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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意识是一个民族文化历史长河中积淀的精神底蕴以及由这种精神带来的促进民族进步的创新意识。我们之所以将文化意识放在重要位置,是因为它确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文化意识,那么它就失去了其独立存在的价值。需要指出的是,文化意识尽管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特征,但是它又明显地受到世界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先进民族文化意识的冲击。对于一个开放性民族而言,文化意识不仅是民族性的,而且是世界性的,它是整个世界的精神财富。因此,我们正确地理解“语文”的内涵,就有必要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将民族文化意识放在重要的位置进行思考。
一个民族的文化意识进步与否其实有它的显著标志,标志是什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看它有没有创造力。如果我们承认汉民族在经历了古代灿烂的文明之后,现在离世界民族之林的先进行列还有一定距离,那么我们就应该有勇气面对先进民族,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惊人的创造力。学是从模仿开始,但是我们又不能仅仅停留在模仿上,因为模仿容易陷入对“他创力”的崇拜。从模仿开始,我们需要走向对“自创力”的培养。我们之所以称赞赵武灵王是一位真正的英雄,是因为他能够勇敢地颁布“胡服骑射”的命令,向北方民族学习。但是我觉得赵武灵王要学的不仅是“胡服骑射”的形式,他是要向世人表示他的革新自身民族文化意识的决心。因此他对匈奴民族的学习不仅仅是体现在他的模仿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的民族进取精神上。现在我们的文化考察团经常到欧洲去,或者到北美去,我们不能只是去看他们的繁华的建筑,先进的科技,回来后便学着洋人的方式呼吸;或者干脆垂头丧气地指责我们这个民族的落后,叹息无法“师夷之长”。我们需要问,你有没有看到他们的创新意识,创造精神;就像读一部书,我们需要问,你有没有读懂文章的精神。只有领悟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结晶,我们才算真正地将先进民族的文化精华学到了手。
我们的文化有着灿烂的历史,我们需要继承历史,但是,承袭不能代替创造,只有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创新,我们才能不断地进步。然而,打破传统常常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眼泪,许多辛酸,许多依依不舍。这里我们可以从汉语言的形式革新角度做一个历史回顾,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创造性文化意识在各种力量的拉扯中表现出的沉重。
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代汉语在本世纪初停止了它的繁衍,从它的母体内裂变出的现代汉语开始蓬勃地生长。纵观汉文明历史长河,汉语言一直处于一种流动、变化的状态之中,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说古代汉语已经静止了,它失去了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形成的语言断层。对于已经失去的东西我们所能做的便是频频回顾,因怀念而生发眷念,因眷念而生发热爱。如今我们凝视着汉文化的踪迹,读着汉民族几千年的沧桑,我们似乎顿生汉文化依旧生机勃勃的意识。但是我们其实是站在断层这边遥望已逝的美好,不断地回顾给我们带来的是历史文化的厚重感。我们没有理由抛弃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但是,我们又明显地感觉到古文化与今文化的隔膜。这种矛盾的文化心理导致我们在民族文化传统面前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我们的祖先所遗留下来的文化确实存在着不利于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因素,五四提倡抛弃旧有的语言形式,那是为了用新的语言形式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去适应与各民族进行文化交流的需要,这无疑是民族文化的进步。叶圣陶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中有两个重要观点:其一,语文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其二,教语文是帮助学生养成使用语文的良好习惯。假如语文的功用确实以这两点最为重要,那么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工具,我们当以其实际应用价值为追求目标。既然古代汉语已经失去了它的使用价值,而掌握古代汉语知识也不是为了帮助学生养成使用古汉语的良好习惯,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教学文言文呢?
但是,旧有的语言形式里面蕴涵着丰富的民族文化精神,而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经过数千年的艰辛才得以形成的历史积淀,它闪烁着一个文明古国的光辉和智慧。我们担心一旦抛弃了文言文教学,我们不仅会失去旧有的语言形式,我们还会失去比这更为重要的可贵的民族文化精神。因此我们采用了现代文教学与文言文教学共同发展的策略。现代文教学如叶圣陶先生所说的培养学生的语文使用的良好习惯,让语文成为学生认识生活,改造社会的基础工具;而文言文教学则帮助学生了解汉民族文化,提高文化素养,陶冶思想情操,弘扬民族文化精神。这样做其实用价值在于:其一,利用语文的工具性,认识社会,推动民族的进步,关键是重视创造;其二,了解民族文化,增强民族意识,提高民族自信力,关键是重视民族精神蕴藉。
有了这种明确的意识,我们就应当将语文这种工具转化为激发学生创造的能力。也许我们可以把理解为一种有意识的文化逆转意识,它是为了将几千年的封建意识进行一次彻底的洗涤,以换取民族文化意识的觉悟。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语言的形式更新只不过是一种外在的变化而已,要彻底地改变一个民族的落后意识,并非仅仅能依靠这种方法去实现。更新语言的旧有形式最多不过表明了文化主将们对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决心,而至关重要的我觉得还是改变我们这个民族滞后的思维意识。可惜的是我们看到的现代语文仍然以承袭型思维为主体向前缓慢推进,新意识、新思想在各种力量的拉扯中显得步履维艰。已经意识到应当拥有的东西却无法拥有,已经意识到应当抛弃的东西却无法抛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民族的悲哀。
语文教学改革至今,许多有识之士都将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意识作为自己的教育思想。但是就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的很多语文教师的意识仍然处在一种非自觉的状态,固有的传统教学思想以一定的历史磁性对他们形成巨大的引力。他们除了偶尔抬头对新思想表示一点羡慕或几份唾弃而外,便只顾低头拉车,他们对自己已走的道路已经习以为常。这种思维意识的代代承袭,必然的结果是带给我们这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巨大历史负担。
谈到这里,我想从文化意识的角度对语文高考说两句。可以这么说,语文高考试卷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向世人展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意识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语文高考尽管在艰难的道路上摸索着前进,但是向各民族先进的文化意识学习的决心已经一次次显露在我们面前。阅读和写作可以说是语文高考的主体。如果我们撇开试卷的命题形式从内容上来窥视汉文化意识的趋向,我们不难发现语文高考命题显示的文化意识是进步的。
从近年来的试卷分析,阅读基本已经定格为三种形态,那就是文言文、科技说明文以及社科类论文(或文学性散文)。从文言文到现代文阅读,我们尽管感觉到汉文化的语言断层,但是我们欣喜地发现,对文言文阅读的考查,正说明了我们的民族文化的根仍然扎在自己的土壤中,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意识在这里仍然能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从现代文阅读的两个部分——社科类论文(或文学性散文)和科技说明文那里,我们又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民族的自主精神、追求创造的精神,以及“师夷之长,补己之短”的决心。在这里文化意识的趋内和趋外,继承和创新得到了有机的统一。
写作命题更显示了一个进步民族所应具备的文化意识特征,那就是主体的精神意识和创造意识。从《尝试》到《战胜脆弱》,从《近墨者未必黑》到《鸟的评说》,从两幅漫画的比较评判,到三则材料的综合提炼,无不渗透着命题者对考生主体精神和创造意识的挖掘。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语文高考在追求创造的主体文化意识背后,似乎还隐藏着许多非创造性的模仿,这种模仿会使我们对各民族文化意识的学习步入形式主义的泥潭,而阻碍民族文化意识中主体精神和创造意识的发挥。也许作为一种学习,模仿是最初的手段,我们不能一味地批评,但是从今后语文高考发展的方向考虑,我们有必要将这个问题提出来思考、探讨,这有利于我们对创造性民族文化意识的追求。
1998年2月4日,给中科院《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批示时指出:“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
新的意识已经在21世纪到来之时萌芽,我们如何将先进的民族文化意识转化为推动民族进步的动力,作为语文教育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在新世纪到来之时对这个问题做出反应。在强有力的改革大潮冲击之下,我们的民族文化意识已由承袭转向创造。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电脑网络的扩大,知识经济时代悄然到来。当我们的目光接触到欧美各民族的文化意识时,我们开始表现出我们应有的谦虚,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给我们敲响了谨防西方文化霸权的警钟。警钟固然敲得好,敲得及时,但是千万不能敲掉我们这个民族要求进步的诀心,不能敲掉中学语文教学对创造性民族文化意识的追求。
[关键词]忧患意识创新意识社会责任
二战结束以后,日本在战争的废墟之上,仅用了二、三十年时间,就实现了经济高度成长,迅速崛起而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期间,日本一群优秀的企业家带着他们的团队,以其雄厚的实力和独特的经营方式,取得让世人为之惊叹不已的巨大成功。20世纪80年代,美国众多研究机构和学者纷纷研究日本经济发展的奥秘,指出日本企业发展神速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企业有适合自己本国的企业文化,而本田技研的巨大成功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俗话说:有竞争才会有压力,有压力才能挖掘潜力,发挥潜力才有了高效率和高回报。本田公司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把忧患意识和创新意识注入于企业的竞争机制之中,使本田人自觉地勤奋学习,不断开拓创新,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之中。
一、本田的两大基本理念
1.“人间尊重”理念
日本企业文化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以人为本。本田公司的“人间尊重”理念即尊重每一个人。本田文化的核心就是尊重人,积极倡导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从而激发员工对工作的满腔热情。本田的所有员工没有职务称呼,一律用“さん”相称,也不需要员工对公司有任何承诺,也无派系之争,让员工在一个和谐轻松环境之中工作。本田宗一郎的名言“为自己工作”就是高度尊重个人精神的具体表现。本田公司用“自我申请制”来安排、调动人员,使每个人有自由选择一个适合自己方向的权利。
2.“三つの喜び”理念
“三つの喜び”(買う喜び売る喜び創る喜び)理念即购买之喜悦、销售之喜悦、创造之喜悦三大理念。通过企业的各种活动,使购买商品的人感受到购买之喜悦,从事商品销售的人感受到销售之喜悦,从事开发新产品及一系列企业活动的人感受到创造之喜悦。这三大理念体现的就是让顾客满意、高兴。与此同时,也让企业员工把工作当作一件快乐的事去做,使每位员工的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真正做到人尽其才。
本田公司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间成为世界汽车市场的一个强势品牌,正是因为这种购买之喜悦、销售之喜悦、创造之喜悦三位一体的文化交融,使本田公司赢得了顾客、赢得了市场、赢得了每个本田员工的心。
二、忧患意识和创新意识
1.注入忧患意识,增强企业活力
对于企业来说,最大的风险就是没有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本田高层领导清楚地认识到,由于工作长期固定不变,企业中有些员工多少会产生惰性,缺乏一定的敬业精神、必要的战斗力和竞争力。如果维持这种消极状态,就会严重影响公司的整体发展。其实这些员工并非是庸才,只是在疲劳期时缺乏一定的活力。所以本田公司每年会从外部“中途录用”一些年轻有为、实力强的人才,实施让这些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过人学识,来调动一般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为只有外来的压力,才能让员工感受到竞争气氛,才会有紧迫感和忧患意识,才能使使员工充分认识到面临的困难,积极调动员工学习各种技能的主动性,使员工洋溢在学习干劲足、创新意识强的工作氛围中。
2.建立各种有效机制,培养员工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日本是个资源极其贫乏,并时常饱受地震、台风、海啸等威协的岛国。面对这样的外部环境,日本人清楚地认识到只有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个人才能获得的生存、发展的条件。因此,这种不利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造就了日本民族的团队精神和创造性。
本田公司为了培养员工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建立了各种有效的激励机制。
(1)建立合理化建议制度
经营者是靠人来进行,所以经营者要信任员工,实践“新的人道”。本田公司自1953年起就制定了合理化建议制度,凡优秀的合理化建议,本田公司不仅在精神上得到鼓励,还给予免费出国旅游的物质奖励。(2)设立员工设想工作室
本田公司鼓励员工可以“异想天开”,而给予员工一定的自由创造环境,其中员工设想工作室就是给普通员工提供了一个把设想具体化的平台。员工在不违背公司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开发、创新,并且在一定的范围内也许员工犯错。
(3)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优秀团队
现代化社会最需要的人才是既有创新意识又有创新能力的人才。为了发挥员工最大限度能力,公司不仅给创新员工提供资源和技术支持,还为创新员工提供必要的人手,同心协力共同去开拓创新。
本田倡导“为社会服务,为社会做贡献”的社会活动理念,让员工在思想上精神上感受挑战梦想的最高境界。
三、本田企业文化的借鉴意义
