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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一词在辞典中有两层含义:其一指创作文艺作品,其二指文艺作品。因而,绘画创作既包含绘画创作过程,也包含绘画作品本身。就绘画作品本身而言应体现时代主旋律,实际上是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或多或少地在作品中反映当下时代精神面貌与问题的某些特征和本质方面的首创性创作行为。几万年前,古人们在洞窟中或岩壁上,用粗壮而简洁的线条勾画出动物或人物的轮廓,充满了粗犷的原始气息和生活气息。中世纪,基督教的影响占统治地位,决定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意识形态,艺术也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充当上帝和教会的代言人的角色。当时有人说:“世界脱下破烂的旧衣,替教堂披上洁白的袍子”。Www.133229.coM中世纪的艺术正是以一种勇于牺牲的无私精神,把灵魂牢牢凝固在耸入云端的教堂的塔尖上。文艺复兴时期,在经历了封建教会势力一千年的统治后,人们开始挣脱精神的束缚和奴役,人文主义的学者和艺术家提倡人性以反对神性,提倡人权以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以反对人生依附,使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更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现在,艺术更是以广泛的、多元的切入点关心、参与社会发展,关注诸多社会问题。
作为绘画创作的主体——艺术家,离不开他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于是有人说:“几乎所有的艺术作品在某种方式上都是艺术家生活和工作其中的那个世界的反映”。这种说法明显是肤浅的、片面的。如果一幅绘画作品的价值就在于它和现实的这种亲近性,那么绘画作为一门艺术早就被摄影所取代。绘画没有消亡,本身就是一种证据,它说明绘画之所以成为艺术并不在于它和现实事物有一种相似性,并由这种相似性产生一种似真幻觉。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尤其是在艺术教育中,过多地强调如何客观地如实描写,致使不少人掉进自然主义的泥坑而不能自拔。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些业已陈旧的观念和制度有没有扼杀某些天才!歌德曾经说:“艺术家对于自然有着双重关系,他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他是自然的奴隶,因为他必须用人世的材料来工作才能使人了解;他也是自然的主宰,因为他使着人世的材料服从他的较高的意旨,为着较高的意旨服务。”毕加索有一次对他的友人克里斯琴·泽尔瓦斯说:“当我在枫丹白露森林漫步时,那一片翠绿使我感到难以承受,所以,我必须把这种感觉用绘画的形式发泄出来。是绿色在支配一切,画家作画只不过想快一点卸下他那感觉和视觉上的重负而已。”这起码可以说明,绘画创作源于主题世界的心灵和精神那种最内在力量的强烈追求,在这点上,古希腊的画家就已经注意到绘画并不是纯粹的模仿客观世界,苏格拉底的论述就是最好的证明。
绘画创作需要灵感,灵感究竟指什么?在艺术概论中是这样解释的:“灵感是指一种暗伏于创作者个体潜意识中的具有独特创造性的心理与思维活动。”也许我在这里阐述得过于繁琐、抽象。这种心灵感觉是如何发生并贯穿始终的,罗马诗人p.奥维德说过:“有一个神在我们心中主宰着。”这是因为从本质上说,创作是一种不可见的心理事件,它是极难考察的。毕加索遇见了一片翠绿,由于无法承受而必须用绘画发泄出来。可想而知,那片翠绿必然牵动了毕加索心灵深处的感受。有位画家曾说:绘画是一种“突然遭遇”。实际上,也是阐述客观世界引发的主观感受。然而,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下感受不同,即使是同一人在同一环境下也难于重复两次完全相同的感觉。思想、想象、感情和感觉属个体,任何人也没有直接进入到别人的心灵中去过。人们的心灵只能通过内省的方式来考察,至此,有一些东西可以肯定,灵感的产生也有主体的思想、情感、观念等诸多因素共同构筑。
绘画创作的过程在于它的不可预计性,凡能预计其未来效果的活动都不是真正的创作活动。在真正的创作活动中,如果开始并不知道最后的作品会是什么样的,甚至到工作临近结束时,仍然不知道其结果如何,只是凭直觉工作,渐渐地朝结束的目标前进,而并不知道它最后的形式是什么,这样的活动方能称为创作。马蒂斯是这样论述这一问题的,他说:“何时为创作结束,当所有部分建立起它们明确的关系,对我来说已不可能全部画一遍的情况下去补充一笔时,它就意味着完成时刻到了。”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当艺术家停止思考怎样去改善他们的作品时,就意味着创作活动的结束。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装饰绘画属于绘画门类的一种,拥有着任何绘画都有的共同画面语言元素——点、线、面。点、线、面是画面中造型的基本元素,具有符号和图形的特性,体现着各种视觉上的感观。同时点、线、面又展示着创作者的人文思想与思维方法,并在装饰画面中永恒存在着。
装饰绘画属于绘画门类的一种,与其它的绘画门类所要表现的意义有着一样的共同点。同时装饰绘画又有其自身的独特性,通过画面本身表达作者内心的装饰情感及思想内涵,并通过多种材料的制作,运用装饰规律作用于装饰空间。因为同属于绘画艺术的范畴,所以其内容也是用来反映生活中的事物、人文思想、记录历史、装点空间的。本篇着重分析装饰绘画画面中的点、线、面的价值和意义,它们在画面中相对于色彩而言是永恒存在的,并能够表达画面主题的基本语言元素,分析它们的特性可以进一步明确它们在表达画面主题时的各自差异,同时对于分析创作者的情绪语言也是很有帮助的。
1装饰绘画简介
装饰绘画以其特有的装饰韵味和独特的艺术语言陶冶着人们的心灵,美化着人们的生活环境,很早就成为了绘画门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门类。装饰绘画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的彩陶艺术,以及夏、商、周时期的青铜纹饰,秦汉时期的瓦当和画像纹样,汉唐时期丝绸制品上的图案纹样,宋明时的瓷器纹样和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以及富有极其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手工艺。wWW.133229.Com以上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传统装饰艺术的强劲生命力和其特有的神韵。已故著名工艺美术家陈之佛先生在他关于装饰学的手稿中写到“装饰可以说是一种思想”,也可以说装饰绘画是画家对自己内心精神世界的表现,与其他门类的绘画同样具有其时代的烙印,而点、线、面这三种造型基本元素在画面里所反映的视觉特征也明显的带有历史时代的气息,是研究某个历史时期绘画作品风格、特征的依据。通过对装饰画面中的语言表达因素的研究,对于研究装饰艺术的发展和造型规律、发掘和整理其规律,是很必要的一个课题。
2点、线、面的特性和功能
点、线、面这三种元素是人类在绘画发展历程中运用的永恒语言。抽象派画家康定斯基在论述点、线、面的特性和功能时说点、线、面是造型艺术表现的最为基础的语言和单位,它们具有符号和图形的特性,能表达不同的性格和丰富的内涵,它们抽象的形态赋予了造型艺术的本质及超凡的精神。点、线、面在装饰绘画里,不论要表现的主题是具象的还是抽象的或是意象的都是那么的重要,因为它们是视觉元素的一部分,永远的体现着各种视觉上的感观。创作者在视觉逻辑美的前提下,可以真实的在画面上向人们再现具象的画面,通过发挥联想和幻想将现实与梦幻,主观与客观,真实与虚幻融汇,从而表现抽象的主题。
3点、线、面的情绪特征
正是前面所述的这些,来分析思考这三种元素作为一种媒介传达的艺术家们的情绪世界及存在的必然。它们的形成是人类主观要对所处环境,加以主观记录或客观的再现而产生的,是人类生理视觉的需要,也是人类具有抽象思维的一种验证。
3.1点点,作为绘画艺术中的最小视觉元素和语言元素,它的产生是必然的。“点”在现代几何图形中没有长、宽、厚,而只有位置。是画家在创作画面时,从具象到抽象,从复杂的
视觉世界中提取出来的最为简单的视觉语言元素。“点”在画面上的突出抹掉了空间在画面上的价值,使得空间变的更加意象了。我们欣赏北宋画家米芾的《萧湘奇观图》,这幅作品完全使用水墨并强化“米点”,不去沉溺于传统的山水画的那种用笔墨的勾皴来表现那些树林、山石,而画面效果也就有了那些“点”的组合出来的视觉信息,也成就了差异于在此之前的山水画的特殊的神韵。当我们欣赏米罗的那幅《米罗美术馆听觉室的共鸣板》的同时,发现了“点”的意义被米罗推到了一个及至,米罗要在画面里所要表现给人们的空间变的更加意象。画家米芾和米罗,将点、线、面抽象出来直接装饰他们的情绪世界,哪怕那是具象的感觉,但更多的蕴藏了画家个人的抽象情绪,而且在努力突出着“点”的韵律组合。他们力求从复杂的具象景物中提取更为简单抽象的图形语言因素,是为了更好的表达他们对那些景物的感知,从而让他们内心的那种情绪感染每一个人的视线,对于画面来说那不单是一种单纯的表达景物,而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升华与满足,是一种心灵上的装饰。“点”在装饰画面里运用是广泛的,可以理解为是对画面的一种说明,“点”没有本身的长、宽、厚的限制,只有位置的几何图形的这种特征,使它对画面产生的视觉冲击,对活跃画面气氛,平衡画面组成显的那么不可或缺。它同时也丰富了画面的层次,“点”的各种形式的排列可以产生不同肌理效果的“面”,这时点作为装饰绘画里略显单一的表达语言开始活跃起来,这是“点”作为画面语言出现的一种表现手段,同时也是艺术家的一种思维组合形式的体现,作为装饰画面里最小的语言单位它本身就是一种情绪的流露,同时“点”作为一种符号,也就传达给我们一种独特的视觉信息,就像一段悦耳乐曲的音符,传达着一种视觉的慰藉。
3.2线“点”在空间里连续移动所产生的轨迹,使人类在视觉上抽象出“线”的存在。当我们欣赏一幅绘画作品时,“线”把画面中停留的那种瞬间的情感连接成一片,使我们的情绪潜移默化的随之流动着,这种情绪的流动是发自我们内心深处的,相对于这种视觉语言来说,它让我们感受着画面里充满的种种矛盾、聚合与分割。一个“点”任意移动所构成的图形,可以划出直线和曲线的痕迹。“线”作为几何学中的定性,比“点”的表达意象程度丰富的多。在二维的空间里,“线”只有长和宽,没有厚度的描述着绘画的主题。画家把对事物的观察,通过线条的组织表达画家的感觉,同时也为观赏者转述可视的形象。东方绘画艺术,尤其是中国画在线条的运用上,可谓匠心独具,传统的中国画线条很讲究线条的本身韵味,画家把本身的思想与情绪寄托于线条的长短,虚实,抒发着画家的感性认识。在中国书法和篆刻的艺术世界里,彰显着线条的恒久魅力,书法和篆刻可以说是把线的表现发挥到了极致,同时线条也把书法和篆刻艺术表现的淋漓尽致。
作为构成书法和篆刻的主要语言元素,艺术家赋予了线条灵性,意象的表达着艺术家的感情历程,篆刻中所传达的那种阴阳相生相克的视觉冲击,被线条分割、连接、融汇的那么自然与完美。对于装饰绘画里的线条而言,它是依附于形体之上的,同时线条也会独立于形体之外,而充分的表达着其自身的形式美。其一,现代装饰绘画的线条依靠形体的变形,变形而不破形,筐形而不媚形,变形使得线条显得不过于呆板而富于变化,同时也产生了线条的自身韵味和装饰性。例如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婀娜多姿,线条圆润、流畅,四肢舒展,彩带似云飘拂。这时的线条在其造型上显示出了这一时期所独有的风格样式。其二,靠线条本身的组织、结构,线条的穿插关系以及虚实浓淡的变化,关键在于线条对于形体而言结合的和谐,且富于形式的美感。最重要的是变形后的形体能够很大程度地表现对象,更能抒发画家内心的那种装饰情绪,和追求那种独到的装饰性及风格。从古代的地中海地区、埃及、希腊、罗马等地区的装饰图案中可以领略线条在其装饰图案中的价值,其中的线条肩负记载历史、事件等画面的主题,同时也成为一种视觉符号。
3.3面从客观的角度来讲唯一存在于我们所处环境中的,真实存在的只有我们称之为“面”的视觉元素。与点、线等造型元素性质相比较,面的能量表现更占优势,任何点、线的扩展延伸都以面的形态出现,所以面在构成画面时以较大的形态出现,充分发挥其不同的量感,影响着整个空间的意味。去仔细揣摩克里姆特的作品《吻》,其中在人物服饰的创作上集合构成了大小不等微量元素但规律排列的面,使画面即充满节奏又不失图案的生动变化。面可以分很多种,其中包括虚面和实面,不同的面质给人不同的感受,同时在画面中创造着不同的空间感观,反映着创作者不同的情感思绪。在克里姆特的《人生的三个时期中》中,背景应用直线分割,把平板的空间分成上部分黑色平涂,形成实面,而下部分应用了不同肌理处理手法,形成虚面,这种虚实对比打破了背景空间的单调。在背景之间,主题人物之间,以及主题和背景之间应用了不同的实面和虚面构成了不同的亮度层次,形成了丰富的节奏感,同时不同的实面虚面表现的量感各有不同,充分传达了作者要表达的主题人物和思想。这些作品里所用的面已成为克里姆特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一种媒介,一种比文字更能透析自己心灵的语言,对于画家那是心灵的表述,对于画面那是一种装饰的表达。
4结论
装饰绘画作为绘画的一种,凭借着自身的独特性,美化环境装点空间。点、线、面作为装饰绘画的基本语言单位,充分发挥着自身的特性、构成的美感,传达着创作者的审美及情感,而其自身韵味和装饰性在装饰绘画中也充分的体现出来。作为装饰画面中基本单位元素——点、线、面将永恒存在着,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装饰作品中发挥着他们的价值和意义。
5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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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美术史及作品鉴赏编写组.中国美术史及作品鉴赏[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7
首先,美国有文化。数千年前,在北美大陆就生活着很多印第安人部落,并创造了灿烂的文明,白人的到来使印第安人找到大量的屠杀,印第安人的正常生活秩序被打乱。但印第安文化并没有因此而消灭,而是伴随着印第安人居住地的建立而保存下来,并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当然,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的主流文化是传承欧洲基督文化,但与之并存的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移民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文化。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并没有因受到强势文化的侵袭而改变或融合。而是以原生态的形式存在于美国各种民族之中。文化的多样性是美国文化的主要特征。
