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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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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学论文

第1篇

(一)高中生的性别、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民族和情绪智力的关系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平均数显示,女生(119.85±13.73)>男生(119.55±15.11),文科(119.53±15.03)>理科(118.16±14.85),班干部(121.00±13.70)>非班干部(119.51±14.35),高一(120.24±13.65)>高二(119.05±14.94),少数民族(120.05±14.44)>汉族(119.59±13.99),经过对平均数差异t的检验发现,高中生的情绪智力在性别、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民族等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异。这说明高中生的情绪智力在性别、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和民族之间的差异是没有统计学意义的。另外,高中生的性别、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民族等可以解释其情绪智力的总变异量依次为0.0%,0.2%,0.2%,0.2%,0.0%。这就表明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贡献率都是0.2%,而性别和民族则几乎没有什么贡献。

(二)家庭和父亲相关的人口学变量与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关系1.描述统计和分析本研究搜集的家庭和父亲相关的人口学变量的详细信息见表1。2.家庭和父亲相关的变量对高中生情绪智力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与家庭相关的人口学变量对高中生情绪智力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即做出生次序、常同谁生活、家庭所在地和家庭经济状况的虚拟变量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回归,得出的结果见表2和表3。从表2可见,出生次序、常同谁生活、家庭所在地和家庭经济状况整体可以解释高中生情绪智力2.3%的变化;方差分析的显著性显示,显著度<0.05,表示回归模型整体解释变异达到显著水平,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从表2中B的估计值栏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前者与后者情绪智力的差异或变化值。比如,该列的第二个数据意指在控制了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家庭经济收入中等的高中生的情绪智力比中等以下的高2.316;而“老二&独生”一行则解释为家中排行老二的学生,其情绪智力会比相同条件中的独生子女低3.491。其中,该列的第一个数据显示,在中等以下收入家庭,经常同爸爸妈妈一起居住,家在农村,且为独生子女的高中生的情绪智力平均是116.74。该回归模型的回归方程式可以表示。但是,从显著性一栏可以看出,只有“中等以上&中等以下”“城市&农村”“老二&独生”3个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表明该3个变量与因变量间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同时Beta分布一栏显示,在10个虚拟变量中,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贡献从大到小依次是“城市&农村”“中等以上&中等以下”“老二&独生”“中等&中等以下”“老大&独生”“乡镇&农村”“老四及以上&独生”“其他&爸爸妈妈”“老三&独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从整体上看,经常与高中生一起生活的家庭成员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贡献最小。这说明,经常与高中生一起生活的家庭成员是谁,不管是不是父母,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影响都不大;高中生家庭所在地和经济状况则相对重要,且对于非独生子女的家庭,学生的出生次序对其情绪智力的影响作用也不容忽视。父亲相关的变量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多元回归分析,即做父亲的职业、年龄、学历及与父亲关系的虚拟变量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回归,结果见表4和表5。从表4可见,父亲的职业、年龄、学历以及与父亲关系的虚拟变量的整体可以解释高中生情绪智力4.2%的变化。且方差分析的显著性显示,显著度<0.01,表示回归模型整体解释变异达到显著水平,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该回归模型的回归方程式可以表示。回归结果显示,“46到55&46岁以下”、“大专或大学及以上&初中及以下”二个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表明该两个变量与因变量间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其中“高中或中专&初中及以下”变量的显著性(0.067)接近显著。同时这11个虚拟变量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贡献从大到小依次是:“大专或大学及以上&初中及以下”“46到55&46岁以下”“其他&企业员工工人”“高中或中专&初中及以下”“56及以上&46岁以下”“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员工工人”“较好&很好”“自由职业个体&企业员工工人”“一般&很好”“专业技术人员&企业员工工人”“一般以下&很好”。从整体来看,学生自我报告的与父亲关系状况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贡献最小,其次是父亲的职业。这说明学生自我报告的与父亲关系状况对高中生情绪智力的影响最小,父亲的职业的也不太重要;而父亲的学历和年龄相对很重要。

