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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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高中生的性别、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民族和情绪智力的关系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平均数显示，女生(119.85±13.73)＞男生(119.55±15.11)，文科(119.53±15.03)＞理科(118.16±14.85)，班干部(121.00±13.70)＞非班干部(119.51±14.35)，高一(120.24±13.65)＞高二(119.05±14.94)，少数民族(120.05±14.44)＞汉族(119.59±13.99)，经过对平均数差异t的检验发现，高中生的情绪智力在性别、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民族等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异。这说明高中生的情绪智力在性别、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和民族之间的差异是没有统计学意义的。另外，高中生的性别、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民族等可以解释其情绪智力的总变异量依次为0.0%，0.2%，0.2%，0.2%，0.0%。这就表明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贡献率都是0.2%，而性别和民族则几乎没有什么贡献。

(二)家庭和父亲相关的人口学变量与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关系1．描述统计和分析本研究搜集的家庭和父亲相关的人口学变量的详细信息见表1。2．家庭和父亲相关的变量对高中生情绪智力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与家庭相关的人口学变量对高中生情绪智力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即做出生次序、常同谁生活、家庭所在地和家庭经济状况的虚拟变量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回归，得出的结果见表2和表3。从表2可见，出生次序、常同谁生活、家庭所在地和家庭经济状况整体可以解释高中生情绪智力2.3%的变化;方差分析的显著性显示，显著度＜0.05，表示回归模型整体解释变异达到显著水平，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从表2中B的估计值栏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前者与后者情绪智力的差异或变化值。比如，该列的第二个数据意指在控制了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家庭经济收入中等的高中生的情绪智力比中等以下的高2.316;而“老二＆独生”一行则解释为家中排行老二的学生，其情绪智力会比相同条件中的独生子女低3.491。其中，该列的第一个数据显示，在中等以下收入家庭，经常同爸爸妈妈一起居住，家在农村，且为独生子女的高中生的情绪智力平均是116.74。该回归模型的回归方程式可以表示。但是，从显著性一栏可以看出，只有“中等以上＆中等以下”“城市＆农村”“老二＆独生”3个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表明该3个变量与因变量间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同时Beta分布一栏显示，在10个虚拟变量中，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贡献从大到小依次是“城市＆农村”“中等以上＆中等以下”“老二＆独生”“中等＆中等以下”“老大＆独生”“乡镇＆农村”“老四及以上＆独生”“其他＆爸爸妈妈”“老三＆独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从整体上看，经常与高中生一起生活的家庭成员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贡献最小。这说明，经常与高中生一起生活的家庭成员是谁，不管是不是父母，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影响都不大;高中生家庭所在地和经济状况则相对重要，且对于非独生子女的家庭，学生的出生次序对其情绪智力的影响作用也不容忽视。父亲相关的变量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多元回归分析，即做父亲的职业、年龄、学历及与父亲关系的虚拟变量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回归，结果见表4和表5。从表4可见，父亲的职业、年龄、学历以及与父亲关系的虚拟变量的整体可以解释高中生情绪智力4.2%的变化。且方差分析的显著性显示，显著度＜0.01，表示回归模型整体解释变异达到显著水平，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该回归模型的回归方程式可以表示。回归结果显示，“46到55＆46岁以下”、“大专或大学及以上＆初中及以下”二个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表明该两个变量与因变量间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其中“高中或中专＆初中及以下”变量的显著性(0.067)接近显著。同时这11个虚拟变量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贡献从大到小依次是:“大专或大学及以上＆初中及以下”“46到55＆46岁以下”“其他＆企业员工工人”“高中或中专＆初中及以下”“56及以上＆46岁以下”“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员工工人”“较好＆很好”“自由职业个体＆企业员工工人”“一般＆很好”“专业技术人员＆企业员工工人”“一般以下＆很好”。从整体来看，学生自我报告的与父亲关系状况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贡献最小，其次是父亲的职业。这说明学生自我报告的与父亲关系状况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影响最小，父亲的职业的也不太重要;而父亲的学历和年龄相对很重要。

二、讨论

(一)高中生的性别、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民族与情绪智力根据t检验结果可知，高中生的性别、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民族在情绪智力上的差异是没有统计学意义的。其性别差异的结果与王才康对高一高二以及刘成伟对高中生的研究结果一致。Harrigan等人认为情绪智力没有性别差异，Ro-othman和Kirsten研究亦表明，性别没有影响情绪智力。但是也有不同的研究结论，比如张秋艳等人的研究发现中学女生情绪智力非常显著地高于男生;杨建锋等人的研究结论恰好相反。国外Schutte等人的研究发现，中学女生情绪智力显著高于男生;Ghazali研究则发现，男孩情绪智力显著高于女孩。年级差异的研究结果与耿亮等人的研究一致。民族差异上的研究结果与宛蓉对贵州大学生的研究相一致。综合对上述数据指标的分析，本研究认为高中生的情绪智力与性别、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和民族的关系不大，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二)家庭相关的人口学变量与高中生情绪智力总的来看，家庭相关的人口学变量对高中生的情绪智力有一定影响。第一，调查数据表明高中生的情绪智力跟他们是否同父母、祖父母或其他人经常生活在一起几乎没有关系，或者说其情绪智力受家庭结构的影响很小甚至没有影响。这一结论跟Lamb的观点相契合。他认为青少年广义的适应不受家庭结构的影响，而情绪智力其实属于广义适应的一部分。青少年有了情绪智力就有了最起码的健康心理的形式;相反，情绪智力不足，许多相应的问题可能会出现。当然，本研究没有十分具体的家庭结构数据，该结论还有待进一步验证。第二，家庭的经济收入状况和所在地对高中生的情绪智力有显著影响。经济收入中等以上家庭的影响明显高于中等以下。究其原因可能是，经济相对富裕的家庭中的孩子，可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不一样的环境，比如外出旅游、公园娱乐、购物、走亲访友等。这就使得他们接触不同的人际关系多一些，得到了较多的学习和锻炼机会，其情绪智力也就高一些。第三，家庭所在地是城市的，其影响明显大于农村。这与张秋艳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城市家庭一般比农村家庭富裕，城市人口密集、知识密集的环境更利于孩子情绪智力的发展。Lifshiz认为教育的氛围影响情绪智力，城市的教育氛围好于农村，城市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整体高于农村，且普遍重视子女的教育。竺培梁在其研究中进一步推测指出，中学生情绪智力城乡差异远大于城城差异。第四，不少研究指出家庭中子女的数量对子女的发展是有影响的。国外研究显示，家庭成员越少，青少年早期的情绪智力越高。国内王才康、刘成伟等人的研究也指出，独生子女的情绪智力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但是研究也显示，排行老四及以上的高中生的情绪智力反而高于独生子女。同时，四个变量的预测系数仅有“老二＆独生”是显著的。本研究认为，家庭的大小对高中生的情绪智力是有影响的，且对于各个子女的影响可能是不相同的。其中，排行老二的受到了显著影响，情绪智力相比最低。所以，老二可能往往是我们家庭中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盲点，应该提醒我们更加注意加强对老二的关注、关爱和教育。

第2篇

1．1研究对象

按分层随机取样的方式，考虑年龄、性别、婚姻、月收入和地域等方面的平衡，共抽取浙江省杭州、金华、台州、湖州、舟山等城镇居民被试共2000人进行问卷调查，回收问卷1665份，去除缺失信息问卷134份，共得到有效问卷1531份。有效率为91．95％。其中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

1．1．1性别总样本中男性665人，占43．4％，女性866人，占56．6％。

1．1．2婚姻总样本中已婚1096人，占71．6％，未婚435人，占28．4％。

1．1．3年龄主要根据戈登对生活时期划分：其中16～25岁之间人数419人，占27．4％；26～35岁之间88人，占5．7％；36～45岁之间718人，占49．6％；46～55岁之间167人，占10．9％；55岁以上的人数139人，占9．1％。1．1．4总样本月收入的分布比较均衡，1000元以下523人，占34．2％；1000～2000元354人，占23．1％；2000～3000元343人，占22．4％；3000元以上311人，占20．3％。1．1．5城市按行政区域划分，城市1（金华）为844人，占总人数55．1％；城市2（台州）为90人，占总人数5．8％；城市3（舟山）为203人，占总人数13．3％；城市4（杭州）为229人，占总人数15％；城市5（湖州）为195人，占总人数12．7％。

1．2测量问卷体育休闲机会认知为人们对参与体育休闲可能性大小的判断。根据赵臣对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的阐述，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变量主要通过时间认知（我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体育休闲活动）、场所认知和信息认知三个指标进行测量［14］。问卷采用Liket自评式7点问卷计分，0＝完全不同意，过渡到6＝完全同意，就具体问题而言，得分越高说明机会认知程度越高。

1．3数据处理本研究采用SPSSforWindows15．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主要的分析方法为方差分析。

2结果与分析

依据休闲与生活质量的社会心理学概念模式，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在影响生活质量的所有过程中，还受制于社会人口状况，即与人口学因素有关。为了考察体育休闲机会认知是否存在人口学特征差异，本研究将样本被试的变量整体进行性别、年龄、婚姻、月收入和不同城市等因素组合的双因素方差分析。

2．1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变量性别与年龄的双因素分析首先，对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变量进行了性别与年龄的差异分析，表1为变量在性别与年龄方面的平均值与标准差。两因素析因方差分析显示，性别与年龄在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的主效应均显著（F＝9．532，P＝0．002；F＝4．278，P＝0．002），并且它们的交互效应也表现出显著性特点（F＝3．563，P＝0．007）。说明不同性别和年龄的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存在着显著差异，而且它们的交互作用对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的影响也存在着显著差异。也就是说，不同性别在不同年龄阶段的体育休闲机会认知是各不相同的。总体上，男性的体育休闲机会认知高于女性；55岁以上的被试与其他年龄段相比，有较高的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程度，35～45岁年龄段要低于其他年龄段。但55岁以上的女性被试的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程度要高于同龄的男性。分析认为，从家庭结构来看，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角色分工仍然是主流，虽然职业女性也外出工作，但女性价值的体现通常是通过对家庭的经营来实现的，而男性的价值通常是以工作（事业）来实现的。这造成了女性更多地把自己的活动空间与家庭绑在一起［13］。由于传统的思想和家庭角色，中青年女性通常更多地受到工作、家庭和子女教育等因素的影响，使她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与精力去关注或参与体育休闲。另一方面，家庭和职业上的投入，包括时间与经济方面，从另一角度却限制了体育休闲行为的发生。而随着家庭与经济负担的减少，女性由于对自我身心的重视和较少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有更多的体育休闲时间和机会，并能自主的选择场地（如公园、社区空地）参与体育休闲活动。如有研究显示，女性多选择离家近、方便的体育休闲场所进行体育活动。从而提高了对体育休闲机会的认知程度。特别是退休后的老人，其生活目的在于保持自身能力与生活意义的独立性，同时拥有健康的身体是他们最大的愿望。一方面，他们希望能够主宰自己的生活，能够自己决定如何投入自己的精力，体育休闲成为他们很重要的选择。另一方面，体育休闲是展示能力与自主的平台。退休后可以提供整块的时间，尝试以前没有时间尝试的活动。体育休闲可以为自我表达活动和探索新的可能性提供机会，从而也提高了对休闲机会的认知程度。

