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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中,由于一些国家金融机构倒闭或被收购、接管,信用恶化和萎缩,贸易中的履约风险和结算风险增大,使国际贸易萎缩,加剧国际市场激烈竞争,全球范围内各国贸易政策开始趋于保守,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增大。在趋紧的贸易大环境中,我国出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以致于国内现在关于人民币应该保持升值趋势还是通过贬值来刺激出口的争论再起。
2人民币升值对国际收支变动的影响
2.1人民币升值对经常项目帐户收支变动的影响
至于贸易互补度方面,新疆国际商贸大通道的贸易定位,就是缘于我国与中亚国家间极强的贸易互补性存在,这是新疆边贸发展的基础。人民币升值会否使贸易互补度下降从而降低贸易流量呢?应该不会,理由是:第一,中亚国家由于历史原因,产业结构失衡造成国内对新疆出口的日用消费品和机电产品需求强烈。虽然新疆也面临着其他国家如土耳其、韩国、日本、美国、俄罗斯以及一些西亚国家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但新疆出口商品物美价廉的竞争优势短期内还不可动摇;第二,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而国内能源供应增长较慢,使能源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2007年开始已经上升到50%以上。中亚作为世界上能源储量排名第三位的地区,能够通过陆路通道向我国供应油气资源,对实现我国能源进口市场多元化和运输方式多样化,减少我国面临的能源安全威胁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显然,即使人民币继续升值,也不会因为其带来贸易互补度降低,从而缩减贸易流量。总体来看,人民币升值对扩大贸易规模是有利的,对新疆经常项目帐户会产生收入增加效应。至于支出方面,升值使人民币购买力增加,带来的通常是进口成本下降,进口贸易流量显著扩大。
2.2人民币升值对资本和金融项目帐户收支变动的影响
(1)人民币升值对短期投机资本流动的影响。
如果人民币长期升值趋势确定,就会产生不断继续升值的心理预期,从而使人民币升值投机将加重,短期资本流入增加。而且,短期资本还可能通过外贸套汇、假合资项目等渠道入境。入境的国际热钱将选择诸如房地产等受益于升值而产生明显增值的市场进行投资,因为人民币升值预期会增加国外机构的投资信心,也可能使他们获得投资收益和升值收益的双重利润。
(2)人民币升值对直接投资流动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看似会增加直接投资成本,降低直接投资热情,其实未必。因为:第一,如果直接投资目的是为了发展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则存在人民币升值使其出口制成品美元价格提高,削弱了价格国际竞争力,如不提高美元价格,则出口利润减少的情况。但人民币升值同样会带来进口原材料的美元价格下降的现象,两者相抵后的结果是汇率升值对出口利润影响没有想象那么大。2008年我国沿海地区出现的大面积的加工贸易型企业倒闭和转移风潮,关键因素并非人民币升值,而是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在我国到了转型升级的转折点;第二,如果是大型跨国公司的战略投资,其并不在乎人民币升值所增加的一点投资成本,而是看中了我国拥有巨大消费潜力的国内市场。而且其投资基本是长期投资,升值后其在我国存量资产反而能够得到增值收益。
3人民币升值对新疆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3.1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
不能否认,人民币升值会使新疆出口商品美元价格提高,降低其在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但这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也为原先一味依靠廉价优势,在国际市场打价格战的出口企业敲响了警钟,使其在关注比较优势的同时,还必须提高对竞争优势的关注程度,在国际市场的竞争手段也将逐渐从单一的价格竞争手段向各种非价格竞争手段转变。从长远来看,人民币升值将有助于新疆外贸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质量和效益型,促使新疆企业降低消耗和成本,加快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提高非价格竞争的能力,提高出口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3.2改善贸易条件,避免“贫困化增长”
“贫困化增长”往往是由贸易条件恶化导致的。其出现须具备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出口商品是在国际市场占有较高市场份额,而且需求价格弹性较低。从新疆2008年出口商品结构来看,主要属于消费刚性较强的服装、鞋帽、箱包、纺织品、农产品等日用消费品,其也是我国传统大宗出口商品,在中亚市场占据较高市场份额。显然,新疆一定程度上具备出现“贫困化增长”的可能性。解决办法只有提升出口价格水平,降低进口价格水平,改善贸易条件,而人民币升值正好带来了这种价格效应。
3.3降低资源进口成本,增加进口规模
新疆进出口贸易严重不平衡,比如2007年新疆出口额115亿美元,而进口只有22亿美元,贸易顺差程度远高于全国水平。这本身就意味着新疆外贸发展并不合理和健康。出口只是换汇手段和过程,进口才应该是最终目的。因为只有进口,才能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乃至经验、文化等等,以及国内短缺的商品和物资。后者可以保障国内各部门发展的平衡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健康,前者可以帮助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等,最终使经济实现高效率、高质量的发展。人民币升值使进口成本下降,一方面使中亚能源和资源等主要进口品在不考虑国际市场价格变化的前提下变的比以前廉价,从而为新疆大量增加能源、资源进口带来良好机遇。目前进口规模有限,主要是因为能源、资源运输通道的制约。随着中哈输油管道一期的竣工输油,二期的开工建设,随着中国—中亚输气管道在2010年的全面竣工使用等,新疆能源进口将面临快速增长态势。人民币升值显然可使进口节约更多成本;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使中亚国家资产价格变的更便宜,在我国积极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的背景下,新疆企业完全可以抓住升值的机遇,积极购买中亚国家的能源、矿产资源资产,为将来扩大能源、资源进口奠定坚实基础。
4结论
(1)人民币继续升值对新疆国际收支的影响表现在:经常项目项下会带来贸易规模的增加进而使国际收支额上升;在资本和金融帐户下会产生短期投机资本的增加,但直接投资不会受明显影响,所以该帐户国际收支额也会相应上升。(2)人民币升值对新疆出口贸易的影响,短期来看是不利的,长期来看,通过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和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贸易条件改善等等,有利于新疆外贸实现可持续发展。(3)对新疆进口贸易来说,升值意味着巨大的机遇,在新疆能源、资源运输瓶颈解决后,如果升值,必将带来新疆进口空前增长的井喷局面。
参考文献
[1]易纲,张磊.国际金融[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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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石士钧.人民币汇率变动的贸易效应[J].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9).
1.1文献回顾
国内学者范祚军等[3]运用1994—2010年人民币双边汇率、人均国民收入等年度数据,分别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国对东盟10国贸易收支之间的关系,发现短期人民币汇率贬值可以改善我国对其中7国的贸易收支。张慧等[4]的研究认为,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助于改善我国贸易收支。韩斌等[5]以1994—2011年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双边贸易季度数据为基础,探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与我国对贸易伙伴国贸易收支的关系,指出人民币汇率贬值使我国贸易收支得到改善。而以下学者的研究却表明,汇率贬值不能改善贸易收支。Taufiq等[6]根据1974—1998年美国分别对日本、加拿大的贸易数据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汇率的波动对贸易收支会产生负面影响。张晓月等[7]认为人民币汇率贬值总的净效应为我国贸易顺差的减少。何建奎等[8]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我国贸易收支的关系,发现贸易收支的汇率弹性为负。第二种观点认为: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没有显著影响。Wilson[9]的分析表明,新加坡、马来西亚货币的实际汇率变动与它们贸易收支之间的显著影响关系不存在。SilvanaT[10]基于名义汇率的角度,探讨了其与贸易收支的关系,发现名义汇率变动不引起贸易收支变化。Wilson[11]采用1970—2004年的年度数据,研究了韩国、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多边贸易,得到实际汇率的变动不会显著影响韩美和韩日之间的贸易收支的结论。曹永福[12]对我国进出口需求价格弹性进行了测算,算得两者绝对值之和为0.3079(0.611),小于马歇尔—勒纳条件临界值,说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很小。刘林[13]通过构建非线性MS-VAR模型,选择1994—2010年的季度数据,实证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贬值与升值分别对一般贸易收支和加工贸易收支的影响,指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不会影响总的贸易收支。左晓慧等[14]以2005年1月至2012年8月的月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我国进出口额的关系,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进出口额的影响不显著,人民币升值不能使我国贸易顺差得到根本改变。冯宗宪等[15]构建了中美两国TV-FAVAR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进行了探析,认为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不是中美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
1.2文献评述
既有研究对汇率变动与贸易收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不难发现,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时由于研究方法、研究样本、数据选取等的不同,尚未得出关于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统一结论。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通过理论推导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收支影响的模型。鉴于人民币名义汇率不能准确反映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故而运用人民币实际汇率数据,实证分析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
2汇率变动对进出口贸易收支影响的机制分析
汇率变动主要通过价格竞争机制对贸易收支产生影响。由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可知,用不同货币计价的某种商品,折算成同一种货币后价格应相等,即:P=eP*。其中,P为一国某种商品的国内价格,P*为该国这种商品的国外价格,e是用直接标价法表示的汇率。在满足不同地区该商品价格相同且同质的前提下,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作用机制可表现为汇率变动首先引起进出口商品价格变动,进出口商品价格变化后使进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发生变化,而进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发生变化后又会使进出口商品的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发生变化,最终使贸易收支发生变化[16]。
3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收支影响的实证分析
3.1模型推导
首先根据不完全替论,建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的模型。该理论假定: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家进出口的商品与国内生产的商品不具有完全替代性。不完全替论对于我国来说是适用的[17]。本文参照国内学者厉以宁等采用C-D函数的形式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即Xt=A(et)α(GNP*t)β。其中:t为时间,Xt表示我国历年出口额,et表示历年人民币名义汇率,α是出口的汇率弹性,β是出口的收入弹性,GNP*t表示我国贸易伙伴国的国民收入水平。两边取自然对数后设定模型为lnXt=λ+αln(et)+βln(GNP*t)+μ(1)同理,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口贸易影响时也采用C-D函数形式,即Mt=A0(et)α0(GNPt)β0。其中,t为时间,Mt为我国历年进口额,et为历年人民币名义汇率,α0为进口的汇率弹性,β0为进口的收入弹性,GNPt表示我国国民收入水平。两边取自然对数后设定模型为lnMt=λ0+α0ln(et)+β0ln(GNPt)+μ0。(2)式(1)-式(2),并化简得到贸易收支模型lnXt-lnMt=c+γln(et)+βln(GNP*t)+δln(GNPt)+μt,令lnTBt=lnXt-lnMt,分别用人民币实际汇率RERt替代et、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1t替代GNPt、外国国内生产总值GDP2t替代GNP*t,上式变为lnTBt=c+γlnRERt+δlnGDP1t+βlnGDP2t+μt。(3)其中:μt为随机扰动项,即为本文的贸易收支模型。
3.2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贸易收支(TB)。与大多数关于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文献不同,本文选取出口额与进口额比值(X/M)指标来衡量我国的贸易收支水平。实际汇率水平(RER)。考虑到人民币名义汇率不能准确反映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故本文采用人民币实际汇率。当人民币汇率贬值时,即RER上升,我国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下降,国外对我国商品的需求增加,使该商品出口量上升;而以本币表示的外国商品价格上升,从而抑制对国外商品的进口,贸易收支增加。因此,预期γ的符合为正。我国国民收入水平(GDP1)。有很多指标可以反映我国国民收入水平,例如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本文选取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以衡量我国国民收入水平。当我国国民收入水平提高时,即GDP1增加,我国居民对国外商品的需求增加,进口增加,贸易收支减少,预期δ的符号为负。外国国民收入水平(GDP2)。我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很大的比重,故本文以美国国民收入水平代表外国国民收入水平。同上,选取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美国国民收入水平。当外国国民收入水平提高时,即GDP2增加,国外对我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增加,出口增加,贸易收支增加,预期β的符号为正。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1994—2010年的年度数据。我国进出口贸易额、人民币名义汇率、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我国CPI、美国CPI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由于原始数据为名义数据,为了实证结果的可靠性,以1994年为基期(1994=100),对我国CPI、美国CPI进行调整,由此算出我国实际进出口贸易额、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我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为消除数据的异方差,对上述所有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即lnX、lnM、lnRER、lnGDP1、lnGDP2。根据lnTB=lnX-lnM算出贸易收支的对数值。
3.3实证结果分析
3.3.1单位根检验时间序列数据要对其进行平稳性检验,否则会出现“伪回归”。本文使用ADF检验法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按照ADF检验方法,运用Eviews6.0软件对lnTB、lnRER、lnGDP1、lnGDP2的原始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按照AIC和SC取值最小原则对滞后期进行选择。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根据表1中各变量的ADF检验结果,可知各变量的原始序列即lnTB、lnRER、lnGDP1、lnGDP2均是非平稳序列。分别对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lnTB、lnRER、lnGDP1、lnGDP2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lnTB在5%的显著水平是平稳序列,lnRER、lnGDP1、lnGDP2在1%的显著水平都是平稳序列,则lnTB、lnRER、lnGDP1、lnGDP2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I(1)。由于lnTB、lnRER、lnGDP1、lnGDP2是同阶单整序列,可对它们进行协整检验。3.3.2协整检验协整检验用于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检验的方法主要有EG检验和JJ检验。EG检验主要是针对2个变量进行协整关系的检验,JJ检验则可以检验多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本文使用Eviews6.0软件对lnTB、lnRER、lnGDP1、lnGDP2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如表2、表3所示。由表2和表3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看出,我国贸易收支与人民币实际汇率、我国国民收入即我国GDP、外国国民收入即美国GDP之间在5%显著水平上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且仅存在一个协整方程。由Eviews6.0软件,得到下面的协整方程:lnTB=1.908lnGDP2-0.415lnGDP1+1.099lnRER+15.480(0.383)(0.088)(0.140)(3.360)协整方程括号内数字为各变量系数估计值的标准误差。根据协整方程可知,我国贸易收支与外国国民收入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与我国国民收入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外国国民收入增加1%,我国贸易收支增加1.908%;我国国民收入水平提高1%,导致我国贸易收支下降0.415%。而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1%,我国贸易收支仅增加1.099%,这说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会对我国贸易收支产生影响,但其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并不大。3.3.3Granger因果检验由前面的分析知,我国贸易收支与外国国民收入、我国国民收入及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以下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lnGDP2、lnGDP1、lnRER与lnTB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根据表4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不难看出,在10%显著性水平上,lnGDP2是lnTB的格兰杰原因,即外国国民收入的增加是我国贸易收支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则不成立。在5%显著性水平上,lnGDP1是lnTB的格兰杰原因,即我国国民收入的变动会引起我国贸易收支的变动。反之,也不成立。在10%显著性水平上,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与我国贸易收支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第一,协整分析表明,我国贸易收支与外国国民收入、我国国民收入及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外国国民收入的变化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较大。外国国民收入每增加1%,会引起我国贸易收支增加1.908%;而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1%,只引起我国贸易收支增加1.099%,说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不大。因此,仅仅依靠对人民币汇率的调节来维持我国对外贸易收支的平衡是不够的。第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外国国民收入、我国国民收入的变化是我国贸易收支变化的单向格兰杰原因,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与我国贸易收支变化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随着我国对外贸易额的不断增大,我国贸易收支呈逐渐扩大的趋势。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也越来越大,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使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一直保持稳定的升值态势。人民币在升值的同时,我国贸易收支也一直在发生变化。可以看出,我国贸易收支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尽管后者对前者的影响较小。