二、讨论

(一)高中生的性别、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民族与情绪智力根据t检验结果可知,高中生的性别、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民族在情绪智力上的差异是没有统计学意义的。其性别差异的结果与王才康对高一高二以及刘成伟对高中生的研究结果一致。Harrigan等人认为情绪智力没有性别差异,Ro-othman和Kirsten研究亦表明,性别没有影响情绪智力。但是也有不同的研究结论,比如张秋艳等人的研究发现中学女生情绪智力非常显著地高于男生;杨建锋等人的研究结论恰好相反。国外Schutte等人的研究发现,中学女生情绪智力显著高于男生;Ghazali研究则发现,男孩情绪智力显著高于女孩。年级差异的研究结果与耿亮等人的研究一致。民族差异上的研究结果与宛蓉对贵州大学生的研究相一致。综合对上述数据指标的分析,本研究认为高中生的情绪智力与性别、学科、是否班干部、年级和民族的关系不大,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二)家庭相关的人口学变量与高中生情绪智力总的来看,家庭相关的人口学变量对高中生的情绪智力有一定影响。第一,调查数据表明高中生的情绪智力跟他们是否同父母、祖父母或其他人经常生活在一起几乎没有关系,或者说其情绪智力受家庭结构的影响很小甚至没有影响。这一结论跟Lamb的观点相契合。他认为青少年广义的适应不受家庭结构的影响,而情绪智力其实属于广义适应的一部分。青少年有了情绪智力就有了最起码的健康心理的形式;相反,情绪智力不足,许多相应的问题可能会出现。当然,本研究没有十分具体的家庭结构数据,该结论还有待进一步验证。第二,家庭的经济收入状况和所在地对高中生的情绪智力有显著影响。经济收入中等以上家庭的影响明显高于中等以下。究其原因可能是,经济相对富裕的家庭中的孩子,可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不一样的环境,比如外出旅游、公园娱乐、购物、走亲访友等。这就使得他们接触不同的人际关系多一些,得到了较多的学习和锻炼机会,其情绪智力也就高一些。第三,家庭所在地是城市的,其影响明显大于农村。这与张秋艳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城市家庭一般比农村家庭富裕,城市人口密集、知识密集的环境更利于孩子情绪智力的发展。Lifshiz认为教育的氛围影响情绪智力,城市的教育氛围好于农村,城市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整体高于农村,且普遍重视子女的教育。竺培梁在其研究中进一步推测指出,中学生情绪智力城乡差异远大于城城差异。第四,不少研究指出家庭中子女的数量对子女的发展是有影响的。国外研究显示,家庭成员越少,青少年早期的情绪智力越高。国内王才康、刘成伟等人的研究也指出,独生子女的情绪智力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但是研究也显示,排行老四及以上的高中生的情绪智力反而高于独生子女。同时,四个变量的预测系数仅有“老二&独生”是显著的。本研究认为,家庭的大小对高中生的情绪智力是有影响的,且对于各个子女的影响可能是不相同的。其中,排行老二的受到了显著影响,情绪智力相比最低。所以,老二可能往往是我们家庭中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盲点,应该提醒我们更加注意加强对老二的关注、关爱和教育。

第2篇

1.1研究对象

按分层随机取样的方式,考虑年龄、性别、婚姻、月收入和地域等方面的平衡,共抽取浙江省杭州、金华、台州、湖州、舟山等城镇居民被试共2000人进行问卷调查,回收问卷1665份,去除缺失信息问卷134份,共得到有效问卷1531份。有效率为91.95%。其中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

1.1.1性别总样本中男性665人,占43.4%,女性866人,占56.6%。

1.1.2婚姻总样本中已婚1096人,占71.6%,未婚435人,占28.4%。

1.1.3年龄主要根据戈登对生活时期划分:其中16~25岁之间人数419人,占27.4%;26~35岁之间88人,占5.7%;36~45岁之间718人,占49.6%;46~55岁之间167人,占10.9%;55岁以上的人数139人,占9.1%。1.1.4总样本月收入的分布比较均衡,1000元以下523人,占34.2%;1000~2000元354人,占23.1%;2000~3000元343人,占22.4%;3000元以上311人,占20.3%。1.1.5城市按行政区域划分,城市1(金华)为844人,占总人数55.1%;城市2(台州)为90人,占总人数5.8%;城市3(舟山)为203人,占总人数13.3%;城市4(杭州)为229人,占总人数15%;城市5(湖州)为195人,占总人数12.7%。

