般具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他们对饮食的需求不单单停留在吃上，饮食的安全卫生、绿色环保、质朴自然、原汁原味、舒适的就餐环境、热情周到的服务、体味特色的乡村饮食文化等因素将影响他们的感知质量。
（三）游客的预期期望
游客的预期期望是指包括游客从主要媒体、广告、促销人员和其他游客的口碑获得旅游产品或服务的信息和经历。预期质量受到诸如游客需求、他人口碑、成本价格及其企业形象、预期的风险等因素的影响。
这种期望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当消费时感知质量高于这种预期，饮食产品就会在游客心中留下较高的满意度，当感知质量低于预期，产品对游客的满意度就会降低，进而对游客的重复购买产生消极影响，不利于产品的口碑宣传。
（四）游客的满意度
游客满意度影响感知质量主要体现在消费后的感知质量上。首先是文化差距，服务员工可能没有完全理解不同文化的游客对服务的要求，出现了交流问题，或者是不同文化的游客没有正确的参与服务过程等等，造成服务感知质量下降。其次是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乡村旅游地的发展的水平，不同的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服务提供能力也有所差异，使游客在日常生活中对服务产生了不同的预期，从而影响到最后的感知质量。
二、如何增强游客感知质量，提高游客对饮食产品的忠诚度
（一）提高饮食产品销售的过程质量
游客在消费产品中，更多经历的是一种体验，除了产品本身特性满足其需求外，还体会到服务的细节，"细节决定成败"，一线服务人员除了充分了解产品的相关知识外还应具有良好的服务素质，满足游客日益增加的个性化需求。每一个乡村旅游经营商都是对客服务的员工，经营者应加强自己服务意识的培养，了解更多服务的技能，政府相关部门应请专家学者对乡村旅游经营者进行培训，提高经营者的整体素质，使其在服务过程中提高服务的过程质量，给游客带来更加完美的体验和经历。
（二）通过管理游客期望提高游客的感知质量
游客过高的服务期望会抵消其体验的感受而降低感知质量，游客对饮食产品的期望是旅游地宣传、以往体验、口碑沟通、游客需求与游客价值的函数，对饮食产品宣传过度带来的质量管理风险是营销管理不善造成的，而游客"以往的体验"和"口碑沟通"两个变量都是建立在"曾经感受"上，游客希望即将体验到的质量至少不能低于自己或别人"曾经感受"到的质量，这就要求产品提供者坚持不懈地保持和改善服务质量。根据饮食产品的市场定位，制定切合游客水平的期望标准，同时也应当看到游客的期望是动态变化的，今天的理想期望的服务水平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竞争的加剧，可能会转化为游客最低可接受的适当期望。所以，经营者不仅应思考如何去超越游客期望，而且还应懂得如何去平衡游客的过高期望。
（三）进行完备的市场研究，探究游客个体心理因素，开发特色饮食产品
确认游客真正想要什么，将自己的产品特色和工作方式与特定游客群进行匹配，同时，保证服务概念和产品设计能代表当前的市场定位和发展趋势。对于同一件餐饮产品，一个饥肠辘辘的游客，其核心产品是消除饥饿，最重要的质量维度是吃饱吃好，这属于服务质量中的技术质量，此外，功能质量中的反应度也比较重要;如果是为了达到一定目的宴请他人，则游客追求的核心产品可能是展示其慷慨大方的个人形象，有形性就成为游客最关注的维度，他们通过餐馆的装演、档次、服务人员的形象、饭菜的色、形等外在实体来形成对服务质量的初步判断，并通过就餐过程中的同情心、反应度、保证性等维度来进一步修正或增强对服务质量的判断，至于客人是否吃得饱，则退居次要目标，甚至根本不重要。
（四）客观承诺产品质量
实际交付的服务质量达不到游客的期望，就会引起游客的不满，从而影响旅游地的市场形象，甚至失去已有的市场份额。对于服务承诺要重视以下两方面的管理:(1)经营者应通过市场调查弄清游客对饮食服务的各种服务质量属性的看法，在促销宣传时强调游客最为关注的那些属性，使游客能正确判断和认识饮食服务质量标准与服务质量水平，使其游客期望值保持在合理水平。(2)做好有形证据与价格等隐含性承诺的管理。应当力求做到有形证据和价格水平与实际提供的服务水平相符，使之能准确地向游客暗示产品的质量水平。
（五）深入挖掘乡村饮食文化资源
旅游餐饮深度开发要保持"自然本味"的特色,以本地饮食文化资源为核心，在强化经营特色和差异性之时,突出乡村食品的天然、纯朴、绿色,以及清新的乡村环境氛围,以乡村文化的自然、闲情和野趣为特色,努力展现乡村旅游的魅力。在对乡村旅游饮食文化资源进行深度开发时,食品制作加工工艺、食品包装要有独特乡土气息,以吸引游客有领略"异味"的冲动。如乡村菜点的招牌菜,原料必须是地方特产,制作方法必须是地方传统工艺,还要使用地方特色的"土"器皿。食品经营地要创造浓郁的田园环境,乡村旅游的游客就是要这种体验。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