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形态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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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和环境刑法共同特征

1.时间尺度特征是指对生态环境资源使用或破坏的时间长短。

在时间尺度上生态环境破坏行为具有短暂性,但对不同生态环境的影响是持续的或短暂的,要确保在时间尺度上对资源利用的持续性。如河南省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九十年代兴建了一批化工企业,留下了六百多万吨废料铬渣,因铬渣中含有致癌物铬酸钙和剧毒物六价铬且铬渣堆大多没有防雨和防渗措施,致癌物经雨水冲淋和渗透,成为持久损害地下水和农田的污染源。类似这种能导致持久性污染的违法行为,应从时间尺度上进行刑事处罚而且需从重处罚。因此,环境刑法的处罚需要依据破坏生态环境资源行为在时间尺度上影响的持续性和短暂性进行刑罚。

2.空间尺度特征是指生态环境资源利用或破坏在空间上的面积或体积大小的影响。

生态环境资源的利用具有空间约束,例如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必须受到环境刑法的保护;不同生态环境资源在空间尺度上破坏的影响具有很大差别,例如废气排放、水体污染在空间尺度上具有跨国、跨地区的影响,动植物资源破坏在空间尺度上具有局部性。不同区域空间之间的生态环境资源开发和利用应确保相互间不为损害或要满足相互间的物质能量交换。因此,环境刑法的处罚需要依据破坏生态环境资源行为在空间尺度上影响的面积或体积大小进行刑罚。

3.承载尺度特征是指生态环境资源依据本身的物质结构和生态功能的背景值

能够承载本身具有的物质或功能最大上限值和能够承载不是本身具有的物质或功能的下限值。例如鄱阳湖的重金属的铜背景值为0.0008-1.118mg/L,上限值为1.118mg/L,若某个企业或公民排污的水中铜的含量超过上限值多少倍进行环境刑法处罚。因此,环境刑法的处罚需要依据生态环境资源本身的物质结构和生态功能的背景值在承载尺度上进行刑罚。

(二)环境刑法实施目标

环境刑法要规范企业、社会和公民的行为,在生产经营程中,既要遵循生态环境规律,又要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环境刑法要保障“生态环境规律与经济发展规律”的作用和影响是互相联系、互为条件和相互制约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共存的和相互协调的关系;环境刑法要确保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遵循“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一生态经济规律;环境刑法最终要实现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可持续性发展。

二、环境刑法的现状和缺陷

为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国家先后制定颁行了一系列较为完善的法律规范。“法典式”是我国保护生态环境的主要立法模式,各种破环生态环境的犯罪在刑法典中都有具体的法律规范。“法典式”立法模式有利于确保对破坏生态环境犯罪的打击力度,有利于达到威慑各种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和有利于实现刑法的科学化。

(一)环境刑法建设现状

我国刑法介入环境保护经历了近35年,跨越四个发展历程:

1.1979-1988个别条款阶段。

环境犯罪的条款始于1979年颁布的我国第一部《刑法》,在这一阶段中,我国对破坏生态环境的犯罪行为是在个别条款中出现,没有专门为保护生态环境设置章节,主要原因是当时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资源的矛盾不够突出。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主要以行政处罚和民事制裁为主,刑法处罚为辅。

2.1988-1997附属刑法和单行刑法增补阶段。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对生态环境资源需求旺盛,各种破坏生态环境行为日益增加,现行刑法中的个别条款不能对生态环境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凸显环境刑事立法的滞后。为弥补环境刑法滞后于破坏生态环境犯罪的客观现实,我国通过制定附属刑法和单行刑法对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加以惩罚,如1988年通过的《关于惩治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补充规定》。

3.1997-2001设置专节阶段。

1997年颁布的新《刑法》中第一次对保护生态环境设置专节,为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犯罪行为提供了更有力的刑法保障。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第六节以专节形式设定“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共9个条文,14种罪名,并第一次将单位规定为环境犯罪的主体,这表明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正式实行双罚制。

4.2001-2013完善阶段。

随着我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矛盾进一步加深,新的破坏生态环境行为不断出现,为快速制止这种行为并在实际司法中有效处理,国家通过刑法修正案、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的方式,颁布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条文。如2013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环境刑法存在的缺陷

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规范经过35年的发展逐步完善,但环境刑法在现行的经济发展中也存在缺陷:

1.环境刑法立法理念未从保护生态规律角度修订。

我国所制订的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法规是从某一生态环境因子考虑,没有从生态系统或生态规律角度去协调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近年来,有学者认为“搁置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争议,就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需要而言,环境污染犯罪的治理内在地要求以整个地球生态的均衡发展为目的来设计治理机制”。这种观点体现了人是生态环境中的一种生物,包含其中。只有保护好生态环境,人类才能生存,社会经济才能得以可持续发展。

2.保障生态经济发展的环境刑法法规没有发挥威慑功能。

环境刑法具有极强的威慑效果,体现在两方面:威慑已经环境犯罪之人重新犯罪;威慑一般人实施破坏生态环境的犯罪行为。破坏生态环境经常伴随的是生态系统破坏和生态环境背景值改变,例如矿山开采导致植被生态系统无法恢复到顶级生态系统。由于生态系统恢复困难,因此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应采用刑罚加以威慑。发挥刑法威慑功能目的在于保护生态环境规律,防止环境犯罪行为的扩大。英美法系国家等采用刑法的威慑功能,在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和经济发展均已取得良好的效果。

3.环境刑法的刑罚配置体系不够完善。

除遵守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外,环境刑法的刑罚配置还需要根据环境自身的特点设置。刑罚配置体系需要根据生态环境资源时间、空间、承载尺度特点来设置,因为不同的破坏环境行为具有不同的科学特性,例如重金属污染具有潜伏性、长久性、科学证明的复杂性等特点。通过刑罚配置量化指标体系建立,则可以依据环境犯罪刑罚配置数量和严厉程度对其进行刑罚。从量化指标解决刑罚判断标准,防止刑罚过重需要社会支出的绝对增加和刑罚过轻又不足以震慑环境犯罪,导致环境犯罪数量增加。

三、环境刑法实施的重点及难点

环境刑法在实际工作存在较多困难,但面对污染对生态经济的影响,必须在重点难点方面有所突破。

(一)严惩环境危险犯和过失犯罪

环境危险犯是指行为人实施了污染或破坏环境的行为,从而造成了一种危险状态,对环境或人身、财产构成了严重威胁[4]。在日本和德国等国家,环境危险犯已从学术研究走向了刑法典。如日本《关于处罚与人体健康有关的公害犯罪的法律》中有关排放有损于人体健康的废物的规定,德国《刑法典》中的“未经许可的放射性物质及其他危险物品的交易”即为有关危险犯的规定。过失犯罪是指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危害结果的行为[5],过失犯罪只有在《刑法》中有规定的犯罪行为才负环境刑事责任,这将不利于生态经济健康发展。因此,过失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犯罪行为,应受到刑事处罚。

(二)环境刑法实施的有效环境

在不遵守规范的生态经济发展行为过程中,环境刑法可以作为一种随后适用的惩罚机制。环境刑法立法上的快速进展与执法上的保守执行的矛盾日益突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环境刑事立法的目的最终因执法不力或司法衰微而收效甚微,对于工业文明时代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得不到节制,更不能推动人类社会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

(三)环境刑法实施的重点突破

在生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案件中,若没有通过其惩罚手段让环境刑法得到有效的实施并尊重环境刑法本身,制定完善的旨在保护生态经济发展的环境刑法规范是不够的。此外,在环境刑法实施过程中,特别强调在环境检察官最有可能环境刑法的违法者,并独立于公共权力机构影响之外。这一点,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中,都是一个重点难点:环境刑法法规的违法者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刑事犯,而通常是社会上被尊重的企业家或政府官员等公民。这些人拥有更多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在一个环境诉讼案件中,他们会毫无顾忌地使用这些权力去规避环境刑法的制裁。只有当环境刑法能够承受这些压力并在违法者当中树立起对环境刑法的尊重,环境刑法法律的效力和质量才能显现,生态经济发展才能可持续健康发展。

四、保障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完善环境刑法的建议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结构稳步调整,只有进一步完善环境刑法立法,才能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我国的生态经济才能持续发展,最终才能助力生态环境的保护。本文提出理念更新、完善罪名和强化执法的建议。

(一)确立以保护“生态环境的时间、空间和承载尺度”的环境刑法立法理念

因人是生态环境中的一个生物因子,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根本地受到“生态环境的时间、空间和承载尺度”的制约,要使人类经济、社会发展遵循生态规律,即控制经济发展在什么时间什么空间条件下生态环境可承受范围之内发展,只有在生态环境可承受范围内才能可持续发展。因此在环境刑法立法理念中要确立“生态环境尺度”的理念,去掉“以满足人对生态环境需求”的立法理念。

(二)构建破坏生态环境的罪名体系

破坏环境犯罪罪名大都是针对自然的环境危害,要求必须产生实际的环境危害结果,属于一种事后惩治。这些罪名难以在执法过程中有效实施。应依据生态规律,建立以水、土壤、空气和生物多样性为背景值的量化定罪标准,以生态环境为客体的时间、空间和承载量的环境罪名体系。如设定“破坏生态系统恢复罪(生态系统需要恢复的时间尺度)、破坏自然保护区罪(自然保护区面积减少的空间尺度)、破坏环境背景值罪(生态环境能够分解污染物量的承载尺度)”。环境犯罪不同于人在生活中犯罪,环境犯罪具有潜在的危险性,生态系统一旦造成损害就很难恢复或者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恢复,如果等到有实际危害出现才进行刑罚,则迟了一大步,生态经济发展必然倒退。

(三)强化执法的科学性和标准化

第2篇

这样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为人类提供了多元多样的生业选择，因而形成了多元混合式经济形态。本区大致可再分为几个亚自然地理单元(亚生态区域):西拉木伦河中下游冲积平原(科尔沁沙地)，大兴安岭南段山前山地，蒙古高原、燕北与辽西山地丘陵，主要分布于赤峰地区南部的黄土苔塬、丘陵谷地等。这些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又有明显的差异，区域内土地利用方式和经济形态也各有所别。现今的科尔沁沙地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历史上曾经历过多次扩张与收缩和农牧交替。北部、西部很多地区以牧业为主，其间斑点状分布着一些农耕区。七老图山脉以东、努鲁尔虎山以北、大兴安岭山前山地和西拉木伦河以南地区广布着黄土地貌。黄土可耕作性强，在适宜的气候条件下，适合旱作农业。燕北西辽河地区的黄土地貌以黄土丘陵、台地为主，黄土地貌起伏和缓。这样的地貌比黄土高原更适宜发展旱作农业，这也是该地历史上农业出现多次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南部是赤峰市的主要农区，以山地旱作农业为主。山地作物有谷子、高粱、黍子、豆科作物、玉米及各种杂粮等，在一些河流沿岸、河漫滩种植水稻、小麦等。现今的燕北西辽河地区为典型农牧交错区，大体说来，北部西北部草场与牧业占较大比重，而南部和东南部耕地较多，农业占主导地位。其中，有许多地区农牧相间，或同一地区兼营农牧业。

从人文地理角度看，燕北西辽河地区位于中原农耕文化、东北渔猎文化以及后来蒙古高原的游牧文化的交汇处，必然受到三种文化的影响，经济形态兼具农耕、渔猎、游牧是自然而然的。远自史前时代，东北地区就以渔猎文化著称，由于地理上的近缘关系，这种渔猎文化很容易波及和影响到周围地区，特别是渔猎资源较为丰富的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有着发达的农业文明，比如磁山和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等，同样的原因，这些文化北上西辽河流域，影响和推动着燕北地区农业的发展。考古研究发现，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深刻变化，来自南部仰韶文化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苏秉琦与郭大顺先生均有论述。夏家店下层文化发达的农业，明显受到南部中原文化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乃是后冈二期文化与当地红山－小河沿文化的继承者及山东龙山———岳石文化系统的因素组合融汇而成［。稍晚时期，西部鄂尔多斯草原青铜文化兴起后，逐渐向东扩及西辽河流域，使这里进入农牧交互演替或农牧并重的时代。可见，正是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燕北西辽河地区容易受到周缘经济文化的影响，并与其自身环境特征相结合，形成了“混合”经济形态。从生态文化学角度看，混合经济形态是对当地自然环境的一种文化适应，在各种经济活动比例适当的情况下，这种经济形态可减轻对某类自然要素的压力，从而缓解人类生存需求与资源短缺的矛盾。从距今约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到距今约3000多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期间，燕北西辽河地区的经济形态兼有采集、渔猎、原始农业，以及处于早期阶段的家畜饲养业，尽管其比重也有变动，但多样性始终为这一阶段经济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相对均衡的多样化经济形态没有对当地环境造成更大程度的扰动，没有发生后来那种因大幅度农业开发而导致的土地沙化局面，文化持久发展的基础才得以保持，从而出现了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历时很长的史前文化发展高峰。

从长时段来看，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演变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它的易变性或不稳定性。如前所述，夏家店下层文化有发达的农业，但到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距今约3000～2300年)，本区经济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畜牧比重明显增大。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创造者即文献记载中的山戎。上层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青铜器，特别是青铜武器及牛羊骨骼、马具和马车等，说明该文化存在着相当比重的畜牧经济。《史记•匈奴列传》载:“唐虞以上有山戎……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迁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这反映了山戎以畜养马、牛、羊为主，其活动有一定的流动性。自山戎至辽代以前，游牧业一直是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导生业。辽金两朝，农业又成为燕北地区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不过，有学者研究发现，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发的核心区域经历了数次变动，辽初来自中原与渤海等地的移民，首先在以辽上京为核心的地区从事农业开垦，并形成辽王朝的经济中心。这一经济中心地位维持了近100年，至辽中期有10余万农业人口从辽上京地区迁往辽中京地区，并推动着经济中心与农业开发的核心区迁移到这里。辽中京农业开发核心区的地位维持了100多年，至金代中期再次向金兴中府转移。辽金以后，本区农业再度衰落。元明两代生活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要是蒙古族，他们从事游牧活动，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其栖居地被称为蒙地)。自明末清初，内地汉人开始向燕北蒙地移民垦殖，逐渐改变了当地的经济结构。到20世纪初，燕北西辽河地区成为一个典型的农牧并存、农牧交错分布的地区①。对于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演变的上述特征，可以从气候变迁和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民族文化和其它社会政治因素等几个方面给出解释。综合学界已有研究结论，总体上看，燕北西辽河地区距今8000多年至3000年左右为全新世气候宜人期①，此间该地温湿度和水热条件较好，适合采集渔猎和原始农业。据孔昭宸等人研究，燕北赤峰地区距今8000～3500年间为全新世大暖期，从植被带变化与水热因子的关系推测，与现今相比，当时年均气温高2℃，1月气温高3℃以上，年降水量至少要高100毫米。期间的气候发生了几次大的波动，这种波动对人类生产活动造成了很大影响，并直接导致经济形态发生变化②。距今5500年前后，本区发生一次降温事件。这次降温对当地居民的生计造成了很大压力，迫使其加大农业比重。距今5000年以后，东北地区发生了一次强降温事件，自此本区气候明显转向温干，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距今4000年左右。大致5000年以后，辽西气候明显干凉。气候变迁对应着红山文化的消失，说明两者是有关连的。距今约4000～3000年间，西辽河流域为暖湿气候。以此为前提，加之技术的进步和来自南部农耕文化的影响，夏家店下层文化出现了史前农业的第一次繁荣。