本田文化一直强调“喜び”(快乐、喜悦之意),本田文化赋予个人的是更多的职责和信心,这种方式有助于本田公司保持年轻和富有活力。同时在全球战略、产品概念以及可持续使用的资源等方面本田公司坚持走自己特色的道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加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近几年来,有一些中国企业已进军国际市场。但是相比之下,由于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起步较晚,在企业文化定位和经营策略等方面还十分模糊,大部分企业在企业文化理论根据和规范实证方面缺乏必要的研究。员工还缺乏一定的自主学习、自主创新意识与自主创新能力以及综合运用与实践的能力,因此还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加入WTO之后,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竞争,企业生存、要发展一定要靠先进的经营理念和内涵丰富的企业文化,所以中国企业借鉴优秀企业的文化的意义十分重大。
1.要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环境创造出适合于自己的企业文化同时,在合理界定社会责任的基础上,积极塑造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优化企业员工的创造环境,全面促进企业和谐发展。管理者要抓住多种机会,利用多种形式,从多个方面去激发员工的创新意识,使每个员工始终保持不断进取的精神,并充分挖掘和发挥他们的创新能力。
一个企业要培养一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就应该努力把企业建成学习型组织,让组织中的每个成员都把学习当作是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并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和检验新的知识和新的技能;此外,还应该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和规范来加强组织中每个成员的合作意识,以便充分调动每个人的创新欲,形成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强大合力,尽可能把员工培养成一专多能的、适合于当今社会需要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2.要营造适合于人才潜能发挥的环境和企业文化。良好的工作环境是人才潜能发挥的剂。经营者要为员工创造一个相互理解、精诚合作的良好和谐关系,从而使每个员工都能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岗位上。也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员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不断开拓创新。
英语教学中,教师有责任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保证学生在掌握英语基础知识的同时,对英美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以及生活方式等都有所了解。在英语教学课堂中,教师可以通过创设情景、电影等形式,为学生学英语提供一个良好的交际分为。跨文化交际内容在英语教学中的内容如要包括:地理知识、历史知识、生活方式、国家政治与宗教、国家制度以及艺术文化等方面的成就。通过这些方面的学习,对英语有的词汇或者语义更形象的学习,对具有不同意义的词语在文化方面进行区分。总之,英语教学的主要内容主要是从知识文化与交际文化两个方面,让学生更熟练的掌握和应用英语。
二、如何在英语教学中渗透文化意识
1.培养文化意识,在英语教学中加强文化对比,让学生感受文化存在的差异性。英语教学中,将学生现已掌握的本土文化知识与英美文化进行对比,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有效提高英语交际能力,将英语知识、英语态度及英语技能有效结合在一起,全面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关于本土文化与英语文化的对比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1)以衣食住行进行具体的对比
;(2)以英美社会习俗与中国社会习俗、风土人情进行对比;
(3)英美节假日与中国节假日对比,例如圣诞节与春节的对比;
(4)将中国家庭结构与英美家庭对比。
2.文化意识在英语词汇教学中的渗透。在英语中词汇最为活跃,也承载着文化。因此,在日常英语教学中,教师更应当注重英语词汇文化背景和意义的讲解,这样将更有助于学生对英语词语的理解和认识。例如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对“colour”的介绍,可以介绍英美外国人与中国人同一个颜色的不同含义,例如在中国人眼里代表“疾病”与“痛苦”的白色,在外国人眼中却代表着“高贵”和“圣洁”等等。在英语词汇中,同样的词语在中国民族文化中却有着迥然不同的含义,这也正是不同文化背景所造成的差异。因此,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直接阐述解释的方法,将其中的意义与区别向学生讲解清楚,使学生能够对其中蕴含的文化意义准确的认识和理解。
3.让学生在阅读中感受文化的差异。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对学生训练应当选择文化知识丰富的内容,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加强英语文化的学习和教育。与英语阅读能力关系紧密的除了一定的语言知识基础与做题的技巧之外,文化因素因为包含历史和宗教等方面的知识,从而对英语阅读能力也起到一定的干扰作用。由此,在日常的英语阅读教学中,教师应该多向学生进行英美历史、风俗、科技等方面的文化知识,保证学生熟练的掌握语言风格和表达特色,从而彻底扫除英语文化背景知识薄弱为交际带来的障碍。
4.融入生活,在日常生活中感受英美国家浓厚的文化知识。近年来,受经济全球一体化及信息化技术高速发展的影响,世界各地区、国家之间交流越来越多,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一些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文化知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诸如百事可乐、咖啡、汉堡等日常生活中大家喜闻乐见的文化知识。教师灵活将这些英美文化知识渗透到学习中,让学生逐渐接受中英文化的异同,培养跨文化意识,并且能够在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对象能够熟练正确的运用英语进行交际。
三、结论
尽管跨文化意识的培养非常重要,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仍然有很多英语教师对找学生的跨文化意识不重视,甚至有所忽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英语教师不重视学生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当前一些英语教师在英语教学过程中不重视学生跨文化意识培养的情况十分普遍。尤其是升学压力较大的一些学校,中学学校教育学生的主要目标仍然是以学生考试获得高分为主,其他方面的能力培养次之,有的甚至忽略其他能力和相关意识的培养。英语教师课堂教学的主要目标还是培养学生的听力能力和阅读能力,因为听力和阅读在高考中所占的比例相对比较重,也是提高学生考试分数的重要方面,所以英语教师比较注重。
(二)不充分的文化教学现象一直存在。
文化教学与其他单纯的知识教学相比较有着自身的特殊性,但当前一些英语教师在文化教学中一直存在着不充分的文化教学,让学生不能充分的接收到文化教学,对学生跨文化意识的培养起到很大的阻碍作用。文化因素的内容可以渗透到中学英语教学中的各个角落,从词汇到句子,从小的句子到一个大的篇章,甚至是中学英语教师的教态、语态和仪态等无处不在。但是,教师在英语文化教学中只对中西文化的差异进行重点介绍,却不对中西文化进行鉴别和比较,这种教学方法只看现象却不解释本质。再加上高中英语课堂中实践性文化交际活动的缺乏,学生的交际能力无法提高,导致“哑巴英语”的形成,这也是为什么当前许多学生英语笔试能力较强而口语能力非常弱的原因之所在。因此,不充分的文化教学现象有待进一步改善,以提高学生的综合英语能力。
二、提高学生跨文化意识的有效对策
(一)学校采取措施提高英语教师的跨文化意识。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只有具备了较高的文化素养,学习者才能成功地理解和掌握语言,从而更有效地运用语言进行交际。加强对学生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高中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任务。因此高中英语教师应该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注重学生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学校应该从宏观角度出发,注重对英语教师自身的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只有英语教师自身跨文化意识得到提高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英语教师只有自身具备跨文化意识才能在英语教学中主动地挖掘和传授英语教材中的文化内容。英语教师自身应该在教学过程中积极提高自身跨文化素养,学校也应该采取各种培训来提高英语教师的跨文化意识。
(二)英语教师注重跨文化意识培养的相关技能和技巧。
1.建立在提高学生发散思维能力基础上的文化意识培养。
跨文化意识的培养贯穿于英语教材的讲授和课堂活动的设计中;在课堂上英语教师可以通过图片导入、口语训练、反复操练复习等方式,让学生对英美文化中的重要节日的读音和名称有较好的掌握,但掌握只是停留在初级阶段。学生在初中教学阶段,初中英语教师往往会让学生单纯记住。但高中阶段,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高中英语教师应该要让学生更清晰和深刻的了解相关节日和某些词汇后面的引申意义和其来源所在,这才是提高学生跨文化意识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学生发散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
2.注重学生对英语文化的体验。
对英美文化的体验是学生在深入了解中西方文化之后的步骤。这时英语教师可以通过各种真实或虚拟环境中来让学生运用语言体验文化,并设置相应的奖励措施,调动学生的学习参与积极性。
3.引导学生形成中西文化的反思。
1.1融入跨文化意识对于提升英语教育质量十分有利英语教育质量的提升是一项系统性较强的工作。在过去的英语教学中关于教学改革的工作做了不少,但是有一些改革措施因为没有在短期内获得实效而搁浅。其实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充分认识到英语教学改革的长期性和系统性。跨文化意识教学必须坚持长期性和系统性的工作。因为文化意识的渗入不是一朝一夕的,他需要长期的坚持。而且文化意识环节打通,学生对英语这门学问产生了文化认同,必然会对他们的学习产生直接的影响和提升作用,对于英语教学质量的提升作用也会显现出来。
1.2跨文化意识与学生语言能力之间的关系语言首先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在英语知识的学习中,词汇和语言中无不充斥着丰厚的文化因子,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学生理解了文化现象,形成了文化思维,那对于语言的理解也必将水到渠成。无论在听力理解还是阅读理解,或者口语表达中都能实现较大的转变和提升。
2英语教育中跨文化意识融入的困境
2.1学校的考核评估中忽视了文化因素当前我国英语教育中考察学生能力和水平的主要方式就是笔试成绩。这种考核方式存在很大弊端,其中之一就是无法对学生的英语文化知识掌握程度做出准确的判断。而且在测试中甚至直接忽略跨文化意识的考察,在应试教育背景下这种疏忽直接导致了教学和学习中的空白。
2.2教学方式不利于跨文化意识的融入英语教学中教学方式主要以课堂授课为主,学生自主学习时间非常有限。而跨文化意识的融入首先需要学生主动的了解和学习西方历史文化知识。在当前的英语教学机制当中学生没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了解这些文化现象。
2.3因跨文化意识的不足而导致的沟通能力较差学生在实际的英语交流中无法准确的表达自己的意识也无法快速准确的理解对方的意思。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跨文化意识不成熟,没有充分融入到学生的思想当中,也没有与语言学习交流融为一体。因此跨文化意识的融入对于缓解当前学生英语学习的困境非常有必要。
3突破困境的有效途径
3.1培养学生对跨文化意识的认知跨文化意识对学生来说意义重大,但是当前学生和教师对这种文化意识的作用和价值认识不全面、不准确。这种认识上的误区和不足直接对英语教学中融入跨文化意识产生阻力。为此,在教学中首先应当加强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教育。例如,通过具体的案例教学深入解析文化意识与语言之间的关系,让学生清晰的认识到,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对于增强英语语言理解能力和交际能力的重要影响。选取一些学生掌握比较熟练的内容首先开展试验性教学,让学生体验文化意识对语言学习的重要帮助。
3.2改进教学方法,激发学生主动性当前的教学方法不利于跨文化意识的融入,主要问题在于对于语言知识的过度重视,学生在学习中的自主性不足,没有充分的实践和机会了解一些文化现象。为此在教学中我们应当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机会和时间,使其充分接触英语国家的文化知识内容。并且在教材中也应当增设固定的内容介绍西方;历史文化。在讲解过程中结合语言知识,形成文化与语言知识共同推进的效果。
3.3创造良好的交际环境跨文化意识的融入应当与良好的教学环境形成高度一致,教学环境是学生接触和了解某项内容的重要基础,跨文化意识教育的教学环境应当力求最大程度的还原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习惯等文化现象。使学生充分了解到这些异国风情,激发他们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增强学习的主动性,这样才能为文化的交流提供坚强的基础和保证。
强将无弱兵,名师出高徒。教师对文化意识的认知,决定了如何对学生进行文化意识的培养。提高英语教师自身的文化素养,才能在思想与文化上对学生进行文化意识的渗透。教师的文化素养提高了,在教学中就可以很好的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教师熟悉和了解英语的文化,在英语课堂教学中才能适时地向学生介绍中西的文化差异及文化背景知识,树立学生的文化意识渗透。
二、激活教材内容,渗透文化意识
就目前而言,课堂教学依然是以使用教材为主要方式,如何灵活的激活教材内容,轻松的驾驭教材,补充并拓宽教学资源,是提高和培养学生们文化意识的主要阵地。课堂教学是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的核心方式,它渗透于教学的每个环节之中。教师在教学中不断传授有关西方国家的知识,有利于学生对其文化的感知,从而准确地把握好汉语和英语。
(一)通过词汇教学渗透文化意识
