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消费观差异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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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网购背景，网购趋势，网购动因，文化差异

⒈网购背景

网购在中国的发展概况

1998年3月6日下午3:30，国内第一笔INTERNET网上电子商务交易成功。3月18日，世纪互联和中国银行在京正式宣布了这条消息。事隔不久，满载价值166万元的COMPAQ电脑的货柜车，从西安的陕西华星公司运抵北京海星凯卓计算机公司，这是在中国商品交易中心的网络上生成的中国第一份电子商务合同。由此开始，因特网电子商务在中国从概念走入应用。

1999年底，正是互联网来临的时候，国内诞生了300多家从事B2C的网络公司。2000年，这些网络公司增加到了700家。但随着纳指的下挫，到2001年人们还有印象的只剩下三四家。随后网络购物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寒冬时期”。SARS开辟了中国网上购物的新纪元。面对非典的袭击，多数人被困在屋内，而要想不出门就买到自己所需的东西只能依赖网络，许多防范意识很强的人也试着网上购物。至此，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网上订货、送货上门”的方便，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接受网上购物。

2006年开始，中国的网购市场开始进入第二阶段。经过了前几年当当、卓越、淘宝等一批网站的培育，网民数量比2001年时增长了十几倍，很多人都有了网上购物的体验，整个电子商务环境中的交易可信度、物流配送和支付等方面的瓶颈也正被逐步打破。

2007年是中国网络购物市场快速发展的一年，无论是C2C电子商务还是B2C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都分别实现了125.2%和92.3%快速增长。

网络购物年均增长50%，中国网络购物的市场规模在2009年实际接近1000亿。考虑影响未来3年中国网络购物市场发展的因素，总体而言利好因素更多，影响也更大，因此艾瑞咨询预测至2011年中国网络购物市场规模将达到4060亿元。

⒉网购趋势

中国网络购物的发展趋势

中国地域广阔的特性，决定了网络中的任何一个产业都不可能是被一家垄断，都会有几家进行竞争，通过市场细分和良性竞争实现不断完善和发展。当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网络购物的不断成熟时，网络购物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势：一种是走低价格路线，像超市一样，有物美价廉的商品；另一种是销售高档消费商品。随着人们文化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人们生活必需品消费价格越来越低的情况下，人们对于高档消费品的需求会不断提高，而网络购物也会为这部分需求提供服务。因此，网络购物将会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拥有各自的客户群体，并且都可能会做得很好。论文参考，网购动因。论文参考，网购动因。

虽然目前已经有网络商家开始盈利，但是真正达到规模盈利，还需要一段时间。从经营模式上来说，网络购物会出现两种形式：一种是从传统经营模式加入到网络经营模式中来，通过网络的力量不断扩大自己品牌的知名度，给更多的人提品信息服务并销售产品，获取利润。另一种则是网络商家通过网络商店做出自己的品牌后，通过一些传统方式进行网下交易，从而弥补目前国内网民有限，顾客群体相对较小的缺陷。论文参考，网购动因。无论哪种形式，中国的网络购物都会发展成为从传统到网络，或是从网络到传统，最终统一于网络与传统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发展到最后，网络购物将不会是在商品品种和价格上的竞争，而应该是在服务上。优质的服务和良好的客户关系管理将是网络购物商家取胜的法宝。

⒊网购动因

网购在中国的普及率为26.2％，而在美国高达67.8％，在韩国为57.3％，网购规模的成倍增长（2008 年比2007 年增长128.5%，2009 年上半年同比2008 上半年增长94.8%）。

3.1 思维方式

人同源，却有不同的表现，人和人之间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形成了文化文明的差异， 由人们的思维方式及思维方式物化后形成的一系列的文化差异。中西文化的思维方式差异表现在诸多方面，比如抽象和具体的差异，反映到网购上则可以理解为西方人更加实用，而中国人则多少更偏重一些精神感受。例如西方人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并觉得这东西比较实用时，就会毫不犹豫的拍下。而中国人则会左挑右选，最后也不一定买，我们注重的是挂眼科和精神上的享受。

3.2 信用观念

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失信现象屡见不鲜，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从经济学角度看，信用缺失不外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信息不对称，缺乏有效的信号传递机制，没有形成透明度高、信息传递畅通的信息环境。二是成本收益失衡，缺乏有效的信用激励约束，守信者得不到应有鼓励，失信者得不到必要惩罚，在客观上形成对失信的纵容。

经过近150年的发展，欧美等西方“征信国家”现已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信用管理法律框架体系。这些法律，支撑和保障着信用管理体系的正常运转。我国作为信用建设的后发国家，理应学习借鉴欧美等西方“征信国家”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加强信用立法，完善信用执法，努力实现信用管理的制度化、法制化。在西方“征信国家”，信用交易十分普遍，因此，不论是企业，还是普通的消费者，都有很强的信用意识。这些国家信用意识的普遍确立，一方面得益于严格的信用管理体系，另一方面则与这些国家行之有效的大众化的信用教育息息相关。论文参考，网购动因。彻底解决我国社会“信用缺失”的问题，必须借鉴“征信国家”的先进经验，积极推进信用观念的普及化。如大学教育应开设信用管理专业或课程，信用管理协会或信用管理公司应积极开展在职人员的信用管理知识培训，不断强化广大劳动者和生产经营管理者的信用观念。

在西方国家，信用管理模式各具特色，但建立和完善信用管理民间机构，并充分发挥这些民间机构在信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却是所有国家信用体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论文参考，网购动因。鉴此，我国的信用体系建设，也应坚持正确的取向。欧美等国的先进经验表明，实施信用管理社会化，有利于政府形象的树立，同时也有利于防止产生政府信用对个人、企业信用的挤出效应。

不良信用行为无记录，商业信誉不能通过显示系统及时地显示和表达出来，这是导致目前我国信用缺失的重要根源之一。培育社会信用，应当建立健全市场主体商业信誉的显示表达系统，形成真正能够奖优罚劣的社会机制。因此，我国也应借鉴欧美等国有关个人和企业信用记录的做法，在先行立法的基础上，为每个自然人和每户企业配置一个根本无法伪造的社会安全号码和商业代码，确保政府部门、银行与企业客户都可以通过其中的一个号码在网络上查询公民或企业的信用记录。当一个自然人或企业的信用不良时，其记录上会有所显示，并依规定对失信的自然人或企业实行信用制裁。这种信用记录的公开化操作，使得公民和企业的资信状况总是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当事人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进行查询。很显然，这对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升市场交易效率，有效防范不良信用行为的发生是极其有益的。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的发展，市场主体对信用交易和信息查询提出了快捷便利的更高要求。采用电子化手段管理社会信用信息，为市场主体提供高速便利的信用信息服务，是知识经济时代“征信国家”的通常做法。从欧美国家信用服务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越来越多的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开始向用户提供在线服务，消费者的信用报告已经可以直接在网上获取。因此，我国在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时，无疑也应积极采用电子化手段，并实行最大限度的联网。

3.3消费观念

我们说消费观念作为一种观念，它受到现实社会中实体的影响，如果没有相应实体的支撑，这种消费观念的不到社会的支持和认可，那么它终将不能存在。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比较是说：有一个美国老太太和一个中国老太太，美国老太太刚结婚就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买房、买车，过着有房有车的幸福生活，等到她七老八十了，钱也还清了。而中国老太太不同，她拼命的赚钱、攒钱，等到有能力买房买车的时候，她的生命也走到尽头了。当然，我们不能否定这则故事可能是商家为了鼓励人们消费而特意做的比较，但其中所蕴含的道理确实值得我们思考，看似一则单一的消费观念的比较，其实在很多方面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中美老太太之所以有不同的消费观念，是因为她们受到各自所存身的社会的影响，是因为她们受到各自文化的熏陶，我们先说美国老太太。美国老太太这种消费观念要想存在，它必须在以下几方面得到社会的支持:

① 完善的信贷制度的存在

而信贷机构的存在来自于频繁的商业贸易的刺激。西方人是典型的海洋型性格，具有开拓性和冒险精神。为了方便频繁的商业贸易，信贷机构应运而生，而信贷机构的出现进一步促进了商业贸易的繁荣。

② 信仰的个人化

信贷机构能够运行，最根本的保障就是放出去的贷款能够顺利地收回，除了用法律进行强制性的约束外，就是用个人的诚信做保障，而值得庆幸的是：宗教改革后，西方在全社会范围了完成了信仰的个人化，在整个基督教世界里建立起诚信。

③ 国民对政府的定位

西方人认为国家是在社会公意的基础上，按照契约建立起来的，人们把公共权力暂时给与政府，政府要对国民负责。所以政府有责任使国民过上幸福的生活，要想方设法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而政府也确实没让他们失望，对国民的人生从摇篮到坟墓进行了全程的福利支持。所以西方人不用担心防老，不用担心老了没人养，老了生活没着落，他们不用攒钱，有钱就消费，这样促进了货币的有效流通和经济的良性循环，而良好的经济又促进社会福利预算的提高，进一步增加国民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而中国不同，中国人之所以有这样的消费观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① 中国人是典型的大陆---海岸型人格，有这种性格的人主静

虽然，中国古代也有自己的钱庄，但那大多是富人的专场，没有在社会普及，所以你会发现中国人很少有借钱消费的习惯。另外，中国人讲究“天行健，君子应自强不息”，强调完全通过个人的奋斗来实现人生的理想，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而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他们认为通过别人帮助实现的成功不是自己的成功。

② 传统的伦理道德缺乏有力的约束

儒家文化是个典型的伦理性文化，在历史上，儒家为了约束人民，它对个人制定了广泛而又细致的约束。但它始终未能实现信仰的个人化，伦理道德对个人的约束的一个特点是：它注重宏大的、集体的约束，它强调个人的责任，忽略个人的价值，为了对个人进行有效的限制，它往往把个人和家庭联系起来，使个人经常背负对家人负责，对别人负责的包袱。对人为什么要诚信这样的问题，儒家可能会说：诚信会给你带来个人荣誉，但个人的荣誉对个人的约束是很无力的，它的实现需要个人有很高的自省性和自觉性，它把对个人诚信的约束没有交给上帝，而是交给了人本身。我们说人的修养有高有低，当一些缺乏自觉性的人通过不讲诚信而获得现实的利益时，对那些讲诚信而得不到好处的人就会具有鼓励性，鼓励人们不去讲诚信。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诚信缺失问题更为严重，信贷机构不会把钱借给那些没有背景的人，这也就出现了借钱难的问题。

③ 中国是一个血缘、宗法观念很重的社会

他们不像西方人那样活得潇洒，他强调自己对这个家庭，甚至家族的责任，他时刻为家庭更好的生活而努力，他不能只为自己考虑，他要尽自己的努力，为子孙的生活作打算。所以，他们不只为自己而活着，更要为儿女而活着，他们怕自己百年之后，儿女会为生活受苦，所以他们在世时，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儿女赚够资本。同时，这种观念也受到他们对国家的认识。论文参考，网购动因。在传统观念中，国家是个人的，国家对个人有无限的支配权利，只强调个人对国家负责，而没有从国家那里得到好处的想法，所以他们要养儿防老，为了防止不肖子孙的出现，他们要为自己的老年生活赚足钱，他们拼命攒钱，就只老年的安定生活。

当然，每一个集体习俗或观念的形成，都是在社会文化长期的影响下而沉淀下来的，每一种稳定行为的背后都可以看出文化的背影。东西方人民受到不同文化场的磁化，形成不同的行为方式、消费习惯也是必然的。

参考文献

[1]cnnic.net.cn/.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9，（7）.

[2]刘国防.网络购物安全问题研究[J].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4，（8）.

[3]伍燕青.浅谈我国网上购物的发展现状[J].华南金融电脑，2007，（3）.

第2篇

[关键词] 商标跨学科翻译文化

一、引言

商标翻译的学术研究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涌现出了一大批科研成果，尤其是国外商标的汉译更是成就喜人。研究的视野逐渐拓宽，已经不再局限于就商标翻译论商标翻译，而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跨学科的角度研究商标翻译的问题，从而把商标翻译研究一步一步引向深入。而商标翻译研究的进展又促进了商标实践，推动了我国国际贸易的持续、健康地高速发展。因此，本文拟从跨学科视野的角度探讨我国商标翻译取得的成绩，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指出存在的不足，希望以此引起学界和产业界对商标翻译的高度重视。

二、商标翻译的跨学科视野

商标翻译实际上指商标词的翻译。从表面看，商标翻译是应用一定的翻译策略实现商标词的语言转换，而实质却是文化的传播，因为商标词的选择和使用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商标翻译还是跨学科知识的综合应用，涉及到语言学、翻译学、心理语言学、经济学、营销学、品牌理论、广告传播学、消费心理学和审美学、跨文化交际学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多种学科和领域。如果商标翻译仅停留在语言层面或局限于翻译层面，就会作茧自缚，限制学术研究视野，影响商标翻译质量。只有引入相关学科进行跨学科研究，才能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研究驰名商标英译的特点、本质和规律，提高商标翻译质量。

1.文化与商标翻译

商标，特别是驰名商标，从命名到翻译的各个环节都与文化有密切关系。人们在商标上倾注了满腔的心血，寄托了无数美好的愿望。众所周知，在中华文化里非常讲究“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商标命名与翻译与其说是经济活动，倒不如说是文化活动。因此，商标翻译决不是简单的文字之间的转化，更是文化之间的交融。商标翻译必须从单纯的文字翻译提升到文化翻译，实现文字翻译与文化翻译的完美结合。为此我们首先要重视的就是对两种异质文化的研究（朱耀先，2003），力争使翻译出的商标词成功实现文化再现，既再现源语的文字美，又再现源语的文化美，在促进商品销售的同时促进跨文化交际。

（1）跨文化交际与商标翻译。跨文化交际指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之间的交际，或者说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商标词是一定文化的产物，商标词的翻译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商标翻译要求译者挖掘其负载的深层文化, 以准确有效传达商标所蕴含的丰富信息。

但文化又具有鲜明的个性，不同的文化之间自然会产生差异。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文化意象、思维模式、社会习俗、和社会关系等方面。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信息的发出者和接受者来自不同的文化环境，分别受到其所在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的影响，总是倾向于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去理解对方和判断对方，这就可能造成交际障碍，影响跨文化交际的效率和结果。产生交际障碍的根本原因是交际双方没有取得文化认同。在跨文化交际中只有相互之间实现文化认同才能超越文化交流的重重障碍。商标翻译时忽视或无视两种文化的差异，轻者造成交际障碍，导致销路下降甚至失去市场，重者导致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世界观、价值取向、文化传统、心理因素、行为规范（包括法律法规）、社会地位、角色关系和交际场合等方面的冲突。如果不重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就很容易造成文化失语现象，这在汉语商标英译中尤为普遍。因此商标翻译必须认真重视、研究和解决文化之间的差异，充分考虑译入语民族文化的可接受性、禁忌、民俗风情、习惯等，在兼顾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基础上得体、准确地传达原商标的商品信息、文化信息和审美信息，消除文化失语现象，尽力避免文化冲突，防止语用翻译失误（蒋磊，2002），在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异质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

(2)消费文化与商标翻译。传统消费理念正在发生变化，消费的目的不仅仅是（有的时候甚至根本不是）为生存而进行的物品消费，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而是从物品消费发展到符号消费即文化消费――以物品消费为载体的心理和文化需求的满足，是一种社会行为和文化形态，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孔明安，2002）。在西方世界，尤其在美国，消费文化热正在兴起，人们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转变，变得注重欲望、张扬和享乐。消费文化来势凶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影响人们的思想、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蒋道超，2004）。国内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消费观念也在发生普遍而深刻的变化，已经开始从物品消费发展到欲望消费、符号消费、品牌消费和偶像消费为基本特征的文化消费，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消费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已成为“地位符号”，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进行认真研究，探讨对策（郭景萍，2004）。

2.美学与商标翻译

美学中的翻译问题和翻译中的美学问题的统一构成翻译美学。它运用美学和语言学、文化学的基本原理来探讨翻译中的语际转换中的美学问题。从翻译美学的角度看，接受者的地位和作用是译者主要考虑的问题，以便确定其从原文到译文的转换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和可能采取的对策，使译文具备与原文同等的审美效果，实现译文与原著、读者之间的和谐统一（毛荣贵，2005）。译者必须充分运用多种创意手段以吸引消费者，所译出的商标词应做到通俗精炼、新颖独特、形神兼备和富有文化蕴涵，译语消费者与源语消费者获得相同或近似的审美感受。

3．功能对等或等效翻译理论与商标翻译

按照等效原则, 商标翻译强调译文的效果。商标的译名应同原名一样在语言功能、营销功能和文化功能上等效，目的是使译文读者（外国消费者）产生与原文读者（本国消费者）相同的感受，进而产生购买的强烈冲动，并将购买冲动迅速转化为购买行动。

4．翻译目的论与商标翻译

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是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际行为，首先要考虑的是译文的预期目的。就商标翻译而言，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吸引国外消费者的注意并产生强烈兴趣，能达到商品销售目的，实现商品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只要有助于这些价值的实现，译者完全可以别出心裁，创造性地运用各种翻译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商标翻译具有开放性，商标翻译的过程也是译者重新定义、阐释和命名的过程。因此，商标翻译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译者不必拘泥于刻板的翻译标准，采取大胆创新的翻译策略（刘法公，2002）。要成功实现商标汉英翻译的再创作，既需要译者的语言、文化、艺术的综合能力,更需要译者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刘法公，2003）。

5.语言学与商标翻译

（1）符号学与商标翻译。符号学的翻译原则是“意义相符,功能相似”。依照该原则，商标翻译不但涉及指称意义的对应转换，而且还包括联想意义的转换，以便译名商标与原名商标具有同等效力（李淑琴、马会娟，2004）。

（2）词汇学与商标翻译。词汇的联想是词汇学中的重要概念，主要有语音联想、形式联想和意象联想。相当多的词汇与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词汇本身就是文化词汇，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跨文化交际中，语义貌似相同的词汇在不同的文化中联想意义可能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造成事与愿违。由于译者对异质语言文化掌握的局限性，在商标名称翻译中非常有必要加强对词汇联想意义的分析研究，特别是对文化词汇的文化内涵的研究。

词汇的理据是词汇学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分析商标词的寓意心理、听觉心理和形象心理。

（3）词源学与商标翻译。很多商标词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中不少直接取名于圣经、经典文学作品、神话故事、寓言、传说、童话等，如果不清楚其来历，就难以从文化角度去把握商标词的精髓，达不到商标翻译的目的，甚至还有可能闹出大笑话。我们应注意研究商标词的来源和历史背景，研究在不同语境中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使商标翻译做到有的放矢。

6．接受理论与商标词翻译

商标译词的读者同时也是潜在的消费者。译者可以借鉴接受理论，从不同层面探讨商标的翻译问题。

7．心理学与商标翻译

在国内外贸易中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同一种商标的商品在一个国家或地区饱受青睐，而在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倍受冷落。更有甚者，即使在同一个国家或地区，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文化水平、甚至不同性别的消费者对同一种商标的商品也大相径庭。其原因在于同一名称在不同的语言中由于文化差异导致民族心理差异，即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文化水平乃至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消费者的心理差异和认知差异。要做好商标翻译，就必须重视民族心理以及不同民族的心理差异方面的研究。

8．命名学与商标翻译

商标设计者在命名商标时除了从本国语言和本国文化角度考虑外，还应将命名学引入商标翻译，结合对方的语言和文化，充分考虑译出的商标词的语言特点、会意功能、消费心理、跨文化传播和美学原则以及不同地域目标市场消费群体的文化差异，如价值观念、语言环境、民族习俗与民族性格、宗教禁忌、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政治历史传统等，兼顾中西语言和文化的特点，使商标译名中西合璧（孔令翠，2005）。为了搞好商标在国内外的定名（翻译）工作，有必要参照国际上的做法，如美国等西方国家就有专门的商标命名机构，为企业提供包括商标命名和商标翻译在内的多种服务，成立专业的商标命名与翻译机构，走国际化、专业化的发展道路。

9．法律和语言规范与商标翻译

译名要成功在别国取得注册商标资格，就必须符合该国相关法律法规和语言规范的要求。

10．思维科学与商标翻译

思维与语言和文化都有密切关系。在商标翻译中，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起很大作用。可以运用形象思维通过多种翻译方法可以转达原商标的形象美，发挥灵感思维的作用转达原商标的意境美。

三、跨学科视野下的商标翻译方法

随着经济和文化活动的日趋全球化，商标翻译要重视两种异质文化的研究和理解，既要突出本土文化，又要兼顾异质文化。要妥善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就应该在注意不同文化的差异的基础上采取“异化”与“归法”的翻译方法，做到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同异结合，相得益彰，中西合璧，珠联璧合。

为了实现中西合璧、珠联璧合的目标，译者主要采取单纯音译法、单纯意译法、音译附加词缀法、寓义音译法、寓义半音译法、谐音双关法、文化补偿或超额译法、缩略词法、杜撰词法、谐音附义法、创意法、约定俗成法、仿词法、移译法、改译法、转译法、重新命名法等。

但是译无定法。不管哪种翻译方法，译者都应该根据不同的产品类型和不同的消费者群体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总之，凡是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促进文化沟通的译法就是好的译法。

四、跨学科视野下的中国驰名商标英译研究：一个亟待加强的研究领域

经过搜索有关的论文数据库和查找相关资料，笔者发现讨论商标翻译的成果非常丰硕。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少有专门讨论商标英译的论文，而专门讨论中国驰名商标英译的研究成果更是凤毛麟角。很显然，对商标英译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驰名商标英译的研究已经远远落在商标的汉译研究的后面，成了被人遗忘或忽视的角落。这与我国GDP已经跃居世界第四名、进出口总值居世界第三名的地位很不相称。与学术界的“不作为”似乎早有“默契”，产业界不少拥有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也非常不重视商标的英译问题。很多企业采取拼音翻译，有的企业连拼音翻译都没有，还有部分企业甚至连网站都不能连接，更谈不上建立英文或（和）其他外文网站。驰名商标翻译中的问题随处可见，触目惊心。这些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商品的出口和国际形象（作者将专文讨论）。

笔者认为，应高度重视中国驰名商标英译研究，改变该研究领域的落后状况，促使商标的汉英互译协调发展。驰名商标英译研究仍然应该在跨学科的视野下进行，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研究驰名商标英译的特点、本质和规律，总结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并将成功的经验提炼为驰名商标英译理论，以指导我国的商标翻译，为知名企业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为驰名商标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促进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和经济文化交流，同时为非驰名商标的英译闯出一条可资借鉴的道路。我们向全世界输出 “中国造”商标的同时又输出中国文化，从而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

五、跨学科视野下的商标翻译研究：任重而道远

第3篇

11乡村田园观光与乡村休闲旅游的相互促进与融合。调查显示,有3617%的中国游客和高达7011%的外国游客到阳朔观光游览,排在最喜欢的旅游项目之首的是欣赏山水田园风光,高达8617%(中)和9611%(外)。休闲旅游也受到欢迎,有6617%(中)和4515%(外)的游客旅游目的之一是休闲度假,观光与休闲相互融合。中外游客都喜欢踏着自行车感受乡村的田园野趣,或是逛西街购物、怡然自得地与朋友在西街品尝中西食品、喝酒、聊天,或交谈。一是对自然田园风光体验,二是对既有地域文化特色又有现代旅游地特征的西街新文化景观的体验,构成了阳朔乡村旅游观光与休闲的两大主题。在此基础上衍生延展着其他休闲、游乐、求知的项目,如漂流、攀岩、学习与教授外语等。乡村田园观光与乡村休闲旅游的相互促进与融合是阳朔乡村旅游市场的重要持征。

21国际旅游市场对国内旅游市场的影响与带动。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全球化趋同的影响,经济强势所带来的文化强势使西方文化在全球跨文化交流中处于主流的地位,在旅游上的影响也一样。阳朔的国外客源主要为英国、加拿大、西班牙、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旅游者,他们在旅游消费观念、消费行为上都给当地带来了影响。调查显示,阳朔外国游客自费的有6110%,带薪度假的有3511%;国内游客自费旅游的占8010%,公费旅游仅占117%,带薪度假也占了1813%,出现与国外趋同的现象。像西方游客一样,国内中青年在旅游方式选择上更重视“个论文格式人取向”,自助旅游、自驾车旅游日益流行。阳朔乡村旅游中自驾车国内游客已达到1617%。西方游客在阳朔首先兴起的自行车乡间游、农民导游、攀岩等消费行为影响着国内游客。调查显示,高达4617%的国内游客喜欢在阳朔踏自行车游览,10%的游客喜欢参与攀岩活动。

31旅游吸引物的扩展与目的地居民、旅游者之间关系新载体的形成。阳朔乡村旅游的新现象使旅游出现了新的吸引物,使旅游资源产生了变化。在自然与传统人文景观背景下,新形成的旅游目的地文化不同于原初的地域传统文化,是阳朔的地域文化与西方旅游者所携带的文化相交融形成的新旅游文化形态。带有阳朔特点的各种外文标牌既有西方情调又有当地品味的餐馆、商店以及小街上行走或交谈的中外旅游者所形成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构成了新的文化吸引物,这是由当地居民与中外游客共同缔造的目的地居民与旅游者之间关系的新载体。作为“旅游吸引物”的,不仅仅是西街本身,也包含着在这一氛围下的旅游者。西方游客在这里体验中国文化,中国游客在这里感受西方氛围,使阳朔西街成为体验感受中西文化的差异与交融的一块芳草地;成为中国著名的洋人街、最大的外语角,和谐的中西文化结合点。这一新的旅游吸引物对学生影响最大,喜欢在阳朔旅游期间向外国人学外语,或者是了解当地的民俗风情和文化的就有2617%和1619%;有2314%的外国游客想在阳朔教英语。在国际旅游研究中,对目的地居民与旅游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前沿课题。菲利普•L•皮尔斯在《全球旅游新论》中就专门论述了这一问题。阳朔乡村旅游为这一研究提供了新的典型案例,从实践的角度为国际旅游研究作出了贡献。

第4篇

一般旅游产品的市场定位,首先考虑距离因素,遵循由近到远、逐步扩大的原则,将市场分为近距离、中距离和远距离市场等[1,2]。随着经济发展,交通通达性水平的提高,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加,距离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对相同距离的感受,因交通工具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单纯以距离定市场和营销存在局限性,必须充分发挥资源与市场互动的发展模式,在市场定位和营销中,将影响客源市场的其他因素,如旅游景点与客源市场的差异性,文化、经济联系等考虑在内。从游客消费心理的角度分析,游客旅游是体验自然或文化上的新奇,即寻找一种特色旅游产品[3],寻求一种与自身的差异。因而,差异性越大,新奇的感觉越强,对游客的吸引力就越强。因此,旅游产品文化属性或自然景观的差异性是吸引多层次游客,激发其旅游动机,带动市场发展的基本要素,在旅游市场开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4]。如何利用差异定位,突出自己,促销自身的客源市场,笔者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旅游区的市场营销中作了初步的尝试。

1沙坡头景观特点沙坡头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西部,是宁夏乃至全国著名的旅游胜地之一

1956年,中国建设第一条穿越大沙漠的铁路———包兰铁路,采用了简便易行、经济实用的麦草方格固沙法,有效地制服了沙害,保障了铁路运行的畅通无阻,实现了人进沙退的世界奇迹。旅游区位于腾格里沙漠南缘,被黄河阻断,不仅在景观上形成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奇特景观,而且沙坡陡峻,其高差100多m,东西长延伸1km,“沙坡鸣钟”为我国四大响沙之一。