距今约3000年前后，燕北西辽河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降温期，气候日趋干冷，温性森林减少，草原面积扩大。距今3000年后本区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此段孢粉组合中蒿科花粉增多，藜科花粉也占一定优势，反映了当时气候温干。距今2800年以来，本区气候整体上处于大暖期后的波动降温阶段，降水量较前期减少。气候干冷使得西辽河地区的水热条件愈来愈不适合农业，这导致人们在经济上日益增加对干冷的草原环境有一定适应力的畜牧业和狩猎经济的依赖。这样，从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开始，燕北西辽河地区进入了以畜牧业为主的时期。从距今约3000年至10世纪之前，我国的气候(主要指温湿度)总体呈下降趋势，这一趋势在燕北地区表现得更明显。从匈奴称雄北方广袤草原的秦汉时期开始，直至唐代以前，生活在这里的北方民族如匈奴、东胡、乌桓、鲜卑、契丹等均以狩猎、游牧为主要生业，从事游牧经济，同时兼具少量农业。根据文献记载③，综合学界已有研究，我们大致可把辽代(公元916～1125年)燕北西辽河地区的气候等自然环境状况概括如下:辽代前期(大致在公元10世纪)气候较温暖湿润，水系较发达，植被较好。《旧五代史》《五代会要》和《辽史》等历史文献提供了不少信息。这在公元10世纪使辽的胡嶠所记中也有所反映。辽代后期(主要在11世纪)以后气候转向冷干，11世纪宋人使辽对此多有记载，宋人使辽语录和使辽诗多处提及辽地的寒冷气候和沙地景观。辽代前期，以暖湿气候为前提，加之辽王朝统治者的积极推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农业再度繁盛。之后直至明末，燕北地区的气候以低温干燥著称，元明两代生活在这里的蒙古族逐水草而徙，长期从事游牧经济，农业基本不见。到了清代，伴随大量汉族移民的到来和蒙垦运动，西辽河地区迎来了第三次农业发展的高峰。由上可见，燕北西辽河地区史前及历史时期经济形态的变动多以气候变迁为背景，这说明经济形态的演变与气候变迁有很大程度的关联。西辽河地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带，其生态系统很容易因自然(特别是气候变迁)或人为因素的扰动而发生剧烈变化，从而使生态系统失去平衡，进而出现幅度较大的波动，并对人类的经济活动产生很大影响。西辽河地区的生态脆弱性体现在土壤、植被和降水量等方面。土壤的脆弱在科尔沁沙地和赤峰南部的黄土丘陵地区很典型。科尔沁沙地属沙质土壤，腐殖质少、黏土含量较低，容易发生风蚀，干旱气候条件下尤为明显。史前和历史时期，科尔沁沙地曾有过多次扩张。伴随着沙地的扩张和收缩，其经济形态也经历了农耕和游牧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变动。赤峰南部和东南部黄土丘陵地带的土壤非常脆弱。黄土土质疏松，湿陷性强，遇水后易溶蚀。这一地区植被稀疏，易发干旱、多风，加上过度耕作，都易导致水土流失。西辽河地区属干旱半干旱气候，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少，降水年季变率大，风沙天气多，蒸发快，植被差，地表涵水能力低，这易导致地表径流和地下水储量减少，进而加剧水资源的匮乏。西辽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属草原植被，草原比森林等其它生态系统抗干扰能力差;加之本地多属沙质土壤，植被根系较脆弱，植物生境不佳，一遇干旱，植被极易发生退化。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导致其抗干扰能力较差，每遇重大气候变迁，其经济形态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动。除了气候、自然环境变迁外，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变动与民族文化和社会政治因素，特别是与统治阶层的思想意识和政策选择也有关联。以历史时期为例，从夏家店上层文化至辽金以前，生活在燕北地区的主要是北方草原民族，即东胡、匈奴、乌桓、鲜卑、契丹等，这些民族向来以游牧、渔猎为生，他们据有西辽河流域之后，自然会将其传统的经济文化扩及这里。辽代虽然农业经济也很发达，但其农业主要由汉人、渤海国人经营，辽王朝的建立者契丹人仍以渔猎、游牧经济为主业。元明两代，生活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要民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蒙古族，他们在这一地区长期从事游牧经济。统治者的政策选择也会对经济形态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决定生业方式的结构与类型，辽清两代就是典型例证，在这两个时期西辽河地区的农业发展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于王朝的政策选择。

通过对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特征、历史演变及其成因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一般而言，环境决定生业，有什么样的自然富源，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业结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史前社会尤其如此。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燕北西辽河地区的渔猎资源丰富多样，这就决定了渔猎经济在西辽河流域长期居有重要地位，成为当地居民的重要生业。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燕北西辽河很多地区是一个植被茂盛、湖沼密布、野生动物活跃的地方，历史上曾有“平地松林”“千里松林”以及“辽泽”等称谓，反映了这里植被和水系的发达。正是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其渔猎经济才经久不衰。西辽河流域拥有大片含水沙地和黄土地貌、起伏不大的山地与缓坡、河谷与河漫滩等，在适当和适宜的气候条件下，也适合发展旱作农业。因此，自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开始，这里就兴起了旱作农业，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长期成为燕北地区重要的经济模式之一。如前所述，西辽河流域很多地区，尤其是在其北部和西北部分布有成片或点状的疏林草原、灌丛草原及山林草原等，这些地区在历史时期都曾成为北方民族从事游牧经济的乐园。可见，燕北西辽河地区生态环境和资源禀赋的多样性为人类开发和选择更为广泛的食物资源种类提供了条件，从而造就了当地史前和历史时期多元“混合”的经济形态特征。

经济形态因自然环境的变迁而变化，这也是环境决定生业的重要表现。由于燕北西辽河地区属草原生态系统，自然环境具有明显的脆弱性、不稳定性或易变性，这使得人类对食物的需求与资源短缺的矛盾在某些时期可能较中原黄河流域更突出，对人类生存构成的压力也更大，这一矛盾也必然促使人类不断调整其生业方式，以适应环境的变化。本地旱作农业的起源可能就是这样的机理。赵志军认为，西辽河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具有过渡性与脆弱性两大特点，生态环境的过渡性为人类开发和选择更为广泛的食物资源种类提供了条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给人类选择食物种类的趋向造成一定压力，迫使人们将食物种类的选择范围不断扩大。在环境因素影响下，人类开始把目光转向某些原本不喜好或看起来不适宜食用但却大量分布的动植物种类上，其中就包括那些对脆弱多变的环境有较强适应能力、籽粒细小但产量较高的耐旱植物，比如黍、粟这两种小米的野生祖本植物，于是小米就成了人们首选的旱地栽培作物。植物考古学为此提供了不少证据。进入全新世以后，本区气候波动剧烈，距今8900～8700年和距今7700～7300年西辽河地区曾发生过两次强降温事件，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景观带南移到燕山－努鲁尔虎山一线。这样大幅度的降温，肯定对这个地区古人类的生业模式产生过重大影响，迫使人类拓展生业途径。

另一方面，通过考察我们也看到，人类在自然面前能够选择。一个特定的生态区域在特定历史时期可以给人类提供发展多种生业方式、经济类型的可能，人类能够依靠自己的智慧和知识进行选择。比如辽金时期和清代，出于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和解决社会问题等诸方面的考虑，辽王朝和清朝的统治者在发展牧业的同时，做出了鼓励和促进农业的政策决定，由此出现了本区历史时期的两次农业发展高峰。除了因社会缘由做出的选择外，还有一种特殊的选择，即环境压力下的选择。以红山文化为例，距今5500年左右，东北地区发生了一次降温干旱事件，在气候变迁的压力下，红山文化的先民们依靠技术积累和生产进步，做出了加大农业比重的选择，将红山文化的农业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因此，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演变取决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因素。一方面，自然环境决定生业模式，经济形态随自然环境的变迁而变化;另一方面，人类对经济活动能够主动选择，这种选择往往对经济形态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决定着经济结构的特点及发展趋向。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史前及古代社会，自然环境对生业模式的影响程度更大一些;而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中古和近代社会，经济形态更多地决定于人文和社会因素。红山文化以前，燕北地区采集、渔猎、原始农业并存的经济形态，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资源的禀赋特征;而历史时期，特别是在辽金及其以后，经济形态的结构更多地取决于民族文化和社会政治因素。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每当北方草原民族成为该地区的主体居民时，游牧经济往往居主导地位，而当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及农耕文化北上之时，本区的农耕成分则明显上升。人类的生产活动会对自然环境造成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与人类对经济形态的选择及经济活动的强度有很大关系。顺应自然环境特点的选择能够减轻和降低人类对自然的干扰与破坏，违背自然规律的选择会导致环境退化，削弱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如前所述，燕北西辽河地区属生态脆弱带，其经济活动方式的选择尤须慎重，这是有历史教训的。一般而言，相对于采集、渔猎和游牧经济，农业对自然的干扰强度更大，由此引发的生态问题也更严峻。在燕北西辽河地区，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农业垦殖，这就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辽代和清代。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农业相当发达，无论农业生产工具的制作水平和种类、发现的粟黍等作物遗存和储藏粮食的窖穴、耕作面积、遗址密度和数量、人口规模等方面，都反映出这是一支以发达农业为基础的史前文化。在有些地区，其村落密度甚至超过了现代。过渡的农业垦殖以及由此导致的环境恶化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衰落的重要原因。辽代前期在燕北推行的农业开发，同样加重了环境的压力，辽晚期和金代，其生态环境出现恶化趋势。经过元明两代的恢复，至明末清初，燕北西辽河地区的自然环境重现生机。清代民国时期，来自内地的民众在西辽河地区进行农业垦殖，将大片草场和荒地辟为农田;为建造房屋、烧饭取暖而大量伐木取草，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植被，进而破坏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或生活环境，造成水土侵蚀和沙漠化加重，导致风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增多，这一切反过来又危及当地农牧经济的资源和环境基础，形成了恶性循环。清代以来燕北蒙地农业多为粗放式生产方式，具有短期掠夺性特点，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尤为严重。在汉人影响下，以及清廷在蒙地实施“教之耕”政策的引导下，一些蒙古牧民也转营农业，并确立了以农业为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进一步加重了自然环境的载荷。明清以来，我国的气候迎来一个新的干冷期，这种干冷变化在燕北西辽河地区是比较明显的。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叠加了人类不合理的、过度的农业开发，结果导致这一地区内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

第3篇

关键词：电子信息产业；经济运行；态势

一、电子信息行业运行概况

1．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效益稳步提高，产品产销衔接良好，对外贸易增势平稳。2007年电子信息产业全年实现销售收入5.6万亿元，增长18.0%；增加值13000亿元，增长18.2%；软件业务收入5800亿元，增长20.8%。产业规模继续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位居领先，销售收入占全国工业的比重为12%。多数重点产品产量保持平稳增长。产品产销衔接良好，手机、计算机、彩电等主要产品产销率均达98%以上。出口较快的主要是计算机和电子元件行业，二者增速分别比全行业高了2.8和10.8个百分点。

2．电子信息产业区域布局日益集中，企业实力不断增强，科技创新日趋深入。信息产业企业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全年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完成营业收入超过1万亿元，日益成为推动行业平稳运行的中坚力量。企业研发投入不断提高，全行业研发投入超过1000亿元，电子信息百强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接近4%，其中有11家企业比例已超过6%，海尔、华为等研发投均超过50亿元。九个国家信息产业基地实现收入超过3万亿元，成为引领产业增长的重要地区，并发挥重要的带动示范效应。40个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园，分别在通信、计算机、家电、集成电路、电子元件、电子器件、电子材料等专业领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合计产业规模占全国的1/4以上。

3．产业优势逐渐突出：如能源消耗处于较低水平，信息化程度较高，产品价格呈下降趋势竞争优势突出。而从能源产品看，电力、原煤、燃料油、柴油占据前四位，分别占全行业能源消耗量的49%、15%、11%、10%。互联网用户达到2.1亿人，比上年增长7000万人以上；城镇居民计算机拥有量达到59.7台/百户，彩电拥有量超过151台/百户，二者分别比上年提高了15%和5%。国家信息化投资占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接近10%，电子政务投入占电信建设投入的比重为12%。企业电子商务不断推进，电子大中型企业电子商务采购、销售额占营业额的比重达40%。

另外，电子产品价格不断下降，2007年，我国主要消费类电子产品价格指数为85.2，降幅较上年增加了0.7个百分点，比全国CPI低19.6个百分点。其中微型计算机价格指数为85，笔记本价格指数80，液晶电视机价格指数78，CRT电视机价格指数为95，手机价格指数85，数码相机80，激光视盘机价格指数96.5，音响价格指数98.5。电子信息产品价格下降平抑了物价上涨的趋势，推动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下降0.53个百分点。

二、电子信息产业的特点及面临的问题

1．产业化链条不完善，没有低成本的配套能力。在研究、开发、产业化等创新链的关键环节中，产业化既是创新的目的，又是整个创新链的归宿。更重要的是，在产业化的过程中，电子信息产业也是一个独立的产业链形态，包括基础材料、电子元器件、核心部件、生产线以及规模产能配套条件等在内的完整形态。由于没有有效的机制，上述各环节的利益共同体难以形成有效的联动与合力，导致技术发明人、投资人和政府部门出现产业投资不到位、政策不落实、专利实施少、生产规模小的现象。特别是在专用设备、装备、材料、测试仪器仪表等基础环节薄弱，更是影响产业化持久发展的基础。

2．产业链的关键环节过度依赖外资企业。我国信息产业在充分利用外资的同时，没有迅速提高自主核心竞争力。电子信息产业链中的某些关键环节非常薄弱。尤其是微电子、光电子、材料等基础产业发展严重滞后，整机产品所需的关键集成电路和重要材料基本依赖进口。主要产品的核心技术掌握在外商手中的后果之一，就是产业发展对外依存度高，对内带动不够，缺乏主动权。

3．投资前景不容乐观

一方面，国家宏观调控措施将影响投资的增长。目前，国家在2008年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严格控制信贷过快增长；同时在土地供应上将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特别是东南沿海的工业土地供应日趋紧张，因此产业投资增速受此影响可能有所减缓。但是，如果能争取国家在投资上对信息产业予以倾斜，并引导地方将信息产业作为经济结构升级的突破口，调控措施对产业投资的冲击将有所弱化。

另一方面，加工生产的成本比较优势弱化，将进一步导致外资转移的扩大。目前，随着国家宏观政策环境的调整，特别是人民币升值加快、两税并轨正式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生效等，国内生产制造的成本逐步上升，原有比较优势有所弱化。2008年外资企业开始将部分投资外移转向越南、菲律宾等国家，这种现象可能有扩大的趋向。相比而言，对外投资前景看好。目前，国内企业的竞争力不断提高，通过对外投资调整结构的趋动力日益增强，部分大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探索开始走向正轨；国家为缓解贸易顺差过快增长和促进经济结构升级，出台了鼓励对外投资的措施意见，这些都为电子信息企业对外投资的扩大创造了有利条件。

4．内外资企业呈现不同发展格局。从往年看，三资企业一直是拉动产业增长的主要力量，但2007年内资企业各项指标增速均大大高于三资企业。从规模看，三资企业仍占较大份额，比重达到78%，但发展速度明显低于内资企业，其收入和增加值增速均为19%，分别比内资企业（24%、25%）低了5和6个百分点。从效益看，内资企业利润增长42%，税金增长23%，分别比三资企业（15%、8%）高了27和15个百分点。从出口看，内资企业增长35%，比三资企业（25%）高了10个百分点。从投资看，内资企业增长38%，比三资企业（21%）高了17个百分点，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增速仅为7%。从创新看，内资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3.6%，比三资企业高了2个百分点以上。

5．技术升级带来的结构和市场变化十分突出。2007年信息技术转型对产业和市场结构影响特别明显。一方面，基础行业逐步成为拉动产业增长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整机更换效应尤为明显，高低端市场呈现不同的格局。由于结构升级，主要产品增幅同比均有所下降，但高端产品增长很快。