词汇是初中英语教学中最活跃的部分,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在教授词汇的同时介绍其文化意义。如在Doyoulikeanimals?一课中,大多数的学生喜爱动物,所以教师在讲有关动物的词汇时适时地向学生渗透一些文化意识。英语中dog,在西方国家,它被认为是人类的朋友,甚至被当作宠物、孩子来养,所以才会有“Loveme,lovemydog”一句谚语;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狗是个带有批判意味的词,如走狗、狼狗不如的东西,等等。还有词语的搭配,也有着迥异的文化差异。有些词语英语中只用一个词,而在汉语中却有丰富的词来表达。比如,Canyouplaytheguitar?一课中,英语中的play,playbasketball、playfootball、playthepiano、playtheviolin、playchess、playthetape.等等,汉语却可以用不同的字眼来翻译。如“打”篮球、“踢”足球、“弹”钢琴、“拉”小提琴、“下”棋、“播放”录音等,所以教师应该多多发掘类似的词汇,这样不仅将文化知识渗透在教学之中,更重要的是学生感觉到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对异域的广博的英语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进而增强了英语的综合能力。
(二)在语句和对话中渗透文化意识
初中英语课本中SectionA部分中多是一些简单的语句和日常交际用语,在课堂教学时,除了要掌握听、说、读、写、译的技能外,还应该了解语言的文化背景,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注重文化意识的渗透,避免交际中出现误解。比如,汉语中无论是年长还是年幼,我们都可以询问对方的年龄,而在说英语的国家,却应该避免问及他人的年龄,尤其是在与女士或中老年人交谈时,应尽量避免问他们的年龄,对于收入、宗教和政治信仰、婚姻状况等问题也应避免谈及,因为这些被认为是个人隐私(privacy),不宜当成话题来谈论。只有学生们了解两种语言中存在的文化差异,才能有效地提高文化敏感度。
三、充分运用环境,为学生营造文化气氛
有位语言学家曾指出语言是在交际的内在的文化环境和外在的交际环境中得以运用的。因此对于学生们而言,他们的文化环境则是通过课内和课外两大环境而体现的。
(一)利用课内教学环境
知识的延伸可以从各个方面开展,教室的布置、座位的排列方式,都可以渗透着中西的文化意识。如教室的墙壁两侧除了中国的名人警句也可以适时地挂上Allforone,oneforall——4Dumaspere等英文版的名言警句。班级走廊处的宣传板,教室后面的学习园地,教师都可充分利用这些板报对英语文化进行宣传,让每一面墙壁都渗透着英语文化的氛围。常用的英文美文,习惯用语和名言警句,英语诗歌和小幽默等都可成为版面的素材。也可以让学生自己设计一些英语手抄报,内容丰富,积极新颖的一些填字游戏、英语谜语等不仅会吸引本班学生的观看,还会吸引其他班级学生的驻留一观。在以无声胜有声的浓郁文化氛围中,让学生感受西方国家人们的不同的思维方式,不仅激发了学生探知学习英语文化的热情,还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和英语的语感能力。
(二)利用课外环境的延伸
环境吸引人,文化影响人,习惯造就人。课外学习是课内学习的延续,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课堂以课外的空间,为培养学生学生文化意识和感知而创建良好的学习环境,让学生无意识地畅游于西方国家的文化氛围中,渗透文化意识。因此抓好校园的文化宣传,让学生了解西方国文化则在润物细无声悄然展开。在学生们必经的教学楼两旁张贴英语校规校纪或英语的名人名言简介,宣传栏里张贴生动有趣的外国名人的励志成才的故事等,课间播放一些英语的乡村民谣等,这些都可以让学生在校园里感受到浓郁的异国风情,让学生耳濡目染英语国家的文化。校园广播是我校进行文化宣传的重要工具,因此英语广播也可以成为营造宣传英语文化氛围的重要方式,通过英语广播可以将西方国家的文体活动介绍给学生,教师也可以和小广播员们一起收集有关各项国际体育比赛的资料,通过广播进行介绍。
四、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体验异国文化
曾经有这样一句话:“Tellme,Iwillforget;Showme,Imayremember;Involveme,Iwillunderstand。”这是著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提出的。教师在英语教学中除了千方百计为学生提供各种语言实践的机会的同时,还要设法结合学生的日常生活,为学生创设多彩而新鲜的各种主题活动,让学生积极的参与其中,从而学以致用、讲自己融入到相应的文化氛围之中,增强对文化差异的感受性和鉴别能力。教师可以组织学生一同为同月份过生日的学生举办生日聚会,在平安夜组织学生聚在一起吃苹果,唱英文歌曲,圣诞节安排学生布置教室等等活动,让学生体验真实的主题活动,感受西方的不同文化;教师还可以指导学生利用网络“零距离”地接触英美的朋友,或者直接与外教老师面对面的用英语交流,组织学生观看特色纯正的英语电影或录像等,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体验异国的文化氛围。
1.1跨文化意识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
英语的学习不仅仅是一门语言工具的学习,这还要求人们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了解语言背后蕴藏的文化背景。当今社会的发展需要语言的全方位交流,不仅包括英语口语、英语写作、翻译等,还包括对英语国家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的认知,这对从事英语学习的人们来说是对其综合素质的考验。学生们只有具备较强的综合素养,才能在现代社会中不断实现自身的价值。
1.2跨文化意识都有益于教育者和被教育者
跨文化意识可以提高英语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效率。英语学习在每一个受教育者的学习经历中都具有重要地位,英语教育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人们普遍关注的语言学科。跨文化意识能够让英语教育工作者们发挥自己的特点,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从而减轻工作负担。跨文化意识同样益于学生们的英语学习。学生们在英语学习过程中总是抱有好奇心和求知欲,这种好奇心和求知欲往往是对陌生国家风俗习惯和文化背景的好奇,如果注重培养学生们的跨文化意识,那么不仅可以让学生们学习英语的热情更加高涨,同时还可以让学生们学到更专业扎实的英语基础,培养学生们较强的英语交际能力。在英语教学过程中,融入跨文化意识,可以提高英语的实用性,让同学们积累更多的英语交流技巧。
1.3跨文化意识有助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任何一门语言都不仅仅是简单的交流工,每一种语言的背后都蕴藏着其民族的文化和历史。而语言的最主要功能就是交流,交流不是简单的文字语言交流,不同语言之间流利的交流代表了双方对彼此文化的认知和理解。因此,学生们在英语的学习的过程中,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就显得尤为重要。对学生进行跨文化意识教育,能够让学生吸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优秀文化,同时还能够将本国的优秀文化传播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不仅实现了语言上的沟通,而且实现文化上的互相交流,有助于本民族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2.如何培养英语学习的跨文化意识
根据当前我国英语教育存在的问题,结合跨文化意识在英语学习中的重要性,本文认为,在今后的英语学习过程中应该加强培养学生们的跨文化意识。具体来说应该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应该改变教师们的教学观念。英语教师们应该摒除传统的单一方式的教学方法,利用现代先进的教学方法,如多媒体教室、语音室等,激发学生们的学习热情。英语教师还应该逐步适应跨文化意识在教课中的重要性,注重培养学生们的英语交际能力,提高学生们学习的主动性,传授英语基础知识的同时还应该注重文化知识的传授。其次,应该逐步构建良好的英语交流环境。生活中我们一般使用国语进行交流,而课堂上也不能保证百分百用英语交流,语言的学习是日积月累的过程,因此需要构建一个良好的英语口语环境,让学生们主动适应英语环境,结合英语国家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文化风俗等,让学生们独立思考,提高学生们的口语表达能力并完成英语口语的表达和交流。最后,应当培养学生们主动学习英语的热情。英语的学习不能局限在课本上,任何形式的英语都可以作为英语学习的素材。而正是这种形式的英语蕴含着背后的文化。例如电影中的英语口语化、街头上的英语广告、歌词中的英语以及英语谚语等,这些特殊形式的英语更能体现英语所承载的文化和历史。因此英语的学习是随时随地的。
3.结语
中国式英语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中国学生在英语学习的过程中习惯用汉语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并把汉语的应用规律也放到所学的目的语中,母语在外语学习的过程中产生了极大的干扰作用,从而产生了一种不标准的英文变体,这种变体可以表现在语音,词汇,句法,语篇及语用的各个方面,这就是人们俗称的中国式英语。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式英语是由于母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差异引起的,普遍认为中国式英语是一种不规范的语言类型(morbidlanguage)。
语言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语言的产生和发展,人类文化才得以产生和传承。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大国。中国文化对于世界的影响力自古就有。作为拥有人口数量位于世界第一的中国,语言的传播和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写照。文化影响语言,语一言反映文化。由于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语言学习和文化学习也是不可分的。语言学习在文化学习中进行。没有语言作为正规非正规的学习手段,就决不可能学到任何文化。任何人习得一种语言的同时,也该学习该语言的文化,因为语言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与承载形式,不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也就无法真正学好该民族的语言。所以我们说,学习英语就需要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传统及风俗习惯,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中国式英语最早产生是在文化传输的输入中产生的,其根本原因就是缺乏西方文化知识引起的。绝大多数的中国学生都是在汉语言文化这个环境下学习英语,中西方文化差异就成为了中国学生学习英语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学生在说英语或在写英语作文的时候所犯的语言错误有不少其实是“文化错误”。所谓“文化错误”,是指学习者所使用的目的语不为口的语国家的人们所理解或接受。以两个最为典型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
首先是打招呼。用英语打招呼最常用的的是用“hello","goodmorning","howareyou”等用语,随便的一点可以用“Hi"。但是很多外国友人或者外籍教师都发现中国学生不太习惯使用这些打招呼的方式。当那些学生在校园里碰到的时候,更多的是会lb]诸如:"Haveyoueaten?,,或者“Whereareyougoingto?”一类的问题。这些问题让人很尴尬,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事实上这些就是中国式英语的表现,中国人见面了,都会用这样的问候语来互相打招呼。中国人无视国外保护隐私的习惯,也把这种打招呼的方法用到交流中,势必会造成误解。
还有一种情况是在面对别人的赞扬的反应。当英语国家的人们听到自己的赞扬的时候,多数是回答“thankyou"。但中国人听到赞扬的时候,如果回答谢谢,别人多会认为这个人不怎么谦虚,甚至觉得太自夸了,所以中国人一定会对别人的赞扬表现为自谦或者自我否定。如果不知道中西文化的差异,问题就来了。很多学生在听到别人的赞扬的时候,肯定就会说,"No,Iamnotgoodasyousay.”等等,初到中国的不了解文化的外教也会觉得不知所云。
因此,由于缺乏跨文化意识而导致的中国式英语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一方面说明了在外来语的学习中,文化意识的培养还相当欠缺。用汉语思维来进行英语交流时普遍存在的问题。许多英语老师在讲解英语语言知识和语法知识的时候很熟练,但涉及到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时候,就会出现文化知识不够丰富,语用能力随之较弱的情况。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对英语的实际应用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尊重和接纳他国文化就成为交往中不可回避的内容。
在英语学习中,教师应强调英美文化的导入。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应该逐步积累,意识到学习语言不应该只学习语法句法,更重要的是了解不同的文化,用所学语言传承文化和表达文化,让文化融解于语言之中。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大学开设《英美文化》等课程,对学生理解所学语言的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帮助学生更有效的使用语言。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日益与世界接轨的发展进程,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与中国人的接触中开始慢慢的接触中国式英语,并且认可中国式英语的语法规则和意义的表达。
语言习得的完成,是某种思维方式形成的标志。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洪堡特认为,语言不仅有表达功能,而且还有认知功能,是“一个民族进行思维和感知的工具”,每一种语言都包含了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因此当中国式英语在表达中国特点具有中国特色的时候,不可避免的由操汉语的人固有的思维模式和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影响,在英语中夹带中国特点,这也是中国式英语的一种特别的表现形式。
要使英语和中国特有的社会和文化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环境有的东西要想单纯通过语言让对这一环境一无所知得人了解,往往还是要费一番周折,人们只有通过语言表层,了解其深层的社会文化内涵之后,才能进行真正的沟通和相互了解。这也是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在的社会文化介绍并传播的一个有效途径。
从词汇角度出发,中国式英语这时是一种输出性语台,但不可避免的将文化渗透其中,是英语带上明显的中国特色。诸如气功,地方戏曲,传统习俗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许多名称或术语,很多是通过音译在英语中使用。事实上,很多的汉语借词早已进入英语辞典中,如:wushu,kungfu,quyi,erhu,yamenmahjong等等。
我国还有丰富的成语,谚语,典故和警句等,怎么样将它们翻译成英语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比如如果硬将"papertiger"翻译为“scarecrow"就失去了“纸老虎”这一词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底蕴。这种情况很多,汉语在外来语的吸入中也注意到了。比如“特洛伊木马”,“潘多拉盒子”,“鳄鱼眼泪”之类的。这样的互相渗透,不仅是思想的交流,也是语言的交流。
中式英语比较成熟,直接了当地说事,不拖泥带水,早就得到国际承认,最著名的当属longtimenosee。英国作家萧伯纳当年曾说过,中国的洋注洪英语nocan(不能)比正宗英语unable(不能)要清晰明了,值得仿效。类似的例子还有“你问我,我问谁”=Youaskme,measkwho?