美国文化中的普世主义是对欧洲普世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欧洲宗教改革和美国历史的直接产物。它不仅影响着美国人的世界观,也影响着美国政府对外文化战略的制定。美国普世主义认为世界上存在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本体,一个先验的、超时空的、一元的普遍价值体系;而这个普遍价值体系的中心就是美国。正如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其第一任就职演说中说到:“美国自由民主的观念好比种子,随风落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它将向世界上其他国家宣扬美国赖以立国的价值观。”
美国“天定命运”的文化观念起源于北美殖民地时期的清教主义传统。当时从欧洲到北美寻求新生活的清教徒们认为他们就是基督教义里所说的“上帝的选民”。他们欲在北美大陆建立一个伊甸园式的国度,并使它成为一座照亮世界的“山巅之城”。这种源于基督教义的思想从一开始就深深地影响着北美殖民地的人们。建国后,美国人至始至终认为他们对人类的发展和命运承担着一种特殊的使命,负有拯救世界于苦难的责任。纵观美国历史,美国历届总统都强调过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的民主国家,要承担领导并保卫自由世界的责任,要在全世界推进和增强民主价值观。
美国文化是一个大熔炉。美国熔炉的融化力是巨大的, 它本身就包含了一种对外来文化的巨大包容性和消融能力。而犹太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便是它的中介融合意识。这种具有一定实用主义色彩的兼容精神与美国文化的特点类似, 这使得两种文化之间的沟通与影响成为可能。二战后,美国社会经济快速增长, 主流社会在宗教和文化上对少数族裔也表现出了少有的宽容, 整个社会处于乐观之中, 犹太移民的美国梦想也随之高度膨胀,同时也加速了他们的同化进程: 其中一些人走出了狭隘的犹太社区而融入了更为广阔的美国社会。昔日引以为荣的犹太传统无法再给予他们以动力,很多犹太后裔为了梦想的顺利实现, 开始主动隐藏自己的身份。结果, 美国犹太后裔的犹太性逐渐内敛了, 他们面临的问题已经变成了犹太的延续性。特别是对那些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后期犹太移民而言, 他们身上往往承载着几代犹太移民的梦想和期待, 面对美国主流文化的冲击, 特别是当美国梦中的美国主流文化价值因素与自身传统文化产生激烈冲突时, 初始的恐惧和敌意逐渐淡化, 本来就善于妥协的他们在矛盾与焦虑中接受了这种异质文化的侵入。这种对异质文化侵入的默认必然给他们传统身份的文化属性带来某种程度的文化变迁。面对具有巨大文化侵蚀力的美国主流社会, 在表现出本能的传统坚守时, 随着对美国主流社会的逐渐深入, 他们对美国主流文化之于犹太传统的侵蚀问 题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妥协和容忍, 自身犹太性呈现出了逐渐弱化的一面。
在中国,烹调是一种艺术;在美国、俄罗斯,烹调则是一种劳动。
中国古代哲学非常注重阴与阳的辩证统一,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阴阳两极组成的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如:上与下、左与右、正与反、内与外、男与女等等。中国的儒家文化与佛、道文化也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两极性。儒家文化主张积极进取,而佛、道文化主张消极避世,组成了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中国古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在青年时期往往尊奉儒家文化,奋发图强;当仕途多有磨难,到了晚年时又遁入佛、道文化,从佛老思想中寻求内心的安宁。儒家文化就好比一架云梯,激励着仁人志士们努力攀登,去摘取事业的果实;而佛、道文化就好比是一张安全网,有人从云梯上跌落下来,就有这张大网将其接住。因此儒家文化与佛、道文化这两极文化对立统一、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文化系统。而美国是一个多种文化兼容并蓄的国家,不仅有英国文化、法国文化,还有西班牙文化、墨西哥文化,以及中国的儒家文化和佛、道文化,等等。美国的文化不是两极,而是多极,提供给人们更多的选择机会。
中国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它给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奠定了浓厚的理论基础,对中国的社会关系具有不可抗拒的影响;而美国只有两百年的历史,美国的文化是一群来自欧美洲各地的移民,按照各族之间的意志和行为习惯构建起来的,因此在这两种积淀下面,中国与美、俄两国产生了不同的饮食观念。与注重“味”的中国饮食相比,西方则是一种理性的饮食观念。西方人注重科学饮食,讲究营养,并且以营养成分,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及各类无机元素的含量是否搭配合宜,卡路里的供给是否恰到好处怎样才能让营养元素让人们更好的吸收,这是西方人所关注的。对于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颇深的中国人来说,菜肴的色、香、味、形、意都需俱全,菜色的搭配怎样才能够达到一种深层次的境界这才是中国人所关注的,而香、味则是次一等的要求。例如,在西方大国首屈一指的饮食大国——法国,其饮食文化虽然在很多方面与我们相近,他们同样也很注重烹调的手法和方式,但是一旦涉及到营养问题,双方便拉开了距离。
因为过于注重营养,西方饮食几乎没有艺术可言。各种餐饮产品的科学成分一目了然。各种餐饮产品的科学成分一目了然。在宴席上,人们可以讲究餐具,讲究用料,讲究服务,讲究菜之原料的形、色方面的搭配,但不管怎么豪华高档,从美国到俄罗斯,牛排都只有一种味道,毫无艺术可言,作为菜肴,鸡就是鸡,牛排就是牛排,纵然有搭配,那也只是在盘中进行的,一盘“法式牛排”,一边放土豆泥,旁倚羊排,另一边配煮青豆,加几片番茄便成,色彩上对比鲜明,但在滋味上各种原料互不相干、调和,各是各的味,简单明了。而中国就很讲究“五味调和”,即在重视烹调原料自然之味的基础上进行“五味调和”,用阴阳五行的基本规律指导这一调和,调和要合乎时序,又要注意时令,调和的最终结果要味美适口。所以中国菜几乎每个菜都要用两种以上的原料和多种调料来调和烹制。即或是家常菜,一般也是荤素搭配来调和烹制的,如韭黄炒肉 、肉片炒蒜苗、腐竹焖肉、芹菜炒豆腐干……而此等原料若西厨烹制,则奶汁肉丝外加白水煮韭黄,或炸猪排佐以清水煮蒜苗,完全没有融合的感觉,每种食材都像相互独立的菜。也是基于对营养的重视,美国、俄罗斯等西方国家的人多吃生蔬菜,不仅西红柿、黄瓜、生菜生吃,就是洋白菜、洋葱、西兰花都生吃,这在肯德基、麦当劳里面是经常可以看见的,突然想起前不久我在麦当劳里面吃的那个鸡汁汉堡,里面的生洋葱真的很难让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所接受,更别提他们的沙拉,很多种瓜果混合在一起加上一点沙拉酱,这对于吃惯了熟食的中国人来说,就好比一盘兔饲料。现代中国人也讲营养保健,也知道青菜一经加热,维生素将被破坏,因而聪明的中国人主张用旺火爆炒。这虽然也使维生素的含量下降,但不会完全损失,可味道却比兔饲料好吃得多。因而中国的现代烹调术旨在追求营养与味道兼顾下的最佳平衡,这当然也是一种“中庸之道”。 而西方烹调也更讲究营养却忽视了味道,至少是不以味觉享受为首要目的。他们以冷饮佐餐,冰镇的冷酒还要再加冰块,而舌表面遍布的味觉神经一经冰镇,便大大丧失品味的灵敏度,渐至不能辨味;那带血的牛排与大白鱼、大白肉,生吃的蔬菜,白水煮豆子、煮土豆,虽有“味”入“道”,凡此种种都反映了西方人对味觉的忽视。平心而论,谈到营养问题也触及到中国饮食的最大弱点。尽管我们讲究食疗、食补、食养,重视以饮食来养生强身,但我们的烹调术却以追求美味为第一性要求,致使许多营养成分损失于加工过程中。我们从来都是把追求美味奉为进食的首要目的。民间有句俗话:“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虽然人们在赞誉美食时,总爱说“色香味俱佳”,但那是由于我们感受色香味的感觉器官“眼、鼻、口”的上下排列顺序如此。人们内心之于“色、香、味”,从来都是“味”字“挂帅”的。
由于历史积淀的不同,受制度文化影响的不同,中国与美国、俄罗斯的用餐礼仪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先说俄罗斯,对于俄罗斯人,吃在气氛,至于有多少佳肴并不重要.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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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里就要有品位,环境和服务是餐厅最重要的环节.像中国沿街以吃味道为主的大排档是没有的.人们在餐厅里说话都是低声细语,绝对不能高声叫"嗨!结账!".餐具也很讲究,中低档的餐厅也会摆上擦得亮晶晶的刀叉.桌布是棉布的,从来没有塑料的,或一次性的.桌上都会摆好装盐和胡椒的小料盒,进餐的次序很重要,端上一道菜时,就把前面的一道菜撤掉,无论吃完了没有.客人用公共刀叉把菜夹到自己的盘子里再吃,不能直接夹菜进口.大块一点的肉,要用刀切成小块,不能叉起一大块咬着吃.喝汤也要用勺,不能抱着碗喝.而对于中国来说,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爱热闹的名族,无论是家庭日常吃饭还是朋友宴会聚餐都喜欢摆上一大桌,煎蒸炒煮一应俱全,吃得就是一个热闹,你给我夹菜我给你夹菜,表达的就是一个喜爱、尊敬之情,但是这些行为摆在俄罗斯就是极不尊重对方的表现。
一般而言,美国人的三餐既随便又简单。 早餐,往往是果汁、鸡蛋、牛奶和面包。 鸡蛋用热水冲熟或用电灶煮熟,牛奶从冰箱里直接取用。 午餐,多用半小时在工作场所匆匆食用。 进餐时,人们从自带的小纸袋里取出几片三明治、 一根香蕉,再冲上一杯咖啡,便是一顿午餐。 晚餐,常常是一两个菜,另有一些点心、水果之类。 有时,尽管晚餐菜单上有许多名目,但那仅仅是一些作料。 人们最爱吃的是牛排或猪排。而这三餐摆在懂得“吃”文化的中国人面前就会显得格外的隆重,首先早餐的种类就会多的让人眼花缭乱,例如:天津的狗不理包子、云南的过桥米线、广东的干蒸烧卖、南方的馄饨等等举不胜举。而午餐和晚餐都是中国人的重头戏,鲁、川、苏、粤、浙、闽、湘、徽等菜系,各式各样的美味让人流连忘返。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在中国,吃一个大事情,像美国、俄罗斯等西方国家如此草草了事是绝对行不通的。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儒家文化中又以伦理德为主体。伦理道德注重于社会关系的协调,诗词歌赋注重于情感的宣泄,因此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和性格中,自古重人文、重情感。因此,中国的酒桌文化也是特别的,作为酒桌上的食物,菜肴的色香味形意也是要经得起反复的推敲的,例如:闻名中外的满汉全席,它堪称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经典中的经典。
而美国、俄罗斯等西方国家思想开放、生活节奏也很快,因此快餐文化在他们的领地发展得很好,西方人注重效率,只要有食物能够快速的将肚子填饱就够了,他们需要留下更多的时间去做更喜欢的事情,因此菜色在他们眼中是无关紧要的。只要能吃饱,够营养就可以了,多半以馅饼、热狗(面包夹香肠)
汉堡包和炸面圈,其次是甜点、凉菜、通心粉、 冰淇淋以及各种无酒精的饮料因此出现了大街上每隔几十米就会出现一家肯德基、麦当劳的情景。事实上,经科学研究表明多次使用的高温油、烧焦或油炸过火的食物含可致癌的“苯并芘”,用过的油不宜再次使用,烧烤或油炸食品也不宜多吃。而肯德基都是以炸鸡、汉堡为主打,这些食物也是不健康的。
[摘 要] 中国因飞速发展的经济与庞大的消费人群及消费能力,成为美国电影最重要的国外市场之一,美国政府秉承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信条,通过强烈推进国际化和贸易自由化为本国电影产业开拓国外市场保驾护航。自引入国外分账大片和加入WTO后,在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下,中国电影业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使中国电影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为了保护文化主权和文化多样性,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关键性的保护措施,这也使得中美双方就电影贸易产生诸多争议,而中国电影市场的变迁、发展和成熟也必然以中美之间的博弈为背景。
[关键词] 新自由主义;美国文化政策;电影市场
一、美国文化政策的新自由主义基调
20世纪70年代早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开始衰退,1970~1990年间,七大工业国的制造业利润急剧下滑,一些重要指标也表明经济进入了严重衰退期,而这些国家的商业结构也发生了重要转变,投资从传统工业转向服务业,最典型的是以美国的信息与通讯产业为核心的文化产业表现出极为强劲的发展势头。为了推进其文化产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美国积极地将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哲学导入其政治与外交策略中。①
新自由主义倡导完全自由的市场竞争和贸易流通,崇拜“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美国国内对包含电影业在内的文化产业采取与钢铁、汽车等其他产业几乎相同的管理办法,认为文化产业并不具有特殊地位,也不需要特别的规制和保护。这同美国在后冷战时期位居全球霸主地位,并已经走过了文化安全的防御阶段有关。②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美国文化产业在全球市场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由此美国一直以新自由主义作为基本信条,在全球其他国家也极力推行自由主义,通过利用强大的国家实力和话语权,迫使其他国家对文化市场采取自由开放政策,以支撑好莱坞在全球市场的发展。美国政府及好莱坞坚决反对在国际贸易中他国通过贸易壁垒、政府补贴、配额制等形式对国外电影业进行限制。
