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领域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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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论文摘要]考察近几年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迅猛发展，我们会发现其中存在的大量问题都根源于我们关于艺术教育价值目标缺乏应有的深入思考，以人文教育统领技艺教学，以大众教育取代精英教育，以审芙教育超越功利教育是高等学校艺术教育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近几年来，全国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发展呈现出巨大的表里反差。在表层次看来，艺术教育的发展是令人乐观的．从生源基础来说，中小学基础音乐的教育的积极广泛开展，为高校艺术教育提供了雄厚的招生来源；从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教育来看，各大音乐(师范)院系的持续扩招，各大综合高校乃至于理工科院校普遍新增艺术院(系或者专业)I从高校艺术教育的推广普及来讲，各级各类高校文艺活动如“艺术节”等节庆如火如荼。以2006—2008年全国的艺术类高考报名人数的增长为例，自2006年全国艺术类高考报名人数过百万以后，艺术类高考热潮迭起，全国每年以约20％的水平递增。高考大省河南2007年更是艺术类高考报名人数创纪录的四成增长，2008年继续递增19．4%。同期，全国2000多所高校中已有逾700所高校新设或则新增艺术类专业。但是，从深层面来看，对于高等学校艺术教育进行全面深入分析和调查的人士都能够体味到，我们时下的艺术教育教学存在着巨大的隐忧。首先是高校艺术类教学水平在扩招形势下出现下滑；在就业形势压力下，许多高校(尤其是新增艺术类专业学校)的艺术专业办学出现萎缩局面，更为危险的是许多艺术类专业教师乃至于教学主管领导，没有把艺术教学的目标确立为开发学生自我创造潜力的独特活动，视艺术教学为校园中令人愉悦的装饰品，把艺术教学的存在看做可有可无；在各种艺术具体教学活动中，艺术类教学的发展为技巧技能的强化训练所左右，教学效果服从和服务于少数人(精英)的成功，教学创造力的培育受困于教学主体——学生缺乏人文精神的理念和对于艺术作品和生活审美感知的淡漠。这些问题最终必将导致我们艺术教育作为美育和素质教育支柱的功能缺位，作为高等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者，我们必须在自己酌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中对这一课题加以思考，并寻求应对之策。

一、我国现行的高等学校艺术教育体制分为专业和非专业(公共艺术类教育)两个层次，分别针对于艺术专业学生和广大非专业学生。但是无论专业和非专业教学中，我们都有意无意地把技能训练，技法技巧的强化作为重点。因此无论在教学内容安排、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时数的安排，还是大学生广泛参与的社团文学艺术活动中，只讲求专业忽视技巧背后对于艺术美、人性丰满的追求。这必将导致艺术教育教学陷入对于技能技巧的无限崇尚，对于时尚艺术的跟风模仿(这对于感知敏锐而又缺乏相应的理论和实践修养的高校学生是具有自身合理性的)。高校学生艺术设计表现出来的无生机的雷同，音乐创作演奏演唱中呈现出来的刻板的“神似”，这可以在如火如茶的高等学校校园各级各类文艺活动中屡见不鲜。在这种教育教学氛围内发展的艺术及其作品必然缺乏对于思想的表达，无力于情感信息的表现，更加无法成为透射大学生人生的信仰、理想、情感、人格追求、审美趋向的强力音符。在这种技能技巧教育主导取向指导下的艺术教育，必然导致“习艺愈勤，修养愈浅”。这种所谓的艺术教育在许多教育学者必然是看来是非人文的，非人性的。

由此，以人文精神统领技艺技巧教育就成为艺术类教育教学的必然选择。当代科学史奠基者萨拉将科学、宗教和艺术视为人类对自身的真、善、美探究的结晶体，将之喻为一个三棱锥体的三个面．从锥体底部的各个侧面看去，它们之间似乎相距甚远，但愈往锥体顶端攀登，它们的距离愈靠近，及至顶端，达到了完整的统一。这就要求我们的技能技巧教学要紧密结合学生对于自我的生活中“真”和“善”的理解，以自我独特视角的审视、统领和构造自己的技能技巧。这些技能技巧也只有在融入自己对于特定对象和作品的创造性理解之中时，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因为只有这样，艺术才具有创造者个体的属性，才具有内在于人自身生命的人文意义，这就是现代意义的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的统一。所以，有必要加强艺术史、艺术欣赏、艺术批评、特别是美学的教育，打破以往技能技巧训练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局面，通过广泛而深人的人文学识修养教育和引导，实现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塑造，这是走出‘‘艺术创造一技艺训练”这一教育教学困境，培育具有创造力的艺术人才的必然选择．

二、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宗旨在于培养和造就“我国21世纪的一代高素质新人”。因此我们的艺术教育应该是大众教育，即面向每一个受教育者，以提升整个受教育群体的艺术素养和艺术创造力为最终目标标，这就是艺术教育在高校内的大众化。但是基于我们传统的艺术教育的目标取向，艺术只能是一部分人的高雅享受，艺术是一部分人天才的创造，艺术教育只能为一部分人服务，无论是闲暇阶层，抑或是天赋异禀者。这种艺术教育的“精英化”实际上否认了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大众化。鉴于此，美国音乐教育学家贝内特·雷默(BennettReier)曾经基于传统音乐教育中五线谱的教学作过这样的论述：“五线谱是非常复杂的，哪怕是单行谱表．如果我们想要普通音乐课上所有的在校孩子们都培养起实际使用它的能力，即使只用于学生们在这样的课上唱歌和演奏比较简单的音乐，那我们也必须花上过量的时间来教读谱技能。事实上，我们已经这样做了大约两个世纪了，结果却是令人羞愧．只有极少比例的学习者的乐谱读写能力真正超出了入门阶段……，这不是我们现有艺术教育教学活动的真实写照吗?特别是面临时下商等学校持续扩招，我们将面对着越来越多技能水平参差不齐，兴趣爱好丰富多样的大学生，我们的艺术教育的对象受到越来越多的置疑。许多艺术教学工作者对于自己的教育教学的工作目标也越发模糊了。高等学校文化艺术活动，无论专业还是非专业领域，总是只有一部分人，而目总是一少部分人愿意和能、够参与的活动。这必然导致高等学校艺术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与宗旨的错位。

以上问题的解决的关键在于我们转变对于艺术教育的“精英化”观念，实现艺术教育的大众化，更需要我们对于艺术教育的内涵上作更深层次的理解。首先在艺术教育教学的对象上，我们的专业教学和公共艺术类教学应该注重发掘大多数人的艺术潜能，善于激发少数优秀者的才智，以多向度的发掘代替单一的技能技巧评比，最终实现艺术教育对于大多数人的本来意义——学会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其次，在教学内容的丰富化，我们要特别注意将具有表现力的，能够激发起学生活力的各种作品，无论其风格特色抑或是来源地域，都应该引入我们的艺术教育教学。而不是与此相反，以在我们现有许多学校的专业音乐教学中，一味排斥所有的流行音乐和“非主流音乐学习外国音乐的兴趣仅仅局限在欧洲文化圈之内；更没有能够充分尊重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许多优秀的本土音乐文化，近年来高校专业音乐教学对于青歌赛中原生态唱法的“失语症”的根源就在于此。所以，高等学校应该将艺术教育的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尤其是重视普及，加强公共艺术类教学的师资，改革教学体系和内容，为最广大的高校学生创造良好的艺术潜能发掘展示和培养的环境。

三、高等学校的艺术教育，尤其是专业艺术教育，存在着强大的社会功利性惯性。由于传统社会中的艺术教育是少数人享有，艺术教育强调技能技巧的专业要求，许多人把艺术等同于一种奢侈的享受品。在市场化经济的作用下，人们思考艺术教育的功能时往往与经济利益挂钩。对于许多考生而言，艺术类高考录取分数较低，以后能够获得高薪的期盼，往往是他们涌人艺术类高考群体的重要原因。同样，许多高等院校在艺术专业设置和教学中，片面强调的是投入产出效益比，追求的是艺术类教学的模式化流水线式教学，无不是功利化在艺术教育中的体现。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在许多综合性、理工类院校中，包括大多数艺术教育工作者乃至于高校的教育主管领导在思考艺术教育的基础性地位时，仍然把艺术教育功能的基础建立在以艺修德，以艺开智，以艺促体之上，简而言之，艺术的功能只能够依赖依附于德育、智育和体育，这何尝不是一种更深层次更具惯性的功利化取向呢?这些取向的存在对于许多高等院校的办学理念、行为发挥着强大的导向作用。由此，我们在高等院校看到的艺术教育教学和校园文艺活动的违背艺术发展规律种种表现就不足为奇了。:

第2篇

关键词：术语，性灵说，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NO4；HO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1)03－0028－04

引言

“性灵”一词很早就出现于我国文学批评领域，至明清形成一种比较完备的诗文理论――“性灵说”，可见“性灵”和“性灵说”当属中国文论术语。文论术语的翻译涉及许多因素，如文化内的语义求证和文化策略、文学传统、跨语言和跨文化语境的话语分析以及文学意向等。也就是说文论术语除具备术语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深厚的语言和文化内涵；“不仅有语内因素需要考虑，还有语外因素需要考虑，即所谓文化因素等”，其翻译本质上是文化的翻译。“性灵”一词的译法很多，笔者通过网络查到的译法包括soul、spirit、tempera－ment、disposition、personality、intelligence等，这些词的指称意义显然是有差别的。在此笔者通过对“性灵”及“性灵说”文化内涵的分析，结合相关翻译理论和观点，对“性灵说”这一术语的翻译作些探讨。

一、“性灵”的含义及翻译

百度百科对“性灵”含义的注释如下：

(1)内心世界，泛指精神、思想、情感等

《晋书・乐志上》中有：“夫性灵之表，不知所以发于咏歌；感动之端，不知所以关于手足。”唐朝孟郊在《怨别》诗中说：“沉忧损性灵。服药亦枯槁。”秋瑾的《精卫石》弹词第一回：“只有英雄忠义辈，肉身虽死性灵存。”杨朔在《望南山》中提到：“在人们眼里，大南山似乎不是没有性灵的石头，倒像最知心知意的亲人，有什么酸甜苦辣的话，都可以对他说。”

(2)性情

唐朝元稹《有鸟》诗之二：“有鸟有鸟毛似鹤，行步虽迟性灵恶。”宋朝徐铉《病题》诗：“性灵慵懒百无能，唯被朝参遣夙兴。”