还有些中式英语是在与时俱进的发展中产生的。截取意义完整准确的两个英语词汇的一部分构成新词诊释中文时事词汇。
[摘要]经济全球化潮流中跨国企业和民族品牌的振兴推动中国广告融入全球,进行跨文化传播成为一种力不可挡的趋势。而通过广告人员内部的跨文化培训带来的改善提高是跨文化广告传播成功的关键。本文介绍了对广告人员进行跨文化培训的一些重要途径及培训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跨文化广告传播跨文化培训
企业界的跨国跨文化背景自从20世纪80年代晚期以来越发明显,商业领域的理念大战、意识大战,其实质都是文化大战。当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全球成为统一的大市场,世界贸易与世界交往日益频繁,不同文化的遭遇也越来越多。这个趋势同时也使跨文化广告传播日益频繁,挑战日益严峻。广告公司要充分认识到进行跨文化广告传播的关键是对广告人员进行培训,将一种新型的文化植根于企业成员之中,实行全员的跨文化管理,真正实现跨文化广告传播的目的。
一、跨文化传播与跨文化广告传播的含义
跨文化传播,顾名思义,是指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的信息传播与交流活动。跨文化广告传播是指企业在进行广告传播活动时,与企业有关的不同文化群体在交互作用过程中出现矛盾和冲突时,加入对应文化整合措施,有效地解决这种矛盾和冲突,从而高效地实现传播目标。如中国某一产品要打入国外市场,需在国外作广告宣传,广告如何实现与外国人顺利沟通,便是一个跨文化传播的问题。
二、广告人员跨文化培训的必要性
在世界多元化并存的大背景下,研究跨文化广播传播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的产品要走向世界市场,对外进行广告宣传,就必须了解广告地的广告规范、风俗和消费者的心理特点,才能更好地实现不同的文化群体的沟通,有效地传达广告信息,发挥广告的作用,实现广告的目的。反之,国外企业进入中国也要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消费者,才能顺利地沟通,有效地占领市场。
这对广告公司,尤其是广告人员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倘若固守着基于本土文化的传统的广告意识和模式不变,不进行其内部培训与提高,就无法指导全球化广告的创作。所以,对广告人员的跨文化培训是一项不可忽略的任务。
三、广告人员跨文化培训途径
1.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文化是人类思想和行为的指南。两种不同的文化可以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以及对家庭、国家、经济制度甚至人本身的不同看法,而这些文化差异必将产生相互对立和相互排斥的现象。研究表明,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失败80%是由于管理者对国际市场和文化的不了解,这种对跨文化管理不重视所导致的代价是沉重的。跨文化意识就是人们对不同文化间存在的差异有较深的理解和认识,并做到包容和尊重。广告行业的每一位员工同样应该重视并树立跨文化学习和应用的意识,否则无法创作出适应不同国家文化和消费者心理、能将本国产品打进国外市场的成功广告。跨文化执行力形成的关键在于跨文化意识的强弱,而跨文化意识在跨文化管理中成为最基本的要求。因此,意识培训是企业跨文化培训的基础,只有员工的意识和观念改变了,行为才会随之改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2.语言与翻译培训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是语言沟通的桥梁,语言沟通与交流是提高不同文化适应能力的一条有效途径,而广告人员扎实的语言功底与翻译能力则是做好跨文化广告传播的前提条件。除了要使员工掌握中外语言(如通过组织课堂教学或让员工与来自东道国的留学生和工作人员有更多接触和交流的机会等),还要开设部分语用学课程使其具备一定的翻译技巧,因为广告文案创作单靠字典释义是不行的,语言文字应地道,能得到当地民族国家的认可。如一般英美人说公鸡用rooster而不用cock,因为cock是脏话。CUE是美国一个牙膏的牌子,而在法语俚语中是“屁股”的意思。“Fitisbest”是美国一句对称、有力度和美感的广告词,若翻译成“合适的就是最好的”就大打折扣了。由此可见,要进行有效的跨文化广告传播,广告翻译应在遵循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力求做到选字不俗却顺口易记,灵活变通却务真务实,入乡随俗却不失立场。
3.文化培训
其实,语言与翻译的学习不可能脱离文化背景,即广告语言必须反映文化特征。文化培训是跨文化广告传播中人员培训的关键所在。跨文化广告传播面对的是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的消费者,政治、经济、文化环境都与本土有着巨大的差异,而所有差异中对传播影响最直接也是最深刻的是文化的差异。如果不懂或忽视这些在信息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文化差异,广告的可能性和广告传播的效果就可能受到极大的影响和冲击。这就是有许多产品在国内销路很好,在进入国际市场时却遇到了困难,甚至惨遭失败的原因。文化培训可以从环境关系、价值观念、人的本质、宗教习俗、道德规范以及时间和活动的取向等方面进行。比如,玉兰油和宝洁在针对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做广告时就采用了不同的命名。而食品广告语则更需要严谨了解当地文化,因为吃喝习惯通常受区域、口味和信仰的约束。这些具有不同文化特色的饮食习惯也会反映在广告中。麦当劳在携着美国通俗文化风行世界的时候,却做到了在不同的国家配有不同的菜单:在法国配有香槟,在英国配有威士忌,在德国有啤酒,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有果味奶溶,在中国则配有红茶,而印度德里的巨无霸,居然是咖喱鸡做成的,因为印度教不吃牛肉,这充分体现了麦当劳文化融合的能力。再如,“高露洁”牙膏在马来西亚开拓市场时,广告诉求一再强调其增白的功能,而该地区却以牙齿黑黄为高贵的象征,且通过咀嚼槟榔来使牙齿变黑,显然这则广告是在帮倒忙。广告人员如果仅立足于自己的文化去看待他人的文化习惯,所做出的判断可能恰好触犯了文化禁忌。因此,能被广告受众接受,适应文化和亚文化的习俗和状况的广告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功能,达到促进销售、繁荣市场的目的。
4.政策法规培训
不同国家关于广告实施的政策法令相异,这直接限制影响着跨国广告的进行,广告创作前必须先调查了解清楚。广告公司应对员工此方面进行细致培训,使其牢记异国法规,既达到广告目的,又绕开政策限制。比如许多国家的广告法都禁止在电视广告中使用儿童形象。又如,德国禁播比较式广告文案,意大利广告对广告选词文明度有要求,日本对每则广告的时间有严格限制,而瑞士和美国则相当宽松,等等。
5.跨文化管理能力培训
广告公司面临着跨文化广告传播的任务,因此广告公司对部门经理除了要要进行意识、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培训,还要加强其跨文化管理和执行能力的培训,培养目光长远、能应对各种文化冲突的经理人员。一般采用在职培训和岗前培训相结合的办法来取得跨文化管理技能。可以通过出国留学、国内文化熏陶等手段增进对异域文化的了解,然后通过跨文化团队建设的方式,训练其在多元文化团队中实施管理的技巧。也可以聘请跨文化管理顾问对经理人进行专门指导,增强他们的跨文化执行力,从而实行积极有效的全员跨文化管理,形成共容的企业文化。
四、培训注意问题
首先,跨文化意识培训不要导致刻板印象。对文化或民族的概括和结论不应误导员工在片面经验和描述的基础上给整个群体套上一种单一刻板的看法。如当地的习俗和文化很容易使广告人员对各国人产生刻板印象,从而造成广告创作中的背景与事实相悖。其次,在对员工进行语言翻译能力培训时,要注意语言差异对培训效果的影响。培训中,语言的表述应尽量使用母语,如果不加分析处理就直接应用于培训,就会造成受训员工的误解和不适应。培训材料和方法也必须考虑国人的学习习惯,并在中外文化之间达成平衡。第三,要注意文化培训中员工的反应。有时由于价值观的不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会对相同的内容产生不同乃至相反的反应和理解。最后,跨文化培训除了进行文化学、心理学、传播学、语言学、公关等基本的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外,还要针对某项广告任务,对客户部成员和广告创作人员进行专门培训,从而根据特定的市场文化的特点创作有效的广告。总之,跨文化培训不是一时一地的一次性培训,而是一个过程。
论文摘要:装饰绘画汲取了优秀的中国及世界传统文化营养,使得其具有特殊的艺术价值和生命力。"下文化艺术处于多元化格局的大文化语境之下,把握时代的脉搏,以现代的全球化、多元化文化观念,以及后现代主义、和合的审美视角来审视装饰绘画的认识观,具有现实的社会价值。
一、装饰绘画本体语言的内涵
沈柔坚先生说得好:“任何一个画种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强调特点为的是能更好地认识和掌握它的规律性,求得更充分地发挥它的特殊效果。”的确,任何一个画种都有自己的特点,装饰绘画是一种既现代又传统的艺术形式。我国装饰绘画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历代的新陈代谢,新旧交替,从远古时代的彩陶,商周的青铜器,春秋战国的漆器,到汉代的像砖,魏晋至唐宋的敦煌壁画,明清的民间木版年画……上下几千年,形成了我国装饰画独具风格的艺术传统。装饰绘画脱胎于装饰艺术,它之所以能越来越受到关注,在于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意趣,即装饰画的本体语言。装饰画的语言包括“求变”的语汇,即寻求“变化”的构成元素;求美的“语法”,即追求形式美的法则;求合的“句式”,即综合多变的表现方法,三者的有机结合,焕发了装饰绘画的独特魅力。
二、装饰绘画的语态认识观
装饰绘画灵魂是求美,形式美感高于一切,即形式高于内容。这正是装饰绘画区别于其他画种的重要特征,同时也是“装饰绘画艺术功能在各种绘画中比较起来更长于歌颂、象征、启发、诱导”…的原因。正因如此,装饰绘画被有些人认为是肤浅的,缺乏崇高的审美理想,而难登大雅之堂。艺术就像一个大舞台,各种艺术形式就像不同的演员,它们在艺术的舞台上极尽能事表现自己,目的是在愉悦中教育观者。在这里,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任何一种客观存在的艺术形式,都有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和条件,当然这是以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前提。
现代科技的发展,网络技术的应用,使得“全球化”的生存趋势也影响着艺术领域,艺术语言、艺术风格趋向国际化、多元化,而多元化、民族化的文化特征,使得装饰绘画在现代社会显示出特有的生命力和特殊的艺术价值。装饰绘画有它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语言形式,审视装饰绘画的语态认识观,具有现实的社会价值。
1.装饰绘画的“现代”时态认识观
“现代”时态的语态认识观,是将装饰绘画的语言,放置于当下的时代文化大背景之下,使装饰绘画的本体语言保持着鲜明的时代特征。装饰的风格是以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中心思想为基础一~诸如宗教、哲学、王权、风俗、实用和唯美等意识形态所产生出的装饰艺术,往往会形成一种不同于前一历史时期的艺术风格。已故工艺美术家陈之佛先生曾说:“装饰艺术即是思想的表性,故装饰亦与其他美术同样有其时代的背景。埃及时代的装饰,希腊时代的装饰,罗马时代的装饰,文艺复兴时期的装饰,王权中心的装饰,自然各自由时代思想为背景而表现出来的。”由此可见,任何艺术形式、美术样式都不能脱离当下的时代文化背景。要坚持装饰绘画的本体语言,就必须将其置于当下文化的时代大背景之下,只有坚持“现代”时态的认识观,才能更准确、更有效地反映时代的精神。
(1)全球性、多元化的时代背景
当我们穿着牛仔裤,吃着肯德基,喝着可口可乐,看着世界足球赛,挂在互联网上聊天、购物,欣赏着高清好莱坞大片,谈论着次贷危机、金融风暴的时候,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提醒着我们,在人们的13常生活中,正在发生着全球化的过程。“全球化”是一个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多维、复合的概念。全球化不仅带来了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也带来了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当代中国文化正处在全球范围的国际性文化交流的大环境中,中国艺术也在这样的语境中转型。一个民族的艺术想要得到振兴发展,必须吸收他种文化先进的、科学的、有益成份,经过异质同构,使民族民间的艺术获得新生。“当一项艺术开始拒绝向另一项艺术吸收营养时,它就开始僵化了。”丁韶光先生的重彩装饰绘画,就是传统中国重彩画与西方现代观念的完美结合。丁韶光先生的画作融中国线条、中国风格的重彩、敦煌主题,以及西方画家毕加索和马蒂斯创作中的平面变形人物于一体,形成了一种风格独特的现代装饰重彩画。由于有中国古代工笔重彩的传统技法、又有西方装饰绘画的韵昧以及世纪末分离派艺术的情趣,丁先生的现代装饰重彩画作品能为东西方普遍接受。
(2)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特征
后现代主义也是当下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出现的哲学思想潮流,它深受尼采、弗洛依德的影响,表现出深刻的怀疑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后现代主义艺术家试图突破传统审美法则的约束,淡化和消解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主张艺术贴近民众,大量采用大众传播媒介。在多数作品中带有某种戏谑的调侃的意味,带有强烈的娱乐性。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探索,实际上都是要求改变以往西方文化艺术“人”的“主体”和“物”的客体相分离、相对立的状况,以人们需要为本,进入“人”和“物”、“主体”和“客体”相联系,相融合的更高的境界。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同传统文化的联系,在其创作中,传统被引用、被改造和重构,使之生成新的意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的装饰艺术吸收历史上各种装饰风格,汇集了各种文化、历史、美学和视觉语言的材料,表达出了从未有过的多种多样的方式;鲜亮色彩的不调和,在自然中看似矛盾的材料组合,奇异造型的堆砌,让材料自身说话,以表达个人情愫,使艺术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美国艺术家麦克·j·阿信布莱纳的作品常以玻璃、金属、麻绳以及树皮等材料制作,以表现“骨骼”为主,以此来象征战争之恐怖。他的作品通过综合材料和奇特的造型构成关系,给人的视觉和精神上带来强有力的刺激,风格独特、制作精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3)和合的审美趋势
自从“国家问世界”转变成了“全球世界”,许多知名学者提出了关于全球文明的见解,其中先生与张立文先生的学说最有代表性。先生认为经济全球化大环境下,我国文化应在“天人合一”、’中和位育”、“和而不同”的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加上新人文精神的追求,促进世界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多元和谐共生状态;张立文先生指出,中国文化目前面临着人类共同的五大冲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不同文明间。他根据和合生存世界(地)、和合意义世界(人)、和合可能世界(天)的原理,提出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用和合观来化解冲突、构建新文化。“和”即和谐,和睦,和平;“合”即融合,结合,合作;“和合”即是两种以上不同要素的协调、结合、融合与和谐。和合包括了冲突和融合,冲突是融合的原因,融合是冲突的结果。这些不同的要素处于共同存在、共同生长的状态。
滕守尧先生在《审美文化与艺术生存》一文中指出了文化与艺术的关系,“一种健康的文化最终必然发展成一种审美文化,而审美文化就是以文学和艺术为核心的文化,就是物质生活不断向审美和艺术的层面提升的文化,也是真、善、美融为一体的文化。”张先生的“和合”的文化观建构了“融突”、和和愉悦、审美意象,以及审美体验的主客体、情与景、心与物、善与美的融突和合。这些和合美学要素的构成方式,是最具生命力的方式,是艺术创造和心灵境界的生命活动。但它们只有在融突和合中才能获得生命的存在、延续以及发展,“全球化”、“多元化”、“后现代主义”、以及“和合”的审美趋势,是装饰绘画本体语言的大语境,装饰绘画的本体语言要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就要坚持“现代”的语法时态。
装饰绘画的“主动”态认识观
装饰绘画本体语言的演进和丰富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它在不断地自我增益、完善中成为了语汇丰富、句式多样的语言形式,它不断以主动的姿态完善自我,作为主体的创作者也应以主动的姿态坚持装饰绘画的本体语言。
自然界的物种多种多样,才使得整个生物世界的生态保持着平衡;人类的艺术世界也因为不同艺术门类,不同画种各自独立的面目,才使整个文化艺术世界生机勃勃。纵观人类艺术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每一个艺术门类都具有其它艺术门类不能替代的本体语言。同样是戏剧,话剧不能代替歌剧;同样是曲艺,相声不能代替小品;同样是绘画艺术,油画不能代替版画,水粉不能代替水彩,装饰不能代替装饰绘画。不同艺术门类的本体语言构成了艺术种类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根源,就在于客观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和人们审美感觉能力的丰富多样。装饰绘画以其独特的面目和形式,记载和表达了人类的情感,扩大了人类的审美感受,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如果装饰绘画不坚持自己的本体语言,而向某一大画种看齐,那它就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因为装饰绘画原本就是借助于别的画种的表现方式,由于具备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而得以脱离依附,具有任何画种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装饰绘画如果放弃自身的本体语言,就等于放弃了装饰绘画本身。