进入21世纪,美国加强了其在全球文化市场自由化双边及区域贸易谈判中的主体角色和作用,与多国间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FTAs),这些国家包括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澳大利亚、以色列、新加坡、韩国等。FTAs的目的是消除贸易壁垒、实现公平竞争,协约国政府必须制定公平的、非歧视性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实现产品与服务在国家间自由流动,同时美国政府在协议中强调劳工标准和政策环境等内容,提高了协定伙伴国进入美国市场的门槛,从而变相提高了美国厂商进入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研究表明,韩国、墨西哥、澳大利亚等与美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其本国电影的投入产出及市场份额明显减少。③
二、电影自由贸易与市场管制的博弈
因中国尚未启动同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一直以来美国电影开辟中国市场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签署的双边协议。依据协议,入世后第一年,允许外商在华设立合资录像公司,但外资持股份需在49%以下,三年后允许外资占股份50%以上的公司从事电影院的建设和经营,中国每年以分账形式进口外国电影20部,三年后,进口电影配额增加至50部。
因不同于其他一般普通商品,电影是极为特殊的媒介和文化产品,依附在其上的意识形态宣传属性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价值。中国不像美国已度过了文化安全的防御阶段,可凭借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拥有的“不分地区的权力”在全球范围力推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中国一直支持法国和加拿大等国在国际文化贸易领域高举的“文化例外”旗帜,对电影产业实施保护措施,如限制外资电影院线的建设,限制进口影片配额,规定国产电影的放映时间,给予国外电影较低的分账比例等。如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规定:每年20部分账影片中,必须保证6部非美国影片,美国影片不能超过14部;2010年广电总局颁布的《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中规定,影院年放映国产电影时间不低于年放映时间总和的三分之二;规定中影独家拥有进口影片的权利,且此权利“是国家赋予的、体现国家利益的,不会有松动的余地”,因此,中影可以通过决定进口片的档期,来避开或影响一部国产电影的票房。2010年1月22日,2D版《阿凡达》在内地全面下线,而原定2D版下线日期为2月11日,虽然全国800块屏幕会继续播放3D和IMAX版,但在大多数影院都被下线,因为这些影院将假日档期留给了国产片《孔子》。
基于上述保护性措施,美国电影在中国市场的获利并未达到先前的预期,而中美双方针对电影贸易的争端也一直未曾停歇。2007年4月,美国贸易代表与美国电影协会等机构就中国限制美国电影和音像娱乐产品的市场准入以及只允许国企引进外国影片并垄断下游院线放映等问题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申诉,指责中国违背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等相关协定的条款。自此中美双方开始了长达4年的电影贸易争端,虽然中方援引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1994)第20条(A)款所规定的“保护公共道德”之特殊原因进行上诉,但世界贸易组织(WTO)认为中方并未能提供事实证明中国的相关措施与保护公共道德有关,因此驳回了中方的上诉,并于2010年通过裁定报告,呼吁中国遵守入世协定及WTO的相关规则,对美国的指控内容做出调整。④
2012年2月,新华社援引美国媒体消息称,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中国政府同意就原本每年引进20部电影分账大片的基础上增加14部IMAX和3D电影,票房分账也会从原来的13%提高到15%。除了发行放映,双方在制片上也有更紧密的合作,会有更多合资公司成立。虽然中国官方和民间对此协议有各种不同态度,但美国电影界却欢呼雀跃,认为这是中国对指控内容的调整以及中美双方就电影配额等问题达成和解的意向。
然而,无论是基于政治保护目标,还是产业保护目标,正如广电总局相关人士所表示的那样,中国目前不会取消国产电影的配额制,也会继续支持中影集团对影片进口和档期安排的权利,同时我们也该清晰地认识到全球市场化将是无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因此,中美双方针对电影贸易的争端将不会停止,中国本土电影业该面对的,是如何在这种常态化的博弈中发展和成熟。
三、近十年中国电影市场变迁相关数据
十多年间,中国电影业所呈现的变化和获得的发展同国外影片的引进是分不开的,且尤以好莱坞电影为主导,特别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电影业的市场化与产业化格局慢慢形成,营销与品牌化运作手段日渐成熟,电影人的视野更开阔,电影制作理念和制作水平不断提高,票房总量和本土电影产量都有大幅的稳定增长。
【论文摘要】中国山水画透视法的形成有着悠久历史,历代画伦均有论述,使山水画的透视法更加充实、完善、科学,随着山水画艺术的不断发展,适当借鉴西画透视法及其他艺术形式,来增强山水画的表现力、是教学过程中必须把握的重要环节。
透视是绘画术语。画家在做画的时候,把客观物象在平面上正确的表现出来,使之具有空间感和立体感。客观存在的物象,即使是同样大小、高低,在一定的视域范围内也会产生这些视觉变化,是有它一定法则和规律的。西画多采用焦点透视如同相机,观察者固定在一个立足点上,把能收人镜头的物象如实的照下来。因为受空间的限制,视域以外的物象就不能摄人了。中国绘画在透视上有它独特的处理方法。它遵循透视的基本法则与规律,又不拘泥于一般的法则、规律。画家的观察点不是固定地一个地方,也不受一定视域的限制,而是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移动立足点进行观察,各个不同立足点所看到的内容都可根据自己的需要组织进画面上来,使画面所表现的内容更全面更生动,这种透视方法叫着“散点透视”,也叫“动点透视”。山水画能够表现出“咫尺千里”的开阔画面,便是中国山水画对透视运用的要求。绘画的透视法在中国传统上称它为“远近法”。
中国山水画透视法的形成,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的文献上很早就有出现。战国时荀况在《荀子.解蔽》篇中有一段记载:“从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牵也;从山下望木者,千初之木若著,而求著者不上拆也,高蔽其长也”,这就把透视上“近大远小”的法则讲出来。lw881.com而直接论述到与绘画创作有关系的透视法,在画论中较早谈到的是南北朝时期的宋宗炳的《画山水序》。其中有一段提到:“且夫昆仑之大,瞳子之小,近目以寸,则其形莫睹迥以数里,则可围于寸眸。诚由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今张绢素以远映,则昆间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坚划三寸,当千初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这把透视上的远近大小、长短、高低的基本法规都阐述到。唐代王维所著《山水论》中提出处理山水画中透视关系的要诀是:“丈山尺树寸马分人,远人无目,远树无枝,远山无石,隐陷如眉(,色),远水无波,高与云齐”。可见当时山水画家是重视并运用透视规律的。到了宋代,由于绘画的发展,画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绘画技法上的各种经验,对透视也做了进一步的论述,并给山水画家提供了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具体方法。如北宋郭熙提出了“高远、深远、平远”的三远透视法。后来韩拙又提出了“阔远、迷远、幽远”的三远论。从宋代不少山水画作品中可以看出,画家在透视表现上的确花了不少的精力,作了认真的探索与尝试。因此,中国山水画的透视法在宋代已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
从古代的绘画作品来看,隋唐以前,对透视上产生的一般变化,还未能达到表现的水平,如汉代的作品,我们不但在画像上,即从壁画上看对远近、前后的关系,尚不能很恰当的表达。本来是前后关系,在有的画像石中却把它表现为上下的感觉。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到,隋唐以前的山水画,往往是“人大于山”,现存敦煌莫高窟北魏时期的壁画中,确实存在这个不合透视法的情况。由于不断的实践,古代画家逐渐提高了对透视的理解与表现的水平。隋代展子虔所作《游春图》已能够把平远、深远的透视法结合起来表现。宋元时期对透视法的表现,获得了创造性的发展,成为中国绘画在传统上的一个显著的艺术特点。
以下仅就中国山水画常用的几种透视法作以略述:
现象不那么明显。“平远”所看到的对象,一般不是很高,象山林蔽泽,林霏云烟之类。平远的透视法在生活当中最为常见,所见大地多在平夷的土地上,所以古今的绘画作品中采用平远透视表现出的作品最为常见,如宋董源的《寒林重汀》、郭熙的《案石平远图》等。古人平远法应用最多的尚属元四家中的倪珊,因其长期生活在太湖一带,所以作品多以平远形式出现。
一、高远
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到:“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清代费汉源在《山水画式》中说“高远”是:“本山绝顶处,染出不效者是也”。以上两种说法,其共同观点都说高是自下向上看,是一种仰视。宋代范宽等大家用此法表现的很多,如《溪山行旅图》等,主要突出雄伟、高大、气势磅礴的景物,仰视的高远,应该是远而高,达到高山仰止的艺术效果,突出“高”的形式感。
二、深远
郭熙称“深远”是:“自山前而窥山后”。这是站在山前或山上远眺,并要移动视点,绕过前面近山,才能见到山后无穷无尽的景色,落到画面上就出现山重水复,使人望之莫穷其迹、不知其为几千万重的艺术效果。深远法所表现出的景物既有深度又有远的感觉,这种方法宜于表现幽深的意境,既是“境深要能曲”,又能“境深尤贵明”。
三、平远
《林泉高致》中提到:“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郭熙又说:“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缥缈缈”。清费汉源从水墨渲染方面论平远:“于空阔处、木末处、隔水处染出皆是”,也有人认为要画平远,当以“云烟平之”。“平远”就是在平视中所获得的远近关系。正因为视线的平,致使近大远小的差距比深远要突出得多。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平远接近于焦点透视。只是由于中国山水画在表现上具有特殊的处理方法,取近少取远,或取远少取近。又如在画面上将视平线放得很高(或在画外面)等等,才使画面上的透视。
四、迷远
宋代韩拙在《山水纯全集》中提出“迷远”。他说“迷远”是:“烟雾膜漠,野水隔而仿佛不见者”。迷远的特点就在“仿佛不见者”。所谓不见,即不能用一般的透视法中所说“灭点”去校对。绘画上的一般透视法很难概括“迷远”。在山水画里,迷远之妙,可以有数里远的感觉,甚至仿佛有数百里之遥。只要内容题材需要它把景物表现得无穷远,则运用迷远的方法就可达到这种视觉效果。绘画作品中,米友仁的《潇湘奇观》、石涛的《罗浮山色》均是迷远透视法的体现。上例画面,如果只靠近大远小,或近低远高来表现很难出现“仿佛不见者”的妙境。
五、阔远与幽远
宋韩拙在《山水纯全集》中提出:“近岸旷水,旷阔遥山者谓之阔远”。元代黄公望所说的“阔远”是“从近隔间相对谓之阔远”。其二者所说的意思是相同的。宋人、元人所说“阔远与幽远”,均无特别的道理。如所说“幽远”,完全可以在前面的“迷远”中包括。因为“幽远”是“景物至绝而微茫缥缈”,这与:烟雾溟漠、野水隔而仿佛不见者”没有根本的区别。
关键词: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内涵,审美意蕴,时尚服饰设计
人类作为智能化生命,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永无止境的进取性,以自身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愉悦人世生活,促进每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承传延续的生命演绎历程。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服饰文化理应遵循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服饰的文化意义在于适应自然环境以满足生存需要、方便生活日用以便利身体活动、美化身姿体态以娱悦身心健康、显示社会身份以表征社会角色等。作为人体的延伸,服饰还能够表现出穿着者的长处和特点,极富魅力地表现个性、欲望和心理特征。为此,服饰设计不仅要切合现时美观大方的流行趋势,使其富有突出的个性表现力,体认穿着者的心理特征和观赏者的趋同心态,而且应将传统服饰文化融入其中,凸显其生命蕴涵和审美意蕴,将传统与时尚有机融合。惟有如此,方能真正营造出有底蕴的时尚服饰文化。
一、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
服饰是人类生活要素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并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服装的款式设计、面料选用、颜色组合等,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审美观念。
关键词:本土文化; 电视媒体; 发展
《舌尖上的中国》围绕中国人对美食和生活的美好追求,用具体生活中的人物、故事将中国各个地方的特色美食串联起来。节目不单单是引导我们走进厨房,走向餐桌,享受美食,还让我们回归自然,欣赏各个地方的地理环境,深刻体会到“民以食为天”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观念。在整个节目制作过程中,浓厚的亲情乡土气息和爱国情节贯穿始终,打动了世界各地的中华儿女,可以说是“舌尖上的乡愁”。
1 一炮走红的原因
1.1 材料贴近生活又高于生活——从生活美食上升为文化认同感
根据一项关于中国纪录片存在的问题的调查发现,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纪录片题材单一,并且一味追求宏大叙事或猎奇边缘化生存,远离大众生活,还有些人认为精英化倾向严重,过于高高在上。
可见一部好的纪录片对题材内容的要求很高,离观众太远会让人觉得高高在上、遥不可及,太近了又会显得过俗、意义不深刻。《舌尖上的中国》以浓浓的生活气息和人文气息打破一般纪录片令人望而生畏的感觉,展现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食物不为人知的一面,每一集都深入百姓生活,覆盖不同的地域,更加引发人们对“家”的热爱。