4.2建议
催生了大量的物流需求,推动物流业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同时,作为进出口贸易活动中的重要一环,物流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进出口贸易发展的速度,两者相互作用,共同发展。一方面,随全球一体化呈爆炸式增长的进出口贸易对物流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说,现代物流业健康、高速发展已经成为进出口贸易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现代物流业的业务流程更加优化,服务水平较高,可以满足进出口贸易品类不断丰富、贸易量持续增长的要求,促进进出口贸易的飞速发展。具体来说,物流业的多样化发展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多品种、小批量发展;物流业的及时性和高效性也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发展。综上所述,物流业的高效发展可以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2物流业与进出口贸易关系分析
一般来说,物流业与进出口贸易存在正相关关系,基于以上认识,本文选取货物周转量指标代表华北地区物流业发展水平,进出口总额代表华北地区进出口贸易发展水平,并运用相关性分析和弹性分析两种统计学分析方法,实证检验物流业对华北地区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是否有影响,以及影响程度。
3.1货物周转量和进出口总额的相关性分析对货物周转量和进出口总额进行相关性分析,其目的是验证物流业对进出口贸易是否有积极的影响,如果有影响,影响程度的显著性如何。华北地区2003-2012年间货物周转量和进出口总额的统计数据
3.2货物周转量和进出口总额的弹性分析以上研究通过相关性分析验证了华北地区物流业发展对其进出口贸易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但无法计算出影响程度有多大。本部分研究以经济学原理中的弹性理论为依据,力求定量分析出华北地区物流业发展的变化引起进出口贸易变化的幅度有多大。
3结论现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协整检验;误差纠正模型;因果检验
一、引言
随着山东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经济环境的不断改善,山东省在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据山东省统计年鉴资料显示,截至2004年底,累计已有113家世界500强在山东省兴办企业262家。2004年,新批合同外商直接投资214.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3.7%,实际外商直接投资87.0亿美元,增长22.7%;新签外商直接投资项目5891个,增长11.1%。与此同时,山东省的进出口贸易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年出口额由1985年的23.4652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358.7286亿美元;年进口额由1985年的17.9796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249.0850亿美元。
对于国际直接投资东道国而言,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或出口的关系表现为二者的互补性、替代性或是相互关系的不确定性。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来探讨山东省FDI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为了从定量角度考察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相关性,本文选取山东省1980年至2004年的年度经济数据,运用协整方法进行分析,建立误差纠正模型描述变量之间的长短期关系,并对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其中,FDI是各年度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EX代表各年度的出口贸易额,IM代表各年度的进口贸易额。本文为了研究方便,并且考虑到在分析中取各变量的自然对数后不会改变变量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对各序列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变换后各变量序列分别取LNFDI、LNEX、LNIM。
(二)平稳性检验
所谓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是指时间序列的统计规律不随时间的位移而发生改变,也就是说,生成变量时间序列数据的随机过程的特征(数学期望、方差及协方差)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在对时间序列进行计量分析时,首先要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在现实经济中,许多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可能会出现谬误回归(spuriousregression)的现象,导致标准的t和F检验无效。本文采用ADF检验法对变量LNFDI、LNEX、LNIM进行单位根检验,考察序列是否平稳。检验结果见表2:
注:(C,T,K)分别代表所设定的检验方程含有截距、时间趋势及滞后阶数,N指不含C或T,K的选择标准是以和值最小为准则。
以上对时间序列LNFDI、LNEX、LNIM的平稳性检验表明,在10%的显著水平下,不能拒绝三个变量存在单位根的假设,LNFDI、LNEX、LNIM均为非平稳序列,而它们的一阶差分LNFDI、LNEX、LNIM均为平稳序列。由此可知,LNFDI、LNEX、LNIM均为I(1)序列。
(三)协整检验
为了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于山东省进出口贸易的关系,本文分别对LNFDI与LNEX、LNFDI与LNIM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协整分析技术是20世纪80年展起来的一种分析方法。协整分析是由若干服从单位根过程的变量组成的系统,若这些变量的某一线性组合式平稳的,则称这一稳定线性组合为协整关系。协整分析描述了这些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
关于协整检验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Engle和Granger提出的基于协整回归残差的ADF检验的EG两步法;二是Johansen提出的基于VAR模型对协整向量系数进行极大似然估计和检验。本文采用的世恩格尔——格兰杰(Engle-Granger)两步法分别对LNFDI与LNEX、LNFDI与LNIM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
1、对LNFDI与LNEX的协整检验
首先用LNEX对LNFDI做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然后对回归残差做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的方法采用ADF检验法,ADF检验采用带有趋势项带有常数项的形式,滞后阶数选为6。检验结果
根据残差的ADF检验结果知,残差不存在单位根,即残差是平稳序列。这说明LNFDI与LNEX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方程为:
LNEX=3.607857+0.35751LNFDI(1)
(30.26889)(7.415309)
R^2=0.763846AD.R^2=0.749954F=54.98681DW=0.405013
从方程(1)可以看出,变量LNFDI的系数为0.35751,说明FDI对EX的弹性系数为0.35751,即FDI每增长1%,EX将增长0.35752%。
用LNEX对LNFDI做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得到协整方程为:
LNFDI=-8.304089+2.419141LNEX(2)
(-5.994780)(7.415309)
R^2=0.763846AD.R^2=0.749954F=54.98681DW=0.423218
方程(2)说明,LNEX对LNFEI的弹性系数为2.419141,即EX每增长1%,FDI将增长2.419141%。
2、LNFDI与LNIM的协整检验
首先用LNIM对LNFDI做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然后对回归残差做单位根检验。仍采用ADF检验法,检验结果如
根据表4的检验结果知,残差存在单位根,使非平稳序列。这说明LNFDI与LNIM之间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即二者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
(五)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进一步验证,本文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验证。Granger曾指出,因果关系检验只有在两个变量协整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由于前面已经验证出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而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因此,此处只须进一步对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这两个变量序列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过程中,滞后阶数取5,检验结果见表5论
从表5的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外商直接投资是对外出口的格兰杰原因,而出口不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运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研究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结果表明:
1、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与进口之间的长期关系不明显。即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与进口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对山东省出口的影响表现为互补关系,这与小岛清的互补理论模型是一致的。按照小岛清的理论,投资国的对外投资应当从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这样就可以把东道国的比较优势挖掘出来,使两国间的比较成本差距扩大,为更大规模的贸易创造条件。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促进山东省出口贸易的上升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山东省出口贸易具有创造效应,具体表现为:外商直接投资和山东省出口之间存在着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的增加对山东省出口贸易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其中,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增加1个百分点,山东省出口贸易将增加0.35751个百分点。
2、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是出口贸易的Granger原因,但出口不是外商直接投资的Granger原因;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之间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充分利用山东省的资源优势,在山东省进行生产,再将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因此山东省的外商直接投资情况直接影响对外贸易出口。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在山东省内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效应等间接影响对外贸易出口。
3、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表明,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能极大地促进山东省出口贸易的增长。应此,我们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促进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如:加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战略研究,制定战略规划;扩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多吸收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一些具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大型跨国公司在山东省投资;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引进、使用的监督管理。对外商直接投资在山东省的行为和绩效应逐步探索建立起一套可行的跟踪、评估体系,保证流入山东省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
参考文献:
[1]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0.7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073.91亿美元,年均增长31.2%,高出全国同期年均增长速度14.2个百分点。尽管浙江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在政府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迅速增长,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989年的499万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7000万美元,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可见,浙江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都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为了衡量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有必要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在国内,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却很少,实证研究尤其是具体到某一省份的实证研究就更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时间较短,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少,占GDP和进出口的比重都不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尚不显著。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尤其是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会进一步凸现,研究这一经济现象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迄今为止,虽然对各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为数众多,但众多的理论分析所得出的代表性结论只有二个:一是以芒德尔为代表的相互替代关系理论(Mundell,1957);二是以小岛清(1987)为代表的相互补充关系理论。芒德尔于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芒德尔认为,由于受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一国的对外贸易常常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有效地避开贸易壁垒,成为对外贸易的替代物,从而也就出现了“贸易替代型对外直接投资”。而小岛清的互补模型则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对国际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互补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也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小岛清模型的基本含义是: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生产函数不同的条件下,一国对另一国的直接投资可以扩大对方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改变双方的比较优劣势的态势,从而直接创造了对外贸易。无论是芒德尔的替代模型,还是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这既有统计数据残缺不全的限制,也有统计方法与工具上的瓶颈。