1.2测量问卷体育休闲机会认知为人们对参与体育休闲可能性大小的判断。根据赵臣对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的阐述,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变量主要通过时间认知(我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体育休闲活动)、场所认知和信息认知三个指标进行测量[14]。问卷采用Liket自评式7点问卷计分,0=完全不同意,过渡到6=完全同意,就具体问题而言,得分越高说明机会认知程度越高。

1.3数据处理本研究采用SPSSforWindows15.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主要的分析方法为方差分析。

2结果与分析

依据休闲与生活质量的社会心理学概念模式,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在影响生活质量的所有过程中,还受制于社会人口状况,即与人口学因素有关。为了考察体育休闲机会认知是否存在人口学特征差异,本研究将样本被试的变量整体进行性别、年龄、婚姻、月收入和不同城市等因素组合的双因素方差分析。

2.1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变量性别与年龄的双因素分析首先,对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变量进行了性别与年龄的差异分析,表1为变量在性别与年龄方面的平均值与标准差。两因素析因方差分析显示,性别与年龄在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的主效应均显著(F=9.532,P=0.002;F=4.278,P=0.002),并且它们的交互效应也表现出显著性特点(F=3.563,P=0.007)。说明不同性别和年龄的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存在着显著差异,而且它们的交互作用对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的影响也存在着显著差异。也就是说,不同性别在不同年龄阶段的体育休闲机会认知是各不相同的。总体上,男性的体育休闲机会认知高于女性;55岁以上的被试与其他年龄段相比,有较高的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程度,35~45岁年龄段要低于其他年龄段。但55岁以上的女性被试的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程度要高于同龄的男性。分析认为,从家庭结构来看,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角色分工仍然是主流,虽然职业女性也外出工作,但女性价值的体现通常是通过对家庭的经营来实现的,而男性的价值通常是以工作(事业)来实现的。这造成了女性更多地把自己的活动空间与家庭绑在一起[13]。由于传统的思想和家庭角色,中青年女性通常更多地受到工作、家庭和子女教育等因素的影响,使她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与精力去关注或参与体育休闲。另一方面,家庭和职业上的投入,包括时间与经济方面,从另一角度却限制了体育休闲行为的发生。而随着家庭与经济负担的减少,女性由于对自我身心的重视和较少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有更多的体育休闲时间和机会,并能自主的选择场地(如公园、社区空地)参与体育休闲活动。如有研究显示,女性多选择离家近、方便的体育休闲场所进行体育活动。从而提高了对体育休闲机会的认知程度。特别是退休后的老人,其生活目的在于保持自身能力与生活意义的独立性,同时拥有健康的身体是他们最大的愿望。一方面,他们希望能够主宰自己的生活,能够自己决定如何投入自己的精力,体育休闲成为他们很重要的选择。另一方面,体育休闲是展示能力与自主的平台。退休后可以提供整块的时间,尝试以前没有时间尝试的活动。体育休闲可以为自我表达活动和探索新的可能性提供机会,从而也提高了对休闲机会的认知程度。

第3篇

1.1研究对象采用整群随机抽样,于2014年1—3月,抽取深圳市4所三级甲等医院205名ICU护士进行问卷调查。纳入标准:(1)连续从事ICU护理工作满1年及1年以上的注册护士;(2)知情同意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护理管理者、行政班人员;实习及进修护士;1年内累计学习、进修、休假等原因不在岗3个月及以上者。

1.2调查工具包含自行设计的ICU护士一般人口学资料问卷,内容包括年龄、性别、监护室工作年限、工龄、职称、学历、婚姻状况、用工性质8项内容,及谢宝国等编制的职业生涯高原问卷[9]。职业生涯高原问卷包括层级高原、内容高原、中心化高原3个维度。层级高原4个条目、内容高原6个条目、中心化高原6个条目,共16个条目,其中12个负性条目,4个正性条目。采用Likert6级计分法,正性条目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有点不同意、有点同意、比较同意、完全同意分别赋值1、2、3、4、5、6分,负性条目反向计分。均分≥4分,可以认定为出现了职业高原现象[9],得分越高,说明职业高原状况越严重。该问卷中的层级高原是指个体在当前组织中进一步向上晋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的一种状态;内容高原是指个体不能从当前工作中学到新的知识和技能对当前工作产生厌倦;中心化高原指个体在当前层级水平上,向组织中心横向调动的可能性很小[10]。采取方便抽样法抽取深圳市三级甲等医院92名ICU护士为调查对象,进行预调查。调查问卷的信效度经评定,得出问卷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α系数为0.838,结构效度为0.820。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1.3调查方法本次调查以本研究员为主,由经培训后的调查员协助问卷调查工作。应用统一指导语,向研究对象详细解释研究意图、填表细则及每个条目的含义等,并向研究对象承诺资料的保密性和匿名性,问卷由研究者当场发放当场收回。共发放问卷215份,回收有效问卷205份,有效回收率为95.3%。