在沙坡头很小的空间内,形成了大漠、黄河、长城和古丝绸之路等能反映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华民族历史的载体,是其他任何一个沙漠旅游地、黄河旅游地或长城旅游地所不能比拟的。1984年,沙坡头被宁夏回族自治区列为全区首批开发的旅游区之一;1994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内首家国家级沙漠自然生态保护区,同年被联合国评为“世界环保500佳单位”;1998年,中卫被国务院列为全国100家生态示范县之一;2002年,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区。但是,多年来沙坡头的游客数量一直徘徊在20万～30万人次,与其作为西北地区垄断性旅游产品的地位不相称。游客规模偏小,客源市场过于依赖宁夏(约占40%),长线游客份额小,游客消费水平低,导致旅游经济效益低。因此,扩大游客规模和改善客源结构是中卫旅游发展的关键问题。

2游客抽样调查及结果分析2001年,笔者对沙坡头、寺口子进行了游客抽样调查,对游客的来源、年龄、职业、性别比例、收入情况等方面的调查结果显示

从目前客源地区来看,宁夏、甘肃、北京位居前三名,宁夏游客占4012%、甘肃占1419%、北京占713%、陕西占618%,而其他地区的游客共占3018%。从表1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在远地市场,与客源地景观差异和交通的通达性是决定性因素。远地游客集中在与该地区景观有较大差异的北京、广东、上海、四川等地区。从单项调查指标可以看出,以上地区游客对中卫印象“比想像的好”,认为物有所值的高达98%,而来自本地或周边地区的游客对中卫的印象“与想像的一样”占50%,充分证明了这种“差异”的吸引力。该市场虽然距中卫空间距离普遍较远,但经济发达,只要时间允许,又有方便的交通,游客的旅游行为便成为现实。

(2)由景观差异形成的远地游客是中卫旅游发展的核心,这个增长点具有巨大潜力。在调查中发现,80%的长线游客最感兴趣的是沙坡头和大漠景区;70%的本地及周边游客最感兴趣的是新开发景区寺口子。这一方面反映了大、中、小尺度游客的旅游行为规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本地及周边游客偏向于寻求新的目的地,对旅游区的等级不太注意。面对周边地区激烈竞争,寺口子等产品在宁夏并不具备垄断性。游客对中卫了解太少,表明该市场通过促销,还有迅速发展的潜力。

(3)中卫旅游市场面向全国,辐射范围较广,但其客源主要分布于区内及周边省市,我国东部、南部和西南部地区的客源占一定份额。(4)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宁夏回族自治区及周边省(区)的客源中,距中卫市1000km半径的区域内,游客占70%以上,这说明客源集中于中、近距离地区,表现出较强的出游距离衰减规律,并且衰减速度较快。在非铁路、公路干线通过的地区,衰减速度更快,且在各个方向上的衰减速度不一致。

3市场定位与营销

3.1市场定位———反差市场根据调查可以确定,最具潜力的客源市场是在地理景观、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与该地区有较大差异的华北(含北京、天津)、华东、华南、西南地区,即“反差市场”。这些地区以亚热带湿润、暖温带湿润气候为主,以海洋、平原、水乡、湖泊景观为特点,与该旅游区的大漠、黄河等自然景观形成鲜明对比;同时该旅游区特有的“大漠孤烟、长河落日、长城烽火、丝路古道”的苍茫雄浑景色,与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兰”的意境完全不同,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都市文化,以及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氛围也截然不同。加之在特定的地理历史条件下,形成了该地区独特的民俗风情和民间艺术,使外地游客到此有异域感受和全新的经历。这种差异吸引上述地区游客到中卫旅游。这些长线路市场正是中卫客源市场的增长点。根据通达性,可分为4个目标区域。

3.1.1京津地区是国内旅游三大客源地之一,北京人的旅游消费观念、消费模式更接近国际潮流。北京集中了最多数量的外企员工、白领阶层、IT从业人员、文化艺术界人士、富有的商界人士以及外国驻华使节、跨国公司驻华人员,他们是旅游市场上的高消费群体,也是高价值群体。中卫有京包铁路、包兰铁路与北京相连接,同时北京至银川有直达列车和直通航班,交通较为方便。但目前北京游客仅占中卫游客的7%～8%,开发潜力较大。

3.1.2长江三角洲地区包括上海市和浙江省、江苏省的14个城市,是全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也是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上海有经宝中线途经中卫直达银川和乌鲁木齐的列车及直通银川的航班,但车(班)次较少,远远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今后应在加强促销的基础上,开设旅游专列和旅游包机。

3.1.3珠江三角洲地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海、惠州、东莞、中山、江门、佛山、肇庆9个城市和香港、澳门。广东是客源大省,只要目的地的产品有吸引力,可以成为一个相对重要的市场。珠三角至中卫距离远,目前没有直达银川列车,但广州到西安、兰州都有直达列车和航班,因此该区应与西安、敦煌等景点联合促销,机会成熟后还可加开旅游包机或旅游专列。对珠江三角洲市场的开拓,可先从广东做起,再延伸到香港、澳门。

3.1.4西南地区主要指四川和重庆等省市。该地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气温受地形影响较同纬度的长江中下游偏高,冬暖春早,夏热秋雨,秋季多雾,植被条件好,山青水绿,与干旱少雨、沙漠和荒漠化的西北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游客调查显示,来自该地区的所有游客对沙坡头的印象“比想像的好”,说明这种差异的震撼力,同时也表明中卫的宣传促销力度不够,产品信息还不平衡。另一方面,该地区人口密集,是距离中卫最近的反差市场,通过宝中铁路、宝成铁路相连接,交通较为方便。如能加大促销,解决交通问题(如开通旅游专列或包机),估计市场份额会大幅度攀升。

3.2营销措施

3.2.1塑造差异性旅游形象旅游产品不仅要有特色,还要有能体现该特色的旅游形象,用富有魅力的语言把产品最具吸引力的亮点、最突出的特色表现出来。针对旅游区反差市场和大尺度空间旅游行为规律的特点,在营销的每个方面应当突出地区特点,在客源地确立能代表景观差异和客源地反差的促销口号,确立有针对性的营销口号,强化大漠景观、大漠与黄河零距离组合的特殊景观,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望长城烽火,走丝绸之路,观长河落日,看大漠孤烟;沙坡头———中国沙漠旅游基地;沙坡头———国际滑沙旅游中心等,以提升潜在游客的旅游动机。

3.2.2细分市场和媒体选定反差市场后,加强对每个市场结构的研究,确定最可能到中卫观光和度假的消费者群体,作为促销的目标。如广州市的潜在游客可划分为市民阶层、外企白领、外商、大中专学生等,集中促销,力求实效;根据目标群体的生活习惯,选择目标群体主要或经常接触的媒体和其他信息传播途径,有针对性地促销。如北京有面向青年人的《北京青年报》,面向普通市民的《北京晚报》,面向自驾车者的交通音乐台或文艺台等,即细分目标群体对报刊、电视频道、电视节目的偏好,进行促销。同时,针对不同的目标群体,推出不同的产品线路。

3.2.3叠加促销,滚动发展针对客源市场区域空间大、人口密集的特点,运用传统商业促销AIDA的效应过程,即注意(Attention)、兴趣(Interest)、购买欲望(Desire)、购买行动(Action),制定旅游促销计划,能取得较好效果。消费者每日接触大量广告,真正能够进入脑海的是那些反复多次并能吸引其注意的信息。根据中卫的反差市场空间———目标区域以及目标群体,制定年度促销计划(表2)。首先对某一空间区域具有带动性的城市或游客群体进行促销,如华北地区的北京市、长江三角洲的上海市、珠江三角洲的广东、西南地区的四川等;每启动一个市场,连续促销三年,形成叠加促销之势。如此滚动若干年,可望形成广泛的市场覆盖面。超级秘书网

4结语

(1)差异性是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因素之一,可能是自然条件或资源的不同,也可能是文化上的巨大反差,或兼而有之,正是这种差异性形成了旅游产品的吸引力。

(2)“特色”是旅游产品的生命,然而特色是相对的,某旅游区的特色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是独有的,而在另外一个空间内却具有普遍性。因此在旅游开发中,应当寻找与旅游产品“特色”相对应的市场空间区域,即在“市场定位”中,不单纯按距离,还要根据产品特色或差异性进行市场空间划分。

(3)在一个旅游产品的市场营销中,应首先通过系统分析、游客抽样调查等方法确定在某一市场空间内的垄断特色,即旅游区的供给条件。在强调产品差异性和独特性的基础上,明确与地区特色相对应的细分市场。加强对目标市场的规模、特点和结构的认真分析,发现客源市场的规律,然后打造反差效果强的旅游形象,采取有针对性的促销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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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苟自钧.旅游景区(点)产品营销组合与经营方略[J].旅游管理,2003(6):27-29.

第5篇

关键词： 洋节；传统节日；全球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 G123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9-055X（2014）01-0108-05

一、引言与问题提出

近年来，西方节日在青少年群体中日益流行，特别是在大学校园，丰富多彩的西方节日越来越受到大学生们的欢迎和重视。查阅期刊网（wwwcnkinet），截止到2013年11月25日以“大学生节日消费调查”为主题的论文共有67篇。特别是2002-2012年猛增为54篇，其中2010年数量飞速增长，2010—2012年仅一年发表的“大学生节日消费调查”主题学术论文便超越了以前的若干年的总和。

实际上，在很多大学校园里，真正让人感觉到有过节气氛的往往不是中国的传统节日而恰恰是某些西方节日，譬如圣诞节和情人节。[1]有许多专家学者以及对中国传统节日比较重视的老一代对于大学生过洋节的现象表示难以理解，当然也有一部分能够接受西方文化、相对而言比较“潮流”的人表示支持。那么大学生们对待中西方节日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西方节日与中国节日是否真的产生了冲突？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中华传统节日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态，其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传承中华美德产生了重要作用。[2]2007年，国家也将法定节假日时间安排进行了微小调整：元旦不变，放假1天，春节不变，放假3天，“十一” 国庆节不变放假3天，“五一”国际劳动节减少2天（由3天调整为1天），增设传统节日（清明、端午、中秋）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各放假1天。[3-4]这样形成十大法定节日：新年（西历1月1日）、春节、国际劳动妇女节（3月8日）、植树节（3月12日）、国际劳动节（5月1日）、五四青年节（5月4日）、国际儿童节（6月1日）、中国人民建军节（8月1日）、教师节（9月10日）、国庆节（10月1日）。毫无疑问，增加清明、端午、中秋三大具有民族特色的节日休假是国家鼓励弘扬传统文化的表现，是国家主流意志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和认同。国务院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5年之后于2011年批准《徐霞客游记》开篇之日5月19日为中国旅游日（非法定节假日）。那么，我们试问：①国家提倡传统节日而洋节不放假的这一举措，是否与大学生更加积极于洋节的习惯产生矛盾？②在大学里为何大学生对西方节日的认知和参与度远远高于传统节日？

为此，笔者所在课题组就高校大学生节日问题进行问卷调查，2013年3月在××大学随机抽取3个班级120份样本，回收率92%。深入挖掘当今大学生过节的行为习惯，探索根本原因，将大学生过洋节与过传统节日行为进行对比。通过搜集大量资料并做出详细分析，了解当代大学生对于过节的一些真实想法。

二、大学生节日调查：

中西方节日的对比

（一）大学生对中西方节日的了解和重视程度

第1期张祖群：在全球化进程中融合：基于高校大学生洋节与中华传统节日的对比

从上面两个表格可看出：①大学生普遍喜欢过传统节日，大学生对传统文化还是比较重视的，但是有的学生对西方节日还是情有独钟的。总体而言，大学生对于春节、元宵节和中秋节三大传统节日和圣诞节、情人节这两个西方节日的关注程度较高；②高校大学生对于传统节日和西方节日的了解程度还是较高的，其了解程度和参与程度是成正比的（表1， 表2）。

（二）大学生节日消费状况

在本次问卷调查中，我们除了可以在各高校进行调查，研究大学生的节日偏好以外，还可以通过大学生在节日中的消费类型、规模等看出哪些节日最“火”，最受大学生欢迎。现在越来越多的节假日变成了消费日，消费者总是会在节假日中不由自主地多消费以应节日气氛。那么，对于即将步入社会的青年团体，他们在各大节日的消费状况又是怎样的呢？若如西方经济学家所说，货币是一张选票，那么大学生们又会将这些选票投入哪个节日箱里呢？在此，笔者想以中国春节和西方圣诞节为代表作为对比，看看大学生们更崇尚何者。

图1对春节受访者男女比例图2大学生春节实际消费比例图3大学生春节主要消费支出方向图4对圣诞节受访者男女比例

图5大学生圣诞节的消费意愿

图6大学生圣诞节的消费方式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有39%的大学生在春节的花费超出了自己的预算，同时有35%与预算相若，只有少部分学生（13%）花费了比预算要少的钱。同时通过图4可以发现，接受调查的大学生平均月消费都在1000元左右，相当于每天有约33元的零花钱。在这种消费水平之下，仍有不少大学生愿意拿出100元甚至更多的钱在圣诞节消费。由此看出只要每逢重要节日的确就会让大学生们“破费”不少（图2）。

再来比较图3和图6，大学生在春节的花费主要在必要的节日消费上，比如回乡探亲和送礼等。然而在圣诞节，大学生的花费基本都在个人的娱乐上，比如KTV、聚餐或参加团体活动。圣诞节显然跟春节不太一样，春节是我们必须跟着父母到处拜访亲朋好友，个人活动的机会较少，一般是为了守传统；而圣诞节却是我们年轻一代的专属权利，一般和朋友们一起过，一起聚会、开Party，因此春节与圣诞节的消费类型就会显得十分不一样。

三、问题分析与结论

（一）对大学生而言，我国节日文化的教育和传承情况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糟糕，但是有一定问题存在

通过调查发现，青年群体对我们的传统节日的认识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糟糕，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程度还是比较高的，笔者认为这源于以下几点原因：第一，高校文化教育活动出色，宣传传统节日文化到位。传统节日对塑造民族性格、凝聚民族情感有很重要的作用，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大学生正是即将步入社会对祖国做出贡献的新青年团体，如果大学校园能够对学生开展有趣的传统文化教育活动、正确引导大学生参与到传统的节庆活动中来，将使大学生受到熏陶，这对大学生了解本国历史文化、深得民族文化精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增强民族认同感起到了重大作用。[8]如果某一类文化遗产增强了地方的场所感和可识别性，它们不仅能被认同，而且能被分享，获得愉悦的体验，改善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居住质量，那么这种文化遗产无疑就存在进一步维系、经营、延续乡土节日场所等基础条件。[9]高校应积极引导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重视，营造他们对地方情感的文化认同。第二，家庭对于孩子潜移默化的文化传承教育。家庭教育是孩子第二个知识学堂，父母的教育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以发现在父母较为传统的家庭里，孩子懂得的传统文化知识会比较多。[10]所以家长浓厚的传统意识也是大学生认知传统文化的重要来源。第三，社会节日氛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大学生。青少年接受能力强，特别容易受社会氛围的感染，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过节越来越讲究，到了节假日就会出现人潮汹涌的现象，网络购物和大商场购物现象也很普遍。比如春节，各家各户张灯结彩，挨家挨户大放鞭炮，相信大学生们也能到处感受到节日的气氛。

（二）西方节日虽在我国大学生中有着普遍高的认知和参与程度，但是未与传统节日文化产生冲突

虽然我国并不重视西方节日，但是西方节日却在青年的心目中占有重要的席位。河南工业大学的学生曾在校园里就 “洋节与中国传统节日” 这一主题被作调查访问，有 200 名大学生接受了采访。其中，在选择“更喜欢过洋节还是中国传统节日”时，大约六成大学生选择了“喜欢过洋节”。对于他们而言，过圣诞等洋节的生活方式从中学就已经形成习惯了。[11]我国青年人群对过西方节日有着较高认同感（图4-图6），特别是全球化的深入和网络信息时代的驱动，使得我国众多青少年能够从网络等新媒体上全新地认识和接触西方文化，同时，也能在网络上传播西方节日文化。比如网络上流行万圣节、圣诞节青年人聚会，开party。普遍地说，西方节日是年轻人的“开心节日”，年轻人过西方节，很大部分原因来自于追求一个放松、宣泄、狂欢的场所。[12]因此，西方节日给大学生带来了新的活力体验，它的存在并没有取代传统节日，相反更应是与传统节日相辅相成。

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潮流，并且以更快的速度影响着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同样地，文化全球化作为人类文化发展的一种新态势，己经成为一种事实性的必然存在。[13-14]文化全球化的过程包括了文化融合与文化冲突，此两者是文化发展中的两种趋势，既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人类依靠科技征服自然过程中，自然界以生态失衡反过来“征服”着人类。在从农耕时代向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飞跃的过程中，需要思考文化的定位、民族文化的出路；在全球化浪潮中，需要摆脱西方现代主义价值观并且维系多样性与本土化的民族文化。[15]295-296西方节日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持一种不接受的态度，由于西方与东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我们将西方文化定义为“奇异”。尤其是传统的老一辈中国人至今仍对西方文化、西方节日有所抗拒。但是近年来，随着东西方国家的不断交流、学习中，我们更深入了解了西方文化的精粹与内在文化内涵美，使得西方文化于东方文化而言成为了一种补充，为我们的节日气氛带来了活力。而从小就学习西方语言的年轻一代更加是倍受全球化的感染，对西方节日文化表现得尤为热衷。这是东西方文化从冲突走向融合的结果，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以更开放的姿态容纳了更多的文化，这不仅仅是我们文化自觉的体现，而且是我们的体现。以圣诞节为例，在中国过圣诞节的有3种人：纯粹的基督教或天主教徒；信众、有西方生活背景的准信众；少男少女（特别是大学生）。前两种人是真的过节，受众小，后一种人则是追求新潮、娱乐发泄，受众多。这样圣诞节在中国大陆逐渐失去原本宗教神圣意义，随着商家炒作，已经演变为一个年轻人社交、狂欢的社会性娱乐节日。君不见：2013年12月24日“平安夜”商店里苹果脱销，少男少女集体狂欢，高校里开圣诞party至深夜。我们认为，对此现象没有必要上升到异国精神文化价值的入侵、本国商人唯利是图的高度，大肆批评。年青一代对自己传统节日兴趣不大，无法形成潮流和时尚，而对西方洋节却表现出时尚的热爱。到底是抛弃传统节日完全按照青年人的从众心理接受洋节，还是摒弃洋节回归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这两者形成一个互斥性的诡异逻辑。笔者试问，洋节与传统节日在年青一代是否有整合的可能？

（三）正确引导大学生培养节俭朴实节日消费观，不要奢侈浪费，要重视节日文化传承意义

大学生是未来文化消费的主要群体，因此我们要对当代大学生文化消费心理及现状进行研究，引导他们做出科学的消费决策。[16]我们知道，每逢节日（比如国庆、中秋、圣诞等）淘宝、京东等大型网购网站都会大打折扣，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来购买，而大学生正是具有强大购买力的群体之一。我对网购的风行程度实在深有体会，每当遇上随意一个节日，身边的同学都会在网上订许多商品，而在校门外的物流运输车都会堵得不可开交，满地一堆又一堆快递，摞得三层还不够……2013年情人节那天晚上9点，××大学女士宿舍楼下先是某男人给某女士送99朵玫瑰，鲜红的一大片，全楼剩下的女生都集体起哄；接着，另外一个男人送来999朵玫瑰，雇来乐队，唱起彻夜情歌。这样的神奇经历相信各大高校大学生都深有体会，其实这些都是商家的营销手段，聪明的商家正是抓紧每一个机会，铺天盖地的广告，想方设法地营造节日气氛，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宣传促销，特别是情人节和圣诞节，网络商城的关注度会异常地高涨。[17]大学生作为年轻人，追求新奇、好玩、刺激是很正常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应理性消费，追求节日气氛很重要，同时控制盲目消费也很重要。

（四）面对新潮的西方节日，我们也不应一味抵制，应该正确引导，顺势引导，培养大学生正确的节日观念，让洋节成为传统节日的一种有效补充

在持续性的传统农耕社会里产生的传统节日代表着某种传统文化现实，人们在传统节日里获得情感价值、行动方式、社会关系、人伦关系、家庭结构、审美情趣等文化原型。在特定条件下，传统节日能够在历史长河传承中断之后“蛹变”为崭新的样态，并重新回归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为民众所遵循、操演和践行[18]；多元文化相对于本土传统文化而言是冲突、竞争和矛盾，同时也有可能成为激活本土文化使之融合新生的钥匙，并成为本土文化复兴过程中动力源、变革催化剂。在从旧的世界观断裂、正向新世界观转变过程中，节日习俗面对科学或现代化、全球化的大潮，只有在自觉的条件下理性地大胆地吸收借鉴任何其他优秀文化，在自我设想和建构新的文化空间中才能更多地保留民族文化传统。[19]这是一种以退为进，在前卫中保存自我的必然选择，否则，传统文化节日必定在排斥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被打败，被消融。只有秉承文化的多样性，包容中西，才能营造有益人类长久生存发展的文化生态，实现文化多样、和谐相处，共同实现人类进步和长远发展。面对传统节日，我们要继续传承，不断从旧中创新，推陈出新，不断赋予传统节日新的青春、新的活力。面对新潮的西方节日，我们也不应一味抵制，其实抵制也是无效的，应该正确引导，顺势引导，培养大学生正确的节日观念，让洋节成为传统节日的一种有效补充，与传统节日相辅相成。面对洋节热，我们并不应该抵制它，而是应该反省我们国家的传统节日要怎么样重获百姓的关注。某专家对春节就感叹道：“要找回渐渐失去的年味儿，问题在于如何使传统节日的形式变得更加活泼，尤其是能吸引年轻人更多的参与。”[20]其实，洋节和传统节日不需要非此即彼的取舍，两者并非完全对立的矛盾，是全球化进程中一种必然的碰撞和融合现象，而应该相辅相成，保持新旧平衡和文化多样性，让大学生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愉快地“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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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旅游消费的专门研究较为少见，主要的工作是附带在相关专题或系统研究中进行的。从国外100余年的旅游研究史来看，尚未找到专门系统研究旅游消费的著作。从近期研究动态来看，也未将注意力摆在旅游消费的系统研究上来。从国内的旅游科学研究情况来看，旅游消费的系统研究已经起步，但从严格意义上来看，相关学科所作的工作更多。

旅游消费的研究，已有工作大致可从两条线索中追溯：一是从消费经济学的角度，二是从旅游科学研究中附带或从其他相邻科学角度所从事的专题研究。

1.从消费经济研究中产生的旅游消费研究成果

从消费经济角度探讨旅游消费问题，在我国是尹世杰教授最先敏锐地感觉其意义，并率先倡导的。还是在80年代初期，尹世杰教授就指导研究生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同时他也认为董辅＠①较早就具有旅游消费经济思想，主要是旅游资源价值问题和旅游资源开发保护问题的研究。实质上，在80年代就有从基本理论研究入手进行探讨的，如龚晓宽、宋维真的研究，但是总的说来未形成体系，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另外，主要从消费文化的角度，涉及了旅游消费的研究，1994年底，由《消费经济》杂志社首先发起的消费文化的讨论中，就出现了许多观点，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旅游消费的研究，如尹世杰教授认为消费文化包括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人们精心创造的实物生活资料和精神文化产品，以及富有创造性的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的消费行为；周淑莲等则认为与旅游密切相关的茶文化、酒文化、服饰文化等是消费文化在消费品上的表现，风俗、风格、地方特色等是在消费方式上的表现。这些认识，与国内国外旅游文化研究的范畴有十分类似之处，当然，也是各有侧重。值得指出的是，消费文化对旅游文化的较细致的研究也有成果，如梁琦对生态旅游消费的研究；近年来兴起的闲暇消费研究，也有不少涉及了旅游消费问题，如曹茉莉的工作；从旅游消费的分析入手进行部分预测的研究工作也有开端，如池进的工作。

2.从旅游科学进行的旅游消费研究的成果

从旅游科学的角度研究旅游消费现象，已有较多的成果。主要工作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旅游消费供给与旅游消费需求的研究。旅游消费供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地的规划和区域旅游开发两个方面，可以说近20年来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是最丰富多彩的，仅90年代以来从地理学角度进行的研究，相关论文就多达千余篇，论著和教材达30余部。据统计分析，1980～1993年旅游地理论文的63.6％为旅游资源与区域开发内容。旅游供给的研究有过以国内国外两种对象的研究，面向国外旅游市场的研究，如谢彦君的工作；面向国内的研究又有两类，一类是传统的和旅游资源非常优越的旅游地的开发研究，这是主要的；另一类是旅游资源不是很优越的旅游地的开发研究，这是一个重要的有希望的新研究领域，如许春晓的系列研究。从旅游科学角度研究旅游消费需求的专题论文较为缺乏，谢彦君作过国际旅游市场对中国旅游消费需求的研究工作，但旅游经济学中的旅游消费研究以及旅游市场研究等领域，就是为了揭示这一类问题的。值得一提的是牛亚菲在这方面的突出的有特色的工作，将旅游消费供给与需求的平衡特征研究推向地域空间，将旅游地与旅游市场的空间组织模式及动态平衡关系揭示了出来，并以大城市为中心分析了不同地域的旅游供需关系。

②旅游消费力与旅游消费关系的研究。关于旅游消费力的研究，国内一般用人均GNP水平与旅游消费关系来探讨，并已成为一个经典范式。许春晓提出“四力诠释”（资源吸力、城市挤力、收入动力、时间助力）观点，细分了形成机制；旅游消费力的实证研究，往往与其它研究夹在一起进行，常见于其它标题下的论文之中。对于旅游消费关系的研究，近年来成为热点，一方面，继续对旅游消费的正面影响给予充分肯定和更加深入的研究，甚至作为扶贫开发的重要措施研究，如蔡雄等和陆林的工作；另一方面，对旅游消费的负面影响，旅游开发对旅游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冲击的研究，这一课题近年来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注意，有不少研究成果，如全华等的工作。

③关于旅游消费模式的研究。首先是旅游消费的行为模式研究，率先工作是陈传康教授指导的硕士生研究课题，之后又有许多更深入的研究，如吴必虎等的工作以及曾尊固教授指导的陆林博士的工作；其次是旅游消费组织形式的研究，目前对团队和散客两种形式都有较多的研究。现代旅游业最初的旅游消费都是力图通过团队形式去组织的，进而在90年代以前大多把研究注意力放在团队组织上，有一批成果，如阎纲的工作。自90年代始，旅游消费观念明显的变化，散客市场迅速扩大，研究工作随之出现，如李海瑞和向才德的工作。更有人开始了自助式旅游的研究。

④旅游消费水平和旅游消费效果的研究。旅游消费水平高低的研究，确实是一个少有人深入的研究领域，目前的工作还停留在旅游消费的人均花费分析及其原因探究上，这些工作也较为分散，可见于旅游开发的现状描述和前景分析的研究工作中，如刘德谦的工作；当然，对旅游消费群的扩大速度及其旅游消费总需求的研究，也可在一些对旅游业发展的预测性研究工作中见到，但也不深入。主要工作如苏敬之和石建国的研究。关于旅游产品的精细化以适应提高了的旅游消费水平的研究，有两方面工作比较突出：一方面从旅游地的形象定位角度进行了较深入研究，如陈传康等的工作以及李蕾蕾博士论文的部分内容；另一方面，对旅游产品加工和包装的研究，如马永立和王晓云的工作。关于旅游消费中审美情趣高尚化与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研究，近年来虽有人涉足，如陈光照的工作，但尚不多见，是一个应加强的研究方向。关于旅游消费效果优化的研究，集中于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和战略研究，如谢彦君、沈兵等的工作；对于旅游地开发后各种关系的调查及其协调途径的研究，有部分成果，如李海瑞的工作。