从总体上看,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国对外贸易之间的互补性要大于替代性,为数不少的经验统计显示,贸易与直接投资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Lipsey、Ramstetter和Blomstrom(2000)依据日本、美国、瑞士的统计数据,研究了这些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地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影响。Markuson(1983)和Svensson(1984)对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它们之间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两者是合作的,那么,贸易和投资表现为互补关系,如果两者是非合作的,那么,贸易和投资表现为替代关系。以上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理论分析,而对于有其自身特点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关系的分析,最具代表性的是Agarwal(1986)对印度进行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
上述结论的差异表明,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替代或互补关系,且这些研究大多数是针对发达国家,对于处在转型经济的中国来说意义甚微。由于国内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甚少,而具体到某一省份对两者关系的研究更鲜有人为之,本文试图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本文基于浙江省的历年统计数据,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两者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两者之间的短期均衡关系。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
由于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加之统计数据并不完善,样本仅设定在1989-2005年之间。本文选取浙江年鉴和2005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额(CFDI)衡量对外直接投资量,以外商直接投资(FFDI)衡量外商对浙江省直接投资量,以出口额(EX)、进口额(IM)来衡量对外贸易。蔡锐和刘泉(2004)认为,FFDI在中国发挥作用时,中国的吸收能力存在时滞问题,同理,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也可能存在时滞问题。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到上一年度为止累计的浙江省内外向对外直接投资值总和(ACFDI、AFFDI)。同时浙江省经济增长较快,其影响不容忽视,于是引入变量“浙江省生产总值指数(GDP)”来度量浙江省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
(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在对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分析之前,首先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别序列的平稳性。只有平稳的时间序列才能进行回归分析。在此对序列采用ADF检验,其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LnGDP、LnCFDI、lnACFDI分别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平稳性检验,表明这些变量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即零阶单整。LnEX和LnIM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而其差分后的两个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这两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的,即一阶单整。同理可知,LnAFFDI差分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该变量也是一阶单整。对LnFFDI进行二阶差分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平稳性检验,即二阶单整。
综上所述,序列lnEX、lnIM、lnCFDI、lnACFDI、lnFFDI、lnAFFDI、lnGDP均为二阶单整序列。依据协整理论,对于通过平稳性检验且为同阶单整序列来说,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分析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
(三)协整检验
近年来,不少国内外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文献均重视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拉动作用,着重分析两者直接的相互影响关系,得到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有长期均衡关系而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没有长期稳定关系(张如庆,2005)。其研究的重点只放在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作用上,低估甚至忽视了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贸易的滞后推动作用。因此,本文为避免忽视进口的作用,首先单独分析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及其滞后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及其滞后因素与出口、进口之间的关系,建立如下模型:
lnEXt=a0+a1lnCFDIt+a2lnACFDIt+a3lnFFDIt+a4lnAFFDIt+a5lnGDPt+ε1t(1)
lnIMt=b0+b1lnCFDIt+b2lnACFDIt+b3lnFFDIt+b4lnAFFDIt+b5lnGDPt+ε2t(2)
综合考察这些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并依据DW值与t值,运用向后回归法进一步筛选可以被替代的变量,删除t值不显著变量,同时消除模型中的多重共线性和自相关。
对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解释变量)与出口额、进口额(被解释变量)做OLS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其残差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回归方程(1)表示LnEX与LnCFDI、LnFFDI、LnAFFDI、LnGDP之间的线性关系;回归方程(2)表示LnIM与LnCFDI、LnAFFDI、LnGDP之间的线性关系。根据表3与表4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额对出口总额、进口总额的作用较显著,模型拟合优度较高,且不存在序列相关与异方差。模型估计式(1)、(2)的残差序列为平稳性,变量lnEX、lnIM与lnCFDI、lnFFDI、Ln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由回归方程(1)可知,CFDI每增长1%,EX将增长0.0709%;FFDI每增长1%,EX将增长2.5622%;AFFDI每增长1%,EX将减少0.312821%;GDP每增长1%,EX将增长2.2407%。原因在于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CFDI)起步较晚,相对于外商直接投资(FFDI)来说总量较少,所以对出口的贡献程度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来得明显,但由回归结果可知,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对出口贸易产生了正向影响,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了浙江省出口贸易的发展;从短期来看,当年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正向影响,而从长期来看却对浙江省出口贸易产生负面的影响,与一般看法和直接统计结果相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资中跨国公司赚取垄断利润的动机越来越明显,市场导向型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替代作用将逐步显现。
由回归方程(2)可知,CFDI每增长1%,IM将增长0.054923%;AFFDI每增长1%,IM将减少0.241292%;GDP每增长1%,IM将增长2.333%。同理,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CFDI)对进口的贡献程度也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来得明显,但由回归方程可知,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了进口的增长,说明对外直接投资中为了获得自然资源、技术与管理经验的投资对浙江省进口贸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符合浙江省自然资源相对缺乏、原材料稀少的实情,从而带动了浙江省进口贸易的发展;而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进口贸易产生负面的影响,说明更多的外商在浙江省实现了生产和销售的本土化,需要进口的原料更多地来自本土,从国外的进口减少了。(四)误差修正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ErrorCorrectionModel)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式的计量经济模型,成为协整分析的一个延伸。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表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而这种稳定的关系是在短期动态过程的不断调整下得以维持的。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短期出现了偏离均衡的现象,必然会通过对误差的修正使变量重返均衡状态,误差修正模型将短期的波动和长期均衡结合在一个模型中。
由协整检验可以知道浙江对外直接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额、浙江省生产总指数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惟一的协整关系,因此可对各模型分别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如下:
lnEXt=0.027ΔlnCFDIt+0.099ΔlnFFDIt-0.346ΔlnAFFDIt+2.412ΔlnGDPt-1.062ECMt-1
t:(0.839666)(1.154311)(-2.395444)(5.941397)(-3.837613)(3)
lnIMt=0.042ΔlnCFDIt-0.313ΔlnAFFDIt+2.425ΔlnGDPt-1.115ECMt-1
t:(1.332574)(-2.847501)(6.042488)(-3.679680)(4)
在误差修正模型(3)中,协整关系对EX的增长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当超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均衡约束(ECMt-1)时,则误差修正作用降低了当期EX(弹性系数为-1.062),EX的动态调整过程具有一定稳定性,而且误差修正模型ECM项对应t值较高,说明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短期比较稳定。
在误差修正模型(4)中,协整关系对IM的增长也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当IM超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均衡约束(ECMt-1)时,修正作用也降低了当期IM(弹性系数为-1.115)。IM的动态调整过程具有稳定性,这体现着短期内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的稳定关系。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浙江对外直接投资额CFDI、外商直接投资额FFDI、生产总指数GDP与进口贸易额、出口贸易额之间的协整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增长、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可得出以下结论:
(1)从长期关系看,CFDI、FFDI、GDP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惟一的协整关系。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促进作用,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互补关系。究其原因,在浙江省加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若干年内,对外直接投资在浙江省已经逐渐转型,从追求人力资源优势的生产型投资逐步转向追求市场的市场型投资。这样的转变从长期的趋势来看是十分明显的,无疑明显影响到了浙江省出口的增长规模。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能产生出口引致效应,即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原材料、零部件或设备等出口的增加。
从前文实证分析来看,CFDI、FFDI、GDP与进口贸易之间也存在惟一的协整关系,即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表现为对进口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母国原材料的进口(邱立成,1999)。浙江省经济实力虽位于全国前列,但资源极其匮乏,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许多重要的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森林资源等,几乎完全依赖外省或是从国外进口。因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能在国外获取自然资源、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它们对进口贸易无疑有强劲的促进作用。其次,随着浙江省国际贸易地位的提高,已经或者将要遭受到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府为保护本国利益所设置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为规避贸易壁垒而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能缓和双边经济关系,化解贸易(张如庆,2005),从而进一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纵观全局,现阶段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额与贸易额相比,比重还很小,2005年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为1∶0.00158(注:根据2005年浙江省统计年鉴相关指标计算得出。),而世界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为1∶0.5634(注:根据2004年《世界数据报告》相关指标计算得出。)。表明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通过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国际贸易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2)从短期关系看,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CFDI与出口贸易短期均衡关系显著。从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其中CFDI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存在着一个由短期向长期均衡调整的机制,且t值显著,证明了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母国出口贸易(邱立成,1999)。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限制到鼓励的发展历程(齐晓华,2004)。由于其规模太小,对进出口的影响还不及外商直接投资FFDI来得大。但据权威研究报告预测(王亚平,2004),“十一五”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进一步扩大。浙江省作为全国经济强省也首当其冲,必然大幅提高对外直接投资额。随着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金额的进一步增大,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直接的正相关关系将逐渐增强。
本文实证表明,浙江省CFDI与进口贸易也存在短期均衡关系显著,CFDI与进口贸易的关系也存在着一个由短期向长期均衡调整的机制。相比之下,CFDI对进口贸易的短期调整作用更强。
从浙江省当前贸易战略出发,政府相关部门有必要充分重视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对能产生进出口贸易互补、创造效应的对外直接投资给予各种政策优惠,从而鼓励企业积极“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往政府有关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制定大多涉及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而并不直接制定与贸易有关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我们必须跳出这种思维模式,直接制定切实可行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使浙江省企业步入国际化发展阶段,逐步建立自己的跨国公司,提升产业结构。
对企业界而言,加入WT0后,国内市场上国内外企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如果只是固守本地市场而放弃进入国际市场,那么其国内市场份额势必逐渐被吞食。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浙江省企业必须增强国际竞争意识,积极“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拓宽企业的生存空间,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以投资促进贸易,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在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参考文献:
蔡锐,刘泉.2004.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是互补的吗?——基于小岛清“边际产业理论”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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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USONJR,JAMESRM.1983.Factormovementsandcommoditytradeascomplements[J].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14:341-356.