第3篇

1.1研究对象采用整群随机抽样,于2014年1—3月，抽取深圳市4所三级甲等医院205名ICU护士进行问卷调查。纳入标准:（1）连续从事ICU护理工作满1年及1年以上的注册护士；（2）知情同意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护理管理者、行政班人员；实习及进修护士；1年内累计学习、进修、休假等原因不在岗3个月及以上者。

1.2调查工具包含自行设计的ICU护士一般人口学资料问卷，内容包括年龄、性别、监护室工作年限、工龄、职称、学历、婚姻状况、用工性质8项内容，及谢宝国等编制的职业生涯高原问卷[9]。职业生涯高原问卷包括层级高原、内容高原、中心化高原3个维度。层级高原4个条目、内容高原6个条目、中心化高原6个条目,共16个条目,其中12个负性条目，4个正性条目。采用Likert6级计分法，正性条目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有点不同意、有点同意、比较同意、完全同意分别赋值1、2、3、4、5、6分，负性条目反向计分。均分≥4分，可以认定为出现了职业高原现象[9]，得分越高，说明职业高原状况越严重。该问卷中的层级高原是指个体在当前组织中进一步向上晋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的一种状态；内容高原是指个体不能从当前工作中学到新的知识和技能对当前工作产生厌倦；中心化高原指个体在当前层级水平上，向组织中心横向调动的可能性很小[10]。采取方便抽样法抽取深圳市三级甲等医院92名ICU护士为调查对象，进行预调查。调查问卷的信效度经评定，得出问卷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α系数为0.838，结构效度为0.820。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1.3调查方法本次调查以本研究员为主，由经培训后的调查员协助问卷调查工作。应用统一指导语，向研究对象详细解释研究意图、填表细则及每个条目的含义等，并向研究对象承诺资料的保密性和匿名性，问卷由研究者当场发放当场收回。共发放问卷215份，回收有效问卷205份，有效回收率为95.3％。

1.4统计学分析将原始数据采用Excel2010建立数据库，双人进行数据输入和查对，运用SPSS17.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两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以及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2结果

2.1研究对象一般情况205名调查对象，年龄21~47（29.60±4.61）岁，工龄为1~26（7.85±5.18）年，监护室工作年限1~22（6.15±4.51）年。男48名（23.4%），女157名（76.7%）；大专66名（32.2%），本科139名（67.8%）；护士64名（31.2%），护师83名（40.5%），主管护师及以上58名（28.3%）；已婚107名（52.2%），未婚98名（47.8%）；正式员工84名（41%），聘用员工121名（59%）。

2.2深圳市ICU护士职业高原总体及各维度得分调查结果显示，深圳市ICU护士职业高原总体得分（3.76±0.74）分，层级高原维度得分为（4.26±0.97）分，中心化高原维度得分为（3.97±0.94）分，内容高原维度得分为（3.22±0.99）分。

2.3深圳市ICU护士职业高原及各维度得分在不同人口特征之间的比较结果见表1。由表1的两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可知，不同性别ICU护士职业高原得分仅在中心化高原维度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即男性ICU护士中心化高原维度的得分高于女性护士；已婚状态和未婚状态的ICU护士职业高原得分同样仅有中心化高原维度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即未婚的ICU护士中心化高原维度得分高于已婚护士；不同用工性质的ICU护士职业高原得分在中心化高原、内容高原维度上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即聘用护士中心化高原维度得分>4分，远高于正式在编护士，处于职业高原状态，但其内容高原维度的得分却低于正式在编护士；不同学历层次的ICU护士，职业高原总体及职业高原各维度的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即大专和本科学历的ICU护士职业高原及职业高原各个维度的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由表1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可知，不同职称的ICU护士职业高原得分在职业高原总体及中心化高原、内容高原维度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即职业高原总体和中心化高原维度，护师职称的ICU护士得分高于护士职称和主管护师及以上职称，而内容高原维度，随着ICU护士职称的上升，内容高原得分也出现了相应的升高。

2.4年龄、工龄、监护室工作年限与ICU护士职业高原的相关性分析对于年龄、工龄、监护室工作年限3个连续人口统计学变量，采用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2。由表2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可知，人口统计学变量中的年龄与内容高原（P<0.01）、职业高原（P<0.05）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工龄与中心化高原（P<0.05）、内容高原（P<0.01）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监护室工作年限又与中心化高原、内容高原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P<0.01）。但年龄、工龄、监护室工作年限与层级高原维度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P>0.05）。以上结果表明年龄、工龄、监护室工作年限与职业高原总体以及中心化高原、内容高原维度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可以纳入多重线性回归方程，进行进一步分析。

2.5人口统计学变量对ICU护士职业高原的影响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分别以职业高原总体及各维度得分为因变量，年龄、工龄、监护室工作年限、性别、学历、职称、婚姻、用工性质为自变量，自变量赋值方法：大专为1，本科为2；职称中护士为1，护师为2，主管护师及以上为3；男性为1，女性为2；已婚为1，未婚为2；正式为1，聘用为2，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其中以调查对象的一般人口学资料为自变量，层级高原维度为因变量，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F=1.339，P=0.219，按照0.05的检验水准，不能拒绝H0，因此认为所建立的多重线性回归方程没有意义，调查对象的一般人口统计学变量不足以影响层级高原维度的得分。其他结果见表3。由表3可见，人口统计学变量中年龄、婚姻、职称、监护室工作年限对职业高原及其中心化高原、内容高原维度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性别、用工性质、职称、工龄未进入方程，对职业高原及其维度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为职称、婚姻、年龄、监护室工作年限与中心化高原具有线性回归关系，中心化高原与职称、年龄呈正相关，与婚姻和监护室工作年限呈负相关；婚姻、年龄与内容高原具有线性回归关系，内容高原与年龄呈正相关，与婚姻呈负相关；职称、婚姻、年龄均与职业高原总体具有线性回归关系，职业高原与职称、年龄呈正相关，与婚姻呈负相关。

3讨论

3.1深圳市三级甲等医院ICU护士职业高原现状分析调查结果显示，深圳市4所三级甲等医院的ICU护士整体处于职业高原的潜高原状态,其中层级高原维度得分最高,高于4分，进入职业高原。对于这个结果，笔者认为，这可能与ICU护士普遍认为目前职业生涯的垂直流动可能性小有关。这种垂直流动，在我国护理行业大环境中看来，主要包含了行政管理职务上的晋升和技术路径中的上升两条途径。从护理管理模式来看，护理行政管理路径以直线式结构为主，技术路径以金字塔式结构为主，这两种垂直晋升路径中，越是向上护理管理岗位和技术职称名额越是有限，正是这种局限，令得护理人员的垂直发展存在瓶颈，因此层级高原得分高。内容高原维度得分最低,表明ICU护士在重症护理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方面有机会得到充实，能够保持较好学习态势。原因可能与ICU护理工作内容有关，首先重症医学本身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拥有先进、复杂的诊断、治疗、监护设备与监护技术，随着重症医学的不断更新和发展，ICU护理工作内容不断丰富、专业知识更新速度快，工作职能不断扩展，专科护理工作内涵不断延伸，为ICU护士新知识、技能的获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此内容高原维度的得分最低。由此，笔者认为护理管理者可以把握ICU的专业优势，积极协助护士充实专业知识，开阔视野，以延迟ICU护士内容高原的产生。

3.2人口统计学变量对职业高原及其各维度的影响

3.2.1年龄对职业高原的影响本研究中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对职业高原总体、内容高原、中心化高原维度均有影响，呈正相关，对层级高原维度无显著影响。究其原因可能为，ICU护士年龄适宜在22~35岁，因该年龄段者精力充沛，反应敏捷，又有一定的临床经验，工作热情高，有足够能力及精力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拥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发展意愿，发展潜力大，所以医院、科室更倾向于提拔年轻护士，相比于年轻的护士，随着年龄的增长ICU护士体力、精力均出现下降趋势，在完成日常高强度三班倒的工作之余很难保持足够的精力继续进行学习、科研、教学、管理等工作。其次，随着年龄的增长护士们的工作经验不断得到丰富，知识累积也相应的增加，再提高的空间较小，如果科室以及医院不能或者很少提供更广阔的学习机会和交流平台，其对新知识技能获取的难度必然增加，因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对内容高原的感知也很可能愈加的明显。年龄愈见增长，护士们的体力、精力受到影响，工作热情也在慢慢减退，学习积极性和动力不够，对新事物接受、创新和应变能力也会相应变差，能力提升相应的也会受到限制，形成了恶性循环，加之组织核心位置需要的人员数量有限，其在组织中横向流动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小，感知中心化高原也就难以避免。但是对于层级高原来讲，因为医院的组织管理、晋升模式的限制，年龄的影响因素表现的并不那么显著。

3.2.2婚姻对职业高原的影响本研究两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已婚和未婚ICU护士中心化高原维度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未婚者高于已婚者，即未婚护士相对已婚的护士，知觉到在当前层级水平上，向组织中心横向流动更加困难。同时回归分析也显示，职业高原总体、中心化高原、内容高原维度均与婚姻负相关（P<0.01），可见婚姻对于职业高原总体以及中心化高原、内容高原的得分有显著影响。结合ICU护士的职业背景分析，笔者认为，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ICU是工作压力最高的科室之一加之深圳是个“移民”城市，护士人群中外来人口的比例相对较大，未婚护士身在异乡，家庭支持力度不足，生活中需要独自处理诸多琐事，工作中又只能独自面对监护室工作的各项压力，更易于感知职业高原。且未婚在一线城市又同时意味着不稳定，生活或者职业上的变化较多，流动性较大，相比之下，已婚护士的家庭社会支持系统更加完善，生活状态更加稳定更容易得到组织的信任，比较易于流向组织核心。另外有研究认为，进入婚姻的女性对工作和职业的投入降低，母亲角色成为生活的重心，形成“看重家庭弱化工作”的状态，本研究调查中女性占76.6%，处于此状态的已婚女护士很可能在职业高原总体、中心化高原、内容高原维度上的感知也出现了相应的弱化。