⑤旅游消费结构的研究。旅游消费结构研究主要分两个方面进行，第一是旅游消费结构的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有旅游消费的类型划分和层次认定，如陈传康的工作；旅游消费结构的形成机制研究，如李中的工作；也还有旅游消费结构的研究方法的探索，如卫海英的工作。第二是旅游消费结构的实证研究和发展趋势研究，专门研究较为少见，多夹于旅游市场分析和区域旅游开发的有关文章中，如陈传康的许多区域旅游开发研究就涉及这类工作。

二、旅游消费研究的近期热点

鉴于旅游业迅速发展和旅游消费研究的现状，1997年6月，在尹世杰教授的倡导下，由《消费经济》编辑部和湖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在湖南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中国首次旅游消费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了30余篇论文（主要论文由《消费经济》陆续发表），到会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西大学及湖南省社会科学界的代表，湖南省政府及旅游局也派了代表，会议汇集了旅游管理职能部门的主管领导、旅游实业家和经济、哲学、旅游、地理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大会的主要论文和讨论的热点问题，反映着旅游消费研究的近期热点。

1.旅游消费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

以尹世杰教授《略论旅游消费》的发言为主线，就旅游消费的作用、当前我国旅游消费的主要问题、如何提高旅游消费质量等进行了具体的讨论，同时引发了旅游消费概念、对象、内容的讨论，如彭明朗教授提出了对旅游消费的初步定义，并划分了旅游消费的几种类型，其余专家也各持己见，因没有这方面的专题论文，未能深入而形成相对一致的看法，肯定了旅游消费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也是一种文化活动的说法；翟辅东教授《旅游消费问题浅议》的发言，对旅游消费形成条件、特点、存在问题及引导途径进行了论述，研究生黄芳《浅析旅游消费有关特点》一文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些理论问题的讨论特别热烈，在以下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旅游消费作用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对人的发展有很大作用，赞同其具有经济性、闲暇性、异地性、文化性；旅游消费问题有基础设施、环境污染、软环境落后、产品类型少等；旅游消费质量的提高途径要针对问题采取措施，特别强调了服务质量和旅游消费者素质提高两方面的作用。

2.关于旅游消费趋势的讨论

以许春晓《与湖南旅游消费趋势》的发言为引子，对后湖南旅游消费趋势，湖南旅游发展的新机遇及其旅游消费趋势下的旅游业进一步发展的对策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特别是旅游消费趋势问题，引起了观光旅游的命运、旅游消费热点演替问题的深层次探讨；讨论后基本同意旅游消费趋势为旅游消费供给和旅游消费需求开始转型并渐渐趋向平衡，旅游消费力增强且旅游消费关系进一步改善，旅游消费模式将现代化并且旅游消费内涵化将明显，旅游消费水平提高而且旅游消费效果将优化，旅游消费结构将变化，具体是观光旅游形式、自然风光旅游产品消费份额将下降，商务、度假、生态等旅游形式和文化旅游消费份额将上升，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观光旅游还将占大份额，自然风光旅游产品还是主体。梁琦通过对中国国际贸易中旅游业份额的增长趋势的分析，谈了中国旅游业发展的趋势。

3.关于旅游消费和文化消费问题的讨论

以赵学增教授《旅游与文化消费》的发言为主线，认为旅游是文化消费的基础形式之一，旅游管理的核心是文化管理，并就旅游的文化内涵和特征作了深刻论述，认为其有复合性、情景文化、本性复归、路上文化、移植文化五大特征；郑炎博士等也就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4.关于旅游消费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讨论

以曾坤生《生态旅游消费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发言为代表，既强调旅游本身的发展，也强调旅游资源的保护，认为生态旅游的发展为中西部发展提供了机遇，区域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莫一心研究员就《发展旅游业，促进持续发展》作了发言，重点就发展旅游业与转变消费方式作了论述，特别指出了旅游消费者素质提高的意义；柳思维教授和刘醒夫研究员也就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谈了湖南的战略；徐飞雄《关于旅游购物品消费的几点思考》就旅游购物品消费的特点、消费水平的意义及其提高途径作了细致的研究。

三、旅游消费研究的近期主攻方向

1.学科基本理论建设

由于旅游消费的专门研究还不是很普遍，不是很成熟，夹于旅游学科中的旅游消费研究又注重实践中出现的实际问题，进而旅游消费基本理论问题未被提到应有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和研究。而今，这一工作就显得紧迫而又艰巨起来。因为旅游消费研究的独立发展，已迫切需要基础理论的指导了。

学科基本理论的建设，对旅游消费来说还是开头，故而急需解决以下问题：①旅游消费的基本概念问题，包括旅游消费的定义、内涵、外延，旅游消费活动的特点；②旅游消费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由于旅游消费问题的研究具有综合性和边缘性，并且目前的状况是学科相关研究走在前头，自身系统理论研究尚为起步阶段，故而明确旅游研究对象和内容，实质上是明确自身与相邻学科的界线，守住自己的阵地；③旅游消费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或相对独立的学科，都应该有十分切合解决自身独特研究内容需要的有特色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论的形成有两条途径：其一是借鉴相邻学科的研究方法，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应用筛选，精选出适合者；其二是创新研究方法，根据旅游消费研究的特点，设计出一套新方法。

2.学科应用理论建设

现代科学的发展都是围绕国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的。旅游消费要加强研究的呼声，也是在旅游业日益壮大，旅游消费现象日益普及，旅游消费课题日益增多的时代大背景下提出的；旅游消费研究必须面向实际问题，立足应用研究。当然，作为指导应用研究的应用理论，是一不可缺少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目前急需解决以下几大问题：

①旅游消费的发展规律与预测方法研究。旅游消费的发展变化，其总体风格是与社会文化心态的变化密切相关的，其变化速率是随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提高而同步的。而总体风格的具体形成机制与结果，变化速率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联水平，还是很难建立精确的数量模型作中长期的预测。这又是一个意义十分巨大的工作。

②旅游消费对旅游开发影响与供需平衡研究。旅游消费会拉动区域旅游开发，这已是定论，但具体作用机制及过程尚未清楚；现今多数学者主张的旅游开发适度超前理论，也未找到这个“度”，以致旅游界在供需之间难于找到平衡点或适度点。

③旅游消费的引导方法和措施研究。旅游消费的发展在方向上存在着合理与不合理，在速度上存在快与慢，特别是在一些旅游消费习惯不普遍的地区，往往经济发展已到了旅游经济快速发展的水平，但是没有旅游消费的引导就是不能很好地发展。

④旅游消费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旅游消费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互动关系，旅游消费的水平依赖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长，旅游消费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的提高，特别是对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意义尤为重大。深入探讨这种关系十分必要。

3.旅游消费的典型现象研究

①典型现象的调研。任何学科的实证研究都十分注重典型现象的研究，典型现象的调研，为实证研究积累样板，为理论研究提供素材和证据。这种典型旅游消费现象，是全国范围出现的各种富有代表性的各类型事象的研究。

第7篇

关键词：产能过剩；消费能力；消费预期；消费意愿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4）03008208

一、引 言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产能过剩呈现出新的特点： 从潜在阶段性过剩转变为实际和长期性过剩，从低端局部性过剩转变为高端全局性过剩，产能过剩问题非常严重[1]。为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通过完善财政分权制度、建立问责制等方式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通过审批、环保、信贷等环节的调整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产权制度，并制定严格的监督机制[2]，防止产能进一步扩张；通过兼并重组和名单制淘汰落后产能；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提高城镇化率消耗过剩产能；通过激励政策，鼓励有能力的企业“走出去”在境外设厂，进一步扩大产品出口转移产能；等。但直至2013年上半年，我国产能过剩矛盾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工业企业亏损面扩大（有些行业出现行业性亏损），盈利能力下降，投资收益率甚至低于银行贷款利率；中央财政收入由曾经20%多的增长率下降到目前的个位数，甚至出现负增长，地方财政收入也出现大幅回落；银行不良贷款率不断攀升，金融风险正在由隐性变为显性；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仍然严峻。

产能过剩问题是由供需失衡所致，解决的路径是：在有效需求一定的情况下，减少产能；在产能一定的情况下，增加有效需求；减少产能扩张，同时增加有效需求。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从供给层面治理产能过剩，但从长期看，过度抑制或减少供给量，经济会出现大幅下滑，对充分就业也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增加有效需求是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大计。有效需求主要包括净出口、投资与消费三个层面。近年来，西方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裹足不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同时，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以加工贸易为主、一般贸易为辅，产品以低成本为主要优势，差异化程度低、可替代性强，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依赖出口增加有效需求的动力明显不足；在外需萎缩的情况下，我国主要采取大规模的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增加有效需求量，但投资的快速增长带来的是中间需求，过度的投资形成的产能，如果不能进入消费形成最终需求，只会加剧产能过剩矛盾。同时，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已经证明，通过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进而增加有效需求的空间已越来越小，保持适当的投资增长速度才是正确的选择。

考虑到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发展消费推动型经济，通过扩大最终消费增加有效需求，是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明智选择。提振居民消费一方面可以发挥消费对出口减少的抵补作用，降低外需萎缩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消费将投资形成的中间需求转化为最终需求，发挥消费对经济循环的促进作用，可以重塑我国投资、消费与净出口之间的均衡格局。因此，提振居民消费对于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并拉动经济均衡增长均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中后期，消费不足理论在西方盛行。经济学家，如梅特兰、马尔萨斯、西斯蒙第、霍布森、福斯特、卡钦斯以及莱德勒等，均是消费不足理论的倡导者，认为消费品需求不足是引起产能过剩进而造成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化解产能过剩的重要工作之一便是通过经济手段增加消费需求。其中，梅特兰在《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的研究》中提出储蓄是生产和消费流通过程中的流出量，由于消费决定生产，因此储蓄不仅意味着消费的减少，也意味着生产和未来收入的减少，如消费减少的同时生产增加，则会造成产能过剩危机。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强调，自由竞争与技术进步使生产的无限扩张成为可能，但同时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导致财产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占国民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收入则相对不足，从而使消费市场逐渐低迷，最终破坏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导致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马尔萨斯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强调，如若供给量增加而需求量未得到相应增加，生产规模的扩大就会存在可持续性问题，最终造成产品过剩。霍布森、福斯特和卡钦斯等都认为，过多将现时收入用于储蓄，使得消费的比重过低，导致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平衡被打乱，最终导致产能过剩而引发经济危机。 其中，霍布森进一步分析了过度储蓄的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的不均等。莱德勒认为，提高工资同时保证储蓄的降低，则可以使得消费增加，消耗过剩产能进而带动新的消费品与资本品生产，促进繁荣的延续。此外，阿夫坦利翁、凯恩斯虽然不是消费不足理论的倡导者，但两者的学术观点与消费不足理论不谋而合。其中，阿夫坦利翁在《产能过剩引起的周期危机》中提出了“加速原理”，认为消费品的缺乏是促进资本品生产的重要原因，由于资本品的生产需要经历较长时期，因此消费品产量获得增长之前必须经过一个漫长的时期，最终使得资本品的生产受到过度的刺激，导致产能过剩。而凯恩斯在《通论》中使用“消费倾向”创造了经济分析工具，也与消费不足理论具有很高契合度。到20世纪后半期，西方国家依旧存在产能过剩问题，不过其产能过剩问题基本是经济周期的结果，并不严重，加之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市场机制较为完善，近年来研究成果多倾向于建议在企业微观层面通过科学管理化解产能过剩。同时，由于西方国家信贷消费发达，居民消费长期处于较高水平，通过进一步提振消费来化解产能过剩的建议则越来越少。

1997年，伴随着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产能过剩问题开始在我国显现。近年来，随着产能过剩问题的严峻性日益加重，如何有效化解产能过剩也成为我国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很多学者建议通过改革财税体制、产权制度，完善产业进入和退出机制，调整产品及产业结构等途径化解产能过剩。关于消费是否可以化解产能过剩这一问题，还没有专门、系统的研究，但林毅夫等[3]、周劲和付保宗[4]、周业和盛文军[5]、周学仁和李东阳[6]以及曹海霞[7]等在相关研究中有所涉及，均认为增加消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其中，林毅夫等 [3]提出增加消费和国内就业等政策，只有有力执行，才可以起到化解产能过剩的作用。周学仁和李东阳 [6]认为，我国风电设备、光伏生产等新兴行业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是国内配套产业发展不足，着力扶持相关配套产业发展，以增加国内对风电设备、光伏产品的需求，是我国治理新兴行业产能过剩的最优选择。林美芬 [8]认为，改变政府主导投资的局面，充分发挥市场自我调节功能，同时提振居民消费，是化解我国产能过剩矛盾的重要手段。陈乐天 [9]认为，我国2008年以来的产能过剩是因为消费升级导致的长期性产能过剩，应该着重挖掘消费滞后的农村消费需求，从需求端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此外，陈娟等 [10]、马晓河和胡拥军 [11]、许善达 [12]、滕泰和冯磊 [13]等认为消费总量偏低、消费结构升级是造成我国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之一，间接证明了提振消费可以化解产能过剩矛盾。

三、研究机理

经济循环（如图1所示），简而言之，就是“资本―产能―产品―资本”的循环：资本通过投资形成产能，企业利用生产经营技术进行产品生产，产品通过消费、出口形成新的资本，资本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循环中创造更多经济利润。分析经济循环机理，不难得出结论：只有保证投资的充足性与效率，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水平，确保消费市场与出口市场中有效需求的活跃，才能使经济循环体系高速、高效运行，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最终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图1 经济循环机理图（简图）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不均衡：一方面，我国投资主要为政府主导型外生性投资，投资总量偏大同时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效率较低。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政府往往通过政策调整对一些行业进行大力度地支持或限制，因此，在政策导向下，投资容易集中流向某一行业[14]；另一方面，我国居民消费不足问题与消费升级加快现象同时存在。由于可支配收入水平偏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因素，致使居民消费能力下降的同时消费预期上升，因此居民当期消费意愿持续降低，消费支出不断减少，导致消费不足。同时，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居民尤其是高收入群体，对产品服务的要求不断提升，消费升级不断加快导致一些产品失去市场，迅速被淘汰，造成产品积压等问题。此外，由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近年来贸易摩擦的增加、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我国出口优势逐步丧失，出口量不断降低。投资、消费、出口发展不均衡，导致经济发展不均衡，其最直接、最严重的后果之一便是产能过剩。

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形成机制可描述为：在“投资驱动型”经济发展方式下，鼓励投资的优惠政策不断增加，因此投资成本持续降低，在逐利动机作用下，企业投资冲动大幅增加。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市场机制不完善，加之消费市场低迷，消费引导投资走向的作用逐渐失效，造成投资决策信息缺失。在投资冲动增加与投资决策信息缺失的共同作用下，我国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同时，投资结构失衡与投资效率降低的问题日益突出。结构失衡、效率低下的投资增加，必然意味着产能的过度增长，即供给的过度增长；而由于近年来全球金融危机与我国劳动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我国出口量急剧降低，加之长期以来我国居民消费总量偏低，有效需求明显不足。供给的持续增加与有效需求的长期不足，导致产品积压和生产线闲置，最终导致产能过剩。

造成产能过剩矛盾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来自于供给层面的投资过多和投资结构失衡[15]；二是来自需求层面的居民消费升级加快，同时消费不足、出口减少。产能过剩的结果则主要表现在生产线闲置和产品积压两个方面。由于投资过多和投资结构失衡，导致一些行业产能扩张过快，产能供给大于市场需求，造成资源的闲置浪费，这些行业可通过并购重组、淘汰落后产能等方法化解产能过剩，但对由于居民消费升级加快或消费不足、出口减少而导致的产能过剩，在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大、可控性小而复苏较慢的条件下，则应主要通过提振居民消费，在需求层面化解矛盾。

消费的增加可以有效降低我国产能过剩并防止其进一步加剧，在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居民消费增加，尤其是相对滞后的农村居民消费的增加，可以消耗掉由于产能过剩而形成的大量产品积压，进而降低当前产能过剩的严峻性。一方面，可以向市场传递信号，避免资金流向市场已经饱和的行业，改变我国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而造成的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效率偏低的现状，进而防止产能过剩在未来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消费通过加快投资到资本的转化促进经济循环，通过抵补出口的减少和引导投资方向调整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现状，可以促进我国经济均衡发展，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投资具有供给与需求双重属性，在基本建设阶段投资主要体现需求属性，通过对设备、材料的需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过剩产能矛盾，而在项目建设完成则主要体现供给属性，形成产能供给，加剧产能过剩，因此投资在短期内同时具有加剧与化解产能过剩的双重效果。但由于投资没有自循环功能，不具有将产能转化为资本的能力，不能带动经济循环，因此，从长期看，投资增加最终造成产能扩张，只能加剧而无法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只有消费与投资相匹配，通过消费将投资形成的中间需求转化为最终需求，使得经济循环体系中最基础的一环――产品到资本的转换速度加快，提高资金利用率，带动经济体系高速运行。同时，居民的消费偏好通过传导机制影响企业投资方向，在避免资金向产能过剩行业流动的同时也可以引导资金流向尚有市场空白、更有市场发展前景的行业，间接加快我国产业结构改造与升级。

四、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

1.变量选取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消费理论作为我国消费理论的基础。但无论是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理论、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还是预防性储蓄假说、相对收入消费理论，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国消费不足的成因。

相对收入消费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里于1949 年提出的，包括消费的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其中，示范效应是指居民消费支出受到现期收入、过去消费以及收入水平的影响，同时，周围人的消费行为也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棘轮效应是指短期消费函数曲线就像棘轮一样，对消费的下降起着阻滞作用，当收入增长偏离长期的趋势时，短期边际消费倾向小于长期边际消费倾向。收人增加则消费会随之迅速增加，而当收入减少时，在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共同作用下，消费减少则相对较小。因此，收入增加对消费增加作用较大，提高收入是稳定提高消费的根本。

预防性储蓄假说最早可追溯到费雪和弗里德曼的研究，这一理论在吸收了理性预期思想的基础上，将不确定性引入分析框架，从而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考察了消费者的跨时优化选择行为。该理论认为，不确定性与财富积累之间具有相关性：风险厌恶的消费者为预防未来不确定性而进行储蓄（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是由收入的波动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度等因素造成的），储蓄不仅仅是为了在生命周期内配置资源，还是为了对不确定性加以保险。所以，收入波动愈大、社会保障体系愈不完善，则不确定性越大，在这种情况下，预防性储蓄的增加额越多，过度敏感性也表现得更加突出，进而导致消费支出额大幅下降。

此外，根据习惯形成理论，消费者过往的行为和经历通过反复刺激会在消费者心中形成一定的习惯，进而影响消费者对于外部刺激强度的反馈。不同于政府消费，居民消费作为一种纯粹的个体决策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消费者决策心理和行为习惯的制约与影响，在较为特殊的情况下，这种内在因素的作用甚至会超过收入变动对消费的影响。因此，作为反应居民消费意愿的重要方面，消费习惯也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

经济计量研究始于经济学中的相对收入消费理论、预防性储蓄假说以及习惯形成理论，本文认为居民可支配收入、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及居民前期消费等三个因素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

2.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国家统计局网站以及中国统计年鉴。因数据指标起始年份均为1980年而只有部分数据终止年份为2012年，考虑到数据分析的一致性，本文全部数据样本区间为1980―2011年，样本容量为32。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为保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对部分数据进行处理：（1）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口人均纯收入进行了处理，分别乘以相应的城镇人口总数和农村人口总数后求和并换算为以亿元为单位的数据。（2）为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分别对消费支出、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等基础数据进行了处理，用相应数值除以消费者价格指数，得到具有可比性的数据。（3）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的统计口径存在差异，1980―2006年的数据为社会保障支出，2007―2011年的数据为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的总和，因就业支出在社会保障支出中所占比例较小，此部分未作相应处理，由此可能造成实证结果存在少许误差但在可接受范围内。

3.实证检验

（1）探索性分析

图2 变量趋势图

对居民消费支出（C_expenditure）、居民可支配收入（Disposable_income）、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S_expenditure）这三个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做趋势图（如图2所示），其中左侧坐标轴代表消费支出与居民可支配收入，右侧坐标轴代表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图2表明，居民消费支出、居民可支配收入、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三者之间具有一致的趋势，可能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因此适于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2）滞后阶数选择

利用Eviews软件确定模型适合的滞后阶数，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一阶滞后较为合理，如表1所示：

表1模型阶数选择标准（1980―2011年）

4.经验分析

实证结果表明，居民消费支出受到居民可支配收入、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以及居民消费习惯的影响很大。其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习惯与居民消费支出正相关，而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和居民消费支出负相关。本文认为制约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主要原因集中在以下三点：

（1）可支配收入偏低且差距过大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居民消费支出正相关：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则居民消费支出随之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少，则居民消费支出随之减少。居民消费支出变动幅度受到居民储蓄倾向等因素的影响，但总体而言，居民消费支出与居民可支配收入同向变动。

较改革开放前，我国居民收入的绝对水平明显提升，而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则仍然偏低。国家统计局2011年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约为35%，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1.10%，与发达国家相比，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恩格尔系数就已达到16%，同期，欧洲、日本、加拿大的恩格尔系数处于20%―30%。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偏高，说明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偏低。进入20世纪以后，发达国家的分配率

分配率：在经济学中指劳动者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是衡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与否的重要指标。一般介于54%―65%之间，如日本1999年分配率为54.18%，美、德、英三国2000年分配率分别为58.31%、53.84%和55.27%， 日、美、德、英等国分配率数据来自新浪网：http：//.cn。而我国分配率一直偏低，平均水平在10%―17%之间。我国分配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说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不公平现象严重。此外，按照国际经验， 在北欧，很多国家认为，当基尼系数超过0.30，已经表明居民收入差距偏大。基尼系数达到0.40表示收入差距较大。目前，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在0.24―0.36之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12年的基尼系数为0.47，高出0.40这一警戒线（如表3所示）。一些经济研究机构的基尼系数甚至远高于统计局数据：北京师范大学2007年调查数据表明，我国基尼系数已由0.48上升到0.52―0.53；西南财经大学的调查数据则显示，我国家庭2010年的基尼系数为0.61。虽然上述数据存在较大差异，但均表明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我国基尼系数一直处于高出警戒线的偏高水平，说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

表3说明，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偏低且差距过大。可支配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居民消费能力的高低，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整体偏低，必然导致我国居民消费不足。此外，由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理论可知，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低收入群体（2011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镇高收入家庭的边际储蓄倾向高达46.90%，边际消费倾向只有53.10%，而城镇低收入家庭边际消费倾向高达90.30%，边际储蓄倾向只有9.70%[16]。）。我国低收入群体占居民的大多数，他们虽然具有消费意愿但是消费能力偏低，可见，收入差距较大也是造成我国居民消费整体水平偏低的重要原因。

综合上述分析内容，同白重恩[17]、方福前[18]、付文林[19]、娄峰和李雪松[20]等学者研究成果相近，本文认为可支配收入水平偏低且差距过大成为制约我国居民消费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2）社会保障整体水平低且均衡度差

实证结果同时表明，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和居民消费支出负相关。即，随着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的增加，居民消费支出反而降低，这一结果与本文预期和多数已有文献的实证结论不同。但本文结论也被部分研究成果所证明，如纪江明 [21]认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地区差异，使得本应促进社会公平的社会保障，变成了导致社会不平等的来源，最终导致中西部地区居民、农村地区居民以及社会弱势群体消费支出的下降。白重恩等 [22]的研究表明，在给定缴费前的收入水平以及养老保险覆盖状态时，提高养老金缴费率会显著抑制缴费家庭的消费，另外，养老保险缴费负担对总消费的影响主要也是负面的。上述研究成果或直接或间接地说明了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可能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居民教育、医疗和养老等保障责任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依据国家统计局2007―2011年数据计算，5年间，地方政府财政决算收入中约80.36%来自税收收入，19.64%来自非税收收入，同样在2007―2011年5年间，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占地方政府决算支出的比重仅为12.50%。在福利较好的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支出要占到财政支出的50%左右，即使在新兴工业化国家这个比例也达到了30%以上，而我国12.50%这一比例明显偏低。由于我国财政收入主要通过税收方式实现，税收降低了居民可支配收入，挤占了居民当期消费；与此同时，政府对于社会保障的投入水平却没有显著提高，致使居民不得不提高适意储蓄

适意储蓄：家庭基于对未来不确定预期而进行的最低储蓄。水平进行风险防范，进一步降低了居民消费水平。因此，在我国现行体制下，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的增加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

另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相关数据计算，2011年我国东部地区（9个省，3个直辖市）政府的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均值为930.25元/人年。其中，人均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水平最高的上海市为1 778.87元/人年，最低的地区福建省为497.10元/人年。同属京津冀经济圈的北京市和天津市也具有较大差距，分别为1 757.70元/人年和1 242.36元/人年，而作为东部地区人口大省的河北省和辽宁省则分别为533.68元/人年和1 499.79元/人年，二者相差约60.75%。我国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地区投入不均等现象十分严重，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的地区，政府的社会保障投入难以实现对居民未来风险的防范，居民不得不自己承担相应责任，进行预防性储蓄，在一定程度上挤占居民消费，最终使得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对居民消费支出产生挤出效应。

（3）居民保守型消费观与消费环境恶化

居民消费习惯与居民消费支出正相关，这一结论表明居民前期消费行为对未来消费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使得居民在过去和未来的消费选择行为中呈现趋同趋势。在消费者收入水平、家庭经济状况等不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如果消费者过去表现为保守型消费，则在未来可能同样趋向于进行保守、谨慎性消费；如果消费者过去表现为冒险性消费，如进行借贷、信用卡消费，则在未来很可能同样会进行冒险性消费。

我国家庭资产匮乏且商品市场不发达，使得家庭对资产积累的偏好增加[23]，同时，由于长期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节俭、保守的消费观在我国普遍存在。我国大部分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更倾向于将收入进行预防性储蓄以备将来不时之需而非改善当期生活水平。进行预防性储蓄是对未来风险的有效规避，但是以降低当期生活水平为代价而进行过度储蓄，则会降低应有的生活品质。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表明，截至2011年，我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已接近4万亿美元，储蓄率高达51.04%。比我国富裕得多的欧美地区国家的同期储蓄率普遍在20%左右并长期维持稳定水平，同属东亚文化圈的韩国的储蓄率为32.42%，而我国香港的储蓄率也只有27%，远低于51.04%。我国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有很多，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是其中一个原因，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而形成的过于保守、谨慎的消费观也是一个主要因素。

此外，近年来我国食品、药品质量和安全问题频出，产品以假乱真、以次充好以及景点宰客等现象严重，国内消费市场秩序混乱，使得居民对国内产品与服务的信心大幅下降。同时，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消费层级不断提升，但国内产品依旧实施以量取胜、以低价取胜战略，研发、创新投入不足，产品不能满足居民日益提高的创新性需求以及个性化需求。居民对国内消费环境不满意，对国内产品认可度不断降低，这种消极态度不断被强化，使得居民形成延期消费或者到国外消费的习惯，最终造成国内消费市场低迷。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提振居民消费是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并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上述模型为提振居民消费提供了思路：首先，可以通过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其次，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稳定居民消费预期；最后，可以通过提倡理性消费观并改善消费环境，增强居民消费意愿。上述举措的实施将有效提高我国居民消费水平，进而实现消费对产能过剩的化解和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1.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高收入群体的边际储蓄倾向高而边际消费倾向低，因此从提振居民消费角度来说，提高可支配收入应主要关注城镇居民中的工薪阶层、广大农村居民以及农民工三个群体。首先，应以劳动资本市场供求状况和企业经济效益为基础，完善工薪阶层的工资决定和增长机制，保证工薪阶层的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企业利润的增加同步。其次，通过完善现有良种补贴、农机设备购置补贴等农业补贴政策，扩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范围，稳步提高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等方式提高农村居民纯收入水平，并通过落实土地财产权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最后，应通过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加大对农民工群体的补贴力度等方式提高农民工可支配收入。