三、全球化下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趋势

1．全球产业链分工和整合的趋势日益明显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信息技术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跨国公司日益专注核心技术和业务，产业链的分工与整合日趋深入。首先是制造环节代工化。以台湾地区企业为代表的代工企业基于成本和规模优势，不断介入整机制造领域，在产业发展中占据强势地位，甚至出现产品制造通吃的苗头，使产业的生产模式发生调整变化。其次是非核心业务外包化。近年来，印度、爱尔兰经济取得快速发展，正是大力发展面向欧美跨国公司的信息服务外包业务所致。第三是业务外包的整合化。由于国内企业的业务相对单一，在产业链中处于较低的环节，面临产业链的发展变化，亟需加强资源整合，才能适应更高层次的竞争。

由此可见，我们应该从产业链条入手，避免产业化过程中的单点突进。信息产业领域的竞争愈发激烈，创新的终端是市场的回报，加强官、产、学、研、商的合作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实现产业化的有效手段，也是建立健全产业化的主要模式之一。在产业化的具体实施中，要加强上下游的产业配套与衔接，打造完整的产业链，将政府支持、技术研发、专利申请、建立标准、组织生产和工程化建设以及市场拓展等紧密结合起来，全面支持和促进自主创新的产业化发展。此外，在产业化的链式突破过程中，短期内在整个产业链上实现产业化，是不现实的，应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在产业化过程中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科技成果，以提高自主创新产业化的起点。而且，要利用在集成创新中积累的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快速内化到自主创新的体系中，为今后的技术跨越进行储备。

2．伴随技术升级和产业发展出现的新问题层出不穷随着产品更新加快，部分产品售后服务（如平板电视机等）跟不上技术发展步伐的问题日益突出，基础产品标准不统一也对市场规范和环境发展造成一定的冲击。其二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形势日益严峻，由于国内法制建设并未健全，导致工作开展相对滞后。其三是代工业快速发展，市场上出现许多无品牌但功能齐全的电子产品，对企业营销思路和行业监管模式提出了新的课题。另外，随着产业融合趋势加快，大型运营商和渠道商不断介入制造业，基于增值服务的产品定制步伐加快，渠道商开始发展自己的品牌产品，都使国内品牌企业面临与市场关系割裂的格局。

3．产业发展的生态化要求日益迫切，对我国的挑战极大信息产业兴起一股产业生态化发展的热潮。最为典型的代表来自欧盟，近几年先后颁布了ROHS、WEEE、REACH指令，EUP指令（用能产品的生态化设计要求），这些指令针对包括电子信息产品在内的用能产品，在设计阶段，对其生命周期涉及的节能、环保要求，提出全面的框架性指令，将对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带来深远影响：一是产业发展面临全新的理念。企业要从设计源头重视产品的生态发展，建立生态参数档案，并将生态评估贯穿于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二是出口面临新的壁垒。我出口企业的成本也将大大增加，企业将因原材料、设备更换以及内部机构调整和设计生产流程变革而增加生产成本，相关的检测成本也将提高，这对我国电子信息产品的成本优势是一个新的挑战。

面临着产品的升级与产业的生态化，电子信息产业的核心就是人才。政府或者企业可以拿出部分资金，用于现有人才的进一步培养和潜在人才的开发，努力保持适当的人才流动性，争取达到人才流动“溢出效应”最大化。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形成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工作环境，从而使企业能够在稳定的人力资源的条件下获得稳定的进步，不断开拓创新，提升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竞争力。

中国“的十一五”规划提出，在电子信息产业方面，一定要在核心技术产品的研发和应用的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毫无疑问，在当今以信息技术为显著性标志的全球性科技革命的进程中，实现这个目标势在必行。目前，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度过信息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成功地实施信息产业强国战略，要求我们必须优化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结构，正确引导电子信息产品需求结构，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中国信息化的发展步伐。

参考文献

[1]胡玉梅，戚昌.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趋势及其对策[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1(2).

[2]别秀梅，李玉文.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J].工业技术经济，2005.

第4篇

[摘要]本文通过对城市品牌演进的动态分析，比较了传统城市发展与现代城市竞争的条件和结果，从而阐明城市品牌是城市演进的必然结果。通过分析得出结论：城市竞争会形成动态的等级序列，通过城市品牌错位定位可以形成城市之间的有效竞合。

[关键词]城市品牌区位理论分工

城市品牌是近几年提出的概念,但是,学术上和现实中都对此有颇多争议：究竟存不存在城市品牌？城市品牌对城市竞争力究竟有没有影响？为此,本文从历史角度考察城市品牌与城市演进的动态变化，以从一个侧面揭示城市品牌与城市经济竞争力的关系。

一、传统城市发展与区位选择理论

假设有两个城市A和B，城市A比城市B拥有更丰富的资源，其他如规模、区位条件等各方面都相同。则A城市相对于B城市具有比较优势，投资于A城市所获利润大于投资于B城市所获利润，即。于是，厂商会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把厂址选址在A市，随着厂商的流入和各种生产要素的聚集，就业机会增加，会有更多的人到城市A定居，产生集聚经济效应。

再假设，随着集聚经济效应的增大，在A城市生产受益于规模经济而进一步降低成本，同样的产品在A城市生产所费成本小于B城市，即。

在产品同质化假设下，消费者仅根据价格选择是否购买，A、B两城市的销售区域仅取决于各自的价格。又由于存在运输成本，所以，产品总成本中必须考虑随着距离增加所增加的运输成本。如图所示：

A城市的产品向区位B运输，其总成本为：

B城市的产品向区位A运输，其总成本为：

在距离衰减原理的支配下，随着运输距离的增加，从一个城市销售到另一个城市的销售量会由于运输成本的增加而逐渐减少。A、B两城市价格线相交处即为两个城市的最大销售区域或边界。在产品同质无差异假设下，可假设两个城市具有相同的需求函数，

在不受行政区划强制性约束的条件下，随着集聚经济效应的增加，城市A的规模会扩大，而城市B则受到侵蚀，规模逐渐缩小。这里，厂商纳入其生产函数的主要是要素禀赋、运输费用和市场需求规模等因素，居民纳入其效用函数的是就业和收入等。从而，一个城市所拥有的天然要素禀赋和区位条件就决定了一个城市的竞争优势和其在竞争中所处的地位。因此，城市之间是不需要竞争的，因为城市的地位是天然决定的，所以只能坐等厂商与居民的到来。

但是，传统的区位选择理论有一个暗含的假设前提，即信息是完全的，所有厂商和个人对两个城市的所有信息都了如指掌。

二、现代城市竞争与城市品牌

如今，城市的发展已超出了传统区位理论的解释范畴，比如：为什么有些资源贫乏的城市会表现出更强的竞争力？为什么有些依优越的自然区位建立起来的城市会衰败，而有些依然兴盛？

1.现代城市竞争的简要背景

现在，我们假设随着城市化进程，城市的数目增多，一个城市体系中有N个城市，并且放松传统区位论的假设，使之更加贴近于现实经济，并勾画出现代城市竞争的简要背景。

(1)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增强迫使城市参与竞争。由于交通、通讯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大为增强，这意味着厂商可以在更大范围内选择投资地，同时也意味着城市的比较优势不再等于其竞争优势。那么，城市如何在竞争中胜出呢？

(2)信息不完全为城市竞争力提供了条件。城市数量增多和经济活动复杂化导致信息不完全，人们通过信息过滤和筛选选择出有效信息，并依据信息做出各种决策。信息总会通过各种符号形式表现出来。品牌是什么呢？品牌在表现形式上也是一种符号，因此，城市通过品牌可以向人们传递信息，并提高人们的选择效率，影响投资者和消费者做出决策。

(3)品牌是分工演进的结果。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中，劳动分工日益细化，经历了一个从产业间分工到产业内分工，再到产品内分工的过程。产品内分工不仅包括纵向分工，即产品链不同生产环节的分工；而且应当包括具有高度替代性的产品之间的横向分工，即针对具有不同偏好的消费者进行的市场细分分工，产品内的横向分工导致了品牌的出现。同时，产品内纵向分工细化的结果导致城市之间的依赖性增强，一个城市不可能脱离其他城市独立存在，但是也必须提供让其他城市可以依存的条件，否则，该城市便不具有存在的理由。

2.现代城市竞争模拟分析

在此背景下，下面分别分两种情况考查A、B两城市之间的竞争。

第一种情况，同上例，仍假设A城市相对于B城市拥有更丰富的资源禀赋，除此之外，两城市的区位、规模等硬要素完全相同。显然，如果B城市生产和A城市同样的产品，其结果必然是传统城市竞争的结果，但是，如果B城市的厂商能率先开辟一个新的品类，并采取适当的策略，培育品类品牌，则可以摆脱价格竞争的劣势，在价格一定的条件下，具有该种偏好的消费者都会选择该品类品牌。因此，只要城市具备品类指导下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即便自身资源禀赋缺乏，也能够获取持久的竞争力。

第二种情况，仍假设A城市相对于B城市拥有更丰富的资源禀赋，但是，假设B城市比A城市更接近市场。由于B城市靠近市场的优势使该城市内的投资者更加接近消费者，这一方面使厂商能够更加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及时灵活应对市场的变化，另一方面，由于消费者首先接受当地的商标，由于转换成本的存在，消费者不会轻易放弃原有的选择而改选其他商标。与此相对应，投资者投资于B城市会获得更高的利润，因此，投资者也更倾向于选择B城市。

此时，要想使消费者改变选择行为，除非A城市的产品能够提供更低的价格，或者提供一个新的品类，该品类和B城市的产品不具有替代性。事实上，第一种方案是不可行的，虽然A城市具有低生产成本优势，但是，要到B城市开拓市场，需要花费巨额品牌营销投入，在高投入的情况下，很难长期维持竞争低价。最终的结果是，A城市成为B城市的资源供给者，靠给B城市输送资源和原材料而维持生存，一旦A城市陷入这种局面，会形成恶性循环，A城市向B城市输送原材料，B城市生产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这些产品除了B城市自己消费外，还销售到A城市，这样，通过一次贸易，A城市就会产生亏损。如果A城市发现自己在贸易种受损，将会提高原材料价格，希望通过原材料销售获取更高的收益，但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后，B城市会进一步提高产成品售价，最终A城市每一次能源或原材料涨价，受损害的都是自己。目前，我国西部大部分地区就处在类似的境地。

城市在新一轮竞赛中的主动性大大增强，无论是资源禀赋欠缺的城市，还是区位条件不佳的城市，都可以通过开辟新的品类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消费者，为本地产品开拓市场。

三、城市竞争等级序列与城市竞合

城市竞争是有序列等级的，一般只有同等级的城市之间才会发生激烈的竞争，而高等级城市和次级城市之间则更多地表现为产业链的转移和劳动地域分工合作，以及与之相应的城市功能的分级。

1.竞争会使城市处于不同的序列等级

竞争会使城市处于不同的序列等级，其核心表现为产业链条的转移和城市功能的高级化。一旦一个城市成功地确立了个性鲜明的城市品牌，率先占据消费者的头脑，该城市在竞争中便具有了占先优势，其周围的城市则丧失了这种优势。通过品牌的自我强化机制，该城市有可能形成中心城市，进入更高一级城市序列的竞争行列。次级城市则积极承接产业链条的转移，作为腹地的支撑作用也得到强化，中心城市和周围次级城市的相互依存加强，也就是城市群的崛起。

2.城市序列等级的动态性

竞争本身是一个动态过程，由于聚集经济到聚集不经济，中心城市有可能衰落，而低等级的小城市也可能由于条件的改善而强盛。所以，城市之间的竞争是常态，城市品牌的塑造也不是一日之力。

3.城市之间通过城市品牌错位定位可以达到共赢

即使同等级的城市之间也不完全是竞争关系，通过城市品牌错位定位，可以达到共赢。每一个城市都应认清自己所处的等级，认清自己的竞争对手和品类定位，这一点对中国的城市尤其重要。

因此，城市品牌是随着城市竞争而产生的。以上分析都以城市品牌定位合理准确为条件，同时这些机制也决定了城市品牌定位的基本原则。

参考文献：

[1]孙曰瑶刘华军:经济永续增长的品牌经济模型[J].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6，（2）

[2]孙曰瑶:品牌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3][美]艾.里斯，杰克.特劳特王恩冕于少蔚译.定位[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4][美]迈克·波特尔著李明轩邱如美译:国家竞争优势.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第5篇

产业生态转型，最重要的是产业生态建设和创新，其核心是处理好资源、产业、环境之间的关系。实质是资源掠夺型和环境破坏性工业产业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型的过程。实现这一转型过程，必须以循环经济的产业重组、建设生态产业等有关理论为指导，促进形成产业链的有效循环，变单向流动为环形流动，使物质、能量达到多级利用与高效产出，使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实现正向积累和持续利用，使环境污染的负效益转变为经济发展的正效益。主要有以下的内容:

(一)循环经济。循环经济就是在物质循环、再生、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是一种建立在资源回收和循环再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核心是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原则是资源使用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再循环，生产特征是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在经济发展中，实现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使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谐循环，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按照清洁生产的方式，对能源及其废弃物实行综合利用的生产活动过程，实现经济活动的“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动，容环保于生产和消费过程之中。

(二)生态产业发展。生态产业是具有较强生态系统承载能力、高效生态过程及和谐生态功能的集团型产业，是对行业生产、流通、消费、回收、环境保护及能力各环节建设的纵向结合和不同行业生产工艺横向耦合。

二、宝鸡产业生态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

(一)区位优势。宝鸡市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处在西安、成都、兰州、银川省会城市的交通中心，是连接西北与中原、中原与西南的重要通道。陇海、宝成、宝中铁路交会在此，是连接包兰、成昆线的全方位铁路交通枢纽。境内公路里程12280公里，以310国道和GZ45为主轴，以西宝南北线及关中环线干线为骨架，以县乡公路为脉络，形成了“三横五纵一环”公路网络。宝鸡机场也正在规划建设，是西部地区交通物流的重要枢纽。

(二)资源优势。宝鸡各类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特别是矿产资源优势突出，有色金属铅锌和金的储量分别占到全省的77．36%和35．2%。化工、冶金、建筑的原材料石灰岩储量居全省之首。煤炭远期储量约61．3亿吨，埋藏深度1000M以上的浅煤层规模较大，形成了戚家坡煤，北马坊、郭家河、麟游—陇县煤矿区，是我国13个大型煤炭基地之一。境内有渭河、嘉陵江等大小江河三百多条，水资源总量55．45亿立方米，占关中地区的44．8%。电力装机容量210万千瓦，总发电能力可以达到135亿千瓦时，是西北电网的重要枢纽。

三、宝鸡产业生态转型与循环经济建设的思考

(一)循环经济建设目标。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中心，以调整产业结构、工业布局和合理引进项目为方向，促进工业生态化、园区化，农村经济产业化、现代化。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为着力点;建设以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充分发挥为特征的循环经济体系，实现人居环境和谐、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6篇

关键词：生态文明；紧迫性；制度；途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只用几十年时间就实现了大多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几百年才取得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几百年逐步显露的问题，在我国也被压缩到几十年的时间里集中显现。一方面，工厂林立，经济繁荣；另一方面，生态灾难已经步步逼近。面对严峻形势，生态文明建设刻不容缓。

1 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

所谓生态文明，就是指以人与自然关系和谐为主旨，追求自然、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关系协同进化，以最终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的一种文化伦理形态。它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更高级的文明形态。

这一概念的出现，是基于工业文明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的巨大灾害。在工业文明发展的过程中，自然资源遭受到了掠夺式的开发，同时也引发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恩格斯早在1876年《自然辩证法》中就曾精辟地指出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但走的是传统的 “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之路，“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保护”之路，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的资源和环境却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一方面，是GDP数据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则是大气、江河海洋、土壤土质的大面积恶化。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不仅GDP增长的成果都将被吞噬，而且将影响到当下和未来公众的基本生存权。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十七大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十则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起，列入“五位一体”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并强调，我们“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提出“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这一系列的重大决策，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2 生态文明建设的紧迫性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面临越来越突出的生态挑战和资源环境制约，生态文明的建设刻不容缓，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1 资源约束趋紧