3.2.3职称对职业高原的影响表1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职业高原总体和中心化高原维度，护师职称的ICU护士得分高于护士和主管护师及以上职称，说明对于处于初级护师职的ICU护士来讲，因组织核心位置有限，且多被更高职称者占据，移动可能出现了停滞。同时能够改变这种停滞所需准备中的向更高一级职称晋升，因为要求的条件更高，职称晋升难度越来越大，更加加重了护师职称护士的中心化高原感知。内容高原维度得分显示，随着职称的上升高原得分增加，说明职称对于ICU护士知觉内容高原有显著影响。职称越高，所能获得的新知识、新技术越少，容易对当前的工作产生厌倦。但是经过多重线性回归分析，职称在内容高原维度未进入方程，究其原因，可能因为与其他影响因素相比，职称对内容高原维度的影响不明显，而被其他因素所取代。

3.2.4监护室工作年限对职业高原的影响表3显示，经回归分析，监护室工作年限只在中心化高原维度进入了方程，并对中心化高原产生负向影响，这说明随着在监护室工作时间的增加，ICU护士的专业知识技能逐渐完善，工作能力不断增强，综合素质得到提高。这就意味着随着监护室工作年限的累积ICU护士得以具备更强的实力向组织核心靠拢。究其原因，ICU是一个专业性强的科室，监护室工作年限长是ICU护士理论丰富、专业能力过硬的有力保证，利于护理人员向组织中心移动。

3.3对策针对本次调查结果，弱化年龄、职称对ICU护士职业高原的消极影响，发挥监护室工作年限、婚姻对职业高原的积极作用，提出以下对策。

3.3.1组织方面

3.3.1.1优化人力资源配置通过招聘新护士、接受其他科室护士轮转、增加护工等途径，改善ICU护士不足现状，努力实现（3~4）∶1的护理人员与床位比，减少护士工作量，保证休息时间，以利于自我充电，减轻护士身体和精神上的压力，缓解年龄带来的不利影响。

3.3.1.2规范层级管理，增加核心职位的设置根据《护理工作管理规范》按层级给予护士工作权限和待遇，履行岗位职责和工作任务，增加技术途径上升空间；推行组长带班制，设置带班组长职位，采取公平的竞争机制，鼓励符合竞聘条件者竞争上岗，唤起护士适度的危机感和提升ICU专业成长的紧迫感，为护士提供更多的机会和途径向组织中心流动以缓解职称对ICU护士中心化高原的影响。

3.3.1.3完善培训体系，加强岗位轮换加强ICU专科护士培训及各种ICU专职护士培训，如仪器设备专职护士、呼吸机治疗专职护士、造口护士、PICC专职护士、营养护士、临床带教老师等，使ICU护士在不同的专职领域中成为专家，在新的角色中找到挑战性，体验到工作的成就感，有利于减轻内容高原和中心化高原的消极作用，更大的发挥监护室工作年限对中心化高原的有利影响；采取护士轮岗制，避免长期固定某一职位主观上产生倦怠或客观上不公平的状况发生，同时岗位的轮换更加利于护理技能的全面发展和提升。

3.3.1.4帮助护士做好职业规划鼓励ICU护士进修学习、参与科研和撰写论文，鼓励晋升职称，支持在职提升学历。护理管理者协助ICU护士评估目前状况，设计个性的职业规划，在职业发展中明确目标，变被动为主动，以克服职业高原的消极影响。

3.3.1.5注重科室文化重视婚姻对职业高原的负向影响，积极组织联谊活动创造安全有益的社交机会；倡导温暖和谐的科室文化，营造家的氛围，对未婚护士给予生活工作等各个方面的支持，协助其减轻压力，鼓励已婚护士分享经营幸福婚姻的经验；由于ICU科室环境封闭，鼓励ICU护士业余时间走出工作，体验世界，加强与外界的沟通，舒缓心情，缓解压力。

第4篇

关键词：学生英语口语兴趣

笔者在学校进行成人英语教学的几年中，发现由于学生基础差，又是在职学习，学习时间不多，口语底子相当薄弱。当今社会对英语口语的要求很高，为了让学生能学有所用，我在口语教学方面格外下功夫，总结出口语教学的一些心得，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主动开口

在英语教学中，我们应激发学生对英语口语学习的积极性。被动的让学生学习英语口语往往是事倍功半，而底子薄的同学很容易产生放弃情绪，所以应根据具体情况经常变换教学内容和形式。

为了让学生较多使用英语，产生能用流利的英语讲话的欲望，我们向学生先传授一些非常有趣的短语、习惯用语等，这样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又可以为学生打好基础，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学到知识。我们可以举出一些短语，如“Aluckydog”（幸运儿），“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Indeepwater”（在水深火热中），“Themonkmayrunaway,butthetemplecan’trunwithhim.”（跑了和尚跑不了庙），“Toputonairs”（摆架子），“Athornintheflesh”（眼中钉），“Tofishintroubledwaters”（浑水摸鱼）等，让学生根据学过的知识翻译过来，因为这些短语、习惯用语与日常生活比较贴近，所以课堂气氛马上高涨起来，学生的学习兴趣被激发了出来。但当我让学生用这里的词造句，尽量表达流利时，教室里顿时沉默下来。他们开口说英语的最大阻力就是他们自己的心理障碍，怕说错了人家笑话。等了好几分钟，也没有人敢自愿上台，为了打破僵局，我用“Thickchecksbringsuccess”（厚着两脸皮，处处占便宜）来鼓励学生，终于有位学生主动站起来，虽然讲的不很合语法，但紧张的气氛被打破了，课堂又恢复了轻松愉快。学生们这时一个接一个地说，真正做到了开口说话的突破，那么在以后的课堂上类似的锻炼逐渐多了起来。

二、营造活跃的课堂气氛

一些学生由于羞于开口，他们开口锻炼的机会就少得可怜。为了让这部分学生也开口说英语，我就经常给他们讲英语故事，用英语介绍时事政治，以培养他们的语感；或者在每堂课前安排几个学生各自用几分钟进行新闻汇报或讲笑话故事，并给他们打分。通过采取这样强硬的措施逼所有学生开口，无形之中他们说的机会就增多了，即使是以前很少抛头露面的学生经过几次这样的锻炼，以后也就不再怯场了。在课堂上的讨论话题应设计得巧妙，以让学生有话可讲，有事去讲。电影TheTitanic播映后，组织了讨论会，许多学生都发表了感慨。Whoisyourfavoritenovelist？（谁是你最喜欢的小说家），Whatisyourfavoritenovel（你最喜欢的小说是什么），Thefunofliving（潇洒人生），Aminuteonfun（开心一刻），Believeitornot（信不信由你），学生们对这些话题的讨论都很热烈。总之，永远保持一种新鲜感对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是很有必要的。

三、组织互助组，创造用英语说话的环境

我教的班级学生年龄的差距很大，有20岁左右的年轻人，也有40多岁的中年人，年龄的差异造成学生对于知识的接受方面快慢不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就让年轻的学生和年龄较大的学生、水平高的学生和水平低的学生互相帮助，结成互助组，让他们相互带动，共同提高。

根深蒂固的“母语”对于学习外语有一定的负作用，因此，我规定在课堂上学生和学生之间沟通只能用英语。一开始，学生很不适应，常常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但时间一长，学生的口语水平就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也养成了用英语说话的习惯。

除了课堂上指导学生，课后最好利用课外时间，让学生随时找、问些口语学习方面的问题。翻译要相当精密，符合语法。让学生在掌握大量词汇的基础上，讲究翻译技巧，循序渐进，我们应向学生提供这方面的经验。课后自由交谈，可纠正读音，也可让学生准备些话题，营造一个语言环境，多说多讲，尽量用英语表达自己的想法。

第5篇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人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面对不断增长的人口总数，我国政府为防止由于人口的不断激增而形成各种社会问题，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人口增长。上世纪80年代，全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变化，我国的人口总数增加明显放缓了，但社会的人员结构却走了另一面，即人口老龄化。面对我国人口结构的这一新变化，家庭养老问题也变得愈来愈突出。事实上，我国作为人类文明的最早发源地之一，“孝道”文化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因此，当一个人逐渐步入老年，与家人晚辈同住在一起，让其供养，似乎是每个国人对自己晚年生活的自然规划。但随着中国“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社会家庭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传统的大家庭逐渐解体，家庭逐渐变小，取而代之的是“四位老人、一对年轻夫妇以及一个未成年小孩”的家庭模式，由此，由一对夫妇赡养4个老人就显得力不从心，抚养系数比例上升并失衡，这种模式作为现今的主流家庭模式，是一种具有风险的家庭架构。在人口与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传统的家庭供养和照料模式正在弱化，传统的家庭养老已经举步维艰。鉴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将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全部推向社会还不现实，还需在一定程度上由家庭提供老年人的养老。

二、当前中国家庭养老面临的困难

目前，随着中国“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中国的年轻人口正迅速下降，家庭养老的困难正日渐明显，而与此不相适应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人也要求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因此，目前老年人的养老，不仅关系到老年人的生活问题，还有发展问题，即老年人不仅需要有良好的物质生活，还需要有丰富的精神生活。有报导称，淘宝网最近出现了一个“看望父母”的服务，店主接到的订单，代替子女去家中看望老人，替老人干家务、聊天、读报等。这样一则消息让人很是震撼：家庭养老确已不再仅是经济上的给予、物质上的保障，它还确确实实需要心灵上的抚慰。

三、国外发达国家对养老问题的做法老年人的养老问题

不仅我国存在，在世界各国也都存在。出于对发达国家的盲从，有些学者提出我们可以在养老问题上向发达国家看齐，将养老问题全面社会化。对有些学者的这一提法，作者不敢苟同，其实，对于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一些发达国家也在逐渐将社会化养老回归到家中养老上来。

（一）韩国的养老模式韩国经济在近30年的发展较为突出，不仅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而且韩国的社会结构、家庭结构也有了极大的变化。但唯一不变的是韩国仍与以往一样，在“孝道”观念的影响下，仍然主张家庭养老。为了更好地让国民贯彻这一养老模式，韩国政府在各种场合都宣扬家庭照顾老人的重要性及孝顺老人的儒家文化价值观，并坚持“家庭照顾第一，公共照顾第二”的社会政策。为了将这一政策真正落实到位，韩国政府对家庭养老的国民给予各种优惠：如对在家庭赡养老人的子女可以减免其部分收入税并提供家庭津贴；在接受遗产时，可对有家庭赡养老人的国民减免部分遗产税……通过这些政策，政府希望有更多的家庭愿意承担在家庭赡养老人的义务，从而使韩国能够保持家庭赡养老人的传统。