(3)智慧，聪明

唐朝段安节的《乐府杂录-琵琶》有云：“教授人亦多矣，未曾有此性灵弟子也。”《红楼梦》第九十一回：“你的性灵，比我竞强远了。怨不得前年我生气的时候，你和我说过几句禅话，我实在对不上来。”

根据第一种含义应译为soul或spirit，第二种应译为natural disposition或者temperament，第三种应译为intelligence。

由此可见，对“性灵”一词的不同译文从不同的角度对“性灵”进行了诠释，传递“性灵”不同的含义，没有一种译文可以掩盖其他译文的存在。虽然“单义”是术语翻译的重要原则之一，但是许多术语，尤其是文论术语，其含义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很难找到可以完全适用的译文，所以不妨允许多种译文的存在，它们的关系是平等互补的。

二、“性灵说”的文化内涵及翻译

基于“性灵”一词的不同译文，“性灵说”的翻译也是莫衷一是，比如theory of disposition、theory oftemperament、soul theory、spirit theory、personality the－ory，等等。“性灵”在不同的语境中传递不同的含义，从而有与之相呼应的译文；而“性灵说”作为一个比较系统的诗文理论，含义单一，其翻译也应当遵从术语翻译的单义原则。

为使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转换减少差异，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根据翻译的本质，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即“功能对等”翻译理论。功能对等是建立在译文让读者产生的反应与源文让读者产生的反应对比之上的对等；不仅包括词汇意义上的对等，还包括语义、风格和文体的对等。奈达认为，在功能对等的各个方面中，“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因为形式很可能掩藏源语的文化意义，并阻碍文化交流。根据奈达的理论，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应以功能对等的各个方面作为翻译的原则，准确地在目的语中再现源语的文化内涵。因此，对“性灵说”一词，是否可以找到一个比较贴切和准确的译文，首先有必要对其文化内涵进行分析。

1.“性灵说”的文化内涵

“性灵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审美理论，其代表人物包括明代“公安三袁”中的中郎袁宏道和清代的袁枚。他们都主张独抒心灵，强调真情个性，但后者进一步对各种艺术表现手法进行了总结和探索，内涵更加完善，体系愈发完整，是“性灵说”发展的成熟期。许多学者对袁枚的“性灵说”做了分析和归纳，认为其诗艺追求主要体现在真情、个性和诗才三方面。

(1)“性灵说”的真情论

袁枚论诗，“性情”一词用得最多，他认为性情的真实自然表露才是“诗之本旨”。他说：“诗者，人之性情也。”又说：“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诗者，心之声也，性情所流露者也。”其《续诗品》中说：“惟我诗人，众妙扶智。但见性情，不著文学。”这些都可以充分说明袁枚把“性情”视为其“性灵说”的主要内涵。

“性情”二字于中国古代哲学著作中，原是分为性与情的。孟子主“性善论”，荀子主“性恶论”，董仲舒则根据的多寡与能否为善分人性为“三品”。韩愈继承“三品说”，并把情与性相对而论，认为性为情的基础，三品之性分别决定三品之情。李翱《复性书》又进一步提出“性善情恶说”，主张“复性黜情”；所谓“性”指“仁义礼智信”等先天道德概念，所谓“情”指人之“喜怒哀惧爱恶欲”等感情。宋明理学更鼓吹“存天理，灭人欲”，“天理”即性，“人欲”即情，主张存性灭情。袁枚反对“复性黜情”，并认为“须知性无可求，总求之于情耳”川，所以他所谓的“性情”实指具体可求的“情”，而不抽象空洞的“性”。这也决定了他所说的性灵中的“性情”的含义与理学家“性情”分道扬镳，而仅落在“情”上。

(2)“性灵说”的个性论

“性灵说”的提出，也是针对当时文艺上反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一复古主义的风气而发的。袁枚认为古人创作也要学习，但是不能泥古，要以自己性灵为基本出发点：“平居有古人，而学力方深；落笔无古人，而精神始出。”所以，袁枚主张诗人必须具有鲜明的个性和艺术表现上的独创性，即诗人要具有独自的思想和生活艺术方面的积累，有其自己的审美感受，并采取别出心裁的艺术构思、艺术手段反映其抒情对象的特征，从而形成独具一格的作品。袁枚笔下的“性情”一般指情，前已详述，但“性情”有的指个性，其《仿元遗山论诗》日：“从古风人各性情，不须一例拜先生。曹刚左手兴奴右，同拨琵琶第一声。”“曹刚左手兴奴右”是“从古风人各性情”的例证，这里强调的是他们各自的思想气质、艺术修养等方面的个性特征。

(3)“性灵说”的诗才论

袁枚的“性灵说”不仅指“性情”，还包括“灵

机”。“灵机”是指是人在灵感来临之际，所表现出的强烈敏锐的感受、新颖独特的构思和准确完美的艺术表现。这既取决于天资禀赋，也取决于艺术修养，天分和学力共同构成了作家的艺术才能。袁枚首先强调的是作家的天分：“诗文自需学力，然用笔构思，全凭天分。”他认为情的表现有借于“才”，“才”由天性使然，非关学问。聪颖之人一指便悟，灵心敏慧故能见景物而成诗，运技巧而传性情。当然，袁枚同样也重视学力，认为只有具备丰富的学识积累，才能有旺盛的艺术创造力，才能有灵活的创作思维。但学问不是第一位的，而是从属的，这也正是清代“性灵说”的特色。

2.“性灵说”的翻译

了解了“性灵说”丰富的文化内涵，笔者参考《美国传统词典》(1994)，试图对“性灵说”的翻译做些探讨。显然，现有的各种“性灵”一词的译文似乎都无法全面地诠释“性灵说”。比如“soul the－ory”和“spirit theory”没有体现出“性灵说”中“性情”的实质。soul和spirit主要指“人类所具备的有生命力以及充满生机的本性，具有思考、行动以及感情等能力”，而非袁枚所强调的真情。另外这两种译文也没有涵盖“性灵说”的个性论和诗才论。“theory of disposition”中的“disposition”在中的解释为一个人“一贯的性情和脾气”，没有体现其个性和才能。“personality theory”中“personality”一词倒是强调了个性――个人聚集的品质、行为、脾气、情绪和精神的性格模式，但未体现“情”和“才”。另外，心理学中已有“personality theory”，译作“人格理论”。“temperament”常常被译为性情，“tern－perament”可以“广泛地用于指影响或决定一个人的行动或反应的身体的、情感的和智力特征的总和”，既可以表示“某一特定人的思维、举止或反应的特征和方式”，又可以表示其“与众不同的精神和肉体的特征”，即“气质”。所以相对来说，“tern.perament”一词还是比较全面地涵盖了袁枚“性灵说”的三大内容，但是，中国传统哲学“心性论”常常译作“theory of temperament”，另外也很容易与波兰心理学家斯特里劳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著名的气质调节理论(regulative theory of tempera－ment)相混淆，还是无法满足奈达的功能对等标准。

同时，“性灵说”作为中国传统文论术语，其悠久的历史文化代表了一种特定的诗艺风格――“诗文贵曲，独出灵机”，是中国历史上反理学、反复古模拟在文学理论上的具体表现。王东风教授曾撰文论及作用于翻译过程的四类跨文化因素，其中之一为词语的文化身份，即词语的附加意义和语用意义。两种语言中语义对应的一组词，其附加意义和语用意义不一定相同。如汉语的“月”所包含的丰富的附加意义和语用意义，如“团圆”及引发思古之幽情，思乡之愁绪等功能是英语“moon”无法对等的。“性灵说”一词的翻译亦需考虑这一跨文化因素：虽然在目的语中能找到与“性情”和“灵性”指称意义相对应的词，却无法表现这一术语所蕴含的极具中国历史文化特色的诗歌艺术。

权衡之下，笔者认为还是用音译法来翻译“性灵说”，即“xingling theory”，既满足了术语翻译简洁的标准，又最贴切地表达了其作为中国传统文论术语的独特性，避免文化误读。目的语读者开始可能只知道它是一种中国传统的诗艺主张，但是通过接触“性灵”一词在不同语境中的含义及对中国诗艺文化和变革的了解，必然对“性灵说”的音译名逐渐熟悉。

第3篇

论文摘要:商周时期，中国艺术结构与王文化及史官文化发生分离，其标志是美饰象征结构意识呈现于艺术的深层执创，并通过与你性珑念的相互协合，捉成艺术观念的“实用化”，使中国艺术结构之文化体征有了十分关健竹推进和提升。

美饰象征结构是表还是本，这是认识理解早期中国艺术德性观念形式观念演化的根本。本文将着重从如下立论给予阐述:艺术结构是艺术生长乃至文化生长的根本。艺术结构作为一个历史性概念，在早期艺术蜕变时期，其特殊的表现是“美饰象征”的构成，呈现与转化。这种“美饰象征”意识在其功能不断发生变化时也促生了艺术审美底蕴与整个结构机制的转换。因此，从美饰象征角度探讨这种早期艺术结构机制的转化特点，应具有理论上重要的拓新意义。

一、巫文化美饰变奏

巫文化以自然为对象施行沟通人、鬼、神的功效。自然物之于巫术，启发人从中获得某种神灵启示的凭借，因此巫文化以对自然物的能动美饰为最多。在这种巫文化的能动美饰结构与自然物固有的美饰结构之间，神灵充当着协调者的角色。由于神灵本身是观念化的，从而它能从与自然物形相不相符方面提供某种意念、憧憬、梦幻和脸想，来使民众感觉到物化的神灵。对于民众而言，则是对物的敏锐感受与对神灵的觉知呈正比结合，愈是感性鲜明的自然物。愈韶强化人对神灵的某种敬畏感。于是，内在的矛盾渐渐从这里产生，当不具鲜明感性之物给人的生存以或福或患的影响时，人们虽崇拜也愿其如己之所盼;而习见的色彩鲜艳之物.当它们并不能对人的生活产生有力影响时，人们就动用自己的意志对它的“表象”进行分解，结果就产生了由初民创造的、受神灵统御的美饰之物。这种新创的美饰之物自然把美饰功效看做根本的东西:愈是符合心愿的创造。当然也愈是能激发他们对神灵的特殊体验与感受。