[关键词]美国对日本贸易统计数据实证分析经济演化模型经济预测
一、引言
利用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历史统计数据(历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借助计量经济学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找出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演化规律的形式的某些方面,建立美国经济演化的一个计算机仿真模型,是一个有意义的工作。以此模型为基础,根据经济学原理,可以解释这个模型各个参数的经济学意义,从而通过对各种参数的调节或变动所导致的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路径的偏移进行计算机仿真展示,把握住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演化的某些客观必然趋势,以及对我国与美国和我国与日本进出口贸易额的影响,预先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从而增强我国的经济安全保障。
本文研究进行这一工作。
二、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和经济演化模型
美国经济在建国200年所打下的坚实基础之上,借助其科技优势、美元的支配地位等有利因素而高速发展。用计量经济学软件,我们对其1974年1月~2006年2月的对日本进出口贸易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1.先进行数据截取:19741月年至2006年2月的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演化数据作为模型创建样本;用以预测2008年至2020年的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主要指标取值。所用数据来自历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中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指标数据。
2.然后对主要经济指标系例数据作出散点图(图1中的圆圈表示)。
3.据数据散点图进行回归分析。函数形式设定:因为经济系统常态发展具有最大可能值(经济系统的最大负荷)和对负荷的一定的占据速率(经济增长速率),因而有可能具有如下的函数形式:
首先确定各参数的粗略估计值。L是曲线最大极限值即经济系统的负荷,b是曲线的增长速率因子即经济系统对其负荷的本征侵占速率,a近似是曲线的缩小因子即经济系统内在的交易费用等耗散因素的作用强度,据这三个参数的意义其估计值可近似由统计数据的演化态势进行估计。我们取为:L=6000,a=7,b=0.8。
在此基础上,借助计量经济学软件,对统计数据回归函数的参数进行优化估计,得出精确的统计数据回归函数完备表达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一步骤可能进行多次,以便使残差最小。最后得出的优化参数值是:L=6546,a=6.7,b=0.9899,残差值为151093044。
于是我们得到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演化的数学模型(百万美元):
图1美国对日本出口贸易额演化模型(据1974年1月~2006年2月样本数据)
4.据回归曲线进行主要经济指标在未来20年~30年(取2008年至2030年作为预测区间)的取值预测(图1中的加号表示)。
5.据回归曲线进行经济系统演化态势分析:由仿真曲线可以看出,美国经济加速增长期目前已经越过其相变点(仿真曲线的拐点即经济增长相变点);但是,仿真曲线显示,缓慢增长渐渐接近其饱和值还有着巨大的区间(一直延伸到2025年以后);在接近极限点附近(6546百万美元),就是美-日经济结构的变革期。
同样地,美国对日本进口贸易额演化模型为:
残差为:354647648。相应地,美国对日本进口贸易额模型曲线图如图2。
图2美国对进口贸易额演化模型图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美-日贸易作为一个大的复杂自适应演化的经济系统,在美国科技优势、美元支配地位等有利条件下,各种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得以充分开发,各种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利用,各种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得以充分沟通,科技创新借助于因大量引进各国优秀人材而使美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优势突飞猛进,制度创新随着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而日新月异,各种生产要素通过市场机制和政策机制不断趋于最优配置,使得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总体态势在经过高速增长长达20多年后,目前处于渐渐接近饱和值的稳定发展的时期。认清这一基本态势,从各个方面规划和协调我国对美国和日本的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等各方面的关系,促进我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高速发展,应该是未来二十年我国对美经济政策的重要参考。
四、结论
美-日经济贸易系统是一个紊乱的、以逻辑斯蒂模型为主线演化的、进出口差额越来越大的复杂自适应演化系统,它的演化值将在不发生世界大战或或严重自然灾害的条件下,缓慢接近其饱和值14686和6545(百万美元),经过20年左右的稳定期和一个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再进入新一轮的逻辑斯蒂演化。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快速、持续的发展,累积了大量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2006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经突破万亿美元的大关,2008年5月末外汇储备余额近1.8万亿美元,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人民币汇率已成为涉及到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焦点问题。简要分析了人民币升值的背景及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以及就人民币升值,如何趋利避害提出了一些应对措施。
1人民币升值的背景及原因
1.1背景
2003年,中国经济在扩大内需投资和对外贸易增长的带动下,经济保持年增8.2%的强劲势头。我国近10年来的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尤其是来自美国的顺差,目前已成为排在日本之后全球第二大贸易顺差的国家,这是国外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虽然外汇储备对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至关重要,但外汇储备并非越多越好;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的各项指标远远高于国际警戒线,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在长期内影响着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使得人民币面临着长期持续的升值压力。
1.2人民币升值的原因
我国加入WTO以后,经济和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发展,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与美、日、欧盟等经济体的贸易摩擦进入高发期,这些经济体基于本国内经济和政治需要持续要求人民币升值,并对我国施加各种压力。在综合考虑我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和整体承受能力的基础上,以国外要价合理让步和对我发展整体有利为前提,我国政府宣布自2005年7月21日起人民币汇率不再紧盯单一美元,它标志着中国在迈向真正有弹性和可浮动的汇率制度方面走出了关键性的历史一步。在公布了这一政策后,人民币持续小幅度升值。
2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利弊影响
2.1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有利影响
(1)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我国长期以高能耗,低效益,技术含量低,甚至是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在国际贸易竞争中,低估人民币币值,鼓励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型产品的生产出口,虽然赚取大量外汇,但回报的价值并不是很高,资本积累相当困难。我国作为一个大国,尽管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经济、技术、管理都有了一定的积累,这是我国向更高的技术领域、更高的产业层次发展的基础。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产品成本,可以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产品的价值含量,可以生产更高技术要求的产品,扩展市场空间,可以充分利用资源,提升资源的商品价值,还可以开发许多原材料替代品,减少资源消耗,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产业升级,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尤其是外汇资本的投入。现在,人民币存在升值压力,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人民币升值后,同样美元价格的设备转换成人民币要少得多,引进投资品的成本变得相对低廉,同样的专利技术、同样的先进设备,却只需支付相对低廉的成本,这将大大调动企业引进先进设备、购买新技术专利的积极性,最终将会加快我国技术更新的速度,从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符合中国产业结构转变的发展方向。人民币升值对于推动我国企业贸易结构调整并激发其自主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人民币升值可以优化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
从理论上讲,人民币升值降低了进口要素价格,对于国内那些利用较多国外资源、较多地进口国外先进设备、技术是一定程度上的鼓励。相应地,人民币升值起到提高与出口相关的各要素价格,也就是说对那些以大量资源要素投入和低成本为竞争优势,附加价值较低竞争力不强的出口商品,相对于高附加值出口商品起到更大的抑制作用。这些都将进一步促进我国贸易中的比较利益和产业技术的提高。
(3)人民币升值可以改善贸易条件。
商务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1993——2000年,以1995年为基期的中国整体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13%。其中制成品贸易条件下降了14%,初级产品贸易条件下降了2%。2003年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为104.7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为109.7,贸易条件指数为95.4%,低于上年的98.8%。这就是说,我国的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的比值在下降,即我国必须出口更多的商品才能换回同样数量的进口商品,国民福利向外流失。人民币升值可以促使我国企业做出结构调整,改变出口商品结构,加速先进技术引进,提高生产效率,进行产品更新换代,实现产品动态比较升级,改善贸易条件,提升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减轻我国经济受国际经济动荡的影响,使中国经济保持健康稳定成长。
(4)人民币升值有利于缓解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争端和摩擦,减少反倾销诉讼。
我国出口增长长期快于进口增长,在有力地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经济内外部失衡风险增大、一些国家还越来越多地利用技术壁垒、环境壁垒、知识产权壁垒等非关税贸易壁垒对中国商品出口设限,贸易磨擦频繁发生。中国近几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近10多年来,我国一直是世贸组织成员中遭受反倾销投诉和调查最多的国家,大约占世贸成员投诉量的三分之一。就近一、两年的国内外市场形势看,我国出口增长速度略微放慢一些,进口增长适当加快一些,总体上有利于缓解这类矛盾和问题,人民币适度升值有利于我国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和谐发展。
2.2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
(1)人民币升值会促进进口进一步增强,对国内相关企业造成巨大的冲击,大大消弱其国际竞争力。人民币升值,使国内大量相关企业面临优质进口产品的更大冲击,同时,出口企业在价格方面的国际竞争力被大大削弱,在国际贸易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导致自身贸易条件恶化和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增强。
(2)人民币升值过快过猛,将造成我国出口的大幅缩减,影响国民经济平稳增长。
人民币升值过快和幅度过大,一方面,可能造成出口增长速度大幅回落,这样不仅对资源性、低价位和低附加值商品,也会对整个出口加工产业发展以及就业造成较大打击;另一方面,是可能刺激一部分商品大量进口,冲击国内市场,甚至引起一定的通货紧缩。中国的出口贸易大多集中在纺织,服装,制造业及电子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主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在于其产品相比其他国家同类产品有明显的价格优势。由于产品的技术含量少,附加值低,产品之间差异化程度小,相互替代性强,这些行业的产品出口价格弹性较大,在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对这些行业的出口贸易将产生不利影响。2007年1-7月,我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总值是754.70亿美元,与上年同比增长17.55%,增幅同比回落约7个百分点,比2005年降低了近20个百分点。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和出口退税的减少。
(3)人民币快幅升值挫伤外商对我国投资的积极性。
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优惠的条件吸引了大批外资企业和跨国公司进入国内,而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除在中国国内销售外,一大部分份额都用于出口到国外。这一期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份额在我国总出口额中的一度保持了较快增长。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外商对华投资成本的增加,受此影响,国外资金可能会转向流入中国的资本市场,影响对我国“三资企业”的资金投入。因此,人民币升值可能会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作用。
(4)人民币升值影响我国大型成套设备的出口。
我国一些大型成套设备出口期较长,一般从签约到交付使用大约需要5-10年,而付款时间可能更长。如果人民币保持不断升值,企业对远期汇率水平难以预测,目前金融机构现状是一般只提供一年左右的外汇对冲工具,所以企业承担的汇率风险以及规避风险的成本将较大,这将不利于我国出口大型成套设备。
3人民币升值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应采取的对策
鉴于人民币升值对一国经济发展存在以上诸多负面影响,从经济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来看,就人民币升值,如何趋利避害提出了几点建议:
3.1降低国内企业对外贸的依存度,积极扩大内需
我国在汇率升值的情况下,企业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同时,企业应更加注重国内市场的开拓,注重内需的发展,以减少国民经济增长对外贸的依赖,弱化世界经济起伏动荡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从而使得中国经济更加健康的发展。这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的必然选择,也是当前经济战略转型和政策选择的着力点。
3.2努力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增强外贸企业抵抗汇率风险的能力和途径,提高其国际竞争力
我国金融工具、特别是金融衍生工具的匮乏,使得众多外贸企业缺乏规避外汇风险的有效手段和渠道。人民币升值对外贸出口企业来说,应着力增强其汇率风险意识,增加结算币种,并学会运用更多的汇率避险工具来规避和管理风险,增强消化汇率升值而带来成本的风险的能力。
对于那些单纯以自己的成本和资源来获取比较优势的外贸出口企业,应积极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努力提高其产品的附加值。对于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企业应着力提高其人力资本和技术投入以提高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3.3政府应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
(1)对出口退税率要进一步调整,对那些高能耗低附加值商品要减少出口补贴。税率下调会使我国的出口增长放慢,从而使得经常项目余额减少,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促使我国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2)合理控制、适度利用外汇储备。从微观角度分析,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巨额的外汇储备,因此充分利用我国目前大量外汇储备来进口石油、粮食、矿砂和技术设备等我国紧缺资源和急需技术,这不仅可以缓解因大量外汇储备所累积的人民币升值压力,而且还可以提高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最终促进对外国的产品出口,从而充分发挥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的有利作用。
(3)转变观念,转变只重视出口,忽略进口重要性的唯顺差论。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主要来源于巨额的贸易顺差,为缓解这一压力,消化庞大的外汇储备。就要加大进口力度,进口时必须首先考虑进口外国先进的机器设备及相关技术和不可再生的生产资料,如石油、铜、铁矿砂等我国稀缺资源,保障国家安全作必须的准备。超级秘书网
4结语
从以上分析得出,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改善贸易条件、优化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使得我国原有模式的出口大幅缩减,对经济稳定造成一定影响。面临国际形势和国内发展的现有阶段,人民币升值需要与国内的市场利率改革相结合,充分发挥人民币升值的有利影响,规避其不利影响,有效规避汇率风险,这样才能真正缓解国际贸易顺差,以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光.人民币汇率问题:升值及其成本-收益分析[J].经济研究,2005,(5).