（二）日本的养老模式日本也是一个典型的东亚国家，其经济也十分发达。在强大经济能力的支撑下，日本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是由社会提供、国家支撑的福利机构保障。但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意识到，老年人的家庭养老还需回归家庭。因为调查发现，在福利机构度过晚年的老年人常因见不到自己的子女、亲人而心情忧郁、闷闷不乐，长此以往，对身体非常不利；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住在福利院中的老人虽可在看护良好的条件下生活，却不能消除他们紧张不安的感觉，因此，其因心情郁结而死亡的人数要大大超过居家养老的老人。为此，日本在2000年4月1日提出了要“由全社会支撑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口号，并实施护理保险制度。所谓护理保险制度是指一种新型的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其内容包括福利、医疗、保健的综合配套服务，实现形式主要有两个方面：即设施服务和居家服务。而居家服务的宗旨就是在减轻家庭负担的情况下，让老年人在家里接受各种所需的服务，以此来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指数。

（三）新加坡的养老模式对于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新加坡一直就主张家庭养老。为此，新加坡将“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治国之纲”。孝道可以稳固家庭，可以使社会繁荣。前总理李光耀曾说，“我们须不惜一切代价，要尽可能避免三代同堂的家庭分裂。”基于这一目的，新加坡于1994年颁布了《奉养父母法》，这一法律是世界上第一个为“赡养父母”所立的法。在这一基础上，1995年11月，新加坡又在其所颁布的《赡养父母法》中规定：成年子女需资助贫困的年迈父母，如其拒绝，父母可以向法院，法院调查情况属实，将判处该子女1年有期徒刑或罚款1万新加坡元。在分配政府廉租房时，对三代同堂的家庭给予价格上的优惠和优先安排。在这一系列制度安排下，新加坡国民很多人愿意在家赡养老年人。

四、我国如何应对家庭养老问题

（一）完善相关的家庭养老制度虽然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明确规定老年人养老应以家庭养老为基础，但却缺乏相配套的激励机制与惩罚措施，仅是一纸条文。面对需要赡养四个老人的年青夫妇来说，事实上毫无意义。面对自己的父母，大多数年青夫妇虽有赡养的意愿，“无奈在各种经济压力、住房压力的现实面前，只能无奈选择将年老的父母留居别处，与自己分居。”对日益突显的老年人养老问题，我国政府是否可有限度地学一下韩国、日本、新加坡的作法，使年青的夫妇有能力在自己家中赡养自己的父母。

（二）将家庭养老多元化我国正处于养老模式的转型期，单纯依靠家庭、政府、社会养老似乎都不太现实，因此，必须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真正做好老年人的养老工作。作为一个礼仪之邦，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家庭养老，现在虽然由于经济的发展，家庭成员的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我们可根据这一情况，将家庭养老进行泛化。即不是简单地将与老人同住在一起称之为家庭养老，对于与老年人居住的并不太远，可以经常照顾到的情况也应归于家庭养老。因为家庭养老的目的，无非就是使老人在生活得到保障的同时，精神上也可以得到慰藉。而这一点对于与老年人居住相对较近的子女来说，客观上相对容易实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家庭养老泛化一些，在这一理念下，再看我的国的家庭养老问题就会发现，我国的家庭养老从形式上仍然保持着传统家庭养老的格局，但在内涵上体现了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

（三）社区协同家庭养老现在，不管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有自己的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都有自己的社区管理机构。而在每个社区，总有一些热心公益的志愿者。对于我国目前家庭养老实际存在的一些困难，各社区可以以社区的名义，组织这些志愿者，对需要帮助的老年人在居家养老有困难时进行一些必要的帮助。这样，既实现了老年人家庭养老的愿望，又为在家庭养老中确实有困难的家庭解决了实际困难。此外，社区还可针对这部分老年人，开展一些形式多样的服务：如可在社区办一些活动室，组织家庭养老的老年人参加这些文化、体育、教育活动，使其精神上得到慰藉；对生活基本能自理但又需要一定照料的中高龄老人，可采取日间护理；低龄健康老人在自愿、量力的前提下，也可参与到照顾中高龄老人的活动中……家庭养老通过社区的协助，一方面确保了老年人在自己家中居家养老，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社区在一些项目中按保本微利原则增加一些收入，从而安置一批下岗职工就业。可以说，社区协同养老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善事。

五、结论

第6篇

1．1在实际操作前

首先将相关知识点及注意事项认真讲解，让学生以理论知识为指导开展实际操作。按照教学大纲要求及实验室现有条件，积极准备相关操作所需耗材。

1．2实施细则

每人一台多媒体仿头模拟操作系统，首先由实训教师串讲本次实训的教学内容，在实训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并示教，通过实时图像传输系统指导学生学习及实际操作修正，方便学生掌握模拟临床的操作过程。在仿头模型的口内按照医院实际临床接诊时做详细的口腔检查，这样能够让学生初步习得接诊的方法和医院口腔科室的工作内容与顺序，学习如何正确采集相关病史，系统的口腔检查，正确书写临床病历，最终做出正确诊断以及确定修复或治疗方案。带教老师通过教学电脑或实际观看，适时纠正不规范操作，并进行充分讲解，示范。加强学生间的交流，让学生反复多次操作，直到完全掌握为止。

2结果

此种教学方法最大的特点是利用口腔仿真人头模型的实体性、逼真性和方便的互动性，能够最大限度地帮助学生建立一个综合视觉多维系统知识体系，一些难以理解的抽象理论更加形象、具体的展示出来，增加了教学灌输量，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

3讨论

第7篇

从人类语言习得过程中我们可以得知，人类从出生开始到能与人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过程中从来都是先会牙牙学语的说话后学会认字的。学第二外语英语也是同样的道理，也应该先从学英语口语开始。而国内的英语教育大部分是从读写的书面语言开始的。我们都能认可的是，日常交际的用于和书面语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日常交际用语只需要完成彼此交流的目的，随意性很大，而书面语或是官方用于要求重视语法和文字的使用规范。目前高校英语教学的主要教学方式是以延续基础教育的应试教学为主的教学方法。教学的主要目的不是让学习者能自由使用一门外语和人进行交流沟通，而更多的是通过各类过级、过关考试。传统的教学方式和教学目的在我国高校外语教学过程中已经根深蒂固，虽然最近几年针对英语的实用性采取了很多改革，但是很难从根本上改变以应试教育为目的的教学方式。近年来，各大高校从硬件设备方面进行改进，在外语教学方面引进了很多媒体设备，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高校外语教学的进步，但是传统的教学模式没有改变。大部分的程序都如出一辙:都是遵照预习、讲解单词语法、阅读课文、课后作业、复习这一程序执行。利用多媒体主要是让学生接触外语的使用环境的机会变多了，而学生很难有机会有效地进行听说训练。教学的结果是师生之间缺少沟通，教师不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度，学生的听说能力无法得到提高，长此以往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就受到了抑制。因此，在高校，口语教学的改革势在必行。

二、利用任务型教学法推动高校英语口语教学

(一)利用任务型教学法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在高校英语口语的任务型教学法实施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引入各种形式多样的任务来激发学生参与的热情，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这些特殊的形式可以包括利用多媒体等多种展现形式展示与任务相关的图片、故事、小电影等实例来创设仿真情景，营造良好的课堂学习氛围，以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

(二)实现教师引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式。教师在任务型教学法的实施过程中，要根据学生的性格特点、语言表达能力、英语实际水平等方面进行分组。在分组过程中要充分照顾到各个组都能参与到每个任务的实施过程中去。让全体成员都能利用自己各个方面的优势来参与讨论和进行展示、表演。教学的指导思想是以教师为引导，以学生为中心，以加强和巩固学生英语语言知识的应用和实际应用技能的提高。在学习和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学生们采取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的学习方式，主动完成各类老师提出的由简到难的各项任务，以此巩固语言运用能力，习得英语口语基本知识，并能更加直观和深刻地理解任务主题，完成英语口语训练，以实现教学目的，养成学生良好的英语口语学习习惯和思维方式。

(三)教学过程循序渐进。教学过程按照任务前、任务中和任务后的程序进行。在设定任务时，教师要充分考虑到任务的主题要与本次课要求学生掌握的教学内容相一致。任务中，教师引导学生按照顺序逐个完成任务，保证每个学生都有足够的机会参与到小组活动和讨论中去。每个小组的组员之间针对相同或是相异的任务进行合作和讨论。在整个任务完成的过程中，教师更多的是一个观众，而不是一个指导者。在任务后，每组选派出代表同学针对本组完成任务的情况进行总结性发言，表明本组同学针对某一问题的态度、达成的一致意见和得出的结论，或是对于某一特定任务通过表演、讲解、对话等形式进行表现。

(四)评价总结实现知识的提升。在学生完成任务后，教师要引导全班同学进行评价，针对本节课需要学生掌握的知识点进行总结。评价的过程既包括学生自评、小组互评也包括教师点评等几个环节。评价的过程同时也是教师总结需要学生掌握的知识的过程。教师在评价学生学习成果的同时更可以对任务材料中的重点、难点加以说明。

三、结语

第8篇

依据口腔医学专业特点，设立四项技能培训模块，包括病史采集及病例分析模块、口腔颌面外科基本操作模块、口腔内科基本操作模块、口腔修复和正畸基本操作模块。病史采集和病例分析模块中包括问诊（主诉准确、现病史完整、既往史明确、家族史清楚）、体格检查（顺序合理、查体全面、手法规范）、病例分析（综合病史、体格检查、各项辅助检查的结果，分析是否准确）、诊断和鉴别诊断、辅助检查（检查项目是否合理、有效）、治疗方案的设计及完成病历书写。口腔颌面外科基本操作模块包括局部麻醉术、拔牙术、外科基本操作（无菌术、换药、拆线等）、围手术期准备、术中情况和术后处理（术中预防并发症、术后医嘱和康复计划等）及心肺复苏等。口腔内科基本操作模块包括氧化锌丁香油水门汀、磷酸锌水门汀、聚羧酸锌水门汀、玻璃离子水门汀等常用材料的调拌，龈上洁治和龈下刮治，窝洞制备及充填（Ⅰ－Ⅴ类洞的制备，银汞和光固化树脂充填），开髓（前牙、前磨牙、磨牙至少各一颗），根管预备（揭顶、根管通畅、根管预备），根管充填等。