神灵统驭的美饰结构实质上包含三个方面的构成要素:一是自然实相;二是美化饰相;三是显德虚相。这三种相，越在古朴阶段越合抱为一;越到巫文化晚期越趋向分离。而其中之“实相”，即自然固有之相，会渐渐因附着在神灵(虚化的或粘实的)身上而具有可漂移功能，如光、形、色，怪状、奇特之野力等。《山海经》有个神名叫昆吾，他的形饰为虎身、九尾、人脸、虎爪。过去多视此为图腾标识，其实图腾标识正是自然美饰的综合之物。从美饰角度对神之昆吾加以分解，虎身之威风，九尾之潇洒，人脸之平易与虎爪之有力……这些表相无不实现其隐喻功能，使得所饰之神真真切切成为超自然的奇异之神。

具备可漂移功能的美饰受神灵统驭，于是，当神灵在民众观念中变得越来越具有实体性时，便使神灵的超异能力外化为对象，“美饰”之相则随神灵之变与人呈若即若离态势。神灵的演化依循这样的程序:1.万物有灵—自然物依自身之形相而产生相应之神灵观念。“万物有灵论”表明诸神灵无明显尊卑区分，此可称为自然固有之“神”德;2.万物择神有灵—民众渐渐发现自然祸福施于人并不相同，有的恩泽，有的造害，变幻无常难以捉摸。为此，他们选择并推重某些天神，如“太阳”、“天”、“山”等等，认为万物惟其具备天神属性才有灵性，这又可称为“天”德。“天神”是天德的美饰，如“昆吾”相传就主管着天上的九个部落和一个苑圃。与“万物有灵论”的“神”德相比，“天”德更显得至高无上。说:“天之本质为道德，而其见于事物也，为秩序。故天神之下，有地抵;又有日月星辰山川林泽之神，降而至于猫虎之属。皆统辖于上帝。据天神观念所造的天人之灵。最初是万物皆灵，而后是万物因天而灵，现在则是人因秉有了“天德”而成为人间的天神，“天子”即是这种人间“天神”的美称。此可称为“天人”之德。史家以我国商代为主“天人”之德的时期，意味着德性观念由天上正向人间过渡。如果前面对天神的美饰表明对万物的一种希冀，现在则美饰转化为象征。所谓“天”不外是人间某种观念本体的外化。4.依照人的方式创造出的神灵。到了巫术晚期，初民在大量的祭祀活动中发现被外化的神灵只是某种僵硬的象征，毫无鲜活生命气息，于是人们在天神之外尽量用人的方式来美饰、创造神:商代后期人神的祭祀占据重要位置，表明人的感性呈现借助旧式巫术典仪，被移置到天神身上而使之降为人神。同时鬼神亦为人神的变形。由畏天转而畏人畏鬼，自然灾害变故比之祖先功德不过“小巫”而已。先祖神灵若发怒缝怨则人间会降临莫大的灾难!对此则可称为“人天”之德。虽然至此美饰人性成份的比例加重，但人类仍脚躇在阴履的暗夜，以异化的人性统驭着人的现实生存。人本意识觉醒的“神灵”。商周之际，虽然祭祀仍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的重大内容，但根本性质已发生了转化，人本意识开始走向觉醒!《尚书?舜典》记述一则舞蹈:人们狂放纵情，邀神同欢:

帝曰:夔!名汝典乐。教宵子:直而温，宽而果，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予击石扮石，百兽率舞。

这则巫事的“巫师”是一个管理音乐、舞蹈的“小官”，他“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体验人与神相沟通的乐趣。“商人了媚神，真可谓弹精竭虑，无所不用其极”“商人尊神事鬼并非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而是发自于内心，来自于民族最深厚、最炽热的宗教情感”’,4_。固然尊神事鬼有其宗教感觉发展的局限，但宗教形式可以通过信仰让渡人性蕴含二青铜艺术从商代的纯祭祀功效到周代融合审美寄托，就反映了审美意识的觉醒。如纹饰图腾方面，“在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出现了一种为殷商所未见的长垂角兽面纹。最具西周特征的纹饰是蜗体兽纹，形状怪诡，想象奇特。殷商本是以玄鸟为图腾的，但殷商的青铜器纹饰中，凤凰的纹饰不算很多，最多的倒是西周初期。审美意识最集中地体现着人本意识，特别是在中国礼乐相通，乐教就是礼教，结果德性的审美象征就不时回复到其原位，在强化审美效力的同时，把更现实、深刻的人伦观念浸润到人的意识深处;《周礼?春宫?宗伯下》云:”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弟子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著宗。乐德教国子，中、和、抵、庸、孝、友”这是一种向人开放乐教的观念表达，它说明从事巫祭者，以后不一定为至尊王族，凡“有德”“有道”者都可以做巫师，而且只要做得好，死了一样像神灵可受祭拜(乐祖)。这里人本意识的凸显似乎借助著宗传达出来，但“中、和、抵、庸、孝、友”这些熔铸社会、个人意识于血缘情结的观念，却体现了把人的自在生命、情感，与人的现实位置联系起来看待的意识，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与自我人本非常切近的观念。在东方社会，一旦形成这样的观念，我们说它的伦理归宿与审美境界就达到某种价值坐标的谐和。那崇高的祭乐，表达的不正是一种对崇高人德的向往吗?

上述有关神灵、德性的演化，表明美饰在文化内涵的整个演变过程，始终都扮演一个基本角色:“饰相显德”。无论这“德”为“神”德，抑或“天”德、“人”德，都要通过“美饰”助人悟解以获得人伦境界的提升。而作为显德之“饰”，它的符号特性，又略显复杂，或为具实体性媒介的显示(实相)，或为游离实体的“物相”呈示(饰相)，亦可成为纯粹观念喻说之象(虚相)……几种复杂情形表明:符号功能的不单一，特别是符码的呈相可漂移这一特点，为美饰的效用发挥提供了巨大的方便。语义符号学对此也称赞不已，有的强调它的能指表象性，有的则认为表象的转换其实正是“意指”的转换，里面暗含着由文化规约赋予的结构效用。“它们系有限状态的因素集合而成，这些因素又是以偶对方式构造并受某些组合规则制约，这些组合规则能够生成这些成分的有定串和无定串，或有定链和无定链。这种观点对说明美饰的艺术结构意味颇有益处，我们可据此理解:饰相显德，表明既可作为独立的能指成分充分施现其审美效用，又可在转换中不断移置所指，两相结合则得以始终维系艺术之固有结构规律。从而，审美结构规律成为最基础性的限定，它限定必然呈示的“有限的因素集合”，以审美规律的“偶对方式构造”、“显相”，服务于“有定链和无定链”的崇“德”职能。

二、“风和夷乐”的功能性标识

商代父权、男权对人本意识的重视，还只是社会性的结构。艺术的美饰象征结构也与此相应，侧重于以粗犷狞厉之美体现某种社会化的抽象观念、因此，总体而言，商代的艺术结构水平是被动性的，不像周代以自主性的审美意识完成艺术结构之协调与整合。

但任何东西的生成都不是在“是其所是”时才得到生长的权利，相反，更多的情况是在“非其所是”时孕育了它的雏形。此即黑格尔所说“自为”乃通过“他在”向“自在”的返归“本质的东西直接转化为非本质的东西，反之亦然……力的交互作用就是发展了的否定。因此，透过商代的审美现象，我们就可以看到反映审美自觉的主体性端倪。以甲骨文为例，在占卜中凝聚了非常多的主体意愿_如《甲骨文合集》所收之14294版和14295版系两种类同的风向记录，其中涉及“西风”的用词两版相“颠倒”:一为“西方曰丰风曰彝”，一为“西方曰彝风曰丰”考古学家认为应以“西方日彝风曰丰”为准，另一种可能系误刻，因为彝风即夷风，是和风之意它与“南风谓之凯风，东风谓之谷风，北风谓之凉风，西风谓之泰风”语序及“修饰”之意相通—和风送“泰”，万物丰成、但笔者以为所谓笔误说也不过后人的揣测，难免以今断古的隔膜因为甲骨文这类卜测事皆依当时的祭拜心意而定。甲骨文是根据灼烤龟甲的纹理进行推测的，它带有浓重的心理机动性，故不能全然如今天的笔记那样来看心理、观念的转换很难有什么标准版本可言，所以无论龟甲所“显”为何，当不存在“笔误”一说。依此而论，则“西方曰丰风曰彝”大可考究。李圃《甲骨文选注》说:本段文字“为前期武丁时期刻辞。…记录了古代东西南北四方神名和四方风神名，是我国四方的顺序、四方名和四方风名称的最早的文献资料”初民对方位及风名如此称谓，显然是把主体的体验、渴望熔铸其中的缘故、“西风”曰“丰风”，说明秋季丰收的景况;“彝风”则是“相就命名”或“反向述辞”，把由西方或西风之“丰”所带来的内在赞叹转化为歌咏式表述、语言学家冯?洪堡特这样理解:“所谓的野蛮人可能比较接近这样一种自然状态，他们的语言恰恰处处显示了大量超出需要、丰富多样的表达词并不是迫于需要和出于一定目的而萌生，而是自由自在地、自动地从胸中涌出的…语言结构的规律与自然界的规律相似，语言通过其结构激发人的最高级，最合乎人性的(menschlichste)力量投人活动，从而帮助了人深人认识自然界的形式特征”从西风的秋季丰收‘到万物彝和、平泰的咏唱，不正反映了一种朴素而能动的主体审美意识吗?在这种描述中，融合着判断和价值，把本属自然的东西，经过人的感知渗透又还给了自然，真可谓最纯朴的“主体意识”的呈露!