他抓住大众的品味,通过普通人的日常美食切入,不仅让唾液受到刺激,也让心灵得到温暖,凝聚起华夏的文化认同。它讲述的不仅仅是美食,还是文化传承,人在向自然所取食物的同时还要热爱自然、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比如在第一集中讲述吉林人们捕鱼的时候用大洞的鱼网,都是为了刻意地让小鱼得以逃生,还有捕鱼前的祭祀活动等等都体现了这一点。
1.2 百姓视角的饮食观——对中华美食最恰当的哲学表达
纪录片正悄然崛起,人们越来越趋向于对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思考,电视的作用慢慢回归到大众传媒。从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故宫》的热播,到各地电视台纷纷设置纪录片栏目、开办纪录片频道。但是这一类型的纪录片都带着一种及其恢弘的意向,其视角都从国家、历史这类端庄的层面出发,还是没有极具生活意味的电视娱乐节目吸引观众。
中国人不紧创造了举世闻名的中国美食,而且还把“吃”作为一种不可替代的生活享受甚至是艺术。《舌尖上的中国》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平民的美食观,介绍的美食几乎全是家常菜。这样一种把家常菜放入纪录片的手法,让平民百姓也能参与其中,并且给人一种人人平等的感觉。观众每每在看到自己家乡人做着家乡的特色菜时,会顺其自然地评价讨论,并且感动、自豪的心情也油然而生。看到其他各地的菜式,也会忍不住流口水,恨不得钻进电视里品味美食。所以,我们的饮食文化不仅顽强地昭示出文化认同的根脉和家乡之情,也透视出对美食的追求与品尝人人平等的观念。
另外天人相应的观念在饮食中也有体现,前面我们也已经谈过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各民族风俗习惯与饮食特色结合出独到的饮食文化,各地菜式的特殊做法以及摆盘样式都有其深刻寓意在其中。在片中我们所看见的劳动人民的淳朴思想观念也蕴含在其人生哲学中,比如挖藕工人不管工作多辛苦也还是会踏踏实实地做,因为他们懂得劳动的价值,在看到市场上卖的藕时会很欣慰,这是他们自己的劳动成果。这类例子在片中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2 从《舌尖上的中国》得到的启示——本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2.1 电视媒体的发展要与本土文化结合
电视媒体本土化就是以本土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为出发点,发掘自身的地域特色,发挥电视的区域传播优势。电视媒体本土化的实质,就是要十分重视本地的历史和文化特色,并且要把这一特色作为办好节目的出发点,做到入乡随俗,和谐一体。所谓本土历史文化特色,就是存在于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中的独为当地所特有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它培养了当地人们独特的审美情趣,也孕育了地域鲜明的民俗民情。与本土文化结合要做到节目内容本土化,引起本土人们的情感共鸣并感染其他地方的人们。因此,在利用本土化这个概念来推动电视媒体发展时,应注意做好传承与发扬本土文化的工作,以本土文化为依托来组织电视节目内容。纪录片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在国际传播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有资料显示,现在全球每天至少有15亿人在收看纪录片,英国的BBC纪录片以及美国的国家地理频道、历史频道、日本NHK纪录片等,在世界各国的收视率都很高,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品牌。
作为中国第一个全球覆盖的国家级专业纪录片频道,CCTV纪录频道向世人亮出拥有人文精神和真实影像的中国面孔,它的核心诉求即是“为时代中国存像,与大千世界共鸣”。事实上,有些纪录片就是因为过多地被赋予纪录时代进程的宏大使命,正襟危坐的严肃面貌与大众文化时代崇尚轻松的风格产生了矛盾。放眼望去,“重复工程”、“橱窗工程”、“面子工程”比比皆是,真正走进大众生活的却不多。针对目前纪录片题材严肃,概念宽泛的现状,首先要有传达真实、传播知识、传承文化的力量,再结合“真实”的理念以及“纪实”的手法,还要各种创作手法多管齐下,广泛涉及历史、人文、地理、自然、社会题材,这样才能更大程度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
2.2 文化产业的发展也离不开本土文化的作用
文化产业是一项新兴产业,对发展经济、提高人文素质有重要的作用。中国正处于文化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更应重视本土文化的作用。文化产业强调创新,而创新又离不开本土特色。弘扬民族本土文化也是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的大计。人们在接受信息时,会有选择性地注意和接受那些自己认同或熟悉的信息,在接受倾向上形成明显的趋同性。为了让电视对接更具亲和力,电视走进人们生活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对绝大多数观众来说,衣食住行构成了大众的基本生活内容,与其生活息息相关的也正是他们感兴趣的、愿意关注的。他们最熟悉、最关注的莫过于自己亲身感受的时代变化,让生活一天 比一天更美好。
电视媒体作为一种传播文化的媒介,要实施本土化策略并为本土观众所接受,它所表现的内容就要更好地贴近生活。具体地说,要真正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电视媒体节目的内容要源于生活,真实表达观众身边的事,使观众感到节目离自己很近、很真实,看节目就如同看生活中的一些场景、片段,勾起思乡之情。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积淀了丰厚的民族文化,浓郁的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不断交织、融合,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本土文化特色。中国的电视媒体只有立足本国的文化土壤,充分把握市场的文化环境和大众的文化心理需求,才能使中国的电视观众真正“乐在其中”,在欣赏领会文化的过程中传播中华民族文化。让中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
参考文献
[1] 吴飞. 大众传媒经济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4).
[关键词] 中国景德镇陶瓷古彩装饰承载中国文化意蕴
景德镇陶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景德镇陶瓷古彩装饰中所承载的丰富的中国古代民间文化、历史文化和古代神话传说等意蕴,是美术老师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民间文化教育、历史文化教育等不可多得的视觉教材。
一、它承载着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和民俗文化意蕴
以吉祥题材为例,其构成形式就可以分成三大类:其一,“单成象征寓意,即用一个形象或花或鸟就能构成一个意思”;其二,“复成象征寓意,即通过两至三个以上的形象互相搭配构成一个意思”;其三,“组合象征寓意,用几个复成象征寓意组合成一个意思,体现一个总的主题”。每个构成形式中又蕴含着丰富的具体物象和深刻的民间文化和民俗文化内涵。以单成象征寓意为例,其构成的物象就有禽鸟类中既象征大富大贵和大吉大利、又象征爱情“凤无梧桐不栖”和“龙凤呈祥”的凤凰,有象征喜庆、吉利、喜事逢双、喜从天降的喜鹊,有象征太平盛世、国泰民安的和平鸟等;有名花类中象征富贵繁荣的牡丹,有象征雍容华贵的芙蓉,有象征洁身自好、自尊自爱的莲花等;有竹木类中象征长寿的松柏、象征气节的竹、象征富贵和早生贵子的桂树等。以复成象征寓意为例,有寓意“喜上眉梢”的喜鹊梅花图、寓意“白头富贵”的牡丹白头翁图等。以组合象征寓意为例,有象征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五种人伦关系和谐美满的“五伦图”――由凤凰、白鹤、白头翁、鸳鸯、燕子组成画面,有象征着经得住考验、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在任何情况下彼此始终如一的高尚情操和气节的“三友图”――由松、竹、梅组成画面等。这些多姿多彩的以吉祥图为代表的民间文化或民间风俗,表现了中国劳动人民几千年来趋吉避凶的恒定的心理定势,承载着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底蕴,折射着多姿多彩的民俗民风,寄托了我国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美好情操的追求。
二、它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意蕴
以琴、棋、书、画“四雅图”为例,有表现知音难觅的“伯牙抚琴”图等;以渔、樵、耕、读“四乐图”为例,有侧重于道德教化的“舜耕历山”图等;以赤、黄、蓝、绿“四才图”为例,有表现坡豪迈气概的“赤壁怀古”图,有表现山阴道人渴慕王羲之书法、以白鹅换取王羲之写的《黄庭经》之雅谈的“黄庭换鹅”图等;以忠、孝、节、义“四全图”为例,有赞扬民族英雄岳飞精忠报国的“武穆精忠”图,有颂扬苏武节操、彰显民族气节的“持节牧羊”图等;以菊、鹅、砚、酒“四爱图”为例,有赞扬陶渊明秉性刚直、不慕荣利、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去彭泽县令、归田园隐居、赞秋菊傲霜的“渊民爱菊”图,有表现李白不愿趋炎附势品质的“李白醉酒”图等;以悬梁、刺骨、编蒲、凿壁“苦学图”为例,有赞扬衡匡“学无烛、邻舍有烛光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光、映光而读”的“衡匡凿壁”图,有赞扬苏秦勤奋学习、用锥刺股、终佩六国相印的“苏秦刺骨”图等;以“浩帅图”为例,有颂扬北宋杨业满门忠烈的“杨家将”图等。上述历史文化题材,有的记述了中华民族“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气节,有的表现了中华民族“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高尚情操,有的表现了中华民族勤奋好学、孜孜不倦的精神,有的表现了古代先民对美好生活和高尚情操的热烈追求,有的表现了历史人物的大智大勇,有的揭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
三、它承载着丰富的神话传说题材和其他题材
以神话传说题材为例,有“群仙会”图、“八仙骑八兽”图、“八蛮进宝”图、“十二花神”图、“十二生肖”图、“十八罗汉”图等。以历史故事为例,有“商山四皓”图、“竹林七贤”图、“廿四孝”图等,还有用百为单位编成的“百子图”、“百美图”、“百将图”、“百仙图”等。这些题材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丰富的想象力,和对和谐、幸福、美满生活的热烈追求。
可见,景德镇陶瓷古彩装饰中承载着丰富的民间文化、历史文化和神话传说等审美意蕴。这些审美意蕴是我国五千年灿烂文化的见证,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结晶。它不仅丰富了景德镇陶瓷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品位,还丰富了学生在美术课中鉴赏景德镇陶瓷的内容,更为美术老师在美术教学中向学生渗透中国古代民间文化教育、历史文化教育和古代神话传说作品鉴赏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教学资源。鉴于此,我谨向各位美术教师提出诚恳的建议:不管我们的美术教学课时多么地少――普通中学每周只有2节美术课,就是这可怜的2节美术课,还常常被任课教师以各种名目和理由占用――我们都得在每个学期安排1~2节课的时间引导学生充分鉴赏景德镇陶器,引导学生鉴赏景德镇陶器古彩装饰中所承载的丰富的中国古代民间文化、历史文化和古代神话传说等审美意蕴,让学生在学会鉴赏我国精美的景德镇陶瓷工艺制品的同时,也受到中国古代民间文化、历史文化和古代神话传说等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教育,从而提高自身的艺术修养、历史文化修养和道德修养等,培养其高尚的情操,增加其美丽的人格魅力。
参考文献
[1]方复.景德镇陶瓷古彩装饰.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2004
>> 大众叙事媒介构建国家形象:从特征、论证到文化逻辑 大众行动的逻辑:从勒庞到格尔 从谷歌到固锝:家文化的逻辑 恶搞:从媒介文化到媒介经济 从跨文化视角看中国国家形象构建 从媒介的差异看叙事特征的异同 从大众文化到生活美学 从媒介仪式看国家形象塑造 从战争逻辑到营销逻辑 Web2.0:从大众文化到专业文化 从会计文化的特征看发展 从叛逆到坚韧:“80后”媒介形象分析 当代大众文化:从“大话”到“山寨” 从“心灵鸡汤”到大众文化快餐 香港文化形象:从大侠到大学 从博客看中国女性在网络媒介中自我形象设定的特征 从Geek到大众 从精英到大众 从“人文”到“大众” 试论新媒介文化的批评标准与叙事逻辑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⑦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韩国形象及其国家品牌价值在国际上被严重低估(参见葛洪《韩国形象,不仅仅是泡菜》,《国际公关》2011年第2期);据国内新闻媒体报道,“韩流”中的正价值形象,虚幻成分居多(参见《〈非诚勿扰〉韩国专场击碎韩剧梦:都是骗人的》,《武汉晨报》2012年11月9日)。
⑧[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论全球化和文化》,王逢振译,《南方文坛》2002年第2期。
⑨[澳]格雷姆·特纳:《电影作为社会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5页。
⑩B16鞠实儿:《论逻辑的文化相对性:从民族志和历史学的观点看》,《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B11B12刘康:《国家形象塑造:讲外国人听得懂的话》,《学术前沿》2012年第7期。
B13关于文化研究具体的演变可参见廖炳惠《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等词条,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关键词]迷;迷文化;新媒介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1)11-0246-04