口腔修复和正畸模块包括印模及模型的制取（、手法的正确和规范、印模和模型变形的控制），铸造金属全冠、烤瓷熔附金属全冠和全瓷冠的牙体制备（牙体预备的手法正确，预备顺序和预备量的合理和准确），桩核冠的根管预备，牙列缺损的修复设计，常见错HE畸形的诊断及设计等。在技能培训过程中，引入标准化病人（standard－izedpatients，SP））培训模式，请有经验的临床带教医师设计临床常见病例和问题，通过学生之间相互问诊和检查，完成病史采集和病历书写。医师注意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复习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提高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结合临床病例，强化学生人文关怀精神的培养、医患沟通技巧的掌握及临床思维能力的训练。标准化病人的应用有助于充分模拟和再现临床实际接诊情况，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实习结束后对所有学生进行实践技能操作考核，采用多站式考核方法，要求学生通过病史采集与病例分析、体格检查、基本技能操作、治疗设计等四个考站的测试，成绩以百分制记，并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考核结束后，实验组学生填写调查反馈意见表，对专项技能培训的必要性、实用性、满意度、对临床实际操作有无帮助、能否熟练操作以及考核方式的合理性等进行评价。实验组和对照组的两组学生在实习结束后的考核成绩。可以看出两组学生的考核成绩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P＜0．001），接受专项技能培训的学生成绩明显高于未接受培训的学生。，因考核内容均为要求学生掌握的基本技能操作，所以考核合格分数线定为75分。可以看出实验组和对照组合格人数的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P＜0．001），通过临床技能培训，实验组的合格人数明显高于对照组。

通过调查反馈，共收回实验组学生调查反馈意见表34份，回收率100％。结果显示：32人（94．1％）认为实习前专项技能培训有必要开展，29人（85．3％）认为该技能培训在实用性方面效果明显，31人（91．2％）认为该专项技能培训与前期实验课的操作有明显不同，28人（82．4％）认为该培训与临床实际情况十分相似，25人（73．5％）对技能培训很满意，28人（82．4％）通过培训有很大收获，26人（76．5％）认为该培训对临床实习有很大帮助，23人（67．6％）认为经过培训，在临床实习中短期内既能熟练操作，21人（61．8％）认为经过培训，在临床实习中能够很快独立接诊，31人（91．2％）认为专项技能培训在医学生培养中有很大的应用价值。个别学生认为开设专项技能培训实用性不大，对培训不满意，可能是因为培训中带教医师对部分基础较差的学生关注不够，导致学生学习积极性较低。

临床实习是医学教育中的一个必不可少又极其重要的环节，是医学生从课堂走向社会、从理论走向实践的过渡阶段，是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结合的桥梁，是将医学生培养成为合格的临床医生的关键环节。但是，由于当前医疗环境的变化，为了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许多科室和医生在临床工作中都会采取更加保守和谨慎，甚至“回避”的处理方法，导致实习生丧失了许多学习临床知识和技能的观摩和实践机会。虽然在口腔医学专业课学习阶段开设了大量的实验课，提供了供学生练习的仿真人头模型教学模拟系统，但这些仅能让学生机械地重复和验证基本技能操作，而缺乏理论联系实际、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锻炼机会，缺少与患者的沟通和交流，同时对操作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应急情况及意外情况难以做到正确、及时和有效的处理。鉴于此，根据济宁医学院口腔医学专业的实际情况，对口腔实践技能教学进行了大胆改革，在学生进入科室实习前，开设了专项技能培训课程，并于实习结束后组织技能操作考核，以评价技能培训的效果。

第9篇

关键词:人文素养;人格培养;大学英语;口语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3-0236-02

1大学英语口语的现状和原因分析

纵观国内大学英语口语课堂教学的现状,大部分的学生与英语母语人士在交往过程中经常感到:自己使用的英语无论是用词还是语法结构都非常正确,但是实际结果和预期总是有很大出入。究其原因,是因为对英语国家的文化关注不够深刻。受母语思维方式的影响,汉文化心理的制约,学生们往往意识或无意识运用汉语表述习惯进行思维,,结果往往造成“语用失误”(pragmatic failure)和“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现在,虽然鲜有大学教师在课堂上单一使用古老的“语法――翻译法”教学;但在大学英语视听说课堂广为使用的“直接法”、“听说法”等模式中培养出来的学生,运用语言的准确性和流利程度虽有提高,在真实的语境中却常常犯语用错误。以上种种,归根到底,与我们在以往的教与学中注重语言的知识与技能传播,较少提及对学生心理和人文素质的培养有很大关系;不注重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更谈不上人格培养。殊不知,失去相应人文背景支持的任何一种语言,都只是一副躯壳,失去了灵魂,更没有了价值。毕竟,大学英语还是一门人文学科,而人文素养和人格的提高,不仅关系着学生们立足社会之后的人生质量,而且就语言本身来讲,还关系着他们能否真正的获得一种语言学习的能力并且获益于此。如何让英语的素质教育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现,的确是一个值得教育者们深思的问题。

2大学英语口语课堂教学中提高人文修养和加强人格培养的对策

(1)充分挖掘非智力因素,激发学生创造潜能。

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学习者的情感控制,即学生的非智力因素是学习过程中影响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包括学生的动机、态度、意志、情感、个性、兴趣、策略、方法等因素。非智力因素与智力因素的关系密不可分。在口语教学中,要提高教学活动的质量,就要求教师善于发挥作为主体的学生的潜力和创造力。教师应充分认识到,非智力因素具有动力和暗示的作用,要提高语言学习主体的学习效率,必须克服来自主体的情感困扰。在英语口语教学课堂中,学生的非智力因素能推动课堂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并对智力活动起着定向、推动、调节、强化等作用。因此,在创新教育中,教师必须注意调动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善于引导学生,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和表现,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学生的情感、意志等非智力因素为智力活动提供动力。比如,对传统的视听说课堂教学模式进行改良。在视听说课堂上,给学生放映一个小片断,把声音消掉,以无声的形式播放,学生以Pair work的形式,一名学生看片断,另一名背过身去,不看录像,那一名看的同学边看边描述给他的同伴,放二遍之后,请不看的同学来描述,看一看哪一组描述得多,描述得好,然后再放第二遍,学生们继续进行描述,继续补充,等到第三遍,背过身去的同学就转过身来看录像,通过自己亲自观看来检验刚才的描述以及同伴的描述。通过这种课堂活动,笔者发现学生的兴趣特别的高,课堂气氛特别热烈,学生们三言两语,七嘴八舌,互相竞争看谁说得好,说得妙。同时放映片断时间不宜过长,一般限制在3分钟左右,这样学生们往往意犹未尽。在三遍都放过之后,让学生们互相检查刚才在描述时所犯的口语失误,看到自己所犯的失误被同学们检查出来,往往印象会更加深刻,减少以后继续犯此类失误的频率。

(2)有效利用使用暗示法(Suggestopedia)指导大学英语口语的课堂教学。

暗示法由保加利亚精神病疗法心理学家罗札诺夫(G.Lozanov)创立。它主张营造高度的动机以激发人的潜力,把各种无意识的暗示因素组织起来,以便有效地完成学习任务。另外,它主张采用加速的方法进行外语教学,所以,又称为暗示速成教学法(Suggestive-Ace1eratively Learning and Teaching,or SALT)。我们的口语课堂可以借鉴这一理论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语言材料的大量输入。暗示教学的教学大纲所规定的语言材料量比常规的外语教学法所规定的量要多好几倍。据试验,一般情况下,120个学时可学2000个词。例如平日视听说教学课堂上适度的听力强化训练、大规模的集中视听表达。

②有意识和无意识相统一。语言的习得过程是大脑思维活动和情感同时作用的过程。大脑左半球主管语言和逻辑思维,右半球主管非语言和形象思维。如果在学习口语表达时,采取措施,使两个半球同时发挥作用,习得效果就比只用一个左半球好。有意识活动和无意识活动联系越紧密,效果就越好。暗示法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它集中无意识中得到的信号去达到一个有意义的目的。比如在收看英文电影、短片或咨询时,将一些重复或出现率高的、自己又总是记不准确的语汇简要记录下来,以备日后查用。

③创造心情舒畅的气氛。在口语课堂上,把分成小组的学生们的座椅排成半圆形,语言材料的输入采用短剧、辩论等方式,并伴随着一定的表情和手势。在这种和谐的环境里,学生的紧张心理消除了,心情舒畅,充满乐趣,善于想象。这种环境可以激发学生的超级记忆能力和表达欲望,加速记忆和表达的效能,提高学习效果。

④建立高度的自信心。鼓励大胆开口说外语,尽量少纠错,避免造成紧张气氛。

3大学英语教师如何在指导思想上将人格培养和人格素质的提高和英语口语教学活动有效结合起来

首先,我们必须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全面发展,这是将口语教学与人格培养、人文素养提高相结合的最重要的内容。教师在注重其知识和技能形成过程的同时,还应关注在口语教学活动中学生的情感体验,它是这样一种愉悦积极的感受:伴随着知识的获得,学生对口头表达的态度越来越积极,信心越来越强,逐渐感到用英语表达是自己生命成长的一部分,对其充满渴望。英语教师要充分挖掘和展示英语口语教学中的各种人文因素,使英语学习过程成为学生一种高尚的生活和丰富的人生体验,这样,在知识和技能同时也是学生人格的健全与发展的过程,形成了知识、技能和人格的同步成长。

其次,我们要学会关注学生的长期发展。新课程的大学英语口语教学课程设置是以教师成为学生学习的激发者、辅导者、能力和目标的培养者为宗旨,所以教师应先树立“今天的教育是明天的科技、后天的经济”的理念,从“说教者、道德偶像”的传统角色中解放出来,成为学生健康心态、健全人格的促进者。

再次,关往学生个性发展,是丰富英语口语课堂教学内容的宝贵财富。教师要关注学生的不同需求。学生是具有独立品格、有巨大发展潜能的个体;他们还需要在教育中发展,在教师的指导下成长。因此学生并不是单纯抽象的学习者,而是有着遗传素质、社会条件、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各异的生活体验者,有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动机、需要、气质、性格、特长和智力等个性特征的完整的人: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提及。教师应正视这一差异性,有效激发学生建立独立、自主、探究的学习习惯,让学生自己在实际交际中感知、观察、分析和思考。

最后,关注学生发展中的个人尊严。学生的尊严是学生人格的一部分,应当受到充分尊重。在平常的口语练习中,教师应充分满足学生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需要,聆听他们的声音。要平等、友善地对待每一位学生,用欣赏的眼光看学生,让学生充分地发现、认识自己,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充分享受口语学习的过程给自己带来的愉悦和欢乐。

参考文献

[1]程娅.大学英语口语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4).

[2]陈德鸿.西方翻译理论精选[M].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

[3]邓清华.当代大学生道德人格现状及对策研究[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4).