人民币汇率变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途径主要体现在:首先,由于人民币升值,企业在出口商品时的价格就会升高,从而减弱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给出口企业带来损失;其次,企业出口商品的外汇所得兑换成的人民币数量由于人民币的升值而减少,也给企业造成一定的损失。所以,人民币的升值对于出口企业来说是不利的。人民币汇率变化对进口贸易的影响途径主要体现在:由于人民币的升值,使进口的商品兑换成人民币的价格降低,人们的购买能力增强了,或者说不变的收入可以买到更多的进口商品,从而扩大了进口贸易额。总之,当人民币升值时,在进出口贸易上有利于进口额的增加、出口额的减少,扭转我国长久以来贸易巨大顺差的局面。一般来说,汇率的贬值有利于出口,而出口导向战略是众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经济起飞成功的首选战略。无论是早期的亚洲四小龙,还是后来的亚洲四小虎,都以出口导向战略,通过政策优惠扩大开放,鼓励支持出口企业增加出口,从而全面地发展经济。我国已经或者说正在经历这个阶段,但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也可能极快扭转这样的贸易局面。贸易顺差的出现可以增加外汇储备,也能够增强综合国力,对于平衡经济总量以及稳定人民币汇率是十分有利的,后续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可以变得较为宽松。但如果人民币汇率持续上升,虽然可以大幅增加我国的出口贸易额,产生巨大的贸易顺差,但长久的贸易顺差也并不是件有益无害的事。它的弊端也会出现在多个方面:首先,贸易顺差会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大,国际贸易摩擦增加。其次,会弱化货币政策效应,降低社会资源利用效率。再次,贸易顺差提高了外汇储备成本,增加了资金流出,异致本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从表1和图1来看,随着人民币汇率的逐年递减,贸易进口额与出口额都呈现出递增的变化趋势。其中,在2009年有一个转折点,出口与进口都大幅度降低的原因是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导致全球的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国民收入降低,购买能力下降,所以出口与进口都出现了巨幅下降。不过随后中国针对经济危机采取了相应的扩张性政策、降低利率、四万亿投资等等,使经济又较快得到了反弹,在后期又出现进出口贸易额继续增长的态势。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汇率的下降对于出口的影响并不是理论上的减少出口,而是增加。首先,虽然人民币变得更加值钱,但是由于中国的贸易活动中,出口的商品多数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相对于国外的商品价格更加便宜,所以仍然可以保持增长。其次,在汇率下降比较多的2007年和2008年,出口数额虽然在增长,但是增长的幅度放缓,对应图中折线的斜率在减小,说明出口还是受到了汇率的影响。
二、人民币汇率变化对就业水平及物价水平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升值结果会影响到国内就业水平,当人民币升值时,一方面会由于出口商品价格上涨而遏制本国出口,进而缩小国际市场的份额,最终导致国内出口导向型企业缩减生产规模,就业机会减少,从而使失业人口数量上升,使国内就业水平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越多,消费者购买的进口商品也会越多,国内进口需求会不断增加,国内进口替代型企业和进口竞争型企业的经济效益会下降,生产规模也会缩减,使失业人口进一步增加,导致本国就业水平更大幅度地降低。人民币升值还会影响到国内物价水平,主要体现在:升值基本出现在外汇支出小于外汇收入、储备增加、国际收支顺差的情况下,如果出现储备增加还会导致本国中央银行以外汇占款增加形式的本币投放过多,最终形成商品价格上升,继而出现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会让消费者意识到自己手中的钱变多,但是短时间内的消费水平变化不会太大,这样中央银行初期供应的货币量就会相对过剩,由此形成通货膨胀,出现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再者,由于我国人口数量多,农村大量的劳动力需要转移,所以我们将长期面临就业压力。经济发展战略和各项经济政策都必须以促进就业为重要目标,汇率政策也不例外。由于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对外需求依赖程度较高,汇率升值短期内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从长期来看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和结构优化,也有利于就业总量的增加和经济结构的完善。从图2和表2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在2005年至2011年期间,人民币汇率呈现一直下降的趋势,而物价指数在持续走高,就业水平虽表现出缓慢的爬升,但就业率提高的幅度非常有限。当然,就业水平的提高离不开国家相应政策的实施,但也说明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民币汇率走高的负面影响,若将就业率和出口贸易类相关行业的就业水平相联系的话会发现,这些行业的就业率受到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影响较大,体现在随着人民币汇率的持续走低,相应的就业率水平也在下降。人民币升值会带来内外部经济部门的调整,原来为国际市场服务的部门将转向为国内市场服务。因此,从国内政策看,要采取与扩大内需相适应的政策,促进经济和就业结构顺利调整,以求将汇率升值对就业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通过减税等政策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资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的比重;改善居民内部分配结构,重点是提高实际消费能力较强的中低等阶层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规模;推进各项保障制度改革,减少居民预防性储蓄,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降低交易和行政成本,促进社会分工更加细化,培育新的市场需求;鼓励企业扩大投资,鼓励企业在自主创新、自主营销渠道、自主品牌等方面的投资;鼓励对国内产品和劳务的购买。在汇率升值后,国内实际收入将增加,要防止增加的实际收入转化成对国外产品和劳务的需求。汇率升值所带来的内需扩大,还会导致国内需求结构升级。一方面,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看,服务业增速要快于制造业,服务业吸收就业弹性较大,对就业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从制造业内部看,对资本密集型产品需求的增长要快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种变化会引起就业减少。因此,要在人民币升值后减少对就业的不利影响,应该鼓励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以满足国内需求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大力发展服务业是适应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一项重要配合措施。为此,政府应该采取鼓励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扩大服务业的分工程度,降低准入门槛,取消进入服务业的种种限制,简化审批手续等。
三、结论
1.1人民币升值促进我国外贸结构调整
人民币升值过程中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纺织业等低附加值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据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测算,在其他生产要素成本和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每升值1%,企业利润将减少1%,出口企业消化人民币升值的利润空间进一步被挤压。但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后,一个单位的人民币可以兑换更多的外币资产,在国际市场上能够购买更多的产品,这对于国家产业安全建设和满足居民消费来说都是有利的,但这同时加剧了我国进口替代性行业间的竞争。人民币升值降低了进口价格,从而对国内同类产品带来冲击,尤其是那些在技术含量、品牌及质量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有一定差距的产品,必将影响其价格和市场份额,导致盈利恶化。因此改进工艺、提高质量、发展技术、打造核心竞争力成为国内一些企业生存下来的唯一选择,从长远看这是一种良性循环,将成为我国优化产业结构和振兴民族企业的重要推动力。
1.2人民币升值改变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成本
我国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进口依存度较高的行业主要有石油与天然气开采、钢铁、石化、航空、电力设备等,在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企业承受了巨大的成本压力。以进口原油为例,2012年一季度,我国进口原油平均价格为689美元/吨,同比上涨了24.3%。面对疯涨的国际原材料价格,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大宗交易的进口成本,改善相关行业的盈利。以造纸为例,我国造纸业原材料平均35%来自国外,原材料进口比重最高的可达到60%~70%,人民币升值将直接促进造纸业成本下降。但是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来说是雪上加霜[2]。人民币持续升值的2008-2011年,也是国内通货膨胀显现并持续的时期。受国内原材料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国内企业生产成本大幅上升。人民币升值使出口企业灵活定价能力大打折扣,企业之间没有建立良好的价格协调机制,出口议价能力并未随着市场份额的扩大而提高,成本的上升很难通过产品价格的提高得到转嫁,对我国出口企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3人民币升值蚕食我国中小企业的利润
首先,人民币升值将提高企业出口成本,再加上出口退税率降低导致中小企业不断丧失国际竞争力。中小企业立足的根本是“薄利多销”,如今成了利薄少销甚至不销,汇率的微小变动,都可能导致企业亏损。其次,人民币升值加大了企业运营的不确定性。虽然汇率升值已经持续6年之久,但是中小企业抵抗汇率风险的能力仍然十分薄弱,很多企业甚至没有树立起防范风险的意识。我国企业进出口习惯用美元报价,如果企业不能准确把握汇率走势,那么就会面临更大的损失。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就业人员占城镇就业总量的75%以上,占全部工业就业总量的83%以上。中小企业所具有的开业快、投资少、经营灵活、对劳动者技能要求低等特点使其在吸收劳动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由于人民币升值迫使大量的企业停产停业甚至破产倒闭,大批劳动力面临重新寻找工作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就业,就业压力增大。可见人民币升值不仅会侵蚀中小企业的利润,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倒闭潮,更可能诱发国民经济其他环节出现问题。
1.4人民币升值缓解我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
由于我国出口的不断增长和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人民币汇率问题一度成为政治问题。我国凭借出口价格优势已经占领了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低端市场,近年来,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诉讼案件急剧增加。2005年,法国政府认为大量涌入的中国纺织品使欧洲面临严重的挑战,可能导致数百万人失业,因此法国政府对我国和欧盟施压,认为中国和欧盟应该就保护欧洲本土纺织品行业达成协议。欧盟从2006年开始就对我国出口彩电征收44.6%的反倾销关税。美国从2009年开始对我国钢格板征收高额反倾销关税。2010年韩国、巴西、印尼先后对我国出口的陶瓷展开反倾销调查等。通过汇率机制适当提升出口产品的外币价格,一方面可以缓解反倾销压力,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贸易大国努力促进世界贸易健康发展,构建公平、合理的贸易规则,维护与贸易伙伴的密切合作关系的决心[3]。
2人民币升值的诱发原因
2.1政治压力是人民币升值的根本原因
多年以来,美国对我国经常项目逆差形势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美国政府联合其他国家在多次外交场合提出人民币应该升值,企图把人民币问题国际化。自2002年以来,美、日、欧盟等国家不断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在2003年的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上,日本财长提请其他国家一起强行要求人民币升值,美国和欧盟先后呼应日本,美国财政部长斯诺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相继表示人民币汇率应该更加富有弹性。美国在2011年甚至单方面通过了主要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为对于来自“汇率被低估”国家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提供了法律依据。主流媒体如《经济学家》《金融时报》等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
2.2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原因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经济陷入持续的低迷期,复苏无望,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已经连续实施了三轮的量化宽松政策(QE),但这项政策的出台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美元利率下降,刺激了美国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拉动美国的产出和收入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美国对中国的进口。另一方面,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打击中国低端产品出口,可能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进口。此外,中国90%的贸易使用美元结算,贬值还不利于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
2.3利率的持续倒挂是人民币升值的内在原因