张晨阳(1981―),女,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学理论。(上海 20024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媒介和传统媒介融合”(项目编号:08BXW025)、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晨光计划”项目(项目编号:11CG26)阶段性成果。
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大众文化热曾引发过关于追星族的讨论,如今,人们则更习惯于把大众文化的狂热爱好者与消费者称为“粉丝”,即fans――迷。所谓迷,指的是技巧熟练的媒介使用者[1](P121),是流行音乐、言情小说、漫画、影视作品、演艺明星等的“过度的读者/受众”(excessive reader),他们对对象文本的投入是“主动的、热烈的、狂热的、参与式的”[2](P163),他们的活动主要围绕明星与媒体产品展开,他们乐于参与多种社群活动,并以群体性的力量带来“粉丝产业”、“粉丝经济”的勃兴。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迷”这一特殊群体的接受行为与消费行为对于媒介娱乐工业以及当下流行文化风向的强大影响力,学界对于迷文化(fans culture,一译作“粉丝文化”)的关注也随之逐渐升温。
一、中国迷文化的现状与成因
大众文化消费/娱乐文化已在官方――大众――精英的三方文化格局中占据绝对强势的地位,其伴生的迷文化也蔚为风景:电视荧屏选秀节目热造就了“玉米”、“凉粉”等著名的粉丝群体;在跨文化影视传播领域,出现了“美剧迷”,如美剧《越狱》迷们跨越太平洋的热情,拯救了《越狱》在美国本土的颓势;就连素以严肃姿态出现在大众面前的学术领域,也拥有像于丹的“鱼丸”、易中天的“乙醚”、钱文忠的“潜艇”等迷群体,成为颇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在当下最热的微博中,企业家名人、演艺明星的一举一动吸引着数以十万计的粉丝们的即时关注。总之,目前中国演艺明星、体坛明星、学术明星、作家明星可谓群星闪烁,中国的迷文化也处在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其成因可从内部与外部进行解析。
首先,从受众心理而言,迷的产生是与人们的明星崇拜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神灵崇拜、英雄崇拜等人类崇拜心理并列的一种类型,明星崇拜是随着西方电影业的兴起、明星和明星制的出现,并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和大众文化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崇拜,是大众社会崇尚世俗的消费主义的表现之一。[3](P169-170)从人们对张学友等冠之以“四大天王”、对王菲冠之以“华语天后”、将姚明称之为“姚天王”等具有膜拜意识与绝对权威性的称呼中不难看出,明星崇拜已大有取代传统社会中的神灵崇拜、英雄崇拜之势。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追求成功是每个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最重要的需求,而个体的缺陷、能力的有限、环境的制约,使得绝大多数人的自我设计与现实之间存在或大或小的差距,因此,人们下意识地将对成功与完美的渴求转化为对代表着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明星的崇拜之情,从明星身上获得一种替代性的满足,明星也因此契合大众的深层心理需求从而获得大众的认同。
其次,迷文化的兴盛与媒体推动密不可分。集普及性、通俗性、娱乐性于一体的呼风唤雨的大众传媒及其背后的文化资本是将明星推上神坛的直接推手。传媒为明星的公众形象营造了“光环效应”(晕轮效应)。媒体赋予明星相应的符号意义,这些被高度塑造、标准化的符号意义直接指向的是价值无穷的商业资本。不难发现,明星乃是媒体与消费合谋的产物,是媒体高强度、高密度宣传的结果。随着传媒改革的深入,传媒娱乐服务功能的被肯定、媒介商业化运作的需求,这一合谋也得以更合法化、普遍化。
再次,迷文化的繁荣与社会氛围息息相关。中国社会自90年代以来经济快速增长,人们生活水平得以大幅提高,其用于文化消费的收入比例增大,造就了社会文化娱乐化的物质基础。在社会文化氛围更为宽松、宽容的同时,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带来的紧张感与焦虑感却愈加深重,人们也更倾向于用“迷”的心态和行为进行娱乐、放松,以缓解情绪。在以上综合因素作用下,中国的大众文化迷当然也就突破了原先聚焦于港台流行音乐与歌手的范围,弥散在日常消费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二、西方:迷文化理论的资源库
相比较而言,由于西方文化娱乐工业起步更早,因此受众研究中对迷的探讨(fans studies)已有三十多年研究史,值得借鉴。对于迷,其有以下两种取向的阐释。
(一)病态与非理性:“着迷的孤独者”与“歇斯底里的群众”
在早期的迷文化研究中,迷常被大众和学者概括为两种“病态类型”[4](P117-133)。第一种是“着迷的孤独者”,即在媒介的影响下,这类迷进入与明星强烈的幻想关系中,其中不乏极端分子。这一贬低并非没有现实依据:1981年,里根总统遭到一名有精神病史的26岁青年的暗杀,刺杀者的目的竟是为了引起当红女影星朱迪•福斯特的注意;2008年,一名疯狂的麦当娜歌迷冲入正与麦当娜办理离婚手续的盖•里奇的拍摄现场,企图刺杀他。无怪乎研究者指出:“迷是一群因过度沉浸于媒体建构的虚拟世界而扭曲了时间概念,甚至于丧失了自我意识的主动的受众。”[5]第二种病态类型则是“歇斯底里的群众”,表现为对歌星大喊大叫的歌迷,或在观看比赛、表演时有咆哮、骚动等失常行为的狂热球迷。
将迷描述为“社会心理紊乱的心理症候”的语句,大量出现在西方七八十年代有关迷与迷文化的新闻报道与学术著作中,并将迷定性为被大众传媒制造并操控着的危险的他者――他们受到媒体、自恋的社会、催眠的摇滚乐、群体感染等诸多因素左右,寻求与名人的接触以补偿自己欠缺的生活,为了沐浴在反射的荣耀中而发展出对明星和体育球队的忠诚,为了体验虚幻的社群感而参加音乐节或体育赛事,总之,他们是“非理性的、失控的、易被外界力量左右的人”。
(二)富有辨识力与创造力:“盗猎者”与“游牧民”
20世纪70年代末文化研究的转向带来了对迷进行积极阐释的契机。英国文化研究鼻祖之一霍尔提出了著名的制码/解码理论,一扫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立场的悲观色彩,认为受众能够对大众文化产品进行自我阐释并形成新的、甚至是与产品中主导意识形态完全相悖的意义。以此为起点的转向在20世纪90年代初得到进一步发展,迷的第一次真正的研究浪潮到来,标志着迷研究被纳入“主动受众”研究范式之中,并逐步得到正面评价,进而成为西方受众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米歇尔•德塞都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也是当下迷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德塞都的社会学强调普通人以自己的方式使用消费社会的自由,而消费者的这些做法能够“构成一个反规训的网络”,他认为民众对于文化商品采取的是一种狡猾的弱者的艺术,是一种“盗猎”的方式。受众积极的阅读是一种挪用式的盗猎,类似于文本的“游牧民”(the nomads)。
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深受德塞都理论影响,他肯定迷是“消费者别活跃和善于表现的一个社群”[6](P43)。同时,他推崇德塞都的“盗猎”概念,认为“盗猎”与“游牧民”模式强调了意义制造的过程和大众阐释的流行性与丰富性。迷作为自由能动的“游牧民”,他们能从先前文化产品的零星碎片中不断挪用新材料,制造新的意义;迷的创造力还模糊了读者与作者的界限――他们不仅消费文化产品,还生产自己的迷杂志故事、图画、歌曲、录像、表演等,也就是说,迷可能通过文本的再生产进而形成独特的、持久的社群文化。
在约翰•费斯克那里,迷比普通读者更具有辨识力、创造力,他们从文化工业的商品(文本、明星、表演)中创造出自己的文化。[7](P30-49)他借用德塞都的理论,对通俗报刊、麦当娜、牛仔裤等流行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文化工业只能制造文化的文本“库存”或文化资源,而大众则在生产自身的大众文化的持续过程中,对之加以使用或者拒绝。大众并非被动无助、无分辨能力的“文化瘾君子”,他们总是在权力以及对权力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抵抗和规避之间,在军事战略与游击战术之间,显露出持续斗争的痕迹。[8](P25)
这条脉络的演进中,迷的主动性与创造力以及从中获得自己的与意义的能力也被浓墨重彩地凸显出来。然而,这一思路也一直面临着质疑与批评,即在强大的、日益具有垄断特征的媒介文化环境中,费斯克们所持的意见是否过于乐观?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两种取向实际上也是关于受众接受理论内部矛盾一个具体的表现。笔者认为,第一种取向在当下媒介文化工业处于强势地位的现实下仍有其警醒与批判意义,但随着新媒介时代的来临,第二种取向也正显示出充足的理论活力。因此,对中国迷文化现实的观照,需采用两者结合的视角进行考察。
三、新媒介情境中对中国迷文化的现实观照
近年来,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介在中国发展迅速、形态日益丰富,深刻影响着社会的传播方式。目前中国的网民人数已达4.85亿,可以说,新媒介的普及是媒介领域最大变化,其在社会生活中的深层次渗透是当前和未来最值得重视的问题之一。在新媒介未出现前,迷的文本生产受生产条件、传播渠道所限,其生产力只能体现在较小的、传统的范围内,且缺乏专业文本的流畅性。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新旧媒介不断融合,迷所创造的文本与专业文本间的差距被技术的鸿沟填补。迷可谓是所有新媒介技术的最早使用者与推广者之一[9](P386),新媒介的便利性、快捷性、交互性以及低门槛等特征使得迷的社会参与度极大提高。这种参与体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迷充分利用新媒介技术,通过网络即时对话工具(QQ、MSN)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迷的对话”(fans talk)。其二,步入以用户参与为主要特征的web2.0时代后,迷充分利用以博客、微博、播客为代表的“自媒体”(We media),随时随性用文字、图片、视频、音频、flash等多媒体融合的形式分享自己关于所迷文本的意见。其三,迷运用百度贴吧、BBS、SNS社交网络组进行集群并发展成独特的迷文化。最后,专业性的迷网站,如中国粉丝网、粉丝帝国等的兴起,切中了当下迷文化影响力遽增的脉搏,推动了迷文化的扩展。这一系列媒介现实的改变带来迷文化理论的进一步推进,也为迷文化现实的进一步发展带来契机与新的特征。
(一)迷的文本生产力的解放、迷成为信息的传播者
费斯克所强调的“迷”的文本生产力在新媒介技术的刺激下得到充分解放。在新媒介时代,迷从源文本中抽取各自感兴趣的侧面进行再次创作,并在一系列媒介文本中做出互文联系,进而通过颠覆、戏仿、挪用、夸张、拼贴等多种形式来重新建构文本意义。具体创作形式表现为写作文字、制作音频视频、创造主题桌面等,形成多元化的亚文本。例如,2005年,胡戈恶搞陈凯歌电影《无极》的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下载率甚至超过了电影本身,这种戏仿、拼贴带来的喜剧感超出了原先文本的设定意义。这一现实与费斯克的高度评价互相印证:“迷生产的文化资本也是所有文化资本中最发达、最显眼的。”迷绝不只是“积极的受众”,在新媒介技术的帮助下,他们更是信息的创造者与传播者。
(二)迷更易形成网络社群、形成群体认同
迷是私人行为,更是一种社会交往现象。参与性越高的迷,认同感也就越强烈。 在传统媒介环境下,迷用打扮举止高度模仿流行偶像,用荧光棒、海报为偶像助阵,现在,他们更愿意用网络让自己融入大众文化表演的集体狂欢,从而实现群体身份的认同。目前,由于新媒介技术的便利,迷文化的参与性与认同的扩展还体现为跨地域、跨文化的迷群的产生。比如月浏览量超过200万的“美剧迷”网站,现已形成了名符其实的社会学意义上的跨地域“趣缘群体”。
(三)迷文化与文化工业的关系更为紧密
一方面,迷文化是支持文化工业的重要基础,通过迷延伸而来的“认同经济”,使得消费者愿意为偶像或喜爱的事物付出金钱与时间,为生产者带来庞大的经济效益。可以说,文化工业利用并依赖迷。但另一方面,迷的网络集群力量对于文化工业也具有话语权与抵抗力。如2006年在网络上连载并拥有众多拥趸的长篇小说《庆熹纪事》即将出版之际,由于插图作者在博客上对原著出言不敬,引起了“庆熹”迷们的强烈抗议,联合要求出版社撤换插图作者并获得成功,成为近年来迷的力量影响出版方的有力佐证。可以说,对于文化产业而言,迷使文化商品变得更充满张力、矛盾与妥协的乐趣。
但在肯定迷文化在新媒介环境中的发展新契机与新特征的同时,也不能忽略迷文化的繁荣中隐藏的负面因素,有以下两点亟须注意:
(1)被吞噬与控制的时间。美国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大众传媒的“社会麻醉”负功能。他们认为,现代大众传媒将现代人淹没在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的滔滔洪水中,人们每天在接触媒介上花费了过量的时间与精力。这一观点是针对报刊和广播提出的,今天,新媒介高效的传播力与海量信息,使这种“麻醉作用”有增无减。迷面对各种屏幕的时间更多,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被媒介吞噬了时间,生活的节奏反而被媒介控制,因而可能影响其社会实际行动能力与深度思考的能力。
(2)青少年迷群的非理。在迷文化中,迷在公众场合打出大幅标语、声嘶力竭、因见到偶像而痛哭流涕,不同群体的迷在比赛中有语言、肢体冲突可谓是惯常现象,而发生在2007年的刘德华的歌迷杨丽娟事件更成为近年来迷文化研究不能回避的话题。在媒体的炒作与推波助澜下,非理性的迷表现出的几近疯狂的偏执引人深思――对于迷,尤其是社会阅历、自控能力相对较弱的青少年迷而言,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媒介素养教育显得尤为迫切。只有通过外在教育引导其正确认识自我与明星、理性与非理性、适度与过度沉迷的界限,同时加强其内在媒介素养,才能使迷文化在其成长过程中起积极作用而非相反。
总之,中国的迷文化在新媒介环境下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需要克服的负面影响。这一现实也促使中国大众文化研究者抑或是文化工业的制造者们都有必要继续观察迷文化新动态并借鉴国外相关理论资源,积极作出回应。
[参考文献]
[1]Abercrombie,N.andLonghurst,B.Audience: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Performance and Imagination.London: Sage Publications,1998.