2.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稳定居民消费预期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稳定居民支出预期，增强居民消费信心，进而提振居民消费。本文认为由于我国社会保障投入不足且不同区域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度不同，造成了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因此从提振居民消费角度看，政府应出台政策措施逐步消除不同地区之间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尤其应加大农村地区在教育、养老及医疗三方面的社会保障投入力度。首先，在教育方面应该保障全面落实九年义务教育的免费政策，并加大本科、职业学校等高校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补助力度。其次，通过增加养老保障基金的社会筹集渠道并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基金投资、运营和监管制度，健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最后，增加合作医疗筹资渠道，改进农村现有的医疗保险制度，提高补助标准并稳步推进新农合由大型医院到正规门诊的全面统筹。

3.提倡理性消费观并改善消费环境，以增强居民消费意愿

增强居民消费意愿以提高居民消费总量，应从内部消费观引导与外部消费环境改善两方面入手。一是从内部着手提倡理性消费观。应加强对居民消费观形成的引导、教育工作，宣传适度储蓄、理性消费的正确观念，既不提倡过度储蓄，也坚决反对盲目消费外国奢侈品。二是从外部着手改善居民消费环境。政府一方面应该增强食品、药品安全管理的规范性，并加大对于食品、药品犯罪以及参与假冒伪劣商品生产、销售人员的惩处力度；另一方面应该加大研发、创新投入力度，大力开发、培育旅游消费、文化消费和节能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产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通过上述手段改善国内消费环境并提升国产品牌形象，增加居民对国内产品和服务的信赖感与认可度，增强居民消费意愿，提高我国居民在国内的消费总量，提振国内消费进而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并拉动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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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Path to IncreaseChinas Consump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Resolving Overcapacity

第8篇

论文关键词：外来词；领域；文化内蕴；文化心理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都会在语言中最活跃的成份——词汇上体现出来。词汇是一个动态的开放性系统，它一方面通过内部创造，变得日益丰富起来，同时又不断地吸收他民族的语言词汇，即引进外来词来扩充自己。外来词也称借词，指本民族语言中从其它民族语言中吸收过来的词。它是丰富词汇的重要手段，也是一种普遍语言现象，汉语也不例外，因为“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与西方各国文化交流的el益加深，语言的融合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越来越多的外来词尤其是源自英语的大量外来词进入汉语，并不知不觉地进入我们的生活。本文从源自英语的外来词进入汉语的方式、领域及其所折射出的民族文化心理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以期对英语学习者有一定的帮助。

一、汉语吸收英语外来词的方法

(一)音译法。音译法就是按照英文词的读音直接译成汉语借词，如朋克(punk)、克隆(clone)、舍宾(shaping)、瓦斯(gas)、艾滋病(aids)、粉丝(fans)等。wWw.133229.cOm英语中许多人名、地名及商品名称通过音译被借人汉语，如克林顿(clinton)、华盛顿(washington)、p&g(宝洁)等。用音译法吸收外来词既可保留原词的音韵美，又保持了其异国情调。

(二)意译法。意译法是一种归化法，指用汉语里固有的词汇改变外来词汇，其目的是为了“解释原英文词语的功能与特点，也可以说是按原词的语义创造一个新词”。意译法主要用于汉语吸收关于科技、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和表示新事物、新现象等方面的英语词汇，如(dancingoutreach)、千年虫(millenniumbug)、知识产权(intellectualprop—erty)、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superhighway)、还巢儿(boomerangbaby)、牛市(bullmarket)、熊市(bearmraket)、软件(softwrae)、穿梭外交(shuttlediplomacy)等。意译法是汉语吸收英语外来词的一种主要方式。

(三)音意兼译法。音意兼译指兼顾外来词的读音和词义，使之既在语音上与原词贴近，又能体现原词特点但又非原词词义的词义，即做到音意合壁。如家居超市百安居(b&q)、玫琳凯(marykay)、奔腾(pentium)、欧元(euro)、奔驰(benz)、席梦思(simmons)等，采用音意兼译法比单纯的谐音或意译能更好地传情达意。

(四)半音半意译法。即把外来词的一部分取其音、另一部分取其义翻译成汉语，这样将原词一分为二，相得益彰。如网吧(internetbar)、剑桥(cam—bridge)、呼啦圈(hula—hoop)、唐宁街(downingstreet)、南斯拉夫(yugoslavia)等。

(五)音译加表意语素法。为了使外来词更清楚地表达其含义，通常把外来词音译后加上表示类名的词素来说明其类别。如泰晤士河(thames)、帝豪表(deidrodeluxe)、太妃糖(ta)、恰恰舞(cha—cha)、燕尾服(swallowtail)等。有些类似的英语外来词被人们所熟悉后，在使用的过程中常常省略了词尾的语素，如坦克(tank)、雪茄(cigar)等。

(六)原文移植法。在新闻和科技语体中运用大量缩略语和简称，是现代英语的特点之一。汉语在吸收这些外来词时采取了最直接的原文移植法，以避免音译或意译繁琐的不足。如xo(extraold)特陈酒、ip(intearctprotoco1)网际协议、vcd(videocompactdisk)、gdp(国民生产总值)、eq(情商)、ct(computeirzedtomography)意为“计算机x线体层照相术”、voa(美国之音)、oa(办公自动化)、yahoo(雅虎)等。近2o年来，许多新的科技术语纷纷进人汉语，作为新生事物，汉语中暂时无法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概念，我们只有直接引入使用，如fox—pro，dos，autoware，windowsxp，windows98等。原文移植法还包括近年来汉语里吸收的一些以汉英混写方式构成的外来词，如k金、bb机、bp机、pc机、sos儿童村、ac米兰、atm机、txt文体、basic语言、aa制、t型台、ic卡、维生素a、v26减肥沙琪等。

由以上举例可以看出，当代汉语吸收外来词的方式更多、更灵活，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使其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满足了表达和交际的需要。

二、汉语中英语外来词所涉及的范围

英语作为世界上使用国家最多的语言，它对各国语言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将新思想、新观念、新事物、新科技文化内容以词汇的形式通过大众媒体、商品、书籍等渠道融人到各国民众的社会生活中。新时期汉语中的英语外来词覆盖面极广，不再局限于以前的自然科学、政治制度等领域，而是已扩大到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一)网络通讯外来词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互联网在中国普及以来网络方面的外来词迅速增加，并向现实社会渗透，如聊天室(chatroom)、电子公告栏(bbs)、网络信息中心(nic)、综合数字服务网(isdn)、pc机、pop协议、usb接口、登录(1_~gin)、猫(modem)、下线(offline)、下载(down—load)、密码(password)、网虫(newoiti!)、宽带(broadband)等等。年轻人是网络语言的主要使用者，在他们的推动下，网络外来词不断推新除旧，发展迅猛。3此外，当今电讯技术得到长足发展，电子产品层出不穷，这方面的外来词已走进我们大众的生活，如cal机、移动电话(cellularphone或mobilephone)、波导(bidr)、爱立信(ericson)、摩托罗拉(motorola)、诺基亚(nokia)、cd、vcd、dvd(数字影音光碟)、vtr(磁带录像机)、vcr(盒式磁带录像机)、家庭影院(familyvideo)等。

(二)商标外来词

中国改革开放的深人加剧了中国市场格局的变化，价格、质量已不再是人们消费心理的全部，而是越来越多地注重品牌。于是，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了一群特殊的外来词，即外来商业品牌名称词。商标外来词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饮食方面，如保维尔(bovril)、三明治(sandwich)、曲奇(cokie)、德芙(dove)(巧克力)、益达(extra)口香糖、和露雪(walls)(冰淇淋)、芬达(fanta)、乐口福(lactov)乐百氏(robust)、雀巢(nescafe)、力多精(lactogin)、百事可乐(pepsicola)、七喜(7一up)、奶昔(milkshake)、麦氏(咖啡)(maxwel1)、百威啤酒(budweiser)、蓝带(啤酒)(blue—ribbonbeer)、扎啤(ajarofbeer)、鸡尾酒(cocktail)、白兰地(brandy)、威士忌(whisky)；(2)日用品方面，如奥妙(omo)、宝洁(p&g)、汰渍(tides)、金纺(comfort)等洗衣(粉)剂；佳洁士(crest)、洁诺(signa1)、高露洁(colgate)等牙膏品牌；纳爱斯(nice)、舒肤佳(safeguard)、嘉莲娜(carina)、力士(lux)等香皂品牌；夏士莲(hazeline)、柏丽丝(bolisi)、飘柔(rejoice)、潘婷(pantene)、海飞丝(heads&shoulders)mousse(摩丝)等洗发、护发产品；肤美灵(skinice)玉兰油(oilofulma)、梦思(香水)(mans)、雅倩(arche)、可伶可俐(clena＆clera)、强生(johnsons)、露华浓(revlon)、雅芳(avon)、旁氏(ponds)雅诗兰黛(est6elauder)等化妆、护肤品；(3)服饰方面，如媚登峰(内衣)(maidenform)、戴安芬(内衣)(tirumph)、奥黛莉(内衣)(audrey)、耐克(nike)、锐步(reeobk)、茵宝(umbro)、雅戈尔(youngor)、匹克(peak)、金利来(goldlion)、宝狮龙(bossini)等品牌服饰。(4)药品类，如康泰克(contac)、可立治(coldrex)、克痛(corta1)、息斯敏(hismana1)利肝灵(legalon)、伟哥(viagra)等。(5)交通工具类，如奥迪(audi)、奔驰(benz)、皇冠(crown)、宝马(bmw)、别克(buick)、马自达(mazda)及美国著名轮胎商标固特异(goodyear)等。(6)建材家俱类，如马赛克(mosaic)、华帝(vantage)、美标(洁具)(americanstandard)等。由此可见，所有这些商品名称外来词都已走进人们的消费观念里，与现代生活密切相关。

(三)科教外来词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中国在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自然要引进代表新技术、新发现的外来词。尤其是近20年来，一大批新的科技术语纷至沓来，如硅谷(siliconvalley)、高科技园(hi—techpark)，可视电话(videophone)、dna(脱氧核糖核酸)、试管婴儿(test—tubebaby)、克隆(clone)、b超、ct机等外来词，反映了新的科学理论及工艺技术的突飞猛进。同时，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学子们的海外求学，使得mba(工商管理学硕士)、tofel(托福)、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ielts(雅思或国际英语测试制度)、aptel(英语能力考试)等外来词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

(四)社会生活方面的外来词

中国在与西方各国的交流中，有关艺术、娱乐、文体等社会生活方面的外来词也在迅速增加，如影视圈中的好菜坞、大制作、肥皂剧(soapopera)、卡通片(cartoon)、mtv等；歌舞圈中的“猫王”音乐、迷幻摇滚乐(acidrock)、爵士摇滚乐(jazzrock)、乡村摇滚(rockabiuy)、霹雳舞(breakingdance)、桑巴舞(samba)、辣妹组合(thespicegids)等；休闲娱乐方面的桑拿浴(sauna)、迪斯尼乐园(disneyland)、蹦迪、吧、秀、蹦极(bungee)等外来词；体育方面的nba、pk(playerkiuer)一对一单挑、拉力赛(rally)、局点(gamepoint)、赛点(matchpoint)等。

(五)社会组织机构、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外来词

各国自然环境的差异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组织结构、生活方式的差异导致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有关这方面的外来词也不断地涌入汉文化，如单亲家庭、丁克夫妇(dinks)、单身母亲(bachelormother)、嬉皮士(hippies)、雅皮士(yuppies)、垮掉的一代(beatgeneration)等。由于社会分工的越来越细，在继白领阶层(whitecollar)、蓝领阶层(bluecollar)之后，又出现了灰领阶层(graycollar)、粉领阶层(pinkcollar)、铁领阶层(ironcollar)。

从以上举例可以看出，当代汉语中源自英语的外来词所涉及的内容已由专业领域向社会领域扩展，尤以日常生活中与人们衣食住行有关的最为活跃，商品名称和商标用语方面的外来词也占相当的比例，同时科技借词数量大。当然，汉语中源自英语的外来词绝不仅仅限于上述我们所提到的部分，还有许多外来词涉及到经济、军事、医学等领域。这些外来词不仅丰富了汉民族语言和文化生活，而且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对外交流合作的进程。

三、汉语借词蕴含的民族文化心理

汉语中源自英语的外来词在译介和使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折射出汉民族的语言文化心理。

这些民族文化心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追新求异心理

大量新概念、新产品连同表述它们的外来词涌入汉语，表明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在异文化移植的冲击下由封闭性、半封闭性转向开放性，从而强烈地刺激着人们的追新求异心理。在这种心理作用的支配下，人们对语言的使用总是不满足于旧的模式，而是追求语言表达的陌生化效应，即新词带来的新鲜感和吸引力。尤其是青年，他们善于追求新事物、接纳并积极使用带有异国风情的新潮词语，如泊车、小case、泡吧、蹦的、aa制、发烧友等。

近年来，音译词的增多、外来词的语素化无不与人们追求新潮、标新立异的心理有关。如“秀”源自英语show，汉语吸收后，更多地把它用作词素，从而产生了时装秀、舞蹈秀、内衣秀、婚纱秀、数码秀、生活秀、做秀、仿秀、秀服、秀场、秀的等时尚词汇。而盲目地模仿、机械地套用外来词是追新求异心理的极致表现，许多商家抓住了人们的这种心理，在品牌上有意引进外来词，如西门子、沙宣、飞利浦、沃尔玛、吉列、波斯登等。这些商标词创意新颖，融合了汉民族的价值取向。同时，由于港澳台强势经济对国内流行潮流的影响，当前流行的许多外来词都源自港澳台，再在内地流传开来。正是由于人们追新求异的社会文化心理，越来越多的英语外来新词得以进入汉语词汇系统。

(二)追求语言经济的心理

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的社会，用简练的信息符号准确地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内容已成为信息时代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使得人们追求语言经济的文化心理表现得较为突出，有时甚至经济到了容忍其冲击汉字的程度。新时期许多外来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汉语对一些事物、概念冗长的表达方式，显得更简洁、活泼。外来词对语言经济化心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大量字母外来词的直接借用，如ctgdp、apec(亚太经合会)、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直接借用英语外来词或缩略语，可以跨越疆界，在传达信息中具有高度简捷的特点。如dna一词，人们宁愿直接借用，而不愿使用将其意译成的专业术语译名“脱氧核糖核酸”。再如“t型人才”既指在横向上有广博的知识，又指在纵向上对某一领域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前者更经济，更便于记忆。

(三)求关心理

汉语在吸收外来词的过程中深刻地体现了人的美学追求，顽强地表现了人将语言符号变为审美对象的努力探索。外来词中所蕴含的美，不仅体现为表达得体、表述优美，而且还可以创造美的形象、美的意境，使人产生美的联想，给人以美的享受。汉语中许多源自英语的外来词符合汉民族的审美观念，既在译音上力求相近，又在意义上与原词相符，做到了“音到意随”。例如hacker一词，常指“闯入计算机系统进行窃密甚至破坏活动的人”，引入汉语后被译为“黑客”，意指不速之客，形象生动，与汉语不谋而合。在引进的许多女性用品类词汇时，为了突出其柔性美，大都带有“芳”、“玉”、“兰”、“婷”、“丝”、“莲”、“宝”等字眼，如雅芳(avon)、潘婷(pantene)、丹碧丝(tampax)、玉兰油(oilofulan)、美宝莲(maybelline)、护舒宝(whisper)等；大多数药品类外来词带有“命”、“灵”、“宁”、“定”等字眼，如维他命、可安宁、胆特灵等，这些译名不仅利用汉语词汇的文化内涵表达产品的优良品质，还体现出了汉民族追求吉祥、福佑、祈求富裕的审美观念。再如英文唇膏商标“kissme”，在英美人看来是自然亲切，幽默诙谐，却不乏浪漫色彩，十分符合他们的生活习俗和审美情趣。在借词过程中，若将其直译为“吻我”，则有悖于中国的传统习俗，而译文“奇士美”既谐音又意蕴丰富，使人产生美的联想，让人得到心理上的极大愉悦，体现出汉民族的求美心理。

第9篇

论文关键词：外来词；领域；文化内蕴；文化心理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都会在语言中最活跃的成份——词汇上体现出来。词汇是一个动态的开放性系统，它一方面通过内部创造，变得日益丰富起来，同时又不断地吸收他民族的语言词汇，即引进外来词来扩充自己。外来词也称借词，指本民族语言中从其它民族语言中吸收过来的词。它是丰富词汇的重要手段，也是一种普遍语言现象，汉语也不例外，因为“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与西方各国文化交流的el益加深，语言的融合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越来越多的外来词尤其是源自英语的大量外来词进入汉语，并不知不觉地进入我们的生活。本文从源自英语的外来词进入汉语的方式、领域及其所折射出的民族文化心理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以期对英语学习者有一定的帮助。

一、汉语吸收英语外来词的方法

(一)音译法。音译法就是按照英文词的读音直接译成汉语借词，如朋克(punk)、克隆(clone)、舍宾(shaping)、瓦斯(gas)、艾滋病(aids)、粉丝(fans)等。英语中许多人名、地名及商品名称通过音译被借人汉语，如克林顿(clinton)、华盛顿(washington)、p&g(宝洁)等。用音译法吸收外来词既可保留原词的音韵美，又保持了其异国情调。

(二)意译法。意译法是一种归化法，指用汉语里固有的词汇改变外来词汇，其目的是为了“解释原英文词语的功能与特点，也可以说是按原词的语义创造一个新词”。意译法主要用于汉语吸收关于科技、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和表示新事物、新现象等方面的英语词汇，如(dancingoutreach)、千年虫(millennium bug)、知识产权(intellectualprop—erty)、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superhighway)、还巢儿(boomerangbaby)、牛市(bullmarket)、熊市(bearmraket)、软件(softwrae)、穿梭外交(shuttlediplomacy)等。意译法是汉语吸收英语外来词的一种主要方式。

(三)音意兼译法。音意兼译指兼顾外来词的读音和词义，使之既在语音上与原词贴近，又能体现原词特点但又非原词词义的词义，即做到音意合壁。如家居超市百安居(b&q)、玫琳凯(marykay)、奔腾(pentium)、欧元(euro)、奔驰(benz)、席梦思(simmons)等，采用音意兼译法比单纯的谐音或意译能更好地传情达意。

(四)半音半意译法。即把外来词的一部分取其音、另一部分取其义翻译成汉语，这样将原词一分为二，相得益彰。如网吧(internetbar)、剑桥(cam—bridge)、呼啦圈(hula—hoop)、唐宁街(downing street)、南斯拉夫(yugoslavia)等。

(五)音译加表意语素法。为了使外来词更清楚地表达其含义，通常把外来词音译后加上表示类名的词素来说明其类别。如泰晤士河(thames)、帝豪表(deidro deluxe)、太妃糖(ta)、恰恰舞(cha—cha)、燕尾服(swallowtail)等。有些类似的英语外来词被人们所熟悉后，在使用的过程中常常省略了词尾的语素，如坦克(tank)、雪茄(cigar)等。

(六)原文移植法。在新闻和科技语体中运用大量缩略语和简称，是现代英语的特点之一。汉语在吸收这些外来词时采取了最直接的原文移植法，以避免音译或意译繁琐的不足。如xo(extraold)特陈酒、ip(intearctprotoco1)网际协议、vcd(videocompactdisk)、gdp(国民生产总值)、eq(情商)、ct(computeirzedtomography)意为“计算机x线体层照相术”、voa(美国之音)、oa(办公自动化)、yahoo(雅虎)等。近2o年来，许多新的科技术语纷纷进人汉语，作为新生事物，汉语中暂时无法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概念，我们只有直接引入使用，如fox—pro，dos，autoware，windowsxp，windows98等。原文移植法还包括近年来汉语里吸收的一些以汉英混写方式构成的外来词，如k金、bb机、bp机、pc机、sos儿童村、ac米兰、atm机、txt文体、basic语言、aa制、t型台、ic卡、维生素a、v26减肥沙琪等。

由以上举例可以看出，当代汉语吸收外来词的方式更多、更灵活，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使其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满足了表达和交际的需要。

二、汉语中英语外来词所涉及的范围

英语作为世界上使用国家最多的语言，它对各国语言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将新思想、新观念、新事物、新科技文化内容以词汇的形式通过大众媒体、商品、书籍等渠道融人到各国民众的社会生活中。新时期汉语中的英语外来词覆盖面极广，不再局限于以前的自然科学、政治制度等领域，而是已扩大到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一)网络通讯外来词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互联网在中国普及以来网络方面的外来词迅速增加，并向现实社会渗透，如聊天室(chatroom)、电子公告栏(bbs)、网络信息中心(nic)、综合数字服务网(isdn)、pc机、pop协议、usb接口、登录(1_~gin)、猫(modem)、下线(offline)、下载(down—load)、密码(password)、网虫(newoiti!)、宽带(broadband)等等。年轻人是网络语言的主要使用者，在他们的推动下，网络外来词不断推新除旧，发展迅猛。3此外，当今电讯技术得到长足发展，电子产品层出不穷，这方面的外来词已走进我们大众的生活，如cal机、移动电话(cellularphone或mobilephone)、波导(bidr)、爱立信(ericson)、摩托罗拉(motorola)、诺基亚(nokia)、cd、vcd、dvd(数字影音光碟)、vtr(磁带录像机)、vcr(盒式磁带录像机)、家庭影院(familyvideo)等。

(二)商标外来词

中国改革开放的深人加剧了中国市场格局的变化，价格、质量已不再是人们消费心理的全部，而是越来越多地注重品牌。于是，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了一群特殊的外来词，即外来商业品牌名称词。商标外来词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饮食方面，如保维尔(bovril)、三明治(sandwich)、曲奇(cokie)、德芙(dove)(巧克力)、益达(extra)口香糖、和露雪(walls)(冰淇淋)、芬达(fanta)、乐口福(lactov)乐百氏(robust)、雀巢(nescafe)、力多精(lactogin)、百事可乐(pepsicola)、七喜(7一up)、奶昔(milkshake)、麦氏(咖啡)(maxwel1)、百威啤酒(budweiser)、蓝带(啤酒)(blue—ribbonbeer)、扎啤(ajarofbeer)、鸡尾酒(cocktail)、白兰地(brandy)、威士忌(whisky)；(2)日用品方面，如奥妙(omo)、宝洁(p&g)、汰渍(tides)、金纺(comfort)等洗衣(粉)剂；佳洁士(crest)、洁诺(signa1)、高露洁(colgate)等牙膏品牌；纳爱斯(nice)、舒肤佳(safeguard)、嘉莲娜(carina)、力士(lux)等香皂品牌；夏士莲(hazeline)、柏丽丝(bolisi)、飘柔(rejoice)、潘婷(pantene)、海飞丝(heads&shoulders)mousse(摩丝)等洗发、护发产品；肤美灵(skinice)玉兰油(oilofulma)、梦思(香水)(man s)、雅倩(arche)、可伶可俐(clena＆clera)、强生(johnsons)、露华浓(revlon)、雅芳(avon)、旁氏(ponds)雅诗兰黛(est6elauder)等化妆、护肤品；(3)服饰方面，如媚登峰(内衣)(maidenform)、戴安芬(内衣)(tirumph)、奥黛莉(内衣)(audrey)、耐克(nike)、锐步(reeobk)、茵宝(umbro)、雅戈尔(youngor)、匹克(peak)、金利来(goldlion)、宝狮龙(bossini)等品牌服饰。(4)药品类，如康泰克(contac)、可立治(coldrex)、克痛(corta1)、息斯敏(hismana1)利肝灵(legalon)、伟哥(viagra)等。(5)交通工具类，如奥迪(audi)、奔驰(benz)、皇冠(crown)、宝马(bmw)、别克(buick)、马自达(mazda)及美国著名轮胎商标固特异(goodyear)等。(6)建材家俱类，如马赛克(mosaic)、华帝(vantage)、美标(洁具)(americanstandard)等。由此可见，所有这些商品名称外来词都已走进人们的消费观念里，与现代生活密切相关。

(三)科教外来词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中国在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自然要引进代表新技术、新发现的外来词。尤其是近20年来，一大批新的科技术语纷至沓来，如硅谷(siliconvalley)、高科技园(hi—techpark)，可视电话(videophone)、dna(脱氧核糖核酸)、试管婴儿(test—tubebaby)、克隆(clone)、b超、ct机等外来词，反映了新的科学理论及工艺技术的突飞猛进。同时，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学子们的海外求学，使得mba(工商管理学硕士)、tofel(托福)、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ielts(雅思或国际英语测试制度)、aptel(英语能力考试)等外来词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

(四)社会生活方面的外来词

中国在与西方各国的交流中，有关艺术、娱乐、文体等社会生活方面的外来词也在迅速增加，如影视圈中的好菜坞、大制作、肥皂剧(soapopera)、卡通片(cartoon)、mtv等；歌舞圈中的“猫王”音乐、迷幻摇滚乐(acidrock)、爵士摇滚乐(jazzrock)、乡村摇滚(rockabiuy)、霹雳舞(breakingdance)、桑巴舞(samba)、辣妹组合(thespicegids)等；休闲娱乐方面的桑拿浴(sauna)、迪斯尼乐园(disneyland)、蹦迪、吧、秀、蹦极(bungee)等外来词；体育方面的nba、pk(playerkiuer)一对一单挑、拉力赛(rally)、局点(gamepoint)、赛点(matchpoint)等。

(五)社会组织机构、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外来词

各国自然环境的差异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组织结构、生活方式的差异导致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有关这方面的外来词也不断地涌入汉文化，如单亲家庭、丁克夫妇(dinks)、单身母亲(bachelormother)、嬉皮士(hippies)、雅皮士(yuppies)、垮掉的一代(beatgeneration)等。由于社会分工的越来越细，在继白领阶层(whitecollar)、蓝领阶层(bluecollar)之后，又出现了灰领阶层(graycollar)、粉领阶层(pinkcollar)、铁领阶层(ironcollar)。

从以上举例可以看出，当代汉语中源自英语的外来词所涉及的内容已由专业领域向社会领域扩展，尤以日常生活中与人们衣食住行有关的最为活跃，商品名称和商标用语方面的外来词也占相当的比例，同时科技借词数量大。当然，汉语中源自英语的外来词绝不仅仅限于上述我们所提到的部分，还有许多外来词涉及到经济、军事、医学等领域。这些外来词不仅丰富了汉民族语言和文化生活，而且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对外交流合作的进程。

三、汉语借词蕴含的民族文化心理

汉语中源自英语的外来词在译介和使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折射出汉民族的语言文化心理。

这些民族文化心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追新求异心理

大量新概念、新产品连同表述它们的外来词涌入汉语，表明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在异文化移植的冲击下由封闭性、半封闭性转向开放性，从而强烈地刺激着人们的追新求异心理。在这种心理作用的支配下，人们对语言的使用总是不满足于旧的模式，而是追求语言表达的陌生化效应，即新词带来的新鲜感和吸引力。尤其是青年，他们善于追求新事物、接纳并积极使用带有异国风情的新潮词语，如泊车、小case、泡吧、蹦的、aa制、发烧友等。

近年来，音译词的增多、外来词的语素化无不与人们追求新潮、标新立异的心理有关。如“秀”源自英语show，汉语吸收后，更多地把它用作词素，从而产生了时装秀、舞蹈秀、内衣秀、婚纱秀、数码秀、生活秀、做秀、仿秀、秀服、秀场、秀的等时尚词汇。而盲目地模仿、机械地套用外来词是追新求异心理的极致表现，许多商家抓住了人们的这种心理，在品牌上有意引进外来词，如西门子、沙宣、飞利浦、沃尔玛、吉列、波斯登等。这些商标词创意新颖，融合了汉民族的价值取向。同时，由于港澳台强势经济对国内流行潮流的影响，当前流行的许多外来词都源自港澳台，再在内地流传开来。正是由于人们追新求异的社会文化心理，越来越多的英语外来新词得以进入汉语词汇系统。