装饰绘画在装饰艺术的母胎中经过了漫长的孕育,并且逐渐成形、不断完善起来的,正是由于充分发挥了装饰绘画在材料、技法、风格等方面的特性,才使得装饰绘画能从装饰艺术的母胎中脱离出来,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绘画表现形式。当代社会竞争十分激烈,现代人普遍承受着较大的心理压力,装饰绘画所特有的轻松、乐观、唯美,正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们的压力,释放不良的情绪。试想,一幅冷色调画面、图形简洁明快新、线条圆润优美、微微流动而有韵律感的长形现代装饰绘画作品,置于工作节奏快、严谨、高效的现代高科技企业的办公室、会客室、休息室内,人们会产生惬意、舒畅、平和的心情,起到了缓解现代工业环境下的人们的紧张和不适感。再如,将质地粗矿的大型纤维艺术品,缀以自然属性的竹材、木块、或粗陶、石块,搭配色彩不同的织物,作成装饰壁饰作品放置于某人工智能齐全的现代化办公环境中,就会打破单调、冷漠的人工化的空间氛围,激发出人们对自然的追忆,产生返朴归真的亲切感。这说明装饰绘画的本体语言以及由本体语言而产生的独特审美魅力,在当代社会具有十分强大的生命力。装饰绘画的本体语言蕴涵着巨大的审美价值和旺盛的生命力,因此,每一位从事装饰绘画创作的工作者,都应充分发挥装饰绘画的特点,在当代“全球文化”的大环境下,坚持装饰绘画的语态认识观,并将它运用于创作中。
论文摘要:翻译过程不仅涉及两种语言,还涉及到两种社会文化,这就要求译者翻译时不能只在语言上推敲,还应考虑不同的文化背景,采用合适的翻译策略,以在最大限度的保留原作的文化特色的同时,使译作可以被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所接受,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好翻译的文化传播作用。
一、文化的概念及翻译的任务
(一)文化的概念
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又是一种社会现象。两个不同民族的语言交流,实质上是两个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能否相互沟通,不仅决于他们对语言本身的理解,而且取决于他们对语言所负载的文化意蕴的理解,因此,文化翻译应“突破以往‘语言的囚笼’(the prison一house of language)的束缚”,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进行。笔者认为,当今不同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传播空前活跃,翻译又是文化传播中信息转换的桥梁,人们对翻译与文化的关系也愈来愈关注,因此如何翻译以实现更好地进行文化传播,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探究了。
有关文化的定义很多,笔者赞同王克非的定义:“所谓文化指的是历史上创造的所有的生活样式,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合理的、不合理的以及谈不上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一切,它们在某一时期作为人们行为的潜在指南而存在。”他的定义指出了文化具有相对性和文化是人们行为的指南这两个重要概念。
(二)翻译的任务
翻译过程不仅涉及两种语言,还涉及到两种社会文化。正如张今先生所言:“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就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像或艺术映像,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译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近代学者越来越注重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奈达曾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二、文化传播与翻译的关系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反映文化并受着文化的制约。任何语言文学都是某种文化的反映,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社会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和表达能力。
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注定了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翻译的过程就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而两种语言转换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两种文化。我们常常见到由于缺乏对源语文化的了解而错译、误译的情况。例如:将to blow one’s own hom译为“各吹各的号”,而这个习语的真正意思是“自吹自擂”。因此,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就无法真正掌握语言。我国著名学者王佐良教授在谈到文化与翻译的关系时曾指出:“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他处理的是个别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文化的交流。所以翻译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
三、中西方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由于社会历史、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原因,中西方存在着较大差异,彼此对事物的好恶不同,因此在遣词造句上就各具特色。例如,英语中绿色常用来表示“嫉妒、眼红”等意,如词组green with envy“十分嫉妒”。若把“眼红”译为“red-eyed".将会使以英语本族语的人不能理解其内涵。又如,同一动物在不同语言中的含义是互不相同的。英语民族有爱狗的传统,中国人却崇敬龙。在封建时代,龙是皇帝的象征。中华民族称自己是“龙的传人”。
“龙”(dragon)在西方世界的神话传说中却是一只巨大的蜘蝎,长着翅膀,身上有鳞,拖着一条长长的蛇尾,嘴中喷出火焰,是罪恶的象征。因此,中文的成语“望子成龙”若译为“to hope that the son will become a dragon",西方读者一定会大惑不解甚至产生误解;若译为“to expect one’s son to become an outstanding personage”或“to hope that the son will have a bright future "则能恰如其分地传达源语的文化内涵,易被西方人所接受。中英人民对于某些动物的心理反应是不完全相同的,这就要求翻译时必须进行适当的转换。
中国遵循直觉的感悟式的思维方式,追求形象思维。而西方开放性的商业社会造就了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外向型思辨。这种外向性的“思物”又形成了西方注重逻辑关系的分析性思维方式。两种思维模式决定了对语言的两种审美标准:语言的形象美和语言的逻辑美。例如: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O’er ol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s fly evening crows;
Neath tiny bridge beside a cot a clear stream flows ;
On ancient road in western breeze a lean horse goes.
对照上面马致远的“秋思”与译文可以看出,原诗通过九个形象性名词的连续使用,译文则是通过形式完整的逻辑语句来抒发作者当时的心境,这正符合东西不同思维模式的特点。所以,在翻译时若遇到这种情况,就要打破原文形式上的束缚,运用不同的思维模式构建译文,以符合译入语文化的审美标准。
因为中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社会习俗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人们的行为方式又受社会文化的潜在指引,所以翻译中最大的困难往往不是来自语言本身,而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意蕴。这就要求译者翻译时不能只在语言上推敲,还应考虑不同的文化背景,只有这样才能将翻译做好。
四、文化翻译的策略及原则
(一)翻译策略的选用
翻译的目的是促进不同语言、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因此,翻译是文化传播的中介,而译者就是文化传播的使者。译者的翻译策略与翻译目的、译者的意识形态、文化背景、社会氛围、读者的趣味要求等可变因素息息相关,又直接影响到翻译效果。因而,异化与归化等翻译策略在中外翻译史上都留下了浓彩重墨的一笔。“归化翻译法”(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和“异化翻译法”(foreignizing translation)是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LVenuti, 1995)创造的术语,用于描述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归化翻译法追求译文文体自然流畅,一目了然,其目的是尽量减少原文给目的语读者带来的陌生感;而异化翻译法则故意冲破目的语常规,把原文本的异国情调带到目的语文化之中。随着翻译研究越来越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异化与归化也被置于文化研究的大视野中进行关照。叶子南将西化界为在两个语言体系中已固定的表达方式间有差异时(英译中)所采取的原语的表达方式;并认为缓慢适度的西化有益无害,西化的总趋势是合理的。郭建中认为归化与异化各有其长,这两种互补的方法将同时并存。孙致礼则持适度原则,即在“纯语言层面”用归化法翻译,在“文化层面”力求最大限度的异化。但他们又都推断异化法将最终会占上风。
(二)“文化传真”:翻译的基本原则
鲁迅说:“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所谓“异国情调”,鲁迅指的不是语言上一味仿效西洋,而是尽量保存原文所蕴含的异域文化特色。韦努蒂积极倡导翻译过程中对源语文本的异化处理,从而揭示两种语言在表达形式和文化上的差异。这就是说,翻译不仅要考虑语言的差异,还要密切注视文化的差异,文化差异处理得好坏,往往是翻译成败的关键。语言可以转换,但文化特色却不宜改变,一定要真实地传达出来。因此,“文化传真”应是翻译的基本原则。
为了能够更好地保留原文的民族特色和形象,一些来源于典故或宗教的习语常采用异化的译法。当然,为了照顾译语读者的需要可采用直译加注脚的方法,如汉语谚语“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由于基督教国家对“和尚”这一概念比较陌生,而有关和尚的典故更是鲜为人知,所以可以采用直译加解释:One monk,two buckets; two monks, one bucket; three monks,no bucket, no water一more hands, less work.这样既传达了语言的意义,又传播了文化背景知识。
论文摘要:翻译是一种跨文化活动而译者则是译文读者与原文作者进行沟通的桥梁。毫无提问这种跨文化沟通需要跨文化意识,旅游资料翻译尤其知此。但很多旅游资朴的翻译不如人意,由于对外宣传的受众是特珠的群体,要取得理想的宣传效果,译者必须以受众为中心,分析他们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其它特.点,以便未用适当的翻译方法。因此,本文作者认为跨文化意识在旅游资抖的翻译中是极其重要的。
虽然我国旅游资源目前以为国人提供旅游服务为主,但入世已给旅游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全世界人民都已将是中国旅游业的潜在消费者。全国各地都纷纷打出旅游牌,开发出特色不同的旅游景点以及旅游项目,以期在未来的竟争中占据优势。那么在我们的旅游材料对外宣传中,能否吸引更多的游客,能否准确地传达旅游的实质,翻译将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其好坏直接影响到旅游主题在国外潜在旅游者头脑中的形象。为此,我们也应该对旅游材料作一简要分析。旅游材料与日常见到的说明书、企业介绍等说明类文体的类型是不一样的,作为说明文体的一种特殊类型,旅游材料的翻译是需要文化处理的特殊方式来处理的。
1文化处理
文化处理是一种新的概念,它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全面地考虑翻译的原文与译文,为了更加明确地表达原文作者的意图,最大可能地达到在文化上的对应,所采取的一种翻译策略。首先,翻译的实质是文化交流。其次,因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文化活动,翻译自然也是一种文化活动,或叫跨文化交际。由于英汉文化的差异,在用英语表示中国社会文化中某些特有的事物与现象时,经常发现空缺词项,文化空缺,词义空缺,意念空缺,英语中又无对应表达、出现了表达真空.这时人们常通过音译、译借、语意再生、补充与解释等手段,以此弥补翻译的不足。无论如何,在进行适当的文化处理时,我们应注意—文化传真(facsimile of culture)应是翻译的基本原则之一。
(1)比如,泼水节,如果只译作“WaterSprinkling Festival",在外国游客看来那就是互相泼水的节日,而对该节日的由来、意义、民族都不了解。所以最好译为“WaterSpring Festival—a big festival for theDai nationality to wish every one happi-ness by sprinkling water to one another"这样的译文不但有效地传播了中国民俗文化,而且迎合了外国游客猎奇的心理,实现了旅游资料翻译的目的。又如,“叫化鸡”可译为:beggar’s chicken(baked mud-coatedchicken).“白娘子”可译为Lady White,thelegendary heroine of "the story of theWhite Snake".
(2)中国的龙与西方的Dragon在来源、神性、意蕴、功能等方面多有不同,中国龙取象广博,形态神奇,主要象征和谐、正义与吉祥;西方的Dragon取象窄狭,外貌丑陋,主要代表魔怪、邪恶与祸祟。可见,中华文化里的龙和西方文化中的dragon有着截然不同的形象和喻义,由此我们处理此类文化意象词语的翻译时必须注意目标语读者的可接受性,又要兼顾原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
下面以山西晋祠博物馆部分景点旅游资料翻译为例进行浅析:
(1)文化信息缺损。
① "Jinci Temple is one of the mostimportant protection units of cultural re一ics in China. w(原文照录)对这一翻译笔者提出的供参考译文是:
linci Temple was called TangshuyuMemorial Temple at first. It was built tocommemorate the first duke of Tang State-Tang Shuyu. He made the agriculturefruitful at that time by using the JinRiver. People lived a happy life for morethan 800 years. To commemorate thewise duke, a memorial temple was built atthe most beautiful place of the Tang State,which was called TangShuyu MemorialTemple. And the memorial temple wasrenamed the state King Jin’s MemorialTemple. And Jinci Memorial Temple is itsshort form.
根据2006年11月3日所的北京市地方标准;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英文译法,"Temple”一词在英文中是与宗教相关的。但晋祠并非和尚、尼姑、道士等的寺庙。晋祠被修建于公元前11世纪西周时,是为纪念晋国开国诸侯唐叔虞而建。所以译成"Jin Memorial Temple"要更好些,就像包公祠被译成“The Memorial Temple of BaoZheng"。如果我们就译成“Jinci temple",外国游客可能将会产生误解,误导他们对中国宗教的理解。因为他们看到或听导游说的都是“Temple",但他们亲眼所看到的与寺庙并无太大关系。这放置于有着三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景点前的介绍难道不会影响它在国外游客心中的印象吗?这毕竟是一个很显眼的“窗口”位置。
② Many poets and writers have elo-quently described the beauty of the NeverAging Spring. For example}w written byLi Bai in the Tane Dvnastv.
The first emperor of the Sui Dynastyall visited 7inci Temple.
"written by Li Bai in the TangDynasty.”