[2](美)约翰•菲斯克. 理解大众文化[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3]祥贵.崇拜心理学[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
[4](美)朱莉•詹森.作为病态的粉都――定性的后果[A]. 陶东风.粉丝文化读本[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刘潆檑,莫梅锋.迷的病态化与传媒责任[J].新闻记者,2007,(6).
[6](美)亨利•詹金斯.大众文化:粉丝、盗猎者、游牧民――德赛都的大众文化审美[A]. 陶东风.粉丝文化读本[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7]Fiske,John.“The cultural Economy of fandom”. The adoring audience:Fan Culture and Popular Medi-a.London:Routledge,1992.
一、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
服饰是人类生活要素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并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服装的款式设计、面料选用、颜色组合等,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审美观念。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既主张象征表意性,又倡导审美愉悦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达,使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统一之美来展示民族美学的生命艺术品位。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颜色为例,其文化内涵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审美特征。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生活色彩浓郁,它以等级标识为主要特征,并被赋予特定的伦理意义,如商代将取于自然的青蓝、赤红、黄、白、黑五种颜色视作尊贵色彩,规定只有奴隶主和贵族阶层的着装才能使用,且“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髓,黑与青谓之献,五彩备谓之绣”。此外,将五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相结合,与五行等相对应,构成了所谓“五方正色”的图式,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终始说”,将之与生命道德联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后,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色彩作为政治伦理的外在形态,直接被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成为统治阶级等级差别的标志性象征,而黄色和龙纹则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高压和儒家礼教思想的双重作用下,色彩的应用已脱离自然的物质属性及其本来意义,而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可见,中国传统服饰出于对自然和生命的无限崇拜以及对等级标识的刻意表述,而呈现出明快的色彩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整体效果既赏心悦目又简单大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方式。
人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王国,文化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而发展,并在社会的进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服饰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一方面,服饰是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的发展刺激着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又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把文化对自然的改造与人的自身培养及生命审美联系在了一起,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著名人类学家佛朗慈・波阿斯在《原始艺术》中指出“追求艺术表现和优雅的外观是人类的共性。可以说,在古代社会中,许多人已经感觉到美化生活的必要,他们的意识要比文明了的后代敏锐得多、强烈得多。”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服装对于人类已不仅仅限于遮体御寒,还能满足人们在其他方面的心理需要和生命体认,如中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猎手用猎物的牙齿、蹄爪、羽毛或尾巴装饰在自己的衣物上,以显示其英勇无敌或地位崇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衣服的质料、颜色、式样及附属装饰越来越与整个社会心态和个性心理相呼应,服饰本身作为一种信息符号,能够传达时代风尚、文化特色,以及个人的文化教养、知识水平、风度气质与社会角色方面的信息。衣服被视为人的“第二皮肤”,它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尤其是女性的个性和心理状态。美国服装学家布兰奇・佩尼在《世界服装史》中写道:“将一种鲜花戴在头上,或者以酸梅果汁把双唇染上红色的第一位姑娘,必定有她自己的审美观点……女性服装的质料、色彩、缝制以及与服装相匹配的佩饰能够加强女性自身身份及在特定场合的自信心、风度、竞争力量。”
二、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意蕴
1、适中、和谐的“情理美”
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婉约与中国人和平、知足、中庸的价值取向相一致。儒家“中庸”之“中”、华夏“中国”之“中”,皆强调“不过分而和谐”,这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有明显体现。中国传统民族服装既不像西服那般可精确勾勒人体,又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用一块布随意地披挂或缠裹于身上,而是采取“半适体”的样式,即倡导一种包藏又不局限人体的若即若离的“含蓄美”。究其原因,“平和性情”自古以来就作为一种美德为中华民族的先辈所推崇,所谓“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追求幸福的真谛是“精神快乐休闲,胜于物质进步”。这反映在服饰文化中就是讲究随意、闲适、和谐,没有过分的突出、夸张和刻意的造型,于恬淡之中给人一种含蓄、平和而神秘的美感。中国裁缝在设计和制作传统服装的过程中,凭借直觉与经验,于“适体”中呈现的是一种含蓄的“情理美”,而非西方那种以数理为基础的精确到毫米的“理性美”。
2、追求意境的“含蓄美”
“含蓄”属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美的范畴,这一手法通常将作者的情感表达寓于作品的形象和意境之中,以达到启发联想、耐人回味的艺术效果,彰显“情中有景,景外合情”的艺术境界。这类似于中国画中的写意手法,即不附着于对事物的客观再现,而强调欣赏某种朦胧的含蓄美,在虚实关系上偏重于对“虚”的张扬。引入到服饰文化的艺术创作中,就是设计者特别注重“不着迹象、超逸灵动”之美,不刻意追求数字上的精确性或纯形式的客观美感,而是崇尚用无穷的意象美含蓄地表现情感。如用宽衣大袍、中规中矩的样式,或写实与变体相结合的动物、几何纹样、花草枝、藤蔓纹等具有抽象和寓意的服饰图案,来传达一种与政治或伦理的关联意向。
汉初之“袍”被作为礼服,一般多为大袖,袖口部分收紧缩小,紧窄部分为“祛”,袖身宽大部分为“袂”,所谓“张袂成荫”就是形象化的描述;而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其画像人物皆穿着宽敞的衣衫,衫领敞开,袒露胸怀,或赤足,或散发,无羁放荡,张扬着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的人生品性,给世人以高山流水般随性自然的审美意境。
中国传统的女性服装旗袍,是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完美结合的典范,它造型完美、结构适体、内外和谐,是
兼收并蓄了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是中华服饰文化的现代代表,在女装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旗袍的设计表面上不温不火,实质上内涵丰富、意蕴幽远,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融通。光滑的质感和简洁的造型表现出流畅明快的线条与和谐一体的气韵,展示出东方女子温柔、典雅之美。这种气韵不仅展于外表,而且沉于内心。穿上旗袍,既能衬托出东方女性优美的身段,又能显示出其幽雅的心境和悠闲的生活节奏,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美”,呈现出一种宛若自然生命律动的朦胧佳境。
三、中国服饰文化的传承拓展
1、继承:拓展传统服饰文化的基础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纵观华夏服饰文明的发展史可知,“谐调”、“统一”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真谛。自中国服饰文化诞生伊始,就遵循着理物取暖与审美表现、标识显示与象征表达、个性突出与喜庆吉祥相结合的原则,以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服饰与社会、服饰与人群的和谐统一,而情景交融、意象统一更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最珍贵的审美品质。比如,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本元素,“标示突出文化”同主要应用于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对等级尊卑、行业职别、年龄性别的标示和意念表达上,从原始部落首领与狩猎功臣的服饰标示到封建帝王的官服标示,从文官武官的服饰标示到现代军装、职业装、晚礼服的服饰标示等,均彰显着其“标示突出文化”的审美底蕴。当然,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承载着传统儒家中庸观,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颇深;而20世纪中期的“绿色”服装覆盖全国,“军干装”及其灰色基调也使中国服饰呈现简单划一的窘况。然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占数千年发展主流的是“谐调”、“统一”的服饰文化,诸如以原色表现为主的大气而豪放的色彩文化,以追求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圆满统一并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社会、人群协调一致的完美原则,以民俗吉祥意象为特征的表现形式等,现代中国的服饰文化都应予以传承拓展。
2、创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
在当代中国,传统服饰与时尚设计的审美融通对提高服装的文化附加值、满足时尚消费需求、缔造民族特色品牌、开拓国内外市场,都具有特殊意义。全球化时代的服装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各国服装设计师在服装设计中都很注重对本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借用,以张扬本国服饰文化和民族特色。目前,中国现代服装设计整体上还存在着设计理念落后、创意不够、没能把传统服饰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之中等问题;加之国外品牌纷纷涌入,国内又缺乏能与之抗衡的品牌,使中国的服装设计在国内、国际竞争中均处于不利地位,严重影响了中国服装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当务之急是在借鉴传统文化符号的基础上,将传统与时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将之从表面符号的简单借用提升到对服饰文化内涵的审美体认与表现,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发展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设计和谐融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服饰文化。