资源约束趋紧主要体现在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上。众所周知，我国的人口和资源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一是人口多。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除港澳台外总人口为13.39亿人，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我国资源环境也因此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人口越多，需要的能源也越多，开采也越多，这都会直接影响动植物生存、气候变化和地质灾害。二是资源有限。当今中国地大而物不博，石油储量仅占世界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中国各类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也不同程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有限的资源难以支撑今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但与此同时，我国长期以来采取的是一种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高增长、能源高消耗，且资源利用率较低。统计数据显示，在粗放式发展阶段，我国每创造1万美元价值所需的原料，是日本的7倍，是美国的近6倍，比印度还多3倍。因此，这种高消耗，低效率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未来能源消费还将大幅增长，资源约束的矛盾也会更加突出。

2.2 环境污染严重

根据《中国环境经济核算报告》，我国每年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代价已接近1万亿元，并且这一数字还在逐年升高。当前我国比较突出的环境污染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水污染、空气污染和土地污染，其中最为受老百姓关注的就是空气污染问题。

随着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我国近年来大气污染问题凸显，特别是2012年年底以来在中国大范围内出现的笼罩时间长、浓度高的雾霾，给国民身体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据统计，2013年我国雾霾污染范围已涉及到了17个省市自治区共约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影响人口约6亿。

以当前用于衡量空气污染最主要的一个指标PM2.5为例，中国是受此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耶鲁大学编撰的环境表现指数最新数据，中国在132个国家的空气质量排行中名列第128位，倒数第5，仅好于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和印度四国。为此，2013年9月10日，国务院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在5年内，中国将投入1.7万亿进行大气污染治理。

2.3 生态系统退化

生态系统的退化主要表现在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其中，当前我国水土流失总面积已占到国土总面积的1/3以上，而荒漠化土地面积也已经占到国土面积的1/4以上。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可以看到，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生态挑战是全方位的，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接近生态危机。而生态危机比金融危机带来的危害更大，金融危机持续时间不会很长，经济萧条了可以再次繁荣，但生态危机的危害却是几年、十几年，甚至上百年都很难逆转的。因此，生态文明建设既事关发展方式，又事关人民福祉。无论是着眼于当前环境恶化的现实，还是着眼于中国经济长远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我们都必须并且加快站在更高的层面来统筹发展经济和环境治理的问题。

3 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

在谈到我国未来发展的时候，曾经说道：“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这里，金山银山是指我国的经济发展，而绿水青山显然就是生态环境。这也就是说，我们要处理好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谋求经济的发展。

3.1 转变发展理念

发展经济的目的，不是仅仅追求GDP总量的增长，而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提高老百姓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但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时期，我们以经济增长论成败，GDP就是政绩，政府考核也是以GDP为主要标准。但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带来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建设生态文明，我们需要树立绿色GDP观念。

所谓绿色GDP，是指用于衡量一个地区扣除了自然资产、资源环境损失之后新创造的真实的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这才是一种新的真实的经济核算标准。所以说，生态文明建设的第一条，我们需要转变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理念，追求经济发展的质量而非经济增长的速度。

3.2 健全生态制度

生态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准备和基本保障。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这里面主要包括：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用途管制制度、生态保护红线、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赔偿制度。通过制度约束，做到在源头上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严防”；在经济发展和开发的过程中“严管”；对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后果要“严惩”。

1.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这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的基础性制度。自然资源产权不清晰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资源的掠夺性使用。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就是为明确环境、生态等公共自然资源系统的“主人”，赋予其保护自然资源的动力，让其使用这些自然资源获得利益的同时，承担起保护自然资源的责任，解决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问题，进而增加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达到可持续利用的目的。这就要求我们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2.健全用途管制制度

自然资源用途管制制度是国家对国土空间内的自然资源按照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生态空间等用途或功能进行监管，表明一定国土空间里自然资源无论所有者是谁，都要按照用途管制规则进行开发，不能随意改变用途。我国已经建立了严格的耕地用途管理制度，但对国土范围内的一些水域、林地、海域、滩涂等生态空间还没有完全实现用途管理，致使一些地方用光占地指标后，就转向开发山地、林地、湿地湖泊等。同志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因此，我们要按照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的原则，建立覆盖全部国土空间的用途管理制度，并且有必要由一个部门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的用途管制职责，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不能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

3.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生态红线可以分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区红线、生态功能区红线和人居环境重大屏障红线。其中，生物多样性保护区红线，是为保护的物种（包括动物、植物）提供最小生存面积（如大熊猫保护区）；生态功能区红线，包括水源涵养区、防风固沙区等等；人居环境重大屏障红线，是指为人居环境比如城市提供的生态屏障。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自然资源全部用来搞开发建设，生态脆弱的地方就要保护起来，比如设立国家公园等等。此外，三中全会还提出，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区取消GDP考核。

4.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就是要坚持谁使用资源谁付费和谁破坏生态谁付费的原则，以及谁从中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推行环境税和资源税。比如各类矿产资源，这是地球给人类的共有资产，是属于国家统一管理的资产，必须要有偿利用，不能谁发现谁就可以开采。这才能充分体现资源的价值、防止开采者的滥采滥用，以及对资源的浪费破坏。

同时，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比如西部地区长期为东部地区的发展提供自然资源和充当生态安全屏障，东部地区就应当给予西部地区适当的补偿。这样，才能使保护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的地区，不吃亏、有收益、愿意干。此外，三中全会还首次提出环保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由过去“谁污染，谁治理”的模式转变为“谁污染，谁付费”，污染处理则交由专业化公司负责。

5.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赔偿制度

三中全会提出了损害责任赔偿制度。特别是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这个制度就是要将官员的责任与环境保护牢牢捆绑在一起，因决策失误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必须进行责任追溯与惩戒，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这样使各级官员坚守生态底线，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区域的良性发展。

3.3 发展循环经济

传统的生产发展模式就是通过开采原始自然资源，经过加工把它变成各种工业原料，然后通过再生产，形成我们的消费品。消费品消费完了变成废品，变成垃圾扔掉。对垃圾的处理，要么燃烧，要么填埋，都会对我们的环境产生负面作用。

而在循环经济模式下，我们可以把生产产生的废弃物通过技术的开发，变成可再生利用资源进行循环利用。把我们消耗过的所有废旧产品和废弃物，通过科学的分类回收，经过处理变成再生资源。这样就能够更好的控制废弃物排放，并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

3.4 大力培育生态产业

实践证明，在今天我国所面临的人口资源条件和国际背景下，我们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而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重视发展节能环保的新兴产业，如发展低碳产业，开发低碳技术，建设低碳社会，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绿色发展，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文明建设新路子。当前，我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中，把节能减排放到了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之首，表明了我们国家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生态产业的坚定决心。

总之，“顺生态规律则兴，逆生态规律则衰”。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重在建设，难在坚持。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我们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第7篇

关键词：经济结构调整 轮胎行业 县域经济

新昌作为一个以轴承为产业之一的浙江省绍兴地区的县，轴承的快速发展带动了这一地方的相关产业的发展，新昌县的轮胎行业就是其中之一。本文通过对新昌县轮胎行业现状的分析，结合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大背景，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

1、新昌县及轮胎行业的现状

新昌地处浙江省东部，隶属绍兴市，县域面积1213平方公里，共有人口43.6万，地貌特征“八山半水分半田”，是典型的山区县。八十年代以来，紧紧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依靠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顺利实现了从全省次贫县到全国百强县的跨越，城乡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经济社会得到了较快发展。2010年，全县实现生产总值215亿元，财政总收入28.1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39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1263元。新昌工业有优势。已经成为中国轴承之乡、全国医药强县、纺机基地、冷配大县和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是全国科技进步示范县，国家科技兴贸（生物医药）基地、国家火炬计划医药产业基地县。全县现有销售超亿元企业43家，其中超70亿元1家、超50亿元1家，上市企业6家，汽车摩托车轮毂产量全球第一，维生素E占全球总量的45%，药用胶囊产量占全国1/3，小型轴承产量占全国20%，创造了“资源不足科技补、小县构筑大科技”的发展模。

新昌县轮胎行业自2010年以来从20多家相关企业上升到30多家企业，他们的规模从小变大，从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变，从人工化到机械化转变，从单边化向多极化过度等等。尤其以单一品牌的米其林轮胎和普利司通轮胎为主打的轮胎销售，向更多品牌的销售发展模式。现在新昌县轮胎行业的各公司及各部门已向多极化轮胎品牌销售模式发展，比如有米其林轮胎、普利司通轮胎、固特异轮胎、邓禄普轮胎、倍耐力轮胎、马牌轮胎、佳通轮胎、朝阳轮胎、双钱轮胎、正新轮胎、风神轮胎、三角轮胎、玛吉斯轮胎、前进轮胎、樱花轮胎、玲珑轮胎、千里马轮胎等等国际及国内一线品牌的代销和直销、单销的模式运行着。

2、经济结构调整对新昌县轮胎行业的影响

2.1、经济结构调整对新昌县轮胎行业的冲击

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将影响整个新昌县的主产经济和一些新兴经济的发展壮大。自2008年来受到第一次金融危机以来，新昌县政府经济办为了应对国际和国内经济的大趋势，主动的、积极的、优先的根据自身发展特色做好了防御措施。同时，经济结构的调整使新昌县的一些家族企业受到严重的冲击。比如一些企业产业效率比较低下的、一些管理模式有重大缺陷的、一些企业的机器设备比较陈旧的、一些企业没有把握住国际发展形势的、一些因贷款过多资金短缺的、一些企业没有把握住政府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等等。企业受到的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将导致轮胎行业的不景气现象。国内经济的不景气，新昌县房地产业也受到重创，使新昌的汽车运输业受到连带影响，新昌县的轮胎销售、轮胎修补、轮胎翻新、旧轮胎回收等等企业将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压。

2.2、经济结构调整给新昌县轮胎行业带来的红利

新昌县经济结构的调整，比如加大新领域的开拓、更换新的制造设备、从低能产业向高能产业迈进、对旧轮胎的回收加工等等。这些经济结构的调整将带来新的气息，将原本“一潭死水”的企业聚集地焕发新的活力。为汽车运输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也为新昌县的轮胎行业发展带来了福音，汽车运输业及当地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给轮胎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赶鸭子下水式”的水到渠成形势。

3、新昌县轮胎行业应对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路径分析

3.1、服务需求的多样性有利于新昌县轮胎行业应对经济结构调整

外地游客或者路经新昌的人，他们来到此地或在新昌暂停休整，都需要寻找当地的汽车服务点或大型汽车修理厂。同时，他们可能会问起这边某些轮胎的销售情况，合适的话就会换了车上旧的轮胎。假如在新昌境内的上三线高速上出现轮胎破损或者汽车出机械故障，都会需求当地的高速汽车应急小组提供的服务。所谓的高速汽车应急小组服务是政府把高速上某一段的汽车修理维修权转租给私人公司或个体提供的服务，并且有两个人以上组成的应急队伍。他们可以提供车主所需要的基本服务，但是服务的价格比一般的汽车修理厂提供的服务贵上好几倍。高速上的应急服务是一种垄断性质的非个人意愿的轮胎行业消费，但是他们的服务还是很到位的。新昌境内那么多的汽车服务公司或个体店，可以满足各式人们的需求。

3.2、服务供给的多样性有利于新昌轮胎行业应对经济结构调整

新昌轮胎行业当前主要依赖于为各大本地公司的汽车服务，而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给新昌当地的大型及小型企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尤其是新昌当地的轴承加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然而，新昌开办的各色轮胎行业都离不开新昌当地的资源和新昌客源。比如新昌大修理厂需要像新昌县旅游客运有限公司这样的企业为其提供客源，而新昌县旅游客运有限公司需要像新昌大修理厂帮其完成公司里大型客车的维修、保养、更换轮胎等等服务。新昌轮胎行业提供的多样，可以足够应对经济结构的调整。

3.3、经营层次的提升有利于新昌轮胎行业应对经济结构调整

新昌轮胎行业可以根据当地实情或国家经济的动向，可以进行企业内部设备的更新换代。企业内部设备的提升，相应的企业经营层次也提升了，有利于更好的服务于汽车业，同时给自身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设备的更新也可以为企业带来新的客源，同时服务质量的提升为企业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比如有些私企老板买了进口车，且又不想去4S店保养，但又害怕私人轮胎企业的设备差。假如私人轮胎企业更新了设备，车主就不存在这样的忧虑。他们就不需要花更多的钱去4S店，同时又可以享受到同等的服务，而轮胎企业增加了客源也增加了收入，这样的情况是达到了两全其美的境地。轮胎行业经营层次的提升，将更加有利于应对国家经济调整所带来的影响。

3.4、提高轮胎行业员工技能

轮胎行业员工或者服务人员技能的逐步提高，是应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有利措施之一。以往因为服务水平差，工作能力达不到客户的要求，而导致轮胎行业遭受损失。随着绍兴地区轮胎行业越来越趋向正规化、现代化、信息化等等，轮胎行业的员工或者服务人员将定期定点到绍兴职业技术学院去参加培训，提升员工或者服务人员的理论知识和技能。让他们适应新的设备及新的服务观念，同时跟上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

3.5、轮胎行业自身市场竞争力的增强有利于应对经济结构的调整

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除了给轮胎行业带来了冲击，也给轮胎行业带来了增强自身市场竞争力的机遇。只有以竞争为压力，以竞争致胜为动力，才可能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中，吸收国际上的先进思想，运用先进理念，不断提升自身实力。比如，更新企业的设备、提高企业员工的技能、增强服务人员的意识、提供多样性的服务等等，同时增强企业自身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才能更佳适应经济结构的调整。

4、结语

新昌县轮胎行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扶持，同时也离不开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新昌县轮胎行业为了把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负面影响调到最小，必须结合新昌县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其他政策手段，使其具有针对性、具体性、时效性，只有这样才能给新昌县轮胎行业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实现新昌轮胎行业稳健、协调、可持续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为自治区重点学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成果。

参考文献：

[1]李方正.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财经理论研究，2014.1.

[2]国研室.中国政府门户网站（），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取得了哪些重要进展，2013.3.29.