Sui Dynasty…
虽然唐朝和隋朝我们大多数人都大致知道,但是有的外国游客甚至从来不知那是个什么阳的朝代,是什么时候,这也属于文化缺损,所以我们加注时间会起到一目了然易于理解的作用。如:Tang Dynasty(618-907AD) and Sui Dy-nasty(518-618AD),看到时间,游客能推断出在一千多年前晋祠就是如此的宏伟漂亮,并为之深深吸引。
(2)冗余信息。
比如:①"the water of the Never AgingSpring is as clear as crystal and just asprecious"written by Li Bai in the TangDynasty. (Appendix 2)
(唐代大诗人李白游晋祠是写下了这样美妙的诗句:“时时出向城西曲,晋祠流水如碧玉。浮舟弄水萧鼓鸣,微波龙鳞莎草绿。”)
② "The mysterious power of the landhas given birth to many beautiful plantsso that the cypress is too ancient to tellits age and strength clearlyo" (Appendix2)(宋代文学家欧阳修曾写下:“地灵草木得余润,有卜郁古柏含苍烟”的诗句赞美它。)
论文摘要:翻译是不同语码之间的转换,也是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的重要途径。以文化因素为突破口来研究翻译活动为翻译研究打开了新局面。本文从文化以及文化研究的内涵,翻译理论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互动关系,文化研究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等方面,着重探讨了翻译理论视角下,如何确立文化研究的学科走向以及文化研究对翻译理论研究的深远影响。
翻译理论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主要包括欧洲,美国,加拿大)翻译理论(王鹏,2010)。传统意义上的翻译活动被看作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因而,翻译研究一直以语言分析和文本的对照为主要任务。长期以来,翻译理论往往依靠文学(尤其是比较文学),语言学(尤其是应用语言学)和美学这样的学科。而事实上,翻译活动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字转换过程。它还涉及到源语及译入语所负载的文化(孙会军郑庆珠,2000)。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的逐步崛起,大批学者开始从不同的文化研究角度切入翻译研究。1976年,勒菲弗尔(Lefevere)提出,翻译研究不仅仅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或语言学的一个特定区域,而应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1980年,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奈特(sHsan Bassnett)出版了《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指出翻译研究应该专注于从文化层面对翻译进行整体性思考。为了在新的生活情境中,在与其他文化形式的关系中有效地解释翻译现象,翻译理论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Lefevere,1992)。翻译理论的“文化转向”就是主要以文化的视野来取代原先占据翻译理论中心位置的美学或语言学的考查方式。当下翻译理论领域流行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就正是翻译理论文化转向的具体表征(张柏然,辛红娟,2009)。
1、“文化”及“文化研究”的内涵
人类学家指出,各个社会具有各自独特的文化,不同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1871年,英国人文学家泰勒(Edward Tvler)把文化定义为“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文化表现为一定的语言模式和行为方式。同时也涉及并受限于在共同生活中起实质性作用的物质存在。在文化的表现形式上,语言有最具意义的重要性。翻译理论中的原语和译入语文化的差异通常表现在审美、伦理、政治、思维模式以及译者的文化定位等方面。
文化研究初期着力于文学的文化批评,有的文化研究者致力于弘扬经典文学作品,并以此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随着文化研究理论的逐步深入,后期的文化研究逐步走出初期的经典文学领域,引入了对社区文化生活、大众传播媒介、当代文化、强势(精英)文化以及边缘文化的研究。戴锦华(2003)认为,“对文化研究而言,重要的不是某种独有的理论脉络与知识谱系,而是某种社会立场与社会批判的精神,是某种(反)表意实践与社会实践的可能”。文化研究,自诞生之日,就是一种实践的理论,而不是对文化一精英文化抑或大众文化一的学院式研究(张柏然,辛红娟,2009)。对于文化研究,欧洲多采用文化结构范式,而美国则采用多元政治范式。相较于文化结构范式,多元政治范式更注重研究非精英文化现象(如广告、艺术建筑、市井故事、电影、时装、大众文学等普通文化现象),有意疏远那些被认为是精英文学的经典文学作品。现在,这两种研究范式逐步吸取对方的一些主要理论和特点,以期构成文化研究新的范式。
2、翻译理论研究与文化研究
翻译研究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狭义的翻译研究致力于研究如何以一种语言为载体的内容转换为另一种语言形式;广义的翻译则着重研究以一种语言为载体的文化内涵如何转换为另一种文化形式。翻译理论研究在历史上曾经一度依附于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作为语言学或者是文学的一个分支而寄人篱下。文化研究的勃兴打破了语言学和文学之间的天然界限,改变了原来把翻译研究置于语言学科或文艺学科之下的地位。扩大了译学研究领域,开创了译学研究新的局面。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有这样一个清醒的认识:文化研究只是翻译研究的一个新途径,一个重要方面,它并不是翻译研究的全部。的确,很多文本中蕴含着为某个特定文化所特有的一些因素,但并非所有的文本都是如此(Wilss,1996)。吕俊(2004)认为,我们在进行翻译研究的同时必须防止文化研究对翻译研究的剥夺,进而导致翻译研究的终结,使翻译研究消弥在历史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之中,从而使其丧失作为独立学科的本体地位。皮姆(Pvm,2010)认为,20世纪后半叶,西方翻译理论界围绕着“等值”建立了一系列有共同核心的理论范式:等值、目的(purposes)、描述(descfiption)、不确定性(uncertainty)、本地化(localization)以及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因此,文化研究并不是翻译研究的全部方向,它只是多元视角中的一个视角。
3、文化研究向度下翻译策略的选择
影响和制约译者的翻译策略的文化因素可大致归为以下五个方面:(1)译者所处的时代;(2)译者与目标读者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价值态度、翻译一部作品的目的)与审美取向;(3)诗学(译入语文化中的文学传统);(4)译入语文化与原语文化之间的相对地位;(5)翻译活动与译入语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等。其中,意识形态最为重要。因此,本文着重分析了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意识形态决定译者个人和译入语社会的思想架构(conceptual grid),并通过思想观念和世界观决定读者和译者阐释文本的基本方式。因此,意识形态决定译者所采取的基本翻译策略,并影响其对原文的改写。如果译者因既有的思想意识而对原文进行无意识的改写,或者故意对原文进行改写以便译文符合译入语文化所特有的意识形态。译者会倾向于采用归化策略。对汉文化经典《论语》的英译版本中。不乏采用归化翻译策略的例子。
例1: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目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第一》
威利(Arthur Waley)的英译如下:
Tzu-hsia said,“A man who treats his betters as betters,wears an air of respect,who into serving father and motherknows to put his whoIe strength,…”(徐瑁,2010)。
作为汉文化经典论作,例1中“贤贤易色”指的是用尊贵优秀品德的心来交换(或者改变)爱好美色的心。对妻子而言,重要 的是品德,而非容颜,正如中国传统文化中“丑妻家中宝”一说(同上)。威利将“贤贤易色”译为“A man who treats his betteras betters。wears an air of respect”,采用了英语固有的语言表达来传达汉语经典词语“贤贤易色”的含义。根据《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one’s betters(主旧或幽默)指的是“上司们,比自己能力强的人”。显然威利没有读懂和领会原作的文化的内涵,而此处所采用的归化翻译策略明显是受到了译者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
如果译者为刻意展示“他者”(others)文化中某些思想价值,而故意对原文进行改写。译者多会采用“异化翻译策略”。
例2: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第四》)
威译如下:
Of the adage“Only a Good man knows how to like people, knows how to dislike them,” the Master said, “He whoseheart is in the smallest degree set upon Goodness will dislikeno more.”
转贴于
雷蒙·道森对“仁”的英译为“humaneness”。
威利将“仁”译为“Good”或“Goodness”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哲学观念“善的理念”(the Form of the Good)不无关系,因为希腊哲学思想是西方传教士和西方汉学家诠释中国儒家思想的基本立场(徐珺,2010)。威利对“仁”的英译是其异化翻译策略的又一具体表征。孔子乃以仁为其理论之基。作为《论语》的关键词,“仁”并非简单地指做个好人,亦隐含着为人之道(同上)。雷蒙·道森保守地将“仁”翻译为“humaneness”,而没有做太多的创新,尽可能地传达了原作的意义,是一个成功采用异化翻译策略的案例。
除了文化研究中备受关注的“归化”与“异化”,目前翻译界逐渐出现了另一个较新的理论范式——“本地化”。本地化指为了使产品适应新的文化、市场、环境而作的准备(或专门制作、改写)过程。随着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本地化也将可能成为与“归化”、“异化”并行的另一种可行的翻译策略。
4、结语
翻译是跨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传播媒介。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翻译研究得以从纯语言层面走向探讨文化层面的相互影响上。文化研究逐步开始并将继续占据着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地位具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切入翻译问题并不是进行翻译理论研究的唯一途径:文化研究只是翻译理论研究多元视角之一。我们如果能正确看待翻译理论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互动关系,以文化研究为突破口,从历时和共识的角度把握影响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各种因素,我们就一定能为更深入地进行翻译理论研究,并建立系统的、全面的翻译理论研究体系,揭示翻译活动的本质规律做出我们的贡献。
参考文献
[1]Lefevere,Andre,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M],London andNew York:Roufledge,1992.
[2]Pym,A.Exploring Translation Theories[M],London and NewYork:Roufledge,2010.
[3]Wilss,Wolfram,1996,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ranslatorBehavior,John Benjamings Publishing Co.
[4]戴锦华,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代前言)[A],大众文化的神话[M],阿兰斯威伍德著,冯建三译,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3.
[5]吕俊,论翻译研究的本体回归-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反思[J],外国语,2004(4).
[6]孙会军,郑庆珠,译论研究中的文化转向[J],中国翻译,2000(5).
关键词 接受 文化阐释 文化语境 误读 后殖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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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一. 张艺谋电影文本的文化阐释
接受美学理论从更具普遍性的艺术规律着手,而文化阐释的方法则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更多的维度。无庸讳言,东西方跨文化文本读解中一直充满着深刻的隔膜、困难和谬误。因此人们需要一种理论来考虑到东西方观众在接受方面的巨大差异和文化阐释方面的巨大差异。一个过分依赖某种西方批评手段的分析家会把某些西方模式强加给中国电影,这就需要我们从综合的角度进行剖析。在一个文化走向多元的时代,任何静态的审美观赏态度,或纯语言形式化的技巧分析,斩断本文与社会的整体联系的接受方式,都难于理解本文的真实意图。文化阐释更适用于对当代电影现象的阐释,它侧重于在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对本文进行分析。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它要求跳出狭隘的地域,时间和学科等的限制,强调整体性。在我们的讨论中,一部电影就可以当作一个本文。保罗·利科尔认为,一个本文具有两重世界,本文具有自己的世界,可以进行结构和符号分析,而本文同时又作为话语,具有某种从一个生活领域到另一个生活领域的体验意义。所以本文作为这两者的辩证统一体,不仅能从符号学上分析其结构而且能够从语义学上分析其意义,这种意义超越了本文本身,而指向一种世界观。阐释则视符号领域和语义领域为辩证统一,符号领域说明言路,语义领域占有本文所投射的世界(1)。从根本上说,"接受"是一种文化理解和文化阐释行为。它已超越了纯审美的倾向,而是指向了一种新的文化交流和对话。西方流行的电影批评方法大多是文化批评性的,在当今,随着文化越来越多元化,这种接受方式较之静态的语言和艺术技巧分析,更能揭示电影文本的意义深度。持有各种文化理论的阐释者对同样的本文解读出了不同的意义,特别是对电影文本的理解和阐释,呈现林林总总,极为复杂多元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西方的大众和电影研究者们由于所处的文化背景与氛围是大相径庭的。
接受美学认为没有读者,仅靠文本,意义是无法确定的。基于这样的认识,60、70年代大众传媒研究开始从以效果为中心转向以受众为中心。同时,电影文本的多重性使得它能为观众提供参与的机会,由于电影要求想象的介入和争辩,更使得观众成为一种电影鉴赏中能动的主体。如果说文学文本的本质是动态的,未定性的,多样化的,那么电影文本更是如此。电影文本意义的多元、滑动、游移常常在作者控制之外。电影的这种模糊性质赋予电影一种探索功能,它能拍出导演自己都没有预想到的东西。影片的内容和意义与导演意图中的阐述出现差异在电影接受中并不鲜见。观众在电影文本的接受中扮演着主动而非被动的角色。他们参与着文本意义的建构。在此过程中,观众的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起着重要的作用。观众浸泡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文化渗透在人的思想中,每个观众解读电影作品都必然从特定的文化语境出发,用他(她)无意识接受的文化价值,文化导向去理解,评价电影,接受其中的某些因素而排斥另一些。爱德华·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从阅读和批评的角度提出过"态度与参照结构"(structure of attitude and reference)(2)的概念,指出西方殖民主体在跨文化文本(东方作品)的阅读中,其赖以生息的文化(西方文化)形成了阅读主体不可逃避的文化价值观参照结构,这种参照结构是决定西方批评家和观众在阅读非西方文本时的后殖民主义审美观的一个重要原因。