1.4统计学分析将原始数据采用Excel2010建立数据库,双人进行数据输入和查对,运用SPSS17.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两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以及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2结果

2.1研究对象一般情况205名调查对象,年龄21~47(29.60±4.61)岁,工龄为1~26(7.85±5.18)年,监护室工作年限1~22(6.15±4.51)年。男48名(23.4%),女157名(76.7%);大专66名(32.2%),本科139名(67.8%);护士64名(31.2%),护师83名(40.5%),主管护师及以上58名(28.3%);已婚107名(52.2%),未婚98名(47.8%);正式员工84名(41%),聘用员工121名(59%)。

2.2深圳市ICU护士职业高原总体及各维度得分调查结果显示,深圳市ICU护士职业高原总体得分(3.76±0.74)分,层级高原维度得分为(4.26±0.97)分,中心化高原维度得分为(3.97±0.94)分,内容高原维度得分为(3.22±0.99)分。

2.3深圳市ICU护士职业高原及各维度得分在不同人口特征之间的比较结果见表1。由表1的两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可知,不同性别ICU护士职业高原得分仅在中心化高原维度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即男性ICU护士中心化高原维度的得分高于女性护士;已婚状态和未婚状态的ICU护士职业高原得分同样仅有中心化高原维度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即未婚的ICU护士中心化高原维度得分高于已婚护士;不同用工性质的ICU护士职业高原得分在中心化高原、内容高原维度上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即聘用护士中心化高原维度得分>4分,远高于正式在编护士,处于职业高原状态,但其内容高原维度的得分却低于正式在编护士;不同学历层次的ICU护士,职业高原总体及职业高原各维度的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即大专和本科学历的ICU护士职业高原及职业高原各个维度的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由表1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可知,不同职称的ICU护士职业高原得分在职业高原总体及中心化高原、内容高原维度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即职业高原总体和中心化高原维度,护师职称的ICU护士得分高于护士职称和主管护师及以上职称,而内容高原维度,随着ICU护士职称的上升,内容高原得分也出现了相应的升高。

2.4年龄、工龄、监护室工作年限与ICU护士职业高原的相关性分析对于年龄、工龄、监护室工作年限3个连续人口统计学变量,采用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2。由表2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可知,人口统计学变量中的年龄与内容高原(P<0.01)、职业高原(P<0.05)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工龄与中心化高原(P<0.05)、内容高原(P<0.01)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监护室工作年限又与中心化高原、内容高原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P<0.01)。但年龄、工龄、监护室工作年限与层级高原维度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P>0.05)。以上结果表明年龄、工龄、监护室工作年限与职业高原总体以及中心化高原、内容高原维度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可以纳入多重线性回归方程,进行进一步分析。

2.5人口统计学变量对ICU护士职业高原的影响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分别以职业高原总体及各维度得分为因变量,年龄、工龄、监护室工作年限、性别、学历、职称、婚姻、用工性质为自变量,自变量赋值方法:大专为1,本科为2;职称中护士为1,护师为2,主管护师及以上为3;男性为1,女性为2;已婚为1,未婚为2;正式为1,聘用为2,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其中以调查对象的一般人口学资料为自变量,层级高原维度为因变量,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F=1.339,P=0.219,按照0.05的检验水准,不能拒绝H0,因此认为所建立的多重线性回归方程没有意义,调查对象的一般人口统计学变量不足以影响层级高原维度的得分。其他结果见表3。由表3可见,人口统计学变量中年龄、婚姻、职称、监护室工作年限对职业高原及其中心化高原、内容高原维度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性别、用工性质、职称、工龄未进入方程,对职业高原及其维度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为职称、婚姻、年龄、监护室工作年限与中心化高原具有线性回归关系,中心化高原与职称、年龄呈正相关,与婚姻和监护室工作年限呈负相关;婚姻、年龄与内容高原具有线性回归关系,内容高原与年龄呈正相关,与婚姻呈负相关;职称、婚姻、年龄均与职业高原总体具有线性回归关系,职业高原与职称、年龄呈正相关,与婚姻呈负相关。