第8篇

[关键词] 四行体液学说;藏象内环境自稳态学说;模型;原型解剖学;科学性建模

[中图分类号] R22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3-7210(2010)01(a)-088-02

荀子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非生异也,善假于物也。”中国传统文化是善于创造工具和理论工具的,在科技方面同样如此,《中国科学技术史》就有详尽的记述。而今天的中医现代化可以看做是,用中医的理论模型体系整合传统中医方法技术工具及西医的技术工具和知识积累,古语喻为“六经注我”。

模型是现实世界中的某些事物的一种抽象表示。抽象的含义是抽取事物的本质特性,忽略事物的其他次要因素。因此,模型既反映事物的原型,又不等于该原型。大型信息系统通常十分复杂,很难直接对它进行分析设计,人们经常借助模型来设计分析系统。信息系统的建模方法可以分为:面向过程的建模、面向数据的建模、面向信息的建模、面向决策的建模和面向对象的建模五种[1]。

藏象、证候是中医现代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从数学建模的角度考虑,我们需要知道藏象、证候模型是什么样的?这个模型当初是如何建立的?它的建模方法用当代的建模方法怎么表示?它的原型是什么?这里面,藏象、证候模型的原型是关键中的关键。所谓藏象、证候实质研究,藏象、证候的生物学基础研究,就是在寻找它们的原型。而追溯历史,发现我们提出的藏象内环境自稳态学说的观点可以得到验证[2]。

1五行藏象理论及藏象内环境自稳态学说

以《中医基础理论》成书为标志的中医理论现代整理工作把五行藏象作为中医理论模型的主干,它包罗宏富,解释效果理想,在应用中认同度高。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藏象、证候实质研究,引发了对藏象模型的原型的追问,尽管当时没有使用模型这个词汇,但其工作的实质就是这样。

赵国求曾说:“40年来,中医证实研究已经将成百上千的实验数据摆在我们面前,按照原定研究目标,这些不争气的数据给予我们的只是困惑和迷茫”。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对藏象、证候模型的原型讨论的不充分是主要原因。

笔者在藏象内环境自稳态学说中提出,把藏象看作是生理模型,证候是病理生理模型,而且是人这个复杂系统的整体层次的模型,那么它们的原型就是内环境,即血液和组织液,从技术实现上看,血液是最佳原型。

在此基础上,根据脏气法时理论,对血液的成分进行五藏分属,具体实现的技术可以用血液指纹图谱实现,也可以采用全自动生化仪和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做权宜之计部分实现[2-3]。

2四行体液学说的演进

四行体液学说是西方传统医学之产生和演化的基础。从希波克拉底、盖伦到伊本西那都是如此。四行体液学说的四行,即水、火、土、气,所谓四原性,乃寒与热、燥与湿四大属性(凉与温、干与润亦为四性,只程度不同);四体液是指血液、黏液、黄胆汁、黑胆汁。四行体液学说强调“体液”的重要性,体液与四原性的不同配伍决定了人体的生理特点与疾病性质[4]。

2.1 四行体液学说的解剖学基础背景

笔者如此强调四行体液学说,关键是要指出一个被大家长久忽视的问题,也是关乎中医学科学性和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问题,那就是四行体液学说产生的基础之一,所谓传统西方医学其实是有着解剖学基础的。

一般认为是从古代名医希波克拉底开始,在他的医著中对头骨作了正确的叙述,但是对人体其他器官则是参照动物身体结构描述的。亚里士多德为动物解剖提供了宝贵的知识。他把神经和肌腱区别开来,指出心是血液循环的中枢,血液自心流入血管。盖伦医学著作中有解剖学资料,主要是动物解剖,他明确指出血管内运行的是血液而不是空气;神经是按区域的,脑神经有七对。

那么,为什么有着明确解剖学基础的传统西方医学,要用体液学说解释人的健康和疾病呢?以藏象内环境自稳态学说的观点和现代生理学的观点看,那就是体液可以更好地反应人体的生理和病理生理变化。

同样有着解剖学基础背景的阿拉伯医学、波斯医学,他们仍然在沿用四行体液学说,伊本西那的解剖学达到的精密程度[5-6]。

2.2四行体液学说的细致演进

张大庆指出,体液论(Humoralism)是西方古代医学理论的基石,从古希腊直至19世纪细菌理论建立之前,它一直占据着西方医学理论的主导地位。体液论作为古代西方的一种整体医学思想,在诸多方面与中国传统医学有共通之处。因此,考察体液论的源流、基本原则及其演化,不仅对于正确理解和评价西方古代医学具有重要意义,也可为我们理解中国传统医学提供一种参照。张大庆[7]认为,体液论是一种整体病理学理论(笔者以为细化为整体病理生理学理论更恰当)。

希氏学说更加具体的内容,参看张大庆文中的希波克拉底四体液学说比较表和朱明文中的四行体液学说宏观框架体系表[4-5,7]。

第一次对体液论进行综合的是古罗马医学家盖仑(Galen,公元129~210年)。盖仑将希波克拉底和柏拉图的观点综合成为一个体系,将四体液与四元素联系起来,盖仑赞同希波克拉底学派的体液论,盖仑把体液的作用看作是各种不同气质的基础。但与希波克拉底不同的是,盖仑避免讨论涉及体液确切性质的问题,而是将体液作为不可见的实体,只能通过逻辑的方法来认识。盖仑认为,由于动脉中的血液由四种体液形成,所以血液具有支配地位。但盖仑不能确定黑胆汁在机体内的相似性质,于是他指出不能假定黑胆汁作为一种纯的、基本的体液的存在[6]。

哈维(Harvey,W.1578~1657年)血液循环的发现,仅仅将盖仑描述的血液的许多性质转交给其他体液,许多18世纪的健康和疾病理论依然是以机体的体液平衡思想为基础的。例如斯塔尔认为所有疾病都发生在血液,由于血液的郁积或黏稠而产生炎症等病理现象;霍夫曼(Hoffimann,F.1660~1742年)认为疾病是胃肠的多血症(plethora)所致;居仑(Cullen,W.1710~1790年)则将发热归咎于动脉的痉挛;而布朗(Brown,J.1735~1788年)主张疾病是体内器官过度刺激的结果。安德烈(Andral,G.1797~1876年)在研究血液学的基础上,复兴了更严格的体液论,他将疾病归咎为血液成分,如血纤维原、清蛋白、碱的变化。在安德烈思想的影响下,19世纪奥地利病理学家罗杰坦斯基(Rokitansky,C.1804~1878年)将所有病理现象归咎于血液中不好的混合[7]。

由以上不难看出,这些内容或多或少地都在支持笔者的观点学说,体液、组织液和血液是四行体液模型和五行藏象模型的理想原型。而笔者也把四行体液学说看作是四行藏象学说,与四行藏象模型比较五行藏象解释能力更加出色。

3结语

在论及古希腊哲学关于世界普遍联系的“总画面”时,恩格斯说:“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分别地加以研究。”[8]

藏象内环境自稳态学说就是对古人模型的总体上的肯定与细节上的补充及工具上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维明.信息系统建模[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2:1-3.

[2]林宇春,赵宏杰,张学斌.略论藏象内环境自稳态学说[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8,14(8):576-577.

[3]赵宏杰,雷钧涛.以代谢物组学为参照介绍血液指纹图谱中医药信息学研究方法[J].中华中医药学刊,2007,(9):1903-1904.

[4]朱明.阴阳五行学说与四行体液学说宏观框架体系的比较研究[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0,(1):1-5.

[5]伊本・西那.论灵魂[M].北京大学哲学系,译.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273-274.

[6]孙矢电, 赵宏杰, 张笑波.伊本・西那医学著述对中医学科学性的强支撑作用[J].中国实用医药,2009,(17):273-274.

[7]张大庆.体液论及其对西方医学的影响[M].中华医史杂志,2001,31(3):141-147.

第9篇

2014年1月11日上午，江西省景德镇市首届武术文化旅游节之太极拳论坛在市二院会议室举行。副市长、太极拳协会名誉主席熊皓，太极拳协会名誉主席夏山东，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等相关负责人，极拳协会副主席，各成员单位的代表及太极拳爱好者聆听论坛。

论坛中，首先作主旨报告的是第二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吕志华主任医师，题目是《运动医学与健康》。讲座中，他从一个从事骨科研究与治疗多年医务工作者的角度，通过生动的图片和动画演示以及通俗易懂的文字，告诉与会人员什么是运动医学？什么是运动损伤？怎样去避免运动损伤等等。随后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杏林太极拳队队员周景俭主任医师作《妇女期与太极》的主旨报告。 在太极拳的习练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女性。她的讲课让现场女性深刻了解到太极拳对女性生理健康、心理健康，还有社会适应能力都有很大影响，尤其对妇女更年期的平稳过度期有特殊的作用，同时太极拳也是塑造美的形象的运动，是美容、健美的最好运动。第三位演讲的是第二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针灸科主任娄梅副主任医师，题目是《浅谈中医经络、腧穴的理论》。她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太极拳爱好者平时的锻炼，都是通过太极拳的导引吐纳，自然而然地调节了自身的经络气血，使气血流畅无滞，从而达到强体的效果。最后演讲的是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西苑太极拳队队员张镇源，题目是《浅谈太极与健康》。他从一位习练者的角度谈了对太极拳的感悟。他演讲中说：聪明人投资健康，明白人爱护健康，普通人漠视健康，糊涂人透支健康。只有采取有效地、正确地锻炼方式，才能加强人体各脏腑、各系统的机能，从而摆脱亚健康甚至不健康的状况。

论坛期间，太极拳爱好者还与专家进行互动，就自己在锻炼中遇到的问题向专家请教。论坛结束后，与会太极拳爱好者纷纷表示受益匪浅，他们向记者介绍，通过聆听了四位医学工作者讲授太极与医学的关系，感知习练太极拳的重要性，真真切切地明白只有科学的锻炼方法、正确的习练方式，才能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幸福快乐。

据了解，此次太极拳论坛是市体育局、市旅游局、市体育总会联合主办，市武术协会、太极拳协会承办，市第二人民医院协办，是景德镇市首届武术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之二。论坛主题是“科学健身、武促健康”，邀请了四位医学界的知名专家，分别从运动医学、经络学、免疫医学、妇女更年期学科与太极拳锻炼的关联等方面进行专题讲座。市太极拳相关负责人介绍，举办论坛旨在通过这种形式，深入研究太极拳运动与人体的生理关系，促进太极拳运动与自身实践的良好地结合，推广健身方式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从而使拳友的锻炼更加科学、合理，真正体现太极拳崇尚自然、回归自然的本质。协会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拳友做一个明明白白的习练者而不是一个糊涂盲从的跟随者。

第10篇

一、直面缺憾：我们失去了什么

历经拨乱反正、引进趋新和体系创造的步步足履，新时期的文艺基础理论建设无疑是成就巨大并令人鼓舞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和文艺复苏的时代大潮，为理论家的创造和理论的推进提供了适宜的精神生态和广阔的话语空间，文艺理论的观念更新与学科拓展赢得历史的尊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对文艺理论实绩的真诚崇敬并不能抹去理论研究自身的缺憾，我们对理论走势的欣喜也难以开释对理论困窘的深层焦虑。对于21世纪的我国文艺理论建设来说，得到的已成为过去，而失去的却要影响未来。于是，直面缺憾，检视我们这些年在文艺基础理论建设方面失去了一些什么，也许对构建文艺学当代形态更具启迪意义。

缺憾之一：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边缘化，让我们失去了聚焦文论本体的自信。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转型和商品大潮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巨大冲击，使文学艺术及其理论一道被置身于一个告别和进入、解体与建构的动荡时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失去轰动效应，经济的“热”和文艺的“冷”形成鲜明的反差，以致出现精神审美功利与物质实用功利的悖反，作品的艺术价值与衡量作品的经济杠杆之间的反差和艺术消费中“曲高和寡”与“媚俗获众”的错位，文学日渐偏离“社会代言”和“文化主打”的中心位置，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边缘化”即由此而生。在文艺理论领域，其边缘化不仅表现在这些年来的文艺研究远不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那般红火和抢眼，还在于文学理论的“研究”本身也被置于边缘化处境。譬如，文学理论研究队伍的边缘化——理论研究人才流失，甘坐“冷板凳”的学者越来越少；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的边缘化——扎扎实实从学理本体和基本问题上做“功夫学问”的人在分化和锐减，而赶时髦、求新潮、扮“黑马”、标新立异走“捷径”的投机学人越来越多；还有文学理论研究学科目标的边缘化——即以所谓应用研究、交叉研究、跨学科研究来替代基础原理研究。例如，这些年把文艺原理“美学化”“文化学化”“社会学化”，乃至于“哲学化”或“科学化”的研究成果十分普遍，并且常常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夸赞。这里潜藏着的危机在于：有些研究在将文艺理论打了一阵跨学科“擦边球”后，理论自身的原理性难题并未得到有效地解决；相反，简单地把文论问题做“美学化”或“文化学化”处理，丧失的却是对文艺理论学科本身独特而系统地把握能力和聚焦文论文体的自信。

缺憾之二：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认同化，使我们失去了原创和超越的勇气。如果说边缘化错位使我们的求异思维找错了坐标，那么，守成的惰性心理则常常使我们的理论研究被求同思维所困扰。在文艺理论研究领域，许多研究者习惯于将自己的思维支点依托于前人的某种理论范式上，以“本本”“经典”“权威”为依归，以读解、引征或推崇、效仿来代替理论创新和学术超越。这有三种表现：一是向马列文论认同。诸如从经典著作中找到哲学认识论、意识形态论或艺术生产论等论述，于是也就有了自己的持论根据和学理体系。二是向现当代的西方文论认同。从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到存在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理论，从语义学、符号学到解释学、接受美学，乃至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后殖民理论、西方等等，都被一些人风车似的玩过，都曾被持论者认同为先锋理论的界碑和方法论武器。三是向中国本土的文论传统认同。博大精深的古代文论宝库和“五四”以来的现代文论遗产不仅成为一些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结点，而且成为一些研究者的学术精神原乡。

这些理论认同并非毫无意义，比如，向马列文论的认同使我们有了主流意识，向外国文论认同使我们找到了参照坐标，而向中国古代文论认同则使我们拥有了理论的民族本根。问题在于，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味地理论认同，极易造成对文学基础理论不是“接着说”而是“照着说”，不是“说自己”而是“说别人”，不是消化式吸收而是囫囵吞枣或照抄照搬。结果便是理论研究的陈旧、重复、学舌和玄虚，理论建设变成了“述而不作”的八股老调、中外文论的“元件组装”或前人观点的“穿靴戴帽”，从而削弱和消解了研究者的原创意识和理论成果的超越价值。

缺憾之三：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功利化，使我们失去了思想和方法论的支撑。“功利学术”的泛滥正侵害着理论研究的健康肌体。走近时下的学术圈，你不难发现，为晋升专业技术职称而进行理论研究、为完成科研指标而从事科研活动、为编写教材、完成丛书出版计划而写书的不乏其人，更不用说“著书只为稻粱谋”的“编书”了。许多人把精力放在争课题、报大奖、拜名家、找路子等“学外工夫”上，希图靠虚名浮利尽快扬名立腕，而对学问本身关注不多或思考不深。功利化学术在研究对象和治学方式上通常表现为：第一，轻基础理论研究重应用研究。因为基础理论研究需要耐得住寂寞，对治学的基本功要求更高，而应用研究诸如介入热点、评品时尚、点击流行文化、追踪偶像明星等，做起来投入少，见效快，事半功倍又名利双收。第二，用浮躁和炒作代替沉思与创造。文坛的心浮气躁常常滋生出一个个泡沫学术和商业化炒作，传统的“求道之思”或“授艺之学”已被演绎成“卖点秀”或“包装术”，骂名人、唱反调、游走传媒、吸引“娱记”，论题惊世骇俗、开口语惊四座，是其惯用的操作方式。第三，重体系搭建轻问题研究。这些年国内出版的不下几十种文学原理教材以及众多学术专著，已经构建出许许多多相同或不同的文论形态和体系，如文艺反映论体系、文艺认识论体系、文艺意识形态论体系、文艺生产论体系、文艺主体论体系、文艺心理学体系、文艺符号论体系、文艺系统论体系等等，无疑它们从总体上推进了文艺理论建设。这些理论体系中，有些是具有创造性的或有具创造性的成分，但确有不少是陈陈相因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对每一个基础理论问题深入思辨和科学解答基础之上的，如果仅有体系空壳而没有思想新创，疑难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那么所谓的“体系”也不过是空中楼阁，对推进文艺理论的实际进展和建构文艺学当代形态是无济于事的。缺乏学理创新而忙于搭建体系，是功利化学术的反映，也是文艺基础理论研究失去思想和方法论支撑的表现。

二、认准坐标：我们选择什么

当历史把文艺理论研究带入21世纪的时候，时代迫使我们对建设什么样的文论范式以及怎样建设这种范式作出自己的选择，开放的理论背景又为我们提供了各种选择的可能性。时至今日，至少有4个层面的观念坐标需要我们去认真面对、认知和选择。

从纵向上讲，我们正面对“传统与未来”的价值选择。建设新世纪的文艺理论需要我们把目光投向过去，开凿自己脚下的理论岩层，批判地继承古代文艺理论遗产，吸纳文论传统的丰富营养；同时，文艺理论的发展又不可为传统所累，背负沉重的包袱前行，或囿于旧有模式而驻足，而应该面向现实发展，关注时代进步，把目光投向未来，开辟文艺理论建设的新境界。