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各国普遍采取了低利率的货币政策。以美国为例,美国2008-2012年前后三次推出了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政府大量购买国债,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增加货币供给,利率一次次创历史新低,在此期间,美国的贴现率、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接近零甚至为零。相反,在走出金融危机低谷后,我国采取了收缩银根的政策,货币政策从积极走向稳健。2010年央行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收于18.5%,2011年6次上调准备金率达到21.5%,并且两年内累计加息5次。中美两国利率的倒挂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本涌入中国进行套利、保值,客观上促进了人民币的升值[4]。
2.4国际收支的顺差是人民币升值的直接原因
2010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以29727.6亿美元超过德国排在世界第二位,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我国不仅贸易总额数量巨大,而且从1994年起对外贸易就一直处于顺差。2005年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以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越来越受到国际收支状况的影响,我国的经常账户常常处于顺差的状态,而且顺差的规模越来越大,过大的国际收支顺差导致外汇市场上人民币供不应求,造成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
2.5市场预期的加强进一步推动了人民币升值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收支双顺差的事实,加上西方国家对人民币升值的要求和海外媒体的舆论压力将继续推动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而这种预期势必会进一步推动资本和投资的流入。2004年我国的贸易顺差只有319.5亿美元,2010年激增到1831亿美元,6年时间内增长了将近5倍,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对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使得大量短期资本借贸易渠道流入我国。资本和贸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直接导致我国贸易顺差的激增,贸易顺差反过来又加剧了人民币的升值预期。短期资本不仅流向一般性的实体经济,还大量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股市和房市价格上扬,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泡沫。2007-2012年我国经受着从未有过的通货膨胀压力,人民币进入了一个对外升值和对内贬值的困境[5-6]。
3应对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影响的措施
纵观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本国货币都是在巨额的贸易顺差和国际储备两个重大的背景之下进行升值的,各国采取了多项措施减轻本币升值带来的一系列不利影响,包括调整产业结构、放松外汇管制、整顿和完善金融市场。以史为鉴,我国应对人民币升值和规避汇率风险可以从几下4个方面做起。
3.1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调整和升级产业结构
我国的出口往往以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优,人民币升值无疑会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造成冲击。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出口企业有意识地尝试淘汰一些技术含量低、档次低的产品,使有限的资源流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注意技术引进和高科技产品的研发,减少如光学、医疗、精密仪器和设备的进口依赖程度,创造民族优良产业和品牌。此外,我国政府也有必要为出口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出口补贴,完善出口信用保险制度。此外,政府还可以设置专门机构帮助国内企业学习国际贸易原则、开拓国际市场、培养跨国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为企业提供国际市场行情、国际投资环境、市场调查等方面的信息,成为企业发展的坚强后盾。
3.2采用灵活的贸易结算方式和计价货币进行国际贸易结算
汇改以前,人民币汇率一直盯住美元基本不动,我国出口企业也习惯于在相对固定的汇率环境下用美元进行商务谈判和贸易结算,对美元的价格过于依赖和敏感。2005年汇改以后,外贸企业不得不学会应对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后果和关注人民币的走势。实际上,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这几年,也是人民币对日元等货币贬值的时期,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不代表对其他货币也一定升值。在出口结算时,企业要学会灵活变通计价货币,如出口欧洲可以采用欧元进行结算,出口到日本可以采用日元进行结算,这样一来就能尽可能地减轻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带来的损失。在贸易结算方式的选择上,当人民币有升值预期时,外贸企业要尽可能选择那些即期结算方式,如即期信用证、即期付款交单,争取早日收到货款,或者在合约中规定客户支付一定比例的预付款等。选择合适的贸易结算方式和结算货币看似不是什么大智慧但却是能够巧妙地为企业规避风险、提高利润的好办法[7]。
3.3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进一步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根据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理论,一个国家不能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性,一个国家只能实现其中两项。在我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渐开放的过程中,维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最大限度地保持汇率稳定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进一步释放人民币汇率弹性的举措,使得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不拘泥于单一盯住美元,而可以根据自身利益进行更大幅度的调整。为了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放缓资本流动脚步可能更适合我国国情[8]。
3.4积极利用金融工具规避汇率风险
论文摘要:针对国内外迫切关注的人民币升值问题,从正反面分析人民币升值给江西省进出口企业带来的影响入手,阐述何类型企业影响较为严重及企业面临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的应对策略及政府的政策支持建议。
1江西省进出口贸易现状分析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从正面来说,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人民币的国际购买力增强,有利于降低进口商品价格,使国内消费者受益,同时,也可以降低以进口原材料为主的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促使国内企业努力提高产品竞争力,增强中国企业国外投资能力。
人民币升值,对出口导向型行业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出口价格的相对提高,这意味中国产品在国外价格竞争力的下降。另外,出口企业还会遭受出口收入转化成人民币时的汇兑损失,以及由于出口量减少造成的损失。
人民币升值对外贸企业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直接汇兑损失。企业从签订合同到合同真正履行需要几天甚至一月时间,买方按合同付价,随着人民币对美元的不断升值,外贸出口企业结汇时就会产生较大的汇兑损失,影响企业盈利。以纺织业为例,我国纺织品出口基本上是用结算方式,一季度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使该行业出口企业普遍遇到很大困难,企业的利润空间基本上消失。
(2)对于国内采购企业,人民币升值导致成本上升,国际上成本优势逐渐丧失。
(3)出口成交难度加大且具有不确定性。针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变化较大的情况,大部分中小企业出口成交具有不确定性。例如,多数出口加工企业交货期一般在3-5个月,企业计价时要考虑到几个月以后的汇率水平,多数企业用6.6-6.7的水平计算,由于产品多数属于低附加值产品且没有定价权,客户往往不能接受美元报价进行提价,订单因而转向越南等其他国家。
据南昌海关统计,2008年上半年,江西省进出口总值达62.2亿美元,同比增长55.3%。在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前提下,江西省对外贸易保持50%以上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得益于进口的大幅增长和多晶硅等少数出口产品的迅猛增长。
虽然2008年上半年的出口保持高速增长,但主要是由少数出口产品带动的,在此次调研中,多数出口企业目前处于艰难境地,处于困难的企业整体出现以下几大特点:
①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受损严重。产品附加值低,其出口利润空间小,人民币升值以后,其经营、生存压力较高附加值产品更大,有些甚至将无法继续出口。以纺织业为例,2007年三分之一的纺织企业利润率有6%-10%,整个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只有3.9%,2008年一季度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达到4.49%,使得很多企业面临的是做多亏多的境地。
相对而言,高附加值的产品,由于其有较大的利润空间,且有一定的定价权,人民币升值造成的损失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消化。
②原材料国内采购,出口采用美元结算的企业影响较大。
调研中,一家名为广盛电子的企业称,人民币升值对企业影响很大,他们采用的模式是内购外销,也就是原材料国内采购,产品国外销售,2008年以来,仅汇兑损失就高达800万,而公司的年净利润也仅800万,汇兑损失完全挤占利润空间。相对而言,储科电子采取的是原材料进口,产品外销的模式,该公司工作人员称几乎感觉不到人民币升值压力。
2江西省进出口企业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2.1企业避险意识和能力较差
由于长期以来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观念较为淡薄。在此次调研的众多企业中,绝大多数企业没有采取任何经济手段规避或管理汇率风险,仅仅把汇率风险归于政策性因素,仅有一家公司利用外汇市场进行套期保值来规避风险。
2.2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产品服务创新相对滞后
由于我国金融机构还不具备承担外汇风险的能力,放开人民币汇率,未知的风险和冲击可能给我国金融市场造成很大压力。
2.3产品附加值低
产品附加值低的加工贸易导致企业没有定价权,在国际市场上处于被动地位,人民币升值挤压利润空间,产品涨价又不被顾客接受,所受冲击比较大。超级秘书网
3对策建议
(1)原材料与上游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综合计算,由于原材料及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生产成本上升了20%-30%,成为推动企业成本上升的第一因素。
(2)国内外贸政策的变化。近几年来,由于国际贸易顺差不断拉大,国内被迫调整了外贸的出口政策。调整的基本方向就是对劳动密集型低加工工业的出口予以限制,给企业制造了很大的成本。尤其是对纺织鞋帽、珠宝首饰、皮革、加工、饲料等传统优势产业冲击较大,这些企业又集中在珠三角地区。
(3)央行实施货币从紧政策影响。央行严格限制贷款规模,进一步加剧了出口加工企业资金困难。
在此次调研中,我们发现,从产品需求弹性的角度分析,人民币有限升值对出口会产生一定影响,但是不会对出口产生严重打击。出口企业的艰难情况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在政策制定方面也需考虑到上述几大因素。从企业自身角度来看,应对策略的选择比较重要,政府积极地对外贸企业应进行该方面的引导。
①外贸企业应该高度关注外汇市场,采用金融手段积极规避外汇风险。
要引导企业转变经营理念,提高企业的主动避险意识,并引导企业加大该方面专业知识和人才的引进,使企业掌握汇率避险方法、工具,进行主动避险。
②开拓新的出口市场,同时扩大内销,双管齐下。
长期以来,江西的三大出口市场分别是欧盟、美国、中国香港。今年上半年则发生巨大变化,排名前三位的为欧盟、美国、东盟,出口额分别为6.8亿美元、3.8亿美元、3.5亿美元,东盟跃升为江西省第三大出口市场。这一现象也表明,在人民币升值的环境下,为了更大的利润空间,存在出口市场转换的趋势,这种转移也缓解了人民币升值对江西省外贸的影响。同时,大多数出口企业在此刻都在积极地拓展国内市场,保存利润空间。
③优化产品出口结构。
外贸企业提高应对能力的根本措施是优化产品出口结构,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走高质量、品牌化之路,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确保我国外贸企业具有长期的竞争优势。在适当的时候,我国外贸企业更要大胆的走出去,减轻国内货币升值带来的冲击力,提高自身的竞争实力,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4)结汇多元化。
外贸企业应该从自身效益出发,在出口结汇时,不要单盯美元一种外币。根据出口地区不同,经与外商协商,选择其它在国际市场流通且汇率稳定可靠的币种作为结汇外币,如欧元、日元、英镑等。
从政府角度来说,可以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①调整产业结构。结合自身情况,鼓励全省各进出口企业坚持以科技进步为推动力,改变过去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格局,大力调整和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对高附加值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
②鼓励原材料海外采购。人民币升值使原材料海外采购具有优势,由于进口关税,运输成本等导致众多企业对原材料海外采购望而却步,针对这种现象,政府可以对外贸企业进行一定的进出口运费补贴等政策支持。
参考文献
[1]林宗卿.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温州进出口贸易的影响[J].经济论坛,2008,(8).
[2]唐立楠.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影响分析[J].消费导刊,2008,(5).