西周初年，所谓主体意识由巫术典仪所涉之对象、物件而逐渐过度到一种“艺术化”美饰表达，即力使主体之能动性成为一种“功能性标识”。“艺术化处理”是指一切祭祀之事，不再只是纯粹典仪，也是乐制礼制的有机组成。《周礼?春宫?宗伯下》记:“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若乐八变，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变”，《说文》指“更也”，意思是随着音调节律的变化，起到对祭祀各种神、抵、人鬼转换的功效，这里显然“乐变”在前，“鬼神”现后，而“乐变”又因何而变，虽然没有直接说明是因人的内在情绪、心意之变而变，但也指出“以乐德教国子，中、和、抵、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罄》大夏》、《大镬》、《大武》，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诣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说明在“乐变”的前面，有更重要的制约性存在，即’‘道”与“德”，能行“教”之“所本”这样，“乐变”的职能就真正体现为可作为以自在功效服务于“教”的功能标识。

第4篇

在国家、区域及社会中，文化资产不仅是认同感符码，而且比以往更全面地嵌入全球消费当中。观光客参观自身及他处历史的方法主要有二：造访各式各样的实体遗迹，或参与各种形式遗留下来的仪式和行为。然而，文化资产的保护、保存、展示及管理之动机和措施，常与参观的游客有所区别，也和选择性地将历史包装成遗产的观光部门有所不同。此类差异反映出依附于文化资产上的不同价值观及用来筛选文化资产的不同价值体系。

在此背景下，本研讨会主要是检视文化资产的评价及保护过程中的张力和机会，并在较宽广的社会领域中，检视以发展为目标的文化资产使用方式。希望探索文化资产如何在转变及在流动的价值观中“运作”，并探索观光与游客形塑、嵌入、改变社会遗产价值的各种方法，如：

·观光的运作和身为游客，如何影响我们对文化资产的理解？

·我们对过去历史的价值观如何转变？

·在这实时、多重实体的时代以及多重文化的社会中，（应该）如何使游客和社会大众了解文化资产？

这类问题都影响文化资产的政策和政治活动，及国际观光业的动态。

本研讨会目的为提供跨越不同学术领域的关键对话，也征求各学术领域论文，如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史、建筑学、文化地理学、文化研究、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学、历史学、遗产研究、景观研究、休闲研究、博物馆研究、哲学、政治学、社会学、观光研究、都市与空间计划等。

我们欢迎所有探讨关于观光及文化资产关系的观点。任何与遗产相关的论文都是我们征稿的对象——世界遗产、自然遗产、人造及都市遗产、殖民遗产、宗教遗产、遗产景观、无形遗产、博物馆遗产、食物遗产等等。主题包括：

·了解游客的遗址体验——叙事、记忆与情感

·阐述并传达遗产的价值——包含复杂的观众

·藉有形及无形资产建立认同感——挑战传统

·以遗产为基础的再生计划——怀旧经济

·将过往历史作为观光消费的商品化过程——（反）传统再造

·冲突的遗产——权力、荣耀与取代

第5篇

关键词：听觉识别；品牌传播；品牌识别

中图分类号：G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5-0149-02

一、研究背景

品牌作为企业竞争力的核心资产，在“全球扁平化”的商业竞争中日益凸显重要作用。工业时代的传统营销理论正转向后工业时代的体验营销。新媒体的出现，愈发加速了品牌的多元化发展。随着体验经济的到来，视觉传达已远远不能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而听觉识别却为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建立了更为有效的渠道，并高度影响消费者对产品及品牌的态度形成，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品牌更深刻的内涵，对品牌传播及品牌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意义

本文试通过吸纳国内外在听觉识别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及成果，阐述其在企业识别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并结合心理学、听觉学、消费者行为学等学科深入剖析听觉识别之品牌形象及品牌文化的重要性，梳理品牌声音将要面临的问题与机遇，进而尝试性地对品牌听觉识别的构建提以可行性建议。

三、研究方法

（一）文献法

阅读大量文献，包括消费者行为学、听觉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著作，听觉识别相关的前沿动态介绍及最新理论研究文章等等。

（二）内容分析法

选取经典品牌的声音案例，通过对它们的内容进行分析，归纳出听觉识别对品牌传播的影响机理。

（三）比较分析法

根据国内外实践经验，对视觉识别与听觉识别进行比较分析，从而进一步论证听觉识别系统建立的可能性与前瞻性。

四、研究综述概况

本文针对品牌听觉识别研究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以反映该理论的研究状况。其基本理论前提是，采用心理学和品牌学方法论，将听觉识别作为一种基于品牌形象的存在介质进行研究，从而探讨品牌听觉识别的新视野。本文主要以Pro 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ARL）和EBSCO host两个国际英文数据库为数据来源，使用了关键词“Sound Identity”进行文献搜寻。在Pro 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ARL）数据库中搜到27篇，从中选取近年相关领域学术论文4篇；在EBSCO host数据库中搜到196篇，从中选取近年相关领域学术论文58篇。这62篇文章均以听觉识别为主题，本人将其作为分析研究对象。按照主题域状况，对这些论文进行理论分析，概括出近年来品牌听觉识别的研究动向和热点。

五、主题域分析

从论文所涉及的主题来看，本人将这些论文分为：听觉识别构建与企业文化的初步研究、广告音乐对于消费者的影响探究以及专业学科分类研究三个方面。

（一）听觉识别构建与企业文化研究

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企业竞争是数量上的竞争，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企业竞争是质量上的竞争，那么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企业竞争则是文化上的竞争，而企业文化的建立离不开企业形象的建立，听觉识别亟待构建。（此领域论文有19篇）

听觉识别在与视觉识别（Visual Identity）、行为识别（Behavior Identity）、理念识别（Mind Identity）的企业CI系统构建中，相对处于弱势地位。但随着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国内外学者以及业界都已对其显示了足够的重视。Fordon Ann E的Sound Identities《听觉识别》与Gluck Robert J的Sounds of a community: Cultural Identity and Interactive Art《社区声音：识别与互动艺术》均有详细描述。

（二）广告音乐对于消费者的影响探究

此领域在听觉形象的研究中占有43%的比重，可见国内外学者基本对广告音乐对于品牌建设的强势作用取得肯定。（此领域论文有26篇）

1.广告音乐的品牌价值对于消费者的影响。声学专家John Brown在其著作Music Acoustics中，将声音定义为“可以听到的某种东西”。它通过响度、音色、音高三要素的巧妙组合，承载了极其丰富的信息。[1]在树立形象的过程中，广告音乐的品牌价值对于消费者而言具有特殊影响。Robot Ary在Brand Value for music《广告音乐的品牌价值》中阐述，广告音乐的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相结合的特性决定了其代表商品品牌价值的特殊必要性。无论它采用的是简单的“表音符号”[2]， 还是特殊的“歌曲”方式，它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文化载体而存在的，并非根据音乐艺术的本质规律反映其自身的客观意义。

2.广告音乐的音色设置对于消费者的影响。Capps Brooke在More than just jingles：One shop uses sound to give brands voices《不仅仅是铃声：一个商店选用声音来赋予品牌生命》中阐述：铃声带给消费者清脆、亲近之情感，人们在一天疲倦的工作之后可以尽享它所携有的美好感受。例如全球耳熟能详的《Jingle Bells》，单纯的音色就赋以人愉悦之美。丹麦一著名公司的总裁Mr. Rupp提到：“We all have ears, but most brands don't have voices。”当Intel的四个单音在电视广告上频频亮相时，消费者从此再也无法对其忘怀。

3.广告音乐的传播与受众心理分析。Joyce Kurpiers在Reality by design: Advertising Image, Music and Sound Design in the production of culture《设计的灵感：广告形象、音乐与声音设计在文化中的角色》中讲到，受众在接触广告信息时会产生信息加工的心理动机(Psychological Motivation)[3]。这一点通常由受众介入的程度来衡量，介入越深则心理动机越强烈。例如，一个古典音乐爱好者（Classical Bird）在接触音响广告时，由于对音响器材有兴趣，自然会积极地以自己的经验衡量广告中的各种信息， 但对于一些受众对其作用尚不十分清晰的产品，则需要通过广告中，音乐等形式因素拉近受众与产品的距离，以广告的外在形式因素来加深受众的感性诉求，即受众因为对音乐、画面等形式因素的熟悉与喜爱，而对广告产品产生兴趣动机。在这里，音乐等形式因素有效充当了受众认知与学习的桥梁， 进而增强受众对产品的购买动机。

（三）专业学科分类研究

听觉识别涉及的学科十分广泛。在各种类型研究中，符号学、心理学与消费者行为学这三方面的学科占据所有学科的79％之多。

1.符号学层面。从符号学角度探讨的论文有7篇，其中又以近六年的文章居多。Philip H. Pollock在A measure of the Multiple self states Model of Identity disturbance in Cognitive Analytic Therapy《听觉识别模型在认知分析治疗中的自我表述性》中描述――（1）不同的能指可以表达同样的所指。比如可口可乐（Coca Cola）公司的形象标识，可用英文表达，汉字表达或者可口的经典瓶身都指向同一个所指――饮料产品可口可乐。这些作用于我们感觉器官不同的刺激感受的物质媒介都有一个唯一的和固定的所指。[4]（2）同一个能指系统在不同的语境下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所指含义。比如早期的可口可乐是作为一种药品来推向市场的，用来治疗头痛（Relieve Pain）。在那个年代，当听到“可口可乐”这个品牌时，人们会联系起它的药用功效，也就是该符号的所指意义。而当下这种饮料赋予的含义是年轻活力（Young Forever）。这种对同一个符号能指――饮料可口可乐经广告作用后在不同年代形成了不同的所指含义。

2.心理学层面。从心理学角度分析的论文有5篇，其中以近5年的文章居多。一项信息传达的总效果二言词7%+声音38%+面部表情55%。其中38%的声音即指音色、音高、力度、节奏等声音特性，55%的面部表情我们可以理解为形体语言。Alain C, McDonald KL, Kovacevic N, McIntosh AR, Cerebral Cortex的Spatiotemporal analysis of auditory “what” and “where” working memory《对于听觉识别中介质及渠道的记忆时空分析》与Argo JJ的 The sound of brands《声音品牌化》中均有相关表达，声音形象可以引发“通感”（Synaesthesia）的效果，这种声音形象可以不依赖视觉形象而独立发挥作用。

3.消费者行为学层面。从消费者行为学角度分析的论文有3篇，其中以近5年的文章居多。Elizabeth Burlingame, Harvey M. Sussman, Ronald B. Gillam, Jessica F. Hay在An Investigation of Speech Perception in Children With 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 on a Continuum of Formant Transition Duration《对一个连续的共振峰过渡期的长短调查与特定言语儿童的语言感知》中提到：许多孩子选择麦当劳食物庆生，用“Auntie Mc Donald”扮演女主人，欣赏I’mlovin’ it的歌曲，它已成为消费的偏好模式。另外，英国的一项实地研究探索了音乐节拍（Music Beat）对实际和感知的就餐时间、支出餐费的影响。结果显示：当播放慢速音乐时，英国消费者就餐的时间要比播放快速音乐长得多，并且慢的节拍增加了消费者在餐馆里的饮食消费。

根据上述统计分析，本人试得出以下结论：

1.听觉识别在企业文化的建设中一直处于弱势的地位，现在情况有所好转。听觉识别的研究出现在近10年内，尤其是近5年来，作为企业文化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越来越受到各界学者的重视。

