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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园区企业危险化学品水环境风险
1储存系统的水环境风险
各类危险化学品储罐区是能量和有害物质的集合点。化工园区内储罐区储存的原料、中间体及产品大多数具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腐蚀等特性。如镇江新区化工园区内化工企业涉及的危险化学品有1,3-丁二烯、丙烯腈、氰化钠、纯苯、苯乙烯、天然气、液氨、石脑油、汽油、煤油、柴油、硫酸、盐酸、次氯酸钠、氢氧化钾、锌粉等,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品种多、数量大。这些物质绝大多数属于闪点较低、爆炸极限范围较大的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或为有毒有害危险化学品以及腐蚀品。不少企业的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与生产装置构成了重大危险源。对于液态危险化学品储罐区,可能发生的重大事故主要有火灾、爆炸和有毒有害物质泄漏。事故中,若因消防环节处置不当而导致危险化学品进入水体,则可造成严重的水环境污染事故。
2生产系统的水环境风险
化工园区各类化工企业生产规模一般都较大,生产过程连续性强、自动化程度高。化工生产区域工艺装置主要有釜、槽、罐、塔,以及纵横交错的工艺管线等,设备种类繁多,作为特种设备的压力容器数量多。此外,化工生产工艺装置还具有设备高低不一、危险物料处理量大、操作控制难度大、动态与静态设备并存等特点,同时,危险化学品的物料类型、相态、压力、温度、体积或质量也各不相同。因此,化工工艺装置发生火灾、爆炸的可能性较大。如果化工工艺装置设计不合理、材质有缺陷、焊接质量差、密封不严、人员操作失误或受物料腐蚀、磨蚀等因素影响,那么均会导致可燃物料泄漏,进而引起火灾、爆炸事故;若发生泄漏的是有毒有害物料,则会引起人员中毒事故发生。化工生产工艺过程中的高温、高压、蒸发、干燥等都具有比较高的危险性,一旦温度、压力等控制不当,极有可能引发重大危险化学品事故,而所有与危险化学品有关的重大事故均有导致严重水环境污染次生灾害发生的可能。
3运输系统的水环境风险
邻水化工园区危险化学品运输有陆路运输和水路运输两种方式。危险化学品运输系统具有物料密集、设施流动和危害难以控制的特点,因此具有较高的危险性。装卸作业人员违反操作规程、危险化学品包装不合格、禁忌危险化学品混装混运、违章超载、超速行驶、疲劳驾驶、静电积聚、火灾初期灭火方法错误、监护不力等均有可能导致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进而造成危险化学品泄漏的重大事故。特别是沿江化工园区的码头装卸区域,其紧靠长江水体,地理位置特殊,一旦发生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极易引发次生环境污染事件发生。若对泄漏的危险化学品处置方法不当或不及时,则很可能使危险化学品流入长江,从而造成严重的水环境污染事件,对沿江城市的饮用水安全构成巨大威胁,甚至将导致民众恐慌、社会动荡。化工园区内化工企业集聚,危险源数量众多,彼此相互影响,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危险区域,一旦某个企业发生火灾、爆炸或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很容易影响到周边的其他企业,从而导致灾难性的多米诺效应,极有可能演变为巨大的水环境灾难。
利用SPSS17.0和Excel2003软件完成土壤、川芎中Cd含量的统计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方法进行不同土壤和川芎不同部位Cd含量的显著性检验。川芎不同部位Cd对人体的健康风险评价采用靶标危害系数法(THQ)。
2结果与分析
2.1不同利用方式下川芎种植土壤和川芎中镉含量的统计分析
表1显示四种方式下土壤中Cd的含量范围在0.34~1.16mg/kg,均值为0.73mg/kg,超出国家二级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值(0.3mg/kg)。土壤镉的来源主要有成土母质和人为外源两种途径,研究区川芎种植土壤母质为岷江和各山溪第四纪全新统紫色洪积物[10],本底Cd含量较高[11],可能是土壤中镉的主要来源。统计结果表明,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酸碱度不同。其中以菜-药种植的菜园土中pH值最小,镉含量最高(1.10mg/kg)这可能与菜园土中腐殖质和有机质含量较高有关,促进了土壤对镉的吸附[12]。免耕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及肥力,降低了土壤pH值,增加了土壤镉的累积[13]。在P<0.05水平上,稻-药翻耕和旱地中镉含量显著低于前两种土壤,且土壤pH值接近中性,表明提高土壤酸碱度,增加透气性可以适当降低土壤中镉的含量[14]。就不同部位而言,川芎地上部分镉含量在四种土壤中均大于地下根茎,二者差异(地上与地下镉含量比值)在菜园土中最大(1.67),在旱地中最小(1.18)。将四种土壤镉含量分别于川芎地上部分和根茎镉含量进行相关性检验,结果表明土壤镉含量与川芎根茎镉含量的相关性不显著(图1-A),而与川芎地上部分成显著线性相关(图1-B)),表明川芎根茎中镉含量除了来自土壤外,还受外界环境、人为耕作措施等因素影响,而川芎地上部分中镉含量主要受土壤中镉的影响,后者在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差异显著,进而说明川芎地上部分镉含量与种植土壤的耕作方式和轮作作物的种类有直接影响[15]。