一、国内外文献综述
有关FDI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理论研究很多,Mundell(1957)最初提出贸易替代模型,之后先后出现了“互补贸易模型”(Markuson,1983)、“小岛清模型”(Kojima,1987)等理论。Helpman(1984)、Helpman和Krugman(1985)认为,在要素禀赋不对称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由于跨国公司的专有资产很难通过外部市场达成交易,就会产生大量的公司内交易和对中间产品的需求,由此带动母国的出口贸易。FDI与国际商品贸易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主要有Nakamura和MaryAmiti(1998,2000)的研究表明两者呈互补关系。Eaton和Tamura(1994)、Goldberg和Klein(1998)对日本的检验证实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商品进出口起到了促进作用。尽管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FDI对国际商品贸易具有促进作用,但是,Goldberg和Klein(1998)的另一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减少了双边贸易额,两者呈替代关系。此例说明FDI与国际商品贸易间的关系在不同国家或地区是相异的。
中国学者对FDI与贸易的关系也进行了不少研究。冼国明等(2003)依据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分析得出FDI与中国的出口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陈宪,陈晨研究发现FDI增长与进出口额增长的相关性呈现由强到弱后又增强的趋势,原因是FDI在当年通过带动进口刺激了对外贸易增长,数年后则通过推动出口对外贸增长再次产生影响。史小龙等(2004)则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得出:FDI流入对我国商品进出口有长期的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出口的短期变化影响不显著。陈继勇等(2006)用贸易引力模型,结合混合回归分析与横截面分析两种方法得出FDI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增长均存在长期且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存在时滞,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是波动的,但从总趋势来看,是在不断增强。本文将采用1980—2006年的数据,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重新研究FDI和进出口贸易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及由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调整的过程。
二、实证模型和研究方法
(一)实证模型
本文应用非平稳时间序列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研究方法来重新检验FDI对中国进口和出口贸易的影响。该方法基础思想在本文的应用体现在,如果FDI与出口(或进口)值呈现非平稳性,但它们的某种线形组合却呈现平稳性,表明FDI与出口之间存在某种长期稳定关系,即协整关系。在协整检验之前,本文将采用ADF1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如果变量是非平稳的,还需检验其差分的平稳性,所有变量同阶单整,且这些变量的某种线形组合是平稳的,则称这些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根据Stock的证明,本文直接使用传统的OLS方法。
对FDI和出口、进口分别进行OLS回归:
误差修正模型是协整分析的一个延伸,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结合在一个模型中。在确定了FDI与进出口之间的长期关系之后,我们可以转而估计它们之间的误差修正过程。考虑解释变量短期波动、误差修正项和各变量滞后变化的影响,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二)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1980年至2006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发生额(FDI)和进口额(IM)、出口额(EX)的数据作为实证检验对象,1980—2005年的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的统计数据来自2006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本文首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变化趋势进行简单分析,然后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确定每个变量的平稳性及变量间长期稳定关系的存在与否,最后用误差修正模型检验变量的短期偏离状况。
三、实证分析结果
自1980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呈现出稳步快速增长的态势,尤其是1998年以来,进口额和出口额迅速增加,这可以归因于中国关税壁垒的日益降低和参与国际垂直分工的逐步深入。中国实际利用FDI在1992年之前徘徊不前,之后有了较大的攀升,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使中国吸收外资数量连续两年处于低迷水平,此后又出现恢复性增长。虽然FDI与进出口贸易的增长状况有所差异,但总体增长趋势是相似。那么中国FDI的增长对国际贸易到底有怎样的影响,本文将通过协整检验进行分析。
首先对FDI,EX,IM的自然对数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表明所有变量一阶差分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这些变量是1阶单整(I(1))。于是,进一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可见,方程(1)、(2)的回归残差、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是平稳的,FDI和进出口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即协整关系,且方程(1)和(2)便是这种长期关系的定量表示。
回归显示,在1980-2006年期间,我国FDI与进口和出口呈现正相关,模型拟合较好,各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R2和调整后的R2均在97%以上,F统计值显著(具体数值见表2)。残差自相关校正后的回归方程具体数据如下:
LnEX=3.4291+0.5301*LnFDI
+[AR(l)=1.0083,AR(2)=0.0368]
LnlM=4.3539+0.4761*LnFDI
+[AR(l)=1.3483,AR(2)=-0.3486]。
进一步运用误差修正模型,采用Hendry从一般到个别的建模方法选择每一个变量的滞后长度,根据方程(3)和(4)分别得到FDI和进口、FDI和出口的ECM模型,其结果如下:
FDI与出口的ECM:
误差修正项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在短期内,进口和出口都可能偏离它与FDI的长期均衡水平,但它们的关系由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调整的速度很快。就平均而言,出口每年对上一年的非均衡偏离的纠正程度为26%,而进口每年对上一年的非均衡偏离的纠正程度为36%。
四、结论
从方程(1)和(2)的协整回归结果可知,FDI变动1个百分点,会带来出口0.53个百分点的同方向变动和进口0.47个百分点的同方向变动。这表明FDI与出口和进口之间仍然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FDI流入带来出口的增长,是我国出口导向政策以及产业结构升级调整,更广泛深入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而FDI流入促进进口增长,则需要深入分析。因为理论上,我国的进口替代政策及FDI的贸易替代效应会使FDI与进口的规模反向而动。但是从另外的角度分析,外商到中国投资,必然会大量进口国外先进的机器设备、原材料等,因此,实证分析才会出现FDI在我国的贸易替代效应相对不显著,“进口替代”政策的效果不明显,FDI导致了进口的增加。
误差修正模型显示,FDI与出口的关系,每年对上一年非均衡偏离的纠正速度为26%。短期内,FDI的变动不会导致出口的迅速反应,因为FDI从实际引入到产品出口需要一定周期。出口的短期变动受误差项和自身滞后一起变动的影响较大。而FDI与进口的关系,每年对上一年非均衡偏离的纠正速度则较快,达到36%。且进口的短期波动对滞后一期的FDI变动较为敏感。因为外商投资的初期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所以滞后一期的FDI变动会推动进口的同方向变动。总体上,误差修正模型不仅反映出FDI和进出口的关系由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调整的速度较快,而且证明了FDI和进出口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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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进出口贸易知识产权壁垒预警机制
知识产权壁垒的内涵
知识产权壁垒是占有知识产权优势和先进技术水平的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利用国际和国内的知识产权制度以及相关的国家政策,通过海关扣押、专利围堵、产权诉讼等方式利用知识产权法所授予的独占权或超越有限垄断权的范围,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下,来限制我国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进一步扩张的种种市场竞争措施和策略,以此达到维护其知识产权优势的目的。知识产权壁垒实质上是一种非关税国际贸易壁垒,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等措施为国人所熟知以后,它已经逐渐取代前两者成为困扰我国企业的贸易障碍。
我国进出口贸易应对知识产权壁垒现状
相关法律及预警机制有待完善。我国在入世前,政府已经修改了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律,并制定了其他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条例。然而TRIPS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包括假冒商品贸易)协议(草案)》生效以来,发生了许多当年无法预料的知识产权垄断及滥用问题。对于将产品出口国外的企业,专利预警机制是要事先调查目的国与出口产品有关的专利信息进行分析,以正确的指导下一步的工作。而我国的预警机制的不成熟使我国的产品出口增加了盲目性。
自主知识产权不足。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仅有利于技术创新和企业竞争力的加强,而且有利于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而我国拥有的自主知识产权及专利技术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的申请量不到全球总量的2%,并且标准整体水平偏低。如果我国在标准制定过程中一味以低标准换取某个行业的大部分企业的生存,就无法逾越出口贸易中的技术壁垒。
研发投入不足。我国财政对于研发的投入,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另外,企业本身对研发的投入也与世界水平存在差距。由于国家和企业对科技投入的力度不够,研究和开发的经费投入过少,我国企业的自主开发新技术能力普遍较低。
不重视专利文献检索。根据“专利一国独立原则”,外国专利如果在一定期限内不另行在中国申请,就永远不能在中国申请专利、不受中国专利法保护。据悉,全球每年诞生的专利85%没有申请中国专利,跨国集团迄今在我国获得授权的专利不到17万。因此,如果没有很好地进行专利文献查询,很容易导致在进出口贸易中产生侵权行为或在企业引进国外技术时,掉进竞争对手设置的专利陷阱。
知识产权人才匮乏。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严重滞后,使得目前国内知识产权方面的人才十分短缺,人才的供需出现严重的失衡现象。
我国进出口贸易应对知识产权壁垒的对策
完善法规及预警机制。我国应针对立法的薄弱环节,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重视运用法律手段保护知识产权。完善专利预警机制,通过对知识产权及专利信息的搜集、分析、预警,为外贸企业提供必要的服务。
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我国企业应重视自身的技术创新,一方面,充分调动现有大学、科研单位的力量,建立起知识产权研发、生产基地;另一方面,企业应尽快提高品牌价值,增加品牌的科技含量,以此带动我国品牌的对外输出,加快我国品牌建设步伐。
提供资金扶持。企业在开发和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过程中,国家应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壮大其经济实力。对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企业进行定向研究优先提供经费,对有技术创新的企业进行重点扶持和奖励。
注重专利文献检索。据统计,世界上每年完成的发明成果的92%可在文献中检索到。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统计,充分利用专利检索文献,可节省40%的研究时间和60%的研究费用。进行专利开发前,应合理高效地进行专利检索。
实施知识产权人才战略。知识产权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这种综合性决定了知识产权人才的专业素质应当是具有多门学科知识融合交叉的知识结构,科技与法律并举,并兼有国际贸易、外语等方面的知识。我国的企业应该改变固有观念,来培训自己的复合型知识产权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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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长进.试论我国知识产权战略中的五大瓶颈问题.产业与科技论坛,2006(12)
完全的汇率传递是以世界市场的完全竟争为前提,而现实中大多数产品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美国经济学家多恩布什和克鲁格曼等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以及产业组织角度来分析解释汇率的不完全传递问题。
他们认为传统的汇率传递理论是以世界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为前提的,即进出口厂商是贸易产品进出口价格的接受者,无法左右进出口价格,在这种前提下,当汇率变动时则会引起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同等变动。然而事实上,世界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大部分产品是差别产品,出口商有决定价格和产量的权力。在升值的情况下,出口商一般会通过降低成本等方式来抑制因货币升值而造成的价格上涨压力,从而导致不完全汇率传递。通常,市场集中程度越高、进口商品用国内货币标价的范围越大,汇率的传递系数越低;而产品的同质和替代程度提高、国外厂商相对于国内竞争者的市场份额扩大,汇率的传递系数就越高。
多恩布什认为一些产业组织因素也会影响汇率的传递,这些因素包括:市场集中程度、产品的同质性和替代程度等。一般说来,市场集中程度越高,厂商的垄断势力也越强,所以汇率的传递系数就越低:产品越具相似性,产品间的替代程度越强,则厂商的垄断势力越小,汇率的传递系数就越大。
2、沉淀成本
美国经济学家迪克希特和克鲁格曼从供给角度分析了汇率传递不完全的原因,他们同时也建立了汇率传递的沉淀成本模型[’61。该模型的思想是:在产品存在差异的情况的情形下,出口厂商不仅要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确定合理的价格,还必须投入一部分资源用于开发市场,建立分销网络,针对外国人的需求进行研发以使产品适应外国市场等。这些投入成本是为进入外国市场而支出的,然而这些成本一旦支出就可以被看作沉淀了,因为厂商不能轻而易举地廉价出售它的资产,无论是无形资产还是有形资产。由于沉淀成本的不可逆转性,以只有当厂商预期能够弥补沉淀成本时,他才会进入一个市场,一旦成本己经沉淀,即使厂商只能弥补可变成本,它也仍然会留在市场中不会退出。
事实上,当存在沉淀成本时,厂商会对未来利润的贴现值与当前利润进行比较然后做出决策,而不会一直因为有了沉淀成本而不进入市场。因此该模型有一定的缺陷。
3、市场份额
美国经济学家弗路特与克兰帕尔从分析厂商的市场份额角度研究了汇率传递问题。他们认为如果垄断厂商以其市场份额作为经营目标,那么对未来汇率的预期会影响厂商目前的定价策略与市场份额[47l。
【关键词】汇率制度进出口贸易
一、汇率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汇率水平是影响进出口贸易的一个重大因素。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本币升值,意味着其它国家的货币贬值,在进行出口贸易的时候,同样的货物进口国需要拿出更多的本国货币,因此进口国可能转而求其它国的商品,不利于本国的出口。而本币贬值,意味这他国的货币升值,进口同样的货品需要更多的本币,不利于他国出口。