[4]胡壮麟.语言学教程(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5]盛炎.语言教学原理[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第10篇

[关键词]人口；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车士义，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博士研究生，郭琳，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中图分类号]F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10-0104-04

2008年对于中国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中国的整体经济形势也可以用“大起大落、震荡前行”来形容，对于处在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目标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是学者、政府与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中，就业问题及对策、各群体的收入提高及差距的弥补、人口红利的利用等则是人口学界热切关心的话题。值得说明的是，学者们的研究往往并不是就一个小的专题，而是不同专题之间的结合。如教育与人力资本的关系、人口抚养比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对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等。

考虑到论文的代表性，本文的检索范围是2008年全年在五种人口学界核心期刊(《人口研究》《中国人口科学》《人口与发展》《人口与经济》和《人口学刊》)公开发表的所有有关人口与经济发展各个主题的论文，也包括部分相关学科较有影响的期刊论文，共检索有关论文75篇，进一步筛选其中主要文章，检索以主题和关键词为主。如就业问题就以“就业”主题(这样会包括有关“失业”和“工作”等方面的文章)和“就业”关键词分别对5种期刊进行逐一检索。然后进行汇总。当然检索难免有所遗漏，取舍和解读也会有或多或少的偏颇。只期望能够抛砖引玉，以方便同仁的进一步研究。

(一)就业

伴随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和全球金融风暴的席卷而来，我国2008年的经济形势出现了大的转折，大量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面临失业的风险，于是就业问题作为长期的热点在2008年更加升温，关于就业的研究热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总体劳动力供需形势与就业问题；产业结构变化与就业；大学生及其他弱势群体就业和保障问题(包括农民工、农村女性、残疾人等)。

全球经济增长中表现出低就业的趋势，从2000年到2006年，伴随着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增长率为6.26％)，失业人口增加了约10％(从2000年的1.77亿增加到2006年的1.99亿)，因此如何把经济增长转化为就业岗位、减少贫困就业者的数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刘瀑，2008)。

我国同样表现出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不同步的现象，就业压力增大。我国劳动力总体供给远大于需求的局面近几年并没有转变，2001～2005年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多增加440万人以上，2006～2010年多增加200万，2011～2015年多增加100万左右，2015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薛峰，2008)；而劳动力的总体需求则出现下滑。原因是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逐步减小，最能吸纳劳动力就业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传统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缓慢。

不同的产业结构对劳动力就业的吸纳能力大不相同。对上海和广东吸纳劳动就业能力的对比发现，类似的经济增长，但不同的产业结构、国有经济比重和集体经济活力等创造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却差异巨大，1996～2000年期间广东从业人口增长了32.36％，而上海仅增加4.3％(张祺、王桂新，2008)。而运用产业结构偏离度和就业弹性指标对江苏省的研究也发现，三次产业的偏离度大大高于国际标准，第二产业就业弹性偏低，说明我国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仍不符合，需要加大对第二和第三产业中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扶持力度，同时优化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的流动能力(战磊，2008)。对鲍穆尔一富克斯假说的检验也说明，制造业相对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促进服务业各行业就业的增长，也是制造业就业弹性不高的原因(王俊，2008)。

随着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大批高校扩招，2008年我国大学毛入学率已经达到适龄人口的23％(广州日报，2008-11-11)，大学毕业生数量的跃升也使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2002年“大学生就业难”开始出现，之后越来越严峻，在大学生供给增加的同时，大学生需求下降(姚裕群，2008)，2008年大学毕业生达558万。是扩招前的2001年毕业生人数的4.8倍(姚裕群，2008b)，而同期经济增长率仅增长一倍多，加之就业弹性的降低，尤其是全球金融风暴导致的国内经济困难，导致我国大学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可以说，大学生就业难是总量问题、结构问题、体制问题和经济形势等共同造成的。

另外，学者们一直都在关注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首先是对农民工就业的歧视问题的深入探讨。农民工就业歧视表现为就业机会歧视、就业待遇歧视和就业保障歧视三个方面，农民工就业歧视影响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经济基础，加重了农村社会保障的负担(曹信邦，2008)。其次是就业中的性别歧视问题，市场机制是导致性别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但在最近的10年里，性别歧视因素成为影响性别收入差距的更重要的因素(李春玲、李实，2008)，由于女性所承担的生养责任、我国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等现实，使中国女性在经济转轨中面对市场的冲击更大(李爱莲，2008)。还有残疾人就业问题。张建伟、胡隽回顾了我国残疾人就业的成就、问题，认为近年来。我国残疾人的就业率、就业规模和就业服务均取得很大进展，但在总体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的大背景之下，作为最困难群体的残疾人就业更为艰难，存在就业层次低、收入水平低和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张建伟、胡隽，2008)。

学界对就业问题的关注还涉及到失业保险体系的国际比较(董克用、李刚，2008)。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劳动力就业问题(李雨潼、王海红，2008)，农村失地妇女的创业问题(王静，2008)，就业稳定性对不同群体工资差距的影响等。

(二)收入分配

对收入问题的研究可以细分为三个方面：收入的影响因素；收入差距(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的原因后果和措施；如何提高收入；等。2008年学界的研究主要关注我国城乡、地区、职业、年龄等多方面的收入差距和弱势群体收入提高的问题。

伍小兰(2008)利用中国老龄科研中心200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一次性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老年人口的收入差异，发现老年人口内部的收入差异较大，总收入的一半以上集中在20％收入最高的老年人群当中。薛进军、园田正等(2008)对深圳市2006年住户调查分析分析发现深圳市的基尼系数为0.56，已成为中国收入差距最大的城市。朱农、骆许蓓(2008)利用1989和

2004年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分析认为，中国城乡收入水平总体显著提高，贫困率极大降低，但是城乡之间、城市内部等收入的不平等也都在明显扩大。

对于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学者们大都归因于教育差距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歧视等方面。如薛进军、园田正等(2008)认为，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主要是由政府的差别性政策等制度性原因和教育差距等市场因素造成的。朱农、骆许蓓(2008)则发现收入水平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教育回报率的上升和农村非农产业的就业增长。Sylvie Demurger、Martin Founder(2008)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城镇地区职工的收入差距拉大有显著影响。

王晓峰(2008)关注了农村青年劳动力致富(提高收入)的问题。认为青年自身应提高教育程度、积极外出打工。政府应拓宽农业投融资渠道、改善进入市场的便利程度等。

(三)人力资本

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因此要充分发挥我国人口大国的优势，必须实现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学者们对人力资本的研究集中在分地区、分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以及我国人力资本投资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等。

人力资本提升对地区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是学界的共识，而新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的作用在地区之间、性别之间等都是有差异的。唐祥来(2008)采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Lueas生产函数研究认为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江苏省存在地区间的差异：高等教育对于苏南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比其他两个地区都明显；苏中和苏北，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对经济增长作用显著，且苏中地区物质资本投资作用凸现。而由刘洪银(2008)的研究可能发现这种差异应该是地区间对人力资本利用效率不同所造成。顾佳峰(2008)研究发现相对于女性，男性人力资本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且贡献更大。郑勤华、赖德胜(2008)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差异系数分析技术考察城市化水平的地区差异，认为人力资本水平对城市化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能够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中国地区之间的城市化水平由于人力资本的差异而更显著。

(四)人口红利

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高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也较高，从而带来经济的更快增长，这就是人口红利的一般含义。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人口红利的这种定义表示质疑，或者提出新的概念进行修正，或者对人口红利的实现附加一系列条件。

陈友华、吴凯(2008)认为国际上通用的联合国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划分标准“实乃国人的一大误解”。因为它导致了中国的年老型社会与人口红利并存的矛盾。作者构建了新的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划分标准，指出在目前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水平下，只有当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或超过17％时才能认为进入年老型社会，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视角。陈涛、陈功等(2008)则认为“人口红利”并不单由人口年龄结构决定，还受人口规模、人口素质、就业结构、生产与消费模式等因素的影响。在对人口抚养比进行标准化的基础上，作者引入“标准消费人口”的概念，对不同年龄结构人口的消费状况进行统一，同时考虑不同产业的劳动人口就业率和产业之间的产出差异，并将标准化后的抚养比称为“社会抚养比”，最终发现标准化后的实际抚养比很大程度上与该地区的产业结构有关。而穆光宗(2008)则认为人口红利实质是指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并据此提出了三个判断：“人口机会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大红利。作者还尝试构建广义人口红利理论，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的转变红利、投资红利、转移红利和转型红利。

另外对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学界也继续深入探讨。如陈友华(2008)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红利的跨期分析发现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由负转正，并逐步增大至10％以上。而刘洪银(2008b)则发现人口抚养比与经济增长的运动方向是相反的，对经济增长的显性作用不强，但隐性影响较大。

第11篇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报》，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杨光辉，1984年，《迈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气象出版社，北京。

(7)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8)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1993）。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中国老龄委，《中国老年人口发展预测》，1986年全国老年学术讨论会参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6)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会有所变化，这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以往未被广泛认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里将运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老年人口的更替规模和更替率进行分析。（4）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四、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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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篇

我对焦聘文素昧平生，只是在2011年12月编发过以他为主人公的题为《担纲社会责任的学者——焦聘文》的人物通讯，这才对他有一些粗浅的了解。前不久，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一部长达50多万字的文集《数字凝聚智慧的‘炼金术’》，邀请我写篇书评，我欣然允诺。

焦聘文这本书，是他作为陕西省神木县社会经济调查队工会主席、农调主管，利用20多年基层统计工作的经验和经历，在省市、国家级报刊发表的百余篇优秀的统计分析研究报告、学术论文和纪实文章的汇集。这本书分“统计调查分析”、“社会热点难点追踪”、“发展问题对策研究”、“统计改革建设与方法”等5部分。在“发展问题对策研究”这部分中，影响很广泛的是《协调城乡 着眼长远 促进农村教育与城镇化健康发展》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到作者以敏锐的目光、缜密的分析，关注农村弱势群体。西安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人口系教授朱楚珠认为“论文研究分析是建立在交叉科学的基础上，应用心理学、人口学的理论分析农村教育实际问题的，提出重大的农村教育决策问题，有理论依据又有可操作性。因此论文有重要意义……”这篇论文先后发表在《社会经济调查》、《各界科技教育》杂志上，入编2009年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年鉴委员会主编的《中国领导干部论坛》（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并荣获中国管理科学院“第五届中国杰出管理者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在此书的“统计改革建设与方法”部分中，最可圈可点的是《提高统计数字质量，必须切实加强县级统计工作》一文，在这篇文章中，焦聘文认为县级统计是确保国家统计数字质量的关键，他用“三个作用”、“两个特性”来概括。所谓“三个作用”，即：领导作用、基础作用、审核基层报表的把关作用；“两个特性”：一是直接调查的特性；二是面广量大的特性。这篇文章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从充分和必要两个方面阐述了加强县级统计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从十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加强县级统计工作的建议，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1998年获国家统计局“第四届全国统计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作者作为基层干部，收入微薄，怀着忧国忧民之情，常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亦常常宵衣旰食地勤于笔耕，这种精神确实难能可贵。我想起了清代左宗棠的诗歌：“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我想这不正是他清廉自守，好学不倦，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博怀吗？