(二)追求语言经济的心理

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的社会，用简练的信息符号准确地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内容已成为信息时代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使得人们追求语言经济的文化心理表现得较为突出，有时甚至经济到了容忍其冲击汉字的程度。新时期许多外来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汉语对一些事物、概念冗长的表达方式，显得更简洁、活泼。外来词对语言经济化心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大量字母外来词的直接借用，如ctgdp、apec(亚太经合会)、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直接借用英语外来词或缩略语，可以跨越疆界，在传达信息中具有高度简捷的特点。如dna一词，人们宁愿直接借用，而不愿使用将其意译成的专业术语译名“脱氧核糖核酸”。再如“t型人才”既指在横向上有广博的知识，又指在纵向上对某一领域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前者更经济，更便于记忆。

(三)求关心理

汉语在吸收外来词的过程中深刻地体现了人的美学追求，顽强地表现了人将语言符号变为审美对象的努力探索。外来词中所蕴含的美，不仅体现为表达得体、表述优美，而且还可以创造美的形象、美的意境，使人产生美的联想，给人以美的享受。汉语中许多源自英语的外来词符合汉民族的审美观念，既在译音上力求相近，又在意义上与原词相符，做到了“音到意随”。例如hacker一词，常指“闯入计算机系统进行窃密甚至破坏活动的人”，引入汉语后被译为“黑客”，意指不速之客，形象生动，与汉语不谋而合。在引进的许多女性用品类词汇时，为了突出其柔性美，大都带有“芳”、“玉”、“兰”、“婷”、“丝”、“莲”、“宝”等字眼，如雅芳(avon)、潘婷(pantene)、丹碧丝(tampax)、玉兰油(oilofulan)、美宝莲(maybelline)、护舒宝(whisper)等；大多数药品类外来词带有“命”、“灵”、“宁”、“定”等字眼，如维他命、可安宁、胆特灵等，这些译名不仅利用汉语词汇的文化内涵表达产品的优良品质，还体现出了汉民族追求吉祥、福佑、祈求富裕的审美观念。再如英文唇膏商标“kissme”，在英美人看来是自然亲切，幽默诙谐，却不乏浪漫色彩，十分符合他们的生活习俗和审美情趣。在借词过程中，若将其直译为“吻我”，则有悖于中国的传统习俗，而译文“奇士美”既谐音又意蕴丰富，使人产生美的联想，让人得到心理上的极大愉悦，体现出汉民族的求美心理。

第10篇

在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手机、电脑、网络的普及使传统的教学方式受到挑战。学生们不再满足于“一支粉笔、一块黑板”的填鸭式理论教学模式，他们对一切新奇的东西充满想象，无论是理科、文科还是工科类课程，现代技术的不断更新，促成了许多新型教学手段的诞生，PPT、音频、视频、动漫、远程链接，都是如今课堂教学可以引进的方式。这些方式新颖、活泼、生动，深受学生欢迎。但是，由于大部分学生的价值观、世界观尚未定型，铺天盖地的多元化信息也很容易让他们迷失方向，作为教育工作者，就应该在使用各类新型教学手段的同时，始终铭记“让学生成人、成才是根本”，切不可本末倒置、哗众取宠，忘记了育人的最高宗旨。因为放眼当今社会发展现实，现代多媒体技术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一）过度依赖电子产品，学生的身心健康受到影响

自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电视、手机、电脑逐渐走入千家万户，受到深刻影响的不仅是职业群体，“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生群体也大大颠覆传统生活方式。他们作业中的疑问可以在百度上搜一搜，同学们之间用QQ、飞信彼此联络，开通微博、日志记录心情也成了家常便饭。看日本动漫、韩剧、美剧成了他们不可缺少的生活内容，至于在网络上聊天、打游戏则更是与吃饭、睡觉一样变得一个也不能少。先进的技术无疑能给学生时代增添不少亮丽的色彩，但国人有目共睹的是，孩子们越来越变得不喜欢户外运动了，与家长、朋友面对面的沟通也少了，近视率在成倍翻番，不少学生因为上网成瘾，不得不中止学业，接受治疗；在大学课堂，45分钟一直低着头全神贯注玩手机的学生比比皆是。看来，现代多媒体技术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好，锦上添花，运用得不好，则会变成绊脚石，阻止青少年前进的步伐。作为学生成长历程中重要的引路人，教育工作者非常有必要通过课堂，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形式，教会学生如何科学掌握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让它们为自己服务，而不是被它们左右，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二）中西方文化价值碰撞，学生的传统价值观受到挑战

毋庸置疑，新科技革命的浪潮引发的是全球文化的大荟萃、大碰撞。只要一打开电视、手机、电脑，各种带有异国风情及资本主义国家独特印记的消费观、生活观、择偶观蜂拥而入，这一切，让懵懂的青少年无所适从，他们开始染黄头发、热衷西方节日，酷爱洋快餐，喜欢模仿影视剧中的英文对白。他们甚至认为绵延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实在是一无是处，更有无数人压根儿就不想去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毛笔书法、古琴、京剧、国画、四书五经，已经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相反，学钢琴、英语、拉丁舞、出国留学、然后终身定居国外，反倒成为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的理想选择。长此以往，璀璨悠久的中国文化如何得以传承发扬，实在是令人堪忧。作为教育工作者，在课堂讲解演示过程中，无论是运用哪种多媒体技术，展示任何一个艺术或技术片段，切不可一味崇洋，而应该辩证分析文化差异，找出国民差距，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学习兴趣，引导他们为振兴中华而努力读书。

（三）多媒体技术迅速普及，课堂教学及考评模式面临改革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迅速普及，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方式正在悄悄发生变革。从小学到大学，PPT投影、多媒体计算机、CAI网络教室、在线讨论等方式已司空见惯。那些丰富多彩的视频、美妙动听的声音、鲜活的国内外快讯、方便快捷的远程交流使得原本严肃的课堂多了几分活泼，少了几分枯燥，也让学生更深刻、透彻地了解、接受课堂内容。然而，不尽如人意的是，有些学校，尽管也配备了先进的多媒体设备，但由于部分教师重视程度不够，不愿意尝试新型的教学手段，依然我行我素，一支粉笔，一本教材，一字一句的照本宣科，全然不顾学生们哈欠连天、睡眼朦胧，提不起一丝兴致。另外，也有些学校，教师上课时要求充分使用现代教学手段，可是考评模式依然是传统的书面闭卷考试，内容也是以记忆书本知识为主，这与多媒体教学的特点不相适应，考评效果难以达到最佳。以思想品德课来说，与其让学生背诵默写相关概念或者撰写空洞的论文，不如让他们走出教室，选取拍摄一段视频，自己进行编辑制作，自己点评，这样的考试一定会效果更佳。

二、“以人为本”，构建高效的现代教育技术课堂的现实性

“以人为本”，构建高效的现代教育技术课堂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因为“音像教材及多媒体课件的应用以其方便、快捷、声像并茂的特有魅力，在学校课堂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结合笔者多年的从教经验，一堂高效的现代教育技术课堂，除了必须配备相关的多媒体设备，还需要从教者运用智慧，精心构思、巧妙设计，合理运用多媒体手段，最大限度调动学生积极性，培养学生的自主思考和创新能力。具体而言，可通过以下途径得以实现。

（一）变被动为主动，激发学生热情

从古到今，传统的课堂模式一直被描述为：老师讲，学生听，要发言，请举手。学生在这样的场景中只能是一个配角、是一个被动接受信息的听众。而现代教育理念告诉我们，在教育活动中，学生才是真正的主体，教师只是一个负责启发、引导的领路人，他的服务对象始终是学生，如果学生的主动性不能得以发挥，使用再高端的科技手段也是枉然。所以，在当今多媒体技术普及的现代教育课堂，教师应该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就应该充分考虑学生的主动性，例如，提前布置讲授主题，让学生自己制作PPT、视频、主持在线讨论、调查，引导他们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样的课堂，借助现代教育技术的东风，让学生完全成为学习的主人，回归教育的本质，其收获会让学生终身受益。

（二）变枯燥为活泼，调动学生兴趣

与传统的课堂比，现代教育技术带来的最大益处是，学生不用在飞扬的粉笔灰中聆听老师逐字逐句的讲解。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些深奥的书面理论、概念、原理用色彩鲜艳的画面、通俗易懂的图片、旋律优美的声音展示出来，让枯燥的书本知识变得生动有趣，从而消除学生的畏难情绪。例如语文教材中的历史人物、古诗词、中外美景均可以通过现代多媒体技术使之精彩呈现；理工科中的一些技术原理、操作要领也可以通过动画或现场视频进行课堂展示。这样的45分钟一定是扣人心弦、稍纵即逝的。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会被大大激发，效率自然会高出很多。要注意的是，使用多媒体设备，尤其不能喧宾夺主，如果纯粹为了吸引学生眼球而毫无目的的播放音频、视频、进行网上冲浪，反而让学生不明要领，一头雾水。所以，要想收效最佳，讲授者必须在课前精心准备，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和认知情况认真构思，选取素材时要删繁就简，抓住要点，按照逻辑顺序逐一铺陈。

（三）变封闭为开放，促进学生创新

第11篇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闲暇时间的不断增多，“休闲”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而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随之衍生的休闲产业也在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我国的休闲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宏观环境的制约。因此，运用PEST分析方法，通过对我国休闲产业所处的政治法律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技术环境等一般环境进行分析，从而客观评价我国休闹产业的发展现状与政策需求，为我国休闲产业的发展提供现实的研究范式和路径选择。

休闲与休闲产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近十几年来，发达国家的休闲产业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并成为驱动消费、繁荣经济的重要因素。据美国著名的休闲研究专家杰弗瑞·戈比预测．在稍后的几年，经济产业结构中休闲产业的从业人员将占整个社会劳动力的80％～85％．休闲产业的中心地位将会进一步得到加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休闲产业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还面临着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等一般环境的制约，因此，客观分析我国休闲产业所处的宏观环境，了解我国休闲产业发展的政策需求，寻求我国休闲产业发展的相对路径，是发展我国休闲产业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休闲与休闲产业的界定

自从人类进入T业社会以来。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生活观念的更新变化，使休闲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那么，究竟何为休闲?首先，我们从休闲的词源角度进行考察。“休闲”一词．我国常用词典的解释是：休息，闲暇休闲的英文是“Leisure”，主要是指必要劳动之余的自我发展。在希腊语中“休闲”为“Skole”，拉‘r语为“so1a”，意为休闲和教育，即休闲是建立在教育的基础。其次国外对“休闲”的界定。亚里士多德认为休闲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马克思认为“休闲”是指“用于娱乐和休息的余暇时间”；“发展智力，在精神上掌握自由的时间”；是“非劳动时间”和“不被生产劳动所吸收的时间”。托马斯·古德尔、杰弗瑞·戈比认为休闲一般被定义为空闲时间，即除了T作和其他责任之外的时问。约翰·凯利认为休闲普遍地是一种自由状态。忮普尔认为休闲是人的一种思想和精神的态度。在我国，就“休闲”概念的界定而青，马惠娣认为：“休闲是指已完成社会必要劳动之外的时间，它以缩短劳动工时为前提，劳动的缩短会使劳动时间更紧凑，劳动条件更好，休闲活动更丰富，对劳动产生更有益的影响。”楼嘉军认为：“所谓休闲是个人闲暇时问的总称，也是人们对可自由支配时间的一种科学和合理的使用。”许斗斗说：“休闲作为人类的一种现代社会现象，在本质上是人们社会生活的一种方式。”季忠认为：“休闲是现代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和存在状态”、“是主体自由自在活动的过程”。f综合国内外学者对休闲的定义，休闲的内涵大致包括：一是“休闲”相对应的载体是“时间”，是必要劳动时间之外的时间；二是休闲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方式、状态和过程；三是休闲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人们体悟人生与领略自我、自我发展与自我完善、实现自由三个需要之中。

“休闲产业”是体闲的衍生品，是与人类休闲密切相关的物质和精神的生产集合体。近年来我国学者对于“休闲产业”的界定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已经形成初步共识，但仍存在一定的分歧。于光远认为，休闲产业是指为满足人们的休闲需要而组织起来的产业，它是休闲得以实现的条件。马惠娣认为，休闲产业是指与人的休闲生活、休闲行为、休闲需求(物质的与精神的)密切相关的产业领域，它不仅包括物质产品的生产，而且也为人的文化精神生活的追求提供保障。李再永认为，所谓休闲产业是指当人们的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休闲时间的增加而兴起的产业，它主要为人们的精神享受提供服务，以满足人们的“美、感、游、创等心理需求为主，主要包括旅游业、美容业、文化娱乐业、居民服务业、体育产业、教育产业等。…卿前龙把休闲产业定义为：由消费者的休闲消费需求引发的、国民经济中那些生产休闲物品和休闲服务的行业总称．它广泛存在于国民经济i大产业之中。我们将存在于三三大产业中的休闲产业部分别称为休闲第一产业、休闲第二产业和休闲第三产业，分别简称为休闲农业(广义)、休闲工业和建筑业、休闲服务业。在现代社会中，休闲服务业是休闲产业的主体产业部门。由此可以看，这些界定主要集中在：一是休闲产业是与休闲、休闲活动、休闲行为、休闲心理等密切相关的产业领域；二是休闲产业延伸的范围以及产业划分；三是休闲产业在国民经济以及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二、休闲产业的PEST模型及其内涵

休闲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宏观环境的影响，并且宏观环境在休闲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宏观环境又称一般环境，它是影响一切行业和组织机构发展的外部性因素，主要包括政治法律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技术环境四个方面。PEST分析是一种分析宏观环境的方法，休闲产业的PEST分析就是对休闲产业所处的政治法律环境(P)、经济环境(E)、社会文化环境(s)和技术环境(T)等一般环境进行分析，它与一般环境的关系用函数关系表示即LI=f(P，E，S，T……)。休闲产业的PEST模型。政治法律环境主要指影响休闲产业发展的政治法律因素。影响休闲产业的政治法律变量主要包括国家的社会制度，政治经济体制，政府的方针、政策，国家的法律法规及社会的参与等。它是休闲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经济环境主要指影响休闲产业发展的经济因素。影响休闲产业发展的重要经济变量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内容。宏观经济环境主要指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及其增长趋势，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变化情况以及通过这些指标能够反映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微观经济环境主要指与休闲产业发展相关的消费者收入水平、消费偏好、就业程度等因素。经济环境是休闲产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社会文化环境主要指影响休闲产业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影响休闲产业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包括居民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风俗习惯、审美观点、价值观念等。它是影响休闲产业的主要因素。技术环境主要指影响休闲产业发展的技术因素。技术环境是降低休闲产业发展成本，提高休闲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的辅因素。影响休闲产业发展的技术变量主要包括科技发展的现状与趋势、科技发展的重点领域、原材料的供应能力以及科技利用效率等。对我国的休闲产业进行PEST分析，不仅可以客观了解目前我国休闲产业的实际现状，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我国休闲产业所面临的宏观环境的分析，提取有利于我国休闲产业发展的政策需求和相对路径。

三、我国休闲产业发展的PEST分析

(一)政治法律环境

政治法律环境是影响休闲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休闲产业的发展不仅需要体制保证，而且需要法律保障。目前尽管我国休闲产业的发展只是初现端倪，但传统意义上的以旅游业和服务业为支撑的第三产业却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和效应，在政府体制、产业政策、战略规划和法律保障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也为我国休闲产业的发展作出了良好的铺垫。如1998年国务院将旅游业确定为国民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全国有24个省级政府把旅游业作为发展经济的一个支柱，或者是作为一个重点支持、优先发展的产业，并分别出台了相应的鼓励政策。为此，国务院相继出台了《旅行社管理条例》和《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等一系列的行政法规。1996年文化部颁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的若干规定》，并于2000年颁发《国务院关于支持文化事业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等一系列法规性文件。国家体委颁布了《关于开放公共体育场馆的通知》，推出了“绿色健身工程”等，为人们的健身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在地方，各种与休闲产业发展相关的产业领域，地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总体规划，并给予了一定的财税、融资和扶持政策，积极影响到我国休闲产业的发展。

从目前我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宏观环境来看，休闲产业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在微观环境层面还存在着一系列制约因素，尤其在政治法律环境上。具体而言：(1)我国政治经济体制还处于转型期，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原有的计划式的政治经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休闲产业的发展，这需要进一步转换政府职能，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加强对休闲产业的信息引导、疏通与管理。(2)日前我国已形成门类齐全的行业分类标准，在具体的与休闲产业相关的领域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总体规划，但缺乏对休闲产业的行业分类标准和战略性规划。(3)政府在对休闲产业的扶持政策、财税政策、融资政策等产业政策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强化。(4)我国目前的产业法还需进一步完善，休闲产业立法更为缺失，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产业法以及为休闲产业立法，为我国休闲产业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5)我国的休闲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部¨是主导因素，缺乏中介机构以及公民的有效参与。

(二)经济环境

改革开放3O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我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619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到1175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40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增长到约9997元，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达到约3224元，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也分别由1978年的约58％和68％下降到约37％和46％。

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旅游业、文化产业、娱乐业、服务业和体育业等休闲产业的发展，并为我闰休闲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全国假日办的2008年“十一”黄金周旅游统计报告，“十一”黄金周期问，全国共接待旅游者1．78亿人次，比2007年“十一”黄金周增长22．1％；实现旅游收入796亿元，比2007年同期增长24．2％；旅游者人均花费支出448冗。2006年我国文化产业从业人员1132万人，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比2005年提高17．1％，实现增加值5123亿元。2002年公布的中国群众体育现状第二次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城乡居民以家庭为单位全年体育消费平均为397．42元。据推算，2010年中国的体育产业增加值至少可达281．2亿元。

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有利于休闲产业的发展，但还存在不利于我国休闲产业发展的经济变量因素，具体表现在：(1)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相对于休闲产业发达的国家而言，人均GDP偏低，恩格尔系数偏高，休闲消费还处于初级阶段，休闲消费动力不足。(2)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城市和乡村之问差距较大。同样，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也存在较大的差异。(3)休闲产业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利用率和市场化程度低。我国休闲产业主要集中于服务业．还没有形成与休闲产业互动的整个休闲产业链。资源开发的盲目性大、利用率低，休闲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政府和民营经济．市场化程度较低。(4)休闲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低。在美国．休闲产业已处于国民生产总值第一的位置，其就业人口占全部劳动力的1／4。在西班牙，休闲产业已是国家经济中的第四大产业部门，其收入占GDP的4．5％。在El本，休闲产业产值达7160亿美元，约占GDP的7．4％。在韩国，休闲产业产值也达到了21．2万亿韩元。而我国的休闲产业占GDP的比重还比较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三J社会文化环境

充足的闲暇时间是休闲产业发展的前提。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使我国在保障公民合法休息权利、完善职工休假制度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职工工作时间方面．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关于职_T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的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T作40小时。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统一的工作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为周休息口。在国家法定假lE方面，根据《全国年节及纪念Et放假办法》可以分为全体公民放假的节日、部分公民放假的节lE及纪念日和少数民族习惯的节日，在带薪休假制度方面，国务院根据劳动法和公务员法制订T《职1二带薪年休假条例》，条例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氽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连续作1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此外我国职工可以享受的其他休假还有：寒暑假、探亲假、病假、事假等。闲暇时间的逐渐增多，休假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为我围休闲产业提供了潜在的巨大市场。据初步统计，我国休闲产业形成后，将提供亿个1二作岗位，实现上万亿元经济收益．休闲产业面临巨大的发展契机。

人们受教育机会增多，知识水平普遍提高，直接影响到我国休闲产业的发展。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2007年研究生教育招生42万人，在校研究生120万人，毕业生31万人。普通高等教育招生566万人，在校生l885万人，毕业生448万人。各类中等职业教育招生800万人，在校生2000万人，毕业生530万人。全圈普通高中招生840万人，在校生2522万人，毕业生788万人，全国初中招生1869万人，在校生5736万人，毕业生l964万人。近年来，我国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公民素质的普遍提升，带动了休闲产业及相关产业的不断发展。

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同时，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发生r巨大的变化。人们的消费观念和审美能力不仅仅停留在物质需求层次上．开始重视精神需求层次、自身健康和自我实现的价值，并把更多的时间和物质用于休闲产业的消费上。休闲也日益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

第12篇

关键词：居住伦理；居住建筑伦理；居住环境伦理；居住方式伦理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3—0110—06

“居住伦理”，即人们在日常居住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对个体的人格、人生的塑造，对人际交往和社会风气的影响及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和良序美俗。作为生活伦理的重要内容，居住伦理重在以伦理、道德的视角关注百姓的日常起居生活，塑造健康的居住方式，树立理性的居住伦理观和行为方式。目前国内的居住伦理研究主要可以从近30年来关于居住学研究的成果中体现出来。居住学研究的主旨虽然在于探索人类居住生活的内在规律，生活与空间的相互关系及发生、发展、变化的因果关系和结构关系等①，但在研究过程中必然关涉对现实伦理问题的阐析，而且有的伦理研究（如建筑伦理）已呈独立的态势，因此，本文基于居住伦理的内涵与居住学的三个重要范畴：居住建筑、居住环境和居住方式，结合国内的居住学研究成果，对其中伦理研究的发展脉络、主要成果和研究的不足做一述评。

一、居住建筑伦理研究

正如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所说：住宅是居住的机器。作为一门综合诸多软科学与自然科学为一身的综合性学科，居住学与建筑学关系密切。人类居住的本质在于建基于人类生活与行为之上的家屋，家屋并不仅仅包括具体技术、材料等实在的内容，还包括抽象的文化传统意识、价值取向等范畴，而这些使居住建筑的伦理研究成为可能。

居住建筑学与伦理学的结合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其兴起，一方面源于建筑本身与伦理之间的深层关联，另一方面则是因现代建筑实践中涌现的大量伦理问题的推动。中国的建筑伦理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由一些建筑学者发起，他们在其论著中开始涉及建筑的伦理问题，如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沈福煦在《宗教·伦理·建筑·艺术》一文中较早论及建筑与伦理的关系，指出：“建筑伦理学是从建筑实践中引出的经验和原理，主要关注的是对与建筑相关事物的态度，或者是说，对这些事物的判断。”②21世纪，随着居住学研究在国内的深入展开及城市居住环境恶化、建筑师职业精神缺失等多重危机的出现，关于建筑伦理的讨论日趋白热化。除了建筑学者，一些伦理学者也加入其中。拓荒之作为秦红岭的《建筑的伦理意蕴——建筑伦成果，其主要是从如下四个方面展开探讨的。

第一，以伦理视角阐析古代居住建筑的思想特征，揭示中国传统居住建筑文化的伦理意蕴及伦理功能。伦理概念在建筑中的形象反映构成建筑与伦理的狭义关系，而伦理观的流变与建筑发展间的关系则构成建筑与伦理的广义关系。有的研究从建筑与伦理的狭义关系出发，指出中国“居以载道”的建筑理念充分表达了中国传统的伦理型文化。如秦红岭认为，中国古代建筑无论是宫殿还是民居，都体现了皇权至上的政治伦理观、尊卑有序的等级道德观、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及和谐为本的人伦观；陈喆等在《传统民居空间划分的伦理内涵》中以家庭伦理为主线，考察人类传统民居建筑的空间划分方式，揭示了其中蕴含的伦理旨向；马旭初在《北京四合院与传统伦理观念》中以四合院的建筑风格为例，揭示了四合院内宅、外宅的划分体现着尊卑有别的等级观念，内宅的居住安排反映出长幼有序的传统伦理观念；张峰率在《“男尊女卑”伦理观对中国传统居住建筑的影响》中，通过对中国传统居住建筑中男女空间的比较研究，阐述了“男尊女卑”伦理观对传统居住建筑设计的深广影响。从以上研究成果看，中国传统的建筑具有内外有别的空间格局、尊卑有序的标示功能以及注重礼制的精神承载等特征，这些特征皆源于传统儒家伦理规范——“礼”，“礼”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核心价值内涵，因此，由“礼”的精神影响的建筑无不体现着一种等级差序。有的研究则从建筑与伦理的广义关系出发，探析伦理观念的流变与民居建筑的赓续构成的源流关系。有学者以民居建筑嬗变之“流”为立足点，指出导致这一嬗变的原因是伦理观念的变迁。如董睿在《居住文化的变迁与传统伦理的嬗变》中，从大历史层面揭示了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伦理观念从大一统走向民主、从强调等级走向主张平等的巨大嬗变，而作为文化物质载体的民居建筑则见证并体现着这种嬗变。有学者以道德观念的嬗变之“源”为立足点，微观论证观念客体，即民居建筑的巨大变化。如陈斌的《从家庭伦理道德的转变看家庭居住方式的变化》指出，不仅社会文化、伦理意识的变迁会深刻地影响居住建筑、居住生活的变化，居住建筑、居住生活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传统价值观的嬗变。

第二，从应用伦理的视角，探讨建筑师的职业伦理问题。建筑师的职业伦理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入手进行分析，前者指建筑师从建筑的价值属性、建筑与社会的关系、建筑与自然的关系入手进行的哲学探究；后者则基于西方的伦理准则，围绕建筑师的个体责任和义务，研究建筑师在民居工程实践中碰到的伦理难题和责任冲突及应当遵循的职业道德规范。目前，国内的研究多从微观层面出发探讨建筑师的职业道德问题。如秦红岭在《试论土木工程师的职业伦理》中将责任伦理视为建筑师首要的道德规范，认为建筑师必须担负起神圣的原始伦理责任，诗意地创造和守护人类的家园，让人更好地存在着。秦红岭在《职业伦理视野中的建筑工程伦理》中还提出了保证这种责任有效的方式。除了责任伦理，有的研究还从美德理论出发，指出建筑活动内蕴着求真、臻善、趋美的伦理价值，所以，“建筑师不仅有求真的欲望，更有求善的欲望……希望自己的目的能够在改造世界和创造人类生活环境的活动中实现，希望人们在他们所创造的生活环境中幸福地生活”③。这是建筑师的普遍良知，这一良知甚至在制度伦理缺位的时候也能发挥巨大的规范与引导作用。这些研究开拓了国内职业伦理学的新视野。

第三，以中西方哲学元理论来探讨居住建筑的伦理基础，拟构建国内居住建筑伦理体系。对此，有的研究从传统建筑所载之“道”着手，汲取其中的建筑理念，赋予现代居住建筑设计以生命。如邱建伟的博士论文《走向“天人合一”：建筑设计的人文反思与非线性思维观建构》，通过哲学与科学的综合分析，建立科学与人文相交融的合理化因素，从更广泛的领域反思现代建筑设计理论，提出现代建筑设计应秉持人性的、人文的理念，要使建筑与人实现“天人合一”。有的研究以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理论来探讨建筑的伦理本质问题，对其“诗意栖居”的筑造理念进行伦理学的解读。如郭宇力的硕士论文《历史的栖居：基于现象学视角的“历史性存在”筑造思考》，把“面对事实本身”作为理论视角，将历史街区问题的研究置于“人之存在”的深度和城市、建筑整体演化的背景之下，从哲学和现实“筑造”两个层面展开命题式的探讨，对当前人类社会的危机根源予以反思。还有一些研究基于国内建筑实践中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建筑活动中存在的值得研究的伦理问题，如建筑工程伦理、建筑技术伦理等问题，不同利益阶层的利己行为、弱势群体的居住质量问题等，这些研究强调未来的居住建筑实践必须确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建筑伦理原则和行为规范，兼顾公平与正义等。