3讨论

3.1深圳市三级甲等医院ICU护士职业高原现状分析调查结果显示,深圳市4所三级甲等医院的ICU护士整体处于职业高原的潜高原状态,其中层级高原维度得分最高,高于4分,进入职业高原。对于这个结果,笔者认为,这可能与ICU护士普遍认为目前职业生涯的垂直流动可能性小有关。这种垂直流动,在我国护理行业大环境中看来,主要包含了行政管理职务上的晋升和技术路径中的上升两条途径。从护理管理模式来看,护理行政管理路径以直线式结构为主,技术路径以金字塔式结构为主,这两种垂直晋升路径中,越是向上护理管理岗位和技术职称名额越是有限,正是这种局限,令得护理人员的垂直发展存在瓶颈,因此层级高原得分高。内容高原维度得分最低,表明ICU护士在重症护理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方面有机会得到充实,能够保持较好学习态势。原因可能与ICU护理工作内容有关,首先重症医学本身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拥有先进、复杂的诊断、治疗、监护设备与监护技术,随着重症医学的不断更新和发展,ICU护理工作内容不断丰富、专业知识更新速度快,工作职能不断扩展,专科护理工作内涵不断延伸,为ICU护士新知识、技能的获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此内容高原维度的得分最低。由此,笔者认为护理管理者可以把握ICU的专业优势,积极协助护士充实专业知识,开阔视野,以延迟ICU护士内容高原的产生。

3.2人口统计学变量对职业高原及其各维度的影响

3.2.1年龄对职业高原的影响本研究中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对职业高原总体、内容高原、中心化高原维度均有影响,呈正相关,对层级高原维度无显著影响。究其原因可能为,ICU护士年龄适宜在22~35岁,因该年龄段者精力充沛,反应敏捷,又有一定的临床经验,工作热情高,有足够能力及精力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拥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发展意愿,发展潜力大,所以医院、科室更倾向于提拔年轻护士,相比于年轻的护士,随着年龄的增长ICU护士体力、精力均出现下降趋势,在完成日常高强度三班倒的工作之余很难保持足够的精力继续进行学习、科研、教学、管理等工作。其次,随着年龄的增长护士们的工作经验不断得到丰富,知识累积也相应的增加,再提高的空间较小,如果科室以及医院不能或者很少提供更广阔的学习机会和交流平台,其对新知识技能获取的难度必然增加,因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对内容高原的感知也很可能愈加的明显。年龄愈见增长,护士们的体力、精力受到影响,工作热情也在慢慢减退,学习积极性和动力不够,对新事物接受、创新和应变能力也会相应变差,能力提升相应的也会受到限制,形成了恶性循环,加之组织核心位置需要的人员数量有限,其在组织中横向流动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小,感知中心化高原也就难以避免。但是对于层级高原来讲,因为医院的组织管理、晋升模式的限制,年龄的影响因素表现的并不那么显著。

3.2.2婚姻对职业高原的影响本研究两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已婚和未婚ICU护士中心化高原维度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未婚者高于已婚者,即未婚护士相对已婚的护士,知觉到在当前层级水平上,向组织中心横向流动更加困难。同时回归分析也显示,职业高原总体、中心化高原、内容高原维度均与婚姻负相关(P<0.01),可见婚姻对于职业高原总体以及中心化高原、内容高原的得分有显著影响。结合ICU护士的职业背景分析,笔者认为,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ICU是工作压力最高的科室之一加之深圳是个“移民”城市,护士人群中外来人口的比例相对较大,未婚护士身在异乡,家庭支持力度不足,生活中需要独自处理诸多琐事,工作中又只能独自面对监护室工作的各项压力,更易于感知职业高原。且未婚在一线城市又同时意味着不稳定,生活或者职业上的变化较多,流动性较大,相比之下,已婚护士的家庭社会支持系统更加完善,生活状态更加稳定更容易得到组织的信任,比较易于流向组织核心。另外有研究认为,进入婚姻的女性对工作和职业的投入降低,母亲角色成为生活的重心,形成“看重家庭弱化工作”的状态,本研究调查中女性占76.6%,处于此状态的已婚女护士很可能在职业高原总体、中心化高原、内容高原维度上的感知也出现了相应的弱化。