第13篇

【关键词】绵阳市；流动人口；现状；特征；对策

一、绵阳市流动人口的现状

据国家人口计生委最新，2011年，全国流动人口总量已接近2.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省内流动人口占65.99%，达到9956万人，跨省流动人口占34.01%，达到4779万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流动人口增加296万人，跨省流动人口增加537万人。作为四川省第二大市，绵阳市由于人口密度大，自然资源相对缺乏，整体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在比较利益的推拉作用下，近年来的人口流动规模不断扩大。

论文主要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以及2012年绵阳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分析当前绵阳市流动人口现状及特征。

（一）绵阳市流动人口的总体规模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绵阳市共登记流入人口（即外来半年以上人口）70.3375万人。其中，省内流入64.6977万人，省外流入5.6398万人。流出人口（即外出半年以上人口）141.7303万人。其中，省内流动62.7359万人，占比为44.26%，向省外流出78.9944万人，占比为55.74%（见图1）。总的来说，绵阳市流入人口来源以省内为主，占比为91.98%，，而省外流入人口仅占总流入人口的8.02%。

（二）绵阳市流入人口的来源和流向

1.流入人口的地区来源

2010年，绵阳市共登记流入人口70.3375万人，其中四川省内流动的有64.6977万人，这部分中户口登记地在绵阳市内的流动人口有6.2602万人，户口登记地在川内其他市（州）的有58.4375万人，省外流入绵阳的有5.6398万人。具体来看，户口登记地在本市的比重为8.9%，户口登记地在本省其他市（州）的人口比重为83%，户口登记地在外省的人口比重为8.1%。由此可见流入人口中在四川省内其他市（州）的人口比重远远大于省外比重。另外，外省流入人口最多的省（市、自治区）是重庆市，总共有1.1019万人。最少的省（市、自治区）是天津市，总共有198人。

2.流入人口的地区流向

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往往是人口迁入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地区则是人口迁出区。迁移流量的大小，也迁入区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和迁出区相对多余人口量，以及两个地区之间收入水平与生活水平的差距的大小。2010年，绵阳市流入人口分布看，流入人口最多的为培城区，为33.433万人，占绵阳市流入人口总数的47.53%，其次为江油市，为8.5418万人，占12.14%。流入盐亭县、梓潼县、北川县、平武县等地区的人口较少（见表1）。前者两个区市，经济发展水平较好，流入人口更多；后几个市县经济发展水平较差，流入人口较少。这和全国性的人口流动趋势一致，更偏向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

（三）绵阳市流入人口的年龄性别构成

从数据可以看出，绵阳市流入人口中，户口登记地在省内的男女两性比例为1.02∶1，男性略多于女性。而其中户口登记地在市区内的男女比例为0.969∶1，女性略多于男性。还可以看出，在流入人口中，年龄结构上呈现出两端小，中间大的情况，即青壮年人口最多，随着年龄的增大和减小，对应人口逐渐减少。15-19岁组的人口数量是最多的，达到12.4871万人。其次是20-24岁组的，达到9.9068万人。这样符合青壮年群体的流动性更强，儿童和老年人群体的流动性更弱的普遍情况。

（四）绵阳市流动人口受教育情况及行业结构

根据2012年绵阳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流动人口的学历构成为小学7.8%、初中45.7%、高中（中专）34%、大专9%、本科及以上3.5%。行业情况为：机关1.7%、事业单位3.9%、企业18.3%、个体户37.6%、务农8.4%、无业11.3%、退休2.2%、其他16.6%。数据分析提示目前绵阳市流动人口的学历程度普遍不高，但就业情况较好。

参考文献：

[1]绵阳市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2]绵阳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3]四川省流动人口报告

[4]刘铮，李竞能.人口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绵阳市2012年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第14篇

摘 要 目的：调查评估银川地区三甲医院护理人员科研现状，分析护士科研能力的整体水平，及其个人特征变量对护士科研能力水平的影响；方法：以银川地区3家三甲医院260名临床护理人员为研究对象发放调查问卷进行调查，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78.8%的护理人员愿意参加护理科研活动，其撰写及的比例在性别、最后学历、职称、职务和护龄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关键词 护理人员 护理科研 科研能力 相关因素

护理学科的发展有赖于护理科研的开展和成果的应用，其中护理科研被认为是护理学发展的基础[1]，是护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重要体现，其水平代表了护理学科的发展水平，是推动护理事业进步的重要手段和途径[2]。我国护理科研起步较晚，虽然近年来发展较快，但是护士起点低、高学历人才偏少，使护理学科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所以做好临床护理科研工作，是推动护理学发展及提高护理质量的必然因素[3]。为探讨银川地区护理科研现状及影响护理科研发展的因素，2012年12月-2013年3月对银川市所在3家三甲医院260名护理人员进行调查，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选取银川市3家三甲医院260名护士进行调查。纳入标准：①在银川地区三甲医院工作1年以上；②考取护士资格证；③自愿参加本课题研究。排除标准：①护龄≤1年；②休产假或外出进修；③问卷漏填项目≥5。

研究方法：①调查方法：调查者于2012年12月-2012年3月对银川市3家三甲医院在职护理人员发放问卷，现场发放问卷，不记名答卷，现场回收。②研究工具：自行设计的一般情况调查表、科研情况调查，刘瑞霜设计的护理人员科研能力自评量表[4]。问卷包括3个部分：第1部分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出生年月、性别、起始学历、最后学历、职称、职务、护龄。第2部分科研情况调查，包括：科研意愿、撰写论文情况、及情况等。第3部分采用刘瑞雪设计的护理人员科研能力自评量表：由4个维度40个条目组成，4个维度分别是：计算机统计软件操作11个条目、论文写作9个条目、科研基础知识13个条目、统计学知识7个条目。问卷结果设置为“完全会或能”、“基本会或能”、“稍会或稍能”、“不会或不能”4个等级，给予3～0分的评定，总得分在0～40分的为低水平，40～80的为中水平，80～120的为高水平，所有条目得分越高，表明其科研能力水平越高。

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包建立数据库并进行统计分析。根据数据性质采用描述性统计学方法、χ2检验、多元线性回归等。将P

结 果

调查对象的一般资料：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68份，剔除不合格问卷8份，实际有效问卷260份，有效率87%。一般情况，见表1。

调查对象护理科研情况分析：在职护士科研情况描述性分析，见表2。

撰写论文及的比例在人口学资料上的差异分析：撰写论文及的比例在年龄、性别、最后学历、职称、职务、护龄、科研意愿上有统计学意义；在起始学历上无统计学意义。见表3。

护士科研能力状况：被调查护理人员科研能力总得分全距范围在0～120之间，平均44.50±25.55。5.8%护理人员科研能力处于高水平，51.5%护理人员科研能力处于中等水平，42.7%处于低水平。

护士科研能力的多因素分析：以临床人员的人口学资料（年龄、性别、起始学历、最后学历、职称、职务、护龄）为自变量，以科研能力总分为应变量，利用逐步回归分析法对护士科研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回归方程Y=-28.979+12.796X1+9.863X2+7.388X3+6.928X4，见表4。

多元相关系数R等于0.657，说明科研能力与这6个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0.657，决定系数R2说明这4个变量联合能解释科研能力变化的42.3%。

第15篇

【关键词】出生性别比；失衡；性别结构问题；文献综述

我国对人口性别结构的学术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三十余年的研究历程是一个对人口性别结构不断深入认知的曲折过程。本文将通过回忆这一历程，梳理学者们的研究，客观展现这一研究领域中的成果和可能的新奇点，以期能对以后的研究和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这里主要通过CNKI数据库查找搜集已有文献，辅以一些涉及人口性别结构研究的著作进行文献梳理工作。在CNKI上，以“性别结构”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查到1981年至今293篇相关论文。在所有相关文献中，最早涉及人口性别结构的讨论是1981年《人口研究》第二期刊登的康明村的《对新疆石河子地区独生子女性别比例调查》一文。然而，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绝大多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是否有性别结构问题的争议之中，从90年代中后期，我国学者对性别结构问题基本达成共识，研究集中转向了更深入的关注点之中。通过对1982年至今的293篇文章的标题、内容进行细致筛选，笔者最终选择确定了本次综述所将分析的44篇文章。

至今学界对性别结构相关问题的讨论，大致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性别结构问题存在与否的争议；二是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的讨论；三是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后果的讨论；四是对防止和减小性别结构问题的发展策略的探讨。

一、对我国性别结构问题存在与否的争议

我国著名人口学家李建新认为，学界讨论的性别结构，一般指的是出生性别比。出生性别比是人口性别结构的一项重要指标，对总人口性别比、分年龄性别比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著名人口经济学家田雪原在其著作《人口学》中指出，出生性别比指的是一定时期内（通常指一年）出生婴儿中男婴和女婴之比，一般以每100个女婴对应多少男婴来表示。在生物学意义上，出生性别比是个常数，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它一般稳定在105左右。若偏离了这个常数，则意味着出生性别比失衡，性别结构问题也即将产生。

1982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出生性别比为108.5，199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出生性别比上升到了111.3，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这个数据为116.9，而到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出生性别比已经高达118.08。

在80年代初，我国出生性别比开始偏离正常值（105），然而在先前的研究中，学者对人口现象和问题的研究关注点更多地在全国人口规模、人口迁移等方面上。对人口性别结构做出的最早讨论是人口学学者康明村，他于1981年发表在《人口研究》第二期的《对新疆石河子地区独生子女性别比例调查》一文首次以地区的计划生育实际状况调查为基础，研究发现新生的独生子女中出生的男婴要多于女婴，并呈现逐年递增趋势。随后，1983年邹平通过在北京地区展开的对出生婴儿性别比的调查分析，发表了《关于北京市出生婴儿性别比的调查》一文，文章指出由于计划生育和生男孩的意愿，在偏远地区有瞒报的情况，并且瞒报的女婴居多，而因为这点他在研究最后也没承认康明村提出的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情况。

因此，有关我国人口性别结构的研究，一开始就在出生性别比是否有失衡各持看法。引起了八九十年代学界对性别结构是否存在的争议。这期间的有关研究中，主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则认为普查和抽查的数据反应了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并有严重化趋势的事实；而另一种观点认为说中国存在出生性别比失衡是不科学的，因为先前的统计数据受各种原因影响是失实的。

一些学者依据人口普查数据和抽查数据发现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情况。1988年袁振相在《出生婴儿性别比初探》一文中指出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不再是个别地区的问题，而是广泛存在并具有城乡分布一致的特点，但农村失衡情况要严重于城市。同年，刘爽在结合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在我国本分省市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在《对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分析》一文中描述的情况与袁振相基本相同。