第四，从代际伦理的视角探讨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伦理问题，尤其是传统民居的保护问题。这些研究或者运用建筑学、人类学、哲学等方法，反思城市化的功过，认为城市化导致普遍的文化平庸状况，这种平庸已经使历史丰富性丧失，城市记忆力模糊，甚至失语；④中国的城市化正处于非常危险的时期，正在走向反人性、反人文之路，城市化应有的伦理目标应该是为历史留空间，为生活留空间，为子孙留空间。⑤或者运用文献学、建筑学、伦理学相结合的方法，在拼贴、还原中华传统古老民居建筑原貌的基础上，一方面指出这些由城市、乡镇、集市构成的复杂社会文化现象会随着自然的、经济的和社会行政局面、伦理文化赓续的盘根错节而融为一体，它们是中华悠久历史馈赠给后世的丰富遗产，我们的伦理责任就是让其得以存续；另一方面指出研究本身即是一种文化的“寻根”，在“实用”哲学大行其事的今天，我们要完成个体灵魂的完善，以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从冷僻、萎缩走向“适应、合理、变通、兼融”。⑥

综上分析，目前国内建筑伦理研究虽然取得了进展，但总体仍处于起步阶段。正如秦红岭在《建筑伦理研究的现状评述：学理基础与趋势展望》中指出的，国内建筑伦理研究在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存在诸多不足；不仅如此，建筑伦理研究的成果更多关注的是城市建筑而非乡村居住建筑的伦理问题，更多的是对文化意蕴而非人居建筑伦理价值的思考，这是由居住伦理的非独立性所导致的。但应当肯定的是，相较于居住伦理其他范畴的研究，国内建筑伦理的研究成果最丰硕、内容最丰富、体系最完整。这些研究，一方面，为中国建筑伦理学的构建奠定了基础，促进了城市的人性、人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国内居住伦理学建立之先声，居住建筑伦理的研究也为居住环境伦理、居住方式伦理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居住环境伦理研究

挪威建筑理论家C.N.舒尔兹认为，“居住”意味着人与给定环境之间建立一种有意义的关系。人想获得一个“存在的立足点”，必须“认同”于环境，即人赋予环境以意义、对环境有“归属感”，这才是居住的真实意义。⑦因此，有的学者甚至将居住学视为全面研究人类居住环境的学科。人类居住生活与社会文化环境、人工环境之间的关系，在居住学形成之前，就已是学界关注的主要伦理问题。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者邹德谨和一些日本学者就对这一方面做了最早的探讨。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居住学的确立，日本学界以深切的现实关怀和广阔的理论视域不断推动研究的发展。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也开始了对居住环境伦理的体系化研究，时至今天，居住的生态伦理、环境伦理研究已成为西方伦理学研究的显学。但由于政治的原因，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叶，在一些建筑学者、伦理学者的推动下，中国的居住环境伦理研究才渐趋复兴。居住环境包括居住的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及人工环境。⑧所以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对国内人居环境伦理研究给予述评。

第一，基于生态伦理观、环境伦理观探讨传统的居住观念、居住行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既有之利”、“现有之弊”与“应有之义”。其中，“既有之利”指居住环境伦理研究重在把握人类传统居住文化的价值，指出中国传统居住追求“宜居”，强调居住环境与人和自然间的融合。如谭刚毅在《两宋时期的中国民居与居住形态》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伦理”的概念，可实际生活中却无不体现着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这种亲和关系源自中国人的古老智慧。朱力认为，“在中国古代依靠经验来营造宜居环境，并以阴阳五行等思想加以引导，而产生了风水学说，按照‘趋吉避凶’的原则，以指导居住环境的选址、定向、施工等，其中隐含着朴素的生态伦理观念”⑨。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大多都认识到指导传统中国人“宜居”生态理念的是“天人合一”哲学观。“现有之弊”主要指出了人类居住文化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危机，分析了造成危机的主要根源在于错误的生态观。荆其敏等强调，导致空气、水等居住环境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人类生存的价值观及居住方式和生活方式之弊。传统的住宅讲究“天人合一”，但现在，由于建筑师缺乏土地生态学的观点，城市和乡村在建房时只会挑选最好的地段，从而破坏了自然环境。⑩对此，秦红岭也在《试析生态城市建设应遵循的价值原则》中揭示，现代人主张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将自然视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工具，这种观念已经成为现代人类的普遍价值观，反映在国家发展、城市建设、民居建筑和人们居住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朱力以本雅明的批判理论分析了这一价值观的哲学根源，其指出，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理性的崇拜与确立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主宰了人类的价值体系。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代环境伦理问题产生的价值根源。“应有之义”旨在基于导致居住环境日益恶化的价值和人性根源，强调借鉴传统，以新的自然观应用于当代居住设计与建设、居住生活理念之中，培育现代人的环境伦理道德意识。如孙彩萍从宏观层面指出，传统的自然观、生态伦理观不仅是中国未来居住建设的文化资源，还是遭受现代机械自然观之苦的西方文化观念变革的契机所在。朱力从微观层面强调，明代文人在居住环境理想图式、日常生活情趣、休闲娱乐、社会交往、消费观念等生活方式上对自然的审美与尊重的精神，对当代社会构建生态环境伦理观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能够帮助我们超越仅从工具理性的视角思考自然价值的思维定式。此外，有的研究也正确地看到正是人类的欲望造成了今天的环境问题，所以必须抑制人类的消费欲望，善待环境，关爱万物，建立起一个“低熵”社会。

第二，从生活伦理的视角出发，探讨社会文化环境与居住行为间的伦理关系。作为生活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居住伦理研究的社会文化环境既包括居民的居住观，也包括居住区内的安全、邻里关系等问题。研究者从宏观与微观层面出发，分析社会文化环境对于居民生活的意义。宏观层面，有的从历史主义视角研究儒家礼制文化与阴阳风水等神秘文化对城乡聚落方式的影响，如肖群忠指出，中国古代邻里关系的基本特点决定邻里关系主要是以道德作为调节手段，形成了亲仁善邻的道德态度、乡邻和睦的价值目标、相容相让的基本道德、相扶相助的伦理义务；有的研究，如林永匡的《民国居住文化通史》，立足社会大变动时期，探讨新旧文化在城市居住伦理中的共存与冲突。有的研究立足现实，阐述现代社会文化环境对民居建筑和居住生活产生的利弊，如郭晓蓓的《“城市生活”今昔：民生伦理的审视视角——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道德思考》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以俗文化为主流的社会，这一俗文化在商品社会中以群众的消费文化、商业文化等为内核，极大地影响着当代的居住文化、居住伦理和居住道德。微观层面，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各区域及少数民族人居环境伦理的探讨，这是目前该领域研究得比较充分的部分，为中国古民居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从生活伦理的视角出发，研究人工环境的伦理性及其对居住生活的选择、居住质量的影响。“人工环境”指由于人类活动而形成的环境要素，包括住宅的设计和配套的公共服务设施、卫生绿化等。调查显示，人工环境的质量直接反映居民的居住质量，决定着人们的购房行为，成为衡量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的主要标准。罗雪中认为，与以往人们“被居住”不同，现代人在选购商品房时更追求住宅区的人工环境。与传统的宜居理念不同，现代的“宜居”与“便利”紧密联系，进而与幸福感、城市的满意度与认同感等伦理心理密不可分。遗憾的是，国内目前这一层面的研究多停留于艺术、建筑的层面。

总之，现代人迫切需要一个安静、安全、优美、便利的居住环境，然而，国内居住环境的状况虽已得到一定改善，伦理研究也已起步，但与民生需求相比，都是相对滞后的。主要体现是：缺乏类似国外学界将居住、社会和环境问题联为一体系统地归纳和阐述居住环境的概念、指标体系、评价理论的系统化、评价理论的理论化等研究成果；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尚未建立，或囿于现象的描述，学理分析不足，或仅局限于形而上的论述，而建筑、环境学等科学知识背景匮乏；针对居住环境问题开出的很多“药方”只能停留在学术层面，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诸如居住安全、居住用水等居住环境的范畴研究尚待起步。这些既是居住环境伦理研究的局限性，也是其未来研究与发展的生长点所在。

三、居住方式伦理研究

居住方式伦理以居住主体的价值，居住主体与居住空间的关系，社会中各种因素成长、组合与嬗变综合作用引起的居住方式流变为研究内容，其研究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初，伴随世界范围内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居住问题成为城市发展的焦点问题。20世纪50年代，居住学形成，居住方式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焦点问题，逐渐为西方的多个研究领域所重视，出现学科综合、交叉的大趋势。在中国，现代意义的居住方式研究开始是作为民俗学的研究内容承担着启蒙民众的使命，20世纪90年代中叶得到一定程度的独立发展。21世纪，城市化进程速度加快，传统聚落与现代城居的矛盾，居住主体的多元化、复杂化与住宅理念一元化的矛盾，贫富差距、居住空间的隔绝与社会制度的公正性问题之间的矛盾以及西方居住学理论的引进，推动了居住方式研究的迅速发展。综合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从人本主义出发探讨居住方式的伦理本质及现代居住行为的价值缺失问题。有的研究综观古今中外的居住文化，主张住宅建设必须以人为本才能让人们对生活更满意，才能共建和谐的人际关系，而现代城市高层住宅与小区正背道而驰，造成使用者的不满。有的研究认为，虽然现代城市住宅建筑已开始强调人的参与和改善人的居住感受，但中国的城市规划本质上仍未摆脱功能主义的影响，住区规划“见物不见人”，缺乏人文关怀的问题依然很严重。鉴于此，邱建伟博士在其论文《走向“天人合一”——建筑设计的人文反思与非线性思维观建构》中，主张研究或借助西方建筑模式、生活模式的自然主义、人本主义思潮指导中国的建筑观、居住观，或者致力于以传统“天人合一”的建筑理念作为今天住宅建设者的学理依据。

第二，从政治伦理层面探讨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居住建设的权利。根据1987年国际建筑师协会的《布赖顿会议宣言》提出的城市住宅的发展均势，未来的居民是最主要的决策者与建设者。按建筑规划设计的步骤，市民、设计师、政府官员分别承担着不同的义务，由此产生了对不同角色职业伦理问题的探讨。目前，国内研究多为对建筑师、城市规划设计师和政府官员的职业伦理的探讨，而对于城市规划、居住决策的“公众参与”问题的伦理研究很少有涉及。其中，对政府官员职业伦理问题的探讨主要从百姓“难住”、“住难”的现状及其居住政策、法规的研究中加以体现，如张增船指出，“住有所居”是当前的一项民生大计，有着人道主义、制度公正、人权等内在伦理意蕴，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政府责任的缺位、财税体制和土地政策的伦理失范，使“住”成了居民的沉重负担。居住危机实质上就是制度伦理危机。

第三，从制度伦理与关怀伦理层面探讨中国的弱势群体居住生活中凸显的伦理问题。这是目前中国居住伦理研究亟待重点关注的领域，然而却处于相对匮乏的状态。现有的研究有的着力从整体探讨城市“居住弱势群体”的伦理问题，如焦怡雪的博士后报告《城市居住弱势群体住房保障的规划问题研究》，将“居住弱势群体”界定为居住现状水平不能满足基本居住需要又无法通过市场途径改善居住状况的群体，提出城市居住弱势群体住房保障的目标为实现人人享有适当住房的社会权利。有的则具体研究了“年龄弱势群体”——城市老人的居住问题。21世纪，人口老龄化成为中国面临的突出社会问题，老年人居住问题的研究持续升温。与20世纪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多关注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如王江萍在《城市老年人居住方式研究》中指出，孤独感和沮丧感是独居老人的普遍精神状态，传统的以“孝”为核心建构的住宅设计和家庭居住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缓解老人的这种状态，使老人能够获得幸福的晚年生活。有的研究针对“绝对弱势群体”——农民工的居住问题作以初探，如单孝虹的《失地农民集中居住新区的道德伦理建设初探》强调，农民工居住在城市中，形成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其居住方式或大或小地影响着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实际上，农民工的居住方式彰显出的是制度的公正、公平等伦理问题。这部分的研究应当成为伦理学各个领域研究的核心内容。

第四，从家庭伦理的视角透析反传统的“特殊家庭”的居住伦理问题。由于家庭组织形式和成员间伦理关系、社会地位的不同，家庭成员的居住方式、日常的交往形式存在巨大的差异。有的研究探讨了“丁克家庭”的家居方式，如梁旭的《“丁克家庭”的居住问题研究》指出了“丁克家庭”这一居住方式对传统婚姻、家庭价值观念的巨大冲击。有的则研究了城市的“空巢家庭”，如侯立丽的硕士论文《我国城市“空巢家庭”居住模式研究》指出，计划生育造成“空巢家庭”成为未来中国人的主要居住方式，对于“空巢家庭”，除了来自家庭、社会的人文关怀外，还必须实现空巢家庭住宅设计的人性化、住宅环境的环保性和住宅社区的交流性特征，这样才能确保空巢家庭的和谐。实际上，除了城市“空巢家庭”，乡村也表达出日益纠结的家庭、社会伦理困境：夫妻长年外出打工，孩子和老人形成“空巢家庭”，由于相比由此导致的“留守儿童”的伦理问题，老人的居住伦理问题已显得微乎其微了，所以这部分的伦理研究少有人问津。

第五，从社会伦理的层面探讨社会转型期间出现的居住方式伦理问题。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空间资源分配不公导致阶层分化，由此映射出社会阶层分化后不同阶层居住方式的封闭与隔绝、贫富差距日趋扩大等诸多社会伦理问题。在中国现有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住房资源不仅被市场“看不见的手”掌控，更为权力所控制，于是，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猖獗，有限的住房资源分配失衡。就此，刘精明指出，旧城改造的过程就是一个城市优势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是权力和金钱占有教育、交通、环境等最好的资源，而拆迁居民逐步被边缘化为弱势群体的过程。居住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空间使用上的隔离与分化，客观上形成了社会的阶层隔离和贫富隔离。鉴于此，研究者试图提出有效的解决路径，秦红岭在罗尔斯正义论的启示下，强调了城市规划者的社会责任。有的研究则通过对美英等国的实践分析，提出“混合居住”的方式，以解决居住分异、空间资源分配失衡等问题，实现社会的和谐。但唐晓岚反对“混合居住”方式，认为这样可能引发和激化阶层矛盾，应该加强以政府管理为核心的社会调控的介入，以达到各阶层居住利益的公平。

总之，目前国内关于居住方式伦理的研究从各个层面反思了中国现代居住方式存在的伦理困境，但研究也存在非独立性、非系统性特征。此外，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政治制度伦理的否定维度即保障性制度的研究，而非诸如公众权利、公众参与、公众监督等的维度；研究还局限于城居生活方式的探讨，乡居方式的研究甚少涉及；对居住主体范围的伦理研究也亟待扩大。

四、结语

“住”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和行为，而以居住建筑伦理、居住环境伦理与居住方式伦理为本质内容的居住伦理，蕴含着人道、人性和人本，公正、平等和幸福等丰富的伦理道德内容，不管时空如何变幻，都必然折射出个体的追求与价值、整个社会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所以，它本应为伦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主客观的因素，相较于发达国家理论成熟、视阈开阔、方法多元的居住伦理研究，中国的相关研究起步晚，目前还处于对居住的伦理问题进行多角度反思与学理基础的探索阶段。因此，这些反思和探索必然存在着诸多的不足，而弥补这些不足，推动中国的居住伦理研究走向独立，实现学理化、系统化和人居价值指导正是未来研究者的目标所在。

注释

第13篇

(一)中国贫富分化的现状

国际上衡量一国贫富差距程度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即基尼系数法、收入不良指数法和财产集中度法。以此分析我国的现状，不难看出我国的贫富分化已相当严重。

首先，从基尼系数看。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5，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其次，从收人不良指数看。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我国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人和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高达50%。最后，从财产集中度看。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05年6月份公布的统计数字，中国10%的富裕人口享有国家总资产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却只拥有总资产的1.4%。不仅如此，由于有关的让会经济政策及相应社会立法的缺失，我国贫富差距还在日渐加剧，这不仅影响到我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而且这些不和谐因素又反过来影响到社会经济发展。对此，我国的决策层也有清楚的认识，在2005年10月制定的“十一五”规划中，把目前中国日趋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作为党和政府今后五年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并提出扩大就业、增加就业岗位;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等保险制度，认真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问题;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人分配的力度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以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人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这意味着，在未来的几年里，在我国建立合理的社会法律制度体系尤为重要，而要真正使这些社会法律制度的设计实现矫正贫富分化的目的，就必须首先了解贫富分化的成因。

(二)中国贫富分化的成因

1.既有的观念:市场经济论与社会不公论

对于中国社会贫富分化的成因，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做了大量研究，可以概括为两类对立的观点，笔者称之为市场经济论与社会不公论。

市场经济论的主要观念是:中国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造成的。持此论的学者又有两种不大相同的观点:一种是一般市场论，着重于从市场机制本身说明，认为市场经济必然会产生贫富分化。其根据在于，市场的基本机制是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由于市场中的人所拥有的资源、个人察赋存在差距，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自然而然就会造成贫富分化。另一种是特殊市场论，着重于从我国市场经济的特性说明。因为在市场经济建立的各个具体阶段，不同社会群体的获益程度很不相同。从某种意义上讲，谁能与市场化过程保持着同步的关系，谁就有可能率先富裕起来。加之我国经济体制处于转轨期，新体制的完善还需要一个过程，因此，难免出现一定的贫富差距。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贫富分化是市场化改革的代价。

不论按市场经济论的哪一种观点，其逻辑结论必然是:中国目前的贫富分化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因此，矫正贫富分化的关键就如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所说:“不应该有仇富心理”，不能采取“劫富济贫”的办法(如用高征税的方式缩小贫富差距)，而只能采取使穷人富起来的办法，或采取完善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办法。

社会不公论认为:中国贫富分化的主要根源在于社会不公。而中国改革和转轨过程中的社会不公体现在不同方面，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侧重，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是权力介人市场论，认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是等价交换，由于大部分人是平常人，差异不大，因此不可能造成大规模的贫富分化。相反，如果一个社会出现了大规模的贫富分化，则必定是由于存在大规模的不平等交易，一批人破坏了公平交易的原则巧取豪夺。而这少数人之所以能巧取豪夺，往往是因为有权力做靠山，即权力介人了市场竞争领域。第二种是机会不公平论。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认为，当前出现的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悬殊的现象，主要是由机会不平等造成的。而机会不平等主要是由于一些掌控权力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营私。第三种是权利失衡论。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通过对北京出租车公司与司机之间的“霸王合同”的分析，说明在我国由于缺乏法律制度保障，往往使一些弱势群体的权利受到损害而难以得到救济。据此，他认为贫富分化的种种因素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

从笔者所阅读过的有关资料来分析，上述两派都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对方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也都把对方认为是根本的原因看作是次要原因，这使他们各自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政策法律措施的侧重点各自不同。

2.一种新的观点:中国贫富急剧分化的根源在于西方现代性在中国社会的推展

自从19世纪西方的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大门后，中国的仁人志士就开始寻求强国富民之路，其结果是使我国逐渐走上西方式的现代化之路。

西方的现代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界定。就政治制度而言，主要采取的是自由民主加福利国家的政权形式。就治理方式而言，主要是以表现为形式理性的法律制度来治理。从文化上来界定，在思想体系和道德规范的领域，以个人主义形式存在的人道主义和以功利主义形式存在的理性主义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和主流思想倾向。〔2〕从思维方式上来界定，现代性是以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为特征的:主体与客体，个体与群体，精神与肉体，人类与自然等的分离与对立，都是现代性的表现。〔3〕概言之，西方现代性在思想根源上强调个人价值，并着重于形式理性的制度设计。其制度化于法律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对个体利益、个人权利的保护，在一方面，给个人以激励，使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得以发挥，推动了科学进步，带来了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个人对群体、对社会责任感的弱化和道德良知的普遍下降;对个人利益的过度追求，对他人的剥削及对自然资源的掠夺，这势必导致形式上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的人们之间，在形式合理的法律制度的保护下产生贫富分化，也会因以人类为中心而造成生态危机。因此，贫富分化及生态危机成为所有实施现代化国家的两大难题尤其是贫富分化问题，在后发实施现代化的国家中表现得更为严重，中国目前就面临此种情境。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是由以下原因所致:

第一，东西文化冲突，导致传统文化价值观“减震”功能丧失。在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基督教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基督教所强调的泛爱、和平及宽容等价值有利于人们慈善心性的养成，这对贫富分化具有一定的阻碍或减弱功能。比如教会就“在整个中世纪，为一切慈善行为打开方便之门，成为一切施舍的当然场所。”〔4〕而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思想界的主流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这样一种观念:儒家文化强调的团体主义、和谐主义价值以及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对亲情的重视是实现现代化的障碍，于是在不同程度上忽视本土文化精华在社会秩序整合中的意义，也就丧失了传统文化对贫富分化的减震功能。因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了较西方国家更为严重的腐败、缺乏市场道德、缺乏利他慈善行为等现象，从而加剧了贫富分化。

第二，暴发户心态。在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开始较早。在那一时期，由于科学及与之相关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人们所能掌握的竞争要素的差距亦有限，因此，贫富分化的形成经过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在这一长期的累积发展中，一方面，富人的消费观及对财富的使用日益趋于合理;另一方面，法制也不断完善，约束富人财富的获取趋于合法与合理。而我国是后发国家，在当前时代，全球化带来的科学技术及其他生产要素的迅速传播，使人们所掌握的关涉竞争成败的要素从一开始就出现巨大的差距，可以说许多竞争尚未开始就注定了成败。这就使部分人迅速暴富起来，而暴富者普遍容易产生“暴发户”心态。这种心态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是鄙视穷人，甚至欺诈掠夺穷人。其二是财富的不合理使用，大把花钱来向世人展示自己的一夜暴富。如我国的富豪们宁可在澳门赌场一掷万金，为一饱口福而大摆黄金宴，也不愿付给农民工该付的工钱，不愿给被拆迁户以合理的补偿，不愿为打工妹支付最低的福利保障，更不愿像比尔•盖茨等西方富豪那样，将个人资产的大部分注入社会慈善事业。这些不仅使贫富分化急剧发展，而且使穷人对贫富分化更丧失心理承受力。

第三，经济体制的转型与法律制度特别是法律理念的脱节，使许多非法行为没有法律约束或使既有的制度约束软化。博弈论及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只有自生自发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中国的一位社会哲学家对社会过程体悟后也说:“本来一个社会制度，就是为事实而想的办法，故必事实到了那一步之后，才能产生那新的制度。”〔5〕然而，现在的中国由于社会经济急速转型，不仅使制度大量缺乏，而且既有的许多制度也完全不是依事实想出的办法。反是忘记了自己的事实，尽看见他国的表面—如法律、制度，及一切完备之设施等—便想全盘采用，希望能突然涌现出新制度来。〔6〕可是作为制度根本的文化却不是短时期能够改变的，有的甚至是很难改变的。这样，许多不合理的经济行为要么因为没有法律调整而成为难以制止的灰色行为，要么因为缺乏文化根基而难以发挥作用从而使制度约束软化。这就放纵了各种非法和准非法的攫取社会公共财富或他人财产的行为，从而加剧了贫富分化。

(三)社会法——矫正贫富分化的主要途径

上述分析说明，源于西方的现代性及其制度本身就孕育着贫富分化的种子，只要实行了市场经济制度及相应的私法制度，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加之，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西方文化冲击使本土文化信仰和价值观念的约束力下降，社会法制度建设滞后和相对缺失，贫富急剧分化就成为必然。这已被中国20多年现代化的历程所证明。

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拒斥现代化。这不仅是因为我国已经走上了现代化道路，更重要的是现代性及其具体化的各种制度，如市场经济制度、私法制度、民主法治本身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的解放也有极其重大的积极意义。世界历史发展的经验已经证明，完全否定作为现代性表现的市场机制、形式理性化的私法制度以及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必定会给社会造成灾难。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贫富分化，而在于如何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贫富分化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

因此，对于贫富分化的矫正，只能从国人的文化信仰及价值观念的重建，以及法律制度特别是社会法制度的完善两大方面着眼。其中，文化信仰与价值观念的重建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法律制度的完善又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塑造人们的文化信仰及价值观念。因此，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特别是社会法体系，是当前弥补私法在财富分配中的不足，矫正贫富分化的主要途径。但需要说明的是，社会法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旨在遏制贫富分化的急剧发展、把贫富分化控制在社会成员可接受的合理范围内，而不是绝对地消灭贫富分化;否则可能抹煞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20世纪中叶以来发达国家、特别是福利国家社会立法的发展历程对此已有了说明。

二、矫正贫富分化的社会法理念

法律史研究告诉我们，作为一种制度，任何法都必须有其所依之意识和精神，“一项制度之创立，必先有创见这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一项制度之推行，也同样需要推行该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此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逐渐晦昧懈弛，其制度亦即趋于腐化消失。”〔7〕那么，矫正贫富分化主要制度的意识与精神应为何呢?