从横向上说，我们要面对“自律与他律”的价值选择。文艺理论建设应该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秉承民族的文论血脉和人文精神，重新镀亮自己的理论个性，以理论的民族性来赢得理论价值的世界性；同时，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又需要广撷博采人类一切优秀的理论质素来滋补我们的文论肌体，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外民族文论的“橄榄枝”作为我们理论建构的借鉴，任何封闭意识和“国粹”心态都将和信息时代的历史潮流格格不入。这种“中化”和“西学”或“中体”与“西用”的关系，构成了一个自律和他律的观念悖论。

从理论范式上看，我们正面对文艺理论的“经典形态”“传统形态”与“当代形态”的价值选择。“经典形态”是指文艺理论创始人及其经典作家的理论思想，它们通常代表着文艺理论的主导思想、基本观点和权威话语模式，具有学理的典范性和观念的规范性。“传统形态”是指“五四”以后、特别是建国以来发展和积累起来的习见理论模式，它们是以文艺理论教材及专著式成果所形成的、被多数人认可的文论形态，具有理论范式的约定俗成性以及价值取向的惯性和思维定势的惰性。“当代形态”则是正在创造和发展中的文艺理论，这种文论正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例如，全球化浪潮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会给它带来异域文论、甚至是殖民文化的渗透与挤压，高科技的迅速兴起形成文艺存在方式和媒介形式的变异，还有大众审美文艺、特别是影视艺术、网络艺术和“快餐文化”形成的文艺本体变迁和观念革命的新选择等，它们使得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常常要在“适应”与“定位”的不断碰撞中，不得不作出无以选择的选择。

最后，还有理论特色的价值取向问题。面向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切合新世纪文艺发展实际的理论。而“中国特色”是一种什么样的特色呢？这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可以是指中国古代文艺学传统所铸就的“中国特色”，这应该是中国特色的根基和“底色”；可以是“五四”新文学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在其构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特色，这是我们所依托的现实理论背景和学理延续的“接口”；还可以指文艺思想在中国传播、接受、发展、变异以来所显示出的“中国特色”，即“马列文论中国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特色，这是“中国特色”的指导思想[1]。这3种“中国特色”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尤其是后2个层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齐头并进、此消彼长的。3个层面在各自发展中所表现出的“中国特色”都应当纳入我们所要建构的文艺理论形态中，问题只在于如何把握和选择它们。

以上4个坐标的立体交叉与相互渗透，把当前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观念困境推到了学科建设的前沿，而对之作出怎样的选择将直接影响文艺理论的未来。当然，认准这几个坐标并不难，从理论上找出自己的选择维度也容易做到，但要从实践上让理论选择的自我意识变成理论创造的有效成果，也许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三、构建学理：我们应该做什么

首先是要回到基础理论本体，以“元问题”研究来启动文艺学当代形态构建。

文艺理论的发展取决于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取决于基础理论问题的局部突破带动学理的整体建构。因而，当前的文论研究应该倡导回归本体，而不是解决外围；回到问题，而不是制造概念或急于搭建体系；回到起点、找准支点以解决基础理论命题，而不是凌空蹈虚或避坑落井。美国学者拉夫尔·科恩(Ralph Cohen)在《文学理论的未来》中谈到：“人们正处在文学理论实践的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人们需要了解，为什么形式主义、文学史、文学语言、读者、作者以及文学标准公认的文学观点开始受到质疑，得到了修正或被取而代之……人们认识到原有理论中哪些部分仍在持续，哪些业已废弃，就需要检验文学转变的过程本身。”[2](1)这些话对当前中国的文艺理论建设也是适应的，而我们检验文学转变过程所得出的教训之一便是要关注理论本体中的“元问题”，即“文学是什么”“文学写什么”“文学怎么写”“文学写成什么”“文学有什么用”等，并据此来深入探讨文学的本体论、客体论、主体论、文本论、价值论等“元问题”[3]，从这些“元问题”出发延伸出一个个“问题元”。通过这样回到最基本的范畴，抓住最基本的问题，靠理论本身的逻辑产生理论的张力，才会带来学理推进的思想动能，并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要达到这一理论目标，就需要确立文论本位意识，排除边缘心态；确立基础研究意识，排除功利心态；确立理论原创意识，排除认同心态。从范畴概念到观念观点，从思辨方式到思想体系，都采取“问题化”的研究眼光，本体论的研究角度，“推进性”的研究态度，从而一步步构建出具有原创性和方法论支撑的文艺学当代形态。

其次是面向未来，实现“一体两翼”的综合创新。

文艺理论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过程，它是在依托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不断拓展中，把对真理的无限追求变成无限的追求，最终使追求本身变成无限的过程。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建设就是这样的一个无限追求的历史过程，而“一体两翼”的综合创新，正是实现这一过程的基本途径。

“一体两翼”的“一体”，是指文艺理论研究要以新世纪的社会现实和文艺现状为“体”，就是让文论建设立足于中国现实文艺发展的实际，贴近实践，实事求是，回应现实的需求，瞩目变迁中的世界，让理论品格体现出鲜明的现实感和时代精神。“两翼”是指文艺理论的民族传统和外来精良。对于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主要是吸纳它的人文精神，并实现古论范式的现代转换。如古代文论在文艺家与现实关系上的“交感”说（心物交感、天人合一），在文艺家与文艺关系上的“言志”说（诗言志、诗缘情），在创作与作品关系上的“意境”论（意象、兴味、性灵、境界），在作品与现实关系上的“教化”说（诗教、讽喻美刺、有补于世、有为而作）等，都是富含人文内蕴和价值理性的文论传统，一旦将其转换为现代文论的有机成分与合理血脉，不仅会使新的理论建设底蕴充盈，而且还可以使古代文论在21世纪焕发新的活力。外国文艺理论对于我们的意义在于“弃其蹄毛，留其精粹”，洋为中用，一方面要将外来文论的理论质素与中国的文艺现状和理论传统结合起来，实现对其营养素的消化式吸收，另一方面要把握好“同化”与“顺应”的辩证关系，实现文艺理论的跨文化对话和中外互补。

所谓“综合创新”，即运用辩证思维的研究方法，对以往的文艺理论形态进行辩证地分析和综合，让它们根据现实的需要融合为一，铸就一种面向21世纪的新的文艺理论体系框架。它要求我们通过对文艺理论的古典形态与现代形态、经典形态与新创形态的重新审视、辨识、转化和吸收，找到同历史走向和时代精神相符合的思想线索，形成对当代学理本位的思想支撑、对学术立场的重新定位和研究方法的重新选择。在这里，“综合”是创新的手段，“创新”是综合的目标。研究者应该以传统为鉴，以创新为本，光大中国既有的卓越的文艺思想品格，同时采纳外来文论有价值的丰厚资源，发扬中国文论注重整体性、蕴藉性、颖悟性的辩证思维传统和西方文论重逻辑思辨和求新求异的原创意识，而克服中国传统文论“圆而神”的和谐有余、“方以智”的锋角不足的治学缺陷，以及西方文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思想承继与观念变异“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从而创造出既把握宏观又剖析微观，既跨学科融通又中外互补，既有学派对话又回应现实问题，既总结过去又指向未来……这样一种由范畴、观念、命题和思想体系一以贯之的、具有原创性又具有科学的思想与方法论支撑的文艺基础理论体系。

另外，在理论视野上，要关注全球化、高科技和大众审美文化对文艺基础理论建设的生态滋养。

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革命带来的全球化浪潮，使我国的文艺理论建设一方面受到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挤压，另一方面也为跨文化的沟通与对话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从中所得到的应该是更广阔的思维视野、更丰赡的学术资源和更具价值的理论参照。例如，20世纪的西方文论在上半期是从历史走向语言，从内容走向形式；但是，如希利斯·米勒所说：“事实上，从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的’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做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2](122)当近20年来的西方文论从语言返回历史、从形式返回内容的时候，我国的文艺理论却走了一条几乎是与之完全相反的发展道路，这对于长期陷入“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二元对立困境中的我国当代文论建设来说，不是颇具警示和借鉴意义么？

高科技和大众审美文化的嬗变更是新世纪学理建构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当新技术革命悄然走进我们生活的时候，它所带来的不仅有物质生活的高效和便捷、精神生活的新奇与变异，还有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例如，电子媒介、网络文学和视听艺术的崛起，造成了语言艺术日渐被音像艺术所取代，艺术样式由单媒介向多媒介延伸，以及文艺传播方式由“硬载体”向网络“软载体”转变，由此造成了文艺存在方式，文艺功能方式，文艺创作、传播、欣赏方式，文艺使用媒介和操作工具，文艺价值取向和社会影响力等诸多方面的变化，以及现代科技手段带来的文艺研究方法——诸如信息通讯技术、信息存储检索技术和人工智能系统用于文艺研究所形成方法和手段的革命。同时，由科技进步引发的大众审美文化变迁，正使得“快餐文化”“准艺术”和“视听消费”一步步挤占高雅艺术、纯文学和精英文化的市场份额。这时候，文艺基础理论建设需要的不仅是搭建一个宽待时尚、兼容先锋、多元并存、自然甄陶、自由竞争的理论环境平台，更需要在思维方式、概念范畴、理论观点、思想体系和学理模式等总体构架上，认准自己的发展坐标，由理论新变达成学理创新，构筑出知识经济时代的文艺基础理论新体系。这里我想引用希利斯·米勒在论及文学理论的未来时所说的一段话来描述我们所面对的这种文艺研究现状：“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不管我们设立怎样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是在这里，现在。”[4]

参考文献

[1]　董学文.文艺学当代形态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　拉夫尔·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第11篇

关键词 艺术 声乐 体裁 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识码：A

马克思提到，关于艺术它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跟社会发展的特殊形式结合在一起，具有永久的魅力，具有特殊的地位和超历史的价值。在不同的时期，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声乐体裁会有不同的艺术发展。

1文艺复兴时期

文艺复兴时期，经济不断向前发展，这时期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它主张以个人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艺术发展在这一时期非常重视人的价值，提倡个性与人权，主张个性自由，反对天主教的神权；主张享乐主义，反对禁欲主义；反对封建迷信。在西方音乐史上，音乐艺术受其影响不断向前发展，人文主义世界观是该时期音乐文化和美学思想的基础，音乐在题材表现出对生活的热爱，声乐体裁出现了法国的尚松、德国的利德。

尚松，是一种叙事曲，流行于16世纪的法国。尚松具有鲜明的法国民族特性，从词到曲都有典型的法国风格。演唱时用维奥尔和小型竖琴伴奏。它一般按照音节谱曲，强调规则的重音，音乐植根于诗歌的韵律，节奏鲜明轻快。尚松多为四个声部的织体，各声部基本上是以同步的节奏陈述歌词，但也不缺乏模仿的运用，音乐开始的段落一般要重复或在作品结尾再现。尚松作为宫廷普通娱性节目的一部分，常被用于宫廷娱乐，同时，它也是老百姓自娱自乐的一种方式。

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的复调音乐体裁是利德。利德是用德国方言演唱的艺术歌曲。15世纪末利德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它采用德国音乐素材，吸收了法―佛兰德的音乐风格技法，创作了四声部的利德。在利德中固定声部以一个熟悉的曲调作为定旋律，其它三个声部围绕它编成复调织体。16世纪中叶利德在路德维希―森夫尔的创作中达到完美成熟。

2巴洛克时期

巴洛克时期，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成熟，文艺复兴带来的人文主义思想正在各个领域中向封建主义和宗教迷信发起强大冲击，科学、艺术、政治不断发展，推动着欧洲社会从中世纪全面走向近代。其中有三个方面影响艺术的发展。第一种是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出现。第二种是君主专制政体的巩固，随之产生强大的中产阶级，对艺术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第三种是在科学发展和对地球进行探索的影响下，对大自然产生了新的兴趣。总之，这些文化倾向连同它们在艺术中的反映，形成了所谓的宗教势力和非宗教势力共同保持的一种基本上令人乐观的新的均势，受其影响的这时期的声乐体裁有歌剧、清唱剧。

歌剧是将音乐、戏剧、文学、舞蹈、舞台美术等融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通常由咏叹调、宣叙调、重唱、合唱、序曲、间奏曲、舞蹈场面等组成，有时也用说白和朗诵。早在古希腊的戏剧中，就有合唱队的伴唱，有些朗诵甚至也以歌唱的形式出现；中世纪以宗教故事为题材，宣扬宗教观点的神迹剧等亦香火缭绕，持续不断。但真正称得上“音乐的戏剧”的近代西洋歌剧，却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随着文艺复兴时期音乐文化的世俗化而应运产生的。歌剧被视为西方经典音乐传统的一部分，因此和经典音乐一样，流行程度不及当代流行音乐，而近代的音乐剧被视为歌剧的现代版本。

清唱剧形成于16世纪末，到了17世纪，以基督教为主要内容得到迅速发展，清唱剧分为拉丁文的教会音乐与意大利文的通俗音乐两种类型。清唱剧是一种大型的音乐作品，通常同时使用管弦乐团、独唱家以及合唱团。包括独唱、重唱及合唱，由管弦乐队伴奏。其中，各乐章的歌词在内容反应当时的社会生活，它的篇幅较大，有较鲜明的戏剧结构和情节，更富史诗性和戏剧性。清唱剧没有布景、服装和动作，演员只是歌唱，主要是在音乐会上演出，是当时重要的声乐体裁。

3浪漫主义时期

浪漫主义时期产生在十九世纪初，发自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与同法国大革命有关的自由民主思想，这个时期艺术家的创作上表现为对主观感情的崇尚，对自然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幻想。艺术表现形式也较以前有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浪漫主义思潮与风格的形成与发展。它强调音乐要与诗歌、戏剧、绘画等音乐以外的其他艺术相结合，提倡一种综合艺术，提倡标题音乐，强调个人主观感觉的表现，作品常常带有自传的色彩，作品富于幻想性，具有民族特色。这时期的声乐体裁主要是大歌剧。

19世纪上半叶，法国风行的声乐体裁是大歌剧。大歌剧的情节一般取于历史题材，分为四或五幕，融合了音乐、舞蹈、盛大的合唱场面，等等。法国大歌剧场面恢弘、富丽堂皇，具有史诗性风格。法国大歌剧就具备四大要素：富丽堂皇的布景、别致细腻的编舞、引人人胜的情节和历史题材。所以，史诗般的结构与超长的长度也是大歌剧的特点。这些作品融合了音乐、舞蹈、盛大的合唱场面，取材于17世纪欧洲宗教战争等历史事件。深受各地歌剧院的欢迎。

总之，艺术的发展的脚步会不断前进，声乐艺术也会同其它上层建筑一样，随经济基础的变革而变化，随政治、文化的发展而发展，我们也要沿着艺术理论的道路，不断探索，不断追求、不断创新。

参考文献

[1] 于润洋.西方音乐通史[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

[2] 李传龙.论文学艺术的上层建筑性质[J].社会科学，1981（2）.