而以徐毅为代表的学者利用1982年到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和部分抽查数据反复研究，于1991年在《中国出生性别比的现状及有关问题的探讨》中认为出生性别比偏高是由于存在很多出生女婴瞒报、漏报、错报的现象。贾威也在他的《收养子女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分析》中认为收养子女比例从80年代到90年代呈较大幅度上升，但大量被收养的女婴未被记入统计数据。因而他们认为所谓事实性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只不过是统计数据造成的假象。

这一争议在一些不争的统计数据比较和“光棍”群体的日益壮大等事实中得以逐渐平息下来，大多学者保持了一种客观的态度对八十年代的出生性别比现象重新进行了解读和思考。因此，从九十年代后期的研究就可以发现，研究关注点不再纠结于是否存在人口性别结构问题上，而是开始了一些更深入关注点的讨论中。

二、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分析

虽然八九十年代，研究者更多偏向对性别结构问题存在与否的争论，但是也有不少学者同时讨论了一些关于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根本原因，马安和涂平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出生性别比偏高主要还是由瞒报漏报引起的，认为是这种原因的学者往往也对我国人口结构问题的存在持否定态度。而后有的学者则反思快速的高新科技推广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的效应。于弘文则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产前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产是偏高的主要因素，而瞒报漏报是次要因素。

在后来的研究中，学者们也因统计技术的成熟而抛弃了“瞒报、漏报和错报”的解释，李建新等学者认为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产等技术的发展是促成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但不是根本的。

以杨菊华为代表的“政策论”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是导致性别比失衡的最根本原因。他在《中国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系的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中构建和检验了生育政策和出生性别比的关联机制。他的研究发现，在一孩政策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一孩半政策地区二胎及以上胎次的出生性别比又极度失衡。而在政策宽松的环境下使部分女胎与男胎一样受欢迎，比如而未实行生育限制政策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基本保持正常。于是他认为，政策越强反而易使女胎受歧视而遭遇人工流产，而相对宽松的政策让女胎所受的歧视程度相对减弱。

“生产论”者认为出生性别比失衡是因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男女不平等的影响。寿兰兰在《出生性别比失衡——两性不平等为和谐社会留下的重大隐患》指出，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从本质上来说，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现，当前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尤其在农村地区，社会生产对男性的需求大大高于女性，女性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普遍低于男性，出生性别比的失衡也是女性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生存权和发展权受到侵害的反映。

“文化论”者则当然认为是传统的生育观念和重男轻女的生育文化的影响，刘强在《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生育文化具有浓厚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色彩。即使是今天，“不生男孩不罢休”的生育意愿还没有根本转变，这是出现出生性别比异常的根本原因。

而“技术论”者则认为是B超技术的运用直接导致了中国出生性别比的极度不平衡。李树茁和郑真真等多位人口学专家认为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是造成目前出生性别持续偏高的主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我国从事计划生育的部门来说，他们会自觉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性，因而对政策论说产生一种抗拒。“在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他们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现象。虽然出计划生育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加剧了性别比偏高趋势，但是二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之所以有这样的解释，是因为分析者把各个要素相互脱离的结果。出生性别比失衡并不是哪一个原因造成的，而是各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后果讨论

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后果有很多，本文选取了学界认同高的后果加以呈现：

（一）女婴生存健康条件下降

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数据，婴儿死亡性别比为120—130（女性为100），这是因为女婴患遗传疾病的概率要低于男婴，女婴的免疫力强于男婴的缘故。如果一个人口中观察到了男孩与女孩的死亡水平之比低于这个正常值，则说明这个人口中存在着非正常的性别差异。张二力在《从五普地市数据看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和婴幼儿死亡率性别比的影响》中指出，2000年在一孩政策地区的女婴死亡率偏离正常比例高达99.9%，是执行二孩政策地区的1.75倍。这一现象与出生性别比偏高同为严厉生育政策的副产品，也直接影响到了年龄性别结构，最终将会带来不良的社会后果。朱楚珠认为，在我国严格的“一孩”“一孩半”生育政策之下，偏男的性别偏好不能通过正常生育来满足，在存在着性别歧视的地区人们对女孩生存的环境“漠不关心”，致使一些女婴生病得不到好的治疗而夭折，也还存在着大量的溺婴现象。因为这样的女婴死亡可以换取再生男婴的机会。

（二）婚姻挤压

婚姻挤压（Marriage Squeeze），最早由瓦莱丽·赫德森和安德烈亚·博尔两位学者提出，在2004年5月份，他们的名为《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著作在英美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这部著作把矛头对准世界上人口最多、而且性别比偏高的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具体就是由于两国成年男性远远多于成年女性，男性因此不能像传统那样选择配偶，而是以竞争的方式相互挤压选择配偶，复杂的竞争机制最后生产出了很多光棍。而这些光棍，往往是诱发社会问题和对社会安全产生威胁的重要群体。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男女正常婚配的人口学前提是在婚龄期阶段（20—39岁）男女性别比会均衡在100左右。刘建新在对我国2000年的普查数据中分析到，不仅年龄组如0—4岁的性别结构严重失衡，而且婚配年龄人群的男女性别比也不均衡，男性人口大大超出了对应的女性人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在一个新闻访谈节目中讲道，人们在选择配偶时出现“老夫少妻”、“城里哥找乡下妹”、“贫困男寻求跨国婚姻”这些现象来避免婚姻挤压带来的影响。这些非传统的婚姻搭配只是加大了婚姻挤压的效应扩散，并没法有效解决问题。

由我国目前出生性别比的偏高趋势可以预见，到2020年，将会出现3000万“光棍”。未来我国婚配人群的性别结构失衡引出的婚姻挤压仍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而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社会问题继续，甚至还有新问题产生。

（三）对社会稳定与安全的影响

刘建新认为，婚姻挤压产生的后果，绝大部分是被动单身。而这些被动单身的男性往往来自于偏远地区或者文化水平、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较低的男性。不能婚配不仅会影响到个体的身心健康，还将加重这些原本就边缘的男青年的失落感、挫折感。

国家人口计生委关爱女孩治理出生性别比专家组组长原新指出，性别比失衡带来的不仅仅是婚姻挤压的问题，还会引发性暴力、拐卖妇女儿童等非法行为的发生。孙江辉在《男女性别比失衡与违法犯罪问题研究》一文中认为，不能结婚的男性处于社会底层，已经具有这样的危险倾向：即基于体力建立一种系统，通过暴力得到他们无法以合法途径得到的东西，为了谋求正常的社会生活，比如婚姻、生活富有等，而又缺乏正当的手段时，他们便会以其自认为正当的方式来实现。

出生性别比失衡，带来的影响之重大，以至于我们再也无法忽视这个问题的存在，它正如一场静悄悄的危机，一步步向我们逼近。

四、防止和减小性别结构问题的发展策略

目前我国整体人口出生性别比仍然持续偏高，在对未来性别结构堪忧的同时，学者们也对症下药地探索了一系列措施和对策应对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严梅福在《变革婚居模式降低出生性别比》中分析到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要改变传统的婚育观念，建立新型的人口道德，并通过招赘婚居，提高女孩的养老价值和“传宗接代”的预期效益价值，淡化宗族和家族观念。辜胜阻、陈来在《城镇化效应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偏好》中认为通过人口城—乡迁移、制度城—乡迁移和生育文化的重构，在广大农村地区大力发展生产力，加速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和城镇化，通过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变和法制的完善来淡化人们的男孩偏好。王翠绒的《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的人口伦理学分析》提出应全方位构建完备的社会保障、利益补偿制度，树立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新风尚，提倡尊重妇女生育的社会价值。著名人口学家田雪原等人在《“软着陆”：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理性选择》则建议改革现有生育制度，全国不分城乡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结婚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五、对我国性别结构问题研究现状的评述与思考

通过对近三十年的关于性别结构问题的研究梳理，我们可以发现，这方面的研究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然而，起初那段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围绕问题真实性展开的争议不仅为我们展现了问题本身发展的清楚脉络，也开拓了后续研究者的视角和内容。总的来说，对于人口性别结构的问题囊括了对这个现象的描述、解释和预测。不管从研究视角还是研究内容来看都比较全面。但笔者从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研究现状也衍生出了一些相关思考：

（一）一方面，我们承认生育观念是影响出生性别比的重要因素之一，传统的重男轻女的观念减少了女婴出生或存活的机会。而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通过实证的问卷调查和研究并得出我国现阶段大部分地区“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等生育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的文章，“生儿生女都一样”、甚至是“女孩比男孩好”的观念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普遍存在。但是，事实上，即使在生育观念转变的情况下，不管是对全国还是对地区而言，非法使用B超鉴定胎儿性别和非法选择流产女胎的“两非”现象仍然严重，而出生性别比仍然是只高不下。怎样解释这种观念与行为不一致的非逻辑行为呢？

显然，我们首先会想到这是因为造成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现象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往的研究只是说明有共同作用，但并没有对这种共同作用何以产生和以何种形式表现并没有做明确的分析和说明。因而，仅仅以“共同作用”这样粗糙的解释也着实有些尴尬。试想在众多造成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因素中，生育观念这种内化于行为者的东西直接引导和支配人们行为，但在与国家政策、社会生产和B超技术相碰撞的时候发生了妥协，做出了与生育观念不一致的行为，而使得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观念的妥协为何，暂时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应该可以清楚地看到，即即使生育观念已有大的改变，但如果国家政策不尽快进行合理调整，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对男女性别观念不转正，B超技术还肆意滥用，想要在未来平衡出身性别比，也可能只是一个空谈的理想吧。

（二）另外，国家政策也是影响出生性别比的重要因素。在此寄希望的对国家政策进行合理的调整，并不是无根据的。

从70年代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负面影响从一开始就慢慢凸显出来，其实早在80年代中期“一孩”政策遭到质疑后，在部分地区（多数是农村）开小口实施“一孩半”政策，近几年“放开二胎”的声音也越来越多。

据统计，2009年全国范围内生一胎的性别比是107.1，二胎的性别比是151.9，三胎的性别比更是高达159.4，远远偏离正常范围。也就是说，生的胎数越多，生男孩的意愿反而更强烈，性别比就越高。所以有学者便认为 “二孩”生育政策还是满足不了生育者对婴儿的性别需求，第一胎生女孩的家庭再生男孩的愿望变得更为强烈，而以出生大量二孩甚至是多孩来平衡性别比是不科学也是不现实的。显然让我们尴尬的是，目前不管是一孩还是二孩的政策下，婴儿出生性别比都不乐观，在未来仍然是我国人口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这意味着要减小和平衡出生性别比，仅靠人口政策的调整也是不够的，正如影响性别比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样，要减少性别比失衡需要多方力量共同努力，一种适宜的政策和合作方式的探索也将成为未来性别结构问题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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