2.主题域方面，广告音乐对品牌塑造的研究是热点。

3.在对国外文献的研究过程中，本人发现国外学者大多会从访谈与实验的可操作层面来剖析声音的内涵，用第一手资料来把握其动向。

4.在对品牌听觉识别的现状及愿景研究中，多以IT行业及餐饮行业的知名品牌案例研究居多。

5.当今，美澳学者对听觉识别的研究独占鳌头。然而，纵观国内外，听觉识别尚未形成鲜明体系，其前景不可估量。

从实际意义上来讲，听觉识别的建立有利于重建企业文化，增强产品竞争力，并且有利于企业的多元化、国际化经营，对于企业来说则可以更加容易获得消费者的认可。最后借用哲学家叔本华的话：声音是对整个世界的‘摹仿’，是世界的‘副本’――这一事实的真实性极其深刻、无可置疑，而且着实令人惊讶：每个人都能在瞬息之间领会到它。

参考文献：

[1] 约翰•布朗.音乐声学[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

[2] 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

第6篇

议论文写作的艺术性首先表现在“破题”上。不同的议论文，观点解读的内容与方式不一。议论文讲究“破题”，然后再呈现观点。“破题”一般在作文之首，是最吸引老师的地方。中高考作文中，考生提出自己的观点要讲究艺术性，而最大的艺术便在“破题”上，要把“破题”过程清晰地展示出来。只有这样，才能把老师的“眼球”给吸引住。对于我们常写的故事材料来说，论点往往就是起于材料中的一个词或者感受时想到的一个词。当我们基于材料生成这个词语时，一定要非常珍惜。举例来说：我的外公，从前会偷东西。母亲说，“有一天，他去别人菜园偷菜，被菜园主人看见了。可是，那主人看见了，转身就走。”母亲说，外公以为那人要告官，连忙追去。不料那人进了自家的门，还把门关上。外公想想，上去敲门。门开了。外公说“：我被你看见了。”那人说“：看见什么？我今天连门都没出。”外公说“：是被你看见了，偷你的菜。”外公还说“：我现在没法做人了。”那人笑道：“你说什么话。咱们是邻居，你想知道我的菜为啥长得漂亮，尽管问。我那菜，好看，也好吃。信不？你先尝尝。”说着，真去天井边的悬篮里抱出两棵菜，硬是塞到外公手里。后来，外公成为邻里众誉的人。“外公偷菜”的故事，考生阅读后生成了这样一些词语：宽恕、宽容、自尊、改过、智慧、艺术等。在论点的呈现上，我们怎样走向艺术性？一位同学这样起笔“：邻居真让人意外，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恕’———谅解、同情、理解，还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宽’———宽厚、宽怀。那‘两棵菜’，才真正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宽恕’；外公的变化，才真正让我明白了‘宽恕’的力量。”显然，这位同学对“宽恕”的理解，就非常“珍惜”。他不只是从材料中简单地看到了“宽恕”这个词，他还看到了其中的“宽”的重要性。所以，他在行文时把“宽恕”拆分为“恕+宽”，然后通过解释词语的方式呈现观点，这就是新颖的、艺术的观点呈现。议论写作的艺术性首先表现在这里。再如对于“谦虚”这个词来说，当我们把“谦虚”拆分为“谦+虚”，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谦”的内涵———谦逊、逊让、恭顺、放低姿态，就会看到“虚”的内涵———虚心、虚怀、空旷、辽阔、恭敬。有了“谦”的态度，有了“虚”的空间，这“谦虚”便是巨大的接纳、容纳的态度与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谦虚”才会使人充实、饱满、进步。我在阅卷时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议论文就是词语解释与分析的艺术。考生的许多阐述多方论证，目的就是弄清一个词语的意思，弄清一个词语的精神内涵。或者反过来说，就是围绕一个词语在思考道理、思考生活、思考世界。所以，学生一番努力，就是为了搞懂一个词语的存在状态，就像人的存在一样———或者漂泊，或者停留，或者呐喊，或者静寂。

论证过程中，观点的论证是讲究领域性的。也就是说，中高考议论文的写作都是在某个领域中展开论证的，范围不要太大。一旦大了，审美性、艺术性就下降了。古人讲究“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崇尚“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意境美，更主张“方寸之间自有天地”。因此，让议论的领域更小一些，让论证的思路更曲折一些，论证的艺术性就会慢慢地显现了。从曲折艺术上看，议论文似乎不存在环境、情节艺术，但换一种思路看，议论的领域、思路的设计其实与记叙环境、情节设计艺术一样。文似看山不喜平，议论领域、议论思路也讲究“曲径通幽”。我们看下面这个材料作文：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出席诺贝尔颁奖典礼，用中了题为“青蒿素：中国传统医学献给世界的礼物”的演讲。在演讲的最后，她说：“我想与各位分享一首我国唐代有名的诗篇，王之涣所写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请各位有机会时更上一层楼，去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发现蕴含于传统中医药中的宝藏！”一位考生的观点生成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模拟考试中，阅读这个材料之后，他产生的感受是“谦虚”“进取”“向上“”境界”等。最终，他以“谦虚”为关键词生成这样的感受：“谦虚使人进步，使人更上一层楼。”当他弄清了“更上一层楼”中的理趣内涵以后，他认为，要“更上一层楼”，谦虚是基础，而能够“更上一层楼”的人，多多少少有谦虚的品质。于是，提出自己的观点———“谦虚使人更上一层楼”。当然屠呦呦的这个材料还可以从词语解释入手，可以从引用名言入手，可以从引用事例入手，可以从道理分析入手，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出自己的观点。但关键是要看清楚这个材料里的道理。屠呦呦为什么引用王之涣所写的《登鹳雀楼》？一方面是表达自己要“更上一层楼”，另一方面也是激励青年人“更上一层楼”。这样才能“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发现蕴含于传统中医药中的宝藏”。从这个层面看“，谦虚”就是最核心、最关键的因子。而“谦虚使人更上一层楼”则是贴切的立意。观点的提出还是为了更好地展开艺术性的论证。写作的过程就是从道理与事例上组织证明，让“读者信服”———“谦虚使人更上一层楼”。但是要放在哪个领域证明？议论文是要讲究论证的艺术性，而决定论证艺术恰当与否是由材料说了算的。当“谦虚使人更上一层楼”这个观点提出以后，这位考生选择在文学艺术领域开展论证，用文学艺术上的杰出人物的经历来证明这个观点是对的。事实上，这是聪明的设计，因为即使“谦虚使人更上一层楼”是正确的观点，也只是在某一领域内可以证明它是对的，而在另一领域这个观点很有可能就不是十分正确的。因此，所谓的证明，只是在有限的条件下来证明。也就是说，真理是具有相对性的，“谦虚使人更上一层楼”的材料选择领域也是这样。

论证层次的厚度与方法的丰富，影响着议论艺术的评判。因此，我们追求有层次的论证，我们讲究有方法变化的论证。当我们把“谦虚使人更上一层楼”放在文学艺术领域论证，我们可以开展所谓的“死亡论证”，即放眼历史领域，放眼历史上的文学人物，来思考“谦虚使人更上一层楼”的合理性、普遍性。在“死亡论证”中，我们可以选择下面的例子：唐代白居易、现代。他们身上都有“谦虚使人更上一层楼”的因子———白居易写诗常问老妪的事例，可以证明与他的诗歌水平的提升有关联；写词请教柳亚子的事例和他的谦虚名言，也可以建构“谦虚使人更上一层楼”的关联。之后，我们可以用这两个文学领域中的故去的名人，组织开展正面论证，回答为什么“谦虚使人更上一层楼”。为什么要选择“死亡论证”？因为故去的名人已盖棺定论了，他们的事迹经过历史的洗涤，更加经典，更有说服力。当然“社会论证”也非常重要。所谓“社会论证”，就是用当下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事例来论证，以增强社会现实性，开阔论证的视野。事实上，对于“谦虚使人更上一层楼”的论证来说，如果只开展“死亡论证”这一层次的论证，还是比较单调的，论证思路没有什么曲折性、层次性。有时，我们需要“社会论证”，比如从反面思考一下“谦虚使人更上一层楼”，寻找一些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反面的事例、教训来证明“谦虚使人进步”的可信性。这样的“社会论证”，就使得论证视野更加开阔。比如，我们从当下作家、艺术家的“不谦虚”“太张扬”“太功利“”自我推销”方面寻找社会材料以反面排比的方式呈现事例，然后紧扣论点分析论证，这样与“死亡论证”上下对比，视野就比较开阔，论证思路就有了所谓的“纵深”。在开展“社会论证”时要注意材料与中心观点的相似性。围绕“谦虚使人更上一层楼”，一位同学用“克星”———台湾歌手黄安的例子论证。他这样写道：黄安因多次举报“”分子而被台湾音乐工作者杨缅因反质疑为“”分子、“卧底”。杨缅因说《新鸳鸯蝴蝶梦》中的“昨日像那东流水”就是“”思考。而黄安丝毫不谦虚地反驳：那写过“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的李白也是“”分子咯？荒谬!可见，谦虚也要讲究场合。这里作者列举黄安反击杨缅因的例子来“辩证”论证“谦虚使人更上一层楼”，有些“沾不上边”。“谦虚使人更上一层楼”需要的是如何凭借“谦虚”便“更上一层楼”来论证，而不是仅仅点到了“丝毫不谦虚”这个短语就能论证的。

第7篇

关键词：云南；高校图书； 特色文献资源；建设开发

中图分类号：CT2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3-0116-04

随着当代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已进入了信息化时代。电子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不仅为人们的信息传递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为图书文献资源信息的储存、传输、共享创了条件。怎样充分利用电子信息这一科学技术手段开发高校图书文献资源，促进高校图书文献资源信息化建设，并建立起各具特色的电子信息图书文献资源，是处于相对落后的云南高校图书馆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认真研究这一问题，对促进云南高校图书馆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云南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的特色优势

截至2013年，云南共有59所高校，各高校都建有图书馆，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昆明理工大学等几家图书馆藏书较为丰富，藏书达到150万册以上，大多数高校图书馆藏书在50万册左右，小的只有10多万册。尽管云南的高校图书馆藏书规模相对较小，但颇具文献资源特色。