第12篇

论文摘要：提出技术哲学研究要融入哲学主流和切近社会现实，必须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在这样的定位下，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又成为了整个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内容。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定位：建立一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

中外技术哲学研究大致经历了30年左右的系统努力，虽然成果颇丰，但作为一门学科仍未进入“常规科学”阶段，仍处于哲学研究的边缘，仍未产生明显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针对这种困境，为了适应当今技术时展的要求，为了促进技术哲学研究的繁荣，中外技术哲学家对技术哲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譬如：SPT前主席皮特主张加强技术认识论研究，通过科学哲学之门融人哲学主流；拉普建议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伦克和罗波尔主张建立一门“跨学科的实用主义的技术哲学”；费雷建议，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技术文化环境，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米切姆指出，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杜尔宾则呼唤行动主义，呼吁技术哲学家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入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列中来；陈昌曙先生提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

这些建议凸显了两个“问题意识”。其一，技术哲学研究如何融人哲学主流；其二，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切近社会现实。这两个“问题意识”的确应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技术哲学研究的“定向仪”，应是我们思考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定位的根本指针。

技术哲学研究要融人哲学主流，要切近社会现实，主要取决于它选择什么样的学科主题。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是什么，在中外技术哲学界有很大的争论。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观点：技术哲学是“哲学中的自然改造论”。从现代哲学的生活世界观视角看，技术解释有两个基本观点，即“技术是目的的手段”，“技术是人的行动”。这两个基本观点实质上是“一体的”。它们贯穿在雅斯贝尔斯关于技术的界定中，它们也正是海德格尔追问技术本质时首先“穿过的正确的东西”。技术是人的行动，具体地说，国内学者称：“技术就是设计、制造、调整、运作和监控人工过程或活动本身”。国外学者称：技术是“人们借助工具，为人类目的，给自然赋予形式的活动”；技术是“设计一实施”。说到底，“技术是做”，技术是属于自然改造的范畴，技术的问题是实践的问题。所以，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本应该定位为“自然改造论”，即是研究“关于改造自然这个领域的一般规律”。

更重要的是，这样学科主题的定位，不仅使技术哲学研究在整个现代哲学体系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突出的价值，而且也使它真正切近社会现实。一方面，马克思在现代哲学的起始处要求“哲学家不仅要研究如何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改造世界”。_18_马克思提出的这项现代哲学研究任务至今远未完成。可以说，要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大力发展如此定位的技术哲学研究。而且由于在中外哲学史上，“自然改造”或“造物”的主题始终是缺失的，所以技术哲学研究如此定位就更有价值。另一方面，如马克思所说，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所以，以这种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技术哲学必然能真正切近社会现实。

笔者不赞同，技术哲学研究应“以技术认识论为中心”的主张。这种观点的理论预设是，把技术化约为一种“知识体系”，把技术问题归之于认识问题，把技术哲学归结为“技术认识论”。这种观点，究其实质是那种“重视超然的理论思考，轻视实践活动”的哲学传统在今日技术哲学中的继续。如上所论，现在真正需要的是“自然改造论”。“自然改造论”，首要的是指向“自然改造”活动本身，研究其本质、要素、结构和形态，但并不排斥“技术认识论”。技术实践活动中需要知识，有独特的认识现象，技术认识论问题当然有必要研究，但它不足以构成技术哲学研究的中心。

研究“自然改造论”，应该从更好的哲学开始。在这里，“更好的哲学”就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人们通常把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称作“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聚焦于“人的”“实践的”“感性的”“现实世界”，以实践活动作为其世界观的支撑点，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寻求人类解放道路。比较不同的生活世界观，马克思实践哲学突出强调物质生活、实在的对象化活动之于生活世界的基础性，而其他现代哲学则都不同程度地把人的生活归结为日常生活或日常语言交往，都将物质生活、人的对象化活动排除于生活世界之外。所以，只有马克思实践哲学才有一个科学的实践观，才能为“自然改造论”研究提供全面的科学的理论框架。其实，由于其突出的“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内在地包含了极其丰富的“自然改造论”思想。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进行“自然改造论”研究，不仅能使技术哲学作为一个哲学学科得以成长，而且也会推进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发展。如陈昌曙先生所言，“离开自然改造论，实践唯物主义就会被架空。”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要融入现代哲学的主流必须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事实上，当前欧美技术哲学的发展已经有走向这一定位的端倪。与经典技术哲学家相比，美国当代技术哲学家伯格曼、伊德和费恩伯格都更加走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伯格曼发现当代生活中存在着“装置范式”(deviceparadigm)，伊德揭示了技术制品与人的中介联系(relationsofmediation)、他性联系(alterityrelations)和背景联系(backgroundrelations)。两人都专注于日常生活，但都没有关注产生技术装置或技术制品的技术实践活动。比较而言，费恩伯格更关注技术实践领域，他的“工具化理论”(instrumentalizationtheory)就是描述技术制品成为社会的适用工具的实践过程。当前，这种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的回归，在欧美技术哲学界已发展成为一场“经验转向”运动。它主张，技术哲学研究必须立足于对技术“内部”的认识，“必须基于对技术实践本身的理解，即技术制品是如何被设计、开发和生产的。”目前，“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还是初步的，可以预见，其进一步的发展必将指向技术实践论本身，必将使技术实践论研究凸显出来。因为只有这样，技术哲学才能从“关注技术制品使用者阶段(theuserphase)转移到关注其设计、开发和生产阶段”，[]才能真正打开“全新的研究领域”。这也意味着，这场在欧美兴起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只有彻底地走上“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之途，方能实现其目标。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技术创新哲学研究

一旦把技术哲学研究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那么在技术哲学研究的众多主题中，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就显得特别关键和紧迫。它不再仅仅是属于“技术哲学的应用研究”或“技术方法论研究”领域，而是属于整个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可以说，没有深入的技术创新哲学研究，作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技术哲学就难以真正确立。从建设“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角度来看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重要性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从理论逻辑来看，技术创新是技术成为技术的实践过程，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技术形成的实践过程，才能向技术“敞开”，揭示技术的内在本质。历史上通常认为，技术是发明家的创造，而创造本身是一种无结构、无过程的心理顿悟，似乎是“来无踪迹”、“带有魔幻色彩”。这种技术创造的“恩赐说”L29J已先行地限制了人们对“技术内部的认识。现在人们则认为，技术从构思到社会的实际应用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技术与社会相互建构的过程。其中，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与社会相适应的技术、与技术相适应的社会。这个技术产生的实践过程，这个技术成其所是的实践过程，被称之为“技术创新”。可见，“技术创新”概念本身就意含着使技术创造过程“祛魅”，使其“物质化”而纳入实践范畴的意思，已经内在地向“技术内部”的认识敞开。所以。只有研究技术创新，才可能切实知晓技术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产生。实质上，德韶尔早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技术哲学惟有研究技术创造活动，才能发现“技术是如何可能的”。他正确地指出：“为了遇见技术的本质，我们必须到新形式首次被创造的地方去寻找。大规模工业生产只是类似于诗和音乐作品的复制和再生产，而只有在艺术家的创造活动那里我们才更接近于诗和音乐的本质。技术的核心是发明。只可惜，他把技术创造活动主要归之于发明家的“内在的作出”(innerworkingout)，而未能正确地把它视为物质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德韶尔这种原本正确的技术哲学研究思想，在后来的技术哲学研究中没有被实行。从整体上看，实际的技术哲学研究“最惊人的共同特征就是技术的外部化方法”。目前，在那些打算“认真对待技术”的哲学家那里，德韶尔的这个思想才逐渐成为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

其二，从历史实践来看，技术创新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轴心，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社会发展轴心，才能向现实社会“敞开”，指导和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在古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隐含着的，可以从史前各种先王从事创造的传说中窥其踪迹，如《易·系辞》讲中国先王伏羲作八卦、网罟，神农作耜耒，黄帝尧舜作舟楫、杵臼、弧矢等；在现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显在的，种种事实显示，技术创新是现代企业和社会的活力之源，是经济发展、生产率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驱动力。技术创新正作为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第一战斗力，成为世界各国企业家、政治家、军事家头等关切的主题。从历史深处看，从宏观上说，技术创新的体制化始于19世纪末，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技术创新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社会物质生产实践的创造性本体，越来越成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和标志。从微观上说，技术创新恰恰就是一个新的“制作社会”的形成过程。所以，研究技术创新，必将密切技术哲学研究与社会实际的联系，从而促进实际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发展。如果不“下沉”到“技术创新”层面，则技术哲学研究就不可能实现其重在“改造世界”哲学旨趣。譬如，芒福德、马尔库塞、弗洛姆提出的技术人性化的思想，若要真正作用于现实社会的生活，则必须发展出相应的较为具体的人性化技术创新理论。

其三，从技术哲学自身发展看，技术哲学研究之所以分裂为工程的和人文的两个对立的流派，主要是因为各自偏执于一端：工程的技术哲学，以技术发明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纯粹技术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视了技术与整个社会的复杂关系；人文的技术哲学，以技术的社会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从人文社会的角度评价技术，往往对技术持敌对态度，而忽视了对技术自身的全面认识。由前所述，技术创新是技术成其所是的技术一社会过程，技术哲学研究技术创新，既能向技术“敞开”，又能向社会“敞开”。由此，研究技术创新可以在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实现两者的融通，从而为建立一种健全的、连贯的、一致的技术哲学奠定基础。譬如，基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研究技术创新实践活动至少要包括“实践结构论”和“实践形态论”，而要研究这两方面的内容就必须把“工程的”和“人文的”研究视角结合起来，工程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结构论”必须有人文的透视，而人文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形态论”必须有工程的基础。

另外，进行技术创新研究于我国技术哲学研究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研究技术创新是我国技术哲学研究积极面向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我国企业搞活、民族复兴最终要落实到技术创新上来。面对全球化、生态化、信息化、知识化的严峻挑战和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的国情，如何依靠技术创新求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个关键性难题。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提供哲学智慧是当代中国技术哲学家的责无旁贷的任务。另一方面，研究技术创新是我国技术哲学研究创特色的可能之所在。我国的技术哲学研究不能再走一味的引进一述评的学科跟随战略。鉴于国际上技术哲学研究尚处于前范式时期，我国技术哲学研究，只要立足中国现实，视野开阔，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是有可能创出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理论的。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作为“晚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面对前述的严峻挑战和国情，我国技术创新涉及因素尤为复杂，进行得尤为艰难，因而构成突出的社会实践问题。牢牢抓住当代中国技术创新实践，以马克思实践哲学为指导，我国技术哲学研究或许能创出自己的特色。超级秘书网

第13篇

社会对音乐批评人才的需求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文化逐渐活跃而不断增加的。如各电台、电视台的音乐栏目大都需要音乐评论人才对现存的一些音乐事项、音乐活动等作一些客观公正的报道或评论。另外，一些刊物也专门开辟音乐批评学术领地，如《人民音乐》、《音乐研究》等期刊每期都有专门的音乐评论板块，为我国音乐批评事业沿着健康轨道发展提供了一个较高的学术平台，同时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更多地需要一种精神的享受，而音乐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文化载体，健康的、积极向上的音乐作品无疑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精神享受。然而，在面对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物象时，普通民众如何作出有益的选择，使自己的精神得以愉悦、情感得以升华，就需要音乐批评的正确指引。但我国的乐评市场并没有很好地担当起此一重任。

在此情况下，音乐批评学科的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一个学科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它首先需要的是教材建设和师资队伍，而当今音乐批评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也可谓是凤毛麟角，更何谈师资培养。近期，笔者有幸拜读了明言教授的《音乐批评学》一书，感觉如获至宝，此书真可谓是音乐批评学科建设的应时之作。

明言教授长期从事音乐批评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其代表性著作有《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导论》、《音乐批评学》；代表性论文《应以开放意识关照“谭盾”现象》、《音乐批评学刍议》、《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学科的理论及历史问题》、《“乐评人”现状的思考》等在学术界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音乐批评学》一书全书立论新颖、结构严谨、论述流畅、例证翔实。可称为中国当代“音乐批评学”的开拓性著作。

全书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更多的是侧重于“论”，包括绪论、第一至第九章，论述的是音乐批评基础理论的各个基本方面：第二部分则是“史”，包括第十、十一章，勾勒出中西方音乐批评的历史脉络。

一、“论”中出新

在绪论一章中明言教授从“音乐批评学”的学科现状谈到音乐批评学的研究对象和本质属性，又到该学科的基本范畴和学科体系，但都没有作过于深入的探讨，而是列出了全书的一个基本框架，使读者一目了然。然而从其中关于音乐批评和音乐批评学的定义所做的推敲就可以看出作者的治学态度。作者旁征博引，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音乐批评(Musical Criticism)’就是以文化学、哲学美学、社会学、历史学、工艺形态学等单纯的或综合的理性眼光来审视音乐的现实事项与历史事项(理念、活动、音响文本与符号文本等)的一种理性建构活动。是将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有机地应用于音乐审美评价、历史评价的实践的一门应用性学科”。而“音乐批评学”，作者则认为：“是关于音乐批评的一般原理、方法及其规律的科学。具体来讲就是运用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的基本方法，以音乐哲学、音乐形态学理论、音乐音响学基本原理对音乐批评活动进行系统化梳理和理论性总结的一门学科体系”。对这两个基本概念的准确定位为后文的音乐批评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后面的一到九章中作者分别就音乐批评的本质论、功能论、主体论、对象论、标准论、形态论、方法论、操作论、发展论作了系统而又深入的论述。且论中出新。

第一章就“音乐批评的本质论”展开深入论述。古今中外，旁征博引，立于巨人肩头而又看得更高更远，由“音乐批评谓何”?的“是什么”到“音乐批评何谓?”的“干什么”，阐述生动，论据确凿、论证有力。从学科的基点出发逐渐垒起学术的大厦。第二章“音乐批评的功能论”中，则立足于文化的角度阐述音乐批评的三点文化使命。即通过批评“探讨音乐艺术的发展规律”“为音乐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保障”“为繁荣音乐创作作出贡献”。最后得出结论“我们需要音乐批评的繁荣与发展，尤其是需要高屋建瓴、雄视全局、鸟瞰历史的音乐批评。具备了这种文化视域，音乐批评的文化使命才可能完成得更好。”在第三章“音乐批评的主体论”中作者就批评家的社会属性、批评家的思维方式、批评家的学识人格三方面展开论述。提出批评家要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真理负责”且明确提出“对真理负责”是三个负责中的根本与核心，以无畏的胆识坚定自己认定的真理，但同时也要勇于改正错误，两种行为都是批评家人格魅力的具体体现。特别是后面的经典性总结“音乐批评家的这些素质应当是一个综合体，是一个全面的、立体的互补系统。如果将它们互相分割，或只注重单项发展，对批评能力的培养和提高都是不利的。”为我们以后音乐批评学科的建立指明了方向。这又是本书的一大亮点。第四章“音乐批评的对象论”，针对音乐文化这种人类的特殊文化现象，从音乐本体论出发把音乐批评的对象分为“文本”和“泛文本”两种形式，扩大了音乐批评的对象。这一点就为我们以后音乐批评学科的课程设置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五章“音乐批评的标准论”，标准意即“衡量事物的准则”或“本身合于准则，可供同类事物比较核对的事物。”而这一章中对于音乐批评标准设定的问题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作者从批评家、专家、社会文化语境三方面对音乐评价的标准作出设定，且提出“三者中的任一方都与它者形成对立统一的关系”的精辟论断。如果说前五章作者还是从理论的角度来阐述音乐批评的话，那么六、七、八、九章则是从实践的角度来阐述音乐批评的，说白了就是怎样去进行音乐评论。第六章列出音乐评论的不同文体、类别、形态等各方面的大体框架。第七章则从方法论的角度使第六章的框架变得有血有肉生动起来。最后还特别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出发，提出“方法论的基本准则，应当根据艺术本体和社会历史的基本准则而制定。依据艺术本体制定的准则，是音乐艺术批评的方法的本质所在；依据艺术的社会历史规律制定的准则是音乐艺术批评的方法的深厚社会基础之所在。在现实的批评实践中，在两者中要做到不偏不倚，不可或缺。”使得音乐批评的方法有了更加广阔的理论视野。第八章则是音乐批评的具体化，把前几章的理论、观念付诸操作实践。同时，这一环节也是音乐批评成败的关键。作者分别就操作原理、操作程序做了一定的梳理，也对操作的方式做了一定的探讨。为我们以后音乐批评的实践操作指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在第九章中作者就音乐批评的发展做了精辟的论述，指出音乐批评的发展受“音乐批评自身性因素，音乐艺术实践性因素，音乐批评社会性因素的影响。”只有努力改善这三方面的因素，才能使音乐批评走上一条康庄大道。