诚然,观众的心理、文化习惯对电影接受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但是,对中西方电影观众而言,自然有他们各自不同的原因。长期的文化隔阂造成了东方的神秘感。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已经在几个世纪的漫长隔阂中定型。如赛义德所说"东方几乎就是一个欧洲的发明,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浪漫伟奇色彩和异国情调的,萦绕着人们记忆和视野的,有着奇特经历的地方。"(3)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人是一个后来不断添加了广泛意义联想、引申之意的概念。在普通西方人眼中,东方人一方面有着懒惰,愚昧的习性,一方面又因种种离奇风俗而无比神秘。当张艺谋电影呈现出这些特征(尽管可能是批判性的)和神秘风俗时,西方人一方面因唤起了对东方的记忆而兴奋,一方面又因猎奇欲望的被满足而高兴。对中国观众,情况就很不一样。张艺谋电影中所展现的东方,不论是人物还是习俗,还是发生的故事,在他们对自己文化的记忆里,都是陌生而新鲜的,从而感叹"原来我们自己可以是这个样子的"。由于文化的压抑被影片唤起而感受兴奋则是中国观众的对张陈电影的一种体验,另外一种体验则是由于艺术表现而造成的疏离感和陌生感。很明显,张艺谋的影片正是如王宁教授所说,是东方观众眼里的"他者"与西方观众眼中的"东方"的复杂结合体(4)。一方面,电影里的东方对于西方充当着一个他者角色,但这个他者对于西方是似曾相识,而非完全陌生,也即所谓"熟悉的陌生感"。而另一方面,电影里的东方对东方自己也充当一个他者角色,似曾相识,又非完全熟悉,而是一种在本土文化视域中的"陌生化了的熟悉"。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现实主义长期占统治地位,深刻影响了批评观点对电影真实的看法。他们发现张艺谋电影文本对中国的表现是不真实的,是与他们所熟悉的中国不同的另一个"变了形"的中国,因此他们感到震惊和难以接受。这样,西方对中国的误读与中国对中国的误读就同时产生于对张艺谋电影文本阅读体验过程中。中西方对张艺谋电影的接受之所以有差别甚至截然相反的原因就在于此。受众的文化观念和心态的不同决定了张艺谋电影在中西方的接受必然是走了不同的道路。这显然非张艺谋个人导演意图所能及。原因还是要从文化里找,要了解审美经验与趣味受民族文化传统制约的艺术欣赏和接受的规律。例如影片《红高粱》,它不仅仅作为一部东方的浪漫传奇故事引发西方民族新奇的审美愉悦,而且能够激荡起西方民族文化深层的酒神精神,而与西方民族的期待视野高度融合,使他们易于接受也易于忽略这一作品的缺陷。与之相对照的是,国内对《红高粱》的评价则表现为明显的褒贬对立的两极。根本上说,这是东西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和生存风格的冲突。客观上讲,无论对红高粱欢呼的西方观众还是对其失望的中国观众的期待视野都有很大局限和偏颇。大多数张艺谋影片其实都存在着东西方理解阐释分歧的现象。
导演的文化观念由于受到西方现论思潮和时代文化经验转换的双重影响也成为张艺谋现象中一个不应忽视的因素。不能否认,张艺谋的电影创作最初是以文化反思、人文关怀为宗旨的。关于张艺谋电影文本的文化性国内学者对此有很多论述。张艺谋自己也以人文关怀文化思考影片自居。用张艺谋的话说"大陆第五代的作品都是从大的文化背景入手,带着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带着对电影变革的愿望,以人文目标为主要目标,具有一种大的气势。这跟我们的文化有关。我们的文化历来对人的关注比较少,而对道的关注比较多"。(5)但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和《秋菊打官司》虽根植于民族文化语境,对封建文化进行了哲理思考和批判,但这种批判与其他中国电影相比并无特异新颖之处。他的大多数影片虽然都触及了中国文化批判层面但缺乏深度。基本上他的文化思考和美学-文化上的探索主要表现为电影中文化的仪式化与展示性而不是对人文历史的哲学意义的图解。因而避免了接受意义上的沉重,而受到更广泛的大众的青睐。但作为张艺谋电影文本本身的文化性并不是西方评委欣赏青睐的最主要原因。张艺谋电影本文的民族性表现和电影的民族文化特征是才是他们最关注的,也是后殖民角度的电影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霍米·巴巴曾说"文化转型的跨国方面-移居国外,向外散居,转移,重新安置-使得文化翻译的过程变成了一个复杂的表义形式。国家、民族,或可靠的民间传统的归化了的统一的话语,以及那些印在人们记忆里的文化特殊性的神话都不可能马上注出其来源。这一立场的一个很大的但令人不安的优点就是它使你越来越认识到文化的构成和传统的发明。"(6)张艺谋深谙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道理。他有意识地在电影中向外界展示美学意义上的独特的民族性、差异性、边缘性使其获得关注,他对西方主流和边缘艺术手法和文化理论的敏感把握使其在对剧本的改编中注入某些先锋意识,他(包括陈凯歌等人)的天赋和文化素养使他们能够把握当代电影发展的潮流,既不失思想性,又有视觉冲击力。既国际化,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既有一定文化内涵又富于较高的审美情趣。他们的电影叙事手法在保留中国传统民族表现手法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西方艺术的表现主义、现代主义、象征主义、符号学的营养,具有浓郁的哲理意味和诗意风格,这是他的电影能赢得中西方观众的一个原因。
罗兰·巴特的读者性文本/作者性文本的概念划分启发了费斯克在《电视文化》中提出的"生产性大众文本",即是为大众能懂的又非意义封闭的文本,具有作者性文本的开放性。张艺谋电影就属于激发多元阅读的"生产性"文本或活性文本(activated text)(7)。张艺谋倾向于在电影叙事中释放文化意蕴,而直观的电影创作又难以表达抽象的内容,于是就运用了仪式化夸张化寓言化的手法进行艺术表达。张艺谋文本对叙事结构的处理带有在詹姆逊看来"具有极度的断续性,充满分裂和异质,带有幻梦一般的多种解释而不是对符号的单一表述"的"寓言精神"。(8)王一川也引用本雅明的观点证明,"寓言,不再指一般包含道德训义的文类,而是’世界衰微期’特有的艺术形态,它表现为意义在本文之外,含混,碎片化,阐释难有穷尽等"(9),也就是说,只要是一个有"寓言精神"的文本,新的意义就会不断被发掘而阐释也会从不同的角度涌现。对张陈电影的阐释冲突就是这样。所以各路理论家在其电影文本的阐释过程中各取所需本来就无可厚非,因为阐释本身就是一个无穷尽的流动的和不断重新建构的过程。
众所周知,电影文本自从诞生起就具有了独立个体的价值。但它常常与由文本诞生的文化语境互相交织,所以文本是不能脱离它存在的文化视域。对于张艺谋电影现象是怎样被接受和阐释的问题,我们必须从文本和更广阔的文化语境背景两个方面同时进行考虑。 西方观众和批评界对张陈电影的认可的原因何在,一直是一个争论的焦点。王一川认为"归根结底,张艺谋文本只是受西方他者引导的,无意识地满足西方’容纳’战略需要的中国寓言,这部中国寓言不是中国民族性的,而是西方式的,是西方权威所规定如此的中国寓言。"(10)也就是说,张艺谋电影的成功是当代中国人向西方认同的结果,是后殖民主义的范本。还有一些类似的看法,在我看来恐怕都有失公允,不排除有文化民族主义的情绪的影响。但达成了共识的是:张艺谋电影获得国际大奖,并不等于中国文化就达到了本世纪人们为之奋斗的"世界一流"水平,而是表明中国电影已必然地汇入了当今世界电影国际化的大潮之中。无论如何,张艺谋电影获得国际的认可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张艺谋电影现象的后殖民性也显而易见,关键是要分析对中西观众来说,电影中哪些因素被西方所接受,哪些因素又被东方观众所排斥。他的电影如何扮演了东方眼中的"他者"和他者眼中的"东方"这双重的"他者"角色。这才是有意义的。在多维的批评分析角度中中,后殖民理论是"颇具力度和深度的"的一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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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二.后殖民理论视域中的张艺谋电影
90年代的中国文化处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明显的后殖民语境。中国虽然理论上只有半殖民地历史,但文化殖民的状况却一直存在。在一段时间里表现为武力征服的形式,而在现当代主要体现为一种"后殖民主义式的魅力感染"(12)。就电影这种文化形式而言,考虑到它本身就是西方的发明,在中国的发展一直相当滞后,近几年来又颇受全球化的影响,中国电影文化的后殖民性(postcoloniality)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具体到张艺谋电影,这种后殖民性一直是从事文化批评和研究学者讨论的焦点。但批评视线主要集中在中国作品如何迎合和参与"东方主义"的建构,如何归顺西方文化霸权的。我个人认为,这种批评视线往往受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而比较片面和偏激。若将视线转移到西方文化对中国作品的接受和阐释如何表现出东方主义偏见和后殖民主义审美观上或许更为客观一些。
既然我们把当代电影当作一个文化现象,那么"对影视这一无网之网中盘根错节的文化现象,纷繁复杂的文化因子的解码,必须放在一定场域中进行,否则就不能得到恰切合理的解释。批评应冲破一时一地及一种文化背景的限制,以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文化眼光来进行关注。"(13)因此,本文的讨论的基点便是全球化的大背景。
全球化对各领域的冲击都已经存在和正在发生,在理论界,我们的文化研究也不局限在精英文化的范围内,而越来越具有多元化、非边缘化(demarginalization)、非领地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消解中心(decentralization)等特征。电影自然不能也不应例外。 在中心和霸权受到质疑而日益消解的后殖民时代,本民族中心主义价值观逐渐被打破,与之相应的是,各自话语性质也在不断地调整和改变,整体而言,文明在全球化和跨国资本迅速发展的今天,已经不可能不发生自身的裂变,高度发达的西方文明在当今时代就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对于西方而言,在西方中心权力话语逐渐滑坡的情况下,当代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家和学者大都对东方和第三世界文化产生兴趣,试图从中得到启示,以便使自己的文化摆脱危机。从异质文化中汲取所需,对东方文化的部分加以借鉴以摆脱自身的人文危机的意识在知识分子阶层已经达成共识。东方文化的价值正在逐渐被西方所认识。张艺谋电影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西方关注和认同也并不出乎意料之外。当然,如前文所说,如果对东方的关注只是出于自身的需要,则取舍就会只在他们的需要之基础上进行。他们所失去的,所缺乏的,所不常见的,因而惊奇和羡慕的,从张艺谋的电影文本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满足。比如,张艺谋电影文本中传统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念一直得到传播和表达,与欧美主流文化日渐背离人文主义理想形成对比而得到西方电影节的肯定。再如张艺谋电影文本中对酒神精神、生命狂欢的赞美,对大自然的亲切、原始质朴的生活方式,奇妙美丽的民族仪式和奇观甚至风格写意的民族气质由于与西方主流文化形成巨大差异而得到热烈欢迎。西方从自己的理解出发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品位为规范的标准来对东方艺术进行评判取舍是不可避免的,而问题在于西方对东方文化艺术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除了一部分素养高的观众和学者,可以这么说,大部分西方人对于东方文化要么所知甚少,还停留在非常过时和粗浅的水平,要么就是偏见重重,局限了他们对东方文化真正意义上的欣赏。
那么,是不是所有东方电影因为表现了差异,都会在西方被认可和理解呢。事实是,并非所有来自他者世界、表现了"东方"的电影就能够被西方接受。有别于西方的文化必须在西方文化的参照和阐释下才有意义。除了具备特异的民族性或文化身份以外,还要能够在西方主流文化脉络中获得理解。也就是影片能够使来自文化他者的东西与西方观众自己的文化传统相联系。《孩子王》、《边走边唱》等影片深深浸染着东方人文精神,像这样具有文化深度的影片却无法获得国际承认,国际上认可的张艺谋影片实际上在文化深度方面又有所欠缺。他的影片在国际上的成功的深层原因显然并不在于影片本身的文化内涵。为什么?《孩子王》在欧洲电影节的失败和《红高粱》的成功就说明了如果东方文化无法被西方的思维所理解,就无法使他们获得与自身相参照的他者之镜的意义,就无法得到关注并获得奖项。毫无疑问,所有获奖电影中都有西方文化传统中熟悉的主题,如影片《红高粱》巧合地被西方人读解为一个发生在神秘陌生而原始的东方世界的浪漫爱情故事从而得到理解和接受。影片所张扬的酒神精神与生命感也与西方文化精神不谋而合。从影片《菊豆》中看到的"俄狄浦斯情结"的重演,从偷窥的场面中感受到性窥视的精神分析视角,从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中读解出同姓恋故事,从《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看到教父类型的黑帮片的痕迹。无论是对西方电影研究者还是普通观众,如果从这些影片中读解出他们所能理解的文化含义,文化优越感得到满足之外,审美接受上也获得愉快,即电影理论家尼柯尔斯所说的"熟悉的陌生感"。 接受美学告诉我们,任何接受主体的艺术参与,都只是其期待视野寻求表达的过程。张艺谋的获奖影片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渠道使他们对东方的期待视野得到了表达,因而体现出后殖民性,因为后殖民性的一个标志就在于某种与西方期待视野相一致的"东方"代替了真正的东方。
张艺谋电影文本的文化误读也是后殖民性的一个体现。在电影这种文化交流形式中,"一种文化信息的编码若被另一文化解码,则受感知定式及语言和非语言过程制约。尤其影响感知的价值系统,文化系统,世界观,社会组织等因素使文化交流过程充满误读"(14)。而具体到张艺谋文本,这种普遍存在于电影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误读则体现出后殖民性。就西方的误读来看,经历了同时发生的两个过程。首先,是"求同"。西方眼中张艺谋电影本文(包括陈凯歌和姜文的某些作品)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也就是民族的、社会的、政治问题的性解决和力比多化。他的第一部成功之作《红高粱》把一个西部旷野的故事和民族嫁接在一起,实际上是用一个民族的英雄寓言隐藏了力比多的释放,《菊豆》的弑父与,《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性心理分析,到《霸王别姬》同性恋,《阳光灿烂的日子》的青春期性觉醒和冲动等。西方理论有将政治与性看作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的传统。这一过程印证了西方的理论。他的一类影片以《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为代表,将空间感加以放大,而时间则是无声,静止和轮回的,所谓"空间对于时间的胜利",这与西方文化常将东方文化看作是一种没有时间概念的空间文化不谋而合。另一类影片以《活着》(及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为代表,将政治符号象征化地嵌入个人的人生际遇,又正好切合了西方对于中国极权和暴力政治的意识形态想象和詹姆逊民族寓言的读解方式。另一个是"寻异"。 如前所述,张艺谋电影的东方主义的民俗与民族寓言的政治在西方对东方的期待视野中成为两个最为鲜明的民族性的表现,甚至成为中国电影,中国文化的身份标志。原因就在于这两个方面最与西方相异,最能够使西方区分自我与他者,而满足心理的新奇感和文化的优越感。西方在阅读东方文本时,只有同时满足他们寻求的"同"与"异"的特征的东方电影文本,才有可能得到西方的认可和欣赏。这两个基于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误读过程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就东方的误读来看,霍米· 巴巴的研究告诉我们,张艺谋文本是西方理论涌入中国之后与导演带有主体建构意识的创作冲动结合,所产生的一种居于与西方原体在似与不似之间的"变体"或者"他体",这种"他体"既带有"被殖民"的痕迹,同时又与本土文化话语糅为一体,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被殖民"的变体一方对殖民性的"原体"文化话语的有意识的,并且带有创造性的误读之上(15)。可见,东方与西方的误读殊途同归地标示着后殖民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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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三.结语而不是结论