实现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的完美融通,实质就是一种在继承传统服饰文化基础上的创新。这种创新首先须领会传统文化,否则创新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设计师要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把握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神理念,将我国传统文化元素与各种时尚理念、理论资源加以整合,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创造性地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丰富其文化意蕴,提升产品的文化附加值,防止对传统元素符号化、表面化的简单组合或图解式、猎奇式的样品展览。好的服装设计创意是设计师在把握了传统服饰文化理念之后,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对传统文化积累、消化并感悟的一种自然情感表述,而不是现买现卖、照猫画虎。河南丙成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中展示的服装就非常具有文化价值。拜祖服装系列大多采用的是中性的流行色系列,颜色迥异,面料粗朴,以金色缎带镶边;纽扣的设计则采用盘扣样式,其金属材质与服装面料及服装的金边质地形成细腻的对比;袖口翻边采用缎织纹路面料,既有古朴特点又有现代的工艺形式。整个设计将传统元素与时尚设计完美结合,加之祭祖大典本身的特殊意义,可谓形式与内容完全融合在一起,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
摘 要:在跨文化交际不断深入的今天,以饮食为题材的中西影视剧充满了电视荧屏,中西饮食文化的发展变化一直备受关注。本文试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探讨影视剧中所体现出来的中西饮食文化内容,并对中西饮食文化的差异进行比较。
关键词:中西饮食文化;差异;跨文化交际
中国饮食文化博大情深、源远流长,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中华文明五千年,饮食文化也随之源远流长,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意蕴。对比注重“味道”的中国饮食,西方则秉持的是一种理性饮食观念,西方人对于饮食一般强调科学与营养,这种独特的饮食观也深深影响到了世界饮食文化的发展。诚然,不论中国还是西方,饮食所代表的含义不仅仅是一日三餐、解渴充饥,它往往蕴含着人们认识事物、理解事物的哲理。人们对于西方饮食文化的了解,往往是通过影视剧、新闻报道、跨国交际等方式了解的,那么我们不妨用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探讨一下中西饮食文化的差异。
一、日常生活反映出的中西饮食观念差异
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在“吃什么、怎么吃、好吃不”这类问题上非常讲究,比起西方人而言,中国人的饮食观念中更加注重饮食享受,“讲究美感、注重情趣”是中国人饮食文化的传统。中国的烹饪技术是很精湛的,而且有讲究菜肴美感的传统,对食物的色、香、味、形、器的协调一致有一定的要求。中国烹饪还对饭菜点心的命名、品味的方式、进餐时的节奏、娱乐的穿插等都有一定的要求。菜肴名称既有根据主、辅、调料及烹调方法的写实命名,也有根据历史典故、菜肴形象、名人食趣、神话传说来命名的,诸如“全家福”、“狮子头”、“鸿门宴”、 “一清二白”等,可谓出神入化、雅俗共赏。中国民间有句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中国饮食之所以有其独特的魅力,关键就在于它的味。而美味的产生,在于调和,要使食物的本味,加热以后的熟味,加上配料和辅料的味以及调料的调和之味,交织融合协调在一起,使之互相补充,互助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烹饪讲究的调和之美,是中国烹饪艺术的精要之处,这正是中国美性饮食观的最重要的表现。中国饮食对味道的追求和感观的享受也是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相一致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显著特点是宏观、直观、模糊及不可捉摸。 [1](P153)而这些也是中国饮食的精妙之处,正好体现了传统哲学的模糊性特点。
对比注重“美味”与“享受”的中国饮食,西方则秉持的是一种理性饮食观念。西方饮食一般以科学营养为最高准则,进食犹如为机器添加燃料,特别讲求食物的营养成分,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及各类无机元素的含量是否搭配合理,热量的供给是否恰到好处以及这些营养成分是否能为进食者充分消化吸收等,而菜肴的色、香、味则是次要的。这一饮食观念同西方整个哲学体系是相适应的,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的主要特点。西方哲学所研究的对象为事物之理,事物之理常为形上学理,形上学理互相连贯,便结成形上哲学。这一哲学给西方文化带来生机,使之在自然科学上、心理学上、方法论上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在另一些方面,这种哲学主张却发挥了阻碍作用,如对饮食文化的影响。在宴席上可以讲究餐具、用料、服务,讲究菜原料的形、色方面的搭配,但是从美国的东部到西部,牛排大都只有一种味道,色彩上对比鲜明,但在滋味上各种原料互不相干,各是各的味,简单明了。[2](P107)这也许正是西方人简单、理性的一种人文品格吧,我们在考量西方饮食观念的时候,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总是先入为主,在跨文化交际中带来很多不适。
二、影视镜像中折射出的中西饮食方式、礼仪及餐具差异
在西方题材的影视剧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人们在就餐前后进行简单祈祷的仪式,中国题材的影视剧中,则往往注重的是餐桌上的尊卑座次等。一系列类似的场景数不胜数,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民族国家的生活习惯和传统信仰上的差异,进而使得中西方有着各自不同的饮食方式和礼仪。
中国人从古至今就普遍进行共餐制,并且比较讲究餐桌用餐礼仪,这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了。通常中国人吃饭的方式是大家共享一桌菜肴,吃饭的时候,大家按照年龄辈份围着圆桌坐下,通常地位高者、主宾或长者坐上坐,主人及其他客人分别落坐。尊贵的客人通常坐在离主人最近的地方,而主人则面朝门而坐。主宾动筷后其它人才开始夹菜,然后大家共同食用桌上的美味佳肴,边聊边吃,常会出现互相夹菜、敬酒的场面。[3](P27)如果是去做客,主人还会想方设法让客人多吃,这是中国人的让食习惯。在餐具使用上,中国人使用筷子,不戳不切,不破坏食物本来的风貌,显得文雅温和,这也体现出中国人的一种“和为贵”的文化取向。请客吃饭对于中国人来说,其意义远超出“吃”本身的意义,因为它具有联络感情、人际交往和处理事物的深层功能。通过这种饮食方式,人们可以交流感情,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实现团结、礼貌、共趣的餐桌氛围。餐桌上长幼有序的饮食礼仪,更可以使人们重视家庭、家族的团结,以及加深血缘、亲戚之间的关系等等。
西方人受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想影响,以及基督教等宗教思想的影响,人们形成了以个人为中心并尊重个人权利的饮食意识,也绝不随便干预他人的隐私。在这种思想意识影响下,西方人在餐桌上个人吃个人的,个人喝个人的。但西方人也极其重视餐桌礼仪。西餐中以越靠近主人者越尊贵,通常男女主人分坐桌子两侧,男女主宾分别坐在女主人和男主人的右侧。无主宾时,女士且年长者优先。若是男女一同进餐,男士应为女士拉开椅子。两同性进餐,靠墙的位置留给年长者。[3](P28)“女性优先”以及“尊重长者”在餐桌上体现的非常明显。西方人聚餐一般更自由安静,注重个人的独立性,各取所需,很少有让食的习惯。就餐期间交谈也是小声低语,付账多采用AA制,不会造成不便。相比中国,刀和叉则是人们普遍使用的餐具,这也具有一种独特的饮食情怀。
三、中西饮食在内容上的差异表现
关于中西饮食内容的差异,往往和各民族国家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关,当然,各自的饮食观念也深深地影响着各自的饮食内容,这种差异的表现并不能一概而论,下面就扼要举例说明之。
中国的饮食内容风味多样、独具特色。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各地气候、物产、风俗习惯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长期以来,在饮食上也就形成了许多风味,鲁菜、川菜、粤菜、闽菜、苏菜、浙菜、湘菜、徽菜等“菜系”早就闻名于世了。中国一直就有“南米北面”的说法,口味上有“南甜北咸东酸西辣”之分。就当地物产和习俗而言,如中国北方多牛羊,常以牛羊肉做菜;中国南方多产水产、家禽,人们喜食鱼、肉;中国沿海多海鲜,则长于海产品做菜。就各地气候而言形成了多种口味,一般说来,中国北方寒冷,菜肴以浓厚,咸味为主;中国华东地区气候温和,菜肴则以甜味和咸味为主,西南地区多雨潮湿,菜肴多用麻辣浓味。就中国饮食的内容而言,“选料”则是其核心所在。选料,是中国厨师的首要技艺,是做好一品中国菜肴美食的基础,要具备丰富的知识和熟练运用的技巧。每种菜肴美食所取的原料,包括主料、配料、辅料、调料等等,都有很多讲究。这里讲究的就是“精”、“细”二字,孔子说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就是这个道理。中国人的饮食更讲究养身,食医结合,饮食要四季有别,自古以来,中国一直按季节变化来调味、配菜,冬天味醇浓厚,夏天清淡凉爽;冬天多炖焖煨,夏天多凉拌冷冻。这种饮食方式和内容也是中国人延年益寿、享受生活的一种情结所在。值得一提的是,还有节日岁时的饮食各有不同,这和中国传统文化是息息相关的,比如除夕、春节吃“团圆”饭,元宵节吃汤圆,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等等。当然,饮食当中的饮品也不能忽略,“酒”和“茶”是中国饮食内容的精髓,贯穿于日常饮食生活的始终,人们品茶论道、饮酒作乐,可谓别有一番风味。
与中国复杂的饮食内容相比,西方的饮食则显得简单明了了许多。中国人吃饭讲究的是菜,而西方人则多以肉食为主、素食为辅,同时注重的是科学营养的搭配。在西方,著名的菜点有意大利菜、法国菜、美国菜、德国菜、俄罗斯菜等。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肯德基”、“麦当劳”已然风靡全球,西方的饮食内容给人的印象自然是汉堡、鸡翅、牛排、薯条和奶酪了,吃生食和高热量的食物就是这种饮食文化的特点所在,肉食、冷食和生食也同样被西方人所适应,并且是人们心目中的美食。这种简单明了的饮食,正是体现了西方人的理性逻辑。人们不会再吃上面浪费更多的时间,而是在享受这种饮食的自由感觉,但是又不乏对饮食科学营养的考虑。在西方,值得注意的是饮食中的宗教情结,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的非常明显。就基督教家庭而言,在节日饮食上是遵守一些礼俗的。圣诞节为了纪念耶酥的复活,信徒们要举行斋戒,不吃肉食,不用刀叉进食,减少娱乐。复活节是孩子们欢乐的节日,用小动物形状做成的巧克力糖果,装点的精美甜点,是节日中的重要食物。还有狂欢节、感恩节、万圣节等等。除此之外,在家庭聚餐中,人们每次进餐前后都要向上帝祷告,感谢上帝赐予美好的食物。这种具有简单宗教仪式的进餐内容,与中国的饮食内容具有明显的差异。当然,葡萄酒、咖啡以及红茶等西方人最爱的饮品,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内涵。
四、结语
中西饮食文化上的诸多差异,体现了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然而,中西民族国家之间的偏见与攻击,往往是由很多差异引起的。著名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提出的“文化相对论”是值得我们用来反思自我的良药。任何一种行为,比如信仰、习俗(包括饮食文化在内)等,只能用它本身所从属的价值体系来评价,没有一个对一切社会都适用的绝对价值标准。中国拥有的饮食文化并不落后,西方的刀叉饮食文化也不代表野蛮,它是由各自文化圈内的诸多因素所导致的结果,比如、自然地理环境、人文性格等等。随着世界全球一体化步伐的加快,饮食文化从一元向多元发展。各种饮食几乎没有了地域界限,中国饮食也在不断吸收西方饮食理性和科学的特点,西方饮食现在也开始研究美味和烹饪技术。从文化上讲,中西方揭开了饮食差异表面的面纱,看到的是背后蕴含的深厚文化知识,中西的这种学习和交流,从文化上互相理解和融合,[4](P225)必将进一步推动跨文化交际的深度和广度,从而达到交际共赢。(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 赵红群.世界饮食文化[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
[2] 王剑晖.从饮食文化中看中西文化差异[J].新西部,2008(24).