二、“史”中明鉴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第十、十一章)，主要是从“史”的角度来进行阐述的。勾勒出了中西方音乐批评的历史脉络。这一部分的梳理也可谓是填补了一项史学空白。作者从大量的历史尘埃中搜集出这些散金碎玉，且根据批评观念、批评形态的演变划分出不同的历史阶段。如把中国的音乐批评史划分为“音乐批评的萌芽期(远古一先秦)；音乐批评的成熟期(先秦一两汉)；音乐批评的深化期(魏晋一晚清)；音乐批评的转型期(晚清―20世纪)。”把西方的音乐批评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萌芽阶段(音乐批评与哲学思辨、文化批评、艺术论辩等往往混生在一起)；确立阶段(音乐期刊、报纸出现，有了专门的音乐批评活动，音乐批评学科成为显学)；多元阶段(20世纪传统音乐创作与批评观念的瓦解和多元音乐创作与批评观念的确立)。”“读史可以明鉴”，作者对中西方音乐批评史的梳理与阶段的划分也许会引起一些学者的争议，但他毕竟从自己的研究角度划出了一条比较明析的音乐批评历史演变轨迹，不仅挖掘出了这些散金碎玉，而且还把它们用这条线串成美丽的项链献给我们。

三、结语

第14篇

早在1944年10月30日，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作了重要的讲演，强调了文化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2］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复杂形势面前，公安部党委高度重视公安文化建设，经过全国公安机关的共同努力和广大公安民警的积极创作与辛勤奉献，公安文化不仅成绩显著，而且特色鲜明、影响巨大，并且以“万家灯火平安夜———公安部春节文艺晚会”作为新春盛开的公安文化之花，形成了公安文化的最亮品牌，集中而典型地展示了公安文化一年一个进步、一年一个水平、一年一个收获的可喜状态，在全国乃至世界形成很大的社会影响，取得了良好效果。时代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文化要繁荣，就必然要求不断进行机制、体制、管理、内容、形式和手法的创新，来适应人们对日益发展的物质、精神、文化的需要。公安文化理论也是如此。只有适应了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和文化需求，满足了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新期待、新要求，以文化的内容、方式和效果来更好地服务于公安工作的大局，为公安文化创新和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与创作指导，我们的公安文化才能充满活力。

一、公安文化理论与公安文化软实力

(一)公安文化理论

公安文化理论是一种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结构清晰、指导性强的文化理论，它是人民公安事业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理论财富，是公安工作、公安实战和公安文化的一种理论形态。公安文化理论是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在长期执法为民、治安维稳、服务社会与人民的工作实践中所形成的对公安文化的理论概括，是一种源于公安文化实践又能指导公安文化创作的创造性理论成果，是以理论思维、理论分析、理论研究和理论概括的方式，对公安文化创造的一种理论性把握，也是对公安文化本质与规律的一种理论性探寻和理论性阐述。公安文化理论从简单到丰富、从稚拙到成熟的发展历程，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地区公安工作和公安文化实践与创造的情形，也是一部承载了中国公安文化发展历史的理性记录。从迄今公安文化理论研究的实际成果看，其理论形态和结构主要有:“公安文化本体论”、“公安文化结构论”、“公安文化功能论”、“公安文化形态论”、“公安文化关系论”、“公安文化发展论”、“公安文化创作论”、“公安文化风格论”、“公安文化建设论”等，构成了公安文化理论的完整形态。［3］

(二)公安文化理论的创新

公安文化理论的创新，既是时代的召唤和公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然要求，也是公安文化理论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公安文化理论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内容的创新:从张兆端教授所著的《警察文化学》(第三版)中的“公安文化关系的理论”、“公安文化建设的理论”、“公安文化传播的理论”等篇章看，都是具有新的公安特色、新的时代精神和新的社会信息化、网络化、媒体性生活的公安文化理论内容。除此而外，贴近时代、贴近实战，创新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服务社会和谐、满足人民新期待的“文化育警”、“公安文化的普及与提高”等内容，也是新时期以来公安文化理论的崭新内容。

二是形式的创新:公安文化理论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圈在行业里，只是重视公安工作实际的经验和做法，只是关注眼前的文化工作建设和警营文化活动的指导与操作。随着社会的进步与文化的发展，随着公安文化内容的不断丰富，随着学习型公安机关和文化型公安队伍的建设，全警机关、文化和教育部门逐渐注重公安文化理论的建构，注重公安文化创新实践的总结，注重公安文化经验的理论提炼，注重公安文化理论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创新性。从张兆端教授的《警察文化学》第一版(1997年6月)到第三版(2010年9月)的13年间，可以充分地、清晰地看到这种公安文化理论的特色、理论的发展成就。实际上，从近几年公开出版发行的有关公安文化的论著和论文中，也可以看出公安文化理论所体现出的公安特色和时代特征，以服务创新社会管理、以服务治安维稳实践、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以服务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公安文化，结合了当今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特点、时代特点，兼容了信息化、网络化、娱乐化的大众传媒形式与成果，全面创新了公安文化理论，从形式上日益为广大公安民警和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所喜爱。有许多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所写的大量反映公安工作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惩罚犯罪、服务社会以及长期辛苦工作感受的网络博客，都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也得到了广大网民的很高评价。

三是机制的创新:各地公安机关和各级公安领导都把公安文化建设、公安文化理论提炼和实践总结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列入公安整体工作来规划、来组织、来实施。各级公安机关结合自身的特色、优势和便利条件，公安文化建设形成了上下齐抓共管、民警积极参与、警营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公安文化理论日渐成熟的格局。很多公安机关制定出符合各级公安机关实际的文化建设规划，广大公安民警也都有各自的文化发展目标和文化参与的热情度与积极性，这种公安文化的自觉状态和公安文化理论的日渐成熟，既有利于弘扬本地区、本机关、本警种优良的公安文化传统，也有利于学习、借鉴、吸收其他文化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以此来不断丰富、充实和发展公安文化理论。

四是手法的创新:公安文化理论在不断与时俱进，不断吸取新的文化元素和新的文化理论的表现力。在表现手段的现代性、表现方法的多样性、表现风格的丰富性和表现效果的优良性等方面也都有新的进步、新的发展与新的特点，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精英与大众、理论与实践、纸质与网络、信息多元、文化多元、理论多元的新情态。手法、数量和质量都有大的发展、大的提高。近些年，公安部党委组织“公安文化基层行”，是推动全国公安文化建设和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所做出的一项重要举措。在三年多时间里，公安文艺小分队赴全国31个省演出218场，观众达60余万人。对公安文化创作、公安文化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与繁荣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公安文化理论在不断创新中提升，在不断完善中成熟，丰富和指导着公安文化的不断创造与进步。

(三)公安文化软实力

我们所说的公安文化软实力，就是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在公安工作的实践中以自己的信念、自己的政治态度和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以自己的人生追求、工作态度和自己的警容、举止、风范、语言、礼仪等综合的警察文化素养所展现的一种为社会全体成员所认可、所赞扬、所学习的感人力量、威慑力量。2008年《公安研究》第5期刊登了周浩然、吴杰飞写的《提升公安机关软实力问题初探》，在文中作者将公安文化软实力概括为五种:即素质力、亲和力、文化力、凝聚力、科技力。

有新意，有观点，有指导性。2008年《公安研究》第9期发表了柳汉男写的《关于提高公安机关软实力的思考》的文章，该论文从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的实际出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公安机关软实力做了操作层面的深入研究与论述，理论结合实际，文化结合实战，有很强的实践特性和指导意义。在以后的各种公安文化建设的论文中，也都有公安文化软实力方面的内容。但少有揭示和阐述公安文化理论与软实力关系方面的文章。人类文化所具有的这种柔软的力量(softpower)，已经被大家所共知，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英国二战时期的首相丘吉尔曾说:“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而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中国古人将文化的力量极简洁地概括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孔子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就曾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公安文化软实力是公安工作潜在的、隐显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力量，它与公安物质装备力量相结合形成了完整意义上的公安实力和公安战斗力。这种源发于公安文化系统中的制度性、组织性和公安干警所具有的精神性、思想性、道德性、文化性、艺术性以及他们独特的精神品质、精神个性、精神风采的软实力，当与公安组织管理的目标和任务相结合，与公安的物质装备相结合时，就会形成一种驱动强劲、战效明显、持久而无声的新型警力，一种代表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公安生产力。公安文化软实力与公安硬实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我们理解它们两者的关系和作用，还不能简单地将其看做是两者相加、两者之和的关系，其中的软实力是发挥着倍数功效的实力因子。在公安实战和公安队伍建设中，它们各自都有其重要的存在价值和功能效率，若认识到位、组织管理到位、培训服务到位、激励引导到位，就可以整合为成本低廉、方便耐用、功效巨大、释放持久的公安战斗力。

二、公安文化理论创新与公安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关系

公安文化理论对深化公安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和提升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以正确的、创新的、富有时代特征和公安特色的公安文化理论来指导公安文化软实力研究，可以取得新的突破与新的成果。而公安文化软实力的研究，也可为公安文化理论创新性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新的经验，其最新的研究成果，也可进一步充实到公安文化理论建设与理论发展之中，为公安文化理论提供新的内容。它们相互结合、共同促进，为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服务。

(一)二者是什么关系

公安文化理论创新与公安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关系是一种指导、促进、互补和互有发展的关系，是一种在公安事业和公安文化大树上所接下的两个硕果，它们是对公安文化这棵大树根与枝的回馈，也是对公安文化这颗参天大树枝繁叶茂的继承和发展。它们是同质相连的关系，又有各异不同的特色和优势。

(二)二者关系怎样

创新了的公安文化理论适应了新时期、新环境和新任务下的公安文化的发展需要，是一种新的公安文化的理论总结，揭示了公安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时代特征，能够更加有效地指导公安文化和公安文化软实力研究;而提升公安文化软实力研究作为公安文化理论新的课题、新的成果，也必将丰富公安文化理论的创新和内容，在公安文化创新理论的指导下会不断发展和不断提升。

(三)二者作用怎样

第15篇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进程实践上是一个经济发展和利益的再分配过程。在这三十年里，城市化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然而由于缺乏合理规划等因素导致了“城中村”在全国不少城市的存在及蔓延。处理好“城中村”改造中的利益问题、实现改造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有利于城市化的推进，更为下一步改革中如何处理各方利益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在基于对武汉市“城中村”改造现状的调查基础上对这一问题做一定探讨。

关键词：“城中村”改造；土地；就业；可持续发展；利益调整

对“城中村”的定义，从不同的角度自然有不同的说法。其中比较常用的有：(1)形成过程论；(2)表现形态论；(3)经济指标论。“城中村”的形成是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的产物。随着改革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城市走上了快速发展，这在客观上需要一个相对过剩的廉价劳动力市场提供多层次的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出于接纳大量人口的目的，城市需要一个缓冲区，同时也给外来人口一个过渡区来适应城市化生活，避免文化休克现象。这种城市对低价劳动力的需求和缓冲带就是“城中村”。另一方面，从城乡关系看，城市地域空间在向乡村快速扩张的过程中形成了“城中村”现象：由于城市的拓展会受到户籍和地域行政区划管理上的相对滞后、土地产权限制、拆迁补偿等因素的影响，占用集中的农用地自然是困难重重，而与之相比之下，农村居民点周边的农田荒地等土地开发成本相对较低，于是城市绕开了这些农村居民点迅速向其周边扩展。将农村居民点周边土地征为城市用地，经大规模开发建设在较短时间内形成现代化的城市景观，而原有的农村居民点则日渐缩小，逐渐为城市所包围，形成了“城中有村、村中有城、城市包围村庄”的格局。

武汉市的“城中村”改造开始于2004年，其涉及的工作有五项：(1)集体经济组织改制。通过股份制改造，将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改制为现代经济实体，改变以前村委会即村集体经济主体的政企不分的情况，变大家共有为按份共有。(2)村民户籍变更。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将村民农业户口变更登记为城市居民户口。(3)撤销村民委员会组建社区居民委员会。(4)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5)旧城湾改造。目的是消除“城中村”一户一基的状态，整合土地资源，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土地除规划控制用地外，其余土地原则上分为还建用地、产业用地、开发建设用地和储备用地四块使用。

1“城中村”改造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根据作者对于改造已接近尾声的北港村、井岗村以及马湖村村民的问卷调查显示的结果，发现作为村民个人，在改造后普遍有的担忧是，缺少了作为生活保障的土地后所面临的收入减灭的风险。

而从不同村的纵向比较来看，村民生活水平因为改造的缘故也出现了较大差异。例如，在对北港村居民的访问中我们得知该村的改造并没有一次性补偿，但除了还建房外，每人每月都差不多有500元的额外补偿，参股人集体经济的人每年还有一万至四万元的分红，逢年过节时也会有相应的福利。与之相比，井岗村的境况则要差得多，除了每月300元的补助和一栋三层的还建房，他们既没有房屋拆迁的一次性补偿，又没有集体股份的分红和相应福利待遇。

通过“城中村”改造，一批人成为了新的“食利阶层”。位于城市中心地段，有着2套以上房子(在调查中这个数字往往是4—10套)，不少村民能够从房租上取得不菲的收入，以至于没有外出工作却仍然能够维持着一种“体面”的生活。除去出租房屋获得的收益，他们往往用闲散资金来进行炒股、购买基金等投资活动。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的生活水平是较高的，但是其个人或家庭的收入来源除分红和福利外几乎全部是资本的使用和增值。而另一批人，由于土地卖的较早，或者是地理位置略偏远于中心城区，生活状况则是另一番景象。同样是出租房屋，不仅单间价格便宜，而且平均每一家占用的房屋数会比上述“食利阶层”少(刚开始改造时建的还建楼往往是整齐划一的3层高，而近年来多为20层左右的标准商品房)，以至于不少家庭需要精壮劳动力外出打工和老弱在未被征用的土地上开荒来补贴家用、解决生计问题。

贫富差距的扩大对居民的心理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不少人由此对该项改造漠不关心甚至怨声载道，对社会和政府也产生了一种仇视心理。这显然和政府实施改造的初衷不相吻合，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2问题的成因

上述问题归结到一点，无非是对经济状况的不满。那么，为什么同样是“城中村”，同样适用政府政策，在收入会产生如此大的差异呢?不妨让我们对此做一个探讨。

首先要了解的是，“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原村委会所负担的经济职能交由新成立的、经过股份制改造的公司承担。该公司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改制而成，通过明晰集体资产权属和其他一系列措施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体制、经营机制和分配方式最终维护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合法权益、促进改制后经济实体的持续健康发展。

从几个村情况的对比中，可以看到的是村民改造后的生活状况与两个因素密切相关：(1)是出卖土地的价格。以北港村为例，单块土地卖到了2亿元，这笔钱作为“不动产”(某村民语)被存入银行，每年从银行拿回的利息和分红足够支付村民的福利和生活费。(2)是集体经济组织改制后的经营状况。团结村出于种种原因将集团公司卖掉了，而北港成立了经贸集团以及下设的物业公司等，吸纳了部分村民就业，同时也实现了盈利。根据各类“城中村”拥有土地的现状和城市建设规划要求，改造建设主要采取三种方式；以改制后的经济实体自行实施改造；以项目开发方式实施改造；以统征储备方式实施改造。项目开发的方式大概就可以理解为是联系开发商招商引资了，其中涉及到了政府、村集体和开发商三者之间的利益博弈问题。当然，这种推断是建立在村委会领导和成员没有为“权力寻租”牺牲村民利益而谋求一己私利的假设上。如果考虑到作为整体的村子内部的利益分歧，情况将更加复杂。

此外。近年来房地产开发的热潮将房价和地价推向新高，同时也加大了靠近中心城区和远离中心城区“城中村”改造中土地的差价。

3对策

(1)政府需有明确的关于土地利用的规划并保证其落实。还建用地、产业用地、开发建设用地和储备用地的范围应有清晰的界定。在开发建设用地的使用上，要合理的估计土地的价值，必要时可请相关独立的评估组织作为第三方参与，以保证其公平、公正和公开性，从而减少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