（一）得天独厚的馆藏文献优势

云南各高校图书馆经多年的文献资源建设，已形成独具特色的收藏体系，拥有得天独厚的馆藏文献优势。历代珍稀历史文献、地方民族文献以及相应的生物、矿产、水电开发、旅游资源等文献收藏数量多，极富地方特色。如：云南大学图书馆以生物生态学、历史学、民族学及地方少数民族资料为收藏重点，并珍藏有2000余种民国时期报刊。昆明理工大学图书馆已形成以理工为特色的多学科、多层次、多类型的专业文献资源体系，被国家有关部门确定为西南地区有色金属专业文献信息中心。云南民族大学图书馆的特色文献包括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地方文献、民族古籍。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时期西南联大研究文献是其特色馆藏。云南农业大学图书馆以农业和生物科学文献为收藏重点。西南林业大学图书馆在林业科学、生态旅游等领域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专业文献保障体系。云南艺术学院民族艺术资料中心拥有丰富的艺术文献资源，其中民族民间艺术资料颇丰，在全国各类图书馆中也较为突出。红河学院图书馆在收集哈尼族文献资源方面狠下功夫，也独具匠心，成为我国馆藏哈尼族文献最多的图书馆。大理学院拥有一定数量的南诏大理地方文化研究资料和民族医药文献。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藏有我国最多的“贝叶经”和傣医药文献资料。临沧师专图书馆藏有丰富的佤族文献资料等。一个独具特色，初具规模的云南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料特色优势已经显现。

（二）云南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特色优势的作用

尽管云南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特色优势开发利用还不够充分，但其优势作用已经初步显现。一是与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促进了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大理学院、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等图书馆的生物生态学、有色金属、民族医药文献资源，为促进云南的生物产业、冶金产业、民族医药产业等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二是我省各高校的民族文献特色资源有力地证明和推动了云南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进步的历史。三是促进了高校的学科建设。云南大学的人类学民族学获得教育部一级学科并在全国高校该学科建设中排名第一，云师大的西南联大研究在全国独树一帜，昆明理工大学的矿冶专业在全国各高校赫赫有名等等，这些都与云南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特色优势发挥的作用分不开。

（三）有待解决的问题

云南高校图书馆文献收藏不仅各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展示了云南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料收藏与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多元性特征，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图书资源收藏规模小、散，资源开发信息化程度不高，信息共享和图书文献资源的充分利用不够，特色突出，但整合不够，系统开发不足，文献资源信息化开发和管理科技人才严重短缺，开发能力差，开发与保护方面做得不到位。二是与地方档案馆和高校图书馆特色文献资源信息共享做得不够。云南省图书馆藏有几百万册图书，其中孤本、善本等特殊资源比较丰富，云南省档案馆收藏的历史文献资料有的是各高校所不具有的，州市图书馆也藏有许多具有地方及民族特色的文献资料，但开发不足，与高校文献共享方面做得并不到位。由于不能共享，导致高校的特色图书资源丰富性优势显现不充分，实力还显单薄。三是收集特色文献资料力度不够。由于受到经费的限制，民间还散落着许多特色文献资料没有得到收集和保护。特别是有的资料还要到国外收集，如：云南的傣族、哈尼族、佤族、景颇族等都是跨境而居的民族，其独具民族特色的文献资料在国外还保存有许多，有的是散落在民间，有待我们进一步收集整理，以丰富云南省高校图书馆的特色文献资料。

二、联合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

文献信息资源收藏体系（一）重视纸质文献收藏

特色化文献是地方高校图书馆资源的根本优势所在，是文献信息服务的基本保障，也是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基础。地方高校的教学和科研与当地经济文化建设密切相关，在每年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输送大量人才的同时，产生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成果，形成富有地方特色的文献资料，学校对教学科研的文献信息需求也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各高校图书馆继承和发扬传统，在原有文献资源建设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扬长避短，利用学校所在地的地理优势及资料收集的便利性，采取相应措施继续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文献资源收藏体系。加强收集反映当地历史沿革、文化源流、民俗风情、民族文化、自然资源的文献研究资料。结合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并以学校的优势学科为导向发展特色馆藏，采取经费倾斜的政策，加大对优势学科的实体文献购置。本地域各高校图书馆之间相互协调，联合采购文献资料，发挥各学校的学科优势，突出各校特点，走资源共建共享道路，共同建造有地方特色的文献资源共享体系。

注重特殊文献资料的收集，包括本校学位论文、内部刊物、调查资料、会议文献等，比如：西双版纳州政府与云南大学联合举办了三届全国贝叶文化研讨会，其会议文献是研究傣族历史文化不可缺少的资料。2009年7月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在昆明召开，有大量的会议文献资料产生，每年有许多国际会议在云南各高校召开。收集会议的文献资料是一种补充特殊馆藏的良好途径，同时也为文献资源的数字化建设准备实体资料。各高校的专家学者著述和收藏颇丰，收藏其赠书也是一种补充特殊馆藏的良好途径，如云南大学图书馆文库保存的方国瑜教授赠书，其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都很高。

（二）加强电子信息资源建设

在建设馆藏纸质资源的同时，需要加强电子信息资源建设，丰富文献信息资源的种类和数量。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数量剧增。云南地区各高校图书馆由于规模大小不同，投入电子资源建设的经费多少不一，所采购数据库的数量有很大差别。如昆明理工大学图书馆的电子信息资源建设包括：各种中文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文电子图书系统、外文全文数据库、外文文摘库、博硕学位论文和会议论文库、专题库和综合库、视听资源及大量的免费资源库和推荐资源库。相比之下，各地师范专科学校图书馆的电子信息资源建设就比较少。以一馆之力提供用户所需的文献信息资料是不现实的。应该树立共同发展的理念，走联合发展道路。本地域的大学图书馆联合起来，进行电子信息资源联合采购，降低单个图书馆的采购成本。同时建立起共建共享信息协作网络，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促进电子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建立联合书目数据库，互通馆藏信息。并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资源数量大、检索方便快捷等特点，收集相关的网络信息资源，建立相应的学科资源导航库，以满足学校教学科研的需求。

三、联合开发各高校的特色文献资源

（一）建设特色数据库

现阶段各高校图书馆基本都自建了馆藏书目数据库，有条件的高校馆还建立了本校的博硕学位论文库，并将部分特殊馆藏进行了数字化处理。云南大学图书馆把珍藏的民国时期报刊和一部分利用率较高的图书数字化，到目前为止，自建的书库中书刊已达上千种，用户可在校园网上查获全文，深受用户好评。但各高校建成的特色数据库很少，不能很好地满足学校教学科研需求。高校用户群体有多层次、多学科、个性化、专业化等特点，随着进入网络时代，网络信息资源在其工作和学习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为了解本省省情，掌握学校教学科研的基本情况，学校专业设置和科研动态，图书馆工作人员应深入到各学院了解用户文献信息需求，采用文献借阅统计分析、用户需求问卷调查、座谈会、学术论文文献计量分析、数据库文献下载统计、网络信息交流等方法。深入了解并分析不同层次和不同学科用户的文献信息需求，掌握用户的文献信息需求的规律和特点，以此为依据，有针对性地开发文献资源，进行特色数据库的建设。

充分发挥云南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的作用，根据本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制定文献资源开发规划，联合开发各馆所收藏的文献资料，提高其利用率，筹集资金，组织人力物力，以学校教学科研为导向，本馆资源为主体，与其他图书馆加强横向联系和信息交流，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和已积累的大量文献资料，挖掘各图书馆的特色资源，建立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专题文献数据库，以发挥当地文献资源优势。比如：建设云南特有的15个少数民族专题研究数据库[1]（P45～47）、云南生物资源、水电能源、旅游资源、矿产资源开发、云南高原湖泊环境治理保护、国际河流跨境资源环境研究等专题数据库，上网提供服务。既能使有限的资源经开发后发挥最大效用，又可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共建共享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建立学科机构库

机构库（Institutional Repository）是开放存取运动中推荐并发展起来的一种学术资源整合和服务方式。机构库收集、保存本校学术资源，如期刊论文、电子预印本、学位论文、图书或其章节、技术报告、实验数据、会议记录、教学课件、计算机软件、学习资料等。能够全面、系统、持续地反映学校的教学科研成果，促进学术交流。方便用户查阅资料，改变传统学术出版造成的学术出版通过商业出版，再由用户付费购买的状况，节约经费，有效应对学术危机。早在2004年吴建中教授就指出：机构库是指收集并保存单个或数个大学共同体知识资源的知识库，在学术交流体系改革的诸要素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即扩大对研究资源的存取能力，重申学术机构对学术的控制力，增强竞争力，减少杂志的垄断性，提高经济自救力和与各类机构及图书馆之间的关联性等。未来的图书馆不仅要整合信息资源，而且要整合各类知识资源，如大学、研究机构以及实验室形成的知识资源，因此，机构库对图书馆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图书馆只有采取积极的姿态，迎接挑战，与时俱进，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完成自己的使命。[2]（P5～8）

大学机构知识库可成为图书馆最有特色的数字化学术资源，在现代信息网络环境下，顺应潮流构建机构知识库对于大学图书馆是一种新的发展机遇，高校图书馆系统应该充分利用各校的教学科研成果优势建立学科机构库。以云南大学为例，民族学的教学与研究有优良的传统和深厚的基础，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先驱杨成志、吴文藻就在云南大学从事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后经几代民族学家八十余年的努力，该校的民族学研究在国内外达先进水平，成为民族学和人类学在中国西南的重要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生态学与微生物学是云南大学的另一优势学科，多年来教学科研人员在科学研究、应用技术开发推广和人才培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为承担国家和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的研究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为开发利用云南生物资源和经济建设发展服务。这些学科经多年的建设发展，积累了大量的教学科研成果，为机构库的建设贮备了丰厚的资源。其他高校也同样存储了各具特色的建库资源。目前国外的大学机构库的建设发展十分迅速，已研发出成熟的建库软件、建库模式和管理模式，我国的机构库建设也处于起步阶段。云南各高校图书馆经过多年建设发展，硬件设施齐全，资源组织能力较强，并有建库的人员和技术支持，具备了良好的建库基础，云南地区高校学科机构库的建设可借鉴台湾地区机构库采用的“分散建置，集中呈现”模式[3]（P63～66），只要积极开展学科机构库的建设，一定会有成果产生。