【关键词】味;审美;鉴赏;美学
一、“味”的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流变
“味”这个审美范畴的孕育与产生与中国美食文化有着很大的关系。饮食活动与审美活动实际上有个共通的特征,即都是侧重一种感官体验的活动,而且都是不涉及利害关系的纯感官体验。实际上“味”的审美范畴则是从味觉的角度出发去进行类乎视觉审美的审美活动。中国的这一审美范畴是独特的。“味”的概念进入审美范畴是有个过程的。
“味”从口从声,很显然是一个形声字,口为形旁,即指口舌,未则为声旁。其含义就是具体食物给人的口舌带来的感觉。《礼记》中郑玄对“五味”做出了解释:“五味,酸、苦、辛、咸、甘也。”这应该说是“味”的最初含义,也即纯粹的味觉体验的综合概括。
到了先秦时期,“味”的内涵开始渐渐形而上化。最早将“味”的概念进行发挥扩展的是老子。老子在《老子》第三十五章讲:“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这里的“味”已经上升到对“道”的阐发了,这种用法其实是一种通感。这直接影响到后来中国文人恬淡自然的审美追求。
到了汉代,“味”被引申到了对文章的品评中来。王充在《论衡》中说:“言僚于耳则事味于心,文察于目则篇留于手。”亦即是说,所说之话要让人回味再三。梁朝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也用到了“味”这个词,他说:“深文隐蔚,余味曲包。”有“余味”,即是说文学要经得起咀嚼,余味无穷。
到了南朝的钟嵘,则将“味”的概念系统化,提出了“滋味说”。“钟嵘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最早明确提出以‘滋味’论诗的诗歌评论家”[1](p102)这里钟嵘说的“味之者”中的“味”是个动词,意思是欣赏、品读。钟嵘把“滋味”作为重要的文学批评标准,“味”这一审美范畴得以确立,为后来的司空图提出“诗味说”“味外之旨”说奠定了基础。
晚唐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一文中,在钟嵘“滋味”的基础上,提出了诗歌的“味外味”的问题。他主张要懂得真正的“味”,才能够谈诗。而诗歌的真正“醇美”的味,是在“咸酸之外”的。司空图的这种“味外之旨”“味外味”的美学追求,使得文学作品的形象和意味更加丰富。
二、“味”的审美特征
“味”作为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审美范畴,是中国古人的审美不断进步发展的形成的一个内涵不断扩展的文论审美批评标准。
(一)“味”是一种体验。“味”的本意是“滋味”,是来自人对美食的的一种体验。到了后来秦汉时期乃至唐宋,“味”的含义开始发生变化,其内涵得以扩大,不在仅仅是指人对食物的感受体验了,而是将之应用到对音乐、文章的品评中去。“味”的含义通感化了,“回味无穷”成为评论文学作品的一个标准。“味”的内涵此时得到丰富。
(二)“味”与审美想象相关联。“美,美感的产生,从实质上来看,这是由审美活动独具的自由想象所决定的,是在某种五维空间的随机条件下,对象的某些潜在因子激发了主体自由想象引发的。”[2](p96)当“味”作为一个审美的范畴进入文学品评活动中的时候,“味”实际上是与审美相关联了。而审美活动是一种想象活动。作为对文学艺术的欣赏的审美更是一种想象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味”的产生与审美想象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味”的涵义趋于形而上化。最初的“味”的本意是指人对美食的实际感觉的概括。但是从老子开始,“味”的内涵开始形而上化。正是老子的这种对味的形而上的引申,才使得“味”这个概念发展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一大重要审美范畴。特别是到了司空图的“味外味”将“味”的内涵发展到了极致。“味”的内涵的形而上化,为中国古典美学提供了一个更加独特的审美标准与审美范畴。
(四)“味”审美感受的滞后性。“味”是对文学的审美鉴赏的重要标准之一。文学鉴赏活动中的“味”的产生往往是审美鉴赏活动结束之后才会发生,以一种“回味无穷”的审美状态显示出来。这种特点与一般的审美活动有着一定的区别,显示出一定的滞后性。而“味”的滞后性效果所延迟的时间的长短,也可以说是反映一部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
三、“味”的审美文化内涵
“味”这一概念,从最初的人对食物的口舌感觉的概括到后来的审美标准之一的发展,包涵了中国古人对文艺的独特的审美追求。
(一)体现出中国文化对“人”自身的观照。“味”的含义由对食物的感受体验发展到作为对文章的品评鉴赏标准。不管是最初的实际含义还是后来作为形而上化的文艺品评标准出现在中国古典文论中,都是从“人”的体验感受出发而进行的概括和阐发。最初的对食物的“口舌之感”,是人对食物的直接、感性、简单的感官感受,这种感受体现出古人对美食文化的重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味”更是体现出古人从生活经验出发对更高的精神境界的不懈追求,在这种追求中,古人达到对“人”的本体的自我观照。
(二)体现出中国古人的人生价值追求。从老子的“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到司空图的“味外味”“味外之旨”再到梁启超的“趣味主义”美学观,无不体现出中国文人的人生价值追求。杨雄在《解难》中说“大味必淡,大音必稀。”大味不是吃香喝辣,而是尝尽酸甜苦辣而归于淡泊。这种追求与老子的淡泊、无为的思想是异曲同工的。而后来的司空图“味外味”,则是对文学形象提出的更高要求,要有一种超乎形象本身的更高境界的追求。
(三)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心理以及审美方式。钟嵘认为“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作品才是好的作品。这里的“味”其实有“品、欣赏、鉴赏、体悟”等的含义,这也体现出中国文人的对文学作品进行“品”读的审美方式和审美心理。正是在这种对文学作品的品“味”中,古代文人建构和培养着自己的独特的审美追求和审美人格。
四、“味”范畴对当代审美的意义
“味”作为中国独特的古典审美范畴之一,同意、境、象、气、兴等范畴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体系,对当代文艺作品的审美与鉴赏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与指导意义。
首先,针对当下审美泛化的倾向,对“味”的提倡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当下,正处娱乐化时代,反理性思潮兴盛,一切都趋于感性化、审美化,出现审美泛化的趋势。这样的后果是对感官刺激的追求而忽视欣赏对象的深刻思想的追求。对“味”的提倡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审美追求,改善人们的审美心理。
其次,对当下文艺创作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有利于人们的审美鉴赏活动。当下文艺创作呈现出粗制滥造的现象,这种创作趋势忽视了对文艺本身的“味”的追求。对“味”的范畴的研究和提倡有利于指导当下的文艺创作,提高创作质量,为人们提供具有更高审美意义的作品。
第三,有助于当代人们培养诗意地生活的审美理想追求。“味”本身其实代表了古典文人的恬淡、自然的诗意生活追求,代表了古代文人超脱的精神境界。有“味”的文艺才是好文艺,有“味”的生活才是真正值得过的生活。
【参考文献】
饮食文化是看似简单,实际上却非常复杂的一门学问,它不但关系着人的身体健康,而且与民族的哲世观、心理特质、审美情趣密不可分。因而中西饮食文化的互相沟通与理解,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关于中西餐的不同之处论述不少又仁智各异,尼克松和克林顿偶尔品上一顿中餐也纯属玩票,而西方人真正体味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之妙者,当属英国的李约瑟先生。
提起李约瑟,人们就会想到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这位英国科学史权威给世界留下了一个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兴起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在网上检索,关于这个难题的资料多达一千多条。
中国的四大发明一直就是国人引以为自豪的风光事。然而,外国人的看法却不尽然。“虽然17世纪的耶稣会士所传播的中国古代传说时代的纪元表至今仍然在起作用,它使人们把过多的东西看做是东亚发明的。然而同时却又存在着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倾向,认为任何一种重要的发明或发现都绝不可能在欧洲以外的任何地方产生……与此相似,在过去几年当中,有一些谈到后来的物理学、工程学和制陶业的某些方面的历史的论文,也由于与传说的资料不一致,而被不公平地忽视了。在1950年出版的一部关于技术史的有趣的著作中,(西方的一位)作者则没有把一些明明是属于中国人的成就归功于中国人。例如,关于中国人最先认识到磁极性、发明火药以及最早制造铸铁等等,在这部著作中都只字不提。至于(一些)中国科学家本身,也往往忽视了他们自己祖先的贡献。”(《李约瑟文录》)这位为中国科技史受到不公正待遇而鸣不平的老外,不是别人,就是自称为“名誉道家”的李约瑟。他甚至认为,西方的许多科学发明,只是为中国人的发现做了注释,他以此来“使人们想起过去不幸被人忽视和不被承认的许多东西”。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是一位中国科技史研究专家,胚胎生物化学创始人,也是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他长期致力于在中国和西欧间架设桥梁来沟通中西两种文化的差异。他出生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里,但他却研究中国的儒家与道家。他认为,同情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的人,一定不会抱怨儒家对一切鬼神怀有反感(作者注:反感二字过矣。孔子于鬼神只是“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子不语怪力乱神。”),同时也会承认儒家的神圣是与世间的道德体系结合在一起的。他也同情道教,虽然道家许多哲学观点和基督教义严重相悖(作者注:道教并不全等于道家),但是道家“以柔克刚”,强调阿芙洛狄忒(Aphrodite)胜过阿瑞斯(Ares),相信顺其自然和自然神秘主义,这一切对李约瑟来说都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特别是后来他埋首于研究中国的创造发明时,才认识到道家思想和技艺在自然知识和技术控制发展方面,在许多世纪中曾经起着主导作用。他发现了“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比较落后,但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而且这种自然观虽然在不同学派那里有不同形式的解释,但它却和近代科学经过机械唯物论统治三个世纪之后被迫采用的自然观又非常相似”的有趣现象。所以当有人问李约瑟,他把自己主要看做是一名科学家还是一名历史学家时,他认为自己最合适的称号应该是“名誉道家”。
为什么李约瑟对道家如此感兴趣呢?原来中国古代的许多科技发明与发现并不是什么科学家所为,而是发端于道家或方士的。
“方士”也叫“方术之士”。这类人以擅长“方术”为特点,同好几类人既有交叉又有区别。如作为“士”,他们同诸子百家有类似处,也是源在民间,因而有别于年代更早或同时在官为职的卜祝巫医。但同时从“方”的角度,他们又与官方的星历、医术专家传承同类知识,而不同于先秦诸子和两汉儒林。“方士”和“道士”的关系也很密切。作为词汇,“方士”是“有方术之士”,“道士”是“有道之士”即“有道术之士”,这在早期文献中,意思是差不多的,只是在出现了道教之后,“道士”才有了宗教性的含义。
在战国时期,方士的“方术”包括天文、历算和占星、气候以及医学、服食、等。只是中国的方士比医药学家有着过分的奢望,他们总是诡言长生不死、羽化成仙以取悦于当时的统治者们。秦始皇时代的徐福就是一个大方士,据说他后来流落到了日本。汉代初年,兴起了炼丹术。方士或道士们主要是以某些矿物为原料,按照设想的配方,放入密闭的器皿中加热升炼,希图用人工的方法制取到可令人长生不死的神丹妙药。《西游记》中孙大圣所推倒的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即是当年炼丹热的缩影。自然,这种炼丹活动在目的上必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方士们却在炼丹中认真地观察了化学反应,做了大量的化学试验,制取到了一系列自然界所不存在的化合物,也人工合成了很多非常纯净的化学试剂。这种活动也唤起了方士们对化学变化的规律进行思考探讨,形成了原始的化学思想。
炼丹活动也许是起源于一种原始迷信的闹剧,它的消亡是必然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炼丹术却对古代化学和制药学做出过重大贡献。炼丹术化学是古代化学的极重要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是化学的原始形式。此外,炼丹术中那些有价值的科学成果,那些有着医疗效果的制品为后世的医药学家所继承和发扬光大,并且启发了医药学家对化学的研究,致力于新药物的合成。实事求是地说,我国古代很多大炼丹家、方士、道士其实就是早期的医药学家,并兼通医术。如东晋的葛洪,南朝的陶洪景,唐代的孙思邈、孟诜,五代的大明(道号日华子)等都是很有声望的医药学家,又是大名鼎鼎的炼丹家。
李约瑟这位“名誉道家”关心和研究中国科技史乃至饮食文化,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正是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促进了饮食文化的发展。
李约瑟在晚年对中国的饮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甚至派助手来中国收集烹饪史料。他也许想弄明白,西方近代的一些发现与发明,为什么很早就出现在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中了。
中国人很早就吃“粒食”。为了吃“粒食”,我们的先人发明了陶鼎,后来又给陶鼎加上箅子、盖子成了蒸饭的甑。而就是这种在中国祖祖辈辈相袭,不论大人小孩都会的用汽蒸饭的方法,直到近代,洋人们才将之用于生活。瓦特是英国发明家,是他将原始的蒸汽机做了改革和发明制成了工业用发动机,出现了蒸汽火车,当时已经是18世纪了。烹饪蒸法只是近百年才在法国出现,而我国在古籍《礼记・曲礼》中就已出现了“饭黍毋以箸”。饭在烹饪意义上的专指意还是把谷物放在炊具上蒸熟,如大米饭、小米饭、秫米饭等粒食食物。
跟蒸法一样,中国烹饪的炒法,靠的是急火,需要用煤来做燃料。而早在宋代,汴梁就将煤用作炊用燃料。马可・波罗管它叫做“能烧的石头”。“急火”烧煤要用风箱,那就是现代鼓风机的前身。“急火”高温烧出了可口的佳肴,可是很少有人想到这种高温热学的创造者竟是炼丹的道士或方士。
“高温”还造就了中国的瓷器。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陶瓷古国,中国与瓷器在英语中是同一个词。在陶瓷工艺中,陶土、瓷土的选取与精制,陶瓷的焙烧技艺,各种釉料的选配,釉制烧制的火候与气氛的掌握以及瑰丽色彩的成色机理(如钧瓷五彩缤纷的窑变釉,建瓷的兔毫盏、雨点盏等),都是得益于古代方士们对早期化学工艺的贡献。
除了以上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硬件”之外,还有很多“看不见”的“软件”,这就是被民族的哲世观、思维方式与审美情趣制约整合着的那种世代相传的看不见的文化。
中国烹饪的最高境界,公认为是调和。美食家袁枚曾说,芸豆必须配肉,刀豆则切忌有肉。烧芹菜忌用酱油,烧茄子得多用酱油。再加上厨师掌握火候之妙,其中由之而来的化学变化原理以及量化数据,却谁也说不清楚。而西餐则是既讲营养又讲烹饪材料的量化和可操作性。西方的营养学家长于分析,连一根作料香菜都要精确地分析出需用成分几许,而中国美食家就反诘:总共不就几毫克吗?至于小题大作吗?中西研讨会每次都争得不可开交,一派强调科学,一派强调艺术。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对此评论说:“前者(中餐)之所以异于后者(西餐)几希。前者是把肉、鱼、鸡、鸭等与蔬菜合烹,而后者则泾渭分明地分开而已。大多数西方人都认为中国菜好吃,那么你为什么就不能肉菜合烹呢?这连一举手一投足之劳都用不着,可他们就是不这样干。文化交流,盖亦难矣。”难在哪里?难就难在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那些“说不清,道不明,不可言传,只能意会”的“软件”上。
中国饮食最重要的“软件”当属味道。味道是什么?有人说味道是舌头和鼻子的合成感觉,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仅说对嗅觉的解释,至今仍为生理学家们所头疼。2004年,两位美国科学家就因为发现人类嗅觉系统的奥秘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气味就更复杂了,传统的“五味”加上鲜味,谁也说不清会产生多少味道。笔者在《“五味”与“天人合一”文化》一文中曾经谈到过,用舌头去尝可以很容易尝出“酸、甜、苦、辣、咸”或“咸、甜、麻、辣、酸”或者“咸、甜、酸、苦、鲜”这五味来,但这仅是从化学味觉的角度上说的。照此还可以从食品质地的物理味觉角度分析出“脆、嫩、细、酥、软”这五味来。但是“丰、腴、爽、适、舒”的口感五味则一定要用化学的味觉、物理的味觉,再通过心理感受来一起整合“品尝”。在这里“品”与“尝”是一个复杂的审美过程,是不可以截然分开的。
五味中的“鲜”学问最大。许多人都喜欢吃川菜,川菜的特点一是辣,二是鲜。川菜鲜从何来?川菜专家熊四智先生说井盐最鲜,地道的川菜必须要用自流井盐。那里的古井深达两千米。著名的自贡市就得名于两座古老的盐井“自流井”与“贡井”。当年李约瑟在四川听到这个消息,不敢相信,后来他相信了,不但相信,而且断言四川的盐井技术就是现代石油钻探技术之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