欲对此问题做出回答，我们不得不进一步追问法之意识与精神。对此历来学者们因社会观及人性观的不同而形成了诸多学说，大致可归为两种:一是以个体主义社会观为基础的“个人权利说”，另一是以整体主义社会观为基础的“社会权利说”。〔8〕而以哪一种社会观及权利说为基础构建矫正贫富分化的法制度，不仅关涉到法律制度设计的差异及对法律解释的不同思维方法，而且直接关系到对贫富分化矫正的效果。下面通过对这两种学说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人性假设、法律观念及制度逻辑等内容特征的比较分析，结合中国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文化传统和法律观念，说明要构建矫正贫富分化的社会法律制度，我们必须转变当前以权利为中心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和法律观，树立以“社会权利”为中心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和法律观。

(一)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个体主义学说

1.社会经济背景和观念基础

自文艺复兴以来，以权利为中心的个体主义构成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9〕其生成于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还没形成发达的社会分工之时，个体经济自立性增强，个人意识觉醒。其基本社会理念是:社会是由完全独立的个人组成的复合体，并无自身的不可还原的存在。“并且，这样的个人能依自己的利益和愿望与其他人一再地达成社会生活所需的某种一致(秩序)。这样，社会只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工具。或只有工具性的价值。”〔l0〕据此分析，全部社会关系就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平等的、具有独立的自由意志的个人按自己的意志自由建立的。就像洛克所说:“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

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ll〕

2.个人主义的法律观

持此种观念的学者在具体的法律观点上虽存有分歧，但都具有以下共同的法律观念:人作为一种理性的存在，不仅本身就拥有某些同等的权利，即作为个人自然权利存在的主观权利，而且人生而是自由的。这就意味着人有行为自由的权利，同时又有获得这些行为所产生的结果的权利。同时，既然所有人生来就享有同等权利并应保有同等权利，社会又由个人组成，社会中的人组成国家(政府)就是为了保障个人的天赋权利，因此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及来源在于被统治者的同意。

这种个人权利学说在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和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中被明确地予以了表述。其核心包括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个人主义、先验主义、本质主义、冲突主义。〔l2]

西方社会的大部分法律制度都产生于这种学说，直到今天仍是如此。这也是目前我国主流法学的舶来之源，换言之，我国法学主流观念的基本方法论和价值观都是个体主义的。

3.个人主义法律观的制度逻辑

在个人主义法律观下，以其为基础建立的法律制度对个人及国家行为要求的逻辑必然是:其一，任何人在与他人的经济交往中，只要不采取欺诈、强迫手段，都可以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经济力量(如市场支配力)或信息优势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其二，除非出于自愿，使个人对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贫富分化问题承担更多的责任，如以社会立法的形式对个人所得实行累进税制、征收遗产税、使企业为职工承担一定的社会保险费用及给职工提供相应的福利等，就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其三，国家作为社会契约的执行机构，只有保护个体权利不受侵害的消极义务，而没有促进个体利益的积极义务。

这些在当今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公法及私法制度中都有体现，在私法中表现得尤为充分。这意味着以个体主义观念为基础的法律制度，特别是私法制度，不仅不具备遏制贫富分化的功能，反而还具有维护贫富分化的功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可能促使贫富分化。

(二)以社会权利为中心的整体主义学说

1.社会经济背景和观念基础

整体主义观念从源头上可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但真正在社会现实中立论则要到18世纪中叶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高度社会化形成发达的社会分工之后，而其对社会思想及实践产生广泛影响则是二战以后。

其基本社会观念是:社会不仅为一客观实在，而且如同人一样是一个有机整体。它在承认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有自己独立目的的同时，也承认作为构成社会基本要素的个人仍具有其个体特性和相对的独立性:“社会不是按机械原则构成的，而是一个不断成长的有机体，他由各个不同的部分构成，每一个部分都有其个体特性，但彼此又相互依赖不可或缺。社会由个体组成，但不可仅仅归结为个体;个人也不能仅仅被视为社会的一个被动的部件，因为个人有其独立的、不可还原的、不可取代的价值。”〔l3j

这种社会观对个人之间关系的基本看法是:人与人以及人和社会的关系是有机的相互依存关系。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然不能完全否定存有冲突，但主要是功能互补的、和谐的关系。

2.“整体主义”的法律观

整体主义的法律观主要体现在各种社会法理论当中，其观点虽存有分歧，但核心是一致的，即“确认存在一条规则约束社会中的个人，个人的主观权利产生于社会义务;它肯定人是社会中的人，由此人应服从于社会规则，社会规则要求个人对其他人负有义务，个人权利只是其义务的产物，只是其必须自由和充分地履行义务的权利”。〔14〕换言之，这种学说的基本观念是:人在社会中并且只能在社会中生活;社会的存在离不开将其组成个体联系起来的相互关联性。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规则，就来自于社会的相互关联性，因此，法律规则兼具个人性与社会性。从其基础上来说法律规则具有社会性，只是因为人在社会中生活，它才得以存在。同时，法律规则也具有个人性，因为

它存在于个人意识中，它只适用于且只能适用于有意识和意志的个体生命体。

法律规则的社会性及人只能生活于社会的事实，决定了社会中的人要遵守下列行为规则:可以做任何本质上用于实现并发展相互关联性的事情，不能做任何损害社会相互关联性的事情。合理的人为法则应该是该原则的表述、发展与实施，由此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些逻辑结论:个人有权采取一切行为来遵从社会相互关联性;他也有权采取一切行为阻止其他任何人妨碍他完成这一社会责任。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拥有某些权利，但这些权利并不是天赋的、个人的、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它们也不是法律规则产生的基础。而是首先因为存在一条法律规则，该法律规则要求每个人承担一定的社会功能、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从而赋予每个人与其发挥社会功能相应的权利。

法律规则的个人性决定了法律规则是多样的。所以尽管从要求所有人遵从社会相互关联性的角度来看，法律规则对所有人是相同的，但是法律规则对每个人所要求的义务与责任又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的才干与具体情况不尽相同，所处的社会领域不同，其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功能各异，所以人们应以不同的方式来遵从社会相互关联性。

进一步，由于社会的相互关联性是建立在相似性和劳动分工基础上的，而这两种相互关联性所表现的形式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千变万化的，这就决定了法律规则的实施方式同样是多样的、可变的。因此，我们所构想的法律规则并不是完美意义上的理想规则，并不是人类不断努力以期日益接近的一种规则，而应该是一种多样的、可变的规则，法学家的任务正是要在各个特定的社会结构中确定适应于它的法律规则。〔15）

3.“整体主义”法律观的制度逻辑

在整体主义法律观下，以其为基础建立的法律制度对个人及国家行为规范的必然逻辑要求是:其一，任何人在与他人的经济交往中，不仅不能采取欺诈、强迫等手段直接侵犯他人利益，而且不能滥用自己的经济力量(如市场支配力)或信息优势，为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间接损害他人利益。其二，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决定了每个人在与他人的经济交往活动中不仅只是消极地不侵犯他人和社会的利益，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要积极地对他人和社会承担责任。这样，以社会立法的形式对个人所得实行累进税制、征收遗产税、使企业为职工交纳一定的社会保险费用及给职工提供相应的福利等，就具有了合法性。其三，国家作为社会的代表，不仅负有不以公权力危害个人活动自由的消极义务，而且负有使用其所掌握的公权力服务于社会相互关联性的积极义务。因此，国家有义务制定能够保证每个人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可协同参与社会相互关联性的所有法律，例如制定法律保证人人都可免费接受最低限度的教育、给所有无法获得个人生活必需品的人提供保障、保证市场竞争等。

上述学说尽管在实证法中还没有系统的表述，但其基本观念，在二战后已以越来越强劲的势头体现于“私法公法化”、“公法私法化”的法律发展趋势中，并被直接规定在一些国际性法律文件（16〕和大量社会立法中。这意味着，在法律体系中最具遏制贫富分化功能的社会法应是以整体主义观念为基础的。

(三)中国的社会法与整体主义及个体主义

1.中国社会法的观念基础——整体主义

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各有其社会背景和对人性的基本假设，也各有其适于制度要求以及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不同领域。因此在我国，对于遏制贫富分化、建立和谐社会的主要法律制度—社会法应以何种观念为基础，我们还须对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人与人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特性、法律观念及社会立法现状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证才能做出说明。

第一，现代社会与人。生产社会化的高度发展使现代社会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社会中的人不再像个人主义所假设的那样，犹如物质中的原子，是可以与其他人截然分开的、孤立的、本身具有某些特性及某些权利的理性的、平等的个人，而是在社会中扮演不同角色、具有不同社会功能的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个体。因此，虽然我们不能否认所有关于法的基础学说的出发点应该是自然存在的人，但自然存在的人并不是孤立和自由的存在。社会人类学和遗传学研究已经证明，人本身就是“社会人”。（l7〕而对这种“社会人”假设的认可则不仅意味着人与人的差异，还意味着人的理性不可避免地要打上社会的烙印，是一种演化的、情境的“社会理性”，〔l8）而不是抽象的理性。

第二，现代化与中国社会。经过几十年追赶西方的现代化历程，我国已经初步进入了现代社会。这不仅表现在我国的第二产业(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远远超过第一产业(农业)，而且社会分工非常发达，经济活动的市场化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人与人及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任何人离开他人和社会都难于生存和发展，社会已经成为了有机整体。

第三，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整体主义文化，这决定了中国人具有情景中心的价值取向:“倾向于以怡然自在而又有区别的方式对待自己的社会。怡然自在是因为:在自己人的团体中，他具有安全感和稳定的位置。”〔l9)因此，中国人发展出相互依赖的世界观，倾向于在家庭这种人类原初社会团体中解决其生活中的问题。当他必须冒险离开家庭时，他依然会不断寻求并设法建立一种亲族性质的联结，以便根据他的位置和互惠原则，确立他的报酬和义务。（20）因此，尽管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已经有十多年，但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的许多方面仍强烈依赖于人际关系以及相关政府机关。当然，这既与现代政府广泛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现状有关，也与我国处于转

轨时期，政府机关掌握着大量的社会经济资源有关。

第四，中国传统法律观念与法律制度。目前，虽然西方法律观念在我国处于主流地位，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并没有被完全消解，其必然对法律的运作产生影响，这是我国法律制度建设中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正因此，早在20世纪初我国著名私法学者史尚宽先生就提出:“我国历史上素重礼治，而礼与法皆以家族制度为中心……个人主义之立法向未之见，故现今之立法既不宜立足于家族制度，尤不宜袭取个人主义之糟粕，而应以全民族之利益为基础，注意农工业共进之民族经济关系……个人之利益于全民族之利益中，始受其保护。故既非从前家族本位之立法，亦非欧西个人本位之立法，而为全民本位之立法矣。”（21）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中国已经进人现代社会，这意味着，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的，在这样的社会中，法律对贫富分化的矫正就要求个人和国家承担起积极的责任，这也是世界各国目前的普遗傲法。加之中国具有整体主义的传统文化和法律观念，因此，在我国以整体主义为基姗构递蟒主贫富分化的社会法制度，不仅符合当今世界社会法的时代精神，也是法制本土化的必然要求。

2.整体主义在法学中应用的限度及对可能的咭难的回答

整体主义虽然体现了法的时代精神，对实证法的诸领域都产生了影响，但并不意味着其在法学中的应用没有限度。其限度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法律面对的社会关系领域，二是对整体主义本身理解的限度。

首先，就其面对的社会关系领域来说，社会既是生活世界又是系统世界。〔22〕在生活世界中，由于处于同一社会的人面临的是基本相同的社会环境，这意味着，社会对他们的意义是差别甚微的。因而，处理生活世界的关系，我们可以忽略个人的行为对社会的依赖和影响，而只考虑对他个人的影响。作为调整这一领域社会关系的私法的基本观念和方法论无疑应以个体主义为根本。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的一定程度的控制，使二者难以完全剥离，因此，对生活中一些问题的解决也可以适当地利用一些建基于整体主义观念与方法论上的法律制度作为补充。

而对有机的社会经济系统来说，由于社会分工使每个个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产生了人的功能分化，人愈益依赖于他人和社会。这意味着，个人的行为后果不仅取决于个人的努力，更与其所处的社会状况有关。〔23〕因此，处理社会经济系统中的有机关系时，我们就不能忽略个人的行为对社会的依赖和影响，当然也不能忽视对他人的间接影响。作为调整这一领域社会关系的社会法的基本观念和方法论无疑应是整体主义的。如果把个体主义用于这一领域将使问题过于简单化。

因此，整体主义在法学中的应用是有限度的，其只是社会法的基本观念和方法论基础，而不是整个法学的观念和方法论基础。这意味着在其它法域，如私法领域它只是起到辅助或补充作用。

这里的整体主义是合理的整体主义，而不是极端的整体主义。（24）尽管如此，由于我国传统文化中极端整体主义造成的灾难，我国多数学者往往把其与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相等同。认为整体主义追求的实质平等、实质正义往往会成为一些隐蔽性和欺骗性的美丽大词，其运用必定导致执掌权柄者以社会利益、公共福利之名对权力滥用，使个人财产和自由权利暴露在不受保护的状态中。〔25〕这正是我国法学界对整体主义的咭难之本。

我们不能否定这种担心或咭难用于私法领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不否定以整体主义为基础的一些社会立法已经具有或将产生上述弊端的可能性。但我们不能据此否定整体主义在社会法中的基础作用。对此，笔者拟从两点予以回答。

第一，上述咭难系基于对整体主义内容的极端化的理解，误以为整体主义就是对个人利益、个人自由的否定。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极端化的整体主义在政治、法律实践中的应用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性的结果。但同样，半个多世纪以来以整体主义为根基的社会保障法、劳动法、税法、环境法等大量社会立法及实践也证明，以合理的整体主义为根基的社会法制度对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发展、提高人民福利，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发挥着有益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因整体主义极端应用产生的弊端而对合理的整体主义也做出简单否定，正如不能因个体主义极端化导致贫富分化、环境恶化等弊端而简单否定个体主义一样。

第二，上述咭难根源于“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方式。由于对社会结构的演化缺乏历史的分析，因而缺乏对当今复杂社会不同领域的划分，即没有对社会生活领域与社会经济系统领域社会关系的区分，对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所处的社会领域的特性也就没有深刻的分析与划分。因此，对不同社会领域的法观念和所使用的方法论就不可能有所区分，往往认为在所有的法律领域要么以个体主义为根本，要么以整体主义为根本。其实社会是由不同领域构成的复杂体系，它是成长的、发展变化的而不是静止的。因此，“这种二分思考模式肯定过时了，现在新的思考模式是‘亦此亦彼’(BOth/And)。因为现在已经进人网络思维，而不是线性思维;不是简单思维，而是复杂思维。”（26）

这意味着，不同时代、不同社会领域的法律的理论根基或方法论基础也不可能是统一的和唯一的。

3.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冲突还是互补?

现代社会学、人类学和遗传学研究表明，人是独立的生物体，社会分工导致的个人功能分化也使个体有其独立性或个体特性，但人毕竟是政治动物、社会动物，它不能脱离类的整体—社会而存在，离开社会，个体就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社会性是人类个体的先验规定性和现实规定性。这就是说，人具有社会性与个体性两种属性。人不仅有独立性，而且有自主性，人是理智的动物、情感动物，它不仅构成社会，而且要作用社会并改造社会。社会就是人类个体互动的结果，没有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就没有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这意味着，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中，社会不是个体的简单集合，个体也不只是社会的构成要素，它们处于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关系中。

人性的两重性及人与社会的相互依赖关系决定了，虽然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观念处于对立状态，〔27〕我国法学界多数学者受非此即彼思维方式的影响，基本也持此种观念。〔28〕但这些内容各自经历了从绝对化到相对化的演变，现今已愈益呈现趋同之势。就个人主义来说，就连被西方世界称为“自由主义斗士”的哈耶克，也反对把个人视为孤岛的、极端的、原子式的个人主义，并称之为“伪个人主义”。（29〕在法学界，信奉个人主义者亦认为“个人主义无非代表此一意向，它并不是只觉有我而忘却团体，却是主张团体中的个人有其独立存在的性格，在个人利益的追求方面，当然仍须时时籍重团体的力量以达成目的。”〔30〕而整体主义诚如前述，应是合理的整体主义，承认在整体中个体不是被动的部件，而是具有自己的特性和独立性。另外在当今思想界，对于如何解决个人权利与人民的关系，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为基础，提出了“话语民主”理论，试图超越近于自由主义的康德与近于共和主义的卢梭的民主理论缺陷，（31〕在个人权利与人民之间架起桥梁。可见，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不应是冲突的，而是互补的。

从法律制度的功能和目的看，法律是为解决社会问题而产生或设立的。我们不能否认，个人主义所倡导的自由、权利和个人尊严等价值具有普遍的感召力，更不能否定建基于其上的法律制度对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但整体主义所倡导的义务、人类责任和共同体的利益等价值同样重要，建基于其上的社会法制度对公平、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建立，同样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不可或缺。因此，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可以相得益彰，“使我们在张扬个性精神的同时免遭社会解体的危险。鼓励人的责任意识与保障基本权利可以互为补充，这会在为人的思想和行动提供一个安全空间的同时不致威胁社会凝聚力的基础。在要求每一个行为为他人(共同体)负责的同时，承认并尊重每个人的同等价值，这会使我们在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中找到平衡点。”〔32）

从实证法律体系看，人性的两重性以及社会作为复杂的有机系统，决定了针对不同的社会关系领域法律必须分工调整，因此，整个法律是由不同法域构成的一个系统体系，各法域的功能是互补的，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法的运行产生的弊端或不足，需要建立在整体主义基础上的法来克服和补充，反之亦然。如以个体主义为基础的私法契约制度对市场交易的保护，从分配角度讲有利于资源公平、有效地配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但由于交易者所拥有的经济力量、谈判能力、信息等不同，交易结果并不一定公平，这靠私法自身是难以克服的，而必须借助以整体主义为基础的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等社会法来克服和补充。因此，在法学中，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主次性、互补性不仅仅局限于某一法城以何种观念与方法论为主次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分别以整体主义或个体主义为根本建立的不同法域的互补性问题。这意味着，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如果在某一法域中还有主辅之分的话，那么，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则不应有主辅之别。

由于个体主义倡导的自由、理性、权利等理念及其在实定法中的体现，已经在当代法学中得到了较多的研究，因此，本文更强调对整体主义的正义、社会利益、义务和责任等价值及其在法律制度中的表现的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笔者对个体主义法律观念在现代法中重要意义的否定。

三、整体主义在社会法中的呈现

世界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不论是从整个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还是从政治统治的维护，以及和谐社会的建立，国家有责任也有义务建立系统化的社会法律制度体系，把贫富分化控制在一个可以承受的动态合理范围之内。

根据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及其它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化过程中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立法实践，结合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立法实际，笔者认为，社会法规则的观念基础或基本方法论应是整体主义的，社会法对社会成员、社会利益、社会权利、社会责任等的强调，都是整体主义的直接体现。此外，社会法旨在实现的正义不仅仅是交换正义与程序正义，而且包括分配正义与结果正义，评判正义的标准也是一种较客观的价值标准，而非主观价值标准。

(一)社会性主体——“社会人”

作为法律不可能无视“人”，但社会法中的“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在社会中扮演着某一角色或处于某种境遇的社会群体中的一员，是按其功能或处境类型化了的“社会人”。这表现在所有的社会法中，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经营者与消费者”、中小企业促进法中的“中小企业”、劳动法中的“劳动者”、社会保障法中的“工伤残疾者、失业者、老人”等。〔33〕

因此，在社会法所设定的人像中，最基本的就是类型化了的具体的“社会人”，把人置于一种成长的社会有机整体中，根据其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处境分成不同的类群，对于不同类群的人给予不同的待遇(表现为不同的权利义务)。如税法制度中对于不同产业的不同税种、不同收人的不同税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经营者与消费者的不同权利义务;劳动法中对劳动者与雇利义务的不同规定;社会保障法中疾病、失业和伤残补贴制度等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人像设定。整体主义方法论在社会法中的铺陈就是以社会整体为起点，根据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功能和社会境遇进行其制度设计的。正是通过这些制度，为每一类人提供了其发挥功能所需的基本条件，（34）促成他们的功能互补，社会整体和谐运行。

(二)社会整体利益

不可否认.个人利益是个人行为的动因，对此马克思也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35〕但人毕竟是社会中的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说明，社会越发展，社会分工愈发达，人对其他人和社会的依赖则越强，因而在影响个人利益的要素中社会所占的权重就越大。对此，就连秉持个人主义观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也承认:“没有资本设备，没有丰富的资源，没有其他人的劳动，而更重要的，没有一代一代积累的技术知识，他个人能生产出多少东西?很显然，我们所有的人都从我们从来没有建造的经济世界中取得利益。”〔36〕这些不能归个人排他性地享有的、任何处于其中的人都可不需支付对价就获得的好处就是社会整体利益。可见，整体利益

是一种独立存在，并非只是当下社会中的人创造的，而是逝去的人与当下的人共同创造的，也不因当下人的享用而消失，它还可为未来的人所分享。

社会法就是以保护社会整体利益为目的的，正如庞德所言:“我们听到的法乃是为了维护一般安全，为了维护社会制度的安全以及为了保存社会资源而对人们行为的规定。”〔37)这在各国的社会立法中都有明确的体现。〔38)有关反垄断法的合并控制案中，并没有明显的直接受害者，之所以仍要对其做出控制是因为反垄断法“保护的是有效竟争格局而不是竞争者”，〔39〕而目前社会经济观念公认竞争状态是对所有市场主体都有益的，因此，保护竞争状态就是保护社会整体利益，“有效的竞争是一种应当保护的经济财富”;〔40〕而在循环经济及环境资源法中，其立法目的被明确表述为“确保现在和将来国民的健康和文化生活”、“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循环经济，保护自然资源，确保废物按有利于环境的方式进行清除”、“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环境，不得使其恶化或者对健康和安全造成危害，或者引起其他不良的和不应有的后果”等，〔41〕同样都是整体利益的具体表现形式;从有关劳动法、社会保障法对最低工资的限制，对失业者的补贴、培训，对雇用伤残工人的优惠等制度规定中，所体现出的不仅仅是慈善，也不仅仅是法学界流行的对“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而是产业制度有效运行和社会存续之必需，因为产业制度的有效运行和社会的存续是社会利益的源泉和前提，可以说是最大的社会利益所在。当然，社会法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强调并不一定非得否定个人利益，有的社会整体利益可以直接为社会成员所分享，成为个体利益的构成部分，有的社会利益则可给个人利益的实现提供良好的外在条件和保障。

(三)社会规制

整体主义方法论者一般都秉持社会先于个人而存在这一观念，“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以及整个文明史上所知道的人，无论在现在和过去都一直是处在各种群体、集团或相互关系当中的”。(42)这意味着个人“天生就被置于其间的社会”，(43)此时，个人是诸多关系中的一员，关系确保了个人是拥有一定身份的人，身份意味着个人已经不是一个孤零零的人了，而是有着各种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社会成员。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个人的存在和追求无法突破关系网络的限制。(44)

人的这种社会属性决定了，在分工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人类活动可能性的增加以及从事活动的人数的增加都要求增加对每一个人的限制以便别人都能够自由地进行活动这种限制由于它使社会分工成为可能，从而实际上也增加了个人有效活动的可能性。如果不是为了全体的自由而对每一个人的自由施加限制，分工就不可能存在。”〔45)这就要求个人“不得‘随意自决’。享受社会利益而不为此做出相应的贡献，这是有失公平的。‘安全和有狭序蜂车活，这种利益，只有在几乎所有人都遵守法律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每一个人，无论他是否邀寺法律，都可以获得这种利益。不遵守法律的人，就是处于‘随意自决’状态的人。”’（46〕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接受社会规制。例如每个经营者虽有自由定价的权利，但这种自由不是没有限度的，定价过高就构成暴利，将会受到反暴利法规的制裁;定价过低，则有可能构成掠夺性定价，将会受到反垄断法的制裁。再如契约自由在劳动合同中亦受到相当的规制。(四)社会责任与社会的责任

社会法中的整体主义不仅体现在对个体行为予以规制上，而且还体现在社会责任原则上，具体表现为社会责任与社会的责任。

社会责任是从个体对社会整体的角度来讲的，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责任。其基本要求就是，个人负有积极地促进他人及社会福利的责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整体主义看来个体的生存和发展不可避免地得益于社会及他人，因此，享受社会及他人的利益而不做相应的回报就有失公平。如现代公司法要求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47〕税法中的纳税义务，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社会承担的责任。而在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法中，保险基金主要来源于社会筹集，即由单位、个人和国家三方共同负担，而失业或工伤事故并不一定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因此，个人缴纳的这部分保险费既是对自己的责任，更主要的是对社会的责任。

社会的责任是从整体对个体的角度来说的，也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责任。其基本要求就是，社会负有对其成员提供生存、发展所需的基本物质条件的义务，即当社会成员依靠自身不能获取生存、发展所需的基本物质条件时，有权要求社会提供这些物质条件，社会也有提供这些物质条件的责任。社会之所以负有这样的责任，是因为在整体主义看来，个体是构成整体的基本要素，个体的生存和发展、以及个体能力的提高是社会存续和繁荣壮大的基础。社会的责任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法中，虽然社会保障资金采取的是国家、用人单位和社会成员共同负担的原则，将责任和义务分散到整个社会。但在其中的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优抚法律制度中，其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国家财政。而在笔者看来现代国家只不过是组织化了的社会，国家的财政资金也不仅仅由当下人缴纳的税金所构成，而且还包括国家征收的—上天恩赐于一个社会的—资源使用费，甚至还可能包括有前人缴纳的税金的积累。因此，可以说在社会法中社会对其成员的生存和发展承担着主要的责任。

(五)整体正义

正义是法律的恒久价值，正因此，法学被称为正义的科学。然而，人们的“正义”观念一直是在诸种不同甚至是对立的立场和解释中展开的。麦金太尔对西方“正义”观念的历史或传统的叙述表明，存在着多种正义而不是一种正义。〔48〕就法律中的正义观念而言，由于各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所处的社会领域不同，其正义观念也不同。(49)但总的来说可分为两大类，即局部正义与整体正义(或复合正义)。在笔者看来，私法、公法所追求的形式正义、程序正义都属于局部正义，而社会法所追求的是整体正义或复合正义。

这里的整体正义与罗尔斯所说的“社会正义”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50〕但我们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相对静态的社会结构中，而且还在动态的社会经济运行过程各环节中主要制度对权利义务分配所形成的划分社会合作产生利益的方式。据此，我们认为，社会法的正义或公平是由相对静态的结构公平(包括产业公平、区域公平、领域公平)与动态的环节公平(包括起点公平、交换公平、结果公平、代际公平)构成的结构体系。这些正义从属性上看，既有结果的、实质的，又有程序的、形式的，是诸正义的有机统一。因此整体正义是一种复合正义。〔51〕

从方法论来看，整体正义与从某种单一、抽象原则出发的局部正义几乎正好相反。它把人置于社会之中，强调人在社会不同行业、部门和区域，以及其所处的社会经济运行不同环节中因分配对象的不同而应具有的不同的分配原则和分配标准。换言之，社会正义不仅要考虑到人所处的行业、领域和区域，而且要考虑到人所处的社会经济运行环节和成长阶段。

从结构上来看，社会正义要求(1)人在所有行业、产业拥有同等自由进出的机会，在不同区域人们可以自由迁徙。在此基础上(2)投资于不同行业、产业或区域的同等要素要获得基本相同的收益，当然也不否定可以有一定的差异，但差异以有利于整体和谐发展为限。这些在产业促进法、落后地区开发法、以及财税法的转移支付法律制度和对不同产业、不同地区所设的税种、税率的差别中就体现出来。

从社会经济运行的环节和成长来看，社会正义要求(l)在初始的自然资源、社会角色(职位)的分配中，在机会平等的前提下，以业绩本位〔52〕为基准。这样就可实现起点正义，以此方式获得与持有财富也就是一种获得正义与持有正义。这在资源法中有所体现。(2)各人对持有之物的交换必须是自由的，合作及成果的分享必须按合作各方自由协议达成的分配程序来进行。因此，从人们获取所需物的过程来说，正义包括交换正义与程序正义。这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广告法等市场规制法中有充分体现。(3)个人的天赋才能和所处的社会条件的不同，使人们在自由地追求经济利益的过程中，获得的结果却并不一样，甚至形成严重的贫富分化，致使贫穷者难以生存与发展。这势必影响到社会整体的稳定与发展，因此，正义要求社会通过分配和再分配对其予以矫正。这可看作是结果正义，或者是分配正义或矫正正义。这些在社会保障法中有充分体现。(4)另外，社会中的人的处境不仅与当下的人有关还与前人给其留下的要素有关，同时当下人的行为又影响到其后代的境遇。因此，在如何利用资源方面存在代际公平，问题。这在环境法、资源法中有充分体现。

(六)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价值论

商品是市场经济中最常见、最大量的现象，是物质财富的存在形态。作为用来交换的物品，价值是商品的基本属性。于是“商品的价值由何决定”就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古老而重要的问题。对此问题的回答曾存在着三种观点，形成三种价值理论，即客观价值论、主观价值论及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价值论。客观价值论是19世纪末边际革命前的主流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或成本决定的，即劳动价值论或生产成本价值论。主观价值论自边际革命引入，其基本观念就是边际效用决定价值，即物品的价值是由其最后一单位给人提供的满足决定的。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价值论则是当前的主流观念，由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马歇尔首创，其基本观念就是，物品价值亦即均衡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两种力量在市场上共同作用达到均衡的结果。其中供给价格是由生产的边际成本决定的，是客观的，而需求价格则是由边际效用决定的，是主观的。不仅如此，在笔者看来，即使就需求来讲，价值也不是纯粹主观的。因为，市场社会中的任何一个需求者只是众多需求者中的一员，其对某一物品效用大小的评价必然受到社会多数成员评价的影响，具有社会性、一致性，是社会价值。可以说是一种客观化的主观价值。正因此，市场中的人购买同种物品的价格虽可能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差距不会太大。

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价值观是整体主体方法论在价值领域运用的结果。在社会法中，资源法中的资源使用费、劳动法中的最低工资、社会保障法中各种补贴、反垄断法中的掠夺性定价等标准界定，其实质就是对资源、劳动力、基本生活资料、特定市场中的商品等物品的价值的界定，其都是以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价值论为基础的。这意味着只有其标准与社会公认所涉物品的价值相当时才是公平的，而与具体个人的判断无关，因此，政府有关主管机关不能、也不得随意制定有关的收费、补贴标准，个人也不能随意改变这些标准而只能接受。从主观客观相统一的价值原则出发，社会法的任务就在于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由此决定的人们对各种商品公平价值的观念，制定一些标准，使资源、劳动力、公共物品等得到充分利用，防止代为社会掌管资源配置权的人滥用权力，造成资源、公共物品使用的浪费，以及防止个人滥用经济支配力把他人置于不利的境地。