（三）注重电子信息人才培养，加强国际国内及省内各高校图书馆之间的交流

云南是多民族省份，是全国多民族和谐共生的典范。云南独有的2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字符号、文化资源等，怎样将其转化为图书文献资源并建立数据库，做到各高校资源共享，是一个需要攻克的技术难题。不能做到特色文献资源信息化、数字化，对于交通不便的云南各高校来说，要做到资源共享就是一句空话。所以，加强把少数民族特色文献资源和各高校馆藏的图书文献资源转化为可共享的电子信息资源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应注重培养图书资源信息化管理技术人才，着力培养一批研发、传播、应用管理人才，在浩瀚的图书资源海洋中能用最短时间收集到所需要的文献资料信息，国外已有成熟的技术。怎样将国外成熟技术学习和嫁接到云南的图书管理上，我们需要培养应用型的图书文献资源电子信息管理人才，在这方面，云南大学已经做出了探索，如：派图书管理员到印度等民族图书文献资源开发做得好的高校交流学习，培养自己的现代电子信息图书管理人才，借鉴其先进经验并应用到自身的图书馆建设上，这是值得推广的经验。

要重视与国内特色图书文献资源开发研究做得好的高校图书馆加强交流。我国新疆大学图书馆馆藏的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文献、北方民族大学图书馆馆藏的“回族学”和“西夏学”、兰州大学馆藏的“敦煌学”、高校图书馆馆藏的“藏学”等民族特色学科文献资源的开发和建设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要充分利用西部大开发和西部区域论坛等平台，加强与上述高校的交流学习与合作，借鉴先进经验培养一批独具云南特色的高校图书文献资源现代管理人才。

建立起云南省高校特色图书馆资源开发应用的组织机构，成立云南省高校图书馆特色资源研究会，通过研究会来整合各高校的特色图书资源，并交流信息，互通有无，推广成功经验，促进云南省内各高校图书馆特色文献资源共享。

[参考文献][1]昌建纳.傣族文献资源开发的思考[J].图书情报工作，2003，（12）.

第8篇

一、鸟瞰：西方书史研究的基本面貌

《书史导论》的写作目的，用两位作者的话来描述，是“为书史和印刷文化研究提供一个重要的‘罗盘’，使之成为在这一领域从事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们研究当前热点的一个起点和指南”。②通过书中内容的展示，作者像画一幅素描图一样为我们勾勒出了目前西方书史研究的基本面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书史研究关注的是些什么问题和领域、运用了怎样的视角和方法、形成了哪些理论成果，直至作为一门学科其内涵和外延的基本界定。

《书史导论》共分七章，各章基本内容如下：

第一章“书史理论”，介绍了20世纪西方书史研究的主要理论，包括“新目录”学派的观点、麦肯锡的“文本社会学”、法国年鉴学派的“书史”运动、达恩顿的“交流圈”（或译“传播循环模式”）、亚当斯和巴克的“生平-著述意义上的交流圈”、麦克盖恩的“文本的社会化”观点等。此外，还包括其他学科视角下与书史研究相关的理论，例如媒介环境学派（尤其是马歇尔·麦克卢汉、沃尔特·翁、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的媒介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场域论”、沃尔夫冈·伊瑟尔的读者反应理论以及罗兰·巴尔特和米歇尔·福柯的后结构主义文论等。

第二章“从口头到书面”，考察了人类交流从口头话语模式到书写话语模式的重大转化，以及书写发展、普及起来后，其与权力的关系。

第三章“印刷的诞生”，按编年史的方式介绍了印刷书生产与发行的历史概貌，及其与西欧重大历史事件——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的关系。

第四章“作者、作者身份与权威”，聚焦于印刷术出现以来作者身份的历史变迁，以及支撑作者创作活动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第五章“印刷商、书商、出版商、”，关注的是书籍流通过程中各类参与者的行为和结果，包括他们如何推动出版商业模式的变化，如何向世界各地输出印刷传播方式，如何扮演文化把关的角色等。

第六章“读者与阅读”，探讨了书史研究中“被忽略的环节”——读者，概述了西方阅读的历史，并在对阅读属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既将阅读定义为一种读者从文本中创造意义的个人解释行为，也定义为一种独特的社会行为”。

第七章“书籍的未来”，列举了塑造和影响书籍未来的因素，主要包括技术革命、全球化资本、读者数量的变化以及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角色。

二、管窥：西方书史研究的演变过程

西方书史研究的理论视角是十分多元的，形成的理论成果也十分丰富。这里，笔者仅以最具方法自觉意识的“书史理论”为例，管窥西方书史研究的演变过程。有心的读者会留意到，这既是一个相关理论不断发明的过程，也是一个研究路径与方法的找寻过程，更是一个学科成长、规范终至成熟的过程。

西方书史研究始于20世纪初人们产生的对书籍进行分类、整理、考据的兴趣，最早从事这项工作的是一些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和文献学家。他们本着“去伪存真”的科学精神，强调关注书籍的制作、流传过程，目的在于清除其中的“异变”和“污染”，努力还原文本的初始状态和作者的真实意图。以格雷格和鲍尔斯为代表的“新目录”学派，更是形成了一套规范的对书籍进行字体、墨色、纸张、印刷等方面“辨伪”工作的方法论工具，力图寻找到文献的“最佳版本”。概括言之，书史研究在这些目录学家看来，就是“关于文学文献的物质传播的科学”。西方书史研究的这种目录学传统在20世纪40—60年代居于统治地位，并首开书史研究之先河。

1969年，麦肯锡发表《思想的印刷者》一文，通过考察英格兰17、18世纪印刷作坊的生产情况，否认了目录学传统对书籍生产确定、可靠、一致的理想化假设，提示了社会生产环境对书籍生产进而对文本意义形成的影响。麦肯锡在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社会史研究取向的基础上，提出了“文本社会学”的概念，提倡关注书籍的文化和社会背景。麦肯锡的贡献是“革命性”的：首先，对文本意义的认识出现了重大变化，“文本社会学”不再认为文本意义乃作者单一意图的产物，而是社会参与各方协作、互动的结果；其次，由于文本意义取决于社会参与各方，所以不仅需要考察参与文本构建的作者、读者、印刷商、销售商、物质对象等各个“角色”（或曰“环节”），而且由于它们都处于某种社会背景之中，因此社会上的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因素也都被纳入进来，从而使书史研究的问题和领域得到了极大扩展。第三，面对如此丰富、繁杂的研究领域，目录学传统那一套“辨伪”方法已无法从容应对，因而必将引入跨学科的研究路径和方法。

随着理论视野的打开，书史研究吸引了很多学科的关注，形成了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却毫不相涉的研究领域。目录学、历史学、知识社会学、文学批评、阅读心理学……各有所属领域，各有所长方法，使得书史研究显得支离破碎。20世纪80年代，美国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试图对书史研究的众多路径加以统合，结束其“跨学科的混战”状态。他认为，书史“想要避免被细琐化为难以索解的专业领域，或被隐晦的方法和彼此的误解搞得割裂、破碎，引入一种整体的观点，将书籍看做一种传播方式看来是有必要的”。③由此出发，达恩顿在借鉴传播学相关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对书籍生产的社会化过程进行分析的普遍模式，即“从作者到出版者、印刷者、贩运者、图书销售商和读者”的“交流圈”（The Communications Circuit）。尽管达恩顿的“交流圈”模型远非完美，后继的研究者也对其进行了诸多修正，但它“尝试在各不相同和彼此竞争的书史研究方案中建立一个共同的基础”的努力，却为书史研究的学科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经过西方书史学家几十年的努力，书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内涵和外延。《书史导论》引用了1998年创刊的《书史》杂志对该研究领域的界定：“书面交流的全部历史——手稿和印刷品以任何媒体形式，包括书籍、报纸、杂志、手稿和一次性印刷品进行的制作、传播和使用……关于作者、出版、印刷、装帧艺术、版权、审查制度、销售和发行、图书馆、读写能力、文学批评、阅读习惯和读者反应的社会、文化与经济史。”也许上述界定还是显得过于宽泛和模糊，但考虑到书史研究的特殊性，以及20世纪西方学术呈现的跨学科倾向（在史学领域突出表现为“问题史学”意识凸显），这种宽泛性和模糊性也许恰好保证了书史研究的开放性，而成为一种优点。

三、镜鉴：西方书史研究的启示意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将西方书史研究介绍进入我国，还是希望它能够发挥启示作用，推动我国相关研究的开展。在笔者看来，这种启示作用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对象。书史，英文为book history、history of books或history of the book，法文为histoire du livre，德文为Geschichte des Buchwesens，因此书史研究即是围绕“book”、“livre”、“Buch”的历史展开的研究，研究对象是作为物品形式的书。在我国，“书史”这一名称虽然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已出现，但似乎并不普及，与之相似的研究领域我国学界习惯称为“编辑出版史”（history of editing and publishing），单就字面来看，研究对象是一种行为——编辑出版活动。其实，这种研究对象的差异表面看仅仅是名称、叫法的不同，背后体现的实则是研究观念的分殊。

第二，研究观念。当前西方书史研究越来越多地将书籍理解为一种媒介（mediation）、一种传播的手段，我们可以称之为“书籍的媒介观”④，它自麦肯锡推动书史研究的“哥白尼革命”、达恩顿提出“交流圈”模式之后，日益成为研究者的共识。与书史研究的目录学传统将书籍视为文本意义的载体（可以称之为“书籍的文本观”）不同，“书籍的媒介观”认为文本的意义是在传播过程中建构起来的，由此“摒弃了印刷品仅仅是作者文字的体现的观点，表明了影响文本流传的诸多因素”。比如，这一观念指导下的书史研究既要关注编辑出版等“编码”行为，也要关注受众阅读等“解码”行为；既要考察个人阅读的微观效果，也要考察社会传播的宏观效果。由此出发，书史的研究目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都随之而变。

第三，研究目的。西方书史研究在“书籍的媒介观”认知基础上，逐渐舍弃了目录学传统恢复文本确切意义的研究目的，转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理解文本的定位（“文本社会学”和“文本的社会化”都以此为旨归），并进而深入探讨书籍作为一种传播、交流手段（横向散布与纵向流传）在人类社会结构中产生的影响。例如，书籍的形式与人类思维方式的关系，与作者身份相关的问题，书籍如何扮演建立权威和挑战权威的角色，书籍在阅读共同体、认知共同体甚至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书籍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如何参与到社会分层之中，等等。