汇率变动会影响进出口贸易以及贸易收支,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汇率变动引起收入变化,影响进出口贸易
汇率变动的最直接体现就是本币的升值或贬值。货币升值会造成进口商品价格下降,而出口商品价格上升,虽然不利于出口,但是可以改善国际收支,货币贬值则可以达到相反的效果。但是实际上,货币的贬值对收入的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贬值会造成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出口商品价格下降,从而使得贸易条件恶化。与此同时,在同样名义收入水平下,消费者只能购买较少的商品,也就是导致实际收入的下降,这必然导致该国支出的下降,从而改善贸易收支。另外,如该国存在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则贬值可以刺激国内外居民对本国该种产品的需求。根据凯恩斯经济学的原理,民众的经济支出会通过凯恩斯乘数而数倍提高国民收入,国民收入的提高又会提高国内支出,达到良性循环的结果。
2.汇率变动引起价格传递,影响进出口贸易
前面说到,汇率变动的最直接体现是货币的相对价格上升或下降,这首先在进出口贸易中体现出来。但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国际市场的价格变动最终也会影响国内市场的一般价格。因此汇率的变动会引起国内一般价格水平,从而影响进出口商的贸易额和国家的贸易收支,这从以下两个方面体现:首先,货币的升值是以本币表示的进口商品价格下跌,如原料或半成品,然后通过价格传递,影响最终商品成本的下跌和价格的下跌。其次,汇率变动会使得贸易收支发生变化,如货币贬值后会出现贸易收支顺差,然后使得外汇储备增加,而外汇储备的增加,又使得央行必须通过购买外汇而在国内市场上投放更多的基础货币。显然,更多的基础货币会导致通货膨胀。近两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断的增长,尽管不是人民币贬值的结果,但是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国际经济的变化,使得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一直较高就是很好的说明。当通货膨胀出现的时候,其实是鼓励人们消费,因为在名义货币不变的情况下,公众更有意愿将货币转化成有形的资产,客观上又会推动物价上升。
二、应对汇率变化的一般对策
应对汇率变化的一般对策主要从进出口贸易中多样化的进口来源,结算货币的选择,以及利用各种金融工具。
1.选择多样化的进口来源
如同一国货币紧盯着另一国货币有很大风险一样,进口来源的单一很容易使得出口商转移汇率风险,甚至操纵价格。因为如果进口来源过于单一,反映了该国的某种资源对其贸易对象国或者地区的高度依赖。2007年底和2008年7月发生的两次大的石油涨价行为可以说明这一切,因为全球的石油资源过渡依赖一些产油国或地区。某些资源过于依赖单一国家或地区,必然导致企业的经营严重受制于该国的货币汇率的波动,该国进而将汇率的风险转嫁到进口商。这种单独的依赖本来就是不明智的选择,再加上当前全球经济的不明朗,进口商的经营风险进一步放大。因此,必须适当地扩大进出口业务的地域分布,在国际范围内分散原料来源和销售地点,在多个资金市场上以多种货币筹措资金,按照汇率走势和国际贸易形势,建立一定的货币组合,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分散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外汇风险。
2.进出口贸易中选择合理或多种交易币种
进出口贸易中的出口,特别是出口商要选择合理的货币作为结算和付款的币种,当然这一般是进出口商双方博弈的结果。因此,在有关对外贸易和借贷等经济交易中,签订合同时选择何种币种,作为计价结算的货币或计值清偿的货币,直接关系到交易双方是否将承担汇率风险。一般而言,出口贸易采取硬币计价,以防汇率贬值给自己带来损失,而进口商会选择软币,以避免升值造成的汇兑损失。如当前的国际贸易中,欧元和人民币有升值的压力,而美元贬值已经成为现实,因此出口商更多意愿是以欧元和人民币作为结算和付款的币种,而进口上则更愿意选择美元结算。当然在实际进出口贸易中,双方博弈的结果一般是约定采用一部分硬币和一部分软币,甚至多种货币计价和付款。其结果是进出口商共同承担汇率的风险,增大了谈判的成功率。在长期合同中,还可以使用货币保值的方式,即选择某种与合同货币不一致的、价值稳定的货币,将合同金额转换成用所选的货币来表示,在结算或清偿时,按所选货币表示的金额以合同货币来完成支付。还有一种降低汇率风险的办法是,出口时虽然选择了软币,但可以适当提高价格以防货币贬值风险,进口时选择了硬币,则可以适当压低价格以防范升值损失。
3.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工具低于汇率风险
金融工具的出现本身就是因为汇率风险转嫁的必然结果,而通过一定的金融工具,进出口商也共同承担了汇率风险,或者向后推迟了承担汇率风险的必然结果。对于金融业发达的国家而言,积极地利用金融工具已经司空见惯,因此发展中国家对金融工具的利用显得更为迫切。这些国家一方面要加快国家的外汇市场建设,推出各类外汇业务,一方面企业则需要积极利用外汇市场及其金融衍生工具来规避外汇风险。企业可以运用远期外汇交易、外汇期权交易、出口押汇、出口商业发票贴现、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NDF)业务、外汇借款等多种方式转嫁汇率风险。
三、结束语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非常不明朗,国际金融中心华尔街被拯救,石油价格风险较高,日本经济长期的疲软以及世界经济经近几年高速发展之后也出现减缓的迹象,即使保持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也因为内外因素出现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当前国际经济已经融为一体,休戚相关,因此国家之间的货币比值变得比以往更加敏感。近日,美欧等六国的中央银行集体宣布降息以促进经济发展足以表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程度非常之高。但是对于进出口商而言,汇率变化的巨大风险不能仅仅靠国家的财政政策来进行规避,他们需要选择更多进口来源,需要更灵活的结算货币,以及选择更多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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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外贸易开放度
通过进口国外先进的中间产品可以提高一国最终产品的技术含量。贸易伙伴国的R&D活动可以产生新的中间产品,当进口这些中间产品时,进口国企业便可以利用其含有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相应的研发成果来提高自身的生产力。此外,国内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摸索、了解和吸收国外同行的知识和技术窍门,逐步掌握了生产这些含有先进技术或研发成果的产品,最终使企业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在这个“进口商品学习、吸收先进技术模仿二次创新”的过程中,产生出了诸如“干中学”效应、“技术示范与交流”效应等现象,有力地巩固和促进了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持续性提高。国际发展经验表明,贸易开放度越高的国家,国外新技术就越有可能被有效复制,从其它国家学到先进技术的机会也就越大。
(二)国内企业的吸收能力
国内自身吸收能力的大小是保证技术溢出效果的重要保证。主要表现在国内研发(R&D)活动和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上。一国R&D活动不仅仅是自主技术创新的源泉,也是影响技术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较高的国内R&D存量能促进现有资源的进一步有效利用,产生更多的创新成果,提高国内生产力水平;同时也能提高本国对新技术的承接、利用和改进的能力。同时,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不仅可以发挥生产要素对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而且能够有效地实现新技术的采用和贯彻。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者可以更容易地接收新的思想,更加适应先进技术,从而促进新技术在生产中的使用。(BenhabibandSpiegel,1994)
(三)与技术溢出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技术溢出的影响却是双重的。知识具有非排他性特征,而知识产权保护正是要给予创新者适当的垄断利润,从而保持国内创新过程的持续性。但是与技术溢出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如果出口国的知识产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的时候,由于担心核心技术的泄露,出口国则倾向于向进口国出口低技术含量的产品。而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能够使进口国有更多接近并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进口国企业在模仿时所分享的知识存量往往只能是知识总量部分内容,从而将减弱进口国获得更多技术溢出的效果。
三、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条件及其特征
(一)进口贸易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我国同美国、日本、欧盟等技术先进国的贸易联系日益紧密,为技术的溢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自1985年以来,我国从世界发达国家的进口贸易发展迅速。以R&D活动相对集中的G-7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为例,1985年我国从G-7国家的进口总额为260.6亿美元,其中日本(占57.7%),美国(占19.5%),德国(占9.2%)在G-7中位居前三位,其他四国所占比例较小;2006年进口额增长了约10倍,达到2468.1亿美元,其中位居前三位仍然为日本(占46.9%)、美国(占24.0%)、德国(占15.3%)。在进口商品结构上。近年来我国初级产品的增速有所回落,而机械及运输设备以及高科技产品的增速增加。其中,机械及运输设备进口量占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由2000年的40.8%增至2006年的45.1%;高科技产品占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从2000年的23.3%增至2006年的31.2%。我国与技术先进国家进口贸易总量的扩大,以及进口商品结构的不断改善支持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果的实现。
(二)国内吸收能力不足制约了对先进技术的吸收效果
1.研发投入不足,结构不合理。第一,我国用于科研开发的支出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2006年我国R&D经费支出达到2943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41%。而发达国家的R&D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2%以上。比如,2005年美国R&D投入总额为3125.3亿美元,占其GDP比重为2.51%;日本R&D投入总额为1458.8亿美元,占其GDP比重为3.20%;法国R&D投入总额为441.2亿美元,占其GDP比重为2.13%。第二,我国研发投入结构不尽合理、科研成果应用不足。一方面,政府在国家资金不足的条件下,仍然把大量资金投入到资本密集度极大、风险极高的技术研发领域,忽略了国内要素禀赋结构的约束,导致了国内要素配置效率下降;另一方面,研发成果的转化率或使用率较低,致使研发成果并没有进入生产领域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因此,这些问题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滞缓了自主研发能力的形成,降低了创新速度。同时,国内研发投入不足也会带来一种“副产品”,即落后国家由于研发基础薄弱,缺乏及时了解和掌握国际技术发展最新动态的能力,难以对引进技术做出客观的评价,因而往往引进的是一些行将淘汰的技术,结果使其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中。
2.人力资本短缺严重。由于教育投资匮乏等原因,我国人力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2005年我国“万劳动力R&D科学家和工程师”为14人,和发达国家相比,日本2003年为101人,德国为68人,法国为71人,美国在2002年为91人,加拿大为68人,意大利为30人。据统计欧美发达国家的从事R&D活动人员分布中,企业的R&D科学家与工程师均占50%以上,而我国企业中从事R&D的科学家与工程师人数明显低于在研究机构工作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数。人力资本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技术吸收能力的一项重要因素。
(三)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度不力制约了先进技术的流入
GinarteandPark(1997)建立和发展了一种定性评级法,用于对一国知识产权强度做出较客观的比较。他们将知识产权保护分为五个方面:覆盖范围、加入相关国际专利协议的情况、保护例外、实施机制和保护期限,并根据决定每个方面有效强度的多种因素分别评分,最后加总得到一个“0”到“5”之间的国家评分,即“GP指数”。一般而言,“GP指数”越大,说明该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越大。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但上升的幅度时缓时急。其中,1992年前后和2001年前后出现了两个快速上升的阶段,这一现象与1992年、2001年中国大范围修订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的事实有关。但是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仍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2004年的GP指数仅相当于日本1960年的水平(韩玉雄,李怀祖,2005)。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继续扩大与发达国家的进口贸易,优化进口贸易结构
对我国而言,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在长期的积极影响是显著的。如果单纯依赖本国的自主创新体系、研发能力带来国内技术进步是远远不够的。为此,进一步优化中间产品的进口结构,继续促进技术贸易的发展应该成为是中国今后经济政策制订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是要进一步改革完善进口体制,调动企业进口积极性,充分发挥进口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二是要进一步调整、优化进口关税结构,鼓励企业及时合理增加国外先进适用技术、关键设备的进口。
(二)要逐步增加研发资金投入
增加研发投入和R&D存量,是提高我国国际技术溢出效果的必要前提。《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提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要顺利实现上述目标,我国政府应适当增加财政科研拨款,特别要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财政支持力度。同时为鼓励创新,政府可以依据企业技术创新的力度和市场实现程度,对创新企业给予不同程度的R&D退税补贴等税收方面的优惠,以减少企业的创新成本。
(三)加大教育投入,培育人力资本
政府应科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有限的财力中确保教育支出的优先增长。预算安排时,要确保《教育法》中规定的教育经费“三个增长”(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学生人均教育经费要逐步增长,教师工资和公用经费要逐步增长)的落实。逐步取消对私人部门投资教育的各种限制,动员社会各阶层力量,多渠道筹措办学资金。我国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建立完整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鼓励社会投资办学,以解决我国教育资金不足的难题,促进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投入的提高。
(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正确认识和处理知识产权,从长远来看,是知识溢出良性循环的宏观控制的必要条件。顺应WTO的要求,我国政府要努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相关研究表明,当技术差距较大和(或)模仿能力较强时,可以充分利用“技术后发优势”,这时则偏向于鼓励模仿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利于技术进步。要加强知识产权法的法制建设和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保护国外科技企业的在华利益,从而以保证更多外部知识的持续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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