四、结语

我国贫富分化问题的产生，既有与其它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这一问题的共性，更主要导源于现代性文化与我国传统观念冲突造成的价值丧失和社会法律制度建设的滞后与缺失。因此，矫正贫富分化，一方面必须重构我国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在现今法治社会里，更要建立和完善相关的社会法制度。

有效的社会法制度的设计需要正确的法律观念做支撑。虽然从形式上来说，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以及官方的意识形态—都属于整体主义，但从实质来讲，目前我国的主流法律观念是个体主义的。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法学舶来于西方，而西方法学的主流是个体主义的。〔53〕另一方面，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及当时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律制度的私法的缺失，使私法成为当今中国法学中的显学，而私法的观念和方法论基础都是个体主义的。不可否认，个体主义作为私法的观念基础有其确当性，但以其作为社会法的观念基础则有不足，个体主义极端的使用还会导致许多社会弊端。因此，社会法的观念基础和根本方法论应是合理的整体主义，这并非笔者的臆断，而在20世纪中期产生的大量社会立法中，在西欧国家战后修订的宪法及若干国际宣言中都已有所体现。〔54]当然，整体主义在法学中的应用也不是没有限度的，这一限度不仅在于它只是社会法的观念及方法论基础，在私法中只起辅助作用，而且，即使在社会法中也不能对其做极端化的理解和使用。

总之，在笔者看来，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它们侧重于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和人的观察，事实上社会是由不同方面构成的多面体，同时人也有个体性与社会性两个方面的属性，而且这些不同的方面是相互渗透的。因此，在分析法的现象时，我们不仅要看到同一部门法中两种不同观念和方法论的互补，从而避免对一种观念的极端化使用，而且要看到不同部门法的互补，从而认识到一个部门法只能解决有限的社会问题，而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这也许就是整体主义思维对社会法甚至整个法学研究的意义所在。

注释

〔1〕由于人们最终所能得到的财富与其拥有的获取财富的能力和要素有关，而这些能力和要素取决于教育、自然等资源配置的制度，因此，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与分配有关的法律制度除社会保障法、劳动法、财税法等直接影响财富分配的制度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区域开发法、产业保护与促进法、反垄断法、教育法等也对社会分配有较大的影响。这些都属于广义上的社会法，即与私法、公法相对应法域意义上的社会法。本文的社会法就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的。

〔2〕参见夏光:《东亚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页。

〔3〕参见王治河:《<库恩与科学战>汉译前言》，载〔英〕蔡汀•沙达:《库恩与科学战》，金吾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2页。

〔4〕[德]格奥尔格‘西美尔:<宗教社会学》，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5〕梁漱溟:《人生的省悟》，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

〔6〕参见上引书，第90页。

〔7〕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15页。

〔8〕这里的“社会权利”中的“权利”，不是指与个体相对立的社会所具有的权利，而只是一种为使用方便的借用，意指个

体的权利源于社会，是社会赋予个体为其履行社会义务或发挥功能为社会服务而提供的保障，因此，最恰当的称谓应

是“义务权利”。

〔9〕撇开西方思想史上霍布斯、洛克、亚当•斯密、休漠、笛卡儿、康德这些大名鼎鼎的思想家都是个人主义者不谈，就以

当代西方思想界来说，影响巨大的罗尔斯、哈耶克、诺齐克等虽然观点分歧，但从根本上讲也都是个体主义者。

〔10〕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页。

[l1〕仁英〕洛克:《政府论》下卷，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9页。

〔12〕参见[美]贝思•J.辛格:《实用主义、权利和民主》，王守昌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不过辛格在

书中的表述是，现代权利理论都断言或假设了相互联系的四个原则:个人主义、先验主义、本质主义、对抗主义。

〔13〕前引〔10〕，于海书，第150页。

〔14〕〔法]莱昂•狄骥:《宪法学教程》，王文利等译，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7贞。

〔15〕以上关于“社会权利说”的观点主要源于狄骥，参见上引书，第7页以下。

〔16〕如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29条明确宣称:“任何人对社区负有责任”。

〔17〕人类学和遗传学研究证明，人类群组大都是文化的产物，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主要不是生物遗传上的，而是社会，诸如教育、就业和居住等环境造成的。参见〔美〕史蒂夫•奥尔森:《人类基因的历史地图》，霍达文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1、53页。

〔18〕所谓“社会理性”包含这样一些意蕴:其一，从认知理性角度讲，人的认知能力虽因遗传有一定的差异，但主要还是从社会中习得的，并且人的认知能力随社会的进化而提高。其二，从价值理性角度讲，什么构成“应当”更多地与人所处的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有关，即人的价值理性也是社会赋予的。其三，从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角度讲，人们为实现目的而选择何种行为具有合理性，也因社会不同而不同。因此，两种完全相反的行为，在不同社会可能都是理性的行为。如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在经济活动中虽然人们的目的都是追求“以最小的痛苦换取最大的满足”，但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却有两个相反的方向，西方人落脚在欲望的满足上，这是新教伦理在经济行为[的表现。中国人则落脚在避免痛苦上，这是与中国文化中的知足安分精神相一致的。参见:《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载《文集》第4卷，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页以下。

〔19〕〔美〕许娘光:《宗族、种姓与社团》，黄光国译，台湾南天书局2002年版，第2页以下。

〔20〕参见上引书，第8页以下。

〔21)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22〕这里借用的是哈贝马斯的观点。他认为对社会可从两种不同的视角观察，即从社会之外的观察者的角度来看，社会就是一个系统，而从社会中的行动者的角度来看社会，社会就是生活世界。“生活世界(Lebenswelt)和系统(system)这两个范式都很重要，问题在于如何把它们连接起来。”〔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不过要补充的是，这里的系统在笔者看来是有机的系统，即是由处于社会历史中的、具有社会性的、扮演着不同社会角色的人构成的有机体系。它是成长的，而不是不变的。

〔23〕对此，霍布豪斯做了精彩的论述，他说:“那些认为他‘造就了’他自己和他的生意的产业组织者们会发现，在他手边的全部社会制度都是预备好了的，如技术工人、机器、市场、治安与秩序—这些大量的机构与周边的氛围，是千百万人与数十代人共同创造的结果。如果将这些社会因素全部去掉，我们……只是以树根、草果和鼠虫为生的的野人……我们不应当说甲依靠他自己的努力创造了若干财富，乙创造了若干财富，而应当说利用和借助现存的社会制度，财富的增加属于甲者比属于乙者较多或较少。如果只涉及甲和乙两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所增加的财富或许会成为决定报酬的基础，但如果涉及到甲或乙与社会之间，那么这个依据就不再适用。”〔英伦纳德•霍布豪斯:《社会正义要素》，孔兆政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

〔24〕极端的整体主义往往不是把个体看作整体的有机构成部分，而是把整体理解为一个外在于个体并与个体相独立的实体，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不是有机的相互依赖关系而是随机的机械联系，因此，个体与整体具有不同的利益。其虽不否定整体与个体利益存在某种一致性，但这种一致性就像不同个体间利益偶然的一致性一样。这两种利益关系的主流是冲突的。

〔25〕参见易军:《个人主义方法论与私法》，《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

〔26〕[美]杜维明:《对话与创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27〕在哲学中表现为古希腊的德行主义和快乐主义、中世纪的实在论与唯名论、近代的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对立等，参见江畅:《自主与和谐—莱布尼茨形而上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在近代以来的政治理论中表现为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在法学中则表现为个人本位法与社会本位法。然而，这两种观念各自都有其困境:立足整体，往往有反个体的倾向，而这与个体不同程度地具有独立自主性的事实相冲突;立足个体，往往有反整体的倾向，而这又与个体总是有社会性的事实相冲突。

〔28〕如我国台湾学者韩忠漠认为:“现代的全休主义可以说是个体主义的大敌”。参见韩忠漠:《法学绪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巧5页。我国大陆法学界对整体主义的话难，就源于这种对立思维。

〔29〕参见[英]F.A.冯•哈耶克:《个人主义:真与伪》，载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页以下。制度经济学家也持有此种观点，参见仁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和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0页。

〔30〕前引〔28〕，韩忠漠书，第153页。

〔31〕参见〔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3页以下。

〔32〕前引〔26〕，杜维明书，第60页。

〔33〕SeeP.Watson，SocialSecurityLawoftheEuropionCommunities，Oxford:Mansell，1980，1.

〔34〕这就是说社会权利是人发挥其社会功能的基本条件或担保，不仅如此，甚至连“私权”也是为此目的而存在的，有私法学者曾言:“原来孔德曾主张’人只有尽义务之权利’，Duguit则谓人在社会应尽一职，并无自由之权，惟有社会的行动之义务。即如所有权非为所有者之权利，不过为财货保持者之社会的权能而已。故法律不复保持所有者之权，惟担保财货保持人以行使社会机能之可能性而已。”前引〔21〕，史尚宽书，第20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

〔36〕[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下，高鸿业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689页。

〔37〕[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董世忠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3页。

〔38〕当然，我们也不否认私法也有保障社会整体利益的功能，但它是通过迁回的方式，即经由保障个人利益而增进整个社会整体利益的，对此，哈耶克做了说明。SeeHayek，Law，LegislationandLiberty:RulesandOrder,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p.133.

〔39〕这是美国最高法院在1962年BrownShoe一案中率先提出来的，见BrownshoeCo.v.UnitedStates，370U.S.294(1962)，这一观念后来被广泛接受，演化成各国反垄断法的目的。

〔40〕孔祥俊:《反垄断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93页。

〔41〕这里的引语分别出自日本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第1条、循环型社会基本法第1条，德国循环经济和废物清除法第l条，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第1条第3款。

〔42〕前引〔37〕，庞德书，第74页。

〔43〕AdamFerguson，PrinciplesofMoralandPoliticalScience，Edinburgh，1792，vol.I，p.262.

〔44〕参见米:《自由与秩序》，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页。

〔45〕前引〔37〕，庞德书，第78页。

〔46〕[英]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王献平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

〔47〕即使在美国这样特别注重保护个人权利的国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也在判例法中确立了一些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则，如在1953年新泽西州的一个判决中法院认为:“现代形势要求公司作为其所在社区的一员，在承认和履行私人责任的同时，亦承认和履行社会责任”。SeeA.P.SmithManufacturingCo.v.Barlow，13N.J.145，98A.2d581，appealdismissed346US.86(1953);且几乎所有的州都制定了成文法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予以承认。SeePhillip1.Blumberg，CorprporateResponsibilityinaChangingSociety,BostonUniversitySchoolofLaw，1972，p.18.这也被我国立法所采纳。2005年新修订的公司法第5条明确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其理由诚如立法意见书所言，“由于公司作为现代社会主导地位的商事主体，其运作不仅关系到股东、职工等内部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也对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产生重要影响，故公司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参见桂敏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新旧条文对照简明解读》，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220页。

（48）参见〔美〕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万俊人等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此书全部就是围绕这一问题论证的。

（49）MichaelWalzer，LiberalismandtheArtofSeparation,PoliticalTheory12:3(August1984):315一330.

（50）[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51）在法学中公平与正义几乎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许多论文中往往把二者叠加为“公平正义”而使用。本文也是在同一意义上来使用的。对整体公平的详细论述可参见刘水林:《经济法基本范畴的整体主义解释》，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页以下。

（52）任柯合作生产抖是从人员的分配开始的。为维持社会的功能性存续，在选择谁担任什么角色方面，有两个基准，帕森斯将它们称为业绩本位（achievement）和属性本位(ascription)。前者需要某种特殊的机能，是通过竞争和个人努力获得的地位二后者是个人气生俱来的熊力，与后天的努力无关，是因拥有某种属性而获得的地位。笔者认为，在资源和社会职位的分配中，抽象地讲是属性本位，而从实质意义上讲是业绩本位。

第14篇

论文摘要: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高校时学生的就业指导工作已经面临着新的形势，传统的工作方式也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大学生择业的要求。高校应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做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并将其贯穿于学生学习和就业的全过程，作为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的关健工作，以提升学生就业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随着1999年以来高校的不断“扩招”，我国的大学教育业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同时，随着国家劳动就业体制的不断改革，大学毕业生也不再享受“统包统分”的政策。这使得过去“天之骄子”们的从容和优越已经逐渐被严峻的就业现实带来的焦虑和压力所取代。加之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消费观念也在逐渐由“人才高消费”向合理化转变，更使得大学毕业生求职难成为了不争的事实。这种局面对于社会未来的发展而言，或许是一种进步。但是，对于新一代的大学生来说，则无疑是一种挑战。在汹涌的就业大潮和激烈的竞争压力下，如何迅速找到适合自己的理想工作，以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并走向成功，已是摆在大家面前的共同课题。因此，作为培养大学生的组织—高校理应担负起对大学生进行科学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的责任。

一、当代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现状

1.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含义

所谓职业生涯规划(简称生涯规划，又称职业生涯设计)，就是指个人与组织相结合，在对一个人职业生涯的主客观条件进行测定、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客观地对自己的个性、兴趣、爱好、能力、特点和价值观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与权衡;并结合时代特点，深人了解各种职业的需求趋势以及成功的关键因素;再根据自己的职业倾向，确定其最佳的职业奋斗目标，且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行之有效的安排，发展完整而适当的职业自我观念，培养有效提升职业发展所需的应变和决策技能。生涯规划的目的绝不仅是帮助个人按照自己的资历条件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达到与实现个人目标，更重要的是帮助个人真正了解自己，为自己定下事业发展的长远大计，筹划未来，拟定一生的发展方向，根据主客观条件设计出合理且可行的职业生涯发展方向。简言之，职业生涯规划指的是一个人对其一生中所承担职务相继历程的预期和计划，包括一个人的学习，对一项职业或组织的生产性贡献和最终退休。个体职业生涯规划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它和个体所处的家庭，以及社会存在密切的关系。每个人要想使自己的一生过得有意义，都应该有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特别是对于大学生而言，正处在对个体职业生涯的探索’阶段，这一阶段的职业选择将对大学生今后职业生涯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在大学生毕业、就业之前，高校相关职能部门就有必要对其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以减少或避免大学生在邻近毕业的择业阶段盲目上阵。

2.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现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外资的进入、现代管理理念的冲击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近年来，职业规划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元素，以越来越多的频率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与口中。于是，在服务业中也出现了专门从事职业生涯规划的有偿咨询服务机构，但是由于起步晚，缺乏经验，因此，这些机构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基本上都是教条式的照搬照抄了欧美职业生涯规划系统，本土化的程度低，再加上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较大，在翻译和使用过程中，也往往会出现一些不适应的现象;此外，从手段上来看，西方人所使用的计算机软件测试的可信度还比较低，甚至有关字迹、血型以及声音测试分析的科学性还没有得到可靠证明。作为一个新兴的行业，在我国具有专业资质的职业规划指导的机构和人员还比较少，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并且这些机构的收费标准也比较高。因此，我国现有的专业咨询机构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完善创新体系;政府相应部门也要加强引导，完善规范制度，以便于促进这一新兴行业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目前，国内大多数大学对所培养的学生的就业指导工作，从形式上来看，还处在“无的放矢”或毕业前临时性的“突击”指导阶段，根本谈不上“量体定做”、系统规划，也没有专业的指导教师和工作人员，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为了应急，从其他部门临时抽调一些行政人员对大学生进行就业指导和培训，好一些的学校还会请一些成功人士或专业人士来做几场报告;从内容上来看，主要集中在解答毕业生有关就业合同(协议书)签订问题和就业政策的咨询上，即使开设就业指导课，其内容也是常见问题的分析和针对所有专业都适应的融通性很强的空洞理论，缺乏实用性，信息量小，内容陈旧，而无法对学生的就业起到指导作用。有些学校的就业指导工作还仅停留在协议发放、回收、签字、盖章和罚款(违约处理)等行政任务的完成上，根本就谈不上就业指导。还有些学校的就业指导中心根本就不关心学生的就业问题，甚至有些学校还想尽千方百计从即将毕业的学生身上“捞钱”。尽管近年来许多高校开始重视大学生的就业指导工作，逐步探索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工作，但毕竟还处在起步阶段，需要各高校在就业指导工作中努力贯彻职业生涯规划的观念，并使之成为大学生教育的必备内容。

据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和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公布的一项大范围的毕业生就业调查显示:我国有73%左右的大学生已经把未来职业发展作为就业首要考虑条件，只有12%的大学生把就业薪酬作为首要考虑条件。为了让自己在就业方面更受用人单位的青睐，69%的大学生不同程度的受过就业方面的辅导和学习。从现实来看，大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应该在大学时完成，但是，在我国高校中，就业辅导工作目前做得还很不到位。尚有63.8%的学生填报大学志愿时，没有考虑将来从事的职业，50%的学生职业理想是在大学期间形成的，20%的大学生毕业时仍未形成比较明确的职业理想。导致有三分之二的大学生感到职业迷茫、看不到未来，成为迷茫一族。

为了搞清楚当前我国大学生的职业规划现状以及大学毕业生对就业中心提供的职业发展服务的满意度，北森测评、新浪与《中国大学生就业》杂志于2004年6月28日一7月7日共同实施了一次大型调查。他们采用在线调查问卷的形式，共收集有效问卷2627份。参与调查人群包括在校非应届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应届毕业生及毕业超过一年的人等典型人群。

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对于个人职业生涯规划满意度整体水平不高。各项调查指标的满意度最高没有超过3.6分(5分表示非常满意)，其中对“职业生涯规划现状”和“求职方法和技巧”的满意度最低，对“清楚了解自己个性”的满意度最高。其中有40%的大学生在调查中表示，不愿意从事与自己专业相一致的工作。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放弃自己的专业需要承担非常大的机会成本，同时也会带来心理、家庭等诸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融合需要专业职业发展人员系统的服务。在我国，高校就业指导中心一直是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获得外界工作信息及职业规划指导的一个主要机构。但是，对就业指导中心的各项情况和服务，表示出满意或比较满意的调查者不到总数的巧%，而选择“一般”的调查者占总调查人数的30%，另有30%的学生根本不了解就业中心的情况和服务。在现实生活中，当大学生面临映业选择或职业困惑时，他们最主要的解决途径是自.己思考解决，占到了44 %;其次是与父母和同学商量，分别为12%和15%;选择由专业机构对自己进行指导的学生仅占一成;曾经接受过系统职业生涯规划服务的人只占到所有被访者的5%。调查结果还显示，虽然现实生活中大学生较少使用系统的职业生涯规划服务，但是面对未来的发展，超过80%的人还是认为职业生涯规划在心目中的地位重要或非常重要。70%以上的人表示需要或者非常需要职业生涯规划服务的指导。这一方面说明无论是学校就业指导中心还是社会层面相应服务机构提供服务的体系并不完善;另一方面也说明职业生涯规划服务的市场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但是，对于是接受专业咨询机构收费的职业生涯规划服务，还是就业中心免费的职业规划服务?调查结果显示:就业中心获得了82%的大学生认同，而表示会选择专业咨询机构的只有54% 。

从对调查结果的分析来看，目前我国高校就业指导工作还是当代大学毕业生职业生涯规划的主战场和第一站。但是，由于目前高校的就业指导工作并不具备对大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的专业资质和水平，还仅停留在原始的低水平的服务阶段。.这就说明高校就业指导工作还不能提供科学有效的职业生涯规划的服务。同时，由于社会上专门从事职业生涯规划服务的机构较少，收费较高，对于主要靠父母生活的大学生而言，也只能敬而远之。这就使得职业生涯规划服务的市场前景非常广阔，作为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第一站高校就业指导机构应该捷足先登，尽早占领这一广阔市场，为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提供免费(或廉价)、优质、高效的职业生涯规划服务。

二、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的重心应转向对大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的教育

经过逐年的“扩招”，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遇到了巨大的挑战，解决大学业生就业问题，也成了社会舆论的热点、高校及相关部门工作的焦点、家长的苦恼和学生的困惑。从近五年的就业情况来看，大学生的就业情况明显是一年不如一年。据教育部网站公布:到200年9月初，2004年应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仅为73 % , 2005年大学毕业生比2004年增加了58万，2006年将达413万人，比上年增加75万人，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同时，高校毕业生依然面临结构性就业难题。高校“扩招”以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又直接影响高校的招生状况，也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因此，许多高校在学生毕业前夕，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如:组织各种就业洽谈会、见面会，建立就业网，开展了网上求职、对口沟通等多种新形式，试图提高学生就业率。同时，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也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不断在政策扶持、信息服务、观念引导、市场拓展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现实的压力之下，当代大学生的就业观念也逐步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各种在以往观念中被认为是“非正式”的就业岗位，也已经进入大学生求职的视野，自主创业、合作创业、投身西部、奔赴农村等也成为部分大学毕业生的选择。尽管有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一系列措施以及各方面的努力，但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困难，依然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各方的努力可以部分缓解矛盾，却难以在短时间内予以根本解决。可见，这些现象背后还隐藏着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同高校培养的大学生之间的矛盾。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培养的人才确实越来越多，而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本来可以良性循环发展的事情，却成了让人头痛的问题。为什么人才的供需矛盾会这样大，就业压力这么大呢?究其根源就是高校在对大学生进行培养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盲目性，高校应该对自己所办专业的市场前景进行调查研究，各专业所开设的课程结构以及培养对象的未来职业生涯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而不应该把问题留在学生毕业的时候来解决。很显然那种“临时抱佛脚”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求了。

既然从社会需求和学生未来的发展而言，都需要对当代大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那么，谁应当首先担负起责任对大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呢?这就是高校就业指导工作中不可推卸的责任。社会各界，特别是高校就业指导机构不应只在大学生毕业前才大呼“狼来了”，而应当把对学生的就业指导工作视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跳出单纯从事就业指导服务的局限，应从培养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的高度出发，把职业生涯规划贯穿于整个大学教育的始终，帮助大学生进行切合实际的职业生涯规划，从而使学生能“水到渠成”式的面对市场，让自己所培养的大学生成为“有准备的头脑”以赢得更好更合适之就业机遇的“垂青”。

三、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中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对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应始终坚持“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原则。

职业生涯发展要有计划、有目的，不可盲目地“撞大运”，很多时候我们的职业发展受挫就是由于生涯规划没有做好。好的计划是成功的开始，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就是这个道理。面对社会的急剧变革和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要想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并保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设计好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这样才能做到心中有数，不打无准备之仗。然而，绝大多数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当代大学毕业生面对巨大的就业压力，不是首先坐下来做好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而是拿着简历与求.职书到处乱跑，总想会撞到好运气找到好工作。结果是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与资金、到头来感叹招聘单位是有眼无珠，不能“慧眼识英雄”，叹息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这些大学毕业生认为找到理想的工作的是学识、证书、耐心、关系、口才等条件，认为职业生涯规划纯属纸上谈兵，浪费时间。这是一种错误的理念，实际上磨刀不误砍柴工，先做好职业生涯规划，有了清晰的认识与明确的目标之后再把求职活动付诸实践，这样的效果要好得多，也更经济、更科学。因此，高校应该纠正学生的错误观念，做好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工作，让自己学校培养的学生“赢在起点”。

其次，从时间上来讲，职业生涯规划宜早不宜迟。

有调查研究表明，选错职业的人群中有so%是失败者。种种社会现实也提醒高校就业指导机构对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应及早开始。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应该在入学时开始，大学生从大一起就应该思考个人所学专业未来的发展，需要掌握哪些知识和能力，掌握这门知识，能到哪些行业和企业去，自己是否喜欢未来的这个职业，并把学习计划和未来的职业目标统一起来，而不是简单地根据教学安排和教材开始自己的大学学习和生活。

事实上，有些大学已经意识到就业指导是大学生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并已经在有计划地安排一些相关内容的讲座。但这些讲座缺乏系统性，不够完整，受众也不广泛。有关专家认为，大学不能再忽视这个问题，大学应和社会共同承担起大学生就业指导的责任，不能只是提供五花八门的就业岗位信息，或临时举办一些就业指导讲座。就业指导工作并非只是针对大学毕业生的，应该把大学生就业指导列人大学的教育教学计划之中。大学需要成立专门的就业指导机构，建立一支专业的就业指导队伍，充分利用大学的知识资源，在大学开设就业指导专业课程，开展大学生就业指导的理论研究，加强就业指导的学科建设。学校应该指导学生从人学之日起，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并使学生在校期间对生涯规划进行完善和补充，进而使所学专业知识与社会发展、自身潜力与将来职业发展同频共振。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让学生在毕业时选择到合适的工作岗位。

再次，从空间上来讲，职业生涯规划应持之以恒、贯穿始终。

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讲，职业生涯活动都将伴随自己的大半生，拥有成功的职业生涯才能实现完美人生。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应该持之以恒，贯穿于整个大学教育的全过程之中。高校就业指导部门除了要建立了相应完善的就业指导体系和职能部门外，还应该从大学生人学开始，就对他们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和指导，一直到学生毕业，并在大学生毕业后形成追踪和反馈机制，甚至建立“召回”制度。当然，大学期间学生也在不断的成长和成熟;因此，对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也应循序渐进，而不能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根据学生在校的时间，一般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大学一年级主要使学生加深对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就业方向的认识，培养大学生的自学能力和习惯.，使学生明确本专业的学习目标，让学生初步了解将来所从事的职业;同时，要为每一位学生建立“人才库”档案，记录学生的健康状况、性格特点、气质类型、兴趣爱好、职业能力倾向等内容，为学生将来制定职业目标打下基础。大学二年级主要让学生明确应具备的各种素质和技能，鼓励学生通过参加各项活动，锻炼自己的各种能力，‘提高学生英语听、说、读、写的能力和计算机的应用能力，并开始有选择地辅修其他专业的知识以充实自己;同时检验自己的知识技能，并要根据个人兴趣与能力修订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设计。大学三年级在指导学生加强和拓展大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要引导学生开始把目标锁定在提高求职技能上，培养学生独立创业的能力，具体可以通过大学生素质拓展活动来锻炼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性，鼓励学生参加与所学专业有关的比赛竞赛、见习实习、暑期社会实践等活动。大学四年级是一个分化期，大部分学生对自己的出路应该有了较为完整、确定的规划，这时可指导学生对前三年的准备做一个总结:首先检验已确立的职业目标是否明确，前三年的准备是否已充分;其次，有针对性的对学生进行择业、适业、敬业等专项指导和训练，指导学生充分利用现有条件，了解用人单位的信息、强化求职技巧、进行模拟面试等训练，尽可能地让学生在做出较为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进行施展演练;最后，鼓励学生勇敢走出校门，从容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以自信去迎接新的挑战。

最后，应使大学生做到“知彼知己”，从容应对，荣辱不惊。

当代的大学毕业生经常抱怨就业困难，实际上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相干什么，能干什么。就其原因竟是不了解自己，没有找到人生的航向。从职业生涯规划的角度来讲，找到满意工作的第一步得“知己”。“知己”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了解自己的专业特长、兴趣爱好。另一方面是了解自己的个性特征、能力潜质。知己的核心是要找准优势，起初自己能做什么，有那方面的潜力。第二步得“知彼”。所谓“知彼”就是对组织、社会需求的了解预测，以及自身在社会中所处位置的判断。在现实生活中，“知己知彼”做得越好，职业目标就越容易确立，成功的可能也就越大。但是社会发展往往同预测不一致，所以就需要不断预测，不断修正，不断调整。因此，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帮助大学生认识自我，明确目标，了解社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