第四，研究路径和方法。“书籍的媒介观”对书史研究路径的选择和研究方法的采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媒介兼具物质性和精神性，因此书史研究势必既要探讨书籍形态、制作工艺、版本样式等物质层面的问题，也要审视文化生产、观念形成等精神层面的问题。前者代表如传统目录学的研究路径，后者代表如新文化史的研究路径。其次，媒介的基本属性是“传播”，而根据传播学中经典的拉斯维尔“5W”模式，它必须回答“谁”（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这就要求书史研究不能执守一端，应照顾到传播过程的各个环节和方面。例如，语言学、符号学路径擅长回答“说什么”的问题，发行史、贩卖史路径更多关注“通过什么渠道”的问题，阅读史、受众研究路径致力于探讨“对谁说”和“取得什么效果”的问题。最后，传播行为总是带有社会性质的（尤其是像印刷书这种大众传播媒介），因此有必要将书籍传播的历史放置在社会宏观背景下加以考察，这为各个学科涉足书史研究提供了依据，也为书史研究带来了多元路径、多种方法的学术滋养。

第五，研究范式。将上述研究对象、研究观念、研究目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综合起来，我们可以将它们概括为一种研究范式（Research Paradigm），借用上文提到的《书史》杂志给出的界定，也许可以把这种西方书史研究的范式描述为“社会—文化—经济史”范式。其实，我国学界对书史领域的研究也有自己的范式，它“从一开始就植根于中国深厚的版本目录学传统，近百年来的发展基本延续了叶德辉等人开创的学术理路，注重对与书籍本身紧密相关的形态、版本、内容和书籍编纂史、出版史的研究”。⑤这一范式受中国传统学术的濡染和熏陶，在考证、训诂方面有着突出的优点，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视野狭隘、片面孤立、解释力不足等问题，这样，借鉴西方书史研究的范式就似乎很有必要了。

其实，学术的繁荣从来就离不开彼此之间的交流、借鉴，从这点来看，以书籍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借助于书籍本身的出版、翻译来实现交流，恰恰使书籍作为一种交流媒介的观念和价值得到了充分而又绝妙的体现。

（李唯梁，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编辑、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

注释：

例如罗伯特·达恩顿的《启蒙运动的生意：出版史》，费夫贺、马尔坦合著的《印刷书的诞生》，韩琦、米盖拉合编的《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周绍明的《书籍的社会史：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理查德·谢尔的《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罗杰·夏蒂埃的《书籍的秩序》等。

[英]戴维·芬克尔斯坦，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书史导论[M]. 何朝日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19.

Darnton， R.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EB/OL]. http：//dash.harvard.edu/bitstream/handle/1/3403038/darnton_historybooks.pdf？sequence=2

第9篇

关键词:网络文化;话语权;文化寻根诗之写生;网络语言;平民视域

互联网的出现，全球文化完成了一场范式转变，网络文化也应时而生。网络文化集文字、声音、影像、动画于一身，具有受众自主性、传播无界性、传递交互性、传输多样性等基本特点，是一个兼融并蓄的文化容器。由此，人们既可在“信息超市”各取所需，又能大展自身才华，呈现出创作与欣赏互动交流的新格局，从而为文字传播和全球化文化交流开启了一页新窗。

一、话语权的民间回归

（一）民众作者的多样化。网络文化是人类社会“自为的生命存在”。“作家”即民众，民众即“作家”，将创作、传播、欣赏与批评建立在平等宽容、开放透明的大众话语平台上，以吾手写本心。原始的欲动、碎细的美味、草根的自娱自乐、精英艺术的扩张力，文化与人文的精神交流，越过了浅显的表象认知模式，实现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双级互动。学术界预言，以知识经济、虚拟经济和网络经济为标志的网络文化，使现代传媒步入平民化时代。

（二）网络创作的生命力体现。网络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范式，几乎一夜间就催生了博客、播客等一大批媒体表现形式，实现了均分平等性、即时交互性和动态创新性。（1）网络创作的均分平等性。网民话语权平民化，在勾勒诗意人生的同时接纳社会读者的检验。网文即写即发，遍地花开，也刺激了他们的创造力。（2）网络创作的即时交互性。一般网民同时担着写者与读者双重身份，他们在即写即品中完成民意表达与沟通，最短时间内实现了创作和反馈的双重增值，为网络文学的普及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网络文化论坛是永不散场的文学创作课堂，东晋王羲之等42人的兰亭雅集雅和之佳话便是这一直面双赢活动的典范。（3）文化参与的隐匿性。网络文化参与主体与传统文化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身份的不确定性。在点对点、点对面的交流中，没有总统、明星和平民之分，彼此间的交流绝对平等。

二、平民视角下的文化寻根

创作自由的无限，良性互动的有序，网络文字爆炸式的增长，使网络文化园地出现百花竞放局面。国计民生、社会人文、校园之恋等多元主题并存，岸芷汀兰的闺情相思、沉郁悲悯的人文情怀及平民视角的文化寻根，尤其显著。譬如，布履天涯就是位追踪浪漫文明，钟情于平民况味的“游学”者。他以平民视角返观生活，将风俗与历史，地域文化与生命拷问交叠，由足下步履衍生出多向纬度的思考，柔软的感性抒情里蕴涵着老辣劲道的人文哲思。《徽派民居》里马头墙上挑起的飞檐，散出“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封闭与退守；越过泰山的壮美与巍峨，与五月里怒放的迎春花对视，体悟到童贞般的纯净之美；板桥故里，几蓬瘦竹之本真疏致是被捉住的板桥人文骨气；龙山黑陶酒杯里掩着的一段段酒文化；漳浦赵家堡氏族荣衰史里盛不住的悲悯情殇……或剪辑或重组，鲜活的地域风情，深邃的文化内涵，苍凉的历史记忆，一幅幅富有张力的水墨画便渐次被掀开。它们是对业已消逝或趋于消失的历史文化的拾掇与挽留，也是平实人生最原味的“记录片”。

三、底层书写的暖意

泱泱诗国，从《诗经》到《楚辞》，从唐诗宋词到元曲，璀璨夺目的文化养料，铸就了民族精神气，净化着中华儿女的魂灵。扫描当今网坛，单以“诗歌”命名的网站，比如“中国诗歌网”、“西域诗歌”、“中国左岸诗社”等就竞放着诗坛之花。

拟古诗《雪梨花》“晓起不闻鸡犬鸣，但觉山路车过声。睡眼惺忪识不破，疑是四月雪满庭”，素简的旁白，奇巧的妙喻，轻盈的语速里有着慵懒的忧郁，活画了一副不觉晓的原生态闲适景，但这一和谐愿景的音符却被现代文明的车鸣声惊碎了。

诗言志，诗是灵之动。“我爱诗，因为诗是我的心灵之动。”（《诗之论——诗，没有写生》）正是灵之动叩响了心音，供给读者自由翱翔的张力磁域，彰显出生命诗学的人性光环，从而感动了众生。杨晓民说，“在转身的刹那，我发现诗歌还在感动着自己。”（《中国当代青年诗人诗选》）。

蒋述卓先生认为：“底层意识是一个形象的概括，如果按照写作者分，则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己不是社会底层至少可以说是中等阶层或知识分子写作者体现出来的底层意识……；”中国左岸诗者的底层书写，属于前者。他们的诗作，有对雪灾的拷问，有对汶川地震的同情，魂散川江五月雨的满眼伤，六月归来不写诗的断肠……这些诗词直面众相，对社会各层级人物进行现实写生，真实再现了农民工的生命体验和人性挣扎。可以毫不夸饰的说，他们是一群以写诗歌为唯一爱好、唯一享受的真正意义上的诗者。

也许，正是他们切近生命的人文关怀和动感诗情，来自于底层书写的暖意——诗之写生，成就着网络诗坛的繁荣，从根本上改变着平民生活，也改变着人类写诗、读诗的方式。四、大众流行语——网络语言大拼盘。根据拉康的观点，象征域（语言）是大写他者王法的国度。在大写他者无处不在的法威之下，主体依旧能够建构一个不是我，但却比我更重要的主体之我。文明延续到现代，文学载道和代言功能渐被消解，取而代之的网络语言则成了信息时代的宠儿。

网络语言以英文字母、数字谐音和符号标识组接而成，具有简约新奇，幽默风趣等特点，且易复制、戏仿，颇得新生代的亲睐。如“很S”形容说话拐弯抹角，留言叫“灌水”，“尴尬”被说成“监介”，除了认识便利，有纯为刺激视觉感官而炮制的语言符号，也有生造的“典故”，如新近流行的“很黄很暴力”、“很傻很天真”、“我是来做俯卧撑的”……网络语言为网络文化架起了通俗化、生活化的桥梁，焕出了特异的文化意趣。

网络专家天马视点认为，对于网络语言泛滥现象大可不必“倒”（大惊小怪）。借用一双慧眼，确立“品位”意识和“规范度”意识，力顶（支持）简朴老成与萧散闲逸并存的平面化活文字，让具有生命力的新词融入汉语词汇，提升表达强度和丰富性，铺陈一个平等宽容、开放透明的大众话语新格局。

四、网络文化是一柄双刃剑

网络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越来越强地渗透到文化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带动了中国文学新的繁荣，也推进了全球文化的转型与跃升。然而，网络文化又是一柄双刃剑。朱大可称，“我痛切地感受到中国诗歌、中国文化都面临着一种危机，民众在获得话语权之后产生了‘广场效应’，大量话语泡沫淹没了文化宝石……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精神面临严重退化……”。不可否认，基于作者成分的繁杂，专业话语的缺席，网络作品良莠并存，加剧了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强化了民族文化间博弈的同质性，文化边缘化的态势已不容忽视。

网络文化要葆有生命力，既要倡导“自由表达”、“独立思考”、“宽容博爱”的人文环境，还有待进行一些网络文化管理的改良。第一，规范网络文化管理法规，完善网络文化建设管理体制。文明办网，弥补法律真空，同时利用各种渠道宣传法律法规，把互联网站建设成为传播优秀文化的和谐家园。第二，健全网络舆情引导机制，净化网络文化市场。把住网络舆论的话语权，严格执行网站市场准入制度，积极营造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的良好舆论氛围，营造健康文明的网络文化环境。第三，制订行业规范，强化行业自律。每一位网民应树立自觉的公平竞争意识，自觉维护主流思想，督促网络文化信息服务，共同构筑网络诚信。

如果网络文化能以开放的眼光吸收西方文化，并不断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提炼内在的文化心性和良好的精神风骨，那么，网络文化就能融纳全球社会的新生态，弘扬民族文化，有效调节网民趣味，满足大众审美化和生活审美化，真正实现精神需求的经济升级。

参考文献：