2.2川芎不同部位
Cd的富集特征富集系数是元素在植物中与在土壤中含量的比值,体现植物从土壤中累积该元素的能力。川芎全株中镉的含量除与土壤中镉含量有关外,还与川芎本身对镉的富集能力有关。图2所示,在P<0.05水平上,川芎根茎Cd富集系数在翻耕土中为0.21,显著低于其他三种土壤,根茎对Cd的富集能力大小依次为旱地(0.32)>菜园土(0.31)>免耕土(0.29)>翻耕土,在旱地、菜园土和免耕土间川芎根茎对Cd的富集能力差异不显著,表明翻耕方式可有效抑制川芎根茎对土壤镉的富集。川芎地上部分对土壤Cd的富集能力在四种土壤间差异显著,依次为菜园土>免耕土>旱地>翻耕土,在菜园土中富集系数最高(0.478),可能受菜园土镉含量高影响。总体而言,川芎地上部分对镉的富集能力在四种不同耕作土壤下均大于根茎,这与镉在鱼腥草[16]中的累积规律相同,而与莲藕对镉的累积相悖[17]。
2.3川芎健康风险评价
2.3.1川芎根茎、地上部分中的Cd污染由于川芎根茎为传统药材,地上部分既可入药,也可食用,本研究中分别采用地理标志产品、无公害蔬菜、食品污染限量和药用植物绿色行业标准对川芎地上和地下部分进行评价。表2显示,与川芎地理标志产品相比,川芎根茎Cd含量在四种土壤中均已超标,在菜园土中超标倍数最高为5.66,免耕土次之,表明川芎镉污染上与都江堰地理标志产品间存在较大差距。以食品标准衡量,川芎根茎在免耕土和菜园土Cd含量略有超标,而在旱地和翻耕土中合格。除菜园土中略有超标外,川芎根茎均达到绿色行标中Cd含量要求。与根茎相比,川芎叶片在相同标准下超标倍数较根茎大。与地理标志产品相比,本研究中川芎地上部分Cd含量在菜园土中最大超标倍数为9.46,表明川芎地上部分要进行深加工和作为特菜发展,必须严格控制镉含量。菜园土中川芎全株超标倍数均较其他土壤高,表明与蔬菜套种(轮作)的传统耕作方式有待优化和改进。
2.3.2健康风险评估靶标危害系数法(THQ法)是美国环境保护局(USEPA)于2000年建立的一种评价人群健康风险的方法。其中EFr为暴露频率,d/a;ED为暴露持续时间,a;FI为含镉药物的每日摄入量,g/d;MC为镉在川芎中的浓度(见表1),mg/kg,Rfd为药品最高摄入量,mg/(kg•d),BW为成人平均体重,kg,AT为非致癌物暴露时间,d。计算结果THQ<1,表明重金属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影响不明显;THQ>1,表明该重金属可引起人体的健康风险,THQ值越大则表明该重金属对人体的健康风险越大。本研究中,采用默认值EFr=365d/a,ED=70a,FI=10g/d(2010版《中国药典》部川芎药品允许最大值[21]),Rfd=0.001mg/(kg•d)(USEPA推荐值),BW=60kg,AT=365d/a×70a。按《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4~2020年)》要求,我国居民的蔬菜日摄入量在300~500g,根据成都市统计局2010数据所示叶菜类蔬菜占总蔬菜种植面积的31.6%计算,川芎地上部分在产区日最大摄入量为95~160g,本文取中间值128g/d。以人体每日摄入镉的量与参考剂量的比值来看(图3所示),在P<0.05水平下,菜园土中种植的川芎地上部分和根茎THQ值显著高于其他三种土壤中的川芎,分别达到111.62%和18.52%,表明来自菜园土的川芎对人均摄入镉的含量贡献较其他土壤大,其中川芎地上部分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影响远大于根茎,具有明显的镉健康风险。这与叶用蔬菜、三七中地上部分与地下根茎的规律相同。四种土壤中川芎地上部分THQ平均值为63.18%,是根茎(11.50%)的5.49倍,表明川芎地上部分对人体镉摄入贡献大于根茎,以蔬菜形式食用地上部分的镉风险大于服用药材。从土壤利用方式来看,菜园土对人体摄入镉的风险贡献最大,其他依次为免耕土>翻耕土>旱地。要减少川芎药材镉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可以采取旱地种植和稻田翻耕土种植方式。
3结论
1.1一般资料
调查对象为牡丹江市某三甲级医院(以下简称“该院”),实行院长负责制,设施齐全;共有员工1430人,其中:博士生导师9人,硕士生导师29人,全院正高职136人,副高职164人,中级技术人员485人,初级技术人员595人;全院具有博士学位专业人员5名,硕士学位专业人员50余名。选取2013年医院152名具备代表性的临床工作者、16名相关管理人员、10名老专家和教授,合计入选178人。
1.2研究方法
发放自填式“医院医疗风险调查问卷”,调查问卷采用Likert李克特(低、较低、中度、较高、高)五级量表,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结果进行分析。
2讨论
医院医疗风险评估,是指患者在整个就医过程中可能或已出现技术风险、服务风险、管理风险以及法律风险,且该风险超出患方或医方可承受的期望值;避免医院医疗风险,需要医方通过加强诊疗技术、提高服务质量、强化管理等手段来预防或消除医疗纠纷和事故的发生,保证医疗安全,和谐医患关系。该院主要风险因素有内部风险、外部风险、综合风险,其中内部风险所占比例最大,为43.58%,主要包括学习成长风险、战略风险、人力资源风险和财务风险;其次为综合风险37.74%,主要包括医疗风险和社会责任风险;信誉风险、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等外部风险仅为18.68%。从表2、表3可以看出,该院手术各种穿刺损伤及并发症、告知不得体、违规操作、滥施辅助检查等风险时有发生,门诊医疗风险形势比较严峻,2013年检查、诊疗风险已达到276起;住院医生、护士治疗风险形势不容乐观,2013年已经达到181起,占92.82%。表5显示,医疗风险、学习成长风险、人力资源风险排序主要风险因素前三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