3.2.3职称对职业高原的影响表1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职业高原总体和中心化高原维度,护师职称的ICU护士得分高于护士和主管护师及以上职称,说明对于处于初级护师职的ICU护士来讲,因组织核心位置有限,且多被更高职称者占据,移动可能出现了停滞。同时能够改变这种停滞所需准备中的向更高一级职称晋升,因为要求的条件更高,职称晋升难度越来越大,更加加重了护师职称护士的中心化高原感知。内容高原维度得分显示,随着职称的上升高原得分增加,说明职称对于ICU护士知觉内容高原有显著影响。职称越高,所能获得的新知识、新技术越少,容易对当前的工作产生厌倦。但是经过多重线性回归分析,职称在内容高原维度未进入方程,究其原因,可能因为与其他影响因素相比,职称对内容高原维度的影响不明显,而被其他因素所取代。

3.2.4监护室工作年限对职业高原的影响表3显示,经回归分析,监护室工作年限只在中心化高原维度进入了方程,并对中心化高原产生负向影响,这说明随着在监护室工作时间的增加,ICU护士的专业知识技能逐渐完善,工作能力不断增强,综合素质得到提高。这就意味着随着监护室工作年限的累积ICU护士得以具备更强的实力向组织核心靠拢。究其原因,ICU是一个专业性强的科室,监护室工作年限长是ICU护士理论丰富、专业能力过硬的有力保证,利于护理人员向组织中心移动。

3.3对策针对本次调查结果,弱化年龄、职称对ICU护士职业高原的消极影响,发挥监护室工作年限、婚姻对职业高原的积极作用,提出以下对策。

3.3.1组织方面

3.3.1.1优化人力资源配置通过招聘新护士、接受其他科室护士轮转、增加护工等途径,改善ICU护士不足现状,努力实现(3~4)∶1的护理人员与床位比,减少护士工作量,保证休息时间,以利于自我充电,减轻护士身体和精神上的压力,缓解年龄带来的不利影响。

3.3.1.2规范层级管理,增加核心职位的设置根据《护理工作管理规范》按层级给予护士工作权限和待遇,履行岗位职责和工作任务,增加技术途径上升空间;推行组长带班制,设置带班组长职位,采取公平的竞争机制,鼓励符合竞聘条件者竞争上岗,唤起护士适度的危机感和提升ICU专业成长的紧迫感,为护士提供更多的机会和途径向组织中心流动以缓解职称对ICU护士中心化高原的影响。

3.3.1.3完善培训体系,加强岗位轮换加强ICU专科护士培训及各种ICU专职护士培训,如仪器设备专职护士、呼吸机治疗专职护士、造口护士、PICC专职护士、营养护士、临床带教老师等,使ICU护士在不同的专职领域中成为专家,在新的角色中找到挑战性,体验到工作的成就感,有利于减轻内容高原和中心化高原的消极作用,更大的发挥监护室工作年限对中心化高原的有利影响;采取护士轮岗制,避免长期固定某一职位主观上产生倦怠或客观上不公平的状况发生,同时岗位的轮换更加利于护理技能的全面发展和提升。

3.3.1.4帮助护士做好职业规划鼓励ICU护士进修学习、参与科研和撰写论文,鼓励晋升职称,支持在职提升学历。护理管理者协助ICU护士评估目前状况,设计个性的职业规划,在职业发展中明确目标,变被动为主动,以克服职业高原的消极影响。

3.3.1.5注重科室文化重视婚姻对职业高原的负向影响,积极组织联谊活动创造安全有益的社交机会;倡导温暖和谐的科室文化,营造家的氛围,对未婚护士给予生活工作等各个方面的支持,协助其减轻压力,鼓励已婚护士分享经营幸福婚姻的经验;由于ICU科室环境封闭,鼓励ICU护士业余时间走出工作,体验世界,加强与外界的沟通,舒缓心情,缓解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