张艺谋神话看来并不是匪夷所思,而是有迹可寻的。张艺谋现象的后殖民性通过分析,已经非常明显的呈现出来,那么究竟张艺谋的成功是不是以民族文化的屈服为代价而获得的呢?答案也很明显:代价是有,因为他的电影创作活动不得不受到西方观众期待视野,国际资本和市场需求等的制约而相应地作出某些反应。比如为求新而虚构民俗等。为民族性而偏重旧中国乡土题材等。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后,张艺谋的艺术形式和风格特征已经有套路化类型化的模式,不仅题材重复,而且整体上表现出对落后文化形态和生存状态的怀旧心理和迷恋。客观上的效果是文化身份和民族文化价值的扭曲。中国几千年灿烂文明,东方古国的民族文化决非大红灯笼可以代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崭新面貌和当代文化却在他的电影里处于缺席状态。它在让西方注意到中国民族文化的同时又遮断了投向一个完整真实丰富的中国的视线。在这个意义上,"张艺谋电影与其是洞向世界的一扇窗,不如说是阻断了视线的一面镜。"(18)尽管张艺谋电影事实上只是90年代的中国大陆电影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西方眼中却成了中国电影甚至中国文化的代称。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后殖民性的表现。虽然东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隔膜,偏见、误读、曲解从古至今一直存在。但在处于全球化语境的当今中国,电影这种世界性的媒介却并没有成为我们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导演的主观意图如何,张艺谋电影文本的确是作为后殖民的范本而存在。它提醒我们,让中国民族文化的价值真正为世界所认识还是任重而道远。
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要说,无论如何,中国的本土作家(苏童,刘恒,余华,莫言等)和优秀导演(张艺谋,陈凯歌)的作品毕竟通过了西方艺术节的窄门而被西方所认识,尽管认识是不全面的,甚至有时是不真实的,但却是难能可贵的。可贵之处在于中国民族电影尽管仍然处于边缘话语,但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边缘了。在观赏张艺谋电影后,许多印象被强化,排斥或修改,但最后势必产生对华人文化及其社会的整体态度。对异文化的排斥与认同,仍然是目前本土与全球文化经济互动中最显然易见的现象,又因为电影是世界性的媒介,尤其在一部电影得到欧美各地大奖之后,更是容易普及,因此,在其他社会中形塑他人对华人的族群,资讯,财经,科技,人文景观的理解的同时,也使本土文化的鲜明色彩得到了强调。
张艺谋电影文本在当代的中国电影文本中是一个"具有症候性的,十分含义丰富有相当暧昧的对象"(19)。所以虽然对它的讨论众多,至今也未形成一个公论和定论。本文从大的文化语境着手分析,一步步深入到影响文本的接受和阐释,成与败,毁与誉的各种因素。目的并不是要得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性的结论,而是通过方方面面的分析,可以勾画出在张艺谋文本的接受和阐释所具有的现实状态,一个大致上清晰的轮廓而已。而且希望我们透过张艺谋电影文本的接受和阐释以及张艺谋现象,能洞见中国当代文化与第三世界文化的命运。
旅游资源评价主要是指学者关于高句丽遗产的旅游资源特征分析、旅游资源价值的定性和定量研究、遗产作为区域旅游的资源优势等方面的研究。早在1988年东北师范大学韩杰在分析“通化—集安旅游区”旅游资源特征时,专门论述了该旅游区的人文资源的高句丽特色[1]。韩杰是较早对高句丽遗产进行旅游方面研究的学者,但其研究并非专门研究,只是把高句丽遗产作为区域旅游研究的一部分,分析不够深入。同样,1997年李秀霞在其研究中论述集安市旅游资源特征时,第一点就特别指出高句丽文物古迹驰名中外[2]。2004年,高句丽历史遗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后,其品牌价值意义凸显,学者对其的评价也有所不同,多数是以世界遗产的角度进行的。刘贵富指出,高句丽文化遗产为集安市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源,作为具有广域旅游市场的国际级旅游地,对游客产生的吸引力是其他旅游资源无法比拟的[3]。李亚丽、李悦峥在分析集安旅游资源特色中强调的前四点,全部是高句丽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4]。胡黎霞认为,集安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的旅游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丰富的古迹遗存、独具特色的王城建筑和璀璨的高句丽王室贵族壁画墓几个方面[5]。艾嘉西指出,高句丽文化遗产具有艺术欣赏价值、美学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6]。王晓南认为,高句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旅游经济价值,高句丽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原生态的文化特征[7]。陈玲玲、孙克勤指出,集安旅游资源从数量、类别和质量上都具有极佳的资源本底优势,其中文化遗产资源具有垄断性优势,申遗成功后又具备了极强的品牌优势[8]。朱尖等在对集安市旅游资源整体布局、功能分区研究中对高句丽世界遗产资源进行了专门分析[9,10]。此外,一些研究运用定量分析法对高句丽遗产资源进行了评价;齐兰兰在其硕士论文中运用层析分析法对集安市旅游资源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洞沟古墓群旅游资源价值高、开发潜力大。丸都山城文物价值较高但基础差,开发潜力不佳[11]。朱尖同样运用层次分析法评价了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12]。从众学者的研究可得出结论:高句丽遗产作为旅游资源(尤其成为世界遗产以后)有着极强的优势,不管是资源本身的价值,还是申遗之后的品牌价值,都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
2旅游开发利用研究
关于高句丽世界遗产的开发利用,是学者们较早开始研究的领域。笔者在文献整理时发现,早期的论文基本都是以开发作为专题研究的,虽不是专门针对高句丽遗产,但文章内容的大部分都涉及到了遗产的开发问题。韩杰在对“通化—集安区”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时,景区划分了集安副区,罗列了副区内的主要景点,设计了高句丽文物古迹游览线,并对旅游区开发程序及旅游区建设进行了研究[1]。李秀霞对集安旅游资源开发划分了洞沟高句丽古文化、朝鲜族风情游览区,并且强调开发应当突出高句丽历史文化古迹的特色,还要广泛的宣传,提高其知名度[2]。王丽丽、崔庠提出高句丽文化遗存的科普旅游开发,指出古高句丽国文化遗存类科普旅游具有垄断性,应作为科普旅游开发的重点,指出应深入挖掘历史遗迹的文化内涵,要加大宣传促销力度;加强基础设施与配套服务等方面的建设;关注旅游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建立规范的解说系统;适当增强游客的参与性、娱乐性旅游项目,再现古高句丽族人的生活、生产场景,深化游客对高句丽文化的理解[13]。王丽丽、崔庠较全面系统地规划了高句丽科普旅游发展的实现路径,很多措施和方法很科学,具有前瞻性。李亚丽、李悦峥研究强调发展集安旅游业要充分利用高句丽这一独特资源,开发具有高句丽民族风情的歌舞表演,重现高句丽祭祀、出巡、狩猎、婚礼场面[4]。针对世界遗产的进一步发展问题,陈绍辉、陈楠分析了集安旅游业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指出旅游业发展要进行体制改革,积极引进资金和人才,加大宣传力度,同时为解决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若干策略[14]。艾嘉西指出,集安旅游开发要广泛宣传、提高知名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接待能力,突出地方特色、构建合理旅游网络,精心设计旅游线路并保护旅游资源[15]。王春艳研究了高句丽文化遗产区域旅游开发的省际合作问题,指出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的所在地地跨吉林与辽宁两省,两省旅游地地域相邻、交通便利、自然条件相似,旅游资源存在明显的互补性,构成了高句丽文化发展的完整画卷,在旅游资源开发和市场营销方面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此外,区域内人民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础,也有共同的合作愿望,省际合作潜力巨大[16]。陈玲玲等运用SWOT方法分析了集安市遗产旅游发展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提出了集安市遗产旅游的发展策略:确立旅游发展定位,加强城市品牌营销;完善基础设施,提升交通网络通达性;拓宽投融资渠道,扶植旅游企业;以及加强区域合作,协同发展[17]。朱尖提出了高句丽世界遗产发展修学旅游的想法,并从理论和实证上进行了研究[18],又对集安市旅游资源深度开发提出了建议[10]。
3遗产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保护是遗产能够存在的前提,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基于遗产旅游业发展到今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有关遗产旅游的异化问题,常常会出现在报纸和学术期刊上。如对遗产资源认识不清,遗产旅游的严重趋利化,盲目开发、错位开发,遗产旅游的功利主义盛行,遗产原真性的丧失与变异等。如何能够更好地发展遗产地的旅游业,弘扬和传承遗产资源,同时又能对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这是目前业界极为关注的问题。2004年就在高句丽历史遗迹申遗成功之时,就有学者告诫:高句丽不容在开发中破坏。申遗说到底是为了使这一人类的共同财富获得更大范围、更高规格的重视和保护[19]。刘贵富强调了高句丽世界遗产地可持续发展存在游客剧增、承载力不足,文化品位不高,旅游科技水平低、发展滞后、旅游经济增长与粗放经营并存的问题和矛盾,指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是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生态旅游的必然选择[3]。田大方等探讨了高句丽王城的保护策略,文章指出高句丽王城空间格局,城防体系等城市设施保存较好,因此高句丽王城遗产保护应遵循整体性保护的原则;同时,由于王城内历史遗存类别较多,且遗存完好程度不一,因此对待个体遗存应采用多元化保护模式[20]。张金胜认为,面对集安这样一个已登录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而论,历史保护是其城市总体规划的灵魂所在,是总体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从健全古城保护管理机构、更新基础设施与宜人尺度、旅游开发与居民生活协调方面对高句丽古遗址的历史保护提出具体建议[21]。耿铁华指出,高句丽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和实际操作都存在很多问题,就集安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而言,其保护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文物遗迹本身的保护,二是文物遗迹周围环境的保护[22]。张岩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详细探讨了高句丽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路径[23]。艾嘉西认为,保护高句丽遗产资源要完善政策,让遗产保护有具体可实施的法律政策依据;加强政府在保护上的投入力度,鼓励普通民众参与到遗产保护的工作中来[15]。周博根据申遗成功后集安遗产旅游与遗产保护所表现出来的互利关系,证实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即从系统全面的角度出发,在政府宏观控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专家学者的智力支持对文化遗产旅游景点进行深度开发;发挥社区居民的主观能动性,实现社区参与遗产旅游开发;将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与自然旅游资源组合,实现自然与人文的协调发展,既保护自然环境又保护文化遗产[24]。于富业专门探讨了五女山城遗产的保护问题,提出了构建危机管理保障体系、建造高句丽历史文化珍藏馆、践行五女山山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三个方面的保护对策[25]。李亚丽在其硕士论文中对集安市旅游进行了总体规划,在文章的第六部分对高句丽资源和环境保护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26]。陈玲玲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综合评价模型,并以集安市世界文化遗产为例,对集安高句丽历史遗迹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集安高句丽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还处于过渡阶段,并针对现状提出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27]。此外,董峰[28]和韩福今[29]对高句丽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做了研究;陈同滨[30]、李宏松[31]等提出了高句丽遗产规划的原则和保护的理念。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个永恒的话题,也是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高句丽遗产旅游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在总文献中所占比例最高,除了专题研究之外,基本所有文献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保护问题。
4其他方面的研究
其他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文献量较少,不能单独分类其研究成果。耿铁华探讨了高句丽文化研究与长白山区旅游资源开发的关系,指出长白山区的旅游资源丰富、类型齐备、内涵深远、特色独具,特别是高句丽文物遗迹资源已成为我国东北地区文化历史与旅游的一大特色,对高句丽文物遗迹的保护研究、开发利用,能促进长白山区旅游事业的发展[32]。吕琳璐以集安市世界遗产旅游社区为个案探讨了世界遗产旅游与社区参与的关系,指出集安市遗产旅游社区参与的主要困境表现在:居民参与的人数少、居民参与的范围窄、居民对旅游业的了解程度底、居民处于被动参与状态,作者从社区发展的激励机制、责任机制和制度建设提出了具体构想[33]。刘佳研究了集安市旅游形象传播问题,运用传播学、广告学、旅游地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剖析了目前集安在旅游形象传播过程中存在的症结,并通过借鉴成功旅游城市案例,从政府、公众、媒体三个角度切入,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有效提升集安旅游形象的传播策略[34]。许伟民在其硕士论文中对集安市旅游市场发展战略进行了专门探讨,指出集安作为新兴的旅游城市,尤其高句丽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之后,应加大宣传集安的旅游资源,极力吸引国内外游客,具体应在政策、组织、体制创新、媒体宣传等方面给与保障,极力拓展旅游市场[35]。
5总结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